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版 (燭光網絡 73期)

在今天的美國，「基督教右派」背負著非常負面的形象，在公眾眼中，他們被視為一群自以為是，封閉保守的人，想把自己的道德價值觀念和政治議程強加在所有人頭上。在學術界，喬治城大學政治學教授克萊德威爾科克斯(Clyde Wilcox)，將基督教右派定義為一個「企圖推動福音派基督徒和其他新教基督徒參與政治行動的社會運動。」然而，基督教右派並不是一直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本文筆者並不站在任何派系之一方，我只試圖給美國基督教右派一個簡短的歷史描述。在許多政治社會運動中，都是先有一套主義，後有教條式的行動，如以馬克斯主義為主導的共產革命，但美國基督教右派並非如一些人所想，先有一套固定的理念，然後照著藍圖行事，杜克大學講師賽斯道蘭(Seth Downland)說得好：基督教右派的政治議程，是產生於一系列難以預料的突發事件。

近十年來，本港大多教會失掉「講出真話」(Telling the Truth) 的勇氣，以致我們的「不一致性」成為了外界對教會的批判。筆者84年於神學院畢業，那時就九七問題，教會界有熱切的討論；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教會湧現要追求民主與人權的訴求。97年之後，教會不再熱衷民主與有關的討論，03年因基本法23條立法而湧現關注，接著有關的思考與討論不斷萎縮。

在2010年6月6日下午，聖公會約克大主教（The Anglican Archbishop of York）約翰撒他穆博士（Rev Dr John Sentamu）在愛丁堡會議2010（Edinburgh Conference 2010─記念上世紀初宣教運動於1910年在蘇格蘭愛丁堡舉行的地標性會議）的閉幕崇拜證道中指出：今天，耶穌及其福音正面對世界的審判，這個判決取決於信徒的舌頭及生命。換言之，信徒的見證是世界裁決基督教的憑據。他呼龥會眾：「我們必須幫助我們的教會以先知式的行動，為爭取自由而挺身抵抗不公義（Injustice）。」他提醒會眾：「過去我們的先賢已經用言說與行動來反抗奴隸制度，以及近年的種族隔離政策、世界的債務和貧窮。我們必須繼續公開對抗那些展現在尋求庇護者與所有窮困人生命中的不公義。」[1]

先父喜歡閱報，自小我便有很多機會接觸《工商日報》和《快報》等右派報章，對時事一直很有興趣。此外，我亦十分喜歡看書，高中時看了《天讎》，一個文革時紅衛兵頭領的自述，深深受那大時代的悲劇所觸動，之後，透過《文革雜憶》、《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以及許多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書籍，令我對中國的情懷越來越深。其後又看了大量與中國教會史有關的書籍，認真思索國家與教會的未來。
 
大專的時候，大部份時間花了在校園的福音工作、劇社和系會的事務，雖然沒有參與社關的活動（除了在維園舉行的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的集會），但對時事的興趣有增無減，故此，畢業後第一志願便是去當記者，不過，由於找不到合適的崗位，最後當上了教師。
 
教書的時候遇上了中英前途的談判，常常獨自報名參加守望社和不同團體一些有關信仰與政治的課程、研討會，認真的閱讀了信念書，期間嘗試與團友分享一些心得，在教會的刊物撰寫文章，呼籲弟兄姊妹關注，換來的是冷淡的回應，甚至有人認為我有自義的傾向，由那時開始，我便深深體會社關是一條不容易的孤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