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贈受孕引發身份認同的掙扎

一直被限制使用的Google Gemini宣佈全面開放給香港用戶，使用AI工具在香港愈來愈普遍，特別是在學校。學生利用AI學習的情況增加，學習效率預計有重大的提升，然而卻藏著隱憂。雖然，教育局已推出《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智啟學教計劃等來支援學校的人工智能教學，然而以上計劃只聚焦於學術誠信、加強人工智能技術等層面。目前的倫理框架尚未觸及一些教育本質問題，包括如何重塑學生的認知結構等。香港的AI發展速度遠遠超越倫理框架的制定，我們必須在學生廣泛應用前，先建立清晰的倫理框架，才能讓他們安心運用。

AI的介入有機會讓學生的認知結構從「主動探索型」轉變為「被動反饋型」，他們或會逐漸出現學習疏離。學習疏離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產生情感疏離，師生關係弱化或喪失自主學習能力的現象。AI若使用不當，不單引發這種疏離，更會令他們脫離學習主體，失去批判思考能力，甚至淪為數據演算法的被動接收者。再說，學生若最終變成無條件信任AI提供的資訊，一旦AI訓練數據不完整或存在偏見，產生的答案便可能有偏差或錯誤。若程式設計不完善，隱藏偏見，暗中傳播壞的意識形態，更加危害學生。AI無疑是有助學習的教育工具之一，但正因為它的強大，我們更加必須謹慎使用，故此儘快製訂AI倫理框架刻不容緩。

業界應該積極研究不限於操守與技術的倫理框架，引導學生在使用AI的同時，必須提交使用AI的過程，如何演進及自己在作業上的貢獻﹔每天或每星期，學生可以提交AI反省，把該星期用AI的感受記下，以培養學生批判的意識，提升運用AI的道德水平，讓他們知道自己才是 AI的主導。我們要築起這道AI倫理圍牆，才能讓學生安心使用AI工具，讓AI真正成為學生學習的好幫手，而非被AI取代。今天，我們要以負責任的態度迎接這波浪潮，讓下一代在AI輔助下成長得更自主、更具批判力，而非在疏離中迷失。

參考資料：

〈Google Gemini將開放全港用戶 業界稱「龍蝦熱」曝AI港商機〉，《明報》，2026年3月1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317/s00001/1773682947349

不知不覺又到了預備復活節的大齋期，又名預苦期，大齋期從週三的聖灰日（Ash Wednesday）開始，到復活節前夕結束（不包括主日，共40天）。本週介紹《歸心祈禱的操練：與上帝同行40天》一書，正適合在大齋期閱讀。此書原作者是美國的靈修學教授大衛．邁思勤（J. David Muyskens），書中介紹歸心禱告 (Centering Prayer) 以幫助讀者從忙碌的生活中返回內心，並與上帝建立更親密的關係，正配合大齋期的目的，要信徒反省信仰、更新和強化屬靈生命。

書中每天都有讀經指示，以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即運用經文來祈禱的方法，去領受上帝的一個字或一個片語，透過思考它對自己的意義，安歇在上帝的裡面。在默觀中，聖經的字句會深深沉澱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對人的態度、言行產生潛移默化。此書強調歸心祈禱不是用很多言語表達自己，而是進入靜默，專注與上帝的同在，歸心祈禱注重被動的聆聽與交託，讓上帝在靜默中說話。全書的40天操練，不單可在大齋期使用，也可用於平日靈修。書的前部分介紹歸心祈禱的內容、實際做法及操練建議，後部分則帶讀者進入更深刻的屬靈洞見與應用。讓我們一同在大齋期省察生命並默想耶穌受苦與復活的恩典。

澳洲政府去年實施新法例，禁止16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隨後歐洲多國及亞洲部分地區相繼立法或作出相應措施。芬蘭剛宣佈13歲以下的兒童不宜擁有個人智能手機，也不應使用社交媒體。而法國亦在26日通過一項法案，禁止15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平台及嵌入式社交功能，若獲參議院批准，很大機會在2026年9月開學前生效。

香港兒童及青少年對手機的依賴及對社交媒體的沉迷亦不相伯仲，社交媒體甚至可能成為一些青少年的「數碼鴉片」，香港青年協會於2025年中旬公布的「社交媒體使用習慣與情緒健康」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八成受訪的本港青年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並發現他們使用社交媒體愈多，焦慮傾向愈嚴重，因為青少年在社交媒體與人比較，會引發「社會比較焦慮」，影響了他們的情緒健康。

另外，由家長發起的組織Look Up Hong Kong 於2025年10發佈的調查發現，高達89%家長支持在校園限制使用智能手機，然而香港兒童首次擁有智能手機的平均年齡卻僅9歲，到14歲時已差不多一人一手機，98%擁有智能手機。調查亦指，超過八成家長曾因子女使用電子產品與孩子發生爭執，亦有四分之一的兒童曾在網絡上被陌生人接觸。從以上調查數據可見，青少年過早擁有智能手機及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對他們的影響深遠。林則徐虎門一把火，燒掉鴉片救國人健康； 今天電子產品被一些人喻為「數碼鴉片」，香港該不該對青少年來一場「全面禁令」？

事實上，青少年網絡成癮的家庭往往出現親子溝通問題、家庭不和諧等。若親子相處時間較多，將有效減少成癮風險。家長若不想孩子沉迷，自己應做好榜樣，減少使用電子產品娛樂，多花時間參與家庭活動，強化親子關係。

參考資料：

〈社媒禁令-法國下議院通過法案-擬禁15歲以下使用社交媒體〉。《星島頭條》。2026年1月27日。

當親人或朋友離世，其遺體不可見或者無法見，喪親者所承受的失落和痛苦，往往會比一般情況更加複雜且深重。這不僅關乎對死亡的接受，還因為無法完成告別儀式而產生了心理創傷，以及對死者無法好好道別的遺憾。最近宏福苑火災，有些遇難者曾經失聯，有些身體被燒成灰燼，對他們的親友來說，都會造成難以化解的精神困境。

沒有遺體的創傷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醫生稱：「上帝為人類設計生、離、死、別，當中的哀傷是總有平復的一天。完整的告別儀式能幫助人們疏導情緒，接受現實。沒有遺體的失落之所以難以接受，是因為它奪取了人們進行完整告別儀式的機會。」然而，喪親者在這種失落之下，有些人會責怪自己或他人。廖醫生舉例稱，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當初曾勸親友搬來自己家住，對方卻不願意，結果在火災中離世，甚至燒成灰燼，這會為喪親者帶來無法解開的愧疚；有些選擇了不看親人遺體，但之後卻因此而內疚自責，這類個案反而更難撫平傷痛。類似的故事可能用上十年時間也原諒不了死者或自己，這就是心理學的持續性悲傷障礙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這種內疚感的破壞力極大，因為有些喪親者視領取完整遺體十分重要，如果剝奪其中的過程，情緒便無法得到疏導，可能影響生活、人際關係和精神健康。沒有遺體的失落更容易導致一系列心理健康問題，如睡眠困擾、無法集中精力進行日常活動、影響工作與學習；在極端情況下，更可能出現自殺念頭和沉溺行為，包括濫用藥物、酒精或毒品。喪親者亦可能會作出自我社交隔離，躲避或藉故不參加集體活動，甚或會有思想偏差，選擇追隨死者而去。

療癒．持續的關心

要療癒這種失落，我們應協助他們尋求心靈的安慰和疏解情緒，廖醫生建議，旁人可嘗試提供心靈上的慰藉讓他們過渡，並慢慢接受事實。在這個過程中，某些個案的復元時間較長，而時間的長短要視乎當事人的性格和情況。他舉例，不少士兵是因為戰死沙場而找不到屍體，這在戰爭時期是十分平常的事；亦有一些人是因為害怕而自己選擇不看親友遺體的，這些個案一般的復元時間會較短。要疏導這種的失落，加速其復元時間，我們要引導死者親人明白，見不見遺體未必是重要的事，我們並需要給予持續的關心。

療癒．及時、主動、專業的幫助

以今次火災為例，求助的個案很多，但真正有需要及高危人士往往都是被動的，要靠有經驗的社工、輔導員和醫療人員主動地尋找及跟進，這些因失去親友而崩潰的家屬可能會躲避或藉故不參加集體活動，甚至可能會自殺，追隨死者而去。故此廖醫生建議應該提前去尋找這班沉默的需要者，這些人更加需要被發現和支持，給予他們時間、空間、陪伴、安慰和鼓勵。這類個案的複雜性未必是一位社工便能應付，廖醫生強調專業人士之間也需要不斷的求助，一個社工若自評不能應付，必須要報告上司，讓更多受訓的心理學家、社工來幫忙；如果一位初級醫生不懂處理，便要找一個更高級的醫生，甚至找一些更專業的人士早點去幫助，不應等到出了事才處理，也不要輕視任何自殺警號。

療癒．三個T：Tear Time Talk

要讓失去親友者紓發情緒，最重要的是鼓勵他們表達，留意並保持聯繫，在療癒的過程中，有三個關鍵的T：

Tear讓他們哭泣：沒有遺體，意味著在告別儀式中存在欠缺，情緒可能因此被壓抑或無處安放，我們接納這些眼淚，讓他們把無形的哀傷化為行動，創造「儀式性」的釋放，以填補當中的失去。

Talk 表達情緒：鼓勵他們用言語或其他方式表達內心感受，通過表達，讓內心的混亂、傷痛，慢慢被修整、梳理，希望盡早釋懷。

Time 給予足夠的空間與時間去接受：不用催促、不用評論，默默地陪伴他們渡過這段時間。沒有遺體，可能讓「接受事實」的過程變得艱難，通過時間讓家人學習可以用其他方法去紀念這位親人。

療癒．先處理生活所需

廖醫生提醒我們，在這些情況下，我們不需要急忙去傳福音，而應該專注於實際的生活需要，如提供食物、教育、工作機會、住房等。就今次火災而言，失去親人者面臨的往往不僅是心理創傷，還包括多重的實質性失落，因為事件可能涉及多方面的損失，如失去親人、失去遺體、失去房屋、失去經濟支柱等。因此，社工或教會對於這些家庭要特別關注，因為他們的復元過程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亦預計會有很多問題。他們當中，或許有人是打算結婚、移民、開公司或升學，這些計劃可能都被打亂了。要讓他們感到實質的幫助，要先處理他們當前的難題，先幫助他們安頓生活的需要。對於沒有遺體的失落，療癒的目標是在不可改變的遺憾中找到一種能共存的方式，以填補這份失落。沒有遺體的失落所帶來的創傷不會在短時間內消退，但透過及時的專業幫助、教會的陪伴、政府的透明、公義的政策，失去親人者終能找到療癒之路。

想明白千禧世代群體想什麼？想牧養、關心這個群體？這本書值得一看！

生於千禧世代的作者潘正行牧師，作為這個世代的一員，他以第一身的角度及經歷去述說自己的感受，再引伸講述千禧世代群體的不同矛盾與掙扎。千禧世代即出生在1981年至1996年間，亦被形容為Y世代，Y世代給人的印象是年輕、充滿活力。作者的一位X世代朋友更說28-45歲正值人生命的黃金時期，既有人生經驗，又願意接受新事物。然而，這個群體所面對的人生挑戰，遠超外人想像，透過閱讀此書，可讓我們更加了解、明白和體諒。

千禧世代，由於出生率低，資源也愈豐富，被形容為活在失序的當下，這群人不想重複前人的經歷，希望重新創造自己的人生。然而，潘牧師在書中勉勵這世代的同行者：縱然這個世界並不完美，也要活出價值，最關鍵是要與上帝建立一種「I THOU」的親密關係。

牧養千禧世代的教會也要適時作出調整，如書中引述有教會因男性信徒留長髮而遭禁止參與事奉，但耶穌在聖畫卻正是一位長髮男子，潘牧師用這個例子指出兩代的不同與矛盾，亦正是教會不能吸引年青人的原因。

學童的精神健康備受關注，政府將於12月1日起把中學推行的「三層應急機制」轉為恆常措施，並把該機制擴展至小四至小六試行為期9個月。然而，要徹底解決學童的精神健康問題，豈能單憑一個機制便可以解決？學童精神健康每況愈下，其根源在於香港的教育制度問題，不少研究都認為，學業壓力是學童最大的負擔。故此，若僅將機制延伸至小學階段，只著重於危機應對的層面，而缺乏教育的改革及配套，例如減少課程的內容、改善評核的方式、改革升學的機制等，將難以有效遏止自殺風潮。

曾有調查發現，中學生自殺行為多受不同因素互相影響，其首要原因是學業問題，然而約九成學生在面對負面情緒時，不會向成年人求助，最大顧慮是怕被嘲笑。約九成學生面對負面情緒時不會尋求家人、老師或社工協助，除了怕被嘲笑外，也擔心損害自尊、私隱洩漏、得不到理解等。他們向老師尋求協助的意欲更低於網友。中學生如此不易表達內心感受，更遑論年齡更小的小學生。「三層應急機制」將識別與支援學童情緒問題的責任放於教師身上，但卻沒有提供額外的訓練與資源，這正是教師現在擔憂之處。因為學校教師未必每位都曾接受情緒管理培訓，一旦遇到學生突發情緒危機，或會因缺乏適當的應對技巧，反令事情演變得更複雜。為更有效改善學童自殺問題，當務之急是要檢視教育的問題，並積極聆聽教育界，以至學童的聲音。

參考資料：

〈中學「三層應急機制」12.1起恆常化　擴展小四至小六試行9個月〉。《香港01》。2025年11月20日。

一項調查顯示[1]，香港青少年與父母的親子關係，其衝突程度與廣州、台灣等比較是最高的。調查結果亦顯示，父母與子女的溝通、施行的管教模式和同理心多寡，對親子關係均同樣重要，若父母對子女愈多正面回饋和管教規範，親子關係也會愈好。由此可見，適當的「管教」是有助改善親子關係的，不過，所指的管教，並非要作出過度的干預和控制，而是要與子女訂立界線。筆者認為，要幫助在青春風暴期中的子女順利過渡這個階段，及早跟他們訂立明確的界線、建立和諧的親子關係並同理心，三者缺一不可。

一、及早訂立界線

優質的親子關係，需要父母有智慧的陪伴與引導。在青少年建立自我認同的關鍵階段，適當的界線能讓子女處於安全網內，並培養他們的責任感。舉例，學童到了某個年紀，便可以離校午膳，父母或許怕孩子每餐胡亂飲食，也擔心他們揮霍金錢，這時候父母可嘗試與子女訂立午膳界線。比方說，孩子每日都需要保留午餐收據，然後憑收據領取一次指定金額的零用錢。這個機制看似簡單，但卻可帶出多重果效，透過收據，父母能了解孩子的飲食選擇是否健康，亦可藉此觀察他與同學的社交互動，更了解他的校園生活。同時，孩子也學會在可控的範圍內管理金錢。

又例如當孩子提出想去夜街，不少父母都會感到很躊躇，但與其直接禁止，不如與子女商討明確的界線，先向他表達你的憂慮：「我知道有時候與朋友一起放鬆是應該的，但我有點擔心，因為你始終年紀還小，若你也想父母放心，你可否在晚上十時前回家？若晚上十時前不能回家，便會有後果……」這種表達方式，從「控制」轉向了「互信」，讓孩子理解界線的意義是「保障安全」而非「限制自由」，而父母藉著分享自己的感受，也讓子女明白你是出於好意，而非操控。值得一提的是，這裡的「後果」並不是一種懲罰，而是讓孩子學習為自己的承諾負責任。

二、建立和諧的親子關係

青春期的孩子面對身心變化與學業壓力，加上有些父母以為子女升中後便可以獨自應付學業，於是便撒手不管，這樣突然與子女疏遠，只會將孩子推得更遠。他們會感到被父母冷落，更容易陷入孤立。筆者認為，儘管我們覺得子女已經長大，也不宜突然放手，而是需要繼續陪伴，以表達支持。父母仍可與孩子一起溫習，或為他預備一頓美味的飯菜。考試後，也可以一起放鬆慶祝，並送他小禮物作為鼓勵。這種「並肩作戰」式的相處，遠比「面對面說教」更能打開孩子心扉。

與此同時，家長也應主動營造良好的溝通氣氛，既要聆聽孩子的心聲，也要讓孩子明白你的心意。有時候，你認為「對他好」的，未必是他所需要的；而你的付出若沒有被看見，亦會失去意義。因此，不妨多與孩子坦誠溝通，直接表達關愛，也向子女述說感受，例如：「今天工作已忙了一整天，雖然累，但仍想為你煮一頓飯。」這樣與自己默默為子女做飯相比，你的愛意更加具體，也能讓孩子學會體諒與回應。

面對子女不理想的行為，例如當發現子女的房間雜亂不堪時，不少父母或會怒吼：「你怎麼總是這麼混亂！」筆者建議大家，不如嘗試換上另一個表達方式：「看到房間這麼亂，我有些擔心衛生問題，也怕有客人來時會讓你尷尬。我們能不能一起想想整理的方法？」這樣，既傳達了關心，又避免了指摘，更可能增加孩子的合作意願。

此外，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孩子喜歡接收網上訊息多於聽父母說大道理，那父母不妨與子女共建一個分享群組，每當看到一些有用資訊時，便轉發到群組。舉例，若子女有沉迷網絡遊戲的問題，父母可在群組中分享一些客觀的研究報道，如「過度使用手機可能增加失智風險」或「日本研究指出：幼童每日使用電子產品三小時，學習能力會出現驚人退化」。事實證明，這種「無聲」的溝通比說教更有效，孩子閱讀這些客觀事實後，是有看得見的反思與改變。

三、以同理心待孩子

回想當我們還是十多歲時，是否也曾經歷過與父母衝突、內心矛盾的時候呢？這份記憶，可以幫助今天為人父母的我們，從子女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的想法。青春期的孩子正經歷身體發育與荷爾蒙的變化，他們渴望獨立自主，卻又因經驗不足而處處碰壁，這種矛盾往往表現為反抗與叛逆。亦由於前額葉尚未發展成熟，加上荷爾蒙劇烈波動，他們容易情緒激動、行為衝動。許多時候，他們並非存心與父母作對，而是受著生理變化的影響。父母若缺乏這份理解，只會讓親子間的隔膜愈來愈大。

強迫的服從從來不是真正的溝通，只有當孩子感受到被理解，才能建立信任的親子關係，以上的體會及方法都是筆者的自身經歷。陪孩子走過青春期，必須有無比的耐性與智慧，共勉之。

代孕作為一種人工生殖技術，為不孕夫婦提供生育的可能。本港一位知名YouTuber曾公開表示太太進行過多次人工受孕都未能成功懷孕，所以他們決定聘請代母產子，他先在台灣進行檢查及存留精子，再使用亞洲年輕女性捐出的卵子，運送至美國，由於美國不少州份的商業代孕是合法的，因此代孕公司會為他們聘用代母產子。事件在網絡引發了代孕母的倫理討論，有人認為用代母產子是一件殘忍的事，但該位網紅則回應指自己已選擇了在一個完全合法的地方做這件事，又曾表示不強求別人認同其決定。[1] 筆者理解他們的難處，本文並不是針對個別人士的選擇，只是想就代母產子這議題進行討論。

一、卵子購買與代孕服務：對貧窮女性的剝削

卵子購買和代孕服務的本質，是將女性身體與生育能力商品化，商業性質的代孕服務令代母被矮化為生育工具，也令生育的神聖受損，更踐踏了人類的尊嚴。

使用代孕服務者，可透過人工受精或體外受精兩種方法獲取嬰兒。如透過體外受精（試管嬰兒）方式，需要由男性捐出精子及由女性捐出卵子，讓精子卵子在實驗室裡結合，然後培育成胚胎，再植入代母的子宮裡。男性可透過簡單的自瀆行為捐出精子，但女性如要捐出卵子則需接受入侵性手術，醫護人員會預先為女性打排卵針，待卵泡成熟後進行取卵手術，捐卵者要先接受麻醉，醫生隨後使用取卵針穿過她的陰道壁，抽取卵巢內的卵泡液，再在卵泡液中取出卵子。手術存在一定程度風險，也會有副作用，所以一般人不會無償捐贈卵子。香港容許人合法地捐贈卵子，但禁止有人向捐贈者提供金錢回報，但不少國家或地區的捐卵者可收取金錢方面的補償，如台灣的《人工生殖法》便容許捐卵者領取新台幣99,000元以內的「營養金」，[2] 即約港幣26,000元補償，差不多是當地一般市民兩個多月的薪金。

香港禁止商業代孕，但在美國不少州份、烏克蘭、俄羅斯等國家，商業代孕是合法的，費用動輒過百萬港元，而代母可獲的報酬僅佔一部份，雖然金額始終有限，但這對不少基層女性來說已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收入。因此，捐卵者和代母通常來自貧窮的低下階層，高額報酬成為她們參與此類商業活動的主要動機，以經濟誘因令貧窮女性捐出卵子及成為代母，其實是對她們的剝削。捐卵子過程涉及荷爾蒙治療，長遠來說可能導致健康風險，如令捐卵者患上卵巢過度刺激綜合症（OHSS），對她們的身體構成潛在威脅。[3] 代孕母親則需經歷懷孕及生產過程，承擔身體和心理的雙重負擔。

二、胚胎處理：對生命神聖的侵害

透過體外受精方式令女性受孕，過程通常會製造多個胚胎，醫生會從中選擇一些胚胎，並將多個胚胎植入代孕母親的子宮，以增加著床（胚胎附著在子宮內膜上）的機會，未被醫生選上的胚胎則會被冷凍或銷毀。當多過一個胚胎成功著床，醫生就會進行「選擇性減胎」，移除過多的胚胎以確保剩下的胚胎能健康成長。自受孕一刻受精卵即具備生命的潛能，應被視為具有道德地位的個體。選擇性減胎扼殺胚胎的生存權利，實質與墮胎無異，違背了生命神聖的原則。

將胚胎冷凍的處理手法亦會引發倫理爭議，胚胎作為潛在生命，不應被視為工具或商品，將冷凍胚胎無限期儲存可能導致其被遺忘或最終遭到銷毀，這種做法等同於剝奪生命的發展機會。

三、三個母親令孩子陷入窘態：家庭結構的破壞

理想的家庭應以自然生育和單一父母為基礎，代孕卻將生育過程碎片化，削弱了父母與孩子之間的自然聯繫。體外受精的方式受孕可能導致孩子擁有三位母親，生物學的母親（卵子提供者）、代孕母親（懷胎者）和法律上母親（撫養者）；如果使用他人捐贈的精子，孩子則會有兩位父親，即生物學的父親（精子提供者）和法律上父親（撫養者）。如孩子知道自己處於如此複雜的親子關係中，對孩子的身份認同和心理健康自然會構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他亦無法與生物學的父、母或代母建立情感上的聯繫，這會令他產生困惑。如果孩子的身世一早就被公開，孩子也有可能要承受來自外間的壓力。

女性在懷孕過程中會與胎兒產生深刻的生理和情感聯繫，代孕母親自然也不例外。代母分娩後被迫與嬰兒分離，可導致一定程度的心理創傷，這亦是一個不人道的安排。外國亦曾發生不幸事件，代母產下的其中一名嬰兒患有唐氏綜合症，結果嬰兒慘被購買代孕服務的夫婦棄養，最後需由代母承擔撫養孩子的責任。[4]

人工生殖技術雖為不孕夫婦帶來生育希望，但代孕的商業化卻引發深遠的倫理問題。這不僅涉及對貧窮女性的剝削，也傷害到具有生命潛能的胚胎，還會對家庭結構和孩子心理帶來創傷。即使在某些國家代孕是合法的，但其道德爭議仍不容忽視，社會應重新審視其正當性，並尋求以人類尊嚴為本的生育方案。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在這個星期公佈了一項調查，有近6成的受訪者認為現時香港青年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不足，亦有超過6成半的受訪者認為現時的機會較10年前差，更有46.4%受訪者認為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在未來10年會變得更差。從調查可見，無論是現在與將來，受訪者相信香港的青年人像是活於困境中，難以向上流動。

香港的年青一代是否就如調查所說，在未來的日子很難可以向上流動? 其實，昔日香港的年青人也曾經歷不同的困境，這並非新事。早於60-70年代的香港，不少年青人都是可以讀書之人，無奈因家庭的經濟壓力而失去讀書的機會，小學畢業便要在社會打工，若當時也有調查，相信這班年青人也會覺得難以向上流動，以今日的用語，他們正是「輸在起跑線」的一群，然而這班年青人現在已成為老年人，回首一生，相信他們已能在時代的變遷及逆境中找到定位及角色。有一些昔日的年青人更憑著一份的堅毅，在社會上突圍而出。

要喝一杯美味的咖啡，咖啡豆不是要經打磨，再以高溫加熱，才能品嚐到嗎?？同樣，我們要向上流動，也是要經歷打磨與高溫烹調的階段。這一代的年青人雖然處於不一樣的時代中，也須要常存盼望，存有機遇總會出現的思想。香港現在的環境確實面對挑戰，經濟的轉型，AI的出現，都令年青人吃不消。然而，若我們不只著眼於現在的處境是如何的困難，而是要在消極的氛圍中，用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恩賜發揮，為自己的人生築起一座屬於自己的舞台。

在聖經創世記 37章，約瑟因為被嫉妒的哥哥們出賣，被迫離鄉別井，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更成為一個奴隸，你認為他有沒有向上流的機會？相信當時的約瑟也處於一個不平安的環境，他或許會認為未來的日子只會終身為奴。然而憑著他的忠心、辦事得力、入獄時仍保持積極正面的態度、被人遺忘仍不放棄，最終他被擢升為埃及的宰相，這見證一個奴隸有機會向上流的經歷，一個由谷底到巔峰的故事。

	中大民調︱逾半受訪者認為青年向上流動機會不足　66%人感流動機會較10年前差
	(香港經濟日報．2025年6月16日)

人普遍認為自己有選擇權，選擇買甚麼、吃甚麼、喝甚麼和穿甚麼。整個過程就是，看見自己想要／需要的東西，然後選擇購買，這看似是人的自主選擇，但事情果真如此嗎？自網絡的出現，人能夠自主選擇的機會已經逐漸減少，現在，人所作出的選擇，其實很大程度受到人工智能（AI）和演算法的操控和引導。這是否就意味著，人再無法作出選擇？答案是「否定」的，人仍能夠選擇是否遵從人工智能的建議，但人性真的允許人類這樣選擇嗎？筆者嘗試分析網絡大數據如何影響人的選擇，再推進至人如何自主地放棄思考，自願地被人工智能控制。

網絡世界中的自主與抉擇

有關大數據和演算法如何影響用戶使用網絡，可參閱本社過往推出過的文章。[1] 提到大數據，必然令人聯想到Google，以香港的情況，基本上沒多少人能脫離使用Google，無論搜尋甚麼資訊，這個強大的數據庫，總能提供豐富資訊，相信現在使用Yahoo以及Bing來搜尋資訊的人，只屬少數。之不過，強大的數據庫其實也代表著它會從中學習，分析用戶的網絡使用習慣以及常輸入的問題，並且能得出相當精準的推算結果，也就是說，用戶透過手機、電腦或網絡獲得的資料、留下的消費及搜尋記錄、發出的電郵與簡訊，都赤裸裸地揭示了自己。

《連結之戰：網路、經濟、移民如何成為武器》一書中，記錄了不少受大數據影響的例子。作者里歐納德指出，當Google以用戶的搜尋記錄作為線索，它可能比當事人更早知道自己懷孕了，這都是一些非常精準的數據分析，換言之，Google也有能力決定用戶看哪些資訊、聽哪類人說話，或作出一些它能夠預測到的行動。[2] 最生活化的例子就是當用戶在網上搜尋想要買的物品後，就會發現在許多軟件、網站、社交媒體中，都會出現曾經搜尋過物品的廣告，這些資訊不斷出現，一再勾起人的欲望，買下它們只是時間的問題，這就是能夠預測到的行動。若然遇上這種情況，廣告的出現自然不是上帝給人們的印證，而是代表人們在「迴聲室」（echo chamber）遊走罷了。[3]

大約在10年前，Amazon嘗試使用人工智能來篩選應徵者的履歷，它從100份履歷中篩選出最適合的五份履歷，Amazon隨後就會僱用這五位應徵者。但後來有人發現，這個理性的人工智能竟然因為過去獲聘的人以男性居多而自動將女性應徵者的履歷排除在外。由此可以預視到，若由理性的人工智能「統治」世界，為了減少碳排放量，對它來說最有效率的方式，可能就是將人類排除在外。[4]

人是失去了，還是放棄了思考？

從人工智能不斷收集數據開始，人似乎難以躲避「迴聲室」造成的影響，單一的資訊吸收渠道，令人無論對電影、時事或政治的觀點，都失去了容納差異的器量，這是否代表在人工智能的世界，人類無法自主思考已經成為不能逆轉的事實呢？理論上不是，但實際上人往往自願地配合人工智能，因為人很容易聽自己想聽的說話，看自己想看的事物。在這裡筆者嘗試透過現代社會的文化講述當中的道理。

比起變幻不斷，人更喜歡萬事萬物掌握於自己手中，對他者也是如此。近來無論在海外抑或本地都非常流行16型人格測試（MBTI），基本上，不少大學生或青少年在認識朋友時，都會以MBTI作為參考，以掌握對方的性格，MBTI測試的結果亦常見於交友軟件的個人介紹中。曾經有人對此現象作出分析，並將文章在一份期刊發表，當中指出，許多人與朋友交談時，都會聽到朋友提及MBTI，而一些公司在聘請員工的時候，都會要求應徵者做MBTI測試，看看他們是否適合應徵的工作崗位。[5] 除了MBTI，在未信主的群體中，不少人亦沉迷於12星座的性格分析，好像只要知道一個人是甚麼星座，就能夠得知他是甚麼性格，而且更不需要填任何心理分析的問卷，換言之就像是每一個星座對應某些性格特質。

不過，無論是透過MBTI或12星座來認識一個人，其實都是嘗試將對方掌握於自己手中，即將人歸納為16種或12種性格；不過，人的獨特性與無限性不是單單靠心理測驗或星座便可以解釋。例如在MBTI中有16種性格，但似乎要區分及理解16種性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當中的一項指標依照人的性格傾向，將人歸類為「E人」（外向）或「I人」（內向），這樣簡單的分類，正是消除身為一個「人」的無限可能。[6] 人變相不想探索不同人的不同面向，甚至透過MBTI或星座來篩選誰人適合交往。

在觀察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玩電腦或手機遊戲時，也能看到其實人很多時都自動放棄思考。筆者是電子遊戲愛好者，也會加入一些相關的臉書社群與他人交流，或接收遊戲的最新資訊。不少人往往很喜歡將遊戲攻略貼到臉書上，也會為到自己完全跟上攻略的指示以致勝出而感到自豪。但遊戲的本質正正是要玩家自己發掘能夠贏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只為了得到「贏」這個結果。

希望「不勞而獲」或付出一點兒努力就得到想要的結果，這類想法正好反映了人性。若然人們只仰賴已有的分析結果，而不嘗試花時間理解他人，和不嘗試為自己的興趣付出努力的話，其實人們是在放棄思考；當人們自願放棄思考，不選擇「不遵從」一些既有的建議，到最後人類全然地被人工智能取代也可能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人們喜歡高舉理性，所以選擇人工智能，因為它能夠做最理性的決定，但惟有「非理性」才顯得一個人更像人。

（本文原載於第159期〔2024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人生就像一場海上旅程，在茫茫大海之中，有時十分容易迷途，而只要小小的偏差，最後卻可以偏離到千里之外！在我們的身邊其實有許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一個不慎便會落入一些並無根據的迷思，但卻以為自己掌握了一些駭人聽聞的真相和真理。就像不同年代的年輕人對戀愛都有不同的迷思，在互聯網無遠弗屆的今天，透過交友程式衍生出的戀愛觀，以及近年興起的「pre拍拖」戀愛模式，究竟是為對戀愛躍躍欲試的年輕人提供了新的機遇、還是新的危機呢？又如西方興起的性別自主、認為性別可以隨意跨越的風氣，同性可以結婚、同性可以領養或透過生殖科技刻意帶來「沒有父親」或「沒有母親」的下一代，究竟是擴大了婚姻和家庭的定義，還是令婚姻和家庭逐步瓦解呢？

很多事物的原意是好的，但拿捏不準便會有反效果，就如互聯網是劃時代的重大發明，改變了全人類的生活和學習模式，但亦是令不少人沉溺的開始，成長和成癮有時只是一線之差，正如勇氣和冷漠亦然，作為信徒如何在當今世代勇敢地活出基督而不是頑固地羞辱主名，值得我們常常小心細察。此外，當教會很多時高舉一些價值卻沒有活出應有的樣式時，只會令信徒和非信徒都感到迷茫，例如當我們不斷強調婚姻和家庭的重要，但在教會生活各項安排卻用了許多對家庭不友善的方法時，只會令其他人嗤之以鼻，適得其反。希望今期《燭光》能夠刺激大家的思考，一起努力走出迷思、避免迷途。

不學而能者，我們稱之為天才，但通常天才會在小童時期便被察覺。到長大後，一覺醒來竟然發現自己多了一種才能，這叫神蹟，因為除了神而外，並不能解釋這些經歷。基恩敬拜的總幹事經歷了神蹟，從她的口中娓娓道出上帝在她身上的故事。

神出手，沒有難成的事，鄧淑儀牧師信主之後的某天，她突然懂得唱歌、作曲、填詞、彈琴，口中不但能哼出歌譜，更可唱出歌詞，滿口新歌。然後，當她的指尖觸及鋼琴，便即時彈出美妙的樂章，一切都是神的作為。最後，無數的人因著她創作的詩歌而信主、被感動、被支持、被鼓勵。到今天，她仍未去學音樂，反而一直在攻讀神學，甚至取得博士學位，她說：「讀神的話語，重要過讀音樂。」她又說，只要我們專心做上帝的工，奉獻便會自然來。聽畢，感到這句說話很熟悉，在哪裡好像聽過。是的，就是明光社總幹事也曾說過類似的話，他也在書中寫過：「做好我們份內的工作，專心事奉，比起一切籌款活動更重要，因為上帝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明光社在成立初時，也是從無到有，我們一直以傳媒、性文化、社會及家庭倫理為事工的重點，近年積極發展離婚、再婚輔導、關顧劏房戶等，這都是在上帝的帶領下，慢慢開展的事工。從零開始，由沒有經驗，經過開發、鑽研，到現在能與教會、機構一起去合作，分享事工的成果，並建立一套能合乎現今世代的倫理價值觀及社關宣教觀，這些都是上帝所給予的，是神蹟。

教會在牧養，機構在輔助，就像剛過去星期五舉行的「吾男吾女：性別的變與不變」週年研討會，我們透過問卷調查，發現在跨性別議題上的一些重要理據，這是一般研究未必會涉及到的，我們便去補足，希望能夠引起教會、機構和社會的關注，思考如何去回應及改變現今一些似是而非的社會文化。

至於奉獻，我們是需要的，也深信神會出手，只要支持者見到我們專心、忠心的事奉，上帝便會差派、感動支持者為我們打氣和奉獻。身邊很多人都引用聖經馬太福音二十八章19節說耶穌臨走前要我們去使萬民作門徒，有時亦會聽到社關好像與傳福音無關。是否基督徒最好只專注傳福音，而對社關不聞不問？其實，明光社做的，正是具備社關策略的宣教事工，亦是傳福音的基石。

香港推行生死教育的情況，與台灣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離。為何生死教育如此重要？據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稱，台灣因為有推行各種生死教育的課程，結果自殺率曾經減低了，成效有目共睹。然而，香港自殺的新聞近期卻此起彼落，聞者惋惜。台灣的生死教育有哪些例子可以成為香港的借鏡，如何可以有效教導人們珍惜生命，活出正向人生呢？明光社於2024年3月26日晚上舉辦了網上專題講座「生與死的邊緣」，並邀請了黃民牧師來講解。

重視生死教育

黃牧師認為，香港雖然有推行生死教育的課程，但形式十分片面，並不是整體性的。生死教育在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做得較好，然而這個題目並不是學校的主要科目，推行有限，情況並不理想。參考台灣，無論在小學、中學、大學，都有生命教育、生死教育的課程，學生在成長過程一定會在教科書上獲得相關的知識，他們會接觸過重視生命、情緒支援及靈性關注等內容。由於其關注度、重視度十分高，值得香港學習。現在，香港只有一些志願機構有限度地推行生死教育，內容也十分簡單，此外，大學也偶然會有一些相關的課程，但不普遍；然而在台灣，他們已開辦生死教育的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可見其重視度十分高。

生死教育研討會

台灣中、小學的老師經常會舉辦全台灣的生死教育研討會，分享在學校推動生死教育的個案，黃牧師也曾聽過他們的匯報，驚嘆他們願意在人力、物力、資源等方面付出，也花了很多時間去做，以完成一個有深度的生死教育計劃，事後更有成效及評估，十分認真。這些計劃的目的是要幫助學生處理情緒、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提升人際關係等。在這個情況下，社會的整體氣氛不再一樣，據黃牧師的觀察，感到學生的個人品格提升了，市民也較有禮貌、積極等，這可歸功於他們從小就願意談人生，談死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生死教育課程

他又舉例指，在台灣的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會安排學生睡在不同的棺材上，讓他們體驗死亡，課程計劃有整套設計，如事前講解、看影片、寫遺書，然後親自讀出遺書，開始準備死亡時的心理質素。代入其中後，參加課程的學生開始會想臨終前的掛慮、真情流露說出心底的說話等。儘管同學當中也有富經驗的醫護人員，但當他們睡在棺材的那一刻，都有重生的感覺，因為他們感受到生命的可貴，並懂得珍惜生命，才明白當生命去到最後的一刻，甚麼是最不捨，最掛心的，再重新反省生命。黃牧師體會到，課程完結後，這些課程的影響力不會短時間就減退，而是會栽種在學生的心裡，甚至影響他們的一生。

死亡咖啡館

不只是以研討會、課堂形式去談生死，台灣亦有死亡咖啡館，可以一邊飲咖啡一邊探討人生、生死、自殺、臨終等不同的題目。死亡咖啡館由一位生死教育工作者引進台灣，後來她又籌組了「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期望不用課堂而是用優閒的形式來討論這些話題，令生死教育貼近地面，易於與人分享和與大眾互動。咖啡館在近10年來已在台灣舉辦超過400場與談論生死有關的活動，由台北開始推展到整個台灣，總共有30,000人次參加，年齡由8歲到90歲都有，目的是推動民間談論生死，籌辦得十分成功。

與學童談死亡

黃牧師認為我們應該開放地談死亡，他說：「不是我們多說死亡，我們便會即時死亡。有生就會有死，所以我們兩方面都要關注，不可只談生，不談死。」故此，他認為人要活在當下，為了生活，便要更加珍惜生命，更加關心身邊的人。有一天，當我們離開世界時，若能貢獻一生給社會，那便沒有遺憾，沒有浪費一生。生命是有期限的，故此我們要教學童珍惜生命，並要與他們一起談死。很多家長忌諱與學童談生死，然而黃牧師認為儘管家長不提及，學童總會在不同的途徑，如在新聞上接觸到，這是不能逃避的題目。由於小朋友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死亡的話題，而死亡亦是人生的一部份，總有一天會來，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他鼓勵家長不應太害怕與小朋友談死亡，建議家長可以用一些另類的方法與小朋友談生死，如繪畫、繪本、短片或用家中的寵物作為話題，以建立正確的生命觀，令他們的人生更堅強。

若果面對認識的人自殺，黃牧師稱：「家長可從正面的態度教學童，要珍惜生命。若然自殺死了，就不會再見到家人，而家人亦會很傷心、痛苦、內疚。」他認為這是一個學習死亡的時機，並建議應與學童談自殺的後果。最後，他總結說：「死亡是必經的，我們應處之泰然，內心要培養正確的價值觀、生命觀，並要訓練抗逆力，在我們經歷苦難時也可以變得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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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在不同的場合聽到以下兩段對話：

媽：「你在學校有沒有喜歡的女生呀？」
兒：「當然沒有啦！」

聽到沒有，媽媽心裡其實有點擔心。

媽：「那麼，有沒有女生喜歡你？你有沒有拍拖？」
兒子尷尬地說：「怎麼會呢，我還是小學生，怎會年紀這麼小便拍拖？」

兒子說得有道理，但這位媽媽依然鍥而不捨地追問，而且還分享她在小學時喜歡男生的經歷，希望引導兒子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性傾向。

你是否以為這位媽媽思想太開放，很想兒子在小學階段便拍拖？不，這只因媽媽擔心兒子有同性戀又或跨性別的傾向。最終，這位媽媽親耳聽到兒子說出原來他也喜歡女孩子才肯罷休，亦立時鬆一口氣。其實，這位媽媽寧願小學的兒子拍拖，也不願聽到兒子有其他性傾向。

路人：你的女兒將入讀哪一間中學?
家長：有兩間學校都接受女兒入學的申請，但我最終選了男女校那一間。
路人：女校那間不是banding比較高嗎?
家長：我寧願選一間男女校，我怕我的女兒在女校感染了同性戀的風氣，那就麻煩了。

原來有父母寧願放棄比較好的中學，也希望讓子女入讀一所男女校，以避免孩子有其他性傾向。

以上兩個真實的對話，父母都用行動表明對孩子性傾向的擔憂。去年，有調查發現，香港公眾對同性伴侶權利的看法在過去10年間有很大的變化，當中60%受訪香港市民表示支持同性的婚姻，比2017年及2013年同類調查為多，這個結果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可以接受與跨性別、同性戀者成為朋友，因為我們尊重他們的想法，感受及體諒到他們不容易的經歷。然而，若事情發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父母是否仍然支持呢？以上兩段真實的對話可見一些端倪。加州是美國第一個通過保障「跨性別」學生法律的州，學生深受LGBT的意識形態影響，而跨性別的學童有上升的趨勢，父母亦感到無奈。最近，加州的父母意識到「跨性別」的禍害，一群父母已發起反對的行動，以保護孩子。這些父母要求若學校發現孩子有兒童心理健康問題，包括性別認同問題，學校須要告知家長。此外，亦要求學校須保障女學生，免得她們在洗手間、淋浴間、更衣室和運動場受到自稱女性的男學生侵害。加州的父母仍在努力爭取以上的訴求，但困難重重。無論是在香港、在美國，父母都是孩子在世界上最親近，最會為他們謀求福祉的人，而不是學校、醫生或心理學家。若調查的題目轉為：你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戀／跨性別嗎？相信結果會並不一樣，而這才是大家真正的取態和價值觀，希望大家不要只著眼於自己子女的福祉，也要兼顧所有兒童的福祉。

參考資料：

https://ccpl.law.hku.hk/content/uploads/2023/05/Change-Over-Time-2023-Chinese-Summary-FINAL.pdf

https://dailycitizen.focusonthefamily.com/take-action-and-protect-children-in-california-heres-how-you-can-help/

哈佛大學巨星隕落

近期哈佛大學爆出了一個驚天動地的醜聞，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卡‧吉諾 （Francesca Gino）的教授被揭發在數據上造假，現在幾個學術期刊已經宣佈撤回她的論文。這事件在大眾傳播媒介和社交媒體都引起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其實，造假或者抄襲等學術不誠實事件經常發生，Retractionwatch.com這網站每星期都有類似的報道，但為甚麼這一次卻受到高度關注呢？

首先，吉諾來頭不小，在行為科學中她享有崇高的地位，在學術界以外亦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她的暢銷書《反叛人才》鼓舞了無數讀者去力排眾議及追求創意。吉諾被Thinkers 50評為全球五十位最具影響力的管理學思想家之一，她得獎無數，包括哈佛商學院頒發的最佳教師獎、學術成就獎。她的研究曾經在《經濟學人》、《紐約時報》、《新聞週刊》、《科學美國人》、《今日心理學》、《華爾街日報》、《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媒體發表或者報道過。可以說，現在是巨星隕落！

以不誠實手段去宣揚誠實

還有，吉諾主要研究題目之一是誠實與倫理，這些研究顯示了怎麼樣的心理和環境因素令人做出欺詐的行為，有甚麼方法可以令人更加誠實和遵守道德倫理規範，例如在2009年她的團隊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在一個充滿不誠實的世界裡面，知道其他人的不道德行為會否增加或者減少一個人的不誠實行為是十分重要的。」這篇文章的結論是：一個爛蘋果可以令整箱蘋果壞掉。在2015年的一篇論文中，她的團隊指出：很多做出不道德行為的人在事前或者事後都會找出許多自圓其說的藉口。吉諾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她的團隊在一篇發表於2012年的論文中指出：當人們在填寫表格的時候，最好將誠實聲明的簽署放在開頭，這樣便可以減低人們說謊的可能性；如果將誠實聲明的簽署放在後面，效果並不會那麼好。一些商業機構和政府機關都採用了這措施，這發現在學術界引起了轟動，很多學者都引用這項研究的發現。

然而，後來外部研究人員發現其中一些數據是捏造的，例如有些人在填寫自己學年的時候，並不是寫上「junior」、「senior」這些等級，而是寫上「Harvard」， 這些學生的分數比不尋常地高，所以值得商榷。在吉諾的其他論文中亦被揭發數據造假，直到目前為止，至少有四篇論文被學術期刊撤回，但相信這只是冰山一角。這事件令人震驚，吉諾彷彿懷抱著使命去重整社會道德，去找出引導人更加誠實的方法，諷刺的是，吉諾以不誠實的手段去宣揚誠實！從前視她為偶像、忠實地追隨她的人，如今信心崩潰！因應這事件，YouTube關鍵意見領袖Peter Judo說：「學術界是破爛的！」Peter Judo以前多次引用吉諾的著作，現在當然停用。統計學家安德魯‧格爾曼（Andrew Gelman） 的回應是：「作弊者對科學界所做的最壞事情是，他們製造了科學垃圾，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問題是：人們怎會知道甚麼是可靠的真理，甚麼是一派胡言呢？若果連哈佛教授都不可以相信，這世界上還有誰你可以相信呢？

冰山一角還是個別事件？

可能有人說：這只是個別、孤立的事件，但有證據顯示出：吉諾的共同作者亦可能於偽造數據上有份，吉諾的合作者之一是杜克大學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教授丹‧艾瑞利（Dan Ariely），兩年前他亦曾經被指控在數據上造假，他無法提供有說服力的解釋，他只是含糊其詞，說法前後矛盾。有趣的是，艾瑞利其中一本暢銷書亦是關於不誠實的行為：《關於不誠實的誠實真相：我們怎樣欺騙所有人？》，筆者亦是受騙者之一，我購買並且閱讀了這本書。

先後有一百五十名作者與吉諾合作過，現在他們走在一起，重新檢視過往論文的數據。吉諾並沒有站出來獨力承擔責任，那些共同作者的反應是不能理解的，與其坐以待斃，被人揭發，不如先發制人。

如果學術界不能嚴肅地處理這事件，進而亡羊補牢的話，我恐怕類似事件將會持續不斷地發生，那麼人們對所謂科學研究的結果都只能半信半疑。很多學者已經提出一些改革方案，例如要求作者在發表論文時公開數據，讓其他人檢查和重新分析。

我們都是雙面人嗎？

在這裡筆者會探討這樁事件的另一個層面：為甚麼揭露不誠實行為、宣揚道德倫理的學者，竟然會是偽君子呢？當他們表裡不一致的時候，這會產生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這種感覺難道不會令他們內心很不舒服嗎？

事實上，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舉例說，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是一位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1985年至1988年他擔任教育部長，後來在大學教授哲學，而且活躍於政界和傳媒，他曾經撰寫過許多宣揚保守派道德價值的書籍，例如《美德之書》、《道德指南》……筆者讀過他的書，亦曾經受過他的影響。可是，在2003年他被揭發是一個病態賭徒，經常到拉斯維加斯搏殺，前前後後輸掉了數百萬美元，最搞笑的是，他曾經高調地反對開設賭場。醜聞曝光之後，他解釋自己的賭博習慣並沒有影響自己的正常財務運作。

特德‧哈格德（Ted Arthur Haggard）是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新生命教會的創始人和前牧師，又擔任過全國福音派協會主席。他曾經宣揚基督徒具有更優越的性道德、更好的性生活，並且高調地反同性戀。正當他的聲名如日中天之際，2006年一名男妓聲稱哈格德跟他在三年裡面發生過不少次性交易，而且哈格德購買和使用冰毒。起初哈格德否認所有指控，但最後還是承認了。

其實，我也是貝內特、哈格德、吉諾、艾瑞利！嚴格地說，幾乎所有人都是雙面人，都是Dr Jekyll and Mr Hyde。心理學家榮格（Carl Jung）洞悉人性的弱點，他認為人類的內心有兩部份，一個是理想的我，一個是陰暗面（Shadow）， 人並沒有自己想像那麼良善，這陰影形成了一個無意識的障礙，我們經常在兩者之間徘徊和掙扎，當陰影很大的時候，為了壓抑自己不理想和不願意承認的一部份，我們會無意識地將自己的陰影和缺點投射到他人身上。這種做法並不會增加認知失調，相反，這會令到自己內心好過一點。當我站在道德高地批評人家不誠實、不道德行為的時候，這會淡化甚至掩飾了自己的不誠實、不道德；難怪往往最專橫的政權，會批判人家才是霸權主義。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言行溫和，不完美，甚至有明顯缺點的人，才是比較真實、比較值得信賴的人。

也許會有讀者認為我是過度解讀，或者吉諾和艾瑞利的心理狀態並沒有那麼複雜，他們無非急功近利，目的是以速成方法躋身於天下高手之列。若果要知道真相，我有一個建議：讓他們吃下周星馳發明的誠實豆沙包！

《科技與惡的距離：AI性愛伴侶、人造肉、人造子宮和自主死亡，它如何改變人性和道德，影響現在和未來的我們》
（Sex Robots & Vegan Meat: Adventures at the Frontier of Birth, Food, Sex & Death）
作者：珍尼．克利曼（Jenny Kleeman）
譯者：詹蕎語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墨刻出版
出版年份：2021年

科技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嗎？

對於不能如過去般掌控女性的男人、因受騙多次而不想再與女性談情說愛的男人，又或是有性暴力傾向的男人，性愛機械人的誕生真的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並且保障女性免受傷害嗎？本書作者反對推出性愛機械人，認為它非但不能阻止真正的女性受害，就如兒童性愛娃娃的出現會帶來不良後果，性愛機械人反而會鼓勵人做出損害及虐待真實女性的行為。她慨嘆比起根治問題，人類慣常選擇創造某樣商品來轉移傷害。人類過度信靠機械人的結果不但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遭破壞，機械人一旦被黑客入侵，它的使用者將面對非常可怕的羞辱及傷害。

離開製造性愛機械人的工場，作者又帶大家進入培植肉的實驗室，為大家介紹這一門以「拯救地球」為噱頭的人造肉生意。或許有些人造肉研究員真的想拯救生物，但有的只是想證明他們可以做到某些技術，並且賺錢，更希望人造肉可以取代天然肉類，但作者認為拯救地球最好的方式是少吃肉，而不是製造人造肉。她提到「植物基的素肉商品是超級加工食品，其中添加的合成物多到令人咋舌」，而她品嚐過的人造雞蛋，更是「添加的成分多到像一個化學實驗的材料清單。」至於實驗室出產的培植肉其實並不環保。作者也點出人造肉會為人類帶來危機：一旦培植肉成為主流，人們只會更依賴特定的科技或公司，來生產那些本來我們可以自給自足的食物，如果殺生令被明令禁止，大家想吃肉品的話，便將轉而依靠科技，進而削弱自己的權力。

動物肉有被取代的一天，那麼母親生兒育女的天職，又會否有被取代的一天？現在有些女性為了工作、身材等各種原因，把妊娠外判，有些男同性戀者選擇與同性伴侶廝守之路，卻又想有下一代，於是亦需要出錢租用女性的子宮，但如果有天人造子宮「生物袋」真的研發成功，可以讓胎兒從受孕到出生都是「體外發育」，那麼，母親的身份將會有何顛覆性轉變？要知道，因著人工受孕的出現，母親的身份已經變得四分五裂。研發生物袋最初是想拯救早產嬰兒，原意是好的，但本書有不少篇幅，都會讓大家不禁深思，善意的科技到了人的手上都會變質，特別是在身體自主意識高漲的年代。

性愛機械人如是、人造肉如是、人造子宮如是，自主死亡也如是，只要人類一日希望控制環境、食物、身體及彼此，以上四個範疇都會有不少科學家投入精力研發，好讓大家尋找出替代方法，然而，這些科技只會讓人類遠離自然、整個世界及彼此。

科技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嗎？作者說得好：「……創新科技，本是用來解決問題的，但這些問題的根源卻是科技本身。」

回顧一下近五年明光社雙月刊《燭光》的內容，網絡與媒體、新媒體的議題突然增加了，由電競、假新聞、直播，到元宇宙、AR（擴增實境）、虛擬偶像，我們好像在網上經歷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加上近年社會政治環境變化，我們多了很多新的日常，不但工作、課程、活動在網上舉行，甚至對社會的意見也是在網上發聲。媒體亦十分重視網上的討論和故事，很容易就將不同的內容推上報章，如轉載網上討論區的內容，商家由以往拍15秒的廣告，改為花時間拍網上短片、甚至長片，介紹概念而非產品。如此種種的改變，我們該怎樣去分析和想像未來的發展呢？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自2021年開始做一個「非科學調查」，找了一批人去想像數碼科技如何改善人的生活，受訪者分享到他們所想像的2035年會是一個怎樣的美好數碼新世界。[1] 數以百計、來自不同行業的受訪者，在調查中回答指定的問題，在合共過百頁的「回應」中，他們表達出對未來世界的想像，有趣的是，他們提出幾個科技發展的方向和願景時，同一種科技，既可帶來便利，也會帶來隱憂。我們先看看他們提出的幾個方向，再討論一下有關的問題，科技能否解決。

1. 建立更好的網絡空間

大部份受訪者認為透過新的工具，可以令大家在更安全的環境下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人工智能可以更有效地將有問題甚至有害的留言刪除。不過我們一聽也知道魔鬼在細節，誰管理留言區的內容，也容易被形容為操控，我們怎樣可以令人在安全的環境下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其實甚難，部份留言如果內容非常尖銳，影響到現實政府的權力運作，該如何處理？我們看到疫情期間，有社交網站主動禁止發佈一些關於疫情的陰謀論，又或者有部份政府會就禁止仇恨言論立法等等，可見不同地方有自己的規矩，我們要討論的除了是介面是否容許有言論自由的空間，還要討論這個社會對言論自由應否有一條全面又有共識的底線。

2. 建立有效率的社群

近年不少人發現社交網絡平台可以結連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可收集、整合資料，甚至互相交換意見，成為有益的群體；不過我們也發現使用同樣的工具，可以集合一些破壞社會的組織和群體。不少受訪的科技專家建議應該使用人工智能去幫助一些能產生正能量的社群，同時提前發現有問題的社群並將之消滅，令社會可以成為更美好的世界。現時社交網站也會刪除某些特定主題的分享，例如分享自殺方法，減少網民因為互相學習自殺方法而帶來悲劇。不過，我們也同樣要問，如果進一步實施類似的措施，社會如何決定甚麼是好的群體，甚麼是壞的群體？

3. 為每一個人充權

不少受訪者認為未來的世界，每個人應該可以在網上有足夠的主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投資，有自己的網上身份、私隱，亦可以透過人工智能，用自己的語言與不同國家的人溝通，甚至可以參與不同的政治決策活動，表達意見。

近年互聯網不同的新發展，例如加密貨幣，區塊鏈等技術，令人產生很多新想法，當中除了可以解決一些舊有技術的問題外，同時亦帶來一些新的可能性，例如人可以有實名和匿名等不同的身份，網上的資料可以安全地存放在不同地方，新科技可以令數據得到更好的保護。[2] 我們或許會問這些科技會否持續發展，而同時我們亦會問：不懂得新技術的人會否被淘汰？

4. 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承接上一點的討論，很多人認為疫情無疑為社會帶出了有關工作和生活的新想像，例如人是否一定要在一個指定的地點工作？工作時間又是否必定是在指定時間？網絡可以怎樣為人的生活提供協助？網課、網上會議，甚至網上崇拜能否取代面對面的活動？當中如何混合（例如同時有面授課堂和網課）才能產生最大的效益？這一切已經成為很多人對未來的新想像。另外，會否有些新的工作模式因此而出現，改變舊有的模式？當然這又同樣涉及很多人在工作上轉型，當在網上有很多事情都變得可能，很多工作，例如銷售，原來可以透過人工智能來完成，那麼人類還可以做甚麼呢？

5. 處理更複雜的問題

有了不同的虛擬視點、人工智能等技術，很多以前只能用人腦做的「沙盤推演」活動，[3] 可以紛紛改為用人工智能模擬出來。我們未來更可以透過科技做出更多改善人類生活的事情，例如有效使用能源，當所有家具都與互聯網接駁，便能在最省電的情況下，使用空調、電燈等電器。人類甚至可以透過人工智能，更有效地研發和生產疫苗。當然不少人也會擔心到時會不會出現一種情況：到底是我們控制機器，還是由機器控制人類生活，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想像到，在新的網絡世界下，我們有更多的可能性，但人與機器如何調和，這將會成為未來世界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總結

回到今日，我們不難發現社會的討論仍然停留在網絡騙案、交友色情陷阱、網絡安全等問題，但我們是否知道今日的孩子其實已經活在一個與以往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不過我們不難發現，雖然社會口口聲聲說重視科技發展，但對於科技的基建，以及社會各界對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的認知仍然不高，導致很多人進入科技世界，卻不知道科技世界的危險，從而衍生出不同的問題，也不懂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明光社在2020年底至2021年推出「有品上網」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倡議良好網絡公民的八大數碼生活技能及良好品格和態度，我們製作了教育單張，[4] 還有多條品格教育動畫短片，[5] 有關資源以小學生及家長作為對象，當中提供了使用互聯網的幾個重要原則。「有品上網」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是由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華永會） - 2020年度慈善捐款「生命教育」計劃贊助。有些互聯網的使用原則，例如在網絡上要有同理心，學習建立良好的數碼公民身份，有批判思維分辨不同資訊等等，其實今日對所有網民也同樣重要。面對互聯網和新媒體，我們認為社會大眾必須先多些學習和理解，之後才可以更有效提出好的政策，或者相關的倫理討論。若沿用以往的思維去想像未來的問題，只能解決表面的問題，未必能處理當中更多複雜的情況。

教育單張

品格教育動畫

（本文原載於第147期〔2022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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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nna Anderson and Lee Rainie, “Visions of the Internet in 2035,” Pew Research Center, last modified February 7,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22/02/07/visions-of-the-internet-in-2035/.

[2] Ryan：〈【硬塞科技字典】什麼是區塊鏈（Blockchain）？〉，INSIDE，2016年7月6日，網站：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6699-what-is-blockchain（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3] 沙盤推演，原指軍事行動前在沙盤上模擬作戰策略，以分析戰略利弊，後來多用於對事情的發展、結果進行的模擬評估，以掌握事情的演變及達成預期目標。參〈沙盤推演〉，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28994&la=0&powerMode=0（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4] 〈有品上網我至叻　做個負責任的網上使用者〉，明光社網站，2021年10月，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myimage/files/misc_activity/20210126_project_wisewebusers/n11842_webwiseusers_leaflet.pdf（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5] 〈品格教育動畫〉，明光社網站，2021年，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project/2021/wisewebusers/section/video（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獅子山下》是70年代香港電台同名實況電視劇的主題曲，當時劇集講述的故事是：香港人資源匱乏但仍可憑努力向上流動的社會現象。這首歌曲由顧嘉煇作曲、黃霑填詞、羅文主唱，港台於2014年重播劇集，當時的節目監製張少馨形容該劇首播時有兩個初衷：一、用低下階層的生活入手，為小巿民吐苦水；二、政府透過電視劇解釋政策，作為官民溝通橋樑。[1]

建構出身份認同

有學者形容，《獅子山下》是透過流行文化建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使他們覺得香港人，就是出身貧窮，逆境自強，放開矛盾，同舟共濟，共同為這個城巿付出。回歸初期，香港遇到經濟大逆境，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就在財政預算案中引用《獅子山下》的歌詞，希望巿民一起努力，捱過當時艱難的時期。

自此之後特區政府亦有意識地利用這首歌企圖建構香港人努力艱苦拼搏的一面，於是《獅子山下》多次出現，不論是政府宣傳，或者不同民間機構，在支持政府做一些民生工作時，均有使用《獅子山下》，[2] 例如2022年2月，為了同心抗疫，無綫電視就將《獅子山下》改篇成抗疫歌。[3]

不過，有趣的是《獅子山下》這首歌也曾被多次使用，企圖另有所指。於2013年，政府推出「家是香港」運動時，其主題曲《同舟之情》中的橋段，就是移調也要硬接上《獅子山下》的副歌，有學者形容《同舟之情》為B調，而《獅子山下》為F調，這種調的轉變，當中的音色並不穩定。另外，也有人認為該首歌的曲詞有別於《獅子山下》，當中的意思可圈可點。[4]

男團也唱這歌

早前，男團MIRROR翻唱《獅子山下》的短片推出，不少人質疑，他們翻唱該歌曲的意義。[5] 2分15秒的片段，12位成員在畫面中，一人佔一個小格子，模擬隔離的狀態，唱得非常普通，背景不是香港風景，就是運動員，時事評論員吳志森形容此片，可能是受到高層壓力，被迫去拍片，但又心不甘情不願，所以冒險打政治擦邊球「hea唱」，以此「明心志」。[6]

《獅子山下》作為一個隱喻，幾十年來不斷被挪用來表達香港，政權當然可以有自己的論述，但當社會提起「獅子山下」時，也會令人想起2014年雨傘運動時「我要真普選」的直幡，或者2019年人鏈照亮獅子山活動時，「獅子山下」看到的風景，這就未必再是政權想我們想像到的風景，當那個「獅子山下」不再是營營役役的香港低下階層的巿民任勞任怨地工作，而是透過「獅子山下」，表達路難行但不同意見的人仍然一起抗爭下去時，我們不難發現香港故事被改寫了。

有趣的是《獅子山下》作為一首歌，當時的填詞人可能也只是覺得是一首「行貨」，[7] 當年創作該節目的人也認為它只是一個表達當時民生議題的電視節目。節目曾因為表達了當時的社會現象及政府一些問題，被當時的官員在節目出街前要求刪除或遭團體投訴。例如〈警察〉一集，《獅子山下》的第一代監製黃華麒坦言，當時警務處處長直接來電，以內容敏感為由要求刪除該集，惟黃拒絕，及後有一集〈誘惑〉談及公務員貪污，播出後更有團體要求公開道歉。但其實節目中也有幾集，政府借之用來提出政策，或者疏理民怨。[8]

象徵的意義在改變

可見，當時的《獅子山下》說到底就只是一個節目，沒有甚麼所謂的獅子山精神，但時至今日，隨著不同的人為這首歌增加不同的意思，獅子山的象徵意義不斷被增加和改寫。[9] 流行文化的文本，正正有這特色：文本的話語權，往往不斷被爭奪和改寫，這是生活，也是一種政治，即使當紅如MIRROR，也不能說自己可以獨善其身，避而不談，因為你的舉手投足，均是政治。

人擁有多重身份

處身於這個陰謀論、虛假訊息滿天飛的年代，筆者曾經寫過不少文章，從邏輯和證據方面去反駁謬誤的言論，此外，我亦曾經指出過，許多時候人們擁抱某些值得商榷的立場，是基於個人心理和性格的因素，而不是理性的考慮，但更加重要的是，當某些論據挑戰到集體身份認同的時候，鮮有人會跟隨證據而改變立場，因為這樣做等同於否定了安身立命的自我定義。

自出生以來，不同人會擁有不同的身份，我是某家族的成員，我是某學校的學生，我是某公司的職員，我是某教會的信徒，我是某品牌的用戶，我是某國的公民……等等，這些身份都有不同的優先次序，有些無關痛癢，有些是次要，有些則關連到深厚的傳統和龐大的社群。

轉換電腦用戶身份是輕而易舉

先說說一些不大重要的身份，在電腦用戶中有些人是蘋果麥金塔（Macintosh）的粉絲，有些是微軟視窗用戶。當筆者是學生的時候，有位教授是麥金塔的忠實追隨者，而事實上在那個時候麥金塔的科技和用戶使用介面都勝過微軟視窗，他到處向人宣揚麥金塔的好處，將微軟視窗批評得一錢不值。但後來微軟視窗和英特爾（Intel）晶片的技術逐漸追上來，最後他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說：「麥金塔的價錢昂貴，而且軟件很少，我不會為了運作Adobe Photoshop快幾秒鐘而買麥金塔。」類似情況亦出現在電腦網路作業系統，由1980年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Novell Netware是電腦網路作業系統的龍頭，它的市場佔有率高達90%，比爾蓋茨當然不會坐視，1993年微軟推出Windows NT Server，平心而論，Novell Netware在功能和穩定性方面都遠勝Windows NT Server，但用戶認為將整個電腦網路放在同一平台會比較好，結果大部份用戶都改用微軟產品，許多資訊科技專業人士的身份由Netware認可工程師轉為微軟認可工程師，筆者就是其中之一。在大多數情況下，用戶都沒有情緒上的掙扎，因為這些身份並沒有附帶著對原本社群的濃厚認同感。

末世論是反對環保的原因嗎？

然而，當某些做法或者立場牽涉到身份認同的時候，往往人們會便自欺欺人，真實的決定是基於情緒，但為了維護這個決定，卻搬出牽強的藉口。舉例說，大部份美國福音派領袖和信徒都懷疑氣候變化和反對環保措施，根據2014年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一半受訪者認為全球暖化是人類活動所造成的，非福音派基督徒相信這說法的百分比由40%至77%不等，但只有28%的白人福音派信徒接受這看法。一個流行的解釋就是：基督教相信末世論，既然世界最終會被毀滅，那又何苦要挽救地球呢？德州農工大學教授羅賓．維爾德曼（Robin Veldman）看不出兩者有甚麼必然的關連，她指出：福音派信徒熱衷於參與政治，特別是支持共和黨，如果人們相信末世將會來臨，那又為甚麼要參與政治和改變社會呢？在他們眼中，環保主義與自由主義是掛鉤的，政治上的自由派等同了神學上的自由派，故此，支持環保不符合自己的身份。

2012年，奧克拉荷馬州參議員吉姆．英霍夫（Jim Inhofe）斥責氣候變化是騙局，他說，神在高天掌權，認為人類活動可以改變氣候是自大和令人憤怒的說法。2017 年，密歇根州眾議員蒂姆．沃爾伯格（Tim Walberg）針對氣候變化的議題說：「身為基督徒，我相信上帝這位創造者要比我們偉大很多，我有信心，若果真的有甚麼問題，神可以為我們解決。」表面上這是十分屬靈的高調，可是，如果他們真心相信無論人做甚麼，神仍然掌權，神可以解決任何問題，那麼兩位議員又何苦在議會上用盡努力去推動自己的政治理念呢？索性交託於上帝吧！全國福音派協會政府關係主任蓋倫．凱里（Galen Carey）在 2014 年的一次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許多福音派反對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並不是基於宗教理由，而是政治理由，他們害怕政府會通過環保措施削減了自己的自由。自立國以來，自由民主是美國人無上的價值，共和黨反對大政府，提倡小政府主義，因為龐大的政府機器會限制人民的自由。美國人就是追求自由的人，環保主義觸動了他們的神經。

法律不能改變人心是反對槍管的原因嗎？

維護第二修正案（人民擁有槍械的權利）也是美國福音派和共和黨的核心價值，無論發生了幾多次大規模槍殺案，很多主張「尊重生命」（Pro-life）的福音派教牧和信徒卻堅決地反對槍械管制。在2019年7月底至8月初，美國在一個星期之內分別在加州、德克薩斯州、佛羅里達州發生了三宗大規模槍殺案，造成了35人死亡、多人受傷，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超級教會牧師羅伯特．杰弗里斯（Robert Jeffress）隨即表示：「法律很重要，但它只能夠控制邪惡，而不能消滅邪惡，只有基督才能夠改變人心。」既然如此，為甚麼美國福音派希望最高法院裡面的保守派大法官佔多數，從而令美國法律向自己的政治主張傾斜呢？

瑞恩·伯奇（Ryan Burge）是東伊利諾伊大學政治學教授和浸信會牧師，他發現政治取向比宗教信仰更能顯示一個人對槍枝的看法。傳統基金會在兩年前發表文章反對回收槍械，文中的結論是這樣：「如果政府期望沒收和平公民的槍枝，政府應該會發現大多數美國人都不願意遵守這措施，就像在1775年一樣。」最後一句可說是畫龍點睛！在18世紀末期美洲殖民不滿意英國政府向他們課稅，自己卻在英國國會沒有發言權，1775年美洲殖民者發起了獨立戰爭。美利堅獨立正是槍桿子出政權，美國人得以自由就是當年民兵揭槍起義的結果，二百多年來這種自由無上的觀念已經印入了美國文化的基因。槍械管制就是否定自由，就是否定美國人的身份。

結語

讀者可能覺得我太針對美國人，平心而論，這種維護身份的態度是普世性的，這包括中國人在內。例如現代醫學已經發現，經常吃白飯這類澱粉質食物會導致癡肥和高血糖，故此筆者和太太是「無飯夫妻」，但許多華人仍然堅持這種飲食習慣，理由之一是：「中國人不可以不吃飯。」勸人放棄米飯，是挑戰文化認同。

我曾經以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口吻對人說：「如果人們看待任何事物都好像看待電腦軟件、硬件一般，世界上許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一宗幼兒被虐致死的新聞轟動全城，令原本打算今年結婚的詠芝備受壓力。詠芝的男友明輝是離婚人士，四年前跟前妻分開，並獲得當時六歲兒子浩然的撫養權。明輝和詠芝拍拖兩年，打算今年底結婚，本來浩然一直由嫲嫲照顧，但由於老人家無法教孩子做功課及溫習，因此，明輝打算婚後接回浩然同住，並交由詠芝負責照顧和教養。 雖然詠芝很愛明輝，但是，對於婚後要擔任繼母的角色，顯得有些憂慮，加上這宗父親與繼母虐女致死的新聞，令詠芝的家人反對這段婚姻，覺得社會對繼母的負面觀感對她不公平，希望詠芝可以嫁給初婚並沒有子女的男士。

詠芝不知應該怎樣做，一方面她喜歡浩然，大家的關係也不錯，但另一方面，她亦擔心自己沒有照顧小孩的經驗。事實上，詠芝的憂慮是很多初婚女士與再婚男士結婚會面對的挑戰，她們擔心婚後便要擔任母親的角色，恐怕應付不來。但其實，詠芝毋須給自己過大的壓力，只要繼續與浩然保持良好的關係，於管教事情上，事先與明輝有好的協調和溝通，互相分工，相信假以時日，她是可應付得到的。

管教孩子要分工 建立關係勿急進

一般而言，由原生父母負責管束及懲罰孩子比較有效，因為小朋友會覺得，繼母與他非親非故，無權管他，因此，建議詠芝先擔當同行及陪伴者的角色會比較好，先與浩然建立如朋友般的關係，主動關懷，做好照顧者的角色；至於嚴謹的管教工作，則盡量交由爸爸承擔，尤其是當浩然在學校有違規行為時，最好由爸爸處理，詠芝可以多做聆聽及勸導的工夫，減低浩然的抗拒感，這樣才能慢慢建立親子關係。

根據外國的研究顯示，再婚家庭需要三至九年時間過渡，一般而言，繼父／母相對再婚配偶的原生子女關係較疏離，不要期望自己能完全取替原生父母，因此，繼父母的親子關係不宜太過急進，否則容易有反效果，令子女抽離。小朋友很多時是非常單純及直接的，誰人真心待他好，他會感受到的。

浩然最初可能會不接受這個新媽媽，覺得她只是爸爸的愛人，與他無關，加上自己的媽媽仍在世，卻要叫另一人做媽媽，令他非常為難，怕傷了原生媽媽的心。因此，最好婚後仍容許浩然以「阿姨」稱呼，這樣，可減低孩子的抗拒感，加上詠芝持續的關心及照顧，人心肉做，相信他會慢慢地接受這個新媽媽。再婚家庭成員必須用愛心及耐性來共同經歷，不能操之過急，才能創造屬於你們的快樂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