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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報．30-5-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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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報．30-5-2022) |
時勢艱難，但有時有些艱難是人為的，是出於制度不公平，以及官僚只按本子辦事的心態。持續兩年多的疫情，對不少行業都造成重大的衝擊，莫說不少工人失業，連老闆決定要關門大吉的也不少，因此，在這個時候說要劃一改善最低工資、增加公務員薪金等便成了一個兩難問題，因為不加會令打工仔的入息遠遠落後於通脹，令生活百上加斤，但加了卻會令一些掙扎求存的小商舖或受疫情影響而經常停業的行業（如美容、健身）雪上加霜，結果可能被迫結業。另一方面，其實在疫情之下，有些行業的生意如超市、藥房和速遞等卻不受影響，甚至逆市上升，不少行業的收入亦十分穩定（如保安及管理公司），僱主有其社會責任，應和僱員分享利潤。所謂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若最低工資一律不加或一律增加，都會有老闆和工人受害，政府應考慮是否好像保就業等計劃一樣，特別照顧部份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行業，讓它們可以暫緩提高最低工資，今次只要求盈利高或收入穩定的行業提高最低工資。這樣做雖然會增加不少的工作量，但總比一刀切更能對症下藥，也許是時候應考慮按不同行業訂立不同最低工資而不是一刀切了。
香港去年的稅收再創新高達3,785億元，雖然在抗疫上的支出亦十分龐大，但在市民最困難的時候，也是最需要政府支援的時候，政府一直不願意訂立恆常的失業支援計劃，是恐怕會為經常性開支帶來沉重的壓力，易放難收，其實歸根究柢都是如何計數的問題，政府往往會以最悲觀的情況預計收入，卻以最樂觀的情況預計開支，幾乎每年都出現收入比預期多，支出比預期少的情況，在有龐大盈餘時才撥出一部份用來作一次性的「派糖」，這種理財哲學不能說一定是錯，但不患寡而患不均，任何「派糖」都必然會出現一些邊緣個案，差一點便不能受惠的市民，怨氣必然更深，若果是涉及一些長期性的開支，如申請綜援和公屋的入息限制，嚴格一點可以理解，但對於一次性的紓困措施，理應寬鬆一點，正如政府派消費券，其實對不少市民來說只是多一點驚喜，並非危難中的救生圈，政府尚且如此慷慨，那麼對於一些已失業多時，或長期嚴重開工不足，手停口停的基層市民，便不應該設立太多不必要的關卡，應彈性處理，其實，為他們提供一次性的援助以解燃眉之急，對於政府來說，所涉及的開支有限，但對於只間歇性有工開的基層市民來說卻猶如沙漠中的小綠洲，是雪中送炭的美事，希望政府在有豐厚收入的時候，更不要與小市民斤斤計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