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欠我：在三八線非軍事區脫北者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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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最近的一場研討會上，有一位參加者問我，在當今政治兩極化的情勢下，美國是否可能逐步滑向內戰。我回答說，雖然緊張局勢持續升溫確實是可能的，但美國歷史同時也展現出一種反覆出現的模式：制度韌性、協商解決，以及長線和解。當我提到美國歷史時，讀者或許會預期我將討論圍繞奴隸制度而爆發的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然而，在這篇文章中我想探討另一場較少被提及，卻同樣重要的衝突：19世紀中後期，美國聯邦政府與猶他州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摩門教徒）之間的對峙。

摩門教徒的迫害和西遷

在19世紀，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簡稱摩門教）的成員在美國中西部各州遭受到強烈的迫害。1844年， 教會創辦人約瑟‧斯密（Joseph Smith）在伊利諾州卡西奇（Carthage）監獄中被暴民殺害。他的死亡加劇了信徒的恐懼，他們認為在既有州份中，和平共存已不再可行。

在楊百翰（Brigham Young）的領導下，摩門教社群於1846年開始大規模西遷，穿越大平原前往鹽湖谷。當他們於1847年抵達鹽湖谷時，該地仍屬墨西哥領土；直到美墨戰爭（1848年）後才成為美國的一部份。1850年，楊百翰被總統米勒德‧菲爾莫（Millard Fillmore）正式任命為領地總督，然而，他同時兼任宗教領袖與領地總督的雙重身份，使宗教與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其一身。

為了重申聯邦政府在猶他的主權，1857年總統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派遣聯邦軍隊前往猶他，以安插新任總督。這事件被稱為猶他戰爭（1857–1858），雖然它並未升級為大規模戰鬥，但這反映了華盛頓與摩門教徒之間深刻的不信任。摩門教徒擔心再次遭受迫害；而聯邦官員則擔憂神權政治帶來了地方分離主義。

猶他戰爭與山地草原大屠殺

在這樣的緊張氣氛下，美國發生了西部歷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山地草原大屠殺（Mountain Meadows Massacre）。1857年9月，由約翰‧李（John Lee）領導的摩門民兵，聯同部分南派尤特族（Southern Paiute）盟友，襲擊了一支途經猶他南部、前往加州的貝克–芬徹（Baker-Fancher）移民車隊。在五天圍困後，民兵領袖提出虛假的停戰協議。當對方交出武器後，摩門教民兵殺害了約120名男子、婦女與較年長的兒童，僅有17名幼童倖存。

無論依據十九世紀或現代標準，這場屠殺在道德上都無可辯護。這些移民並未對猶他構成有組織的軍事威脅。以欺騙手段誘使對方投降後再加以殺害，不僅違反當時的戰爭準則，也違反基本的人類倫理。

1859年，聯邦政府派人前往現場調查，證實了元兇是摩門教。然而，由於多重因素，故此起訴極為困難，這些因素包括了地方居民的抵制、聯邦在領地內能力有限、證人受恐嚇，以及當時整體政治局勢的不穩定。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後，聯邦政府的政治與軍事重心轉移，摩門教得到喘息的機會。直到數十年後，約翰‧李於1877年受審並被處決，這是遲來的公義，但公義不會缺席。

南北戰爭期間疏離的「忠誠」

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時，猶他領地並未脫離聯邦，且在形式上保持對聯邦的忠誠。楊百翰宣稱猶他「堅定支持憲法與法律」。然而，這種忠誠是謹慎而複雜的。許多摩門教徒私下將南北戰爭視為上帝對美國的審判。

猶他並未派兵參與蓋茨堡（Gettysburg）或安提坦（Antietam）等東部重大戰役。林肯總統授權楊百翰組建了史密斯騎兵隊（Lot Smith Cavalry），負責保護電報線與陸上郵件路線，以避免這些重要設施受原住民攻擊，這使聯邦軍能將人力集中於其他戰場。

儘管猶他在形式上忠於聯邦政府，但政府仍然不信任摩門教。1862年，派翠克‧康納上校（Patrick Edward Connor）率領加州志願軍進駐鹽湖城，並在城外高地建立道格拉斯堡（Fort Douglas），確保猶他州處於監視之下。

漫長的和解過程

南北戰爭結束後，聯邦政府愈發專注於1856年共和黨政綱中所稱的「野蠻雙重遺物」（Twin Relics of Barbarism）：奴隸制與多妻制。隨著奴隸制度被廢除，聯邦政府的焦點全面轉向猶他領地的多妻婚姻。聯邦政府通過了反重婚法律，並且加強執行，國會將多妻制定為刑事犯罪，剝奪許多摩門教徒的投票權，又解散了教會的法人地位，並沒收教會財產，數百名男子因違反法例而入獄。

到了1880年代末期，摩門教在強大壓力下面臨存續危機。1890年，教會會長威爾福德‧伍德拉夫（Wilford Woodruff）正式勸告信徒停止締結違反聯邦法律的婚姻。儘管多妻婚姻並未立即消失，但這宣言標誌著一項決定性的制度轉向，移除了取得州資格的主要法律障礙。1896年1月4日，猶他正式成為美國第45州。雖然這並未抹去過往的敵對歷史，但象徵猶他正式整合進入聯邦體制。若從1857年猶他戰爭算起，到取得州資格為止，和解過程約歷時三至四十年。這既非立即完成，也非簡單順利，但最終避免了領地與聯邦政府之間的大規模內戰流血。

和解的另一個里程碑發生在21世紀，2007年，亦即是山地草原大屠殺150週年之際，摩門教領袖公開對事件表達深切悔意，表示真相「令我們深感悲痛」，並重申耶穌基督的福音不容許這樣的殺戮，這項承認代表著面對歷史錯誤的真誠努力。

對今日的啟示

儘管人類的歷史染滿鮮血，但最黑暗的雲層後往往仍有一線光明。在許多全球衝突中，勝者全取（The winner takes all），敗者則遭到摧毀。然而，美國在南北戰爭（1861–1865）後的經驗，卻提供了一條不同、儘管並不完美的道路。南北戰爭之後北方聯邦政府並未對南方邦聯領袖進行大規模處決，而是積極地重建南方。儘管南方出現沒收財產、政治剝奪、公民權爭議與暴力動盪，卻沒有發生過針對前邦聯菁英的系統性大規模報復。像羅伯特‧李（Robert Lee）這樣的南方將領，最終得以回歸平民生活。儘管重建時期充滿爭議且並不完美，但它仍然反映出國家選擇和平共存，而非追求徹底毀滅對方。

同樣地，在聯邦與猶他的衝突中，政府傾向於依賴法律與政治壓力，而非持續軍事鎮壓。摩門教社群亦做出重大讓步：放棄曾被視為神聖啟示的多妻婚姻制度。在一個高度兩極化的時代，這場十九世紀的衝突提醒我們：憲政爭議可以升級，但也可以降溫。制度性的自我修復極少一蹴可幾。它需要克制、漸進調整與痛苦妥協。和解並不抹除不義，也不意味道德等同；它反映的是一種面對歷史真相和錯誤的勇氣，一種高瞻遠矚的選擇：共建與共享未來，而非無止境的報復。

這個農曆新年去了北愛爾蘭，協助華人教會的新春聚會、主日崇拜、小組聚會分享，探訪和約談。這裡的天氣是英國的典型，大部分時間綿綿春雨，暗暗天色，冷冷寒風，泥濘地面，但在基督裏的團聚是「高溫」的。教會有三十年歷史，崇拜分普通話堂、粵語堂和英語堂，雖然已有數年沒有牧者，以往就算有，也只是短年期的服侍，教會的各崗位都是弟兄姊妹及長老執事長期負責。而他們大部分的職業都是餐飲行業，工作時間長，體力勞動大，但卻分擔教會許多工作。除了一般事工，較特別的是接待講員的住宿與交通安排、中文學校等。崇拜人數約二百人，而網上祈禱會竟約四十人，各小組團契約有三四十人。他們有近十位部分時間或全時間接受不同方式的神學訓練。其中一位姊妹就是在教會作準傳道人。我實在為這教會在神國度中的努力很受感動，為他們自覺性參與服侍很感恩。

我在北愛這十一天的工作很具挑戰，但也很享受事奉的喜樂。在第二個主日講道前一天，忽然有些胃部不適，還好像有感冒症狀，如感到很疲累、發冷發熱等。默默禱告並吃成藥，翌日睡醒後症狀竟好轉了，像沒有病似的，由早上普通話講道到下午粵語講道，然後和弟兄姊妹一起吃晚餐後，才收拾行李和休息，第二天中午前往機場，真的經歷奇妙的恩典。北愛爾蘭的基督教信仰氣氛，較其他英國城市似乎濃厚些，在巴士車身也有聖經經文。求主復興這地。

這段北愛工作的期間，心裏也掛念在法國南部圖盧茲的華人基督徒小組的聚會安排及探訪事工，因為巴黎及盧森堡的兩位華人女傳道，都先後分別來到圖城作關懷及服侍。因此我也遠距協助籌備和聯繫。感謝主使一切都配合得很好。心裏感謝得激動，因為主沒有撇下圖城華人的需要。仰望主的引領，讓我們經歷主奇妙的作為。求主繼續帶領著當地弟兄姊妹的成長，以及小組的腳步。

生活在香港所需要的防災措施確實不多，極其量只是在颱風季節裡在窗戶上貼貼「膠紙」或在暴雨時遠離沿海、低窪地區。

生活在台灣時，不少家庭在家中要配備「防震包」，當中包括：備用電話、電筒、水、急救用品、乾糧、哨子等，還需要確認社區內，那裡是防震避難處。當然，這是經歷９２１地震後，促成國民在日常中作出準備。

早陣子，英國不少地方遭逢大雪，令過往只是嚮往白色浪漫雪景的港人，有一點措手不及。原來下雪，除了是美景外，亦可以是一種災難。不少地區面對缺水停電，這意味著就是無法啟動家中的任何發熱設備。居住在零度以下而缺乏暖氣的住所，肯定不會是浪漫，除非，你視一家人被逼瑟縮在斗室中，互相倚偎取暖，也是溫馨浪漫的表現。友人家門外的積雪令她沒法開動車子外出，全家人滯留家中，既無法上班上學，亦不可能外出購物。從她口中得知，在大雪來襲前，家中亦是需要預備防災物資，足夠數天用的飲用水，一些不用煮的即食食物，禦寒的毛毯、睡袋……當然，還有剷雪的工具及防滑的行車（行人）配件。要安全地享受雪中浪漫的同時，也要作出一定的防災措施。

生活在不同的處境，就要作出相應的調適。只是，天災能料，人禍難防！活在缺乏監管、問責，但卻充滿監視、管控的都市，市民為求平安，其「防災措施」除了審慎言行外，就只能蒙面變聲地出現在＜東張西望＞，期盼能尋覓到一條既可出氣，又（可）能改善的出路。善意的表達，卻遭到開除的處分；行義的舉動，卻被視為動亂的苗頭。天災威脅著人的生命財產，人禍卻癱瘓著人的心靈良知。但願人在預防「天災」的同時，也能避免「人禍」給我們的影響。

農曆新年，盼望我們仍能持定公義，心存盼望，有智慧分辨馬鹿，認清黑白，既能磊落又能平安地度過每一天。

在李天命之前的黃展驥

去年底著名香港邏輯學家李天命教授逝世，雖然他沒有撰寫傳統意義的學術著作，但他將邏輯學普及化，這仍然是功不可沒的。不過，在李天命之前，其實還有另一位為大眾解釋邏輯謬誤和推廣思想方法的中文大學教授，他的名字是黃展驥，外號是「謬誤黃」，他的老師是另一位鼎鼎大名的邏輯學家殷海光。我在年少時曾經拜讀黃展驥的作品，例如《謬誤與詭辯》，所以在讀李天命的著作之前，其實筆者已經對很多基本的邏輯謬誤略有所聞，後來我在大學本科和研究院也讀過邏輯學，但都是抽象和艱澀的符號和形式，相對之下，我從黃展驥身上更獲益良多。

令我感到慨嘆的是，不論學歷、不論宗教信仰、不論政治立場、不論人生閱歷，很多基本的邏輯謬誤依然循環不息地在不同場合出現。在這篇短文裏，我想討論一種常見的邏輯陷阱，那就是「稻草人謬誤」（Strawman fallacy）的隱蔽變體：辯論者往往會刻意且隱晦地擴大對方的論點。

總統需要牧師級別的品格嗎？

舉例說，在上一屆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候選人特朗普的品格與誠信受到廣泛質疑，部分強調道德價值的美國福音派領袖便採取了隱晦地擴大論點的辯護策略。例如楊東川牧師在一個由角聲主辦的論壇中提出：現在是選總統，不是選堂會牧師，我們不需要一個品格高尚的聖人。但以我所知，在辯論中對方從來沒有說過總統要具有牧師一樣的道德標準，這只是他所建立出來的「稻草人」，那就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想敵」。

這段論述還隱含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類比」（False analogy），楊牧師將對總統候選人基本品格與公職信用的正當要求，極端化類比為「對宗教領袖或聖人的道德苛求」。事實上，批評者要求的並非牧師般的宗教情操，而是身為大國領袖應具備的基本法治精神與道德底線。他將基本的誠信門檻轉換成了道德頂峰時，原本合理的品格質疑就顯得像是不切實際的政治潔癖，從而成功地繞過了對具體道德缺失的實質討論，讓支持者的立場顯得務實且必要。

大部份自主研發可以為侵權洗白嗎？

這種值得商榷的邏輯，在經濟學家金刻羽教授（Keyu Jin）的訪談及其著作中清晰可見。她在為發展中國家科技企業的侵權與抄襲行為辯護時，常強調那些公司的科技成就主要歸功於應用型創新與龐大市場驅動的自主研發，並主張西方過度放大了早期的「模仿行為」。這種思維的潛台詞是：「你指控我的成功都是靠偷來的，這不能成立，因為我們有很多東西都是自主研發的。」這種辯護是以整體創新去淡化具體侵權爭議，造成對方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2003年思科（Cisco）起訴另一間通訊器材公司的案件是一個好例子，當時筆者正是在思科工作，思科是網路儀器的龍頭，但另一間公司的路由器不僅代碼與思科相似，連操作指令和說明書都幾乎一樣。思科發現自己的程式被抄襲，最確鑿的證據是連思科的原始碼錯誤（Bugs）和拼字錯誤都被一併複製了，當時最具代表性的辯護觀點是：在數百萬行代碼中，被指控抄襲的部分僅佔約 2%，其餘98%皆為自主研發。

然而，這種數據上的比例遊戲誤導了公眾對技術核心的認知，那2%的代碼並非無關緊要的邊緣細節，而是涉及核心功能的路由協議（Routing protocol）與關鍵算法。在知識產權的領域中，侵權的判定不在於字數的佔比，而在於是否竊取了系統的「心臟」。即使原創佔了絕大多數，也無法洗白那關鍵少數代碼對他人勞動成果的實質侵害。其實原告或批評者從未主張對方的成功百分之百源於剽竊，但辯護者仍會試圖將實質性的侵權行為淡化為比例上微不足道的小錯，從而轉移法律與道德上的責任。

大魔頭一定是全然敗壞嗎？

但最令我感到詫異的是，研究邏輯學和倫理學的加拿大哲學家戈維爾（Trudy Govier）也犯上類似的錯誤，她反對將一些千夫所指的罪犯妖魔化，她指出這些人也有人性的一面，她寫道：「他們善待動物和孩子；熱愛葉慈的詩、貝多芬的音樂或康德的道德哲學。一個被起訴的戰犯，例如波斯尼亞塞族領導人卡拉季奇（Karadzic），是一個富有愛心、受過精神醫學教育的人，而且熱愛詩歌；一個集中營指揮官也可以是一位技藝精湛的音樂家。」簡單地說，即使一些窮凶極惡的人也會做一些好事或者具有高級的品味。

這個論證隱藏了一個假設：十惡不赦的大魔頭一定要全然敗壞。其實，一個壞人當然有時候會做好事，但一個人並不需要每時每刻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惡行，這才算是邪惡。舉個例子說，前南韓總統全斗煥在執政期間實施威權統治，並且發動了臭名昭著的「光州事件」，他有沒有做過好事呢？當然有，他曾經大力發展經濟，在他統治期間，南韓 GDP 年均成長率高達8%，儘管他為南韓帶來高速經濟成長，但這仍然無法洗脫其獨裁者的身份。有趣的是，在20世紀八零年代，香港曾經流行過「英雄片」，所謂英雄片，其實是美化黑社會的電影，在片中，狄龍、周潤發飾演的黑幫頭子都是充滿義氣的英雄好漢。黑社會分子有沒有做過好事呢？當然有，但這仍然無法為黑社會洗白。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利用「人性微光」來擴大指控範圍、進而掩蓋核心罪惡的辯護修辭。

總結

以上所舉出的例子都屬於隱藏性的，但有時候對方擴大自己論點和舉起稻草人卻十分明顯，舉例說，我一貫主張大學課程不應只局限於古典統計學，而是應該將課程內容伸展到數據科學、機械學習、人工智能。反對者說：難道我們可以將所有分析都交給機械學習和人工智能，而不需要古典統計學嗎？這種明顯的擴大論點是十分容易反駁的，其實我從來沒有說過要全盤放棄古典統計學，相反，我認為兩者可以兼容，用那一套要視乎研究之目的和手上有什麼數據。不過，隱藏式的擴大論點、稻草人、類比謬誤則需要小心觀察和分析。

綜上所述，不論是對政治領袖的品格洗白、抄襲技術的辯護、抑或是對邪惡的質疑，這種「隱蔽擴大對方論點」的辯護手法，本質上都是在規避對核心特質的嚴肅審視。辯論者透過建立一個「要求高尚道德」、「大部份或全盤剽竊」、「全然敗壞」的極端稻草人，將原本關於誠信門檻、核心產權、人格底線的討論，轉向對「局部優點」大書特書。邏輯學的普及不僅是為了辨別詭辯，更是為了保護我們不被那些看似理性的「比例遊戲」與「人性微光」所迷惑。在追求真理與公義的過程中，我們要敢於直視某些行為是否已經觸及了文明與道德的底線。

若你感到面對世界局勢轉變不定，加上本地社會發生的大埔火災事件、巴士安全帶事件，還有不久之前的垃圾徵收費用事件、醫療費用倍增、再有個人的失意，好友離世或患重病等，可能會感到只有失望不曾叫你失望！你或會問人生該如何走下去？

基督徒可能只簡單地慨嘆一句「這是末日的景象」。但是我們是否需要多問一句：我生於這個末日般的時代是偶然的嗎？我的倖存只是神給我享用的恩典，我就講個感恩見證，然後繼續享受倖存嗎？而當遇到困境時就怨天尤人，懷疑人生？我是否應該向上帝問問「為何我可以倖存？」災難或困境的發生最少應該激發我們反思：如何關懷身邊那些正在受苦的人、如何可以增加人間的溫暖？

近日，我突然感染甲型流感，經受很不舒服的感覺，但很快就得到弟兄姊妹的關心和支援，冒險送藥到我家來，並有許多代禱問候…… 而我在五天後就已經能恢復正常生活。另外，也感謝主給我在英國的醫院經過一年多的處理，弟兄姊妹幫忙查詢，終於申請到可以在英國拿到所需要的慢性肝炎藥物，且還是免費的。感恩是這邊的醫生鍥而不捨地為我申請多次才能成功的。享受恩惠後的回應是要更積極的服侍他人。我感謝主的憐憫之餘，求主加我力量更多關心神的教會的需要。二月上旬至三月初在劍橋和鄰近城市，並於北愛爾蘭都有密集的講道或分享，請禱告記念。

若感到今天的世界是冷如冰天雪地，但是上主仍賜太陽照耀，使這世界不太冷。上主也呼召我們在冰天雪地中和上主一起成為送暖的太陽。最近重遇而再次喜歡的一首歌是「冰天的太陽」，在這裏與大家分享。歌詞中的一段：「從此不怕夜冷路渺茫，就算冰霜披面仍未覺驚慌；縱使風急雨狂，途中總見希望，全賴你看顧著我，輕倚我旁！明天或是像雪地嚴寒、或遇著艱辛景況，或許波浪澎湃升降；冷風吹、冷雨飛，全沒法叫我搖盪，因你用真愛將心熱燙！」

受害者被指為「國內恐怖分子」

我曾經對一些教會說：「如果你邀請我講道或者開講座的話，活動完畢之後，我恐怕有一半甚至以上的會友從此失蹤。」最近發生在明尼蘇達州的兩宗槍擊事件，無疑是美國執法爭議與宗教道德辯論的轉折點。若果我有機會就此題目發表演講，我絕不會含糊其辭。我情願有一半人離開，也不願意教會墮入「平庸之惡」。

這次爭論的核心始於連續兩次由ICE（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探員槍殺美國公民的事件。1月7日，37歲的美國公民古德（Renee Nicole Good）在車內遭探員擊斃；儘管國土安全部（DHS）聲稱她企圖衝撞探員，但隨後多間媒體公開的錄影卻顯示，探員開槍時並無即時生命危險。1月24日，退伍軍人醫院ICU護士普雷蒂（Alex Pretti）在抗議現場遭擊斃，多段視頻揭露他當時並沒有做出取槍或威脅性動作。面對這些指控，特朗普總統、萬斯副總統、ICE局長均為探員強力辯護，甚至稱受害者為「國內恐怖分子」，並強調執法人員應享有「絕對豁免權」。

在案發時普雷蒂持有合法槍械，但特朗普多次表達示威者不應該帶槍進入示威現場，這說法引起了全國步槍協會（NRA）和持槍權活動家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攜槍權不應因為參與示威而被取消。最諷刺的是，在1月6號的國會暴動中，有些特朗普支持者都是攜帶槍械進入示威現場。

普雷蒂是否暴力和抵死？

有一段視頻顯示：1月13日普雷蒂向一輛緩慢行駛的執法人員車輛大聲喊叫並吐痰，隨後用力踢碎了該車的後尾燈。支持執法部門的人士認為這證明普雷蒂具有攻擊性；而他的家屬和代表律師（包括曾參與喬治‧弗洛伊德案的律師）則強調，11天前踢車的行為絕不能成為1月24日他在未構成威脅的情況下被射殺的正當理由。

支持ICE做法的人暗示普雷蒂是一個暴力且「抵死」的人。這種手法讓我們想起了幾年前的喬治‧弗洛伊德案。幾年前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員跪頸至死，挑起了波瀾壯闊的「黑命貴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在運動中弗洛伊德被塑造成天使的形象，而反對運動者不斷強調弗洛伊德並非「天使」，而是一個案底纍纍的積犯，試圖以此削弱大眾對警察暴行的憤怒。然而，這些人忽視了一個文明社會最根本的法理原則：正義並非只為「天使」服務。 無論弗洛伊德過去犯過多少次法，無論普雷蒂在11天前是否踢過執勤車輛，這都不構成執法人員可以「就地正法」的理由。保護一個「不完美」的公民免受非法殺戮，這才是法治對公義最嚴肅的承諾。

如果我們接受「因為受害者有污點，所以過度武力可以被原諒」的邏輯，我們實際上是在允許執法部門擁有無視憲法的「處決權」。這種邏輯的終點，便是法治的徹底崩潰。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反毒戰爭」就是最慘痛的教訓，他上台前揚言以鐵腕掃毒，賦予警察近乎無限的武力使用權，暗示只要目標是「壞人」，程序正義便可拋諸腦後。結果是成千上萬的嫌疑人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被處決，其中不乏被烏龍指控的平民與弱勢群體。社會並沒有因此變得更安全，反而陷入了無盡的恐慌中。杜特爾特離任後隨即面臨國際刑事法院對其「危害人類罪」的追究，這證明了任何試圖超越法律的執法，最終都將被正義審判。

其他踐踏人權的案件

除了致命槍擊案，ICE的其他執法行為同樣令人心碎。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名美國公民羅曼（Aliya Rahman ）在前往醫院就診腦傷途中，被多名蒙面探員強行拖出車外。儘管她不斷尖叫提醒探員自己是殘疾人士，探員仍擊碎車窗並將其拖行至地，且完全忽視她對輔助器材的需求。《紐約郵報》以大字標題去指出羅曼參加過LGBT和「黑命貴運動」，在報道中將她「起底」。到底她的思想是否激進和探員對她粗暴有什麼關係呢？？

而在聖保羅市，56歲的苗族裔美籍公民 ChongLy Scott Thao 在家中遭到ICE闖入。探員在持槍恐嚇後，將僅穿著內褲、披著一條孫子的小毯子的他強行帶往戶外，當時室外氣溫僅有 華氏14度（約攝氏零下10度）。事後證明，這完全是一場認錯人的「烏龍抓捕」。這種踐踏人權的行為，竟然出現在美國！現在美國有何道德高地去指責違反人權的國家？

基督教的撕裂

在美國基督教界，最近的槍擊事件再一次引起了撕裂。自由派與主流宗派，如聖公會（Episcopal Church）和聯合基督教會（UCC），對此表達了最激烈的反對。明尼蘇達州主教盧拿（Craig Loya）公開形容ICE的行動是「冷酷的虐待」，並將其比喻為聖經中希律王的暴政。天主教聖保羅及明尼阿波利斯總教區總主教哈達（Bernard Hebda ）亦為死者舉行追思彌撒，呼籲信徒捍衛生命尊嚴。

與此相對，許多保守派福音派人士則採取支持或辯護的立場。副總統萬斯更引用「基督教價值觀」，主張保護國土安全是最高的人道主義，並指責抗議的教會領袖過於意識形態化。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SBC）的態度。美南浸信會領袖在1月7日古德被殺後的數日內，並未發表任何顯著的公開聲明予以譴責。

1月18日，有示威者闖入聖保羅市的城市教會打斷禮拜（因為該教會的一位牧師同時是 ICE的地方官員），保守派領袖對此極為憤怒，稱其為「對宗教自由的侵犯」。截至1月27日，SBC主席普雷斯利（Clint Pressley）及SBC官方媒體均未對普雷蒂遭擊斃一事發表實質性的評論。普雷斯利的社交媒體聚焦於譴責1月18日抗議者闖入城市教會，但對於兩起致命槍擊案或ICE執法權擴張的系統性問題，卻始終隻字未提。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教授莫勒（Albert Mohler）在他的社交媒體平台上認為明尼阿波利斯事件的真相是「令人混淆」，他說：「這並非執法部門故意製造的混亂，而是組織嚴密的左派活動人士故意製造的混亂。」他並強調要尊重法治，要支持聯邦執法人員，他同時批評了抗議活動，這是典型的一切問題歸咎「左膠」。

歷史的教訓

若果翻查歷史，你便會發覺美南浸信會在這些事件中的保守態度是不足為奇的。美南浸信會成立於1845年，其成立的根本原因在於教會內部就奴隸主是否可以擔任傳教士的問題產生了分歧。1844年，阿拉巴馬州浸信會向浸信會海外宣教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訴求（即「阿拉巴馬決議」），他們認為奴隸主有資格被任命為宣教師。該提議遭到拒絕，於是乎，南方各州的代表於1845年5月在喬治亞州舉行會議，他們正式退出海外宣教委員會，並成立了美南浸信會。雖然在1995年美南浸信會為從前對黑奴制度的立場道歉，但這足足遲了150年，稱之為「後知後覺」已算是客氣了！

「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源自鄂蘭（Hannah Arendt）對納粹官員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觀察，強調的是那種「不思考、不批判、僅執行職責」的平庸性。不過，美南浸信會在1845年的反應，其性質可能已經超越了「平庸」，而更接近於一種「主動的意識形態合謀」。1845年，他們拒絕接受北方浸信會對奴隸制的譴責，主動從原有的組織中分裂出來，以保護奴隸主宣教的權利。當時的領袖們並非「缺乏思考」，而是發展出一套極其精密的「親奴隸制神學」（Pro-slavery Theology）。他們利用聖經（如保羅書信中關於僕人服從主人的部分）來將不公義的制度「神聖化」。在今天，很多基督教領袖亦已經超越了「平庸」，例如主持《公民廣場》的林修榮，不斷主動地為特朗普提供宗教與道德背書，維持與當權者的聯盟，已經優先於對公義與受難生命的關懷。

「任由他們離開吧！」

當前，面對ICE在明尼蘇達州連續殺害美國公民的暴行和特朗普的其他倒行逆施（例如侮辱和恐嚇盟友），許多教會領袖選擇了沈默。這種沈默背後的潛台詞是：「若果發聲的話，恐怕會眾會大量流失，甚至教會分裂。」 但這正是「平庸之惡」的溫床：當我們為了維持現狀而放棄道德判斷，沈默就成了暴政的燃料。

對於那些可能要離去的人，我的回應是：「任由他們離開吧！」 一個為了維持人數而閹割真理的教會，早已不再是基督的身體，而僅僅是一個社交俱樂部。難道「豐盛的生命」就是拿了天堂門券之後，擁抱謊言和對受害者麻木不仁的生命嗎？

我們所追隨的耶穌基督，從來不是一個尋求共識的調停者。他在聖殿中憤怒地推翻兌換銀錢者的桌子，直言不諱地斥責當權的法利賽人是「粉飾的墳墓」。他從不害怕得罪建制，因為他的使命不是維持跟隨者的人數，而是彰顯上帝的公義。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膨脹的血腥年代，卡薩斯 （Bartolomé de las Casas）和蒙特西諾斯 （Antonio de Montesinos）等神父、修士在講壇上批判殖民者的罪惡，儘管這些言論令他們孤立；1960年代，馬丁路德金的講道同樣讓無數「溫和派」白人教會感到極度不適，筆者在明尼蘇達州讀書的時候，曾經有一位經歷過民權運動時代的教授說：在馬丁路德金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前，他在美國極不受歡迎，因為無論他去到哪裏都會出現示威活動。

最終的問題是：到底教會是敬拜神，還是敬拜特朗普？

曾聽說有一種極為便宜且有效的逼供方法。就是強制一個人坐著，強光從四方八面直射那人。在不分晝夜，不能睡覺及休息的情況下，逼使那人就範及招供。在疲憊，閉著眼仍能見到光，又不能休息，無法睡眠的情況下，不到三天兩夜，任你是怎樣強悍，也不得不屈服。如此這般的酷刑，叫人聞風喪膽。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有不少人把這些情況（懲罰）放在自己或施加於別人身上。

「為何牧者沒有回覆我的留言？現在才是晚上十二點，我已等了她／他十分鐘！」
「公眾假期我才空閒，她／他總是拒絕我的邀約」
「他／她昨天晚上在我家小組，十一點離開，但為何今天早上九點仍未見他／她在辦工室上班？」
「牧者對羊群不是要全天候、全方位的關顧嗎？我清晨六點致電給他／她或深夜三點找他／她，有何不妥？」

而更令人費解的是，被如此要求的人，內裡竟也有這樣的自責：

「我沒有即是回覆，是我的失誤」
「他／她是需要別人的關心、安慰，尤其是在夜深人靜，我是需要作出陪伴。」
「若我放假時，就把會友忘記，這豈不是像僱工一般？」
「牧者甚可以放工或放假？關愛、照顧群羊，並不是一份工作，而是聖職！」
「計算太多，就稱不上是神的僕人。」

這「光」也太強烈、太耀眼，來自四方八面，來自周遭的人，更是來自自己的內心，叫人停不下來。在疲憊又不能休息下，任憑你如何聖潔，也難免觸礁、跌倒。休息竟成為罪過，一個不會善待自己，不能停下來的人，大概也難以安靜聆聽別人的需要，更遑論去明白、體諒、關懷他人的艱難、困境。

金句是我們能背誦的：「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以賽亞書三十15）

主耶穌忙碌後的安靜是我們知道的：「散了眾人以後，他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裡。」（馬太福音 十四23）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馬可福音 一35）

誡命是我們熟讀的：「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申命記五13-14）

縱然熟讀、可背誦、有榜樣，但我們活在被「強光」包圍及要求的氛圍下，眼睛卻被模糊了，腦袋更被昏亂了，令人看不清亦記不起。＜忙與盲＞[1] 是四十年前的老歌，竟仍然是我們今天的寫照。

新一年新開始，願我們學習好好睡覺、好好吃飯，在休息、慢活，甚或是發呆、放空之中，就是在平靜的處境及心境下，才有機會歸回上主預定給我們的安息。

還記得兒時經過「辦館」、「士多」[1]，不同的零食總會放在入口的正中位置。一些散裝或平易的小糖果放於前排易取的位置，兩旁所懸掛的，一邊是「金」字嘜頭的「魷魚絲」，另一邊是「眼鏡」型的巧克力。中間的，一就是附有「印水紙」的口香糖，不就是能當作「哨子」的薄荷糖。而放在最高的「王者」位置，絕大多數是這款小竹支串著的「魚塊」（不曉得這零食的正名是甚麼？），叫小孩子們站在這零食「聖壇」前，遠觀著這令人嚮往、教人垂涎的「高級」零食。一些較「富有」的同學，手執兩支，一支自己吃，另一支給他的同伴們分享，盡顯其慷慨、大方。

日前，在倫敦附近的一間亞洲超市走走，竟然重遇上這「高級零食」。它同樣是放在顯眼的位置，豎立如聖誕樹般高，放置在零食區之中，叫人難以迴避其吸引。大女兒恩言在旁分享，她小時候亦曾見過這零食，但就是未曾購買。未知她是否跟爸爸兒時一樣，被這「高級」零食所震懾，只限遠觀，而少有親嚐。

與恩言停留在這零食前，本想買下回味一番。但亞超不像辦館，不能獨立只買一支，而是要買一整包（二十支）。由甚少擁有到一下子能手握二十支，這衝擊也太大了，故只好把手中的「高級零食」放回原處，有待心情平伏後，才決定買還是不買？只是走著走著，就忘記了這記憶中的「高級」，之後，就只能把這「零食」放回記憶。

聖誕節前兩天，收到了友人的禮物…..竟然，就真的是竟然……。兒時未曾遇到慷慨的同學，但在英國卻認識了大方的朋友。手中拿著兩包共四十支，想著應否放在家中的顯眼處，作為對「高級」的敬意。

人在外，總是對舊有的事物，額外動情。但舊物不如新友！舊物難尋，新友難覓，若能遇上或交上，就要額外珍惜。遠親不如近鄰，在異鄉更顯真實。人到中年，要建立新的情誼，既要費力，也要主動，更是一場冒險。計算、測度、猜疑…..往往妨礙著彼此關係的建立。

遇到新知，一個簡單的行動，一句真誠的問候，一杯熱咖啡，一頓家常飯，足以教人觸動，足以叫人動情，足以讓人走近。由相識到朋友，由朋友到深交，由深交到知己，既是冒險之路，亦是豐盛之旅。

2025年是滿有悲傷，也是滿有恩典的一年。

自移民以來，我們第一次在這裡經歷失去心愛的小狗、失去至親的姑媽和爸爸。在傷痛之餘，我們學習處理被勾起的情緒、處理「平凡卻非常貴重」的遺物；在不捨中決定哪些東西要棄掉、哪些東西要轉贈、哪些東西要留念──這是一個看似容易但卻非常痛苦的過程。

委實悼念需要克服很多情感掙扎和極大勇氣接受「已失去了，不能時光倒流」的事實，最終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失去了的摯愛。

姑媽常常建議人們種植番薯葉，她對著任何人都總會提出這個建議，因為她非常喜愛種植，常常在後園種植各樣蔬菜。所以，我們為悼念她，第一次特意在後園種滿一地番薯葉。我們為悼念小狗特意把他的食物架變為盆栽，因為這個小木架是我們親手為牠組裝的。我們為悼念爸爸，特意在家中闢出一角擺放別人送給他的花卉和聖經金句飾物，因為年近百歲的爸爸到生命盡頭之時仍願意繼續信靠耶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又值得歡欣記念的事。

執拾爸爸從香港移民美國時帶來的物件，再次看到小時候曾經看過卻又非常模糊的袓父母照片，袓母穿「大襟衫」，祖父卻穿西裝。此外，又發現了很多差不多可以放進博物館的文件，其中包括一張二戰時期爺爺在香港銀行定期存款的手寫憑據。一面執拾、一面構圖、一面回憶，唏噓一代歷史已成過去。新一代歷史則需要由我們仍然留下來的人繼續努力編寫。

三失過後，生活節奏和內容都起了變化，從前用在問候、探訪和陪伴至親至愛的環節突然「沒了」。我們都仿似年青時考完會考後的一樣「失落」，需要學習重新調較時間運用，從繃緊的生活節奏中慢下來；剩下更多空間思想和發掘前面的生活方向。

誠然，在沒有過往十年或幾十年的「定格」生活框架所限，我們餘下的生活型態和模式的確「可塑性非常高」。無論是海外宣教，或作不同形式的生活體驗，也可以說是沒有從前那麼「有牽掛」；說不定在「變革」的生活下，可以收獲另一種生活意義和豐盛。雖然說不上為「已走了的人」繼續活下去，但期望能盡了仍然有生命氣息而好好活著者的責任，不虛度上主所賜的日子。

但願從歲首到年終都眷顧人的上主，幫助每一個在哀傷裡的人都能盡快走出傷痛，重新站起來，重拾生活動力；不再「定格」在失去的那刻。

在強弱懸殊下，主戰是否仍然佔據道德高地？

2025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了一套多達二十八點的俄烏和平構想，其核心精神並不複雜：烏克蘭應接受現實，放棄部分領土、限制軍隊規模、永不加入北約，以換取停火與安全承諾。在12月，和平方案已經修訂，不過，在新方案下烏克蘭仍然要從頓巴斯等地區撤退。特朗普支持者的論證邏輯十分直接：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烏克蘭將付出更高昂的人命與經濟代價，甚至可能面臨國力透支與國家存亡的風險。在這種敘事中，割地不再被描述為屈辱，而被包裝成一種務實、理性的止血方案。

丙子胡亂與平民的視角：誰在承擔「大義」的代價？

這樣的主張在歷史中屢見不鮮，十七世紀朝鮮的丙子胡亂就是一個好例子。丙子胡亂發生於滿清崛起、明朝衰亡的關鍵節點。朝鮮長期以來是明朝最忠誠的藩屬國。當清太宗皇太極要求朝鮮斷絕與明朝的宗藩關係、改奉清朝為宗主國時，朝鮮朝廷內部爆發了激烈爭論。主戰派認為，若向清屈服，等同背信棄義；主和派則認為，國力懸殊，繼續抵抗只會招致更大災難。

1636 年冬，清軍南下，朝鮮國王仁祖退守南漢山城。圍城時間拉長後，守軍糧草斷絕，史料清楚記載，朝廷徵用民糧、拆除民居屋頂的茅草作為馬匹飼料，最後甚至宰殺軍馬供士兵充飢。

2017 年，南韓上映了一部以丙子胡亂為背景的電影，名叫《南漢山城》。片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對話：一名出身農民的士兵對朝廷將軍說，朝廷事明抑或事清，對他並不重要，他只希望春天能播種，秋天有收成，冬天不會挨餓。這段對白是否有直接的歷史原型，已難以考證，但它所呈現的心態，卻極為貼近當時多數平民百姓的現實處境。對普通人而言，宗主國的更替、文明正統的歸屬，遠不如一家人的溫飽來得迫切。當朝廷的「大義」必須以拆屋、饑荒、百姓死亡為代價時，道德的張力便不可避免地浮現出來。

溫泉關之戰：自願犧牲與象徵性抵抗

與丙子胡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歷史中著名的溫泉關戰役。公元前 480 年，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斯率領三百名斯巴達戰士，聯合少數希臘盟軍，在溫泉關阻擊數量遠勝於己的波斯大軍。這場戰役在軍事上注定失敗，最終全軍覆沒，但卻成為西方文明中「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象徵。

溫泉關的道德評價之所以長期偏向正面，並非因為犧牲本身，而在於犧牲的性質。首先，赴死的是自願參戰、受過嚴格訓練的戰士，而非被迫承擔後果的平民。其次，這場戰鬥確實為希臘城邦爭取了時間，促成後續聯盟的形成，並最終在薩拉米斯海戰等關鍵戰役中扭轉戰局。這是一種「有限而自覺的犧牲」，而非無止境地消耗社會底層的生存資源。這提醒我們，判斷主戰是否具有道德正當性，不能只看是否「必敗」，還必須看犧牲是否自願、是否具有實際或象徵上的戰略價值。

史可法與揚州：堅持是否必然等於徒然？

類似的道德張力，在史可法死守揚州的悲劇中表露無遺。「龍鍾閣部啼梅嶺」，這是孔尚任在《桃花扇》（餘韻）中描述史可法在梅嶺誓師的悲壯場景。史可法的個人操守幾乎無可指摘，他以身殉國，英烈千秋。然而，一個無法迴避的反事實問題始終存在：如果史可法選擇投降，揚州是否仍然會發生十日大屠殺？不過，歷史學界普遍認為，滿清的「揚州十日」是多鐸為了震懾江南其他城市（如南京、蘇州）而採取的恐怖策略，抵抗確實是導火線，但屠殺的規模更多源於清軍的恐怖策略。

而「嘉定三屠」發生在已經歸順清軍的城市，清軍只是遇到民眾自發的小規模反抗，但清軍再次進行大規模殺戮，這顯示了侵略者的目標不是要解除武裝，而是要徹底摧毁當地人的抵抗意志，以達到殺雞儆猴之目的。

無論如何，若果將史可法死守揚州視為愚蠢的自殺行為是不公允的，歷史上並非所有「堅持到底」的案例都以悲劇收場。例如前面提過的溫泉關之戰，三百壯士的犧牲為希臘聯軍換來了時間，最後扭轉戰局；此外，1836 年，德州民兵死守阿拉莫要塞，雖然最終全軍覆沒，卻成功拖延了時間，使山姆．侯斯頓得以集結兵力，最終在聖哈辛托戰役中擊敗墨西哥軍隊，促成德州獨立。

這類案例說明，抵抗的價值並不僅取決於眼前的成敗，而取決於是否能為整體戰局創造轉機。史可法的選擇是否具備這樣的戰略可能性，仍可討論，但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毫無意義的自殺行為。真正值得反思的，不是「堅持是否錯誤」，而是「堅持是否建立在對整體局勢的清醒判斷之上」。孔尚任寫道：「全開鎖鑰淮揚泗，難整乾坤左史黃」，意思是當時整個防線已經失守，左良玉、史可法、黃得功這些猛將也無法改變戰局。不過，這是後人回顧歷史的斷言，在明末戰局還未預定。

值得一提的是，滿清入關的時候，其口號並不是要消滅明朝，而是提出要幫助明朝對付流寇，起初史可法亦主張「聯虜平寇」，向清軍求和似乎是一個務實的做法。然而，後來清廷終於暴露了狼子野心，多爾袞致書史可法的書信格式有如諭旨，清以正統自居，否認明朝的法統地位，並且在信中要求南明君臣歸降。

中日戰爭的教訓：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類似情況亦出現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1935 年，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曾說過一句被反覆引用的話：「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幾句話本身並不激進，反而高度克制，體現了一種典型的現實主義思維。然而，隨著局勢演變，蔣介石逐漸意識到，日本的戰略目標並非佔據中國局部領土或勢力範圍調整，而是系統性的殖民、去主權與長期控制。正是在這一判斷確立之後，「不輕言犧牲」才轉化為「不能不犧牲」。中國八年抗戰之所以在歷史敘事中被普遍視為道德高地，關鍵並不在於「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修辭力量，而在於對侵略者意圖和對後果的衡量。這一歷史轉折，正是理解「實力懸殊是否仍應主戰」的關鍵切入點。

結論：烏克蘭、俄羅斯與「六國論」的歷史回聲

回到烏克蘭問題，若僅從短期止血的角度看，割地求和似乎具有某種現實吸引力。然而，從更長的歷史視角來看，澤連斯基的堅持並非情緒化的冒進，而是建立在對俄羅斯戰略行為模式的深刻認識之上。俄羅斯的安全觀與勢力邏輯，長期以來呈現出不斷外推、步步進逼的特徵。今日的讓步，並不能為明日提供可靠保障。

北宋文學家蘇洵在《六國論》中指出，六國之所以破滅，弊在賂秦。割地求和不僅削弱自身實力，也破壞盟友體系，使得不賄者最終孤立無援。即使不賄的齊國，最終亦因整個同盟體制崩潰而走向滅亡。這一洞見放在今日歐洲局勢中，仍具有驚人的現實意義。若美國和歐盟選擇「犧牲」烏克蘭以換取表面和平，俄羅斯極可能得寸進尺，使整個歐洲長期生活在威嚇與不安全之中。其實，現在烏克蘭還未到潰敗的地步，雙方嵌入膠著狀態，或者可以說俄羅斯佔了上風。若果歐盟和美國繼續支持，這並不是一場絕望的戰爭。

因此，在烏克蘭的情境下，繼續抵抗並非單純的道德姿態，而是一種具有長期理性的安全選擇。當侵略者的目標不是局部利益，而是否定他國主權時，妥協往往不是終點，而只是下一輪進逼的起點。歷史反覆證明，彈盡糧絕之後是否仍應主戰，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但在某些結構性條件下，妥協反而更危險。道德高地不在於犧牲是否慘烈，而在於是否看清了退讓所帶來的長遠代價。

許多人認為懂得感恩是一種美德和禮貌，但聖經給我們提醒，感恩是人生哲學。保羅勉勵我們凡事謝恩所指的不是每件事都感恩，而是每一個處境都感恩。2025年我們都經歷很多不同的處境，從碧仙桃(Bristol)來到劍橋（Cambridge）落腳，是從有親戚的祝福照顧，給我們舖路搭橋來劍橋郡的聖尼奧斯（St. Neots)，就急忙買了房子落腳，希望可以快快開始融入英國的生活及宣教的事工。終於在年底前確定了2026年，身在英國時就定期往北愛爾蘭華人教會牧養和宣教。而在可能的情況下，也會兼顧法國華人教會的需要。對上主在我身體健康上的恩典，我希望把握餘生，以服侍報答主。

我一向對別離的哀痛不易克服，今年摰友、親戚身故，以及相識多年的弟兄姊妹離世，並大埔的災難。在返港期間，有些我也不敢去面對，恐怕哀傷情緒影響了要負責的講道或其他要完成的事情。年終主日崇拜主題是有關感恩的信息，我覺得很不易去作分享。我看自己像個倖存者，我在哀痛中怎樣說：感謝主，我享受著主豐足的恩典？如何向受災難影響而創傷的人說感恩的信息？結果我只覺得是結結巴巴的，眼高手低的分享自己的思緒。生命中的各種處境常叫我難以理解及闡釋！我深覺詞窮理屈，人生哲理真的難以述說清楚，求主憐憫我在宣教中有難以言喻的時候。

我在聖誕節前平安返抵英國，並嘗試適應時差的影響。感謝主，總算能夠順利完成主日的事奉。請為我近期肩頸膊痛代禱，但仍為我的健康不太差而感恩。

年終的默想經文：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我要在祂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詩一一六12-14）。

你應該有看過英雄電影吧？近來看了幾套由美國發行的英雄電影，發現不少荷里活英雄敘事把主角放在「一人扛天災與人禍」的場景中，鏡頭語言常用「孤身逆風」的長鏡頭來加強無懼的形象，這個英雄的自我形象，通常也不允許他們有失敗的可能。當然，電影歸電影，這些英雄的角色往往是被極致的理想化，能在故事中戰勝所有的困難挑戰，打敗敵人，對於失敗卻是輕描淡寫，並且沒有太多情節描述失敗作為個人成長和學習的重要途徑。台灣與美國友好，很多台灣人都會去美國升學，不少美國文化影響著台灣社會，尤其台灣成立半導體產業，製造電腦晶片銷售到美國及世界等地，例如：竹科、南科等等，都是支撐著全台灣經濟的重要企業。因此，台灣人也受到英雄主義思想的影響。

這令我想起之前讀過蠻有趣的一本書：莫瑞·史丹著《男人·英雄·智者—男性自性追尋的五個階段》。筆者比較深刻是後三個階段的論述。

在「靈魂主導階段」說到：「人在社會化過程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形象，這就是我們為了合群會戴上『能被社會認可的臉』，久了就以為那就是我，這是榮格的觀念。一個男人的成長，需要啟動「把這張社會面具慢慢卸下，讓『獨特但未被允許的自己』能住回心裡。」從被社會化過程中所賦予的形象中，找到自己的獨特性。被社會期待的男人面具，通常壓抑情感，可能源於互補，致使男人在成長中不斷地尋求阿妮瑪（Anima 是男人心中的完美女人形象）。

在「自我-自性軸階段」提到一個男人有一種「我就是我」的感覺，由尋找自己到找到自己、活出自己與實現自己。

在「尋找上帝階段」講到一個男人會觸及終極的存在，是尋找生命的意義。一個男人開始發現光明與黑暗、生命與死亡、創造與破壞力量的並存，兩者在「爭持」中。作者更引用榮格的「陰影」的概念，講述人的意識與潛意識世界，一個男人需要勇敢面對自己的「陰暗面」，才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

雖然筆者不是男性，不過也認同作者說成長五個階段。筆者在思想，男人一生都渴望成為英雄，而成為英雄又好像個人成長和學習的重要途徑，筆者好奇的是：「當那些成功英雄背後，是如何面對失敗時的掙扎和軟弱？當一個基督徒面對生命中的失敗軟弱時，又是如何理解神的恩典？」

我們都很明白，基督徒是需要上帝的恩典，恩典不單單是基督徒生命的起始點，更是信仰中不可或缺的前行動力。面對失敗、人的罪性、軟弱、困境時，恩典更成為基督徒的契機。所以，我們時常禱告的時候，會向上帝求恩典。恩典不但是對失敗的遮掩，更是通過失敗來更深地體會上帝恩典的途徑。

那對於「孤獨的英雄」與「同行的陪伴」又是如何理解？又有什麼分別？

英雄故事中的主角，儘管是英勇無懼，卻是又顯出深層的孤獨，因為這些被塑造的英雄主要是聚焦他們的自身奮鬥和選擇。然而，對比這些「孤獨英雄」，在基督信仰中，「聖徒相通」所呈現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層面。

在新約聖經中教導了「信徒同心同行」的概念，因為我們是在同走天路，彼此傳遞痛感與喜樂的。潘霍華牧師將神恩約的子民視之為教會，聖經將身體比喻為教會，強調神子民各自獨特，但卻又是彼此依賴，正如身體的不同部份。每個子民都有不同的角色，但都是「同一身體」的一部分，是神國的一員，同行的陪伴強調的是「在基督裡的合一」及「生命共同體」的貢獻。教會不但是信徒聚會的地方，其實它實質是基督的身體，是一個有機的生命共同體。更是信徒互相扶持、通過愛、服事和陪伴共同成長，一起見證福音的大能。教會未必是一棟的建築物，未必是一個的聚會點，而是生命的有機體。

這又如一隊球隊，由不同的性格、特質的隊員組成，負責不同崗位、不同的領域，互相配合支持隊友，以致球隊能完成比賽。又正如一個家，家是球隊，家人是隊友，隊友平常有各自負責領域，各自的工作，卻又相互陪伴支援。家庭中的每一個人就像機器的大小齒輪，和諧運轉。然而，每個齒輪都大小不一，卻是互相配合運作，令機器產生良好成果。信仰、家庭和生命中的各種事件也有如大小齒輪，在神的手中都能順利進展，更不斷創造奇蹟。因為「家庭」也是神祝福人的地方，是神所設立的基督化家庭，家庭成為見證祂的一個出口。在建立家庭是要學習「換位思考」以及「靈活思考、確定家庭目標」，知道如何在家庭中「換位想像」一同在家庭和關係中成長。有時在家庭中多思想：如果自己是對方，會有什麼的感受？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行為？這有助放下自己的立場、經驗與想法，從對方的角度來感受，「一同成長」、「一同休戚與共」，這也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總括而言，「英雄」與「信徒」呈現兩種自我形象的對照（自我主宰 vs. 在恩典中成長）。英雄是以自身力量主宰命運，有種「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覺，而基督信仰則將上帝置於信仰的核心，揭示了信徒不是「成就自我」的人，而是在神恩典下成長的人，強調的是「唯有上帝才是真正生命的主宰」，我們這些軟弱、不完美的人，上帝仍然使用我們成就祂的大事。

因此，我們永遠不是個人奮鬥的孤獨英雄，我們也不是永遠的獨行，而是一個互相扶持、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

「我什麼都想帶走......卻什麼都帶不走」來自倖存者的剖白，教人惋惜，叫人淚崩，更讓人有深切反省。甚麼是真正的「擁有」？立時讓我想到的一句：「萬般帶不走，惟有業隨身」，亦同時顯示出自己就這一句話的兩處誤解。

誤解一、以為是「孽」隨身。一直錯以為是人所作的「壞事」、「惡事」，作造的「孽」，會伴著人的一生。誰知是「業」不是「孽」。「業」所指的是較為中性，如：好壞功過、建立與拆毀、成功或失敗、美名或臭名…..就是我們所經營、所作所為，曾經的記憶會成為我們真正所「擁有」，伴隨我們一生。

誤解二、以為這句話是出自佛家的經典。誰知，這句話是來自元代雜劇《來生債》：「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

元代是中國歷史中的一個獨特的朝代。雖則它是統一了分裂多年的南、北宋，但它卻是赤裸裸的專權統治，把人分為不同的等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佔大多數的漢人、南人就是長期被欺壓。膚色已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社會沒有向上流的可能，人的表達不被重視。雜劇作為當時通俗文化的表達，就是表現出受壓者的鬱結，在朝不保夕，無常的迅速，人民從來不可能真正「擁有」任何東西。不管是當權者或平民百姓，其所作所為，「人在做，天在看」或善或惡都被記念。「業隨身」展現人前，有待社會、後世作出評價。

「我不是英雄」是倖存者的另一句說話。真的，在這極端困境當中，作出拯救，是人性光輝的展現，誰也不想在這情況下成為「英雄」。但怎能料到自己置身在安舒的家中時，竟突然落在這絕境之中？當下，真的不想當英雄，反之想成為大雄，期盼著多啦A夢的出現，拿出「隨意門」把受困者帶到安全的地方……..更渴望可以坐進「時光機」，回到災難發生前、回到工程仍被監管時、回到施工物料是根據國際安全標準時、回到投訴後仍會有所跟進時、回到社會的氛圍仍可以互相督責、制衡時……　而不用坐進「時光機」，香港人一下子就回到關愛互助、同憂共悲、追求真相、渴望公義、彼此加油的從前。

人心未冷，與哀哭的同哭。「人禍」縱然帶走了無辜者的生命，摧毀了以千計的家庭，但香港人的本質，對公義、真相、真情的追求是不能被帶走，亦從未被帶走。願平安臨到香港，願受災者能獲得最適切的安慰及援助。願作孽的或作業的都被記著，並得到應有的報應或回報。

這次返香港的航機上，遇到一位空姐看到我在等洗手間，我前邊有一人排隊，後邊也有一位可能比我年長的長者，她告訴我，機尾有廁所，我望了一眼那位長者，自詡行得比他好，便逕自走去後邊，到了那裏，也是得排隊，她就走過來告訴我還有一個在左邊，然後她主動幫我看看有沒有空位，隨即回來對我說現在可以用了，我謝謝她，使用之後出來見到她，給她一個讚，並說這是香港人的質素，她很開心。我以香港為榮。

又記得一年前來英國不久，在一間大型傢俬超市購物，買了一堆東西，付款時那服務員用中文問我有沒有會員卡，有折扣的，我說未有，她二話不說就拿自己的卡幫我。又一次看到香港人的質素。使我以香港為榮。

大埔宏福苑沖天大火災，死傷枕藉，香港人在沉痛和憤慨中自動自發進行賑災，組成人鏈，群策群力，各盡所能以愛心無私地服務災民。這是香港人的質素。儘管香港似乎各方面在改變，但還沒有改變香港人的良心善心，很多慈善團體及教會也積極配合這股熱心。港人尤其是消防員醫療人員，用行動宣示了對每一個生命的尊重，對生命價值的維護，並對互愛的堅持，在哀痛中引發強烈表達對不公義的厭惡，這是現代文明社會的表現。就是重視彼此，拒絕以森林法則的勾心鬥角、損人自肥、欺負弱小去創造地獄，陷害彼此、狼狽為奸。

文明社會也要學習如何適切安慰陪伴死亡者的親友，體會被滅親被災害的人痛苦和哀傷，願他們不是白白犧牲、白白受創傷，他們的損失叫活著的人，看到自己其實是倖存者，有責任改善社會日後的處境，為生命的價值好好保護彼此，好好互相珍惜和好好尊重彼此的人權自由和尊嚴，不為權位利益出賣彼此和自己。

災害的來臨雖然很慘痛，但教導我們重要的人生功課，就是珍惜安穩生活。警惕我們玩世不恭的心態，學習操練同理心，多祝福別人，重視和學習關係的建立和重建，學習寬容相待，恩慈相待、為受災者謀求公義，但也適當地考慮寧縱勿枉的原則，因為這個世界太多無辜的人受害了，一個都嫌多。災難也使科技世界相信絕處逢生的神蹟，這類神蹟是人仰賴上天中從驚嚇得見驚喜。

這次回港遇上災後的需要，求主幫助我要學習與哀哭的人同哭，學習在哀傷心情中祝福開展幸福婚姻的人，也學習在哀愁中繼續拓展天國。我也要再受香港質素的洗禮，以至能在外地活出香港的質素。

一向不太重視生日的我，在去年寫了＜生日．感恩＞一文，不僅記錄及數算過去的記憶及值得感恩的事情，亦讓我對生日多一點關注，這並不是對自己的生日，而是知己友人的生日。

這月某日在Signal 傳了一句「生日」給友人，她的回覆：「謝謝你的記憶」。想著是否應該寫「謝謝你記得」或是「謝謝你的記念」。但沉澱、思量了數天，這一句：「謝謝你的記憶」也確有意思。我們在「行得、食得、瞓得」的日常中，實在甚少或不會謝謝自己的腳、自己的口及胃、自己的手可以煮食、自己的眼皮能自如地蓋上，又能自然的張開…… 人過中年，善忘、「無記性」成了生活的日常。剛剛放下的東西，一下子就忘了放在那裡；出門前還記得需要購買的東西，但從超市回家後，才發現自己買了不少東西，就是忘了最初需要買的。趁仍有記憶時來「謝謝記憶」，真的意義非凡。

說實話，「謝謝你的記憶」應該說成是「謝謝電話的記憶」。把友人、知己、家人、摯愛的生日記在行事暦內，不用刻意翻查，它就能自動提醒。但在預設循環次數時，總是給我一點點猶豫。

少年人的生日可以預設循環六十或七十次，但六、七十年之後，大概我也不在人世給他／她道賀。同輩的友人、知己是預設二十還是三十次，似乎是在數算他／她的日子的同時，也是數算自己的日子。長輩們的預設是最令人苦惱，是個位數還是十位數？最後，就只好預設一百次，作為「長命百歲」的祝願。

友人問：「為何你的WhatsApp仍保留香港的號碼？」這除了是心繫852的區號外，其中號碼更隱藏了我出生的年月日。人愈大、離家愈遠就愈珍惜身邊人，若你／妳想把我的生日（或其他基督徒朋友的生日）也記在行事曆的話，請不用猶豫，在重覆次數的選項上，填上沒有結束就可以。因為在已復活的基督耶穌裡，死亡只是逗點，並不是句號。盼望著在永恆的天國裡，可繼續與你／妳彼此慶生。

超現實是否不真實？

很久以前，我曾造訪德州休士頓的梅尼爾收藏館 （The Menil Collection），最近我舊地重遊，再次獲得驚喜。這座美術館擁有極為豐富的藝術珍藏，且展品經常輪換，因此每次參觀都會有新的體驗。這次我非常幸運地欣賞到數幅雷內‧馬格利特 (René Magritte) 的畫作，其中一幅特別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他於1963年繪畫的《望遠鏡》。這幅畫描繪一對窗戶，窗上呈現明亮的藍天白雲，但右側的窗扇半開，露出外面的黑暗世界。這種簡單卻震撼的矛盾，正體現出馬格利特藝術的核心：在尋常景象中隱藏深刻的哲學謎題。

雷內‧馬格利特 （René Magritte, 1898–1967）是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但他的畫風與薩爾瓦多‧達利 （Salvador Dalí）或馬克斯‧恩斯特 （Max Ernst）那種夢幻般的變形和驚慄效果卻大相逕庭，馬格利特的超現實主義表現出冷靜、理性、含蓄的風格，他常以熟悉的事物建構畫面，例如煙斗、蘋果、帽子、窗戶、雲朵，但其組合方式卻是出人意表，促使觀者不得不懷疑所見是否真實。馬格利特的著名宣言「這不是一支煙斗」顯示出他終生關注的主題：影像如何扭曲或取代現實。

人們普遍把馬格利特歸類為超現實主義者，但若把「超現實」理解為「不真實」，那是誤導的。對他而言，超現實並非單純的幻想，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現實，超現實能揭示常識所看不見的真理。他試圖揭開可見世界背後的隱秘邏輯，也就是他所謂「平凡之中的神祕」。「不真實」的世界往往比日常世界更真實，因為它挑戰了我們感知中潛藏的假設。

《望遠鏡》：幻象與現實

《望遠鏡》屬於馬格利特後期的創作，此時他的技法更為精煉，思想也更內省。這幅畫雖名為「望遠鏡」，但畫中卻沒有望遠鏡，取而代之的是兩扇玻璃窗，反映著藍天白雲，右邊的窗半開，露出夜色。觀眾原本預期看到藍天的延續，卻面對一片黑暗。望遠鏡本是讓人觀測遙遠世界的工具，但馬格利特似乎在質疑這種「科學發現」的必要，或許我們能直接洞察真相。這幅畫彷彿在問：我們所見之外還有什麼？馬格利特揭露了外表的欺騙性：明亮的天空並非真實，而只是人造的影像。就像在人生中，我們常將美麗的表象誤認為真理。這幅畫是一則令人震撼的寓言，提醒我們人類如何製造假象。

在《望遠鏡》中，窗戶原意為通透，但在此卻成為遮蔽我們的障礙物，只呈現經過篩選的畫面。神經科學家唐納德‧霍夫曼 （Donald Hoffman）提出一個觀點：自然界塑造了人類的感知，使之如同電腦桌面的「使用者介面」，使用者介面隱藏現實的複雜真貌，只保留「有用」的資訊。馬格利特似乎也暗示：我們對世界的觀察永遠是選擇性和過濾性的。

畫中最令人不安的是那片黑暗的空隙，它顛覆了期待，開啟多重詮釋。有人認為那代表「未知」，也有人視之為被幻象掩藏的真相。或者，黑暗並非絕望，而是思考的起點，當我們看穿外表時，反思便得以萌生。由此觀之，《望遠鏡》的黑暗成為哲學覺醒的象徵。

馬格利特的思考與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等二十世紀歐陸哲學不謀而合。現象學家胡塞爾 （Edmund Husserl）與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主張：感知建構了世界；存在主義者沙特 （Jean-Paul Sartre） 與卡繆（Albert Camus） 則指出，當幻象崩潰，人類面對虛無時，便必須自行創造意義。《望遠鏡》似乎再現這一刻，觀者期待延續，卻迎來空無；然而，這空無促使反思，逼使我們重新定義真理。

《光之統治》（The Dominion of Light）：反向的望遠鏡

若說《望遠鏡》揭露了光明背後的黑暗，那麼《光之統治》則正好相反。我很高興在梅尼爾收藏館也看到了此系列的一幅。這幅畫描繪一條夜晚的住宅街道，樹影與房屋被路燈照亮，而天空卻是白雲漂浮的藍天。馬格利特從1949年至1964年反覆以此主題創作，共留下十七幅油畫與十幅水彩。他曾寫道：「白晝與黑夜的並置，能帶給人驚奇與喜悅；我稱這種力量為詩。」

在《光之統治》中，白晝與黑夜同時存在於一幅畫裡，若《望遠鏡》揭去幻象以顯示黑暗，這裡則讓光與暗和諧共存。上方的藍天似乎是真實的，但下方的世界卻未能映照它，彷彿現實的倒影出錯，產生兩個互不相容卻同樣成立的真相。我們的思維本能地追求一致，若天空明亮，地面和水中倒影也該明亮。然而馬格利特卻拒絕這種邏輯，他把兩種互斥的光源並置，打破了「自然秩序」。原來我們所謂「自然」只是心智加諸世界的概念。《望遠鏡》揭穿了「統一」的幻象，《光之統治》則揭穿了「一致」的幻象。兩者都質問：人類的視覺真能掌握世界本相嗎？

在《光之統治》，光與暗不再對立。日與夜、理性與夢境、意識與潛意識同處一個畫面。這種包容的視野讓現實呈現為多層而詩意的結構。我覺得馬格利特的作品呼應了量子力學的世界觀：人類感官經驗屬於牛頓式的宏觀世界，但在微觀的量子層次，許多現象違反常識，然而兩個世界仍然同時成立。

馬格利特稱這種並置為「詩」，這不是文字的詩，而是視覺的詩。對他而言，詩意源自不可能的並存被轉化為可能的和諧。這種對立的統一讓人想起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的名言：「上行之路與下行之路乃同一路。」在存在主義的語境下，《光之統治》把矛盾的焦慮化為美感的平靜，暗示人生的對立不是錯誤，而是存在的本質。

超越詮釋：作者之死

有人或許會質疑：這些哲學解讀是否過度詮釋、為藝術家「代言」？然而，根據法國文學理論家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的「作者已死」理論，作品的意義並不屬於創作者，而屬於讀者或觀者。作品一旦公開，便脫離作者的掌控，在無數詮釋中重生。這個觀點雖源自文學理論，卻完美適用於視覺藝術。馬格利特的畫作刻意保持曖昧，正是為了讓觀者自由解讀。其力量不在於藝術家的意圖是什麼，而在於觀者發現了什麼。

我認為，馬格利特的「超現實主義」並非逃避現實，而是揭示那隱藏於尋常世界中的不可見維度。他筆下的窗戶、天空與燈光都成為感知的隱喻，這提醒我們：真實與虛幻、可見與不可見，始終交纏共存。有時，最「超現實」的視野反而揭露了最深刻的現實。

當我們早已用MP3等串流音樂取代了曾被MD衝擊仍不倒下的CD時，想不到早已被遺忘、幾近消失的黑膠，竟再一次備受追捧，在市場上穩佔一席。

我並不是黑膠迷，但對黑膠卻有一些情意結。

爸爸也不是甚麼音樂發燒友，但有一天家中竟出現了一套大型音響組合。八十年代的四件式，卡式帶、收音機、擴音器、黑膠唱盤，再配上一對大大的揚聲器，放置在公屋小小的單位內，突然覺得狹小的家居，格調也提升了不少。

有唱機怎能沒有唱碟！還記得第一張購買的是林子祥的＜愛情故事＞，亦曾經擁有張國榮＜為妳鍾情＞的白膠碟、呂方＜聽不到的說話＞的透明碟、郭小霖曾出版的黑膠、時光倒流七十年(Somewhere in time)的電影原聲……。當然，遺憾的是，這「擁有」已是「曾經」。無故消失的不只是黑膠，更是少年時留下的痕跡。

但回憶是磨滅不了的。每天早晨總被雙「勤／芹」吵聲。姐姐一大清早播放著理應停留在夜裡的＜月半小夜曲＞及＜大會堂演奏廳＞，另一位在唱著：「問誰會穿針，能夠替我穿針，差一線彼此可再相戀…..」及到今天才稍有共鳴的＜青葱歲月＞：「在昨日青蔥歲月，分擔失意，分享笑聲。在昨日各散東西，不知不覺，如遺失這一切。」而最叫我哭笑不得的就是聽到Wham! 組合唱著：「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真的，仍在睡的我，不想亦不用一大早就用歌聲來Wake me up！

黑膠有著一種獨特的韻味，是一種年代的記錄，是一份歲月的留痕。

在英國的二手店（Charity shop）尋寶，總會找到一些被遺忘的經典：Bread、Carpenter、The Beatles、Elvis Presley、Andy William……還有音樂劇：Cat、Les Misérables、Phantom of the Opera．．．，只用一、兩英鎊的價錢，就能把那些可能比我「年紀」更大的黑膠帶回家，捧在手上的已不是一張唱碟，而是年代歲月的記錄及痕跡。

有唱碟怎能沒有唱機！兩年前，愛妻為填補我「曾經擁有」的失落，同樣在二手店買了一台手提的黑膠唱盤。簡單得有點似玩具，但足以療癒我內裡的遺憾，更引發起大女兒對黑膠的喜愛。似乎又是一代的延續！

為求鞏固這延續，趁著十月是恩言及我的生日，買一份禮物給彼此。升級一部不似玩具的唱盤，外型、音質稍為提昇，亦為簡單的客廳增添一點格調。

自從年初得悉心愛的小狗患了肝病後，我們都經常在「家庭成員」群組內更新小狗的病情。直至三個月前，醫生暗示現階段小狗最重要的就是「快樂」，可以吃少少炒蛋等等這些肝病狗不應該進食的食物。經過一輪飲食和藥物調校後，小狗病情曾經穩定下來。可是，不久病情急轉直下，我們追問醫生，他可能因怕我們難以接受，始終不願意告訴我們應以月或周來預備牠的離開。

從那天起，我們增加了「家庭成員」群組的視像會議頻率，多次商討對策。月前，小狗病情再惡化，幾乎不進食不喝水(連至愛的後園土產也不感興趣)；家庭成員都一致決定直接「迫」醫生說出小狗還可以「拖」多久的「事實」。因為兒女們都需要安排工作形式或訂機票趕回來見小狗最後一面。由於我們不能掌控小狗的日子，兒女們都在掙扎：是時候要回來嗎？萬一在飛回來以先小狗已離開豈不是錯失了最後一次見面機會？若要向公司申請在家工作要申請多少天？小狗或者可以撐得長過醫生說的日子？何時才是「最後」？

經醫生「說實話」後，兒女們都決定以超出正常三至四倍的價錢訂下飛回家的機票，同時都以「送別小狗」的原因向公司申請了在我們家工作一星期。我們還商議好怎樣一家人齊齊整整、好好的與小狗共渡最後的「狗生階段」。在「道別周」裡，我們除了給小狗所有「好吃的」外，還訂好了州際公園的入場票，帶牠最後一次遠足；即使牠屆時不能行，我們都商議好會輪流抱牠行一段路，讓牠再次聞聞郊野的氣味、沾粘郊野的泥土。沒有養寵物的人不容易明白我們為何如此「大陣仗」只為了一隻小狗？

畢竟小狗與我們一起共渡了一段平淡而滿有挑戰的新移民歲月，陪伴兒女們挑燈夜戰完成了中學、大學和碩士、崎嶇又滿有恩典地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幾經風浪後建立家庭；牠更充實了我們兩老空巢的歲月。小狗還與我們一起自駕遊征服了大峽谷和黃石公園等等五個國家公園、挑戰被喻為德州最南端的南帕德里島去暢泳(小狗由懼怕游泳到不肯上岸)、每逢清爽的假日就走遍德州多個州際公園、閒時在屋苑的湖泊爬獨木舟和享受每晚最輕鬆、最開心的時刻──食宵夜，在食過宵夜後，那天就完滿結束。小狗不單止是我們家庭的一份子，且更是我們人生各階段的「同行者」，分享和分擔了我們的喜與悲、憂與愁；牠一直緊扣著我們的時光和情感。

在送別小狗的過程裡，我們看見兒女們都非常同心地商量和安排小狗的身後事，包括：如何把牠離世的消息「公告天下」，怎樣撰寫訃文和選擇「車頭相」發放在社交群組裡等等。還有，是否以火化形式進行？是否保留骨灰？骨灰放在那裡？要否在後園種一棵樹以作懷念…？這些細碎事都是兒女們所關注的，一絲不苟；亦彼此深入交流想法和作出情感支援。

「身後事不怕生前談」，兒女們切身地上了一次寶貴的生命教育課。他們雖然有掙扎、傷心、不捨；但卻勇敢地、堅強地面對生離死別。在這一刻，我們想：假如把小狗一詞換成父母，我們相信有了這次送別小狗的預演，他們將來也許可以從這次經驗中學會如何送別我們，屆時不至惶恐失措或過度悲傷；同時也許可以學會如何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圖片為AI生成圖)

在當代社會，大學排名幾乎成為所有持份者的共同追求。對大學行政人員而言，高排名反映出學校的知名度與資源；對教授來說，更多的論文與引用往往直接關乎升遷與江湖地位；對學生與家長而言，能夠進入排名靠前的大學是光宗耀祖。對政府來說，本地大學排名是政績的一部份，例如今年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強調：「香港是全球唯一擁有多達五所百強大學的城市。」

然而，這股競逐排名的風氣卻帶來嚴重的副作用：學術研究的首要目標不再是探索真理，而是滿足排名指標。結果是，大量看似豐碩的學術成果，在歷史長河中可能最終變成了故紙堆，這反而削弱了學術本應有的公共信任。

《撤回觀察》（Retraction Watch ）是一個監督組織，專門監察學術出版中的不當行為。它每天與每週都會發布最新消息，這監察組織揭露的學術不端事件數量實在令人震驚，以下只是冰山一角。

舉例說，西班牙研究員伊娃‧卡羅（Eva Carro ）是阿茲海默症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截至2025年9月底，其論文在「谷歌學者」 （Google Scholar ）上的引用次數已經高達12,688次。她於2009年在學術期刊《神經生物病症》（Neurobiology of Disease）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了某類蛋白質和阿茲海默症的關連。然而，這篇文章在2025年9月被期刊撤稿，撤稿聲明指出，該文重複圖像，有操控數據的嫌疑；而且作者的實驗可能沒有獲得適當的倫理審批。但卡羅未能提供原始數據來證明論文的真實性，她的回應也未能令編輯滿意。其實，這是卡羅的第二次撤稿：她另一篇於2010年發表的論文亦因圖像問題於2021年被撤回。

這是令人感嘆和心寒的事件，阿茲海默症是一種神經退化疾病，屬於最常見的失智症，很多老人都有這風險，研究員若果能夠找出病因和醫治的方法，這無疑是一個福音，但失實的研究結果，不單止給予病人虛假的希望，而且可能會誤導了研究方向，阻礙發展出真正有效的療法。

上述的事件發生在歐洲，但學術造假是全球性的，美國也不例外。2023年，哈佛大學指控前哈佛商學院教授弗朗西斯卡‧吉諾（Francesca Gino）在多篇學術論文中偽造數據和研究不當行為。經過內部調查後，哈佛商學院於將吉諾停職，並於2025年5月撤銷其終身教職。最搞笑的是，吉諾的研究課題之一是為何人們會做出不誠實的行為和怎樣幫助人矯正！在醜聞未爆發之前，人們對吉諾十分敬重，指望她的研究能夠為這個惟利是圖的商業社會匡正風氣，不消說，現在人們已經對她那些宏大的理論信心破產。

吉諾大約有五篇論文被撤稿，相對來說，這算是「小兒科」。根據《撤回觀察》的最新「撤稿排行榜」（更新日期：2025 年 8 月 26 日），德國麻醉科醫師約阿希姆‧博爾特（Joachim Boldt ）目前以221篇撤稿位居首位；日本前東邦大學副教授藤井芳孝則有172篇造假論文遭揭發。

除了抄襲或者造假之外，有些學者還會用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去催谷論文數量。在2013年至2014 年間，一份國際學術期刊發現：台灣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陳震遠建立了多達130個假冒身份的電子郵件帳號，用以在出版社的投稿系統為自己的論文做審查，換言之，陳震遠以其創建的假身份審查自己的論文，他當然將自己的文章吹捧得天花龍鳳，結果該期刊撤銷了陳教授六十篇論文。

另一種篤數的手法是變相行賄。在今年5月至8月間，南京一家名為A-Techo的機構向多位期刊編輯發出電子郵件，提出願意為每篇被接受的稿件支付五百至一千美元的「加速處理費」。雖然表面上聲稱是為了支持審稿流程，但編輯很快意識到，這其實是企圖行賄期刊，讓品質低劣的論文獲得刊登。

現在人工智能令傳統的做假手法過時，根據西北大學教授里斯‧理查森（Reese Richardson）與薩里大學教授馬特‧斯皮克（Matt Spick）最近的一項研究，開放存取數據與生成式人工智慧使得撰寫論文變得容易許多，這導致大量低品質的論文湧入學術期刊，這些文章經常引入具誤導性的結果與錯誤的發現。

即使沒有牽涉到不誠實，很多學術論文的可靠性仍然要打上一個大問號。我已經在學術圈子打滾了幾十年，觀察到不少教授和研究人員對研究方法與統計知識理解有限，常常因為訓練不足而採用不當方法或錯誤詮釋資料。很多次我對他們建議採用更精準的數據科學和機械學習方法，但都受到拒絕，理由是他們要迎合學術期刊慣常的做法。

可能讀者會反駁：這無非是你主觀的經驗，但有客觀證據印證我的經驗。2015年有一個大型國際合作專案，嘗試複製一百篇頂尖心理學期刊的實驗結果，結果只有36%成功複製。很多失敗的原因不是造假，而是樣本數不足、統計檢定方法用錯、選擇性報告結果等。學術界稱這種現象為「複製危機」（ Replication crisis）。此外，根據一項2017年在《自然》期刊發表的論文，作者詳細檢視了791篇在頂尖學報發表的文章，其中竟然有51%錯誤地解釋統計結果。試想像這個情況：如果電力公司通知你，在過去一年的電費單中，其中有六個月的收費是不正確的，你會接受嗎？

以上一類算是誠實的錯誤。但無論是不誠實還是誠實的錯誤，其負面影響是十分深遠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正如上面提過，因為大學要爭取高排名，排名的條件之一是教授的論文數量和被引用的的數量，而教授能否得到續約和升職，很大程度上倚賴著作。可是，當論文的數量與引用次數壓過研究的嚴謹性與誠信時，許多研究者便傾向於倉促發表、誤用研究方法，甚至抄襲、造假。

現在，爭取排名和催谷論文數量已經不再是大學之間的競爭，而是上升到大國博弈的層面，傳媒多次報道：某東方大國在科研領域的成就已經超過美國，因為其論文的數量和被引用次數現在遙遙領先。我曾經不止一次撰寫文章，去質疑這種指標能否真實地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科研成就。

在這樣的背景下，難怪有人批評美國社會存在反權威、反科學、反智傾向。但另一方面，學術界的種種醜聞，卻真的令人望而卻步、敬而遠之。要建立公眾對學術界的信心，大學真的需要重新檢討對排名和出版的態度，回到追求真理的初心。

新約聖經哥林多前書第三章說：「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秸，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這個深刻的告誡，完全適用於我們對學術研究的追求。學術界應以追求真理為至高目標，像匠人打磨寶石一樣，嚴謹地探究、紮實地立論，讓每一項研究成果都成為能夠經受時間檢驗、為人類知識寶庫增添價值的真材實料，而不是短暫的沽名釣譽。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申命記八3下）這是主耶穌曾引用過來對應來自撒旦的試探。那「女人」活著呢？她們當然也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話，但同時，也可能要附帶她們彼此的「說話」。

回到台灣，重拾一些昔日的活動。一大清早六點多，趁著太陽仍未猛烈，騎上U Bike（共享單車），花一個多小時，由台北市騎至北投，算是一種運動。出一身汗，才不過是台幣30塊。隨後，買一杯高記的蜂蜜綠茶，再走十多分鐘，到一處近百年歷史，在日治時期已存的浴場泡湯。[1] 若可以更早到達，花150台幣，就可以由6:30am泡到11:00am。浴場一直是保持舊式的建築，故增添女湯部份，仍只用一道不通頂的牆作間隔，阻人卻不隔聲。

就是在個多小時中，男生這一邊是鴉雀無聲，偶有就只有一兩句的閒聊。反之，女生那裡傳來的，五分鐘、十五分鐘、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就是從不間斷的對話、喧嚷。她們從那裡得來這麼多的話題？夾雜國語及台語，筆者既是聽不懂，亦不宜太專注的細聽別人的閒聊。女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不僅靠著上主口裡的一切話，真的，也是需要她們彼此的說話。

傳統的大眾浴場，是不容許穿上任何東西，連毛巾也不能帶進池內。第一次處身這種環境時，任何人也會尷尬非常，混身不自在。但多去了，反而覺得這只不過是回復到人在伊甸園中最初的裝束：就是赤身露體。人在外觀上是回到原本，只是在心靈上仍是沒有給造物主一個位置。

說到伊甸園，讓筆者有一點點的想像：

假如，多話（說話）的女人，早一點的停止與蛇的交談，那麼會不會就能避免墮入惡者的圈套之中，就能剔除犯罪的機會？

當然，在此無意把責任歸咎於女人。

假如，寡言的男人打破沉默，能夠「企硬」並說一句：「Take 嘢衰硬！」[2] 會不會就能把罪排拒於人類歷史之外呢？

寡言或多語並沒有好與壞之分，只是在乎有沒有在適當的時機加以發揮。而更重要的是，不管寡言或多語，在發揮之先，有沒有「聽話」，就是聆聽上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話，更是需要份外地留心聽。上帝是清楚對人「吩咐說」(創二16)並不是如蛇的形容「豈是真說…」(創三1)；上帝是說「你不可吃」（創二17）並不如女人添加一點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創三3)「豈是真說」叫人懷疑上帝，「也不可摸」增添給人的誘惑。聆聽上帝所出的一切話，就是要聽得全面，聽得清楚，不能以偏蓋全、斷章取義，更不可穿鑿附會，以己意解釋（或曲解）。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弗四:29) 在「多話」時，謹慎、留心會否為求口舌之快，而說了一些不合宜的說話？在「寡言」中，要刻意多說造就人的好話，既能建立別人，亦能遏止罪性蔓延。

在台灣浸信會神學院的開學禮中，[3] 譚國才院長提醒到，我們所愛的有很多，表達愛的方法亦有不同，但愛主就有一個特有及必要的元素，這亦是主耶穌所說：「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約十四15）遵守命令就是「聽話」。

寡言的人或多話的人，也是上帝所造，亦是上帝所愛。若彼此能在「聽話」的前提下作出配搭，大抵就能有效地抗拒種種的困惑及攻擊，就能回到在創世時，上主所安設的安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