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癮的「走地盤」

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人生有如棋局，有時下錯了一步棋，就算不會立即輸，但亦隨時會令自己身陷困境、損失慘重，因此，小心思量每一步，是人生的重要功課，在教養孩童的時候更當如此，因為三歲定八十，有些事若一早烙印在兒童的心中，恐怕日後要花一倍、甚至好幾倍的功夫才能改變過來，就如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影響著我們對下一代的教養方法。而在當前科技高速發展的環境下，我們的日常生活已離不開電子產品，無論通訊、娛樂、查詢、購物、以至出入屋苑和乘車，沒有手機有時寸步難行，但正因如此，不少父母都以手機作為電子奶嘴，讓幼童消遣以及讓自己有更多休息的空間，但電子奶嘴的遺害卻絕對不能忽視。

不單在家庭，在教會和社會，有時當遇到嚴峻的挑戰時，亦可能會以錯誤的行動回應，例如當堂會奉獻收入減少，一些堂會很自然會首先考慮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或差傳事工的奉獻，誰不知堂會愈退縮卻可能愈萎縮。當政府因為財困便考慮以最方便快捷的方法，增設運動賭博的項目（如籃球）以增加稅收，後果卻是令更多市民（特別是青少年）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賭博對貪慾的刺激，有時和復仇心態差不多，會令人愈陷愈深，最後不能自已。

當然，這樣說不是要否定一切，而是要大家在一些會對自己和其他人有深遠影響的事情上三思而後行，就像下棋一樣，有時有危才有機，正如人工智能（AI）在高速發展，甚至可以作曲、拍片、出報紙，這是危、也是機；一子對，也許會化腐朽為神奇，一子錯，卻教人追悔莫及。

當政府決心要通過一項政策時，是可以很有效率的。

2025年2月26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宣讀《財政預算案》時表示，為有效打擊非法賭博活動，政府將積極探討規範籃球博彩活動，並邀請香港賽馬會提交建議。馬會隨即表示在短期內會向政府提交詳細建議，期待盡快落實政策。一眾立法會議員也異口同聲支持開徵籃球博彩稅。

在宣讀財政預算案後短短35日，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在4月2日公佈就規範籃球博彩活動的建議進行公眾諮詢，諮詢文件只得10頁紙，諮詢期也只有短短一個月，此舉難免會令人想，政府是否想盡早完成立法程序，以收取籃球博彩稅？

雖然政府宣稱其一貫的政策是不鼓勵賭博，馬會又聲稱他們提倡的是「有節制博彩」，但香港的合法賭博項目卻在不斷增加，由早年的賭馬和六合彩，至2003年通過足球博彩合法化，到今日政府力推籃球博彩合法化，可見這種轉變。與此同時，原本所有本地賽馬的博彩活動均不得在歇暑期間進行，除了讓馬匹可以「唞暑」（休息）之外，也可讓馬迷可以「唞一唞」，暫停賭博活動。但馬會向政府申請增加轉播海外賽馬賽事的日數，並要求在歇暑期間轉播海外賽事，所以就算不舉行本地賽馬活動，馬迷仍可繼續下注，賭足全年，這方面政府亦已配合批准，並自2021年已實行了。

賭馬活動主要是針對中年人和長者，而為了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與賭博，馬會必定希望增加體育運動的博彩項目。足球和籃球是不少年輕人喜愛的活動，他們未必知道「精英大師」、「美麗傳承」、「金鎗六十」是香港馬王，但就算不熱愛運動的年輕人，大概也會聽過C朗、美斯、勒邦占士等著名足球、籃球明星的名字。年輕人手上的錢有限，未必會立即沉迷運動的博彩項目，但這卻是他們接觸賭博的起點，賭博陋習往往是慢慢培養，起初誤以為小賭怡情，有能力節制，到他們有穩定收入，或獲批大學的學生貸款資助時便會更多參與賭波活動，賭到不可收拾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2003年通過足球博彩合法化時，政府承諾只有重要的足球賽事才可接受投注，而馬會提出的投注種類及賽事種類都必須經過政府同意才可推出，但原來政府和馬會對「重要賽事」的理解與市民大眾有極大出入。現時馬會可落注的除了大家熟悉的英超、西甲、德甲、意甲、世界盃、歐洲國家盃、美洲國家盃、歐洲聯賽冠軍盃、世界冠軍球會盃等世界頂級賽事外，也包括比較冷門的澳洲職業聯賽、女子澳洲職業聯賽、墨西哥甲組聯賽、瑞典超級聯賽、芬蘭超級聯賽、歐洲不同國家的乙組聯賽和中東國家的職業聯賽等。試問有多少市民有收看外國乙組聯賽的習慣，或認識當中的球員？

現在政府提出將籃球博彩合法化，市民自然聯想到博彩項目應該是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的賽事，在此可以看看澳門的情況作參考。澳門彩票有限公司除接受NBA賽事的投注外，更有中國、日本、南韓、菲律賓、印尼、澳洲、新西蘭、以色列、東歐地區、巴西、阿根廷、智利、土耳其等國家的籃球賽事可供客戶投注。

可以預期的是，如果將籃球博彩合法化，未來亦會與足球博彩的情況相近，馬會勢必推出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籃球聯盟的賽事項目供客戶下注，加上相關國家處於不同時區，即是說客戶在24小時都可以在網上平台下注，讓市民更容易墮入賭博陷阱。

回顧2003年足球博彩合法化時，教育界、社福界、宗教界和不少關心市民福祉的社會人士都站出來提出反對，而立法會內議員的意見亦分歧，來自商界的議員普遍贊成立法，當時的泛民主派則普遍反對，建制派議員則處於兩難局面，一方面想支持政府施政，但同時面對社會上強烈的反對聲音，最後有部份建制派議員「含淚」轉軚投下贊成票，草案在30票贊成、24票反對，僅僅夠票情況下獲通過，足球博彩正式合法化。

現時香港的狀況與2003年的社會面貌有極大的分別，完善選舉制度後的立法會與政府的關係良好，政府推動政策的阻力已大大減小。賭風蔓延雖然令不少賭徒和他們的家庭受到傷害，但不少團體和機構都因接受馬會的資助而選擇沉默，也有人反過來支持籃球博彩合法化。

政府心意已決，在立法會議員和馬會積極配合下，通過籃球博彩合法化或許只是時間問題，公眾諮詢都只是程序的一部份。但該作的事仍需作，明光社堅決反對政府以打擊非法賭博活動為藉口，罔顧此舉對市民、青少年價值觀的長遠影響，帶頭鼓勵市民參與籃球賭博活動。

明光社呼籲所有關心香港青少年和家庭的人士，以一人一信方式向政府表達意見，要求政府擱置將籃球賭博合法化的計劃，遏止賭風蔓延。

一人一信  守護香港年輕一代

政府就規範籃球博彩活動推出的公眾諮詢已經火速完結，但市民仍可以表達對增設籃球博彩項目的憂慮，要求政府擱置有關工作，守護年輕人免受賭風侵擾。歡迎到本社網頁或點按以下連結，下載反對此政策的信件樣本，並將信件電郵給政府，為阻止賭風蔓延出一分力。

下載信件

2003年，政府以打擊非法賭波活動之名，將足球博彩合法化，轉眼間22年已過去。今年，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財政預算案中再次以打擊非法賭波活動之名，表示會積極探討規範籃球博彩活動。與此同時，賽馬會和一眾立法會議員都異口同聲支持開徵籃球博彩稅。

2003年足球賭博合法化時，強烈反對的聲音主要來自教育界、社福界和宗教界人士，但在今天的政治環境裡，願意出來反對政府政策的聲音已「買少見少」，立法會議員更是與政府一唱一和為開徵籃球博彩稅做勢，連身為牧師和社聯主席的管浩鳴議員和身兼教聯會副會長、前中學校長的鄧飛議員，也贊成籃球賭博合法化。

這幾年香港出現結構性財赤，政府入不敷支，市民心中都明白開徵籃球博彩稅的原因是為了增加稅收，打擊非法賭波只是一個藉口而已。但在過去22年，非法足球博彩活動沒有因足球賭博合法化而減少，反而令更多人參與賭博活動，令賭風蔓延。賽馬會足球賭博的投注額由2004至2005年度的38億元，大幅上升到2023至2024年度的1602.7億元，升幅高達42倍。而政府在2023至2024年度得到了105.4億元的足球博彩稅，但這筆稅收的代價卻是由成千上萬個家庭來付，這些家庭因為賭博問題而家嘈屋閉，更有賭徒因為債務纏身而家破人亡。

開徵籃球博彩稅的確可增加庫房收入，但這並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採取的政策。去年曾有政黨建議開徵籃球博彩稅，當時陳茂波表示，籃球博彩合法化並非正確的方向，在影響年輕人的同時，亦向社會發放錯誤的訊息，誤以為政府目前資金不足，便不介意市民參與賭博。今年政府財赤問題更嚴重，政府向開徵籃球博彩稅的建議開綠燈，是否意味政府為求解決資金不足問題，不惜影響年輕人，也不再介意市民參與賭博，帶領香港走向一個錯誤的方向呢？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上月公佈的2025-26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指出，考慮以籃球博彩合法化來打擊外圍賭博，賽馬會和不少立法會議員對此亦齊聲予以支持。籃球博彩合法化或許可增加庫房收入，但這些收益是用甚麼代價來換取的呢？未來香港社會是否要為此賠上一眾賭徒的悲慘遭遇？

阿華（化名）自小已有賭博的習慣，當他還未成年時，已經常進出投注站買馬。當2003年賭波合化法時，已出來社會工作的他更是馬會常客，他亦有參與賭波活動。正所謂「輸錢皆因贏錢起」，他曾試過賭波贏上幾萬元，之後他便更瘋狂地投注各項足球賽事。在輸掉贏來的金錢後，他便透支信用卡的信用額來繼續賭波，前前後後欠了10多萬元卡數。他曾向銀行申請貸款來償還部份卡數，再用餘下的貸款來繼續賭。還完再借，借完再還，不知不覺欠下多間銀行的貸款，其中最大的一筆欠款高達20多萬元。

為償還銀行貸款，阿華不理家人反對，賣出名下物業，結果因此與父親關係決裂。但他並沒有因此而停止賭博，他見還清所有貸款後仍有200多萬元現金在手，於是忍不住繼續賭錢，一有時間就帶幾萬元去澳門賭場，輸清光就用櫃員機提款再賭。他記得最瘋狂的一次在澳門賭場賭足兩日兩夜，結果賣樓所得的200多萬元通通輸清光。而他的太太亦知道他沉迷賭博，為此與他終日吵架。

那時，他的女兒剛剛出世，他自覺要戒掉賭博的壞習慣，但因缺乏定力，經常心思思打開手機看足球賽事的賠率，短短幾個月後他便再次瞞著家人繼續賭波，更向內地的大耳窿和身邊的朋友借錢，由起初的幾萬元，愈滾愈大到最後欠下40多萬元，昔日的朋友也開始疏遠他。他在家人的鼓勵下向戒賭機構求助，但他的心癮太大，當時戒賭機構幫不了他，他反倒想向機構的負責人借錢。

雖然阿華有一份零售業的正職，但卻入不敷支，因為除了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開支外，他每個月還要向財務公司還款2萬多元。為了還債，他鋌而走險挪用了公司夾萬中的現金，前前後後取了10萬元。直至有一日，他自覺自己人生很失敗，決定放棄自己，斷絕與人接觸。他關上電話，不上班，不回家，開始過流浪漢的生活。日間在圖書館流連，晚上到麥當勞過夜，肚餓就吃他人剩下的飯菜。期間家人曾轉錢到他戶口，但他還是繼續賭。他曾服食安眠藥自殺，但不成功。

在他人生感到最灰暗的時候，他收到家姐發來的電郵，說只有戒賭機構的負責人才能幫助他。他有感走投無路，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並且立定決心要重新做人，他主動向戒賭機構尋求幫助，在戒賭機構的幫忙下，他一步一步地成功戒除賭博的陋習。

他在街上流浪的日子，由家姐協助他照顧女兒，也替他還了挪用公司的款項，上司也決定不作追究。現在他在媽媽家中居住，與家人關係已有改善，也有一份正當的工作。雖然太太最終決定與他離婚，女兒的撫養權亦歸太太，但現在他和前妻、女兒都有定期的接觸，關係亦良好。

最後，平日喜愛籃球運動並曾親身經歷過賭波禍害的阿華，強烈反對政府將籃球賭博合法化，他直指籃球賭博合法化是害人不淺的政策，將一項年青人喜愛的健康運動，變成為賭博的工具，這會讓不少人喪失理智，走上他的舊路。

如果只著眼於增加政府庫房的收入，開徵籃球博彩稅似乎有利可圖，但這政策的背後會引起無數家庭的問題，觸發的禍害是難以評估。22年前足球博彩合法化，阿華便參與賭波活動，對他和他的家庭帶來極大的傷害；今天政府打算將籃球博彩合法化，這只會造成更多的家庭悲劇。阿華算是比較幸運的一個，因為他最終亦能回頭，雖則家破，但未人亡，他仍有機會補救，不過，沒有多少個曾身陷賭海的人能像阿華一樣重新做人，只要每天讀讀報章，不難發現不少人因賭博而走上自殺的不歸路。政府為增加庫房而推出為害市民的政策，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該作的事嗎？

政府財困，開源節流本來是應做之事。不過曾有立法會議員在會議中提問政府，會否增加博彩稅，又有議員建議增加不同運動博彩，例如籃球和方程式賽車等等，並引述不同研究稱去年有55萬人參與外圍投注，外圍利潤超過140億元，應該考慮增辦。對於這類建議，在討論賭波合法化的時候已有人提出，但因為政府一直堅持不鼓勵賭博政策，並承諾不會隨便引入不同運動項目，所以一直以來，馬會只在賽馬和足球博彩引入不同賭法和不同的盤口，惟只用兩個項目，加上六合彩，2022/23年總投注額已達3048億元。政府要求馬會因此多交稅，也是無可厚非，怎樣交稅才不影響馬會的「慈善事業」這自有後話。

不過，當有議員提及增加不同賭博項目時，民政及青年事局副局長梁宏的回應卻令人擔憂。根據《香港01》的報道，副局長去年曾表示如該賭博項目有龐大及持續需求，而有關需求持續透過非法途徑得到滿足，即使投放大量資源加強執法，也未必可切實及圓滿解決問題，而規範該類活動建議獲社會支持，當局即會考增加合法賭博種類。換句話說，政府本來口口聲聲的「不鼓勵賭博」的政策大原則，原來已經完全消失。依照以上原則，一些新的賭博項目，不論是籃球，賽車，甚至奧運項目，只要符合以上幾個條件，似乎政府就會考慮增加。

有以往一向關注賭風擴大的政黨，今日更索性打倒昨日的我，直言建議政府研究容許馬會開辦的體育博彩項目。[1] 有人更稱內地和澳門也有籃球博彩，如果香港沒有的話，港人就會賭外圍，影響政府收入了。其他地方有很多不同賭博活動場所，甚至有賭場，是不是香港政府因幾年的疫情引發短時間的財政緊張，就放棄一貫的政策原則，做一些可能會長期影響社會風氣的事情？透過增加投注的形式和金額來增加博彩稅無疑飲鴆止渴。

請大家謹記，愈頻密及容易參與賭博，成為病態賭徒的機會愈大，社會要付上因賭博而造成的家庭及個人問題、負債和犯罪等問題的成本便愈大，將年青人喜歡的運動與賭博掛鈎，與從前容許煙草商贊助年青人的活動，引致他們對吸煙有良好印象一樣愚不可及。

足球博彩合法化，自2003年開始，今年是第20年，同時下月是世界盃決賽週，平時這個時候，各大戒賭機構大約也會站出來，呼籲巿民「睇波踢波不賭波」，平和基金也許會花一大筆錢，在公共交通工具賣廣告，又或者搞些活動吸引巿民參加，甚至馬會也會走出來叫大家「有節制博彩」，但到了今日，宣傳似乎還未見影。

甚至連平和基金由起初三年一度，後來變成五年一度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調查，明明應該上年完成，今年公佈，但到截稿前的10月中，同樣連記者會也未有，翻查平和基金的會議議程，全年唯一一次開會在7月，有沒有開？不知道，傾了甚麼？不知道。從文章的消息，只知道今次調查負責團隊，不是以往的香港理工大學，改為用了香港大學，原因是甚麼？當然也不知道。[1]

足球博彩投注額有少了嗎？沒有。根據馬會資料，自2020/21開始，足球博彩的投注額已經超過賽馬，2021/22的投注額更高達1,438億元，比去年升2.6%，同年賽馬投注額為1,404億元。根據立法會引述馬會和政府的數字，[2] 自2008年至2016，馬會足球博彩活動人均每月投注額由700元升至1,599元，升幅高達129%，非常驚人。

資料來源：馬會年報及立法會秘書處資料

馬會稱2020/21年的升幅是受歐洲國家盃效應所致，所以足球博彩投注額上升五成，歐國盃決賽週賽事確實在去年舉行，但請留意：為何大型賽事以後，升幅後沒有下跌？難道那些初試賭博的人，也紛紛加入了賭博大軍？記得當年歐國盃，不同機構也努力做了很多短片，活動，提倡睇波不賭波，也強調問題賭徒對家庭的影響，[3] 言猶在耳，但似未能改變現況。

更甚是，隨著馬會不打自招承認了九成「客人」網上投注，我們不難發現，筆者撰稿當日，已經有世界盃的冠軍和小組首名可以開盤，甚至有單項和過關的選項。每場場事也有一大堆不同的賭法和盤口，最重要的是只要進入足智彩的網址，這些基本上就是一堆公開資料，任何人也可以瀏覽。

四年前，我們提意見，希望政府和馬會認真考慮遏止賭風。[4]  不過四年下來，好像我們建議的，政府就跟著相反方向做，例如要求監管開賭場數，最後馬會這幾年不斷增加場數，波馬也同樣增加，連直播賽事也增加。我們呼籲要管制投注站未來的發展，投注站今日變成各種各樣消閒場所，當中滲入大量賭博資訊。我們建議管制手機app，政府直接無視，馬會的app今時今日集最新足球消息和賭盤於一身，我們很難想像今日的青少年如何可以只睇波而不接觸賭博資訊。

在外國，賭波網站和色情網站一樣，互聯網供應商為保護兒童的緣故，會自己設置屏障，成年用家要先做簡單申請，才可以進入相關網站。隨著網上賭博的成熟，我們不禁問，政府願意做相同的政策，保護青少年不受賭博資訊影響嗎？今日民政事務局也改名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第一篇網誌就說要「培養青年全人發展、建立正向思維」，[5] 但願她會照顧一下孩子身心靈健康，不要令更多孩子成為病態賭徒，影響社會穩定。

馬會上月發表年報，其年度投注額高達2,900億元，本來這不是新鮮事，上年度疫情仍然有反覆，部份時間停課停學，但馬會安排的賽馬活動未有停止，外國的大賽因為當地以「與病毒共存」為原則，轉播外國大賽又沒有太多停辦，此消彼長下投注額不跌反升，馬會再次跑贏大巿，並不希奇，也不是第一次。反倒有些現象，我們要留意，因為這預視著未來一些馬會賭博策略的改變。

如果有留意馬會的發展，大家不難發現馬會經常有一類新的消息——關於系統的新聞，不論是派彩系統出現問題，或者整天因為系統更新而要暫停網上投注服務等等。根據年報，原來九成投注早就在網上進行。關注賭博政策的聯盟「不賭21」在疫情初期就質疑馬會突然借助疫情大舉發展網上賭博巿場，可見其滲透的威力。

在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對於這類賭博網站，都有一定的監控，減少青少年進入的機會，例如英國針對本地的賭博網站，網絡供應商會要求使用者自行更改設定（opt in）才能進入網站。有趣的是香港賽馬會的網站、App也未沒有法例規管，任何人只要自認是18歲以上就可以自出自入，情況並不理想。

馬會除了大舉吸納網絡賭博大軍外，近年還自行承包一切賽馬節目的製作，電視台基本上只有播放的角色，近月更宣傳在他們的網上平台可以看到所有賽事，晨操等自家製作的內容，近年已經由依賴電視台改為自行在網上生產節目，可見賽馬節目和直播網上化已經成形。事實上馬會甚至已經購買很多足球轉播權在其平台上直播，方便賭徒即場下注。下月舉行世界盃決賽週賽事，免費播放的場次已少無可少，漸漸地這類在香港可以「合法賭博」的節目播放權愈來愈容易落入馬會手上，馬會放在自家製平台播放，就可以繞過現時的條例規管，在運動節目中公然播放賠率資訊，和賽馬一樣。觀眾這樣睇波，也很容易加入賭波大軍了。

九成巿民既然去了網上投注，投注站的功能近年隨即改變。近年投注站漸漸改建成茶餐廳、派對房間，我們特別關注此舉會否吸引更多年輕人，特別是剛滿18歲的朋友，在這些「消閒場所」中認識賭博活動。馬會雖然說有關場所只准18歲以上人士進入，但實際上如果打造成合家歡場所和合家歡活動，有關的規則自然會寬鬆，例如馬會同樂日至今被形容為「 合家歡」活動，甚至在親子網站上宣傳，未來相關的發展，令人擔憂。

今年5月，亞洲賽馬聯盟（香港賽馬會和亞洲不同賽馬機構都是這個聯盟的成員）公佈《非法賭博現狀》報告（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Report），當中指出賭博的資金大約四成流向合法彩池，其餘六成多流向外圍或非法彩池，這個結果我們並不驚訝。馬會經常透過類似研究，企圖開拓新的賭博商機，文件最後的部份，指出未來賭博風氣的幾個重要轉向：

1. 賭博活動將會全盤網上化：文件稱非法賭博的網站將所有賭博活動放在相同的地方，只要有具備上網功能的裝備就可以賭博。
2. 賭博資訊娛樂化：賭博資訊會全面在不同的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例如早前我們就發現有本地KOL在社交平台大賣賭場廣告，說很容易贏錢，賭博變得商品化。另外在賭博活動中加入電競賭博的元素，因為電競活動往往多以直播形式進行，只要有直播和輸贏的活動，理論上均可成為可以下注的賭博活動，尤其在今日流動數據頻寬的許可下，可有更多的賭博活動與娛樂活動同步進行，吸引年輕人下注。
3. 虛擬貨幣作為賭博工具：以前賭錢輸清光可以「篤手指」（即可以賒賬）借賭本，今日賭博完全無實體貨幣，甚至可以用虛擬貨幣來交易，未來貨幣政策將走向數碼化，有關的改變更易令人作「資本」虛擬借貸，但當賭錢輸清光時，卻可能要用實體貨幣來償還，一旦「爆煲」可能更加嚴重。

如果用傳統思維，我們會說今年是世界盃年，來年是合法賭波20年，往往會「埋單計數」檢視政策對社會有多大影響。不過在新常態下，我們更需要檢視，在沒有規管的情況下，香港的賭風、馬會的發展會否令社會變成一個無處不賭的社會？年輕人還有沒有機會得到合理的照顧，盡量減少他們接觸賭博資訊的機會？政府和網絡供應商，有沒有可能盡一下社會責任，保護我們的兒童和青少年，讓他們在「無賭」的網絡世界中生活？這些問題若不被正視和解決，我們的下一代可能更快更易為賭博所禍害，泥足深陷。
 

參考文件
香港賽馬會。〈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年報〉。香港賽馬會。網站：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annual-report-archive.aspx。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Last modified May, 2022. https://www.asianracing.org/publications/the-state-of-illegal-betting.

執筆之時，正值歐洲國家盃四強階段，英格蘭歷史性殺入決賽，將跟意大利在決賽對戰。英格蘭在本屆賽事的表現再一次引來“Football is coming home”的全球熱話，[1] 雖然英格蘭最終在互射12碼階段不敵意大利，但球隊的表現出色，即使未能將足球帶回家，但算是雖敗猶榮。

新西蘭其實離足球很遠

雖然歐洲國家盃在香港，以至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受到高度關注，但在新西蘭沒有太多人追看球賽。即使在香港移民的群體中，礙於開賽時間大多在零晨4點或早上7點，其實我認識的香港朋友沒有太多人有收看直播。

還記得16強英格蘭成功打破宿命，多年來首次在大賽中淘汰德國。當日早上，我真的很興奮，在公司每見到任何人，我都跟他們分享當中的喜悅，結果收到最多的回應是問歐洲國家盃是比賽哪項運動，當時真的覺得自己對牛彈琴。

相比起2019年在日本舉行的欖球世界盃，有同事自發在公司不同位置掛上所有參賽國家的國旗，當時公司不論上下，每天早上和午膳時間談話內容總離不開那個我移民前從未關注過的「世界盃」。還記得當年新西蘭在四強意外地被英格蘭淘汰出局，翌日公司籠罩著愁雲慘霧。同事一整天都不想多講一句說話。相比之下，歐洲國家盃所得到的關注真的少之有少，就連報紙體育版的報道亦不多於半版。

足球拉近我跟家人的距離

基於對香港前景感到迷茫，對本地的教育制度失去信心，因此，我、哥哥和姊姊三家人不約而同地在2018年（世界盃後）離開香港，我選擇在新西蘭落地生根，姊姊跟家人定居澳洲，哥哥則跟家人選擇落戶英國。由於家父年紀老邁，自覺年青時已從內地來港，不想在年老時再次移居別處，因此選擇留守香港。他原打算每隔數月分別到三個國家小住一至兩個月，可惜疫情完全破壞了他的如意算盤，我們幾父子從未想過原來我們可以超過一年半不見對方。

由於我們三父子身處不同時區，因此我們移民後鮮有機會見面或同時在線上交談。巧合地，我們三父子都是標準球迷，更加是英格蘭的忠實支持者。每逢世界盃或歐國盃等大賽，不論何時開賽，我們總會捱更抵夜觀賞球賽。亦正正因為足球這個共同喜好，我們三父子難得可以同時上線，透過WhatsApp一起討論球賽，互相分享近況。每當有英格蘭賽事時，大家WhatsApp的短訊或通話更從不間斷。

印象中對上一次有機會三父子一同觀看球賽已經是結婚前的事。結婚後，礙於幾家人久不久就見面，因此大多各自在家觀看球賽，最多在見面時討論一下賽果而已。這次歐國盃反而造就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重溫當年一起看球賽時的情景。

「睹」波不「賭」波

記得上星期日崇拜後跟團友午餐，言談間有一位團友聽到我在歐國盃期間，在球賽日總會準時4點起床觀看球賽，他抱著疑惑的態度問我有沒有賭波，何解情願每天只瞓4小時也要觀看球賽。

其實原因很簡單，其一，我是標準球迷，足球是我最大的嗜好。有人因為打機打通宵，我只是在重大賽事期間為看球賽少睡數小時而已。更重要是足球對我來說有特別意義。年幼時，足球拉近我和那位高高在上的父親之距離；成年後，它成為我們家中男人的共同語言；移民後，它製造機會讓身處不同地方的家人同時上線一起交談。這教我怎會沒有動力每逢球賽日準時起床呢！「睹」波不賭波，只看足球賽事，不參與任何相關的賭博活動，反而才能令人真正領會球賽的樂趣。

馬會暫停六合彩，足球賽事暫停，馬會只提供賽馬賭博活動，香港人就會減少賭錢嗎？當然不，面對疫症，市民沒有減少賭博，不少戒賭中心坦言賭博活動地下化、網絡化、多樣化地出現，同時戒賭求助個案近月更有上升趨勢，個案多樣化，而且不少個案中的人甚至有自殺傾向。有戒賭機構表示近月要加強危機處理的培訓，因為很多人求助，同時尋死。

求助個案增

明愛展晴中心高級督導主任（戒賭服務）陳志華先生在4月的一個記者會中表示，疫情沒有令個案減少，求助個案更由今年1月的214宗上升至3月的334宗，增幅達五成六。他提到當中有一個案是一名20多歲的當事人在網上賭博，家人以為他只是上網打機，豈料他最後欠下近10萬元債務，被債主上門追數，家人始發現他出事。陳志華表示，沉迷網上賭博者的情況嚴重，而且非常隱性，家庭成員要多加留意。

無力償還債務

賭博的人多了，求助的人數也在上升，其中一個原因是債台高築和無力還錢，賭徒最後惟有向戒賭機構求助。路德會青亮中心主任周雅瑩姑娘透露，近月因為運動比賽暫停，賭場也一度暫停，借錢給人者為了確保收入，最後就向那些未還錢的債仔埋手，要求他們盡快還錢。她說：「有試過上午要求一個人下午還1,000元，下午還不到就要還3,000元。如果他們真的有錢當然會還，但現在他們就是沒有錢，所以才求助。」

失業、失經濟來源

周姑娘又表示，賭徒如果懂得求助可能他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她表示，在疫情下，不少參與賭博人士失業，平時他們可以用人工來賭錢的，突然間失去了經濟來源，不少人會用自己的最後一份糧，去澳門「搏一鋪」，當然大部份人都是損手離場。她說：「他們以為還有機會可以贏錢，其實輸錢皆因贏錢起，最後就『焗』賭，即以為賭是解決金錢問題唯一方法。最後當然就是輸清光求助。」

高風險投資活動

至於賭博的方式，很多人以為賭徒都是在網上賭，但實際上現時的個案，打麻將、上網、外圍、地下賭場、甚至是股票，甚麼都有。周姑娘說：「早排因著外圍股巿波動，也收到求助個案。股巿波動有時更大，部份求助者更參與高風險的金融活動，一輸不但輸身家，更即時有一身債務需要處理。」早前就有新聞報道，外國期油價格因為插穿到負數，即使買貨很少，但投資者也可以輸身家。可見高風險的項目不會因為疫情出現而消失，相反會有更多人躍躍欲試，最後只會泥足深陷，更難翻身，部份賭徒因為上落太快，數額又大，一時看不開，容易有輕生念頭。

改用網上投注

除了股票，網上賭博外，即使一般基層，也受到賭博氛圍的影響。基蔭家庭服務中心執行幹事蕭張玉蓮師母表示，疫症之下，即使有限聚令，但街頭的賭博活動並沒有因而減少。她說：「而家喺公園，雖然話限住係四個人，但係佢哋咪開多幾枱囉，佢哋無因為咁樣就停止賭博。」蕭師母也留意到，馬會雖然暫停了投注站，但馬會的投注服務並沒有停下來，只是全部改為網上服務，早前馬會特意重開投注站教人開網上投注戶口，那幾天就「排晒長龍」，可見賭風沒有減少，只是轉到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家人宜留意

蕭師母強調，現時參與賭博活動的人，先有錯誤的賭博觀念，以為賭錢就等於賺錢，另外很多人都有賭癮，所以不會因為馬會停賽他們就不賭，反而他們會找其他渠道賭博，否則這就不是賭癮了，所以她呼籲家人應多加留意平時喜歡賭的人，有沒有在馬會停了賭波及六合彩之後，改為參與其他類型的賭博活動。她呼籲有需要家庭，要盡快求助。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提醒著我們賭波合法化又過了四年，不經不覺到了第15個年頭（2003年8月1日，政府正式將賭波合法化）。政府透過平和基金的研究，企圖描述一幅「越來越少人賭博」圖畫。[1] 今年世界盃開鑼前幾個月，明光社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基督教新希望團契再度合作，進行一個民間賭博調查，[2] 結果不但發現賭博情況沒有減少，而且賭博年齡愈趨年輕，賭波人士的情況比賭馬及整體賭博群體更為嚴重。

三間機構於今年3月至6月，通過學校、機構、街訪和互聯網，收集學生和巿民意見，成功獲得3,449份有效問卷，當中男受訪者佔50.8%，女受訪者佔47.1%，18歲以下樣本佔56.3%，18歲以上則佔42.9%。[3]

整體來說，70%受訪者曾參與不同形式的賭博（圖一），包括朋友間的聯誼賭博活動，例如麻將、啤牌，或者不涉及金錢的賭博遊戲等。而曾透過馬會參與賭博的受訪者，有34%曾買六合彩，曾賭馬和賭波的分別佔13%和8%。

至於參與賭博的年齡，我們發現在18歲以上的年齡組別中，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的只有8%，但在18歲以下的組別，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的佔20%。明顯地新一代的青少年比上一代更早參與賭博。當然，我們也可以解讀成新一代青少年更早有意識自己在參與賭博活動，所以在填問卷時自然就填了自己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但無論如何，情況仍然值得關注。

同時，我們亦發現，在未滿18歲就開始賭博的18歲以下受訪者中，25%有賭博問題（圖二），甚至當中有4%，出現賭博失調的情況。[4] 另外，5%在18歲以下曾賭博的青少年，會因為賭博向人借錢，借錢的對象以家人、朋友為主。可見青少年賭博參與率根本不如平和基金的研究所指，有下降趨勢。[5]

今次調查另一個重點是我們將賭馬、賭波和整體賭博者的情況作了一個比較，結果顯示，賭波受訪者各方面的情況均較令人擔憂。例如賭波人士過去一年借錢的百分比較高（賭波：13%；賭馬9%；整體3%）；他們當中出現賭博失調情況的百分比也是最高（賭波23%；賭馬16%；整體5%）；47%賭波人士的首次賭博年齡低於18歲（整體為33%）。他們借貸的方式多以銀行信用卡貸款、家人親友，甚至是財務公司為主，可見他們甘願為借貸冒險（圖三）。

最後，我們評估過不同賭博人士對不同媒體的訊息的反應，有關訊息如何影響他們的賭博意慾，調查顯示賭波人士最容易受外界資訊影響，不論是賭博資訊還是單純的足球運動資訊，在他們眼中這些都是刺激賭博的資訊。而朋友間互傳的訊息，最能引發受訪者的賭博意慾，可見朋輩的影響力，舉足輕重。

我們現提出以下建議，盼能有助遏止賭風，減少對社會造成的傷害：

• 平和基金須加強防賭宣傳，強調世界盃賭博的禍害。
• 馬會必須堅持不鼓勵賭博政策，減少宣傳賭博活動，並加強對戒賭防治的推廣，提醒賭徒賭博可能帶來的問題。
• 警方應加強打擊外圍，如因法例限制而影響打擊外圍，理應修例。
• 政府應在不同主流傳媒，特別在報章的波經版，宣傳反賭防賭訊息。
• 家人、朋友影響賭徒至深，是故鼓勵大家欣賞球賽時，多討論技術，少談賠率。如家人有賭波習慣，則盡量帶他們參與其他活動，減少引誘。
• 家人若發現有親友沉迷賭博，可自行先到戒賭中心，尋求協助。

「睇波踢波不賭波」，其實已經成為世界盃期間不少人的口號。不過究竟怎樣踢，怎樣睇，似乎很多人仍停留在踢波就是比賽，睇波就是待在酒吧，與粗口、花生為伍。究竟睇波踢波還有甚麼新意思？特別是在教會內有沒有欣賞足球比賽的可能性？

明光社於世界盃前夕（6月9日），與大埔足球會和路德會青亮中心合辦「世界盃親子足球同樂日」，吸引了20個家庭，共50人參加。活動最先由宣道會基蔭堂蕭如發牧師分享防賭、反賭訊息，及後一眾四至八歲的小朋友分為三組，接受和富大埔足球隊的教練和球員兩小時的指導，學習足球的基本技術，如控球、運球、射門等，家長則從旁陪伴，更「落場」陪孩子踢波。每個家庭最後均會得到由大埔足球會和青亮中心送出，以防賭戒賭為題的紀念包，在世界盃期間加強防賭、反賭的訊息。

同時，我們鼓勵教會在有需要及可行的情況下，開放教會予肢體，甚至未信主的朋友，一起在教會欣賞足球賽事。近幾屆世界盃都沒有免費電視頻道直播所有的賽事，不少人因此被迫到酒吧，甚至馬會投注站觀賞賽事，這些環境充滿著不同的賭博資訊，令人容易產生「睇波不賭波，睇來幹甚麼？」的感覺，當我們鼓勵他們來到教會時，一起觀賞球賽的觀感和教會能提供的配套，則完全不同了。[1]

我們認為，睇波雖然可以成為教會的活動，但同樣有幾個前提：1. 教會有睇波的肢體，要見到有人有需要後才考慮做，如果教會沒有睇波的人，不用因為主觀覺得這是傳福音的機會而硬推；2. 定位要清晰：實際上如果肢體未準備好將活動開放給其他人，而教會有資源又願意的話，將之成為一個「圍內人」活動也未嘗不可。畢竟他們不在教會看球賽，也會在酒吧、商場看，倒不如在教會與較為相熟的人一起看；3. 配套要清楚：部份有規模的教會，可以在活動中加入了足球遊戲，彩繪，五色拼盤等不同的元素，開放活動吸引新朋友，但並非每間教會也具備相同資源，我們鼓勵大家量力而為。

未來我們樂見更多不同形式的教會活動，離開著重程序或聚會的模式，真的按著人的需要，讓肢體能在日常生活中，更多與信仰接軌。

有沒有試過與朋友睇波，你一邊支持心愛的隊伍或某一球星時，你身邊的人卻很可能想你所支持的被罰黃牌、紅牌、被換出場？又或者你在欣賞球賽，為兩隊不斷互有入球，而感到非常緊張，不過你的朋友一看見入球就爆粗，甚至投訴為何入球數目那麼多……？

不用懷疑，其實都頗為肯定，他們不是在研究甚麼策略，更大機會是他們在賭波，因為馬會提供的波盤已經去到無所不用其極，成功將人的心思意念由比較技術、策略，轉移到一些與技術完全無關痛癢的範疇上。越與球場、球員、策略等無關，或然率就越大，越似賭博，而賭徒以為這些易賭，其實更多情況是輸得更慘。

馬會常常強調要加入這些不同的特別項目，是為了要加強吸引力，減少外圍侵蝕整體賭博收入。據傳媒透露，一次世界盃全球的外圍賭注數以千億計，有消息人士表示即使馬會內部估計，香港的外圍投注也數以百億，區區增加幾個與足球比賽完全無關的盤能減少損失嗎？當然不，但看看我們的警方截至十六強為止，也未曾破過超過一億的外圍和非法賭檔，連總警司在電台節目中也承認力有不及，外圍掃之不盡。

賭波合法化十五年，社會由不鼓勵賭博，變成不干預賭博；直到今天聽到最多的，不是賭博的禍害，而是賭博要有節制。所謂有節制即是賭博是可以的，只要懂得節制就好。這公眾教育正確嗎？不正確。但投放最多錢宣傳的馬會，最後叫得最響的也是這口號。

社會漸漸將足球活動變成賭博活動，如果有天我們睇波時，再沒有心情欣賞球星的腳法、隊員的部署、策略和體育精神，而心思都到了角球的數目，入球的多少，甚至有天發展到像外國的網上賭場，連球賽中有沒有人要抬走也可下注時，睇波這回事，還可以有積極健康的意義嗎？若運動這美好的事情被賭盤徹底扭曲，這值得嗎？

賭波合法化快要15年了（2003年8月1日，政府正式將賭波合法化），由當年政府信誓旦旦聲言會維持不鼓勵賭博政策，到了今日，足球博彩的投注額每年已達接近1,000億港元。[1]我們找回當年監察賭風聯盟對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提出的訴求，再對比今日的現況，大家自然知道政府如何縱容馬會開賭。

監察賭風聯盟當年的要求如下：

1. 營辦團體必須在投注站的入口及當眼處註明賭博的禍害
2. 營辦團體必須在宣傳品上印有賭博的禍害（面積不得少於宣傳品的十分一）
3. 營辦團體不可在電子傳媒的黃金時段和第一類刊物，刊登廣告或發放賭博資訊
4. 營辦團體開設投注站的數目及面積應定明上限以作規範，更不得在青少年中心及學校鄰近開設
5. 營辦團體不可在投注站以外設置任何投注設施（如在食肆、酒吧擺放自動投注機）
6. 營辦團體應設定每週可供投注場次的上限和不應就非頂級聯賽賽事開注
7. 營辦團體每年需設定最少連續一個月的「冷靜期」，不得就任何賽事開盤
8. 營辦團體絕不應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士推廣賭博，包括於賭博活動期間（如：賽馬日）接待青少年及兒童
9. 營辦團體不可冠名贊助任何體育項目或活動
10. 營辦團體在推出新玩法前，應先獲足獎會批准
11. 營辦團體在網上推出互動遊戲或其他宣傳活動時，不應准許未成年人士登記
12. 營辦團體若違反守則，例如容許未成年人士進入投注站或投注，應有明確罰則

令人覺得諷刺的是，上述12點，部份列舉出來時，為的是預防馬會藉此鼓吹賭風，豈料竟然成真，本來馬會沒有「大做特做」的，但現在都做了。最可怕的是，今日馬會已經不用依靠電話投注和投注站，一個網上戶口，一部簡單的智能手機，青少年已經可以安坐家中「邊睇波邊落注」。我們不禁問，今天馬會手機下注程式，和外圍那些所謂「非法網站」，除了合法非法這一線之差外，到底有何分別？還有甚麼措施可以保護青少年，不讓他們參與賭博呢？還有甚麼安排可以確保馬會不會鼓勵賭博呢？

世界盃，以往在香港被視為是四年一度的盛事，但自從2003年賭波合法化之後，便令世界盃添上了賭博的色彩。馬會合法開賭，令社會將足球活動與賭博掛鈎。馬會宣稱賭波合法化是有節制的博彩，打擊非法賭博活動更是有關論述的重中之重。

2016年歐洲國家盃舉行期間，警方進行代號「戈壁」及「風盾」的打擊非法外圍賭博行動，拘捕了103人，撿獲5.86億港元投注紀錄及300萬港元現金。[1]若將有關數據與馬會全年的足球投注額比較（見下表），我們不難想像以下兩個情況：1. 警方打擊外圍的能力太低；2. 馬會和外界過份高估外圍的投注額。[2]

警方在大賽期間打擊外圍情況

資料來源：報章[3]、馬會年報

在大型賽事舉行期間，外圍賭博活動是否特別熾熱？從坊間不同的估計數字中，我們發現答案是肯定的，但賭外圍與合法賭博有何分別？根據一份由Andrew Tessler等人做的研究，他的團隊在香港走訪了500多位賭徒，當中103人曾試過非法賭博。他們的結論是，有56%有參與非法賭博活動的人，他們有過份賭博（excessive gambling）的情況，當中大部份為男性，年齡介乎30至49歲。[4]

不過，對於Andrew的研究團隊來說，非法賭博不一定造成過份賭博，但就肯定非法賭博會產生不良影響。相比起一般賭徒，參與非法賭博的賭徒容易無法工作、失去關係、欠債、面對家人和子女情緒失控、會向非法公司借錢，失去工作，當中更有不少人會同時出現以上幾項特徵。

研究團隊更特別提到，從事非法賭博活動的「艇仔」會用不同手法吸引賭徒，例如透過英雄感、經常提醒賭徒贏錢的喜悅，甚至提供免費的飲食，讓他們憶起那種贏錢後可以盡情享受的感覺。漸漸，賭徒會向高利貸借賭本，最後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非法賭博的賭注每注往往都比較大，參與這類活動的賭徒亦會賭得比一般賭徒多，但他們不一定成為沉溺賭徒。研究顯示，參與非法賭博活動的賭徒平均每月下注3005港元，參與合法博彩活動的賭徒每月大約下注1150港元。

可見，打擊非法外圍對減少病態或有問題的賭博情況是十分重要的。報告中提及一個打擊外圍的方法，就是馬會常常表達的：增加賭波的範圍，增加投注種類，就可以「與外圍競爭」，減少外圍對社會的衝擊，而且馬會可以賺回外圍的錢，不少的收益便會直接成為稅收，部份亦會撥入平和基金，成為防賭戒賭的項目。不過研究亦同時提出，未有充份的理據去證實兩者的必然性，因為不少賭徒是同時參與合法和非法的賭博活動，流向未必如想像中清晰。只是在馬會賭錢，下注者必須以現金投注，如在「有錢才有賭本」的原則下，假如他們輸光了錢，大概就不會繼續賭。

不過觀乎社會現況，借錢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只要有身份證的人就可以借到好幾萬元現金，又或者使用一些流動現金支付App，就可以每月免息使用數以千計的透支。這種狀況告訴我們，即使在馬會賭錢，也不會像從前必然的不涉及借貸。加上馬會現時就每場球賽所設的下注項目，種類繁多，與外圍的玩法非常接近，最後究竟是馬會增加玩法令賭徒更易沉溺，還是外圍的玩法本身容易令人沉溺，實在難以分辨。

再加上近年網上賭博大熱，馬會亦著力加強其手機應用程式的功能，免去了下注者進出投注站的尷尬情況。此舉無疑吸引了一班年輕人透過手機下注，他們亦可以使用成年朋友的手機下注。現時馬會的手機App根本沒有甚麼特別的警告字眼，提醒巿民投注時必須年滿十八歲，至少不是每次下注也作出這類提示，大大降低了警告性。加上投注時的付款方式，又是以電子付款進行，下注者不用排隊也不用作金錢交收，這樣自然更容易吸引人下注和沉迷。因此，現在的投注站往往變成現場直播的聚集地，只要提供寬頻，就自然有足夠的人流聚焦，亦會有人下注。

面對下月開鑼的世界盃，明顯又是一次賭風的考驗，我們期望社會各界繼續強調「睇波踢波不賭波」的政策，減少不必要的賭波誘惑，特別是借貸公司減少相關的宣傳，同時馬會亦要特別克制，堅持不鼓勵賭博的政策，減少青少年參與賭博的機會。

馬季煞科，因著今年賽馬天數增加5天，由83天加到88天，投注總額由去年1,061億升超過1,174億元，增加超過100億，約為10.7%，創回歸後新高。

馬會去年不斷喊窮，總投注額下降1.7%就大叫救命，聲稱未來經濟差會令投注額一直下降，必須要增加賽馬日。但根據平和基金於2016年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進行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2016」研究報告指出，八成二受訪者認為每週賽馬兩次已經足夠，市民大眾根本就沒有要求增加賽事的呼聲。

我們多番質疑政府批准馬會增加賽馬日的準則是甚麼。是否純粹以「稅收」出發，以為稅收愈多就愈可以無視賭博對香港社會的影響？當香港各種賭博活動不斷發展時，最受影響的其實就是受此引誘而下注的小巿民。賭博機會增加，病態賭徒「局賭」的情況只會愈加嚴重。

今年馬季，不斷聽到墮馬意外的新聞，實際上馬匹亦因著不斷操練和比賽而有過度疲累的時候，此外，馬迷也需要休息，本來暑假就是各方面最好的休息機會，但馬會為賺盡利潤，並且得到政府全力護航，到今時今日可以說是不擇手段了。

政府對遏止賭風毫無誠意，上月再次靜悄悄地發表由平和基金於2016年委託理工大學進行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研究報告，並只發出簡單的新聞稿。報告聲稱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比以往有下降趨勢，彷彿賭博問題並不嚴重，但檢視研究報告全文後（英文版），卻發現賭風仍然熾熱，更發現政府完全忽視香港賭博問題，任由馬會坐大，情況令人擔憂。

政府新聞稿沒有告訴你的調查發現：

1. 44%賭徒18歲前已賭博：在整體問卷中，43.6%被訪者18歲前已參與賭博。而賭博次數愈頻密的人，就愈有參與六合彩、賭馬和足球博彩等活動（table 3.3.3b）。不少研究顯示愈早參與賭博，成為病態賭徒的機會愈大。政府必須加強阻遏馬會近年大量有關賭博的軟性宣傳，正如政府當年禁止煙草商賣廣告、贊助與青少年有關之活動及各項體育活動，以免青少年對賭博行為缺乏警惕。

2. 病態賭徒主要透過馬會落注：在整體問卷中，賭博沉溺的情況，調查發現有病態賭博（Gambling Disorder, GD）的賭徒中，參與六合彩、賭馬和賭波的分別佔86.2%，69.0%和31.0%，比於澳門賭場投注（20.7%）和其他非法（外圍）賭博都要高，社交賭博則佔27.6%（table 3.5.2b）。縱使馬會經常聲稱不少人參與外圍賭博，又聲稱社交賭博才是令人沉迷賭博的真兇云云，但數據清楚顯示，病態賭徒最多參與的是由馬會負責的六合彩、賭馬和賭波。

3. 港人投注金額不斷大幅上升：報告表示2016年港人參與賭博活動的比率為61.5%，比2012年的62.3%及2008年的71.3%為低，卻忽視每名賭徒的平均投注大幅上升。六合彩的每月平均投注金額為 159.9 元 （是 2012 的 1.2 倍）；賽馬博彩為 5,610.6 元 （5.9 倍），足球博彩為 1,598.7 元 （2.6 倍）。澳門賭場博彩為 7,938.8 元 （5.6 倍）（table3.3.5），而賭船博彩達至 45,259.6 元；社交賭博的每月平均金額達至 423.8 元（table 3.3.3a）。賭徒少了，投注額卻倍增，證明賭風是嚴重了而非減輕了。

4. 網上賭博容易令青少年沉溺：在青少年受訪者（15-22歲）中，有45人表示曾在網絡進行賭博活動，當中被定義為網絡沉溺者佔36.4%，（table 3.6.1a）佔整體青少年受訪者中的19%（4.8.1a）。可見有網絡沉溺的受訪者，更易與有參與網絡賭博活動的情況。而馬會近年不斷推動的手機投注，正正成為不少年青賭徒的催化劑。

5. 巿民認為馬會開賭已經「足夠」：在整體問卷中，就現時的賭博次數是否足夠，巿民認為現時的六合彩（83.9%）（table 3.6.1a）、賽馬（82.4%）（table 3.6.2a）和足球博彩（71.1%）（table 3.6.4a）的開盤的場數和次數足夠，以現時一週約有2至3次六合彩，2次賽馬和約130場足球博彩賽事來說，其實是過多。由於研究是於2016年進行，並未計算今年增加的賽馬日和受注的海外賽事，但政府及博獎會不等待是次研究結果便急不及待通過馬會的要求，令人感到政府只著重博彩稅收入，而博獎會則是馬會的橡皮圖章。

6. 政府必須積極跟進報告各項建議：報告的建議部份，強調馬會應提供更多途徑，方便巿民戒賭：包括控制個人戶口最高投注額；可以網上自由申請暫停使用戶口；要求馬會取消與賽馬或足球活動相關的親子活動，減少兒童及青少年接觸賭博的機會。報告更要求馬會在所有宣傳品中印有警告字眼，當中除了提醒賭博人士切勿沉迷和提供戒賭熱線外，更要求加入家人和朋友要留心身邊可能有問題賭徒，要多加關心。

以上各點在政府的新聞稿中，完全未被強調，反而企圖粉飾太平，淡化香港的賭風，並且用低調方式處理，又沒有無任何實質跟進，敷衍塞責，負責賭博問題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及博獎會主席方文雄難辭其咎，令人憤怒及遺憾！

政府口口聲聲稱不鼓勵賭博，但香港社會就出現馬會的投注額不斷上升，尋求戒賭輔導和治療的人數下降的怪現象。

根據民政事務局今年3月回應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有關賭博年輕化的提問的文件，[1]發現過去五年向平和基金熱線查詢或向輔導機構求助的數字均下降（見表）。

政府聲稱數字下降的原因「或因為巿民通訊習慣改變，更多使用網上媒體或社交媒體作溝通」因此那些機構已增加社交媒體專頁或專線，以供市民使用。政府雖然表示十分重視賭博所帶來的問題，但字裡行間卻未見有積極的對應行動，更企圖將求助數字下降的責任推諉予四間提供輔導及治療的中心。

但政府同時沒有指出其實馬會不斷宣傳其新的手機下注apps，以及其社交網絡如何吸引更多青少年人參與賭博活動，同時又以「現時社會並未出現主流意見要求提升合法賭博年齡」，以及「賭博年齡限制在不同地方皆有不同，沒有統一做法」做擋箭牌。事實上，五年前平和基金委託香港理工大學的研究已經指出六成港人支持提高合法賭博年齡至21歲，同時亦指出香港的教學制度令18至21歳的青少年大部份仍然在學，故應該提升合法賭博年齡等論據，惜局方視若無睹。

我們仍然在問，究竟甚麼時候局方才願意正視問題呢？

不過，今年政府再次無聲無色地以出稿而不召開記者會的方式，公佈最新有關港人賭博問題的研究，[2]很明顯，對政府來說這只是例行公事，大家若期望政府主動跟進有關研究，很難了！政府對馬會和對大地產商的態度一樣，小罵大幫忙！

根據前線戒賭機構的經驗，當賭徒賭至欠債，之後借錢再賭，是他們成為病態賭徒的典型情況。日本近日竟然推出一款名為「欠債要靠賭博來還」的手機遊戲， 遊戲中的主角有妻兒，他賭博至債台高築卻不願去工作賺錢還債，反而依靠借債度日，以及繼續賭博來獲取金錢，主角明言「絕不工作」、「玩樂至上」、「讓老婆去打工就好啦」等等。

遊戲中，討債的人每七天會上門找你還債，所以在七天之內玩家要靠賭馬、拉角子機和買彩券等來贏錢，如果成功就可以去慶祝一下，但萬一賭輸了沒有錢還，就要叫妻子出來再工作，也有其他不同的下場會出現。

雖然遊戲是由日本人編寫，但在香港台灣都能下載。在香港，雖然將之列為17+的級別，但根本沒有機制去審視這類遊戲，至於在台灣則將這遊戲列為12+的級別。這類鼓吹賭博，而且是病態賭博的遊戲，我們本來就應該禁止孩子參與，現在他們竟然有自己的小程式，用遊戲及卡通來包裝賭博，情況非常不可取。

筆者撰文之時，就有家長因為要去麻雀館耍樂，而堅持離開其手抱的女嬰六小時去打牌，最後被告虐兒，可見病態賭博之問題早就應該要正視。但政府一直愛理不理，即變相縱容賭風在本港熾熱起來。

我們很想問一問將來的特首，你/妳有沒有不鼓勵賭博的政策？

傳說，莊家有一個特性，就是永遠不會輸。莊家可以透過設定遊戲玩法、賠率，以及不同的潛規則，令自己變成最後的贏家。而跟他對賭的人，永遠只能做輸家。一個道行高的莊家，除了視乎他能賺多少，更在乎他如何為其客人營造發財夢，以達其「普渡眾生」的效果，就算客人輸了整副身家也覺得很開心。

穩賺不賠的馬會 忽視社會責任

至截稿前，馬會又開出神奇六合彩結果，連買1,2,3,4,5,6都竟然可以中了五獎，而且頭獎也有23注半中獎，表面上是賣大包，但最後呢？因為獎金平分，馬會做的生意，穩賺不賠。[1]

六合彩如是，賭波賽馬也如是。在去年的馬季，馬會投注額又再上升，這已經變成沒有大不了的新聞，但馬會卻於年初大肆要求增加本地賽馬日和受注八個非本地賽馬日的聯播賽事，[2]以令馬會未來的收入有基本保障。我們與其他關注賭風的機構一同參與公眾諮詢會，不過在會中，我們只看見大量與馬會有關的外判商、受助機構及衛星組織以不同名義發言，諮詢會變相成為與馬會有關團體的圍爐大會。我們也不禁問，如此有賺無賠的生意，是不是應該要背負一點社會責任？

答案卻是否定。馬會將賭博當作生意來經營，我們曾建議他們在宣傳品上增加警告字眼，他們卻將之放在不當眼的地方；當我們指出他們製作的馬季開鑼年曆卡和宣傳品沒有加上警告字眼和戒賭熱線時，他們居然辯稱有關字眼已印在信封上，所以年曆卡就可以將之省去。馬會如此態度，當然也不會跟你談有節制和不鼓勵賭博政策了。

時時監察賭風  秒秒教育市民

在這十多年的監察賭風工作中，我們發現如果不直接指出馬會的問題，他就只會順理成章將之視為一盤生意，為著營業額而不斷用新方法吸引「顧客」，今年改革賭馬方法，來年又可能會加推新的球盤。同時，我們發現每年賭波和賭馬的總投注額已經愈來愈接近，可見未來賭波有可能成為馬會的主要收入來源，如此他們一旦要求再推出其他運動博彩時，就更加出師有名了。

我們期望社會更加關注香港的賭風，特別是在看來無風無浪的日子，因為只要經濟一逆轉，一群無望的市民就只能將希望押在賭博上，最後只會落得一無所有。所以，社會更應鼓勵巿民好好理財，學懂理財不是貪，不將金錢放在無止境的賭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