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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報．5-10-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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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聯合新聞網．28-9-2022) |
一個人的態度決定了他的高度，一個城市和國家對生命的態度，決定了她在社會政策和法律上的高度。現代社會強調對生命、對人權的尊重，但是否真正尊重生命和人權，靠的不是口號而是實際的表現。若果我們真正尊重生命，便應努力讓人每一天都有尊嚴地活著，特別是在一個經濟發達的地區，社會在資源分配上應更多照顧本身有迫切需要但資源不足的群體，例如病人。不但要讓病人活得有尊嚴，更要死得有尊嚴。德蘭修女的一生提醒我們，將在街頭瀕臨死亡的貧窮人「拾」回去，擁抱他們，讓他們不至於孤苦伶仃地死去是值得的，因為他們每一個都有神的形象、配得有尊嚴地渡過人生的最後階段。香港作為一個現代化的都市，調配資源讓一些垂危的病人感受到被愛、被尊重；讓他們可以做他們仍然想做和可以做的事是應該的，沒有人知道自己甚麼時候會遇上不幸，但知道自己無論如何不會被遺忘、被遺棄，會是莫大的安慰。而花在病人身上的資源，能夠療癒和安慰的又豈只病人本身。
另一方面，當一個社會強調尊重生命和人權，連寵物都備受保護的時候，卻對一些已經開始有人的形象，有心跳、有活動能力、有生命氣息的胚胎，當作猶如腫瘤、膿瘡一樣割去，然後如醫療廢物一般丟棄，這樣做真的沒有問題嗎？當我們強調要保障婦女的自由選擇權的時候，沒有自我保護能力的胚胎的權利又由誰去保護呢？一個胚胎20週的時候，由超聲波所見已可分辨是男還是女，會吮拇指、打呵欠、有面部表情、甚至貼近即使早產亦有機會存活的週數，究竟這算不算是一個生命？需不需要保護？在討論墮胎法例這個問題時，為何只可以一刀切？為何在保障婦女的人權的同時，沒有考慮保障胚胎的潛在人權？究竟胚胎是不是母親百分之一百的附屬品，還是父親、醫生、人權組織也有權代表胚胎爭取其本身應有的權利呢？有關墮胎的法例十分複雜，也涉及很多不同生命的福祉和權利，希望社會要思考的是如何作出平衡及全面的考慮，包括甚麼情況之下？以第幾週為界？誰有權表達意願？最終當然是生命究竟是甚麼？由甚麼時候開始？誰有權決定一個生命的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