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猶不及，任何事去得太盡，只會適得其反，就以防疫為例，在疫情之初，由於大家對疫症所知有限，執行得比較嚴厲，避免疫情失控是可以理解的，亦會得到民眾的支持。事實證明亦避過了好像一些西方國家那樣出現大量死亡的個案、醫療系統崩潰的惡果。不過，當疫情已過了近三年，病毒已經多次變種，疫苗接種率和感染人口已不斷上升，世界大部份國家已將之視為風土病，並且為了貿易和旅遊的緣故而大量放寬、甚至取消了防疫的限制，不會隔離和封關的時候，若果我們仍堅持過往的做法，情況類似清朝時自以為是天朝大國，看不起四方的蠻夷而封關鎖國，結果可想而知。而民眾的忍耐亦有限度，最令人憂慮的是當民眾已經十分恐慌和憤怒的時候，一些官員仍然揣摩奉承上意，「揸住雞毛當令箭」，在防疫上寧緊勿鬆，結果可能會像不小心使用壓力煲一樣，一爆不可收拾。香港在與海外通關的措施，政府難得已開展了一步，可惜仍然因為受制於內地的政策而綁手綁腳，甚至出現一些不一致和雙重標準的情況，若不盡快改變，恐怕香港只會繼續陷入兩面都不是人的困局。要令防疫措施不會出現過猶不及的情況，就必須小心和認真地聆聽市民大眾的心聲，不要事事以長官意志將不同的聲音鎮壓下去。
2019年的社會運動，由於曾經出現了不少的暴力衝突，加上在疫情之下，政府以防疫為理由而採取一些較嚴厲的集會規定，尚可以說是出師有名，但在國安法的監控之下，市民擔心誤觸紅線，社會已經難以出現大型的群眾活動，暴力衝突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但在這個時候，對於一些沒有違反限聚令的和平示威，若仍嚴厲管制，只會令香港由示威之都變成示眾之都。更令人失望的是大學本來應是鼓勵學術、思想和言論自由的重要場所，讓學生透過和平、理性、自由的表達和辯論，令真理盡量愈辯愈明，可惜，在社會運動之後，不少大學已經成為驚弓之鳥，動輒以嚴厲的措施扼殺學生表達意見，甚至報警處理，令大學淪為純粹販賣知識和技能的職業訓練工場，令人惋惜。學術、思想和言論自由不是單靠學生去捍衛的，薪高糧準的校長、管理層和教授們更是責無旁貸，「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究竟知識份子應有的風骨去了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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