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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人們拒絕創新的理念?由尼康相機能否壯士斷臂說起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4/07/2022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地區:美國

單鏡反光相機壽終正寢?

今年 7 月 12 日,《日經亞洲》報道:日本主要相機製造商尼康(Nikon)將會退出單鏡反光相機市場,並將重點轉向無反相機。但隨後尼康指公司沒公佈有關消息,《日經亞洲》的報道只是基於猜測。

筆者的業餘嗜好是攝影,大概兩年前我已經放棄了傳統的單反相機,全面採用無反相機,對我來說,尼康的決定毫不意外,顧名思義,單鏡反光機需要鏡片的反射去取景,故此機身比較笨重,無反相機則移走了取景的鏡片,在功能上無反相機已經全面超越單反相機,舉例說,尼康Z9每秒可以拍攝120張圖像,這過程是全面數碼化,因為沒有移動快門而造成零部件磨損,所以無反相機比單反相機快十倍以上,而且機身更輕巧和拍攝時沒有聲音。單鏡反光機在1960年代開始流行,尼康正是倚靠單反相機起家,將六十幾年來累積的技術一舉放棄,必然會造成情緒上的震盪,到底尼康會否壯士斷臂呢?這仍然有待觀察。

順帶一提,如果你擁有數碼單鏡反光機的話,我建議你馬上將他轉賣。無論如何,這是過時的科技,在不久將來可能會一錢不值。但若果有收藏家將單鏡數碼反光機視為古董,這又當別論,不過,這可能需要在幾百年後才值錢,你的子孫一定會十分感激你。

柯達和百視達不想自己跟自己競爭

然而,有許多百年老店卻不願意放下過去的成功經驗,繼續抱殘守缺,結果在歷史中淹沒,美國柯達公司就是一個令人擲筆三嘆的例子,柯達公司在1888年成立,過去是攝影市場的泰山北斗,柯達是數碼攝影的先驅,1975年柯達電子工程師史蒂文.薩森(Steven Sasson)開發了這項技術,柯達公司的回應是:「這很有趣,但不要告訴任何人,否則我們是自找麻煩(shoot yourself in the foot)!」管理人員擔心這項新發明會損害當時利潤豐厚的膠捲和照片沖印市場。

遲至2002年,柯達才推出DSC-14N這型號的數碼相機,DSC-14N的圖像感應器有140萬像素,超過了當時所有日本相機,那時候筆者興致勃勃地買了一部,但接到相機之際,我不禁目瞪口呆,這部相機充電器的尺碼有如兩塊磚頭,電池則好像是一條紙鎮,柯達完全沒有引進日本相機公司的微型化技術。這令我聯想起,縱使面對日本的挑戰,1940年代末期美國人堅持繼續生產體積龐大的真空管收音機,1970年代繼續製造耗油的大水牛汽車。

百視達(Blockbuster)是另一個相似的例子,在全盛時期百視達有9,000間錄影帶租賃店遍佈全美國,1998年網飛(Netflix)開始以郵寄方式出租影片,起初百視達嘗試與時並進,但後來百視達董事會的主要投資者卡爾.伊坎(Carl Icahn)認為,開闢這個新興市場相當於自己和自己競爭,於是他將所有資源重新調回實體店,隨後的歷史發展已經不用我多說。

過往的成功可能是一個沉重的包袱,甚至是絆腳石。

人並非理性生物

為甚麼人會抱殘守缺而拒絕革新呢?這是一個重要的心理學課題。其實,即使沒有參考心理學,按照常識我們也可以知道,人對於習以為常的東西會感到比較舒服,任何變動都好像會帶來麻煩和不便。問題是:長遠來說,往往新發明會令你以後更加舒服、更加方便,但為甚麼縱使列出了強烈的理由和證據,很多人仍然不為所動呢?

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是心理學家,2002年他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因為他的心理學研究動搖了傳統上關於人性的假設:企業家和消費者是理性的,他們會盡最大努力去爭取最大的效益。卡尼曼指出,我們有兩個思維系統:系統一是衝動的,系統二是深思熟慮的。很多時候人們的決定是基於系統一的情緒,沒有經過慎思明辨,當人們作出非理性的決定之後,便會倒過來尋找為自己決定辯護的理由。若果仔細觀察,你可以知道那些所謂理由,無非是維持現狀的藉口,在下面筆者將會舉出幾個親身經歷的例子。

以偏概全的謬誤

筆者在大學任職,大約十多年前數據科學開始興起,當時我主張把這些先進的科技引入教學和研究中,但受到很多人強烈反對,其中一個理由是:「並不是最好的東西一定會勝出,1980年代市面上有兩種錄影帶格式:VHS與Betamax,論到科技,後者遠勝前者,但到最後VHS主導了錄影帶市場;還有,微軟視窗亦戰勝了功能更加優異的麥金塔。」表面上這好像是很有道理,其實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先進的科技都是淘汰了落伍的,例如數碼相機取代了菲林相機,現在無反相機凌駕於單鏡反光機,在光碟面世之後,VHS已經灰飛煙滅,如今視頻串流媒體又將光碟租賃店趕盡殺絕。那麼微軟視窗和麥金塔呢?毋庸置疑,在桌上型作業系統方面,微軟視窗大獲全勝,但隨後蘋果公司一浪接一浪的新發明(iPod, iPad, iPhone)反而將微軟遠遠拋離。

斷然拒絕下載安裝

二十幾年前安裝軟件需要光碟,那時候筆者在一間大學的電腦中心任職,主管光碟的同事抱怨很多人借出光碟之後便沒有歸還,或者很遲才歸還,因此他失去了許多安裝軟件。我作出這個提議:何不從今以後將所有安裝軟件抄入伺服器?光碟不再外借,所有人都是通過網絡下載和安裝程式,這樣一來不會再遺失軟件,二來你無需要等待人家歸還光碟才可以安裝。我以為這建議會受到歡迎,誰知道毫無例外地所有同事都反對,他們提出的理由可說是千奇百怪,當時網路的傳送速度較慢,他們說下載會等很長時間。我說:「即使等十多分鐘,這總會快過要等一、兩天之後人家歸還光碟;而且,在不同辦公室之間奔走往返,還要等待完成借出光碟的手續,這樣所花的時間肯定超過十幾分鐘。」我認為一個比較恰當的做法應該是:將部份軟件放上伺服器,進行一個小規模實驗,然後檢討實驗結果。但所有人斷然拒絕任何嘗試,明顯地那些理由無非是藉口。無論如何,今天通過下載去安裝軟件已經是常態。

紙張情意結

亦是二十幾年前,在我所主管的電腦室裡面,前來預訂器材和房間的人首先要填寫紙張的表格,然後工作人員把紙張上的資料輸入電腦,當時很多人投訴預定的東西經常出錯。我對他們說:「你玩過一串人傳達訊息的遊戲嗎?愈多轉接站,在過程中出錯的機會愈大。從今以後應該索性不用紙張,把所有資料直接輸入電腦。」如你所料,所有人拒絕合作,仍然繼續採用紙張的表格,其中一個「理由」是:「有一個紙張的底本,便可以對照有沒有出錯。」我回答說:「那麼工作人員有沒有每天都對照紙張和電腦的資料?」今天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幾乎全面數碼化的時代,例如人們直接在電腦上訂酒店和買東西,而不會通過紙張這中間手續。其實,以上情況是一種「紙張情意結」,在電子書問世之後,一位朋友表示仍然閱讀實體書,她說:「我喜歡觸摸實體書的感覺。」她十分坦白,她清楚表明這個決定是基於情緒,而沒有堆砌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不過,我也不會全面放棄紙張,例如我會打印機票和門券,以防萬一到時手機沒有電或者無法啟動。

結語

在文章開首筆者舉出了商業的例子,然後轉到大學的例子,雖然大學之間的競爭沒有企業之間那般殘酷,然而,世界潮流浩浩蕩蕩,無論是企業、大學還是個人,若果故步自封的話,終必會被歷史的巨輪無情地碾碎。老子說得好:「福兮禍之所伏。」以往的成功經驗可能埋下了日後失敗的種子,例如蓬勃的菲林和錄影帶租賃市場,令到柯達與百視達失去了高瞻遠矚。但更加有趣的是,即使過往的經驗不算成功,人們可能仍然對習慣了的東西存在著情感依戀,例如光碟和紙張。

現在時尚的新發明是人工智慧和機械學習,很多人批評那些科技公司過度承諾、過度炒作、交付不足。我認為這是無奈而不得已的做法,正如卡尼曼所說,人的許多決定都是由於感覺良好,如果只是訴諸理性的論據,我恐怕人工智慧和機械學習難以起步,炒作的策略就是針對人的情緒。

曾經刊載於: 

澳洲《同路人》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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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9/2022

伊朗「宗教警察」 挑起全國示威

最近伊朗因為庫爾德族女子艾美莉(Masha Amini) 遭到「宗教警察」拘留後死亡而觸發起全國的示威暴動浪潮,艾美莉的「罪名」是沒有適當地按照宗教規定去佩戴頭巾,伊朗政府歸咎事件起因是外國勢力的煽動,並且警告對肇事者「絕不寬容」。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伊朗今天的國內矛盾,可以回溯到1979年由伊斯蘭什葉派精神領袖高美尼發動的革命。1979年之前,伊朗的統治者是巴列維國王,巴列維政府走世俗化和西化路線,當時伊朗婦女不單只毋須蒙頭,而且擁有選舉權,巴列維發起「白色革命」,他甚至接受非穆斯林擔任官職。然而,在保守派穆斯林眼中,這些世俗化和親美的舉動背叛了伊朗的宗教傳統。當時反巴列維的陣營包括了伊斯蘭什葉派神學院講師高美尼,高美尼在國內不停地發起反政府宣傳和活動,招致了巴列維政府的鐵腕鎮壓。1978年高美尼流亡到法國,他被視為反抗強權的自由鬥士,在停留法國期間,探訪他的記者、名流、 支持者、仰慕者絡繹不絕。

1979年1月巴列維國王在人民反對下離國, 反對派領袖巴赫蒂亞爾(Shapour Bakhtiar) 組成了臨時政府,隨後高美尼馬上回國,並且在2月組織軍民,推翻了巴赫蒂亞爾的臨時政府,在3月的公投中,98%民眾投票通過成立伊斯蘭共和國,高美尼晉升為伊朗的最高領袖,伊朗正式進入神權統治。這情況有點類似1917年2月革命俄羅斯人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但到了10月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又取代了臨時政府。

高美尼得勢之後馬上和美國切割, 由1979年11月到1981年1月,伊朗挾持了美國大使館52名人質,這次人質危機拖了444日, 令美國的卡達總統面目無光。高美尼並且宣稱要將伊斯蘭什葉派思想向全世界輸出,反對或質疑者就是真主的敵人。高美尼指控印度裔英國作家魯西迪在作品中侮辱穆罕默德, 於是乎對他頒佈了追殺令。幾十年來魯西迪一直掩藏和避開追殺,但今年8月在紐約演講時被一名黎巴嫩人攻擊,魯西迪的其中一隻眼睛可能因此而永久失明, 伊朗全國每日廣播的主播Jamm-e Jam 聲稱這是真主對魯西迪的懲罰,說「撒但的眼睛已經盲了」。事隔多年,仍然有人響應高美尼的號召,可見高美尼的確魅力非凡。

流亡美國的伊朗知識分子娜法絲(Azar Nasifi) 在在伊朗出生,13歲時赴美留學。1979年伊朗成立了伊斯蘭共和國之後,她滿懷希望與熱誠回國服務,可是,她發覺「家鄉已不再是家鄉」。1979年以前,伊朗女性可以投票,在國會中有不少女性議員,有兩位部長是女人,其中一位是娜法絲從前的中學校長。革命之後,她的前校長被處決;2003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伊朗人權分子Shirin Ebadi,在革命之前是伊朗第一個女法官,1979年她被迫辭職。「 宗教警察」偵騎四出,女性若塗口紅,沒有披上頭紗,男女若手牽手、甚至只是坐在一起,就會受到嚴厲懲罰。娜法絲因為穿著西式裝扮,她被當成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這情況和去年塔拉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權時女權倒退的情況十分相似。最後娜法絲忍受不了神權統治而返回美國。

土耳其的「選舉威權主義」

無獨有偶,原本高度世俗化和西化的土耳其亦漸漸返回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開始敵視西方,自俄烏戰爭爆發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都制裁俄羅斯,為了報復,俄羅斯無限期地關閉北溪 1 號管道,停止輸送天然氣到歐盟國家。 雖然土耳其是北約的成員國,但在9月6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示,歐洲面臨能源危機是「自食其果」,他說:「我認為歐洲今年冬天將遇到嚴重的問題,我們沒有這樣的問題。」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埃爾多安反對西方制裁,繼續與俄羅斯進行貿易、旅遊、投資。瑞典和芬蘭申請加入北約時,埃爾多安起初持反對態度。

一次大戰之後鄂圖曼帝國土崩瓦解,土耳其逐漸變成了世俗和民主社會。雖然伊斯蘭仍然是土耳其的主要宗教,但其憲法是世俗的。土耳其的法律限制伊斯蘭教對公共生活的影響力,例如禁止女性在公共建築物和大學裡戴頭巾。軍隊保障土耳其的世俗民主制度,過去每當文人政府威脅土耳其的世俗化時,軍方多次介入,將領導人趕下台。

但埃爾多安改變了這個局面,埃爾多安年輕時就讀於一所宗教學校,當時,世俗政府不允許上過宗教學校的學生進入大學,為了能夠升讀大學,他轉去了一所世俗化高中。埃爾多安於 1994 年至 1998 年擔任伊斯坦布爾市長,在擔任市長期間,他致力於環保,並且因此而得到了聯合國頒予獎項。然而,後來他在公共場合唱伊斯蘭歌曲而受到批評,因為這違反了政教分離的原則。 更加嚴重的是,他因背誦一首禁詩而被剝奪政治職務,並因煽動宗教仇恨而被監禁四個月。這首禁詩的作者師耶(Ziya)是一個土耳其社會學家,他鼓吹 大土耳其主義,認為土耳其應該恢復鄂圖曼克帝國的光輝,他認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並不屬於土耳其。

復出政壇之後,埃爾多安於 2001 年創立了正義與發展黨(AKP),於2003 年至 2014 年擔任總理,由2014年起他開始擔任總統,埃爾多安政府對傳統傳媒和社交媒體實施了嚴格的審查和限制,例如YouTube、Twitter和維基百科……等,他還以煽動恐怖主義罪名監禁了很多記者。他又逐漸推出了反世俗化的政策,例如撤銷了頭巾禁令,限制銷售豬肉和酒類產品……。幾乎所有這些改變都得到了公眾的大力支持,當埃爾多安開始攻擊媒體時,他的憲法改革以壓倒多數通過。

2016年軍人發動政變,試圖推翻埃爾多安,但最後以失敗告終。政變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部份人民都支持埃爾多安。政變剛剛開始的時候,埃爾多安呼籲公眾支持他, 於是乎大批平民湧入街道、橋樑、廣場,他們有效地阻止了軍人接管重要據點。隨後埃爾多安用政變來合理化大規模清洗,他逮捕了數以萬計的土耳其人,包括法官、記者、將軍。

2020年,埃爾多安的去世俗化政策變本加厲,例如將原本已經改成博覽館的宗教場所復原為清真寺。美國政治學家伊桑.霍蘭德(Ethan Hollander) 認為現今土耳其的政體是「選舉威權主義」(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它具有選舉制度、民主形式,但骨子裡卻是徹頭徹尾的威權主義。

結語

高美尼和埃爾多安能夠分別地將伊朗與土耳其從世俗化、西化的道路改轅易轍,重新擁抱神權統治或者選舉威權主義,這並不簡單, 無可置疑,兩者都具有非凡的魅力,才可以吸引到千千萬萬的支持者。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 (Max Weber)在《合法統治的三種類型》一書提出了三種領袖的權威基礎:傳統、法理、魅力。顧名思義,第一種是訴諸傳統,例如君主政體;第二種是通過法律程序和理性辯論而成立的政府,例如民主政體;第三種是建基於領袖的個人魅力,追隨者會覺得自己死心塌地支持的領袖具有超乎常人的中眼光和能力。

不過,筆者認為三者是可以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的,有時候魅力領袖亦需要利用傳統來合理化自己的權威。高美尼和埃爾多安的反世俗化、反西化道路之所以如此吸引, 是他們高舉了恢復本身宗教傳統的旗幟。

伊朗在巴列維國王統治期間實施高壓統治,人民對此反感而嚮往伊斯蘭革命是不足為奇的。 不過,一戰之後,土耳其的世俗化和民主化算是相對地成功,但為甚麼現在竟會走上回頭路呢? 筆者的猜測可說是政治不正確,畢竟,土耳其是跟西方社會大相逕庭的伊斯蘭文明。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論」,他認為在後冷戰時代,國際衝突不再是基於政治意識形態,而是文明的區分。很多人強烈批判「文明衝突論」, 認為這種理論挑動對立,其實亨廷頓已經清楚地解釋,他無意去辯護文明衝突的好處,這只是一個描述性(descriptive)的理論,目的是去化解文明衝突。

筆者認為「文明衝突論」 和心理學理論非常吻合,人性傾向於通過身份認同而定義自己,在這過程中會自然地產生了我族和他族(in-group vs. out-group)的區分。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便不難理解為甚麼外來的世俗化、西化路線會在伊斯蘭文明中碰釘子。其實,遠在埃爾多安擔任總統之前,土耳其已經充滿反美情緒,2006年土耳其電影《伊拉克惡狼谷》 就是一個好例子,在電影裡面, 美國人、美國所支持的庫爾德人、猶太人都被描繪為大反派,這一齣電影成功地採用了散播虛假資訊的方法,那就是將真假混合在一起,這部電影描述美軍在伊拉克平民的婚禮中開槍殺人是真有其事,但猶太人摘取伊拉克人器官送往美國和以色列則是子虛烏有的。

無論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總會有人對現狀不滿,長久積聚的不滿情緒驅使人歡迎魅力領袖提出簡單化而快捷的方案(quick fix), 例如將問題諉過於外部群體、主張恢復烏托邦式的文化傳統。這是人性的自然傾向,但自然傾向並不一定是正確的,否則這就是犯了哲學家所說的「自然謬誤」(naturalistic fallacy)。 然而,我們可以逆轉撲火燈蛾的本性嗎?

德國人的精準文化是否脫離現實和不近人情呢?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5/09/2022

由於現在鬧晶片荒,汽車生產嚴重滯後,故此新車價格大幅上漲。不久之前, 在陰差陽錯的情況之下,筆者買了一部二手的平治(Benz)休旅車(台灣譯名為賓士,大陸譯名為奔馳),去取代原本的一部舊車。平治汽車代表了德國的精準科技和德國人做起事來一絲不苟的精神,平治屬於名貴品牌,從前在街上會引來不少艷羨的目光。如今時移勢易,對很多人來說,包括了平治在內的歐洲汽車被視為華而不實。買車之後,一位朋友對我說:「你遲早會後悔的,當有一天你的座駕需要修理時,這將會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上一手車主在車輛交收時一再叮囑我:「釋放腳制動器的手柄應小心使用,你只需輕輕拉動即可, 不要用力過猛。」雖然我已經很小心,但畢竟這手柄是一塊脆弱的塑膠,前幾天這塊塑膠終於脫下來,起初我以為這沒有甚麼大不了,於是開車到平治汽車代理商詢問修理事宜,平治車廠給我的報價是:零部件價值58美元,人工則需要900美元!我忍不住驚呼說:「甚麼?僅僅換一片塑膠要差不多1,000美元!」我沒有將心中的一句話說出來:「這跟搶劫有甚麼分別?」

其實,從汽車的品質可以一窺美、日、德三地文化的分別,1990年代之前,美國汽車的品質奇差,這和美國倉猝參加二次大戰有關,大戰期間,美國需要在很短時間內製造大量武器, 結果許多產品都沒有經過嚴格的品質監測便送上戰場,舉例說,那時候美國總共生產了88,000輛坦克,但德國只是製造了1,347輛虎型1號坦克和492輛虎型2號。在荷里活電影《坦克大決戰 》和《怒火特攻隊》裡面,美軍坦克對決德軍坦克時簡直不堪一擊,這是事實。大戰結束之後,這種重量不重質的文化在美國製造業中延續下去,這包括了汽車業。英格拉西亞(Paul Ingrassia )在《撞車:美國汽車工業從輝煌走向災難的道路》一書詳細分析了美國汽車公司反反覆覆、死不悔改的迷思。直到今天,這種追求量產的思維亦見於高等教育,例如美國大學十分重視保留率(retention rate)和畢業率,但很少人關注到這個問題:讓大量水準低落的學生繼續升學和畢業是不是好事呢?

現在回頭說德國,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採用了慢工出細貨的方針去生產坦克,無可置疑,虎型坦克的確是橫掃千軍的人間神器,但最後美軍以蟻多摟死象的戰略取勝。戰後德國人並沒有領受歷史的教訓,仍然保持著這種重質不重量的文化,平治汽車公司的口號是:「必定要最好,否則不要做(The best or nothing)。」這類似於一句中國成語:「寧缺毋濫」。令人納悶的是,日本與德國同樣十分注重精準,力求盡善盡美,但為甚麼日本汽車的品質比德國的更勝一籌呢?

一位曾經在德國公司任職的化學工程師提供了以下的解釋:當日本工程師設計產品時,他們會問:「客戶將會如何使用這件產品? 如果它被濫用,我如何防止它在濫用的情況下仍然可以不會受到損壞?」德國工程師的想法剛剛相反:「我製造了這台機器之後,用戶必須按照我指定的方式使用。如果客戶濫用並且損壞了產品,那是他的過失,而不是我的錯。」

這正正是現在我面對的情況,我曾經先後擁有和駕駛過很多不同型號的日本汽車,它們的腳制動器或者手制動器從來未發生過故障。但平冶的設計原則並不一樣,德國汽車工程師期望你每一次釋放制動器時都要輕輕手,如果你「粗暴地」損毀了手板塑膠,這是你的問題。

在《為甚麼德國人做得更好》一書中,英國作家坎普夫納(John Kampfner)描繪出許多關於德國人如何遵守規則的生動細節。他舉了幾個例子:某天他在露台欣賞收音機播放的音樂,他的德國女朋友突然關掉了收音機,並且對他說:「現在是安靜時間,你要為鄰居著想。」某天的凌晨四點鐘,他在紅燈時橫過馬路,警察向他發出告票,他對警察說:「現在是三更半夜,路上完全沒有汽車,不依照紅綠燈過馬路又有甚麼相干?」警察反駁:「法律就是法律,任何人都需要遵守法律。」及後一位主人家邀請他和另一位朋友共晉午餐,他們在約定時間的七分鐘前已經抵達主人家的門口,朋友對他說:「放鬆點!我們先在門口聊天吧!我們必須等到約定的時間才可以進去。」

這種堅守規矩的文化與美國的放任自由簡直是天壤之別。在美國,行人亂過馬路和不負責任的司機飆車經常發生;很多美國人喜歡播放震耳欲聾的音樂,完全不理會人家是否需要休息;而遲到、爽約是家常便飯。相比之下,德國人這種守規矩的民族性當然會令到社會運作更加有效率、更加和諧。

但話又說回來, 這個優點亦同時是缺點,上面提過,德國工程師假設顧客跟自己一樣遵照規矩去使用產品,但往往這種期望脫離了現實。此外,這種死板的社會契約未免有點不近人情,例如坎普夫納在凌晨四點因為衝紅燈而被罰款,其實警察大可以警告了事。筆者亦曾經有類似的經歷,幾年前我到荷蘭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中途在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轉機,機場的保安人員指示我將手提行李放入一個托盤裡面,然後將托盤送入X光機器輸送帶。在此之前,我已經花了十多個小時在飛機上,因為精神十分疲累,所以沒有聽清楚她說甚麼,我錯誤地將行李直接放在輸送帶上面, 保安人員提高嗓子對我說:「放入籃子裡面!你有沒有聽清楚?」我馬上說:「對不起。」跟住按照指示去做。隨後她仍然以高八度的聲音對我說:「不要說對不起!照我的說話去做!」當時我有點愕然,在一般情況下,通常對方會說:「不要緊。」我默不作聲,因為我知道若果跟機場保安過不去,我可能無法上機。

事後我知道這是典型的德國規矩文化,他們期望所有人都須要按本子辦事,無論你是德國人還是外國人,無論你是精神奕奕,還是精神恍惚。

如果以後晶荒得以緩和,新車恢復正常供應,我一定會賣掉手上的平治汽車,然後買一部日本車。

小海龜的啟示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6/09/2022

5月暑假剛開始趁天氣未算太熱就馬上去了一次旅行。一家人開兩日車來到South Padre Island (南帕德里島)渡假。

South Padre Island是一個美麗荒涼的地方,起初只有卡蘭卡瓦印第安人(Karankawa Indians),候鳥和海龜聚居。該島於1759年從西班牙國王King Carlos III(卡洛斯三世)授予Nicolás Ballí(尼古拉斯‧巴厘),後再傳給其孫子,Padre José Nicolás Ballí (帕德雷‧何塞‧尼古拉斯‧巴厘神父)。不久之後,Padre Ballí神父帶同第一批永久定居者居住此島,並在島上建立了一座教堂和向卡蘭卡瓦印第安人傳福音。由於Padre Ballí神父是一個善良的人,被他服侍的人把該島稱為La Isla Padre – Padre Island。[1]

1554年4月,三艘西班牙客貨船在South Padre Island擱淺,因為一場風暴將它們從古巴海岸吹過墨西哥灣。當時,這是西班牙艦隊在新大陸遭遇的最大災難。運往西班牙的大量寶藏丟失了,還有令大約三百名乘客和船員喪失生命。船的殘骸於1967年被發現,並從發掘中看到歐洲人曾在島上生活的記錄;成為在德州裡歐洲人最早出現的地方之一。在Corpus Christi Museum of Science and History可以了解更多沉船意外和其後考古發掘的資料。[2]

South Padre Island著名是陽光和海灘;藍天白雲襯托著白沙綠水。儘管受到COVID-19的影響,該島在2021年接待了大約900萬名遊客,其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兩萬多名旅客曾到訪過South Padre Island的遊客中心。[3]

今次行程除了享受陽光和海灘外,我們還特別參觀了一間規模不大但歷史悠久的海龜中心。中心由一名熱愛海龜的女士Ila於1977年成立,主要是負責保育、教育和復康工作。[4] Ila女士是第一位在Lowa (洛瓦州) 及Illinois (伊利諾伊州) 獲得飛航員牌照的女性,熱愛海洋的她於1957年第一次遇見受傷的海龜而萌生了一個念頭——保育海龜,這亦她成為了她一生的焦點。起初,她只是在自己的後園招待島上的旅客,讓他們認識自己救回來的小海龜;她因此得了The Turtle Lady of South Padre(海龜夫人)的美名。當海龜中心正式成立後,中心的使命是教育訪客關注瀕臨絕種的海龜,復康有病或受傷了的海龜,並致力於保護Kemp’s Ridley海龜 (坎普的雷德利品種)。可能有人會把一生的時間和精力聚焦於事業、名利、愛情,但Ila女士卻選擇了聚焦保育、教育和復康海龜。她對海龜小生命的堅持與執著,會有多少人欣賞和認同?為何她會如此尊重和重視野生動物的生命?是否因為她想彌補人類的疏忽,例如蓄意將捕魚工具(ghost gear幽靈漁具)留在海中,這對海龜造成多少傷害?[5]

在冬雪暴、颶風、熱浪等等災害侵襲期間,都會聽到不同組織發起的拯救海龜行動。而全球暖化更引起了科學家對海龜和野生動物安危的關注。澳洲的一項研究發現,雷恩島周圍99%的綠海龜都是雌性;溫度愈高,雌性幼崽就愈多。此外,溫度升高會使海沙變熱,因而導致孵化率降低或完全築巢失敗。[6]

很多團體都有鼓勵人助養海龜的計劃,人們可以金錢、時間和身體力行參與救護海龜。最近留意遊輪活動時,發現其中一項上岸的付費活動,乘船短途旅遊(cruise excursion),在這個選項裡竟然有拯救海龜活動,其收費與其他付費活動相比,並不算便宜(近90美元,約700港元)。儘管有人都覺得不值得花這麼多人力物力去救一隻「沒有回報的」海龜;但委身拯救行動的人士卻不惜代價盡己所能,救得一隻得一隻。為何他們願意這樣愛惜生命?這條「生命」與自己既沒有血緣關係;又沒有靈性交流,即使少了一隻又如何?相對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胚胎,又應如何看待?

明光社

海龜中心裡有一隻雌性海龜名叫Allison(艾莉森),她現時140磅,最喜歡吃生菜。她於2005年受傷獲救,當時只有五歲的她卻已經失去了三隻鰭(肢),只有一鰭又如何正常地生活下去(海龜壽命可達150歲)?幸好,於2008年Allison成功佩戴了由一名實習生設計的BETA氯丁橡膠背心連碳纖維鰭。從此她可以在水裡自由活動,不用再在水裡「自轉」,更可以自己浮上水面呼吸。2014年,Allison成功配戴了第四代的全碳纖維義肢,使她可以作更細微的轉彎動作、更精準的行動。倘若Allison當初沒有遇到珍惜她生命的人努力地挽救扶助,她很可能已死去,實在有點可惜。看著她現在能游得自在,並能與朋友暢泳,也替她高興。同時,也欣賞Allison對生存的堅持、對克服殘障的決心。在人類的世界裡,同樣也有不少人正面對身體衰弱或殘障,有人會選擇與之共存而努力活著,有人會選擇與之共亡而痛苦了斷。一隻沒有靈性的小海龜會否帶給萬物之靈的人類一點對生命的啟示?

最近喬治亞州(Georgia)稅務局於8月1 日宣佈,任何具有可檢測得到心跳(detectable human heartbeat)而未出生的嬰孩,也有資格算作個人所得稅中的子女免稅額。官員們補充說,從7月20日起提交報稅表的納稅人可以申請對任何可以檢測到心跳的胎兒扣稅,每名胎兒可扣減3,000美元(約24,000港元)。據悉懷孕六星期,甚至在大多數母親不知道自己懷孕之前已可以檢測到胎兒的心跳聲;此新政策反映政府把「可檢測得到心跳」的胚胎承認為「人」,即使未到產期也可以讓其父母獲享該年的扣稅優惠。

喬治亞州的上述公告是在美國最高法院於6月24日的裁決推翻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之後宣佈的,羅訴韋德案確立了全國50年來的墮胎權。於7月20日,下級聯邦上訴法院也決定讓喬治亞州禁止該州大多數墮胎的法律生效。法律界分析人士和墮胎權利倡導者當然會對這宣佈感到沮喪和疑惑。[7]

甚麼是「人」?胚胎是人?胎兒是人?胚胎和胎兒是「生命」?可以是討論不完的倫理問題;但弔詭之處在於為甚麼人可以為「甚麼是人」做定義?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生命比未出生的人的生命更可貴?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權益比未出生的人的權益更應被重視?


[1] “Our History,” South Padre, accessed September 5, 2022,  https://www.sopadre.com/about/history/.

[2] “The Importance of the 1554 Shipwrecks,” National Park Service, last modified May 9,2017, https://www.nps.gov/pais/learn/historyculture/1554-1.htm.

[4] “Ila Fox Loetscher,” Sea Turtle, Inc, accessed Septem 5, 2022, https://seaturtleinc.org/about/ila-loetscher/.

[5]  世界動物保護協會指出每年有超過136,000條鯨魚、海豚、海豹和海龜被困在幽靈漁具中(ghost gear──丟失或被遺棄的捕魚設備)。令人震驚的是有整整640,000噸幽靈漁具,相當於52,000輛倫敦雙層巴士的重量,其中一些魚網比足球場還大。參自“To stop the deaths of countless marine animals, we need to tag fishing gear,” World Animal Protection, last modified July 6, 2018, https://www.worldanimalprotection.org/news/stop-deaths-countless-marine-....

[7] “Embryos can be listed as dependents on tax returns, Georgia rules,” The Guardian, last modified August 2,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2/aug/02/georgia-embyros-tax-dependents-fetus.

離家.遠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31/08/2022

幾乎同一時間,筆者的爸爸及岳母分別把回港隔離日數改為三加四的報道傳給筆者。雖然他們再沒有說甚麼,但大抵都可以感受到,不單單我們想回家,他們更希望我們可以快快回家。無奈,我們卻要告訴他們,將於短時間內遠赴英國。

原本預備在台灣多留一年。想不到,7月底才得知工作簽證未能辦理,並須於8月10日居留證到期日離境。時間倉促,要處理身外物,更要舒解離情別緒!經過與移民署的溝通,得知交回居留證後,再申請入出境證,可以通融十數天。在未足一個月的時間,要收拾行李和心情,離開一個寄居了四年的地方,遷到另一個國家!

「逃難」是一回怎樣的事情?大概就是在極短的時間內,收拾所有的家當,能賣的就賣,可送人的就送,要丟掉的就掉。還好,我們的家當比較簡單,沒有甚麼貴重東西要賣,只要將不能帶走的送人,沒必要留下的丟掉。一家四口,所有的物品,受航空公司託運所限,只能濃縮於八個各重23公斤的行李箱及四個7公斤的手提行李之內。

突如其來的轉變,讓筆者一家更深體會到過去香港人要「逃離」的心情。由熟悉的地方,走到陌生的環境殊不簡單;由一個剛熟習的環境,無奈被迫離開,更是殘忍。

這正正是在台港人所面對的窘境!

他們選擇移居台灣,原因不單單因為這裡是近文化的地方,比較容易適應。更多的原因是希望能與香港的親人,尤其是年老的父母,在一個較近的距離,可以保持聯繫及支援。殊不知近來台灣政府不斷在改變及收緊移民政策,令不少在台灣生活了一段時間,亦適應並融入當地的香港人,感到無所適從。投資移民的,縱然已滿足最初申請時的要求,但到申辦定居時卻被拖延,甚至被要求延長營運期,再等半年、一年後才可申請定居(到時能否獲批,也是未知數)。專業移民的(以護士為例),原本只需要居台一年,就能取得國民身份證。近月卻突然要求他們必須考取台灣護理師的資格,才可以申請定居。而其考試資格卻要依據台灣本土的法規。因此,大部份香港的專業護士們,就連參與考試的機會也沒有。

無法留下,就必須再覓移居之地。原本計劃定居台灣,現在卻要再次被迫離開。

離家遠,要捨棄的不再是身外之物,而是遠離那份土生土長之情;
離家遠,不捨的不僅是已熟悉的人或事,而是居於遠方的親人;
離家遠,回家要多花十倍的時間及十倍的飛機票價。

然而只要家人仍在,再高的代價,也是值得花。祝願遠方的家人平安健康,期待著再聚的一天。

都熱溶了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1/08/2022

其實熱浪是年年都會來訪一次,分別在於有多熱多長,但今年的熱浪卻來得特別早、特別熱、特別長;是移民這麼多年來第一次熱得這麼厲害。究竟有多熱?從我們的生活日常就可見一斑。

每次到超級市場買菜必定要特別早出門,希望盡量在9時前回家,情願與趕返工的人一同爭,也不願被太陽熱溶。每次早上做完農務或家居清潔維修等工作都要沖凍水涼,雖然只是早上9時許,也兼水不夠凍;這是我們來美這麼多年罕有地這麼大清早就要降溫呢。因為天氣太熱,蟻兒們都徵用我們的家作避暑中心,正要在車房找瓶滅蟻藥水時,發現藥水的膠樽已熱溶了;這是第一回的罕見意外。罕見事件不但在車房出現,還發生在屋內呢!我們本想把存放在近窗邊櫃內的花肥粉拿來用,怎料打開膠袋包裝,發現花肥粉因太熱溶化了變成糊狀。最罕見的還是發生在閣樓(attic)的意外──熱水爐設計是座落在閣樓裡的,其水箱的開關掣和連接柱都是用膠做的,因為太熱溶化了連接柱,開關掣便脫落了,因而水長流。水由天花流到牆身再到地氈,發現時已經為時已晚,我們從沒想過意外可以這樣發生的,回想起來也覺得有點滑稽。

除了太熱,還有太乾旱。每年6月都總有一場大雨滋潤大自然;讓它們好作準備迎接7、8月的旱季。雖然說是旱季,但間中總會有場大雨讓大家可以喘息一下。可是,今年由5月至今,已足足三個月沒有下過一場正式的雨。每次即使天氣預告會落雨,打大雷,閃電,烏雲密佈,就馬上把家中所有大水桶都拿出來準備「裝水」,以為可以為一星期多天超過華氏100度的酷熱降降溫,為大自然補補水。可是願望至今仍然落空,現在我們都不看天氣預告了。由於我們住於較偏北的地區,每次聽到別人的區域有場小雨,都會心生「嫉妒」。

前後園的草坪和園中的花和瓜果因為太熱,部份都焦死了;中午時需要額外補水。在國慶節(Independence Day) 那天,未天光就趁未熱去了一次遠足,樹林裡原本翠綠的植物有些都枯乾了,甚至求生力強的野草也不能倖免。

近來有一種強烈的人類與大自然爭資源的感覺;人類豈可獨自享用和任意調配天然資源?本來可以開著大冷氣、沖多幾次凍水涼或淋多幾次屋子的外牆就可以降低「難頂」的高溫,可惜供電公司怕人人搶電用而增加原本已緊張的電力負荷,引致電力中斷和交通癱瘓等。故此,供電公司都要求大家於最熱時段(下午2時至9時)幫忙節約用電。另一方面,由於大旱,縣(county)都發出節約用水通告;團體亦呼籲和教育大家如何節約用水。[1] 可是,如果我們響應這些呼籲,就得捱熱;還要面對管理公司投訴草皮焦死和日後需花錢花時間重鋪,甚至被罸款。疾病控制中心就呼籲有需要人士到避暑中心、商場、公共圖書館避暑及教大家了解因炎熱天氣而引起的致命疾病。[2] 畢竟炎熱高溫是與全美天氣有關而導致死亡的第一殺手。[3]

多宗山火恰巧發生在熱浪之中,帶來了本年最熱的溫度,[4] 多處地方發生山火,如:名勝Yosemite National Park,德州的Chalk Mountain等,均造成許多的生命和財物損失。此外,炎熱高溫乾旱的天氣又增加了發生山火的風險,如是者惡性循環。罪魁禍首是全球暖化?誰又是造成全球氣候轉變的劊子手?

聯合國環保署(UNEP)指出減低與農業相關的甲烷排放量有助對抗氣候變化,因為農作業是甲烷排放主要來源。例如改善稻米耕作和飼養生畜的方法、選擇從植物中吸收蛋白質以減低對肉類的要求等等;這樣有望達到巴黎氣候變化協議的目標。[5]

另外有團體指出科學界有共識表明,畜牧業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4.5-16.5%,導致重大環境退化(如:失去生物多樣性和森林砍伐等)。他們建議人們多些嘗試植物性食譜,減少對肉類、乳製品和蛋的需求。透過選用富含植物性的膳食方式(Plant-Based Eating),這才是最有效的氣候減緩措施之一,並能從健康和環境角度獲得多種好處,同時亦可顯著地降低動物在工廠化農場(factory farms)裡受苦。[6]

同時亦有團體指出,在全國的所有農業用地中,80%用於飼養動物和種植飼料。此外,可用水中有近一半用於飼養動物。再者,數十億隻雞,火雞,豬和牛擠在工廠化農場中,無論是牠們在消化過程中還是從裝滿糞便的數英畝污水池中都產生了大量的甲烷。況且從動物中產生一卡路里的蛋白質需要投放11倍的化石燃料 (如:石油和汽油,它們是造成氣候危機的主要氣體) ;而在其生產過程中所釋放的二氧化碳是從植物中產生一卡路里的蛋白質的11倍。[7] 可見要付上很龐大的環境代價才可以使市場的肉類供應充足,但卻要迎來氣候變化的挑戰,我們應如何取捨與平衡?

其實現在也有很多以植物(Plant-Based)為主的食品和日用品,如洗頭水護髮素、沖涼液、洗潔精、洗衣粉、衣物柔順劑、清潔用的百潔布和擦子、運動健將愛吃的蛋白質粉、牛奶和蛋、嬰兒紙尿片和濕紙巾、嬰兒配方奶粉等等。最近有一家餐廳剛剛於全國約600間分店加入了植物做的香腸於餐單裡,讓客人有多一些非肉類的選擇。新款香腸被命名為Impossible Sausage,每份含6克蛋白質,比一般香腸少45%卡路里和60%脂肪。[8] 雖然新營商手法一推出,招來不少負面網評,但亦有資料顯示於2021年,植物性食品的銷售額達到74億美元,自2018年以來增長了54%,[9] 這是否證明了植物性產品將會愈來愈佔領市場?

另一方面,有團體建議每週吃一餐植物性食物運動(Go Plant-Based Once A Week)。[10] 行動包括在一年裡每週,自己少吃一個漢堡包改以吃植物食品(相等於不開車320英里路程),整個家庭選一天不吃肉和芝士(相等於不開車五星期)。假如人人家家都樂意響應把食肉為主的膳食模式稍為調節一下的話,相信可以減輕不少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等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壓力。

當然除了食方面,還有用電量、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因素構成氣候變化。[11] 故此,我們都可從節省和善用能源著手,如:考慮用車安排(car pool[12]、預先策劃行車路線減少開車次數)、採用公共交通工具、選用綠色電力供應計劃(Green Energy Plan)、在屋頂裝太陽能電池板(Solar Panels)、在窗外加裝遮陽簾(Solar Screens)等等。

其實只要多動腦筋總不難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去改善氣候變化,但問題在於有多少人不嫌麻煩、願意為氣候變化出一點綿力?又有多少人重視(care)氣候變化的影響而願意成為持份者之一?


[12] Car pool是指多人共乘一輛交通工具。

科幻小說的幻想和現實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8/07/2022

最近香港著名小說家倪匡與世長辭,在海內外掀起了一陣討論科幻小說的熱潮。年少時筆者是衛斯理科幻小說的忠實擁躉,但隨後覺得其內容千篇一律,故此逐漸失去興趣。前天文台科學主任李偉才在評論科幻小說時,甚至完全略過了倪匡。事實上,在2019年香港書展的一個座談會上,倪匡坦白地承認,為了稿費,自己有點濫寫,他說自己寫的並不是科幻小說,而是武俠小說,或者是現代化的神話。但話又要說回來,我認為很多部衛斯理小說仍然是可以傳世的,例如《無名髮》、《追龍 》……等等,無論體裁是科幻小說、武俠小說、還是神話傳奇,一本小說能否傳頌千古,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部小說是否深刻地反思人性和世界的普遍性問題。

以上所說只是一個引子,現在言歸正傳,今天我想討論的作者,是活躍於20世紀中期的美國科幻小說家菲利普.狄克(Philip Dick 1928-1982),華人讀者可能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如果我提起以下幾套荷里活大片,你可能有點印象:《銀翼殺手》(Blade Runner, 1982)、《全面回憶》[1]Total Recall, 1990, 2012)、《未來報告》(Minority Report, 2002),這些經典科幻電影都是改編自狄克的小說。《銀翼殺手》寫於1962年,《全面回憶》的故事藍本是根據1966年出版的短篇故事《我們可以記得你的全部》(We Can Remember It for You Wholesale)。

2018年 一間英國電視台將狄克的十個科幻短篇故事改編成一個系列,名為《電子夢:菲利普.狄克的世界》,我十分喜歡狄克的科幻小說,因為這些故事引伸出很多永恆的神學和哲學問題,在下面我將會集中討論《未來報告》和 《電子夢》。

《未來報告》:將罪惡消滅於萌芽階段

《未來報告》的原著於1956年出版,但直到2002年才被拍成電影,這齣電影由英俊小生湯.告魯斯主演,由荷里活奇才史提芬.史匹堡導演。電影講述在2054年美國變成一個完全沒有邪惡的烏托邦,警察部門聘用了三個具有未卜先知能力的異人去防止罪案發生,當所有犯罪計劃仍然處於萌芽階段,那三名先知已經可以預先將犯罪過程和犯罪現場通過電腦螢幕顯示出來,於是乎,由湯告魯斯飾演的警察隊長安德森便憑著這些情報,拘捕了很多潛在的殺人兇手。

但有一天,未來報告預言下一個兇手就是安德森!當然,安德森不甘心束手就擒,相反,他決定逃亡,並且盡力去證明自己是無辜的。雖然這是一部舊片,但可能有些讀者還未有機會觀賞,為了避免過度劇透,我不會說出結局。

相信熟悉神義論(Theodicy)的基督徒都曾經碰過這問題:「為甚麼全能、全知、全善的神會容讓罪惡存在?為甚麼衪沒有制止許多場災難發生?」新無神論運動大師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曾經以挑戰的口吻去質詢英國神學教授麥格夫(Alister McGrath):「 在911恐怖襲擊發生之前,為甚麼上帝沒有令劫機者心臟病發?」你可以將這個問題更推前一步:「為甚麼上帝沒有令911恐怖分子、希特拉、史太林、波爾布特、賓拉丹還是嬰孩的時候便已經夭折?」你甚至可以問:「為甚麼上帝不令到這些人在母胎中流產 ?」若是這樣的話,這個世界將會是一個完全沒有罪惡的烏托邦。

《未來報告》所描述的正是這樣一個世界!但到底這是一個真正的烏托邦,還是一個扼殺自由意志的極權社會呢?過去安德森認為被他拘捕的人是「罪有應得」,但那些所謂罪犯會心服口服嗎?直至有一天安德森成為受害者的時候,他才猛然醒覺,那些先知的未來報告是否絕對準確呢?他是命中註定要成為殺人兇手嗎?未來的事態發展能否憑著自由意志而改變呢?一個人是否有權得到第二次機會呢?我留待讀者去探索這些問題。

電子夢:擁抱更美好的社會?

《電子夢》科幻系列由10個獨立的故事組成,有趣的是,其中兩個故事的主題十分接近,但兩個主角對於同一性質的事件卻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反應。

其中一個單元劇名叫《人是甚麼》,原著在1955年面世,小說講述在遙遠的將來人類往太空深處殖民,西拉.赫里克上校是一名自私無情的軍人,為了掠奪外星的資源,他毫不手軟地屠殺外星人。在家庭裡面,他對妻子維拉十分冷漠,維拉要通過不正常的途徑才獲得性滿足。在一次軍事行動中,西拉領導的團隊中伏,幾乎全軍覆沒,只有西拉和他的一名部屬僥倖逃脫。

回到基地之後,西拉的性情大變,他對維拉溫柔體貼,兩人恢復了性生活,而且隨後西拉還表現出強烈的道德感。但軍方拘捕了西拉,因為他們懷疑西拉的身體和思想已經被外星人佔據。維拉明明知道眼前人並不是自己的丈夫,但在法庭上仍然為他辯護。最後西拉洗脫所有嫌疑而得到釋放,維拉接受並愛上這位更新了的丈夫。

另一個故事《父親的東西》發生在現代,原著在1954年出版,故事主角查理是一名年僅11歲的少年,他有一位慈愛的父親,但是,有一天他發現爸爸的行為十分怪異,隨後他驚訝地發現父親已經被外星人完全取代。這個新爸爸對他仍然很好,例如為他烹飪自己喜歡的早餐,教導他怎樣打棒球,提議在聖誕節期間舉家到很有情調的異地旅遊……。儘管如此,他無法接受這個與自己原來爸爸同樣美好的人,他並且發現其實很多地球人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被外星人佔據了軀殼,整個地球已經被滲透!結局是查理和朋友一起幹掉了貌似自己爸爸的外星人,並且發起抵抗外星人入侵的運動。

在現實中我們還未經歷過外星人取代地球人,然而,在歷史裡面,一個強權完全霸佔和改造另一個文化,卻是經常發生。滿清入主中原之後,旗人一方面保存了一部份中華文化,但另一方面又以鐵腕政策改變了漢人的生活方式,例如留髮不留頭。總體來說,康雍乾三朝是中國歷史的盛世,平心而論,滿清政府亦改變了一些明朝的不良制度和弊病,例如宦官之禍。難怪有些人好像《人是甚麼》的維拉一般,伸開雙手去擁抱大清帝國這位更好的「新丈夫」。許鞍華拍攝的《書劍恩仇錄》電影講述,最後除了陳家洛之外,紅花會群英全部被乾隆所殺,在太平盛世底下,反清復明彷彿是不合時宜。

1910年日本佔據朝鮮是另一個例子,由20世紀初期至中期,日本是全亞洲最高的文明和最強的經濟體,以效益來說,大韓文化融入大和文化似乎是利多於弊。然而,韓國人好像是《父親的東西》中的查理,無論「新爸爸」對自己怎樣呵護備至,始終日本並不是真正的父親,無怪乎一直以來韓國人的抗日運動此起彼伏,永無休止。

結語

狄克還有許多值得深入討論的科幻小說,這些小說都帶出了難以有終極答案的問題,例如真相的本質是甚麼?人的自由意志可以改變命運嗎?社會安全和個人自由的平衡點在哪裡?人類需要怎樣的身份認同?科幻小說的迷人之處,就是真亦假時假亦真,天馬行空的幻想,往往反映了無奈甚至是殘酷的現實。

上面提過的小說都是在1950至60年代成書,令我感到納悶的是,為甚麼在幾十年後人們才有興趣將這些充滿深度的故事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集呢?


[1] 電影Total Recall,港譯《宇宙威龍》。

美國基督教大學醜聞:遠離辦學初心?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7/07/2022

詐騙大學有錢便來者不拒

最近北美基督教會爆發了不少性醜聞,例如加拿大超級教會The Meeting House有四名牧師因為涉及38宗性侵案而被捕;在美國方面,有充分證據顯示基督教音樂家克里斯.賴斯(Chris Rice)曾經性虐待男童,但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事件,是今年5月美南浸信會聘請的獨立調查公司發佈了一份長達209頁的報告,該報告指出:在過去20年美南浸信會高層掩藏了許多神職人員性侵的罪行。

不過,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一樁程度比較輕微的教會醜聞:今年6月23日,拜登政府宣告取消向就讀「詐騙大學」(Predatory for profit universities )學生提供的60億美元助學貸款,預估約20萬債台高築的學生不需要還款,教育部長卡多納表示,這是對各方都公平、公正的解決方案。所謂「詐騙大學」,是指以牟利為目的之學校和職業訓練機構,這類大學的收生門檻很低,他們的招生部門使用誤導性訊息來促使人註冊入學,例如承諾學生在畢業後將會前途光明,於是很多人向政府借出龐大的學生貸款,但結果很多學生不是沒有畢業,就是在畢業後並沒有得到期望的高薪厚職。一群受害的學生在集體訴訟案 Sweet v. Cardona 中投訴:他們付出高昂的學費,換來的只是劣質的教育,在這訴訟案中150間美國學府榜上有名,這包括了鳳凰城大學(University of Phoenix)、德福瑞大學(DeVry University)、大峽谷大學(Grand Canyon University )。上述最後一間是基督教大學,以學生人數而言,大峽谷大學是全世界規模最龐大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

有別於性醜聞,筆者對基督教大學抱著比較諒解的態度,說實話,世界上有很多種比辦學店更加有效的詐騙手段或者賺快錢方法,我相信起初辦學者可能懷有崇高的理想,但為甚麼後來卻會淪落到如此田地呢?讓我們回顧這類大學的歷史。

大峽谷大學:美國第一所牟利的基督教大學

大峽谷學院於1949年在亞利桑那州成立,起初是一個非牟利組織,當時亞利桑那州美南浸信會認為有必要建立一所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的大學,讓當地浸信會信徒有機會在就近讀書,而毋須前往遙遠的德克薩斯州或奧克拉荷馬州去入讀浸信會大學。然而,大約20年前大峽谷大學面對嚴峻的財務困難,於是董事會於2004年將大學出售,使其成為美國第一所牟利的基督教學院。為了生存和擴展,大學當局支付予招生員工的獎金和他們招攬的新生人數掛鉤,這違反了教育部的禁令,因此,在2008年美國聯邦政府起訴大峽谷大學,最終大峽谷大學就此案達成和解,支付了520萬美元罰款。

事實上,大峽谷大學的招生方法值得商榷,根據College Board 2021年的資料顯示,只有37%大峽谷大學本科生可以在八年內畢業,而全國的平均數是57%;這並不是一年半載的現象,根據 IPEDS 的數據,由2013年至2019年,大峽谷大學的學生畢業率遠遠低於全國的平均數和其他院校,以2019年的數據為例,2019年76%的佩珀代因大學(Pepperdine University)學生可以在四年內畢業,在大峽谷大學只有22%!大峽谷大學是來者不拒,只需要有錢交學費便可以註冊入學,絕大部份學生得根本沒有足夠程度去讀大學,他們無法畢業是已經預知道的。同樣位於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不齒大峽谷大學的做法,所以拒絕在任何運動中與這大學比賽。

自由大學:採用商業手法營運大學

其實,有不少美國基督教大學亦經歷過類似的財務困難或者醜聞,例如位於維珍尼亞州的自由大學(Liberty University)和位於奧克拉荷馬州的歐路.羅伯茨大學(Oral Roberts University)。自由大學是保守派牧師科威爾(Jerry Falwell )於1971年創立的福音派學院,他的目標是為學生提供維護傳統信仰價值的高等教育。但是,1990年代自由大學開始陷入財務危機,科威爾牧師聘請他的兒子小科威爾去力挽狂瀾,小科威爾採用商業手法營運大學,例如在廣告中列出每學分的學費,而不是每門課程的學費,這樣看起來學費不算昂貴,在小科威爾苦心耕耘之下,從2012年起,自由大學成為全美國學生人數最多的基督教大學,直到2018年才被大峽谷大學超越。

然而,2018年《紐約時報》報道,自由大學的招生部門有 300 人,他們要每天招收至少八名新生入學,其中60名工作人員專門針對軍人,因為軍人更容易獲得聯邦政府資助,自由大學的學生在聯邦政府學生貸款排行榜中排第六。

歐路.羅伯茨大學:以死要脅的屬靈勒索

1962年,歐路.羅伯茨牧師於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市(Tulsa)南部創立了一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學,1978年他又在大學興辦醫學院,並於1981年成立了醫學信仰之城和醫學研究中心。但是,過度擴張令大學賬簿被紅墨水掩蓋,1987年,羅伯茨牧師宣佈,除非他在 3 月之前籌集到800萬美元,否則他會蒙主寵召。最後期限來到的時候,他表示這筆錢已經籌集到了,一位善長仁翁捐贈了所需金額的最後150萬美元,不過,最終其醫學院和研究中心在1989年仍然因為敵不過財政挑戰而關閉。

在本世紀初,該大學再度陷入財務困境,負債超過五千萬美元,但這一次繼任的校長再沒有說籌不到錢便會被神召回天家,也許這是因為「招式用老」,幸好信奉基督教的Hobby Lobby家族先後向該大學捐贈了幾筆巨款,它才渡過難關(如果你的教會或者機構需要資金,請你聯絡Hobby Lobby)。

結語

性醜聞完全沒有任何可以開脫的藉口,不過,很多基督教大學原先都有崇高的理想,無奈,現實的挑戰會令人變質。若果只是經營一盤生意而捱不起虧蝕,那麼大可以關門大吉。然而,基督教事工都是打著信心的旗號去創建和向前邁進,如果打退堂鼓的話,這好像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假如硬著頭皮再衝向前,便可能會出現所謂「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例如大峽谷大學和自由大學濫收學生,歐路.羅伯茨牧師以死要脅,無可置疑,這是一種道德勒索或者屬靈勒索(「若果你不向我捐錢而任由我英年早逝,那麼你就是不重視神的事工」)。

負責任的研究人員常常說:一分證據講一分說話。同樣道理,何不一分信心做一分事工?

回家.好難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30/06/2022

原本擬定的題目是「回家.好」,來對應之前〈回家.難〉一文。預算在香港隔離期間撰寫,豈料仍是離不開一個「難」字。

面對眼前一大三細的行李箱。前一天,還在跟太太商量如何到機場;今天,卻要想想如何家居隔離。等待了一些日子,預備隔天就可以上機回港,誰料一份核酸報告,叫我們裹足難前。

一家四口,三陰一陽。在台灣的隔離措施下,確診者要自我隔離7+7(七天居家隔離加七天自我健康管理);同住家人(妹妹)注射了兩劑疫苗是3+4;筆者與太太已注射三劑是0+7,可以出外購物,維持家中的日常。

託運的大行李箱,盛滿了送給家人、朋友的小禮物。為要善用託運的重量,物既要輕,要小巧和實用,看見太太花了不少心思。每想到和友人相聚,分享情誼,訴說主恩,心中就充滿欣喜期待。今天因為一人確診,全家就要取消行程。疫情下,回家的成本固然大增,難以掌握的風險也著實不少。過去兩年半,相信不少異鄉客都經歷到這種「有家歸不得」的無奈。

有可能假陽性嗎?星期六登機,星期五需要做核酸PCR檢測。週四晚,我們做了一次快測,一切正常。豈料竟然被「一陽紙」(一紙報告)擊中!女兒當晚在家,再做了兩次快測,也是陰性。朋友建議到急症室,再做一次PCR確認。可是,醫院認為出國並不是急事,拒絕做急件檢測,建議隔天早上再來(早上採檢,傍晚取報告)。

後來朋友告知有私人化驗所,最快可以一小時取得報告,但早上10時才開門,趕不及下午1時50分的航班。和太太商量,嘗試找找星期日的機票。假設PCR結果是陰性,星期天仍可以出發。

發現,星期天早上確有機位,更剛好在我們PCR檢測48小時之內。可是……機票倍數漲價!

機票太貴了,再測的結果又難以預計!本已放棄。

通知家人未能回港的消息。筆者姊姊一句:「再做PCR無事,就回來吧!」弟弟亦以行動作支持。念及家人的心情,再次推動我們回家的決心。太太和女兒隨即致電不同部門:查詢可否覆核?隔離期間如何出門進行檢測?可否預約防疫計程車?私人化驗所的結果是陰性能否出境……

最後,在防疫的規定下,確診者需要居家隔離,縱使可以聯絡防疫計程車,化驗所也不願意為確診者做檢測。

努力過,無憾,安然。

雖然是有點失望,卻不至絕望。我們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手裡。回想2、3月香港疫情嚴峻,政府部門居家辦公,聚會限制多多,航班又被取消,故改期6月回港。隨後入境處竟然寬限,讓我們在網路視像核實身份,完成護照續期。上帝是可信靠的,在祂裡面凡事都能。

這次事出突然,要在極短時間內作出部署、安排。筆者團契的組員著緊地討論,給予我們建議,為我們禱告,深深感受到相扶同行的甘美;牧師的問候、關心、禱告。這都叫我們由衷地說:「有你真好!」

約定相聚的朋友們,是我們所珍惜的,不忍叫他們失望。其中友人的留言,讓我們感動得差點落淚:

「我都未試過咁想見一個人,都未試過見一個人咁困難,都未試過見唔到一個人會咁失望…….」

「昨天我都不開心,你哋上唔到機,但我一想到你們一向面對難關的心態,我就只用祈禱交託,等待神給予你們最好。」

「好sad,我叫咗出嚟!」

「我已請了7月的假期……」

「今早在家自製『絲襪奶茶』,很想與妳(太太)分享,突然很想見妳。」

「……」

我們只有感恩地說:「有你真好!」

縱然「回家.好難」

感恩「有你.好難得」

通脹大流行Inflation Pandemic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1/06/2022

繼2019年新冠肺炎病毒全球大流行後,我們正開始面對另一方面的大流行──全球通脹大流行。[1]

從2021年5月到2022年5月,全美所有城市的消費物價指數增長了8.6%,是自1981年年底以來12個月內最大的增長幅度。[2] 住房,汽油和食品價格飆升都是國內通脹因素之一,高企的通脹率不單只一般的家庭主婦感覺得到,連消費時不用看價錢牌的中產人士和不知米貴的大學生,每週在超市購買糧油雜貨時都感覺得到,超市貨品價格每週不同,由一個仙或一毫一毫的加上去。餐館的餐牌亦由原先的精美彩色印刷改為黑白列印,以便隨時加價。在政府「頭痕」之際,已經忘記抗疫的小市民卻開始各施各法抗通脹。

要應付通脹不外乎開源節流,這也紛紛成了我們和身邊朋友的熱門話題,大家交流時滔滔不絕,網上熱搜一番,不難找到很多很多how to beat inflation的建議,有的建議適合基層普羅大眾,有的卻是適合有少許餘錢的中產人士,有的建議除「攪笑」外亦較極端和含道德爭議。[3]

我們大多數人都無奈地認為「可以做的不多」,但也先談談節流方面。大家會節省不必要的開支,減少購買非必需品,盡量不作無必要的消費,並且會自備午飯、自己焗麵包和沖咖啡,以減少外出用餐。此外,有朋友會減少開車,無必要就不往外跑。以前油價低的時候,即使沒有特定要買的東西,我們都會隨便開車出去逛商場行超市。有朋友甚至為了買一包特別優質的河粉而專程開車20分鐘,付幾蚊toll fee(天橋隧道過路費)去唐人街。現在,大家都盡量car pool(夾埋一齊開一架車)上班、買菜買日用品、累積購物清單一次外出買齊所需用品等等。購買非名牌的(generic/store brand)糧油日用品或藥品,據說可以比購買名牌產品慳20-25%。[4] 由於我們住得比較偏遠,每次出車前都會先策劃行程,盡量減少出車次數以便節省油錢和過路費。當然,住得遠的人出車是會有掙扎的,比如要堅持參加現場教會聚會的話,每次近20元的過路費和油錢就省不了,足以夠買一磅半Ribeye(肋眼)牛扒了。

有些朋友就改為在家工作,這樣可以減少用汽油、付過路費和downtown泊車費。可是,不是所有公司和行業都適合讓員工在家工作。雖然在家工作會增加電費和水費的開支(這裡是用食水沖廁的),電腦八小時長期開著同時也會增加冷氣的負荷(會令因供電不足而停電的情況惡化),但這些額外開支都應該會比出外上班的開支低。有些夠條件的朋友就轉工換取更好的待遇來抗通脹。

有些朋友會搜集各款的優惠券或減價資訊,互相交流(例如以10%信用卡積分折扣優惠換購公司購物禮券,90元積分作100元用,慳了10元)。有些朋友會選油價最低而又有積分的油站入油(如Costco);若途中迫不得已要入油,就先入少少,待回到心儀油站時才把油缸入滿。看來很好笑,但慳得幾多就幾多已成為抗通脹的金句。有做老闆的朋友,怕公司車被偷油而弄壞車子,故此要求員工把公司車開回家,泊在自己的driveway(私人車道)上總比泊在公司安全。

有人會提早變賣房子改為申請入住長者屋,因為租金較便宜(按入息/退休金的收入比例付租,每月由200到1000多元不等);也不用付地稅。此外,有更多人會由生活指數較高的州份搬遷到生活指數較低的州份,比如由加州搬遷來到德州,甚或墨西哥。我們有做房屋經紀的朋友說,很多外州的客人未搬來德州,已預先入貨,買兩三間丟空卻不住。

作為全美人口第一多的州份——加州,於2020年有史以來首次出現年度人口減少,達182,000多人 。而在2010年至2020年期間由加州遷往外州的人共達610萬;但卻只有490萬人口遷入加州。[5] 單是2021年由加州遷往外州的人口更達至36萬;這種情況被形容為「出加州記」(California Exodus)。[6] 當然,他們的遷移會對本來低生活指數的德州和亞利桑那州等造成額外的通脹壓力。

在開源方面,喜歡耕種的朋友會在後園大量種植蔬菜瓜果(收成會受近月大旱所影響)、喜歡釣魚的朋友會出海碰運氣看看有多少魚獲(據說平均魚獲可夠一星期食幾餐,但在12月至2月期間,就因天氣寒冷不能垂釣),實行自給自足。有些朋友會在後園養雞、養蜜蜂等等在增加優質的糧食源之餘也順便抗通脹。有些朋友則準備開拓網上生意售價華人傳統小吃(蘿蔔糕、年糕、粽子、雲吞)、售賣軟件程式和濾水器等等。另外,有些朋友則在工餘時間當兼職(Lyft司機,Uber Eats送外賣、freelance翻譯員等等)。

對財經有心得的朋友就會改變投資策略,考慮購買政府為抗通脹而設的I bond(Inflation Bonds之類,利息有9.62%,尚可抵銷目前8.6%的通脹率);[7] 或轉變其個人退休安排模式(Individual Retirement Arrangements),由Traditional IRA改為Roth IRA以減低課稅金額;或把投資從週年回報改為以月計的回報模式;或把餘錢做更進取的投資;或投資買金買房屋;或買比特幣(bitcoin)等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

總之,無論是開源節流,還是調整調配現有的資源,人人都發揮自己的創意來抗通脹。不知這次全球大流行會維持多久?人們的抗通脹力能撐多久?還有沒有其他良方可以與通脹共存?


[1] Drew Desilver, “In the U.S. and around the world, inflation is high and getting higher,”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15,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2/06/15/in-the-u-s-and-around-the-world-inflation-is-high-and-getting-higher/.

[2] “Consumer prices up 8.6 percent over year ended May 2022.”

[3] “8 Ways To Deal With Inflation If You're One Of Those Poor People Making Under $300K,” The Babylon Bee, March 20, 2022, https://babylonbee.com/news/8-ways-to-deal-with-inflation-if-youre-one-of-those-filthy-poors/.

[4] “How Much Does Buying Generic Save You in 2022?,” Ramsey, May 6, 2022, https://www.ramseysolutions.com/budgeting/buying-generic-groceries-saves-money.

[5] “California leaving: State population declines for first time,” NBC News, May 8, 2021, https://www.nbcnews.com/news/us-news/california-leaving-state-population-declines-first-time-n1266740.

[6] Dymond Green, “The California exodus continues as residents head south of the border,” CNBC, June 11, 2022, https://www.cnbc.com/2022/06/11/californians-working-from-home-are-moving-to-mexico-amid-inflation.html.

[7] “Buying Series I Savings Bonds,” Treasury Direct, accessed June 21, 2022, https://www.treasurydirect.gov/indiv/research/indepth/ibonds/res_ibonds_ibuy.htm.

 

我不吃你那一套?請用成績來說服人!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4/06/2022

引言

在討論許多不同事件的時候,筆者常常聽到這類回應:「你不應該用西方的一套去衡量這議題。」或者是:「你不可以用科學方法去檢測這東西。」甚至有人說:「你的眼光太過狹窄,我不吃你那一套。」

首先,一直以來筆者都支持百川歸海、有容乃大的立場,除了西方理論,筆者亦涉獵非西方的資訊,例如中國文史哲;除了數據分析和科學研究,我亦採用參考檔案、訪談等方法,從而嘗試歸納出全面的理解。相反,在沒有合理的論據下排斥所謂「西方霸權」、「科學霸權」,我恐怕到頭來只會造成故步自封。

其實,排斥西方觀點或者科學方法是一種「起源謬誤」(genetic fallacy),起源謬誤是指人們不是訴諸事實,而是以針對論述的出處,在政治正確的氛圍下,彷彿源自西方或者科學的東西都蒙上了「原罪」。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是一種「特殊主義」(exceptionalism),他們認為自己的一套有特別的遊戲規則、特殊的情況,在自己系統以外的任何東西都不適用。

非西方文化的口頭傳統

筆者在大學任教,大約兩年前我通過了由副教授晉升到正教授的評核,坦白說,我認為這套制度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太重視評分等數據,但無論如何,我覺得既然「吃得鹹魚,就要抵得渴」,但同時我對大學的有關部門提出了很多改革的意見。

不過,加拿大卑詩省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洛娜.麥庫(Lorna June McCue)卻有另一套想法,麥庫是美洲原住民,在公元2000年她受聘於卑詩省大學,七年之後校方對她進行升職資格的評核,大學要求候選人至少要在同行審查的學報(pPeer review journal)上發表過五、六篇論文,為了幫助她達標,校方減輕了她在教學和行政方面的負擔,並且為她安排了兩位導師,但最後麥庫依然無法發表足夠論文,不消說,大學當局當然拒絕她的升職申請。

2012年麥庫投訴卑詩省大學對她不公平,她認為在同行審查的學報上發表論文是西方的標準,她是美洲原住民,她的文化有源遠流長的口頭傳統,亦即是述而不作,她覺得自己所發表過的演說和其他人在學報上發表過的論文應該具有同等價值,西方的標準對她並不適用。不過,校方反駁說,沒有文字記錄的東西難以客觀地評審。這宗案件糾纏了很多年,直至2018年才結案,最終麥庫仍然無法被批准升職。

另闢蹊徑、另起爐灶

我絕對尊重口頭傳統,正如在上面提過,我亦認為現存的教授升職制度有許多弊病,然而,若果麥庫認為原住民「不吃西方的那一套」,她大可以索性不申請升職,或者轉到另一間對論文數量要求較低的大學教書。

前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師李天命正是選擇了另類的做法,他不屑於為了升職而將資源投放在學術研究上,直到退休時他仍然是講師,而不是教授,儘管如此,李天命在邏輯和語理分析普及化的著作令他聲名大噪。

一個更加激進的做法就是自成一派,1919年,一群原本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教授不滿意大學的一些做法,於是集體辭職而自立門戶,他們創辦了「社會研究新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嘗試建立一個嶄新的教學與研究模式。1933年納粹黨在德國興起,一些不滿納粹黨的德國學者流亡到美國,並且創辦了「流亡大學」,一年之後流亡大學完全融入了社會研究新校。

類似情況亦出現在藝術界,1667年法王路易十四世創辦了沙龍展覽,這是一個讓藝術家展示自己作品和交流的平台,1737年之後沙龍變成了每年一度的盛大活動,但評選委員會將許多藝術家拒諸門外。1863年拿破崙三世舉辦了「拒絕沙龍」(Salon des Refusés),那些被正式沙龍拒絕的畫家可以將作品拿到拒絕沙龍展覽,當時參展的畫家包括了塞尚(Paul Cézanne)、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馬奈(Édouard Manet)。1883年,印象派畫家組織了第二次「拒絕沙龍」,參展的畫家包括了高更(Paul Gauguin)和梵高(Vincent van Gogh)。

簡單地說,社會研究新校的緣起就是有些教授不吃哥倫比亞大學的那一套、不吃納粹黨的一套,可喜的是,經過幾十年的耕耘,社會研究新校在學術界中已經穩佔一席位;拒絕沙龍之所以出現,是由於有些畫家不吃正宗沙龍的那一套,那些被正宗沙龍拒絕畫家後來都成為了一代巨匠,明顯地,正宗沙龍的評判看漏了眼。

結語

任何體制都會有不圓滿的地方,人們可以用「食得鹹魚抵得渴」的態度去面對,或者嘗試「進入建制,改變建制」;或者好像李天命一般,既然不吃那一套,便索性不屑一顧;又或者好像社會研究新校與拒絕沙龍一般,在另闢蹊徑之後,以驕人成績去跟人家分庭抗禮。筆者認為最糟糕的做法是麥庫的態度,她否定西方學術研究的傳統,這是犯了起源謬誤,她又堅持原住民文化的口頭傳統,認為自己毋須跟隨西方的一套,這是將自己變成封閉系統的特殊主義,更加致命的是,她無法拿出任何有說服力的東西來,那麼人家當然也可以不吃她的那一套。

請用成績來說服人!

曾經刊載於:

澳洲《同路人》雜誌

流離 所愛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09/06/2022

「就算分開,仍然能相愛,你願永遠等待……誰為我今天流離所愛,愛願放置於心內」[1]

若你能馬上把上面的歌詞唱出來,大概你跟筆者一樣,曾生活在一個仍有「廣播劇」、仍有「想像空間」、仍有「理想」及「夢」的時代。「為了學業 為了不羈理想,迫於掉低這份愛」。過去青春追夢的掙扎,今天還有這樣的「閒情」嗎?

往日的「流離」絕大多數是自己主動作的決定,今天的「流離」不少是為勢所迫。沒有太多的部署計劃,更談不上甚麼「不羈理想」,所相同的仍是「迫於掉低這份愛」。要「掉低」所愛的人或事,別了成長的地方,「流離」異鄉,能撫平傷口、獲得療癒已不容易,更遑論能否重新尋找到「愛」。

曾生活在同一時代,擁有共同經歷的人,不僅容易走近,關係亦更顯密切。對一些人來說,當日「手足」之間的豪情氣概、以命相扶;「爸媽仔女」相稱的關懷、營救。縱然,漂泊流離或處身於天涯海角,那管是偶然的遇上,只要談到昔日片段的種種,相近、相知、相識,一份互為彼此的關係油然而生。

欠缺「同生共死」的經歷,哪有「至死不渝」的愛?

過去兩年多,「流離」在外的香港人,雖說不上有「同生共死」的經歷,但曾有過相近的遭遇,或對自身、家人有著類同的擔心,甚或是對自由擁有相同的渴望……。彼此在異地遇上,不管是在超市百貨,或在食肆公園,甚至是鬧市街角的行人路上,只要一聽到「廣東話」,就自然地攀談起來:「香港人?」、「幾時嚟?」、「住得慣唔慣?」、「一個人嚟?還是同屋企人一齊?」、「再聯絡,你個WhatsApp仲有無用,加個signal或line都可以……」,縱然是萍水相逢,但卻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親切。

基督徒可算是一個「慣性」流離的信仰群體。或是出於外在的逼迫,要逃亡避難;或是出於天國使命,自發的宣教行動。身在不同的地方,體現「天國子民」的同共身份及價值。初代信徒,在羅馬管治下,就是經歷著「互為彼此」、「同生共死」的關係。他們堅持以「天國」的法則來成為其生活的日常標準,就是不妥協於當代的文化、價值觀,堅持以「愛」來回應當權者(包括猶太宗教領袖及羅馬政權)的種種逼迫,決意藉著「彼此相愛」來讓人認出他們是「主耶穌的門徒」。「基督徒」活現出另類的生活形態,從安提阿起,不僅給別人安插了一個帶有嘲諷性的稱謂,亦成為了對當代社會、制度的一種無形的挑戰。

今天,「流離」在外的香港基督徒,因著類似的經歷及相同的信仰,亦是較為容易走近。在台灣,有本地教會增設廣東話的崇拜,亦有新開辦的香港人教會,也有以香港人為主,亦歡迎台灣人參與的同行團契,各盡其職,為要凝聚「流離」異地的港人。雖則同是圍爐取暖,但作為「天國子民」,活在世上理應有多一層意義,就是叫人認出到這一群「彼此相愛」的群體,不僅是「主的門徒」,更可以讓人見到,同是「流離者」的我們,可以藉著上帝的愛與安慰,得以撫平創傷、獲得療癒,在主耶穌留下的平安及喜樂中,重新尋找到「愛」的可能。

「流離」仍盼望著「所愛」,舊地的人或事總是叫人魂牽夢縈……「誰都不可以再分開,不想擔心這是否錯愛,你話過任何時候需要你(需要我),重新可開始這熱愛。」不管是「需要」或「被需要」,愛在任何時候,只要你(我)願意,也是可以重新開始。


[1] 〈港者時光機1:流離所愛,黃凱芹,余劍明〉,每日頭條,2020年6月3日,網站:https://kknews.cc/zh-hk/entertainment/n23lno3.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6月7日)。

末世論與基督徒烏托邦: 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2/06/2022

引言

最近俄烏戰爭再度挑起了基督教圈子討論末世論的熱潮,但同一時間,許多社會事件亦激發起基督徒致力於謀求更加公義和自由的社會,例如早前在紐約州水牛城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槍手謀殺了10人。有趣的是,即使末世論和理想國在表面看來是互相矛盾的,但兩者一直在基督教傳統裡面並存。某些版本的末世論認為世界會變得愈來愈糟糕,最終整個世界會被徹底摧毀,神的國將會取而代之,故此企圖建立地上的天國只是捕風捉影。相反,不少信徒則認為我們應該為了爭取一個更加公義與和平的世界而奮戰,從而配合千禧年的來臨。

基督徒烏托邦是反帝國宣傳

哈佛大學宗教研究員斯蒂芬.高德(Stephen Gaudet)以「基督徒烏托邦」來命名第二種傳統,這種傳統可以追溯到保羅時代,當時羅馬帝國是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超級強國,貴族和特權階級生活在歌舞昇平中,但社會充滿著種種的不平等和不公義,基督徒提出一個另類的遠象:福音並不是只關乎個人得救、靈魂上天堂,上帝會審判暴政,創造出新天新地,在神的國度中人人都是平等。

普林斯頓大學宗教學者伊萊恩.佩格爾斯(Elaine Pagels)也是以反帝國的框架來詮釋啟示錄,她認為這卷書之目的不是預測未來,而是對應作者處身之時代的「戰爭文學」,公元70年羅馬軍隊鎮壓猶太人起義,並摧毀了耶路撒冷,在同一時期羅馬政權大肆迫害基督徒,羅馬皇帝又南征北伐,帝國的都城遍佈炫耀戰績的紀念碑。啟示錄是針對以上一切的反羅馬宣傳,666就是羅馬皇帝尼祿(Nero)的代號,這不是預表如拿破崙或希特勒等未來人物的數字。當約翰的基督徒弟兄受苦時,約翰試圖給予他們一個希望:無論邪惡勢力多麼強大,最終它會受到審判和懲罰。由此而觀之,末世論與基督徒烏托邦無非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在過去這兩種傳統並沒有明顯的衝突。

愛德華茲:神是創始成終者

舉例說,18世紀美國著名佈道家喬納森‧愛德華茲(Johnathan Edwards 1727-1758)指出:啟示錄第二十二章清楚地說明:「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神是創始成終者,縱使始祖墮落和人性敗壞,所有從神而來的,最終都會回歸到神那裡,神會恢復一切被扭曲和破壞的東西。愛德華茲樂觀地預測,千禧年將會在公元2000年之後降臨地上,在那時候人類社會就好像以賽亞書第六十五章所描述的一樣,豺狼與羔羊同臥,人人都可以享受健康和長壽。要達到這烏托邦,愛德華茲認為信徒有責任去改造社會,因為耶穌宣講的是整體福音:天國就在這裡!屬靈和世俗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愛德華茲將世俗的知識(科學)和《聖經》知識視為一體。他又相信工作成就就是上帝在你生命之中的印記,辛勤工作令教會復興,是上帝干預人類事務的跡象。

查爾斯.芬尼:傳福音和社會改革應該同步進行

這種樂觀進取的精神延續到19世紀,1869年,美國修建了橫貫大陸東西的鐵路。人們認為:如果我們可以通過發明鐵路來加速旅行的步伐,為甚麼我們不能通過努力去加速歷史的進步呢? 查爾斯.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是另一位擁抱這種想法的佈道家,他認為傳福音和社會改革應該同步進行,教會有責任引導社會改革的方向;敬虔和個人道德是不足夠的,基督徒必須參與上帝的國度。芬尼的末世觀並不是哈米吉多頓式的世界末日,他認同愛德華茲所說:神的國度可以降臨在地上,人們應該努力推行社會公義,去配合主的再臨。他呼籲信徒照顧弱勢社群和低下階層,例如女性和黑人。他堅決反對奴隸制度,不容許奴隸主領取聖餐。1833年,芬尼和亞瑟塔潘(Arthur Tappan)在紐約共同創立了美國反奴隸制協會。自1835年起芬尼在俄亥俄州的奧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任教,他要求大學當局收生時不論性別和種族。

加里森:美國就是巴比倫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19世紀基督徒領袖是威廉.加里森(William Garrison 1805-1879),他是一家名為《解放者》的報紙之編輯,該報的立場是呼籲結束奴隸制度。他鼓勵人離開支持奴隸制度的教會,甚至乎公開宣揚分裂國家:美國北方的州份應該將支持奴隸制度的南方州份驅逐出美利堅聯邦。他認為美國就是《聖經》所描述的巴比倫,因為美國的經濟是建築在壓迫奴隸和吞噬人的靈魂上面,在1857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認為啟示錄第十六章就是形容美國:「在末日之際,這個國家(美國)在瞬息之間被拋入了崩潰、苦難、毀滅的深淵,第七位天使將碗到向空中,神記起了大巴比倫,要把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它。」

豪爾:共和國戰歌

朱莉婭.豪爾(Julia Howe)是另一位採用啟示錄去宣揚社會公義的政治活動家,1861年美國爆發了南北戰爭,她為北軍譜寫了傳頌千古的《共和國戰歌》,這首歌的中文譯本如下:「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主降臨的大榮光,祂踐踏一切壞葡萄,使公義顯彰。祂已經拔出閃閃生輝的怒劍,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榮耀!榮耀!哈利路亞!榮耀!榮耀!哈利路亞!榮耀!榮耀!哈利路亞!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救主的號角聲已經吹響,促使我們繼續前進;祂在自己的審判座前細察世界萬人的心,我的靈要快快響應他,我的雙腳雀躍歡欣,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耶穌降生在海的另一邊,祂美麗如百合花,祂懷裡的榮耀改變了你和我。祂為使人聖潔而死,讓我們為人們的自由而犧牲吧!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

這首詩歌的靈感是源自啟示錄第十九章:「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啟示錄第十九章描述基督引領軍隊向邪惡宣戰,豪爾由此而引申出神呼召人為正義和真理而戰。值得強調的是,豪爾眼中的基督精兵並不是傳福音的屬靈戰士,而是用真槍實彈去推翻奴隸制度的軍隊。這首歌已經超越了南北戰爭的時代意義,之後的女權運動和民權運動參與者亦高唱《共和國戰歌》來自勉勵人。

結語

有趣的是,1974年福音派教會在瑞士洛桑舉行了會議,其後《洛桑信約》宣稱教會應該同時關注傳福音和社會關懷,該信約指出:「上帝是全人類的創造者及審判者,所以我們應當共同負擔起祂對人類社會的公義及和好的關注,以及對那些受各種壓迫的人的自由的關注。」當時筆者以為這是一種嶄新的觀念,但是,回顧愛德華茲、芬尼、加里森、豪爾這些教會歷史人物,便會知道傳福音和追求社會公義應該並駕齊驅,一直存在於基督教的傳統裡面。

對啟示錄和末世論,不同時代的人或者是同時代不同的人都會各自表述,最近一位著名的華人基督教領袖在他的YouTube頻道中,批評西方人解釋啟示錄都是以自己政治立場為中心,將前蘇聯和中國視為末世的邪惡強權。但正如上面的歷史所顯示,不少美國佈道家和意見領袖都是採用啟示錄來批判美國自身的不公義,加里森甚至乎說美國就是神將要審判的巴比倫!

毋可置疑,我們怎樣解釋《聖經》,一部份是取決於自己處身的時代背景,由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期,歐美國家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突飛猛進,尤其是美國,在19世紀末期已經超越了英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教會內外都瀰漫著樂觀精神、進步主義,地上天國彷彿是唾手可得、指日可待。然而,一次世界大戰粉碎了進步主義的美夢,1918年德國作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出版了《西方的沒落》一書,他指出:西方文明屬於浮士德式,浮士德是德國大文豪歌德筆下的人物,浮士德為了要獲得無窮的知識,便將自己的靈魂賣給魔鬼。史賓格勒認為西方文明就好像是浮士德,因著無節制的追求而枯竭。基督教亦開始瀰漫著對世界悲觀的情緒,「世界越來越敗壞」這種論述在教會中深入人心。二次世界大戰、冷戰接踵而來,末世論幾乎等同了世界末日,在整個世界將會灰飛煙滅的前提下,社會關懷、政治改革的價值不禁蒙上陰影。

無論如何,《共和國戰歌》的中心思想是歷久常新的: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

網評妄評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6/05/2022

回想移民初初幾天真的忙透累透,帶著12小時的時差日夜顛倒的精神狀態辦理許多非常重要的事,包括申請各樣證件、開銀行戶口、簽租約、申請電、網絡、電話服務……、帶孩子們往所屬學校報到和購買簡單電器家具和日用品,根本沒有時間看網評(review),亦不懂得原來美國人很喜歡看和寫產品或服務網評。

當辦理完開設銀行戶口後,該名來自香港的銀行服務員說,稍後我們會接到銀行打來的問卷調查電話,他叮囑我們如果對其服務滿意的話,必須給他「5粒星」。美國人給「5粒星」是表示滿意,中國人則習慣留一線,即使是非常滿意也只會給「4粒星」。不知這種意識形態是否也能反映華人家長和老師對孩子的管教方式;總是彈多過讚,即使是讚亦留一線,讚完還要再加意見?

除了購物或用餐要我們評分外,還有安裝網絡服務、看醫生、打疫苗等各式各樣的服務也會要求客戶評分。最經典還是大女兒第一次見工,她其中一件要準備面試的事情就是在網上找找看看員工對該公司的評語。正面的負面的評語都看,藉網評可以知道如何在面試時讚賞該公司;也可以知道如何回答對該公司未來可作出貢獻的提問。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過五關斬六將;感恩她最終獲得人生中第一份工。

我們認識一些年青人,他們喜歡光顧不同的餐廳、快餐、小吃或飲料店;常常試「新嘢」。起初以為他們「貪新鮮」,原來是為了「打卡」和寫網評。他們每次光顧都會即時在店內替食物拍照和上傳照片,旨在YELP[1]報到;他們不在場的好友看到也會即時回應「畀like」。他們因此而常常要看iWatch 、iTouch的通知,至於會否分心影響專注力?這是後話。他們在YELP開設了會員戶口,常常四處吃「新嘢」和寫網評,除了新鮮好玩,如記者、食評家般隨時提供第一手美食資料外;透過網評獲得很多「讚」和很多「肯定」;很有成就感。

如果普通會員受歡迎(多post,多like,多answer,多review,多helpful),可以升級為卓越會員(Yelp Elite Squad)。卓越會員可以帶朋友出席YELP的特別聚會,在當中可以結識很多新朋友、拉濶生活、擴濶思維及視野、改善和強化個人的社交和溝通能力云云。這也許是一個讓青年人發揮自己的影響力,證明自己是有實力有權力的渠道,又是一個讓年青人充權(Empowerment)的最佳方法。

行使消費者權益的方法有很多種,資訊科技的年代人們喜歡透過網絡形式去表達;而其影響力比傳統的方法更大。可是,有些網評很中肯、有些很有「情緒」、有些很個人化、有些很客觀和有建設性、有很偏激和極端、有些如實報道、有些虛構失真;作為消費者又應如何消化和取用這些資料?網上有很多教人如何寫review的文章,幫助那些寫網評經驗不足或技術需要改善的人。即使不是要寫網評,我們閱覽了也有所獲益,至少可以讓我們更易辨識評語的可較性、作出明智的分析和消費決定。

如果賣家或服務提供者遇上了競爭對手刻意惡作劇的評語;或無理消費者的劣評,一般都有上訴機制處理,但除非評語內容涉及私隱、粗言穢語、恐嚇等等,否則無法刪除該等評語。曾經見過一些賣家或服務提供者在網評中以非常「寸」且幽默的方式回應消費者的評語。我們亦見過賣家在店主討論區大吐苦水,細訴怎麼樣被惡霸消費者以「畀1粒星」來威脅。他們都一致認為為了未來二三十年的網絡生意,寧願全數退款(還賠了商品)。同時亦不想為了區區的幾十塊錢而傷神。

幾個月前曾經在網上買了兩樽洗眼鏡片的清潔水,只是幾塊錢的交易;但就收到賣家寄信來請我們給他「5粒星」的信件。信件內容情詞迫切,因為家中有小孩,投資了若干萬元在這盤生意上,希望回報穩健可以足夠養家。可是,由於reviews不足,在COVID-19大流行中,生意不像預期。無法知道他所說的是真是假,亦不知道此舉能否打動客戶們的同情心?若然動了慈心的客戶因而「畀5粒星」,這個review是否真的能反映產品的質素,它的可靠性又如何呢?

去年聖誕節我們到了洛衫磯旅遊,每次用餐前總是先看看網評,其中有一間網評超過八千的日本麵店,我們帶著期望光顧,店外大排長龍,結果食物質素和店內衛生環境也與「5粒星」不太相符。究竟review的可靠性和真實性高嗎?除了看review,還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去作出消費決定嗎?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其26個成員國、挪威和冰島做了一個研究,篩檢223個主要網頁看其誤導消費者評論的情況。受篩檢的網上商店、市場、預訂網站、搜尋引擎和服務比較網站(comparison service sites)中,幾乎有三分之二引發了對評論可靠性的疑慮。比如在所調查的223個網站中,有144個網站無法確認哪些賣家是否有足夠的機制來確保顧客評語是真實的,是否真的由消費者或服務使用者寫的。此外,研究得出結論,被篩檢的網站中至少有55%可能違反「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該指令要求為消費者提供真實資訊,以便做出明智的選擇。[2]

這邊廂,有律師建議消費者應該多看幾個網頁的評語作為消費決定的參考,並揚言寫review的人本身不一定是消費者或服務使用者,甚或他們本身可能是該賣家的競爭對手或與賣家有私人恩怨,亦有部份寫手是收了錢去寫review的。[3]

畢竟review本身就有其主觀性,或多或少都受個人的喜好、價值觀、經驗和感受所影響。我們曾經看過一個消費者在其review中說道,她從來不信review,但她覺得這產品如何如何……那麼她的review又值不值得相信?


[1] “yelp,” accessed May 26, 2022, https://www.yelp.com.

[3] Amy Loftsgordon, “Are Consumer Reviews Trustworthy and Reliable?

Can you really rely on online reviews?” last modified May 27, 2020, https://www.lawyers.com/legal-info/consumer-protection/protections-for-consumer-purchases/are-consumer-reviews-trustworthy-and-reliable.html.

惟願警醒渡日

陳少平 | 作者現居比利時,為世界福音動員會駐比利時的宣教士,主要是向當地的華人留學生和華僑宣教,亦與其他同工向比利時人傳福音。作者十分欣賞比利時人的謙卑內斂和當地中世紀的宗教畫和教堂建築。
05/05/2022

在比利時這小國生活了多年,感到歷史巨輪的轉速好像減慢了,或許在這裡政治經濟相對穩定,人民享受著太平安逸的生活,重複著每天生活的步伐。直至兩年多前的疫情爆發和最近烏克蘭的戰爭,他們才從習慣了的太平夢醒過來,這末日的鐘聲取代了比利時每天清晨柔和的鐘聲,敲醒了人們沉睡的靈魂。因此,進去教堂禱告的人數增多了,因焦慮而搶購糧食的人亦增加了,引致要限制購買數量,一種莫名的憂慮正瀰漫著……

最近和兒子閒聊,他是在比利時成長的一族,在中學時曾讀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對於一個黄皮膚的外族人,或許這只是在試卷上發生的戰爭故事,即使最近烏克蘭的戰火燃起,仍是一件遙遠國度的事。原本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的他,卻一本正經地感嘆著,他們這一代將會面對更多的危機和動盪不安,而他父母,即是我這一代是在戰後太平穩定的社會環境下長大,他認為這是最好的一個年代,聽起來是有一些道理,驟然感覺他開始多了一份危機感。或許他不知道在中國那邊廂,戰後曾經歷過無數的群眾運動,一點也不太平。

那天我們一家人晚飯時,談及教會最近為以前認識的一位烏克蘭姊妹祈禱,她自己定居在比利時,但她的媽媽因戰火已逃離家鄉到了波蘭邊境,正等候過境,由於那裡擠滿了大量難民,不知道要在邊境等候多久,她十分焦急,擔心媽媽的安危。說罷,兒子並沒有太大的感覺,仍然享受著那頓未吃完的晚飯。飯後,我輕輕地問他,如果現在等候過境的是你的媽媽,你的心情會如何?於是他頓時停了下來想了一會,內心似乎多了一些感覺……

其後,看到新聞提及一些烏克蘭的心理醫生,正為一群在戰區逃難的兒童作創傷輔導,他們都是親眼目睹俄軍殺害和性侵自己的親人。讀過這段新聞,內心淌著淚,不停在顫慄,一方面為這些兒童感到悲傷難過,一方面對俄軍的罪行感到憤怒,恐怕這仇恨的種子將深植在這些年幼的心靈上,不期然想起二戰時納粹大屠殺和日本侵華的暴行,這隔代的仇恨仍然不斷延伸,在人們的靈魂深處揮之不去。惟願憐憫的上主以寶血遮蓋人類深重的罪孽,化解恩仇,求主親自安慰那些烏克蘭的小朋友,擦去他們的眼淚,賜他們一個有平安和盼望的心。主耶穌在世時教導門徒,已清楚告訴他們必會聽見打仗的風聲,這些事是必須發生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當末世的預兆已臨到的時候,願意我們警醒渡日,忍耐到底,為主作見證。深盼比利時人在憂患中,歸回那份失落多時的真正平安,那平安是在主耶穌基督裡面的。

「東升西降」? 甚麼是「東」?甚麼是「西」?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6/04/2022

引言

近年來不少人都提及「東升西降」,其大意是: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方世界,將會逐漸取代以美國文化為代表的西方主導地位。「東升西降」是一個政治口號,而不是嚴謹的學術理論,故此,我在這裡只是通過「東升西降」這個概念來借題發揮,充其量這只是一篇雜文,而不是學術討論。還有,提起「東升西降」的論者都是以全方位著眼,但東西方較勁的範疇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多個層面,我並沒有這個能耐和雄心去全面分析,在這篇短文我只是聚焦在以科技為導向的經濟層面。

誰能名列全球20大?

無可置疑,現代經濟的火車頭是高科技,哪個國家或地區在科技上領先,自然在經濟上便會穩坐龍頭地位。兩年前波士頓諮詢集團發表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為世界上具有最新創意的公司排列名次(表一),除了耐克(Nike)和沃爾瑪(Walmart)之外,其餘都是高科技公司,當中美國公司佔了14席,亞洲公司佔了六席,而頭四名全都是美國企業。

表一:2020年全球最具創意公司的排名

名次

公司

國家或地區

1

Apple

美國

2

Alphabet (Google)

美國

3

Amazon

美國

4

Microsoft

美國

5

Samsung

南韓

6

Huawei

中國

7

Alibaba

中國

8

IBM

美國

9

Sony

日本

10

Meta (Facebook)

美國

11

Tesla

美國

12

Cisco

美國

13

Walmart

美國

14

Tencent

中國

15

HP

美國

16

Nike

美國

17

Netflix

美國

18

LG

南韓

19

Intel

美國

20

Dell

美國

 

不過,若果只以單一條件去衡量,偏差是在所難免的,而且創意是十分抽象和難以量度的概念,比較客觀的條件是公司的營運收入和市場價值,表二和表三分別顯示出,以營運收入和市場價值而言2022年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20間科技公司, 在表二中,亞洲公司是大多數,總共有11間上榜,美國公司則有九間榜上有名,在頭五名中出現了南韓的三星和台灣的富士通。

表二:2022年全球最高營運收入的高科技公司排名

名次

公司

國家或地區

1

Apple

美國

2

Samsung

南韓

3

Alphabet (Google)

美國

4

Foxconn

台灣

5

Microsoft

美國

6

Huawei

中國

7

Dell

美國

8

Meta (Facebook)

美國

9

Sony

日本

10

Hitachi

日本

11

Intel

美國

12

IBM

美國

13

Tencent

中國

14

Panasonic

日本

15

Lenovo

中國

16

HP

美國

17

LG

南韓

18

TSMC

台灣

19

Cisco

美國

20

Xiaomi

中國

 

表三採用另一個準則:市場價值,如果以此為標準,那麼全球20大上面只有四間是亞洲公司,而頭七名都是美國企業。

表三:2022年全球最高市場價值的高科技公司排名

名次

公司

國家或地區

1

Apple

美國

2

Microsoft

美國

3

Alphabet (Google)

美國

4

Amazon

美國

5

Tesla

美國

6

Meta (Facebook)

美國

7

NVIDIA

美國

8

TSMC

台灣

9

Tencent

台灣

10

Samsung

南韓

11

Alibaba

中國

12

Pfizer

美國

13

ASML Holding

荷蘭

14

Cisco

美國

15

Broadcom

美國

16

Eli Lilly and Company

美國

17

Adobe

美國

18

Abbott Lab

美國

19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美國

20

Abbvie

美國

 

美國一枝獨秀,亞洲多元爭鋒

「東升西降」是否將會發生還是已經發生呢?這要視乎甚麼是「東」?甚麼是「西」?如果「西」是指美國,那麼無論從創新意念、營運收入、市場價值去衡量,美國高科技公司仍然佔據著難以挑戰的霸主地位。然而,若果「西」是指整個西方世界,讀者可以清楚地見到,只有荷蘭半導體巨人ASML Holding出現在表三,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一間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歐洲公司可以躋身20大之林。

換言之,若果將來美國在科技上停滯或者衰落的話,沒有任何西方國家可以接棒。相反,亞洲卻出現了多元爭鋒的局面,亞洲科技龍頭包括了來自中國大陸、台灣、南韓、日本的公司,其相互競爭出現了此起彼伏的趨勢,舉例說,日本半導體曾幾何時是舉世無匹,但後來被南韓和台灣迎頭趕上。在行動電話和電訊科技方面,南韓的三星、中國的華為和小米在不同時間各領風騷。

東亞國家優秀的工作倫理

1970年代中期,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開展了七大工業國峰會(G7 Summit),那個時候這份清單上有六個經濟體是西方強國,現在可以說是風水輪流轉。以上的現象引發出幾個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為甚麼美國的高科技產業依然持續強勁?為甚麼亞洲國家能夠在科技上突飛猛進?為甚麼很多西方國家好像是一蹶不振?我沒有能力和時間去探討以上所有問題,我姑且略略提及自己對第二和第三個問題的粗淺觀點。

亞洲包括了很多國家和地區,聰明的讀者應該會留意到,亞洲科技龍頭都是集中在東亞,而中國大陸、台灣、南韓、日本在不同時間和不同程度上都受過中華儒家文化的影響,這當然不是新鮮的見解,幾十年前香港社會學家金耀基教授已經提出過儒家工作倫理對經濟的積極影響,這說法頗具爭議性,我不打算在這裡詳細討論。我想提出的另一點是教育方法,很多教育理論家都批評東亞那種鼓勵死磨、死練的教學方法,認為這種取向會扼殺創造力,但我會提出異議,古語有云:「欲求生學問,先下死功夫。」亞洲國家能夠培養出那麼多一流工程師和科學家,難道不是與此有關嗎?

牢不可破的框框

此外,現在世界上最熱門的科技之一是人工智能和機械學習,中美兩國在這個範疇上的競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歐洲只有旁觀的份兒。關於歐洲滯後的問題,很多評論家已經從不同的角度去剖析,例如勞工法、企業法,在這裡筆者嘗試從心理學的試點出發。提起歐洲的科技產品,我相信不少讀者都會馬上聯想起歐洲的名貴房車和馬力強勁的跑車,例如平治、寶馬、保時捷、法拉利、林寶堅尼……。根據2018年的統計數字,全世界用於汽車的研究經費,歐洲佔了53%,日本佔了26%,美國只佔14%;在電腦軟件方面,歐洲市場只是佔了全世界研究經費的8%,美國則是高達77%。簡單地說,美國比較著重電腦科技,歐洲卻仍然著眼於傳統的機械工程。根據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說法,任何突破的創新都會破壞現存的秩序。我在另一篇文章曾經提過,任何傳統和身份認同掛鉤之後,現存秩序便不容挑戰,例如講求精密思維是德國文化的精髓,這種文化特徵表現在哲學、鋼琴製造、光學儀、汽車工程……等等,無怪乎投資在汽車工程變成了牢不可破的框框。

若果歐洲人不願意壯士斷臂,那麼東升西降可能會成為持續的趨勢!

要不要「銅片」「債據」?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0/04/2022

在台灣購物結賬時,大部份商戶的服務員也會問:「你要不要『銅片』、『債據』?」

初來台灣時,真的聽得一頭霧水。明明是在食肆結賬,是在百貨公司購物,為何要問我要不要「銅片」?又不是在貸款公司或銀行,為甚麼要問我要不要「債據」?在不明所以的情況下,聽了兩個多星期的「怪問題」,有一次,在電器店結賬時,便硬著頭皮地用當時連自己也聽不明白的國語問店員:「請問一下,甚麼是『銅片』呢?」不知是否那店員是聽不懂我的「國語」提問,還是他認為我問了一個「怪問題」。他完全沒有作出回答,在「一頭霧水」的表情,加上一縷「不明所以」的目光下,他急忙地把錢收下,好讓我這「怪顧客」能早點離開。

「銅片」大概只有是我這不通國語的香港人才聽得出來。人家所說的是「統 tǒng編 biān」不是「銅 tóng片piàn」。但事實上,縱使我聽出是「統編」,這又如何?也是不明白這是甚麼來的。這也是外地人和本地人生活日常的差異吧!

「統編」是「統一編號」[1] 的簡稱,所指的是台灣機構或公司的身份證編號,是用來扣抵營業稅之用。而相關的就是「統一發票」[2],早在1950年已開始通用。「統一」的作用是防止商家逃稅,確保及穩定政府的收入。人民所持的發票,是可作抽奬之用,而中奬率亦相當之高。筆者家庭大概每兩個月就會中奬一次,最少的金額是200元台幣,亦曾試過中1,000元台幣,當然,亦如普羅大眾一般,希冀著能中1,000萬元台幣的大奬。

「統一」的意思就是把零散、分離的事物合為一體或是把事情一致化,變成毫無差別。「統一」最大的好處就是易於管理(或管控),亦能整合資源減省成本開支。故此,追求「統一」是無可厚非。只是當「統一」變成「唯一」、「獨尊」,容不下別的意見、觀點,對另類的聲音作出扼殺,否定任何的創新,甚或是以強硬的手段,逼使對方歸入「統一」之內,這大概與市場學的「壟斷」或大國對鄰邦的「侵略」無異。所帶來的不僅是不公、不義貿易,導致貧富不均,更可能是在戰爭下毀滅性的破壞,導致生靈塗炭。

在台灣,「統一」可算是一個敏感的字詞,但也不一定是叫人完全抗拒。所討論的是誰「統一」誰?或是,以怎樣的方式來達到「統一」的目的。真的,嚴肅的國際關係,或過去歷史的包袱,對一般市民來說,也不一定是他們最為擔心。若「統一」能予人幸福的感覺,給人對未來有積極的希冀,讓人民生活能趨向平靜安穩……那怕只是少少200元的小確幸(微小而確實的幸福),也總會叫人樂見其成。

後話:
「你還沒說甚麼是『債據』?」讀者可能這樣問。當然,這也是受筆者的「聽力」所限,人家是在說「載zài具jù」不是「債zhài據jù」。載具是甚麼來的,還請各位自行問問「谷歌」好了。


[1] 〈統一編號〉,維基百科,2022年3月2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4%B8%80%E7%B7%A8%E8%99%9F(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4月20日)。

[2] 〈統一發票〉,維基百科,2021年7月8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4%B8%80%E7%99%BC%E7%A5%A8_(%E8%87%BA%E7%81%A3) (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4月20日)。

過度重視評核的陷阱:千篇一律? 千人一面?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7/04/2022

筆者在美國一所基督教大學工作,大學有一個部門名為「信仰整合」(Faith integration),目的是鼓勵教授將基督教信仰與教學、研究融合在一起,教授能否升職的條件之一,就是要通過信仰整合的考核,而這些考核包含了對信仰整合論文的評分。一位同事提出這個挑戰:「這些考核本身有沒有通過考核?」他的意思是:我們怎可以知道這些分數可以真正反映出教授的信仰歷程和表現,坦白說,「說起來天下無敵,做起來有心無力」的情況不時出現。我更加進一步說:「雖然我以數據分析謀生,但是我並不認為任何東西都可以用數字去衡量與充份表達,我並不反對評分,但這只能作為參考,不可以絕對化。除了量化(quantitative)的證據之外,我們還需要其他質化(qualitative)的指標,例如對教授行為的觀察。」

筆者沒有通過第一次信仰整合考核,當時系主任給我一個十分簡單的建議:「他們要求甚麼,你就寫甚麼。」於是後來我加入一些官樣文章,將自己的屬靈境界說得天花龍鳳,結果取得合格的成績。這種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現象,在研究方法中被稱之為坎貝爾定律 (Campbell’s Law)或古德哈特定律 (Goodhart’s Law)。 簡單地說,坎貝爾和古德哈特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一旦某些東西被確定為主要指標,為了達標,人們便會無所不用其極地操控分數。

這種現象亦出現在大學爭取排名榜上的位置,不同的排名榜有不同的準則,若果準則之一是大學投放了幾多資源在研究上,那麼大學當局便盡量將開支寫入研究的賬簿上。例如教授需要坐得舒服才可以寫論文,那麼買傢俬便可以撥入研究經費;如果同行徵引教授文章的次數被納入指標,那麼論文作者便會定下協議,互相引用對方的作品,甚至是自己大量徵引自己。例如,科爾查多( Juan Manuel Corchado )是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 University of Salamanca) 的電腦科學家,因為他的論文被引用了 39,000 次,所以他在谷歌學者( Google Scholar)的排名是全西班牙第一百四十五,但其中許多是自引。

在這種氛圍下,有些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堆砌數字是不足為奇的。歷年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都公佈大學排名榜,但今年3月美國南加州大學卻要求這份雜誌將自己的教育學院從名單上剔除,原因是校方發現,過去五年呈報的資料都有錯誤,南加州大學的內部數據在過去20年都是由一位主管負責,憑著亮麗的數字,去年南加大教育學院在全美排名第十一。可是,在兩年前換了主管之後,南加大卻發現以往提交的數據資料很有問題。

這並不是孤立、個別的事件,在今年3月,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商學院前院長摩西.波拉特(Moshe Porat)被發現向《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提供不實資料,從而提高其商學院的排名,結果他被校方解僱,並且被法庭判監14個月。

即使在正常的情況下,分數能否充份反映質素亦受到爭議。ACT和SAT是美國大學入學資格考試,今年3月底美國喬治亞州大學系統宣佈,從下個學年開始,喬大系統旗下的26所學院不會要求學生申請入學時提交ACT或者SAT分數。無獨有偶,幾乎在同一時間,加州州立大學理事會教育政策委員會投票通過,今後加州大學招生不再採用ACT或者SAT成績作為錄取標準之一,未來加州系統的大學收生將會採用多元的綜合標準,來取代標準化考試成績,這些綜合指標包括了校內成績和學生的志願書。

年少時,筆者在香港曾經受過填鴨式教育和高壓力考試的荼害,我完全理解委員會不再採用標準化考試成績的原因。然而,我恐怕這些改革到最後仍然會落入坎貝爾定律或古德哈特定律的陷阱。當校內成績比較重要的時候,中學老師可能會「放水」;而學生的志願書更可能出現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現象。教育委員會這個決定,是希望能夠為來自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族裔的學生提供均等機會,但這種取向會形成了「標準化」的志願書:「我是來自一個貧苦的移民家庭,我父母是勞工階層,從未受過高深教育。英語並不是我的母語,我飽受歧視,經過了艱辛的掙扎,才可以爭取到今天的成績,我希望可以進入大學修讀政治學、社會學,將來致力於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每個人都可以有機會實現美國夢……。」

這並不是新鮮的現象,《紐約時報》記者佛利民(Thomas Friedman)曾經說過這個有趣的故事:很多印度年青學子都希望可以來到美國留學,但能夠成功申請到學生簽證的機會並不高,其中一關是到美國領事館面試。在某次面試中,領事館工作人員詢問申請者為甚麼想到美國讀書,那名申請人回答:「我的父親是傷殘人士,行動十分不方便,我希望在美國大學研究怎樣製造更加優良的人工義肢。」領事館工作人員深為感動,於是批准了他的簽證申請。隨後,大量申請人說自己想到美國的理由,是為了幫助親人製造假肢。

量化分析、分數至上主義固然有問題,但換了質化分析(例如自願書、面試),亦不能保證考核結果會更加公平,因為兩者都可能會受到操控,而且後者更牽涉到評審人的主觀判斷。如果讀者期望我會提出甚麼新標準、新評核方法或者解決之道,你會很失望。在英語中,萬試萬靈的良方被比喻為能夠殺死人狼的銀子彈 (Silver bullets that can kill werewolves),但我並沒有對付坎貝爾定律或古德哈特定律的銀子彈,我只能夠說,千萬不要執著於任何分數或者考核結果,也許這就是銀子彈!

苦難.同行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31/03/2022

想不到星期天崇拜時的觸動,不僅是來自詩歌或講道,亦可來自一頁頁平平無奇的簡報背景。

沒有寫錯,並不是簡報的「內容」而是「背景」!而背景亦沒有甚麼花巧,就只是上下分半的兩種顏色。但這卻反映了牧者對世情的關心;教會要為鹽作光的姿態;更是天國子民要按著公義上帝的吩咐,要指出世上的邪惡,竭力成為光明之子的決心。

藍與黃的背景,是如此強烈的對比,卻構成一面叫人不容輕視的國旗。

少年大衛昔日是單獨面對巨人歌利亞,但今天小國烏克蘭卻是面向大國俄羅斯四面八方的包圍及攻勢。先不論俄方出兵的理由是如何無稽,[1] 單是這種以大欺小、恃強凌弱、漠視生命、轟炸學校、醫院、民居等行徑,就足以令人髮指。

星期天講道的內容跟戰爭沒有半點關係,亦沒有談論一些社會公義或末日將到的事情。就只有簡報背景的修改,已發放出強烈的訊息:教會要面向世界;上帝的子民要關愛世情;提醒著信眾那真正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要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有不少教會(不管是台灣或香港)為了「顧全大局」或「明哲保身」,面對不公義的世界或政權,就把自己退到牆內,更把大門關上,享受著如彼得所說:「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而未有覺察到主耶穌將要為世人赴死的使命。上帝的「大局」就是「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祂所「顧全」的是「天地都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上帝的「保身」就是「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 但人的「明哲」卻是有如彼得一般,勸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實行祂的救贖計劃。

受苦節不僅僅叫我們停留在記念曾為世人受難的主耶穌,更是提醒我們如何以行動來回應這個不義、充滿苦難的世界。我們需要祈求上帝的震怒落在獨裁者的身上,呼喊公義主的審判及懲罰速速的臨到。教會及基督徒豈不是要替受冤屈的人發聲?與受壓的、被擄者同行?那怕在發聲、表態或陪伴、同行之後,遭受牽連或損失,甚或是遭到極權、獨裁的報復。復活主的訊息就是讓人確知,死亡的恐懼既已不能成為信徒的威嚇,亦不應變作我們沉默或妥協的藉口。

願上帝國的降臨!臨在烏克蘭,亦臨在俄羅斯;臨到受傷者的身上,亦臨到施暴者的身上;臨到自由的國家,亦臨到極權的土地;臨到藍、綠;黃、藍;白、黑……

祈求上帝的忿怒及懲罰傾倒,亦心願上帝的寬恕與憐憫降臨。

願惡人得報,亦願罪人得救。


[1] 俄羅斯總統普京用兵的理由是維持和平(維和),為了避免居住烏克蘭境內俄裔民眾遭受「種族滅絕」,才決定出兵保護。普京聲稱將在烏克蘭進行「去軍事化」、「去納粹化」(視烏政府由「新納粹」掌控),而非佔領烏克蘭。

從業餘農夫到業餘販子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3/03/2022

自幼就喜歡種植,無論是花是瓜是菜,甚麼都嘗試去種,喜歡種植因為喜歡經歷神蹟。每撒下一粒種子就是撒下一個期望,期望會有成果。可是,由種子到幼苗到收割,都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要有成果就像期盼有神蹟出現一樣。

兒時家裡沒有田也沒有花園,只有一個幾呎長的花架連接在大廈牆身,跟著媽媽用花盆種馬鈴薯、桔仔和各種不懂其名字的花朵。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長得挺好的馬鈴薯葉突然枯死了,媽媽就連忙倒空花盆,抓抓下就抓出一個薯仔來,那種驚喜又豈是城市人所能理解?原來植物也如人一般需要經過先死後生,才可轉化生命。一粒種子若不死了,就不能成苗;更不能結出果子來。

原本退休是打算多出外旅遊,所以沒有計劃在新屋後園開田種植,但COVID-19的突然到訪,被家居令限制下,只好開拓一塊小田過一下種植癮。當人人都困在屋,人人都去開田、美化前園、攪攪大大小小的園藝工程時,幾乎把開墾花園所需各樣的材料掃空,Lowe’s和Home Depot的貨架比超市的還空呢!

多年前吃瓜的時候因為愛惜其種子所以把它保存下來,猜不到終於可以大派用場,一於把手上所有不知甚麼瓜的種子撒下去,心想將來種出甚麼瓜就吃甚麼瓜。發芽後,憑經驗估計它是冬瓜苗,因幼苗實在太多,於是就四處求人收留它們;希望找到愛惜它們的主人。最後剩了幾株苗,因為愛惜這些瓜苗,本來不是最愛種冬瓜,但亦決定把它們種在小田上。結果出人意表,該年夏天豐收冬瓜!

由於吃完冬瓜所剩下的種子實在太多,因為愛惜它們而捨不得棄掉,跟大女兒聊聊;靈機一動,決定放在網上賣,希望與有心人分享。無心插柳,冬瓜種子竟然大受歡迎,被種子網站睇中選來在Google賣廣告,只要以冬瓜兩字搜尋,就自動推介了我家的種子。冬瓜種子炙手可熱,不用減價仍有人搶著要;我們更一度成為best seller。因為開設種子店戶口時定錯郵寄國家選項,連南美國家也有人詢問如何可以落單購買冬瓜種子呢。最後還未到賣種子的高峰期,冬瓜種子和手上所有以前存落的各類種子都已全部售罄。當一粒種子有了自己的價格後,人們若想擁有它就得要付出真金白銀;這樣一個交易過程,讓一粒微不足道的小種子變得矜貴起來,使人更愛惜它;看來我們找到了一個愛惜種子的好方法。

幾年前與一位朋友聊天,無意中提到糧食短缺和基因改造的問題,估計一兩代之後的人所食的果實植物全部都是沒有種子的(seedless),也沒機會吃到基因沒有被改造過的食物的原始味道。我們現在吃的橙、西柚、檸檬、提子、西瓜……沒有核的植物多不勝數。當時,還無意中創作了一句「偉大」的名言:將來擁有種子的人是世上最富有的人。朋友聽了後,神情謹慎嚴肅,口中還像諗咒語似的說著那句「名言」。也許是這個緣故,我們下意識地會保留一些種子,當時也沒有種子可以使人發達的意識,只想為下一代保留一些接近原本植物被創造時樣式的種子(食物),他們將來可以拿來種,嘗嘗口福,吃到別人吃不到的原味食物。

最近與大女兒聊天才知道原來有很多國家都會成立種子庫(seed bank),保留每一類植物的種子,他們應該是最早最愛惜種子和最富有的人。執筆時翻閱資料才發現現時全球約共有1,000個種子庫,美國有20個,[1] 而全球最大的種子庫是位於挪威的Svalbard International Seed Vault。[2] 另外,還有英國的千年種子庫(Millennium Seed Bank),除儲存瀕臨絕種的植物種子外,更是全球最大的野生植物種子類別儲存庫。[3] 此外,很多機構和自願組織也樂意接收人們耕作收成後所剩下的種子,我們又可以找到多一個愛惜種子的方法了。

之前曾聽人說過:無核很方便,容易食。這也許是商人們的廣告,洗腦成功?我們家有一句名言:「乜芒果有核嘅咩?」因為我們做父母的總是負責舔核,孩子總是負責吃肉。可能不久以後,連芒果也完全是seedless的(現時已有些芒果的核非常細小,它的種子不是一個活的胚胎,所以並不會發芽),[4] 不知屆時人們會否懷念舔芒果核的樂趣?其實無核植物的種類實在太多,多到令人有點心寒。

畢竟天災再加上人禍,當下的烏俄之戰(有報道指兩國的大麥小麥出口佔全球約三分之一、葵花籽油出口佔全球8成) 、[5] 世紀疫情(不論前線農夫或運輸工人因太多人感染令開工的人數不足)、輕農重商、重科技的國家政策等等……讓我們更關注糧食供應問題。看來我們都要盡一己之力,不但要愛惜食物,也要成為開拓糧食源頭的一份子。

在疫情這兩三年裡後園已開拓了一塊又一塊田,實行大量種植,我們幾乎每天都有一兩餐瓜菜是來自自家土產的,每星期只需要買兩三磅菜補充下就夠了。吃慣自己種的又甜又嫩的有機瓜菜,反而吃不慣外邊買來的呢。

我們在香港的朋友於疫情和逆情下,很多都紛紛大有大種,小有小種。有的朋友自己在新界開農莊,把爛地開發成一行一行的10呎乘2呎的田租出去。有的朋友與朋友合夥租一行田來耕種,每人輪流打理植物。有的朋友實行做家居農夫,創意地在狹窄的家裡找到一小片空間發芽菜、種荳苗、種蘿蔔葉、車厘茄等等。有的為散心、為增添正能量。有的為一旦被禁足時可以「有啖菜食吓」。無論為了甚麼,可以間接為糧食源出一分力。

從未想過,星鏈(Starlink)高速網絡科技競賽的年代,人類要關心的並不是是否趕上新科技免得自己落後;而是要關心糧食源及其原始質量,免得自己受災。但願你我都能愛惜造物主厚賜給我們的食物和在它裡面蘊藏的無限生機。

身份認同的包袱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7/03/2022

人擁有多重身份

處身於這個陰謀論、虛假訊息滿天飛的年代,筆者曾經寫過不少文章,從邏輯和證據方面去反駁謬誤的言論,此外,我亦曾經指出過,許多時候人們擁抱某些值得商榷的立場,是基於個人心理和性格的因素,而不是理性的考慮,但更加重要的是,當某些論據挑戰到集體身份認同的時候,鮮有人會跟隨證據而改變立場,因為這樣做等同於否定了安身立命的自我定義。

自出生以來,不同人會擁有不同的身份,我是某家族的成員,我是某學校的學生,我是某公司的職員,我是某教會的信徒,我是某品牌的用戶,我是某國的公民……等等,這些身份都有不同的優先次序,有些無關痛癢,有些是次要,有些則關連到深厚的傳統和龐大的社群。

轉換電腦用戶身份是輕而易舉

先說說一些不大重要的身份,在電腦用戶中有些人是蘋果麥金塔(Macintosh)的粉絲,有些是微軟視窗用戶。當筆者是學生的時候,有位教授是麥金塔的忠實追隨者,而事實上在那個時候麥金塔的科技和用戶使用介面都勝過微軟視窗,他到處向人宣揚麥金塔的好處,將微軟視窗批評得一錢不值。但後來微軟視窗和英特爾(Intel)晶片的技術逐漸追上來,最後他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說:「麥金塔的價錢昂貴,而且軟件很少,我不會為了運作Adobe Photoshop快幾秒鐘而買麥金塔。」類似情況亦出現在電腦網路作業系統,由1980年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Novell Netware是電腦網路作業系統的龍頭,它的市場佔有率高達90%,比爾蓋茨當然不會坐視,1993年微軟推出Windows NT Server,平心而論,Novell Netware在功能和穩定性方面都遠勝Windows NT Server,但用戶認為將整個電腦網路放在同一平台會比較好,結果大部份用戶都改用微軟產品,許多資訊科技專業人士的身份由Netware認可工程師轉為微軟認可工程師,筆者就是其中之一。在大多數情況下,用戶都沒有情緒上的掙扎,因為這些身份並沒有附帶著對原本社群的濃厚認同感。

末世論是反對環保的原因嗎?

然而,當某些做法或者立場牽涉到身份認同的時候,往往人們會便自欺欺人,真實的決定是基於情緒,但為了維護這個決定,卻搬出牽強的藉口。舉例說,大部份美國福音派領袖和信徒都懷疑氣候變化和反對環保措施,根據2014年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一半受訪者認為全球暖化是人類活動所造成的,非福音派基督徒相信這說法的百分比由40%至77%不等,但只有28%的白人福音派信徒接受這看法。一個流行的解釋就是:基督教相信末世論,既然世界最終會被毀滅,那又何苦要挽救地球呢?德州農工大學教授羅賓.維爾德曼(Robin Veldman)看不出兩者有甚麼必然的關連,她指出:福音派信徒熱衷於參與政治,特別是支持共和黨,如果人們相信末世將會來臨,那又為甚麼要參與政治和改變社會呢?在他們眼中,環保主義與自由主義是掛鉤的,政治上的自由派等同了神學上的自由派,故此,支持環保不符合自己的身份。

2012年,奧克拉荷馬州參議員吉姆.英霍夫(Jim Inhofe)斥責氣候變化是騙局,他說,神在高天掌權,認為人類活動可以改變氣候是自大和令人憤怒的說法。2017 年,密歇根州眾議員蒂姆.沃爾伯格(Tim Walberg)針對氣候變化的議題說:「身為基督徒,我相信上帝這位創造者要比我們偉大很多,我有信心,若果真的有甚麼問題,神可以為我們解決。」表面上這是十分屬靈的高調,可是,如果他們真心相信無論人做甚麼,神仍然掌權,神可以解決任何問題,那麼兩位議員又何苦在議會上用盡努力去推動自己的政治理念呢?索性交託於上帝吧!全國福音派協會政府關係主任蓋倫.凱里(Galen Carey)在 2014 年的一次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許多福音派反對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並不是基於宗教理由,而是政治理由,他們害怕政府會通過環保措施削減了自己的自由。自立國以來,自由民主是美國人無上的價值,共和黨反對大政府,提倡小政府主義,因為龐大的政府機器會限制人民的自由。美國人就是追求自由的人,環保主義觸動了他們的神經。

法律不能改變人心是反對槍管的原因嗎?

維護第二修正案(人民擁有槍械的權利)也是美國福音派和共和黨的核心價值,無論發生了幾多次大規模槍殺案,很多主張「尊重生命」(Pro-life)的福音派教牧和信徒卻堅決地反對槍械管制。在2019年7月底至8月初,美國在一個星期之內分別在加州、德克薩斯州、佛羅里達州發生了三宗大規模槍殺案,造成了35人死亡、多人受傷,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超級教會牧師羅伯特.杰弗里斯(Robert Jeffress)隨即表示:「法律很重要,但它只能夠控制邪惡,而不能消滅邪惡,只有基督才能夠改變人心。」既然如此,為甚麼美國福音派希望最高法院裡面的保守派大法官佔多數,從而令美國法律向自己的政治主張傾斜呢?

瑞恩·伯奇(Ryan Burge)是東伊利諾伊大學政治學教授和浸信會牧師,他發現政治取向比宗教信仰更能顯示一個人對槍枝的看法。傳統基金會在兩年前發表文章反對回收槍械,文中的結論是這樣:「如果政府期望沒收和平公民的槍枝,政府應該會發現大多數美國人都不願意遵守這措施,就像在1775年一樣。」最後一句可說是畫龍點睛!在18世紀末期美洲殖民不滿意英國政府向他們課稅,自己卻在英國國會沒有發言權,1775年美洲殖民者發起了獨立戰爭。美利堅獨立正是槍桿子出政權,美國人得以自由就是當年民兵揭槍起義的結果,二百多年來這種自由無上的觀念已經印入了美國文化的基因。槍械管制就是否定自由,就是否定美國人的身份。

結語

讀者可能覺得我太針對美國人,平心而論,這種維護身份的態度是普世性的,這包括中國人在內。例如現代醫學已經發現,經常吃白飯這類澱粉質食物會導致癡肥和高血糖,故此筆者和太太是「無飯夫妻」,但許多華人仍然堅持這種飲食習慣,理由之一是:「中國人不可以不吃飯。」勸人放棄米飯,是挑戰文化認同。

我曾經以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口吻對人說:「如果人們看待任何事物都好像看待電腦軟件、硬件一般,世界上許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