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補破裂關係

引言

過去近年半以來，香港接連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政治社會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整個社會陷入紛亂、割裂及失落等的局面。市民大眾的身、心、靈無不被牽動，甚至出現各樣的身體與情緒問題。各項研究均指出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是相輔相成，過量的負面情緒或長期壓力是會影響免疫能力，也會影響在應對事情時的選擇和執行能力與反應。

集體創傷

事實上因「反修例」而持續出現的社會動盪已造成大批港人精神受困擾。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領導的一項為期10年港人精神狀況觀察性研究，最新發表於國際醫學期刊《刺針》，研究指出以全港630萬成年人計算，去年有11%人患有疑似抑鬱症，即多達71萬人，而2014年的佔領行動前基線水平僅為約2%。現時患有疑似抑鬱症成年人比10年前增加了59萬人，估計當中30萬人可能與去年社會動盪有關。同樣地，佔領行動後的2015年底，僅約2%成人出現創傷後壓力症症狀，去年的相關比例卻高達32%，即增加了190萬人；而懷疑創傷後壓力症患病率約為13%，相當於約81萬人。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之際，市民面對沉重情緒困擾的情況日增。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於1月24日至2月5日，網上訪問1,100多名市民對疫情的風險感知及心理行為反應，有98%受訪者對疫情表示焦慮，平均焦慮指數8.82分，屬「達臨界點」的水平。另外，「2020精神健康月」籌委會於6月進行的調查亦顯示約三分之一及一成受訪者分別認為受社會爭議及疫情為他們帶來創傷。因創傷事件造成生理或生理負面影響的受訪者中，有四分之一有可能患上「創傷後壓力後遺症」。

上述數據反映了在跨年度的「反修例」及再到全球「新冠肺炎」的連串衝擊下，帶動了社會、政治及經濟均出現了巨大的震盪，香港民眾的心理健康也面臨一場危機災離，其中不乏傷亡事件，令香港人陷入了「集體／社會創傷 （collective / social trauma）」。集體創傷是一種對於社會生活基本網絡的打擊，破壞了人們彼此維繫的連結，並且使社區的共同體感覺受到破壞。學者Robert Bolin與Patricia Bolton强調「集體創傷」切斷了倖存者彼此間以及與受災當地的社會連結，這種連結本可以在壓力時候提供重要的心理支持，但災難卻破壞了日常所有的活動及其之間的連結。[1] 於周邊環境仍然支離破碎而社會支持系統也不存在時，個體的創傷便很難癒合。[2] 因此，要從災難逆境中尋求復原及重建社會整體的抗逆力與社會資本，就必須重新建立個人與個人、與家庭、與不同團體及組織之間的不同系統的聯繫；但在接連的社會政治爭議與恐慌疫情環境中，香港民眾及各持份者，基於不同立場的理念、價值觀及行動觀點等而造成敵對、隔離等社會嚴重撕裂的局面。

修補關係之難處

敵視與焦慮等的氛圍進入了家庭、職場、學校、團體、教會及街頭等，破壞了人倫關係與互信。在反修例抗爭中，無論藍絲、黃絲、和理非或是靠邊站的沉默大多數；又或是要搶購防疫物資，要遵守限聚令保持社交距離，及抗疫疲勞時，人們的各樣負面情緒均易被激動。尤其當抗爭、抗逆的期望或行動遭到挫敗折騰時，憤怒、煩躁、焦慮、擔心、恐慌、沮喪等負面情緒總是難免；甚至會出現涉及暴怒、逃避或是麻木、凍結解離之間的極端大幅波動的心理狀態及行徑。由於未能覺察自己的內在情緒及有效感受他人的情感情緒需要，因此直接影響了人際間有效的互動與連結，因而有礙修補破裂關係。

不過，在是次疫情中，也見到有很多市民和團體選擇互助和分享抗疫物資，期望這種同舟共濟的精神，也可有助修補反修例中的撕裂和疫情所帶來的割離；但現階段整體社會關係能否復修，仍是言之尚早，故集體創傷仍是目前社會所需要關心和須儘早處理。創傷是可以跨代傳遞以致繼續影響世世代代的福祉（inter-generational trauma），現今全人類正也承受了歷代人類／祖先／歷史，如戰亂、暴亂及恐怖襲擊、天災人禍、世紀疫症、家族創傷歷史等所遺留給我們受創的影響，令人類與自己的內在、家庭、民眾及國與國之間的共同連繫受到瓦解，破壞了人類本有的連結、同理與互助，這是不利於現今人類和未來世代能夠健康成長和發展，甚至影響社會持續發展，為全球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風險。

另外，我們也須明白人在環境中（person in the environment）與多層次（multi-level）和不同體系互動（system interaction）的概念，以致不輕易把破裂關係問題「個人化」。如上文所述，香港正經歷了一次頗長時間的集體創傷（collective trauma），較不理想是現時受創環境尚未完全擺脫陰霾，仍處於沒完沒了的狀態中，個人心理狀態仍受環境所影響，以致未能有足夠動機和動力來修補破裂關係。所以，如果只把受集體創傷影響的人作個別創傷治癒來處理，也有所局限，因為個人化的治癒方向會傾向把問題病態化而欠缺對集體創傷的正確理解。集體創傷是較著力於人們受創於受壓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各樣不利體制與環境。社區心理學解釋人們的痛苦是會受社會政治環境的影響，因而除了要處理個人負面情緒外，也同時要關注和思考如何能改善受壓的環境和不公平的結構性因素。如「反修例」及「抗疫」行動所顯示的制度、政策措施與資源分配等的問題。當有了這角度的了解，才較為容易諒解處於不同對立面的人的各樣情緒行為表現，這是修補破裂關係、促進社會共融與凝聚力的起點。

教會和信徒的角色

若以上述的宏觀角度來理解集體創傷，那麼教會也可帶領信徒從《聖經》和神學角度來反思教會在現存各樣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及資源所扮演的角色。教會除了要傳揚與神和好的福音之外，也要把天國的公義帶入社會；因此，信徒除了在教會內事奉外，也同時帶著神愛世人的心意關愛社會、述說社會不公義。社會關懷有時無可避免為社會製造了張力，筆者建議採用非暴力溝通（non-violence communication）與不同持份者對話，為家庭、社區甚至地球的需要而發聲，以促進公義和平。這樣，教會才能在撕裂混亂的社會中彰顯神的愛和公義，並且從真理中使人復和。

教會也正因負有這使命，所以需要持開放態度來面對抱持不同政見與立場的信徒，容許多元聲音和討論；不然，是空談聆聽與包容。牧者和教會長執也先教導信徒要時刻謙卑反省，不要自以為所知所講的已是事實的全部，也需要聆聽其他人的敘事與觀點，甚至批判。重要的是教導信徒同時學習如何以基督的心為心，不以惡報惡，要謹慎言談，提防言語間傷害別人或肢體間的尊嚴、情感和彼此之間的關係。若有嫌隙，便盡可能趁衝突未算嚴重時便修補關係，以致信徒能在「疫境／逆境」中作鹽作光。當人們生命受著威脅不受控時，默默的守護信主的和未信的、藍絲黃絲與和理非等不同立場的人，把與神和好的福音帶進不同群體中。藉著疫情逆境，讓人們更好的思考生命意義和生活價值觀，並在基督裡得著平安，肢體間彼此扶助，把神賜的安慰帶入社區，關心受連串危機與創傷影響的人，以重建社區的支援網絡。正如哥林多後書一章4節所說「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還有一個影響修補破裂關係的先決條件是當牽涉破裂關係中的人（participating party），下稱「涉及者」或「涉及的信徒」，無論單方，雙方、三方或是多方，也必須至少有一方是想有改變破裂關係的意向；不然，談甚麼修補破裂關係也是徒然。故此，本文所討論的修補方法也只適用於這範圍內，至於雙方仍僵持著不想改變的，就有待時日、環境或是個人際遇的轉變，方較為容易放下僵化的執著。另一僵持著不願踏出第一步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對於自己或是對方會否先道歉及原諒抱有保留。要處理這方面的猶疑是須視乎「涉及者」是否有所醒覺（awareness），並是否有反思自己的行為對他人影響的能力；因此也不會在開始時便進行寬恕的歷程，是需要雙方有意願修復關係才可。不過，縱使一方願意道歉，另一方也未必一定願意原諒，這須視乎個人受著甚麼因素的影響而作出的選擇。

當中的執著，也可能是因這次集體創傷而激活（activate）了尚未處理的關係創傷，以致神經系統面對一個觸發點（trigger）而出現激活反應，而令身體的五種基本感覺（five basic senses）跟原初的創傷性感覺耦合（traumatic coupling）或聯結，而會導致「涉及者」一系列感官過度反應或是不同程度的解離症狀。若遇上這些可能涉及複雜性創傷（complex trauma）的情況，修補破裂關係未必是優先要處理的問題，仍需要「涉及者」有自省能力或是身邊的人，包括：牧者、教會的信徒、社工、輔導員、老師及家人等的提醒，讓「涉及者」能有意識多加關注自己的心理狀態，並願意尋求專業的協助。

助人者需要的素質

至於幫助修補破裂關係的教牧同工及專業助人者（下稱助人者），也需要先具備一定的素質，這包括內在有一份平靜安穩（calmness & stable）、同理心 （empathy）、明晰（clarity）、耐性（patience）、持平（unbiased）、一致 （consistency）和關聯（connectedness）等，這些素質是整個真我臨在（presence）的呈現。教牧同工和身為信徒的助人者，藉著基督的愛，先平靜安穩自己的情緒（stabilization）、與自己連結、在主裡有更好的省察和臨在，就可更清晰的幫助因破裂關係而受傷的信徒。正如以賽亞書三十章15節下所說：「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要做到臨在，是需要願意放下自己的預設想法並習慣性的應對模式（coping pattern）。例如：有些人習慣對人對己要求較為嚴苛而予人有壓迫感；另一些人則即使感到委屈，仍自我壓抑來保持友好態度；還有些人在未理解對方感受時，便急於給意見解決問題；更甚是有些人經常自相矛盾而慣常對別人打岔。這些應對模式的形成，大都是來自不同的成長經驗，特別是因早年的依附關係而漸成為常用的生存應對模式（survival response）來自我防衛（self-defense）。所以，在協助信徒修補關係前，是先要照顧好自己的身心靈，那麼便可以更好的聆聽信徒的經歷；而且能以同理心（empathy）來接納和盛載他們各樣的負面情緒，而不會自動化的跌進了自己的防衛機制而難以跟對方連結。更重要的是懂得把對別人的批判交給聖靈來工作，這才可支援受傷的信徒，並成為信徒的榜樣。「涉及的信徒」感到被明白、被諒解和被安撫接納，是會增加其安全感、同理心和動機來修補與他人的破裂關係。

上述提及的都是教牧同工／助人者，在助人修補破裂關係之前所需要認知的基礎，是足以影響修補復和的過程和結果。除了這些關鍵性因素外，在協助時，假若是單方面希望先嘗試與另一方修補關係，那可先多了解一些方法和增加信徒修補關係的動機和動力；因為在修復關係的過程中，可能會遇上另一方的拒絕，若沒有足夠的心理裝備，是很易氣餒和影響教會肢體生活。教牧同工及助人者除了與信徒把修復的事先交託給神之外，也可參考一些輔導方法，本文會集中以「動機式訪談法」（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來與「涉及者」或「涉及的信徒」先探討希望作出修復關係的意圖，目的是提升改變的動機，以促進實質上的改變。

動機式訪談法

「動機式訪談法」是一種相互合作的對話方式，主要是為了強化案主的動機以及觸發案主承諾做改變的一種方法。」[3] 介入重點是要協助案主看到自己目前「所處的情境」和「想要的情境」當中的差異，讓案主感受到目前行為與自己理想目標之間的落差。之後，助人者再把之間的落差加以聚焦和擴大，過程中是透過引導性的對話來增加有意圖改變的對話（change talk），讓案主說出修復是段關係的重要性，案主就會自然地形成改變的動機。「動機式訪談法」是一種合作模式，喚醒當事人內在的動機，引導案主表達為甚麼他想要、需要以及有能力改變。當案主透露出意圖改變，可加以肯定，來加強案主持續改變的動力。例如：

「如未能修補，你對自己未來與他／她的關係有甚麼想像？」

「為甚麼『跟他／她修復破裂關係』對你來說是這麼重要呢？」

「你對於『關係還未能處理妥善會是怎樣的一回事』的理解是甚麼？」

「你已曾經嘗試做了甚麼？是甚麼驅使你這樣做？」

「聽起來有很多方式可以修補關係，有甚麼是你現在就可以做的呢？」

「聽起來你其實已經有仔細思考過該怎麼做！」

「雖然沒有達到你預期的反應，但是你已很努力嘗試找機會跟對方傾談，好讓你有致歉機會／互相多些明白！」

「你覺得你需要做些甚麼來挽救這段瀕臨破裂的關係？」

「為要達到這個心願／目標，你下一步打算怎麼做呢？」

「動機訪談法」也照顧到現實中大部份人是習慣性抗拒作出改變，原因是改變太困難（sustain talk），同時也不喜歡別人告訴他怎樣做，因此怎樣回應，部份人傾向以不同藉口來解釋改變是很困難（sustain talk）。從「動機式訪談法」的角度，能同理忠實地反映對方的感受是很關鍵的；另又要徵得對方同意才給予意見是較好的做法。因為「動機式訪談法」的精神，是賦予對方自主權，要做甚麼和不需要做甚麼，最終都是自決的。例如：

「我覺得你的計劃可能會有一個問題。想不想聽？」
「也許你不是很著緊這個問題，但給你說說參考……」
「你可能不同意我所說的，不同意也沒關係，我只是想讓你知道……」
「……當然，最後的選擇權都在你。你再決定你想怎樣處理這段關係。」

在給意見的過程中，是需要與信徒保持開放、合作、平等的關係。若單憑主觀意願作出指導反而會適得其反，令對方因為要維護自己的自主權而有所抗拒（resist）或是逃避。「動機式訪談法」是一種以案主為中心又兼具方向性的一種助人技巧，藉由探索及解決矛盾來強化內在的改變動機。過程中，可藉由表達同理、接納及肯定，讓案主的感受及想法能被理解和得到肯定，這有助提升案主改變的動力。

當然，助人者除了表達同理、接納和肯定外，還需要時刻留意並在適當的時機，運用不同的技巧，聚焦於引發案主看到自己的不一致和矛盾之處，有效地引發案主願意解決這些矛盾，進而產生改變。基於上述的核心精神下，「動機式訪談法」的助人歷程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重點在於案主「為甚麼要改變」，第二階段的重點在於案主要「如何改變」。而最常用的四種技巧包括有：「開放式」的問句（Open-ended Questions）、給予肯定（Affirmation）、反映式傾聽（Reflective Listening）以及摘要（Summary）。「動機訪談法」可以是用於個別會談，也可以是運用於團體諮商。第二階段的進程是推動案主按所訂的改變目標而發展適合自己的行動計劃。例如：

「就著剛才清楚地說的期望，你下一步會打算做甚麼來處理關係問題？」

「好欣賞你願意緩和你們之間的隔膜，你會計劃做些甚麼來打破阻隔？」

「按你的心意和想法，你會首先做哪一行動？包括你所講的會寫WhatsApp給他／她？」

「你怎樣知道你和他們的關係已開始有好的轉變？」

第二階段是具體地與案主發展行動計劃，是落實執行第一階段要改變的目標方向；而過程也是以「動機式訪談法」的精神與技巧為本。建議也可參考啟導教練（Coaching）的技巧來豐富推動力；而在第一部份所談及「為甚麼是改變」背後的價值、信念與需要，也同樣可參考「啟導教練」和「非暴力溝通」的理念及技巧。「非暴力溝通」的基本理念是基於人與人是相互依存，技巧運用是推動人們友愛與互助協作。非暴力溝通包括兩個部份及四個要素，兩個部份是誠實的表達與關切地聆聽，四個要素是觀察、感受、需要和請求。

要强調無論甚麼方法或技巧，重點是我們有信仰的助人者，要以神的大愛來諒解和接納人的軟弱，並能安撫受傷的身心靈，肯定「涉及的信徒」的心志和努力，給予安全感，與之連繫和進行傾談與探索，把事實和行動背後的價值意義呈現出來。在神的光照下，信徒的心靈得著釋放，那才有能力盛載因衝突或被孤立所造成的傷害或是對他人的怨憤，並願意自我省察是否牽動了自己既定的價值觀和成長期尚未處理的創傷。若「涉及的信徒」有這方面的呈現，教牧同工／助人者也先要安穩自己，才可更好的與信徒在修復的路上同行，繼續協助修補破裂關係。

在本文完結前，也需提出當刻修補家庭關係的重要性，因為家庭關係由「抗爭」至「抗疫」，若仍未能修復關係，負面情緒是會加深家庭關係的割裂和影響修補其他關係的動機和動力。無可否認，政見分歧和對立給家庭帶來更大的張力和殺傷力，現時有些家庭因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仍處於紛爭或是冷戰狀態，子女甚至與父母反目，夫婦關係變得緊張。在面對嚴峻的疫情及經濟衰退時，家庭成員又因防疫措施而被迫在家辦公或是在家學習，甚至被凍薪或失業，再加上社交活動又缺欠，累積的負面情緒若無法在有限的家居環境下排解，家庭成員在頻密接觸下，家庭可隨時變成另一個戰場。因此，作為家長的夫婦必須先學懂彼此安撫和安穩家中的成員，才可共同應對當前的挑戰與艱難。

首先在內外壓迫之下，家長們需要學習調整彼此之間因疫情而打亂了日常工作和生活作息的習慣和相處，以騰出多一點心靈空間來紓緩焦慮徬徨的情緒，彼此守護和扶助，才有能力盛載和照顧子女的情緒需要。家長宜以開放和接納的態度來聆聽伴侶及子女的心聲與困擾。較為理想的做法是夫婦就著子女參與社會運動需先行取得共識，以避免在與子女溝通前，父母卻先陷入激烈的情緒及爭辯。

教牧同工和助人者也可以教導父母以「非暴力溝通」來處理與子女的矛盾，包括聆聽、不加批判和採用開放式問題，探討和了解子女對參與群眾運動背後的感受、需要、渴求和所重視的事。當子女也能冷靜下來，願意聆聽意見時，父母可以用平和的語調、不以嘗試改變子女立場為目的，採用探討式語句或簡潔的一兩條問題，讓子女從多角度思考問題；而父母也可邀請子女聆聽自己對子女安全及未來生活的一些考慮及擔憂。矛盾過後，父母可以邀請子女郊遊、或討論生活調適如財務安排等，作為重新連結的介入點。

結語

總結當社會面對疫情、社會及經濟持續不穩時，實有賴政府決策者、社會不同持份者與市民齊心「抗逆」，才可避免社會遭到不可彌補的破壞。要修復和重建關係，各方須持開放態度，慎思明辨，尊重彼此之間的不同價值觀和包容差異。信徒要抱持開放、積極、樂觀和從神而來的盼望，成為守護者和修復者，彼此關懷勸勉，帶著神的恩典與力量，參與重建社會的支援網絡；並細察他人的需要和提供幫助，與社區民眾共渡逆境，為香港這城市增添正能量以療癒社會創傷。

  作者保留本文章版權

參考資料

Bolin, Robert C. and Patricia A. Bolton. “Race, religion and ethnicity in disaster recovery.” FMHI Publication. Paper 88 (January 1986). http://scholarcommons.usf.edu/fmhi_pub/88.

Erikson, Kai T. Everything in Its Path: Destruction of Buffalo Creek Floo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6.

Miller, William R. and Stephen Rollnick,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Helping People Change. 3rd e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