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孤單戰兢社關路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7/2010

先父喜歡閱報,自小我便有很多機會接觸《工商日報》和《快報》等右派報章,對時事一直很有興趣。此外,我亦十分喜歡看書,高中時看了《天讎》,一個文革時紅衛兵頭領的自述,深深受那大時代的悲劇所觸動,之後,透過《文革雜憶》、《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以及許多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書籍,令我對中國的情懷越來越深。其後又看了大量與中國教會史有關的書籍,認真思索國家與教會的未來。
 
大專的時候,大部份時間花了在校園的福音工作、劇社和系會的事務,雖然沒有參與社關的活動(除了在維園舉行的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的集會),但對時事的興趣有增無減,故此,畢業後第一志願便是去當記者,不過,由於找不到合適的崗位,最後當上了教師。
 
教書的時候遇上了中英前途的談判,常常獨自報名參加守望社和不同團體一些有關信仰與政治的課程、研討會,認真的閱讀了信念書,期間嘗試與團友分享一些心得,在教會的刊物撰寫文章,呼籲弟兄姊妹關注,換來的是冷淡的回應,甚至有人認為我有自義的傾向,由那時開始,我便深深體會社關是一條不容易的孤單路。
 
教書之後亦做過無線電視的編劇,兜兜轉轉,最後還是回到我所熱愛的記者工作,1989年6月1日我正式加入香港電台做記者,剛好趕及從更近的距離去認識那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之後十年,因工作關係接觸過大大小小的官員、議員、政客、富商、專業和各階層人士;又曾在人民大會堂、釣魚台國賓館、以至中南海採訪中英雙方在過渡期的談判;並隨保釣號往釣魚台,看到陳毓祥不幸葬身大海;亦懷著興奮的心情參與在會展直播97回歸的歷史時刻…...
 
記者的工作是近距離觀察社會,記者的專業要求我們應如實反映及批判各方面的意見和所提供的資料,找出問題的核心,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論點,不應該因自己的立場而歪曲或漠視不同的意見。傳媒作為社會的第四權,有責任監察政府和社會上不同的持份者並彰顯公義。可惜現實上過去十多年,新聞界雖然仍有很多滿懷熱誠,堅持原則的記者,但往往敵不過那些公器私用和唯利是圖的老闆!這也是我1999年毅然離開公務員的行列,轉來明光社任總幹事的原因,我因為熱愛新聞工作,因此,希望從另一個崗位去關心社會,參與傳媒監察和傳媒教育。
 
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加入了當時只有一位同工的明光社,開始了我在基督教社關機構的服侍,雖然崗位不同了,但我對時事的興趣,喜歡反思信仰如何回應社會問題的心志並沒有改變。雖然上任前已有需重新適應的心理準備,不過,上任後卻發現明光社的工作和記者的工作竟有不少有趣地相似之處,就是兩者若要做得好,都一方面需要大量預先準備、蒐集資料和深入分析的功夫(好像專題報導),但另一方面,亦需要準備隨時回應和跟進一些事先無法預計的工作(像突發新聞)。
 
99年剛上任便遇上政府發表《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諮詢文件;報業評議會成立;以及馬會容許小童入馬場觀看千禧賽馬等。之後又遇上立法會討論性傾向歧視條例;政府推動賭波合法化;以及《東周刊》事件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臨時調整我們的工作,以及短時間內作出回應和組織一些行動,雖然有時會十分吃力,但在忙碌之餘覺得很有意義和十分充實。
 
要回應社會的問題,是必須靈活和機動的,否則就會錯失了最重要的時機,正如遇上急須援手的人,我們是不能為了只顧自己的問題,而漠視對方的需要。我覺得今日香港教會其中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就是我們有太多已經計劃好的聚會和活動,太少可以及時回應的心力和空間。於是,在明光社每年的事工計劃營,我都提醒同工,不要將全年的計劃編得密密麻麻,必須留有一定的空間去回應突發的需要,並且有心理準備在有需要時改變原來的計劃。參與社會關懷首要的是必須有心,缺乏了對人的關懷,便很容易為了制度、規則、機構或個人的計劃而對別人的需要視若無睹。
 
加入明光社,對我來說最棘手的莫如處理有關同性戀的問題,對很多人來說這也是燙手的山芋,不少雖然不贊成同性戀的學者和傳媒中人,為了明哲保身,對此往往避而不談。老實說,在加入明光社之前,我對有關問題的認識十分有限,不過,既然這是明光社成立時關注的三大範疇之一,作為總幹事要出來闡述機構的立場是責無旁貸的,亦因此惹來不少同情同性戀人士的批評,老實說,我與大部份人一樣,都不喜歡捲入一些沒完沒了的人身攻擊。不過,經過多年對有關議題的深入了解,我對於站出來抗衡性解放和同志運動的決心反而更堅定,個人的榮辱只能交在上帝手裏。
 
近期另一些對我的攻擊,相信是源自我對教會內外一些以較激烈行動爭取社會公義的手段的批評。我個人深信作為基督徒,我們對社會上的各樣的不公義,無論是源自政府、大財團、政黨、甚或教會、弟兄姊妹和弱勢群體,都應該本著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提出批評,但必須以非暴力的方式去表達,我們對和平應該有一種堅定不移的執著。在爭取公義或其他崇高目標的時候,我們亦必須堅持以正確的手段,因為手段和目標是不能分割的。今時今日社會上不少的問題,皆源於一些積極參與社會改革的人,認定與自己不同意見的是壞人,然後認為對壞人毋須講甚麼道義,因而將自己一些本來不合理的手段合理化,多少的壞事皆假借崇高的口號去推行!

前路充滿挑戰,我不擔心在社關的路上繼續被不同意見的人批評,而是戰戰兢兢的提醒自己要謙虛地體會上帝的心腸和教導,苦口婆心地向社會人士提出我們的觀察和擔憂,作一個忠心的守望者,而不是狂妄地以為自己有權代表上帝去審判與我們不同意見的人。

相關文章

學習愛惜自己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3/2024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既然愛別人那麼重要,那麼我們首先便要學會愛惜自己。愛自己不是自私、自戀和自我中心,而是要知道自己是有神的形象、是尊貴的、美善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去愛、值得被愛的。而今時今日我們面對的世界愈來愈複雜,私人和公共的界線有時亦很模糊、甚至飄忽,令我們與其他人相處時亦愈來愈容易出問題,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如何在令人眼花撩亂、應接不暇的網絡世界中學會愛惜和保護自己。

一個愛惜自己的人首先要有自信,不要常常將自己與其他人比較,更毋須因為看到其他人在網上的短視頻及微短劇鼓吹或反映的所謂潮流而盲目跟風,亦毋須太過介意其他人在社交媒體對自己的評價或回應,特別當許多人仍然以為自己毋須為網上的言行負責而胡說八道的時候。一個愛惜自己的人亦應該學會為自己做明智的決定。例如好好保護自己的私隱;在玩手機遊戲的時候要避免墮入賭博或課金的陷阱;不會被虛擬的世界混淆或取代了現實的生活;更要為自己的未來(包括退休)作好準備……

此外,個人要愛惜自己,教會和基督教機構亦然,不要因為自己的疏忽大意或自以為是,以致令教會或機構失信於人、令基督的名蒙羞。「(愛是)不做不合體統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別人的過犯,不為不義而喜樂,只為真理而歡喜」(林前十三5-6《新漢語譯本》)。

實踐diakonia 機構教會攜手服侍基層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20/03/2024

面對著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明光社一直在做基督教社會關懷diakonia(原文:διακονία)工作,其中一項是幫助劏房戶及基層家庭,把上帝的愛及恩典帶給他們。

Diakonia是一個希臘文的詞語,這個字經常在原文聖經出現,但卻不會在中、英文聖經中出現。原因是在中、英文聖經中,人們不會把diakonia從希臘原文直譯過來,而是把它或與它相關的字詞意譯成to minister、serve、servant等字,它們都有服侍、事奉之意。[1] 到了19世紀,很多學者都對聖經的翻譯及文字進行學術研究,發現diakonia這個字蘊含很多表徵及意義,如對社會弱勢社群提供長期照顧。而耶穌有關diakonia的說話可見於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7節和馬可福音十章45節。[2]

「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servant)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servant的。」(路二十二27)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to be ministered),乃是要服事人(to minister),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

這兩節經文同時道出耶穌基督如何用祂的生命去實踐diakonia。在過去的日子,感恩有不同的基金支持及捐贈者無私的奉獻,明光社得以實踐diakonia,像耶穌基督一樣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明光社

機構教會合作的理想模式
一向害羞的振明(化名)從小在內地長大,由於爸爸是香港人,數年前決定來港定居。他現年10歲,本應是就讀小五之齡,但因學業成績不理想,只能安排他就讀小三。由於環境變化太大,以往在內地能住寬敞的大屋,在香港卻只能住在百多呎的劏房內,活動的空間就只有飯桌與床,故此他終日都在床上打機度日。由於不熟悉香港的環境,他也不多外出。

振明在學業上很想努力,尤其是英文,然而卻力不從心,由於資源所限,他沒法學好英文。有見及此,明光社在基金的贊助下,開辦了英文的文法班及拼音班,希望可以幫助這些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基層學童若能衝破學習的障礙,他日便可以有更高成就。當然,我們確信最重要的是能令他們從小認識上帝。

教會機構關係密不可分
教會與機構其實可以有緊密的關係,機構只是在星期一至五辦公,強於行政、策劃,但機構並不是教會,故此牧養的工作則要與教會的牧者來配搭。現時本社便與基督教宣道會恩澳堂、學基浸信會、香港循理會賜恩堂、基督真光教會一起合作,去服侍這班基層劏房戶。本社負責尋找贊助及支持、聯絡及統籌、行政及策劃;而教會則提供場地,讓牧者可以近距離接觸及關心一班基層人士,最終令他們留在教會。

讓基層人士更多接觸教會
明光社自疫情開始服侍基層,振明一家也是本社服侍的對象,他參加英文班後,我們安排他在與住宅只隔一條街的教會上課。由於離家很近,教會現已成為振明除家中床上以外另一個可讓他透透氣的地方。現在他除了返學、放學、待在床上,更會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留連。星期日,振明更會參與教會的少崇,與其他同年紀的年青人一起聽聖經故事,人也變得開心、有動力。在此之前,由於家庭背景及就讀非基督教的學校,他根本沒有接觸福音的機會,在這樣的合作下,他終能接觸從上帝而來的愛。

振明媽媽對兒子的轉變十分欣喜,以往振明英文成績不太好、欠缺信心,從來都不敢在人前說英語。媽媽說:「現在他願意踏出一步,主動與我說英文,雖然我不知道他說甚麼,但我很開心。」媽媽雖然不諳英語,但欣喜見到兒子的成長與進步。振明的見證更影響媽媽對教會的印象,並對教會產生好奇,她也想到訪教會,親身經歷當中的平安與喜樂,及能更深入認識教會。

明光社

教會與明光社合作的英文課程來到最後一堂,教英文的導師知道基層家庭很少可以吃到麥當勞,故他主動邀請每位學童「任叫」各類套餐,全體學童都十分興奮,振明回家後與媽媽分享喜悅,更不忘取了一些食物回家,與家人分享。媽媽告知:「因經濟上我們未必能外出吃飯,振明很少去吃快餐,故此那天振明十分感動。」媽媽感謝我們不單為兒子提供學業上的幫助,更給孩子飽腹的溫暖。一個漢堡包餐對一般人來說可說是普通之物,但對基層家庭的學童來說,他們卻是珍而重之。

 

 

再次興起教會的兒童事工
此外,在這樣的合作模式下,教會的兒童事工也被復興起來,其中一所教會的傳道人說:在移民潮下,教會的兒童事工已停止好一陣子,由於很多家庭的離開,連帶小朋友也走了。現在,與明光社合辦課程後,教會又再次響起一班小朋友的歡笑聲,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願意起來承擔這項事工,一起服侍教會附近的基層家庭,當我們將感動化為行動,神奇妙的作為會令我們更感動!


[1] John N. Collins, Diakonia Studies: Critical Issues in Minis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8.

[2] Collins, Diakonia Studies, 12–13.

教會團體究竟向誰問責?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3/2024

教會團體最終的問責對象是神,在必須作出取捨時只能順從神而不順從人,這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是向神問責和向政府及公眾問責,本身往往並無衝突,教會團體作為社會認可、獲得免稅資格的慈善團體,在忠於使命的同時,亦要在市民大眾面前做好的見證,在履行慈善團體的社會責任上不能得過且過。以往有些教會團體強調本身關心的是天國的屬靈事工,因而輕視所謂屬世的行政事務,很多時都不會花心思和時間在這些他們認為次要、甚至不重要的工作,既沒有按照公司註冊處和稅務局的規例辦事,準時及按規定呈報相關的會務和財務資料,呈報時又錯漏百出、甚至胡亂填寫,因而被罰款、甚至失去免稅團體的資格,並給公眾管理不善的印象。

近年由於政府部門的監管較為嚴謹了,因此大家的警覺性亦有所提高,但不幸的是有時雖然只是個別機構出了問題,卻很容易會影響大眾的觀感。今年初正生書院的事件對慈善團體的公信力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作為一個需要向政府和公眾問責的免稅團體,其負責人有責任盡快站出來回應,以釋公眾的疑慮,可惜當事人卻一直未有公開交代事件,或解釋當中一些關鍵的疑點,加深了公眾對團體的負面印象。正生的事件從現有的公開資料(主要是警方的指控)來看,有幾點應該成為所有教會團體的鑑戒。

首先,作為一個免稅慈善團體,必須尊重捐款人的意願,以及向捐款人交代其捐款是否用於指定項目,若果已轉往其他項目,事前是否有徵求捐款人的同意?作為慈善團體的負責人必須明白,公眾的支持和信任,不應是建基於團體表達了如何偉大的願景、憑藉個人的魅力或說故事的感染力,而是團體是否言而有信,按照團體成立的目的和對外的宣傳來辦事,向捐款人、支持者和所服侍的群體問責。作為教會團體及其負責人,要建立公眾的支持和信任往往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努力,但要摧毀卻可在一夜之間,正所謂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其次,作為免稅團體,賬目必須清晰,當中的款項更不應轉往任何董事或同工的私人戶口,以免有瓜田李下之嫌,亦要避免有任何個人利益,所有免稅的慈善團體,有責任公開其核數報告,讓公眾了解機構的財務實況和核數師的評語。對於教會團體來說,有時很容易跌入所謂信任的陷阱,以為很信任某位牧師、總幹事或當會計的弟兄/姊妹,就不應該懷疑對方,若事事要求交代的話,便會令對方覺得不被信任,結果只會令這些被信任的人因為沒有人監察或守望,跌入了不必要的金錢和權力的陷阱,只要一百個或一千個當中有一個因此受不住引誘或者因為辦事糊塗而犯錯,也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相類似的人和團體的聲譽受牽連。良好的監察制度其實是對有權力的人和團體的保護,教會團體必須建立良好的財務管理,確保如何正確使用募捐和奉獻得來的資金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社會的需要不斷在轉變,慈善團體與時並進是應該的,但任何轉變亦須顧及法例的要求,以及讓捐款人充份了解,作為基督教慈善機構,我們不能說自己只向上帝負責,上帝自有判斷,因為慈善團體的免稅資格涉及公眾的利益,亦須向公眾問責,否則大家便不應亦毋須向公眾呼籲捐款,只需自己私下祈禱求上帝供應就可以。今次事件令人憂慮的是,事件除了會損害公眾對其他慈善團體的信心之外,更令人擔憂的是政府會以此為藉口,加強對所有慈善機構(包括教會團體)的監管。

當然,按《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教會團體,與所有慈善團體一樣,所做的事都應該按照法例的要求、以及符合成立的宗旨,並且做好有關會務和財務的報告,這也是重要的社會見證,讓人看到教會群體做事光明正大和合情合理,是真正關心鄰舍和社會上不同的群體、以及重視社會的公平和公義的組織應有的表現。今次事件提醒所有教會團體必須加強機構的管理,避免任何個別的董事和主管可以繞過應有的程序,去做一些偏離了機構初衷的事情,亦要增加透明度,向捐款人和公眾問責。

不過,政府的監管只應觸及機構在行政和財務上是否依法辦事,而不應涉及宗教的內涵和機構的使命,更不應要求慈善團體肩負任何政治任務,例如唱好政府或參與聆聽領導人的講話和學習會、出席充撐場面的「俾面派對」等,更不能將是否聽話合作成為是否發出免稅資格的條件,政府必須明白,賦予教會及慈善團體免稅的資格,並不是政府對機構的恩惠,因為許多慈善團體能夠發揮靈活、創新和快速回應社會需要、化解社會矛盾的角色,這在官僚心態和公務員架構之內是難以達成的,慈善團體是政府的伙伴而不是下屬,不應對慈善團體施加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所謂有危亦有機,正生事件雖然令公眾對捐助慈善團體產生了一些疑慮,但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公眾日後要捐款,或弟兄姊妹要奉獻給某機構之前,會更審慎了解其日常工作。作為教會團體只要努力服侍,再將成果客觀地告訴大眾,這是加強彼此關係的一個契機。機構和奉獻者的最理想關係不只是財政上的支持,而是在服務和行動上的參與,但願日後見到的是更多認真了解後才奉獻的有心人,以及言而有信,值得大家支持的機構。

及早為退休生活作好準備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20/03/2024

面對人生不同階段,精明的人會常作準備;人勞碌一生,總有一天會在職場上退下來,那時在時間分配上會一下子改變,與在職時截然不同。除了預備足夠的退休預算和生活費之外,我們應當如何及早為退休作準備,好讓自己不只是「過日子」,而是能夠好好地迎接退休後的日子?

日常生活融合體能活動
人愈成熟就愈明白健康的身體就是一份珍貴的禮物,壯健的身體恍如火車頭一樣,強而有力的帶動著生活的一切。既然沒有人能逃得過身體自然衰弱的變化,就需要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鍛鍊身體。若已經有喜歡的運動,當然是好事;若未有運動的習慣則愈早建立愈好,大家不妨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體能活動,例如站著聽電話、午飯後外出散步、以行樓梯代替坐電梯。所謂欲速則不達,鍛鍊身體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恆、量力而為。畢竟久經時日的身體和年輕的身體在護理上有所不同,不能操之過急。

除了需要關注身體健康外,也需要關注心靈健康。不少先進地區人口所面對的是長者孤獨的問題,例如香港、台灣和日本都關注長者的孤獨情況,就連世界衛生組織也在2023年宣佈,孤獨已成為一個迫切的全球健康危機。[1] 在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期間,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香港老人權益聯盟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合作,透過調查問卷了解162位基層長者戶的需要,結果顯示受訪長者孤獨量表得分高達9.2分,根據量表準則,得分超過8分即被視為嚴重程度的孤獨感,此外,他們當中有部份長者更有情緒困擾狀況。[2] 如此看來,若想好好地享受晚年的生活,實在需要及早思量如何持續地讓自己與其他人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建立個人興趣
成年人的生活各有各忙,隨著時間過去也令熟悉的關係漸漸流走,包括學生時代的同學、職場上的同事、伙伴;同時成年人也較難認識新朋友,展開新的人際關係,可能因為大家已習慣自己解決問題,隱藏自己的情感,慢慢地變成了非常獨立的大人。這是否意味著年長的人便要鬱悶地過日子?當然不是。成年人對友誼的需求或會隨著年日有所改變,但事實上人都渴望和別人保持一定的互動。享受獨處的人不妨盡早建立個人興趣,例如釣魚、書法、剪紙等,就能有所寄託、享受專屬自己的時光。若能在興趣中找到志同道合者,大家共度一些時間又或合作完成一些任務,例如跳社交舞、下棋、排練戲劇等,也是相當不錯的選擇。這樣我們既能專注於自己的感受,細味著獨處的快樂,也能透過興趣與人交往、分享樂趣,兩者對於保持心靈健康都同樣重要。

建立伙伴群體
成年人不妨作好心理準備,曾以為密不可分的親情、友情,也可能因情誼變淡、生老病死而生變,現有的社交圈子可能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收窄。若要與人保持聯繫,既要學會珍惜當下的朋友,同時也要保持開放的心態,願意接受新的人和新的經歷,簡單如問候數句、甚至一起吃飯,也是與人連結的機會。年齡、背景和興趣的差異不應成為連結的障礙,而應視為豐富和擴展視野的機會。有時成年人的心裡有種莫名的自尊感,視需要他人陪伴為軟弱的表現,可能因此難以主動地邀約其他人。如果願意參與社區活動或義工服務,便能為社會貢獻昔日寶貴的人生經驗;同時,參加者亦能自然地互相交流,一起度過快樂的活動時間。

不少為人父母者或會認為自己已一把年紀,與其把時間和金錢浪費在自己身上,倒不如把資源都留給子女,這是常見但並不全面的想法。若把每個人所擁有的資源看為一個餅,當我們為家庭、為職場等奮力向前時,請預留一份資源給自己,不然人真的會因為感到自己愈老,就愈覺得自己沒有價值,長期處於生理和心理上營養不足的狀態,甚至慢慢孤獨地死掉。每一個人生階段都是寶貴的,值得我們增值、善待自己,盡早為自己積極規劃晚年的生活,真心愛你的人也會為你感到欣慰。

長者面對關係性貧窮的難題

孤獨死已成為備受關注的社會議題。在南韓,保健福祉部在2023年發佈的調查顯示,2017年至2021年期間,共發生了15,000宗孤獨死案例,近五年呈現8.8%的平均增長率。[3] 在日本,國勢調查數字曾顯示日本每年有高達27,000人孤獨死,他們最少死去兩天都沒有人發現,他們沒有人送終,孤獨地死去。[4] 有學者就指出關係性貧困是導致人在死後無法即時被人發現的主因。他指出,將日本社會狀況與其他國家比較,在人際關係模式上,日本長者會將配偶視為心靈支柱的比例最高,也會透過與鄰居互動或在物資交流上保持與人聯繫,但有可諮詢親近朋友的比例則較低。[5] 除了親人,朋友也是支援人心靈的重要群體,交朋結友實在可以讓人健康地活下去。


[1] 葉兆輝、黎翠珊、陳樂儀:〈倡議社會連結 驅走長者孤獨〉,《信報》,2024年1月16日,網站: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3662549/倡議社會連結+驅走長者孤獨(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3月14日)。

[2]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香港老人權益聯盟 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基層長者戶需要研究2023〉,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23年8月20日,網站:https://soco.org.hk/wp-content/uploads/2014/10/基層長者戶需要研究-新聞稿-20230820.pdf(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3月14日)。

[3] 〈南韓研究孤獨死 案例以五旬男性最多〉,東網,2024年1月15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intnews/20240115/bkn-20240115180050879-0115_0099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3月15日)。

[4] 黃惠如:〈日本每小時3人孤獨死……,台灣人準備好了嗎?〉,天下雜誌,2019年6月24日,網站: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5734(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3月15日)。

[5] 陳柏宇:〈日本社會與孤獨死:定義、成因與解決之道〉,台灣新社會智庫,2023年9月25日,網站: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政策報告/社會安全/8928-日本社會與孤獨死:定義、成因與解決之道(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3月15日)。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

08/03/2024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
The Why Axis: Hidden Motives and the Undiscovered Economics of Everyday Life
作者:葛尼奇(Uri Gneezy)、李斯特(John A. List)
譯者:齊若蘭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年份:2015年

家長老是不能準時到幼稚園接走自己的孩子,校方遂決定只要家長每次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交一筆小額罰款,結果奏效嗎?情況只是變得更糟,以前家長會出盡辦法趕到幼稚園,甚至為遲到歉疚,但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往幼兒園,甚至視那筆小額罰款為託兒費,新政策只令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的兩位作者同為經濟學者,他們以現場實驗觀察人在自然環境下的真實行為反應。透過書中大大小小的實驗,讀者可以上一堂經濟行為學課,學習誘因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

遲到的家長為何不再歉疚?因為遲到既然「有價」,金錢便能消除人的「罪惡感」。在遲到與金錢沒有掛鈎之前,家長和幼兒園存在著一種默契,家長準時接孩子,這是「對的事情」。但罰款政策打破了這種「協議」,遲到變成了一項明碼實價的商品,既是商品,價錢又不高,家長何需趕去學校接孩子?

不少人試圖運用誘因,如以獎金或罰款去改變他人,但作者提醒讀者,如果採取的誘因牽涉金錢,最好要關注細節,因為誘因會改變人們對關係的觀感。制定之人如果看不出政策帶有負面誘因,結果可能得不償失。例如用金錢作為誘因,未必可以讓人盡力為慈善機構籌款。作者在實驗中,把將出去籌款的學生分為三組:第一組學生不會獲得金錢回報,只知道善款對慈善團體的重要;第二組除了知道善款重要,也會獲得獎金,它相當於他們籌得款項的1%;第三組同樣有獎金,不過是10%。結果是第一組籌得最多善款,其次是第三組,最後是第二組,證明1%的獎金「不足以成為行善的內在誘因」,反而「排擠掉更高層次的動機」。

作者奉勸若必須使用誘因,可以把誘因想成價格,要不就完全不設獎金或罰款,要不就乾脆把金額提高。他們在一些實驗中運用金錢作為誘因,鼓勵幾乎輟學的學生改善成績,但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也通過真人實驗,教導讀者明白並非任何事都可以用價格來評估,因為錢不見得萬能,拿別人重視的東西作為獎賞,往往比鈔票更能激勵人心。

若有公司的決策人常以金錢作為誘因去獎勵或懲罰員工,可能要思考這些方法能否對症下藥。此外,營造競爭環境又能否成為有效的誘因以提升效能?書中提及的實驗證明這招對母系社會印度卡西族的女性有效,但對以男性主導社會中的女性則不然,因為相對男性,女性一般好勝心不強,不管在以色列的理工學院,還是在坦桑尼亞的馬賽族。

誘因,不一定與金錢有關;誘因,也可以因人而異。

與受困擾青少年同行的教會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5/02/2024

或許以前的年輕人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但今時今日,學業上的挑戰、社交平台等種種壓力,都足以讓年輕人「早已識盡愁滋味,未賦新詞亦說愁」,年輕人的愁是真實的,每一位年輕人面對的問題或許並不相同,但相同之處在於無論身處哪一個社會階層——基層家庭、小康之家,又或是富有人家,都得面對一些不能逃避的問題。社會視年輕人為寶貴的資產,教會何嘗不想好好牧養下一代,但面對受情緒困擾的年輕人,教會可以如何牧養他們?另外,教會是否必須投入大量的人手,才能夠支援受情緒困擾的年輕信徒?馬鞍峰香港教會主任牧師李志剛博士在此分享他的經驗,希望能為大家帶來啟迪。

讓群體成為組員的支援

馬鞍峰香港教會(下稱馬鞍峰)的全職受薪同工只有10幾人,卻要面對2,000多名會眾,其中不少是年輕人,除非有些信徒只適宜透過個人輔導的形式支援,如果以一位牧者每次服侍一位信徒這種較為傳統的輔導形式來幫助年輕人,牧者一定心力交瘁,所以馬鞍峰會用群體的模式來解決個人的問題。歡躍新生事工(Celebrate Recovery)本由美國馬鞍峰教會開創的,當中提及一些步驟,與幫助成癮者的「戒酒無名會」12步驟有些相似,不過教會在其中加入了八福的聖經元素。這12步包括了「我們承認自己無力控制自己犯錯的傾向,我們的生活已經變得難以管理」;「我們開始相信,有一股比我們更強大的力量(神)可以讓我們恢復理智」;「我們決定將我們的生活和意志交給上帝照顧」等。

每一位成癮者,甚至有自殺傾向的年輕人,都可以在自願的情況下參與歡躍新生事工。與「戒酒無名會」一樣,馬鞍峰的歡躍新生事工是以同行者的形式來支援有需要的信徒。各人根據自己的癮癖,男女分開加入不同的小組。雖然人們知道歡躍新生事工是為到受情緒困擾的信徒而設,但參加小組的年輕人都不會覺得難受或有負擔,相信這與馬鞍峰所推行的四個核心R(Relax,Relational,Relevant及Real)有關。

四個核心的R

先談第一個R是Relax(放鬆),馬鞍峰營造了一個很輕鬆及自在的環境給信徒參與聚會,即使年輕人在敬拜時玩手機,也不會被人沒收手機,也不會被人投以怒目。教會給予年輕人自由,一開始,他們或許不太清楚崇拜意義,也不能投入在敬拜當中,但他們選擇在教會玩手機,而不是在家中玩手機,這已經是好事,日後他們或會投入敬拜,甚至願意參與事奉。按照他們的步伐給予他們時間及空間是很重要的,歡躍新生事工願意給予年輕人時間和空間,基本上這項事工的牧養工作為期一年,如果組員仍覺軟弱,可以按著自己的情況留下來。

第二個R是Relational(關係的),每個人都不想成為孤島,而是希望與人結連,即使在教會玩手機的年輕人,其實也想與他人結連,否則他們乾脆留在家中玩手機便可以,也不會回來教會。只要他們感到自由及安全,在他們參加活動時,他們會很深入地分享自己的感受。關係是重要的,歡躍新生事工雖然沒有為情緒受困擾的年輕人提供專業服務,但它提供的是同伴彼此的支援,讓組員在一把保護傘下彼此保護。

第三個R是Relevant(相關的),教會今天談的道,需要與日常生活相關。道是很有威力的,但有威力的道如果用很沉悶的方式去表達,也會失去功效,道不用長篇大論,簡單地點出重點便可以,也不必提供一個絕對的答案,就如耶穌會用比喻,祂知道群眾能夠聽多少,並引導他們去思考。神的話語是有能力的,歡躍新生事工所採取的12個步驟,每一個步驟都會有對應的經文。

第四個R是Real(真實),馬鞍峰對領袖的要求很高,這裡指的不是靈性要夠高,而是要夠真,合資格的領袖,他們樹立的榜樣是知道自己是罪人而不是聖人,願意把自己真實的一面呈現在弟兄姊妹面前,他們敢於與人分享自己的過錯及如何被神改變。同樣,馬鞍峰也是要求參與歡躍新生事工的事奉人員,必須在組員面前真實地呈現自己,作為一名重生的基督徒,他們需要分享自己過去的軟弱,例如坦言自己曾有自殺傾向,又或是其他癮癖等,他們都靠主得勝了,而這些經歷更可鼓勵其他組員。當領袖或事奉人員如此透明,其他參與者便不會因為加入小組而感到難堪。

謹守保密原則

另外,歡躍新生事工要求每一位組員為其他人保密,組員分享的內容都絕不能外傳,每個人的故事只能留在小組中。馬鞍峰在這方面極度嚴格,若有人令其他人的事情外洩會被勸告,若屢勸不改,他們只能離開教會,因為人的話語不但會拆毀人,也會扼殺會眾對教會的信任,馬鞍峰絕對不能容忍這種刻意的人為傷害。

要回應年輕信徒的心靈需要,傳統的教會有不同的模式和做法,馬鞍峰根據本身的獨特之處,為青少年提供了安全及透明的空間,讓他們在分享自己的問題之餘,也可以投入事奉,例如教會為想參與拍攝或敬拜事奉的年輕人,提供器材及導師,幫助他們發揮恩賜。參與事奉其實亦有助改變他們過往的世界觀,建立健康的形象,這一切對於受情緒困擾的年輕信徒來說,都有極大的幫助。

編者序:成長中的障礙賽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4/02/2024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過去幾個月,香港學童自殺的情況令整個社會都震驚和傷心,究竟青少年面對的嚴峻挑戰是甚麼?他們的抗逆力出了甚麼問題?家長、老師和所有關心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又可以做甚麼?這是大家都十分迫切想探討的。

在美國,一個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的網站指出,現時青少年經常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受社交媒體的影響、自我形象低落、外貌遭負評、同儕壓力、欺凌、學業上的挑戰、外在各種壓力、與性相關的危險行為、藥物或賭博的沉溺行為、抑鬱和焦慮等。[1] 就以上各點,本書希望可以幫助各位關心下一代的朋友,了解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對的種種障礙,並以合宜的方法和態度協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

本書收錄有關沉溺行為的文章,主要是回應青少年沉迷電玩的情況,另外,亦收錄了有關靈性支援的文章,讓家人、朋友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各種衝擊。作為教會群體,我們相信如果青少年能在靈性層面得到餵養,由聖經真理導引他們,便能更堅實的成長,即使面對再混亂的世代,走進了人生低潮,他們也不會失卻盼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為信仰支援,盼望透過相關文章,回應青少年在靈性方面的需要。盼望本書,能為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同行者帶來一點幫助。


[1] LCPC, “12 Common Teen Issues & How to Support,” Choosing Therapy, last modified May 4, 2023, https://www.choosingtherapy.com/teen-issues/.

藥業自由市場下人命何價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3/01/2024

假如有一款限量版的名牌手袋,價格節節上升,短短的時間,價錢竟然翻了好幾十倍,甚至只有少數有錢人才有能力購買,普羅大眾都高不可攀,或許有不少女士會因而抱怨手袋太貴,但相信社會上應該沒有人會為此譴責製造商有違道德倫理,畢竟,名牌手袋屬於奢侈品,在奉行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天價的產品只留待有消費力的人士購買,這並不是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

但如果短時間內價格暴升的不是名牌手袋,而是拯救生命的藥物呢?我們是否應當把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市場這一套理論,完全套用到醫藥產品上?換一個角度思考,即使藥商用了一些「正當的手法」推高藥物的價錢,卻令到不少患者因為無法購買藥物而病情加重,甚至提前離世,這種事又是否合情合理?

Daraprim,一個用於預防及醫治瘧疾的藥物品牌名稱,其主成份為pyrimethamine,這藥也用於治療弓形蟲感染症,對於在遺傳上免疫力弱的人、HIV感染者、胚胎及新生嬰兒等,感染弓形蟲疾病的情況會較嚴重,[1] 有時,Daraprim亦會與其他藥物搭配,用作長期治療HIV感染者的等孢子蟲病(cystoisosporiasis)。[2] 一粒Daraprim的價格原本是13.5美元,13.5美元是一般人可以承擔得起的價錢,直至2015年,Martin Shkreli收購了Daraprim的專利權,13.5美元的價錢自此一去不復返,Shkreli令原本13.5美元的藥物一夜之間暴升至750美元,升幅為55.6倍之多。身為圖靈製藥(Turing Pharmaceuticals)的創辦人及前首席執行官,Shkreli表示這是資本主義起的作用,而保險可以確保有需要的人會得到Daraprim。[3]

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當Shkreli被問到:「如果你能把時鐘倒回幾個月前,我想知道你的做法會否有所不同?」他卻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可能會把價格抬得更高。」對他而言,醫療保健價格是無彈性的(inelastic),[4] 他可以提高價格,並為他的股東製造更多的利潤,因為這是他首要的任務,他指出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的體系及資本主義的規則中,他的投資者希望他可以賺取百分之一百的最大利潤。Shkreli的「賺錢大計」迎來大批市民抗議,有人更高舉紙牌寫著:「藥丸的價值只是幾分錢,為貪心付出的代價卻是生命」、「低成本藥物拯救生命」等,很快,Shkreil被稱為「全美最討厭的人」。[5]

Shkreli為了賺錢,把無彈性需求的藥物價格抬高,這類事情在醫藥界並不是單一事件。瑞士的製藥公司Novartis及Roche、美國的Pfizer及Johnson & Johnson不斷收購競爭對手,法國的Sanofi亦收購了不少製藥實驗室,目的只是為了在全球市場上分到更大份的餅。[6]

2005年之前,老年黃斑部病變(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是無藥可醫的疾病,很多患者因此而失明。Avastin是一款可以阻止血管為腫瘤供血的藥物,[7] 在2005年美國的眼科醫生更開始使用這種藥物來治療眼疾,Avastin可以延遲視力喪失,因為其主要成份bevacizumab可以阻止眼睛後部異常血管的增生,還可以阻止液體從這些血管滲出,液體滲出會導致濕性老年黃斑病變和糖尿病眼疾,令患者喪失視力。[8]

Avastin效力驚人,價錢亦相當合理,不少病人因此接受Avastin的療程。其後,另一款藥物Lucentis在市場出現,研究顯示Lucentis的效用與Avastin一樣,[9] 只是,以法國為例,Lucentis的價錢比Avastin貴上30倍。Avastin及Lucentis均由製藥實驗室Genentech研製,Roche藥廠在2009年便擁有Genentech 100%的股權,Novartis藥廠則負責在歐洲等地區銷售Lucentis,這三間公司同時都能從Lucentis的銷售中獲利,它們自然希望醫生選擇Lucentis多於Avastin,因為前者的價錢更高,意味著它們可以賺取更多利潤。

在2008年3月至2013年11月期間,Novartis藥廠在醫療保健行業的持份者面前詆毀Avastin,誇大使用Avastin治療AMD的風險,並堅稱Lucentis的安全性和耐受性。Novartis雖然有向醫療持份者提出了兩種藥物之間的客觀差異,但對當時有關藥物的科學研究卻進行了選擇性和帶有偏見的詮釋。另外,由於Avastin在市場推出時,清晰指明藥物是用於治療腫瘤,而非眼疾,Novartis在介紹藥物時亦刻意強調使用Avastin治療AMD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責任問題。在此期間,Novartis、Roche及Genentech三間公司就使用Avastin治療AMD引發的風險向公共和衛生部門發表了誤導性言論,它們推遲了衛生部門要求對Avastin的研究,又詳盡闡述危言聳聽的言論,提到如果官方正式推薦使用Avastin治療AMD,可能引發健康風險。[10]

在美國,藥廠提高藥物的價錢,已經到了一個荒謬的地步,涉事的藥物有胰島素、腎上腺素、類風濕性關節炎等藥物。或許瘋狂加價的背後,與當地的保險制度有關,[11] 又或是藥廠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科研,但事實上,被加價的藥物並不是甚麼新藥,而是現有藥物,包括在1923年走進世界的胰島素,[12] 藥品價格不再反映研究的實際成本,而是反映了少數大公司的財政實力,它們能否在市場上爭奪到不成比例的利潤。[13]

當藥廠以賺錢為首要目的,自然會把藥物當成其他商品,誰出得起錢,誰便可以「享用」。問題是,藥物真的如限量版手袋一樣?當Daraprim變得昂貴,醫院被迫轉換「可能不具有相同療效的替代療法」。[14] 「替代療法」並不是理想的做法,近年台灣遇上最嚴重的缺藥潮,有醫生被問及能否用替代藥物解決欠缺藥物問題,她表示即使成份一樣的藥物,病人對於不同藥廠製造出來的藥物,會有不同的反應,有病人甚至會覺得藥物無效,因此不是找到成份相同的藥物便能解決問題。[15] 藥物與名牌手袋不同,後者僅提高個人的身份地位,前者延長的可是生命。研發胰島素的醫生Frederick Banting深知藥物不是商品,他認為醫生如研發出拯救生命的東西卻只考慮從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他的名言是「胰島素不屬於我,它屬於世界」,因此他拒絕用以個人名義獲取胰島素的專利權,並把它給予與他共同研發胰島素的James Collip和Charles Best,二人亦僅以一美元的價格將胰島素的專利權賣給了多倫多大學,為的是希望每個需要藥物的人都能夠負擔得起。[16]

前人雖有良好的意願,可惜未能如願。2016年,美國的糖尿病患者,平均每月需支付450元美元以接受胰島素注射,住在科羅拉多州的患者比較好,因為州政府干預了藥物的價格。[17] 一個病人每月大概需要兩至三瓶胰島素,到了2021年,一小瓶胰島素的價格已介乎175至300美元之間。[18] 在加拿大,若沒有參加國家和公共管理的藥物保健計劃,病人亦需以高昂的價錢來購買胰島素。[19]

無力支付醫藥費的結果便是病人減少注射胰島素的次數,這情況亦出現在其他關鍵性藥物上,病人因無力負擔而減少用藥,換來的便是病人「死非其時」。[20] 這裡並非主張每間藥廠都必須與Banting等人一樣抱著濟世為懷的心情去製藥,畢竟,製藥真的需要科研及營運經費,工作才能繼續下去,但如果這些大藥廠只用賺錢及服務股東的心態去經營,只求牟取暴利而罔顧他人死活,相信這絕不是人們樂見的事情。

即使自由經濟市場的運作如何植根人們的腦袋,絕大部份人的心裡都接受不到單單用錢去處理「生命攸關」的事情。當人們聽到Shkreli在2018年因兩項證券欺詐罪和一項串謀證券欺詐罪被判監七年,並在地區法官的命令下歸還Daraprim價格上漲帶來的6,460萬美元利潤,以及終身被禁止進入製藥業的消息,[21] 又或是得知法國競爭管理局在2020年9月判處Novartis、Roche及Genentech這三間公司4億歐元罰款,相信都會感到痛快。[22]

神創造了人的生命,也讓人擁有良知,當有一個制度走到極端並且令人受苦,自然會受人質疑。借用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Michael J. Sandel在其著作《錢買不到的東西》所說的話:「人類有尊嚴也值得受尊重,並不是用來獲利的工具,也不是供使用的物品。」「過去三十年來所發生最致命的變化,[23] 並不是貪婪的增加,而是市場及市場價值已擴張到非它們所屬的生活領域中。」[24]

除了救命的藥物,還有甚麼是不能以市場價值來衡量?值得我們思考。


[1] John P. Cunha, “Daraprim,” RxList, January 6, 2022, https://www.rxlist.com/daraprim-drug.htm#description; Charles Patrick Davis, “Definition of Toxoplasmosis (Toxo),” RxList, https://www.rxlist.com/toxoplasmosis_toxo/definition.htm.

[2] “Pyrimethamine (Monograph),” Drug.com, February 23, 2023, https://www.drugs.com/monograph/pyrimethamine.html.

[3] Lauren Boyer, “Drug Company raises price of Daraprim from $13.50 per tablet to $750 overnight,” U.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ember 21, 2015, https://www.usnews.com/news/articles/2015/09/21/drug-goes-from-1350-per-tablet-to-750-overnight; “Martin Shkreli: Man who made huge profits by inflating price of life-saving drug ordered to return £47m,” Sky news, January 14, 2022, https://news.sky.com/story/martin-shkreli-man-who-made-huge-profits-by-inflating-price-of-life-saving-drug-ordered-to-return-47m-12516161.

[4] 「無彈性」是經濟術語,指到在價格變動時商品或服務的靜態數量,當價格上漲時,消費者的購買習慣保持不變,當價格下降時,消費者的購買習慣也保持不變,這便是無彈性的需求,參Ali Hussain, “What is inelastic? Definition, calculation, and examples of goods,” Investopedia, August 23, 2022,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e/inelastic.asp.

[5] DW Documentary, “Big Pharma – How much power do drug companies have?,” YouTube, September 13, 20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_W3yRA9I8.

[6] 同上。

[7] “How is Avastin designed to work?,” Avastin, https://www.avastin.com/patient/mcrc/about/how-avastin-works.html.

[8] David Turbert, “What is Avastin?” 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April 19, 2023, https://www.aao.org/eye-health/drugs/avastin.

[9] 同上。

[10] Bird & Bird, “France: EUR444 million fine imposed on three pharma companies for abuse of a collective dominant position,” Thomson Reuters Practice Law, November 2, 2020,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w-028-1483?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

[11] Julia Belluz, “The absurdly high cost of insulin, explained,” Vox, November 7, 2019, https://www.vox.com/2019/4/3/18293950/why-is-insulin-so-expensive; Laura Entis, “Why does Medicine Cost so much? Here’s How Drug Prices are set,” Time, April 9, 2019, https://time.com/5564547/drug-prices-medicine/.

[13] DW Documentary, “Big Pharma.”

[14] Boyer, “Drug Company Raises Price of Daraprim.”

[15] 華視新聞CH52:〈30年來最嚴重缺藥潮!〉,YouTube,2023年8月13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MXTB-j1O74&t=2160s

[16] Belluz, “The absurdly high cost of insulin,”; Rebecca Redmond and Nikolas Barry Shaw, “How Banting’s hopes of insulin for all became a dark nightmare,” Toronto Star, October 25, 2023, https://www.thestar.com/opinion/contributors/how-banting-s-hopes-of-insulin-for-all-became-a-dark-nightmare/article_e12fc5f3-e206-564c-9f9c-6125195a9fb8.html.

[17] Belluz, “The absurdly high cost of insulin.”

[18] Joshua Cohen, “Insulin’s out-of-pocket cost burden to diabetic patients continues to rise despite reduced net costs to PBMs,” Forbes, January 5, 2021, https://www.forbes.com/sites/joshuacohen/2021/01/05/insulins-out-of-pocket-cost-burden-to-diabetic-patients-continues-to-rise-despite-reduced-net-costs-to-pbms/?sh=e3055ad40b24.

[19] Belluz, “The absurdly high cost of insulin,”; Redmond and Shaw, “How Banting’s hopes of insulin for all became a dark nightmare.”

[20] Redmond and Shaw, “How Banting’s hopes of insulin for all became a dark nightmare,”; Belluz, “The absurdly high cost of insulin,”; “Body Count: The human cost of financial barriers to prescription medications,” Canadian Federation of Nurses Unions, May 1, 2018, https://nursesunions.ca/research/body-count/.

[21] Rina Torchinsky, “‘Pharma Bro’ Martin Shkreli has been released from prison,” npr, May 19, 2022, https://www.npr.org/2022/05/19/1100019063/pharma-bro-martin-shkreli-been-released-from-prison.

[22] Bird & Bird, “France: EUR444 million fine imposed on three pharma companies.”

[23] 這本書出版至今已超過10年,在這段日子裡,市場及市場價值仍然一直在擴張。

[24] 桑德爾〔M. J. Sandel〕著,吳四明等譯:《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台北:先覺,2012),頁23,27。

這輩子,只能這樣嗎?

23/01/2024

《這輩子,只能這樣嗎?:你是自己最大的敵人》
Your Own Worst Enemy: Breaking the Habit of Adult Underachievement
作者:肯尼斯.克利斯汀(Kenneth W. Christian)
譯者:連映程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早安財經文化
出版年份:2017年

你是低成就的高潛質族群之一嗎?所謂「低成就的高潛質族群」(Self-limiting High Potential Persons, SLHPPs),便是那些明明有天賦、才華的人,卻在各方面去限制自己。自我設限的後果便是沒有做好「自己可以做得好的事」。簡單而言,SLHPPs「總是一再重複自我挫敗的做事方式」,最後讓自己一事無成。具體來說,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有能力,但機會在前,卻很少採取行動;有的卻反覆猶豫,不敢投入;有的更在情緒上出現退縮、懶惰、缺乏雄心等消極行為。對於有上述表現的人士,《這輩子,只能這樣嗎?》的作者稱他們為「漂流者」。

其他SLHPPs的特性有:未覺察到自己具備才能的「沉睡者」;掙扎於多個願望的「進退兩難者」;害怕失敗的「絕不冒險者」;逃離持之以恆、承諾、投入和認真等價值觀的「拖延者」;阻擋被賦予要求和期望,避免自己筋疲力盡或壓力過大的「功虧一簣者」;自己訂下幾乎無法達成的超高標準,卻又很少奮戰的「自我懷疑/自我打擊者」;傾向運用人際關係代替付出努力的「表面功夫者」;因挑戰太多不必要冒險,限制了本身成就的「超級冒險者」;奮力抗爭、拒絕服從的「反抗者」;總覺得他人的誤解、嫉妒和無能,令自己得不到賞識的「懷才不遇者」;凡事力求完美、不肯屈居第二,絕不消耗精力在平凡目標上的「寧缺勿濫者」。

本書的作者提到:「成就是不斷努力累積的結果,雖然中途偶爾會有靈光閃現的神奇時刻,但整體來說,就是毅力的累積,無論踏入任何階段,無疑都需要冒險」。可惜,SLHPPs便是不想努力,作者點出他們出於害怕失敗,而不願意去冒險。當人一開始便逃避,結局必然是限制了自己的人生。

SLHPPs可以突破自限,擺脫低成就嗎?作者相信是可以的,本身是心理學家的他,確實幫助過不少SLHPPs發揮才能,助他們尋回夢想。作者沒有花大量時間與SLHPPs進行心理治療,只是教導當事人進行一些實際可行的任務,例如改變說話模式,對於要做的事情,不再用上「可能」、「也許」、或「我會試試看」等這些不確定的說法。作者為SLHPPs設計的任務,便是幫助他們培養完成任何任務的技巧:包括組織秩序的技巧;培養耐心的技巧;不論是工作還是乏味的瑣事,都投注心力的技巧;建立堅持、不屈、言行一致的技巧;貫徹和維持的技巧;完成的技巧;不斷重複的技巧。

事實上,SLHPPs無法瞬間轉變,但仍能從改變日常的習慣開始,簡單如「校鬧鐘」讓自己不再睡過頭,只要持之以恆,他們必能看見成果。

如果你是SLHPPs一族,不再甘心處於低成就,只要立心改變,採取行動,任何時候都不會太遲。

當博物和文化都被「遺產」化……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23/01/2024

當大家還在戲言香港已經成為「世界金融中心遺址」,誰不知香港真的有一個新「遺址」要成立了!政府最近公佈,因要建設新的「國家發展和成就專館」,計劃搬走位於尖沙咀的香港科學館,將其遷到位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並進行擴建,而文化博物館(英文名稱正正是Heritage Museum)就真的成為「遺址」(heritage),面臨被殺館的命運……究竟博物館是不是可以「話搬就搬」?其他地方有試過這樣搬博物館的例子嗎?

依據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的定義,博物館是指以「永久設立」為目的,以服務社會及其自身發展為方向,以獲取、保存、研究、詮釋與展示人類的有形和無形文化遺產及環境,它向公眾開放,以達成博物館教育、學習與娛樂等目標的機構。[1] 參考其他的資料,博物館還能「使人們探索其藏品,以追求靈感、學習與享受。這些機構蒐藏、維護文物和標本,並使它們能讓公眾所運用,因此博物館受社會的付託,保存這些物件。」[2] 而本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主要博物館,均是國際博物館協會的成員,而該會將每年的5月18日定為國際博物館日,2023年的主題正是「博物館、永續性與健康福祉(Museums, Sustainability and Wellbeing)」,[3] 可是當它碰上香港文化博物館遭「殺館」,這個完善新香港的計劃,實在不無諷刺!

論到博物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300年,由亞歷山大大帝的繼業者之一,埃及統治者托勒密一世於亞歷山大港設立的The Mouseion of Alexandria,當中除了著名的「亞歷山大圖書館」,也收藏了亞歷山大大帝在歐洲、亞洲及非洲等地征戰得到的珍品。而博物館的英文「Museum」,其實就是源於希臘語「Μουσεῖον」,其意思是獻給幾位繆斯的廟宇。

早期的博物館始於富裕的個人、家庭或藝術機構為了收藏私人珍藏品而設立,及至在17至18世紀的啟蒙時代,世界第一批公共博物館於歐洲應運而生。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公共博物館,是法國巴黎羅浮宮,它於1793年法國大革命後正式對外開放,當時的革命政府為了讓法國每一位國民,自由地看到前法國王室的珍藏,而將此館對外開放。而另一間大型藝術博物館則是位於俄羅斯聖彼得堡的隱士廬博物館,它於1764年由凱薩琳大帝設立,自1852年起便對公眾開放。而大家熟悉的倫敦大英博物館,成立於1753年,並在1759年向公眾開放;而在倫敦塔的皇家軍械庫則是英國其中一所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它於1660年向公眾開放。經過年月發展,除了藏品之外,這些博物館本身,其建立與承傳,也成為了歷史經典。

另一方面,很多專題性博物館,其實是以「就地取材」的方式設立。例如位於德國西部埃森的「關稅同盟煤礦工業建築群」(UNESCO-Welterbe Zollverein),它標誌著過去150多年工業的興衰,亦曾被視為歐洲最現代的煤礦和煉焦場,它在1993年6月30日才停止運作,但因其對歐洲,以致世界能源工業的重要性,於2001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世界遺產。現在該館除了工業博覽,更改建成為社區會議中心和市民消暑(直接將原來的工業煤灰湖改作歷奇水上活動中心)優閑、旅遊勝地。另外的例子就是各地的鐵路博物館和汽車博物館,很多都是將原來的火車維修廠(如日本京都鐵道博物館)和舊車廠(由德國的平治、寶馬、保時捷、福斯車廠,到意大利的法拉利,甚或大家熟悉的日本豐田、日產、鈴木等車廠博物館,比比皆是)改建而來,通通都不是「話搬就搬」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康文署,現時管理著15間博物館及兩個文化空間,各有不同重點和主題,它們主要涵蓋藝術、歷史和科學三大範疇。然而,香港政府建設博物館的方式,卻是與世界反其道而行。在2023年12月,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表示希望成立一間關於介紹「國家發展和成就專館」。因為希望該博物館能有更大空間涵蓋不同內容,縮短籌建時間,也想將之設在交通便捷的市中心,所以政府打算利用香港科學館現址擴建作為新館址,而香港科學館就會「重置」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現址。然而這些「搬來搬去」的重點,卻是變相將香港文化博物館「殺館」:文化博物館將不再獨立設館,現有藏品將在其他博物館重新整合和重置……消息一出,引起文化界的譁然,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後來「解畫」:指方案僅屬初步構想,又反駁「殺館」說法,但同時指正計劃設立特定展館,並將文化博物館的常設展覽內容遷出,例如粵劇文物館的內容歸到非物質文化遺產體驗館、金庸館移至流行文化館、徐展堂中國藝術館遷至藝術館等。[4]

一說到要將香港科學館搬遷,筆者第一樣想到的,就是怎樣才能將科學館的皇牌展品:高22米,貫穿四層展覽場地的能量穿梭機和前國泰DC-3民航機,搬到以「北京四合院」為建築形式的香港文化博物館建築中?然而就算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建築風格不配合也是個問題,文化博物館本是為探討本地流行文化、創意設計、地區生活、新界傳統與粵劇而設立,並提供藏館,當中包括了多個香港經典的展覽:由遊客必到的李小龍專題展覽,與武俠經典金庸館,到代表著香港流行文化的羅文、張國榮、梅艷芳等專題展覽,成為了一代又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當中較少討論的是,一旦「殺館」其實是對藏品捐贈者的不尊重。李小龍先生家屬其實曾長期計劃在香港建立藏館,但多年來一直找不到,甚至在年前,連李小龍故居也保不住而被拆卸;幸好香港文化博物館後來能設立李小龍主題展覽,才能為這位世界級武打巨星提供一個像樣的地方展示其相關物品。而金庸先生和趙少昂教授,更是因相信政府能做好文化博物館,能好好保存文化,所以才慷慨地捐出自己珍藏(當中趙教授家人更是將他生前的書房,原裝捐贈,後於文化博物館原樣重置)。香港武俠電影、小說和嶺南派畫作的殿堂級人物,都不約而同相信香港文化博物館是會好好保存他們的心血,如今政府在未有任何妥善保存的計劃便預告「殺館」,令人感到政府對香港文化毫不尊重。

在這裡,我們要理解,一個「巨星偉人」就算有多偉大,其實都有其時限性。畢竟花無百日紅,由筆者叔父輩流行的歌星,或粵劇戲曲歷史人物,到金庸,李小龍,張國榮,梅艷芳,羅文等等的一代文人和天皇巨星,有一天都會變成「史前」人物(就算換成是今天的流行組合MIRROR、ERROR,其實都會有被人遺忘的一天)。而這就格外顯得「文化博物」的重要:有了交錯於時空限制,能共冶一爐的文化博物館,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對於傳承歷代的文化,實在很重要。因此甚至有人認為,殺館是帶有消滅香港文化的「政治任務」,令人有此憂慮,實在可悲。[5]

很多人喜歡引用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名言:「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汲取任何教訓。」但當我們站在歷史的轉折點,其實更應學習英國歷史學者卡爾的教誨:「歷史是現在與過去永無終止的對話。」歷史,不應只為勝利者書寫,更不應是人們永遠學不到的教訓。歷史,是現在與過去永無終止的對話,更應由親歷其境者去守護和傳承。

願我們都能將文化與博物活化,而不是「遺產」化。

 

*編者按,最新消息,政府有意保留香港文化博物館。[6]

 

參考書目:

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5.

Edward Hallett Carr and Richard J. Evans. What is History? 2nd ed.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1] 〈博物館的定義:從21世紀博物館的社會現象反思〉,「博物之島」,2020年2月15日,網站:https://museums.moc.gov.tw/Notice/ColumnDetail/d1901f45-a7b3-4d68-982b-c1e03c3470c6

[2] 〈博物館〉,「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2023年10月2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博物馆

[3] “The theme – Museums, Sustainability and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https://imd.icom.museum/international-museum-day-2023/the-theme-the-power-of-museums/.

[4] 陳葆琳:〈楊潤雄稱可另覓地建國家成就館 反駁「殺」文化館移除港文化說法〉,《香港01》,2023年12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970401/楊潤雄稱可另覓地建國家成就館-反駁-殺-文化館移除港文化說法

[5] 張仕仁:〈港科學館被迫遷、文化博物館被「殺館」 學者批「政治先行」〉,「自由亞洲電台」,2023年12月7日,網站: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htm/hk-museum-12072023060952.html

[6] 李先知:〈聞風筆動:國家成就館有着落 初步選址中環海濱〉,「明報新聞網」,2024年1月23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觀點/article/20240123/s00012/1705946664884/聞風筆動-國家成就館有着落-初步選址中環海濱-文-李先知

乾坤空,歲月去

林俊牧師 | 林俊牧師為法國圖盧茲城宣教士,他在堂會事奉崗位退休多年,之後任不同地方堂會短期宣教士及作推動宣教事工牧者。師母在2022年亦提早退休和牧師同行宣教。他們現於法國圖盧茲城Toulouse華人群體、與已工作超過十年的香港播道會宣教士同工配搭事奉。
18/01/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法國

天地的正氣像悄然退席,歲月也流逝得那麼理所當然。新舊歲交替之間,天災有中日印尼地震,人禍有俄烏、以哈戰爭持續,中東糾紛加入了黎巴嫩、伊朗及也門,亞洲又有台海、南北韓及中菲。而在新年伊始又知道了在香港一位我敬愛的老姊妹病逝,這樣的氛圍,用「新年快樂」來祝賀,心情有點矛盾。

明光社

但上帝給我安慰叫我得力。平安夜下午崇拜講完道後經過五個小時火車在深夜到達巴黎,第二天發現忘記帶每天必須吃的藥,但我要15天後才返回家,嘗試聯絡相熟的醫生處方,但她外遊了所以不能立即處理,而她開的舊藥方亦已過期,她便叫我快點找其他醫生。當天是聖誕節,不知哪裡找醫生幫助,而大部份藥房都放假了。我惟有在網上找藥房,用已過期及已曾使用的電子藥方去取藥,結果連醫生都認為解決不了的難題,藥房竟然幫我取得藥物。何等感恩!

這次到巴黎參加的聖誕福音營中,營舍是一個巴黎教會買下的城堡。看到一些營友在生命的徬徨中找到生命的勇氣、動力、使命及喜樂,縱然城堡的設備對營友來說有如身在曠野般不便,但營友間的互動友愛和參與的活動,仍然產生很多啟發的效果。逗留在巴黎的兩週,與新知舊雨的交流,也豐富了人生路。另外,參觀了一個按牧典禮,受按者是一位中年弟兄,並受差遣在巴黎的華人神學院中服侍,為上主的教會多了新力軍而興奮。按立牧師的教會,以巴黎教會規模而言,只算是中小型教會,本身已經有一位女牧師,現找到一位已接受神學造就並在神學院任職行政的弟兄,教會欣賞他的行政、講道和教導能力,在他義務兼任一年牧養工作後,就決定按立他成為牧師,並同時舉行差遣禮差他做本地宣教士,既在現職的神學院工作,也在教會兼任牧職。而這教會不單做本地宣教,也準備差派一姊妹到中東向當地人宣教。看到巴黎有如此國度視野的教會,真叫我異常興奮感恩。

請為圖盧茲的事工發展禱告,讓我們順利成立一間有宣教意識、能見證主、沒有詭詐的教會。在1月14日的主日,我們有一位姊妹受洗,她思考了很久才作此決定,為她的信心成長並願意洗禮而感恩。也求主帶領我們,讓申請簽證難題得解決,最起碼可順利逗留至今年。

機構策劃 教會牧養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18/01/2024

明光社自2020年開始服侍基層家庭,那時正值疫情嚴峻之時,估不到短短三年,我們已服侍超過600戶劏房及基層家庭。回想當年,當大家知道我們有感動在疫情之中服侍有需要的家庭,來自四方八面的物資、奉獻便齊集在明光社,等待向有需要的劏房戶派發,我們的會議室頓時變成了倉庫,為基層及時送上溫暖。

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及擺脫跨代貧窮,故舉辦各類補習班、興趣班,基層家庭不會因為家庭經濟狀況不佳,而失去課外學習的機會。此外,我們又與基層家庭一起戶外參觀、提供訓練機會等,基層的學童居住在狹小的空間,欠缺自信、眼界,我們希望能提高他們的閱歷及抗逆能力,透過親子的戶外活動,也能幫助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然而,我們所作的,並不只為填補他們物質的需要,這是短暫的補充劑。要他們擁有正向價值觀的人生,轉化他們的生命,我們希望最終他們能獲得心靈的富足,認識上帝,親自與祂建立關係,故此舉辦的活動,大部份都會與教會合作,期望我們的資源加上教會的牧養,可以讓他們感受耶穌基督的愛,決志信主,投入教會生活。在這數個月,我們分別與五間教會合作,安排劏房戶在居住附近的教會參加英文課程,我們負責策劃、提供一些資源,教會則負責牧養。其中一間教會,在課堂完成後,弟兄姐妹在開會後決定擔起服侍劏房戶的使命,讓這些家庭繼續留下,繼續被支援、牧養。在功成身退之時,感恩這班劏房戶可以繼續留給教會牧養、教導、關顧。這次的合作,不單幫助劏房家庭,更加喚起了部份教會關心基層服侍的心及燃起他們宣教的火熱,實在感恩。

劏房戶、基層家庭的需要及困難不會因為疫情的緩和而消失或減少,我們一直希望透過種種的途徑喚起社會的關注,盼望更多有心人能加入我們的行列,與基層家庭同行。然而,疫情過後,捐贈及奉獻逐漸減少,現時我們的劏房戶事工餘下的經費,只能維持大概六個月,若果再沒有新的捐贈來源,劏房戶的服侍將受到影響。

把握近在眼前的差傳機遇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2/01/2024

耶穌經常被人批評的是祂喜歡接觸一些主流社會認為身份低下、被人看不起、被人討厭的罪人、甚至人人避之則吉的病人,並且與他們一起吃喝聚會,當大家想起這些故事的時候,自然會想到稅吏、妓女和痲瘋病人等等。不過,若果大家想深一層,耶穌想提醒我們更重要的是不要自以為義、將自己看得比某類人高一等,以及將一些人拒於上帝恩典的大門之外,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資格決定誰人可以得救、誰人可以親近上帝、誰可回應上帝的呼召跟隨耶穌。

過去十年的社會運動,雖然激發起不少人對民主自由和公義的渴求,但同樣造就了一些偏激的思想,為了追求美好的目標而採取或容忍一些本來大家不接受的激烈手段,並將責任推卸給另一方,認為對方不仁所以我方可以不義。而更令人憂慮的是由此而來的社會撕裂,不少人由於在社會運動中曾經有過被對手以不同手法(不論是現實或網上)欺凌,心中積壓了無法宣洩的憤怒、甚至有創傷後遺症,已經將與自己不同政見的人完全對立起來,並且腦中不斷浮起一些令自己憤怒的畫面,再加上政府這幾年採取不少強硬和專權的手法,更令不少人感到政府得勢不饒人,根本無意修補撕裂,沒有最差、只有更差,要化解雙方的怨恨愈來愈難。令人遺憾的是不少基督徒亦無法倖免,深受這種因政見不同帶來撕裂的社會氛圍影響。

當政見凌駕信仰,其中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竟然以為自己有權否定一些與我們政見不同的弟兄姊妹的生命,甚至認為有些人不配獲得救恩。有些弟兄姊妹因為對中央、香港的施政和文化不滿,以至對內地同胞也有很大的抗拒,對服侍新來港人士的熱誠亦有所下降,令人惋惜;即使內地的宗教政策愈來愈緊,傳福音及宗教活動固然限制在教會的四面牆之內,信徒的未成年子女亦不能參與教會的活動(包括主日學),網上的福音信息亦受到嚴密的監控。在科技愈來愈進步的情況下,教會反而要走回頭路,透過中波、短波作電台廣播。不過,當上帝關上了一道門,祂亦很可能同時打開一扇窗,若果我們對同胞的福音工作、對未得之民的差傳工作有負擔,其實今時今日在香港便有大量的機會。

每年除了約有50,000人由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之外,截至11月,2023年透過各項吸納人才措施抵港的人士以及他們的家屬有近15萬,當然,他們還有一些不同的途徑來香港,大家現時在巴士、港鐵和街上經常可以聽到有人在說普通話便可見一斑。就算不用返內地,我們要向同胞傳福音毫不困難。以前有些弟兄姊妹覺得要返內地宣教很困難、也有很多擔憂,但今天機會就在我們面前,希望葉公好龍的故事不會出現在我們的教會,就是大家常常將向同胞傳福音掛在嘴邊,但當同胞真的站在我們面前,我們卻避之則吉!

不過,就算大家有負擔,當前的新移民事工和以前亦有很大的分別,因為受過高等教育來港的專業人士、以及在大學供讀學士、碩士、甚至博士課程的內地學生人數已愈來愈多,以前的新移民以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的婦女及她們的子女為主,因而教她們學習廣東話、融入香港社會、知道有哪些社區支援、以及為她們的子女補習等等的活動可能十分適合,但現在教會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滿足一些受過教育和生活條件較好的知識份子對信仰的好奇,這種好奇不單是頭腦知識上的,更重要的是生命和生活經歷上的見證。而且除了接受他人的服侍,其實他們亦會成為服侍其他新來港人士的最佳人選。對不少本來以中產為主的教會來說,要裝備弟兄姊妹作這方面的服侍是比較容易的,問題是弟兄姊妹是否看到這等待收成的莊稼,以及是否願意為了福音的需要而放下自己的政見和走出自己的安舒區,重新調整傳福音的策略。

我們要以宣教士的心態去面對今時今日的差傳機遇,作為宣教士的當然毋須完全認同當地的政治宗教及文化,例如到回教、佛教、或印度教的國家宣教,並不代表要認同當地的宗教,甚至有可能會違反當地某些限制傳福音的法律,我們不是要蓄意與當地政府對著幹,但要傳福音就要靈巧像蛇,只是謹記要純良著鴿子,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榜樣是要以愛勝過恨、要以善勝惡。我們沒有理由拒絕向我們不熟識、不喜歡、看不起的人傳福音,因為深信耶穌願意與所有被人輕看的人一同坐席,世上亦沒有基督的寶血不能遮蓋的罪人。希望我們不會成為福音書所描述的惡僕,自己被主人免了所有債,卻反過來逼其他欠自己債的人還錢,任何政見都不能凌駕神愛世人的心,作為忠心的管家,我們有責任主動了解身邊的鄰舍有甚麼需要,愈是艱難的歲月,我們愈需要保持單純的心。

無論是只會停留幾年的港漂、或是移民來港的同胞,他們剛到港的頭幾個月,是他們最需要支持、亦最願意接觸新朋友的時候,能夠把握這時機與他們建立關係,是讓他們能夠繼續參與聚會和探索信仰的有效方法,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我們作為基督徒的召命。

如何回應子女心底渴求的愛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2/01/2024

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渴望被愛、被接納、不想被人遺棄,當這些渴求長久得不到回應時,可能會令人變得缺乏自信和自尊,寧願把自己的感情隱藏起來,在人群中亦表現得退縮。作為父母,可以怎樣令孩子感覺得自己被愛呢?而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又可以怎樣回應提問,令孩子感受到自身的價值呢?本文將會探討一下這個課題。

孩子在尋找自己的價值
有些孩子會問父母充滿童真的問題,例如「我可愛些,還是貓可愛些?」「你喜歡陳小明多些,還是我多些?」若把這類提問圖像化,孩子把自己放在天秤的一端,另一端則放上他認為重要的事物,這樣的問題其實展現了「渴望得到認同」的需求。
這需求也標誌著孩子的成長,開始察覺「自己意識到的自己」和「被他人意識的自己」,[1] 孩子開始在意「其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呢?」「我的成績好嗎?成績不好的話,人們會怎樣看我啊?」父母既然是孩子心中重要的人,所說的話自然舉足輕重,請父母給予孩子肯定的回應:「在媽媽的心裡,你永遠比貓、比陳小明更可愛,因為你是我的寶貝,媽媽非常愛你!」

年紀愈細的孩子,對父母某些感受或意見愈敏感,愈容易感到父母是拿他們與其他人作比較。例如父母說:「志仔的數學考得不錯啊」,孩子對這話的解讀是「我的數學成績不夠好」。當父母讚美「小琳在運動會跑步項目得到冠軍,不錯啊」,孩子聽完後就莫名其妙的黑起臉來,晦氣地說:「哼,原來你更加喜歡小琳」,這些反應實在令父母感到相當錯愕。

那麼父母是否要避免對其他事物表現出欣賞和喜愛,唯獨對自己的孩子讚口不絕呢?當然不是。人與生俱來都喜愛美好的事物,而且懂得欣賞別人是建立人際關係的重要條件;若對孩子過度讚美,可能會產生其他問題,例如自大、自戀、嫉妒、猜忌,這類性格特質讓人敬而遠之,失去友誼。父母的言行舉止彷彿是一面鏡子,他們待人處事的方法往往會投射到孩子的身上。父母如能明白自己有獨特的價值,遇到美好的人和事物,也不會妄自菲薄或鬱鬱寡歡,可以敞開心扉去欣賞,這種寬廣的處世態度也會延續到孩子的身上。「重新去思考和明白自己是有價值的、是被愛的人」這種正面的想法,是需要慢慢在人的心裡培育,就算作為成年人,堅定如父母,有時也會因著比較衍生出負面情緒,甚至被它們佔據心頭,例如擔心、恐懼、自我懷疑等。舉例,我們看到別家的孩子品格和成績都不錯,可能就會懷疑自己是否合格的父母,為何自家的孩子不及別家的孩子;當老闆讚賞某同事的業績好,就會擔心自身表現是否達標。如此看來,這類負面的想法常存在人的心裡,只是成年人沒有如孩子般把不安的感覺直白地說出來。我們需要帶領孩子不斷地以愛人愛己的心去疏導負面的情緒,以美善的眼光去擊破謊言,慢慢學習怎樣在獨處時、在群體裡安然地自處。

父母的回應能讓孩子感受到接納
每個場景總有表現稍遜、未如理想的人,例如當孩子告訴你班上某同學考試低分,或某同學在班上出醜等瑣碎事,假若我們以為事不關己就不用勞心,不加思考就去回應,甚至取笑當事人,例如說他「很笨」、「很差」、「懶散」,他日自己的孩子遇上類似的處境時,這些負面的批評就會全部傾倒於孩子的心上。
其實我們又怎能知道別人的實際狀況,隨口說出惡意的話?這實在是對別人和自己都有損害。當我們用父母的心腸,以憐憫、包容的態度去接納當事人,再和孩子一起說說改善事件的方法,生活裡就會多一點愛心、少一點批評。

有些人得天獨厚,擁有許多令人羨慕的優點,例如吸引的外表、財富,但他們也會有孤單的時候;有些人成長於平凡的家庭,仍能為生活裡的小事感到滿足。如此看來,即使在不完美的客觀條件裡,人們仍可以選擇開心地生活,而當中的秘訣是「愛」。從來沒有人能看得見「愛」,但當大家彼此接納和珍惜,這就是「愛」的明證。既是為人父母,讓我們先用愛心去溫暖和接納自己的孩子,也用愛心去擁抱與孩子一起成長的群體,這樣「愛」就在我們當中了。

價值觀的傳遞以愛為基礎

美國有心理學家指出,人類的行為大都經由學習而來,個體自出生以後,就會不知不覺間學習、模仿別人的行為,[2] 這就解釋到為何以身作則的教導方法總是比較有效,因為孩子在模仿著父母的行為。不過,若要孩子依循父母的價值觀,這事情其實有前設,就是彼此的關係良好。一位從事家庭和兒童教育主題寫作的作家就提出,當孩子能在父母身邊感受到愛和信任,他們便會接受父母的價值;相反,假如父母對孩子過於嚴厲,孩子在父母身上學到的便是嚴厲的管教手法,而不是價值態度。[3] 身教雖然重要,但世上沒有完美的人,為人父母者再努力,也難免有缺點,不過只要願意學習、成長、突破自己和作出改變,抱持這種態度已經很好了。有人說親情與愛能令人變成更好的人,[4] 這的確很真實。


[1] 榎本博明:《人們為什麼想要被認可?》(承認欲求に振り回される人たち),駱香雅譯(新北:方舟文化/遠足文化,2022),頁91。

[2] 辰民爸爸:〈親子關係|為甚麼孩子一點也不像我?〉,正向家長學院,2023年9月6日,網站:https://www.healthymind.org.hk/2023/09/06/親子關係-|為甚麼孩子一點也不像我?/(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1月2日)。

[3] 〈如不能以身作則 再好的價值觀也只是空話〉,智富雜誌iMoney,2017年9月11日,網站:https://imoney.hket.com/article/1901092(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1月2日)。

[4] 〈【從心開始做父母】做父母犧牲太大? 找到平衡點得着比付出多〉,《香港01》,2019年7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446/從心開始做父母-做父母犧牲太大-找到平衡點得着比付出多(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1月2日)。

無意中的一件小事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3/12/2023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大約四年前吃了一個由超市買來的小小富士蘋果,它很好吃,其體積亦適合帶返公司或學校當零食,最重要還是它是有「核」的。試著將種子栽種,當時沒有帶著甚麼期望,只是順手撒了幾粒種子在土裡,結果很快就長了小幼苗,其中有些落在野兔的肚裡、有些遭暴風雪吹走了、有些則落在害蟲的肚裡,感恩最後有一株幼苗能茁壯成長。由於後園地方不大,眼見幼苗已不知不覺地長到約9尺高,為了給它更好的成長環境,於是輾轉送給一個剛剛由香港移民過來的家庭。早幾天前他們發來蘋果樹正式下土的相片,還特意告訴我們是刻意選擇在來美第一個感恩節那天做這件標誌工程呢!沒想到一粒小種子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有紀念價值的「小事」。

仔細回想,來美日子雖然不算長,但也無意中做過幾件小事。有一回,一位年過80歲的長者走進我們工作的單位裡,她說要坐一會。我們無意中給了她一杯暖水,她喝後便走了。隔天,她帶著一盒餅乾回來送給我們,多謝我們給她一杯水,因為那杯水幾乎救了她的命,她每次來訪時總是不停地訴說那杯水的事。沒想到一小杯水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化解危機的「小事」。

有一回,在一個福音聚會的前夕,我們遇到一位女士,她家裡是拜佛的。我們無意中邀請她參加福音聚會,沒想到她一口答應,她還在那次聚會中接受了耶穌。那位女士後來還返了教會,恆常出席聚會和受了洗,她還樂意錄製見證分享她的信主經歷。沒想到一個小小的邀請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改變生命的「小事」。

又有一回,我們剛剛買了一本靈修小品準備送給一位朋友,但在停車場裡卻看到一位吸煙的女士,不知道她是否在陶醉於脫離現實世界的遐想中,看著她吸著煙,卻木無表情。我們把那本靈修小品遞給她,她看著就接受了。不知道這次無意中的小轉贈又會否可以成為填滿她空洞心靈的一件「小事」。

雖然只是一件無意中做出來的小事,但對別人來說,它們卻可以成為一件「大事」。若然人人都有意無意地為別人做一件小事,累積起來會否成為有爆炸力和感染力的「大事」?有意或無意中行的一件小事又會否可以成為這個烽煙四起、瘟疫橫流、政經不穩、人心不安的亂世裡的一件「大事」?

縱然我們未必有能力或可即時改變想要改變的時局,但藉著「微小行動」或許能為施者受者帶來一絲溫暖、一點鼓勵、一刻愉悅。況且,「微小行動」成本不高,也不用大費周章,只需自然地活出本來已蘊藏在個體身上的良善就可以了。微小的良善做出來的小事,都可以有機會發酵成為對自己和對別人別具意義的大事。惟盼你我內心的良善不會因外在困窘環境而受壓抑,能在這動盪混亂的世代中喚醒彼此沉睡一時的善良。

香港教育究竟發生甚麼事?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28/11/2023

踏入2023學年,香港教育界實在風起雲湧。從大、中、小學,甚至到幼稚園,同一學年都發生了種種事件,由校內爭執,到被殺校,甚至賣校,有學校甚至要出動一人一萬元獎學金「搶學生」。

新聞日日新鮮,故事層出不窮。有人說,香港教育問題在於學童人數下跌,但其實這究竟是因?還是果?香港教育,究竟發生甚麼事?

香港教育制度,從來都是「贏在起跑線」:小朋友要考入心儀的幼兒班,幼稚園,才能有較高機會派到理想的小學和中學。以往名牌幼稚園「爭崩頭」的新聞時有所聞。然而一間創校已近60年的老牌幼稚園兼名校,卻宣佈在2024/25學年起停收幼兒班學生,在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校方指出停辦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學校入學人數持續下降,入讀新生「只有」300人(其實香港幼稚園很多都規模細小,全校也沒有300人),較以往每年的500人大幅減少;而同一時間,學校的目標客群:即年輕家庭移民成風。加上包括校監、校長、管理層等教職員團隊中,不少已屆或接近退休年齡,校方就乾脆決定停校罷了。

而學生不足的問題,其實一早已影響到小學層面。以往十多年,小學「縮班」和「殺校」已經時有所聞。在今年的「殺校」風潮中,位於香港老牌屋邨華富邨,幾乎由開邨以來已建校的天主教小學發出公告,因屋邨重建,和學齡人口呈結構性下跌,學校將會逐年停辦,學校由2024/25學年起停止收錄小一學生,直至2028/29學年結束後停止營運。當時教育局還只是輕描淡寫回應,表示會長遠規劃公營中小學學位供應,以「軟著陸」為目標,逐步有序調節學校數目。

但對於被「殺校」的一方,除了接受殘酷事實之外,還想繼續營運的,自然就會不斷努力掙扎爬到「死線」之上。位於長洲的一間教會小學,在新學年因小一收生人數只差一人,未達16人的「開班線」,因此在教育局的政策下,學校不能開辦小一班級。缺少同學入學,其實學校就像被判「死刑」。但學校不甘就此停辦,於是申請將小一轉以私立方式營辦,後來更出奇招搶人:表示「為鼓勵更多學童接受基督教以愛為中心的教育」,2024/25年度9月份入學的小一生,每人可以獲得由辦學團體提供10,000元「特別獎學金」。校方在公告中表示,除獎學金外,同學亦可以免費獲得六套校服、豁免書簿費及雜費等。在這奇招推出之後,社會議論紛紛,而教育局則指,根據《學校行政手冊》訂明,學校不應以金錢或物質吸引學生報讀或挽留學生,以維持學生的註冊人數。局方指出該種做法並不恰當亦不道德,但卻提不出更好解決問題的方法。

言猶在耳,殺校潮早已由小學蔓延到中學。港島灣仔半山另一間有64年歷史的老牌教會中學,辦學團體於2023年9月15日突然宣佈,已達成協議將其屬於私校的幼稚園及小學部,併入現時位於西九龍的私校香港道爾頓學校,而屬津校的中學部則於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然而這個類似殺校的「合併」,事前既未有對學校職員、家長進行諮詢,公佈時也引起巨大爭議。該校中學部的校長之後曾發聲明反駁辦學團體的停辦理由(如學校收生人數其實在持續上升,學校設施持續更新,反映沒有辦學團體所謂的財政困難),惟聲明在事後很快就從校網「被移除」。中學部的家教會主席力爭學校讓學生在原校完成中學課程,同學也拍攝影片,向行政長官李家超讀出公開信,希望當局能審視學校情況並給予新校舍;但通通不得要領。學生的影片上傳至社交媒體不足四天,與校長聲明一樣,又被下架。教育局則指,任何影響學生的學習和身心發展的舉動必須立刻制止,如果學校有管理不善的地方,教育局會嚴肅跟進。有立法會議員表示,辦學團體非因收生不足下交回辦學權罕見,辦學團體像從商業角度考慮學校營運,與教學倫理存在衝突。不幸地,由幼稚園、小學、中學的辦學爭議,愈演愈烈,及至大學層面,除了有自資院校收生不足的情況,連兩大龍頭名牌大學都出現辦學管理爭議,繼而爆出對管理層,和對校長發動「政變」,若是繼續說下去,像希伯來書作者所言,「時間就不夠了。」(來十一32)

誠然,香港人口下降,年輕家庭移民離港,都是導致縮班、殺校的近因。但若我們只問「病徵」,不問「病因」,以為靠著「輸入人口」就會解決問題,或是天真地以為人口會回流,那問題就只會繼續下去,病情也不會得到紓解。很可惜的是,香港教育,在回歸前後已經踏入不同的變革之中。歷經課程改革,會考變成DSE,加入國民教育科不果,到通識變成公社科,各種丕變之下,學校早已透不過氣。而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及疫情重創後,今日香港社會不少問題,在「國安法」、「被完善」的新形勢下,已變成難以啟齒。當政府給人的印象並不是立心解決問題,反而提出問題的人會因著不同理由被解決,一切,似乎都無話可說了。

同樣地,縮班、殺校,其實不只是發生在教會學校中。由官校,到其他辦學團體的津校也會遇上同樣情況。但我們都知道箴言二十二章6節的教導:「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會辦學,除了是營運一間學校,做好成績,成為名校,有好名聲(的確,由馬禮遜教育協會起,香港最早的教育工作就是由教會開始;而不論天主教還是基督教,基督信仰在中國,從來都有辦好學校的美好傳統),也是真真實實對信仰的實踐,和將使命傳承給下一代。這使教會辦學與一般學校營運(尤其對比一些以營利為目標的私立學校)有著不一樣的理念和價值觀。

可惜的是,若教會學校,不單不能持守應有的價值觀,反而變成「為營運而營運」、「為生存而生存」,要出盡奇招,甚至淪為商業計算,以「賣盤」來營運教學這門「生意」的話,不單招牌保不住,恐怕名聲也會賠上了。這不只是本末倒置,而是可惡和可憐。

耶路撒冷是聖地與和平之城嗎?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教授與課程主任。
21/11/2023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一些評論家認為以巴衝突是屬於政治鬥爭,但亦有論者認為宗教問題在雙方角力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筆者傾向後一種說法。

公元2000年7月11至15日,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邀請以色列總理巴拉克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到大衞營進行和平談判,本來當時的氣氛是充滿希望的,但最後談判破裂,三方都不歡而散。到底哪一方要為談判失敗負上最大責任呢?各方都有不同的版本, 這是典型的「羅生門」。根據克林頓的回憶,他三番四次游說阿拉法特讓步,他對阿拉法特說:「達成協議,建立一個國家,然後向前走!」但阿拉法特拒絕了所有方案,堅持要百分之百滿足自己的要求。阿拉法特曾經稱讚克林頓是偉人,克林頓冷然回答說:「 你令我變成了不是偉人!」克林頓的意思是:他原本以為自己可以令以巴和解而名垂千古,但結果功虧一簣。

左派與穆斯林一直認為美國偏袒以色列,克林頓的觀點當然會受到質疑。不過,文獻所顯示的客觀紀錄是可以翻查的,在談判過程中雙方都有爭持的地方,但最關鍵的一點是「聖城」耶路撒冷。 1988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宣告耶路撒冷是將來巴勒斯坦建國的首都。在公元2000年的談判過程中,阿拉法特曾經告誡他的代表團:耶路撒冷的聖殿山對他來說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故此寸步不能退讓。在談判期間,巴勒斯坦代表團要求對東耶路撒冷及聖地上的阿克薩清真寺和圓頂清真寺擁有全部主權。以色列提議巴勒斯坦人對聖殿山可以擁有監護權,但不是主權。2023年6月,新解密的檔案顯示,後來以色列原則上同意放棄對耶路撒冷舊城部份地區的主權,包括聖殿山的部份地區,但阿拉法特並不接受方案。

以色列國曾經建都於耶路撒冷,猶太人的聖殿亦曾經屹立於此;天主教亦曾經視耶路撒冷為聖地,原因十分簡單,這裡就是耶穌活動和創立基督信仰的地方。那麼,伊斯蘭將耶路撒冷歸為自己聖地的理據又是甚麼呢? 其實,《可蘭經》並未明確提及「耶路撒冷」,根據大英百科全書,在最早的伊斯蘭傳統中,穆罕默德被吉布里勒(Jibrīl)送到天堂;而另一個傳統則說,有一夜穆罕默德從麥加神遊到「最遠的禱告和敬拜之處」,伊斯蘭學者認為這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後來這兩個傳統逐漸合併:穆罕默德神遊到耶路撒冷,並且在這裡升天。

公元7世紀耶路撒冷被伊斯蘭佔領,中世紀時,天主教國家三番四次發起十字軍東征, 目的之一是希望奪回聖城耶路撒冷。在12世紀,十字軍終於攻佔耶路撒冷,宣佈建立拉丁耶路撒冷王國,並以此城為首都。然而,不到100年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將領薩拉丁重新奪回。1517年,耶路撒冷成為了鄂圖曼帝國的一部份,1917年一次大戰結束之後,鄂圖曼帝國土崩瓦解,耶路撒冷與巴勒斯坦交由英國托管。有趣的是,自1517至1917年這長達400年的時間裡面,儘管耶路撒冷由信奉伊斯蘭教的鄂圖曼帝國管治,歐洲國家卻對「聖地」失去興趣,英國是基督教國家,但沒有意思抓住機會,長駐所謂「聖地」, 即使英國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歷史深為人所詬病,但她自中東撤退是做對的。

其實,全能而無處不在的神,會否局限在某個特別的「聖地」呢?我不禁想起約翰福音記載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的對話:「婦人對他 (耶穌)說:『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敬拜神,你們倒說,應當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對她說:『婦人,你要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敬拜父,既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敬拜他。神是靈,所以敬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 這段對話的含意,應該是不言而喻。

諷刺的是,「耶路撒冷」 的字面意思是「和平之城」,這個名字是兩個詞的組合:「居住的地方」(*Yireh)與「平安」(Shalem)。 然而,只要耶路撒冷仍然被視為聖城,這將會繼續是戰爭之城,而不是和平之城。

*編者按:Yireh一詞,一般是指:提供、看見或發現

獻出自己的心臟吧!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1/11/2023

由2013年經歷了10年動畫化的時間,漫畫《進擊的巨人》最後一集已經在最近完成播映,結局也引發了坊間的討論,也可算是討論度高的一個動漫作品,當中蘊含許多需要深度探討的課題。其中討論得最多的,當然是有關存在意義、何為自由、種族仇恨等問題。故事的內容講述一個有巨人與人類的世界,而巨人與人類之間有壓倒勝的力量差距,巨人可以說是人類的天敵,所以人只能生活在城牆之內,這面牆分開了巨人和人類,而城牆內的人一直以為自己是世界僅存的人類。故事中的世界十分殘酷,也有很多令人難以想像的情節,可能上一幕大家激起鬥志,反抗巨人,下一幕便是屍橫遍地。不過隨著劇情的推進,故事所帶出來的謎團漸漸解開,觀眾後來才發現原來所謂的巨人本來也是普通人類,令人類變成巨人的情況是牆外世界的人一手造成,結局更加有許多令人震驚和精彩的部份。故此,筆者嘗試從中抽取一些課題討論一下。

存在的證明
死亡可以說是圍繞著整個故事,生命也一瞬即逝。所有對抗巨人的士兵,都會宣告「獻出自己的心臟」這句話,因為身邊同伴的死亡是常常發生的事,而人面對死亡都渴望「死」得有意義。每一次出征討伐巨人,士兵都預計自己會有很大機會死亡,甚至有些角色臨死前仍問自己的隊長:「請問我對這次行動有做出貢獻嗎?」而故事中被稱為最強戰鬥力的兵長里維亦有個習慣,就是每次都盡量收集同伴屍體衣服上的徽章,這是死去同伴存在過的證明,他認為只要這些逝去的人仍然存留在自己的記憶中,他們就能成為他的力量。他面對一個瀕死的士兵如此說:「你已經十分活躍了。然後……從今以後也會繼續活躍下去。因為你留下的意志將會賦予我『力量』。」故事中的女主角米卡莎,在初期以為男主角艾倫已經死去時,她一度失去意志而放棄對巨人的抵抗,後來她領悟到,自己需要活著,艾倫才能在她回憶中活著。

筆者不禁回想起神經學家Viktor Frankl在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提到,有一個患有嚴重抑鬱的老人家來尋求心理治療,老人家指出妻子過身已經兩年,但自己仍未能釋懷。Frankl則回應他:「那如果你先她而去,你太太在你死後還活著,那會怎麼樣呢?」老人回答:「那實在太可怕了,這樣的痛苦,她怎麼能夠承受得了呢?」Frankl回應道:「你看,她免除了這樣的痛苦,但是作為代價,就是你還活著,並且代替她陷入到當下的痛苦之中。」[1] 這揭示了人仍然能為亡者賦予意義,能在極度的痛苦中找到意義。

存在的意義不一定有偉大的作為,也可以是在人世間中體驗到愛或美好的事情。艾倫的哥哥吉克在過去一直認為一個肯花時間與自己玩耍的導師夏維爾,比自己爸爸更親密,更令他感受到愛,因為自己的爸爸只是不斷灌輸革命思想給一個需要童年的小孩子。而夏維爾會關心他,和他一起玩傳球遊戲,但他認為:「雖然丟球、傳球這些看似毫無意義的重複動作,但若然只是為了跟夏維爾玩傳球,要他再次出生也可以。」傳球遊戲本是並沒有特別意義,但當中能享受與重要的人一起歡笑,感受到他人的愛,這些美好時光亦足以支撐他的生命意義。但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被痛苦淹沒,忘記了自己或許也有與他人共度的美好時光,在不完美的情況下,其實生命亦存在成長的亮點。[2]

而Frankl亦指出:我們身邊的人與事可能會突然被奪去,變得一無所有,即使一切痛苦都是無法改變,一切悲傷都是註定的,一切反抗都是徒勞的,人類仍然有選擇用甚麼態度去面對眼前一切的自由,而這個自由,就是人類最終極的自由,是別人無法奪取的。[3] 就如二次大戰之中的猶太人,突然被所謂的「極端民族主義」奪取了親人、朋友、生活環境,但他們仍抱著再一次看到自己親人的盼望,也在集中營中利用自己的專長去幫助別人。而仍然被恐懼和絕望佔領的人,就只能如行屍走肉般等待死亡的來臨。

獻出自己的心臟
在《進擊的巨人》故事中,作為面對巨大威脅的士兵,一些人本著為國捐軀或希望為自己的家人獻上自己的性命來作戰,所以《進擊的巨人》之中的士兵都是以「獻上自己的心臟」作為宣告和敬禮。人在面對不同的環境,不同的經歷,都會造就一個人看見一些需要,而這個人會被眼前的需要牽動著,然後回應這些需要。例如德蘭修女看見許多貧窮人的困苦,看見貧窮人時,她覺得自己像看見了耶穌,故此她畢生投入關懷貧窮的工作;[4] Frankl則在集中營中看見有著人生意義的人與失去人生意義的人的分別,他其後發現人找到自己生命意義的重要性,故此他創立了「意義治療法」;在《進擊的巨人》中,一位爸爸為了守護自己的子女,決定不再怯懦,鼓起勇氣面對巨人,獻出自己的心臟參與作戰;在看似平凡的日子中,也可能會有一位少年在電視螢幕看見人口販賣的新聞,為他們感到痛苦,所以畢生參與反人口販賣組織的工作。

《進擊的巨人》裡有一個人物叫肯尼,在與兵長里維的交談當中指出:「人總需要沉醉於某些事物,才能夠活下去。」其實這句說話也沒有錯,若然正面地看待這句說話,大概意指:人需要找到自己願意花心機的事情,就是自己活著的理由。進一步推進的話,人若能找到願意「獻出自己心臟」的事情,再恐懼、再害怕、再痛苦的事情,也摧毀不到自己生存下去的意志。Frankl在他的著作中曾引用了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說話:「知道為甚麼而活的人,幾乎能承受任何痛苦。」[5] 而不明白為何而戰的人,往往都會成為逃兵,而在現實世界之中,找不到意義的人,便會輕視自己生命的價值。

從以上討論可見,《進擊的巨人》的故事脈絡帶出了,人面對極端的環境時,使人不得不談論存在價值。看見朋友、親人、同伴被殺,在這極度的痛苦下,可能自己在下一秒會倒在血泊之中,生命還有甚麼意義呢?可能我們往往也被痛苦和絕望佔據了我們的思緒,看不見人生中其實仍有許多美好的時光值得我們宣告:「可能我就是為這一刻而誕生於世界上。」你的人生有甚麼美好的時刻?又有甚麼值得你去追尋,可以令你「獻出自己的心臟」呢?


[1] Viktor E.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Boston: Beacon Press, 2006).

[2] 樹洞香港:《心理輔導入門課程:敘事治療與實踐》。

[3] 翰林小書僮:〈《活出意義來》讀後感:選擇面對苦難,是一個人的終極自由〉,關鍵評論,2021年2月20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4871(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1月14日)。

[4] 宋雲龍:〈《在窮人身上看見了耶穌》〉,喜樂少年,2012年11月25日,網址:https://jy.catholic.org.hk/archive/detail/775/?back=%2Farchive%2F%3Fsub_category%3D2%26page%3D111(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1月3日)。

[5] 許煌汶:〈《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醫院《活出意義來》〉,安寧照顧基金會,網址:https://www.hospice.org.tw/content/2506(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1月14日)。

戲劇隱喻與政治審查

歐陽家和 | 明光社特約撰稿員
20/11/2023

電視劇《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那年盛夏》)被形容為2023年的「神劇」,網民形容劇中大量「隱喻」令人聯想到疫情前的社會運動,之後引申出一種論調:今時今日再不能直接將自己的想法透過戲劇表達出來,因為太過高危,過不了政治審查,還要用各種方法曲線表達,大家「明就明」,一切「在心中」。

隱喻(metaphor)是一種修辭法,用暗示的方式,將一種事物比喻為另一種事物。或許在此用《那年盛夏》的劇名來解釋一下,有網民說劇名「綻放如花」那個「綻放」就是「爆頭」的意思,而「如花」就是指「爆到七彩」。於是「那年盛夏一班人爆頭死」就變成「綻放如花」。這是我們小時候學的基本修辭手法「比喻」,當中有本體(爆頭死)、喻體(綻放如花),如果是明喻,則會有喻詞。

隱喻作為一種修辭技巧,是將抽象的事物用一個具體化的方式說出來,當中亦牽涉到不同的感受。例如《那年盛夏》故事所用的,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生存遊戲加科技殺人的橋段,[1] 這類故事其實本身就是一個隱喻了,生存遊戲本身就是個喻體,觀眾討論的本體,就自然離不開日常生活中無可避免在工作上或者為求生存而互相較勁。故事發展下去,突如其來各種規則的出現,令當中不同的角色有所互動,表面合作的關係,但內裡卻是各懷鬼胎,甚至有更多人原來有另外的角色,被迫執行自己未必想執行的任務。整個故事就像一個隱喻了。

很多人說,自己很能投入故事中某個角色說過的某句對白。《那年盛夏》改編自網絡小說《已讀不回死全家》,所以有人企圖將兩者比較並做對照,試著找出不同社會事件下,創作人如何將故事改編,以加入更多元素,將故事更緊扣現實的社會狀況。[2] 觀眾不難發現故事中的一些對白,例如「我們是否有能力做到更多」、「若我們更團結,結果是否可以不一樣」、「中立不表態不行動者比對家更可惡」令人對應到現實中一些具體情況。可是故事同樣透過隱喻,滲透出各種的情緒,而透過故事的發展、人物角色,這些已經不只在告訴觀眾故事的推進,而是在挑動觀眾的情緒,叫他們去感受這些難以言說,抽象又難以表達的事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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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方面用這個方式去喚起觀眾的情緒,更重要的是它為觀眾的想法,設了一個框框。因為運用了隱喻手法,當中的特點是將一些創作人想表達的東西突顯出來,換言之,故事引申出來的情緒和想法,都是帶有特定的角度。例如這個故事本身的設定就是殺人遊戲,不跟遊戲規則就有人會死,而這件事是不能逆轉的。[3] 其實故事做了幾個設定,例如整個群體是學校的同學,他們之間會有怎樣的關係,老師和同學又有怎樣的關係,遊戲的規則和設定其實也是創作人對社會的一種想像。這種框框的設定,做得好有助觀眾思考,做得不好有時會影響觀眾的思考角度。

說白一點就是,故事中掌權的人和學生,必然是對抗關係嗎?同學之間如果合力無視規則又會怎樣呢?故事人物怎樣看規則這一回事?即使有規則又必定有不幸的事會發生,遊戲參與者是不是務必要跟隨規則?所謂的遊戲是不是就必然有輸贏?再退後一步問,「勝/敗」其實是否也只是一個隱喻?這些框架,觀眾很自然地視之為理所當然,但回心一想,這些也只是隱喻之下的一部份,或者只是故事的框架而已。

更有趣的是,在網絡世界中,大家往往將創作人可能沒有想到的部份,自己「腦補」下去,繼續延伸想像,於是在觀賞《那年盛夏》時,一些純粹推進故事的劇情,也可以被觀眾加入想像,成為「隱喻」的部份。當然,這可以被理解為創作人成功透過一個框架的設置令大家投入在劇情之中,如此才會有這麼多的互動,在作品與觀眾互動之下,作品會更加完整,觀眾的推演往往並不是在創作人預計之內,但有了這些推演,就更能令作品流傳下去。[4]

同時,正因為有不同「觀眾」,大家才會有不同的解讀,並出現了不同的想像和見解。誰都知道「故事內容純粹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但實際上當太多人的情緒同時被牽動到一個相同點時,那種共鳴容易令人產生疑心,這也是正常和合理,所以不少人常會擔心類似節目會否遭到非議和投訴。不過正如之前所言,不少所謂的寓意,往往是一種劇集與觀眾互動的行為。換句話說,如果觀眾未有經歷過某些事件,看這個故事就未必會受隱喻影響,產生某些特定的聯想,所以隱喻之所以成立,還是要建基於觀眾本身心存某些感受或者本體,兩者才能「聯結」起來。

如此,誰要攻擊故事隱喻,其實就是因他內心有一根刺。療傷,比還擊,似乎更重要吧。


[1] 查柏朗:〈《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革新港劇的美學取向〉,虛詞,2023年9月25日,網站:https://p-articles.com/critics/4054.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1月15日)。

[2] 查柏朗:〈《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從校園到社會的連結與盲點〉,虛詞,2023年10月3日,網站:https://p-articles.com/critics/4067.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1月15日)。

[3] 〈【#timable睇電視】ViuTV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 分析5個特別任務意味 一早暗示劇情走向〉,timable,2023年9月22日,網站:https://timable.com/blog/2338471(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1月15日)。

[4] 阿果:〈周日話題:《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鬼魅城市的前世今生〉,明報OL網,2023年9月24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30924/1695490139776/周日話題-《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鬼魅城市的前世今生(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1月15日)。

神學教育所為何事?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11/2023

過去幾年香港各間神學院報讀全時間課程,預備將來牧會的人數不斷減少,甚至「斷崖式下滑」,再加上近年教牧的退休和移民潮,未來香港1300多間教會在招聘教牧同工方面將會愈來愈困難。當愈來愈少信徒(特別是年青人)蒙召讀神學,教會愈來愈缺乏一些願意委身的傳道人,或者當社會面對很大的轉變和挑戰,不少牧者撇下自己的羊、放下了當初的召命,與其他憂心忡忡的港人一起遠走他方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問的是究竟神學教育出了甚麼問題?過去20、30年,我們的神學教育所培育的傳道人究竟能否應付香港教會的實際需要?

不少人批評神學教育的課程未能回應時代的需要,令傳道人無法掌握時代脈膊和信徒(特別是年青人)的需要,因此未能有效帶領會眾回應社會的問題,而在社會運動期間牧者亦沒有與前線的弟兄姊妹同行,令不少信徒(特別是年青人)因為對教會失望而離開堂會。另一方面,當社運走向愈來愈激烈的抗爭,前線的教牧雖然未必認同這種走勢,卻亦無法制止,最後,不少人(包括信徒)被拘捕、檢控、甚至要入獄,實在令人惋惜。而當政治環境變得嚴峻,一些曾經走得較前、想盡快以激烈的手段改變香港而不成功,對香港民主自由的前景感到悲觀的信徒、甚至教牧都紛紛離港,神學教育沒有給予他們的恐怕不是時代觸覺,而是對自己身處的城市和本身召命的那份熱愛、委身和承擔。我們不能不問的是教牧最重要的是帶領群羊跟隨社會政治的大趨勢,還是保護群羊免受豺狼攻擊,以及與面對困難和迷惘的羊群在風雨中同行呢?

個人認為,教牧之所以無法回應信徒的需要,其實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是社會的大環境變了,但神學院能夠裝備一個牧者的環境卻未能配合這種轉變,而且由於受裝備的時間亦太短,令神學教育的一些重要元素漸漸消失了。在上世紀70、80年代讀神學的,不少是受蓬勃的校園福音運動影響,年青人帶著很強的召命,以及得到教會的支持和祝福,讀完中學不久便進入神學院,作傳道、牧養信徒是他們明確的目標,而四年的神學教育可以較全面地讓他們受到聖經、神學、歷史、講道、牧養、聖樂等訓練,並有不少佈道、宣教和實習的機會,神學教育最重要的不單是吸收聖經和神學的知識,而是在生活中更深體會信仰的真義。

明光社

可惜,隨著時間的流逝,當神學生的學歷愈來愈高,他們不少是大學畢業後才入讀三年的道學碩士、或者兩年的基督教研究碩士,但他們在大學時的本科卻多數不是神學。在進神學院以後,由於基本的聖經、神學和教會歷史知識已佔去不少學分,能夠應用於佈道、護教、牧養和教會管理的學分還可以有多少?我們總不能訓練一些連基本的聖經和神學知識亦缺乏、全無基本堂會管理技巧的牧者去帶領堂會罷?若說再要花時間了解、關心和回應社會問題更談何容易!只要基礎神學教育仍維持在兩至三年的時間,神學生在學習上顧此失彼是必然的結果,不過,如果將課程延長至四年,又沒有堂會和弟兄姊妹大力支持和鼓勵的話,又有多少神學生願意花四年或更長的時間在神學院唸一個碩士學位呢?

此外,由於入讀神學時不少同學已結婚,配偶要工作、子女要上學,較難入住宿舍,而不少神學院缺乏地方,連未婚的同學亦只能走讀,但神學是生命影響生命的訓練,生活也就是神學和靈性培育的重要部份,當評估神學教育是否達標的重點只在課堂知識,缺少了許多生活細節上的磨練,也影響了如何將信仰落實到生活的反思。因此,無論神學課程如何改革,沒有足夠時間讓學生去浸淫,以及讓師生之間在生命上有更多的互相砥礪,便較難轉化神學生的氣質。讀神學最重要的不是修畢所有必修科目的學分,而是要讓生命改變,教牧最能影響羊群的不是單憑本身的神學知識和講道的恩賜,而是他們的生命,是他們怎樣關心會友、關心社會、怎樣至死忠心地委身於上帝對他們的呼召,並且在困難中不離不棄,這比起高言大智有力得多。神學訓練應該是一個讓神學生學會何謂道成肉身的過程,以至他們畢業後能夠成為一個願意與會友同行的牧者。神學生缺少與老師和同學共同生活的經歷,他們畢業後亦可能只成為一個聖經教師、講員、教會行政人員而不是牧者。

要補救神學課程時間不足,其中一個可行方法是將持續實習和進修列入課程要求之中,將修畢學分後的一年當作全時間實習,同學仍須進修一些應用性的科目,以及由導師督導其實習,而教會或基督教機構聘請這些神學生的時候,必須同時承諾讓他們在第一年繼續進修和參與神學院的指定活動,情況就像實習醫生和實習律師差不多,完成了這一年的全時間實習才可以正式畢業。神學生畢業後若果能有一些有經驗的牧者作教練、陪他們起碼多走一兩年則更理想。為了造就一個牧者,神學院、堂會或機構,以及神學生本身都要付上更大的代價。要求太多的確會令一些人卻步,但卻可以找出真正心志堅定的人,香港未來需要的是願意為天國事工而作出犧牲,與堂會和弟兄姊妹共渡難關的牧者。

另一方面,年青人不想讀神學,教會和年青人本身亦責無旁貸,大家有沒有真心誠意學習耶穌基督向世界宣告不受歡迎的訊息,以及用愛和犧牲,而不是仇恨和權力去改變他人的方式?神學教育的內涵不是由受眾來決定,而是訓練神學生明白受眾的處境,然後用受眾容易明白和接受的方式去牧養,因此,要改革神學教育,最重要的是回到最基本的生命影響生命,有願意委身的老師,也要有願意委身的學生,委身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放下自我,不跟隨權力、也不跟隨群眾,唯獨追隨基督。教牧既要關心社會,又不能被社會的議題牽著鼻子走,若教牧本身亦無法走出社會撕裂的漩渦,又如何可以幫助自己的羊走出漩渦呢?

最後,為甚麼愈來愈少人願意成為教牧,願意委身於教會的全職事奉?作為教會的長執亦應好好反思,究竟教會有沒有讓年青人覺得成為牧者或在基督教機構事奉是值得渴慕的美好工作,鼓勵他們接受裝備呢?若果牧者在堂會根本不受重視,沒有帶領的權柄,成為機構同工亦沒有得到教會的關心和支持,那麼大家可能羨慕做長執多於做牧者和同工呢!要培養一個願意委身的牧者,往往需要堂會和神學院共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