公—利 兩難全？

「起初，神創造天地。」「神看見自己所造的一切的確非常美好！」（創一1、31《環球聖經譯本》）

起初，神創造一切都是甚好的。今天，神再看這個世界，又會如何評價呢？

香港政府原本定於2024年4月1日起，實行垃圾徵費（全名：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如今延遲至8月1日才實施。不過，剛過去的4月1日有部分樓宇以「先行先試」的方法處理垃圾，效果如何？可留意傳媒報道。垃圾，如何徵費？現時很多市民仍然不清楚。法例實施後，市民若要棄置垃圾，必須使用在指定的超級市場購買的指定膠袋，收費按每公升而定，分為3至100公升，共9種容量。若有無法放進袋裡的大型垃圾，便要貼上一個劃一價11元的標籤。政府的目的是推動源頭減廢，即是通過用者自付的原則，棄置垃圾愈多，收費愈多，而費用就在購買膠袋之時收取。垃圾愈少，須用的膠袋愈少，費用也會愈少。不過，筆者認為，能有效令香港成為環保之都，鼓勵式教育是十分重要。

梁先生（化名）曾經於「綠在區區」工作，是一名環保分子；育有兩名兒子的他經常教導小孩先把垃圾分類，然後他在空餘時間送到綠在區區回收。他笑稱：「回收後有些少獎勵，然而這少少的獎勵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推動力。當然，政府若能加大宣傳，加大獎勵，效果當然會更加好啦！」雖然他上班很忙，但回家後仍要埋首處理廢物，又要教育下一代廢物分類及減廢等知識，他從不後悔，也不言累。他說：「我認為教育對下一代是很重要的，家庭的教育比政府立法更加有力量。就如我的孩子，他們在常識書已學懂三種顏色的回收桶的用處。若果沒有足夠配套，我走在街上也找不到這三種顏色回收桶的話，即使孩子學了，也只是紙上談兵，實際上做不到，教育及配套兩者不可或缺。」

筆者很同意梁先生的說法，教育及配套是推行環保的重要元素。筆者曾在德國生活，環保已成為德國人的習慣，就算不懂環保的人走入社區，也能立時變成環保分子。在德國，垃圾膠袋是免費提供，市民可以走進政府市政廳索取。筆者初到德國，由於配套充足，又有鄰居教導，已可自動自覺行動。至於，是誰教導我的鄰居呢？他表示，這是一代傳一代的做法。

膠樽、玻璃樽回收
德國在各個超市都有回收機器，專門回收膠樽及玻璃樽。市民買塑膠及玻璃樽的飲料時，要先付大概0.25歐元費用，稱為「押金」( Pfand)。當退回空樽後，回收機便自動列印一張條碼票，等同退回空樽的費用，當再次購物時，掃過條碼便可當現金使用。故此，在德國生活的人，儘管是遊客，都會自動自覺退回空樽。由於每間超市都有回收機器，退款又方便，大大起了鼓勵的作用，增強了參加回收的動力。

此外，德國環保工作成功，也跟一條法例有關。根據Mordor Intelligence市場調查公司發表的調查報告指，在2019至2022年期間，由於德國包裝法的嚴格要求，塑膠包裝的設計必須考慮可回收性及使用回收物料、可再生材料，故此帶動行業的積極性。根據歐盟的指令，到2025年，歐盟一半的塑膠包裝應被回收。報告也預計到了2030年，這個比例會上升到55%；德國比其他歐盟國家行得更快，目標是在2025年，有90%家用塑料包装可回收或可重複使用。他們期望到了2029年，塑膠空瓶的回收率達到90%。[1]

藍綠黃三色桶
德國也有回收三色桶（包括黃、藍、啡），黃色垃圾桶代表回收輕型包裝，即所有非玻璃或紙質包裝（例如塑膠袋、塑膠樽、罐頭等）；藍色桶代表回收紙類（例如紙袋、報紙、紙箱等）；啡色垃圾箱則回收可堆肥的廚房和花園垃圾（例如咖啡、茶渣、蛋殼、樹葉等）。政府在每星期固定的日子安排了垃圾車前往收取不同顏色的垃圾，住戶只須在指定的日子把不同顏色的桶放在路邊，垃圾車便會主動來收集。這個方法方便市民，由於每次有固定收集時間，成為了市民的習慣。

二手市場的流行
德國的二手市場十分流行，筆者曾經以50歐元賣出一部已用了10年的LG電視，也曾以10歐元賣出一部老舊數碼相機。以上的情況，在香港可能乏人問津。筆者收到這些額外零用錢的同時，也驚訝德國的環保文化。德國有很多二手店，如跳蚤市場、慈善商店（如Oxfam）等。筆者最愛瀏覽“EBay kleinanzeigen”的二手網上市場，因為在家便可瀏覽到“zu verschenken”的免費物品，又或把個人不要的物品賣出或送贈。這種循環再用的流行文化，大大減少了垃圾。

德國環保教育
教育也是推動環保的重要一環。德國由幼稚園開始，便教導學童環保意識，讓小朋友身體力行實行分類；而小學一年級學生有一本環保記事冊，記載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環保心得，讓他們更加認識環保。

現今世界，處理垃圾是令人頭痛的問題，香港也不能獨善其身。神創造的美好世界得靠我們每一個人盡力用環保去挽救，然後一代傳一代維持下去，形成一種文化。世界是屬於神的，詩篇第五十篇10至11節記載：「因為樹林中的百獸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雀鳥我都認識，田野的走獸也是屬我。」相信神不希望祂創造的世界受到污染和破壞。聖經沒有明言人們需要環保，因為當時社會的人未有智慧與能力製造破壞大自然的東西，至少當時社會沒有膠袋，不用包裝。在聖經中，土地是十分重要的主題。舊約提到土地的次數多達2,000次，新約則有250次；神給亞伯拉罕46次應許裡，有40次提到土地。可見聖經很著重土地，然而我們在這個時代，不斷地改變土地用途，破壞全球生態，製造更多垃圾，這是神所不願見到的事。[2]

引言
從小到大，筆者從來未曾對左翼思想、自由派產生過愛慕或者興趣，雖然我認同追求社會公義、追求人人平等、反歧視、反壓迫……等價值觀，不過，要實踐這些理想，並不一定需要在左派的框架下進行。筆者對左傾思想有所保留的原因之一是：這種進路將社會現象過度簡化，世界上彷彿只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歧視者和被歧視者、有偏見的人和沒有偏見的人。簡單地說，非黑即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果我不同意或者批評他們的說法、做法，或者事情的結果並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他們便會說持異見者對他們有偏見，甚至歧視他們。弔詭的是，到頭來他們可能會採用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

結果與人口比例不符是歧視嗎？
一直以來，美國自由派人士都抱怨，以人口比例而言，女性和某些少數族裔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領域的代表性嚴重不足。2020年，女性佔所有美國電腦和資訊科學家的20%、工程師的15%、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的13%。在電腦和資訊科學中僅有6%是黑人、在工程方面有4%、在數學和統計學領域則有3%。在以上三個範疇中，西班牙裔分別佔了7%、5%、4%。

自由主義者聲稱這是一個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造成這「不公平」現象的原因包括了偏見與歧視、資源不平等……的確，輕視女性的大男人主義者是存在的，整體來說女性在科學和工程職業中只佔少數，但在某些科學領域，女性卻是佔主導地位，例如在生命科學中女性的比例高踞58%。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少數族裔在STEM的代表性都偏低，亞洲人只是美國總人口的6%，但在STEM勞動力的百分比卻高達13%，在美國，20%電腦和資訊科學家是亞裔、13%工程師和10%數學家、統計學家是亞洲人。2020年在美國授予的物理學博士學位中，亞洲人佔了46%。

坦白說，自由派的批評實在令我納悶，筆者參加過無數次關於電腦、統計學、數據科學的學術會議和工作坊，根據我個人經驗，大部份參加者都是亞裔，這些活動都是公開的，主辦單位從來沒有設下性別和族裔的限制。筆者是前任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部的副會長和現任會長，過去曾經任職大學的研究顧問，通過這些身份，我先後籌辦了許多關於電腦統計學、和數據科學的會議、講座、工作坊，撫心自問，我從來沒有以刻板形象去打壓、限制任何人，相反，我鼓勵所有人參加這些活動，不論其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學術水平……。然而，儘管用盡所有努力，有些人總是提不起興趣，更加令我失望的是，到頭來甚至有人批評我有偏見，說我瞧不起非華裔的學生。

輕率地將問題歸咎於歧視？
筆者一直都採用簡報形式與同事、學生分享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的趨勢，兩年前在某次通訊中我作出如下的報道：「2021年10月，五角大樓前首席軟件官尼古拉斯‧柴蘭（Nicolas Chaillan）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在人工智能的競賽中，中國已經贏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裡面正邁向全球主導地位。」一名少數族裔學生在電子郵件中作出如下回應：「尼古拉斯‧柴蘭的問題源於他缺乏智慧和能力，在非傳統領域（人工智能）中他沒有僱用和留住女性有色人種。」我相信她完全沒有深入調查過尼古拉斯‧柴蘭的背景和整件事情的後果前因，她已經有預設立場，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歧視。

雖然以數量來說，女性在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員中屬於少數，但在質的貢獻上卻並不輸給男性，女性人工智能科學家之表表者包括了史丹福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創始人李飛飛、史丹福大學電腦學教授科勒（Daphne Koller）、機械人公司Jibo前首席科學家布雷澤爾（Cynthia Breazeal）、臉書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主任皮諾（Joelle Pineau）、輝達機器學習研究總監阿南德庫瑪（Anima Anandkumar）、摩根大通人工智能研究主管維羅索（Manuela Veloso）。

為甚麼只是注意STEM的「不公平」？
其實，不同群體在任何範疇中都會有不相同的表現，例如由2017至2019年，在美國社會工作碩士畢業生裡面，近90%是女性，而超過22%的新社會工作者是非裔美國人。換言之，女性與黑人社會工作者遠超其人口比例。此外，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所有心理諮詢師中，66%是女性，而男性僅佔34%。更具體地說，81%的學校輔導員和78%的婚姻家庭治療師是女性。

自由派社會科學家和教育學家支持以種族作為入學標準之一，其實是以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他們所持的一個論據是：少數族裔在提供服務或者諮詢幫助時更加明白自己族群受助者的感受和需要。他們批評女性與少數族裔在STEM的比例與人口不相符，根據同樣邏輯，那麼他們應該指出社會工作、心理治療……等範疇的比例失衡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在這些學科和行業中收生和聘請員工時存在著偏見、歧視，但現在注意力只是集中在STEM。我猜想原因是：STEM令人得到高薪厚職，「不公平」的結果會令人眼紅，至於社會工作、心理輔導……這些並不會令人大富大貴的領域，便任由它們「不公平」。

對有認知障礙的學生提供額外援助
《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ADA）禁止在就業、交通、公共住宿、通訊等多個範疇歧視殘疾人，這法例也要求美國大學確保殘障學生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美國大學設有無障礙服務辦公室（也稱為殘疾支持服務），負責協調殘疾學生的住宿，而且提供很多支援，例如包括延長考試時間、協助學生抄寫筆記、提供無障礙課程材料、手語翻譯、輔助技術……等等。我十分欣賞美國這種重視人權與人人平等的精神，在這種保障下，一個失明的學生可以通過有聲書、文字轉換成聲音的軟件去進修；一個失聰的學生可以通過視頻上的實時字幕而明白講授的內容……。然而，法律所保障的殘疾並不限於身體上的，亦包括心理上和智力上的殘障，例如閱讀障礙、書寫障礙、計算障礙、視覺處理障礙。

問題是：即使對正常人來說，有些學科是非常艱難的，例如電腦程式編寫、統計學、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根據我個人有限而偏頗的經驗，無論給予那些有認知障礙的學生幾多支援，結果他們仍然無法掌握最基本的資訊（其他教授可能有不同的經驗）。遺憾的是，一部份學生不單止不會感激為他們提供的種種額外幫助，反而對教授抱怨優待不夠，有些人甚至投訴受到歧視。例如在某個電腦編碼的課程中，曾經有一個ADA學生要求我指導她做功課，每一次她甚麼也沒有做，只是要求我給她看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的代碼。我耐心地向她解釋了每一行代碼，幾次之後，我要求她嘗試自己做功課，她勃然大怒，說我沒有解釋電腦程式的邏輯，所以她無法做功課，跟著拂袖而去。這是左派人士培養出來的「奉旨態度」（sense of entitlement）。

沒有字幕的免費網上課程被迫下架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所有服務公眾的網頁和網上視頻必須符合ADA準則，例如網上視頻必須配上字幕。現在已經有軟件可以將聲音轉成字幕，但以前這並不普遍。由本世紀初開始，一些美國教育家發起了「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那就是將大學課程免費放在網上，解除了經濟上、時間上、地域上對學習的限制，筆者十分欣賞這良好的用意。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曾經將很多課程免費放在大學的網站，然而，2016年8月美國司法部指出，那些沒有字幕的視頻違反了ADA，2017年10月，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無奈地將超過二萬條網上視頻下架！結果所有人都無法享用這些免費課程，這是剝削了貧苦學生讀書的機會。哈佛大學、麻省理工、網飛（Netflix）亦曾經被捲入這類的法律訴訟。

我感到奇怪，為甚麼不可以保留現存的網上視頻，然後逐漸加上字幕呢？這種做法好像是：如果建築物入口處沒有輪椅坡道，則索性關閉通道，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大樓！到底這是平權還是霸權？

結語
筆者參加過不少次西洋拳賽，很不幸每戰必敗，我認為這是因為制度上的歧視，所以造成不公平的結果。首先，西洋拳賽不容許參賽者用腿攻擊對方，中國武術的十二潭腿、二十四連環腿無法施展；戴上了拳套之後，虎爪功、鷹爪擒拿手、鐵砂掌、一陽指、六脈神劍……等武功完全報廢；比賽規矩又禁止打下盤，地堂鷹爪徹底失去作用。明顯地，西洋拳歧視中國功夫！我要向西洋拳擊總會投訴！

多年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自由大學校園裡，樹立了一個紀念碑，
自始每年都有人來放下鮮花，點上燭光，
為的是悼念那一天……

還記得那天後我們無數次的走上街頭呐喊，
無論暴雨天、艷陽天都沒有間斷，
雖說這些聲音已隨著歷史慢慢的消逝……

還記得每年的那天我們相約在銅鑼灣的一片草地上，
高唱「歷史的傷口」，
為何在那片草地上再聽不到那令人動容的歌聲……

還記得我們曾激昂地叫喊我們不會忘記，
但此刻各散東西，流散異鄉，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會記得那天嗎？

那天一眾的同路人來到自由大學的紀念碑前，除去了一些雜草，
放下鮮花，點上燭光，讓那歷史的傷口得以被撫慰，
那刻並沒有激情的口號，
只有安靜地禱告紀念，
讀出上主公義的話語，
唱出那讚美的詩歌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深盼有一天歷史會給你們一個清白，
或許那天是黎明到來的時候……

仍記得當駐校社工時，總要籌辦一些「生涯規劃」的課程和活動。大概就是讓學生計劃人生，為未來做好準備。認識自己的性向、興趣及能力，探索合適的升學途徑或就業渠道，這也算是一段「知己知彼」的過程。「己」也許可以藉活動的啟發而發掘出來，但「彼」卻非個人能掌握，往往狡猾多變，突如其來。誰能料到，學習場所竟一下子由偌大的校園，轉到自己狹小的房間；三五成群的同儕學習，卻變成獨自一人的孤軍作戰；有些人心之嚮往的大學學府，卻變作烽煙之地，更一度重門深鎖，難以進出。社會環境的劇變，實在叫人始料不及。孩子還來不及預備考試、升學；初出道的還來不及預備面試、上班；工作穩定的來不及置業、結婚……。一瞬間，整家就要連根拔起，出走異地。

計劃趕不上變化！計劃還有意義嗎？

就如筆者，本來計劃在台灣工作多一些時間，但突如其來的變動，我們整家就要離開。感恩有上帝的預備，帶領我們到新的地方。回想當時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要撫慰離愁別緒，搬離居住了四年的地方，隨即又要面對新環境，適應各樣的轉變.....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實在難以跨過。

在英國，重遇一些在台灣認識的香港人，當中不乏深思熟慮、計劃周詳的人。其中一個家庭，兩年多前以投資移民到台灣，順利取得國民身份並買下房子，因著希望得到更穩固的保障和工作機會，去年移居英國並購置房子，預計六年後入籍，多一本護照多一個機會。誰料到，家中成員突然離世！再周詳的計劃，再仔細的部署，也趕不及人生難料的變卦。

想起主耶穌提到財主的比喻：有計劃的財主，因自己田裡的出產甚多，他就籌劃重建更大的倉庫，好作收藏。他更對自己說：「你這個人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樂吧！」（路十二19《和修版》）最後：「上帝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凡為自己積財，在上帝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路十二20-21《和修版》）隨後，主耶穌再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神尚且養活牠。你們比飛鳥是何等地貴重呢！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路十二22-24）馬太福音就這個論述有這樣的結語：「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太六34）

計劃周詳的就是期望更能掌握「明天」，好降低或減輕「憂慮」出現。可是，誰能掌管明天呢！明早能否起來，我們也沒有把握；一條頭髮要掉落地，你我也無法阻止。財主為豐收作好準備，說實話，並沒有可責之處，問題是他只顧自己的「安逸」「吃喝」「快樂」，而忽略了他者的需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積穀防饑、生涯規劃……固然是好，但我們不應費盡心思去計劃明天，卻忽略了在今天好好地活著。

基督徒相對較有力量面對逆境，活得輕省及快樂，因我們能靠著主耶穌，常常喜樂，更知道主已經近了，就能夠一無掛慮，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深信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參腓立比書四章4至7節）

「人心籌算（計劃）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確立）他的腳步。（The heart of man plans his way, but the Lord establishes his steps.）」（箴十六9《和合本》、ESV）

2022年8月23日抵達英國。想不到不足一個月內，竟然近距離經驗到英國新首相上任、女皇駕崩、新皇登基這些歷史時刻。其中，女皇離世所引起的關注及報道，更是全國（或世界）的焦點。

筆者得知女皇逝世，隔天下午到白金漢宮走了一趟。當日仍未有甚麼公開悼念活動，已有不少人民自發地聚集、獻花、悼念……之後，正如新聞的報道，有香港市民願意輪候三、四小時，到領事館表達心意；在倫敦，人民更能夠花上十三、四個小時，有的甚至要冒雨、露宿，排隊輪候到女皇靈柩前，作最後的致哀。

一個領袖的離去，能叫舉國哀慟，而不是讓全城「開香檳」慶祝，是因為她過去70年沒有任何的過錯？還是她有極佳的政績？或是她與人民有著極佳的關係？

英國媒體似乎就女皇逝世已作好準備。其相關的回顧、記錄片、採訪早就預備妥當，報道亦頗一致。重點並不在於追捧女皇過去的豐功偉績，更沒有談論她的成敗得失，主軸是傾向展現出女皇親民、慈祥的形象。從不少民眾的訪問中，均形容這在位70年的女皇像「祖母」般的親切。傳媒一般離不開在四個範疇來闡述女皇的過去。

一、微笑

不管是一般民眾的採訪，或是某些與女皇有較多接觸的人的專訪，他們總會提及女皇的微笑，是最令他們印象深刻的。笑容——所代表的不僅是親切，更是一種善意的表達，願意走近他人，亦容讓及接納別人走近。一個笑容，就能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領袖一方面要高瞻遠矚，更要體察民情。走近及走進群眾，才能明白人民真正的需要。

二、愛動物

女皇所飼養的小狗，成為討論她愛動物的起始點。隨後，人們回顧她自小是如何開始關愛動物；女皇曾親自為每一匹她所擁有的馬兒命名；她如何支持動物園的落成。能愛護、珍重動物，或許是一種愛心的表達，更是反映出一個人對生命的尊重。就如烏克蘭士兵在戰場上，把走失的寵物尋回，並帶牠回主人身邊一般。其中所帶出的訊息，絕不僅是愛護動物那麼簡單。

三、家人關係

在回顧特輯中，總離不開追述女皇的成長歷程，她與家人、親屬的關係，當中所強調的是其良好的品格及教養，是承傳自穩定及和諧的家庭。她自身所建立的家庭，與丈夫及孩子的相處，建構出另一幅教人欣羨的圖畫。一國之君的形象，不僅是日理萬機，同時與平凡人一般，需要處理及平衡家事日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中國哲理，似乎亦能在英女皇身上看得出來。

四、信仰

所問的並不是女皇有沒有信仰（基督教），而是論及其信仰能否成為她理事、決策的指標。「愛」、「公義」、「憐憫」是基督信仰的重要元素，被上帝所管治的人，不論是平民百姓，還是當權在位者，理應要順從及降服於祂的法則。在追悼女皇的同時，亦是時候審視國家的領導，是否仍秉持創造主的最高標準來治理國家。新任的首相及剛登基的新皇，同樣會被人追問其信仰狀況。似乎一個領袖，單憑個人的能力或治國理念、經驗，卻缺乏更高的準則作其規範及導引，是不足以讓人民感到穩妥、安全。

世情萬變，女皇面帶笑容地接納新首相上任的握手畫面，尚未予人深刻印象之際，她突然逝世卻瞬間成為眾人的關注所在。領袖的興亡，實在是轉眼之間。要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還看他／她是否備受「愛與公義」所管束，能否以「憐憫」來看待生命，願否以一般平民（家庭）的角度來理解事情，而作出貼近民情的決策。真正的領袖或王者，要走進及走近群眾當中，明白及體諒他們的需要，並樂意與他們同行，學效降世為人的主耶穌。祂的生平肯定比在位70年的女皇精彩得多。若讀者想理解更多，不妨看看新約聖經的四福音。

山旮旯？唔識讀啊！不過如果寫作「山卡啦」，大家就明白了！

查查字典，旮旯原來不只廣東話才有。這字詞廣泛應用於中國各地的方言中，旮旯本身解作不受注意的偏僻角落，字典裡的例句就是：「他躲在牆旮旯裡。」也有作「旯子」、「旮旯子」等用法。[1]

早前香港戲院有一部關於香港山旮旯的愛情電影上映，片中講述了性格內向的男主角與五位女角交往的故事。五位女角在外形、性格背景都有不同之處，但不約而同地，她們每一位都住在遠離市區，意想不到的「山旮旯」地方。男主角在她們中間兜兜轉轉之時，導演則藉這幾個地理式的愛情故事，展現香港地域特色。[2]

當人人以為香港只是個「石屎森林」，城市生活擠迫，土地面積細小，加上地少人多……刻板印象已成定律時，總面積達1,10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中小。比較之下，我們長期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就只有710多平方公里，香港隔鄰的澳門更只得33平方公里；另一方面，香港其實有四分三的土地還未被城市化（也就是說平日一般人活動的地方，只佔香港總面積的四分一），當中包括有郊野公園、小島、農地、山峰等，其中一些地方，交通較為不便，甚至是沒有交通工具直達，這就成為了香港的「山旮旯」世外桃源……

的確，戲中有許多「山旮旯」地點，如在新界東北角的隱世客家村落梅子林（有別於沙田馬鞍山的那個梅子林村，大家不要弄錯），真的不是一般的「山旮旯」——村落沒有道路交通，村民出入村落，只得先徒步兩個多小時到「有車路」的烏蛟騰村（其實這村本身都已經相當山旮旯），又或下山到附近（說近也要半小時）的荔枝窩村，再轉船到沙頭角禁區，遊人若要入村，就只有等逢週六週日每天只開一班的街渡，到達荔枝窩後再上山去……而在這偏僻到不能再偏僻的村中，村民近年毅然努力復村，並邀請自然藝術家葉曉文駐村幫忙繪畫壁畫，經過大家的努力之下，原本已破落的梅子林，居然變成了恍如陶淵明〈桃花源記〉中一個沒有壓迫，自給自足，人人自得其樂的小地方，實在是與今日香港社會有著十分鮮明的對比，親臨當中，真的感到有陣「仙氣」。[3]

可是，正如〈桃花源記〉中所言：「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桃花源裡的人對外來者漁夫說：「這裡沒有甚麼特別，不必和外人多說。」）再好的地方，只怕一被香港人知道，大家喜歡趕熱潮，「一窩蜂」到來郊遊、打卡，村落和附近環境因為不勝負荷而被破壞，這就可惜了。事實上，近年在疫情下，以往愛去外遊的香港人，因著種種的檢疫、隔離限制，連「出外透透氣」的機會都沒有了；結果，大家由外遊轉為本地遊，酒店渡假（staycation）、郊遊就成為大家假日的節目了。

然而，大自然並不是主題公園，既不能設下來訪人數上限，而就算過了容納極限（carrying capacity）而不勝負荷，該區的動物被騷擾、植物被踐踏而受傷，大自然都不會懂得向你投訴，向遊人落閘。事實上，以往就真的有一個新界村落，因不勝遊客騷擾和其他原因，索性封村，不讓遊客進入，這實在是「雙輸」的局面。[4] 另一方面，香港面積，景點畢竟有限，當多數的郊野公園和熱點都去過了，熱愛探索的香港山友們，近年便更熱衷去發掘各區的「秘境」，這些「山旮旯」秘境，處境就更危險了……

說到「旮旯」，其實不一定都要在山上的。事實上，電影中的男主角和兩位死黨出身於「茶果嶺」，此處就正正不是在山中的「旮旯」，而是香港甚少見的城中村之一。位於觀塘與油塘之間的茶果嶺，相信除了附近的街坊，就連居住隔鄰的觀塘，甚或麗港城的朋友也鮮有前往。此地得名，原本是因為山上長有大量茶果樹（其實是用作包茶果的血桐樹，而不是茶樹）而得名，當地幾個山頭，也是以往人手開採的石礦場，出產的花崗岩和高嶺土曾廣泛供應香港和外地建築工程使用，其中著名的例子，有位於廣州市中心，以哥德式建築的聖心大教堂，就是用上了茶果嶺及牛頭角的花崗岩砌建而成。

可惜的是，村落就算幾隱世，幾有歷史價值，在香港「發展」壓倒一切之下，這些難得的城中秘境都難逃「重建」的命運。事實上，香港政府於2019年宣佈，將會清拆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以興建公共房屋；而鄰近的前石礦場則有不同的發展商參與計劃，未來也會建成新的「將藍隧道」。茶果嶺在未來幾年，或許也會像以往被清拆的城中村——如九龍寨城、衙前圍村、大磡村等，因著發展之名，原來的社群村民，也得被放棄。

正如電影中所言，香港真係好靚。「山旮旯」，大家趁還擁有的時候，敬請珍惜。

回流多倫多已經接近十個月，想不到在這裡也有請願行動，而且蔓延至重要城市。這叫我思想到要在身處的地方甚至全世界要享和平有多難。眾多升斗市民，包括年青人表達正義、和平、及自由是他們的摰誠願望。

大學階段，探討人性的善惡，記得有唸醫科的同學斬釘截鐵地作結：「人類當然是終極強者：只有人類能想盡辦法去支配、殺害、吞噬其他物種，歷史顯示，人類為了稱霸（或勝出）連其他的人類（甚至親人）也毫不留手，不少有權位者欺壓市民和家僕。」莫非人的天性就是欺凌弱小，剝削比自己軟弱的，甚至忘記了他人的尊嚴和需要？年少的我憧憬人性美善，深信人的能力，對這同學的觀點並不同意。

到了今天，親身體會到人性的美善往往與人對慾望、權力、金錢的渴求混在一起，我在鼓勵人發奮向上的同時，充份理解到自信與成功容易招致驕傲、會叫人沖昏頭腦，當自私的思想和性格的陰暗面掩蓋了人性，後果可能是我們難以認出先後是同一個人！在此想起一位很有魄力和魅力的弟兄，少年得志，被教會大大賞識，還邀請他以專業身份講道，甚至佈道，怎料過了數年他的專業更上層樓，漸漸離開教會，否認自己是信徒， 最後在操守的事上失敗，從此銷聲匿跡，叫人惋惜！

踏進社會做事，留意到有些組織在創立初期不難推動員工同心同德，努力拓荒，但是當組織漸見規模，職員人數增加，內部容易有不同的方向、手法、利益上的衝突，各人的議程和優先次序不同，有人急於勝出……。若手段因為達到目標被合理化，對人性的尊重、平等參與等原則就大打折扣！領導層也是人，一旦犯上以權謀私，或用人唯親等，組織更容易淪為另一利益集團，成立的原意、遠象和方向日漸褪色，士氣、成效及對社會的貢獻也大受影響。

講到管治社會與國家，人類當然從歷史學到不少，如大部份國家以憲法立國、享有法治精神和穩定之管治架構、權力的互相制衡、有衝突時訴諸各級議會進行談判而非以武力解決等……但「私利」、「野心」、貪婪在不同的地方仍難於遏止，報章常見有關欺凌、種族／性別等歧視的消息；貪污舞弊、利益集團之互通、互利的事，貧苦者生活日益困難，以上種種，在不少地方，甚至發達國家也隨處可見。

原來，上帝對良好管治也有要求：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彼此以慈愛憐憫相待。 不可欺壓寡婦、孤兒、寄居的和困苦的人。誰都不可心裡謀害弟兄。」（撒迦利亞書七章9至10節《和修版》）

祂曾定意降福降禍去教導以色列人，先知預言有一天上帝也會以信實和公義審判耶路撒冷與列國：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每個人要與鄰舍說誠實話，在城門口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使人和睦。 誰都不可心裡謀害鄰舍，也不可喜愛起假誓，因為這些事都為我所恨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撒迦利亞書八章16至17節《和修版》）

至於面對別人甚至社會制度的壓迫或欺凌，有些人主張奮力對抗，但如耶穌時代的奮鋭黨，血氣與復仇容易演變為血氣之爭，為人民帶來災難。究竟，我們面對今日的生活，如何能促進和平，引進公義？

「你們心裡若懷著惡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誇，不可說謊話抵擋真理……在何處有嫉妒、自私，在何處就有動亂和各樣的壞事。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和美善的果子，沒有偏私，沒有虛偽。正義的果實是為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來的。」（雅各書 3:14、16-18《和修版》）

以上的經文雖然耳熟能詳，但實在有助我們了解要散播和平，要先從清潔（純潔、不帶私利的心）開始，再加上各種善意和善行，更是以和平的方式，假以時日（栽種）才能結出正義！可能這種和平、公義不容易在世上的法院／制度中尋獲。

要促進和平、公義，可能最實際的起點是由自己做起，承認自己也容易有私心，先認己罪，再從清潔的心起步，以和平的手法和態度處事和解決問題。猶太語的和平是Shalom，包括內心的感受與外在的環境，蘊含了：整全、安寧、穩妥、安全及安康。Shalom不單是「停止鬥爭、停火」，而是像詩篇三十四篇14節提到：「要棄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求」（《和修版》）；這做法是積極的，需以行動落實。讓我們努力作和平之子，學習仰望主，祝福身邊的人和事，好好過每一天。

一次警察被野豬撞傷的新聞，令全城都關注野豬出沒的問題，政府對待野豬的態度更是一百八十度改變。然而，由傳統文化對於「豬」的理解，以至香港今天所面對的「野豬問題」，都充滿了誤會與誤解。

從來都被誤解了的豬？

雖然「豬」在中國文化中是帶有福氣的意思，但豬同時也是懶惰、愚蠢、不潔、好色的象徵。稱呼一個人為「豬頭炳」，罵人「蠢過隻豬」，其用意實在明顯不過了（尤其是廣東話就更傳神）。這裡面說明的是，我們時常提到的是「家豬」，和最近的新聞主角「野豬」其實是不同品種。人類蓄養家豬的歷史相當悠久，家豬是經過馴化（domestication），[1] 是野豬被人類馴化後所形成的亞種，在生物分類學上，家豬是屬於哺乳動物綱偶蹄目全撰類豬科豬亞科豬屬。在日文中就將家豬稱為「豚」，野豬稱為「豬」，比中文分得更仔細。

而對豬視為不潔的情況，在文化層面尤為明顯。《聖經》中的「健康手冊」利未記已指明豬是不潔的食物：「豬 - 因為蹄分兩瓣，卻不倒嚼，就與你們不潔淨。 這些獸的肉，你們不可吃；死的，你們不可摸，都與你們不潔淨。」（利十一7-8）由猶太教文化流傳到新約時代，豬也是「人皆避之」，連出走的小兒子也是不得已才要去做餵豬的工作（路十五14-15）。在英語中「pig」一字也被用以對警察的負面稱呼。[2] 除了基督信仰外，伊斯蘭教教義也認為豬是不潔動物，禁止信徒食用。

然而實情是怎樣？家豬變得又肥又笨，又污糟邋遢，但這通通是人類馴化飼養的結果。野豬本身是十分健壯和聰明的，牠們甚至會挖洞居住，據說是唯一一種會挖洞的有蹄類動物；家豬因為人類給牠們的居住環境欠佳，而變得骯髒，但在大自然生活的野豬，根本不會在自己的糞便中睡覺或者拱來拱去的。牠們在冬天會曬太陽，夏天會在泥漿中打滾，用以保持涼爽，幫助散熱，還可以除去身上的寄生蟲，一般野外動物也會這樣做。

野豬出沒，手段只有趕絕？

2021年11月9日，因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和香港警察在北角試圖活捉野豬行動失敗，一名輔警被咬傷，而野豬也在逃跑時從高處墮下死亡。事件發生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口徑一致，下令定期在市區黑點捕捉所見野豬並人道毀滅。[3] 有動物保護組織促請漁護署收回人道毀滅野豬政策，又指人類不要被仇恨掩蓋雙眼。

同月17日，漁護署的人員及獸醫為了捕殺野豬，在港島深灣道行動中，故意用麵包引誘本來並無騷擾人類（連攻擊也說不上）的野豬，誘殺了七隻野豬。署方指因野豬已經對人沒有戒心，對公眾風險非常高，又認為麻醉野豬後再注射藥物作人道毀滅的做法是非常人道。不過署方的誘捕做法，實在違反了「野豬高危，攻擊人類」的原則。動物保護團體香港野豬關注組公開批評署方做法卑鄙。

事實上，香港於回歸前曾有兩支野豬狩獵隊伍，當接獲漁護署有關野豬破壞或威脅的報告時，就會出動「封山」，射殺成年野豬，把小豬和懷孕的雌豬嚇退山上，過程會向警方提交報告，處理非常嚴謹。但狩獵隊已於2017年被取締，改為由漁護署以「捕捉、絕育和放回」方法改善野豬出沒情況。2019年漁護署將計劃恆常化，署方也曾指措施於中長期階段會逐步顯現其成效，已解決約60%的野豬滋擾黑點的滋擾問題。[4] 可是，在輔警被襲事件後，政府就「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指「捕捉及避孕／搬遷計劃」成效不理想，特首林鄭月娥亦加入，表示野豬在馬路「橫衝直撞」、「傷害居民，特別係小朋友」，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安全。[5]  連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也趁熱鬧，說野豬不是「卡通片可愛嘅小肥豬，係會襲擊人類，咬香港市民」，誓要將野豬趕絕。[6]

或許數字能說真話：由2015年到2019年，野豬的滋擾投訴及接報求助個案，的確曾有上升趨勢，但到了2020年數字已稍有回落。至於野豬傷人個案，雖然近年數字亦有上升，但每年一直都維持於個位數字，直至2021年1月至11月下旬才上升至17宗。[7] 相比狗的傷人數字，野豬的傷人數字低很多。[8] 而政府對於滋擾性強的猴子，也只採取教育市民不要餵飼，和上述「捕捉、絕育和放回」的方法，這已能控制情況，為何突然要改變方法，偏偏野豬就要趕絕？諸事不順的香港，遇上了同病相憐的城中野豬，真是可憐。

再退一步，我們或許要問，為何這幾年野豬多了在市區出沒？這會不會是當年發展了郊野「邊陲」（即野豬原來所處的地點），見縫插針起樓發展所種下的結果？這應由誰來負責？

近年香港出現了一個奇怪現象，往往只將提出問題的人「處理」，就以為解決了問題，對人如是，對豬亦如是。但只將提出問題的「豬」處理掉，是不是等於從此就不會再有問題發生？

2020年開始全球遭疫情衝擊，大部份人均擔心生計，更審慎理財，故不少加拿大人對買樓上車持觀望態度。一方面等待疫苗面世、疫情退卻、經濟和收入較穩定時才置業，但面對10年升一倍的多倫多樓價，亦有人期望疫情「有所作為」，特別是孰知2003年沙士時樓市低迷的港人移民。[1] 不過觀乎多倫多樓市，儘管近期「柏文」（apartment，即住宅大廈／公寓）租價跌至兩年最低位，[2] 綜合樓價仍升勢不斷，由2019年平均每住宅[3] 851,877加元（約5,035,684萬港元），升至2020年10月的968,318加元（約5,724,000萬港元）。[4]

港加樓價比一比

誠然，如果比呎價，加拿大和香港仍「相差一大截」。筆者有親朋數月前在多倫多以北的萬錦市（Markham）置業，樓價約150萬加元（約8,555,000港元），乍聽和香港買一個普通單位差不多，但買的是獨立屋，雙層加地庫和車房，前後花園，面積約2,600平方呎（未計地庫車房和花園在內），算起來約每呎3,290港元。同樣八百多萬港元，同期在香港應買到一個500至600平方呎單位。不過如果在多倫多買柏文，呎價則高些，去年平均每呎約5,000港元[5]至6,000港元[6]之間（多倫多市中心），新樓則7,540港元[7]，但和香港仍有一段距離。

儘管如此，根據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每年出爐的置業能力調查（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自2005年以來，溫哥華和多倫多的置業壓力指數已升了一倍。這裡指的並非樓價指數，而是指樓價升幅快過加薪幅度。對習慣慢活享受人生的加拿大人來說，從三十多年前只需10年左右便供完一間獨立屋，到今時今日要花十多二十年才供完一個柏文單位，這轉變已屬「生活文化衝擊」層次。

其實不獨加拿大的移民城市有此現象，如有留意這份年度報告，會發現除了香港年年排第一外，近年經常在前數名「爭櫈仔」的城市都是華人熱選的移民目的地：溫哥華、悉尼、墨爾本等，雖然近年較少聽見有親朋意欲移民排第五的洛杉磯，但第六名便是多倫多。故此不少當地人——不論加拿大或澳洲——均認為華人移民為樓價暴升的元凶，彷彿那裡多華人移民，那裡的樓價便飆升。

DEMOGRAPHIA年度報告置業壓力指數前六名城市[8]

DEMOGRAPHIA的置業壓力數值是取自當地樓價中位數（Median House Price），再除以當地家庭入息中位數（Annual Median Household Income）得出來，該數值代表該區平均家庭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買到當地一個「平均」住宅單位（樓價中位數）。所以如果某地即使樓價不斷飆升，但只要加薪幅度和速度追得上的話，置業壓力便沒有增加，甚至倒退，新加坡便是一例。不過，香港近兩年的指數代表每個家庭平均不吃不喝近21年才能買下一個「平均」住宅單位，而多倫多家庭則平均不吃不喝8.6年。

現實中當然不能不吃不喝。在香港，每月按揭還款上限通常不逾入息50%，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銀行）則建議不逾入息三分一，減去首期但加上利率，真實供樓年期約為該數值的兩至三倍（已沒計儲錢付首期的日子在內）。香港數值20.8，即代表每個家庭最少要四十多年才供完樓，但沒有銀行會批准還款期這麼長的貸款，通常最多30年。

平均家庭買不到平均樓

而且如果某家庭的月入正是本港家庭月入中位數，即25,500港元，[9] 假設首期為樓價兩成，貸款額為樓價八成，供款年期30年度，每月還款額為月入中位數一半左右，該家庭極其量選擇350萬至400萬港元的單位。反過來，本港樓價中位數，即約700萬港元的單位，同樣假設首期為樓價兩成，貸款額樓價八成，每月還款額應大約為二萬多港元，即是置業家庭月入最少要有四萬多至五萬多港元。[10]

而且DEMOGRPAHIA的數值只反映出該城市的一般家庭要多久才供完樓，卻未有反映出其居住質素，因為各地的「平均住宅單位」可以分別很大。例如香港2019年樓價中位數704萬港元，[11] 平均樓價978萬港元，[12] 由704萬到978萬，買到的單位約在500至750平方呎之間。而去年多倫多平均樓價約500萬港元，仍可勉強在市內買到樓齡稍高的獨立屋或「鎮屋」（townhouse，兩至三層高、房屋兩側都和相似的房屋相連），面積約有千多平方呎，西岸溫哥華2019年平均樓價約656萬港元，[13] 卻只能買一個900至1,000平方呎的柏文單位。

無論如何，身為海外華僑，聽見「移民為樓價飆升元凶」等論調，很自然地會說甚麼「地少人多，經濟蓬勃的城市便自然寸金尺土，樓價偏高」，但同一報告中，紐約、東京、新加坡這些同樣「地少人多 經濟蓬勃」的城市卻只有5.4（2019）、4.8（2017）、4.6（2019）的指數，這又如何解釋呢？

為了查證是否多華人的地方樓價亦高，而全世界最多華人的地方莫過於中國大陸，但DEMOGRPAHIA又未有分析內地城市的情況（香港除外），故筆者便於網上找資料作內地城市的供樓壓力分析並和其他城市比較。

「北．上．深」置業更難

不過筆者的置業壓力計算方法和DEMOGRPAHIA略為不同，基本都是樓價除以收入，但取的是當地平均呎價除以人均月薪，而非樓價中位數除以家庭入息中位數。原因有二：一、港人較熟悉呎價這概念；二、很快找到內地四大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4] [15] 但頗不容易找到其家庭入息中位數。雖然稍為不同，但表達形式基本和DEMOGRPAHIA一樣：數值愈高即壓力愈高，表示當地樓房呎價愈接近整份月薪（暫未有高逾「1」的城市出現），數值愈低則表示呎價佔月薪比例愈低，即是置業壓力較低。

此外，筆者亦找來台北、東京、新加坡、紐約、多倫多等城市作比較：原來北京、上海、深圳的置業壓力已跑贏香港十多年；而在上世紀末「一層樓三代人供」的東京，現在以「呎／薪」比來看，連香港的一半也不及；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地方的「呎／薪」比是不斷上升，分別是飆升或緩升，只有新加坡是穩定下降，置業壓力愈來愈低，這走勢和DEMOGRAPHIA的數據一致。

呎價／可支配月入[16]

多倫多一街月光族

從以上「呎／薪」比來看，中港台大城市置業壓力高於外國，但多倫多同樣一街月光族，因為除了房屋，開支項目亦不少，甚麼東西或服務價錢亦比香港高。有調查發現未計住屋需要，多倫多單身人士每月平均開支約1,243加元（約7,400港元），一家四口4,518加元（約26,500港元），[42]，但多倫多家庭可支配月入中位數只有5,720加元，[43]，即開支已了佔月入八成，只剩約1,200加元。

即使一家只三口，盡量節省生活，每月剩二千多元，如果25年按揭再加利率，那麼最適合這家庭置業的是50萬加元的住宅單位，[44] 而非樓價中位數90萬至100萬加元的住宅。可見多倫多儘管算是地方較寬敞的城市，亦和香港一樣，樓價「中位數」的住宅都不是為收入「中位數」的家庭而建。如果只租屋不置業，多倫多平均月租亦是二千多加元，[45] 一般家庭照樣沒法有餘錢剩下來。

家庭開支不外乎衣食住行，21世紀再加通訊一項。經濟緊張時，「衣」可以節制些，但其他仍避不了。雖然加拿大置業壓力比中港台低，但其他住屋相關開支卻比後者多及高。

萬稅之國

例如屋大電費天然氣等月費便高，夏天可以不開冷氣，但冬天則暖氣停不了，每月約需300至400加元（約HK$1800至2,400港元）；房屋保險平均每月百多加元（約600港元）；獨立屋「獨霸」一塊地，再視乎樓齡地區地段，加元一百萬左右的房子在多倫多或萬錦市，每年需交地稅5000至6000加元不等，即每月400至550左右（約2,400至3300港元）；如果住較好的「柏文」，一個850呎單位每月地稅加管理費隨時600至900加元不等，比2,000呎大的獨立屋更多。

除了地稅，加拿大還有入息稅、銷售稅等。出糧少兩成是共識，例如聘用合約上說明雙週薪2,400加元，但出糧時只有約1,900多加元匯入戶口，因為要扣起入息稅、工作保險金和退休金等，剩下的便是前段提及的「可支配收入」。

購物或食肆用膳需付銷售稅，安大略省收13%，即標價10加元的貨品需付11.3加元（買餸例外或低些）；食肆堂食用膳又要付十一小費，假設一餐30加元，結賬便要付$30 x（1 + 0.13 （銷售稅）+ 0.1（小費比例））= $36.90；有些豪爽客人會計稅後小費，即$30 x 1.13 x 1.1 = $37.29，外賣則不用小費。故此自疫情爆發後，不少侍應即使未被解僱仍收入大減，因為很多食肆都停了堂食，或因限聚令或禁堂食而減少或完全沒有小費收入。

想賺錢 先花錢

筆者少年時有位弟兄家庭經濟不穩，為改善狀況便想找外賣送餐的工作，但大前提是必先有車才有人請，無車的話即使找其他工作亦不方便，因為需要花太多時間在等車或乘車上，除非到居家附近的快餐店或超市應徵。

香港有些工種都會要求申請人有駕駛執照，但加拿大有些工作在招聘時已明言申請人要自己有車才有機會獲聘，例如記者、郵差、保安等。乍聽有點本末倒置：無錢要找工，但找工要先花錢。最後該弟兄以500加元買了輛N手（曾多次轉售）日本細車（當時為90年代，收入和物價約為現時四成左右），[46] 當然之後維修和保養都花了不少錢，有次甚至在高速公路行駛時車頭冒煙。

「無車哪裡都去不了」是不少新移民對加拿大的一大感受，學車、考車、買車可謂「新生活三步曲」。除非在市中心上班和居住，否則車輛屬必需品。有調查顯示加拿大每戶平均擁有1.5輛私家車，[47] 相對香港每戶約0.22輛，[48] 主要原因是前者地大人少、公共交通效率低，而後者養車貴但公共交通方便，故買車意欲和需要均不高。

不過車子在加拿大算是價錢還算可以的東西，首先加拿大同款新車通常比香港便宜。以豐田Camry為例，新車在加拿大賣30,000加元（加稅後約202,000港元），同一車款在香港約賣30萬港元。第二，多年來不論通脹怎麼厲害，樓價和快餐價錢翻了雙倍，但加拿大的車價十多年來都升得很慢。第三，油價還可以，約香港四成。第四，除了市中心，大部份地方都免費泊車或可泊街。最後，如果自己的車輛需要用在工作上更可申請退稅。這幾方面都令港人移民覺得雖然要付出，但花在車上，生活買個方便，都未算不合理的開支。

但說到底，因為在加拿大生活，閣下便先要拿萬多二萬加元買車，而這筆錢在香港已能乘搭約十年公共交通工具（假設港鐵不加價）；子女滿16歲考車牌後，很大機會（家長）又要買多一輛車；北美汽油雖平，但每年仍需約2,000多加元（視乎車款類別及駕駛習慣、生活模式、工作需要等），另加保險和其他保養開支，如換油、檢查、冬春兩季換呔等等，如果家庭成員較多仍算划算，但如果只是個人代步，這些開支比香港每年搭公共交通的開支更高。

在「食」方面，如買食材回家煮弄，按收入比例來分析，加拿大和香港的開支還相去不遠，但如外出用膳，以麥當奴巨無霸餐為例，計兌換率的話，加拿大比香港高出約60%，如以家庭入息中位數計比例，加拿大仍高出香港約19%。[49] [50]

此外，互聯網和手機月費等開支，如同樣以家庭入息中位數計比例，加拿大較香港高出30至40%不等。

小數怕長計，加拿大人的收入便這樣四方八面溜走了。

供樓易 找工難

雖然多倫多、紐約、東京、新加坡等城市的「呎／薪」壓力較大中華區低，但大前提是有工作才有收入，否則莫講置業，基本生計亦難保，故以下將以各地失業率數據反映當地找工作的情況。

自1999至2019年，多倫多平均失業率逾7.2%，[51] 只有近年個別月份低於6%，反映出找工作不容易，而且找不到工作不一定是新移民或語言能力的問題，即使不少當地人亦在待業中。2020年全球均受疫情衝擊，各大城市失業率均有上升，為提供更全面概覽，筆者找來各地近三年的失業率以作比較參考，但很明顯今年兩大北美城市是領頭的重災區。

各城2019年失業率[52]

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較多倫多好一些，2018失業率為4.35%，2019為4.6%，2020年10月為7%（全年首十個月平均為9.6%），[79] 可說置業壓力雖較多倫多高，但工作機會多一些，收入中位數方面則兩市差不多。[80] 另一法語城市滿地可近兩年失業率亦略低於多倫多，雖疫情爆發後的平均數不相伯仲，但10月失業率已跌至8.4%，情況亦比多倫多樂觀一點。

而位居DEMOGRAPHIA第五名的洛杉磯，在2018及2019年間，平均失業率約4.5%，亦較多倫多低，但2020年首10個月的平均數則升至13.9%，[81] 雖然10月的數據已降至12.3%。從以上數據可見，即使在風調雨順、爆疫前的失業率已反映出北美洲大城市找工作的難度都比亞洲城市高，有心移居當地的朋友在這方面需有心理和實際的準備。

結語

過去二十、三十年，香港和多倫多的平均收入均有上升，前者約六成、[82] 後者約四成，[83] 但同時間香港樓價升逾10倍，[84] 而多倫多樓價都升了，但只三、四倍左右。[85] 香港是一個「樓」字已壓垮生活，而加拿大則是綜合式地多及高開支，再加上找工作不易，不少家庭的收入都是月月清，生活已不一定如西方影視描繪的「子女前園嬉戲，爸爸洗車，媽媽後園種花」，更多人因為加薪追不上樓價攀升而選擇「柏文」。雖然生活空間仍比香港大，但趨勢卻愈來愈相似。

話說回來，當年香港沙士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根本樓市自97回歸和亞洲金融海嘯後兩年已是跳崖式插水，由每呎6,000港元跌至3,000港元，之後五年再加上沙士才再跌至2,000港元，故是否疫情衝擊樓市實在見人見智，今年各大城市樓價不倒實不足為奇。

附錄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香港

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樓房呎價、「呎．薪」比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受感染者除了肺部受損，有研究發現原來他們當中還有近六成會失去嗅覺或味覺。[1] 其實，不知從何時起，香港人也集體地，漸漸地失去了一種味覺：人情味。

不是嗎？中國人社會著重人倫親情，社會富人情味。住在香港這以人口稠密、擠迫見稱的城市，朝夕相對的鄰居，你認識多少？不知從何時起，我們的家門守衛變得愈來愈「嚴密」：每個單位都是鐵閘大門，重門深鎖；就是住在普通的屋苑，外側既有圍牆圍網相隔，回家可能需要「過五關斬六將」，過了多重大閘之後，樓下還有保安員細心看守，真正是守衛森嚴。筆者最近想訂報紙，也因屋苑管理收緊，報販就算想做生意也無可奈何，最後報紙當然是訂不成！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2] 筆者談到香港樓市和地產制度對香港人工作、生活態度的影響。其實這個地產制度除了使我們成為「樓奴」，也間接地影響了我們的鄰里關係——樓可以「炒」，物業到了心目中的價格，業主自然見好就放，「樓換樓」可以令業主在社會向上流動，也同時使住客在真實的生活中在不同住宅之間不停流動，這改變了傳統中國社會以「置業」等同「置家」的理念，住了就安定下來。

這種「飄流」的狀況影響了鄰里關係，在租住市場中情況更甚。香港以往是有推行租務管制的，早於上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前的20年代已實施首項租務管制，目的就是防止業主因國內戰亂，難民湧入香港，而抬高租金或將租客逼遷。二戰在1945年結束，政府其後訂立了《1947年業主與租客條例》，對租金升幅作出限制；在該條例下又成立了租務審裁處處理租務糾紛；最後在1973年為住宅租客提供租住權保障。誠然，有關租務管制的條例，時有收緊放寬。重點也在限制業主對租客逼遷和租金的增幅、保障租住權、以及處理租務糾紛等，但這些管制的間接效果則很明顯：穩定的租住環境讓租客能夠安頓下來，才會發展出鄰里關係。[3]

可是自香港主權移交後，因數次發生「租霸事件」，[4] 以及回歸後經濟不景氣，租金管制於1998年取消。及至2002年11月政府為穩定樓市而推出九項房屋政策（因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為孫明揚，所以政策被笑稱為「孫九招」），[5] 其中一項就是「全面檢討《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2004年7月9日更將租務管制撤銷，使租戶的租住權及租金增幅等全面放寬。這些措施，原意是為了全面放寬私人樓宇的租住權管制，減少干預租務市場的情況，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因缺少租住權保障，租戶議價能力大減，只要租期一到，若負擔不起加租的幅度，便要被趕走，租戶處境更見弱勢。「年年飄流」，租戶也無可能建立穩健的鄰里關係。難怪香港都市，鄰居雖然「朝見口晚見面」，但每個人都是冷冰冰的。[6]

疫情之下，很多香港人不能出外旅行，都被迫「坐困愁城」，不能出行的結果，就是大家都轉移目標到山去上。但郊野公園行得多，「打卡」照片人人都一樣，有些香港人就開始了另類目的的見學旅行[7] ——公共屋邨。以城市地理學者梁啟智博士為例，他就開展了一個走遍252條公共屋邨的計劃，甚有當年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的意味。[8] 事實上，近年亦興起類似「回味香港舊時光」的公屋導覽活動，給城中人延續以往的人情味。[9]

不過，富有人情味和重視鄰里關係的味道，就是在舊式的公屋群中，也漸告消失了。一來居民也會老去，新鄰舊舍，也未必如往日般能夠借米借油、幫手「睇仔睇屋」，或與鄰居「捉象棋捉個不停」。今日新的公屋和私人屋苑看齊，保安、大閘樣樣齊全，安全感提高了，鄰舍卻生疏了。甚或因現行政策讓部份租戶可以購買自己租住的單位，連公屋住戶也會「向上流」，住客轉來轉去，今日大家見到新的鄰居，不熟識，只能擦身而過，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似乎慢慢冷卻了。[10]

畢竟，城市生活，免不了帶有群居的特性。由鄰居（neighbour）到鄰舍，甚或鄰里（neighbourhood），已經不只是單純的群居，而是帶著關係，歸屬感和安全感。如果我們連同一層的鄰居也分不清誰是誰，那怎能稱得上有鄰里關係？也怪不得我們失去了久違的人情，和人情味。

還是《聖經》說得好：「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一三三1）和睦同居，不只是日夜相處，當中更有了解、信任、安全感和關係。在香港疫情穩定下來以後，不妨多與鄰居問好，或是大家互相拜訪一下（這其實在日本和外地很普遍），人情味就會回來了。

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上千萬人確診，全世界變得風聲鶴唳。不論大國小邦無一幸免，尤以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更是首當其衝，停市封城，人心惶惶。很多人說，疫情傳播與世界都市化（urbanization）、城市人口密度太高、生活環境劣化、急速生活模式等息息相關。都市生活對於人類健康是否弊多於利？當中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城市」的建設，在人類的文明中早就有其地位。世上最早建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古城耶利哥，位於敘利亞的阿勒頗和希臘的雅典等。[1] 我們很容易會對「城市」有著矛盾的看法：城市既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也代表著一個地方的成就，經濟與發展；但同一時間，城市很多時也是罪惡溫床象徵：不論是道德敗壞，貪婪詭詐，疾病疫情，彷彿都源於城市的暗黑角落中。在《聖經》中，城市往往都有著不同的問題，神的永火烈怒也曾臨到有「罪惡之城」之稱的所多瑪，蛾摩拉……但另一方面，神又不是一味對城市厭惡。起碼，神的聖所是建在耶路撒冷城上，而啟示錄中的新耶路撒冷，儘管是用了象徵手法來作描繪，但當中的黃金街，碧玉城，也確實有著大城市的模樣。

疫情與城市，原有共生關係？

在《聖經》中，瘟疫往往是神用來對付罪惡的一個方法。但諷刺的是，城市的發展往往和疫情同時存在，甚或有「共生」的關係。事實上，就如倫敦、巴黎等世界級的大城市，除了出名的歷史建築名勝，其地下水道也是歷史悠久的。香港在1894年也曾爆發大規模鼠疫，並持續出現了差不多30年，當時「中招」的病人死亡率更高達九成。最終政府接納了英國城市衛生專家查維克的調查報告的建議，致力改善惡劣的居住環境，增建公共衛生設備和排水系統，更著力建設乾淨的食水來源。[2] 與其說針對衛生，這報告對香港城市規劃的最大影響是，它無形中確立了香港建築規劃的總則：由建築物的坐向，高度，樓宇之間的通常規定，道路設計，以至下水道鋪排等，這些規格和原則在往後的香港城市規劃中被繼承下來，最明顯的就是60年代取代街道上備有「騎樓」的唐樓設計和引入「斜面樓」，[3] 這都是源於政府在《建築物條例》中加入「街影法」，以樓頂斜面的方法，增大街道之受光面積，令空氣更流通。這個街影法最終在1987年才被廢除。[4]

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

現在疫情嚴峻，很多城市被迫封城，香港政府也推出不同的防疫措施和政策。可是生活迫人，香港人的無奈盡展於「無人阻到佢返工」，就連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話停就停」！我們彷佛就是一個在大社會中的齒輪一樣，不能自主，沒有自由。

可是，與我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西方社會現代城市發展的歷史，正正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向上流的一個里程。在工業革命前，西方世界仍是農奴制度：人只能終生生活於自己的村落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一世只為不屬於自己的農田耕作，為地主效力，以求糊口。自工業革命後，新興的城市與工廠相繼建立，農民成了新興的「工人」，理論上擁有就業、工作、放假的自由（當然實際情況並不如此），不再受限於農奴制度，並以此再發展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更成了現今西方世界的基礎。當年更有「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之說。[5]

可是這種自由，並不如神話般美麗。單看香港，為求有一棲息之所，香港人要面對不同的「地產制度」：由戰後起，香港業權由整棟買賣到分散業權、分期付款、樓花按揭，「上車」（置業）被視為人生成就，從此成為「樓奴」，更甚的是到了今天，買樓夢也被奪去，大部份香港人只能租樓，甚至要住在劏房龍床蝸居，原來城市空氣應為我們帶來自由，卻變成了「只有樓價向上流的」不自由，甚或因居住情況衛生環境惡劣，生活壓力逼人，城市人就算沒有感染肺炎都已「屈到病」，實在無可奈何！

其實，城市總離不開了「築」（building）與「居」（dwelling）的關係。當我們能夠「安居」，才能「樂業」，甚或「生根」。現代城市規劃的概念裡，會為之加上諸如環保綠化，智慧城市，互聯互通，出行方便等新理念，其實都是離不開「宜居」這個理念。疫情迫使我們要放慢腳步，或許，我們也可以停一停，想想在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惡性循環中，如何將我們的城市，轉化成「宜居」的都市。

參考書籍：
理查．桑內特〔R. Sennett〕。《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洪慧芳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20。

主編：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執行編輯：陳希芝 ︱ 明光社項目主任（編輯及翻譯）

「永恆主對約伯說了這些話以後，永恆主對提幔人以利法說：『我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怒；因為你們議論到我、不如我僕人約伯說的正確。』」（伯四十二7《呂振中譯本》）[1]

神是恩慈的上主，但祂也有發怒的時候，聖經中不乏神發怒的經文。神發怒並非因為祂情緒化，心情不好隨意發洩，祂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出三十四6）。祂發怒每每都是因為人得罪了祂，讓祂忍無可忍才「發火」。[2] 祂會向輕視祂的子民發怒（民十一10、19-20、33，參民十一6）；祂會向棄絕祂訓誨的子民發怒（賽五8-25）；祂會向離棄祂而去拜偶像的人發怒（何八3-4；撒十3）。[3] 基本上，我們比較容易理解及接受神因著祂的子民跪拜偶像、離棄祂及祂的命令、驕傲自大、又或是摒棄公義，甚至多行不義而發怒，但我們或許難以理解神竟會對為祂辯護的人發怒。

約伯記中，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和拿瑪人瑣法是約伯的好朋友。當他們得知約伯財物盡失、子女俱亡等極大慘況時，他們相約來到烏斯地安慰約伯，試圖分擔約伯的哀痛，讓祂的痛苦得以紓緩。[4] 這三位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好朋友，他們眼見約伯連健康也失去了時，他們不惜七日七夜一言不發的陪伴約伯，用實際行動表達他們對約伯的愛及安慰（伯二12-13）。[5]

約伯若然沒有咒罵自己的生日（伯三），他們或許會一直沉默不言，與約伯一起坐到「地老天荒」。他們可以體諒約伯的慘痛，卻無法接受約伯控訴神。約伯咒罵自己的生日，在他的朋友聽來，他無疑是抨擊神的創造，否定生命是神所賜予的禮物。[6] 因著約伯以控訴神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的好友便恍如神的辯護人，一個接著一個與約伯進行口舌之爭。每經歷一番對罵，約伯的言辭便愈發激烈，愈發責備神不義（伯十三3-12）。

在這場辯論中，以利法的主要觀點是人非常卑微（伯四）、沒有人是公義的（伯四17、十五14），因此神不信任人（伯四17-19，十五15-16）。神是公義的，祂不會無緣無故降災（伯四7-9，五3-5、13-16，十五20-35），降災是為了管教不義的人，這對人來說是有福的（伯五17-27）。以利法認為約伯有如此悲慘的遭遇，是因為他曾口出惡言，甚至行惡（伯十五5-6、12-13、二十二5-11），得罪了神，神降災是要約伯回轉，只要他回轉，神必再次祝福他（伯二十二21-30）。

比勒達的觀點與以利法相似：世上沒有義人（伯二十五4-6）、強調神的公平公正，祂不會隨便懲罰敬虔者（伯八2-4、十八5-21、二十五2）。他指責約伯對神的批評如暴風一樣，充滿破壞性（伯八2），[7] 他認為只要約伯回轉，行為正直，神必賜福與他，因為神不離棄完全人（伯八5-7、20-21）。

至於瑣法，同樣憑約伯所說的定他的罪，也認為約伯犯了實質的罪行，才會面對種種禍害（伯十一2-6，二十3-29），他如以利法和比勒達一樣，力勸約伯悔改，好得到神的保護及祝福（伯十一13-19）。

總括而言，約伯記中有很多觀點是反反覆覆的，主要提到神是公義的神，祂不會無緣無故降下災禍，讓人受苦，當人遇到災害，只因人行惡，作了不義的事情，剛開始行惡時或許會風光無限，但最後還是沒有好結果。人要改變這狀況，只好尋求神，從罪中回轉，行為正直，才能享受神的保護及賞賜，遠離災禍。或許我們有時也難以理解為何善良的神會容讓災害發生，特別是降災在義人身上，但至少知道信靠神並不等同生命無風無浪，人生路上遭遇災害不一定是因著自己又或是父母犯罪（參約九1-3）；然而，對於約伯的三位朋友，神賞善罰惡是最自然不過的神學觀念，這觀念主要來自他們的所見所聞和人生經驗（伯五3-7，十五17，二十4-11），以及前人的教導（伯八8-10、十五18-19）。其實約伯也抱有同樣的觀念，所以他除了身心受創，信仰上也面臨極大的打擊。

基本上，約伯及其朋友對於神的闡述，就是神賜福義人、懲罰惡人的觀念是合乎聖經的教導，聖經亦多次強調神的子民需要謹記及留心自己的行事為人，這樣他們才能得到神賜福，享有豐盛的產業，相反，行惡的必招來禍患（申七12-15、箴三1-12，四10-27，十一1-21；彌六9-15；哈二1-20）。到了新約，雖然信徒因著信耶穌而白白稱義，但仍然要謹慎自己的言行，免得將來受神責備（羅二6-11；帖前四1-8）。

這樣看來，約伯的三位朋友相信神賞善罰惡的觀念既是正統及主流的思想，他們以此為基礎，與約伯爭辯，為何會惹來神的怒氣？他們持守神賞善罰惡的觀念，這想法本身沒有錯。他們是良善及敬虔的人，他們為神大發熱心，基於上述的觀念，希望規勸約伯回轉，這動機也是良好的。問題是，他們無法掌握真相的全部，以致在應用正統觀念時出了岔子。約伯真的是義人，[8] 約伯受苦不是因為他是不義的人，相反，約伯受苦是因為他是義人，說得白一點，便是神看得起他，才讓他受苦（伯一6-12、二1-7）。他們看不到全部的真相，又對神賞善罰惡的觀念根深柢固，以致缺乏了聆聽的耳朵，無論約伯如何大聲疾呼，強調自己是無辜的（伯十六17、2-5），他們都堅持以神賞善罰惡來解釋約伯的苦況，漠視了約伯的聲音。他們的目的本來是要安慰約伯，結果非但不能安慰約伯，反而增加了約伯的痛苦，惹得約伯反感，甚至反唇相稽。

另外，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雖然很努力替神辯解，但神還是對他們發怒，因為他們錯誤地揣測神的心意，以為神因著約伯犯罪而懲罰他，但事實並非如此。[9] 例如以利法提到「『人能在神面前算為公義嗎？人能在他的創造主面前算為潔淨嗎？他的僕役他還不信任，他的天使他也指責過錯，何況那些住在土屋裡，根基在塵土中，比蠹蟲還容易被壓碎的人呢？』」（伯四17-19）。他們看不到，神稱讚約伯為義人，祂信任祂的僕人，所以約伯才受苦。這一類談論神的說話突顯了他們的愚昧，最後他們要為自己獻祭，並由約伯為他們祈禱，才能止息神的怒氣（伯四十二8）。

約伯受朋友冤枉，神為他平反，指出以利法等人談論神時，反不如祂的僕人約伯（伯四十二7-8）；然而，神沒有偏袒約伯，神也親自向約伯下戰書，不斷挑戰約伯，讓他明白自己在苦難中向神說了很多無知的言語（伯三十八1-四十2）。約伯不知道自己受苦的真相，因著與神真實的相遇，約伯願意謙卑下來，改變心意，撤回之前對神所提出的指控（伯四十二6）。[10] 因著約伯的改變，神加倍賜福約伯（伯四十二10-16）。

約伯記讀者的資訊確實比約伯及其三位朋友多一點點，我們看到天庭的一幕，這是他們看不到的（伯一6-12、二1-7），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看見全部的「真相」，更能明白神的心意。我們仍然還有很多不明之處或對神疑惑的地方，例如神為何要這樣「設局」，容許他所愛的僕人遭害？無論是理解聖經或神的心意，除了真相，我們受限於經驗、預設立場及知識源頭等。信仰如此，世事也是如此。

2019年6月9日，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大遊行開始，社會上便充斥著不同的「真相」。單是6月9日及16日的遊行數字，便出現了很大的落差：6月9日的遊行人數，民陣指有103萬人、警方指有24萬人、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科學計算）指有19.95萬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估計）約有50萬人、資深傳媒人李鴻彥（大數據估計）有75萬人。6月9日的遊行，民陣指有200萬+1人、警方指有33.8萬人、雷鼎鳴（科學計算）指有40萬人、葉兆輝（估計）約有80萬人、李鴻彥（大數據估計）有144萬人。[11] 計法不同、立場不同，得到的數據也不盡同。

除了數據，網上的影片分享也難分真假，[12] 有一些人在網上發放令人熱血沸騰或感人肺腑的遊行感想，但有人細心分析拆解之後，發現極有可能是虛「謊」一場。影片可以藉著非常專業的拍攝手法瞞騙觀眾，讓人信以為真，[13] 圖片更是難以呈現真相。圖片通常需要文字為讀者「解畫」。解畫人是按照真實的情況如實報道，還是按照自己所認定的「真相」來「解畫」？選取的角度不同，無形中影響了讀者對事件的判斷。[14]

在一個不能靠影片或相片探討真相的年代，觀看直播會否成為看清「真相」的較好選擇？但原來「不同的電視台，選擇甚麼記者會作直播，其實就已經有議題設定。」[15] 有些記者會好像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般直播，不過，他們所提供的仍是片面的一面之詞。即使觀眾努力收集大量「片面」的資訊，而大量「片面」的資訊最後還是「落在自己預設的想法和框架中」，最終還是不能令他們看到全面的「真相」。[16]

每一個人堅持的「真相」，其實都受到個人的經驗、預設立場及資訊源頭等影響。無人可以掌握整全的「真相」，各人只是忠於自己，選擇出自己認為正確，又或是自己喜愛的立場。這並不是說由於「真相」難尋，從此之後，大家對任何事情都不能發表意見，甚至不再採取行動。

「真相」難尋提醒著我們，在發言或行動之前，要小心謹慎，認真審視資訊的來源及內容，面對不同意見的人，更要學習先聆聽及了解對方為何持有與自己不同的見解，而不是一開始便判斷對方無理，自己才是看通及了解「真相」的一個。能夠彼此尊重，互相有良好的溝通，其實對雙方都有好處，大家重新審視各自收到的「片面」，從而再檢視自己所建構的「真相」。這並不是一場你贏我輸的搏擊，又或是一個急於說服對方的辯論比賽。到了最後，大家極有可能還是堅持原先的想法，但這並不代表討論對雙方沒有益處。只要每一次的對話，大家都可以在友好的氣氛之下進行：不口出惡言、不羞辱對方、不人身攻擊、不無故論斷，除了讓我們更了解自己及其他人背後為何有如此想法外，難道這不是一次可以更了解自己的靈命及與神關係的機會嗎？

與自己「同聲同氣」的人對話，我們基本上可以愈談愈「興高采烈」，但我們能否接納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聽到相反的意見時，我們是否很易動怒？我們能否勒住自己的舌頭？當事與願違，我們是否還能信任神呢？

在「真相」中迷失的時候，願我們與真實的神相遇，學會謙卑地與神同行，以憐憫的心行出公義。

近來的香港，在不斷地刷新歷史大事件，許多從未有過的事在天天上演。看看每天新聞中的衝突畫面，各社交媒體中種種火藥味十足的言論，還有可能發生在你我身邊的大小磨擦。我們的社會病了，撕裂了，而且似乎還愈演愈烈。在如此的大環境下，本文並不想加入爭鬥，火上加油，而是希望香港人能夠冷靜下來，思考一下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要面對——香港前途的問題。畢竟，再大的風浪終會有平靜的一天，但，打完風，還需要大家齊心協力去重建我們的社會啊！

香港的現狀如何？即使不計算近期因為「送中」引發的風波，香港的現狀並不理想。比起20至30年前的香港，無論是科技、經濟、貿易、金融等層面，香港已從昔日的領跑者變為今天的落後者。在引領未來的科技領域裡，中、美的AI、半導體、機器人等的發展一日千里。筆者去年偶爾參觀了一個在會展中心舉辦的中國工、農、醫學領域的科技展覽，當中的創新科技讓筆者目不暇給，不禁感嘆——中國未來的科技發展不得了！與之相比，1998年就提出要搞創新科技的香港至今似乎還在原地踏步，頗有一種只會說不會做的味道。

香港的經貿、金融又如何？恐怕也不容樂觀。幾年前筆者去到深圳正在建設中的前海區，當地人都有一種說法：這裡將會成為中國的曼哈頓——用來取代香港的地方。雖然這個說法未必一定會成真，但事實上，當中國的發展騰飛，人民幣愈來愈國際化，中國的金融運作愈趨健全，一路一帶愈發壯大，中國在國際上愈有話語權時，中國是否還必須要靠香港才能與國際的金融、經貿等領域接軌？而若然連香港的金融、經貿等領域也被取代的話，香港未來會怎樣？難道只能靠剩下的旅遊和零售業支撐？

如此說來香港就愈來愈落後，註定玩完了嗎？當然不是！香港其實還有很多優勢，如處於中西經貿、文明的交匯處，自由、高效、廉潔的社會，勤奮進取的市民，願意支持香港繁榮發展的大陸……我們的當務之急——社會上下（包括政府）應該盡快化解怨氣、處理社會矛盾、進行理性溝通，香港要爭取更多的自主和保持獨特性、必須同時鞏固自身的競爭力。若要看到香港美好的未來，離不開大家的互相尊重與共同努力，明白自己獨特的身份，發揮自身的長處，以積極的態度為自己創造空間，才是逆境求生之道。

不要輕易相信眼前見到的事，特別在這「互聯網過敏症」大行其道的世代。正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何況可能是經過美圖秀秀、甚或是移花接木造成的人面。

網上交友不一定有問題，但和與任何陌生人交往一樣，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而有關金錢和性的要求，莫說陌生人，就算提出的是朋友亦不能輕易答應，因為你／妳根本沒有把握了解他／她的真心，路遙才能知馬力，日久才有機會見人心，愈是重要的事愈需要耐性。

網上欺凌和網上情緣一樣，不要太快下判斷是十分重要的，互聯網的極速傳遞訊息和可以匿名是一個很大的引誘，令人以為毋須負責任和可以炫耀自己的觸角敏銳或辭鋒尖銳。但誰是真正的欺凌者、誰是受害人，靠表面的觀察往往會誤將馮京作馬涼。

民意有時原來也是像霧又像花，當某些政黨和團體受傳媒寵愛，讓它們的意見不斷受吹捧，卻原來不一定是真相，台灣去年底有關同性婚姻的公投，讓大家都上了寶貴的一課，大多數人的心聲往往竟無法傳開！

回到教會群體，作為強調愛心，重視公義的一群，我們在實踐信仰的時候究竟有沒有按真理辦事；我們重視的價值究竟有沒有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出來；我們對待我們的同工究竟有沒有盡力做得更好？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的正是在待人接物上如何求真，而求真是要付代價的，真理不是用來對付別人，而是用來改變自己的。

    2017是令人身心疲累的一年，個人方面，除外父之外，幾位相識多年的弟兄相繼離世；母親輕微中風；又有親友健康出現問題。工作方面，多位得力的同事因為不同的原因而退下火線，而我們面對的挑戰卻沒有減少，眼見同事的日常工作，如出版及往學校和教會主領聚會並無減少（近500場）；再加上20週年紀念的各項活動；新開展的「永遠的父母：離婚以後，為孩子多走一步」計劃；以及年底的賣旗，大家就像參與一場沒有中場休息的馬拉松，十分吃力，感恩的是上帝對我們的看顧亦從未減少。

　　去年最令我們放不下的仍是我們一些長期關注的議題，政府推出260多頁有關性別承認的諮詢文件，令我們的董事同工花了不少心力去研究及回應，一方面我們雖不贊成變性手術，卻同情已選擇做手術人士的需要，不是所有弟兄姊妹都能完全理解，需要花時間和心力去解釋。另一方面又見到平機會竟然高調表示香港宜採用自我聲明，毋須醫學診斷便可以改變性別的模式，比不少同運團體更激進，當平機會成為同運的重要推手，前面的挑戰只會更大。

　　如何鼓勵弟兄姊妹在公共空間發聲時以合情、合理、合信仰的理據，著重愛心與公義並行，是我們未來需要更努力的方向。當香港已成為爭議之都的時候，我們不想因為表面的和諧而減少發聲，但亦不希望捲入沒有意義的意氣之爭。明光社的信仰立場並無絲毫動搖，而處理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則亦無重大改變，希望日後在面對有爭議的議題，弟兄姊妹能互相尊重，和而不同。我們最不願意看見的就是教會因為怕爭議而避開不少影響深遠的社會議題，或是弟兄姊妹因為強烈的無力感而不再關心自己身邊以外的事。

　　2018年我們會繼續關心一些離婚和再婚家庭子女面對的需要；協助教牧了解新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以及探索如何牧養在完全不同處境下成長的新一代。我們需要熱心、理性而又充滿憐憫之心的同工加入我們的團隊，是你/妳嗎？請切切為我們隊工的需要祈禱。最後，在迎接農曆新年來臨的時候，希望大家繼續以紅封包支持我們事工的需要，與過去兩年一樣，我們會在紅封包中撥出10,000元，支持一些有特別需要的弱勢群體，今年我們將透過施達基金會，用以關心數十萬逃往孟加拉的羅興亞難民的需要，希望大家支持我們，為流離失所的人禱告及伸出援手。

　　在疲累的時候，希伯來書12章1節常是我們很好的提醒：「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靠著上帝的適時的供應、清晰的目標、並肩同行的隊友、再加上大家的支持，是我們一起繼續這場社關馬拉松的動力。

你的弟兄
志森
10-1-2018

性別認同是複雜的課題

    政府在2017年6月底推出的《諮詢文件：第一部份　性別承認》，其實是一份十分複雜的文件，裡面涉及的內容對長期關注性文化議題的機構（如明光社）亦不容易消化，何況不少從未思考過相關問題的弟兄姊妹和教會。但令人憂慮的是一些熱心的弟兄姊妹或機構，在面對這類社會議題時都有反應過敏的傾向，往往未經深思熟慮便作出回應，以一貫的論據和手法去反對同運和性解放人士的訴求，容易令人覺得是老生常談，只是另一次支持和反對人士的各自表述，缺乏真正的聆聽和對話。

　　與同性戀的議題比較，變性和跨性別是更複雜的議題，背後涉及多個不同的群體，以及有不同的論述，而他們的訴求和需要並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世界各地亦有很多不同的法例和措施去處理不同的需要。此外，聖經亦沒有經文直接去討論變性和跨性別的問題，因此，無論作為社會政策或信仰反思，對教會和弟兄姊妹來說都是新的挑戰，若將之簡化為只爭朝夕的社會運動，想以簡單的社運方式去動員及回應，其實未必適合。

　　早在2013年，變性人Ｗ案在終審法院有判決之前，我們已開始探索有關的課題，但一直未能找到一個所有人都滿意的立場和看法，因為一方面我們同情一些做了完整性別重置手術的人，若一時要看他身份證，一時要看他出世紙，的確會帶來一些麻煩和不便。但另一方面，我們亦深知性別是沒有辦法真正改變的，有關手術將來縱然後悔亦無法逆轉，是不值得鼓勵的，如何在同情他們的需要，但避免市民錯誤認為有關手術是解決性別焦躁症的最合宜方法之間，找出合情合理的平衡點是我們的重要考慮。

　　因此，當諮詢文件一出，我們和友好機構的同工便開始努力消化這261頁厚的文件，甚至連註釋也不放過。另一邊廂，我們亦約見一些已做了變性手術的朋友，希望更深入了解他/她們的心態和需要。之後董事同工與友好機構又分別開會研習及反覆討論了多次，兩個多月之後才正式發表我們初步的立場。要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關心社會議題，作為負責任的機構，自己先深入了解才發表意見是十分重要的態度。若只是不斷重覆本身的立場和觀點，會令人覺得根本不願意聆聽及關心別人的需要，只是逢性（性議題）必反。

社會政策不是信仰立場宣示

　　香港不是一個以基督徒為主的城市，就算加上天主教徒亦只佔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在回歸之後，英國留下的基督教影子亦日漸褪色。因此，基督教的價值觀和其他宗教一樣，都沒有法律上的優勢，教會只能以公共理據和大多數人的共善作為討論如何制定法律和政策的依據，當然，教會亦有權向市民大眾表達宗教的信念和願景，甚至爭取市民的支持，但難以完全依賴信仰的原則去作決定。

　　性別承認的問題就遇上類似的景況，變性的問題雖然聖經沒有直接提及（當年亦無此技術），但從神造男造女的創造原意，以及申命記22章第5節提到「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婦女的衣服，因為這樣行都是耶和華你神所憎惡的。」既然舊約連易服也反對，反對變性是十分合理的推論。

    問題是從信仰立場反對變性手術，與反對社會上有變性手術是兩回事。正如基督教不贊成離婚，不等於我們要求社會禁止離婚，或者要推翻現時法律上准許離婚的做法。對於一些弟兄姊妹認為既然變性違反上帝創造的心意，因此教會及弟兄姊妹不單要反對就性別承認立法，亦不應支持現時有關變性的所有行政措施，應拒絕承認任何有關變性的社會制度，就算對方已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並已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身份，都拒絕承認，因為他/她們的原生性別根本不能改變，若我們承認便是集體的謊言。這是將信仰立場與社會政策混在一起討論，值得商榷。

　　正如我們不贊成離婚，但不能拒絕承認在法律上他人已離婚及再婚的事實，難道張太已跟張先生離婚，並改嫁了給陳先生，我們會因為信仰原則而拒絕承認，繼續叫她張太嗎？既然香港政府在政策上容許符合嚴謹要求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我們難以一廂情願地拒絕他們進入符合身份證性別的廁所或更衣室。

要區分不同群體的需要和訴求

　　在性別承認這個議題背後，其實涉及多個不同的群體，包括雙性人、變性人和跨性別者等。簡單而言，雙性人是先天的生理缺憾問題；變性人屬於精神病學上的性別焦躁症；而跨性別者不少是個人的心理上自覺為另一性別的問題。雙性人最需要的是醫療上的幫助，就像其他有先天性病患或缺憾的兒童一樣，在成長的過程中需要更多的輔導和關心，協助當事人接納自己與別人不同，肯定自身的價值。

　　對於有性別焦躁症的人應給予合適的輔導和藥物治療；由於性別重置手術的不可逆轉性，應視為最後的方法，而不是唯一及優先的選擇。不過，若經過長時間的治療和輔導後，當事人仍執意選擇進行變性手術，以求更方便地融入日常的生活，市民未必一定認同，但亦需要尊重。

　　至於跨性別是一個必須防患於未然，全球性的性革命運動，大家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嚴正拒絕單憑個人觀感而逼令整個社會指男為女，指女為男的荒謬做法。不過，在回應的時候必須加以區分，一刀切表達簡單的反對變性制度，只會被一些人利用市民對最有需要的弱勢群體的同情，魚目混珠地加入了跨性別的訴求。社運訴求簡單化雖然有助動員更多人表態，但亦會令一些本來中立的人士因為要支持弱勢而被推往另一邊。更重要的是，關心社會議題不能只著眼於輸贏，更要考慮公義和合理性，社會政策不是信仰立場宣示，必須考慮市民大眾的感受和受影響群體的需要，以求取得合理的平衡，共創雙贏。

拒絕定立性別承認法，指出單憑主觀感覺決定性別的荒謬性，同情最後仍選擇性別重置手術的性別焦躁症患者，但不能降低現時更改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的門檻，是明光社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建議的立場，謹供各位關注性別承認諮詢的弟兄姊妹參考。

最近看了一個賣思樂冰的故事，很有意思。店主在賣思樂冰的時候，會使用一支木棒，把思樂冰推平，使每一杯思樂冰都是一樣的，但是遇到小朋友的時候，他就會把思樂冰堆得滿滿。其他人看見就覺得很不公平，為什麼小孩子的思樂冰會是堆得滿滿的，大人的思樂冰是平平的。店主說：給你們的思樂冰都是一樣的，十分公平。然而給小朋友的思樂冰，我會堆高，這是我的主權。前者是公義，後者是恩典。

未信主的時候，我認為上帝是不公義的。為甚麼？上帝給人自由去選擇相信祂，然而，相信的人有永生，不相信的人便滅亡，這豈是公義的上帝所為？

信主後，愈來愈經歷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實，是人並沒有自由。不是上帝不給予人自由，而是因為人的罪，被罪捆綁，被魔鬼掌控，人已失去了自由。

上帝給予人生命，本應是仁愛､和平､喜樂的豐盛生命，這也是人所渴求的生命。然而，因為種種原因，不論是慾望､面子､抵不住誘惑等等，我渴望的我不去做、不去說、不去想，我厭惡的倒去做出來、說出來或在心裡思想。

如果上帝只有公義的話，祂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讓我面對罪的後果。罪的後果是死亡，再沒有上帝所賜的生命了。但是，因為上帝的愛，祂藉耶穌基督預定了救贖計劃，叫所有相信的，能得著新生命：一個脫離罪的生命、一個有神同在的生命、一個被聖靈充滿的生命。

信主前，我好像是選擇相信上帝，於是成為基督徒；成為基督徒後，聖靈叫我知道，神顧念我這個該死的罪人，是天父揀選了我，呼召我成為祂的兒女，給我豐盛的生命。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幸好上帝不單是公義的，也是滿有恩典的，我可以用甚麼來回應天父的愛呢？

（講員：雷競業博士 | 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  ）

究竟土地這問題，帶給教會甚麼牧養上的困難？而教會又可以提供甚麼出路？
 
雷博士先指出就土地這問題，上一代與下一代的確存在著鴻溝。已有物業的上一代首要考慮的是穩定而不要「太多搞作」，下一代則追求公平；擁抱多元選擇；不認同「獅子山精神」。當上一代人認為捱窮捱苦，儲下一筆錢去買物業是很自然的事情時，下一代就認為需要花17年不吃不喝才能買樓，變相失去了17年的時間，是極不值得的事情，他們寧願現在便過一些自己喜歡，有意義的生活。
 
教會如何回應這樣的下一代？雷博士指出教會的領導層要幫助下一代編織年輕人認為有意思的夢。並且，教牧要學習轉變自己的角色，從老師的角色，轉而成為教練，發掘學習者的潛質，陪伴他們追求夢想。上一代的牧者要學習對下一代給予肯定，而非拿出經驗來教導他們。
 
就東北發展是否不公義這議題，雷博士指出雖然他曾經跟一位資深的地產發展從業員傾談，以及用數小時閱報，但他亦無法知道菜園村示威者的背景或東北發展有多不公義。只是，他認為假如神讓你在這方面有呼召，那你便去做吧！年輕人可向自己感興趣的方面發展。雷博士覺得傳道人基本上的角色是鼓勵各種專業的人士去找出問題及讓會眾也去關心這些問題，但傳道人一般不適宜在個別的議題上經常發言。
 
雷博士鼓勵信徒在不義的世界中選擇自由與公義：我們自由追求公義，即不是出於自私及仇恨，我們指責政府非因自身沒有能力買樓而憎恨他，無論有沒有物業我們也是自由的，我們仍然關心公義是因著神關心這個世界，因此我們也關心這個世界，希望更多人可安居樂業。雖然能夠有自由而又選擇公義是困難的，但這亦是教會需要傳遞的訊息。
 
最後，雷博士強調信徒要明白即使有物業也不應自滿，沒有物業的亦不應怨天尤人，這樣人才能想像自己有何人生價值。人生總有一些有價值之事，而家庭並非指一間屋，更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信徒要懂得如何靠神的恩典在人生每一個階段找到美麗而有價值的事物。香港買屋難，但神的恩典是足夠的。
 

* 本文內容主要摘自雷博士於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5年「港土講地：產業、信仰、生涯規劃」週年研討會上的短講部分。
 
如想閱讀週年研討會其他講員的文章，歡迎訂購《港土講地：產業、信仰、生涯規劃》。http://www.truth-light.org.hk/book/title/n5424

性別議題在全球引發熾熱的討論，逐漸被解構的性別概念引申出無數問題，在同志運動議程中，性別主觀化取消了性別身份的客觀標準，即不再以生理性別為準則，取而代之的是以主觀、任意的心理性別為依據。我們且看這些推動性別主觀化的同志運動議程如何影響著全球的發展。

會懷孕的「男人」？混亂的家庭秩序

較廣為人知的性別主觀化個案，是有關一名懷孕「男人」的故事，「他」的名字叫Thomas Beatie。

原本是女性的Beatie曾接受荷爾蒙治療，「他」於2002年只進行了切除乳房的局部性別重置手術，「他」仍保留子宮和卵巢，2003年「他」以男性身份與女伴結婚。其後Beatie卻透過精子捐贈進行人工受孕，2008至2010年間誕下三名嬰兒，成為首個公開的懷孕生子「男人」。2012年Beatie進行尿道及陰莖的建造手術，但仍沒有切除子宮，同年「他」與女伴離異。[1] 在離婚的訴訟中，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法庭最初判Beatie暫時得到孩子的監護權並須支付贍養費；但後來就有法官質疑到底法庭有沒有權定義一個有生育能力的人為男人，法官亦提出質疑，指Beatie與女伴的婚姻是否同性婚姻，[2] 而該州當時尚未承認同性婚姻。[3] 2014年亞利桑那州的上訴法院裁定Beatie與女伴的婚姻並非同性結合，2015年二人的婚姻關係正式結束。[4] 及後Beatie更以自己的卵子進行人工受孕，由「他」的新女伴懷孕生產。[5]

Beatie雖自我感覺為男性，但「他」沒有接受完整的性別重置手術，並刻意保留了子宮。不論「他」的目的是為了推動跨性別政治議程，還是為了一嘗女性生育的感覺，我們需關注的是「他」與不同女伴所生的孩子所受的影響。Beatie首三名子女由「他」懷孕及生產，卻要叫「他」「父親」；第四名子女由「他」的卵子與捐贈的精子結合，並由另一個女性孕育，同樣該孩子都要叫「他」作「父親」。

Beatie並非在歷史中唯一一個可以懷孕的「男人」，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 有一名女跨男人士名為Zahad，她也在2023年2月8日產下一名嬰兒，這讓她和其男跨女伴侶Paval成為印度第一對跨性別伴侶，擁有跟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孩子。在2021年，當他們決定要孩子時，兩人各自處於性別轉變過程的不同階段，他們遵循醫生的建議，暫停了荷爾蒙治療。[6]

不能否認這樣的情況完完全全顛覆甚至瓦解男女兩性角色。人類透過不同醫學科技，可以「製造」出他們想要的狀況，然而卻令下一代對「父」及「母」的觀念從此混淆不清，難以從模糊的父母身份，建立對兩性及父母的認知。過往有不少權威性研究都早已指出父母的角色對子女成長的重要，即使在單親家庭裡，都會有父或母的角色，而孩子亦不用在家庭裡面對稱母為父的混亂情況，可是在跨性別家庭裡，孩子卻要在混亂狀況下成長。既想成為男性並同時想保留懷孕生產的機會，這種性別主觀化的個人意願，應否完全凌駕於孩子的需要？這種混亂的家庭狀況，又會為社會帶來甚麼影響？

個人權利高於公眾權利惹事端

加拿大及美國不少州份的學校，都因為不允許跨性別學生使用異性洗手間而面對法庭訴訟。一名男跨女學生要求使用女洗手間，學校最後提供教職員洗手間給他，但該學生的家人仍告上法庭指學校歧視，最後該學生勝訴，美國緬因州的法院判學校所屬的學區要向他賠償75,000美元。[7]

這判決引申出一個問題：是否讓該男跨女學生使用女洗手間就代表沒有歧視他？如果只是顧及該名跨性別學生的「權利」，其他服務使用者的權利又是否在考慮的範圍裡？女洗手間的必然使用者又如何得到保障？假如該名跨性別學生被拒絕允許使用女洗手間而受到心靈創傷，那麼一般的女生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於女洗手間看見異性並因而受驚或心靈受創，這些女性的需要，又有沒有被正視到？

美國華盛頓州的一所校園內，一名45歲的男跨女跨性別學生Francis，他並沒有接受任何性別重置手術，他在泳池的女更衣室裸露身體，令使用該更衣室的女生受驚。另有外來的女游泳教練表示，在沒有被知會的情況下遇到Francis於桑拿室裡露出男性性器官，於是報警。有學生家長要求學校修訂容許跨性別人士使用異性更衣室或洗手間的指引，然而學校回覆指校方只是依循該州的反歧視法例，並只答應會在更衣室加設布簾。[8]

蘇格蘭男跨女性罪犯引發的爭議

除了洗手間，其實還有很多設施屬於單一性別專區，例如監獄。蘇格蘭男跨女人士Isla Bryson在轉變性別前，他名為Adam Graham，2023年1月，他因強姦兩名女子而被判有罪，並遭還押在Cornton Vale女子監獄等待宣判，此舉引發大眾強烈抗議，其後在司法部介入下，Bryson被調遷到男子監獄。Bryson的個案引發蘇格蘭政府重新審視男跨女罪犯前往女子監獄的調遷個案。另一名曾有暴力記錄的男跨女人士Tiffany Scott，在轉變性別前名為Andrew Burns，他因騷擾一名13歲女童而入獄，他在獄中成為男跨女人士，不過，其外形沒有任何改變，且保留了男子生殖器官，他本來將被轉移到他所選擇與他性別相符的監獄，但他的申請已遭到擱置，蘇格蘭政府在2023年1月29日宣佈，在進行緊急審查的同時，所有曾對女性作出身體暴力和性暴力的男跨女人士將不能還押於女子監獄。[9]

蘇格蘭政府在2022年12月通過「性別認同改革法案」，申請轉變性別的人士不用通過醫療診斷證明自己患有性別焦慮症亦可以轉變性別，而申請年齡則從18歲降低至16歲。18歲或以上申請人只須以後取性別生活最少三個月，16至17歲申請人則須以後取性別生活最少半年，在經過三個月的深思期後，如果申請人沒有改變主意並符合有關申請條件便可以獲得性別承認證書。蘇格蘭政府稱有關法案讓申請人可以更快及更方便申請改變在官方文件上的性別。法案以自我聲明作為更改性別的條件，降低了申請的門檻。不過，英國政府擔心這可能會引發性別旅遊，即是英國人到蘇格蘭拿取新的性別身份，但當他／她回到英國的其他地方，其法定性別會因兩地法制不同而有分別。英政府也擔心在蘇格蘭更改了性別人士，回到英國其他地方，會要求不同的權益，例如男跨女人士要求進入只有女性才能進入的空間，並擔心男性罪犯利用這個更改性別的系統，令女性無法在單一性別空間裡受到保護。2023年1月，英國政府經過辯論之後，決定引用《1998年蘇格蘭法案》第35條，阻止蘇格蘭議會的「性別認同改革法案」進入御准階段，即是成為生效法例的最後階段。[10]

正當蘇格蘭的「性別認同改革法案」受到阻撓，芬蘭及西班牙卻分別先後通過有關跨性別的法案。芬蘭議會在2023年2月1日通過新法，讓18歲或以上人士，毋須經過醫療和精神病學的審批程序，只須通過自我聲明，便能合法地改變性別。西班牙國會議員在2月16日通過了「跨性別法案」，允許市民從16歲起，只須通過簡單的行政聲明，便能改變其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兒童如符合某些條件亦可申請轉變性別：14至15歲兒童如獲家長或監護人同意，12至13歲的兒童如獲法院允准，均可申請轉變性別。雖然兩個國家通過的法案不盡相同，但法案均允許人們不再需要出示醫學方面證明，只要通過簡單的自我或行政聲明，便能改變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11]

跨性別者的需要和其他社會人士的權利

無節制地賦予跨性別者權利，不用他們接受任何醫學上的治療或手術，便能透過自我聲明更改性別，進入另一個單一性別的空間，如洗手間或更衣室，這種看似非常照顧跨性別者的措施，是否罔顧了其他社會人士的權益？

社會當然要考慮跨性別人士的需要，然而亦需退後一步思考：社會人士是否都準備好讓未進行或未完成完整性別重置手術的跨性別人士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並以另一性別生活？而當跨性別人士想改變性別時，社會應否只因為他或她「想要」便讓他們更改性別？社會在加強某一類人士的「權益」時，又有沒有考慮到其他人的權利會同時遭到剝削？如何才能平衡各方人士的權利？

隨著愈來愈多國家修改法例，讓人只須按個人的心理狀況而不用進行醫療診斷便能於法定文件上更改性別，甚至不用界定自己的性別是「男」還是「女」，而是選擇第三性別（third gender）或非二元（non-binary）性別，[12] 如此將性別主觀化，強調「我喜歡」、「我認為」，並企圖以自由及平權之名，打破用以維持社會秩序的規範，這會令社會陷入怎樣的一種狀況？到底推動性別主觀化的同志運動議程，是否真的能令世界變得更自由更公平？還是令世界帶來更多混亂及問題？盼望在資訊爆炸的情感年代，我們仍能抱著冷靜謙卑的態度認清和追求真相。

性別主觀化的論述強調性別不應有界限，可以按自己的偏好而流動，並且要求社會作出轉變以配合有關人士的訴求；然而，這卻忽略了社會上大部份人仍然對男女二性的認同及肯定，推動性別主觀化的目的只為了推倒維持社會秩序和共善的框架。這真的會是人類所追求的公義和公平嗎？扶助弱小、顧念有需要的人是普世價值，沒有人會反對，但願我們憐憫與追求公義公平的心都能得到適當的實踐。

（本文原載於第105期〔2015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