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單戰兢社關路

有人工智能（AI）公司把已故歌后鄧麗君化成AI虛擬版本，不單於一場合中再次唱出經典歌曲《我怎能離開你》，還能即時與人交談說笑，就如該公司主持人所說，所有都是實時作出互動，就像她本人仍在世界的另一端，活生生的透過螢光幕與另一邊的人在溝通。

透過輸入大數據，例如許多有關她的歌曲、說話聲線、動作形態，或生活日常的資訊，便可以將資訊轉化為AI故人，令喜歡她的人能隨時見到她的影像，這對歌迷們可能是一大喜訊。這種科技，如果用在一些知名人士或歷史人物身上，當人們進入系統，甚至在沉浸式的AR環境，就可以與AI故人「面對面」地相處、交流。這種透過科技的進步呈現的「真實感」，未來相信只會愈來愈「真」，就如他們沒有離開過一樣。對於學習和了解歷史，相信也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然而，曾有報道指內地有多家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讓客戶已逝世的親人「復活」，這種服務甚至成為了一種生意。客戶可以通過視頻給已故的母親打電話，並見到一個與逝者相似的影像接聽電話，然後客戶就可以與之交談。客戶只要能提供愈多的數據，公司就能製作到十分逼真的「AI 故人」，當然涉及的價格就會愈高。

筆者有點猶疑，這會否令一些人因著隨時可以與如此逼真的「故人」聯繫，並與其互動，而久久不能亦不用接受他／她其實已經真實地離開了人世？AI憑著大數據所生成出來的影像，又是否繼續在改變在世者的記憶？又會否有人利用這些模擬聲音及影像來進行詐騙，帶來更多社會問題？

有說，面對親人突如其來死亡，需要經歷「哀傷四階段」，即麻木階段、否認階段、抑鬱階段及接受階段，其過渡時間長短難料。但現在如依靠AI能重現親人，逝者恍如從沒離開過，這會是一種安慰，還是會變成一種依賴，令人久久不能接受及放下？

死亡對基督徒而言是止息勞苦，進入安息，亦讓信徒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及短暫的。然而，「AI再現故人」這種逼真的互動，可能真的叫人對逝者更留戀及難以釋懷，更難接受死亡這個現實了。

參考資料

〈AI鄧麗君現身 嘉賓點唱《我怎能離開你》〉。《大公報》。2024年7月25日。網站：https://www.takungpao.com.hk/finance/236131/2024/0725/994223.html。

藍骨。〈中國公司用生成式 AI「複製」故人　據稱半年已接 200單生意〉。unwire.hk。2023年9月14日。網站：https://unwire.hk/2023/09/14/ai-simulate-dead-people-china/fun-tech/。

〈利用AI復活死者畫面，去世母親脫離病痛30年後終於笑了...這技術卻意外引發爭議？〉。2024年7月18日。Japhub日本集合、Yahoo！集合。網站：https://hk.news.yahoo.com/%E5%88%A9%E7%94%A8ai%E5%BE%A9%E6%B4%BB%E6%AD%BB%E8%80%85%E7%95%AB%E9%9D%A2-%E5%8E%BB%E4%B8%96%E6%AF%8D%E8%A6%AA%E8%84%AB%E9%9B%A2%E7%97%85%E7%97%9B30%E5%B9%B4%E5%BE%8C%E7%B5%82%E6%96%BC%E7%AC%91%E4%BA%86-%E9%80%99%E6%8A%80%E8%A1%93%E5%8D%BB%E6%84%8F%E5%A4%96%E5%BC%95%E7%99%BC%E7%88%AD%E8%AD%B0-132108936.html。

多年以前曾經聽一名在教會和學校熱心服侍的校長說自己和太太都很忙碌，他的子女好像有父有母的孤兒一樣，最令我驚訝的不是他和太太這樣火熱事奉，而是他竟然覺得這樣做沒有問題，因為從他的語氣我感受到的是自豪多於自責。一直以來，「忙」似乎是華人教會的深層次文化，彷彿愈忙就愈忠心、愈屬靈，而愈忠心就應該愈忙，否則就是閒懶不結果子。難怪很多時都會聽到一些牧師和傳道人的子女說不喜歡教會、甚至討厭教會，因為教會令他們在成長時缺乏和父親或母親相處的時間，沒有機會享受正常的天倫之樂，他們深深感受到父母很關心其他人，但卻不關心自己！

除了教牧同工很忙碌之外，教會活動的安排往往也對家庭不友善，例如星期六、日會編排不少的聚會和會議，有些執事經常開會、甚至討論到半夜仍未有定案，而在公眾假期又會安排大大小小的活動或營會，務求令人覺得教會很興旺、弟兄姊妹很熱心，很多時這些活動都是分齡進行而不是以家庭為單位的，於是父母子女各有各的活動，就是沒有家庭一起的活動。

多年以前我擔任教會的執事，在聘請堂主任的時候，一位我們認為合適的人選在最後的面試時表示，由於一直以來他星期六的早上都會和太太一起飲茶行街拍拖，問我們可否逢星期六上午放假，我當時的回應是我認為沒有問題，只有某些特別的情況例外，就是喪禮和生死攸關的突發事件。其實要所有傳道同工每個星期六、日大部份時間都留在教會是沒有必要的，雖然星期六、日是最多不同年齡會友出現在教會的時候，但不代表所有同工都要全程在教會候命，讓會友可以即時找到教牧同工。更重要的是當會友有事需要同工關心的時候，是否知道可以找誰和如何聯絡，如果同工在平日去會友的工作地點與他們午膳、了解他們工作上的實際困難，可能更有意思。

此外，星期六上午、晚上和星期日下午，許多中小型堂會根本沒有甚麼活動，留在教會的會友亦未必很多，與幾十年前不少青少年在星期六、日好像以教會為家，經常留到晚上，趕也不願離開的情況已大大不同。就算萬一教會真的每星期都有聚會和活動，或是希望製造機會讓同工接觸會眾，同工亦可安排輪流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下午休息，讓他們陪伴家人，因為一般傳道人在星期一或二放假時，其他家人都要返工或返學，根本無法安排家庭活動，對促進家人的感情幫助不大。當教會和教牧強調重視婚姻和家庭的時候，不應該「講一套、做一套」，若果照顧家人和建立和諧的家庭關係、做好見證真的十分重要的話，教會為何不努力配合？若果這只是信徒而非教牧真正要努力實踐的話，是否代表教會領袖有雙重標準呢？

在香港這個生活指數甚高又繁忙的大都會，要找藉口不積極參與教會的聚會和事奉很容易，包括要供樓交租、供養父母、子女要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個人要不斷進修和補充平時的睡眠不足，因而未能經常參與聚會、無法十一奉獻等等，這都並非完全是藉口，而是生活逼人。教牧和會眾同樣面對這些困境，當教會要呼籲僱主善待僱員，在薪酬和工時上作出更合理的安排，並訂立家庭友善政策時，教會能否先以身作則？若教會不善待同工，又怎能理直氣壯地呼籲其他僱主那樣做，好讓弟兄姊妹有更大的空間照顧家庭和參與教會的聚會和事奉呢？

要改變一些對家庭不友善的文化，其中一個關鍵的角色是教會的長執，首先，大家不應再抱著忙碌等如熱心和忠心的想法，忠心是代表謹守崗位，努力回應上帝的召命，最重要的是事奉的態度而不是單以時間來衡量，在原定工作時間內盡忠職守，比起經常加班但態度懶散或效率不高，前者更有意思。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大家不應認為在教會服侍就理應接受人工低、工時長。若果教會因財力有限而只能付出較低工資，相信一些願意服侍而家庭經濟壓力較輕的同工是不會介意的，但如果教會明明有能力，卻不給予同工較合理的待遇，其實就是變相的剝削。

教會長執除了應該給予同工較合理的待遇，讓他們的家庭毋須憂柴憂米之外，亦應主動考慮讓同工有一個家庭友善的較彈性工作時間，以便他們可以照顧家人的不同需要，例如因應接送年幼子女而調整當值的時間，在星期六、日和長假期不要填滿各項教會活動，預留一些時間讓同工陪伴家人，更要為他們擋下一些會友的不合理要求，因為教會同工和長執應是一個團隊，會友不應期望所有事都「有大食大」，一定要見到牧師或堂主任出席才滿意，否則牧師單是出席婚禮喪禮和探訪已忙得不可開交，莫說陪伴家人，連預備講章亦可能會有困難。如果教會真的重視家庭，必然應該包括教牧、長執和同工的家庭，不應有差別對待。

一個為了教會而忽略自己家庭的牧者根本就是一個壞榜樣，若認為這樣才是自己追求的事奉態度，還是不要結婚較好，不過，就算不結婚也不要以忙碌為藉口而不照顧父母呀！

明光社於2024年5月3日舉辦了「勿將安慰變成二次傷害——如何與受苦者同行？」網上講座，並邀請了香港教牧督導及心理治療學會檢證院牧朱蕙碧博士擔任講員，分享如何合情合理地關心正在受苦的人，避免令安慰變成二次傷害。

朱博士在講座中分享了自身關心他人及被別人關心的經驗，以及兩個模擬個案的短片。她指出陪伴對每位受苦者都是重要的，同行者就像「樹窿」給予受苦者一個傾訴的機會，讓他們可以訴說自身經歷，抒發心中鬱結，令他們體會到自己並非獨自承受苦楚，以致情緒得以紓緩。

她又表示，每位受苦者其實都帶著自己的想法、態度、情感和意圖來到別人的面前分享自己的經歷，這也反映他們對這個人的信賴，作為弟兄姊妹，如果聽到別人訴苦時，需要以合宜的態度回應，包括予以尊重、接納、真誠和同理心，幫助受苦者盡訴心中情。透過聆聽他們的每一句說話、每一聲嘆息，安慰者可以明白和了解到他們身處的景況，並能在合適的時候提出合宜的建議。

最能讓受苦者感到安慰，莫過於有人能夠在情感上與他們連結，體會到被明白和被看見，這可以幫助他們的緊張、焦慮、不安或哀傷等等的情緒得以紓緩。朱博士指出安慰者的用心聆聽和同理回應，最能與受苦者連結；聆聽使安慰者正確地了解受苦者的處境和需要，同理回應則使受苦者感受到安慰者的體諒和支持，這些都可以幫助人有效地與受苦者同行。

朱博士認為有幾個因素妨礙人與受苦者同行。假如聆聽者被自己的問題所困，或對他人的問題認知不足，便會難以明白他人的困難，或者他傾向以教導和解決問題的方式關心他人，這會妨礙他有效地陪伴他人。還有移情作用，即聆聽者身邊有一個親近的人，此人與聆聽者的關係不佳，而受苦者與這個人很相似，聆聽者有可能會將受苦者當成這個親近的人，並投射了憤怒的情緒，以致不能聆聽其故事。最後，如果聆聽者不能守口如瓶，也大大降低他真實地與人同行的可能。

最後，朱博士提醒每位願意與人同行的有心人，不要忘記好好照顧自己，每人都有自己的需要，惟有好好地在上帝裡面安靜得力，照顧好自己身心需要，保持良好狀態，才能更好地與受苦者同行。

誠邀大家按此處，收看足本講座。

雞蛋除了可以孵出小雞，還可以為食用者帶來膽固醇，而膽固醇過高會導致心臟病，這些想法是從何而來？這並不是都市傳說，而是來自多年前外國專家的研究。1960年代，人們開始被告知，膽固醇異常可怕，因為膽固醇高的人，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亦高，一時間，雞蛋成為「壞蛋」，因為蛋黃含有大量的膽固醇。後來甚至有謠傳直指雞蛋不但會讓人提高19%患心血管疾病風險，亦會增加五倍患大腸癌風險、68%患糖尿病風險，81%患前列腺癌風險。[1] 雞蛋真的如此可惡嗎？或者說蛋黃中所含的膽固醇真的可惡嗎？而其他含豐富膽固醇的飽和脂肪也是如此可惡嗎？

出生於1904年的美國生物學家及生理學家Ancel Keys在1961年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Keys之所以成為封面人物，全因他當時提出了一套新的觀念：只要抵抗飽和脂肪便可以解決心臟病。[2] 此觀念建基於Keys發表的七個國家研究（Seven Countries Study），當中比對了來自芬蘭、希臘、意大利、日本、荷蘭、美國和南斯拉夫這七個國家，約13,000名中年男性的飲食、生活方式和冠心病發病率，研究發現飲食中包含飽和脂肪含量高食物的國家，例如美國和芬蘭，來自這些國家的人士，其血液膽固醇水平和心臟病死亡率亦會是最高。[3] Keys努力不懈地倡導脂肪導致心臟病的理論，並於1961年說服美國心臟協會（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發佈了美國首個針對飽和脂肪的指導方針，Keys當時極具影響力，對於任何的質疑，他亦會毫不留情地駁斥。[4] 當年美國心臟協會建議所有男性（隨後亦建議女性）減少飽和脂肪的攝取量，盡可能食用多元不飽和植物油，[5] 此舉不但影響美國，也影響了世界其他地方如何看待飽和脂肪與心臟病之間的關係。

由於Keys的講法被同儕廣泛接受，除了美國心臟協會，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領導層也同意Keys的講法，有了官方機構撐腰，於是乎很多對Keys觀點持相反意見的學者都拿不到研究經費，他們在專業領域裡不能更進一步，亦無法在研討會或期刊上發表文章，有40年之久，一些研究人員不打算發表與主流說法不同的研究結果。[6] 一項調查的結果反映了當時的情況。由NIH資助的明尼蘇達州冠狀動脈調查（Minnesota Coronary Survey），可算是有關飲食與心臟假說最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人員在4.5年內對9,057名男性和女性進行了測試，對照他們含有18%飽和脂肪的飲食與含有9%飽和脂肪的飲食，結果發現減少攝取飽和脂肪並沒有令心血管事件、心血管疾病導致死亡或總死亡率減少，但因為調查結果不符合主流的說法，足足等了16年，報告才得以發表。[7] 還有，2013年，在生物學家Christopher Ramsden的努力之下，一項60年代進行的隨機研究才得以「復活」，Ramsden把一項未經發表的悉尼飲食心臟研究（Sydney Diet Heart Study）重新分析，發現自願參與研究者以食用富含亞麻油酸的多元不飽和脂肪，代替大部份飽和脂肪，他們死於冠心病的風險會更高。[8]

雖然現今仍有研究指出減少攝取飽和脂肪可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9] 但從一開始，已有不少學者質疑Keys的七個國家研究，最常聽見的批評莫過於Keys只挑選了符合其研究結果的七個國家，以及歸納出飲食與疾病的關聯時其推論亦過於簡單，忽略了其他可能因素。[10] 踏入21世紀，有更多學者質疑Keys的研究，有人在2014年分析了78項研究，當中共牽涉65萬名參與研究者，結果發現「較低的飽和脂肪攝取量，和較高的多元不飽和脂肪攝取量，都不會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風險。」[11]

飽和脂肪並不可怕，可怕的其實是飽和脂肪中的壞膽固醇？一般人認識的膽固醇，有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及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前者常被稱為好膽固醇，後者則被稱為壞膽固醇。脂蛋白還有極低密度脂蛋白（VLDL）及中密度脂蛋白（IDL），這些被脂蛋白包著的膽固醇會在血液中流動，被運送至身體各處細胞或器官。[12] 人們一聽到膽固醇，尤其是壞膽固醇，便把它等同於危害身體的物質，其實膽固醇對人體來說非常重要。膽固醇能製造和修復新細胞、修復神經、合成類固醇激素（睪丸素、雌激素、皮質醇、DHEA、黃體酮）、製作維他命D、穩定細胞膜、調節體內平衡、改善記憶力、提高血清素（快樂荷爾蒙）、製造可乳化及消化脂肪的膽汁、預防出血性中風、提供抗氧化特性、保護身體的免疫系統。[13] 無論是低密度或高密度脂蛋白，它們本身都是人類的朋友而非敵人。

那麼，從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身上，發現那些依附在血管內壁上厚厚的脂蛋白又是怎麼一回事？介入心臟科醫生Nadir Ali指出，膽固醇來到血管中，其實只想治癒因發炎、高血壓、胰島素抵抗、代謝功能障礙而受損的血管，對他來說，膽固醇非但不是「放火者」，反而是「消防員」，只是大家看見災難現場，便以為問題是膽固醇引發。[14] 這樣說來，真正讓血管出現問題的不是脂蛋白及當中的膽固醇，而是基於其他原因。對此，有些同意膽固醇是「消防員」的研究員指出，與其擔心食物中的膽固醇含量，不如努力減輕身體炎症，例如留意烹調食物的方式。[15]

相信飽和脂肪與心血管疾病有關或無關的爭論，以及如何避免身體發炎有助維持身體健康的理論會持續下去。只要研究員沒有被收買或恐嚇，即使坊間充斥不同的研究結果或理論，都有助我們打破固有的觀念，從不同角度去理解同一事情，這絕對是好事。反而若果一個國家只顧推動重要部門，或專家愛吹捧單一研究結果，把相關研究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理論，令不符合主流的異見被消音，這才是壞事，因為這樣做違反了科學精神。科學精神重在探索和研究，而科學的進展則是一個不斷修正的過程。

2015年，美國聯邦政府的美國人飲食指南（Dietar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 DGA）取消了每日攝取不多於300毫克膳食膽固醇的建議，撤走建議是因為之前的說法欠缺科學上有效數字為證據，2020年至2025的DGA，亦延續了此做法。[16] 在美國心臟協會的網頁上，亦有一篇文章提到：「儘管飲食膽固醇曾被認為是導致心臟病的因素，但2019年的科學顧問稱，研究普遍不支持飲食膽固醇與心血管風險之間的關聯。」不過，文章還是提醒讀者不要因此便肆無忌憚地攝取高脂食物，另外，文章亦提到「最近，不斷累積的數據擴闊了研究人員的想法，令他們思考膳食膽固醇和雞蛋如何融入健康的飲食模式中。」、「2019年的科學諮詢稱，身體健康的人每天最多可以吃一整隻雞蛋或同等量的食物；鑑於營養價值和便利性，膽固醇水平佳的老年人可以選擇吃兩隻雞蛋」。[17] 該會的一個網頁上更有一段宣傳文字以「避免四個有關蛋白質的謬誤」（4 Protein Mistakes to Avoid）為標題，直言「雞蛋可以作為有益心臟健康飲食的一部份。每天享用一至兩顆雞蛋以攝取優質蛋白質。」[18]

如果大家覺得官方的修正還是較為保守的話，可以看看坊間的轉變，Keys在1961年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到了2014年，《時代》雜誌選擇了以牛油作為封面（牛油富含飽和脂肪，它可是Keys曾呼籲人減少攝取的），而在雜誌封面上，伴隨著一圈牛油出場的是一個大標題：「食牛油」，下面有一句句子：「科學家將脂肪視為敵人，為甚麼他們錯了？」[19] 對於破除膽固醇的迷思，亞洲的起步較遲，不過在台灣已有醫生表達了相關意見。[20]

普通人不是專家，看不明專家們的研究是否夠客觀或嚴謹，不過，不一致的研究結果可以教我們認識到，任何一個科學或醫學研究都並非真理，都有被推翻的可能，一方面，我們毋須為自己有別於主流的說法或做法而覺得自己一定是錯，我們仍可不斷學習和驗證有關講法。另一方面，我們亦要保持謙卑，知道自己的想法或會有一天被打破，因此亦不必過於堅持或執著自己的想法。美國已故的名醫William James Mayo曾說：「醫學的榮耀在於不斷前進，總是有許多的新知識需要我們去學習。」做學問如是，學做人，更是如此，作為信徒，更要學會不盲目跟從所謂權威，因為人的智慧其實十分有限，在大自然的奇妙創造面前實在需要十分謙卑。

	正生書院已完成了她的使命
	（時代論壇．12-6-2024）
	政府指若正生會保證銀行戶口解凍後資金用於書院運作 警方願意配合
	（無綫新聞 ．12-6-2024）

正生書院事件的發展，最令人痛心的是仍然留校的學生和老師的困境，以及對教會和慈善機構誠信造成的傷害。而身在海外的關鍵人士一直不願意對外界的質疑作任何公開及詳盡的回應，以及用之前的捐款協助學校解決財政困難，更令曾經因為受前校長的言行感動而捐款的各界人士十分氣憤，大家為了支持正生書院而捐出的款項，未經捐款人同意而將款項調往海外；而調撥的過程之中據說曾透過私人戶口轉款，這對於任何免稅慈善團體來說是絕不能接受、甚至是違法的行為，就算最終如數轉往海外另一些慈善團體，誰敢保證在調撥的過程之中，有關人士不會用作私人的周轉？而當中涉及的利息亦可能不少，但真實情況如何，公眾到如今仍是毫不知情。還有就是當正生書院陷入財困，老師多月未能支薪，為甚麼不將已調往海外的資金調回香港應急？作為前僱主、前上司對受影響同事的困境袖手旁觀是毫無道義的行為。若果調撥有甚麼重大的困難，亦應向公眾（特別是捐款人）作出解釋，所有捐款都不是機構負責人的私人財產，一切運用應與機構成立時的章程和捐款人指定的項目相關，並且要符合慈善團體的稅務條例，而個人的領受或良好的動機，並不是違反上述要求的合理原因，除非當事人是以個人的財產去開拓新的事工。

任何人（包括基督徒）若果有一些新的領受，想開設某些新的事工、甚至新的機構，都應該清楚向捐款人說明，並確保按照承諾辦事，不能簡單一句向神交代就可以蒙混過去，這是作為慈善團體負責人和基督徒應有的誠信，沒有誠信，過往一切做過的好事都會被質疑，因為別人無法知道你的內心，而只能以你的言行來評價你。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一子錯落盤皆落索，若當事人真的問心無愧，應盡快公開交代事件的詳細情況，並回應外界一直以來的種種質疑，以及向受影響的師生和捐款人道歉。雖然正生會前主席和一些前董事、以及正生書院前校長在整件事情的處理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亦充滿疑點，但同學和老師是無辜的，而正生書院服侍有需要同學的方式亦是十分獨特，暫時看不到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學校和方式，應盡快在全新的董事會帶領下，與之前受質疑的行為劃清界線，解凍有關的戶口，令學校可以按照過往的方針，公開及透明地繼續運作，也讓公眾可以仔細觀察，以恢復公眾的信心，一切應以學生的利益為大前提。

筆者在台灣的教會曾經全職及義務事奉過一段日子，現在已辭去全職的事奉。作一個自由人，某程度上是對教會制度的失望，也發現很難融入台灣教會的文化。在台灣，教會的傳道人／牧師類似是廟祝一樣，基本上不需要講甚麼呼召、Mission和Passion，只要你「人在」就可以了，因為在台灣，基督教尚不算普遍，根據2022年台灣教會報告，全台共4,714間堂會，而全台立案廟宇的數目則有12,284間，是基督教會的2.6倍。受到廟宇文化的影響，台灣的人普遍信了主後多多少少仍會帶著民間信仰的模式，每星期到教會對很多人來說是「例行公事」，有事找牧師／傳道禱告祝福，無事安然工作在家帶小孩。信仰無疑是與宗教相似，而在台灣教會，教牧很少為著開拓福音事工而作些事情，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不乏是人口老化；教會的內容了無新意；小孩都是跟家人回教會，連為甚麼受洗都不清楚，反正阿公阿嬤叫我洗就洗；教牧只循固有的體制傳統來運作教會。對於信徒真實生命的難處、信仰能否與生活整合、全人的信仰生命有沒有成長，這幾方面根本毫無突破，這樣的台灣教會真的很難發展和傳承福音。

筆者本身是做青少年事工，然而，眼見台灣教會對於青少年事工的牧養只遵從傳統文化，讀經、祈禱、主日崇拜，然後呢？沒有了。對於青少年人的問題和本身的遭遇困難，只用一句：禱告就是了！沒有真正的了解生命和觸動生命，某程度上是因為傳道牧者不知道如何與他們「同行」，只知道「教導」。對於後現代的青少年來說，他們最不需要的是教導，最憎惡的也是教導，他們需要的是同行者，需要在他們受傷、困難和掙扎中，有人與他們同行。他們所認識的、頭腦上認知的都有很多，所欠缺的卻是信仰的實踐。筆者很欣賞盧雲在《喧囂中的寧靜：來自沙漠教父的心靈智慧》一書中提到：「我們的世界，是個喜歡『大』的世界。但是靈性生命的成長，往往卻從『小』開始，小動作、小細節、小念頭、小關懷，都是培育靈性花朵綻放的契機。」台灣牧師或教會欠缺的就是這些「小」，卻因而失「大」。

這種「因小失大」的台灣教會文化令筆者想起神學家祈克果的話，祈克果認為：「所謂的世俗化就是指『順從』，重視身邊的群眾，忙於世間的各種事務，跟隨世俗的智慧，卻忘了自己的本質，忘記了自己的名字，不相信自己，認為不應該做自己，於是選擇較為容易和安全的途徑：成為像其他人一樣，成為一個同樣的樣版，一個數字，跟從群眾。」台灣教會的順從體制，正正就是世俗化的行徑，這只會讓教會愈來愈萎縮。曾經筆者也是從屬於體制之內，失卻了信仰的獨立性，然而，筆者的丈夫卻在行動和文字中再次提醒筆者：基督的信仰是有其絕對的獨特性，而遠離普遍性。就好像「刺鳥」與「旅鼠」，前者是幻想生物，一生在尋找最尖銳和最長的荊棘，讓它往心臟刺入以唱出一生唯一一次讓神也動容的歌聲。後者是實際生物，因容易繁殖導致數目過剩，牠們會自發的集體遷移，也會因為錯誤的判斷湧入海岸集體死亡。這與祈克果認為信仰的獨特性就是基督教的定規相似。因此，他認為罪也是屬於獨特性的範疇，因為基督教將每一個人都看為一個獨立個體和一個獨立的罪人。

教會的每一個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我們這些微「小」的罪人，不是為了盲從教會的體制，認同教會的制度文化，乃是要在神裡面找到和堅持自己的獨特性，才不會迷失，和做到真正的自己。這也是牧者應該要看到和應該要做到的事情，不是為了作個像廟祝的傳道者，只顧打理教會的日常，而傳道者也需要幫助信徒在生命中找到他們的獨特性，並予以牧養。如果傳道者只會跟從體制，為做而做，只會隨流失去，也會令教會萎縮，失去這一代的年輕人。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鑲在銀器上。」

（箴言25：11《環球聖經譯本》）

每逢考試，不少家長都認真陪伴子女溫習，部分家長更認為分數是反映了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因此更緊張。到底家長應該如何對孩子的成績表作合宜的回應呢？本文邀請了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梁家揚博士為大家講解。

表達不同的情緒和感受

不論是家長或孩子，可能會為考得的成績有不同的情緒，包括雀躍、焦慮、擔心等。梁家揚博士認為，人有情緒反應是非常正常。當成績理想時，家長能夠坦率地表達喜悅；當孩子的成績未如理想，家長可以示範給孩子看，應該如何面對焦慮，例如邀請孩子一起深呼吸、靜觀、聽放鬆音樂或慢跑，都有助於降低身體和情緒緊張。

家長與子女建立開放、尊重和支持的溝通至關重要。家長可以問孩子：「今次考到這個分數，你覺得如何啊？有甚麼困難或挑戰嗎？」有時家長覺得分數已不錯，但孩子卻不大滿意，這樣的對話可以幫助家長更具體地理解孩子的處境和感受，建立更強大的親子連結。若家長或孩子感到情緒壓力過大，無法有效調節，或者需要更深入的指導，尋求專業心理諮詢可能是一個好選擇。

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

對於成績優異、名列前茅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幫助孩子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目標，例如課外活動或社會服務，在其他領域繼續發展技能，不但能建立自信心和與人相處的技巧，更能避免孩子因為考試高分、毫無對手而變得驕傲。另一方面，有部分學業成績一直表現優異的孩子，他們的焦慮感可能會很大，反映在考試時身體出現不適，例如頭暈、肚痛。孩子若有其他挑戰目標，就可避免只把成就局限於學業分數，造成過大的壓力。

合理可實現的學業目標

至於成績稍差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和孩子一起設定合理可實現的目標。例如孩子今次考得30分，卻把目標定為90分；這可能是家長的期盼，但對孩子來說，卻是遙不可及，無法成為孩子的目標。若把目標定為40分，雖然仍未合格，這個目標對孩子來說實在也不容易，卻是合理可行。當孩子達成目標後，家長可鼓勵孩子思考「你做了甚麼特別的事令成績提升了10分啊？」例如平日回家有溫習、預習，今次考試有提早溫習等等，引導孩子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溫習方法，也能建立孩子自我反思的能力，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各種成長挑戰。

就算成績非常不理想，家長絕對不可貶低、批評孩子的人格或能力，或使用極端說話來發洩，例如「死蠢」、「你的成績永遠都是這麼差的了」、「你從來都沒有做得好」。這類說話會令孩子感到挫折和無助，失去學習的動力。梁博士邀請家長讓孩子表達想法和感受，例如引導孩子回想考得不錯分數時所用的溫習方法、幫助孩子找出失去溫習動力的原因，例如父母爭執、與同學吵架、學習內容太深等。孩子成績欠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透過親子之間的深入對話，有望能夠找出隱藏的問題。

家長需欣賞孩子的努力

無論孩子考取了甚麼分數，或是成績優秀，或是成績稍遜，甚至自貶「我樣樣都做不好」的孩子，家長都需要稱讚和肯定孩子在學習過程的付出，而不僅僅注意分數或等級。假若孩子每一次收到成績表，也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一無是處、時常犯錯，這很容易擊倒孩子的自尊心。梁博士解釋，試卷上的分數都是孩子準確地答對問題、一分一分爭取得來的，家長的眼光需要轉為欣賞孩子的努力，而非為了「未得到的分數」審問原因。

當家長和孩子一起檢視答題所犯的小錯誤，家長有時可與孩子站在同一陣線，鼓勵孩子「這題我也可能會和你一樣，都答錯啊！」如果孩子因過去的失敗而意志消沉，不論任何階段，家長也可用愛和關心，設立合理可行的目標，以欣賞的眼光看待孩子的努力，幫助孩子慢慢地重建自信。

其實人生階段有不同類型的「成績表」，例如老闆在工作上給予的評價、夫妻對彼此的期望、旁人對家長養兒育女的看法等。我們都希望別人不要只挑剔我們的錯失，也渴望別人能認同和欣賞我們的付出和努力。讓我們以同樣的眼光來欣賞孩子，熱切地期待他們每一個微小而重要的進步。

小學校長對家長的話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黃靜雯校長：成績表是簡單的一覽表，透過每學期或每年的情況比較，反映學生的校園生活及學業情況。除了各科目成積及名次，成績表也包括了出勤記錄、老師評語、操行等級、獎懲記錄及課外活動記錄等。家長平日可多與老師溝通，老師能觀察到其子女在學校的表現，家長可以多問有關孩子上課態度、與人相處、禮貌及溝通能力方面的表現，多角度了解子女的成長需要。黃校長特別強調，家長需要以平常心去解讀老師的意見，也不宜將孩子與他人比較，應從縱向角度分析孩子在學習態度方面是否有進步或退步，因為品格培育才是孩子成長的關鍵。

早前在台灣，新任總統賴清德在其就職演說當中，強調了「兩岸互不隸屬」，引起內地的不滿。中國大陸官媒央視新聞在該演說結束後，便於微博反擊賴清德的言論，指：「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也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國家」，後來不少台灣的歌手紛紛轉載央視新聞的帖文，歌手蘇見信也於微博發帖支持統一。而台灣著名樂隊五月天於北京鳥巢開演唱會時，主音阿信在現場表態說：「我們中國人」，五月天表態後，facebook現了一位自稱是五月天忠實粉絲的網民寫了一封「分手信」，表示對五月天感到失望，又提到自己對樂隊的投入程度曾經非常瘋狂。可見歌手表態一事，破碎了一些粉絲的心。

其實，一位歌手之所以會吸引人，除了其唱功之外，其展現出來的氣質、言論、行為、價值觀以及在歌詞表達出來的信念都可能會成為粉絲欣賞他們的元素。歌迷對其支持的歌手、甚或偶像有期望是很自然的，試想像一下，一個歌手就算唱功了得，但到處生事，如吸毒、打架等等，相信也不會有太多人喜歡他，而事實上也有不少歌手發生過類似的情況，結果大大影響了他們的演藝生涯。五月天向來給予人的印象都是青春、夢想、熱血、革命，這些都是從他們的說話、歌詞中看得見的，不少粉絲也會對他們產生一定的期望。若然他們說一些話或做一些事與其一貫形象相違背，這些粉絲自然會感到失望。至於他們為何說這樣的話，表這樣的態，大家未必能知道確實的原因，也不能一概而論地說是政治或利益輸送問題，真正的答案，恐怕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近年一些歌迷、網民、甚至政黨人士和官員，很喜歡逼人表態，其實，作為歌手、藝人，有時對政治未必有深入的了解，亦不擅長面對波譎雲詭的政治世界，而且不少問題有時亦不一定是非黑即白，豈能在台上三言兩語便可以說得清楚。在當前欠缺包容、立場尖銳地對立的政治生態，對許多不擅長政治論述的藝人來說，其實是一個令人太沉重的挑戰，一不小心、粉身碎骨，何必逼他們作政治表態呢？將政治強加於文化、藝術、電影、體育和宗教等等的領域，其實並非好事，請不要將舞台變成批鬥場，在不包容的政治氛圍之中，有時毋須表態對大家都是一件好事。大家喜歡一個藝人，不代表一定要認同他／她對每一件事的看法。正如大家不會喜歡聽一些政客和官員在大家面前搶著拿咪獻唱（其實是獻醜）一樣。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早前網上瘋傳中學籃球教練與女學生的私密照片，警方表示在發現有關帖文後已即時安排刪除帖文，並將案件暫列作「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處理，但仍有市民不理會警方的警告，在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工具的群組分享那些相片。 

這次事件令網民重提2008年「藝人私密照事件」的朋友論，當時網絡瘋傳幾位藝人的祼照，有警方代表在記者會解釋法例時表示，向朋友分享色情相片並沒有觸犯法例，引來一眾網民都以「朋友」相稱。事隔10多年，時至今日仍有人認為與「朋友」分享籃球教練與女學生的私密照片也不會違犯法例，但其實「藝人私密照事件」和「籃球教練事件」所牽涉的法例是有所不同的。

「藝人私密照事件」涉及的法例是《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中的「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罪，條例列明發佈淫褻物品屬犯罪行為，而相關的藝人裸照屬於淫褻物品，因此一旦發佈便會觸犯法例，發佈淫褻物品的最高刑罰是監禁三年及罰款100萬元。警方在記者會提及的「朋友論」是解釋發佈的定義，發佈是指向公眾人士分享照片，而不是朋友間私下的分享。警方當時也有補充說明，指絕大部份的網民都不會被理解為朋友，因此在網上分享藝人裸照有機會觸犯「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的條例，只是一眾網民斷章取義地理解警方的說法。

這次「籃球教練事件」涉及的法例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私密影像是指顯示露出或僅有內衣遮蔽的個人私密部位，即能看到個人的生殖器官、臀部、肛門範圍或胸部的影像，或進行私密作為如性行為的影像。簡單來說，即是不理會當事人是否同意，而發佈其內衣照、裸照、進行性行為時的影像就是違法，最高刑罰是監禁五年。所以在網上分享籃球教練與女學生的私密照片，無論是令照片外洩的人，還是抱著「食花生」心態與人分享照片的網民，都一律觸犯了「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而此條例中「發佈」的定義，是否與「禁止發佈淫褻物品」條例中的「發佈」一樣，不包括朋友間私下的分享呢？這點現時難以確定，但如果按立法原意，筆者估計與朋友分享也有好大機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禁止發佈淫褻物品」和「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的分別在於當事人是否同意和影像性質的不同。「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罪不會考慮當事人是否同意，只要是「淫褻物品」就一律禁止發佈，即當事人自願發佈自己的「淫褻物品」也會觸犯法例，而物品是否屬於淫褻一般皆由淫褻物品審裁處來評定，按過去的評定標準，展露男女性器官交合的影像都會被評定為「淫褻物品」，一旦發佈便會觸犯法例。

「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則會考慮當事人是否同意發佈，而私密影像不一定是裸露，也包括僅有內衣遮蔽個人私密部位的影像，所以私密影像有可能屬於《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中第一類「既非淫褻亦非不雅」的物品。雖然第一類物品可以供人自由發佈，但只要它屬於私密影像，就必須得到當事人同意才可發佈，如果有人在不理會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下發佈私密影像，就是違法行為。

而2008年「藝人私密照事件」中遭發佈的相片其實也屬於私密影像，但因政府在2021年才實施「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因此當時只可用「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罪來處理。但如果現在有人發佈當年藝人的私密相片，則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這次的「籃球教練事件」也引來網絡上熱烈討論應否拍攝「私密影像」，網上有人提出「不影就不會流出」，認為影裸照與相片流出是有因果關係，但這類言論亦隨即被其他網民反駁，指有關言論是在怪責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其實事件已經發生，當事人是受害者，事後才「提醒」當事人不應拍攝「私密影像」，只會令相關人士感到更大的壓力，對事件也毫無幫助。

不過類似事件的出現，其實也能讓公眾意識到拍攝「私密影像」的危機。「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的人是罔顧他人感受和侵犯他人私隱的行為，絕對應該面對法律的制裁，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學習保護自己，了解拍攝私密影像可能引發的後果，避免將自己放在危險之中。

當私密影像一出現，就已存在外洩的風險。不讓自己的私密影像出現，是防止私密影像外洩最好的方法。

資料庫

背負污名令私密照受害人不願求助

未經同意下拍攝或分享別人的私密影像，會對當事人構成莫大傷害，《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第五版的修訂版，已將有關傷害歸納為性侵創傷，有臨床心理學家就指出，性侵犯不只限於身體上的性侵害，還包括情感傷害，所指的是當事人的深層私隱被侵犯，感到羞恥，面對社會的輿論壓力，被污名化等。[1] 另外，在外國亦有研究指出，即使明知當事人不願意公開自己的私密影像，但第三方收看者普遍不會因此為受害人辯護，相反，即使對收看影片感到掙扎，他們都會裝作沒有問題，並隱藏內心的爭戰，而收看者這類表現，會助長公開他人私密影像的行為。而對於受害人來說，裸照或半裸照外流會令他們背負污名，承受外間批評，亦會令他們不願去求助，甚至怪責自己。[2]

香港推行生死教育的情況，與台灣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離。為何生死教育如此重要？據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稱，台灣因為有推行各種生死教育的課程，結果自殺率曾經減低了，成效有目共睹。然而，香港自殺的新聞近期卻此起彼落，聞者惋惜。台灣的生死教育有哪些例子可以成為香港的借鏡，如何可以有效教導人們珍惜生命，活出正向人生呢？明光社於2024年3月26日晚上舉辦了網上專題講座「生與死的邊緣」，並邀請了黃民牧師來講解。

重視生死教育

黃牧師認為，香港雖然有推行生死教育的課程，但形式十分片面，並不是整體性的。生死教育在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做得較好，然而這個題目並不是學校的主要科目，推行有限，情況並不理想。參考台灣，無論在小學、中學、大學，都有生命教育、生死教育的課程，學生在成長過程一定會在教科書上獲得相關的知識，他們會接觸過重視生命、情緒支援及靈性關注等內容。由於其關注度、重視度十分高，值得香港學習。現在，香港只有一些志願機構有限度地推行生死教育，內容也十分簡單，此外，大學也偶然會有一些相關的課程，但不普遍；然而在台灣，他們已開辦生死教育的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可見其重視度十分高。

生死教育研討會

台灣中、小學的老師經常會舉辦全台灣的生死教育研討會，分享在學校推動生死教育的個案，黃牧師也曾聽過他們的匯報，驚嘆他們願意在人力、物力、資源等方面付出，也花了很多時間去做，以完成一個有深度的生死教育計劃，事後更有成效及評估，十分認真。這些計劃的目的是要幫助學生處理情緒、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提升人際關係等。在這個情況下，社會的整體氣氛不再一樣，據黃牧師的觀察，感到學生的個人品格提升了，市民也較有禮貌、積極等，這可歸功於他們從小就願意談人生，談死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生死教育課程

他又舉例指，在台灣的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會安排學生睡在不同的棺材上，讓他們體驗死亡，課程計劃有整套設計，如事前講解、看影片、寫遺書，然後親自讀出遺書，開始準備死亡時的心理質素。代入其中後，參加課程的學生開始會想臨終前的掛慮、真情流露說出心底的說話等。儘管同學當中也有富經驗的醫護人員，但當他們睡在棺材的那一刻，都有重生的感覺，因為他們感受到生命的可貴，並懂得珍惜生命，才明白當生命去到最後的一刻，甚麼是最不捨，最掛心的，再重新反省生命。黃牧師體會到，課程完結後，這些課程的影響力不會短時間就減退，而是會栽種在學生的心裡，甚至影響他們的一生。

死亡咖啡館

不只是以研討會、課堂形式去談生死，台灣亦有死亡咖啡館，可以一邊飲咖啡一邊探討人生、生死、自殺、臨終等不同的題目。死亡咖啡館由一位生死教育工作者引進台灣，後來她又籌組了「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期望不用課堂而是用優閒的形式來討論這些話題，令生死教育貼近地面，易於與人分享和與大眾互動。咖啡館在近10年來已在台灣舉辦超過400場與談論生死有關的活動，由台北開始推展到整個台灣，總共有30,000人次參加，年齡由8歲到90歲都有，目的是推動民間談論生死，籌辦得十分成功。

與學童談死亡

黃牧師認為我們應該開放地談死亡，他說：「不是我們多說死亡，我們便會即時死亡。有生就會有死，所以我們兩方面都要關注，不可只談生，不談死。」故此，他認為人要活在當下，為了生活，便要更加珍惜生命，更加關心身邊的人。有一天，當我們離開世界時，若能貢獻一生給社會，那便沒有遺憾，沒有浪費一生。生命是有期限的，故此我們要教學童珍惜生命，並要與他們一起談死。很多家長忌諱與學童談生死，然而黃牧師認為儘管家長不提及，學童總會在不同的途徑，如在新聞上接觸到，這是不能逃避的題目。由於小朋友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死亡的話題，而死亡亦是人生的一部份，總有一天會來，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他鼓勵家長不應太害怕與小朋友談死亡，建議家長可以用一些另類的方法與小朋友談生死，如繪畫、繪本、短片或用家中的寵物作為話題，以建立正確的生命觀，令他們的人生更堅強。

若果面對認識的人自殺，黃牧師稱：「家長可從正面的態度教學童，要珍惜生命。若然自殺死了，就不會再見到家人，而家人亦會很傷心、痛苦、內疚。」他認為這是一個學習死亡的時機，並建議應與學童談自殺的後果。最後，他總結說：「死亡是必經的，我們應處之泰然，內心要培養正確的價值觀、生命觀，並要訓練抗逆力，在我們經歷苦難時也可以變得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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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選擇金色頭髮藍眼睛，擁有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血統的Bernie好，還是選擇棕色頭髮，擁有多明尼加及葡萄牙血統的Norbert好，[1] 等一等，似乎不知道他們的身高體重，不如打開另一網頁看看，嘩，六呎高170磅的Shiloh是金色頭髮藍眼睛的，O型血似乎不錯，但六呎二寸155磅金髮綠眼O型血的Luciano會否好些？[2] 但六呎二吋高，才得155磅，會否太瘦？還是……」大家不要誤會，這裡提到的男士並不是甚麼約會平台上的「相睇對象」，而是分別來自兩家公司Cryos及XYTEX的捐精者資料。

現今在歐美國家，精卵買賣是一門極大的生意，曾幾何時，歐美人士對於精卵買賣或多或少仍需要背負道德包袱，不論銷售或光顧都會覺得羞恥，但從今天精卵買賣公司網頁平台的設計及營銷手法來看，這些道德包袱已經不復存在，精卵買賣已經如其他商品一樣，可以任君選擇，即使這些公司使用「捐贈者」（donor）一詞，現實中沒有所謂的捐贈者，因為捐贈者均會得到「補償」，[3] 公司也毫不掩飾滿滿的商業味道，以XYTEX為例，在網頁當眼處顯示「精選捐贈者類別第二位半價優惠」（Buy one get one 50% off on the featured donor）的促銷宣傳。「捐贈者」的資料相當詳盡，除了介紹他們的種族、外貌特徵、身心健康狀況、學歷、強弱處及興趣等資料，連他們祖父母的身高體重，教育程度及病歷，都能窺探一二。顧客不但知道自己心儀的「貨品」品質如何，就連貨存是否充足，自己身處的國家能否使用，[4] 價錢都一目了然。價格高低視乎捐精者是否願意向將來的18歲「後代」揭露自己的身份，以及公司為精子進行了多少項遺傳性測試，XYTEX還設有溫馨提示通知買家每天的截單時間。[5] 除了購買精子，公司還提供冷藏精子的服務，買家若不打算即時使用精子，便可以選擇冷藏精子以備日後使用，買的瓶數愈多可享的優惠愈多，此外公司還有回購政策，只要符合某些條件，公司會半價回購已售出的精子。[6] 至於卵子，基於男女生理構造不同，供應比精子少，價錢自然比精子貴，有出售卵子的Cryos，同樣以捐卵者是否願意揭露身份來決定價格高低。[7]

專家研發新技術時，大多出於善意，抱著希望解決人類在生理或心理方面問題的壯志，[8] 只是他們很多時預料不到，新技術所帶來的影響及後果，遠遠超過他們的想像，他們可以滿足人類某些需要，卻解決不到新技術衍生出來的一連串倫理問題。有時，新技術似乎沒有違背道德倫理，這純粹是因為大眾普遍接受了新技術，以及相信其對人類只有好處的說法，而不是新技術真的沒有道德倫理問題。商家當然會非常努力美化新技術，這樣新技術才能肆無忌憚地進入市場，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以及其中的捐精捐卵技術，顯然是典型的例子。

捐精捐卵是治療人類不育的其中一項技術，1799年，一位名為John Hunter的英國醫生指導一名病人收集自己的精子，並注射入病人妻子的陰道，根據大多數人的說法，這位求醫者的妻子最後懷孕了。1800年代中期，另一位醫生J. Marion Sims在報告中指他作了55次人工授精測試，其中有一次成功，令一名女性懷孕。[9] 1941年，有報告提到超過9,000名女士成功地透過人工授精而懷孕，當中97%的個案，孕婦都產下活嬰。[10] 可以說，那時輔助生殖技術已經進入了新時代。[11] 1954年，《錫達拉皮茲公報》（The Cedar Rapids Gazette）發表了獨家新聞，報道動物學畢業生Jerome Sherman及泌尿科教授Raymond Bunge研發了一項冷凍和解凍人類精子技術，並在過程中能讓精子存活，自此之後，醫生開始使用捐精者的精子治療不孕症。[12] 隨著冷凍解凍的技術問世，以及人們愈發接受透過捐精者提供精子的人工受孕技術，1970年代開始，精子銀行業務開始流行，尤其在美國漸漸成為一門生意，篇幅所限，捐卵歷史在此不贅。[13]

早在1909年，美國的醫學界和大眾媒體便開始討論捐精的倫理爭議及對社會的影響。一般來說，人們較易接受同源（使用丈夫的精子）人工授精，70年代之前，歐美的醫生大多因為病人的生理和心理功能出現障礙，例如逆行性射精、陰道痙攣、尿道下裂和陽痿，透過人工受孕方法，使用丈夫的精子令其妻子成孕。[14] 其後精子銀行及他人捐精的情況出現，引發更多爭議。天主教就生殖科技的發展，在1987年3月發佈了一份名為「關於尊重人類生命的起源和生殖尊嚴的指令對當今某些問題的答覆」的40頁指引，天主教反對一切形式的人工受孕，稱其助長了自慰的惡習，忽略了夫妻間性交具備的宗教意涵，並且把夫妻成為一體與生育之間的關係切割。[15] 至於基督新教，從來不乏討論輔助生殖科技的聲音，有些基督徒視不育為疾病，如果現今現代的科技可以醫治人們的疾病，為何不可使用輔助生殖技術治療不育？[16] 有的卻認為孩子為神所賜，毋須借用輔助生殖技術，若然神沒有賜予，可考慮領養。[17] 不過，即使有信徒支持夫妻二人使用自己的精卵進行人工受孕，也不代表他們會接受使用第三方捐贈者的精卵。畢竟，使用第三者的精卵無疑破壞婚姻的神性，也剝奪人的尊嚴，無論是對捐贈者，抑或是以此方式生產的嬰兒；另外，此方式亦未能尊重孩子的權利，因為他們無法得知誰是自己的親生父親或母親。[18]

現實中，捐贈精子及卵子所引發的複雜倫理或信仰問題，實在值得大家思考及討論。例如，人們為了金錢賣精賣卵算不算販賣神賦予捐贈者的獨特形象？那些為了賣精而借助書本或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 VR）技術得以射精的男士，算不算犯了奸淫？醫生欺騙顧客，偷偷將自己的精子賣給顧客，除了不誠實，還對受影響的人帶來甚麼負面影響？[19] 當有人不滿商業模式運作的精子銀行收費過高，打著自由工作者的旗號，只收取低廉的旅費和住宿費便提供精子，甚至直接鼓勵「受助者」通過自然性交來懷孕，「捐精」是否已經變相成為有心人滿足私慾的幌子？[20] 有男士為了證明自己非常厲害，到處捐精，[21] 又或是有診所超額銷售某一人的精子，這是否增加了捐贈者下一代亂倫的風險？[22] 或有捐贈者的行動是出於善意，但他們真的詳細了解過成孕孩子的感受，或整個輔助生殖科技帶來的問題嗎？[23]

成人為所欲為，苦的可是孩子。當夫妻關係和諧時，自然較容易接納使用他人的精子或卵子孕育的孩子，一旦婚姻關係破裂，情況便可能不一樣。美國印第安納州的Steven Engelking與前妻離異後，不想支付兩個孩子的生活費，他挑戰法庭的判令，提出根據該州的離婚法，捐贈者的孩子不能被視為「婚生子女」，所以他沒有義務撫養孩子，但最後上訴法庭裁定Engelking有義務照顧孩子，有律師評論訴訟時提到，法庭不關心生物學，如果你將自己塑造成父母，法庭就會把父母的權利強加給你。[24] 這個案可能揭露了Engelking最真實的想法，透過捐精而來的孩子不是他的後代，縱然他當初有份參與找尋捐精者。Engelking的孩子如果得知父親在法庭上拒絕他們，不知會有何感受？他們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價值？相信這並不是單一事件，夫妻二人在爭吵過程中一旦有人不自覺說出「你不是我的孩子」，它看似是一句晦氣話，實際上卻毫不留情地傷了孩子的心。[25]

即使「父母」深深愛著藉著捐精捐卵而來的孩子，有些孩子樂於接受，[26] 但不能否認現實中的確有一些孩子無法接受以此形式來到這個世界，他們認為這種生育孩子的方式是錯的，[27] 有不少人感到整個童年都不太對勁，與其他孩子不同，與世界格格不入，[28] 並且為自己的源頭和身份感到掙扎，不惜一切尋根。[29]

Cryos公司打著「夢想成真」的旗號包裝賣精賣卵的行為，當成年人得著嬰兒，以為美夢成真之時，對某些孩子來說，這可能是惡夢的開始。或許，立法可以彌補一些漏洞，問題是，立法能否醫治孩子的心？

《誰說人是理性的！：聰明消費者與行銷高手必讀的行為經濟學》
（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
作者：丹．艾瑞利（Dan Ariely）
譯者：周宜芳、林麗冠、郭貞伶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天下遠見
出版年份：2008年

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亦因此人類與其他動物有所不同。然而，人類並非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理性的，《誰說人是理性的！》一書的作者Dan Ariely便是通過連場有趣的真人小實驗，為讀者講論在行為經濟學上，人類是如何不理性，不過，正如作者提到，人類的不理性表現總是重複出現的，亦因此，人類的不理性是可預測的。

閱讀此書的過程是一種享受，讀者或會讚嘆作者敢於創新，因為他設計出既好玩又新奇的實驗，例如他曾在一間美國酒吧扮侍應，只是想知道人們點啤酒時，會否受到其他人影響？其他人會否影響他們對所點的啤酒的觀感？結果發現，如果下單時公開點酒（即同桌人知道點酒者點甚麼），第一個點酒的人是最快樂的，若果私下點酒（即只有點酒者知道點了甚麼），則大家會一樣快樂。這個實驗首次在美國進行，之後在香港也進行過，只是主角不是酒而是食物，作者推測由於香港人較合群，因此公開點餐時人們會傾向點同桌人點過的食物，也有研究結果證實作者的推測是對的，但也因此，香港人往往容易做錯決定。不過，香港人不必為此覺得不好意思，美國人崇尚獨特，在公開點啤酒時愛與眾不同，會點他人沒有點過的酒，但他們結果與香港人一樣，所點的東西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

若大家聽過「朝三暮四」及「朝四暮三」的故事，可能會認為當中的猴子並不聰明，養猴人只要把早上給猴子三顆橡子、晚上給四顆橡子，改為早上給四顆晚上給三顆，猴子便會以為自己「多」了一顆橡子。作者的實驗也告訴讀者，人類如猴子一樣，容易被瞞騙。

一次實驗中，作者先給小朋友三顆小朱古力，之後告訴他們，可以用一顆朱古力換一條重一安士的朱古力棒，或兩顆換一條兩安士重的朱古力棒，大部份小孩子都樂意用兩顆朱古力換一條大朱古力棒；之後作者修改了指令，同樣先給小朋友三顆小朱古力，他們可以選擇用一顆朱古力換一條大朱古力棒，或者不作交換，只拿走一條小朱古力棒。有七成的小朋友竟然選擇只拿走小朱古力棒。大人不要以為猴子或小朋友才容易受愚弄，為了得到免費的東西，人們往往會犧牲了真正想要或需要的東西，即使這些免費的東西不一定有用，想一想有多少次因為見到買一送一或附贈品的東西，明知自己不喜歡也將貨品買下，便會明白箇中道理。有時，人類的行為真的是理性解釋不到。

此書雖是2008年寫成，但它既是暢銷書又曾增訂再版，當中的實驗結果仍然值得參考，也反映人類的不理性表現是重複出現的。

有朋友曾經這樣問我：「你喜歡探索，而且具有批判性思維，但為甚麼你一直留在比較保守的教會呢？」說來話長，我嘗試在這裡長話短說。不過，先此聲明，以下的分享純粹是基於個人狹窄的經驗，我絕無意思將自己所見所聞概括到整體。

的而且確，在信仰歷程中我經過了漫長的探索階段，我曾經參加不同類型的教會，包括了天主教、反宗派的地方教會、普世派、福音派…… 等等。但在過去幾十年，我只是參加大致格局上傾向保守的教會，為甚麼呢？

筆者在香港的期間，基督教界內流行這樣的論述：「福音派信徒自以為擁有絕對真理，但開明派卻是背著問號做人；福音派只關心個人靈魂得救，但開明派卻重視社會關懷。」 許多年青信徒對現狀諸多不滿，這種充滿魅力的進步精神難免會令人悠然嚮往，筆者也不例外，於是乎我參加了這個派別的很多活動，在初期我的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然而，這過程中卻遍佈著揮之不去的頭上烏雲，有一次，這一陣營裡面的一位大學講師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加接近基督教精神，因為前者重視人人平等。 當時筆者還未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我只是隱約地覺得這說法缺乏實質證據，提出烏托邦式的理想是一回事，但實際執行卻是另一回事。在很多次聚會中，他們批判南韓、台灣的獨裁政權，並且指出以色列復國是不義之舉，但對於另一面不單只毫無批判，而是多番美白。那時候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他們主張爭取社會公義的手段是包含了與港英政府鬥爭，不過，在處理其他矛盾的時候，他們卻強調復和、寬恕、包容。有一次在他們的詩集上我赫然發現了瞿秋白的《共產國際歌》：「從來沒有甚麼救世主，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傑，全靠自己救自己！要殺盡那些強盗狗命。」我看不出當中有甚麼復和、寬恕、包容的精神。

我如夢初醒，其實這並不是背著問號做人，這是句號和感嘆號！一切是從政治立場出發，一切已經有了結論。我不知道，到底他們是以政治為目的，然後以基督教神學去合理化自己的意識形態，還是從基督教出發去關懷社會，如果是前者的話，那麼基督教神學便會淪為附庸，甚至當基督教無法適切自己的政治理念之後，便會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例如他們曾經批判「皇室神學」，說大衛王朝利用宗教思想合理化君權神授，從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人民卻沒有發聲的權利。

來到美國之後，筆者累積了更多經驗，而且總算讀過一點書。我繼續留意進步派的議程和論述，首先，在許多議題上筆者和他們是一致的，例如鼓吹環境保育、反種族主義、提倡婦女權利、反對無節制的資本主義…… 等等。不過，在其他議題上我卻有所保留，例如我不能接受改變自然婚姻的定義，亦不贊成在國際政治角力中天真地單方面讓步。從學術角度來分析，其實很多人在邏輯和資料上都欠缺說服力。但要命的是，只要你稍不同意， 那麼惡言謾罵、扣帽子便會接踵而來。所謂和解、包容、寬恕……，只是適用於跟他們立場一致的人。

讀到這裡，我相信有些讀者會這樣挑戰我：「這些問題在右派中不也是一樣發生嗎？」不錯，福音派亦存在著許多問題，但傳統基督教有一個強力的制衡機制：在神眼中，所有人都是罪人，自始祖犯罪以來，全人類都已經墮落，根據加爾文所說，這墮落不單止在道德層面，亦包含了理性層面。在這前提下，任何理論和做法都會有修正的空間。我知道這是一個理想，在執行時難免會有落差，但至少這是建構的基石。

然而，以某些政治意識形態為出發點的宗教思想卻有可能會陷入了死胡同，這種政治思想用二分法將人歸類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執迷不悟者和醒覺者，只需要站在正確的一方，便會永遠正確。

此外，傳統基督教重視個人靈魂得救，每個人都需要對神的救恩作出抉擇（決志）， 在最後審判中，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所做的負責。雖然這種取向被重視社會關懷的信徒詬病，但在實踐上卻行之有效。這種精神和中國儒家有點接近，在《論語》中孔子的弟子顏淵向師尊請教「甚麼是仁？」孔子回答說：「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意思是：踐行仁德應該由自己來做，那能夠依靠別人呢？《論語》又記載了孔子曾經這樣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強調承擔個人責任，自己努力學習，不要怨天尤人，人在做，天在看，上天是理解的。在充滿族群矛盾的美國社會中，華裔人士能夠脫穎而出，一部份原因是具有這種個人責任的精神。

然而，以政治意識形態為大前提，卻會將焦點轉移到制度和權力層面。在美國境內，許多社會問題會被簡化為源於白人的壓迫，在國際舞台上，一切罪魁禍首就是美帝。我不否認有許多不公義的事情的確是結構性問題。但種種證據顯示，這種取向到頭來會變成「好心做壞事」，為自己的失敗製造藉口，只看見病徵，永遠不能正視問題真正的根源。

我再次強調，以上所說無非是個人主觀的經驗和見解，我絕對尊重抱持其他想法的人，但我希望大家真的是抱著問號做人。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既然愛別人那麼重要，那麼我們首先便要學會愛惜自己。愛自己不是自私、自戀和自我中心，而是要知道自己是有神的形象、是尊貴的、美善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去愛、值得被愛的。而今時今日我們面對的世界愈來愈複雜，私人和公共的界線有時亦很模糊、甚至飄忽，令我們與其他人相處時亦愈來愈容易出問題，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如何在令人眼花撩亂、應接不暇的網絡世界中學會愛惜和保護自己。

一個愛惜自己的人首先要有自信，不要常常將自己與其他人比較，更毋須因為看到其他人在網上的短視頻及微短劇鼓吹或反映的所謂潮流而盲目跟風，亦毋須太過介意其他人在社交媒體對自己的評價或回應，特別當許多人仍然以為自己毋須為網上的言行負責而胡說八道的時候。一個愛惜自己的人亦應該學會為自己做明智的決定。例如好好保護自己的私隱；在玩手機遊戲的時候要避免墮入賭博或課金的陷阱；不會被虛擬的世界混淆或取代了現實的生活；更要為自己的未來（包括退休）作好準備……

此外，個人要愛惜自己，教會和基督教機構亦然，不要因為自己的疏忽大意或自以為是，以致令教會或機構失信於人、令基督的名蒙羞。「（愛是）不做不合體統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別人的過犯，不為不義而喜樂，只為真理而歡喜」（林前十三5-6《新漢語譯本》）。

面對著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明光社一直在做基督教社會關懷diakonia（原文：διακονία）工作，其中一項是幫助劏房戶及基層家庭，把上帝的愛及恩典帶給他們。

Diakonia是一個希臘文的詞語，這個字經常在原文聖經出現，但卻不會在中、英文聖經中出現。原因是在中、英文聖經中，人們不會把diakonia從希臘原文直譯過來，而是把它或與它相關的字詞意譯成to minister、serve、servant等字，它們都有服侍、事奉之意。[1] 到了19世紀，很多學者都對聖經的翻譯及文字進行學術研究，發現diakonia這個字蘊含很多表徵及意義，如對社會弱勢社群提供長期照顧。而耶穌有關diakonia的說話可見於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7節和馬可福音十章45節。[2]

「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servant）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servant）的。」（路二十二27）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to be ministered），乃是要服事人（to minister），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

這兩節經文同時道出耶穌基督如何用祂的生命去實踐diakonia。在過去的日子，感恩有不同的基金支持及捐贈者無私的奉獻，明光社得以實踐diakonia，像耶穌基督一樣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機構教會合作的理想模式
一向害羞的振明（化名）從小在內地長大，由於爸爸是香港人，數年前決定來港定居。他現年10歲，本應是就讀小五之齡，但因學業成績不理想，只能安排他就讀小三。由於環境變化太大，以往在內地能住寬敞的大屋，在香港卻只能住在百多呎的劏房內，活動的空間就只有飯桌與床，故此他終日都在床上打機度日。由於不熟悉香港的環境，他也不多外出。

振明在學業上很想努力，尤其是英文，然而卻力不從心，由於資源所限，他沒法學好英文。有見及此，明光社在基金的贊助下，開辦了英文的文法班及拼音班，希望可以幫助這些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基層學童若能衝破學習的障礙，他日便可以有更高成就。當然，我們確信最重要的是能令他們從小認識上帝。

教會機構關係密不可分
教會與機構其實可以有緊密的關係，機構只是在星期一至五辦公，強於行政、策劃，但機構並不是教會，故此牧養的工作則要與教會的牧者來配搭。現時本社便與基督教宣道會恩澳堂、學基浸信會、香港循理會賜恩堂、基督真光教會一起合作，去服侍這班基層劏房戶。本社負責尋找贊助及支持、聯絡及統籌、行政及策劃；而教會則提供場地，讓牧者可以近距離接觸及關心一班基層人士，最終令他們留在教會。

讓基層人士更多接觸教會
明光社自疫情開始服侍基層，振明一家也是本社服侍的對象，他參加英文班後，我們安排他在與住宅只隔一條街的教會上課。由於離家很近，教會現已成為振明除家中床上以外另一個可讓他透透氣的地方。現在他除了返學、放學、待在床上，更會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留連。星期日，振明更會參與教會的少崇，與其他同年紀的年青人一起聽聖經故事，人也變得開心、有動力。在此之前，由於家庭背景及就讀非基督教的學校，他根本沒有接觸福音的機會，在這樣的合作下，他終能接觸從上帝而來的愛。

振明媽媽對兒子的轉變十分欣喜，以往振明英文成績不太好、欠缺信心，從來都不敢在人前說英語。媽媽說：「現在他願意踏出一步，主動與我說英文，雖然我不知道他說甚麼，但我很開心。」媽媽雖然不諳英語，但欣喜見到兒子的成長與進步。振明的見證更影響媽媽對教會的印象，並對教會產生好奇，她也想到訪教會，親身經歷當中的平安與喜樂，及能更深入認識教會。

教會與明光社合作的英文課程來到最後一堂，教英文的導師知道基層家庭很少可以吃到麥當勞，故他主動邀請每位學童「任叫」各類套餐，全體學童都十分興奮，振明回家後與媽媽分享喜悅，更不忘取了一些食物回家，與家人分享。媽媽告知：「因經濟上我們未必能外出吃飯，振明很少去吃快餐，故此那天振明十分感動。」媽媽感謝我們不單為兒子提供學業上的幫助，更給孩子飽腹的溫暖。一個漢堡包餐對一般人來說可說是普通之物，但對基層家庭的學童來說，他們卻是珍而重之。

再次興起教會的兒童事工
此外，在這樣的合作模式下，教會的兒童事工也被復興起來，其中一所教會的傳道人說：在移民潮下，教會的兒童事工已停止好一陣子，由於很多家庭的離開，連帶小朋友也走了。現在，與明光社合辦課程後，教會又再次響起一班小朋友的歡笑聲，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願意起來承擔這項事工，一起服侍教會附近的基層家庭，當我們將感動化為行動，神奇妙的作為會令我們更感動！

教會團體最終的問責對象是神，在必須作出取捨時只能順從神而不順從人，這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是向神問責和向政府及公眾問責，本身往往並無衝突，教會團體作為社會認可、獲得免稅資格的慈善團體，在忠於使命的同時，亦要在市民大眾面前做好的見證，在履行慈善團體的社會責任上不能得過且過。以往有些教會團體強調本身關心的是天國的屬靈事工，因而輕視所謂屬世的行政事務，很多時都不會花心思和時間在這些他們認為次要、甚至不重要的工作，既沒有按照公司註冊處和稅務局的規例辦事，準時及按規定呈報相關的會務和財務資料，呈報時又錯漏百出、甚至胡亂填寫，因而被罰款、甚至失去免稅團體的資格，並給公眾管理不善的印象。

近年由於政府部門的監管較為嚴謹了，因此大家的警覺性亦有所提高，但不幸的是有時雖然只是個別機構出了問題，卻很容易會影響大眾的觀感。今年初正生書院的事件對慈善團體的公信力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作為一個需要向政府和公眾問責的免稅團體，其負責人有責任盡快站出來回應，以釋公眾的疑慮，可惜當事人卻一直未有公開交代事件，或解釋當中一些關鍵的疑點，加深了公眾對團體的負面印象。正生的事件從現有的公開資料（主要是警方的指控）來看，有幾點應該成為所有教會團體的鑑戒。

首先，作為一個免稅慈善團體，必須尊重捐款人的意願，以及向捐款人交代其捐款是否用於指定項目，若果已轉往其他項目，事前是否有徵求捐款人的同意？作為慈善團體的負責人必須明白，公眾的支持和信任，不應是建基於團體表達了如何偉大的願景、憑藉個人的魅力或說故事的感染力，而是團體是否言而有信，按照團體成立的目的和對外的宣傳來辦事，向捐款人、支持者和所服侍的群體問責。作為教會團體及其負責人，要建立公眾的支持和信任往往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努力，但要摧毀卻可在一夜之間，正所謂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其次，作為免稅團體，賬目必須清晰，當中的款項更不應轉往任何董事或同工的私人戶口，以免有瓜田李下之嫌，亦要避免有任何個人利益，所有免稅的慈善團體，有責任公開其核數報告，讓公眾了解機構的財務實況和核數師的評語。對於教會團體來說，有時很容易跌入所謂信任的陷阱，以為很信任某位牧師、總幹事或當會計的弟兄／姊妹，就不應該懷疑對方，若事事要求交代的話，便會令對方覺得不被信任，結果只會令這些被信任的人因為沒有人監察或守望，跌入了不必要的金錢和權力的陷阱，只要一百個或一千個當中有一個因此受不住引誘或者因為辦事糊塗而犯錯，也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相類似的人和團體的聲譽受牽連。良好的監察制度其實是對有權力的人和團體的保護，教會團體必須建立良好的財務管理，確保如何正確使用募捐和奉獻得來的資金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社會的需要不斷在轉變，慈善團體與時並進是應該的，但任何轉變亦須顧及法例的要求，以及讓捐款人充份了解，作為基督教慈善機構，我們不能說自己只向上帝負責，上帝自有判斷，因為慈善團體的免稅資格涉及公眾的利益，亦須向公眾問責，否則大家便不應亦毋須向公眾呼籲捐款，只需自己私下祈禱求上帝供應就可以。今次事件令人憂慮的是，事件除了會損害公眾對其他慈善團體的信心之外，更令人擔憂的是政府會以此為藉口，加強對所有慈善機構（包括教會團體）的監管。

當然，按《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教會團體，與所有慈善團體一樣，所做的事都應該按照法例的要求、以及符合成立的宗旨，並且做好有關會務和財務的報告，這也是重要的社會見證，讓人看到教會群體做事光明正大和合情合理，是真正關心鄰舍和社會上不同的群體、以及重視社會的公平和公義的組織應有的表現。今次事件提醒所有教會團體必須加強機構的管理，避免任何個別的董事和主管可以繞過應有的程序，去做一些偏離了機構初衷的事情，亦要增加透明度，向捐款人和公眾問責。

不過，政府的監管只應觸及機構在行政和財務上是否依法辦事，而不應涉及宗教的內涵和機構的使命，更不應要求慈善團體肩負任何政治任務，例如唱好政府或參與聆聽領導人的講話和學習會、出席充撐場面的「俾面派對」等，更不能將是否聽話合作成為是否發出免稅資格的條件，政府必須明白，賦予教會及慈善團體免稅的資格，並不是政府對機構的恩惠，因為許多慈善團體能夠發揮靈活、創新和快速回應社會需要、化解社會矛盾的角色，這在官僚心態和公務員架構之內是難以達成的，慈善團體是政府的伙伴而不是下屬，不應對慈善團體施加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所謂有危亦有機，正生事件雖然令公眾對捐助慈善團體產生了一些疑慮，但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公眾日後要捐款，或弟兄姊妹要奉獻給某機構之前，會更審慎了解其日常工作。作為教會團體只要努力服侍，再將成果客觀地告訴大眾，這是加強彼此關係的一個契機。機構和奉獻者的最理想關係不只是財政上的支持，而是在服務和行動上的參與，但願日後見到的是更多認真了解後才奉獻的有心人，以及言而有信，值得大家支持的機構。

面對人生不同階段，精明的人會常作準備；人勞碌一生，總有一天會在職場上退下來，那時在時間分配上會一下子改變，與在職時截然不同。除了預備足夠的退休預算和生活費之外，我們應當如何及早為退休作準備，好讓自己不只是「過日子」，而是能夠好好地迎接退休後的日子？

日常生活融合體能活動
人愈成熟就愈明白健康的身體就是一份珍貴的禮物，壯健的身體恍如火車頭一樣，強而有力的帶動著生活的一切。既然沒有人能逃得過身體自然衰弱的變化，就需要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鍛鍊身體。若已經有喜歡的運動，當然是好事；若未有運動的習慣則愈早建立愈好，大家不妨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體能活動，例如站著聽電話、午飯後外出散步、以行樓梯代替坐電梯。所謂欲速則不達，鍛鍊身體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恆、量力而為。畢竟久經時日的身體和年輕的身體在護理上有所不同，不能操之過急。

除了需要關注身體健康外，也需要關注心靈健康。不少先進地區人口所面對的是長者孤獨的問題，例如香港、台灣和日本都關注長者的孤獨情況，就連世界衛生組織也在2023年宣佈，孤獨已成為一個迫切的全球健康危機。[1] 在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期間，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香港老人權益聯盟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合作，透過調查問卷了解162位基層長者戶的需要，結果顯示受訪長者孤獨量表得分高達9.2分，根據量表準則，得分超過8分即被視為嚴重程度的孤獨感，此外，他們當中有部份長者更有情緒困擾狀況。[2] 如此看來，若想好好地享受晚年的生活，實在需要及早思量如何持續地讓自己與其他人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建立個人興趣
成年人的生活各有各忙，隨著時間過去也令熟悉的關係漸漸流走，包括學生時代的同學、職場上的同事、伙伴；同時成年人也較難認識新朋友，展開新的人際關係，可能因為大家已習慣自己解決問題，隱藏自己的情感，慢慢地變成了非常獨立的大人。這是否意味著年長的人便要鬱悶地過日子？當然不是。成年人對友誼的需求或會隨著年日有所改變，但事實上人都渴望和別人保持一定的互動。享受獨處的人不妨盡早建立個人興趣，例如釣魚、書法、剪紙等，就能有所寄託、享受專屬自己的時光。若能在興趣中找到志同道合者，大家共度一些時間又或合作完成一些任務，例如跳社交舞、下棋、排練戲劇等，也是相當不錯的選擇。這樣我們既能專注於自己的感受，細味著獨處的快樂，也能透過興趣與人交往、分享樂趣，兩者對於保持心靈健康都同樣重要。

建立伙伴群體
成年人不妨作好心理準備，曾以為密不可分的親情、友情，也可能因情誼變淡、生老病死而生變，現有的社交圈子可能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收窄。若要與人保持聯繫，既要學會珍惜當下的朋友，同時也要保持開放的心態，願意接受新的人和新的經歷，簡單如問候數句、甚至一起吃飯，也是與人連結的機會。年齡、背景和興趣的差異不應成為連結的障礙，而應視為豐富和擴展視野的機會。有時成年人的心裡有種莫名的自尊感，視需要他人陪伴為軟弱的表現，可能因此難以主動地邀約其他人。如果願意參與社區活動或義工服務，便能為社會貢獻昔日寶貴的人生經驗；同時，參加者亦能自然地互相交流，一起度過快樂的活動時間。

不少為人父母者或會認為自己已一把年紀，與其把時間和金錢浪費在自己身上，倒不如把資源都留給子女，這是常見但並不全面的想法。若把每個人所擁有的資源看為一個餅，當我們為家庭、為職場等奮力向前時，請預留一份資源給自己，不然人真的會因為感到自己愈老，就愈覺得自己沒有價值，長期處於生理和心理上營養不足的狀態，甚至慢慢孤獨地死掉。每一個人生階段都是寶貴的，值得我們增值、善待自己，盡早為自己積極規劃晚年的生活，真心愛你的人也會為你感到欣慰。

長者面對關係性貧窮的難題

孤獨死已成為備受關注的社會議題。在南韓，保健福祉部在2023年發佈的調查顯示，2017年至2021年期間，共發生了15,000宗孤獨死案例，近五年呈現8.8%的平均增長率。[3] 在日本，國勢調查數字曾顯示日本每年有高達27,000人孤獨死，他們最少死去兩天都沒有人發現，他們沒有人送終，孤獨地死去。[4] 有學者就指出關係性貧困是導致人在死後無法即時被人發現的主因。他指出，將日本社會狀況與其他國家比較，在人際關係模式上，日本長者會將配偶視為心靈支柱的比例最高，也會透過與鄰居互動或在物資交流上保持與人聯繫，但有可諮詢親近朋友的比例則較低。[5] 除了親人，朋友也是支援人心靈的重要群體，交朋結友實在可以讓人健康地活下去。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
（The Why Axis: Hidden Motives and the Undiscovered Economics of Everyday Life）
作者：葛尼奇（Uri Gneezy）、李斯特（John A. List）
譯者：齊若蘭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年份：2015年

家長老是不能準時到幼稚園接走自己的孩子，校方遂決定只要家長每次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交一筆小額罰款，結果奏效嗎？情況只是變得更糟，以前家長會出盡辦法趕到幼稚園，甚至為遲到歉疚，但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往幼兒園，甚至視那筆小額罰款為託兒費，新政策只令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的兩位作者同為經濟學者，他們以現場實驗觀察人在自然環境下的真實行為反應。透過書中大大小小的實驗，讀者可以上一堂經濟行為學課，學習誘因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

遲到的家長為何不再歉疚？因為遲到既然「有價」，金錢便能消除人的「罪惡感」。在遲到與金錢沒有掛鈎之前，家長和幼兒園存在著一種默契，家長準時接孩子，這是「對的事情」。但罰款政策打破了這種「協議」，遲到變成了一項明碼實價的商品，既是商品，價錢又不高，家長何需趕去學校接孩子？

不少人試圖運用誘因，如以獎金或罰款去改變他人，但作者提醒讀者，如果採取的誘因牽涉金錢，最好要關注細節，因為誘因會改變人們對關係的觀感。制定之人如果看不出政策帶有負面誘因，結果可能得不償失。例如用金錢作為誘因，未必可以讓人盡力為慈善機構籌款。作者在實驗中，把將出去籌款的學生分為三組：第一組學生不會獲得金錢回報，只知道善款對慈善團體的重要；第二組除了知道善款重要，也會獲得獎金，它相當於他們籌得款項的1%；第三組同樣有獎金，不過是10%。結果是第一組籌得最多善款，其次是第三組，最後是第二組，證明1%的獎金「不足以成為行善的內在誘因」，反而「排擠掉更高層次的動機」。

作者奉勸若必須使用誘因，可以把誘因想成價格，要不就完全不設獎金或罰款，要不就乾脆把金額提高。他們在一些實驗中運用金錢作為誘因，鼓勵幾乎輟學的學生改善成績，但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也通過真人實驗，教導讀者明白並非任何事都可以用價格來評估，因為錢不見得萬能，拿別人重視的東西作為獎賞，往往比鈔票更能激勵人心。

若有公司的決策人常以金錢作為誘因去獎勵或懲罰員工，可能要思考這些方法能否對症下藥。此外，營造競爭環境又能否成為有效的誘因以提升效能？書中提及的實驗證明這招對母系社會印度卡西族的女性有效，但對以男性主導社會中的女性則不然，因為相對男性，女性一般好勝心不強，不管在以色列的理工學院，還是在坦桑尼亞的馬賽族。

誘因，不一定與金錢有關；誘因，也可以因人而異。

或許以前的年輕人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但今時今日，學業上的挑戰、社交平台等種種壓力，都足以讓年輕人「早已識盡愁滋味，未賦新詞亦說愁」，年輕人的愁是真實的，每一位年輕人面對的問題或許並不相同，但相同之處在於無論身處哪一個社會階層——基層家庭、小康之家，又或是富有人家，都得面對一些不能逃避的問題。社會視年輕人為寶貴的資產，教會何嘗不想好好牧養下一代，但面對受情緒困擾的年輕人，教會可以如何牧養他們？另外，教會是否必須投入大量的人手，才能夠支援受情緒困擾的年輕信徒？馬鞍峰香港教會主任牧師李志剛博士在此分享他的經驗，希望能為大家帶來啟迪。

讓群體成為組員的支援

馬鞍峰香港教會（下稱馬鞍峰）的全職受薪同工只有10幾人，卻要面對2,000多名會眾，其中不少是年輕人，除非有些信徒只適宜透過個人輔導的形式支援，如果以一位牧者每次服侍一位信徒這種較為傳統的輔導形式來幫助年輕人，牧者一定心力交瘁，所以馬鞍峰會用群體的模式來解決個人的問題。歡躍新生事工（Celebrate Recovery）本由美國馬鞍峰教會開創的，當中提及一些步驟，與幫助成癮者的「戒酒無名會」12步驟有些相似，不過教會在其中加入了八福的聖經元素。這12步包括了「我們承認自己無力控制自己犯錯的傾向，我們的生活已經變得難以管理」；「我們開始相信，有一股比我們更強大的力量（神）可以讓我們恢復理智」；「我們決定將我們的生活和意志交給上帝照顧」等。

每一位成癮者，甚至有自殺傾向的年輕人，都可以在自願的情況下參與歡躍新生事工。與「戒酒無名會」一樣，馬鞍峰的歡躍新生事工是以同行者的形式來支援有需要的信徒。各人根據自己的癮癖，男女分開加入不同的小組。雖然人們知道歡躍新生事工是為到受情緒困擾的信徒而設，但參加小組的年輕人都不會覺得難受或有負擔，相信這與馬鞍峰所推行的四個核心R（Relax，Relational，Relevant及Real）有關。

四個核心的R

先談第一個R是Relax（放鬆），馬鞍峰營造了一個很輕鬆及自在的環境給信徒參與聚會，即使年輕人在敬拜時玩手機，也不會被人沒收手機，也不會被人投以怒目。教會給予年輕人自由，一開始，他們或許不太清楚崇拜意義，也不能投入在敬拜當中，但他們選擇在教會玩手機，而不是在家中玩手機，這已經是好事，日後他們或會投入敬拜，甚至願意參與事奉。按照他們的步伐給予他們時間及空間是很重要的，歡躍新生事工願意給予年輕人時間和空間，基本上這項事工的牧養工作為期一年，如果組員仍覺軟弱，可以按著自己的情況留下來。

第二個R是Relational（關係的），每個人都不想成為孤島，而是希望與人結連，即使在教會玩手機的年輕人，其實也想與他人結連，否則他們乾脆留在家中玩手機便可以，也不會回來教會。只要他們感到自由及安全，在他們參加活動時，他們會很深入地分享自己的感受。關係是重要的，歡躍新生事工雖然沒有為情緒受困擾的年輕人提供專業服務，但它提供的是同伴彼此的支援，讓組員在一把保護傘下彼此保護。

第三個R是Relevant（相關的），教會今天談的道，需要與日常生活相關。道是很有威力的，但有威力的道如果用很沉悶的方式去表達，也會失去功效，道不用長篇大論，簡單地點出重點便可以，也不必提供一個絕對的答案，就如耶穌會用比喻，祂知道群眾能夠聽多少，並引導他們去思考。神的話語是有能力的，歡躍新生事工所採取的12個步驟，每一個步驟都會有對應的經文。

第四個R是Real（真實），馬鞍峰對領袖的要求很高，這裡指的不是靈性要夠高，而是要夠真，合資格的領袖，他們樹立的榜樣是知道自己是罪人而不是聖人，願意把自己真實的一面呈現在弟兄姊妹面前，他們敢於與人分享自己的過錯及如何被神改變。同樣，馬鞍峰也是要求參與歡躍新生事工的事奉人員，必須在組員面前真實地呈現自己，作為一名重生的基督徒，他們需要分享自己過去的軟弱，例如坦言自己曾有自殺傾向，又或是其他癮癖等，他們都靠主得勝了，而這些經歷更可鼓勵其他組員。當領袖或事奉人員如此透明，其他參與者便不會因為加入小組而感到難堪。

謹守保密原則

另外，歡躍新生事工要求每一位組員為其他人保密，組員分享的內容都絕不能外傳，每個人的故事只能留在小組中。馬鞍峰在這方面極度嚴格，若有人令其他人的事情外洩會被勸告，若屢勸不改，他們只能離開教會，因為人的話語不但會拆毀人，也會扼殺會眾對教會的信任，馬鞍峰絕對不能容忍這種刻意的人為傷害。

要回應年輕信徒的心靈需要，傳統的教會有不同的模式和做法，馬鞍峰根據本身的獨特之處，為青少年提供了安全及透明的空間，讓他們在分享自己的問題之餘，也可以投入事奉，例如教會為想參與拍攝或敬拜事奉的年輕人，提供器材及導師，幫助他們發揮恩賜。參與事奉其實亦有助改變他們過往的世界觀，建立健康的形象，這一切對於受情緒困擾的年輕信徒來說，都有極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