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

社會運動帶來人與人之間的撕裂；疫情持續對日常生活和海外旅遊探親帶來的不便；選舉制度驟變對政治生態造成的強烈衝擊；以及移民潮對社會和家庭關係帶來的影響，令香港人面對嚴峻的考驗和衝擊，很多過往我們十分珍惜的核心價值，彷彿在我們的手中慢慢溜走，不少人心情抑鬱和患得患失，甚至好像有創傷後遺症一樣，被憤怒、恐懼和迷惘的情緒所控制， 我們失去的實在太多！  
  
民主進程的倒退；參選和被選權被削弱；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的收緊；對不少曾經上街爭取改變的市民來說，外在的形勢和發展與大家的期望有很大的落差，若有所失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更令人憂慮的是大家在不知不覺之中，失去了對我們來說更重要和更寶貴的內心信念和價值。有些事物暫時失去了，將來仍然有機會可以失而復得，但有些事物一旦失去，是無法挽回，只會造成日後的遺憾和悔咎！  
  

阿富汗再次成為「帝國墳場」，全球軍事力量最強大的美國，經歷20年的軍事介入和培植親美的官員，高峰期曾派出10萬美軍進駐，超過2,400名美軍客死異鄉，並花費以萬億美元計的軍費，但在美軍仍然未全面撤走的時候，阿富汗政府軍已全面崩潰，塔利班輕易奪取了整個阿富汗，一切打回原形，在首都喀布爾，更重演了當年越戰西貢淪陷那種令人觸目驚心的逃亡景象，歷史不斷重演，似在嘲笑著人類的自以為是，不懂從經驗中汲取教訓。  
  
強權和暴力雖然可以取得一時的勝利，甚至可以令對手全無還撃之力，不過，卻永遠無法真正贏得對方的尊重，以及真誠的順服，只能維持表面的安穩和平靜，但背後卻可能有數之不盡的人在臥薪嘗膽，等待反擊的機會。任何政權想長治久安，任何組織想真正贏得市民大眾的支持，強權和暴力不會是真正的解決方案。  
  

路加福音十四章28至32節，耶穌講了一個有關計算代價的比喻，提醒我們：「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見的人都笑話他，說：『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嗎？若是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雖然這段經文主要是提到作門徒的代價，不過，其實在人生很多的抉擇，以及當我們要努力去爭取一些我們認為重要的事物的時候，也是一個很適切的提醒。 
 

多名數十年來一直參與爭取香港民主發展的政壇元老，因為參與未經批准的和平集會而被判監，部份可獲緩刑，這是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重大挫折，恐怕未來一段頗長的時間，香港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的保障將會大倒退，令不少曾經憧憬香港可以落實民主回歸，由港人自行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的市民夢想破滅。
 
未經批准的集會從法律角度無疑是違反了法例，不過，在一個尊重人權、自由的社會，容許以和平理性方式表達意見是十分基本的人權，就算和平集會演變成暴力衝突，亦應該要看是否由發起人的言論和安排所導致，才決定他們是否需要承擔責任，否則只要任何別有用心的人或團體，派人故意不聽大會指示，甚至蓄意製造暴力衝突去嫁禍一個和平集會，亦全都要由發起人承擔責任的話，那麼要扼殺和平集會實在太容易。因此，一個由始至終都是和平的集會，雖然未經批准，但要判處一些發起人入獄並且不准緩刑實在太重。 
 

香港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不少過去我們一直奉行、認為理所當然的做事方式和社會規律，並不是逐步轉變，而是話變就變，例如明明看到一些制度在倒退，卻要睜大眼說這叫做完善！明顯已進入以長官意志為對錯標準的年代，要學習重新定義甚麼叫馬、甚麼叫鹿，然後說服自己鹿即是馬、馬即是鹿！在這個時候，不少人因為難以或者不想適應新的轉變，所以選擇或者被迫離開香港，移民甚至走難去到世界各地，這是香港人的悲哀！不過，大部份的香港人和信徒畢竟仍然是會留在香港的，如何面對政治社會環境的重大轉變，是教會和弟兄姊妹不能迴避的課題，若果只抱著鴕鳥政策，或者只是說一切交託給神，而不做一些應變計劃或者演習，恐怕當挑戰忽然降臨的時候，大家會措手不及。 
 
面對一個愈來愈集大權於一身，而法律的紅線又不清晰，龍門可隨意移動的新常態，大家會有擔憂、甚至恐懼是很自然的，不會輕舉妄動也可以理解，但若果我們因此而甚麼也不敢做，恐怕亦不是一個愛神愛人的信徒應有的表現。在這種充滿挑戰的時候，其實最好先反思自己作為一個人、再加上作為一個信徒，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先撇開我們有甚麼一定要做不說，起碼要不斷提醒自己有甚麼事是自己一定不應該做的。 
 

過去幾年香港面對很大的挑戰和轉變，社會瀰漫著很多不滿和不安，一方面市民對公義、公平、對希望掌控自己的命運和生活方式的呼聲愈來愈高，甚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而不斷抗爭，可惜的是有些人因為急於達成目標而放棄了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令支持勇武抗爭，甚至不惜「攬炒」的香港人，在社會運動的高峰時期大幅上升，超越了不少市民和政府可以接受的底線。而政府透過嚴厲的法律和政治手段，再加上嚴峻的疫情，雖然令激烈的社會抗爭大致平復，但因此對香港前景失去信心而選擇離開的人亦不斷增加，對於未來應如何走下去，也許是時候大家應該反思一下過去幾年的立場、手段和態度有沒有問題，是否需要改變一下呢？ 
 
當人陷在高漲的情緒、緊張的環境之中的時候，是很難冷靜和理性思考的，惟有停一停、諗一諗，甚至嘗試易地而處，代入對方的處境，才能較為明白對方為何會有這樣的態度和回應，極少事情是只有其中一方有問題，全部都是對方的錯，而自己絕對正確的。我們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軟弱、盲點和醜陋的一面，我們沒有甚麼可以自誇的。無論政府或者市民大眾，若果大家真的珍惜香港，珍惜我們曾經擁有的許多寶貴的歷史、文化和生活方式，想走出現時的陰霾，我們一定要放低自己的憤怒和仇恨的情緒，才能夠有機會共同摸索出路。 
 

對香港人來說，這兩年的聖誕令人無限感慨，因為變化實在太大，我們許多美好的回憶和生活方式已漸行漸遠漸無聲。 過去的香港最令人珍惜的是言論自由和生活方式自由，作為中西文化薈萃、與全世界交流頻繁的國際城市，沒有人強迫大家接受任何的宗教、政治、哲學以及文化思潮，只要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甚麼也可以做，我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工作和居住地點、往何處旅遊、怎樣創作、甚至怎樣罵人，更加毋須宣誓向任何政權效忠。今日許多政府高官，在回歸之前已經加入政府，幸好當年英國人沒有強迫他們效忠英國政府，否則以他們今日表現出這麼高尚的愛國情操，對上司那種無限的忠誠，應該不會為五斗米折腰加入服務大英帝國的行列，或者在政權移交的時候就應該辭職，表明自己當初是真誠地對港英政府的效忠，擁護英皇制誥。  
  
香港在上世紀70、80年代的成功，在於社會容許大家在思想、言論和創意方面自由發揮，毋須墨守成規，毋須太多顧忌，不理白貓黑貓，識得捉老鼠的就是好貓，令我們的電影、電視、流行曲和靈活的生意頭腦，風靡全國和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其實就算在反修例運動期間，仍然可以看到不少香港人的創意無限、以及辦事的效率和水平超高，若果能夠善用他們的長處，協助政府宣傳和執行抗疫的工作，一定不會像現在那樣後知後覺、經常慢半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