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新聞分析系列:為何反向長輩圖會有效?;「離婚後再婚家庭的子女——生活經驗和支援服務需要」研究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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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9-7-2019)
(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8-7-2019)
雖然政府出現嚴重失誤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對警方是否使用過份武力,以及應否追究衝擊立法會的暴力行為,恐怕在以百萬計的和平示威者和各界人士之間亦有不同的意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應是較公允的做法。至於如何化解政府與市民之間的矛盾,是十分長遠的工作,首先應展開更多對話和溝通,不過,真正的溝通是雙方都要先釋出善意,私下交流和公開對話其實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溝通,若說私下交流只是一場公關騷,公開對話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在傳媒面前,大家都不過是重新宣示立場,希望吸引傳媒報道多於真正溝通,更遑論聆聽對方的心聲。其實很多政策的醞釀,都應該先由較輕鬆的私下對話而非公開對質開始,近年政府最大的問題是很多政策都是閉門造車,沒有事先和更多不同的持分者交流,到大局已定時才一下子推出,弄至連派錢都可以怨聲載道,希望政府痛定思痛,勿再重蹈覆轍。
(明報.8-7-2019)
(明報.10-7-2019)
新聞自由是香港的重要基石,要維護新聞自由,其實政府、市民、傳媒老闆和前線記者都有不同的責任。一直以來,香港行之有效的傳媒生態是政府不會作事先的新聞審查,傳媒應怎樣處理新聞,政府不應說三道四,若報道出街後發覺傳媒違法可以依法檢控。至於市民若發現傳媒的報道有問題,可以投訴、可以杯葛、可以不接受該機構訪問,但不能干預記者採訪。而傳媒老闆有政治立場或目的由來已久,但不應公器私用,將傳媒當作推動個人政治理念、或攻擊對手的宣傳機器。此外,值得留意的是前線記者本來應盡量保持客觀中立,才能令人相信其報道不偏不倚,但近年不少記者亦喜歡在社交媒體發表政見,有些甚至言辭較激進,有時令人難以分辨他們是抗爭者還是記者。此外,由於競爭愈來愈激烈,不少記者在採訪時為了拍攝精彩相片,往往不是站在一旁,而是走進警察和示威者中間,增加了記者和警方發生衝突的機會,作為事件的第三者,記者應像球證一樣,實在有需要留意自己的走位。而前線警員亦應明白,記者的存在,的確會增加執行任務時的壓力,但從另一角度看,記者對示威者亦會有壓力,大家都要為自己的過激行為承擔後果。
(香港01.9-7-2019)
很多原意是好的政策,因為部份市民的不自律,以及官僚的管理和執行問題,結果只可以一刀切取消,令人惋惜。就好像旺角的行人專用區,本來是一個可以讓市民大眾自由表達意見、作街頭表演而又容易吸引觀眾的好地點,卻因為一些長期的霸佔使用和噪音太過厲害,對居民造成太大滋擾而壽終正寢,究其原因,與政府部門各自為政,沒有積極協調和管理有關,正如屯門公園的情況,若政府各部門有好的協調,積極管制噪音,掃蕩有傷風化的表演,其他愛好歌唱和表演的市民,便不至失去一個可以免費使用的康樂場地。近年來很多民間衝突,無論是上水市中心、土瓜灣旅客購物區、屯門市中心等等,都是因為居民長期投訴無效而最後激起民憤的,官僚心態、輕率對待民意,往往會毀掉不少本來對市民有利的好政策。
(明報.5-7-2019)
天下本無事!當所謂歧視的概念被不斷延伸、濫用,很多本來無傷大雅的事都會成為問題,甚至是大問題,亦因為政治正確的原因,令政府漸漸變成無所不管,頭髮要管、性傾向要管、性別承認也要管。但諷刺的是,在一些西方國家,本來要管的卻漸漸不再管了,大麻不管、墮胎不管、色情不管、暴力也不管……簡而言之,只要包裝成為人權問題就很多本來毋須管的都要管,包裝成個人自由問題就很多本來應管的也不可以管,政治成為一場爭取話語權的遊戲,而當政治正確成為一種風土病,有時會令人連基本的常識和判斷力也失去。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1-7-2019
蘇盈盈 | 神召神學院實習神學生 燭光,126期 (p.20),20-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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