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版 (燭光網絡 76期)

是否所有變性人都可以隨意做手術？變性人W小姐為何未能與男性結婚？從神學角度來看，應如何理解變性人？隨著本港第一宗有關變性人申請結婚的司法覆核敗訴，社會人士對變性人這議題多了關注。為了讓大家對這本來陌生的課題有更多了解，明光社與香港浸會大學校牧處早前合辦「變與不變 — 變性人在醫學、法律及信仰上變了還是沒變？」的通識研討會，特別邀請了主理變性手術的袁維昌醫生、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達明教授，以及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系主任江丕盛教授，與大家一同探討變性人此課題。

袁維昌醫生︰變性前要經嚴格評估

袁醫生自1987年開始為病人進行變性手術，歷年操刀超過60次。他提出變性人不等於同性戀，前者是性屬身份混亂——即是天生是男性或女性，卻自覺是另一個性別。事實上，不是每一個性屬身份混亂的人都須要接受手術，有些人服食荷爾蒙及作心理輔導已可解決，只有少數極端的個案才要進行手術。

自從臉書（facebook）成為現今流行的社交「場所」後，青少年紛紛上facebook開個人戶口，寫下個人資料，與人交流，結識新朋友，甚至發展戀情。由網絡走到街上，由虛擬到現實世界。我們在網上所展示的自我形象和身份，怎樣影響著個人成長，又怎樣改變我們與人相處的模式？

少年完整地建立自我，應該經過三個階段，1首先他會發現自己面對一個身份危機，之後他會嘗試不同身份，繼而確立其個人的身份，並投入其中，成為安身立命的憑藉。

互聯網，作為青少年成長的社交「場所」，是嘗試探索不同身份的一個新模式。互聯網的隱密性可以令此地方成為青少年探索自我的一個安全的場所，但同時並不是所有的網上空間都有隱密性，部份地方要求使用者公開姓名，青少年仍然要與同輩互動，建立關係，並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

在社交網站，經常有網友分享不同的新聞、故事、短片、音樂片段等，當中有個人經歷，也有轉載別人的分享，或主流媒體的報道。過程中，我們不斷把資訊加工，如複製、分享、留言、增刪，甚至改圖改字。原來，在網絡世界中，我們早就不是單純的資訊接收者，而是資訊發放者。那麼，我們需要學習「傳媒操守」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美國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有一群非常活躍的「新聞參與者」（News Participant），約佔全美網民的31%。他們不但會寫文章，更會發表政論，把自己的社交網站變成表達自己政見的場所（參附表）。

在社交網絡發表個人意見，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分享，這種資訊傳遞模式，會令媒體原本的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功能被廢，導致社交網絡的資訊和取材變得非常個人化，十分視乎朋友之間的愛好。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李月蓮認為：「以往傳媒內容由傳媒機構製作，所以傳媒道德是『專業概念』，現時大家都可以製作及發佈傳媒內容，所以傳媒道德已變成『公德概念』。」1

對不少家長來說，互聯網是子女與他們之間的鴻溝，是家長無法觸及的世界。與互聯網一起成長的一代被稱為「數碼土著」(Digital Native)，互聯網世界就像他們與生俱來的成長環境，難怪有瀏覽器名稱為「原始森林」(Safari)，意味著網路世界可以像森林般尋幽探勝，驚險刺激程度不遑多讓。

像不少已發展國家一樣，香港政府對互聯網的取態是放任其發展，規管它的法例比傳統的電子傳媒更寬鬆，例如塗鴉是法例不容許，但在網上惡搞卻似乎沒有甚麼懲罰；又例如侵犯版權是違法的，但網上非法下載、侵權比比皆是，政府亦難以嚴格規管；至於色情及暴力內容如何氾濫，更不用細表。政府是否願意監管是一個問題，而客觀上能否做得到又是另一個問題。大部份發達國家故意讓互聯網在一個較寬鬆監管的環境下成長，讓它在發展知識型經濟上，扮演火車頭的角色。既有此經濟誘因，即使帶來一些社會及文化問題，難怪政府也只好「隻眼開隻眼閉」了。

因此，像打開了的「潘朵拉盒子」，互聯網令好的壞的都傾倒出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會在虛擬空間保護我們的下一代，它的存在已經是一種生活現實，家長一定要有所行動，認識過度沉迷互聯網可能會出現的問題，特別對年輕人成長可以造成的人格障礙，宜及早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