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尋找平機會報告「被消失」的數據

文麗兒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2/02/2016

平等機會委員會(以下簡稱「平機會」)去年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進行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並於二○一六年一月發表報告。

整個研究分三大部份:一、立法需要的證據(參考文獻、邀請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人士及雙性人〔簡稱LGBTI,以下簡稱「性小眾」〕參加焦點小組,及在網上徵集歧視個案);二、有關公眾人士對立法保障性小眾的關注、態度、知識及理解(透過電話調查、公眾研討會、網上或郵遞方式收集公眾意見、以及招募公眾人士參加焦點小組);三、了解不同司法管轄區的情況。報告指有55.7%的受訪者同意為LGBTI人士提供法律保障,而有宗教信仰的受訪者中,有48.9%的同意提供法律保障。

 

有立場研究 結果帶偏頗

此項研究在收集數據及資料的主要來源,分別是由61位性小眾組成的焦點小組(43人完成訪談)及約1,100位公眾人士(包括:88位透過參與焦點小組及1,005位透過電話調查)。當我們閱讀一份研究報告的時候,宜細心考慮會直接影響結果的數據及資料的可靠性。性小眾焦點小組的結果,一面倒地強烈要求需要立法,原因是他/她們大部份認為曾經受到不友善對待或歧視。誠然,我們都反對不友善對待或歧視性小眾;然而,作為一份需持中立意見的研究報告,只按著受訪者的主觀感受,在並沒有相應的調查驗證情況下,在研究的其中一部份提出需要立法的結論,是否合適?再者,報告亦提及受訪人士所認為的「歧視」定義與現行的反歧視條例並不一定符合,就此所推論而得的研究結果,報告的可信性及有效度如何,社會人士宜認清。

 

若刻意隱瞞數據 惹輸打贏要之嫌

至於電話調查的結果,報告指55.7%表示支持立法,34.8%則反對,便已作出社會大眾同意為性小眾受歧視提供法律保障的結論。但事實上這組數字反映社會對立法的取態存在不少分歧。更嚴重的問題是,作為一份以調查歧視情況作為研究立法可行性為主的研究,在報告中只描述部份數據,例如曾否接觸性小眾、對這些狀況的成因或相關行為看法(B)、對現存歧視條例的認知(D1)、應否提供保障(D2)等;卻沒有公佈有關受訪者對歧視情況的更具體仔細的看法,包括公眾對性小眾受歧視的觀感(C1、C2及G),是為了要隱瞞讓社會認清歧視情況的重要數據嗎?平機會作為委託調查的機構,絕對有責任要充份理解整份報告的內容,並且確切地將客觀的數據完整地呈現。報告中某些重要數據無故「被消失」,這令人相當質疑,平機會使用公帑假作民調,只抽取有利數據作出公佈,企圖誤導公眾。平機會以公帑進行調查的舉動早已超出法定的職能範圍,若然做出「輸打贏要」的行為,豈不是完全違背平機會聲稱的持平、公正、公平、客觀、不偏不倚的原則?

我們絕對同意要了解性小眾的需要,並一起思考如何締造共善的社會;然而,若只以主觀的經驗以及研究結果偏頗的報告作為唯一的理據,草率推論需要以法例保障性小眾,是否過於兒戲?保障他們不被歧視或不友善對待是合理不過的事,然而該用甚麼方法,相信社會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平機會欲推動以歧視條例保障性小眾時,亦必須肯定宗教、良心及言論自由的重要,認真地思考如何化解社會人士對帶有懲罰性的歧視條例的分歧,請不要再重覆地只以不切實際的豁免作為托辭。

 

意見有不同 必然成對立?

多元社會,就是需要容納不同的聲音,才能令社會變得更加繽紛。同運,從來都是比較容易引起爭論的議題,特別是對於擁有不同宗教信仰背景的人士來說,有時更會因不同的意見而相持不下,更甚是因此而形成「對立」的狀態。先不論對是否需要為性小眾提供法律保障表態,反而要問,你願意聆聽多少聲音?當你聽見了性小眾的聲音,看到了他們的需要,願意挺身回應時;有否同時聆聽作為爸爸媽媽的聲音?有否聆聽孩子的聲音?看得到另一群人的需要?

保障性小眾並不應是一個零和博弈的情況,而是因應他們實際面對的情況,結合社會各方的意見而作出恰當的回應。我們反對因性小眾的身份而剝奪他/她們求學、求職的機會,如果修訂現行的個別法例可以保障他/她們不會因身份而受剝削,相信沒有人會反對。我們在思考如何讓性小眾活得更有尊嚴,更自在的同時,都不應忘記社會上的大眾都同是一樣。法例只是用以規範人的行為,而不是建立人。不壓制他人而達到真正的接納、包容與尊重,才更值得推動。

「謙卑,謙卑,再謙卑。」不只是台灣候任總統蔡英文教導我們的,耶穌基督早已以身作則。我們在生命中會遇到與自己不一樣的人,但願我們可以以謙卑的心去聆聽相待,一同實踐天國的福音。

曾經刊載於: 

《時代論壇》 2/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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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精英文化尊重「無用之學」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2/07/2021

美國實用主義精神過於膚淺?

近年來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包括美國朝野在抗疫上表現出不理性的態度、很多人相信形形色色的陰謀論……等等,令不少美國評論家重新探討美國的反智文化。這並不是一個新現象或者新問題,在過去已經有不少人認為美國反智文化的根源是美國人太重視實際效用,沒有好奇心和耐心去追尋好像是虛無縹緲的真知灼見。

19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訪問美國後寫了一本流傳至今的經典巨著,名為《美國的民主》,這本書記錄了他在美國的經歷。儘管他高度讚揚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但他也表示,美國人對抽象思維和哲學不感興趣。他寫道:「在文明世界中,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少關注哲學,美國人沒有自己的哲學流派,他們對歐洲輸入的所有流派幾乎都不在乎。」托克維爾所描述的19世紀美國文化是否屬實,這有待歷史學家去考證。

近代一些哲學家亦批評美國哲學的實用主義太過膚淺,其深度遠遠不如歐陸哲學,粗略來說,實用主義認為,任何想法的意義和真確性都需要通過其實際結果來斷定。筆者認為這種對美國的批評是過份簡化的武斷,事實上,其中一位名叫查爾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的美國實用主義者曾經建構出一套博大精深的知識論,令我折服不已。美國哲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題目,請恕我暫且在此擱下不論。

此外,早在 1963 年,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書中宣稱,美國從未發展出一種嚴謹的知識分子文化,因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對知識的追求只是侷限於於實際目的,例如賺錢。

學生選科考慮其艱深程度

筆者對以上的說法有所保留,簡單地說,美國普羅大眾的和精英圈子對知識的態度大相逕庭。的確,在美國最多學生選讀的主修是前途無限光明的實用性科目,例如商學和健康科學,可能有人說:「但也有很多廣受美國學生歡迎的科目是那些所謂無用的主修,例如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傳播學、新聞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以上所說好像是有點道理,以心理學為例,根據美國心理學會的數據,在2017年心理學是全美第四最流行的主修學科,在筆者任教的大學中,心理學系是全校學生人數最多的部門。雖然心理學可以令你對自己和他人有更深的了解,但正如香港俗語所說,修讀心理學的下場可能是「餓死老婆瘟臭屋」。心理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是5.9%,不充分就業率是51.3%,而早期平均工資只有30,000美元,一些學生在畢業之後只能夠在百貨公司做售貨員,或者在星巴克(Starbucks)煮咖啡。

「新浪網」編輯韓旭陽指出:「美國自身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被浪費了在社會需求量不大,沒有太多未來的專業上,給美國的競爭力帶來巨大傷害……送SpaceX火箭上天​​的畢竟還是要靠大量科技工作者,而不是社會學家。」

這是否意味著很多美國大學生都是嚮往知識的內在價值,而並不介意其實用價值呢?我的觀察是:其實很多學生修讀所謂「無用之學」,並不一定是為了追求真理,而是他們以為某些學科比較容易。筆者比較熟悉心理學,雖然很多年青人對心理學趨之若鶩,但心理學裡面有一些比較困難的科目,例如心理測量和心理學研究方法需要學生在統計學、數學方面下苦功,大多數學生對這些艱深的學科並不熱衷。可以說,無論是「有用之學」還是「無用之學」,很多學生選讀與否的考慮條件是其艱深程度。

美國精英不辭勞苦從事基礎研究

不過,以上所描述的現象只是關於一般大學生,研究機構又怎麼樣呢? 不錯,美國在實用科技和應用研究領先全球,但值得留意的是,在沒有即時實際用途的基礎研究和理論科學上,美國亦獨步天下。基礎研究主要是為了獲取新的理論知識,縱使這些知識沒有任何特定的用途,例如天文學家會窮盡畢生精力,去計算中子星旋轉的速度,但這個發現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更遑論商業價值。相反,應用研究旨在為了實際應用而鑽研新知識,例如英特爾(Intel)公司投入大量資金開發新型微處理器,目的是令電腦的運行速度更快,而最終目的當然是擴大市場佔有率。

美國所有機構在 2018 年的研究和發展支出為 5,800 億美元,其中965 億美元用於基礎研究,1,150 億美元用於應用研究。如果只看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究經費,兩者的差距就更小了,2018年,美國政府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37億美元,在應用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76億美元。換言之,美國精英十分重視純粹發展理論、「不切實際」的研究。

進行基礎研究必須具有一種超然物外、對終極真理的執著。舉例說,激光干涉引力波 (LIGO)是一項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助的大型物理和天文學實驗,傳統上,所有天文學觀測都依賴於光線、無線電波和其他類型的的電磁輻射,或者宇宙射線,LIGO旨在探測嶄新的宇宙引力波,這研究團隊在美國建造了兩個大型天文觀察站,最後成功地探測出宇宙引力波,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對LIGO貢獻良多的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

奪取諾貝爾獎是千千萬萬學者夢寐以求的最高榮譽,有人說:「追求、名譽地位不是很實際嗎?」 其實,由2002 年至 2010 年,LIGO研究團隊收集的相關數據都沒有檢測到引力波,八年並不是一段短時間,比較務實的人可能會將時間和金錢投放在更有希望或者更具經濟效益的項目上。沒有對追求真理的堅持,這種好像是遙遙無期的等待是很難熬下去的。

日本贏了短跑,輸了長跑

美國文化尊重學者個人的抉擇,學者沒有太多有形或無形的包袱,其他文化則不然,例如日本。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日本在科技和經濟上突飛猛進,一些專家指出,這是因為日本人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操,發展科技的目的之一是民族復興。然而,這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功與失敗都是因著相同理由,雖然當時日本在汽車製造業、電子工業和一些高科技領域都超過了美國,但在基礎研究上仍然略遜一籌。

美國物理學家喬治.加莫塔(George Gamota)比較了那個年代美日的研究實力,他指出:真正不受約束的研究在日本是很罕見的,許多基礎研究最終都必須與某些市場需求相關,如果基礎研究有成績,就會立即應用在商業流程或產品。大多數基礎研究都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路線圖,這些路線圖指導基礎研究將來可能的應用範圍,例如高溫超導體材料。美國的研究往往側重於解決比較困難的問題,而日本則專注於解決與產品開發有密切關係的難題。美國力圖實現「大躍進」,而日本則嘗試以漸進的方式解決小問題。

總括來說,所謂美國文化過於重視實用價值而輕視知識是一個都市神話,普及文化和精英文化是兩碼子的事。相反,一些東方文化卻缺乏了基礎研究所需的執著,那就是對無用之學的尊重,上世紀末日本在短線上往往領先,最後卻輸了長跑,這是值得引以為鑑的。

跨越了公平的跨性別運動員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20/07/2021

男女兩性在體格和體能上存在明顯的差異,為維持比賽公平,世界上絕大多數運動都將男女分開進行競賽。隨著跨性別運動的發展,跨性別人士不再隱藏於社會當中,允許他們依照性別認同來參賽,亦成為了一個富爭議性的問題。

國際奧委會屬下的醫療委員會於2003年開始討論有關跨性別運動員的參賽指引,[1] 要求跨性別運動員必須接受性別重置手術、須接受足夠時間的荷爾蒙治療,以及在接受性腺切除術後不少於兩年,才可依照性別認同來參賽。有關指引及建議亦應用在2004年的雅典奧運會中。

之後的十多年來,不少國家相繼更改其性別承認法例,不再視性別重置手術為更改性別的必要條件。2015年,國際奧委會更改跨性別運動員的參賽指引,刪除必須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要求,只考慮跨性別運動員體內的睪酮(testosterone)水平;[2] 跨性別女運動員(即生理性別是男,性別認同是女)的睪酮水平在比賽前最少12個月及比賽期間須低於10 nmol/L;而跨性別男運動員(即生理性別是女,性別認同是男)則沒有任何限制。

睪酮是男性主要的性荷爾蒙,大部份由睪丸製造,能促使身體肌肉的生長,睪酮水平愈高,肌肉的力量愈強,在運動比賽中會佔有較大的優勢。但其實女性的卵巢和腎上腺也會分泌睪酮,但水平比男性明顯低得多。一般成年男性的睪酮水平為240-950 ng/dL,[3] 如果將這數字對照成國際奧委會使用的單位,即是約8.3-32.9 nmol/L;[4] 而一般成年女性的睪酮水平則為8-60 ng/dL,即是約0.3-2.1 nmol/L。

如果跨性別女運動員並沒有接受性別重置手術,其睪丸會繼續分泌睪酮,那麼他體內的睪酮水平很大機會會高於國際奧委會的要求,所以跨性別女運動員會服用抑制睪酮的藥物,讓睪酮水平低於國際奧委會10 nmol/L的要求,但此水平其實已經比一般女性運動員高出最少四倍以上。

其實除了睪酮水平之外,青春期發育後才服用抑制睪酮藥物的跨性別女性,對比其他女性在體格和肌肉密度方面,也會持顯著優勢,不公平的競爭必然存在。

在2020年《英國運動醫學雜誌》刊登了一篇由Timothy A Roberts醫生和另外兩位專家一同撰寫的論文,[5] 他們嘗試了解服用荷爾蒙藥物的時間長短對美國空軍中的跨性別男女體能的影響,並與其他士兵的體能作比較。他們發現跨性別女兵在開始接受抑制睪酮藥物療程前,運動能力比生理女性優勝得多,能在一分鐘內多作31%的掌上壓及15%的仰臥起坐,而跑1.5英里(約2,400米)的時間,跨性別女兵也比一般女兵快21%。在服用抑制睪酮藥物一至兩年期間,跨性別女兵在以上三個項目仍存有明顯優勢。在服用抑制睪酮藥物兩年後,跨性別女兵在掌上壓和仰臥起坐的優勢已不存在,但在跑步項目上仍然比一般女兵跑快12%。研究人員建議,跨性別女運動員需接受抑制睪酮藥物12個月以上,以避免跨性別女運動員在運動競技比賽中佔優,以致造成不公平。

不公平的競賽會奪去女性運動員透過刻苦練習才爭取到的榮譽、獎牌和獎金,也威脅到女運動員的職業生涯。如果今年的東京奧運會能在7月至8月順利舉行,新西蘭跨性別舉重選手Laurel Hubbard將成為奧運史上第一位參賽的跨性別選手。Hubbard以男性身份參加舉重比賽多年,直到在2012年,他轉變了性別成為跨性別女性,其後他參加了一些女子舉重項目,並獲得多個舉重獎項,更取得東京奧運會的參賽資格。有女性運動員對此感到不公並抱怨,但她們卻被告知要「安靜」。[6]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學界的體育賽事中。美國康涅狄格州自2017年開始有兩位跨性別女生參加學界的跑步比賽,共奪得了15場賽事的金牌及贏得85場參加更高級別賽事的機會。Chelsea Mitchell原本是州內跑得最快的高中女生,但在2019年的賽事中卻屈居第三。她認為這些獎牌和機會本應是屬於女生的,但康州校際運動會(Connecticut Interscholastic Athletic Conference)卻迫她們與生理上為男性的跨性別女生同場比賽,這影響到年青運動員爭取獎學金及進入一流大學的機會,扼殺了她們成為精英運動員的夢想。Chelsea Mitchell聯同三名女生入禀法院,就當局允許跨性別運動員根據其性別認同來參加體育比賽,提出訴訟,但訴訟卻被聯邦地區法院駁回。[7] Chelsea Mitchell想要的只是一場公平的競賽,但在今天政治正確的大環境下,她的願望成泡影,她甚至有可能被指為「歧視」和「仇恨」跨性別運動員。

我們相信在美國拜登政府上台後,美國甚至全球的跨性別運動發展將更為熾熱,這場運動背後,受害的可是一批默默耕耘但有口難言的女生。恐怕這些跨性別運動員除跨越了性別之外,也跨越了公平!


[1] “IOC approves consensus with regard to athletes who have changed sex,”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last modified May 18, 2004,  https://olympics.com/ioc/news/ioc-approves-consensus-with-regard-to-athletes-who-have-changed-sex-1.

[2] 黃家欣:〈【性別風波】變性人大勝 奧運放寬測試指引 毋須手術也可參賽〉,《香港01》,2021年5月2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401/性別風波-變性人大勝-奧運放寬測試指引-毋須手術也可參賽(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16日)。

[3] Daniel Murrell, “Typical testosterone levels in males and females,” Medical News Today,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17, 2018, https://www.medicalnewstoday.com/articles/323085#typical-testosterone-levels.

[4] “Testosterone conversion,” Nebido, last modified April 1, 2021,  https://hcp.nebido.com/hcp/tools/testosterone-unit-conversion.

[5] Timothy A Roberts, Joshua Smalley and Dale Ahrendt, “Effect of gender affirming hormones on athletic performance in transwomen and transmen: implications for sporting organisations and legislators,”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55, (2021): 577–583, https://doi.org/10.1136/bjsports-2020-102329.

[6] 〈不准抱怨?跨性別選手奧運參賽惹議 女運動員被噤聲〉,中央廣播電臺,

2021年5月7日,網站: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98979(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16日)

[7] Chelsea Mitchell, “I Was the Fastest Girl in Connecticut. But Transgender Athletes Made it an Unfair Fight,” 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last modified May 26, 2021, https://adflegal.org/blog/i-was-fastest-girl-connecticut-transgender-athletes-made-it-unfair-fight.

對症下藥回應假新聞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7/2021

假作真時真亦假,上世紀80年代英國著名電視連續劇Yes Minister 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對政客的語言偽術有深刻嘲諷。較早前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開始著手研究立法管制假新聞,令人憂慮這是繼政府建議立法管制「起底」和已收緊有關查冊的規定之後,另一項會影響及限制傳媒偵查報道的法例。其實要處理有關假新聞的問題,必須對症下藥,立法並非最理想的方式。

首先,要界定何謂假新聞十分困難。有些是蓄意製造的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但更多的可能是有意無意出現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因此,由誰來評定一則新聞是否虛假、部份資料錯誤、或是有意無意誤導便十分重要,但最不適合去評定的團體就是政府,因為政就是新聞界主要的監察對象若果由政部門去裁定一則報道的真假無疑會成為傳媒頭上一把刀產生寒蟬效應。

由於傳媒是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政府對傳媒必須要有包容的氣度,況且政府財雄勢大、資源充足,要公開講話幾乎所有傳媒亦必定報道,政府若不同意某些傳媒對某些事件的詮釋、認為對方渲染、誇大,公開反駁便可以,與官方說法不同的並不一定就是假新聞。要辨別假新聞,其實能夠維持一個多元、開放的傳媒生態十分重要,因為任何新聞大家都可以透過不同立場的傳媒來分析,從不同角度更立體地了解事件,若有明顯的弄虛作假,自然亦難逃其他行家的揭發、甚至追擊。

此外,要減低假新聞、虛假資訊或者錯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學生和公眾人士提供傳媒素養教育十分重要,這有助培養市民大眾在選擇、分析和轉發新聞時應有負責任的態度。傳播假新聞或不實訊息,除了內容農場(content farm)之外,其中一個最快捷及廣泛的途徑就是透過社交媒體,所有市民都可以透過手機及互聯網上載圖片和訊息,許多時雖然沒有明確的來源,但卻好像言之鑿鑿,大家在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下,加上想令其他人覺得自己消息靈通,觸角敏銳,於是一些轟動的假新聞往往傳播得比主流傳媒的新聞更快和更廣。若果市民大眾沒有建立負責任的轉發消息態度,對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只因內容震撼或符合個人的政見和期望,便急不及待轉發的話,根本難以阻止假新聞的迅速傳播。

當然,一些傳媒的報道手法有爭議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譁眾取寵、以偏概全,借題發揮對這些傳媒機構來說是家常便飯,有關手法亦引起不少公眾人士的不滿。但在一個尊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有關傳媒操守的問題,交由獨立、包括業界在內的團體,以專業角度處理,比由政府委任、動輒以公權力介入更為合適。在判定新聞的可信性和手法的時候,既有專業的角度,亦可以避免出現專業的自我保護、甚至偏袒的情況。 而其中一個符合以上要求的團體是香港報業評議會(利申:本人由報評會創會至今都是其中一名執委,不過,本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報評會)。

報評會包括了多份報章的業界代表,亦有更大比例的成員是來自新聞學者、法律界、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和其他新聞業團體的代表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平衡了業界和非業界的意見,而報評會所採用的守則,亦是多個業界團體共同商議和受各界認可的準則,多年來行之有效。不過,報評會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它並非受法律保障的法定團體,萬一非會員報刊不服報評會的裁決,是可以反過來控告報評會誹謗的,由於報評會的經費主要靠會員的會費和外界捐助,只能維持基本運作,根本難以負擔高昂的法律訴訟費用。

多年前,報評會曾提出希望政府立法保障報評會,最重要的是提供像消委會公佈不良店舖的名稱時,可以有免責權,對方不可以控告消委會誹謗,可惜多年來都未能成事。要判斷一宗新聞是否部份失實、譁眾取寵、誤導、甚至完全虛假並不容易,需要有客觀的標準、不同資料的比較和反覆的討論,很難以法律條文來界定,亦不適宜由政府或政府委任的機構處理,否則很難取信於民。若政府真的要正視所謂假新聞的問題,不如給予報評會有限度的免責權,只要是經過指定的程序,容許投訴和被投訴雙方合理的辯解機會,然後作出裁決,報評會不會被控誹謗,而所有傳媒均可以公開轉載有關裁決而毋須負上法律責任,由公眾看完相關裁決自行判斷真假就可以,報評會毋須擁有任何處分的權力,免得業界又會產生另一些憂慮。 

社會人士對立法的回應

今年5月初,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研究制定「假新聞法」,以應對「錯誤訊息,仇恨言論和謊言」,[1] 但立法目前未有確切的時間表。報評會對此表示關注,並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立法利弊和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2] 也有學者撰文指,若要立法規管假新聞,最基本的問題是難以為「假新聞」下一個容易被準確地操作化的定義,最後運作起來,法例會無可避免地影響資訊傳播,帶來寒蟬效應。[3]


[1] 潘曉彤:〈通識導賞:假新聞法 誰定真假?〉,明報OL,2021年5月30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10530/1622312498981/通識導賞-假新聞法-誰定真假(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2] 〈政府研假新聞法 報評會設工作小組收集持份者意見〉,《明報》,2021年5月14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210514/s00001/1620995799444/政府研假新聞法-報評會設工作小組收集持份者意見(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3] 李立峯:〈有關立法管制假新聞的問題〉,《明報》,2021年5月13日,網站:

https://m.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210513/s00022/1620575622024/有關立法管制假新聞的問題(文-李立峯)(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進度報告

李樹甘教授、陳永浩博士 |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零售業人力發展專責小組及勞工顧問委員會轄下勞資關係委員會成員。李教授多年來投身並且發表不同的研究,研究興趣多元化,主要為經濟模型、商業、經濟及社會問題與政策等。編著專書多本,並在國內外學術期刊及專著(論文集)發表論文數十篇。 ||| 陳永浩博士: 現任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多年來在明光社義務工作,並在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上發表調查報告:「香港人婚姻態度」(2016)、「子女對父與母參與的觀感及自尊感的關係」(2017)、以及匯報「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臨終的看法」(2018)等。著作有《生命倫理錦囊》(合著)。
05/11/2020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及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於2019至2020年間,進行了一項關於香港社會氛圍如何影響信徒參與社會及宗教活動,以及其心理健康的研究,希望透過有系統的問卷調查和研究,分析信徒在參與社會活動與心理健康的關係。是次研究以網上不記名問卷調查形式進行,回收有效問卷共1,002份。本進度報告旨在交代研究背景、理念,以及報告因疫情推遲研究的進度情況,研究之初部結果會於研討會當日發佈,調查的詳細報告,將於稍後出版。


 


研究理念


有部份論者認為香港教會在面對社會時事及政治議題,一般給人的印象都是偏向被動,以「政教分離」甚或「不談政治」等態度回應。[1]  除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及只忙於處理教會問題,當年面對九七問題時,不少信徒和牧者離開、移居外地。[2] 九七過後,不論「留下來」還是「回歸」的信徒,在經歷近年多次的社會運動後,其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的情況和當中的關係如何?近年有不同機構以有關課題,作出調查研究,例如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最近一次的《2019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就加上社運課題的研究。[3]  此外,一項有關教會青年/青少年基督徒對「反送中」事件看法的網上調查指出,八成受訪者曾參加反對《逃犯條例》示威活動,而受訪者認為教會首三個責任是:與港人同行為香港祈禱(73.7%)、一同對抗不公義的政權(65.3%)及關心身邊每一個人(60.7%)。[4] 可是,上述調查研究,均鮮有將社會運動參與,與心理狀態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作關連。故此,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及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推動這次研究,分析社運參與,心理狀態及信仰生命三者的關係,亦希望藉著這研究可提高大眾對信徒參與社會及宗教活動及心理狀態了解,並且在這方面提供更多有效的資料。


 


研究解說


顧名思義,是次調查旨在了解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社會參與及信仰生命,當中包括以下四大方向,並會以之作分析:


  1. 政治取態(political stance):面對當前的社會運動和政治情勢,讓參與者在政治光譜中的位置作自評,以多級分數(1-10分)作表達其「黃/藍」傾向。[5]
  1. 社會參與度(social involvement):調查問卷中,以多級分數(1-10分)作自評,以表達參與者在反修例及其他社會運動中的參與程度。
  1. 心理狀態(mental states):在這系列的調查中,我們會以下述向度調查參與者的心理情況:
  • 人際交往(interpersonal coping):當中包括其易地而處(perspective taking,例如:在做出決定之前,我嘗試去了解每個人的分歧)的認知度,以及同情關懷(empathic concern,例如:當我看到有人被利用時,覺得自己應該對他們有所保護)等情緒指標。
  • 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調查受訪者現時的生活狀態,及其對現時生活的滿意度。
  • 抑鬱焦慮量表(DASS Questionnaire):當中包括量度受訪者的抑鬱 (depression,例如:我好像不能再有任何愉快、舒暢的感覺)、焦慮 (anxiety,例如:我對事情往往作出過敏反應)、壓力(stress,例如:我感到很難放鬆自己)等元素。[6]
  • 社交支援(social support):當中包括參與者與家人(family members)、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以及朋友(friends)的支援和幫助。
  1. 信仰生命(spirituality):兩個向度量度,與神連繫(selfness through spirituality,例如:我的信仰觀使我感到與神連繫);以及與他人聯繫(relatedness through spirituality,例如:我的信仰觀讓我感覺能與他人聯繫)。

 


在綜合了以上各向度的調查參數後,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 )作出分析。結構方程模型是一種融合了「因素分析」和「路徑分析」的一種多元統計技術。其中最大的好處在於其處理多變數間交互關係的能力,在分析及測量各個變數中,分辨出多重和相互關聯關係,不同變數之間的關連,以及它們之間不可直接測量的潛變量(latent variable)。在過去30年間,結構方程模型被大規模地應用於社會科學及行為科學的研究之中。


 


研究資料收集


是次研究以量性研究方法,採取網上問卷形式,於2020年6至9月進行調查。當中成功回收問卷 1,009份,有效問卷 1,002份。


參與者當中,以成年和中年人士佔比重最高(31-40歲:16%;41-50歲:29%;51-60歲:32%,三者共佔:77%),其中教育程度亦高(大學程度:34%;碩士或以上程度:38%,兩者共佔:72%);信主年數均有一段日子(信主11-20年:24%;21-30年:31%;31-40年:26%,三者共佔81%);當中大部份(73%)經常參與教會活動。


 


進度情況


是項研究源於關心香港近年社會運動對教會信徒身心靈之影響,原本計劃於2019年進行調查,及於2020年6月發表報告。但香港在這一年經歷了非常不一樣的狀況,社會運動還未完結之際,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更使香港以致全世界陷於封城與停止運作的狀態。一波三折之下,原計劃之問卷調查、研究等工作,全部被迫延後。是次研討會將先發佈初步研究結果,詳細結果及分析則於日後另以專文出版,敬請留意。


 


研究查詢


如對本研究有任何查詢,數據方面,可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聯絡,閣下可以郵寄(香港北角寶馬山慧翠道10號)、傳真(3020 7461)或電郵(exe_bepp@hksyu.edu)等方式查詢。


 



參考資料


Jack, Anthony Ian, Jared Parker Friedman, Richard Eleftherios Boyatzis & Scott Nolan Taylor. “Why Do You Believe in God?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ligious Belief, Analytic Thinking, Mentalizing and Moral Concern.” PLOS ONE 11, no.5 (March 2016): e0149989.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49989.


Johnstone, Brick, Wesley J. Wildman, Dong Pil Yoon, Daniel Cohen, Jane Armer, Sean Lanigar & Anna Wright . “Affect as a foundational psychological process for spirituality and empathy.” Mental Health, Religion & Culture 21, no.4 (August 2018): 370–379. https://doi.org/10.1080/13674676.2018.1494707.


Moussa, Miriam Taouk, Peter F. Lovibond & Roy Laub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21-Item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21).” Psychology, Faculty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http://www2.psy.unsw.edu.au/dass/Chinese/Chinese%20DASS21%20Paper.pdf.


Saslow, L. R., O. P. John, P. K. Piff, R. Willer, E. Wong, E. A. Impett, A. Kogan, O. Antonenko,  K. Clark, M. Feinberg, D. Keltner, & S. R. Saturn.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pirituality: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ompassion–altruism relationship.”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5, no.3 (2013): 201–218. https://doi.org/10.1037/a0031870.


〈香港教會青年/青少年基督徒對「反送中」事件的看法〉。網站: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6K_jisPi0Ku9JUcmCzIMlgQTn43XrllZD7pUJMa3evc/viewanalytics?fbclid=IwAR2eB6J2TGtwUMX2vG0xBMaRt4vojRqg1sTgkOZ5xmIlVtZ60J1DKKLov_s


李君尚。〈青年基督徒對「反送中」事件的看法 調查結果及回應〉。《時代論壇》。2019年9月9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9493&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p=1


吳思源。〈移民潮與教會牧養〉。《基督教週報》,2917 期(2020年7月19日),網站: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20/ta2039472.htm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9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摘要〉。2020年5月,網站:https://hkchurch.files.wordpress.com/2020/05/2019-research.pdf


禤智偉。〈政教分離的再思〉。《時代論壇》。2015年7月3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90126&Pid=6&Version=0&Cid=150&Charset=big5_hkscs



[1] 有論者將「政教分離」看作教會內部和公開的言行皆不應涉及政治。這可能將「政教分離」這字詞只作了表面解讀,而不了解其含意。政教分離(church-state separation)中所講的「政」是特指國家或政府(state),而非泛指「政治」(politics)。因此,「政教分離」的原則,並非禁止教會(或牧職人員、平信徒領袖)回應政治事件、或批評政府。參:禤智偉:〈政教分離的再思〉,《時代論壇》,2015年7月3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90126&Pid=6&Version=0&Cid=150&Charset=big5_hkscs


[2] 踏入2020年的今天,新一波的移民潮可能已經開始。參:吳思源:〈移民潮與教會牧養〉,《基督教週報》,2917 期(2020年7月19日),網站: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20/ta2039472.htm


[3] 有關調查指出,從堂會關注的社會課題來看,首五個課題分別有宗教自由(31.6%)、社會公義(31.3%)、同性戀(30.1%)、雨傘運動(29.5%)和貧窮(29.0%);而 43.5%的堂會在佔中/雨傘運動開始前已有針對性的崇拜公禱和教導。及至運動開始後,有舉辦針對性活動的堂會增加至 67.0%。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9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摘要〉,2020年5月,網站:https://hkchurch.files.wordpress.com/2020/05/2019-research.pdf


[4]「香港教會青年/青少年基督徒對『反送中』事件的看法」調查,由播道神學院客席講師李君尚負責,調查於2019年8月23至29日以網上形式進行,共收集到654個回覆。相關資料網站:〈香港教會青年/青少年基督徒對「反送中」事件的看法〉,網站: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6K_jisPi0Ku9JUcmCzIMlgQTn43XrllZD7pUJMa3evc/viewanalytics?fbclid=IwAR2eB6J2TGtwUMX2vG0xBMaRt4vojRqg1sTgkOZ5xmIlVtZ60J1DKKLov_s;李君尚:〈青年基督徒對「反送中」事件的看法 調查結果及回應〉,《時代論壇》,2019年9月9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9493&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p=1


[5] 是次調查中並不會因參與者的取態(黃/藍)而有不同的差別對待,調查中所有問題,也以政治中立原則處理。


[6] 坊間有關DASS21的問卷有多個版本,其中作參考的有:Miriam Taouk Moussa, Peter F. Lovibond & Roy Laub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21-Item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21),” Psychology, Faculty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http://www2.psy.unsw.edu.au/dass/Chinese/Chinese%20DASS21%20Paper.pdf.

男女兩性身體的受造意義

27/07/2020

在性政治的對話經驗裡,我們發現常因用語歧義而衍生誤解。就如說「同性戀」時,既可能在說某位同性戀者,又或形容同性性關係這行為,也可以是說明同性戀政治的意識形態。歧義窒礙溝通。由是,在此先說明「雙性人(intersex)」一字的內涵。
 

「雙性人」的意涵

「雙性人」可作為一種身份認同又或作為一系列病症的統稱。

某些人身體特徵不屬於典型男性或典型女性,不認同自己為生理男或生理女,而認為自己是男和女之外的第三種性別。在自己定義自己的身份同時,亦希望他人承認這種自我認同。此之為作為一種身份認同的「雙性人」。

這種身份認同形成雙性人政治的主體,其政治訴求包括在性別資料中增設第三性(third gender),將第三性的概念納入醫療及教育系統等。(可參閱〈雙性人與第三性別的吊詭〉以及〈雙性人的權益〉等文。)

當「雙性人」作為一系列病症的統稱時,其醫學名詞為性發育障礙(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DSD)。其實,內分泌學者、外科醫生、基因學者、心理學家以及壓力團體代表在2006年早有共識,認為傳統用語,如:雙性人、真或假雌雄同體,或任何促使第三性概念出現的表達都應被廢棄。[1] 在2012年更進一步為各種DSD病理作出區分和指引。引文如下:

After a multidisciplinary meeting held in Chicago that included endocrinologists, surgeons, geneticists, psychologist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advocacy groups, it was agreed on that tradi[-]tional terms, such as intersex, true, and pseudohermaphroditism, and any expression that could give rise to an idea of a third gender should be abandoned. DSDs were categorized under 3 main subgroups according to karyotype (XX, XY, and sex chro[-]mosome for mosaic karyotypes).[2] 

 

性發育障礙

每個胚胎起初都同時擁有未發育的雌雄生殖系統。但假若該人擁有的第23對基因出現Y性染色體,就會按固有機制使身體發育為男性,同時不會產生女性生殖器,此為典型男性身體的性發育。而假若沒有Y性染色體,男女兩組生殖器會直接發育成典型的女性身體。

性發育障礙是一種病症類別,包括十多種病症,例如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AIS),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症(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CAH)等。每種都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和病因。但各病症的共通點在於,會造成不同程度的性別含糊或非典型的性生殖發育情況。他們並不會同時擁有完整的、功能健全的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在外地和本港的臨床記錄上,性發育障礙雙性狀況者所擁有的身份認同,往往是男人或女人,而非雙性人。[3]

區分「雙性認同」及「雙性狀況」後,讓我們轉而探討《聖經》對性別創造的敘事。

 

創世敘事下的性別秩序

神創造的重點是秩序,從混沌失序中,分開光暗、天地海、天體時令、動植物。大家都「各從其類」(創一21、24-25),表示一切都需要跟從神所設定的秩序。創世記第一章27節記述神創造了有別於其他生物的人類,在性別方面,神只創造了兩個性別——即男女。

創世記二章22節提到神從「那人」(ha-adam)身上創造出女人(ishshah)。惟女人出現後,「那人」才能意識自己男人(ish)的身份。性別是通過差異來認知和確立,藉由他者映照自身。這種兩性分別正是神所創造的秩序。

創世記一章26至28節闡述神以自己的形象創造男女去管理大地:神以自己的形象創造人>管理大地>神以自己的形象創造人:造男造女>神賜福他們>管理大地。當內容差不多時,新增的內容突顯了想要強調之處。神創造的人類是「有男有女」的,他們是被神賜福要生養眾多,充滿大地。神之前也賜福一切生物要生養眾多,充滿大地(創一22),沒有足夠的人數,人類難以管理大地。男女二字原文亦可解作丈夫及妻子,因此,夫婦二人結合,共同生養下一代是神創世時的心意。

在創世秩序中,女從男而出,男也從女而來。神創造女人,是因為看到那人獨居不好,女人的出現成為男人的幫助者(創二18)。成為他人幫助者不表示地位低微,在《聖經》的詩篇中,詩人同樣呼求神成為他的幫助者(詩三十10)。男人和女人都是兩個完整的身體;兩個完整的身體位格(body-person),然而在神的創造中,男女從心理到生理有非常大的差異,惟有男和女的獨特互補,才能映照出神的形象。

 

墮落,被罪,犯罪

始祖墮落的故事,告訴我們身處在神創造秩序受損的世界。人要經歷病痛,面臨死亡,並非因某雙性的存在狀態得罪了神,而得報應。而是我們都活在墮落的世界中,不能避免得罪神,同時也被他人犯罪和世界既存的邪惡(evil)所傷。

受造的男或女身體,即本來映照神形象的身體,現同樣受損。因此,男和女的身體也在始祖墮落後承受缺損,包括性發育的缺損。生物學或醫學描述雙性狀況為性發育障礙,為上述推論提供了佐證,不謀而合。

進一步而言,神「創造」了雙性人嗎?這視乎「雙性」的指涉。

當「雙性」指涉那十多種性發育障礙時,有性發育障礙的那人無疑是由神所創造,但性發育障礙本身是身體被罪所損害的狀態。醫療介入是人嘗試恢復那身體的人性尊嚴;就正如基督的醫治是神所差派的救主的記號一樣。醫療介入包括了新生兒篩檢、診斷分類、用藥、補救性的整型手術、性別重置安排等。[4]

若「雙性」指涉一種政治性的身份認同,這認同要求他人承認自己為第三種性別。神創造了那人,卻沒有創造「雙性」這第三種性別身份。即或未見女人的那人(Adam)是沒有性別之分還是同時擁有兩種性別,神認為「甚好」的創造是人類分作男和女,而非同時擁有兩種性別的雙性人,或是沒有性別的無性人。神學家巴特指出聖經並沒有把男女二性剷平,把性別中性化(neutralize)必然導致人非人化。[5]

在這裡,我們可看到兩種古老思想在現代的迴響,形成某種雙性主義(Intersexism)。一是柏拉圖哲學和希臘神話的雌雄同體(Androgyny)說。這想法視每個人最初都是男男、男女、女女的圓球;後來天神將人劈成兩半,故單一性別是缺憾狀態,愛情就是要找回自己的「另一半」。但上文指出,男和女是整全而互補,猶如左右兩手互補但彼此都是整全的手,這分類神看為「甚好」。二是受到諾斯底派(Gnosticism)中較為極端的派別影響,這派別主張重靈輕肉的二元主義思想,於是有人亦希望以自我認同,心靈的狀態為基準界定人的實體,身體的性別發育則避而不談。但《聖經》卻認為,人不是「擁有」身體,而是人就是身體(body-person)。雙性主義肯定脫離了男女受造的秩序,以及映照創造者形象的身體。

《聖經》透過兩性彼此交付和接納的關係,深刻地象徵教會是基督所接納的新娘(弗五22-33),教會作為認罪悔改的群體,獲基督接納而成為「一體」。不過,我們一日仍未完全脫離墮落的世界,總會遇到一些性別「不夠典型」的性發育障礙者。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我們反對因著他們「不夠典型」而定他們的罪。另外,受造的男女身體是一個象徵:無論人的性發育正常與否,均獲得基督接納的恩典。我們呼籲教會應主動接納性發育障礙者,聆聽生命,在他們的困境裡與他們同在,邀請他們加入成為基督的身體,並且盡力保護他們免遭受白眼、言語傷害和拒絕。

 

結語

其實不論是男,是女,或是雙性人,都是罪人,亦是受罪惡權勢所侵害的被罪者,我們都需要上主的憐憫,以致我們能離開上述各種主義,降服於神的創造,並且在基督裡,藉著基督,與基督一起,合而為一。

 

(原文於2018年4月26日刊於《時代論壇》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4418&Pid=104&Version=0&Cid=2053,其後曾作修訂。)


[1] Peter A. Lee et al., “Consensus Statement on Management of Intersex Disorders,” PEDIATRICS 118, no.2 (August 2006): e488–e500, https://doi.org/10.1542/peds.2006-0738.

[2] Rodrigo L.P. Romao et al., “Update on the Management of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Ped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59, no. 4 (August 2012): 853–869, https://doi.org/10.1016/j.pcl.2012.05.020.

[3] Romao et al., “Update on the Management of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Angel OK Chan et al., “Aetiological bases of 46,XY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in the Hong Kong Chinese population,”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21, no.6 (December 2015): 499–510, https://www.hkmj.org/abstracts/v21n6/499.htm; C H Houben et al., “Reconstructive surgery for females with 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due to 21-hydroxylase deficiency: a review from the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481–485, https://doi.org/10.12809/hkmj144227.

[4] Romao et al., “Update on the Management of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5] 鄭順佳:〈「性人」:對人作為性存有的神學反省〉,《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31期(2001年7月):22。

中大性小眾研究報告沒有告訴你的秘密

09/01/2020

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於2020年1月7日發表於去年9月16日至25日,隨機電話訪問1,058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人,就公眾對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等人士)法律權利的態度研究報告(下稱CUHK-SRP2019/20),結果顯示,60%受訪者非常同意或同意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僅12%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是過往同類調查中反對比率最低。有44%受訪者同意香港應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計劃創辦總監孫耀東說,政府和外界經常以「未準備好」為藉口,拒絕立法及推行LGBT+的平權政策,到底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報告書內提及三份研究報告,分別是2016年平機會的《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下稱EOC-CUHK2016),2016年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公眾及LGB(男女同性戀、雙性戀人士)對LGB友善商業機構態度調查報告》(下稱CUHK-SRP 2016)及2017年 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下稱HKU-CCPL 2018)。

本社深入研究報告後,有以下發現:

  • 這三份研究報告及今次的研究,孫耀東都是研究團隊成員之一;
  • 有另一份於2018年發佈,也是孫耀東有份參與的更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香港市民及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及同性民事結合的態度及支持程度的比較研究》(下稱CUHK-PPRFS 2018),卻沒有在今次的報告內提及作比較。

支持同性婚姻人士減少6個百分點

首先,我們先看看這份孫耀東有份參與,卻沒有在今次的報告提及的研究(CUHK-PPRFS 2018) 有關市民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看法。這份2018年的報告,由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劉德輝教授及孫耀東團隊所做,並已於2018年8月於網上發佈,孫耀東研究團隊不可能不知道這個自己有份參與的研究,這個研究採用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2,009位18歲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證人士,調查發現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只有32.6%,支持同性民事結合的也只有33.1%,顯示香港市民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及民事結合支持率不足三成,實在不明白為何孫耀東會忽略這份更新及更全面的研究報告。

事實上,這份研究報告的結果與2016年平機會的《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EOC-CUHK 2016)數據相近,平機會的報告顯示同性婚姻和民事結合的認受性亦不高:
29.1%受訪者表示支持同性婚姻,反對42.4%,中立26.1%;
37.4%受訪者表示支持民事結合,反對42.8%,中立14.2%;
無論同性婚姻還是民事結合,非常支持的也不足7%,反映香港市民對同性婚姻持保留態度。

今次的研究(CUHK-SRP2019/20)顯示,44%受訪者同意香港應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較2016年中大同類型調查(CUHK-SRP 2016) 的27%,有明顯增幅,因此,孫耀東表示香港社會越來越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如果我們比對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於2017年的研究(HKU-CCPL 2018),當時表示支持同性婚姻的有50.4%,較今次的44%減少了6個百分點,顯示並非越來越多人支持。

支持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減少24個百分點

至於是否越來越多香港市民支持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今次調查顯示60%受訪者同意香港應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這是非常正常的,明光社也贊成香港應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例如透過持久授權書的方式。事實上,支持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不一定等於支持性傾向反歧視立法,今次研究報告顯示有45%香港市民支持性傾向反歧視法立法,較2017年 (HKU-CCPL 2018) 研究的69%明顯減少24個百分點,減幅接近四份一,顯示越來越多市民不贊成透過訂立反歧視法處理性傾向歧視問題,可能是擔心立法後會產生逆向歧視。

由此可見,政府和香港市民是真的「未準備好」就同性婚姻及性傾向歧視及立法,並非藉口。

問題清晰結果才會更清晰

要了解一個調查,先要了解其提問的方式、用字和如何演繹,否則很容易會被誤導。今次調查和2016年平機會同類型調查(EOC-CUHK 2016)犯上同一錯誤,就是問題和演繹具誤導性,因為將支持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等同支持訂立具有特殊保護,甚至會懲罰持不同意見人士的性傾向歧視條例是一種推論上的跳躍,甚至是騎劫了民意,因為要提供法律保障,還有許多其他的方式。此外,若要明白受訪者的真正意願,不宜純粹抽離地問對方是否贊成性傾向歧視條例和同性婚姻,因為其他相關調查顯示,若受訪者了解通過相關法例會造成的其他後果,包括會懲罰持反對意見人士的逆向歧視;會打破婚姻中的性別、甚至其他限制(如血緣、年齡和人數);以及會令許多潛在出生的嬰兒失去在親生父或母照顧下的成長權利等,答案會完全不一樣,大家不能不察。

本社對於這份剛發表的報告,雖然看似比較多份之前的研究報告,但所選取的內容及推論都是有選擇性及誤導性的,表示遺憾。


資料來源:

CUHK-SRP 2019/20 
Suen, Y.T., Chan, R.C.H. & Wong, E.M.Y., (2020).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LGBT+Legal Rights in Hong Kong 2019/20. Hong Kong: Sexualities Research Programm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s://7bb73318-120e-454d-84c6-9da78469b28b.filesusr.com/ugd/c27b9b_3a3de20a3fba492b974e883d8a09d3aa.pdf

EOC-CUHK 2016
Suen, Y. T., Wong, A. W. C., Barrow, A., Wong, M. Y., Mak, W. W. S., Choi, P. K., Lam, C. M., & Lau, T. F. (2016). Study on legisla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s of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intersex status. Hong Kong: Gender Research Cent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mmissioned by Hong Kong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161251750293418312.pdf
《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公眾電話問卷調查研究結果補充資料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ResearchReport/201603/SOGI-Project_supplementary-info_Ch_20160229.pdf?fbclid=IwAR38O-f3_0_Ray-pAZG1cV6lymuPXKiCvh8pH6BFMzTr32HEraHy-NSuQ5Q

CUHK-SRP 2016
Suen, Y. T., Wong, M. Y., Chan, R.C.H., & Yeung, G.K.W. (2016). Study on Hong Kong Public and LGB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LGBfriendly Business Organizations. Hong Kong: Sexualities Research Programm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CCPL 2018
Lau, H., Lau, C., Loper, K., & Suen, Y.T. (2018). Support in Hong Kong for Same-sex Couples’ Rights Grew Over Four Years (2013-2017) Over Half of People in Hong Kong Now Support Same-Sex Marriage. Hong Kong: Centre for Comparative and Public Law, The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市民過去四年(2013-2017 年)對同性伴侶權利的支持度有所提升
http://www.law.hku.hk/ccpl/wp-content/uploads/2018/07/Change%20Over%20Time%20Paper%20Chinese%20(3%20July%20Final%20for%20Distribution).pdf

CUHK-PPRFS 2018
Lau, T.F., Suen, Y.T., Gross, L., Mo, K.H., Wang, Zixin, (2018). Attitudes and levels of support toward sex-sex civil union and same-sex marriage legislation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and homosexual people in Hong Kong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市民及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及同性民事結合的態度及支持程度的比較研究〉
https://www.pico.gov.hk/doc/tc/research_report(PDF)/2015_A4_016_16A_Final%20Report_Prof%20Lau.pdf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9-1-2020

當你相信中大生以高達抗爭……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0/11/2019

上週有網民轉貼以上一張二創圖片,還有一段錄音,內容大致如下:

(男聲:幫我幫我發出去,好緊急好緊急!我表妹喺中大讀緊書,喺前線,而家成班中大教授都好緊張,而家班中大學生已經成功整咗一隻高達出嚟,係真係高達出來,依家準備揸(駛)出去尖沙咀,做堵路,幫手發出去。佢係有激光劍同埋有鐳射彈的,真係幫我發出去,大家千祈要小心,盡量唔好出街。)

明光社

平時,理論上,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看到有關的圖片,聽到該段錄音,應該會很開心地笑,因為整件事被兒戲化,被戲謔了。情況就好像早年唐英年大宅被揭發建地牢時,有人惡搞變形金剛到場支援一樣(見左圖)。

當我們以為這種政治惡搞戲謔司空見慣,但今日的香港人或者真的有了精神衰弱,居然還真的有人很擔憂的問為甚麼會弄到「高達」出來?十分擔心高達會破壞社會安寧。

惡搞的人打蛇隨棍上,繼續創作更多圖片,例如在校園組裝高達的過程,在沙田望到高達的身影等等。一張又一張的相片,加上文字和錄音。虛擬高達居然一整晚變成了熱話,部份本來不知就裡半信半疑的巿民看到更多「相片」和「錄音」流出,都信以為真,有滋事份子還特意留言附和,令他們更擔憂。

可見,反修例事件本來引發的所謂真假難分的報道,到今日已發展至有些人未找到真相就盲目相信和亂傳的局面,情況十分不理想,當中除了因為群眾被情緒支配外,太多意想不到的事居然接連在這個城巿發生,令人失去對常理的測度的信心,甚至到了一個地步,失常的事反而似真相。

這種盲目的背後,反映社會失控,長此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1. 社會整體地失控:任何事情,似乎都不問緣由,當人覺得甚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他們對流言蜚語的抵抗力自然變低,事無大小也事必要先驚一場,之後才想想究竟怎麼可能。
  2. 社會失去智者:所謂謠言止於智者,但當大家都繼續傳播流言,又沒有人去實地查證,流言就會像劣質細胞一樣擴散。
  3. 社會容易受操控:只要有人有系統,持續地發放流言,在城巿內的人不論事實真假,由反抗,保持中立,沉默不言,至最後只能相信,因為他們已經不再覺得有需要去查證,或者會擔憂去查證消息,發現另一個真相時會遭報復。
  4. 淪為極權社會:當極權可以無限地發放資訊,甚至隨便改變對事實的描述,而人又不思進取地接受,他們害怕失去統一聲音帶來的安全感,最後便只能接受單一資訊,失去反思能力,淪為無意識被操控的人。

但願我們仍然有基本良知,抱持理性求真的精神,戰勝暫時未能找到真相的恐懼,堅持初心,不隨便轉傳未經核實的消息,亦不會為社會製造流言,令社會走向恐懼的深淵。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0-11-2019

基因可以決定人類的性態度及性傾向嗎?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7/11/2019

1993年Dean Hamer及其研究團隊表示已經在X染色體上找到一段DNA(脫氧核醣核酸),相信這與男性的同性戀有關。[1] 該研究受到不少人質疑,主要是因為其他研究團隊進行了相同研究,卻未能得出Hamer等人的研究結果。[2] 另外,Hamer研究的人數只有38對兄弟,樣本實在太少了。[3] 無論如何,有關同性戀基因的爭論,日後便相繼而起。[4]

明光社

2018年10月,遺傳學家Andrea Ganna與他的團隊在美國人類遺傳學會年會(The American Society of Human Genetics Annual Meeting)上發表了一個極具規模的研究報告。[5] 通過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6] 研究團隊表示沒有證據顯示,X染色體與人類如何選擇伴侶有關聯。[7] 一年後,研究成果在Science期刊(網上版)上刊登,更清晰地指出在X染色體上找不到任何變異(variants),是與性傾向有實質性的關聯。[8]

 

Ganna的研究團隊所完成的是歷年來最大型的全基因組關聯分析,人數高達477,522人,當中有26,827人報稱自己曾有同性性經驗。這些參加者的基因數據來自英國生物樣本庫UK Biobank(408,995人)及美國的基因技術公司23andMe(68,527人),研究人員分析參加者所填寫的問卷。[9]

研究人員一開始從UK Biobank及23andMe的基因數據中,發現有樣本其體染色體(有別於性染色體)上有五處的基因變異是與同性性行為有顯著的關聯,只是當再進行其他測試時,有兩處研究結果未能複製;而基因變異結果,也不能成為有力的依據。結論是:同性性行為不是由單一或少數,而是受到多基因變異影響。只是,這些可量度出來的變異,因著不同原因,[10] 只能解釋少許的遺傳度(genetic heritability),[11] 而無法對個人的性傾向作出有意義的預測。很多不確定仍有待探究,包括社會文化如何影響性傾向,這都有可能與基因互相影響。[12]

研究人員承認是次大型研究其實有很多限制。[13] 在一次記者會上,Ganna表示因為隨著社會及時間的改變,他們預期結果亦有所變化,因此基本上沒有可能單單從遺傳學去預測一個人的性活動或性傾向。[14] 另一位研究人員Benjamin Neale發言:「這項研究突出了遺傳學的重要性以及遺傳學的複雜性……遺傳學不是全部,研究還強調了環境在塑造人類性行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5]

明光社

顯然地,基因不能「預設」誰是同性戀者,社會文化,朋輩等同樣影響一個人的性行為或性傾向,當然父母也是其中一項因素。不少人相信孩子的性傾向與父母的性傾向無關。[16] 但根據美國精神科醫生Nanette Gartrell等學者於2019年3月發表的一項研究結果,女同性戀者的性傾向未必對她們的下一代完全沒有影響。研究發現來自女同性戀者家庭的下一代,明顯較同齡人士,更可能表示被同性吸引,表明自己的性小眾身份,及發生過同性性行為。[17]

 

參與該研究的152人全是25歲的年青人,當中76人是美國國家縱向女同性戀家庭研究(The U.S. 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 NLLFS)自1986年開始追蹤的對象,[18] 另外76人為對照組,來自全美家庭成長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 NSFG)。研究的主要結果見表一。

表一:女同性戀者家庭的下一代與對照組比較

明光社

明顯地,無論是性吸引、性別身份及性行為方面,女同性戀者的下一代都較為多元,他們更可能被同性吸引,表明自己的性別身份是同性戀或雙性戀,有更多人有同性的性經驗。[19]

研究人員指出研究有多重限制,包括NLLFS中的女同性戀者後代並不具代表性,他們亦大多是白人及教育水平高,故不同種族、教育背景人士的結果,則可能會與該研究有別。而研究人數,來自女同性戀家庭的,只有76人,故稱不上是一個大型調查,至於NSFG對照組所填寫的問卷,沒有讓他們揀選是否雙性人或非性別二元的人,這些都會影響研究結果。雖有上述限制,Gartrell等人仍相信有關研究,對於專家和公眾在討論性小眾後代的性吸引、性別身份及同性性行為方面有重要貢獻。[20] 他們認為研究結果或許可以支持有關性的根源的遺傳學理論,因為有更高比率的女同性戀者後代受同性性吸引等情況,但他們同時指出調查結果也可以支持社會環境理論,因為同性戀父母比較不會批判其下一代探索非異性戀關係,下一代自然對社會性別和性有更廣的視野。[21]

Ganna和Gartrell的研究有助大家思考,一個人的性行為或性態度,其實不像外界所說的,與基因有那麼強的關聯性,因為我們不能單從基因測試,便可以知道一個人的傾向。反而是社會的文化、環境、父母如何教養子女等其他因素,更容易影響下一代的性行為及性態度。子女長大後,難免受他們身處的社會文化及朋輩影響,但這並不表示父母對下一代完全沒有影響力。父母至少可以嘗試在子女年幼時,便開始與他們建立美好的關係,對他們的生理性別予以肯定,幫助他們建立性別自信,這都有助他們發展健康的性態度。[22]


 

[1] Dean H. Hamer et. al, “A Linkage Between DNA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Male Sexual Orientation,” Science 261, no. 5119 (July 1993): 321–327.

[2] Kate O'Riordan, “The life of the gay gene: from hypothetical genetic marker to social reality,”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9, no. 4 (June 2012): 362–368; 羅大德:〈從醫學基因看同性戀〉,2017年6月18日,網站:http://south.tjc.org.tw/08/生活類講義/106年/從醫學基因看同性戀.pdf

[3] Kelly Servick, “Study of gay brothers may confirm X chromosome link to homosexuality,” Science, November 17, 2014,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14/11/study-gay-brothers-may-confirm-x....

[4] Jamie Ducharme,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Gay Gene,' a New Study Argues,” TIME, August 29, 2019, https://time.com/5662444/gay-gene-study/.

[5] Ganna的研究團隊由2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及來自一間基因技術公司(23andMe)研究員組成。當日的主講題目為“Large genome-wide analysis of 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fies for the first time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non-heterosexual behavior and reveals overlap with heterosexual reproductive traits”。

[6] 全基因組關聯分析被用於在全基因組範圍內尋找基因型與表型之間的關聯(基因型和表型的關係算得上是遺傳學的核心問題,性別、糖尿病等複雜性狀都算得上是表型),從中篩選出與人類複雜性狀相關的SNPs(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中文為單核苷酸多態性)。引自帥世民:〈科學算命:測測你甚麼時候生孩子?〉,「知乎日報」,2016年12月5日,網站:https://zhuanlan.zhihu.com/p/24171970

[7] Tina Hesman Saey, “DNA differences are linked to having same-sex sexual partners,” ScienceNews, October 20, 2018, https://www.sciencenews.org/article/genetics-dna-homosexuality-gay-orien... Michael Price, “Giant study links DNA variants to same-sex behavior,” Science, October 20, 2018,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18/10/giant-study-links-dna-variants-s....

[8] Andrea Ganna et al., “Large-scale GWAS reveals insights into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same-sex sexual behavior,” Science 365, no. 6456 (August 30, 2019): eaat7693.

[9] UK Biobank參加者的問題比較直接,包括「你有多少個同性性伴侶」及「你有多少個性伴侶」;23andMe多以原始反應問題,題目包括「你曾與誰發生過性關係」,在回答同性性行為時,他們可以選擇以下答案:大多與其他性別、略有與其他性別、一半一半、略有與同性別、只有與同性別;參考註8。

[10] 例如:有一處SNP(rs28371400)與男性型脫髮有關;另一處SNP(rs34730029)又與嗅覺有關,即使假設變異真的和同性性行為有關,也需要更多研究證明;參考註8。

[11] 遺傳度又稱遺傳力,是遺傳學使用的一種統計量,用來估計某一性狀在群體中有多大比例的變異是遺傳因素決定的。

[12] 見註8。

[13] 見註8;另有流行病學家甚至批評該研究找出的基因變異的數目太少,而這些基因變異與行為的關聯性也太弱,結果並不值得發表,詳見:Richard Harris, “Search for ‘Gay Gene’ comes up short in Large New Study,” npr, August 29, 2019, https://www.npr.org/sections/health-shots/2019/08/29/755484917/do-genes-...

[14] Pam Belluck: “Many Genes Influence Same-Sex Sexuality, Not a Single ‘Gay Gen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9,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8/29/science/gay-gene-sex.html.

[15] “GWAS Suggests Same-Sex Sexual Behavior Is Polygenic, Complex,” genomeweb, August 29, 2019, https://www.genomeweb.com/genetic-research/gwas-suggests-same-sex-sexual-behavior-polygenic-complex#.XZVMS0YzYdU.

[16] Susan Golombok et al., “Do Parents Influence the Sexual Orientation of Their Children? Findings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Lesbian Famili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2, no.1 (1996): 3–11.

[17] Nanette Gartrell et. al., “Sexual Attraction, Sexual Identity, and Same‑Sex Sexual Experiences of Adult Offspring in the U.S. 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8, no.5 (July 2019): 1495–1503;黃嬿:〈性別認同新時代,研究指女同性戀父母的孩子性取向較開放〉,「科技新聞」,2019 年4月3日,網站:https://technews.tw/2019/04/03/adult-children-in-lesbian-parents-family/

[18] 1986年開始,美國國家蹤向女同性戀家庭研究便就社會、心理及情感發展幾方面,追蹤研究女同性戀母親及通過人工受孕而來的子女。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 https://www.nllfs.org/.

[19] 見註17。

[20] Nanette Gartrell et al., “Sexual Attraction, Sexual Identity, and Same‑Sex Sexual Experiences of Adult Offspring in the U.S. 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

[21] 同上。

[22] 黃偉康:〈愛與性的構成與發展〉,載於吳慧華等編:《真男真女:有價值的情性教育》(香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4),頁6;康貴華:〈如何建立孩子的性別自信〉,載於吳慧華等編:《真男真女:有價值的情性教育》(香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4),頁35。

如何培育青少年的心性發展,建立健康的性態度

康貴華醫生 | 資深精神科醫生,後同盟創辦人及顧問。多年來以整全的角度了解受助者的心理及情緒困擾,促進受助者的身體、心理、社交及靈性健康。
29/10/2019

整理及撰文:吳慧華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  引言

根據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於2013進行的「中學生價值觀、性態度及行為問卷調查」顯示,在性教育上,受訪學生對從老師獲得的性知識,評價最高,他們亦最多機會受老師影響。老師顯然在培育青少年的心性發展,建立健康的性態度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反觀受訪學生對父母提供的性知識評價較低。不過,調查數據初步發現,父母的管教和關係,對子女性態度和行為也具一定影響力。[1]

若從子女心性發展的角度來看,父母對子女的關愛及保護,是促進子女健康心性發展(包括性別認同與性傾向的建立)的關鍵,是舉足輕重與不容忽視的。本文旨在提供一些意見,幫助老師及父母明白如何實際地培育青少年的心性發展,建立健康的性態度。

 

2.  性與兒童和青少年的心性發展

要談論心性發展及性態度,先要澄清幾個辭彙的意思。

性(sex)是指人的生理性特徵(biological sexual characteristics)。

性方面的事情(sexuality)是指整全人格的一個核心部份(core dimension of being human),比「性」的定義更廣闊:包括生理性特徵(biological sexual characteristics)、性別(gender)、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性傾向/性吸引(sexual orientation / attraction)、性慾(eroticism)、情愛(emotional attachment / love),以及生育(reproduction)。性方面的表達(expression)則包括一切有關性方面的思想,幻想,慾望,態度,價值觀,道德觀,行為,性別氣質、角色和關係等。

一般稱性教育為Sex Education,當中所涵蓋有關性方面的事情應該更多,所以更為準確的應是把性教育稱作Sexuality Education。

心性發展(psychosexual development)是指一切有關性方面心理行為的發展,兒童和青少年的心性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2]

2.1  性別身份(sexual identity)

性別身份指到生理性別身份(biological sexual identity),出生時性別,按嬰兒擁有的生理性特徵賦予的,是客觀的。

2.2  性屬身份(gender identity)

性屬身份指到心理性別身份,認知性別,社會性別,自覺所屬的性別,是主觀的感覺,在二至三歲已形成。性屬身份可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自覺是男性或女性,第二層次是感覺自己的男性氣概(masculinity)或女性氣質(femininity),包括強與弱、對自己的性別身份和角色的喜愛與接納程度,以及自己是否與其他同性有很大分別。

很多時候,除了跨性別認同的人士,普遍認知性別是與生理性別一致的。有些跨性別人士的生理性別身份是男的,但自覺的性屬身份是女的;有些則是生理性別身份是男的,自覺的性屬身份也是男的,但喜歡的東西及角色卻與其他男性不同。

性屬身份有流動性,在四至九歲是確認期。自認為是女孩的三歲小男孩,當與父母親建立親愛的關係後,藉著性別認同(identification)與模仿(modeling),在四至九歲期間是可以改變的。

 

2.3  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

性傾向是指持續地被某一性別在愛情上(romantic)和性慾上(sexual / erotic)所吸引,簡單來說便是甚麼性別讓人有性衝動。最為人熟悉的是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及中性/無性戀(asexual)四類。[3] 性傾向大致在10至14歲,近乎青春期的時候開始形成,並且會變動的。15至20歲是性傾向的確立期,之後大致上已穩定。雖然性傾向日後仍可改變,特別是女性的性傾向較易浮動,但改變只能導致某程度上的調整,如同性吸引的減弱,同性吸引通常都不會全然消失,只有少部份人能令同性吸引完全消失。

 

3.  三個令家長和老師常感憂慮的情況

3.1  愈來愈多青少年持解放的性態度

調查顯示,愈來愈多青少年持解放的性態度:愈來愈早拍拖,更早有性行為,甚至接受同一時間有多個性伴侶(濫交)。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學校社會工作組2017年6月8日公佈的「中小學生戀愛態度」問卷調查結果。在7,059名就讀小五至中六受訪學生當中,近兩成四(23.9%)表示曾有戀愛經驗。在有戀愛經驗的受訪學生中,逾六成(62%)於高小或之前已經談戀愛。即所有受訪者中的14.8%於高小或之前已經談戀愛。[4] 比較青協2013年的同類調查,在受訪的3,183名小五至中四學生,只有不足兩成(18.4%)表示曾經拍拖,[5] 即在約四年後,曾有戀愛經驗的受訪學生數字,上升了約五個百分點。

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2013年1至3月進行「中學生價值觀、性態度及行為問卷調查」,共有11間中學的中二至中五級學生參與,成功獲得3,376份有效問卷。該調查發現:受訪的中學生表示34%接納婚前性行為、14%接納婚外性行為、10%接納同一時期有多個性伴侶、56%接納不註冊結婚而同居。[6]

3.2愈來愈多青少年接受性別是非二元(nonbinary),是多元的

有證據顯示愈來愈多青少年接受性別是非二元,是多元的,生理性別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是內心感覺自己是甚麼性別,這都引致性別混亂。

facebook為英國的用家提供了71種社會性別的選擇,71個社會性別選擇中,撇除男與女,即有69種跨性別的選擇。69種很多嗎?其實有一些甚至提供了102種的選擇。如果有人自覺91%是男,9%是女,這種主觀感覺可以無限地延伸下去。

很多人都不明白當中跨性別的選擇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但原來在外國,已經開始了這種獨特的性別教育。

有報道指加州教育部計劃推行公立幼稚園和小學的新健康教育課程,擬教授幼稚園學生性別不是二元的男和女,而是有15種之多,包括又男又女、非男非女、跨性別、性別酷兒、非二元性別、性別流動、性別中立、無性別、雙性人、第三性別、雙靈等。[7]

在加拿大推行的加拿大的幼兒性別教育課程(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SOGI)也教導幼年學生生理性別並不重要,最重是自我感覺的性別,自己所選擇的性別。[8]

在英國,布萊頓-霍夫市政府(Brighton and Hove City Council)要求父母支持自己四歲的小孩為自己選擇性別,選項包括有別於男或女的性別。這表示在小孩子在上學之前,已經被教導性別不是只有男和女,而是有其他性別可供他/她們去選擇。[9]

美國校園再次因為跨性別廁所政策引起女生不滿。根據愛荷華州(Iowa),學校必須允許跨性別學生進入其認同性別的廁所。位於該州的康瑟爾布拉夫斯市(Council Bluffs)的亞伯拉罕林肯高中(Abraham Lincoln High School)因一名男跨女學生使用女廁的問題,引起兩群學生對峙。約有20名女孩在廁所內高呼要有隱私權,不希望正在轉換性別為女孩的男孩和她們一起在廁所。另外約有40名學生則高呼贊成跨性別學生使用後者認為適合的廁所,支持跨性別學生有選擇的權利,這種對峙無疑讓校園產生撕裂。[10]

老師和家長要注意的是這種性別意識形態(gender ideology)及上述的性别混亂情況不只在歐美出現,也蔓延到香港,影響了香港的平等機會委員會。

香港的平等機會委員會於2018年1月2日發新聞稿及上載2017年11月底已提交的性別承認諮詢意見書,建議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採納最寬鬆的自我聲明模式及訂立多項侵害人權的刑法措施,當中的建議可歸納「五不」和「三立」:[11]

「五不」:
1) 不須診斷證明(頁28);
2) 不須荷爾蒙或其他治療(頁33);
3) 不須真實生活測試(頁30);
4) 不須變性手術(頁39);
5) 不限年齡(頁46)、婚姻狀況(頁50)、和親職狀況(頁52)

「三立」:
1) 訂立性別承認法(頁15)
2) 訂立更改,如:出生證明等歷史文件的機制(頁65)
3) 訂立禁止披露變性者身份的刑事法(頁66)

以上的建議反映出當時平機會的變性建議是基於「自我聲明模式」,即跨性別者想在香港轉換另一個性別身份,是毋須要符合「五不」所提到的任何條件,也應該容許跨性別兒童變性。相信這種性別意識形態必會逐漸影響香港年輕的一代,特別是青少年。

 

3.3  性傾向的多元選擇

愈來愈多青少年接受雙性戀是時尚和更好的選擇。

2015年8月的一個關於英國人的性傾向調查有以下的發現:在18至24歲的受訪者中,43%自稱是不同程度的雙性戀者,而在60歲以上的受訪者中,只有7%自稱是雙性戀者。調查顯示年紀愈輕,愈多受訪者自稱是雙性戀者,這顯示年青人比年長的人士,更受社會的性解放文化影響。[12]

 

4  幫助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性態度和價值觀

老師和家長們可以怎樣做,才能防止下一代的青少年,陷入以上的境況?老師及家長可以試從以下三方面來培育青少年的心性發展,建立他們健康的性態度價值觀,好讓他們避免陷入以上令師長憂心的境況。

 

4.1  培育兒童和青少年建立性別自信(gender confidence)

要知道如何建立子女的性別自信,必須先了解子女不同階段的心性發展,以及影響心性發展的各種因素。

著名的精神科專家保羅.麥休(Paul McHugh)和羅倫斯.邁爾(Lawrence Mayer)檢視了超過200份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科學同儕評審(peer reviewed)文獻,在2016年的《新大西洲》(The New Atlantis)期刊發表了他們的重要發現:未有科學證據支持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是天生不可改變的。[13]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簡稱DSM-5),也沒有斷言心理性別全是天生的,只指出:「心理性別是由於生理、心理和人際關係多種因素的互動形成。」[14] 其實性別認同的成因非常複雜,並極具爭議。到目前為止,遺傳學研究仍未能找到引致性別認同的基因。因此,若有人說性別認同是與生俱來,像人的膚色一樣不能改變,這說法並不正確。另一方面,跨性別認同的孿生子研究雖然顯示有先天性因素影響跨性別認同的形成,卻只屬於遺傳傾向(genetic predisposition),如家族性的肥胖遺傳傾向一樣,需要後天因素的配合和互動才會發展出來,跨性別認同的發展亦是如此。再者,綜合多個跨性別認同的孿生子研究,同卵孿生子中兩個都有跨性別認同的只有23%(孿生女)至33%(孿生男),[15] 顯示後天因素比先天遺傳傾向對性別認同的形成,更具影響力。

 

4.1.1  個案分析

大家可以從一個八歲跨性別表現的男孩個案,進一步了解影響兒童和青少年的心性發展的一些後天因素。

(以下是一段模擬對話,談話內容反映真實個案,但略作改動,以保障當事人的私隱)

醫生︰你當初為甚麼會為自己的八歲兒子找精神科醫生?你又如何懂得來找我的呢?

媽媽︰一開始令我感到不安的,是兒子看一個電視節目之後的反應。當他看見一些非洲原始部落的裸體男人時,竟然問我:「果個雞雞係咪會豎起身呀?點解呀?」

我覺得很奇怪,加上他的性格比較溫文、敏感,喜愛音樂,跳舞時很像女孩子,又害怕跟一般較粗野的男同學玩,我當時想:「我個仔會唔會有同性戀傾向?」於是上網搜集資料。從各方面看來,似乎都有少少「危險」,就決定尋找香港在這方面的心理醫生,很快便找到你的名字。轉眼已經一年,真快。我好高興兒子改變了。

醫生︰你可以形容一下你兒子的改變嗎?

媽媽︰我覺得他的改變頗大。以前他不會跟其他男生玩,許多時都是自己一個人,或只同女生一起。但現在他有一班男仔朋友,相處融洽。有一次,他下課後有活動,我到學校接他。當時他不知道我在場,我看見他和全班小朋友從課室走出來,他身邊大約有四至五個男生,大家一起跑去籃球場,拿起籃球追逐射籃。他以前不會這樣,如今能跟男生玩得投入。

我問兒子在學校還有沒有跟女同學玩,他說:「D女仔好麻煩、好小器,一搶唔到波就發脾氣……女仔唔好玩。」

現在他看電視,多數選科學節目,或者關於槍械知識——類型、射程遠近,或甚麼美國戰爭、太平洋戰爭之類。有時他有看關於非洲人或原始部落的電影或電視節目,但他會說:「佢哋唔著衫,好醜怪」。看見非洲女人(裸體),會好奇問:「點解個auntie(阿姨)會咁?佢哋唔覺得凍咩?」之類……我不覺得他有甚麼特殊關注,或者性器官有甚麼反應之類。

醫生︰即是說,他目前似乎十分認同男孩子的身份,能夠「埋到男仔堆」。你覺得他為何會有這麼大的改變?

媽媽︰最大改變,相信是因為我丈夫見過你;你跟他說,爸爸對男孩的影響力較大。老公一開始不懂得照顧囝囝,認為個囝還小,甚麼都不會懂,沒甚麼好談的。他不知道要如何當一個父親。因為他從小到大,家庭都沒這種「教導」,讓他知道以後作為「爸爸」應該怎樣做。加上他的思維方式跟一般人不太一樣,只專注自己喜歡的事物,從而疏忽了家庭責任和爸爸責任。自從上次見過你,三個月後我跟他坦白傾談,大家結婚那麼多年了,生了孩子有一個家,我和他在裡面的角色應該是怎樣的呢?我承擔著一個好傳統的角色,做阿媽及家庭主婦,包括所有家務、教導小朋友,全在我肩頭上;而他卻沒有在家中作主導。上次你跟他說:「媽媽只能帶大一個男仔,爸爸才能帶大一個『男人』。」這個訊息對他很重要。

自從我跟他認真地剖白後,他才說「即管試吓啦」,結果試試吓,他發覺,咦,原來阿囝許多東西都識,於是他覺得自己對阿囝能發揮的影響力也不少。

我們家後面有一座山。星期六日,兩父子就去行山,一整個早上,邊走邊傾,分享許多有趣事情。爸爸亦會盡量發掘跟囝囝的共同興趣,例如槍械和戰爭,刻意講這方面的話題。老公喜歡物理、化學,於是他又引導兒子談論科學知識。兩父子一高一瘦,一肥一矮,老豆背著大書包,阿囝背著細書包,一人拿著一根樹枝就上山。哈哈,那個畫面真有趣。有時我們也會三個人一起去(出街),有時則刻意讓兩父子獨處,相比從前,兒子亦願意遷就老爸。以前兒子好怕爸爸,覺得爸爸一開聲就很兇,生怕自己「係咪又做咗曳曳的事情」,但現在反而覺得是阿媽經常教訓他。

兒子還有另一個改變。現在兒子跟我聊的都是瑣碎事,跟爸爸的話題則比較廣泛和深入,例如某類槍怎樣用?打仗用得著嗎?換句話說,兒子跟我們分別交談不同範圍的內容。

醫生︰看見你兒子的改變和一家人在關係上的改善,真的為你們很開心……你的兒子現在更能認同自己作為一個男孩的身份、又可以「埋男仔堆」、喜歡男孩玩意,你丈夫又願意陪阿囝……。其他男生不會再欺負他,即使受到欺負,因為與父親的關係親密了,他自然會有信心得到父親的情感支援。相反來說,要是他被男生欺凌而又得不到父親支持,反被訕笑他像個女娃般就糟糕頂透,其男性身份會大大削弱。你很了不起,扭轉了整個家庭關係,爸爸「出番嚟」幫助兒子,是非常重要和美好的。

這位母親尋求專業的輔導,是因為對兒子的跨性別行為表現和疑似同性戀的傾向感到憂慮。父母與兒子的關係經過分析後,會發現兒子與母親的關係過份親密,與父親的關係卻很疏離,甚至懼怕父親,都是因為父親將教育兒子的責任完全交給了母親,只專注於自己喜歡做的事,沒有花時間與兒子建立親密的父子情誼。父母要明白,兒子的跨性別行為表現可能與父母與兒子在關係上的失衡有關。因此,母親要學習放手,父親卻要學習接手,多些陪伴兒子玩耍,努力建立父子情。因為當兒子與父親有好的關係,他自然會模仿父親。父母亦要留心,切忌責備兒子的跨性別行為表現,因為責備只會進一步傷害父母與兒子的關係,並有可能加深兒子的性別混亂。經過父母一年的同心協力,兒子與父親的關係大大改善。與此同時,父母發現兒子的跨性別表現自然地漸漸消失,性別自信也增強了,他開始更喜歡與同性別的同學玩耍,建立健康的同性友誼。母親看到兒子的改變和父子關係的改善,非常欣慰,更值得開心的是連父母的關係也同時改善了,母親不再感覺自己是獨力的教養兒子。

很多時性別身份出現問題,主因都在關係上面。父母可以更早教授孩子性教育,關鍵在於與他們建立一段美好的關係。兒童和青少年建立性別自信非常重要,如上述的男孩,當他的性別氣質與其他男孩不同,他會自卑。他後來得到其他男孩認同,也可以與父親一起行山的時候,他的性別自信便能夠建立起來。

 

4.1.2  父母及老師建立兒童及青少年的心性發展

在一至三歲的心性發展階段中,父母和幼稚園學前班(pre-nursery,又稱「N班」)老師要關注的是:

  1. 肯定和稱讚孩子的原生性別,培育孩子喜歡自己的性別:幼兒在一歲半至兩歲的階段,開始聽從簡單指示,例如按照說話的意思把物件拿给你,或指出身體的部份等。在語言的表達上,也開始說雙詞。如人物+動作:「媽媽 - 抱」、「華華 - 要」;動作+物件:「食 - 餅」、「洗 - 手」;物件+形容詞:「花花 - 靚」、「BB - 乖」等。所以父母可以在這個階段,常常肯定孩子的原生性別,藉著一些機會,稱讚孩子「乖仔或乖女」,「靚仔或靚女」或「聽話的男仔或女仔」,培育孩子喜歡自己的性別,讓孩子覺得自己的原生性別都是好的,是值得開心的。
  2. 與子女(特別是子女與同性父母)建立健康的情感依附關係(emotional attachment / bonding):健康的情感依附關係是性別認同和模仿的基礎。
    • primary caregiver)。
    • identification and modeling)。

但男孩的心性發展比女孩較複雜,因為男孩要從對母親的情感依附中走出來,與父親建立健康的情感依附關係,才會自然地認同父親的性別及模仿父親。男孩需要經歷在性屬上與母親分離及個體化(separation and individuation)的過程,也同時經歷情感依附和認同的轉移 (identification shift / realignment)。所以,父親在這階段的任務非常重要,父親需要介入接手,而母親需要退後放手。父親恆常的照顧、陪伴、玩耍及肯定男孩的性別,是培育男孩建立性別自信的關鍵。當然,兩性的父母也需要一同肯定子女的原生性別。著名的心理分析大師佛洛伊德(Freud)認為,任何影響一個孩童對異性父母的愛和對同性父母的認同之因素,都會阻礙心理性別的正常形成。

  1. 父母要切忌重男輕女或重女輕男:無論是重男輕女或重女輕男,都會損害子女的性別自信,產生性別自卑(gender inferiority),也同時損害父母與子女的情感關係。過去,重男輕女較普遍,但原來,重女輕男的例子也不少。父母很難避免對孩子的性別有所偏愛,但大家要明白,這樣做會對孩子的性別認同和自信建立都有負面影響,所以必須盡快放下自己的偏好,無條件地接納和欣賞子女的性別。

 

四至九歲心理性別身份確認階段(Gender Identity: Development-Validation)中,父母和老師要關注的是:

  1. 孩子入學後是否能夠和同學建立融洽友善的關係,特別是與同性別同學的關係:這階段的兒童很需要被同性別的接納和愛護,建立同性友誼、以同性為模仿或學習對象,並與其他同性認同。兒童需要學習和強化自己的性別身份、氣質和角色,建立性別自信。這階段的兒童通常會較抗拒異性或有跨性別表現的同性同學。
  1. 孩子是否因性別氣質遭遇欺凌:這段期間若遭同性朋輩嘲笑、排斥、孤立、甚至欺凌,會帶給孩子重大的心理傷害。父母或老師若察覺子女遇到這樣的困境,必須負起保護孩子的責任,疏導孩子的情緒,肯定孩子的性別身份,父母更應該主動接觸老師表達關注和憂慮,並與校方商討處理和改善的方法。
  1. 主動幫助孩子與較合得來的同性別同學建立友誼:如透過生日會,或在假期相約一些同學和家長到郊外旅遊或打球等康樂活動,使孩子在學校裡有好朋友看守支援。
  1. 正確認識兩性角色:子女對兩性角色的了解,父母的影響力至為重要,父母也是孩子最早期所接觸兩性角色的模範。父母應該多些在孩子面前表達對彼此的尊重、稱讚和欣賞,使孩子覺得兩性都是好的、是平等的,兩性各有強弱之處,也需要彼此輔助成長。孩子也同樣需要看到父母兩種性別角色如何化解衝突、在生活上怎樣彼此配搭和合作。父母必須以身作則、樹立榜樣,因為對孩子而言,身教比言教更具影響力。
  1. 不要讓子女擔當或代替配偶的角色:若父母關係惡劣,很容易不知不覺地從子女身上尋找慰藉作補償。男孩可能漸漸成為母親訴苦的對象。母親對父親的各種不滿和指責,會阻礙男孩對父親和男性的認同,削弱性別自信,也妨礙他融入男性群體當中。有些個案中,曾有一些父親因為夫婦關係惡劣而得不到性滿足,會漸漸轉向女兒尋求慰藉,最終引致亂倫,對女兒造成深遠的創傷,影響女兒的性別認同和性傾向的發展。因此,父母切勿讓子女擔當或代替配偶的角色,妨礙子女成長。
  1. 接納子女的獨特性別氣質和性情:若父母察覺孩子有一些跨性別的表現,不要驚惶。父母要盡量接納孩子的獨特性別氣質和性情。其實每個人都同時擁有男性氣概和女性氣質,分別在於比例的不同。若父母能接納子女的獨特性別氣質和性情,不要過份陷入性別定型(gender stereotypes)、不將子女與其他孩子比較,必然會幫助子女建立男性氣概或女性氣質。
  1. 適當地處理子女的跨性別行為表現:跨性別的表現有分嚴重和輕微,若然孩子多次表達跨性別身份認同,喜好與行為跟同性別孩子有很大差異(gender nonconformity),並且持續六個月或以上,則可考慮尋求專業心理輔導員、臨床心理學家或兒童精神科醫生幫助作評估。父母可以不鼓勵孩子跨性別行為表現,但切忌批評責備,因為這樣做只會進一步破壞孩子與父母的關係和認同,反而父母應盡量把握機會,改善或修補與孩子的情感關係,多些稱讚和肯定孩子的各方面,包括出生時被賦予的性別身份和角色,以增強孩子的性別自信。
  1. 要同心協力教養子女:很多現代父親仍受中國傳統觀念「男主外,女主內」所影響,將教導孩子的責任全卸給母親,認為賺錢養家才是作父親的最大責任。其實父親作為一家之主,在教養孩子上,應擔當領導角色,絕對是責無旁貸的。《三字經》中也有類似的教誨:「養不教,父之過」。當然,教養孩子是父母共同的責任。倘若父母彼此相愛,同心協力教養下一代,效果自然更加顯著。但在管教兒女中,父親所扮演的角色,無論母親怎樣努力,也不可能完全取代。

 

以下是一些給予單親家庭的建議:

1) 嘗試讓一些親友擔當代父或代母的角色,填補缺席的同性別父母,關心子女。
2) 若是配偶早逝,可多向子女講述已離世配偶的優點、他/她對家庭的重要性,鼓勵子女向他/她學習模仿。
3) 若與配偶離婚,切忌經常在子女面前指責前配偶的不是,以免阻礙子女對同性父母的性別認同。
4) 讓子女仍然可以得到父和母的愛,盡量不阻礙已分離的配偶接觸和關心子女。

 

4.1.3  父母及老師亦要留意性傾向這課題,關顧青春期的青少年

父母及老師要辨別孩子之間所建立的友誼是健康的同性友誼,過份的情感依附(emotional dependency),還是同性戀傾向。過份的情感依附常被誤認作同性戀的一些行為表現或關係,包括女性化的男仔或男性化的女仔,試玩婚姻中的角色扮演。

情感依賴關係又稱相互依賴(codependency),最核心的特徵是要依賴對方,自己的生命才有意義、價值、方向和滿足,若然失去對方會很空虛,失去生存的意義。所以要常常與對方做一些事情,對方不去,自己也不會去。陷入情感依賴關係的人很怕失去這段關係,他們會用各種方法討好對方,如送很多禮物或耍手段讓對方產生內疚感,從而留住對方。另一些特徵是佔有慾強,很容易產生嫉妒,排擠他人,對其他關係沒有興趣,卻極力保護這關係,成為對方的代言人,又會極力維護對方,看不到對方的錯處。進一步很容易進入親密的身體接觸,甚至是性關係,變成同性戀的關係。情感依賴關係可以出現於女女、男男及男女之間,是一種不健康的關係。

父母及老師可以用圖一的情感依附檢查表,幫助孩子了解自己是否與他人陷入情感依賴關係。

圖一:情感依附檢查表

明光社

若發現孩子疑似同性戀,父母及老師不要驚惶失措,也不要過早判定他們是同性戀者,因為有研究顯示,性傾向發展在青少年期仍未確定。2008年,有本地學者對410個香港中學生進行性傾向的調查研究,發現有29.1%的女學生和9.2%的男學生,在12至21歲期間仍然不太肯定自己的性傾向。[16] 另有大型的外國研究顯示,25.9%的12歲學生不肯定自己的性傾向,但只有5%的18歲學生表示不肯定自己的性傾向,而自覺有同性戀或雙性戀傾向的18歲學生,人數比自覺有同性戀或雙性戀傾的12歲學生,數目減少一半。[17] 故此,實在不宜在青少年階段,過早判定一個人的性傾向,或鼓勵當事人過早自我認定為同性戀者。

老師可以如何面對和關心疑似同性戀的學生?

1) 這些學生要定為優先被關顧的對象(Priority Kids)。
2) 個別約見,關顧了解學生的需要:心理情緒、人際、行為,以及家庭關係。
3) 切忌責備他們有同性戀傾向,但若他/她們在學校環境中有不合宜同性的親密行為,溫柔勸誡他/她們避免這種校內行為。
4) 持續關心,化解欺凌。
5) 若學生承認自己的同性吸引,鼓勵學生不要過早認定自己是同性戀者,告訴學生有本地學者對香港中學生進行的性傾向調查研究,發現有29.1%的女學生和9.2%的男學生,在12至21歲期間仍然不太肯定自己的性傾向。
6) 有需要時則轉介專業評估或輔導。

 

當父母發現子女有同性戀傾向,該怎麼辦?

1) 尋找資源,認識同性戀:父母先要對同性戀有正確認識,並釐清一些對同性戀相關的誤解,才能找出合宜的回應方法。

2) 先處理自己的情緒和行為反應,而不是急於改變子女的性傾向:要知道子女成為同性戀或雙性戀者,後天的成因非常複雜,並非單一因素引致。因此,不要將責任歸咎於自己或配偶;更不要怪責子女,如前所說性傾向的發展,大部份不是由於子女的選擇。父母宜先安靜下來,辨別內心的複雜感受,如恐懼、怒氣、內疚、絕望、抗拒或壓抑,別讓自己的忐忑不安,窒礙與家人溝通及破壞關係。

3) 不用急於下結論,嘗試有技巧地跟子女澄清:父母可選擇與子女單獨傾談,但要避免直接質問,以免子女因怕受指責或拒絕而不敢承認。切勿以為一次傾談便能澄清子女的性傾向問題,要有耐性,循序漸進,切忌操之過急,否則子女會拒絕傾談。

4) 父母應優先處理夫婦關係:父母同心,先了解彼此的感受,繼而訂出幫助子女的步驟,才是重要關鍵。和諧的夫妻關係,有助營造安全友善的家庭環境,讓子女更樂意分享心底話,自然能為子女提供適切支援。若有需要,父母可尋求專業輔導或參加互助小組。

5) 關心和幫助子女:其實子女最期望的,是父母及家人的體諒和接納,並細心聆聽他們的想法或感受,而非盲目查找原因。子女的性傾向既已形成,無論同性戀的成因是先天或後天,父母都應避免與子女爭辯,免得贏了辯論,卻傷害了關係。父母要學習尊重子女的私隱和自決,切忌強迫或威脅子女改變性傾向,縱然不認同子女的一些價值觀和行為,父母都要學習求同存異,讓子女感受父母無條件的愛。

6) 父母應建立支援系統:當同性戀子女向父母「出櫃」,父母便會相應地「入櫃」,即是父母因懼怕被揭發這秘密,而不想別人知道子女的情況,父母因而倍感孤立無援。當然,基於私隱,父母不宜四處宣揚子女的狀況。父母應考慮有限度的「出櫃」,尋找適當傾訴和支援的對象,或尋求專業支援、參加家長互助小組,尋找同路人以渡過無助苦惱的日子。

7) 協助子女尋求專業輔導:部份同性戀者,或會因同性戀傾向或行為所引起的困擾而尋求輔導。而輔導目的是要幫助當事人紓緩心理困擾,化解內心的矛盾衝突,重建自我形象,及探討同性戀的成因和性傾向改變的可能性。輔導不一定跟改變性傾向有關,任何輔導都必須在受助者自願的情況下進行,不能勉強。

8) 參加互助同行小組:父母面對子女「出櫃」,往往無法跟親友傾訴,以致陷入低落的情緒中。透過參加互助同行小組,聆聽過來人的經驗之談,有助化解心中鬱結,讓當事人明白如何面對眼前困境之餘,也能成為當事人持續的支援。

父母在關心照顧子女的需要時,也要好好照顧自己生活上的各種需要。先善待自己,才能有心有力持續關愛子女,與他們同行。

 

4.2  建立健康的性價值和道德觀念

除了培養兒童和青少年建立性別自信,建立孩子的健康的性價值和道德觀念同樣重要,這一方面更需要老師和家長攜手合作。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3年「中學生價值觀、性態度及行為問卷調查」發現,老師是學生獲得性知識的首要途徑(在10項途徑中排第一),老師提供的性知識也被學生視為最有用(在10項途徑中排第一),確定老師和學校在性教育中的重要角色。不過,研究同時發現,受訪者愈輕視「倫理與婚姻」和「父母關係」,和愈追求「個人自由和滿足」,他們就愈持解放的性態度,並傾向贊成觀看色情資訊和過度親密、甚至越軌的性接觸。[18]

因此,雖然父母並不是性知識的來源,但子女與父母的關係是影響子女倫理和婚姻價值的重要因素,也影響他們的性態度和行為,父母的影響不容忽視。以上觀點十分正確,如能在學校和家庭中同時進行有價值的情性教育,實在是幫助青少年建立健康性態度的最佳方法。因此,支援父母幫助其子女建立健康的情性價值觀和態度,是有十分迫切的需要。

 

4.2.1  學校的家長教師會(PTA)與非政府機構(NGO)攜手合作

學校的家長教師會(Parents Teachers Association,PTA)可以考慮與非政府機構(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如明光社合作,推動家庭性教育培訓講座,或舉辦家長和學生一同參與的家庭性教育營會,幫助家長突破談性的禁忌,學習與子女談性。

另一方面,學校與教會可以考慮為進入小一學生的家長,設立家長班,並可安排在星期日早上進行。家長班的內容可以包括父母如何培育子女的身心成長、男女大不同,培育子女的性別自信,做個身心健康的父母,教育下一代的共識,從孩子成長看父母的角色等題目。在短講之後,再設分組討論交流,由教會的基督徒負責帶領討論和聯誼。有關的家長班能有效地增強家長的知識和信心,幫助他們同心協力培育子女健康的心性發展,建立性別自信,更可為父母打好基礎,預備他們將來與在青春期的子女「談性」。有關家長班在一些學校已舉辦多年,成效顯著。

家長和老師需要幫助青少年重視「倫理與婚姻」和「父母關係」,而減少追求「在性方面的個人自由和滿足」,懂得愛惜自己身體,也學懂如何尊重別人及自己。

父母及老師可以讓青少年認識過早發生性行為的害處有一些研究發現,青少年在15歲或之前便發生性行為,將來更易有多個性伴侶,頻密的性行為,不安全的性行為,更大機會患性病,愛滋病,意外懷孕,在性行為前服用藥和酒,和有性沉溺等情況。[19]

家長和老師可以和青少年坦誠討論性的好奇,性慾的滿足和性行為的各種風險,讓青少年學習定立健康的界線,學習say no(說不),若遇到一些別人要求「性」的操控或威脅的技倆時,要懂得如何處理。

有一些研究顕示,青少年延遲發生性行為是因為其他朋友都同樣持有這種信念,[20] 或是受宗教觀念所影響。[21] 所以,將青少年放在一些重視貞潔性教育的學校或宗教團體當中培育,會幫助他/她們抵擋不良的朋輩影響。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3年「中學生價值觀、性態度及行為問卷調查」發現,觀看色情資訊的習慣與約會中的性行為有密切的關係,互為影響有看色情資訊習慣的受訪者,更多在約會中發生性行為。例如,在約會中有性交的受訪者,只有20%沒有觀看色情資訊,58%有慣性觀看色情資訊;相反,沒有性交的受訪者,只有21%有慣性觀看色情資訊,56%沒有觀看色情資訊。[22]

2009年7月,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青少年及家庭服務部與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聯合發表「青少年瀏覽網上色情資訊的現況及影響研究」調查報告,訪問了10間中學1,426名中二至中四學生,發現79.8%受訪者曾接觸網上色情資訊,逾兩成10歲前已接觸色情資訊;7.6%屬於「高度接觸群組」,即平均每日瀏覽15分鐘以上;59.8%的「高度接觸群組」維持瀏覽行為達六個月或以上;「睇鹹網睇上癮」,以及「睇唔到會煩躁」的,佔所有受訪者的2.73%;逾半更認為一夜情及婚前性行為可以接受。[23]

父母及老師要教導兒童和青少年認識恆常觀看網上色情資訊的禍害,讓他們明白多看網上色情資訊會為他們的性發展帶來以下的負面影響:性價值和道德觀念的扭曲、性物化女性、更易更早發生性行為、言語和身體上的性侵犯、性自卑、婚姻以外的性探索、減低對配偶的忠誠。至於精神健康方面:更易感覺孤單和憂鬱、羞恥感、但又有些人會無羞恥感,進入脫敏現象(desensitization)。[24]

所謂預防勝於治療,家長和老師必須從小幫助兒童和青少年健康地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減少接觸有害的資訊。香港保護兒童會高級教育心理學家林穎姿博士教授家長五招預防子女陷入網絡不良資訊的方法,很值得大家參考:1) 從小教孩子認識網絡的意義、2) 讓孩子知道有選擇、3) 為孩子製造歸屬感、4) 深入傾談了解孩子的內心、5) 不要未聽先審,句句批評。[25] 父母和老師也可參考衞生署出版的〈e-報告「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產品對健康的影響諮詢小組」報告〉中的一些實用建議。[26]

 

4.3  父母及老師要讓青少年認識席捲全球性解放運動的禍害

全球性的性解放運動對各地的青少年的影響非常深遠,性解放運動往往以同性戀和跨性別運動作先鋒(簡稱LGBT運動)。六色彩虹宣言強調性權是人權,青少年應該解放身體自由自主,脫離一切傳統的性和家庭倫理道德規範,盡情享受性的愉悅,以致個人和社會完全的性解放,如一男一女的婚姻應被重新定義,同性伴侶和同性婚姻應合法化,同性伴侶應可領養兒童,再進一步是爭取多邊戀、成年人與兒童的戀愛、近親戀、以及跨物種戀愛的合法化。

家長和老師可以嘗試與青少年討論全球的性解放運動的好與壞,價值觀和倫理道德的爭議。

 

5.  結語

兒童及青少年與父母、老師和性教育工作者的關係愈好,兒童及青少年愈能接受師長所傳授的性價值觀念,建立出健康的性價值觀念,愈有能力抗衡全球性解放的意識形態。

老師在校內教授性教育實在不容易;然而家長在家中教授性教育更難。老師與家長之間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通過家校合作,校方可以幫助家長在家中教授性教育,讓兒童及青少年的心性可以健康地發展。

 


參考資料

〈「中學生性價值、態度和行為調查」記者會新聞稿〉。「明光社」。2013年5月2日。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statement/『中學生性價值、態度和行為調查』記者會-新聞稿

〈【專家教路】10招預防&應對 子女沉迷網絡不良資訊〉。「親子王國」。2018年3月27日。網站:https://www.baby-kingdom.com/育兒成長/成長健康/【專家教路】10招預防應對子女沉迷網絡不良資訊-30529

〈二00九年 七月號:與理工大學聯合發表「青少年瀏覽網上色情資訊的現況及影響研究」調查報告〉。「東華三院」。2009年7月。網站:http://www.tungwah.org.hk/newsletter/與理工大學聯合發表「青少年瀏覽網上色情資訊的/

〈青協公佈「中小學生戀愛態度」調查結果〉。「香港青年協會」。2013年12月7日。網站:http://hkfyg.blogspot.com/2013/12/blog-post_7.html

〈青協公佈「中小學生戀愛態度」調查結果〉。「香港青年協會」。2017年6月8日。網站:https://hkfyg.org.hk/en/2017/06/08/青協公布「中小學生戀愛態度」調查結果-2/

明光社。〈對平機會倡議「自我聲明即可變性」深表遺憾〉。「明光社」。2018年1月3日。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對平機會倡議自我聲明即可變性深表遺憾

吳雯淇。〈加州5月擬教幼稚園15種性別 父母不得拒絕新課程〉。「風向新聞」。2019年3月12日。網站:https://kairos.news/127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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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cker, K. J. and S. J. Bradley.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and Psychosexual Proble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5.


 

[1] 吳庭亮:〈青少年性態度、行為與價值〉,載於吳庭亮等編:《真情真性——有價值的情性教育》(香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3),頁44–77;招雋寧:〈附錄1 香港中學生性價值觀調查報告〉,載於吳庭亮等編:《真情真性——有價值的情性教育》(香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3),頁A3–A47;康貴華:〈青少年有價值的情性教育:需要與個案分析〉,載於吳慧華等編:《Dear爸媽——請幫我建立性別自信》(香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5),頁63。

[2] 康貴華:〈青少年有價值的情性教育:需要與個案分析〉,載於吳庭亮等編:《真情真性——有價值的情性教育》(香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3),頁39-40。

[3] 後同盟根據接觸同性戀群體的經驗,對性傾向的定義較嚴謹,有別於美國心理學學會的〈解答你的問題:深入理解性傾向和同性戀〉,參:美國心理學會:〈解答你的問題:深入理解性傾向和同性戀〉,「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14,網站:http://www.apa.org/topics/lgbt/chinese-orientation.pdf

[4] 〈青協公佈「中小學生戀愛態度」調查結果〉,「香港青年協會」,2017年6月8日,網站:https://hkfyg.org.hk/en/2017/06/08/青協公布「中小學生戀愛態度」調查結果-2/

[5] 〈青協公佈「中小學生戀愛態度」調查結果〉,「香港青年協會」,2013年12月7日,網站:http://hkfyg.blogspot.com/2013/12/blog-post_7.html

[6] 吳庭亮:〈青少年性態度、行為與價值〉,頁44–77。

[7] 吳雯淇:〈加州5月擬教幼稚園15種性別 父母不得拒絕新課程〉,「風向新聞」,2019年3月12日,網站:https://kairos.news/127351

[8] “Sexual Orientation & Gender Identity (SOGI),” BRITISH COLUMBIA,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erase/sogi.

[9] Tammy Hughes and Emma Glanfield, “Now children as young as FOUR are asked to choose what gender they are before they start school - with the option of being something other than male or female,” MailOnline, April 20, 2016,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548962/Now-children-young-FOUR-asked-choose-gender-start-school.html.

[10] Tara Campbell, “Transgender rights clash prompts walkout at CB Abraham Lincoln High,” 6 News on Your Side, April 11, 2019, https://www.wowt.com/content/news/Transgender-rights-clash-prompts-walkout-at-CB-Abraham-Lincoln-High-508449271.html.

[11] “Response of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Inter-Departmental Working Group on Gender Recognition, Consultation Paper Part 1 Gender Recognition,”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 November 28, 2017, http://www.eoc.org.hk/eoc/upload/2018121622321114772.pdf; 明光社:〈對平機會倡議「自我聲明即可變性」深表遺憾〉,「明光社」,2018年1月3日,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對平機會倡議自我聲明即可變性深表遺憾

[12] 參Nicole Charky, “A New Study just Revealed How Many Young People Identify as Straight,” attn:, August 18, 2015, https://archive.attn.com/stories/2832/young-people-sexuality-survey.

[13] Lawrence S. Mayer et al., “Special Report: Sexuality and Gender: Finding from the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New Atlantis 50 (Fall 2016): 10–143, https://www.thenewatlantis.com/docLib/20160819_TNA50SexualityandGender.pdf.

[14]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451.

[15] Milton Diamond, “Transsexuality Among Twins: Identity Concordance, Transition, Rearing, and Orien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genderism 14, no.1 (May 2013): 24–38,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5532739.2013.750222.

[16] K. K. Wu et al., “A Survey on Same-sex Attraction in Secondary School Adolescents: Prevalence and Prevalence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Hong Kong Journal of Psychiatry 18, (2008): 15–22.

[17] Gary Remafedi et al., “Demography of Sexual Orientation in Adolescents,” Pediatrics 89, no.4 Pt 2 (April, 1992):714–721,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557267.

[18] 吳庭亮:〈青少年性態度、行為與價值〉,頁44–77;招雋寧:〈附錄1 香港中學生性價值觀調查報告〉,頁A3–A47。

[19] Laurie L. Meschke et al., “Demographic,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Predictors of the Timing of First Intercourse,”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0, no.3 (2000):315–338; Beth A. Kotchick et al., “Adolescent sexual risk behavior: A multi-system perspectiv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1, no.4 (June 2001):493–519; Theo G. M. Sandfort et al., “Long-Term Health Correlates of Timing of Sexual Debut: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U.S.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8, no.1 (January 2008): 155–161, https://ajph.aphapublications.org/doi/10.2105/AJPH.2006.097444.

[20] Melanie J. Zimmer-Gembeck et al., “Ten Years of Longitudinal Research on U.S. 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 Developmental Correlates of Sexual Intercourse, and the Importance of Age, Gender and Ethnic Background,” Developmental Review 28, no. 2 (June 2008): 153–224, https://doi.org/10.1016/j.dr.2007.06.001.

[21] Amy Adamczyk, “Socialization and Selection in the Link between Friends’ Religiosity and the Transition to Sexual Intercourse,” Sociology of Religion 70, no.1 (April 2009): 5–27, https://doi.org/10.1093/socrel/srp010.

[22] 見註18。

[23] 〈二00九年 七月號:與理工大學聯合發表「青少年瀏覽網上色情資訊的現況及影響研究」調查報告〉,「東華三院」,2009年7月,網站:http://www.tungwah.org.hk/newsletter/與理工大學聯合發表「青少年瀏覽網上色情資訊的/

[24] “Effects of Pornography on Adolescents,” Marripedia, http://marripedia.org/effects_of_pornography_on_adolescents.

[25] 詳見:豆:〈【專家教路】10招預防&應對 子女沉迷網絡不良資訊〉,「親子王國」,2018年3月27日,網站:https://www.baby-kingdom.com/育兒成長/成長健康/【專家教路】10招預防應對子女沉迷網絡不良資訊-30529

[26] 衞生署:〈e-報告「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產品對健康的影響諮詢小組」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頁86–102,網站: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port/files/e_report.pdf

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16/09/2019

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上任以來,支持率每況愈下,除了因為僭建,還有因為她沒有申報丈夫潘樂陶購入的兩個豪宅,及沒有申報她以配偶身份,與丈夫共同持有安樂工程8.89億股或63.48%股份,市值超過10億港元。[1]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僅就上市證券的披露而言,任何人士的配偶如在香港上市公司中擁有權益,該名人士亦被當作持有該權益。作為司長,應該最熟悉香港法例,對已婚配偶關係、同居關係及其他關係所涉及的權利及責任,不應不清不楚,也許,她要研究一下平等機會委員會於今年6月發表的《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報告,[2] 該報告就21個範疇中香港法律對六種不同關係的承認及對待情況作出研究,這些關係包括異性或同婚姻關係、異性或同性法定伴侶關係(編者按:類似外國的民事結合和事實婚姻),及異性或同性同居關係。有關報告的內容,請參附表。

綜觀附表內容,現時香港法律仍以承認異性婚姻關係為主,很多法例和政策,例如申請公共租住房屋、領養、刑事事宜及囚犯等不同範疇,都是以現行的婚姻制度,即異性婚姻關係作為基礎,顯示異性婚姻關係中兩個人關係的獨特性。假如讓其他五種不同關係的承認及對待,與異性婚姻關係看齊,得到同樣的承認和權利,將無可避免對香港現行婚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帶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異性婚姻在社會的獨特地位亦會被削弱。

可是,申請公屋只承認異性婚姻關係的做法未來將受到挑戰,高等法院於今年9月26日,會就一宗同性婚姻關係人士以一般家庭的身份申請公屋的司法覆核案進行聆訊。案件的判決除了影響個別人士外,亦會影響香港的婚姻制度和對家庭的定義,大家必須密切關注有關判決,期望結果不會進一步削弱現行婚姻制度。

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的概括

明光社

[1] 〈鄭若驊再爆瞞報醜聞 與夫共持股權價值近10億〉,《東方日報》,2019年7月22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190722/bkn-20190722230807790-0722_0082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2] 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編(由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平等機會委員會,2019年6月,網站:http://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19626142928818518.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牧養講座:初探雙性狀態 DSD / intersex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21/01/2019

社會對性發育障礙(disorder of sex development,DSD)的認識並不多,明光社於2018年11月,舉辦了「初探雙性狀態DSD/intersex」牧養講座,邀請了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講師徐燕齡博士擔任講員,盼望能幫助社會及教會認識有關病症,並了解患者的需要。徐博士主力研究及服務雙性狀態的孩子及其家庭,希望大眾能夠接納和關懷這些家庭。

人類胚胎前期同時有男和女的生殖系統,在發育過程中,身體根據決定性別的基因組,發育成典型的男性型態或女性型態。但亦有一些罕見的情況干擾了正常的性發育,使身體沒按既定方式運作和發育,尤其影響了生殖器官部份,這就是性發育障礙。徐博士表示人的身體不可能同時有兩套發展完整,並正常運作的性器官,故此患者的身體會呈現非典型男或女的型態(intersex),有人形容他們為「雙性人」。「雙性人」是一個傘式術語,是描述性器官的發展過程變異所形成的許多不同狀態的總稱。

性發育障礙屬遺傳病,發病原因是基因異常,以致胎兒的身體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陰蒂過大或陰莖過小的情況。當嬰兒出生後,若醫生未能判斷其性別,可透過基因測試嘗試找出問題,再決定是否進行手術。現時香港對於進行手術與否,取決於病情。若患者有性命危險便會盡早進行手術;若屬整形手術則不會急於處理,會觀察其身體發育情況再決定。

徐博士介紹了三種性發育障礙狀況:分別是先天性腎上腺增生症(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CAH);雄激素不敏感症候群(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AIS),它又可分為完全型(complete AIS,CAIS)和部份型(partial AIS,PAIS)兩大類;最後一種是尿道下裂(Hypospadias)。

先天性腎上腺增生症主因是21-羥化酵素(21-Hydroxylase)出現變異。由於缺乏參與合成腎上腺皮質激素的酵素,病況會根據酵素的缺乏程度令男女患者有不一樣的男性化徵象,嚴重的患者則會有鈉與水份不平衡(salt-wasting)的問題。患者要面對的問題包括:身材矮小、女性患者因子宮未能健康發展而不育、如需長期服用荷爾蒙會增加患癌風險等。患者必須持續到醫院接受治療及服用藥物,否則會有生命危險。

雄激素不敏感症候群的發病原因是由於雄激素的正常效應全部喪失(CAIS)或部份喪失(PAIS),導致性器官發展異常。CAIS患者雖擁有女性體態,青春期時乳房會發育,但因其陰道呈盲端,無宮頸和子宮,導致患者不育。這類患者多以女性身份成長。至於PAIS患者臨床表現為男性第二性徵發育不完善,例如陰莖小、睪丸小,精子數量不足,精子活動量不足或無法向前游等,導致他們不育。

尿道下裂發病原因是因為男嬰的男性性器官還未發育完成,身體卻受到雌激素干擾,令發育中的陰囊出現異常,從中間裂開。患者的尿道會在會陰附近裂出皮膚,令小便不能順著尿道從尿道口排走,令患者容易產生尿路感染。

徐博士帶領參加者從以下幾個不同的角度思考,幫助他們了解患者所面對的困難及處境。

  1. 不育:因子宮或精子未能健康發展而令患者不育,現今的患者雖可藉著人工受孕的方法解決問題,但其子女亦有可能遺傳了性發育障礙。
  2. 親密關係:患者普遍自我形象較低,與人相處時傾向自我孤立。
  3. 自我隱藏:患者及其父母均傾向隱藏病況,因而缺乏社會支援。他們擔心病況被揭露,形成巨大的心理壓力。
  4. 父母的經歷:患者父母承受著自我指責及旁人指責。他們對於應以哪一種性別來教養子女,或同時以男性及女性的性別來教養子女,感到非常困擾。
  5. 性別重置手術:患者父母需決定是否讓子女進行性別重置手術,若決定動手術,父母既要決定子女的性別,又要決定甚麼時候進行手術。
  6. 身體的自主權:社會有聲音指父母沒有權決定子女的性別,應讓子女長大後自行決定,但待他們長大,卻可能錯失了身體復原的最佳時期。

徐博士指,若有性發育障礙的患者向我們透露其病情時,我們的第一個反應非常重要,這會讓對方感到被接納或被拒絕,她建議大家:

  1. 避免問對方「你身體有甚麼不妥啊?」,可以改為說:「你發生了甚麼事啊?」
  2. 避免表現過份驚訝,盡量以平和的心情去聆聽。
  3. 多些了解這類病患的成因及患者所面對的壓力。
  4. 避免批判對方的想法和決定,包括他/她接受手術的原因和選擇性別的原因。

徐博士表示現時醫療體系對有關病症的支援極少,輔導層面多集中在幫助病人接受身體的狀況。她認為實在需要更多的支援去支持患者的整個家庭。她指患者父母的心願是希望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讓子女能如普通人一樣安好地生活。因此,她希望藉著公眾教育,讓大家明白性發育障礙病人及其家人所面對的難題,給予他們更多的接納和關心,又建議社會各界為患者及其家庭提供支援,包括在醫療、法律和道德倫理等事宜。

雙性人的身份政治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7/05/2018

更新日期:2020年7月24日

雙性人和跨性別人士的身份政治既密切又複雜,他們有類近的信念,認為性別(sex & gender)的分野是人為構結,且是為權力服務,其本身是流動和多元的。

本文是要初步回應雙性人身份政治的論述,當中主要圍繞兩個問題:甚麼是雙性人?甚麼是性別?

 

何謂雙性人?

我們首先要區分「雙性人」(intersex)這個字的含意:

(a)以「雙性人」作為一種身份認同。

某些身體特徵不屬於典型男性或典型女性的人,他們不認同自己為生理男或生理女,而認為自己是男女之外的第三種性別。這種身份認同類似一個男跨女的人,對女性身份產生認同。兩者都希望脫離生理狀況,自己定義自己的身份,並希望他人承認他對自己身份的看法。

正是這種身份認同形成雙性人政治的主體,其政治訴求包括在性別資料中增設第三性(third gender),並將第三性的想法納入醫療及教育系統等。

(b)以「雙性人」作為一系列病症的統稱,其醫學名詞為性發育障礙(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DSD)。

性發育障礙包括了十多種病症,例如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AIS)、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症(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CAH)等,[1] 每種都有不同的病因和處理方法,但各病症的共通點在於,有關病症會令患者產生不同程度的性別含糊,或非典型的性生殖發育情況。雙性狀態者所擁有的身份認同,在臨床記錄上往往是男人或女人,而非雙性人。[2]

 

回應雙性人的身份政治

要回應雙性人的身份政治,必須同時解答另一個問題,到底兩性是甚麼?有關回應如下:

(a)從生理的角度看,DSD包含了十多種病症,有關病症並沒有齊一性。若宣稱這些情況足以構成兩性以外的另一種性別,理據極為牽強。

(b)一些後現代主義思想提出「健康」和「病態」的區分不過是社會建構,進而主張兩性分野同是社會建構,它更是強勢群體壓迫邊緣群體的工具。

然而,就前文所述,「雙性人」既可代表一種身份認同,亦可作為一系列病症的統稱,即使打破傳統兩性分野的局面,亦不能用「雙性人」的政治群體代表所有DSD病患者,因為一來DSD患者不一定有「雙性人」的身份認同,二來他們的情況千差萬別,故無法以單一聲音來代表他們。

(c)當「雙性人」的政治訴求類近於性別自主的訴求,我們便要追問,他們想政府「承認」甚麼?承認有關病症是一種生理狀態,即按DSD種類和程度承認十多種性別?抑或是承認其心理認同(「雙性人」的身份)?若是後者,政府有何基礎和理據去承認一種心理認同?即或是前後兩者,其政策的實質內容和政策目標又是甚麼?

(d)從實效而言,我們需指出「雙性人」身份政治的論述,是不利於DSD患者。「雙性人」政治群體往往將「雙性人」論述成一個有同質性的群體,其政治倡議亦提出設立「第三性」去包含所有「雙性人」。然而,醫學上的建議卻是要盡早釐清造成性別含糊的病因,並作出及時的對應治療,以免某類DSD對患者的生命構成威脅。強調「雙性人」同質性的氛圍對DSD患者本身並無益處,也不利醫生和病人家屬辨明其狀況。

(原文於2018年5月17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1] 有關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及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症的介紹,請參閱下一篇文章〈雙性人與第三性別的吊詭〉

[2] Rodrigo L.P. Romao et al., “Update on the Management of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Ped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59, no. 4 (August 2012): 853–869, https://doi.org/10.1016/j.pcl.2012.05.020; Angel OK Chan et al., “Aetiological bases of 46,XY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in the Hong Kong Chinese population,”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21, no.6 (December 2015): 499–510, https://www.hkmj.org/abstracts/v21n6/499.htm; CH Houben et al., “Reconstructive surgery for females with 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due to 21-hydroxylase deficiency: a review from the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20, no. 6 (December 2014): 481–485, https://doi.org/10.12809/hkmj144227.

性發育障礙冷知識(二)—— 5α還原酶缺乏症

招雋寧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10/05/2018

更新日期:2020年7月24日


有個阿拉伯男孩和妹妹是雙生兒,有天他發現了妹妹原來是弟弟。他的舅父出生時曾是個女孩,雖然已育有五名女兒;他的阿姨到今天仍是女人,但原來她有男性生殖器;三個表姊第23對染色體是XY……他的家族裡有11人患有同一種性發育障礙——5α還原酶缺乏症。


XY類性發育障礙


性發育障礙(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DSD)有三大類:XX類、XY類、嵌合類。此分類是醫學界的共識,以取代過去的雙性人、真、假雌雄同體等稱呼,目的是讓病者可以盡早得到適切的診斷及治療,畢竟某些DSD除了令性器官的形態含糊,更會引致腎上腺危機(adrenal crisis)、性腺惡性腫瘤(gonadal malignancy)等威脅生命的情況。此外,為了減低對病者家屬的困擾,合理安排病者的性屬身份,清楚分類後可適切地挽回其人性的尊嚴。


XY類DSD的發育不全的情況,可說有相當闊的光譜,不一而足,但歸因卻可以分作幾項主要的基因突變及細胞機能失效。在香港主要發現的XY類DSD有5α還原酶缺乏症,及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AIS)。[1] 本文嘗試探討前者——5α還原酶缺乏症。


男性外生殖器的發育


人的身體裡有一款5α還原酶(SRD5A2),它能把男性一部份的睪丸素轉為二氫睪酮(Dihydrotestosterone,簡稱DHT)。睪丸素和DHT各自發揮作用:刺激男性的內生殖器發育與製造精子是睪丸素的主要角色;DHT則使陰莖和陰囊(即外生殖器)發育成形。男孩進入青春期時,臉部、身體和下陰毛髮的生長,以及前列腺的發育,都由DHT主力負責。因此,DHT也被視為重要的雄激素。


當還原酶失效,無法把睪丸素轉為DHT物質,就是5α還原酶缺乏症,簡稱5ARD。受影響的典型情況是,男嬰出生時,其下體表徵看似一般女嬰,從而被當為女性照顧。到青春期時,另一款5α還原酶(SRD5A1)正常運作,製造出大量DHT,使貌似女孩的身體發育為成年男性,患者才發現自己患有5ARD。


5ARD是只會影響男性的病。現實裡情況更複雜,他們的性徵更常是含糊程度不一,例如:看似發大了的陰蒂,或甚至形成細小的陰莖狀,或會有尿道出口位置異常的狀況。醫生確認5ARD往往是發現性徵含糊後,檢驗尿液或基因而得知。2015年,一篇刊登在《香港醫學雜誌》的學術文章指,在本港五間醫院的記錄裡,有11宗確診為5ARD,其中七宗形成了細小陰莖(micropenis),一人有尿道下裂的狀況(Hypospadias)。其餘四宗更加有「眼球-食道-生殖器畸形(anophthalmia-oesophageal-genital)」的綜合症狀。[2]


阿聯猶的家族案例


本文開首時介紹的11人患病的家族案例,被2016年一份醫學文獻記錄下來。[3] 其中一對夫婦誕下一對雙胞男生,一名健康,另一名卻患有5ARD,其外生殖器的形態是女性,但體內卻有健全的睪丸,沒有子宮等女性內生殖器。其餘10個患者,八個被當成女嬰照顧,其中四人因為青春期時發育為男性,因此性別重置為男性。後來,其中兩人分別成為三名和六名孩子的父親,他們的後代都沒有5ARD。


這個阿聯猶家族並非唯一的案例。在多米尼加共和國、巴布亞新畿內亞以及土耳其都有近親繁衍後家族性5ARD的記錄。


男身男心


5ARD只影響外生殖器的發育,因此不論是內生殖器和腦部都正常地受到睪丸素的刺激,相繼發育成男性形態。在阿聯猶的家族案例裡,11人中八人都感到內心是男性,而餘下的三人裡,兩人仍然是幼童,一人保留了女性的身份。


香港醫護界同樣提倡,若發現XY類DSD,應盡早把5ARD區分出來,讓他們取得男性身份成長,避免誤當成女孩養育。在絕大部份情況下,那些被當成女孩養大的患者,稍為長大時都自覺是男性,要取回男性身份。[4]


過往以荷爾蒙水平的方法診斷並不可靠。曾經有性別含糊的病患者被誤診為AIS,後來在尿液檢查則發現他患上的是5ARD。後來香港的醫護團隊發現透過檢驗基因和尿液,才能有效地為5ARD患者準確斷症。[5]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每10,000人中只有6.5個個案的疾病,便屬於罕見疾病。按現時數字估計,香港每10,000名活產男嬰中,有五名患有XY類DSD,包括了5ARD、AIS及其他男性的性發育障礙。因此,5ARD可說是罕見疾病中的罕見疾病。縱然如此,筆者可以想像到當一個人長大了才發現自己是另一性別,必然會感到震撼和困擾。若政府能資助幼兒在基因病篩查中加入XY類DSD的項目,將有效地為5ARD患者提供及時和適切的幫助。


(原文於2018年5月10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1] 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是指胎兒對雄激素不敏感以致身體不正常發展,使基因為XY的男性胎兒,其內、外男性生殖器都不能完整發育,出生時外生殖器狀似女性外生殖器。Y染色體性別決定區會正常運作,分泌消滅女性內生殖系統的激素。但腦部由於不受雄激素影響,會呈現女性特質。


[2] Angel OK Chan et al., “Aetiological bases of 46,XY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in the Hong Kong Chinese population,”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21, no.6 (December 2015): 502–503, https://www.hkmj.org/abstracts/v21n6/499.htm.


[3] Asma Deeb et al., “Phenotype, Sex of Rearing, Gender Re-Assignment, and Response to Medical Treatment in Extended Family Members with a Novel Mutation in the SRD5A2 Gene,” Journal of Clinical Research in Pediatric Endocrinology 8, no. 2 (June 2016), 236–240, https://doi.org/10.4274/jcrpe.2782.


[4] Chan et al., “Aetiological bases of 46,XY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in the Hong Kong Chinese population,” 503.


[5] Angel On Kei Chan et al., “Diagnosis of 5α-Reductase 2 Deficiency: Is Measurement of Dihydrotestosterone Essential?” Clinical Chemistry 59, no. 5 (May 2013): 798–806, https://doi.org/10.1373/clinchem.2012.196501.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9-5-2018

尋找失蹤的I:雙性人人數文獻檢閱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2/01/2018

更新日期:2020年7月24日

 

在上一篇文章,〈雙性人與第三性別的吊詭〉,我們初步探討了雙性人(intersex)的生理成因以及壓力團體的其中一項主要訴求——「第三性」——的公共意義。在該文中,我們對所謂「第三性」的內涵有所疑問,暫時未找到相關政策的公共意義。

我們希望為雙性人提出合理和有建設性的政策倡議,現在還在構想階段。在提出倡議前,我們先要處理一些基礎問題,之後才可提出合乎現實需要的倡議。我們會先處理其中一個基礎問題,即雙性人的人數問題。雙性人的人口有多少?

雙性人團體:1.7% - 4%人口
全球最大的雙性人團體,國際陰陽人組織Organization Intersex International Chinese(OII)在它的國際中文版網頁中引用研究說「陰陽人佔全球人口顯著比例(Anne Fausto-Sterling, sexologist, 2000),從1.9%到4%(多項研究顯示)。」[1]

上述引文只有數行文字,有提及一位學者,但並沒有列出所引用的文獻。由是,我們翻查各版本的OII網頁,並在澳洲版的網頁中找到相關說法最詳盡的文獻回顧。[2] OII澳洲版網頁指雙性人人口有兩種說法,一為1.7%,另一為4%,並沒有中文版所說的1.9%,相信這是手民之誤。OII澳洲版網頁稱1.7%之說由 Blackless等學者和 Anne Fausto-Sterling的研究而來;4%則來自Peter Koopman教授。由於Koopman教授明言他無法證實4%的說法,故OII採用了1.7%的說法。

1.7%之說同時獲北美雙性人社(Intersex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引用。[3]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OHCHR)一份事實清單(fact sheet)亦採用了相似說法,說雙性人人口是0.05%至1.7%;但該清單只說是「根據專家」,並沒有列明資料來源。[4] 聯合國的說法同時被本地一些傳媒所引用,足見人權高專辦的資料有一定影響力。[5]

再繼續翻查其他資料,我們沒有發現1.7%之說的其他來源。Anne Fausto-Sterling是被引用的最多的學者。然而,我們認為單以常理來想1.7%之說就相當值得懷疑。首先,1.7%數字太高,和我們一般的認知不符。1.7%即差不多每59人就有一人是雙性人,這與我們的親身經驗,或在婦產科工作的朋友所說的都大有出入。如果1.7%人口是雙性人,那麼在香港的雙性人的數目就和2011年在香港的印尼人數目差不多。[6] 其次,聯合國所說的0.05%至1.7%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34倍,甚為異常。

由是,我們找出了Anne Fausto-Sterling的原始文獻,看看1.7%的數字是從何得來。

 

Anne Fausto-Sterling及其學說

Fausto-Sterling是美國布朗大學的學者,專研性別生物學,其著作獲其他女性主義學者和從事性別研究的人廣為引用。[7] 與大部份生物學家不同,她主張人類的生理性別並非二元,而是一光譜和連續體。為挑戰主流的兩性系統,她提出自己的五性系統(a five-sex system)。[8]

她的五性系統於1993年在她的著名文章“The Five Sexes”中正式提出,該文對學界有關生理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的討論有不少貢獻。[9] “The Five Sexes”最具爭議性及最受關注的就是當中描述雙性人的部份。然而,該文並未提及雙性人的人數問題。直至2000年,Fausto-Sterling出版了一本甚具影響力的著作Sexing the Body。在該書中,她重申生理性別應視為一連續體而非男女二元,並論說科學家提出的性別和身體的研究如何被政治化及如何被社會規範影響。雙性人再次成為該書的主題之一,其存在更是Fausto-Sterling用來支持她的性別光譜/連續體論的主要論據。因為,Fausto-Sterling在書中斷言,雙性人佔全球人口顯著比例——足足1.7%。在一年後,Fausto-Sterling在《紐約時報》一篇訪問中再次重申她的說法。[10]

Fausto-Sterling的1.7%說其後被廣為引用,包括上述OII的文獻回顧。

那麼,Fausto-Sterling 1.7%的推斷有何證據呢?其實那是來自與Sexing the Body同年出版的期刊文章,前文提過OII引用的Blackless與其他學者一同撰寫的文章,[11] 事實上,Fausto-Sterling也是該文的作者之一。

換言之,OII的文獻回顧舉出了多位學者,但該組織建議的1.7%之說只有單一來源,即Blackless、Fausto-Sterling及其他學者所寫的一篇文章。以下稱這文章為「1.7%文件」。

 

1.7%,它說了甚麼?

一如大部份期刊文章,「1.7%文件」在開頭就表明研究目的。它指出雖然生物學家與醫學家普遍知道絕對的兩性異形(sexual dimorphism)只是柏拉圖式的理想;但醫學經常以這理想作為基本假設,肯定每個性別都有單一和正確的發展。因此,醫學家經常將偏離理想形態的發展視為不正常,並有施以各種不同醫療手段,包括外科手術。而文章希望透過找出偏離理想形態的頻率,從而為相關問題作出貢獻。顯然,若偏離理想形態的頻率十分高,那麼科學家們應認真考慮那些「偏離情況」是否根本是人類的正常變化(normal variation)。

文章作者為intersex一詞下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定義。筆者特別提醒讀者留意下面定義,因為這是整個雙性人問題的重要轉折:

We define the intersexual as an individual who deviates from the Platonic ideal of physical dimorphism at the chromosomal, genital, gonadal, or hormonal levels.(P.161)

換言之,幾位作者將一切不是典型性別發展的情況都稱為intersex,雙性人。在這定義下,作者以綜合分析(meta-analysis)為方法,調查了自1955年至撰文當日,所有關於上述偏離頻率的醫學研究(P.151-152)。在得出所有數字後,他們將有關數字相加。最後,他們得出以下附表:

 

附表:Frequencies of various causes of nondimorphic sexual development[12]

Cause

Estimated frequency/100 live births

Non-XX or non-XY (except Turner or Klinefelter)

0.0639

Turner

0.0369

Klinefelter

0.0922

Subtotal for chromosomal difference

0.193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

0.00760

Partial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

0.000760

Classic CAH (omitting very high frequency population)

0.00770

Late-onset CAH

1.5

Subtotal of known hormonal causes

1.516

Vaginal agenesis

0.0169

True hermaphrodites

0.0012

Idiopathic

0.0009

Total

1.728

 

作者將所有數字相加,最後就得出1.7%的結論。基本上,作者的方法有建設性。不過細看每項偏離理想形態頻率的數字,不同研究的結論往往差異很大。例如,文章裡的另一個表顯示了non-XX或non-XY在不同研究出現的頻率,當中最大(2.150)和最小(0.001)的數字相差二千多倍。[13] 這些極端差異可能由於樣本收集問題,也可能是地域問題。但面對這些數字作者沒有加權或用其他統計學方法處理,只是一律相加求得平均數,而附表就是這些數字的總和。上述問題令文章有瑕疵,但不算是嚴重問題。

在文章的討論部份,作者討論了「性別光譜論」。這部份相當值得討論,不過本文集中在雙性人的問題上。

一如前文所言,1.7%文件出版後,立即被廣為引用,作者之一的Fausto-Sterling亦以此為基礎推廣性別光譜論。配合Sexing the Body一書,1.7%的講法之後開始滲入各大文獻。然而,就在文章出版的兩年後,有人指出該文,尤其是Fausto-Sterling大有問題。

 

Leonard Sax:怎樣才算intersex
挑戰Fausto-Sterling的是Leonard Sax。他在2002年發表期刊文章,質疑Fausto-Sterling。[14]

Sax的來頭也不少,他在麻省理工取得生物學學士學位,並在賓夕凡尼亞大學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其後,他在英國蘭卡斯特總醫院完成三年實習,並在馬里蘭州一家診所提供家庭醫學諮詢。Sax著作等身,除了有多篇期刊文章外,更是多本暢銷書的作者。

Sax具備醫學和生物學等多個界別的知識。在2002年發表的文章裡,他一開始就質疑Fausto-Sterling對雙性人的定義太寬。他們的定義會將很多無關以及無任何癥狀的情況都包含在內,只有搞亂病人和醫療人員的效果(P.175)。

Sax引用一位泌尿科專家的意見,指出雙性人一字意指:
a discordance between phenotypic sex and chromosomal sex(P.175)

即表型性別與染色體性別不一致,例如一個XY男有狀似女性生殖器的性器官。[15] 顯然,這也是一般大眾對「雙性人」的理解,但Fausto-Sterling對雙性人的定義卻離題萬丈。Sax論說,1.7%文件列出的10項「雙性」情況中,比率最高的頭五位都與真正的雙性人完全無關。[16] 例如,晚發的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症(Late-Onset 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也稱作late-onset CAH)在Fausto-Sterling的圖式中貢獻了88%的「雙性」人口,但實際上這病是晚期雄激素增生,患者平均要到24歲才發現有病;而這病對男性最常見的癥狀是脫髮、矮,對女性則有約10%機會引致輕微的陰蒂發大,但沒有真正的性別不明。其他如non-XX or non-XY、特納氏綜合症(Turner Syndrome)、克林菲爾德綜合症(Klinefelter Syndrome)、陰道發育不全(Vaginal Agenesis)都不會引致前文所說的「表型性別與染色體性別不一致」。

在這裡我們提醒各位讀者,我們平日常說性別等於人的染色體,其實決定性別的不是染色體的組合,而是有還是沒有Y染色體。一般女孩有兩條X性染色體,但有些女孩只有一條X性染色體或有其他異常情況(特納氏綜合症),她們在長大後可以完全是一個正常的女孩,但平均比正常女孩矮16厘米。XXY、XYY、XXYY都一樣,相關情況的男子在外觀上和XY男分別不大,常見的病癥只是陰莖較短和不育。

以上資料Sax在他的文章中全部都有提及。Sax指出,真正會造成雙性情況的只有典型的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症(Classic 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和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扣除上面五項後,得出的數字是0.018%,比Fausto-Sterling的1.7%大概少100倍。

在文中,他對Fausto-Sterling的所作所為有兩點特別不滿。第一,Fausto-Sterling的暢銷書Sexing the body提到的雙性人案例全都是真正的雙性人,但那五個Fausto-Sterling最常見的「雙性」情況,在她的書中根本沒有出現過,而她在書中依然聲稱雙性人有1.7%。第二,1.7%文件聲稱late-onset CAH患者很可能要讓手術介入(Blackless et al., 2000, p. 161)。但這與實情不符,而且Fausto-Sterling等學者用來支持上述論述的引文並不是學述文獻,竟然只是雜誌訪問,而且該文談及的根本不是late-onset CAH患者而是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的患者![17]

在文章尾段,Sax指Fausto-Sterling不懂病理學,將「天生」當成「正常」,所謂性別光譜論只是極端社會建構論的一種,而這種理論對病人和醫生毫無幫助。

Sax的文章甚具說服力,那麼為何「1.7%之說」仍然大行其道?

 

OII:低估算排拒了很多雙性人

有趣的是,Sax的文章有出現在上述OII的文獻回顧中。但為何仍採用1.7%的估算?上文指出,Sax指Fausto-Sterling將不相關的情況都包含在計算中。OII則恰恰相反,指責Sax對雙性人的定義排拒了很多雙性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意識形態作祟。

OII指,醫學界在2006年採用性發育障礙(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DSD)取代當時雙性人(intersex)一詞;而DSD包含了Fausto-Sterling列出的所有情況。雖然OII不同意醫學界將雙性人病理化,認為醫學界這樣做只是因為要符合社會對性別的規範;但就同意將各種不符合典型男女特徵的人包含進「雙性人」(intersex)一詞中。

OII續指,在醫學上對「雙性人」闊或窄的定義有點受意識形態左右。對他/她們而言,排拒一些體現了非典型性別特徵的人在外,是非理性。OII認為,雙性人群體並不分享同一種身份;但在被污名化,和擁有非典型性別特徵兩點上,是共通的。

最後,OII重新列出Fausto-Sterling在1.7%文件中列出的10種情況,再補充說5α還原酶缺乏症也會引致雙性情況(有關該病症,請參閱p.8〈性發育障礙的冷知識(二)——5α還原酶缺乏症〉),總結說「雙性人口」大約在1.7%左右,但應該高於1.7%。

 

小結:雙性人——同一符號,不同意義

經過上面漫長的文獻追查,我們適宜在此作小結,看看我們學到了甚麼,日後討論問題時應該怎樣做:

 

關於雙性人的數字

假如我們以「雙性人」一詞指那些天生就有男女兩種性徵的人(不論功能完整還是不完整),則1.7%的說法不符現實。但假如我們接受Fausto-Sterling和OII的定義,則1.7%的說法相對可信,但1.7%包含了一些不同情況,對於沒有病癥的人(如late-onset CAH)來說,在使用時依然要非常小心。

日後任何有關雙性人的討論或倡議,都應先定義清楚自己指的是甚麼人,不應籠統地說「雙性人」。鑑於那些病症的情況往往差異很大,最理想應是每種病個別地討論。

 

有多少種性別?

知道「雙性人」是性別光譜論者用來支持自己的重要論據(差不多是唯一論據)。在他們眼中,性別不應分男女兩種,而應定義為一連續體。反對者則指前者拿來挑戰主流性別觀念的「雙性人」,實際上絕大部份可以簡單而有效地歸類為「男」和「女」;另外,也指性別光譜論者混淆了「正常」和「天生」。

坊間有人以「科學已證實存在多種性別」為由,支持設立第三性別制度。有些地方,例如台灣更將性別光譜論寫入教科書。上述回顧提醒我們,性別光譜論或多元性別論在科學上即使不是可疑,也是有很大爭議的,引用時應多加小心。

 

如何理解「雙性群體」?

上述回顧同時告訴我們,一些雙性人群體如OII,事實上並不以單一特徵為基礎結成社群,而是以某種與理想形態的偏離,或一些不愉快經驗為共通點。

理解這點可以讓我們與相關群體交流時,有更好的溝通。稍後,我們將跟隨上述所得,走出「雙性人人口」以及「雙性人」這一類含糊的字眼,逐個探討會引致「雙性人」的情況,從而理解不同人的實際需要以及反思各種倡議的合理性;而我們的起點,正是OII所引用,2006年時醫學界對「雙性」一詞的轉變。

(原文於2018年1月22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1] 國際陰陽人組織Organization Intersex International Chinese國際中文版,網站:http://www.oii.tw/Home/what-is-intersex(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月22日)。

[3] “How common is intersex?” Intersex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accessed January 22, 2018, http://www.isna.org/faq/frequency#fn2.

[4] FREE & EQUAL UNITED NATIONS FOR LGBT EQUALITY, “FACT SHEET: Intersex,” FREE & EQUAL UNITED NATIONS, accessed January 22, 2018, https://unfe.org/system/unfe-65-Intersex_Factsheet_ENGLISH.pdf.

[5] 〈【雙性人】比利時超模自認雌雄同體 「佔人口2%但好多人唔知我哋存在」〉,《蘋果日報》,2017年1月25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realtime/article/20170125/56219524(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月22日)。

[6]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 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2012年12月,網站: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622012XXXXB0100.pdf(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月22日)。

[7] “Biography,” Dr. Anne Fausto-Sterling, accessed January 22, 2018, http://www.annefaustosterling.com/biography/.

[8] “Gender & Sexuality,” Dr. Anne Fausto-Sterling, accessed January 22, 2018, http://www.annefaustosterling.com/fields-of-inquiry/gender/.

[9] Anne Fausto-Sterling, “The Five Sexes: Why Male and Female Are Not Enough,” The Sciences (March-April 1993): 20–25, https://doi.org/10.1002/j.2326-1951.1993.tb03081.x.

[10] Claudia Dreifus, “A conversation with Anne Fausto-Sterling: Exploring what makes us male or female,” The New York Times, last modified January 2, 2001, Section F, page 3, https://www.nytimes.com/2001/01/02/science/a-conversation-with-anne-fausto-sterling-exploring-what-makes-us-male-or-female.html.

[11] Melanie Blackless et al., “How Sexually Dimorphic Are We? Review and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 12, no. 2 (March 2000): 151–166, https://doi.org/10.1002/(SICI)1520-6300(200003/04)12:2<151::AID-AJHB1>3.0.CO;2-F.

[12] Blackless et al., “How Sexually Dimorphic Are We? Review and Synthesis,” 159.

[13] 有關數字反映每1,000名活產嬰兒中,有多少個出現non-XX或non-XY的染色體組合情況。Blackless et al., “How Sexually Dimorphic Are We? Review and Synthesis,” 152–153.

[14] Leonard Sax, “How Common is Intersex? A response to Anne Fausto-Sterling,”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39, no. 3 (August 2002): 174–178, https://doi.org/10.1080/00224490209552139.

[15] 人類的細胞有23對的染色體,其中一對為性染色體,決定了人類的性別,女生的是XX,男生的XY。

[16] 比率最高的首五種情況是:(a) late-onset 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LOCAH), 1.5/100; (b) Klinefelter (XXY), 0.0922/100; (c) other non-XX, non-XY, excluding Turner and Klinefelter, 0.0639/100; (d) Turner syndrome (XO), 0.0369/100; (e) vaginal agenesis, 0.0169/100.

[17] A. Moreno and J. Goodwin, “Am I a woman or a man?” Mademoiselle, March 1998, 178–181, 208.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9/1/2018
 

性發育障礙冷知識(一)——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症

招雋寧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1/01/2018

更新日期:2020年7月24日

99.98%的人類身體可以清楚分為男或女。[1] 只要第23對染色體為XX,就自然會有子官、卵巢、陰核、大小陰唇等女性性器官,出生時看性器官就知道是女性。但是XX染色體者會因某些原因,性器官的外形發展成介乎男和女之間,這狀況就是「性別不明」。

罕見中的常見:CAH

數十年來醫生對於診治性別不明的方法一直眾說紛紜,性學家甚至認為性別不明就證明了第三種性別的存在,既非男,又非女,稱為雙性人(intersex)。直至2006年一群英美兒科醫學專家就性別不明發表學術聲明,為種種造成性別不明的病症分類。[2] 為了患者的最佳利益,包括心理健康和社交發展,兒科專家為各種不同病因建議最恰當的診斷和治療,又把各種性別不明的狀況歸納為性發育障礙(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簡稱DSD。[3]

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症(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簡稱CAH,是最常見的性發育障礙。[4] 假如你是教師,每年緊密接觸約100個學生,在35年教學生涯裡,你將約有兩成半機會遇到一位患有CAH的學生。根據歐盟定義,罕有病是每10,000人中少於五個個案。參考國際雙性人組織所引用的文獻,每10萬個活產嬰兒才有七個確診CAH。所以,雖說CAH是最常見的性發育障礙,但其實也是相當罕見。[5]

過多男性激素的女胎

在進一步認識CAH前,不妨先了解男性的陰莖和陰囊是如何形成的冷知識。

決定男性性別的Y染色體會在胚胎首三個月內令睪丸分泌睪丸素(testosterone),部份睪丸素會變身成為另一隻激素刺激外生殖器成長。原為女性的陰核會慢慢發展成為陰莖,原為女性的大小陰唇會慢慢形成陰囊,而睪丸會等到胎兒快出生前幾週才沉降至陰囊。

然而,不論男女,腎上腺素均能夠製造低量的睪丸素,所以女胎體內亦有少量睪丸素。[6]

CAH——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症——令女胎身體累積過多睪丸素。[7] 在子宮裡的女嬰,受著比一般女嬰多幾倍的睪丸素所影響,原應為陰核的部份因而發大,朝陰莖狀發展。大小陰唇則朝陰囊狀發展而稍為閉合。但患者的的睪丸素濃度未及男性,令到性器官呈現為介乎男和女之間。此外,CAH會造成嚴重脫水和失鹽,威脅幼兒生命。故此,許多地方會為新生嬰兒進行篩查,如香港「夏約書孤兒症基金會」支持的新生兒代謝病篩查計劃。

有些人長大到青春期或以後才發現患有CAH。過去曾有學者把這種晚發CAH(late-onset CAH)算進雙性人之列。[8] 晚發CAH有低機率令女性的陰核輕微發大,但並非性別不明。因此醫生區分CAH與晚發CAH時,不會視後者為性發育障礙或雙性。[9]

23個患有CAH的香港人

截至2014年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醫護團隊曾診治23位CAH女性,並且進行首個跨越亞洲CAH女患者的追蹤研究,橫跨20年。[10] 跨專科醫生團隊參照國際認可的做法,[11] 會盡量在患者年紀尚輕時取得父母同意,從而進行陰核和陰道等矯形。因為嬰兒的組織復原快,又可減輕疾病對家人的煎熬和傷害。到了青春期的患者月事正常、可懷孕,甚至有兩位女士已剖腹產下健康的子女。

大量男性激素不單影響生殖器形態,亦會影響大腦的性別形態,使性心理發展(psychosexual development)更趨向男性化。[12] 上述本港的追蹤研究與外地的研究都有類似發現:

“…[A] tendency to more masculine behavior traits within this cohort of women was a persistent observation by clinical staff… a more boyish or masculine behaviour pattern was apparent in our cohort. ”[13]

儘管如此,大多數CAH患者仍以女性自居,而且由於內生殖器健全,患者的生育能力沒受大影響。[14] 因此,兒科專家在上述聲明肯定患者的女性身份:

“Evidence supports the current recommendation to raise markedly virilized 46,XX infants with CAH as female.”[15]

“…[A]t this stage it is reasonable to state that the most patients with XX CAH should be assigned the female gender.”[16]

支援CAH患者

由篩查、發現、診斷,到治療及之後數十年的心理和生理保健,CAH患者需要跨醫療專科的醫護團隊照料和跟進。按病症嚴重程度、家人認知等,處理方案分別可以很大。家屬與醫護團隊的坦誠溝通是最為重要的。一般人對於這種極罕有病症的認知很少,患者與家屬都可能因為疾病跟性別、性器官有關,在文化上有忌諱,會感到孤立無援,不被親朋諒解。病人家屬互助小組、婦科醫護與及心理社會發展支持等,都是CAH女童在成長裡不能被忽視的。[17] 提升市民大眾認知難免要花力氣,盼望社會大眾對CAH有正確認知,減低誤解與污名。

(原文於2018年1月11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1] Leonard Sax, “How Common is Intersex? A response to Anne Fausto-Sterling,”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39, no. 3 (Aug 2002): 174–178, https://doi.org/10.1080/00224490209552139.

[2] Peter A. Lee et al., “Consensus Statement on Management of Intersex Disorders,” Pediatrics 118, no. 2 (August 2006): e488–e500, https://doi.org/10.1542/peds.2006-0738.

[3] Rodrigo L.P. Romao et al., “Update on the Management of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Ped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59, no. 4 (August 2012): 853–869, https://doi.org/10.1016/j.pcl.2012.05.020.

[4] Romao et al., “Update on the Management of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865; Georgette Beatriz De Paula et al., “408 Cases of Genital Ambiguity Followed by Single Multidisciplinary Team during 23 Years: Etiologic Diagnosis and Sex of Rea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docrinology 2016 (November 2016), https://www.hindawi.com/journals/ije/2016/4963574/.

[5] Melanie Blackless et al., “How Sexually Dimorphic are we? Review and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 12, no. 2 (March 2000): 159.

[6] Melissa Hines et al., “Early androgen exposure and human gender development,” Biology of Sex Differences 6 (February 2015), http://doi.org/10.1186/s13293-015-0022-1.

[7] Romao et al., “Update on the Management of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868.

[8] Melanie Blackless et al., “How Sexually Dimorphic are we? Review and Synthesis,” 154–161.

[9] Leonard Sax, “How Common is Intersex? A response to Anne Fausto-Sterling,” 176.

[10] C H Houben et al., “Reconstructive surgery for females with 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due to 21-hydroxylase deficiency: a review from the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20, no. 6 (December 2014): 481–485, https://doi.org/10.12809/hkmj144227.

[11] Houben et al., “Reconstructive surgery for females with 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due to 21-hydroxylase deficiency: a review from the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484.

[12] Greta A. Mathews et al., “Personality and 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Possible effects of prenatal androgen exposure.” Hormones and Behavior 55, no. 2 (February 2009): 285–291, https://doi.org/10.1016/j.yhbeh.2008.11.007.

[13] Houben et al., “Reconstructive surgery for females with 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due to 21-hydroxylase deficiency: a review from the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483–484.

[14] Rodrigo Romao et al., “Patterns of Presentation, Diagnosis and Gender Assignment in a Canadian Multidisciplinary Clinic of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DSD),” Canadian Urolog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5, no. 3-S1 (June 2011), http://www.cuaj.ca/index.php/journal/article/view/1285/1074.

[15] Lee et al., “Consensus Statement on Management of Intersex Disorders,” e491.

[16] Romao et al., “Update on the Management of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859.

[17] Romao et al., “Update on the Management of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866.

雙性人與第三性別的吊詭

招雋寧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07/12/2017

更新日期:2020年7月24日

 

第三性別

跨性別政治獨有的主要抗爭路線和訴求中,最引傳媒注目的,要數主張破除男女區隔措施(如現有的區隔措施,讓男女使用不同的浴室,或只有女性可以入住婦女庇護所)。此外還有取消以變性手術作為更改性別的前設和提倡自我聲明的變性制度等。本文會聚焦於跨性別群體提出的「第三性別」訴求。

本港一位雙性人曾表示現今社會只有男女二元,而沒有將雙性人本身視為第三種性別,導致他們需要從小就要接受治療,以符合所謂的男女定義,又指責「罪魁禍首就是社會從來沒有承認過雙性人的存在、性別定位,就要將我們推向殘酷的手術」。[1] 本文嘗試分析兩種性別的意義,略寫雙性情況,以及向所謂第三種性別身份提出疑問。

 

逆向思維:若沒有兩性

試想像,睪丸和卵巢等機能一樣,睪丸和卵巢只是外觀稍為不同,就好比人有不同膚色;再想像睪丸和卵巢製造出一樣的配子,精子就等於卵子,不論子宮還是陰囊都同樣能夠懷胎、同樣的配子可以自行繁殖……

若真的這樣,「性別」就能真正平等。因為是「男」是「女」就再沒有意思,管他內心性別是男、是女、還是第三種性別,就像一隻手生來有四隻或六隻手指一樣,不具有特別的社會意義。人口登記不曾記錄手指數目,同樣也不用再記錄和承認性別資料。

若然沒有差異,就沒有性別。現存的男女兩性概念並非全由人建構出來,相反,它是建基於身體根本差異的基礎。兩種有差別的身體在互相配合時,可以發揮性別機能的潛能,更能新生命帶來意義。

身體機能映照出兩性的根本意義。女性和男性的心臟在運作上大同小異,人的身體各個機能都以獨立個體的方式發揮功用,唯獨性器官在兩性身體上截然不同。子宮與陰道、睪丸與陰莖等,要男、女兩種性器官互相配合(陰莖插入陰道式的性交)才能發揮它們作為性器官的主要機能——射精與排卵,以及其協作後的潛能——孕育另一人類的生命。

順帶一提,有些政府或文化高度干預這種兩性關係,不論是婚姻習俗、構成家庭單位、家長法律權責等,目的往往是要彌補、促進或限制這種孕育生命的潛能所帶來的後果(有時是惡果),以及保障一個新人類的福祉。在此不贅。

 

我們都曾是雙性人

在繼續討論第三性別前,或許要稍為理解雙性情況。有些人以為,身體不是男、不是女,是雙性,就是第三種性別身體,但當了解雙性的形成後就發現並非如此。

事實上所有人類胚胎起初都是雙性,擁有整套有待發育的男女性生殖系統。但各人的基因不同,有一半的人具有Y染色體性別決定區(Sex-determining region Y,SRY)及其配套機制,令胚胎在母腹內發展成為男性;相反則發展為女性。

舉例說,在沒有SRY的情況下,女性胚胎正常運作,內外生殖系統會長成女性的子宮、陰道、卵巢、陰核、大小陰唇等等。男胎受到SRY等影響,女性內生殖器會被SRY的分泌所消除,原為女體的陰核會長成陰莖,原為大小陰唇會發展成陰囊組織。

另一方面,男胎腦部的中央部份受到SRY所分泌的睪丸素影響,發育成為有男性特質的腦袋,女胎的腦部則不受如此大劑量的睪丸素所影響。有科學家稱「人腦是最大的性器官」,《養男育女調不同》一書就搜集了許多關於男女嬰孩腦部運作和部位發育次序大不同的研究,人在後天培育裡一直長大成人後,腦部運作和發育的性別差距才稍為縮短。

所謂雌雄同體現象其實是SRY等不正常運作出現的種種後果,出現性別不明確(ambiguous genitalia)的雙性情況,有以下列舉幾種:

  • 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胎兒對雄激素不敏感以致身體不正常發展,使基因為XY的男性胎兒,其內、外男性生殖器都不能完整發育,出生時外生殖器狀似女性外生殖器。SRY會正常運作,分泌消滅女性內生殖系統的激素。但腦部由於不受雄激素影響,會呈現女性特質。
  • 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症(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過多男性荷爾蒙使基因為XX的女性,其外生殖器狀似未成形的陰莖,而腦部中央部份亦會受病情影響而呈現男性特質。香港現已提供初生嬰兒檢測,幫助CAH病患者得到及早治療。
  • 5α-還原酶缺乏症(5α-Reductase Deficiency):身體缺乏還原酶(reductase),使基因為XY的男性的陰莖和陰囊在出生時發育不良,以致出生時外生殖器呈現女性外觀且被當作女孩養育。但其他身體部份,包括腦部都按男性路徑正常發展。患者多數在青春期身體各部份二度發育成長時,發現身體為男性。
  • 克林菲爾德綜合症(Klinefelter Syndrome,47XXY),是男性擁有額外一條X染色體。一些人以為XXY就是真正的第三性,但即使擁有XXY基因的人,他們或可製造出健康的精子,而不是卵子,更不是第三種繁殖人類的配子;他們外生殖器的形態,仍然是陰莖和睪丸,而非第三種性器官。由此可見,其實決定性別的是Y染色體性別決定區(SRY),而不是第23對染色體的組合方式。

每個人的身體都有缺憾,小至近視,大至器官殘缺,雙性病患者(性別不明者)則要面對各種身體性別的缺憾。弄清「雙性」的成因後,大概可以說雙性人的身份實為身體缺憾的病患者,而不是第三種性別身體。至於要用怎樣的醫療方式,可以更人道地改善情況,則有待其他文章討論。

 

對第三種性別的詰問

筆者在上文考究了男女兩性非人為建構出來的。退一步而言,假設社會和醫學界都認為性別不明不是病,而是一種男女以外的第三種身體,在「三性」相提並論的前提下,仍有一些疑問有待探討:

  • 第三性別是一群不同身體特徵(不能說是病癥)的集合名詞,整體而言應該忽視個體差異,還是要承認第四性別、第五性別……抑或更多身份?
  • 在此不複述「男-女」如何在身體方面互相配合,發揮性別機能的潛能,那麼「三-男」、「三-女」、「三-三」能分別帶來怎樣的生理協作機能?
  • 若第三性別不關乎協作機能,是否關乎內心的自我實現?若是,為何需要第三者(他人、政府)的認可和記錄?
  • 兩性關係蘊含著延續後代的潛能,那麼第三性別關係又促成了甚麼重要的社會共善?
  • 當政府承認「三-男」、「三-女」、「三-三」的婚姻關係,而有關婚制的目的如並非彌補、促進或限制孕育生命的潛能所帶來的後果,為何政府仍要高度干預這種結合關係?
  • 一個以三性為主的社會裡,以往的男女權責分配不再有效,除了婚權外,第三性別會取得哪些平等於男、女的權利?對於男和女,在文化和制度上有甚麼獨特的責任?

 

以上疑問都有待跨性別政治者建構出三種性別的社會想像,釐清到底第三性別實為何物。但如此說來,第三性別「身份」彷彿更適合類比於種姓制度,[2] 和黑奴制度的權力操作術。特定血統、膚色以及身體的健康狀態都不過是身體特徵的一項,若然有些操縱權力者築起一種毫無社會目的的區分制度,則有違人性尊嚴,且對人造成傷害。跨性別政治本身的吊詭之處,在於一邊說男女二元是純然的社會建構、是權力操作,同時又要人為地建構出第三種性別的身份。這身份、這制度到底有何用呢?若憑空創建,不過造成行政冗贅;但若將來再爭取反歧視法、性別承認法等法例,則會對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亦有可能造成新的性別特權階級。

(原文於2017年12月7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1] 〈【定義男女.5】斥諮詢未顧及雙性人 細細老師倡法例承認四種性別〉,立場新聞,2017年8月3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lgbtq/定義男女-5-斥諮詢未顧及雙性人-細細老師倡法例承認四種性別/(最後參閱日期:2017年12月7日)。

[2] 種姓制度曾經存在於印度社會裡,它將人分為:婆羅門(祭司與教師)、剎帝利(戰士和統治者)、吠舍(商人、農民、工匠)和首陀羅(雜役),但在這四類人以外,還有一類人被稱為「達利特」或「不可接觸者」,他們是社會的賤民,從事厭惡性行業的工作。雖然有關制度在法律上已遭廢除,但其影響力猶在。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7/12/2017

對「性別承認諮詢文件」的幾個重點回應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4/09/2017

政府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在6月推出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下稱《文件》)羅列了近年世界各地有關性別承認的發展,不同的取態影響深遠,所有關心未來香港社會男女兩性如何相處及兒童福祉的市民都必須留意,絕不能掉以輕心。有關《文件》有幾點是大家必須了解及關注的:

  1. 反思性別制度對社會及個人的重要性

  《文件》一開始並沒有先反思及檢視現行性別制度的重要性,究竟清晰的男女兩性制度在兩性相處;社會秩序;人身安全;政府不同部門、公私營機構制訂政策;城市規劃;資源分配策略和設計服務各方面的實際需要,而只看一些個別案例和訴求便貿然考慮是否應該/需要改變性別制度是有欠審慎,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回應一些社會問題。因為牽一髮而動全身,政府及各界必須宏觀及全面地思考有關問題。

  1. 關心真正有需要的性別焦躁症患者

  《文件》涉及的對象和訴求其實十分多元,當中性別焦躁(《文件》譯作性別不安)、性別自主、 性別政治等不能混為一談,大家在討論的時候必須首先釐清不同群體的真正需要及目的,千萬別以簡單化的支持或反對口號作回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解和傷害。

  首先,應明確區分「變性訴求」和「性別自主訴求」。一些患有性別焦躁的人士,因為身體性徵與內心認知的性別長期不一致,對此狀況感到極度焦慮不安,並對自己身體極度厭惡,極度渴望透過身體整形手術以貼近另一性別。他們希望融入社會兩性的秩序,一般稱作TS(transsexual)。對於這些醫學上判斷為疾病而產生的變性訴求,無論市民大眾是否認同變性手術,亦須對有關人士有更多的關心和了解,正視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而社會在關心病人需要和保障兩性制度之間需要取得合理的平衡。對於性別焦躁症的患者,政府應予以協助,讓他們得到適當的治療,同時亦需要有嚴謹的規範和相應制度以回應這些病人的訴求。以及協助市民大眾了解有關病症及懂得如何與有關人士相處,避免不必要的傷害。

  1. 拒絕主觀及愈來愈寬鬆的性別自主訴求

  性別自主訴求是指因為文化或其他原因渴望他人肯定自己內心的性別認同,即使感到不安也未必渴望身體整形。他們認為性別是個人選擇,社會應該肯定和接受他們的選擇,亦應以公共制度立法配合他們的選擇。這類訴求帶來解構兩性的後果,包括承認自我聲明的性別、增設第三性別等,一般稱作TG(Transgender)。我們認為政府沒有理由更改行之有效的兩性制度,以配合性別自主,強制全體市民配合個別人士對自我性別認知的選擇。

  對於一些純粹憑主觀感覺或意願,利用真正患有性別焦躁人士的需要而達到自身訴求,以性別議 題作為政治運動,目標是改變社會文化、結構和制度的團體,大家必須明確表態反對。政府不應 被極少數樂意曝光及擅於利用媒體發聲的團體和個別人士所影響,遵從一些西方國家或所謂政治 正確的做法,而忽略了市民大眾的真正意願。任何重大的社會變革,必須讓全體市民充分了解及 參與,不能以少數人的個人取態,凌駕全體市民的決定。

  1. 應維持現行嚴謹的性別重置手

  清晰的性別身份和外貌特徵,對社會上不同人士的交往十分重要。由於性別焦躁患者渴求身體外觀的改變,使身體外觀貼近另一性別,因而以性別重置手術改變個人的性隱私及身體外觀,在手術後亦較容易融入社會生活的不同範疇。因此,我們強烈反對毋須醫學診斷及治療的「自我聲明模式」。因為並無接受診斷亦無接受治療者不涉及外觀和性隱私的改變,若自動改變性別只會引來社會上的混亂和不安。

  由於國際上有趨勢要求只單憑自我聲明,毋須進行任何手術便可以轉換法定的性別身份,嚴重危害現行兩性制度和婦女及兒童安全,必須堅決反對。無論採用行政措施或訂立性別承認法皆是十分嚴肅的事,因為一個人的性別身份對所有其他與他/她接觸的市民、民間團體、商業機構、醫療機構、公營和政府部門都息息相關和影響深遠,絕對不能輕率而行。有關措施或法律必須清晰及嚴謹,不應單憑個人的主觀感受或少數人的主觀判斷而隨意改變.。

  1. 支持行政措施,反對訂立性別承認法

  由於變性人和不同的跨性別群體人數極少,彼此之間在生理、心理、主觀願望和訴求等方面皆有很大差異,現實上不能、亦不應一刀切地回應,必須區分對待。要全面訂立一種制度亦十分困難,此外,訂立性別承認法乃十分複雜及具爭議的課題,就算可以成功取得社會共識,有關過程亦必定曠日持久,對於真正有需要的患者未必能提供適時及適當的協助。因此,我們認為較合適的方法是以清晰及嚴謹行政措施,配合少量法例的修訂,既可盡快為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適切的幫助,亦避免不斷修訂法律去回應新的需要和訴求。

  除了列明的相關修例情況外,其他相關政府部門應該以行政措施自行制訂指引或守則,保留自主及彈性。由於採用行政措施無法規定政府或私人機構必須接受當事人香港身份證上所標示的性別作為該人的法律性別。我們建議政府多作教育,鼓勵政府內部及其他機構諒解變性者的生活需要。在變性者取得新性別身份證後,可以讓他們申請更改其他文件如旅行證件、駕駛執照、銀行帳戶及學歷證書上的性別標記。當然,一些宗教、體育或涉及性隱私的團體或場所,若因信仰、公平及避免尷尬的緣故,亦須尊重他們的宗教及良心自由,酌情處理。任何措施或法例皆不應傾斜於某些群體的權利而忽略其他群體的合理權益。

  1. 維護倫理關係及兒童權益的相關要求

  為維護倫理關係及兒童權益,我們認為應完善現時更改法律性別的要求,包括在入境事務處的行政措施加入一些更明確的批核條件:

  1. 申請者當時必須已年滿18歲,避免心智未成熟的人士作出對身體有重大入侵性而且不能逆轉的決定。
  2. 申請者當時的婚姻狀況為單身,且作出法定聲明,避免違反現行的婚姻制度。
  3. 申請者當時並沒有未滿18歲的子女,避免令他們心智未成熟的子女深受困擾。

  最後,必須重申,性別制度、男女有別並非單純的個人問題,而是涉及社會不同的持分者,因此,政府在有任何進一步的改變之前,必須主動向所有潛在會受影響的群體廣泛諮詢,不能單靠一些諮詢文件或聽證會便倉卒作出決定,因為性別混亂,只會帶來社會混亂和倫理混亂,千萬別讓整個社會成為性別政治的實驗室、甚至遊樂場。

 

 

務實處理性別承認機制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4/09/2017

患有性別認同障礙/性別焦躁症人士面對其性別身份的掙扎,會感到備受折磨,社會卻未有適切的制度去為他們提供協助與關懷。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希望能探索一套合適香港現行法例的制度,以照顧有關人士的需要。在今次的《諮詢文件》(下稱文件)花了不少篇幅介紹英國的性別承認制度──即設立《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並成立審裁小組,處理並審核性別焦躁症患者更改性別的申請。

不過,文件同時指出《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成立後,仍然有不少問題未能解決,法令的修改更隱隱然容易被一眾鼓吹所謂性別平權的社會運動人士利用,成為他們政治運動的工具和表演舞台,究竟怎樣的方法才能確保性別焦躁症患者得到合理的照顧而同時不被政治團體利用呢?

我們不難看到,所謂的性別承認制度,主要有兩條路徑:立法或行政指令。本文會先分析兩條路徑的發展,再檢視香港的情況,並評估哪一個方式,或者有沒有其他方式,更適合香港。

方式一:立法

英國的性別承認制度,自2005年4月開始實施,為承認變性人士「後天取得的性別」而進行的制度。整個制度由審裁小組主導,當中包括法律界及醫學界人士,他們會先審視所有要求轉變性別的申請人是否符合資格,若決定發出承認證書,當中審裁小組要信納申請人:[1]

  • 患有或一直患有性別不安(即性別焦躁)
  • 在申請前兩年一直以「後天取得的性別」生活
  • 有意繼續以「後天取得的性別」生活,直到離世

得到「後天取得的性別」的「承認」後,這些人士可以在各方面以新性別示人。不過,有關的條例實施後,仍然有很多問題沒有和未能解決,當中包括:

1. 變性人士在各類「日常」證件上的性別和性別更改過程中,遇上許多困難,當中更包括一些政府文件,例如駕駛執照、護照、醫療記錄等,某些機構會因著各種原因不開方便之門,有解釋稱這些都是因為相關機構沒有可依循的適當指示以處理有關申請。

2. 某部份跨性別人士和跨性別運動的社運團體認為社會不應將他們定性為性別焦躁的病人,反之應該將整件事去病化,所以爭取要在審裁小組中刪除醫生作為成員的規定。

3. 某部份跨性別人士認為自己非男非女,但此法例強迫將某種性別身份(即男或女)加在他們身上,令他們感到非常不當,遂批評這種二元、過分簡化的性別模式對他們產生不公平現象。

4. 部份人認為將變性年齡劃界在18歲,是太遲了,如早一點可以做相關手術,會令他們在成長中受到的傷害更少,遂要求將有關法令中的18歲下降到16甚至更低的年齡。

根據文件的資料,有關的《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曾修改過,但仍然不能滿足這些社運份子的要求。2016年1月,英國議會轄下的婦女和平等委員會(Women and Equalities Committee)就開會,建議將整個審查制度改為「自我聲明模式(self-declaration model),並將性別承認申請開放予16至17歲的青少年,只要他們獲得適當支持便可以作出自我聲明以改變法定性別,又建議在「男」、「女」以外增加一個名為「X」的性別記錄在護照上,方便他們作出選擇。

方式二:行政指令

如要根據英國的方法成立法例,並要設立和維持一個性別承認審裁小組,要有法律和醫學等專家,將非常昂貴。其實香港現時的情況只需理順行政安排,也可以達至類似立法的效果,加上香港人的性別都是以身份證所標註的為基本,只要有合理的規則處理更改身份證性別的程序,政府部門、公私營機構自然可繼續按身份證的性別而辦事。

至於部份特殊的情況,例如丁權、性別指明罪行、財產及繼承事宜,可以按不同的情況用不同方式的處理,此舉更能針對性地為不同的跨性別人士提供合適的幫助,同時又可以平衡不同社會持分者的利益。

當然,用行政指令的缺點和用法例的缺點,同樣是顯而易見的:

1. 在處理行政指令時,因為指令是行政部門所定立,可以因為受到社會壓力而自行更改,基本上市民和立法會只能監察,沒有批准的權。

2. 行政指令未必有統一性。按英國的經驗,即使定立《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最後各政府部門和機構也會因各種原因產生不同誤會,對「後天取得性別」的人產生不同的留難。行政指令如果實行得不好,也容易產生混亂的情況。

3. 行政指令較法律鬆散,容易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戰,就像早前W案的例子,最後可能還是回到起點,即立法才能從根本處理問題。

多軌進路

根據文件提供的資料,行政指令似乎過於簡單,未必能滿足所有法律程序和保障;但立法如果有審裁小組,又會被指過時,將備受跨性別社會運動的人士批評;但如果立法而又不設審裁小組,甚至可以用自我聲明模式去申請更改性別,又定必引起社會大眾擔憂整個制度容易被誤用、甚至濫用,產生「人人可變性」的狀況。

文件遂提出雙軌制的方案,簡單來說就是在不同情況下,給予跨性別人士不同程度的性別承認。當中如果能完成性別重置手術,便取得換身份證的資格;但如果只完成部份性別重置手術,可能就只給予部份的承認,例如發出性別改變的證明,但不在身份證上予以確認等。過程同時希望跨性別人士得到不同的協助後,重新確立自己的性別,如此就不用再更改性別了。

至於審裁小組的設立與否,其實可以完全獨立於使用行政指令和立法的討論中。因為無論是否成立審裁小組,跨性別或變性等不同的情況同樣應該由醫生、精神科醫生、輔導員等不同界別的人去為他們提供適切的照顧、關懷和治療。在討論過程中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協助他們過健康的生活,而非單單如何達至他們想要變性這目的。

應務實處理性別承認機制

社會現時對變性人的幫助和支援的確不足,但如果要用立法的方法處理,相信社會需要非常長的時間討論,加上立法會的審議,似乎未必可以在短時間內處理問題,並且容易產生很多不必要的爭議;如果單使用行政指令,又未必能解決全部問題。

社會各界應先討論協助變性人融入社會生活的具體措施,如果部份措施可以用行政方式處理,可以先用行政方法解決,例如申請暫時更改性別的身份證或證明文件,解決實際生活的需要,減少他們在變性過程中容易引起的誤會和衝突;如當中有個別法例需要簡單修改,就以修法的方法處理,以減少繁複的討論。

若要訂立繁複的性別承認法,除了社會上難以達成共識外,亦容易與其他法例有互相抵觸的情況,最後甚至會成為性別政治的戰場,如此既不能照顧真正有需要的跨性別和變性人士的需要,更會產生很多不必要的社會爭論和矛盾,從務實角度來看,現階段可免則免。

 


[1] 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香港: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2017),頁40。

 

男人著裙的故事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4/09/2017

有時,我會問,裙是一種甚麼服裝,甚麼情況下應被包容?

話說這兩個月就有兩個故事。中東一名模特兒穿著短身上衣配高腰迷你裙,在沙地阿拉伯古堡拍了一段短片,據了解她如此打扮就犯了穆斯林婦女的衣著規定,當地政府表示非常不滿,並要徹查事件。[1] 另一件事生在英國西南部的中學,當地氣溫超過30度,但校長堅持不准男學生穿短褲,並笑稱「喜歡的話大可著裙返學」,於是超過50名男生決定著裙回校,但又被評「裙太短」、「腳毛多」,於是有人上學前先剃腳毛才回校。[2]

可見,社會對服裝從來都有一定的要求,亦有規範,不同文化當然也會不同,甚至被其他文化視為古怪的規則。要改變這些文化,有人說最快的方法當然是用規定,例如立法,但這樣做的反彈相對較大,因為涉及立法強迫他人改變一些恆常的想法和價值觀。相反,透過每一個人生活,實際的行動,就如上述的例子,漸漸地不同的人也會反思,我們的價值觀,在某些場合,是否牢不可破?法律也不外乎人情,有時太僵化、欠缺彈性,可能會弄巧成拙。

 


[1] 陳慶餘,〈女模穿短裙遊沙烏地古堡挑戰禁忌 當局震怒要查〉,《中時電子報》,http://hottopic.chinatimes.com/20170718003897-260803,2017年7月18日。

[2] 張定明,〈校規禁穿短褲 50男生寧剃腳毛穿短裙返學挑機〉,香港01,2017年6月23日,https://www.hk01.com/熱話/99905/-英國熱浪-校規禁穿短褲-50男生寧剃腳毛穿短裙返學挑機

 

 

《新移民歧視條例》應再三思量

李卓乘、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6/06/2017

近日再有團體到平機會請願,希望將現行《種族歧視條例》(《種》)的適用範圍擴闊到「新移民」。我們同意社會要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亦明瞭新移民歧視在本地頗為普遍;[1]但眾所周知,由於《歧視條例》法網過大,我們對相關形式的立法一向份外審慎。我們憂慮《歧視條例》不但無助新移民融入社會,反而會加深本地人與新移民的對立,以及加劇標籤新移民的刻板印象。

《歧視條例》的法網太闊

首先,《歧視條例》中,「歧視」包含「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後者經常令人誤墮法網。它規定,若有一項要求會令受保護群體入選的人數比例大減,即要「有理可據」,否則違法。

最常見的例子有身高要求,過往外國有些公司對員工的身高有劃一要求,但這種要求會令女性入選的機會大減,因此就屬「間接歧視」, 讓我們再看看其他例子:香港土生土長的南亞裔人士不善中文書寫的比例很高。若有僱主在聘請要求中加入中文測試,雖然這測試對所有應徵者都一樣,但該僱主已可能誤墮法網,最終會否「告得入」則要看該僱主能否證明中文書寫是「有理可據」。

再看一例子:僱主A要求某一小數族裔脫下頭巾工作。由於頭巾對該小數族裔的身份十分重要,所以這要求份屬歧視,除非僱主能證明「除頭巾」是保護員工安全的必要措施,而且沒有其他切實可行又不會構成歧視的取代方法。

就上述例子而言,筆者認同僱主應該讓僱員有戴頭巾的自由,但這自由應是基於尊重、理解和共識,而不是基於公權力的威嚇。試想這種威嚇會在工作間和社會中會造成甚麼樣的氛圍,毫無疑問不少僱主和員工會感到他們擁有特權,進而降低信任。筆者就聽過不少這種說法。

回到新移民歧視的討論,假如真的立了法,可想像爭訟如何發生呢?例如,要求員工懂正體字就可能違法了,除非僱主能夠證明懂正體字是該職位必需的。在教育方面,學校可能要制訂兩種取錄準則,一份給新移民學生,一份給本地生,因為新移民學生和本地學生的語文能力通常有差異。借用一些發生在外國的例子,若有一些新移民希望印刷公司印製作一些印有「爭取新移民來港一年可投票」口號的T恤,則這些公司的東主不論自身的政治取向如何,都很大機會不能拒絕;印製「蝗蟲」字眼或對出版批評「強國文化」的文宣,亦可能觸犯種族中傷。一些餐廳也可能會因為沒有預備簡體字餐版而被指控為提供「品質較差的服務」,從而「歧視」了新移民。

另外,《歧視條例》也約制政府,一些惠及「本地人」的政策很大機會受到挑戰。現行的《種》沒有相關問題,因為很多小數族裔土生土長,政府也不會以種族區分某人是否本地人;但「新移民」以「新」和「舊」做對比,意味著政府很大可能不能以居住年期為因素制定「不平等」的福利政策。更不用說居住多久可以投票(現為七年)等敏感問題了。當然,「關愛基金」一類的政策則不受影響,因為它只不利本地人,而《種》列明香港永久性居民不受保護。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公務員同性伴侶福利案同被裁定為「間接歧視」,正因為法官認為政府惠及已婚公務員的福利對同性戀者特別不利;政府律師提出標準要與本地婚制一致,同性婚姻在港未立法等作為該要求的理據,都被法官一一拒絕。故此,我們不難看見法官對「有理可據」的要求有多高。

《歧視條例》的原意是促進平等,但在實施時往往造成各種不平等,此之為逆向歧視。總體而言,「間接歧視」的規定一方面對開展法律程序的門檻太低,一方面又令誤墮法網者太易入罪。然而,這法例還有更多問題。

《歧視條例》與言論自由

《種族歧視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在所有《歧視條例》中鶴立,特別規管對受保護群體的「中傷」和「騷擾」。

何謂「中傷」?條文如下:

任何人如藉公開活動,煽動基於另一人的種族或屬某類別人士的成員的種族的、對該另一人或屬該類別人士的成員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即屬違

自然,甚麼是仇恨、鄙視和嘲諷沒有明確標準,這又令《歧視條例》的法網進一步擴大。「蝗蟲」一語固然屬「仇恨」,但「密演山小立」又算不算「嘲諷」?有人可能問,一些討論區經常出現「蝻」、「南亞蝗」等語,是不是同樣違法?答案是:有可能,關鍵在於「討論區」算不算「公開活動」。在條文中,公開活動指:向公眾發出的任何通訊、動作、姿勢及手勢、穿戴或材料。

「騷擾」是《歧視條例》中更為麻煩的部份。它規定特別場所,例如辦公室、學校中,一人基於「種族」而「騷擾」另一人為違法。「騷擾」同樣沒有嚴格標準。只要是「不受歡迎的行徑」,一般人會「預期」另一人會「感到冒犯」就算騷擾了。例如,在辦公室內職員A向是新移民的職員B說了句「新移民都是來搶福利的」,職員A就有可能面臨民事索償。另外,如果該辦公室的老闆沒有「合理地防止」這些騷擾發生,則同樣有法律責任。其他僱主和主事人亦然。

換言之,這些可能有問題的語言「私底下」、在街上說沒有問題,但「公開」、在辦公室說和在學校就犯法!筆者再次邀請讀者想像這種法例會造成怎樣的社會氛圍。有人會說「講下笑啫,無人比我煽動到啦,無犯法掛?」錯了,法例列明「是否有人確實被某活動煽動……不具關鍵性」,若有人「確實」被煽動就是「嚴重中傷」,最高可監禁兩年。

不難想像,修例後那些「中共殖民論」、「新移民溝淡香港論」等論述都變得有問題了。筆者與讀者都不必同意這些觀點,但就認為人們有主張、發展和討論這些論述的自由,這也是公民社會必要的。然而,修訂《種》將桎梏這些論述的生存空間。

《歧視條例》的合理性

既然《歧視條例》有這麼多問題,那麼是否所有《歧視條例》都不應存在呢?不然,但只有在社會存在嚴重歧視時,才有可能要動用《歧視法》。而且,《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必定要符合特定條件,才具備可執行性。

受嚴重歧視的群體,基於身份:安全受到威脅、在社會沒有上流機會、在社會受普遍排擠、在各方面都無法融入社會。

60年代美國黑人的處境就符合這標準,而當時政府頒下歧視條例確實有助黑人融入社會,但當年美國的法例放到今日香港就不太適用,且已造成一定反效果。事實上,美國白人對黑人問題有一種有共識的避諱,因為法例,很多人掩飾了對有色人種很深的偏見,鑽法律空子的歧視行為變得更政治正確、更無形。

另一方面,《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應有以下條件:特徵明顯可簡單辨認、該身份無法改變、該身份不由某一行為體現。

少數族裔同樣符合這些條件,殘疾人士也符合。但另一些特徵例如「宗教」就不容易符合了,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聲稱自己是某一宗教人士,又聲稱自己被「中傷」,明天那人又可以「改信」了其他宗教,又被其他人「歧視」了。法例很大機會成為威脅他人的手段,根本不容易執行。當然,從不少外國的例子可以看到,我們要需要保護一個人不應該因為他們的宗教信念或良心自由,與某些弱勢社群的訴求不同而被指為歧視,甚至受懲罰,不過方法可能不是用歧視條例。另外,有些身份要由某些行為體現,例如「娼妓青少年」,她們的身份是由特定行為來體現。筆者認為,人有權對不同行為作價值判斷,這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價值之一。若以《歧視條例》保護這類身份,則不啻是扼殺了公民的思想自由和多元價值。

筆者認為,「新移民」在各方面都不符上述標準。一方面,「新移民」來港小孩有正常的上流機會,我們不乏這些故事;另一方面,一個人是否「新移民」根本無法識別,「新移民」也不是一個不變的固有身份,隨時間推移,他就變成「舊移民」了。

 


[1]平等機會委員會,〈香港工作間的歧視之研究〉,取自平機會網站: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Research/content.aspx?ItemID=12431

曾經刊載於:

評台,2017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