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啊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9/10/2020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地區:美國
明光社

在通往德州首府的公路上,除了看到2020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競選連任廣告燈箱外,還有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廣告木板。廣告是由一個志願組織(PROLIFE Across AMERICA)製作的,廣告板上放了一張非常可愛和漂亮的嬰孩大頭相片,還有大大隻字寫上一句: 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 I could feel pain before I was born)。

另一邊廂,在副總統競選辯論中,我們看到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Devi Harris)被主持人問及對墮胎的看法時,她的回應是:我一直爭取女性能對自己身體做決定的權利。這應該是由她自己決定的;而非由總統或副總統決定。在辯論過程中,另一位候選人,競選連任的現任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卻表示感到非常自豪能為一個維護神聖生命的總統擔任副總統,他會支持生命;他又同時點出賀錦麗是支持晚期墮胎(late-term abortions)的。

據我所知,於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是奠定了婦女墮胎權的標誌。聯邦高等法院擴闊了對「健康」的定義,使墮胎合化法。此後,羅伊還積極推動墮胎權,直至三十多年後,她歸依基督教並改為積極反對墮胎,也許她對生命已有另一種看法。

根據1970年墮胎法,除非懷孕婦女的生命處於危險,否則禁止懷孕24週後的墮胎手術。2019年1月紐約州便修訂了懷孕婦女晚期墮胎的限制,允許只要孕婦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非生命受到危險),也可以進行晚期墮胎手術。

德州禁止懷孕20週以上的婦女進行墮胎手術,除非因致命的胎兒異常或孕婦生命有危險。而18歲以下少女若要墮胎,則須得到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若該少女不想讓父母知道或經他們同意,她可以經司法繞道(judicial bypass)由法官判決並簽發墮胎允許書。

美國每個州份的合法墮胎的限制條文不完全一樣,著眼點在於「技術性」限制,如:幾多星期的妊娠;甚麼情況下必須僱用某類合法手術提供者 (licensed clinician e.g. Physician, nurse-midwife, nurse practitioner, physician assistant) ;在甚麼條件下必須在醫院而非診所進行手術;哪一類合法手術提供者可以做整個或部份手術等等。

儘管有人會以終止懷孕字眼代替墮胎、以潛在的生命(potential life)稱呼代替胎兒,把爭取墮胎是權利(Abortion is a right),美其名將墮胎說成是保健(Abortion is Healthcare);但那就可以讓墮胎聽起來舒服一些?合理一些?我們可以對生命有另一種看法嗎?

廣告板最初吸引我的是它那句:「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會感覺到痛嗎?我真的曾經問過,但我們應該沒法得到答案,因為已經被墮的胎兒根本沒有機會出生,故此他不可能告訴你在墮胎的過程中生理上痛不痛。此外,他也不可能告訴你心理上痛不痛,他只能被動地接受屬於自己的生命和將要展開的人生旅程正被另外一些人主宰著。再者,知道懷著自己的母親做墮胎的決定時並沒有將他看為寶貴;這卻是另一種痛。

當然立場不同,觀點不同,結論會不同。例如:是受孕哪一刻已經是人生命的開始?幾多週的胎兒才可算是「人」?只要仍未出生甚或未剪斷臍帶的一刻仍可墮胎?如果母親有絕對主權去決定自己胎兒的命運,那麼胎兒的父親也有權作出決定嗎?胎兒本身也有出生的權利嗎?無論如何,墮胎只是人們想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他們卻沒有解決對生命的看法。

筆者的大女兒高中時曾參加一些支持生命的機構的醒覺運動(Pro-life movement),在某星期日中午於馬路邊舉起一些尊重生命、反對墮胎等紙牌;為要喚醒人們對生命的看法。最近與她共膳時有機會談到副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上的墮胎問題,她帶出了一些坊間的人的普遍看法。之後,我沉思了一會,然後想問坊間的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假如被墮胎的是你,你會有別的論點嗎?畢竟,談別人生命的棄留問題往往比談自己的容易。

2018年的感恩節,我收到當時仍讀高中的小女兒的一張便條,上面寫著:「哈佬媽媽,我為你感恩!我愛你。多謝你生了我。」當時,我第一個感覺不是心甜而是心酸!因為患病而混身是痛的她,竟然沒有埋怨我生了她,也沒有嫌棄她朽壞了的身軀,顯然她找到了對生命的看法。對於正在思考或掙扎要否以墮胎來解決問題的人,希望他們也能找到對生命的看法。

活著就是快樂!

 

參考資料

“WHAT? I COULD FEEL PAIN.” PROLIFE Across AMERICA. https://prolifeacrossamerica.org/portfolio_page/what/.

相關文章

害怕錯失機會和逃避自由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教授與課程主任。
17/07/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提起壓力、焦慮、不安,你會聯想起甚麼事情呢?我們可以參考一下「福爾摩斯和拉赫壓力量表 」(Holmes and Rahe Stress Scale),顧名思義,這心理測驗是用於衡量一個人受到壓力的程度,此測量表是由精神科醫師霍姆斯(Thomas Holmes)和雷赫(Richard Rahe )於1967年研究而成的,他們檢查了五千多名病人,最後歸納出四十三種可能引起生活壓力的事件,例如離婚、家庭成員死亡、財務狀況出現變化……但你可能意想不到,其中一項會導致壓力、焦慮的事件是休假!

對於忙得不可開交的人來說,「休假構成壓力」好像是風涼說話,但事實確是如此。首先,現在通訊科技發達,即使休假期間,人在千里外,你可能仍然參加Zoom會議、回答電郵、處理工作、傳送文件。有些人不願意參加「鴨仔團」, 而是喜歡自由行,但自己安排行程、交通、節目,真的是大費周章,若果出現狀況,便需要自己想辦法解決。筆者正是屬於上述的兩種人,但我還有一個額外的負擔,我喜歡攝影,故此每次出門前都好像要行軍佈陣,我要配備超長鏡頭去拍攝野生動物,要攜帶廣角鏡去拍攝風景,又要用魚眼鏡去拍攝建築物,亦需要微距鏡去捕捉花卉和微小物件的風貌,還要預備林林總總的配套,包括了大小三腳架、濾色鏡、照明系統……

有時候機場安檢人員要求我將所有攝影器材由行李裡面拿出來逐一檢查,你可以想像到這是多麼不方便。不消說,無論我到甚麼地方,滿身都是掛滿大包小包,有朋友曾經取笑我說:「你好像是特種部隊的成員。」自己搞了那麼多「大龍鳳」,只是因為害怕錯過了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機會見到的良辰美景。

「害怕錯過」(Fear of missing out)將本來是令人神經鬆弛的休假變成了壓力的源頭,這概念是由行銷策略師赫爾曼(Dan Herman)於 2000 年提出來的,原本的意思是泛指錯失任何機會,隨後麥金尼斯(Patrick McGinnis)稱這概念為「害怕錯過」,這類似中文的「蘇州過後無艇搭」描述的狀況。社群媒體興起之後,這個詞通常用來描述在社群媒體中人們害怕錯失與人互動的機會。後來這概念延伸到旅行,這是形容旅客經常會因為在行程中遺漏了景點而感到焦慮,有時候旅行焦慮比工作壓力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你可能一生中只會到某地一遊,但在工作崗位中你會有第二次機會補救遺漏或者錯誤。

面對數量龐大的景點而難以取捨,再加上繁複準備的重擔,我當然會感到疲累不堪。有時候,我反而會因為別人為我做了決定而感到高興,也許這就是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所描述的「逃避自由」,他認為,雖然一般人都嚮往自由,但自由也可能成為焦慮的根源, 於是乎,人們有時會試圖逃避選擇所帶來的責任。我經歷過很多次這種心理狀況,以下是幾個例子:

許多年前,我和太太參觀了赫斯特城堡(Hearst Castle),這是一座位於加州中央海岸的歷史建築,這座超級豪宅是出版業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arst)的宅邸。在出發前我構思要採用甚麼器材和角度去取景,隨後知道赫斯特城堡是不准拍照的,我心想:「真好!他為我做了決定!」

兩年前,我和太太到阿拉斯加旅遊,旅程的其中一站原本是去卡特邁(Katmai)國家公園觀賞棕熊捕獵三文魚,但遊客只能夠乘坐小型飛機,才可以到達這偏遠地區。太太與我發生了爭論,她對乘坐小型飛機有點懼怕。幸好後來飛機師通知我們,因為天氣狀況欠佳,飛機不能起飛,我們當然無需要爭論下去,天氣為我們做了決定!

去年我們到夏威夷茂宜島旅行,其中一天我們參加了一個觀賞鯨魚之旅,出發時間是早上六點,在同一天我們原本又參加了一個觀星之旅,出發時間是下午,回程時間是半夜。在觀鯨之旅結束之後,我們互相嘆氣,說這將會是艱苦的一天,明早又要清晨起床,去追趕下一個節目。突然之間,觀星之旅的導賞員向我們發出短訊,說因為山頂大霧,所以必須取消節目。我們不但完全沒有掃興、失望的心情,而且感到如釋重負。再一次,造物主為我們下了決定!

慢條斯理和走馬看花是兩個極端,老生常談的說法當然是要取得平衡為佳,但這談何容易,每個人都會受到自己性格傾向的催逼,若果我不能自制的時候,那麼別人為我做決定也許是好事。有時候,失去了選擇的自由,可能會重獲自由!失去了觀賞良辰美景的機會,也許是上帝給予我休息的機會!

有得揀……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11/07/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英國

不少香港人看到「有得揀……」這前半句話,也能立刻配上下半句。曾幾何時,我們真的盼望或相信「有得揀」。而事實上,「選擇」是銀幣的兩面、利劍的兩刃;有人能持之而勇往直前,有人卻懼之而封殺退步;自信者喜歡,無能者害怕。

英國提前大選,其實,有不少人也猜測到現屆首相會提前選舉,卻絕少料到竟提前至7月初。但知情人士,即是現屆政府的要員,在執政民望極低的情況下,在改選之前竟不是同謀選舉對策,而是相繼在宣佈改選前下注博彩。[1] 只顧謀取個人利益、蠅頭小利的官員,大概也能反映現時執政黨的素質及能力。

若你是「老闆」,大概你也能英明地作出正確的選擇。這一批「員工」雖然已在「公司」崗位上執勤了十多年,也許對一切運作或架構,已有一定的掌握、熟練。然而,正正是在一切看似駕輕就熟,就變得不思進取,不求爭取表現,但求有日過日,聽不到民聲怨道,只沉醉於吹捧掌聲。

爭取「表現」成了⻆力者的日常或必要的工作。「老闆」在生活中把一切事情看在眼裡,就能把握手上的選票,選擇最佳的「公僕」。這大抵就是民主可貴的地方。

在倉猝的預選期,候選人均各出其謀爭取或博取「老闆們(選民)」的歡心。每天早上BBC都會追訪候選人,不是某參選人坐在長途的公共客車(coaches)上接受訪問,表現出他是清廉(不坐私家車或火車),並馬不停蹄趕往下一個聚會;就是某參選人及相關人士,在一般的平民咖啡廳內進行早餐例會,避免在辦公室內偌大的會議廳中開會,予人有距離、超然、疏遠之感;又或者是現屆首相在大選前數天,接受電視台訪問,其虛擬背景也是一間普通不過的超級市場。[2]

當然,這等行徑不過是一些吸引人眼目,甚或是故作親民的舉動,來得是有點虛假,這是一般人也能看穿的技倆。但作為被選者,為成功「受聘」,多作一些「門面」工夫來討好「老闆」也不為過。這不僅是民主可貴之處,亦是它「可愛」之處。

盼望我們的城市能有一天變得更「可愛」。

 


[1] 〈英國大選|保守黨下注門 數據總監押注數十次被揭〉,星島頭條,2024年6月24日,網站:https://www.stheadline.com/realtime-world/3356907/

[2]  Chris Mason, Kate Whannel, “I've not given up on winning, says Rishi Sunak,” BBC, July 1, 2024, https://www.bbc.co.uk/news/articles/c6p2l1ln7nno.

購物新常態?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4/07/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去年7月,我們一家首次選擇了一個電力供應商的綠色能源計劃(Green Energy Plan),[1] 計劃中的電費計算,每度電會比平日貴少許,但該供應商提供了50美元的回贈優惠,只要該月的用電量達到500 kWh或以上就可以從電費單中扣減50美元,且用戶每星期都會收到電郵通知,了解每週的用電量,這樣就能預計該月能否「達標」獲得回贈。

今年1 月因某些原因所以用電量特別的多,在月結前最後一次電郵通知中知道我們還差少少就可以獲得回贈,當時心裡想要不要「最後衝刺」、「多用一點電」,比如多洗兩機衫、多吸兩次塵……但最終都決定了以平常生活方式來用電,不想浪費能源。當時的想法是,以平常心應對,如果得到回贈便省了錢,得不到回贈其實也省了能源。結果1月份的用電量是499 kWh,差1度電就可以享有50美元的回贈,最後需要繳付約110美元的電費,是六個月來最高費用。

上星期收到「恭喜我們」的電郵通知,6月份可以獲得回贈。收到該電郵通知的第一個感覺不特別驚喜,因為每年5月下旬到9月底都會「熱到爆炸」,即使沒有特別調低冷氣的溫度設定也肯定能達標(我們夏天的冷氣設定溫度高於25.5°C,加上風扇的效果已很舒服,而且只是晚上幾個小時才開冷氣)。反之,當時心裡卻是有些「矛盾」,用戶消耗能源多了竟然值得恭喜、值得現金回贈!豈不是跟環保和綠色能源計劃之精神背道而馳?

最近我們也開始嘗試更多不同的環保消費模式,除了購買含植物成份(Plant-Based)的和可自然分解(biodegradable)的個人和家居清潔用品外,還盡量選擇「一加侖補充裝」。雖然補充裝沒有附上泵(pump),但可以重用過往儲起的膠樽和泵,將清潔劑注入到小的膠樽裡,都是一樣的方便好用,大瓶用完後還可以鎅開當作花盆或儲物之用呢!

在購買日用品時,我們會盡量選擇玻璃瓶或紙盒包裝。現時坊間已有很多「環保選項」,例如洗衣紙、洗碗紙等都是紙盒包裝,用時只需按衣物或碗碟的多少去取出一兩片來用,甚或撕開只用半片來洗幾件衣服或碗筷。個人衛生用品方面有牙線、牙膏、肥皂、洗頭膏、漱口餅等等,都備有環境友善設計或包裝(省卻大量的膠樽)供消費者選擇。

護膚護髮用品更有不同類型冷壓(cold pressed)的植物油,如:荷荷巴油(Jojoba Oil)護膚、蓖麻油(Castor Oil)護髮、茶樹油(Tea Tree Oil)防蚊蟲等等,可以減少不必要的化學成份。這也令我們想起小時候常用水開稀甘油和橄欖油來防止皮膚「爆拆」。

原來只要在網上搜尋鍵入可分解的(biodegradable)、可堆肥(compostable)的、環境友善的(eco-friendly),可持續的(sustainable)等等的關鍵字,就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購物新選擇。雖然這類環保產品價錢可能會貴一點,但若果多些人一起「發揮抉擇力量」,讓「地球之友」產品能在市場有一定的佔有率,便能引發更多環保產品推出市場,加上環保意識普及化,期望將來價格會更大眾化,讓更多經濟條件有限的人也可以響應環保。從另一角度看,「名牌」產品往往因為廣告費用及要增加豐厚利潤而把價錢大大地提高,相對來說「沒有品牌」的環保產品的價錢很多時還比「傳統名牌」便宜呢!

一向有提供會員特享翌日送貨服務的網店亞馬遜(Amazon),在送貸安排上也增加了環保選項,會員可以選擇若干天後才送貨(fewer boxes fewer trips),讓公司可以儲多一些該區的訂單才送貨,或讓顧客選擇自行到附近的店舖提貨。此外,亞馬遜同時也轉用了物料「較薄的」紙盒、紙信封袋、膠袋和氣泡膠袋,而店舖內亦有氣泡膠袋回收安排。

近年去歐洲旅遊探親,發現航空公司或餐飲店已改用了木、竹或紙製的餐具,它們亦頗為耐用,我們還保留了一些回家繼續用。此外,在超級市場買樽裝飲料可以「回樽」,憑空樽取回歐元一毫;這令我們想起小時候在「士多」買鮮奶可按樽的日子。導遊說那邊的流浪漢喜歡拾飲品膠樽,因為它比紙皮值錢,且在超市換錢後還可以即時購買食物。我們入住的青年旅舍大堂更放置一個大籃用來收集住客用後的飲品膠樽,若作為該天值班員工的「打賞」也相當可觀呢!

農曆新年時收到朋友送的一個元寶狀的人工肥皂,是她的朋友自製的,環保美觀,可以送禮自用和在朋友圈內發售賺點外快。有朋友每次到唐人街午飯總會自備飯盒「打包」,他們說除了可以減少使用發泡膠外,老闆娘通常會因此而「加碼」,加大食物的份量。若再瘋狂(crazy)或創新(creative)一點,相信還可以激發更多環保生活日常的「好點子」。

我們每次在唐人街吃午飯總會點一杯港式凍奶茶(轉為煉奶,其實是「茶走」)來懷舊一番,但由於味道太濃,不能一次喝完,所以會自備保溫瓶作打包之用,希望環保一點省一隻發泡膠杯。怎料一位90後侍應生一看見我們已自備保溫瓶,便說:「不如我直接把凍奶茶倒在你的保溫瓶內,但你的保溫瓶太大,我們不會盛滿給你!」其實她的提議很不錯,可以省了洗盛奶茶的玻璃杯;但她的環保「情操」卻不及那「加碼」給自備飯盒客人的老闆娘。其實醉翁之意豈在乎那「少少著數」,我們這上一代人為環保多出一點力只是想減慢氣候變化的速度,為下一代人留下「比較無咁差嘅」生存環境。


[1]  The renewable attributes of power generated from a variety of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sun, wind, geothermal, hydroelectric, wave or tidal energy, and biomass or biomass-based waste products, including landfill gas.

不合常理的事

劉麗梅 | 作者為香港人,畢業於建道神學院,在香港牧會五年後移居台灣,現於中華福音神學院進修教牧學博士,現為自由傳道,丈夫為台灣人。
27/06/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台灣

筆者近來辭退了台灣教會的工作,有時間和空間回香港一趟。回到香港,一落飛機,已經感到很親切。因為熟悉的粵語、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事物。回香港前,在台灣很多的人都會問筆者:會否回香港工作?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International City,香港的工資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高,香港有筆者熟悉的語言、朋友、教會和家人等等。台灣食物消費按比例是比香港高,台灣買菜都比香港貴,而台灣的工資比香港少3至4倍,筆者台語又不好,台灣教會中又很少青年人(多數都是長者),教會也開始萎縮,事業發展有點難,與其在台灣面對文化差異,那回香港不是更好嗎?就算連筆者的丈夫,也是有這樣跟筆者討論過。

當然從經濟及前景來說,堅持以外國人的身份留在台灣的確是不合常理doesn’t make sense。沒有人會選擇這種既不合常理又反常的事,根本都「冇著數」(粵語指沒有利益的意思)。在此,筆者都覺得有時自己真是有點傻勁,十分阿Q精神。然而,筆者卻很清楚一件事情,上帝對筆者一家的帶領是肯定的,因著信神的存在,每一個的行動都會有改變,在人的眼光看為不合常理、反常的事,在神的角度卻是有祝福的。我們每個決定都應該假設神的存在,就算只是選擇去或留,選擇中有沒有假設神的存在,也是牽涉到真正敬拜神的生活。不是祈禱祈五小時,而是每個決定都有神的同在,以神為神的生活Let God be God,相信神的同在。而這個相信神同在的選擇可以是說「完全沒有著數」,沒有好處的。

在這裡筆者想起路得記一章16至17節,這也是有關「選擇」的課題,而路得的選擇又是不合常理的。這卷書一開始說到以利米勒選擇離開伯利恆,到最後拿俄米選擇返回伯利恆;而拿俄米的其中一個兒婦俄珥巴選擇留在摩押,路得卻選擇跟隨拿俄米歸回伯利恆。故事中有人的選擇是理性的,也有人的選擇看似不理性、不合乎常理的,這些人的選擇都帶來不同的結果。信徒的人生中都會經歷很多的「選擇」,也會用「理性」來作出選擇。其實,我們知道路得的決定是一個代價高昂的決定。她是放棄將來再次結婚的可能性,放棄對親族、家人、朋友及出生地摩押的歸屬感或熟悉感,甚至是放棄所有有形的及無形的希望及安全感。俄珥巴選擇了可見的將來。而路得則把這一切拋在腦後,看作不重要,並相信那位與她同在的神、選擇那位賜她應許的神。

伯利恆是應許之地,是救主耶穌基督降生之地,而摩押則恰恰相反,是遠離神之地。因此,要決定的其實是選擇回歸基督或是遠離基督。路得的選擇可說是完全「冇著數」,她跟隨拿俄米到伯利恆其實是要面對做乞丐(拾麥穗)的處境,她是要面對以色列人對她這個外邦人的議論或不接納,她甚至可能有語言的障礙。但她相信選擇基督才是盼望的同在,就是這樣她才改變了歷史。應該說:不是她改變歷史,是神透過她的選擇改變歷史,有她才有大衛王、有她才有耶穌,她是出現在耶穌基督家譜內的四位女性之一。只因她相信神的同在,她願意順服,神使用她的選擇改變了歷史。有時,信徒只有付出高昂代價回歸基督,才能在空虛的世界中找到希望,看見基督、被基督使用改變歷史。

筆者思想到選擇留在台灣的決定,很大原因是因為神的同在和丈夫的所在。在人的理性來說,筆者要選擇放棄工作和預測不到的將來、有語言的障礙、甚至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做乞丐,甚至乎存在更多的傷害或不能預測的關係時,是應當如何抉擇?台灣人都建議筆者回香港去,因為有大好前途,可以有無限可能,不值得為一棵樹放棄整片森林。在人的理性衡量上的確是如此。不過,今天神讓筆者看到路得記一章的經文時,筆者覺得自己不是甚麼偉大的人物,而是筆者相信應當堅持自己的崗位及家庭的見證,因為筆者深信神帶領自己與丈夫兩個不同地區的人,在時間的洪流中相遇,帶領筆者到台灣,必定有神美好的旨意。可能筆者的人生只是像路得一樣煮飯、洗衫、拾麥穗,做個普通的家庭主婦,但筆者仍相信每一件的事情都有神的同在,神能夠進入歷史、創造歷史和改變歷史,只要我們願意順服神和相信那位願意與人同在的神。求主幫助我們,無論我們必須拋下甚麼,我們都要歸向祢,並相信祢豐盛的應許。

白髮多少丈

林俊牧師 | 林俊牧師為法國圖盧茲城宣教士,他在堂會事奉崗位退休多年,之後任不同地方堂會短期宣教士及作推動宣教事工牧者。師母在2022年亦提早退休和牧師同行宣教。他們現於法國圖盧茲城Toulouse華人群體、與已工作超過十年的香港播道會宣教士同工配搭事奉。
20/06/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法國

我和師母5月8日返回香港述職,至今已四個多星期,但仍在克服時差的問題。不知道是否因掛念圖盧茲而有時差,或是倒轉。李白以三千丈白髮來說自己的離愁;我也有,但處境和心境有很大區別,因為我們多有功成身退之感,對圖城、巴黎或奧爾良(Orlean),都覺得回應了須做的。

我這次體會到宣教學其中一課,當中講述如何處理別離。這不是純粹指離愁別緒,而更多是講如何作恰當的放下責任、交代工作。從去年9月由港返圖盧茲前,已經和我的差會有默契,會在今年1月份就結束在圖城的事工,因要為未來宣教工場籌備及鋪排,所以返圖城後,就開始先交下部分行政工作,然後步向劃個完美句號的目標,但在實踐中我衡量處境後,改為3月初才結束工作,3至4月去了三次巴黎以支援有需要的教會,也去了一趟泰澤(Tazie)靜修,5月初才返港。

圖城小組雖暫未能註冊成為教會,但是會章初稿、核心成員及行政財政系統算是初步建立了,對成立教會的異象及對教會的期望也有作溝通,又得到法語教會提供聚會場地,但能否切實執行成立教會,就有待各成員一起努力達成。

我這金齡多病的宣教人,自忖餘生短促,拿一兩年出來不是易事,既要有差會肯接受,又要籌得足夠生活費始合乎差會的條件,勞師動眾,兼且要用讀書方式才取得逐年居留簽證去一趟宣教。而在陌生的國度,不懂當地語言文化,舉步維艱,就如在香港只需半小時就能辧妥的網絡服務申請,在當地可以用上三個月仍弄得很糟。夫婦兩人又在此期間染過新冠疫症,頭半年既要做許多申請手續,又要上課和交功課,又要安頓生活,又要事奉,又要設法延續在香港要做的例行醫療檢查,過程並不容易。常感到千頭萬緒,那種缺乏支援的徬徨和焦慮不易面對,及後又經歷寄失必需藥物的驚嚇、被搶刧的驚悚等,只能積極學習隨遇而安。

圖城弟兄姊妹人少,資源不足,但用半年慢慢建立關係後,卻能得到他們窩心的鼓勵和愛護,使我們對這趟宣教,留下難忘的美好回憶和寶貴的情誼。由於我們已經不能繼續用學生簽證申請居留,若要繼續歐陸的宣教,最大可能是用居英權給我們的權利,更按主給我們的機會,也需要巴黎或其他城市華人教會或團契小組發出的邀請,才能繼續宣教。

現在估計要9月才能再出發。目前在港這幾個月要完成差會及堂會的述職分享,各項醫療跟進,處理家人事務和賣掉房子,並希望完成功課可向教授作較好的交代。求主幫助我們用平靜的心靈和力量去解決各種問題,並能憑信靠主恩夠用的信心,去妥善安排在英國落腳的事情。

我的白髮正在交替的加長和脫落,小信的我要信靠主會帶領一切。過去多次的宣教挫折、曾使我想放棄宣教的方向,覺得自己不適合宣教,還是告老還鄉罷了。金齡宣教口號易講,實踐起來不易,擔憂會令情況變得更糟。但這樣的灰心並未熄滅我的心志,沒想到先有差會的鼓勵,崇拜中唱了《主的妙愛》,又有弟兄出其不意向我提起《無名的傳道者》這首歌,令我像不認主的彼得那樣(約二十一15-19),重拾使命的動力,讓我們在端午節中反省愛天國委身事主的情懷。

廟祝文化

劉麗梅 | 作者為香港人,畢業於建道神學院,在香港牧會五年後移居台灣,現於中華福音神學院進修教牧學博士,現為自由傳道,丈夫為台灣人。
13/06/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台灣

筆者在台灣的教會曾經全職及義務事奉過一段日子,現在已辭去全職的事奉。作一個自由人,某程度上是對教會制度的失望,也發現很難融入台灣教會的文化。在台灣,教會的傳道人/牧師類似是廟祝一樣,基本上不需要講甚麼呼召、Mission和Passion,只要你「人在」就可以了,因為在台灣,基督教尚不算普遍,根據2022年台灣教會報告,全台共4,714間堂會,而全台立案廟宇的數目則有12,284間,是基督教會的2.6倍。受到廟宇文化的影響,台灣的人普遍信了主後多多少少仍會帶著民間信仰的模式,每星期到教會對很多人來說是「例行公事」,有事找牧師/傳道禱告祝福,無事安然工作在家帶小孩。信仰無疑是與宗教相似,而在台灣教會,教牧很少為著開拓福音事工而作些事情,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不乏是人口老化;教會的內容了無新意;小孩都是跟家人回教會,連為甚麼受洗都不清楚,反正阿公阿嬤叫我洗就洗;教牧只循固有的體制傳統來運作教會。對於信徒真實生命的難處、信仰能否與生活整合、全人的信仰生命有沒有成長,這幾方面根本毫無突破,這樣的台灣教會真的很難發展和傳承福音。

筆者本身是做青少年事工,然而,眼見台灣教會對於青少年事工的牧養只遵從傳統文化,讀經、祈禱、主日崇拜,然後呢?沒有了。對於青少年人的問題和本身的遭遇困難,只用一句:禱告就是了!沒有真正的了解生命和觸動生命,某程度上是因為傳道牧者不知道如何與他們「同行」,只知道「教導」。對於後現代的青少年來說,他們最不需要的是教導,最憎惡的也是教導,他們需要的是同行者,需要在他們受傷、困難和掙扎中,有人與他們同行。他們所認識的、頭腦上認知的都有很多,所欠缺的卻是信仰的實踐。筆者很欣賞盧雲在《喧囂中的寧靜:來自沙漠教父的心靈智慧》一書中提到:「我們的世界,是個喜歡『大』的世界。但是靈性生命的成長,往往卻從『小』開始,小動作、小細節、小念頭、小關懷,都是培育靈性花朵綻放的契機。」台灣牧師或教會欠缺的就是這些「小」,卻因而失「大」。

這種「因小失大」的台灣教會文化令筆者想起神學家祈克果的話,祈克果認為:「所謂的世俗化就是指『順從』,重視身邊的群眾,忙於世間的各種事務,跟隨世俗的智慧,卻忘了自己的本質,忘記了自己的名字,不相信自己,認為不應該做自己,於是選擇較為容易和安全的途徑:成為像其他人一樣,成為一個同樣的樣版,一個數字,跟從群眾。」台灣教會的順從體制,正正就是世俗化的行徑,這只會讓教會愈來愈萎縮。曾經筆者也是從屬於體制之內,失卻了信仰的獨立性,然而,筆者的丈夫卻在行動和文字中再次提醒筆者:基督的信仰是有其絕對的獨特性,而遠離普遍性。就好像「刺鳥」與「旅鼠」,前者是幻想生物,一生在尋找最尖銳和最長的荊棘,讓它往心臟刺入以唱出一生唯一一次讓神也動容的歌聲。後者是實際生物,因容易繁殖導致數目過剩,牠們會自發的集體遷移,也會因為錯誤的判斷湧入海岸集體死亡。這與祈克果認為信仰的獨特性就是基督教的定規相似。因此,他認為罪也是屬於獨特性的範疇,因為基督教將每一個人都看為一個獨立個體和一個獨立的罪人。

教會的每一個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我們這些微「小」的罪人,不是為了盲從教會的體制,認同教會的制度文化,乃是要在神裡面找到和堅持自己的獨特性,才不會迷失,和做到真正的自己。這也是牧者應該要看到和應該要做到的事情,不是為了作個像廟祝的傳道者,只顧打理教會的日常,而傳道者也需要幫助信徒在生命中找到他們的獨特性,並予以牧養。如果傳道者只會跟從體制,為做而做,只會隨流失去,也會令教會萎縮,失去這一代的年輕人。

對無知的無知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教授與課程主任。
05/06/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在知識上,美國是一個兩極化的社會,一方面,美國人囊括諾貝爾獎的數量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學者,美國在高科技領域亦一直遙遙領先;但另一方面,美國人在科學、數學、地理、時事測驗中的得分卻低於其他國家的公民。2018 年的一項研究顯示,11%美國成年人沒有聽過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22%的千禧世代對此歷史慘劇一無所知。超過 50%受訪者以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出自華盛頓或者奧巴馬,其實這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念;此外,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不知道美國革命發生在哪個世紀,一半受訪者以為南北戰爭、《解放奴隸宣言》、1812年戰爭發生在美國獨立之前。

1979年,美國與台灣斷交,一年之後又廢除了聯防條約。但202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 21%美國人知道現在美國與台灣沒有國防協議。英國於2020年正式脫離歐盟,儘管英國脫歐的新聞在當時是鋪天蓋地,但2022年的調查顯示,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國人(48%)知道英國已經不是歐盟的成員。

你可能會說:「這只是一般人,受過教育的美國人應該不會這樣無知吧!」大約10年前,美國受託人和校友理事會 (ACTA)委託一間研究公​​司調查大學畢業生對美國歷史的了解程度,結果令人非常失望,例如三分之一的大學畢業生不知道羅斯福總統推出了新政,超過三分之一的畢業生無法將美國內戰的年份放在正確時間的20年之內。你或者會說:「美國大學的質素參差不齊,名牌大學畢業生的程度應該比較高吧!」該組織委託另一家研究公司對美國最頂尖五十所大學的高年級學生進行了類似的調查,結果同樣是令人驚訝,例如只有22%的學生知道「民有、民治、民享」是源自林肯總統的一次演講。

可能你會這樣說:「民眾無知並不打緊,若果國家領導人能夠掌握資訊,並且高瞻遠矚,那麼國家仍然可以運作和向前發展。」遺憾的是,有些美國總統的無知已經鬧出了笑話。1976 年總統大選期間,福特總統與對手卡特辯論,福特宣稱:「蘇聯不會控制東歐,在福特政府的領導下永遠不會出現這種情況。」這番說話令人瞠目結舌。事實上,在二次大戰之後蘇聯已經控制了東歐。福特後來澄清說,他的意思是東歐人民的精神和意志並沒有被蘇聯壓垮,他並不是說蘇聯沒有真正控制該地區,我覺得這似乎是馬後炮。

2017年5月,特朗普總統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家報》記者齊托(Salena Zito)採訪時表示,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有能力阻止美國內戰。但事實上,傑克遜在內戰爆發前的16年已經去世。此外,根據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博爾頓(John Bolton)所說,特朗普曾問他的幕僚長凱利(John Kelly)到底芬蘭是否是俄羅斯的一部份,這暴露了他缺乏基本的地理知識。

健康的民主依賴公民及政治人物做出明智的選擇。然而,當兩者皆是知識貧乏時,他們可能會根據不完整或誤導性的信息而做出具有危害性的決定。筆者已經觀察了這個現象與思考這個問題很多年,也許,真正的問題並不是無知,坦白說,我對很多東西也是一知半解,甚至糊里糊塗,當遇上自己不明白的東西和無法勝任的事情時,我會閉口不言和找人幫忙。最大的問題是:很多人並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甚麼,或者這是對無知的無知。

舉例說,當筆者還是研究生的時候,一位美國教授曾經和我爭辯中國歷史,他是統計學教授,而不是歷史學家,但他辯論起來卻振振有詞。他當然錯漏百出,我心想:「為甚麼他覺得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會比我多呢?」因為他是我的教授,所以我不好意思說出口。

很多年前我在某大學擔任研究部門主任,上司要求我要跟幾個資訊科技單位的主管合作,推行一個研究計劃。在開會之前,我以為他們扮演的角色是為研究部門提供技術支援,但在開會的時候,所有人對研究設計指手畫腳,儘管他們從來沒有發表過半篇研究論文,我忍不住說:「我不會指導你怎樣去安裝伺服器、如何去編寫程式,在這裡我們各人都有自己的專長,為甚麼我們不專注於自己的拿手好戲呢?」最後這研究計劃無疾而終。

並不是人人都需要萬事通,其實,我們只需要找尋和信任有知識的人,二千年前太史公司馬遷已經有這種洞見,他在《屈原列傳》中寫道:「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但司馬遷慨嘆這並不經常發生,相反,亡國破家卻屢見不鮮。

每天.愛你.多一些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30/05/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英國

最近,在崇拜中,講員插播了一小段《只有情永在》[1],這首歌既能配合當天的主題,亦能引起會眾一定的共鳴,妙絕!當然,有誰共鳴?應該也是生活在同一個年代,有著相近成長背景的人。這首1986年的流行曲,在38年後的今天,身在異國聽到,更給人平添點點的鄉愁。

隨後,思想著一個人如何保持「只有情永在」?拒絕忘記,或許是一個要素,但這個方法略嫌有點被動。「每天愛你多一些」[2] 似乎是較為積極,能維持「情永在」的方法。

「無求甚麼 無尋甚麼……平凡亦可 平淡亦可……名是甚麼 財是甚麼……當身邊的一切如風,是你讓我找到根蒂……那懼明天風高路斜。」如此浪漫的歌詞,感動著萬千愛侶,牽動著人心深處的渴望:如果有一個能如此愛我的人就好了!但卻未曾想過,自己如何成為一個如此去「愛」的一個人?堅持「每天」、「愛你」、「多一些」。若認真地細想,不一定是浪漫,反而是有點吃力、費勁,需要堅持、警醒才可以稍稍做到。

2018年年底,筆者一家旅居台灣,打算逗留數月半載,就預備出發到宣教工場,豈料「滯留」在台三年零十個月。其時,香港的社會狀況劇變,隨後,又受世紀疫症所打擊。感受置身其中的朋友和家人的艱難、困苦,尤其是教會、牧者、信徒,他們面對著前所未有的衝擊及壓力:開門給人一杯涼水?走近與受壓者同行?遵循上帝的公義?以上帝的憐憫,安撫受傷的心靈?還是,繼續追求內裡的「平靜安穩」,以「超凡脫俗」的眼光,旁觀「民間疾苦」?在神聖的圍牆內,單單享受與上帝的親密,卻充耳不聞困乏者在外的呼喊及呻吟?疫情中,封城、隔離成了生活的常態,基督的跟隨者又如何突破冷漠的世情,藉著基督的愛走近他者,叫人得見上帝的恩手,感受溫暖和接納?想不透,若自己當時身在其中,如何抉擇、取捨委實不容易。

人身在外,未能與親人、朋友並肩同行,故其時,向上帝立志每天提名為所認識的牧者、朋友、家人禱告。由與自己較親近的教會作開始,[3] 為教牧及他們的家人、執事們與事奉人員祈禱;為建道的同學、宣教士禱告;把認識分散在不同國度的牧者、老師、宣教機構,放到上帝面前;祈求伴我成長的教牧同道們,能事奉得力;[4] 希望關心小組的同學一切安好;一直與我們一家同行的朋友們,他們的壓力、困難,深信上主能看見;還有,我和太太的父母、姐弟、子侄……算著算著,也超過一百多人。當然,人多並不會構成禱告上的困難,反之是每天,在有限的資訊、沒有具體的代禱內容下,只能提及各人的名字,不確知他們實質的需要,只願堅持「每天」、「愛你」、「多一些」,但要堅持並不容易。

快五年,經歷過火熱祈求,後漸趨冷淡;徘徊於想起與遺忘之間;想過放棄對上主的承諾,回到個人的日常……到今天,竟成為了習慣。「當愛變成習慣」[5]  是好?是壞?「情永在」就是把對方放在自己的心上,能「愛你」「多一些」大概也離不開「堅持」,把「愛」成為「習慣」:「但長夜  我總想到日後  願長夜  愛終不再溜走。」算是歌曲中給人一絲絲的盼望。


[1] 流行曲《只有情永在》由顧嘉輝作曲,鄧偉雄填詞,張學友及鄺美雲主唱。經典回聲:〈張學友 鄺美雲 只有情永在 早期MV(轉載)〉,YouTube,2024年2月23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SY2r4VAhn0(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5月28日)。

[2] 流行曲《每天愛你多一些》,由K‧HUWATA 作曲,林振強填詞,張學友主唱。World Music:〈張學友 (Jacky Cheung) 每天愛你多一些〉,YouTube,2019年9月24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LLa2FjdwqI(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5月28日)。

[3] 旺角堂、將軍澳堂、長浸、高怡堂

[4] 崇真會觀塘佈道所為筆者成長的教會。當年的主內弟兄姊妹,不少已成為了傳道人、宣教士。

[5] 流行曲《當愛變成習慣》,由劉諾生作曲,陳少琪填詞,張學友主唱。Kaiping82:〈當愛變成習慣〉,YouTube,2016年11月23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H7-DGVgMKw(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5月28日)。

偶遇的提醒

林俊牧師 | 林俊牧師為法國圖盧茲城宣教士,他在堂會事奉崗位退休多年,之後任不同地方堂會短期宣教士及作推動宣教事工牧者。師母在2022年亦提早退休和牧師同行宣教。他們現於法國圖盧茲城Toulouse華人群體、與已工作超過十年的香港播道會宣教士同工配搭事奉。
16/05/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法國

在離開逗留逾年半圖盧茲Toulouse返港前,會合了五位香港來的弟兄姊妹和牧者去了泰澤(Taizé)一趟。在唱詩禱告中與這首歌偶遇,也被它安慰了。在泰澤詩集155首Gib mich ganz zu eigen dir,英文翻譯的歌詞如下:

“Take everything from me that keeps me from you. Give everything to me that brings me near to you. Living God, take me away from myself and give me completely to you.” [1]

明光社

默想這歌時,我的禱告如歌詞:我的生命並我所擁有的恩賜經驗,雖並不怎麼寶貴,但是仍然給我一些安全感,也會使我疏遠了上主,求主給我一些使我能親近主的事物,求主使我成為完全屬於主的人。生命只有一次,為自己所期待而活,是應該的,但我覺得這不足夠。我是誰?我擁有的都是別人給我的,恩人很多,更有恩主,我知我不配得這麼多,但是既然給了我,我要用得其所,沒有人有權勉強我必須要給他,我卻有權給應給的對象。我有這計算的責任。誰值得我付出整個的我?只有救我佑我的神。生命雖到了風燭殘年,但不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在我看來,歲月愈來愈少,也愈來愈寶貴,要好好計算使用,不要浪費在無謂的事情上。60歲後我看自己是心肝病人蒙恩倖存者,這個心態鞭策我今天的事奉。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都希望你為他完成他想要你完成的,使他得功名,所以一將功成萬骨枯,別人死活他不放在心上,他們只是他得成就的工具。而我認為只有上主才是我該投效的。祂不是利用我,卻是成就我。而我願給主使用去成就主所要成就的人和事。

在泰澤敬拜禱告期間,看到最前排一個修士坐下,我在他後面看不到他的頭,後來他們退席時我才見到他的頭幾乎枕在他所推的助行輪椅上,他這樣步行,每日三次在殿內這樣服侍主。求主給我知所進退以決定未來事奉方向。

求主賜福將要離開的圖盧茲城的弟兄姊妹。感謝主有他們同行同工,給我們刻骨銘心的印象和回憶,謝謝差會及差遣教會及支持教會並無數支持者的關愛。這些都不是我們配得的。


[1] Spezialvideos, “Taize Gib mich ganz zu eigen dir,” YouTube, last modified January 2, 2018, https://youtu.be/Sib7vHU3Qh8?si=qglzIs4S_wIwzK3E.

融入?妥協?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09/05/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英國

「M記」是來自美國的跨國快餐連鎖店,其品牌已與漢堡包劃上等號。任何人一提及漢堡包就必定第一時間想到「M記」。當然「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仍是筆者的迷思。只是我們也不得不欣賞其能「融入」不同地區文化的營商策略,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

筆者曾居於香港的長洲。每年「佛誕」期間,小島太平清醮的習俗之一是「齋戒」三天。市場不能售肉,食肆也不可販賣任何的肉食。若要丁財兩旺,不少小店、食肆就更改其餐單,把一些平平無奇的素菜食材,配上一些「吉祥」的名字,就賣出高兩倍的價錢。在商言商,這是無可厚非的。而島上唯一的國際品牌連鎖食店M記,也竟然同樣作出「妥協」,放下身段,暫時摒棄其引以為傲的牛肉、豬柳、魚柳漢堡,而單單出售「脆香素菇包」。[1] 小島人口大概兩萬,近年更愈來愈多「外來人」遷入,真的持守傳統文化的居民已著實不多。大企業壓根兒不需要作出協調來迎合「小眾」。或許,是基於尊重,要融入獨特的文化,換取當地人的接納,就長遠而言,是利多於弊。

作為大企業,定必有其經濟考量。在英國的麥當勞,竟亦有類似的營商策略。每年在記念主耶穌為世人受苦期間,英國各大超市或麵包店也會推出十字包(hot cross bun)。翻查資料,十字包一方面有它的信仰含意,而有趣的是,它的一些傳說,竟然跟長洲的「平安包」相近。坊間有傳說指十字包可掛在家中,一年也不會發霉,可用作治病之用;航海行船時掛上它,可保整年的平安。[2] 作為大企業,當然不會以「平安」作考量,但在受苦節期間,餐廳卻會推出一種類似蘋果批的甜點,名為hot cross (bun) pie。同樣是對應英國的傳統,作出迎合及協調。

入鄉是否一定要隨俗?或許移居港人不時會自問。堅持以「快」見稱的生活形態,還是學習「慢」活的處事作風;堅持十項全能的「催谷」教育,還是接受「啟發」自由的學習環境;以「事業」導向的求學進修,或是以「興趣」為本的追求知識;繼續以「工作」來肯定個人的價值,還是嘗試體會Work-Life Balance?我們香港人,慣常每事計算精準、綢繆於未雨,是否需要學歐洲人,隨性自在享受於當下?

M記大概不會隨波逐流地,不時更改其餐單來迎合(或討好)客人的口味。只是,在其堅持本身的特色之餘,他們也會作出改變或調整,為要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那麼,香港人的特色是甚麼?我們最需要留下的又是甚麼?流散的,不得不作出妥協或改變,不僅是迎合異地的文化,更是需要走進社區及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留下的,也要面對周遭社會氛圍的改變,在協調、適應中,如何不失對公平、公義、和平與愛的堅持及追求,不單是毅力的挑戰,更是勇氣、膽量的考驗。

吃著素菇包、十字Pie或在不同的天空下嚐著港式奶茶、菠蘿油,在迎合與堅持、融入與妥協之間,思想著甚麼是我們絕不能放棄、忘記的東西?或是某些人、或是某些事、或是對美與善的渴望、還是那一點仍存在內心,微弱、衰殘的燭光……。


[2]  “Hot cross bun,” Wikipedia, last modified April 14, 202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t_cross_bun.

哥倫比亞大學示威者的訴求是甚麼?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教授與課程主任。
02/05/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最近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哥大)在內的多個美國高等學府都發生了挺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示威活動,這是一個十分敏感和頗具爭議性的題目,筆者已經盡力從不同渠道蒐集資料,在這篇文章中我嘗試如實報道,但或多或少的價值判斷和偏頗總是難以避免的。

雙方各執一詞
自去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突襲之後,以軍狂轟濫炸,導致在加沙地區大量平民傷亡,若果示威者的訴求只是要全面停火、關注加沙的人道災難,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批評者卻認為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他們指控示威者公然支持恐怖主義,威嚇在校園內的猶太裔學生,並且主張消滅以色列國。例如一名親巴勒斯坦示威者將一個帶有箭嘴的牌子指向一名猶太裔學生,上面寫著:「卡薩姆 (Al-Qassam)的下一個目標。」卡薩姆是哈馬斯的一個武裝分支。有些示威者則大喊:「我們是哈馬斯。」今年4月25日,哥大挺巴學運領袖詹姆斯(Khywani James)在一段影片中說:「猶太復國主義者都沒有活著的資格。」

在示威活動中常見的口號是:「由河到大海。」其含義是巴勒斯坦人擁有由約旦河到地中海的所有土地,以色列根本不應該存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 (Bret Stephens)指出,那些校園充滿對猶太人的敵視氣氛,他說:「如果這些言論和行為是針對其他少數族裔,那麼這會被認為是可恥的;但如果是針對猶太人,就會被視為可以理解,甚至值得讚揚。」基於安全考慮,哥大已經將課堂改為線上或者混合模式。

示威者辯護說:一直以來示威活動都是和平地進行的,而警察拘捕示威者,卻是壓制言論自由。紐約警察局在 4月22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雖然有些示威者從學生手中搶走以色列國旗,並發表了一些仇恨言論,但在猶太節日逾越節開始之前,警方沒有接獲任何關於哥大學生受到人身傷害的投訴,也沒有出現任何針對個人或團體的威脅。根據阿拉伯半島電視台的報道,在示威活動期間,有兩名以色列軍人混入示威群眾,從而製造混亂,紐約警方與示威者發生肢體衝突,警察採用化學氣體對付示威者,造成了10人受傷,一名巴勒斯坦裔學生表示自己受到恐嚇。

學術自由還是仇恨言論?
半島電視台批評哥大一直壓制挺巴的言論與行動,有趣的是,與示威者對立的陣營卻認為哥大不斷地縱容校園內的反猶太主義,並且一面倒地鼓吹左派思潮。例如哥大政治和歷史學教授約瑟夫.馬薩德(Joseph Massad)稱哈馬斯去年對以色列的襲擊是一次「驚人的勝利」、「太棒了」。哥大校長沙菲克(Minouche Shafik)是埃及裔美國人,4 月 17 日她在眾議院委員會作證時說,馬薩德教授的系主任和院長曾與他「交談過」,國會議員想知道「交談」是甚麼意思。然而,馬薩德告訴美國有線新聞網,大學當局中沒有人就他的言論跟他做過任何交談,他也沒有受到任何方式的譴責。相反,馬薩德表示系主任和院長都支持他,有線新聞網嘗試聯絡系主任、院長、大學當局,但沒有得到回應。

在聽證會中,國會議員多次質問學生有沒有機會聆聽到平衡的觀點,沙菲克回答哥大提供了至少五十門關於中東的課程,但她沒有提及這些課程是否涵蓋了左、中、右的不同觀點。衡量一位教授學術成就的標準包括了其著作數量、出版社的聲譽、論文被引用的次數,h-index就是一個綜合這些資料的指數,根據 Semantic Scholar,馬薩德的 h-index 是14分。以名牌大學來說,這分數是偏低的。比馬薩德教授更加有份量的中東問題專家大有人在,到底馬薩德得到哥大終身教席是否基於大學的多元化政策呢?這有待考證。終身教席的原意是保障學術自由,教授不會因為發表異見而失去工作,然而,異見並不包括煽動仇恨和支持恐怖主義的言論,擁有終身教席的教授是可以因為發表這類言論而被解僱的。如果我發表文章,稱讚 3K黨、白人至上主義者屠殺黑人,我肯定可以執包袱。

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根據一些目擊和追蹤示威活動的哥大師生所說,那些示威者的訴求已經超越了停戰,他們表達對美國的憎恨,揚言要推翻現存的建制。有些示威者舉起標語,聲稱「資本主義是致命的」,不少發起示威遊行的人士都是來自左派團體,這並不需要通過深入調查,因為那些團體的名稱和網站都印在橫額上,我只需要按圖索驥。其中一個團體的網站清楚地表明,他們的目標是為「一種全新的、解放性的生活方式」進行一場革命,他們要求「一個根本不同的系統」。另一個團體在網站上的口號是:「為了地球的生存,資本主義必須結束。」

有些批評者質問:既然他們那麼憎恨美國,那為甚麼還要留在這個他們討厭的國家呢?我相信答案可以在他們的網站中找到,他們說自己「的存在是為了在美國這個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中心進行鬥爭,與世界各地反抗資本主義剝削和帝國主義統治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站在一起。」這好像是一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他們留在美國,就是為了要推翻整個腐敗的美國制度。弔詭的是,原則上開放社會應該容許言論自由,這包括了反對的聲音,然而,若果反對的聲音是要消滅現有的制度時,那麼保障這類言論自由是不是自掘墳墓呢?

有趣的是,大多數參與這一場挺巴勒斯坦運動的示威者並不是被資本主義壓迫的弱勢社群,哥倫比亞大學每年的學費由70,000美元至90,000美元不等,學生非富則貴,或者獲得獎學金。直到目前為止,紐約警方拘捕了114名示威者,當中大部份都是來自中上家庭。例如被捕者之一蘇厄德 (Isabel Seward )的父親是聯合包裹快遞服務(UPS)的高級管理人員,另一位被捕者朱斯蒂 (Isabella Giusti)在喬治亞州一棟價值300萬美元、面積3,000平方英尺的豪宅中長大,爸爸是退休律師,媽媽則擁有一家店舖。

更加有趣的是,其實左派跟哈馬斯和其他穆斯林組織的意識形態是格格不入的,左派強調平等,尋求保障婦女、工人的權利,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卻不重視女權,更加不會容許工運,似乎這個組合是建基於這個邏輯: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結語
這場挺巴勒斯坦運動令我聯想起1960、70年代聲勢浩大的反越戰運動,當時示威者控訴美國帝國主義屠殺越南人民,在輿論壓力下,1973年美國自越南全面撤軍。1975年北越統一越南後驅逐了200萬人,迫使他們投奔怒海。隨後波爾布特佔領整個柬埔寨,發動了慘絕人寰的赤柬大屠殺,造成160萬至200萬人喪生。但美國境內卻沒有出現任何關注這些人道災難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不論你是否同意我以上的分析,我衷心希望,我們能夠撇開宗教思想、政治意識形態,對世界發出真實的人道主義關懷。

「快啲好」!真的好?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11/04/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英國

「大家都係神嘅兒女,唔戒口得唔得呀?醫生」

「唔打針得唔得呀?醫生」


「戒口快啲好!」

「打支針快啲好嘛!」


來自26年前,深入民心的經典廣告對白。[1] 似乎是說中了香港人及醫生對疾病、用藥的觀念及態度。「快啲好!」是彼此的共同期望。


前文分享過有關「慢」的文化,當中稍稍提及到英國的醫療情況,或許,讓人有一點點的負面感覺,懷疑英國的醫療體制,是否既沒有效率、又吝嗇,不給病人用藥,求醫,似乎有著近似登天的難度。


當然,這裡的醫療程序,是與筆者曾居住的香港及台灣有極大的差異。在英國,居民每當搬到一個新區,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到鄰近的家庭醫生(General Practitioner,簡稱GP)的診所登記。日後,任何求醫、問診或專科轉介,也需要透過GP。而作首次登記亦可能需要輪候一段時間,視乎該區的GP有否餘額。簡單而言,在英國,若沒有已登記的GP,就難以獲得一般的醫療服務。


每當身體感到不適,必須致電所屬GP預約。這肯定跟香港、台灣不一樣。在這兩個地區,一般病患者,只需要直接步入診所或醫院,就能在當天之內,見到醫生獲得治療。但在英國求醫必須預約,而預約期往往會安排在數天至數星期之後。病人也可選擇由醫生致電給他,透過電話作醫療評估。若病人要求與醫生面談,就需要等候更長的時間。問診評估後,醫生才會處方,並安排到指定藥房(pharmacy)取藥。但更多的情況是,問診後,醫生覺得不需要開藥。要知道一般的傷風感冒或發燒咳嗽,服藥七天就能痊癒,不服藥也可能大概一星期就好轉。由預約到問診,一般已超過一個星期,故不少狀況是不藥而癒。


根據最近一份對於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醫療服務的調查報告,顯示出普羅大眾對醫療服務感到頗滿意或很滿意的比率,創40年來的新低。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正正是預約輪候時間太長。[2] 但另一方面,受訪者中,仍有九成以上受訪者對現行醫療制度中,有關有需要的人能獲免費診治的原則,抱以正面的評價及予以肯定。[3]


無疑地,制度縱然有不足之處,但亦也有其可取的地方。為要讓真正有需要或病危緊急的人,獲得較快或適切的治療,就得在其他地方作出配合和協調。在仔細的評估後,才安排服務或較長的預約期,確實可以減少「濫用」的情況。減少用藥,亦能降低病毒的抗藥性,從長遠及整體而言,亦有助個人免疫力的提升。


明顯地,「快啲好」並不是這裡的醫療信念。


「病」本身就是一個訊號,提醒人需要休息;當個人受感染,既因為是身處的環境細菌、病毒驟然增多(這都與細菌活躍季節、周遭的衛生狀況或與病人身處的環境有關),亦同時與個人本身的抵抗力下降有關。過長的工作時間、不良的飲食習慣、缺乏運動及休息時間、過於依賴及使用抗生素,無疑是對個人的抵抗力造成負面影響。[4] 在港、台地區,病人要求馬上處方用藥,或醫生選擇開藥,不外乎是希望把一些令人不適的病徵壓下來,叫人稍稍回復精神,就能繼續上班、上課。生活在大都市,告病假似乎是一種罪大惡極的行徑;臥床休息就像犯下彌天大罪一般。


「快啲好」大概就是以不斷消耗個人長遠的健康狀況(或生命)換來的,但這樣的「好」,真的是好?


在英國,行人路上不時見到跑步者。清晨見到的大多數是年紀較大的,8時左右是較年輕的上班族,10時許至中午前是一些主婦,黃昏時間則以中年人士居多。或許,因為求醫困難,各人就把心力放在如何改善自己健康上。既然不能「快啲好」,惟有盡量叫自己「唔好病」,這亦不失為一個良策!



[1] TPB HK CM 香港電視廣告:〈香港經典廣告(1998)藍十字保險〉,YouTube,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lDPo8qIDsc&ab_channel=TPBHKCM%E9%A6%99%E6%B8%AF%E9%9B%BB%E8%A6%96%E5%BB%A3%E5%91%8A%E5%BA%AB(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4月8日)。


[2] Nick Triggle, “Public satisfaction with NHS at lowest ever level, survey shows , BBC News,” last modified March 27, 2024, https://www.bbc.co.uk/news/health-68669866.


[3] Rebecca Thomas and Jane Kirby, “Public satisfaction with the NHS at record 40-year low,” The Independent, last modified March 27, 2024, https://www.msn.com/en-gb/health/other/public-satisfaction-with-the-nhs-at-record-40-year-low/ar-BB1kB5DV.


[4] 〈衞生署與醫學會呼籲公眾適當使用抗生素以響應「世界抗菌素耐藥性關注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3年11月17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311/17/P2023111700403.htm(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4月8日)。

為甚麼我參加保守派教會?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教授與課程主任。
02/04/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有朋友曾經這樣問我:「你喜歡探索,而且具有批判性思維,但為甚麼你一直留在比較保守的教會呢?」說來話長,我嘗試在這裡長話短說。不過,先此聲明,以下的分享純粹是基於個人狹窄的經驗,我絕無意思將自己所見所聞概括到整體。

的而且確,在信仰歷程中我經過了漫長的探索階段,我曾經參加不同類型的教會,包括了天主教、反宗派的地方教會、普世派、福音派…… 等等。但在過去幾十年,我只是參加大致格局上傾向保守的教會,為甚麼呢?

筆者在香港的期間,基督教界內流行這樣的論述:「福音派信徒自以為擁有絕對真理,但開明派卻是背著問號做人;福音派只關心個人靈魂得救,但開明派卻重視社會關懷。」 許多年青信徒對現狀諸多不滿,這種充滿魅力的進步精神難免會令人悠然嚮往,筆者也不例外,於是乎我參加了這個派別的很多活動,在初期我的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然而,這過程中卻遍佈著揮之不去的頭上烏雲,有一次,這一陣營裡面的一位大學講師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加接近基督教精神,因為前者重視人人平等。 當時筆者還未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我只是隱約地覺得這說法缺乏實質證據,提出烏托邦式的理想是一回事,但實際執行卻是另一回事。在很多次聚會中,他們批判南韓、台灣的獨裁政權,並且指出以色列復國是不義之舉,但對於另一面不單只毫無批判,而是多番美白。那時候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他們主張爭取社會公義的手段是包含了與港英政府鬥爭,不過,在處理其他矛盾的時候,他們卻強調復和、寬恕、包容。有一次在他們的詩集上我赫然發現了瞿秋白的《共產國際歌》:「從來沒有甚麼救世主,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傑,全靠自己救自己!要殺盡那些強盗狗命。」我看不出當中有甚麼復和、寬恕、包容的精神。

我如夢初醒,其實這並不是背著問號做人,這是句號和感嘆號!一切是從政治立場出發,一切已經有了結論。我不知道,到底他們是以政治為目的,然後以基督教神學去合理化自己的意識形態,還是從基督教出發去關懷社會,如果是前者的話,那麼基督教神學便會淪為附庸,甚至當基督教無法適切自己的政治理念之後,便會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例如他們曾經批判「皇室神學」,說大衛王朝利用宗教思想合理化君權神授,從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人民卻沒有發聲的權利。

來到美國之後,筆者累積了更多經驗,而且總算讀過一點書。我繼續留意進步派的議程和論述,首先,在許多議題上筆者和他們是一致的,例如鼓吹環境保育、反種族主義、提倡婦女權利、反對無節制的資本主義…… 等等。不過,在其他議題上我卻有所保留,例如我不能接受改變自然婚姻的定義,亦不贊成在國際政治角力中天真地單方面讓步。從學術角度來分析,其實很多人在邏輯和資料上都欠缺說服力。但要命的是,只要你稍不同意, 那麼惡言謾罵、扣帽子便會接踵而來。所謂和解、包容、寬恕……,只是適用於跟他們立場一致的人。

讀到這裡,我相信有些讀者會這樣挑戰我:「這些問題在右派中不也是一樣發生嗎?」不錯,福音派亦存在著許多問題,但傳統基督教有一個強力的制衡機制:在神眼中,所有人都是罪人,自始祖犯罪以來,全人類都已經墮落,根據加爾文所說,這墮落不單止在道德層面,亦包含了理性層面。在這前提下,任何理論和做法都會有修正的空間。我知道這是一個理想,在執行時難免會有落差,但至少這是建構的基石。

然而,以某些政治意識形態為出發點的宗教思想卻有可能會陷入了死胡同,這種政治思想用二分法將人歸類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執迷不悟者和醒覺者,只需要站在正確的一方,便會永遠正確。

此外,傳統基督教重視個人靈魂得救,每個人都需要對神的救恩作出抉擇(決志), 在最後審判中,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所做的負責。雖然這種取向被重視社會關懷的信徒詬病,但在實踐上卻行之有效。這種精神和中國儒家有點接近,在《論語》中孔子的弟子顏淵向師尊請教「甚麼是仁?」孔子回答說:「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意思是:踐行仁德應該由自己來做,那能夠依靠別人呢?《論語》又記載了孔子曾經這樣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強調承擔個人責任,自己努力學習,不要怨天尤人,人在做,天在看,上天是理解的。在充滿族群矛盾的美國社會中,華裔人士能夠脫穎而出,一部份原因是具有這種個人責任的精神。

然而,以政治意識形態為大前提,卻會將焦點轉移到制度和權力層面。在美國境內,許多社會問題會被簡化為源於白人的壓迫,在國際舞台上,一切罪魁禍首就是美帝。我不否認有許多不公義的事情的確是結構性問題。但種種證據顯示,這種取向到頭來會變成「好心做壞事」,為自己的失敗製造藉口,只看見病徵,永遠不能正視問題真正的根源。

我再次強調,以上所說無非是個人主觀的經驗和見解,我絕對尊重抱持其他想法的人,但我希望大家真的是抱著問號做人。

由武當張三丰說到生成人工智能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教授與課程主任。
06/03/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從前筆者曾經修讀過教育心理學,我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誰人呢?可能讀者永遠無法猜出來,那就是在《倚天屠龍記》裡面的武當張三丰,張三丰曾經對張無忌示範太極劍法,示範完畢之後,張三丰問張無忌能夠記得幾多劍招,張無忌說不記得,但張三丰反而讚好。張三丰不愧為一代宗師、世外高人,他要張無忌學習的並不是一板一眼的招式,而是綿綿不絕的劍意,這個更高的境界,並不能通過單純的模仿就可以達到,張無忌必須要拋開細節,用心來感悟在招式以外的劍勢,要神似而不是形似,用現代的術語來說,那就是「追尋模式」(Pattern seeking or pattern recognition)。

第二位我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陶淵明,他曾經在《五柳先生傳》裡面這樣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很多老師都用「讀書不求甚解」這句話去指責成績低劣的學生,意思是他們渾渾噩噩、馬馬虎虎,相反,我用這句話來稱讚學生。如果陶淵明讀書方法真的是這般不濟,他又怎可能成為偉大的田園詩人呢? 所謂「讀書不求甚解」,是指不應該拘泥於字句的表面意思和細節,而是著眼於微言大義,所以陶淵明領會到深層的意思後,便會興奮到不知飢餓為何物。

第三位我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唐朝詩人杜甫,他曾經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清代仇兆鳌在《杜詩詳注》中解釋「破萬卷」的意思,是指「識破萬卷之理」,杜甫的詩作在結構、風格和主題上都有其獨特性,難怪他能夠成為一代「詩聖」。

這是筆者一直沿用的學習進路,我很喜歡參觀博物館、畫廊、工藝展覽,但之後幾乎所有看過東西都變成了過眼雲煙,而我所讀過的書,都好像是水過鴨背,但這並不打緊。古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 其實,有時候記性太好反而是一種學習的障礙,若果你很清楚記得唐詩的句子,那麼你的作品便無法擺脫前人的影子。但是,若果你領悟了詩意,便反而可以開創出嶄新的風格。 

不過,假若你依稀記得一些從前瀏覽過的資料內容,便可能會出現問題,心理學上有一種名叫「隱性遺忘症」(Cryptoamnesia)的現象,這情況是一名藝術家或者一名作者在潛移默化之下吸收了人家的主意,但隨後漫不經意地在作品中展現了太過相似的元素,於是乎被指控抄襲。根據1989年發表的一項心理學研究,3%到9%的人會不自覺地將別人的主意當成是自己的原創。美國音樂家傑克.阿什福德 (Jack Ashford)坦然承認:「如果你仔細檢查我所寫的一百多首歌曲,你會發現在每一首裡面我都受了其他歌曲的影響。」 

然而,怎樣去分辨隱性遺忘症和故意抄襲卻並不容易,海倫.凱勒(Helen Keller)是美國著名作家,她在19個月大的時候染上重病,導致她失去了視覺和聽覺,儘管命運是如此坎坷,通過不懈的努力,她終於成為了文壇巨星,一生之中撰寫了14本書,她的奮鬥故事很勵志,但很少人知道她曾經被控告剽竊他人的作品。1891年,凱勒發表了一篇題為《冰霜之王》(Frost King)的小說,但後來人們發現這個故事與瑪格麗特‧坎比(Margaret Canby)寫的另一本小說《霜仙女》(Frost Fairies)有點相似。凱勒自辯說,在小時候曾經有人將坎比的故事讀給她,她只是聽過一次,但隨後忘記了。凱勒受到調查,但專家小組以四比四的分歧意見陷入僵局。因為這事件發生的年代已經久遠,所以現在已經變成了懸案,但我相信海倫‧凱勒應該是清白的。由於她是傷殘人士,故此她沒有可能翻查《霜仙子》的細節,然後有系統地改頭換面。

有趣的是,現在人工智能系統能夠記錄很多資料的細節,但人工智能生成工具在運作過程中卻拋開了具體內容。相信人工智能工具現在已經成為了許多讀者生活的一部份,對人工智能生成系統最強烈的批判之一,就是所謂人工智慧並不是真正的智慧,它並沒有創造新的知識或者新的作品,而是將現有的東西左拼右湊。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以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這些人工智能藝術生成工具為例,它們並不是好像「熟讀唐詩三百首」般鸚鵡學舌,簡單地複製和拼貼現有藝術家的作品。相反,它們分析並學習大量藝術作品的表現模式、風格、元素。經過訓練之後,生成工具就可以創造新的藝術作品。說得簡單一點,它們並不是學習具體的內容,而是追求「會意」、「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經具有了真正智慧的一些特徵,那就是「湧現屬性」(Emergent property)。在心靈哲學和神經科學中,湧現屬性是指大腦由簡單的腦細胞組成,但當這些簡單的物質整合一起而形成神經網路時,我們就有了意識和思想,而這些湧現出來的心靈是無法預測的。換句話說,整體是大於其各部份的總和(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同樣道理,當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接收到億萬份輸入資料時,它們就可以湧現出無法預測、前所未有的新東西,這類似杜甫所說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可能會有人批評說: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實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它並不似張無忌或者陶淵明,真的忘記或者漠視細節,其實它比人類更加能夠清楚記住所有具體內容,它展現了似乎是「理解」的行為,其作品看上去富有創作性,但它並不能真正地意會到更高的境界、領悟到更深的層次,充其量人工智能只算是海倫.凱勒。這說法是有點道理的,不過,生成式人工智能現在仍處於草創階段,我相信假以時日必會突飛猛進。

最後,我希望讀者不會發現這篇文章和其他作品有相似之處,在此聲明,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或者我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

活著才能反敗為勝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5/02/2024

一直以來,亞洲的某些地區,如日本及香港的學生,都要在學業上承受極沉重的壓力。緊密的課堂、繁多的作業及課外活動、頻密的測驗及考試、再加上父母或學校的期望,真的讓學生都喘不過氣來。假如學生在校園裡還要面對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問題,又或者不幸成為了被欺凌的對象,校園生活對他們而言恍如人間地獄。

眾所周知,日本的自殺率在亞洲地區屬前列份子。日經中文網的資料顯示,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2023年版《自殺對策白皮書》。2022年日本的自殺人數為21,881人(較2021年增加874人),當中的男性有14,746人(較2021年增加807人),是13年來首次增加,女性有7,135人(較2021年增加67人),連續三年增加。此外,小學、初中、高中生自殺人數更高達514人,創歷史新高。[1] 再看看香港的情況,根據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統計,2023年8月至10月,香港共錄得22宗涉及18歲以下人士或大專學生企圖自殺個案的新聞報道,較2022年同期的11宗增加一倍,[2] 到了2023年11月中,個案更增至23宗。[3]

復常後功課壓力大

人的本能是求生而不是求死,青春無敵,究竟是甚麼原因讓這一班學子選擇死亡而不是求生?是學業壓力?是校園欺凌?是家庭問題?是感情問題?還是如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所指:「由於疫情關係,學生於兩年內幾乎沒有上課,復常後功課壓力倍增,適逢10月和11月是考試季節,學生在功課及考試雙重壓力下容易做出事」?[4]

如果真的是因著考試壓力而尋死,這種重視學業成績的壓力,又是從何而來?是源於自己,本身已是品學兼優的學生,感到自己做得不夠好?是源自父母,學生無法承受父母對自己過高的期望?是源自老師或其他同學的眼光,不知道如何自處?還是源自對現今社會的失望,學生認為自己將來沒有前景?無論如何,一個人決定自殺,通常都是對人生絕望到一個地步,「認為」自己無法改變面前困境。

想法能改變心態

如果一個人深信自己無法改變面前的困境,這種想法足以讓人產生極大的憂慮,甚至絕望。但問題是,困境是真的走不出來?還是只是人們過度擔心,「認為」自己走不出來?被稱為美國現代成人教育之父的卡耐基(Dale Carnegie),當年面對美國大蕭條,他因為股票失利而令大部份的儲蓄都化為烏有,他冷靜下來分析最壞的情況會是怎麼樣?他想到最壞便是去餐廳洗碗,住別人的宿舍。他說當他想到這裡,人便平靜了。又例如在美國創立Evans Products公司的Edward S. Evans,他在成立公司之前,曾一度陷入債務危機,加上在經醫生診斷後,他得知自己的生命只餘下兩星期,一連串的打擊竟讓Evans下定決心不再擔心了,他的心態改變了反而令他恢復健康,他可以重投工作並還清債務,甚至能用剩下來的錢及精力創辦公司。

別獨自面對難題

這裡並非鼓勵大家漠視周圍環境對人情緒或身心靈的影響,只是想說,有時環境固之然對人不友善,但深陷其中的人往往受困於負面情緒,只看見眼前的「死胡同」,卻忘記了退一步,其實有海闊天空等著自己。如果壓力來自學校,可以向父母傾訴嗎?如果壓力來自父母,可以向信任的老師尋找幫助嗎?如果壓力來自父母、學校,又或是自己,可以求助於成熟的朋友、專業人士,甚至是不認識自己的熱線輔導員或網絡電台的主持嗎?如果學生擔心自己的出路,畢業後是否可以嘗試先尋找臨時工,再等機會發揮自己的專長嗎?當真的感到生活太累,可以嘗試找一個空間稍為喘息一下嗎?「停一停,想一想」,不單可應用在養寵物一事上,也可以應用在人生抉擇上。

生命比學業,甚至比一切成就珍貴。以中國象棋打個比喻,即使學業或成就再怎樣重要,極其量都只是「車」,然而生命本身才是「帥」,被人抽了車,還有機會可以反敗為勝,若自己先放棄了帥,便一定「輸硬」。


[1] 〈日本2022年近2.2萬人自殺,中小學生人數創新高〉,日經中文網,2023年10月23日,網站: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53816-2023-10-23-10-55-55.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1月31日)。

[2] 〈香港數據顯示學生自殺率趨升,陸台兩地亦錄得類似危機|Whatsnew〉,端傳媒,2023年11月9日,網站: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1110-whatsnew-hongkong-youth-mental-health(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1月31日)。

[3] 〈開學至今23宗學生輕生響警鐘〉,星島網,2023年11月13日,網站: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556351/日報-港聞-開學至今23宗學生輕生響警鐘(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1月31日)。

[4] 同上。

「慢」的文化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06/02/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英國

英國的處事效率慢,是移居到此香港人的共同經歷,「慢」或許是英國文化的一部份。當然,感覺或體會到「慢」,或許是香港人獨有的,若德國人移居英國,他們大概不會有相同的感覺,反而可能覺得這裡的效率頗高,快與慢、遲延或效率從來也是相對的。


有天與小女兒到英國一間老牌、以價廉見稱的連鎖酒吧餐廳[1] 午膳。不少本地人喜歡光顧,點一杯啤酒就能閒坐半天。當然,香港人亦喜愛其中只需一鎊半,就有無限供應的咖啡、熱茶、朱古力。


中午時間是最繁忙的時段,看見相距四枱桌子的距離,有一老婦及少女站著一段時間,有一名男侍應一直在旁伺候,隨後,見到少女撥電話,心想莫非是投訴食物衛生或不滿招待不周?從遠遠的觀察,他們並沒任何爭論、衝擊,這畫面維持了差不多二十分鐘,過程中,看到另一女侍應,拿一杯飲料給那枱食客,然後拍拍少女的肩膀,似乎是給予她一些安慰(或是平息她的不滿)?在這段時間,不單是那枱食客沒有大聲說話,男侍應一直半步不離站著並且黙不作聲。更出奇的是,坐在鄰桌的客人,也沒有任何異樣,如常談天吃喝,似乎就只有遠遠坐著的我,好奇發生了甚麼事。


那桌子鄰近洗手間,不是我故意「八卦」,而是非去不可,走近,才看到有另一老者以「復原臥式」(Recovery position)躺在地上(食肆地板有鋪蓋地毯,躺著應該也舒適)。老者明顯仍是清醒,能與他人對話,事情可以這樣理解:男侍應站著為要伺候,作隨時幫助;少女剛才是致電召喚救護車;女侍應給予飲料作安撫也是合理不過。鄰桌客人沒有過大的反應,不僅是對當事人的尊重,更是令周遭氣氛顯得平靜如常,這亦是對他者另類的安慰。


不以為意,與女兒繼續午膳。大概又過了十多分鐘,女侍應拿著白色枱布走近。細看下,原來一位穿上制服的醫護人已到場,兩名侍應及家屬,共四人,應該是按醫護的要求,手拿白布圍著病患者,造成一道人造屏障,可能是方便醫護作一些即時處理。


又過了二十多分鐘,四人仍是手持白布圍站著。「為何這麼久仍沒有救護車到達?」是我當時的疑問。但立時就回想自己初到英國的一段求醫片段:有天,突然背椎劇痛不能轉動,觸及到右腳麻痛,導致不能坐、行、站。過往也有類似經驗,只是這次延伸到整條右腿,久病成醫,大概也知道是因為椎間盤突出,壓著神經線,影響到右肢。治療是注射放鬆肌肉的藥,讓人回復基本的行動能力,再服用止痛藥及進行物理治療,一星期左右就可以回復五六成,之後慢慢等待消炎退腫。誰料,當時致電救護,電話中的醫護問了一連串問題,衡量傷患者的危急程度,大概花了二十多分鐘,然後作出評估:「這情況是會自然康復的,我會開止痛藥,請你到指定藥房拿,但記著,不管如何疼痛,也要保持運動」。結果,我足足臥睡在較硬的地板上整整一個月。參照上次的經驗,我可估計餐廳內的醫護,大概也是在問診及評估。


又過了十多分鐘,終於見到另外的醫護人員推著輪椅進來,慢慢安頓老伯伯坐上,然後不疾不徐地把傷者送離現場。


足足花了近一個半小時!「慢」得也有一點「不可思議」,這情況大概不可能在香港出現。午膳的繁忙時間,要撥調兩名侍應來照顧一枱食客、病患,怎可能?病人及其家屬總認為自己的情況是最要緊,手指頭割傷、孩子肚痛、「暈車浪」、「扭親腳」……香港召喚救護車,總期望十分鐘內抵達,要等上一個多小時,怎可能?醫護人員及醫生應立時進行急救或開處方,藥到病除,要花上二十多分鐘問診,最後還是沒有「開藥」,怎可能?周遭的「路人甲、乙」見到意外發生,不是拿出手機拍照記錄,就是繞道而行,避而遠之。但這裡的人,竟然不以為意、不為所動、如常無異,怎可能?


文化差異,不能以「快」或「慢」來區分,而是在乎人如何理解及回應日常的事情。仔細了解病患者的狀況再決定是否送院,減省急症室的負荷,是避免濫用,可以保障真正危急的人;不隨意處方,是相當事人的免疫力及復原能力。


餐廳內的傷患者安然離開,少女仍待在餐廳,或許,這裡不像香港,傷患家人可隨救護車到醫院。曲終應該亦人散,只有女侍應還跟少女多談了數分鐘,最後,給她一個擁抱,就是給予憂傷者最大的安慰。文化差異,大抵就是看重「人」及單顧「事」之分。



[1] “Wetherspoons”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last modified January 22, 202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etherspoons.

彎彎曲曲的生命河道:由文學到社會科學和數學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教授與課程主任。
31/01/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文藝青年
人生並不是一條直線的跑道,你不能在起跑點便望到終點。相反,人生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河道,你根本無法預測在拐彎的時候,下一個地方是甚麼光景。

讀小學、中學的時候,老師都喜歡用「我的志願」作為作文的題目,這當然只是習作而已,而不是認真的生命藍圖。年少時我曾經想過將來做記者、社工、傳道人,年紀漸長的時候,我醉心於文、史、哲,但當時發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有一天成為了數學系的教授。

從小開始我已經很喜歡寫作,讀中學的時候我曾經籌辦了一個文、史、哲小組。中三時我需要在文科和理科之間作出選擇,由於原本的中學沒有文科班,故此我在升讀中四時轉校。後來自己在亞洲某大學修讀副學士課程,我參加了大學的中文學會,還有校外的新詩會,除了在一份報紙定期撰寫專欄文章之外,我還踴躍向不同的出版物投稿,但對於數理科目卻敬而遠之,可以說,當時我是典型的「文青」(文藝青年)。按照這種趨勢,當時自己和許多朋友都以為我將來必定在文壇發展。

由排斥到擁抱電腦和統計學
讀完了副學士課程之後,我向大學的兩位課程主任徵詢選擇主修的意見,我對大學本科的課程主任說:「我希望修讀中文系。」主任嘆著氣說:「唉!年青人,若果你讀中文系的話,將來謀生很難。畢業之後,你頂多在中學教書,坦白說,假如你在本校讀中文系,將來不可能跟台灣、大陸中文系畢業生競爭。你應該從實際角度去考慮。」我從來不會只是聽了一個人的說話便下決定,我同時向副學士課程主任查詢,但他亦向我提出類似的意見。這情況就好像是你興致勃勃地走進福特汽車陳列室,但汽車展銷商的兩個經理都勸你不要買他們品牌的汽車,那麼你還敢一意孤行嗎?

經過一番思想掙扎之後,我毅然來到美國修讀傳播理論系。獲取了學士學位之後,我嘗試申請教學助理、研究助理之類的工作,從而資助自己讀研究院的學費和生活費。當時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國際人際關係碩士課程取錄了我,一位教授聘請我擔任她的研究助理,職責的範圍包括了採用IBM主電腦去做統計分析,當時我既不懂怎樣操作主電腦,對統計學亦一無所知。 但這份工作是我唯一的收入來源,我只有硬著頭皮到電腦中心從頭學起。從前我對數理非常排斥,但在逐漸理解箇中奧妙之後,卻漸漸喜歡這個新領域。

坦白說,那位跨文化人際關係的教授對電腦和統計學並不是很清楚,後來我轉到教育心理系攻讀博士班,教育心理系的指導教授令我大開眼界,在那裡我有機會鑽研統計學、電腦程式編寫、人工智能,不過,這些東西只是工具,我有興趣的領域是教育心理與科技, 這個學院並沒有開設量化心理學 (Quantitative Psychology) 或者心理測量( Psychometrics)。

正當我預備全速前進的時候,河道卻突然來過大拐灣。有一天,指導教授突然對我說:「我將會轉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任教,你可以選擇留在這裡,找一個新的指導教授,或者跟我一起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在那邊完成博士課程。不過,我將會任教於教育心理學系的測量、統計和方法研究課程( Measurement, Statis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tudies),如果你轉校的話,你也需要轉換領域。」根據卡耐基基金會大學評級方法,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屬於第二級研究型大學,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被歸類為第一級,權衡過得失之後,我決定跟隨他向西遷徙。

以19世紀的方法去應對21世紀的問題
獲取博士學位之後,我先後做過電腦中心主任、心理測量師、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等不同的工作。大約10年前我開始在一間基督教大學的心理系任教,當時我觀察到數據科學、大數據分析會愈來愈盛行,2015年心理系計劃開辦一個心理學研究方法和數據分析的碩士課程,我以為時機已到,於是提出將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引進課程裡面,但所有人一致反對,他們所提出的理由卻令我感到困惑,例如:「大部份教科書仍然採用傳統的統計學」、「大部份學術期刊仍然接受傳統的分析標準」、「 大數據無關重要,心理學需要做實驗」……我知道大事不妙,這情況就好像是當數碼相機逐漸流行的時候,你仍然致力於製造菲林,又或者是串流媒體逐漸普及的時候,你仍然在實體店出租光碟。平心而論,這並不是那所大學獨有的問題,就我的經驗和觀察來說,許多大學的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部門都傾向保守,很多人以為可以沿用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發展出來的古典心理學,去解決21世紀的問題。

正當我感到灰心的時候,慈悲的上主為我打了一支強心針。不到一年時間,同校的數學系開設了統計學的碩士課程,數學系聘請了一位新的課程主任,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在他的課程中教授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我起初以為他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但跟著他聯絡了心理系的系主任,商討我在數學系兼任的可能性。從那時候開始,我將心理系取消了的科目 搬遷到數學系,每學期我都在數學系開設一至兩門課,那位課程主任甚至問我有沒有興趣半職在心理系,另一半在數學系授課。我心想, 那麼我的行政負擔會加倍,例如我要參加兩邊的教務會議和退修會, 所以當時沒有應允。但後來我感到後悔,我對自己說:若果再有同樣的機會,我會好好地掌握。

由泥牛入海到照單全收
好景不常,後來那位課程主任離開了大學,領導階層再沒有在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方面更上一層樓。報讀該大學的人數逐年下降,原因之一是大學所提供的課程並不適切於就業市場的需要,我先後向不少課程主任、系主任、院長、教務長建議改革課程,並且向他們定期提供關於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趨勢的最新消息,結果所有忠告都只是泥牛入海。

神總會給予人第二次機會。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我知道另一所大學計劃開展數據科學的碩士課程,因此需要聘請一位課程主任。在應徵的時候,我和不同學科的教授、系主任、 院長面談。面試結束之後,高級副校長兼教務長問我:「你認為哪一個學系是屬於你的家呢?」我坦白對她說:「 雖然一直以來我都是在心理系任教,但是社會科學圈子的保守氣氛十分濃厚,很難去引進創新的觀念。在面談過程中,我覺得數學系的文化會對我比較適合。」最後我在現時的大學擔任了數據科學課程主任,在從前的大學,我怎樣聲嘶力竭地呼喊也沒人理會,但現在幾乎所有我設計的課程都是照單全收。

其實我的數學水平只是馬馬虎虎,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都是跨科際的,人工智能裡面的神經元網絡(neural networks)是建基於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和神經科學(neuroscience ),第一個人工智能系統感知器是由康乃爾大學心理學家弗蘭克‧羅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於 1958 年開發的。反向傳播(backpropagation)是人工神經元網絡的基礎演算法,參與研究這演算法的傑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是認知心理學家和電腦科學家。 故此,自己的跨越學科的背景可以彌補數學上的不足。

永不說永不
英諺中有這句話:「永不說永不」(Never say never),意思是不應該劃地自限, 而是要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要完全排除潛在的機會或者改變。在生命河道拐彎的地方,我可能會作出不明智的抉擇,試想像,若果我從前完全不理會兩位課程主任苦口婆心的勸告,如果我因為對電腦和統計學沒有興趣而拒絕了研究助理的工作,如果我不願意放棄教育科技、冒險進入量化心理學的新領域, 如果我繼續留在社會科學的圈子,而不願意教授數學系的科目,我真的不知道現在自己會漂流到甚麼地方。

工作.意義(二)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25/01/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英國

之前在〈工作.意義〉一文中談及我們初到英國的生活,太太到中國人管理的餐館工作,那是她相隔二十多年後,第一次「有糧出」的工作:短短數天的工作,看見同作異鄉客的華人,礙於言語的限制,寧願接受不公平的待遇,接受低於最低工資的薪金。因著文化、語言的限制,異鄉人不得不受一點委屈,但遺憾的是同宗族的人竟然欺負同鄉人。

今年在聖誕、新年並打著「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的瘋狂大減價,不少零售商,物流和包裝公司均增聘員工,以應付超額的工作。因此,我和太太在11月中至1月初,有機會到一間手錶、首飾倉庫當臨時工。工作程序是這樣:先檢查貨品是否妥當;訂貨單內容跟貨品是否一致;然後按品牌入盒包裝,貼上地址及包裝員的標籤;按郵遞類別放到運送箱,等下一個工序的同事,安排寄出。

重覆的機械動作,熟能生巧,不費心思。但基於保安理由,手提電話不能隨身攜帶,工作時就不能聽聽歌來消磨時間或充塞自己的腦袋。與同事閒談可以嗎?已退休的尼泊爾籍管工(他也是臨時回來協助)會不時提醒:「快啲啦, 快啲啦……」(因他曾於香港居住,懂得幾句廣東話)。或許他認為閒談會影響工作效率。

工作會限制我們的時間和身體,我們的心靈和思想卻不會被束縛的,我們仍然可以自由地思考、默想、禱告。這樣,工作也將變得更有意義。

由於今次所聘的臨時工全是香港人,廠房內一下子變成了同聲同氣的香港人,與一直佔大多數的波蘭婦女平分秋色。波蘭人不多說話,給人一種冷漠、「兇兇」的印象,感覺不易走近。只憑感覺?難定真假!

有一天,太太被安排到包裝珠寶那邊工作,那是資深的波蘭同事主要的工作區域。太太有更多機會與她們相處,發現她們僅有一人,能夠以英文溝通。有次太太坐在一個不諳英語的波蘭婦女旁邊,婦人在這裡工作已五年,兒子17歲,兒子在每星期有兩天不用上課,這些日子就來這裡兼職。也許婦人感受到太太的善良,她願意分享自己的狀況:她表示一家來英國不過數年,丈夫卻在移居一年後過世。語言有限,她極力去表達說丈夫「UP」,太太以為她丈夫在樓上工作。隨後,她拿出項鍊的十字架,再重複「UP」指指天,太太才明白她指丈夫已過身。一個帶著歐洲人臉孔的異鄉客,不懂英語,要融入生活,更不容易!更何況是一個獨力帶著孩子的婦人?

每天午膳時間有半小時,員工各自帶備午餐,在休息室用膳。同鄉「圍爐」坐席是理所當然。我和太太並非標奇立異,只是感到六、七個香港人圍在一張小圓桌,未免過於侷促。隔鄰桌子有較大空間,更闊的視野,可以看看周遭的人。我們聽不懂波蘭語,但能看見:為何母子兩人不吃午餐?另一個女士,為何只站在門外抽煙而不吃飯?「眼到、口到、心到」。太太看見了,就去關心問候,之後每逢少年人上班的日子,她就多預備一份午餐,少年人欣然接受,我們也感到欣喜。人在他鄉,被接納、被關心比一切都更有力量。語言不通卻不能阻礙關係的互動。

若說上帝是偏心的話,大抵祂就是偏向受困、受壓、孤苦、無依的一邊:

「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申二十四20)

「向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詛!」(申二十七19)

「無倚無靠的人把 自己 交託你;你向來是幫助孤兒的。」(詩十14)

「耶和華保護寄居的, 扶持孤兒和寡婦, 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詩一四六9)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27)

藥業自由市場下人命何價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3/01/2024

假如有一款限量版的名牌手袋,價格節節上升,短短的時間,價錢竟然翻了好幾十倍,甚至只有少數有錢人才有能力購買,普羅大眾都高不可攀,或許有不少女士會因而抱怨手袋太貴,但相信社會上應該沒有人會為此譴責製造商有違道德倫理,畢竟,名牌手袋屬於奢侈品,在奉行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天價的產品只留待有消費力的人士購買,這並不是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

但如果短時間內價格暴升的不是名牌手袋,而是拯救生命的藥物呢?我們是否應當把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市場這一套理論,完全套用到醫藥產品上?換一個角度思考,即使藥商用了一些「正當的手法」推高藥物的價錢,卻令到不少患者因為無法購買藥物而病情加重,甚至提前離世,這種事又是否合情合理?

Daraprim,一個用於預防及醫治瘧疾的藥物品牌名稱,其主成份為pyrimethamine,這藥也用於治療弓形蟲感染症,對於在遺傳上免疫力弱的人、HIV感染者、胚胎及新生嬰兒等,感染弓形蟲疾病的情況會較嚴重,[1] 有時,Daraprim亦會與其他藥物搭配,用作長期治療HIV感染者的等孢子蟲病(cystoisosporiasis)。[2] 一粒Daraprim的價格原本是13.5美元,13.5美元是一般人可以承擔得起的價錢,直至2015年,Martin Shkreli收購了Daraprim的專利權,13.5美元的價錢自此一去不復返,Shkreli令原本13.5美元的藥物一夜之間暴升至750美元,升幅為55.6倍之多。身為圖靈製藥(Turing Pharmaceuticals)的創辦人及前首席執行官,Shkreli表示這是資本主義起的作用,而保險可以確保有需要的人會得到Daraprim。[3]

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當Shkreli被問到:「如果你能把時鐘倒回幾個月前,我想知道你的做法會否有所不同?」他卻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可能會把價格抬得更高。」對他而言,醫療保健價格是無彈性的(inelastic),[4] 他可以提高價格,並為他的股東製造更多的利潤,因為這是他首要的任務,他指出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的體系及資本主義的規則中,他的投資者希望他可以賺取百分之一百的最大利潤。Shkreli的「賺錢大計」迎來大批市民抗議,有人更高舉紙牌寫著:「藥丸的價值只是幾分錢,為貪心付出的代價卻是生命」、「低成本藥物拯救生命」等,很快,Shkreil被稱為「全美最討厭的人」。[5]

Shkreli為了賺錢,把無彈性需求的藥物價格抬高,這類事情在醫藥界並不是單一事件。瑞士的製藥公司Novartis及Roche、美國的Pfizer及Johnson & Johnson不斷收購競爭對手,法國的Sanofi亦收購了不少製藥實驗室,目的只是為了在全球市場上分到更大份的餅。[6]

2005年之前,老年黃斑部病變(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是無藥可醫的疾病,很多患者因此而失明。Avastin是一款可以阻止血管為腫瘤供血的藥物,[7] 在2005年美國的眼科醫生更開始使用這種藥物來治療眼疾,Avastin可以延遲視力喪失,因為其主要成份bevacizumab可以阻止眼睛後部異常血管的增生,還可以阻止液體從這些血管滲出,液體滲出會導致濕性老年黃斑病變和糖尿病眼疾,令患者喪失視力。[8]

Avastin效力驚人,價錢亦相當合理,不少病人因此接受Avastin的療程。其後,另一款藥物Lucentis在市場出現,研究顯示Lucentis的效用與Avastin一樣,[9] 只是,以法國為例,Lucentis的價錢比Avastin貴上30倍。Avastin及Lucentis均由製藥實驗室Genentech研製,Roche藥廠在2009年便擁有Genentech 100%的股權,Novartis藥廠則負責在歐洲等地區銷售Lucentis,這三間公司同時都能從Lucentis的銷售中獲利,它們自然希望醫生選擇Lucentis多於Avastin,因為前者的價錢更高,意味著它們可以賺取更多利潤。

在2008年3月至2013年11月期間,Novartis藥廠在醫療保健行業的持份者面前詆毀Avastin,誇大使用Avastin治療AMD的風險,並堅稱Lucentis的安全性和耐受性。Novartis雖然有向醫療持份者提出了兩種藥物之間的客觀差異,但對當時有關藥物的科學研究卻進行了選擇性和帶有偏見的詮釋。另外,由於Avastin在市場推出時,清晰指明藥物是用於治療腫瘤,而非眼疾,Novartis在介紹藥物時亦刻意強調使用Avastin治療AMD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責任問題。在此期間,Novartis、Roche及Genentech三間公司就使用Avastin治療AMD引發的風險向公共和衛生部門發表了誤導性言論,它們推遲了衛生部門要求對Avastin的研究,又詳盡闡述危言聳聽的言論,提到如果官方正式推薦使用Avastin治療AMD,可能引發健康風險。[10]

在美國,藥廠提高藥物的價錢,已經到了一個荒謬的地步,涉事的藥物有胰島素、腎上腺素、類風濕性關節炎等藥物。或許瘋狂加價的背後,與當地的保險制度有關,[11] 又或是藥廠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科研,但事實上,被加價的藥物並不是甚麼新藥,而是現有藥物,包括在1923年走進世界的胰島素,[12] 藥品價格不再反映研究的實際成本,而是反映了少數大公司的財政實力,它們能否在市場上爭奪到不成比例的利潤。[13]

當藥廠以賺錢為首要目的,自然會把藥物當成其他商品,誰出得起錢,誰便可以「享用」。問題是,藥物真的如限量版手袋一樣?當Daraprim變得昂貴,醫院被迫轉換「可能不具有相同療效的替代療法」。[14] 「替代療法」並不是理想的做法,近年台灣遇上最嚴重的缺藥潮,有醫生被問及能否用替代藥物解決欠缺藥物問題,她表示即使成份一樣的藥物,病人對於不同藥廠製造出來的藥物,會有不同的反應,有病人甚至會覺得藥物無效,因此不是找到成份相同的藥物便能解決問題。[15] 藥物與名牌手袋不同,後者僅提高個人的身份地位,前者延長的可是生命。研發胰島素的醫生Frederick Banting深知藥物不是商品,他認為醫生如研發出拯救生命的東西卻只考慮從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他的名言是「胰島素不屬於我,它屬於世界」,因此他拒絕用以個人名義獲取胰島素的專利權,並把它給予與他共同研發胰島素的James Collip和Charles Best,二人亦僅以一美元的價格將胰島素的專利權賣給了多倫多大學,為的是希望每個需要藥物的人都能夠負擔得起。[16]

前人雖有良好的意願,可惜未能如願。2016年,美國的糖尿病患者,平均每月需支付450元美元以接受胰島素注射,住在科羅拉多州的患者比較好,因為州政府干預了藥物的價格。[17] 一個病人每月大概需要兩至三瓶胰島素,到了2021年,一小瓶胰島素的價格已介乎175至300美元之間。[18] 在加拿大,若沒有參加國家和公共管理的藥物保健計劃,病人亦需以高昂的價錢來購買胰島素。[19]

無力支付醫藥費的結果便是病人減少注射胰島素的次數,這情況亦出現在其他關鍵性藥物上,病人因無力負擔而減少用藥,換來的便是病人「死非其時」。[20] 這裡並非主張每間藥廠都必須與Banting等人一樣抱著濟世為懷的心情去製藥,畢竟,製藥真的需要科研及營運經費,工作才能繼續下去,但如果這些大藥廠只用賺錢及服務股東的心態去經營,只求牟取暴利而罔顧他人死活,相信這絕不是人們樂見的事情。

即使自由經濟市場的運作如何植根人們的腦袋,絕大部份人的心裡都接受不到單單用錢去處理「生命攸關」的事情。當人們聽到Shkreli在2018年因兩項證券欺詐罪和一項串謀證券欺詐罪被判監七年,並在地區法官的命令下歸還Daraprim價格上漲帶來的6,460萬美元利潤,以及終身被禁止進入製藥業的消息,[21] 又或是得知法國競爭管理局在2020年9月判處Novartis、Roche及Genentech這三間公司4億歐元罰款,相信都會感到痛快。[22]

神創造了人的生命,也讓人擁有良知,當有一個制度走到極端並且令人受苦,自然會受人質疑。借用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Michael J. Sandel在其著作《錢買不到的東西》所說的話:「人類有尊嚴也值得受尊重,並不是用來獲利的工具,也不是供使用的物品。」「過去三十年來所發生最致命的變化,[23] 並不是貪婪的增加,而是市場及市場價值已擴張到非它們所屬的生活領域中。」[24]

除了救命的藥物,還有甚麼是不能以市場價值來衡量?值得我們思考。


[1] John P. Cunha, “Daraprim,” RxList, January 6, 2022, https://www.rxlist.com/daraprim-drug.htm#description; Charles Patrick Davis, “Definition of Toxoplasmosis (Toxo),” RxList, https://www.rxlist.com/toxoplasmosis_toxo/definition.htm.

[2] “Pyrimethamine (Monograph),” Drug.com, February 23, 2023, https://www.drugs.com/monograph/pyrimethamine.html.

[3] Lauren Boyer, “Drug Company raises price of Daraprim from $13.50 per tablet to $750 overnight,” U.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ember 21, 2015, https://www.usnews.com/news/articles/2015/09/21/drug-goes-from-1350-per-tablet-to-750-overnight; “Martin Shkreli: Man who made huge profits by inflating price of life-saving drug ordered to return £47m,” Sky news, January 14, 2022, https://news.sky.com/story/martin-shkreli-man-who-made-huge-profits-by-inflating-price-of-life-saving-drug-ordered-to-return-47m-12516161.

[4] 「無彈性」是經濟術語,指到在價格變動時商品或服務的靜態數量,當價格上漲時,消費者的購買習慣保持不變,當價格下降時,消費者的購買習慣也保持不變,這便是無彈性的需求,參Ali Hussain, “What is inelastic? Definition, calculation, and examples of goods,” Investopedia, August 23, 2022,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e/inelastic.asp.

[5] DW Documentary, “Big Pharma – How much power do drug companies have?,” YouTube, September 13, 20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_W3yRA9I8.

[6] 同上。

[7] “How is Avastin designed to work?,” Avastin, https://www.avastin.com/patient/mcrc/about/how-avastin-works.html.

[8] David Turbert, “What is Avastin?” 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April 19, 2023, https://www.aao.org/eye-health/drugs/avastin.

[9] 同上。

[10] Bird & Bird, “France: EUR444 million fine imposed on three pharma companies for abuse of a collective dominant position,” Thomson Reuters Practice Law, November 2, 2020,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w-028-1483?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

[11] Julia Belluz, “The absurdly high cost of insulin, explained,” Vox, November 7, 2019, https://www.vox.com/2019/4/3/18293950/why-is-insulin-so-expensive; Laura Entis, “Why does Medicine Cost so much? Here’s How Drug Prices are set,” Time, April 9, 2019, https://time.com/5564547/drug-prices-medicine/.

[13] DW Documentary, “Big Pharma.”

[14] Boyer, “Drug Company Raises Price of Daraprim.”

[15] 華視新聞CH52:〈30年來最嚴重缺藥潮!〉,YouTube,2023年8月13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MXTB-j1O74&t=2160s

[16] Belluz, “The absurdly high cost of insulin,”; Rebecca Redmond and Nikolas Barry Shaw, “How Banting’s hopes of insulin for all became a dark nightmare,” Toronto Star, October 25, 2023, https://www.thestar.com/opinion/contributors/how-banting-s-hopes-of-insulin-for-all-became-a-dark-nightmare/article_e12fc5f3-e206-564c-9f9c-6125195a9fb8.html.

[17] Belluz, “The absurdly high cost of insulin.”

[18] Joshua Cohen, “Insulin’s out-of-pocket cost burden to diabetic patients continues to rise despite reduced net costs to PBMs,” Forbes, January 5, 2021, https://www.forbes.com/sites/joshuacohen/2021/01/05/insulins-out-of-pocket-cost-burden-to-diabetic-patients-continues-to-rise-despite-reduced-net-costs-to-pbms/?sh=e3055ad40b24.

[19] Belluz, “The absurdly high cost of insulin,”; Redmond and Shaw, “How Banting’s hopes of insulin for all became a dark nightmare.”

[20] Redmond and Shaw, “How Banting’s hopes of insulin for all became a dark nightmare,”; Belluz, “The absurdly high cost of insulin,”; “Body Count: The human cost of financial barriers to prescription medications,” Canadian Federation of Nurses Unions, May 1, 2018, https://nursesunions.ca/research/body-count/.

[21] Rina Torchinsky, “‘Pharma Bro’ Martin Shkreli has been released from prison,” npr, May 19, 2022, https://www.npr.org/2022/05/19/1100019063/pharma-bro-martin-shkreli-been-released-from-prison.

[22] Bird & Bird, “France: EUR444 million fine imposed on three pharma companies.”

[23] 這本書出版至今已超過10年,在這段日子裡,市場及市場價值仍然一直在擴張。

[24] 桑德爾〔M. J. Sandel〕著,吳四明等譯:《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台北:先覺,2012),頁23,27。

乾坤空,歲月去

林俊牧師 | 林俊牧師為法國圖盧茲城宣教士,他在堂會事奉崗位退休多年,之後任不同地方堂會短期宣教士及作推動宣教事工牧者。師母在2022年亦提早退休和牧師同行宣教。他們現於法國圖盧茲城Toulouse華人群體、與已工作超過十年的香港播道會宣教士同工配搭事奉。
18/01/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法國

天地的正氣像悄然退席,歲月也流逝得那麼理所當然。新舊歲交替之間,天災有中日印尼地震,人禍有俄烏、以哈戰爭持續,中東糾紛加入了黎巴嫩、伊朗及也門,亞洲又有台海、南北韓及中菲。而在新年伊始又知道了在香港一位我敬愛的老姊妹病逝,這樣的氛圍,用「新年快樂」來祝賀,心情有點矛盾。

明光社

但上帝給我安慰叫我得力。平安夜下午崇拜講完道後經過五個小時火車在深夜到達巴黎,第二天發現忘記帶每天必須吃的藥,但我要15天後才返回家,嘗試聯絡相熟的醫生處方,但她外遊了所以不能立即處理,而她開的舊藥方亦已過期,她便叫我快點找其他醫生。當天是聖誕節,不知哪裡找醫生幫助,而大部份藥房都放假了。我惟有在網上找藥房,用已過期及已曾使用的電子藥方去取藥,結果連醫生都認為解決不了的難題,藥房竟然幫我取得藥物。何等感恩!

這次到巴黎參加的聖誕福音營中,營舍是一個巴黎教會買下的城堡。看到一些營友在生命的徬徨中找到生命的勇氣、動力、使命及喜樂,縱然城堡的設備對營友來說有如身在曠野般不便,但營友間的互動友愛和參與的活動,仍然產生很多啟發的效果。逗留在巴黎的兩週,與新知舊雨的交流,也豐富了人生路。另外,參觀了一個按牧典禮,受按者是一位中年弟兄,並受差遣在巴黎的華人神學院中服侍,為上主的教會多了新力軍而興奮。按立牧師的教會,以巴黎教會規模而言,只算是中小型教會,本身已經有一位女牧師,現找到一位已接受神學造就並在神學院任職行政的弟兄,教會欣賞他的行政、講道和教導能力,在他義務兼任一年牧養工作後,就決定按立他成為牧師,並同時舉行差遣禮差他做本地宣教士,既在現職的神學院工作,也在教會兼任牧職。而這教會不單做本地宣教,也準備差派一姊妹到中東向當地人宣教。看到巴黎有如此國度視野的教會,真叫我異常興奮感恩。

請為圖盧茲的事工發展禱告,讓我們順利成立一間有宣教意識、能見證主、沒有詭詐的教會。在1月14日的主日,我們有一位姊妹受洗,她思考了很久才作此決定,為她的信心成長並願意洗禮而感恩。也求主帶領我們,讓申請簽證難題得解決,最起碼可順利逗留至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