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歧視條例

筆者最近旁聽立法會「性傾向歧視」小組委員會會議，會議主要討論到社會上是否有歧視同性戀者，其中的一項討論議提是有關刑事罪行條例中關於肛交及合法性交年齡(Age of Consent)有否歧視同性戀者。與會人士包括平機會主席及保安局官員，當政府官員表示若果要修改有關肛交條例時，便要考慮公眾道德。

本文旨在討論香港政府在國際法的層面上就「性傾向歧視」這議題的立法義務或責任。首先，筆者想指出，本文並不打算深入討論此問題所涉及的艱深的法律觀點，而只會提綱挈領的將較重要的法律觀點帶出。

民政事務局將於本年4-6月就「性傾向歧視條例」進行大型的電話調查，藉此了解市民對不同性傾向的看法，並聲稱若得逾半受訪者的支持，便會展開立法程序。然而「性傾向歧視條例」極具爭議性，它不但對社會造成深遠的影響，在教育方面亦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性傾向歧視條例」一旦立法，對教會的影響是首當其衝的。

同志組織以及支持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的一方經常宣稱，此法例只規限僱傭、教育、提供服務及設施、租住房屋及加入會社幾方面、範圍有限。[1]言下之意，《性傾向歧視條例》對市民的自由不會有什麼限制，更不會限制言論自由，立法以後仍然可以發表反對同性戀的言論，不會受到法例的懲罰，事實真的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