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與國家安全：孰輕孰重？

政府在2002年9月發表《實施基本法二十三條》諮詢文件，應否立法禁止人民煽動顛覆國家或分裂國家等問題，立時成為城中熱烈辯論的題目。民主派人士紛紛發言，大多表達反對的意見，憂慮法例會侵犯人權、打壓傳媒和扼殺言論自由。然而政府希望立法的意圖是很明顯的，於是眾多官員四出「硬銷」這法案，在不同場合與反對派連場激辯。
 
葉劉淑儀局長多次強調國家安全的重要，認為民主政制也不一定最好(如希特拉就是透過民主選舉上台云云)，[1]及保證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不會減少香港人的人權自由。我們在這裡看到兩種意識形態的衝突，一方面重人權民主，另一方面重國家安全，這兩方面孰輕孰重、能否協調，正是本文想處理的問題。這關乎整場爭辯背後的大原則，至於條文的細節，本期《燭光網絡》的其他文章有不少討論，我不會詳細評論。
 
由葉太的混亂邏輯說起
 
2002年9月19日，在諮詢文件發表之前，葉劉淑儀已公開為立法保駕護航，她說：「就算是最民主化的國家都有國家安全法，大家不用擔心。」我認為這些話的邏輯有點混亂，一般而言，「就算」是和「何況」一起使用，表達一種對比的，如「就算是身體最強壯的人都需要足夠的食物，何況是你身子虛弱，當然更需要食物了。」「就算是最民主化的國家都有國家安全法」，似乎下面還應接一句話：「何況香港沒有那麼民主化，所以更需要國家安全法。」這清楚顯出葉太的誤解(或是有意誤導？) ：香港人害怕國家安全法，正正是因為香港沒有真正的民主，而香港這特別行政區的主權國則更加不民主。
 
假使民主國家立了國家安全法，當然政府有可能濫用法例，然而民主的國家內部有一些力量和機制可作出制衡。第一，在民主國家中制訂國家安全法的目的，正是要確保尊重人民人權的自由政體能長存。[2]第二，民主國家通常較尊重個人的權利，這有時用成文的憲法表示，有時則深刻蘊藏於國家的政治文化中。因此，政府濫用國家安全法的傾向較少。第三，民主化的國家通常有高民主意識的人民，和獨立自主的傳媒，它們可發揮監察的作用。第四，假設一條惡法經常被濫用，民選的議會總是可以把那惡法廢掉或修正的。
 
假使社會不民主，以上的制衡力量就沒有了，一旦制訂惡法，它往往成為專權的領導人的利器，用來打擊異見份子。如新加坡政府就經常用這類法例打擊反對黨，而中國政府的第105法案則用來鎮壓民主運動。[3]而且惡法制訂之後再想廢除也難若登天。香港的人民也有一點民主意識，傳媒也基本上有自主性，但始終民主傳統底子不厚，在政府無形的壓力不斷加強的情況下，人民和傳媒能發揮多大的監察功能，也是很成疑問的。
 
所以，葉太似乎抓不緊問題的關鍵，就是縱使國家安全法原則上是可以接受的，在我們的處境中卻不一定合適。我認為這也是我們批評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最合理進路：肯定人權自由的重要性，也承認國家安全的價值，但指出在香港的政治處境中，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是危險的。退一步說，縱使某形式的立法不可避免，我們也要爭取最低度立法(即範圍要窄、條文要清晰、給政府的權力愈小愈好、列明足夠的抗辯理由等) 。[4]當有灰色地帶時，疑點應歸於市民的人權自由那邊。讓我進一步闡釋這種立場。
 
國家和社群的重要性
 
有些反對立法的人傾向把人權當作最終和唯一的標準，對「國家安全」這概念不屑一顧，甚或加以負面理解。在他們眼中，無論傳媒或「異見分子」提倡的是甚麼，都不可限制。這種看法似乎有點極端，個人「人權」不是絕對的，有時的確要為了國家安全而限制人權的。
 
設想現在日本的軍國主義復辟，中國重新面對日本侵華的危機，日本收買了很多中國人作間諜，千方百計盜取中國的軍事情報和最新科技；此外，還控制了很多傳媒機構，不斷煽動中國人起來推翻政府，及各省脫離中央獨立（特別是東北三省應獨立成為新滿州國）。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是否還要反對所有類似《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嗎？漢奸偷取國家機密給日本人是否人權？報紙煽動各省獨立是否人權？
 
又或者香港的反政府情緒愈演愈烈，在各大報章和電台紛紛出現以下言論：有些市民不單痛罵董建華，更鼓吹大家暗殺他；另一些人猛烈批評政府無能，然後煽動他人對政府機關發動恐怖炸彈或毒氣襲擊。這種言論自由又是否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權呢？大多數人應不會同意。這樣看來，立法禁止煽動別人以暴力推翻政府，也不是原則上不可以的。雖然在現在香港的境況，我這樣說會令一些自由主義者不高興，然而把問題簡化，把言論自由絕對化，亦會產生其他惡果。事實上今天香港的主流傳媒不斷出賣煽腥色，已嚴重腐蝕社會的道德和文化，破壞社會的凝聚力，並且侵犯市民的私隱。近期的《東周刊》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此，我們不應把人權和社會家國對立起來，當「自由」無限擴張，以致社群和國家的根基動搖，或政府不能有效管治時，我們有理由懷疑這種自由稱不上是天經地義的人權。就算從個人人權的角度看，國家也有重大的工具價值，沒有穩定和有效率的政府，誰去保障市民的人身安全和為他們提供安全網呢？(更不消提在無政府狀態下，每個人都要與每個人作戰，最強權的人就可以為所欲為。) 何況社群也有內在價值，如聖經所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神呼召的不是孤立的個體，乃是一個子民(people)。天國的降臨是我們每天祈禱的目標（主禱文），所指向的也是以神為首，以愛和公義管治的社群。
 
國家安全也不是絕對的
 
然而以上所說的只是圖畫的一半，我們也要慎防政府以國家安全和社群價值等名義打壓個人，基督徒相信每個個體都是照著神的形象被上主創造的，所以人權是要保護的。國家雖然有內在價值，但這是彰顯於個體與個體的關係上。國家並非一獨立實體，可脫離個體而存在。它存在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賞善罰惡，維持社會秩序，以致個體與各種社群能自由地實現價值。所以國家安全絕不能用作藉口，在沒需要和沒理據的情況下，侵害市民的自由和人權。
 
再者，維護國家安全的合法性，當然是以國家的合法性為大前提──但這大前提不一定成立。天國的盼望一方面指向社群家國的價值，但也對實際存在的「社群家國」提供超越性的批判。我們永遠不能把地上的國家等同神的國，因為天國只能是神才能建立的。若把地上的國與天國混淆，就與偶像崇拜類同。所以基督徒一方面重視社群家國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不能絕對效忠於地上的家國（和政權），只有當它能大體實現天國價值（如愛和公義），它的合法性才被確認。當某政權完全與這些天國價值背道而馳，我們就要質疑它的合法性。有些神學家甚或相信，不義的政府是可以用武裝起義的手法推翻的，另一些和平主義者認為暴力手段永遠是不可接受的，[5]但他們也可投身和平抗爭和演變。當然政府的合法性指數也是一個變數，在零光蛋與滿分之間可以有不同分數：不合格、僅僅合格、接近滿分等。這裡只能概略說，一個政府的合法性指數愈低，以國家安全為名義限制個人、社團和傳媒的自由的企圖，愈缺乏理據和愈要謹慎處理。因此，《諮詢文件摘要》第3點單方面強調「公民對國家負效忠的義務…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是不全面的。
 
反對香港政府以保障國家安全為名剝奪人權
 
總結以上所言，我們不能一刀切贊成或反對為國家安全立法，而是要在具體處境中找平衡點。那香港現在的情況需要為國家安全高度立法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第一，現在中國的國勢與八國聯軍和日本侵華的時代不可同日而語，也不存在能在內部顛覆國家的力量，所以我上面提及的那些危機基本上不存在。第二，香港的《基本法》肯定一國兩制的重要性，而在國家安全的課題上，一國吞併兩制的危機遠大於兩制衝擊一國。我們實在不大信任香港政府會堅決維護兩制。第三，香港政府並不民主。第四，中共這「一國」的合法性亦飽受質疑，在過往幾十年，各種誤國措施已導致以千萬計的中國人死亡，政府更無理壓逼異見分子，殘酷鎮壓教會和其他宗教信徒，到今天雖然已開明了一些，但這種侵犯人權的行為還在持續，而所用的手段正是洩露國家機密、危害國家安全和顛覆國家等罪名。所以在中國提倡和平演變和人權運動是很合理的，基督徒也應該支持。
 
綜合以上理由，我們只能支持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的最低度立法。例如《諮詢文件摘要》第21點提到，若香港某「組織從屬於某個被中央機關根據國家法律，以該組織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在內地取締的內地組織」，那香港政府就有權禁制。我認為這給予政府過大的權力，及破壞兩制的精神，所以這類條文是應該刪除的。還有不少灰色地帶也要這樣處理，但這裡沒有空間詳細解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