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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女人（What is woman）？

這是一個看似簡單不過的問題，但在現今社會卻是一個引發不同立場人士辯論的題目。在人類歷史的絕大部份時間裡，「甚麼是女人」是一個常識性問題。然而，進入21世紀後，隨著後現代主義與激進性別理論的興起，這個問題竟演變成令知識份子與政治人物尷尬的難題。

美國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凱坦吉‧傑克森（Ketanji Brown Jackson）在2022年被時任美國總統拜登委任時，就曾在聽證會上表示無法給「女人」提供一個定義，並說她不是生物學家，但她卻知道自己是一個女人。[1]當頂尖法律專家都無法定義「女人」，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性別定義的改變，並探討為何近年來西方社會開始出現一股強大的力量，呼籲法律回歸生理事實的基石。

性別理解的演變：從事實到感覺

在傳統文明中，性別（Sex）被視為一種客觀現實。古代社會以觀察男女生理結構和生殖器官功能的差異來分辨性別。以生物學知識來說，即性別是由受精那一刻的染色體決定的，XX是女人，XY是男人。XX染色體決定了女人的生理結構、荷爾蒙的分泌、骨骼密度與肌肉分佈，並擁有女人的生殖潛能——月經週期、懷孕和哺乳的能力。

20世紀中葉，女性主義者開始區分「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雖然男女生理存在差異，但她認為社會對女人的期望、行為規範、服飾與家庭角色等都是文化塑造的結果，幫助女人從僵化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來，主張女人可以擁有與男人相同的能力與社會權利，亦成為日後性別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的基礎。

性別建構論主張「性別」並非全然天生，而是由社會文化、傳統期望及法律制度等塑造出來的後天身份，強調男女角色特質是長期教育與環境灌輸下的產物，而非單純的生理解剖學結果。因為性別不是生物事實，而是社會建構的產物。

到了21世紀，隨著跨性別運動興起，性別論述進一步激進化，認為性別是一種內在的「主觀感覺」，與生理構造徹底脫鉤。在性別自決的框架下，性別不再是觀察到的事實，而是自我宣稱的身份。因此，無論生理性別是甚麼，一個人只要內心認同自己是女人，那個人就是女人。同一道理，一個人只要內心認同自己是男人，那個人就是男人。

上年被槍殺的美國保守派人士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生前在校園與信奉這派學說的人士辯論時就經常拋出「甚麼是女人？」這問題，對方往往以「女人是指認同自己是女人的人」（A woman is a person who identifies as a woman）作回應，這說法令「女人」失去了任何客觀的內容，亦被柯克指出是循環論證（Circular reasoning）。或許上文提及的大法官凱坦吉‧傑克森深知這答案邏輯上的缺陷，便拒絕回應女人的定義，她只能按自己的主觀感覺知道自己是一個女人。

當「甚麼是女人」成為問題時，這預示著社會正走向一場集體的迷失，「主觀感覺」取代「生理事實」，社會開始面臨衝突與混亂。當男人可以有子宮，月經就不是女人獨有的經驗，孕婦（pregnant women）一詞也被指帶有歧視性，因此出現「月經的人」（People Who Menstruate）和「懷孕的人」（pregnant people）等性別中立詞彙，家長（Parent）也將取代父母（Father and Mother），引發公眾的強烈反彈。同一時間，生理性別為男人的「跨性別女人」進入女性專屬空間和參與體育競技項目，對女性的私隱和運動的公平性造成威脅。性別肯定治療（Gender affirmative care）將不可逆轉的手術施加在性別認同感到困惑的青少年身上，造成永久性不育與健康損害。

西方社會的覺醒：回歸常識

經過十多年的社會實驗，西方社會出現文化轉向。英國NHS禁止向兒童提供青春期阻斷劑，英國最高法院裁定法律上「女人」以生理性別為準。美國民眾厭倦「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使「政治不正確」的特朗普高票當選美國總統。

我們肯定生理性別，尊重科學的客觀性；同時，我們需理解社會上不同人士有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我們反對的不是特定的群體，而是反對那種否定現實、犧牲多數人權益、甚至可能傷害兒童身心健康的意識形態。

最後到底甚麼是女人？我會回答「成年雌性人類」（An adult female human being）。

筆者在學校主講性教育家長講座的經驗中，經常發現一個現象：出席的家長絕大多數是女性，男性家長寥寥可數，這不僅單純是出席率問題，更反映出許多家庭在子女教育責任上的分工失衡。父親無暇出席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工時長、工作壓力大、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根深蒂固等等，不少丈夫將管教子女的責任全盤交給太太，認為育兒、陪伴、學校事務、性教育等都是媽媽的責任。然而，父親在子女成長中其實扮演著獨特且不可替代的角色。

對於兒子而言，父親是「男性形象」的啟蒙老師。父親如何愛護家人、如何看待工作、如何處理情緒和壓力，都直接塑造兒子的男性形象，良好的父子關係更幫助兒子成為一個尊重女性和負責任的人。對於女兒而言，父親則是她生命中接觸的第一位異性。健康、溫暖的父女關係，能建立女孩的自信與自我認同。受到良好父愛陪伴的女孩，在步入青春期後，往往能更審慎地處理異性關係，因為她們已從父親身上獲得了充足的安全感，無需在不健康的關係中尋求認同。

性教育的核心不只是生理知識，更是關於「尊重」、「界線」與「親密關係」的價值觀。許多父親或許認為自己拙於言辭，或認為這類話題尷尬，因而選擇退縮。但事實上，父親那份理性、堅定且具保護力的特質，正是性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父親不是可有可無的旁觀者，而是子女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引導者。期望在家長講座中看到更多父親身影，看到更多父親主動站出來，陪伴孩子走過每一個階段。

當今社會，性別、婚姻與愛情的議題常常被世俗價值觀扭曲，導致許多人迷失在混亂的關係，教會與社會都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如何理解自己的身體？性別僅僅是社會建構，還是帶有更深層的神聖意義？已逝世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提出的「身體神學」可為我們提供一些指引。

瑪麗．希利（Mary Healy）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一系列有關「身體神學」的講道內容彙集成書，以簡單易明的文字解釋若望保祿二世的「身體神學」，並由陳滿鴻神父翻譯為中文。

這套神學不是抽象的哲學論述，而是從聖經的伊甸園故事出發，回到起初探討人被造為男人和女人的「原初經驗」：孤獨、合一、赤裸，提醒我們在墮落前，人類的身體是純潔的禮物，能夠完全表達愛的語言，而人的身體有其婚姻意義，男與女性別特徵的差異是為了「互補」，藉著「自我交付」的愛，在結合中彼此成為給予對方的禮物，藉此學習到愛與被愛，正如上帝的愛一樣，也反映上帝三位一體的愛。

而人犯罪墮落使人與上帝、人與人、甚至人的心靈與肉身之間出現決裂，讓人出現羞恥、懼怕、衝突、工作與死亡的後果。但耶穌基督的救贖恢復人們原初的純潔，讓婚姻成為基督與教會愛的象徵。

作者指出身體神學不是保守的教條，而是解放的福音，「貞潔」不是壓抑慾望，而是自由地選擇愛的形式，它邀請我們以上帝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他人的身體，從而活出更豐盛的生命。

書中每一篇章後都附有研讀資料，列出相關的聖經經文、教會的訓導、關鍵觀念的解說、反省和討論題目，可供個人和小組研讀使用。

2025年11月26日下午，大埔宏福苑發生五級大火，火勢最初從宏昌閣低層棚架開始，迅速蔓延至七座大廈，焚燒超過43小時，造成168人死亡，以及數千人無家可歸。在消防員英勇進入火場拯救生命的同時，社會各界亦迅速伸出援手，支援受火災影響的居民。除各大社福機構和慈善團體外，大埔區眾教會亦同心合力參與支援工作。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合共接觸41名受火災影響的會友、親友和街坊，亦有人不幸喪生。堂主任陳集仁牧師當天一直留意新聞直播，當發現火災失控時，他便立即清空禮堂，架起帳幕，開放教會接收災民留宿。除教會弟兄姊妹回到教會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忙外，附近商戶也主動聯絡教會提供各種物資。最後，教會接待了八位街坊留宿，最長的住了六天。

災民一夜之間失去家園，不知如何面對前面的生活，既落魄亦無助。陳集仁牧師表示，當時在社會各界踴躍捐贈下，物資已十分充裕，災民最需要的其實是陪伴，所以教會派人陪同有需要的街坊處理各種事宜，為不幸喪生者辦身後事等。教會同時觀察社區的需要，主動提供支援。陳集仁牧師憶述，有一天他觀察到有大量災民在教會附近一間社福機構排隊申請緊急援助金，教會便派同工將禮堂的椅子搬到社福機構門外，為排隊的災民提供一點方便。

不少教會弟兄姊妹都想為社區出一分力，關心和支援受影響的災民，但過度的關心會令災民感到壓力。此外，火災亦令不少教會弟兄姊妹感到傷心難過。為此，教會在災後舉辦了兩場活動︰第一場是災後關懷技巧工作坊，第二場是表達情緒工作坊，讓會友在與災民同行的同時，也好好照顧自己的情緒。陳集仁牧師認為，社會要復常，而不是停留在災難的陰霾下，這對災民本身也有好處。因此，教會照往常一樣聖誕節外出報佳音，與社區分享平安的訊息，唯一改動的是將「年終感恩祈禱會」改名為「年終祈禱會」。

社會各界在火災發生後提供大量支援，但當過了一段時間，社會的關注便會漸漸減退，然而，支援受影響災民卻是長遠的事。陳集仁牧師指出，當社會很多人去做一件事時，更應反思其他「冷門」的需要，不要盲目跟從。曾經有弟兄姊妹提出向教會奉獻用於支援受影響的災民，但陳牧師婉拒了弟兄姊妹的好意，因為他觀察到當刻社會各界都踴躍捐款，便鼓勵教會弟兄姊妹先保留實力，以作出長期支援。他亦留意到目前能幫助到災民的實務工作不多，故此教會會繼續了解災民的情況，機動性地按其需要決定服務方向。教會也與其他機構商討最少一年的合作計劃，為受影響的災民提供長遠的支援。

是次火災影響之深，區內大大小小的教會一同受到影響。陳兆東牧師事奉的教會「基督葡萄園」是一所30多人聚會的小型獨立教會，也有兩個家庭受火災影響。陳牧師在火災當日下午得悉大火發生，雖然沒有會友傷亡，他仍立即趕回大埔，開放教會支援受影響的災民。可能因為教會位置遠離宏福苑，所以只有個會友家庭在教會留宿，及後太太和兒子遷往外母家暫住，直到訪問之時，丈夫仍在教會留宿。教會弟兄姊妹密切留意受影響肢體的情況，隨時隨地提供支援。

陳兆東牧師亦不忘其他會友的感受，安排時間讓大家互相分享感受，個別關心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亦帶領大家一同前往宏福苑附近禱告。不少機構取消了聖誕節的慶祝活動，教會卻繼續舉辦，陳兆東牧師表示，牧者有責任為會友解釋聖誕真正的意義︰世界雖有苦難，但「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耶穌基督誕生為我們帶來光明。

教會除支援受影響的會友外，亦支援其他受影響的家庭。陳兆東牧師的另一個身份是桌遊培訓師和遊戲治療師，他便定期前往區內探訪住在過渡性房屋的災民，與他們藉桌遊進行遊戲治療。

陳兆東牧師在過去30多年一直都在大埔牧會，熟悉區內各教會，他觀察到大埔教會在這次火災中空前團結合一，讓教會進入社區。最後，他希望大家為大埔的一眾牧者祈禱，因為前面仍有很多跟進的工作，盼望教會能在社區上作鹽作光。

早前網絡有一位在公屋長大的港大畢業生分享大學時到豪宅為小學生補習的經歷，深切體會到貧富差距，更形容當時自己「好似溝渠老鼠偷窺著別人的幸福」，但那位網友沒有自怨自艾，反而以這經歷鼓勵自己在創業路上遇到困難也不要放棄。

出生不由己，我們不能決定自己在哪個家庭長大，就算我們拉近貧富差距，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社會上富裕階層的生活是一般市民難以達到的。有人說「貧窮限制想像」，但真正限制想像的是你的心態。貧窮不應該成為自我設限的理由，我們可以選擇不讓它定義自己。維克多．法蘭克是納粹集中營倖存者，他指出「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剝奪，唯獨人性最後的自由 — — 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選擇一己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 — — 不能被剝奪。」我們可以選擇以什麼心態面對自己的人生。我們無法瞬間跨越貧富差距那道鴻溝，反而可以將其視為一種動力，推動自己學習和進步。在看到自己缺乏的同時，也要看到自己所擁有的條件，透過努力和堅持，逐步縮短這個距離，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我們要比較的不是他人，而是昨日的自己，努力讓自己比昨天強大。每一步的努力也許微小，但日積月累便能改變命運的方向，在成長的路上看見真正的進步。而當我們成功改善生活時，不要忘記社會上仍有不少努力掙扎求存的基層市民，我們應該伸出援手，回饋社會。

筆者朋友有年長親人獨居於宏福苑，幸好火勢沒有蔓延到她住的單位，躲在家中廁所13小時後獲救送往醫院，因吸入濃煙到現在仍需留院。因當事人是獨居，加上仍在醫院，我便陪同朋友四出奔走，代他親人向各政府部門、社關機構申請提供給災民的應急錢和緊急援助，也免費領取了一些備用的衣物、鞋和毛巾等物資，醫務社工也積極協助當事人申請中轉屋作為臨時居所。就我所見，不論政府部門和社福機構的員工、坊間自發的義工和關愛隊的義工，附近的商戶和街坊都用心幫助災民渡過難關。

朋友數日間已替他親人申請了二十多萬的緊急援助，部份更是立即到手的現金，短期內經濟應沒有大問題。除金錢上的援助外，坊間不少人亦主動伸出援手，書商贈送教科書、食肆提供免費膳食，中醫義診，免費眼鏡、假牙、補習等等，各人都在自己崗位上盡力幫助受災的居民。

上述各種援助可幫助災民解決眼前的困境，但這些援助不會是永遠的，更重要是在往後日子幫助災民重新建立新的生活。除災民本身努力投入新生活外，社會仍需繼續支援他們。但當火災過了一段時間，社會對災民的關注自然會減退，因此，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延續這份關懷，並由金錢和物資層面，轉為心理和社交上的支持。政府和社福機構需設立長期跟進的機制，例如定期探訪、心理輔導計劃或重建社區網絡，讓災民不只渡過眼前難關，還能重建安定的生活。作為社區的一分子，每個人也能從小事做起，將是次災難的傷痛銘記在心，明白災民們面對的難處，可參與義工活動，或只是簡單的一句問候，已能為災民送上溫暖。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於本年9月裁定，女同志為伴侶提供卵子產嬰，可獲承認為嬰兒法定父母的身份。

此宗案件源於一對女同性戀者R和B，她們在2019於南非註冊結婚，並在當地進行互惠人工受孕（Reciprocal IVF），從R身體取出卵子，使用捐贈者的精子成為胚胎，再植入B的子宮，最後B於2021年在香港誕下孩子K。

B是K的孕母，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按《父母與子女條例》，B誕下K後獲政府承認為K的母親身份，並在K的出世證明書上列為「母親」。

R與K有血緣關係，雖然R與B是同性伴侶，但香港不承認同性婚姻，R的身份只是卵子捐贈者，未能登記成為K的「母親」，而K的出世證明書上「父親」一欄則以星號標示。

嬰兒K在其監護人代表下，先在2022年入稟高等法院，挑戰《父母與子女條例》中「父母」（parent）一字的定義，要求法庭宣告提供卵子的R在法律上屬嬰兒的「家長」（parent在此翻譯為「家長」會更適合），而非「父親」（father）和母親（mother）。高院原訟庭法官歐陽桂指出，在《父母與子女條例》中沒有定義「父母」（parent），因此法庭應對「父母」定義持開放態度。歐陽法官認為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建立家庭，不一定是透過婚姻或異性關係，R與B不是在爭奪「母親」的身份，而只是想共同成為「家長」。歐陽法官對K的情況表示同情，但因法庭受法例所限，K只可以有一位母親，即是懷孕產子的B。因此她駁回有關申請的同時，宣佈R是K「普通法下的父母」（parent at common law）。「普通法下的父母」是一個嶄新的意念，在普通法原則下被承認為父母，但不是法定父母，他們具體的權利、義務有待法庭進一步釐清。[1]

R和B隨後再次申請司法覆核，挑戰《父母與子女條例》，要求政府准許R在嬰兒出生證明書上列為父母。高院原訟庭法官高浩文在本年9月作出裁決，指「普通法下的父母」的宣告沒有法律上的實際效用。但他認為子女有權與不論是事實上的父母，還是普通法下的父母建立和發展關係，而這關係需要獲法律承認，才能滿足子女的「基本社會要求」，如這關係得不到法律承認，會令子女產生自卑感。就此案件，高法官認為嬰兒K的出生證明書並無登記R為「家長」（parent），會令K的生活產生不便和難堪，令其尊嚴可能受損。因此，高法官認為現有措施對K在《人權法案》第十四條所保障的私生活和家庭的權利受到侵擾，裁定政府違憲，但法庭應作何等頒令，則需跟與訟各方進一步商議。[2]

筆者認為高浩文法官的裁判有不少可爭議的地方，尤其是其多元家庭的觀點。政府代表律師在審訊中提出《人權法案》第十九（一）條——「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當中的家庭只涵蓋已婚家庭或有權在本港締結婚姻的異性伴侶家庭，而高浩文法官駁回此論點，他認為隨著科技和社會的不斷進步，家庭關係愈趨多元。

首先，終審法院在「岑子杰案」中裁定香港不承認同性婚姻並不違憲，同志伴侶可按自己的意願一起生活，但不代表政府要承認其為受法律保障的家庭。而生殖科技發達亦不代表會令社會進步，香港的人工生殖科技只可應用在不育已婚夫婦上，但不少海外國家的規管卻十分寬鬆，讓社會增添更多混亂。

高浩文法官只指出，在互惠人工受孕下，把提供卵子的母親排除在法律母親身份之外是違憲，但沒有提出任何解決方案。若社會執行高浩文法官的判決，K的出生證明書上將有兩位「母親」，或刪除「父親」和「母親」的身份，只列家長一和家長二。假設嬰兒K的精子捐贈者為S，他與R和B合組三人家庭，按兩位法官的邏輯，S和R都是K「普通法下的父母」，S、R、B三人都可登記成為K出生證明書上的「家長」（parent），到時會是一位父親兩位母親，還是三位家長呢？這可不是天方夜譚和滑坡謬誤，加拿大魁北克省高等法院已裁定政府必須承認父母人數超過兩人的家庭。[3]

我們沒有質疑同性伴侶對小朋友的愛和照顧，他們可以是稱職的父親和母親，但即使兩個滿分的父親亦取代不到母親的角色。同一道理，即使兩個滿分的母親也取代不到父親的角色。兒童是社會上最大的弱勢，應以維護他們的福祉為首要考慮。兒童不是滿足成年人渴望成為父母的工具，父親和母親在兒童成長中均佔重要的角色。因此我們反對同性伴侶以生殖科技產生子女和同性領養，在漠視相關兒童福祉的情況下剝奪他們在有父有母環境下成長的基本人權。

本社呼籲政府立即提出上訴，維護家庭價值，保障兒童福祉。

多年前，電影《春嬌與志明》有一個經典對白引起不少人的共鳴：「一世人流流長，總會愛上幾個人渣」。當初甜甜蜜蜜地開展關係，原來對方並非自己想像那般美好，逐漸發現浪費了多年時間、感情、金錢在一個人渣身上，但要瀟灑地「止蝕」離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台灣作家「冒牌生」收集了12個真實的情傷故事。這12個故事也反映出台灣社會的不同面貌：有異性戀，也有同性戀；有進入婚姻的，也有同居關係；有長距離戀愛，也有異國婚姻；有靠交友APP認識的，也有青梅竹馬一同成長的。當中有人真的不幸愛上人渣，也有人只是遇到一個不適合自己的人，但不論遇到的是什麼樣的人，只要投放感情在一段錯誤的關係，都一樣會受到傷害。

作者帶領讀者走進情傷現場，不是要我們沉浸在痛苦中。他在每一個故事後面，都附上深刻的反思與實用的建議，教讀者如何避免遇上錯誤的人，以及如何從傷痛中站起來。他希望告訴讀者——不用為了錯過某些人而感到遺憾，因為上天正在幫你清理關係，讓你把時間與精力留給真正真心對待你的人。

以下引述了書中一些對愛情的看法，相信無論你現在與誰處於什麼關係，都是一些值得我們參考的提醒：

• 不要交往的三種人：

1. 讓你瘋狂掉眼淚的人
2. 明知道你在哭、在生悶氣，卻繼續證明他是對的人
3. 吵架會動手的人

• 決定你價值的人，不是他，而是你自己。
• 用戀愛腦發展事業，用事業腦發展愛情。
• 婚姻不是幸福的捷徑，學習才是你的籌碼。
• 看人不能只看外貌和家世，更要看彼此的價值觀。
• 沒有任何的愛值得你委曲求全。
• 別把對方當成生活重心，要有自己的愛好。
• 愛情這種事情，就是在一邊犯錯一邊學習，直到你遇到了一個願意彼此試錯，彼此包容的對象。
• 原來結束一段感情，不止是和對方分手，還是和過去的自己、被愛過的自己告別。
• 懂得自省是療傷的第一步，但你必須了解，一段關係的結束不是你一個人的錯。
• 有些人的功課是學會愛自己，有些人的功課是學著再愛一次，還有些人的功課是學會放手。

今年日本會大地震嗎？
對於地震，你認識多少？地震原來有好多種？
甚麼是地震震級？烈度又怎樣計算？
香港是處於地震帶嗎？要怎樣防備才好？

對於一些視日本為「鄉下」，作為外遊時必然選擇的香港人來說，今年7月還會去日本玩嗎？這實在是一個困難的決定。除了早前在網上流傳7月日本會發生海嘯的「漫畫預言」外，[1] 日本政府也作出了警告：未來30年內南海海槽發生「巨大地震」的機率上調至超過80%，關東至九州一帶的太平洋沿岸有可能面臨超過10米的大海嘯，或會造成高達數十萬人傷亡，和高達1.81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這份本來作為長遠警告的報告書，在香港的媒體中，卻變成了「今年會有超過80%會發生地震」的解讀，使不少港人都不敢於暑假期間到日本旅行了。

在這些陰霾之下，3月28日，位於歐亞與印度板塊活躍邊界的緬甸發生7.6級大地震，除了震央古城曼德勒受到嚴重破壞外，連距離超過1,000公里外的泰國首都曼谷也被波及，造成大廈倒塌的傷亡事件。[2] 大家不禁要問：香港雖說並非處於地震帶，但萬一日本或鄰近地方發生大地震時，也會波及香港嗎？

地殼移動與太平洋火環

按現代地質學的理解，地球地殼可分為七大板塊，[3] 而圍繞著太平洋板塊的邊界被稱為「環太平洋地震帶」，也就是大家時常聽到的「太平洋火環」（Pacific Ring of Fire）了。這個火環呈馬蹄形，長度達40,000公里，火環正是不同板塊的交界，導致地質環境相當複雜和不穩定，其上一共有452座火山，還有一連串的海溝、火山弧、火山帶，是劇烈的板塊移動地帶。有統計指，地球上有約90%的地震都是發生在這個火環之中。[4] 由日本的火山活動與地震，到史上最強烈，造成20多萬人罹難的2004年印尼大地震，甚至在美國西岸的三藩市，也曾被這個火環的地殼運動所波及。

地震與海嘯，震級與烈度

而要描述一個地震的規模和破壞能力， 通常會以「黎克特制地震震級」來表示由震源釋放出來的能量。[5] 值得留意的是，地震震級每增加一級，表示能量增加約32 倍，相隔兩級的震級，能量則已相差達1,000 倍。所以大家不要看輕那些地震級數的「小數點」，因為就算只差「零點一級」，其實都已經達倍數的分別了。

至於地震的影響和破壞程度則以「地震烈度表」來表示。烈度的評測是由震動對個人、家具、房屋、地質結構等所產生的影響來斷定，亦可透過地震區域的地震加速儀數據來估算。香港以至許多地方都採用「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來表示地震烈度。 一般來說，距離震中愈近，受地震的影響便愈大，烈度亦會愈高。[6]

而除了上述的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日本和台灣則採用了不同的地震烈度分級制，將烈度分為 8 級，其中5級（強震）及6級（烈震）因級距區間較寬，不利區分災情差別，所以就將5級、6級再分別細分為「5弱」、「5強」、「6弱」與「6強」。大家不要因一個「弱」字，而誤以為地震破壞力比較弱啊，因為即使是「5弱」烈度的地震，也會令大部份人感受到恐懼，並想抓住穩固的物體。[7]

海嘯則是因海底以下或近海底的地震所引發。當海嘯波移近岸邊淺水區時，波速會減慢，波高陡增，可形成十數米或更高的水牆，也可能造成比地震本身更大的破壞。有記錄以來，最具破壞力的海嘯發生在2004年12月26日，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部的印度洋海底發生9 級地震，引發災難性海嘯，海嘯波及印度洋沿岸的所有地區，導致20多萬人死亡，逾百萬人流離失所，造成數十億美元的財產損失。[8]

不過，相對由地震和海嘯帶來的自然災害，其實引發更大傷亡的，往住是由人類自己造成的「二次災害」：由設計不周的福島核電廠引發核災事故，到原本不是緬甸地震震中地區的曼谷，卻有大樓在地震期間倒塌並導致47人死亡，當中的設計失誤和偷工減料，被認定是導致意外發生的主因，而這些情況，本身都是可以避免的。[9]

那麼，香港人何時才可以去日本？要找個「師父」預測一下嗎？

日本當局一向十分重視地震調查，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在2013年發佈了「南海海槽」的地震活動長期評估報告。根據歷史記錄，自684年的白鳳地震（又稱天武地震）以來約1,400年間，南海海槽每隔100至200年便會發生8級或以上的巨大地震，而當中最大的地震是發生在1707年的8.6級寶永地震。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的長期評估，推算出大地震重現週期約為88.2年。以此推算，對上一次8級或以上的地震是發生在1946年的昭和南海地震，與現在相距79年。所以最新評估，就得出了「南海海槽在未來30年內發生8至9級地震的概率，為75%至82%」的結論。[10]

要理解的是，日本發出的地震預測報告，不是針對今年，而是「未來30年」的機會率。如果因這個「75至82%的警告」而在今年決定不去日本旅行的話，那麼，在未來30年其實也是不能去的，但這可能嗎？

況且，與風暴預測不同，以現今的科技，仍然未能對地震的發生時間、震中位置及烈度等，作出具體預測。當地震發生時，不同類型的地震波會在地球表面和內部傳播，由於它們的傳播速度不同，到達地表的時間也會有異，監測儀器可偵測到先到的縱波（或稱P waves），並在隨後出現的橫波（S waves，通常都有較大破壞力）來臨前的十數秒，發出緊急避震警告。別小看這十數秒的時間，這可是「生死之間」的分別——自小已接受防災訓練的日本市民，知道首要是保護頭部，走往桌下等安全地方避災，也在事前準備好緊急食糧和工具——這可是訓練有素的成果。

香港人，也要擔心地震嗎？

香港人應該為到地震而擔心嗎？是，也不是。

先說不是：香港距離環太平洋地震帶超過600公里，故香港發生大地震的機會較低。理論上，香港處於中國東南沿海地震帶內，這地震帶大致可分為會昌、河源、廣州、靈山的內帶和泉州、汕頭、陽江的外帶。這地帶有可能發生有感地震，但其破壞力則會較小。

相對而言，香港較多是面對風災的風險。在預防災害方面，香港的建築物因有完善的抗風災結構，對大風吹動引致的搖動有很好的防護設計，這間接地對地震震動也有正面的保護作用。不過，更好的建築物規格，也需要人嚴守執行才有用，如像泰國曼谷在地震中倒塌的大樓那樣偷工減料，那就真是「神仙」都難救了。與其心驚地震，不如提防小人和人禍更為實際。

至於「是」，則是因為香港人喜歡到日本、台灣等地旅行，這些地區都是位於「太平洋火環」內，遊客從來都要面對地震和海嘯風險。在前往地震高風險地區時，可預先登記香港和當地政府的外遊提示服務，也可選購一些避災用品，甚至到當地的避震教育中心見識一下，知多一些，風險自然小一些。

《愛欲之死》作者韓炳哲，在不少作品中都點出現今世代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建構了一個功績／績效的社會，而在這種社會中，權力與掌控成為了生產模式裡的必要條件，而要確保工作績效的範疇竟然還包括了愛欲。

作者用了電影《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作為例子，劇中的男主角將自己對性關係的要求列明在招聘廣告中，如此反映「性」已被納入在績效與計算的當中，也將其變成工作以及純粹的色情。就如早前無綫電視節目《東張西望》追訪的私密照片被公開的事件，幾位女事主指控一男子偷拍其私密影像，又指他在社交媒體公開招募「性玩具」，事後更為性關係對象評分，並以性關係人數的多寡來炫耀自己的性經驗。這類行為正正就是韓炳哲所述成為績效的「性」，有人將「性」化為一種直白的要求，並展示自己有主宰他人的權力。韓炳哲認為「性」之所以成為績效的原因在於人對自己的過度熱愛，亦即是「自戀」，企圖在「愛欲」中佔有、抓住以及掌控他人，只想「他者」為自己服務。

他在暗中透露了人們從現代社會的愛欲中得到救贖的方法，就是承認自己在他人的個體性面前無能為力，亦即是讓他人成為他人自己本身，不試圖掌控、操縱與佔有對方，才能讓自己對他人保持好奇與想像力，純淨的愛欲才能因此而產生，否則就如韓炳哲在書中所述：「……現今的愛，萎縮成消費與享樂主義算計的對象。對於他者的渴望，被相同者的舒適所取代」。如想「在約砲、休閒式與舒壓式性愛當道的時代」清醒過來，《愛欲之死》或許能幫助我們找到出路。

網絡成癮是很多家長擔心孩子們陷入的處境，但其實可能很多家長自己本身都有網癮而不自知，因為網癮不單只是網絡遊戲成癮，還包括社交平台相關的網絡社交成癮、網絡色情成癮及網絡資訊成癮等。眼見很多成人坐車時看手機，回家又滑手機、看資訊、上社交平台分享及傾談等，一有空就手機不離手，每週上網時間輕易超過40小時。如果網絡使用者在網絡上花費比原本計劃更多的時間；不停想繼續使用，想停也停不下來；沒接觸網絡就心癢難耐，煩躁不堪的話，就很可能已有網絡成癮。

網絡社交成癮

先說網絡社交成癮，這是指社交平台用戶過份投入去關注自己分享文章的點讚回應、追隨者（followers）的反饋，如得到很好的回應就會發更多帖文，如沒有得到良好的回應，就會刪去帖文，甚至影響情緒。過份沉迷使用社交平台，會產生一些負面情況，如焦慮、憂鬱、孤獨及專注力失調。而且用戶的關注點會因為過於聚焦在網上平台及當中社群的看法，而忽略了真實生活的人際關係，以及其他來源較為客觀的資訊及意見。

早前就有報道指，美國醫療總監Vivek Murthy醫生表示，社交媒體是導致青少年精神健康出現危機的因素，所以他呼籲國會要在社交媒體的平台上加上如印在煙盒上的警告字眼，清楚列明社交媒體可能對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構成重大危害。[1] 另外，亦有美國的青少年自己感到網癮過大而改用不能滑動屏幕的翻蓋手機，想減少對智慧型手機的依賴。他們其中一位想重返真實的社交生活，對身邊發生的事情保持專注；而另一位則想減少於社交媒體上與人比較，以免影響到自我形象，亦可為自己減壓。[2]

網絡色情與性上癮

有關色情資訊，網絡幾乎是個無窮盡的色情資訊資源庫，只要想看就隨時隨地可以看，這造成了許多人起初因為好奇、刺激而接觸色情資訊，但後來他們腦中的獎勵機制受影響，情況與吸毒、酗酒相似，成癮訊號產生，觀看者的腦中產生了「興奮的物質」多巴胺。

正常來說，大腦對性會有渴求，在達到高潮時這種渴求就會得到滿足，短期內人不會再有強烈渴望。但每當看到新的色情視頻，不同的外在刺激，就會繼續喚醒人的渴望。一次一次地看下去，一次一次地獲得性高潮。情況就如狗隻受訓練，每當訓練員搖動鈴子之後向狗隻提供食物，受訓狗隻久而久之就會把鈴子和食物連上關係，一聽到鈴聲就以為有食物及流口水，這便是條件反射（conditional response）。收看色情視頻者亦然，看到相關資訊，也會隨之對性產生渴望。

網絡色情引發的刺激，令觀看者產生強烈的渴望，愈看會愈需要更大的刺激，因為頻密地觀看色情資訊，大量多巴胺過度刺激大腦，會讓腦部產生耐受性，需要更大量的多巴胺才能帶來與之前相同的快感。要獲得滿足，影片的量或質就要「提升」，即是要長時間收看或者要更「重口味」的色情片，才能帶來刺激。觀看者看完影片，可能會想將所看的付諸實行，不能自控或想持續地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

在香港，東華三院心瑜軒有為成癮者提供輔導及治療服務，參考中心的統計數字，近年性上癮求助者有年輕化趨勢。患上性上癮的人，其日常生活會被與性有關的事物佔據，他們會不惜一切地維持或獲取機會，以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並且無法自我控制。心瑜軒時任主任周鈺山指出，性上癮個案增加與網絡色情成癮有關。2019至2021年期間，該中心更出現一名求助者，年齡只有11歲。[3] 按一位小學生的生活環境及經濟能力，讓他接觸到那麼多性資訊的渠道，很有可能是網絡吧。

網絡遊戲成癮

而網絡遊戲成癮方面，因著疫情，許多學生於家中長期使用電腦上課，易以上網打機作為娛樂之一，而許多網絡遊戲的設計都容易讓人上癮，《燭光》曾經刊載過一篇名為〈網上賭博、課金與成癮〉的文章，曾講解過當中的原理。於2022年有教育團體訪問了2,700多位中、小學生後，發現超過一成（12.6%）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傾向，而研究更指出有過半受訪學生有抑鬱、焦慮和受壓，超過四分一（27%）的受訪學生自覺睡眠不足。[4]

另外亦有研究指有超過三成半（36.2%）受訪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導致他們缺乏時間專注於學業、運動或培養其他興趣。研究亦指出在網絡遊戲成癮的學童中，有高達七成受訪學童有抑鬱情緒，有近三成（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面對困難時更容易選擇逃避問題。[5]

戒癮與治療

面對上述多種與網絡有關的「癮」，如果身邊有人不幸成為成癮者，家人或朋友，可以陪同他們，尋求心理治療師的協助，透過「認知治療」（cognitive therapy）幫助他們認清自己的現況，釐清一些謬誤，他們可能會誤以為沉溺行為帶給他們很多好處、自己不會被沉溺行為捆綁、仍有能力控制沉溺問題，並否認及逃避沉溺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及負面後果等。而治療師會為成癮者分析繼續或停止沉溺行為的好、壞處，從而增強他們戒癮動力，並幫助他們以一些較健康的方法去替代沉溺行為。而「復發預防」的方法，則可以幫助戒癮者增加信心，維持改變的決心，敢於面對「癮」誘，以免再次掉入沉溺的漩渦當中，減少全面復發的機會。[6]

網絡已是我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青少年需要繼續使用它來與人溝通、學習，但又要保持不過度使用，不以它作為麻醉自己的工具，不借助它來逃避心煩的事情，以免成癮，要適可而止的使用網絡，實在需要在實體世界中能建立良好的溝通習慣，與家人有好的溝通，並有健康的人際關係，努力保持平衡才可以做到。

1865年，明治天皇也還未登位，維新也還未開始。在日本九州長崎新建了大浦天主堂，教堂既美觀又新奇，被當地人稱為「法國寺」（因教堂是根據日法修好通商條約而建設，供法國人使用的禮拜堂），這座教堂吸引了不少附近的居民前來參觀。

3月17日，當駐堂的法國神父柏若望（Fr. Bernard Petitjean）如常在教堂內祈禱時，十多名農民打扮的人，神色凝重且緊張地踏入「法國寺」，顯然與前來看熱鬧的人不同。其中一位婦人，看著看著，終於忍受不住，卻又怕太過激動被別人發現，結果只能以手撫胸，低聲對神父說：「外國人！我們的心，和你的心，是一樣的。」柏若望神父聽後有點吃驚：「真的嗎？你們是從哪裡來的呢？」

「我們是從浦上地方來的。住在浦上的人，每一位都和我們有著同樣的心。」農婦說完，又緊接著詢問：「聖母馬利亞的聖像在哪裡？」

柏若望神父就此發現了在日本潛伏了足足七代，隱姓埋名了二百多年的天主教徒。[1]

曾經興旺的日本天主教
對於很多香港人而言，日本是熱門旅行的地點，甚至笑稱她為「鄉下」，可是除了「食、玩、瞓」外，日本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而自上古就留傳的神道、6世紀傳入日本的佛教，以及對自然崇拜的混合宗教信仰，就成為了大多數日本人的信仰。

1541年，耶穌會會士沙勿略（Xavier）從葡萄牙里斯本出發，經過非洲、印度、馬六甲等地，他在馬六甲認識了日本人彌次郎，遂邀請他協助日本宣教的工作。最終沙勿略於1549年8月15日登陸日本的鹿兒島，在九州等地傳教，開啟了天主教在日本的發展。[2]

天主教傳教士來到日本，除了傳教也成立了學校與醫院，努力令信仰本土化，教士主動學習日語，並將教義與日本傳統的風土民情結合，日本天主教會因此快速發展。根據1614年的統計，當時日本約有150名神職人員、以及超過65萬名平信徒；而天主教信仰也深入日本的統治階層，如兩家公卿與55位大名（即大領主，著名的有高山右近、大友宗麟等）皆領洗成為天主教徒。當時日文稱天主教徒為「吉利支丹」或「切支丹」（Kirishitan，來自葡萄牙語 cristão，即是基督徒的意思）。

天主教教難
天主教在日本本來有著不錯的發展，1585年，九州的切支丹大名大友宗麟、大村純忠、有馬晴信等派出了遣歐少年使節，謁見羅馬教宗額我略十三世。但正因為日本天主教勢力不斷擴大，而基督教教義又與日本原有的神道、佛教等宗教有著不少的衝突，致使當時的幕府大將軍豐臣秀吉擔心切支丹會坐大叛亂，結果於1587年，他頒佈了「伴天連追放令」（伴天連是葡萄牙語padre的翻譯，意為神父或傳教士；追放則是放逐的意思），宣佈天主教為邪教，下令限制傳教，驅逐傳教士，同時也對切支丹大名進行制裁，希望他們放棄信仰。

隨著禁令的愈發執行，悲劇最終出現。1597年2月5日，豐臣秀吉再次頒佈了禁教令，更下令在長崎處決26名天主教徒，包括四位西班牙籍傳教士、一位墨西哥修士、一位葡萄牙修士、20位日本信徒殉道。他們後來被梵蒂岡教廷封聖為「日本二十六聖人」。1612年，德川幕府在直轄領地頒佈禁教令，並於1613年推廣至全國，再次將傳教士驅逐出國（前述的大名高山右近，原來是豐臣的重臣，也被放逐，最後輾轉到了菲律賓，並在當地死去）。德川幕府於1622年9月在長崎西坂處決55名基督徒，是為「元和大殉教」。到了1633年德川幕府更頒佈鎖國令，之後，對天主教徒的嚴酷鎮壓持續。由豐臣秀吉頒佈禁教令，天主教徒在日本遭鎮壓長達250年之久。

高壓之下，天主教信徒既要改變信仰，同時又因鎖國政策，與外國貿易斷絕，日本政府非但未能開源，又不節流，還大興土木（如島原藩主松倉重政就於1621年開始建築島原城），並向民眾課以重稅。島原和天草地區的情況尤其嚴峻，除了當地大名鎮壓天主教徒，同時自1634年起該處更連續發生天災，加重了平民的負擔。最終於1637年，因島原地區農民交不起農租而引發了「島原之亂」：由年僅十餘歲的信徒天草四郎率領村民反抗德川幕府，是為江戶時代發生的大規模起義。島原之亂持續了超過半年，幕府投入了超過12萬兵力鎮壓起義軍，最終10,000人戰死，而起義軍則有37,000人被斬首，生還者只佔極少數，其中有負責充當內應的山田右衛門作。

隱藏天主教徒
反抗不成出路，活著就是無奈。留下來的日本天主教徒，就此成為了「隠れ切支丹」（隱藏的天主教徒）。當時的天主教徒，有的被放逐到九州的偏遠地區生活，並要繼續受壓於政府，要年年「表明」棄教，1629年，幕府頒佈了「踏繪」命令，命令所有的天主教徒每年都要當著眾人見證下，用腳踐踏聖像（通常是耶穌像、馬利亞像或十字架等），以示背棄天主教信仰。如信徒拒絕，則會被逮捕處罰。[3] 隱藏天主教徒被迫公開踏繪，只能拖著刺痛的心與腳回家，以苦鞭責打自己以示懺悔，並哭著喝下自己的洗腳水，而當時已沒有神職人員，他們所有正規的宗教活動，如領聖餐、禮拜，告解等，通通都被停止了。

黎明來到前，是長達逾250年的黑暗。隱藏天主教徒只能秘密地實踐信仰：他們會將聖人和聖母馬利亞像轉化為觀世音菩薩像，也就是「聖母觀音」（Maria Kannon）；或是暗地將聖像藏起來崇拜；或是在表面上是神社的地方參拜，其中卻偷偷刻上了天使像；甚或以貝殼中有聖母抱著耶穌的紋路，以此作為崇拜對象。[4] 1643年，一位日籍神父被處死，天主教在當時的日本表面上是隱沒了，但一代又一代的「隠れ切支丹」，以家族、村莊為單位，秘密傳承不為人知的信仰，據說在他們中間流傳著一個充滿希望的「預言」：一、過了七個世代，會有神父乘船從羅馬被Papa（教宗）派遣而來；二、那位神父是獨身；三、他會帶來馬利亞的聖像。

信徒發現，浦上悲劇
文中開首的內容，是關於1865年的「信徒發現」，當時法國神父踏足長崎，與一些隱藏的天主教徒相遇。在鎖國時期下，依然有堅守信仰的地下信徒，這固然是神蹟，但這次「發現」卻又引發了另一次災害。隱藏的浦上信徒因為在大浦天主堂遇上了神父，信心大振，於是便鼓起勇氣於1867年向村長要求以後村民的葬禮不照佛教的形式，而是按天主教形式進行。但其實當時明治維新還未成形，再者新的明治政府依然標榜自己是神道國家，揚言與德川幕府一樣要延續對天主教的鎮壓，斬草除根。結果因「信徒發現」，浦上地區3,000多名信徒再被流放，68名信徒被逮捕並受到了嚴刑拷打，為日本第四次鎮壓天主教徒的事件。情況要到1873年，因外國反對，明治政府才撤銷了對天主教的禁教令。[5]

日本天主教徒的故事，我們要學習的是……
最終，1889年日本通過了新憲法，當中引入了宗教自由的條文。2022年，日本雖然在數字上有約190萬名基督徒，但其實這只佔總人口不到1.5%。在日本，改變信仰，原來不只是宗教問題，而是會影響到許多的生活習慣，生老病死涉及的範疇，通通都會構成衝突……我們決志時，喜歡說是我們「個人」相信耶穌基督，但對日本信徒來說，決志等於離開家族一樣，是不簡單的一回事。另一方面，在重重困難，甚或絕望中，如何活出真的信仰？要隱藏真心，無奈「踏繪」，但這仍算不算是忠心信徒？若站起來反抗好像未成氣候，好像當年的浦上信徒，在敵人面前「擺設筵席」，公開信徒的身份，招來的卻是嚴刑拷打，甚至可能是殺身之禍。相對香港現時雖然好像紅線處處，不過，信徒仍能繼續信仰生活，但如果有一天當信仰不能再活出來，又應該怎樣過活？

早前AV女優橫宮七海（藝名）疑因情緒病發作而走上自殺的道路，終年21歲。看過不同報章、網站的報道以及網民的回應，對這件次事件有一些反思。噩耗一出，粉絲紛紛表示可惜，而其好友亦證實了其死訊。根據各報章報道，橫宮七海一直與父母關係欠佳，長期備受家庭問題困擾，過去亦曾多次自殺不遂；加上工作壓力（亦即是拍攝成人影片的壓力）而患上了情緒病。[1]

有許多的評論都在討論橫宮七海的家庭問題，甚至有傳她父母不諒解她的工作而給予她壓力。有文章透露，像橫宮七海這類拍攝AV的女性，多多少少會面對心理問題，而這些女孩子多數與家人關係疏離，導致厭世情緒和精神問題。而這些女性也經常會有自殘行為，例如鎅手等等。[2] 也有網民在某些影片中看到她生無可戀的面容以及疑似自殘留下的疤痕。[3] 似乎有些人認為，家庭或父母的不理解，是導致橫宮七海走上絕路的重要因素。難道家長應該支持自己的子女拍攝色情影片嗎？換了是自己的子女，也能包容這些職業嗎？父母是否為了表示支持，應該觀看自己的女兒在鏡頭前與其他演員發生性行為呢？

每個人生於世上都承受著不同的重量，走在街上與他人擦身而過，看電視或社交媒體中的藝人、演員，我們都很難從我們的眼目看見這些人到底經歷了甚麼，朋友之間歡天喜地的談話，鏡頭前天真爛漫的笑容，這些歡笑的背後，也許有著我們無法想像和承受的重量。翻查資料，橫宮七海於2021年參與色情工業，至輕生時總共有三年資歷，拍攝了過百部的色情影片。[4] 年紀輕輕的她，在沒有太多人生歷練的狀況下，便進入了充滿許多黑幕和競爭的環境，這也實在太沉重。如果說，主要是家庭問題影響到她，使她失去生存的希望，是否就不用考慮她的年紀以及她的工作環境？曾經從事援交的中山美里，在其著作《我的16歲援交手記》中描述到她的接客經歷，反映了當中的傷痛並不能隨年月消滅。[5] 有指橫宮七海並不是喜歡成為AV女優，而是在求學時期中途輟學，因學歷等問題，無法過正常上班族的生活，最後走上AV女優的道路。[6]

其實這些女孩子，對於沉迷色情資訊的人來說，他們有無限多的代替品。這不同於追捧其他藝人，人們追捧的藝人數量總是有限，這些藝人也不是隨隨便便可以被替代，人們一般都是欣賞該藝人的才藝技能等等。但AV女優不同，看影片的人只是為了性愉悅，只對其身體有興趣，而且人們有海量的選擇，甚至可以選擇不同種類的影片，而色情資訊的特性在於賣弄身體的裸露與性感，而那位真實的裸露者的生活或心理狀態如何，大部份觀眾也漠不關心，也不認識社交媒體下真實的她，所以她們根本無法被愛。[7]

或許有人會反駁：不是因為粉絲關心她，才留意到她的不適嗎？不是有粉絲留意到她暴瘦，甚至在影片中呈現生無可戀的表情，自殘的跡象嗎？若然她可被替代，誰會留意她細微的狀況呢？[8] 也有人知道她離世後表示：「超喜歡的AV女優竟然走了」、「很難過……很喜歡的AV女優」、「希望她在另一個世界會快樂」云云。[9] 筆者很喜歡一位名叫「愛迪生」的YouTuber所分享的一句說話，當有人訴說：我最愛的AV女優引退了，感到很可惜，愛迪生聽罷便這樣回答說：引退不是好事嗎？難道你喜歡自己心愛的女人與其他人發生性行為嗎？引退不就可以休息了嗎？為甚麼你還哭呢？一看就知道你不是真愛。[10] 這也可以借用來回應了一眾為橫宮七海感到可惜的人。當喜歡一個人，而她正在這環境受盡煎熬時，豈不是還有人「片照睇」嗎？還有一些人知道她離世後，竟然還在詢問：「我還該不該用她作為性發洩的對象呢？」。

到最後，遊走在這種環境的女孩子，只會在他人虛假的言語上活著，甚至到了生命的盡頭，也不斷將全數原因歸咎在其父母身上，似在暗示最好父母不要阻止，繼續鼓勵女優拍多一點。無人記念痛心這些女孩在這種環境下的遭遇，又要將「帶給觀眾幸福」、「追逐夢想」等的帽子加諸女優身上，或許會有人為此感到一瞬間的可惜，因為美麗的身體已經不在，惋惜過後便繼續尋找其他身體來享受性歡愉。甚至有些人，在搜尋色情資訊時，根本也不知道影片中的是誰，也不為誰可惜，那些女孩子沒有面容，人們看得見的，只有那使人感到性興奮的身軀。

在人工智能開始廣泛應用之前，色情文化早已經由網絡傳播至世界各地，色情資訊滲入了不同的角落。基本上任何年紀的人上網隨便搜尋，就已經能夠輕易地接觸到色情資訊，而這就是一個色情資訊氾濫的時代。

而色情，無非是一個工業，一個明買明賣的市場，當中買賣的，正正就是色情裸露、刺激觀眾性慾的內容。在資本主義或功利主義的社會下，任何人或事物都可以成為一個持續增加的資本，例如身體可以成為賣弄性感的資本。色情中的主角或模特兒只擁有展示和被展示的價值，他們被物化，成為性刺激的商品。被展示、被觀看的人沒有面容也沒有人留意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沒有獨特性，也無法被愛，他們只是被剝奪了「異質性」的他人，然後被展示出來，任人消費。[1]

性的展示文化，幾乎擴散至不同的社交媒體。一些網紅或直播主為要得到他人的關注、點讚和收視率，不惜透過裸露、展示自己身體來達到這個目的。根據觀察，幾乎大部份的女性直播主、網紅或YouTuber在拍攝影片或直播任何內容時（打機、拍攝Vlog〔影片部落格〕等等），或多或少都會穿著得比較性感，「露胸」也只是基本。「性」已經植入不同的流行文化當中，流行文化中的表演者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性化、自我物化、自我商品化，就如在參加一場展露身體的比賽。不過，這場比賽並不是純粹裸露就能獲勝，而是需要裸露得色情化才能引人注目，就如2022年有一位日本YouTuber小栗由加推出「全裸結他」的影片，但由於其長相、身材以及影片拍攝角度遭人批評，影片的點擊率雖然曾一度急升，但最後卻跌至只有數百人觀看，對比起一些掌握到「若隱若現」，懂得拿捏「色情」，又會玩樂器的YouTuber，便會形成「高下立見」的形勢，也會讓人理解到為何有些人會「輸」，因為所謂「色情」並不是取決於露多少，而是在於怎樣露才能刺激他人的性慾。[2]

「他者」的缺席
哲學家韓炳哲指出，現今的社會欠缺痛苦及被給予否定的承受力，只著重愉悅舒暢的感受，無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抑或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也是如此。韓將這種現象以病理的角度來解釋——即現代人因過份「自戀」，便容易構成「憂鬱」這種病症。^[3] 舉例說，在社交媒體當中，若然無人為自己的帖文「點讚」就如同否定自己一樣，這種「憂鬱」的感覺就是因為「自戀」而造成的。否定與痛苦的感覺其實有其意義，它能讓人停下來思考，讓人知道自己不能將所有事物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當一個人無法承受被否定的感覺，也讓一個人失去思考的空間。

在大數據的時代裡，每個個體都只是大數據中的一點微塵，網絡無限多的選擇，看似令生活變得豐富，然而卻構成身體的缺席，人與人之間只剩下點讚和分享。^[4] 一些串流平台、社交媒體，不停地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只要透過一個用戶的搜尋記錄，就能不斷推薦一些類近的內容予該用戶；當人不斷吸收同溫層中相同、類近的內容，人就很難再接受一些異於自己興趣的想法和意見，因為人總喜歡看自己喜歡看的東西及聽自己喜歡聽的說話，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失去接納異於自己聲音、想法的器度，顯然也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而韓炳哲稱這個狀態為「相同者的地獄」——即在同溫層中「圍爐取暖」。或許每個人也總會遇過一些人，在與他們對話的時候，他們只喜歡談論自己有興趣的事，對自己興趣以外的事物，他們全無意欲去探討，這正好反映了人對異於自己想法的排斥。

思想單一的社會，將「性」約化為直白的要求，當中毫無內涵。在網上，以誰露得好、露得最多為考慮支持的因素，性文化充斥在社交媒體之中。在社交媒體中，主播、網紅的影片有如洪流，人們會以展現多少「性感資本」來決定誰的影片最值得觀看，而只具備展示價值的主角，他們是沒有獨特性的，也沒有真實的面容，任由他人經性感指標來消費，「他者」的獨特性、內在性完全消失，只剩下展示出來性感的身體。

「身體」的缺席
科技的發展，更加促使人與人之間最低限度的溝通消失。在進入ChatGPT時代之前，有一個更為驚世的人工智能（AI）技術出現，就是「deepfake」。「Deepfake」，又稱為「深度偽造」，是人工智能的人體圖像合成技術，透過類似移花接木的功能，製作出真假難分的影片。根據研究公司Sensity AI於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96%的深度偽造影片內容都是與色情相關，更有女性網紅因該技術被迫淪為了色情影片中的人物，使她們受到傷害。[5] 早前更有一宗裸聊騙案發生，事主雖然沒有向其他人裸露身體，但騙徒入侵了他的手機，並將他的肖像移花接木到色情影片中，然後勒索他。[6] 一些人利用deepfake等技術，將自己感興趣的對象直接「性化」，化為可供消費和觀賞的對象。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由應當透過溝通去深入了解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人，或最低限度去追蹤一下這個人的社交媒體，變為直白地將這個對象變換為可觀賞的色情對象。如此，我們便發現，作為高科技產物的AI，不斷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減少，身體缺席的同時，對話也一起缺席，剩下只有「舒適愉快」的色情體驗。

「人」的缺席
ChatGPT或其他生成式AI，讓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夠直接詢問AI任何問題，包括寫作、活動設計、提供思路等等；想要甚麼類型的圖片創作，直接輸入自己想要的特徵，然後AI便會自動生成擁有這些特徵的「藝術作品」。這一切一切帶來方便快捷的高科技產物，逐漸讓我們不再需要一個具體的人與我們有所交流，從「他者的缺席」、「身體的缺席」，到現在「人」也缺席，真實的人不再需要存在於我們的世界裡。

然而，除了廣為人知的大型語言模型ChatGPT，坊間亦有許多不同的圖像生成AI，而這些AI也帶動了色情範疇的新面向。過往由deepfake透過移花接木方法建立的大量色情影片，在製作過程中，這項科技會利用合成技術將不同人的臉孔和身體合成，故在合成前得先將人的身體切割。而圖像生成的AI，例如較為知名的Midjourney，便是將大量不同的內容整合成符合用戶的提示指令（prompt）的圖片（當然這是否「創作」，仍有許多不同的討論），而Midjourney會過濾提示指令中的字眼，所以用戶並不能輸入有關色情或性相關的字詞，不過，坊間其他的圖像生成AI就未必會過濾字詞，甚至有些AI是為了製作色情影像而被創造的。

這種轉變也意味著，人連刻意去尋找自己感興趣的臉孔和身體，然後將它們合成的動作也不需要，直接就可以利用圖像生成AI來描畫一個完全符合自己理想標準的臉孔和身體，並且讓它成為自己的情慾對象。AI所創作的圖像現時是不受法律保護的，而圖像中的人物也不是真實的存在，不過它看起來卻是非常真實，甚至有AI生成的照片奪取了2023年Sony世界攝影大獎賽其中一個組別的冠軍。[7] 既然AI這麼真實，連照片都可以生成，那麼在充斥著性文化的社會之中，被利用來製作色情資訊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到最後人連情慾的對象也可以自行生成，不需要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在其中，「人」名副其實在其中消失。

色情，無處不在，甚至成為了社交媒體其中一個重要價值所在，有些人在當中自我展露、自我性化，追求流量最大化。人們注視著身體的展示，展示自己身體的人，沒有人會去了解他們的內心、情感，他們只是一個自我性化、被人消費的對象。在這種現象下，人不需要有真實、真正的交流，這就完全避免因與人交際而有機會產生的不舒適感，只要肯消費，就不會害怕得不到回應。然而，正因為人對痛苦的承受力不斷減弱，才甘願停留在Instagram分享美好生活，原來沒有人為自己點讚也能構成憂鬱，即使在社交媒體中仍在與人溝通，付出努力去追蹤具觀看性的性展示對象，人們的身體已經在網絡中缺席。加上AI的出現，令色情更加氾濫，它被人「好好利用」之餘，「人」也可以徹底地消失不見。人工智能看似方便，但卻讓人陷入一種無法與人相遇的孤獨，即使放縱情慾，也無法讓人脫離這種無以名狀的孤寂。

（本文原載於第150期〔2023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早前一份針對中學生的調查發現，受訪者中曾在網絡接觸與色情有關內容的男生有64%，女生也高達58%女生。[1] 按香港法例，向未成年人士發佈不雅物品是違法行為，但隨著網絡的普及，青少年能輕易繞過法例瀏覽和分享各種色情資訊。

由AV女優說起

在現今的社會文化中，人們對性的看法逐漸開放，對色情資訊的接受程度也大大提高，色情資訊被視為正常的娛樂，是滿足性慾的一種方法。早前有一位香港女生因到日本拍攝成人電影而備受關注，網絡上不少人的回應都十分正面，有人支持她追尋理想，更有人說她為港爭光。但這些回應是否能反映到事件的真實面貌？試想想到底有多少人會鼓勵自己的妻子、女朋友或女兒去拍攝成人電影？

子女看色情資訊，爸媽怎麼辦？

色情資訊會對人造成負面影響，這是人所共知的，但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人們有權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論是好還是壞。但我們總想保護我們所關心的人，希望他們不會受到不良訊息的影響，所以我們不會鼓勵子女去接觸色情資訊，如父母發現年幼子女接觸色情資訊，也會感到擔心，而且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筆者多年來一直從事學校性教育的工作，家長經常會問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應對子女觀看色情資訊，他們察覺到昔日天真無邪的子女變了樣，竟然接觸如此「重口味」的資訊。而我往往只會告訴家長，我們只能從子女觀看色情資訊一事上歸納出一個結果，就是他們已經長大了。

少年人踏入青春期，自然會對性產生興趣，這在男生身上尤其明顯，在性慾的驅使下，觀看色情資訊差不多是每位男生成長的必經階段。而女生也會對性方面的資訊感到好奇，想了解一下性行為到底是甚麼，所以也會有女生觀看色情資訊。這不代表他們學壞了，只是青少年在網絡上太容易獲取到色情資訊。

色情資訊帶來的負面影響

作為家長，一旦發現子女觀看色情資訊，其實不宜有太大的反應，也不需要採取過於嚴厲的態度去指責子女觀看色情資訊。如果子女還年幼，家長可以使用過濾軟件阻擋色情網站，但「擋」得一時，「擋」不到一世，子女長大後還是有機會接觸到這些資訊，所以家長應該和子女開放溝通，了解他們為甚麼會接觸色情資訊，並讓子女認識以下有關色情資訊的真相。

1. 色情是虛構的

色情工業是世界上其中一項最大型的商業活動，為滿足人們的性慾，生產商刻意製造出各種色情影像。商人為了取得最大的利益，在色情資訊中加入大量誇張失實的性關係，以挑動消費者的情慾，只要能吸引消費者的注意，他們就可以獲取利益。因此在色情影像中的場景和行為都是虛構的，並不能反映真實的性關係。

2. 色情資訊中充斥著非法及不道德行為

有人說色情電影是「愛情動作」片，但其實當中只有動作，並沒有愛情。色情資訊展現的並不是正常的情感關係，在沒有愛情和婚姻的情況下也能隨意發生性關係，不少內容更超越社會大眾一般能接受的道德底線，如多人性關係、亂倫、性侵犯等，而這些放任的行為是不需要背負任何後果，當中的人物不會懷孕、不會患上性病，性侵犯以後更不會被法律制裁，這絕對不是真實世界的情況。

3. 色情損害身心健康

色情資訊扭曲兩性形象，將別人貶為滿足自己慾望的物件，當中往往會出現歧視和侮辱女性的情節，長期瀏覽會對性價值觀造成負面影響，也會對自己和伴侶的身體、表現，產生不現實的期望。此外，色情資訊亦會對觀看者的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引發焦慮、抑鬱、自卑等情緒問題。

4. 色情成癮

觀看色情資訊會帶來強烈的刺激，讓身體產生快感，當身體慢慢習慣這種刺激後，如想再獲得相同快感便需要更露骨的資訊，久而久之觀看者會對色情資訊更沉迷，甚至成癮，影響日常生活。

5. 色情不是性教育

真正的性教育應提供關於性健康、人際關係、性別角色等各方面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幫助人們建立正確的性觀念和健康的性行為，而色情資訊卻只能提供性刺激，以滿足觀眾的性慾望，當中的情節、行為往往不符合現實，並且常常存在誇大、刻板印象等問題，與性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馳。因此，色情資訊非但不能成為性教育的材料，更會令人對性的認知出現偏差，並作出錯誤的行為。

在這資訊自由流動的世代裡，我們承認沒有能力阻止青少年接觸色情資訊，但作為父母，可以為子女打好基礎，幫助他們認清色情資訊的真相，好讓他們免受錯誤資訊的影響，並且學會尊重自己和他人，對性行為持負責任的態度。

資料庫

令人脫離現實的色情畫面

多巴胺是大腦的神經傳導物質，它與人的情慾、感覺有關，並會傳遞興奮、開心的訊息。當人在街上閒逛、嚐到美食、經歷了歡愉的性愛後，大腦都會分泌大量的多巴胺。[2] 瀏覽色情資訊同樣會令多巴胺激增，有研究發現過度刺激大腦會減少多巴胺的分泌，令大腦變得遲鈍；這就解釋了為何一開始普通性愛畫面能令觀看者感到興奮，但如果他們想繼續追求感官上的刺激，就得看更多圖像，或情節更極端的色情影像。觀看者一旦習慣了激烈、甚至是扭曲的性愛場面，便會無法再從現實中的性愛得到滿足。[3] 夫婦間若有人沉溺於觀看色情片，必然會影響二人的性生活和關係。[4]

在人工智能開始廣泛應用之前，色情文化已經由網絡傳播至世界各地，色情資訊滲入不同的角落。基本上任何年紀的人上網隨便搜尋，就已經能夠輕易地接觸到色情資訊，而這就是一個色情資訊氾濫的時代。

而色情，無非是一個工業，一個明買明賣的市場，當中買賣的，正正就是色情裸露、刺激觀眾性慾的內容。在資本主義／功績主義的社會下，任何事物或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持續增加的資本，包括身體、性感。色情中的主角或模特兒只擁有展示和被展示的價值，他們被性化，成為性刺激的商品。被展示、被觀看的人沒有面容，沒有獨特性，也無法被愛，他們只是被剝奪了「他者異質性」，然後被展示出來，任人消費。[1]

性的展示文化，幾乎擴散至不同的社交媒體。一些網紅或直播主為要得到他人的關注、點讚和收視率，總需要一些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而裸露便是最為方便快捷的方法。根據觀察，幾乎大部份的女性直播主、網紅或YouTuber在拍攝影片或直播任何內容時（打機、拍攝Vlog〔影片部落格〕等等），或多或少都會穿著得比較性感，至少也會「露胸」。「性」已經植入不同的流行文化當中，流行文化中的表演者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性化、自我物化、自我商品化，就如一場展露身體的比賽。不過，這場比賽並不是純粹裸露就能贏，而是需要展示得色情化，就如2022年有一位日本YouTuber小栗由加推出「全裸結他」的影片，但由於其長相、身材以及影片拍攝角度遭人批評，影片的點擊率雖然曾一度急升，但最後卻跌至只有數百人觀看，對比起一些掌握到「若隱若現」，懂得拿捏「色情」，又會玩樂器的YouTuber，便會形成「高下立見」的形勢，也會讓人理解到為何有些人會「輸」，因為所謂「色情」並不是取決於露多少，而是在於怎樣露才能刺激他人的性慾。[2]

哲學家韓炳哲指出，現今的社會欠缺痛苦及被給予否定的承受力，只著重愉悅舒暢的感受，無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抑或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也是如此。韓將這種狀態以病理的角度來解釋——即現代人因過份「自戀」，便容易構成「憂鬱」這種病症。[3] 舉例說，在一個「點讚」的社會當中，無人為自己的帖文「點讚」就如同否定自己一樣，這種「憂鬱」的感覺就是因為「自戀」而造成的。否定與痛苦的感覺其實有其意義，它能讓人停下來思考，讓人知道自己不能將所有事物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當一個人無法承受被否定的感覺，也讓一個人失去思考的空間。

「身體」與「他者」的缺席

在大數據的時代裡，每個個體都只是大數據中的一顆微塵，網絡無限多的選擇，看似令生活變得豐富，然而卻構成身體的缺席，人與人之間只剩下點讚和分享。[4] 一些串流平台、社交媒體，不停地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只要透過一個用戶的搜尋記錄，就能不斷推薦一些類近的內容予該用戶，當人不斷吸收同溫層中相同、類近的內容，人就很難再接受一些異於自己興趣的想法和意見。因為人總喜歡看自己喜歡看的東西及聽自己喜歡聽的說話，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失去接納異於自己聲音、想法的器度，顯然也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而韓炳哲稱這個狀態為「相同者的地獄」——即在同溫層中「圍爐取暖」。或許每個人也總會遇過一些人，在與他們對話的時候，他們只喜歡談論自己有興趣的事，對自己興趣以外的事物，他們全無興趣，這正好反映了人對異於自己想法的排斥。

思想單一的社會，將「性」約化為直白的要求而毫無內涵。觀看網絡媒體時，以誰露得好、露得最多為考慮支持的因素，性文化充斥著社交媒體之中。人們在社交媒體、主播、網紅中沉浸，以多少「性感資本」來選擇誰最值得觀看，而只具備展示價值的主角，他們是沒有獨特性的，也沒有真實的面容，任由他人經性感指標來消費，「他者」的獨特性、內在性完全消失，只剩下展示出來的性感。

科技的發展，更加促使人與人之間最低限度的溝通消失。在進入ChatGPT時代之前，有一個更為驚世的AI技術，就是「Deepfake」。「Deepfake」，又稱為「深度偽造」，是人工智能的人體合成技術，透過類似移花接木的功能，製作出真假難分的影片。根據研究公司Sensity AI於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96%經過深度偽造技術來換臉的內容都是與色情相關，更有女性網紅因此技術變為了色情影片中的人物，令她們受到傷害。[5] 當然亦不乏人用此技術來進行政治操作，透過更換各國領袖的臉，繼而偽造出虛假的政治言論，涉事政治人物包括前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等等。一些人利用Deepfake等技術，將自己感興趣的對象直接「性化」，化為可供消費和觀賞的消費對象。由應當透過溝通去深入了解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人，或最低限度去追蹤一下這個人的社交媒體，變為直白地將這個對象變換為可觀賞的色情對象。就此，我們便發現，作為高科技產物的AI，不斷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減少，身體缺席的同時，對話也一起缺席，剩下只有舒適愉快的色情體驗。

「人」的缺席

ChatGPT或其他生成式AI，讓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夠直接詢問AI任何問題，包括寫作、活動設計、提供思路等等；想要甚麼類型的圖片創作，直接輸入自己想要的特徵，然後AI便會自動生成擁有這些特徵的「藝術作品」。這一切一切帶來方便快捷的高科技產物，都逐漸讓我們不再需要一個具體的人與我們有所交流，從「身體的缺席」、「他者的缺席」，到現在「人」也缺席。

然而，除了廣為人知的語言模型ChatGPT，坊間亦有許多不同的圖像生成AI，而這些AI也帶動了色情範疇的新面向。過往由Deepfake透過移花接木方法建立的大量色情影片，在製作過程中，Deepfake會利用合成技術將不同人的臉孔和身體合成，故在合成前得先將人的身體切割。而圖像生成的AI，例如較為知名的Midjourney，便是將大量不同的內容整合成符合用戶提供的關鍵字的圖片（當然這是否「創作」，仍有許多不同的討論），而Midjourney是會過濾關鍵字的，所以用戶並不能輸入有關色情或性相關的字詞，不過，坊間其他的圖像生成AI就未必有字詞的過濾，甚至有些AI是為了製作色情影像而被創造的。

這種轉變也意味著，人連刻意去尋找自己感興趣的臉孔和身體，然後將它們合成的動作也不需要，直接就可以利用圖像生成AI來描畫一個完全符合自己理想標準的臉孔和身體，並且讓它成為自己的情慾對象。AI所創作的圖像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就連圖像中的人物也不是真實的存在，但卻非常真實，甚至最近有AI生成的照片奪取了本年度Sony世界攝影大獎賽其中一個組別的冠軍。[6] 既然AI這麼真實，連照片都可以生成，那麼在充斥著性文化的社會之中，被利用來製作色情資訊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到最後人連情慾的對象也可以自行生成，不需要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在其中，「人」名副其實在其中消失。

色情，無處不在，甚至成為了社交媒體其中一個重要價值所在，有些人在當中自我展露、自我性化，追求流量最大化。人們注視著身體的展示，展示的人沒有面容，只是一個自我性化、被人消費的對象。在這種現象下，人不需要有真實、真正的交流，這就完全避免了因與人交際而有機會產生的不舒適感，只要肯消費，就不會害怕得不到回應。然而，正因為人對痛苦的承受力不斷減弱，甘願停留在Instagram分享美好生活，別人不點讚也能構成憂鬱，加上AI的出現，人們的身體已經在網絡中缺席，即使至少仍在與人溝通，付出努力去追蹤具觀看性的性展示對象，然而AI卻令色情更加氾濫，被人「好好利用」之餘，「人」卻可以徹底地消失不見。人工智能看似方便，但卻讓人陷入一種無法與人相遇的孤獨，即使放縱情慾，也無法讓人脫離這種無以名狀的孤寂。

明光社於今年1月14日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性沉溺的預防、治療和同行」網上講座，邀請了私人執業精神科醫生康貴華擔任分享嘉賓，由明光社事工顧問傅丹梅女士擔任主持。當晚講座，主要是探討性沉溺帶來的挑戰和治療方法。

性沉溺的特徵和後果

康貴華醫生於當晚提到Patrick Carnes博士，他是研究性沉溺的權威，並為性沉溺設下定義，他指出性沉溺是一種不能停止的自我破壞的性行為，它的特徵包括：一、性行為愈做愈多；二、過多的性需求會破壞正常的生活；三、患者不能停止自己不發生性行為，已達到失控和受轄制的狀態。康醫生表示性沉溺會帶來負面後果，例如患上抑鬱病、有自殺傾向、失眠、學業退步、工作時不能集中注意力、家庭關係不和、婚姻破裂、染上性病或有其他的成癮（例如藥癮、飲食性疾患等）。

患上性沉溺的因素

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療專業協會於2021年進行有關香港人接觸色情資訊的調查發現，共有16%受訪者自稱已對色情片或照片成癮，康醫生表示這是一個大的升幅。他表示早期的性經驗好比烙印印在人的心裡，令人對性的課題更加有反應或興趣，他列舉了一些會引致青少年更易患上性沉溺的因素，當中的遠因包括：一、愈早接觸色情資訊愈易患上性沉溺；二、童年期的性遊戲；三、曾被性侵犯；四、曾經歷情感或身體虐待，令人缺乏愛，想在網絡世界或關係上得到被愛的感覺；五、過份控制或漠不關心的父母；六、家庭成員的壞榜樣——父母性濫交或性沉溺，性道德界線混亂或模糊；七、感到孤單或被孤立。至於近因則包括性開放的社會風氣、色情資訊及網頁泛濫及朋輩的影響。

幫助性沉溺者脫離羞愧循環的建議

康醫生表示性沉溺者會經歷羞愧循環（shame cycle），由起初會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及內疚，然後嘗試克制，但一段時間後他們會感到疲累、煩悶、無聊、孤單，便會未能自制這些狀況，隨之失控，最後對性沉溺感到更加羞愧，形成惡性循環。假如我們發現伴侶或家人是性沉溺者，康醫生建議以下做法：一、作出評估，先聆聽，了解沉溺者性行為的情況，發展過程和後果，他／她對行為的看法；二、切忌責備；三、尋找資源；四、討論是否要轉介專業輔導；五、不要變成共同成癮者；六、善待自己：維持健康嗜好娛樂、運動、社交、信仰生活；七、尋找情感的支援（人和神）；八、嘗試給予沉溺者不離不棄的愛和饒恕；九、願意陪伴沉溺者，與他們同行。

給父母的建議

性沉溺是可以治療，但過程非常困難，而且需要花很長時間才有成效，因此康醫生認為對抗性沉溺的做法是預防勝於治療。他認為家長應儘早關注、發現、介入、討論及引導，他對父母有以下建議：一、直接問，父母態度應認真、嚴肅，但不要責罵；二、若有信仰的家庭，讓子女認識《聖經》關於性的教導，讓情況不致惡化；三、父母要保持與子女在性方面的話題上有溝通，不要怕尷尬；四、把子女的電腦放在廳中；五、讓子女向所信任和尊敬的人交代，由子女身邊的長輩為他們提供支援；六、讓同性別導師守望子女；七、家庭性教育。

拆解謊言，持守貞潔

康醫生認為性並非污穢的事，《聖經》能幫助我們以神的眼光去看性原是美好的，性是神在婚姻中所賜給夫婦的禮物，讓人去體驗二人成為一體的親密。《聖經》的經文也指出人要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不要受性的轄制，逃避淫行等。但是全球的性解放文化影響青年人產生扭曲的性觀念，對性變得過度開放，對接觸色情資訊更加好奇。康醫生認為為要抗衡性解放文化，就得拆解當中的謊言，他鼓勵我們與年青人一同討論有關內容，當中包括謊言一：性慾不是與生俱來的，持守貞潔等同壓抑性慾和人性，這是不人道的，更會令心理不平衡；謊言二：看色情書、瀏覽色情網頁，不單無壞處，更可紓緩性慾衝動，反而減低性犯罪率；謊言三：人不是有性自主權的嗎？強調貞潔是違反人的性自主權；謊言四：持守貞潔，是很「蝕底」的事，人人都可以做的事，但基督徒卻不能；謊言五：在這世代，持守貞潔是不合時宜和不可能的。康醫生在是次分享中為以上謊言提供了一些相關經文，如腓立比書四章13節、加拉太書六章1節、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3至5節、哥林多前書六章12至18節、馬太福音五章28節、雅各書四章7至8節等。此外，康醫生也提供了一些拆解這些謊言的方法。

筆者感到特別深刻的是，康醫生分享到人與人之間要建立良好的關係是非常重要，例如父母與子女之間、牧者與弟兄姊妹之間，都要建立良好的關係，一個人一旦有問題出現，也可彼此分享、同行及支援。在全球性解放運動的衝擊下，人對性和身體或有錯誤、過度開放的看法，甚至沒有界線的性觀念，會帶來性沉溺等問題。我們真要承認，性的試探實在太強；縱然如此，讓我們彼此守望，堅守正確的價值觀。當晚活動內容非常精彩，鼓勵大家透過以下連結，觀看足本的講座重溫。截至3月23日，影片觀看次數已達722次。

收看講座

「金繼」是甚麼？金繼（Kintsugi，日文為：金継ぎ，即「以金去承繼」；有時或稱為金繕い，即「以金去修繕」的意思），是起源自15世紀在日本的一種技藝，是以天然的塗漆，將破爛了的碟子、杯子、茶碗等器物，重新黏合，再塗上金粉。金繼於這些裂縫之間，透過人工整合，令這些破損的器物重生……

金繼香港？

由兩年前的社會運動，到沒完沒了的疫情，香港丕變，從此不一樣。在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的日子裡，大家可能都在問：「香港爛透未？我們可以怎樣？」

面對今日香港，有些人覺得這裡人面全非，已經無法挽救，不如遠去，保存剩餘的美麗。這個說法其實不無道理，最實際的例子，就是1949年從內地遷港的教會，若不是當時作出決定遷離免被抄家，今日香港與大陸的教會歷史，甚至是我們每一位香港信徒的故事，肯定就要改寫了。

但同一時間，也有一些香港人，因著各自緣由，決意選擇（或是無可選擇地）留在香港。對於這班「留下來的人」，除了選擇消極，不聞不問，犬儒地面對，甚或「躺平」，「粒聲唔出」，免被「割韭菜」以外，或許，我們可以為爛透的香港做多一點點——金繼。

認識金繼，始於早年到日本旅行，到美術博物館時得知：古時生活，資源缺乏，遇上既容易破損的家具器物，如陶瓷碗碟破爛了，如果就此拋棄，實在浪費。金繼其實是日本獨有的技藝，相類似修補陶瓷的做法也見於中國、韓國、越南等地，不過日本盛產樹漆（這並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油漆，而是由漆樹樹皮汁液反覆熬煮而成，程序非常複雜，產量不高，也十分耗時），自15世紀的室町時代，就有工匠以生漆，混合麵粉黏合破爛的陶瓷以作填縫，後來更會在縫合處上，加上繪漆（很多時會加上蒔繪裝飾），灑上金粉，讓修補的陶瓷更見美觀，這就成為了今日的金繼藝術。

金繼：修補重要的，無可替代的東西

不難想像，金繼這樣的修補技藝，絕不會是用於日常生活的用具中——或許是用於貴重陶瓷等等，但更多的，其實是用於平凡但卻是無價的，無可替代的東西：有人就曾將破損了的結婚紀念銀碟拿去金繼，也有為友人親自手製，卻不小心打破了的「陶瓷公仔」以金繼修補。

是的，這些需要修補的東西，每每都只是很平常的物品，未必價值連城，甚至難聽點說，破爛了另外置換可能更簡單快捷。但它們就是有特別的價值，對於擁有者而言，是無可取替的。對於需要修補的、重要的，無可替代的東西，金繼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金繼：不能只用原有的方法材料，必須有「另外的」的修補力量

然而，金繼並不只是單純的修補。首先，對破損的器物修補，會用上不同的樹漆與金粉、銀粉或白金粉等珍貴的物質。這些修補的物料都是十分珍貴（不單指價值，就如樹漆的準備工序十分繁複，產量也不多），不是「簡簡單單」像我們平日修補物件，用膠紙或快乾膠水貼上修補就算數了——事實上，大家可要知道，一般的膠紙和膠水，雖然使用方便，但其實「修補」過後，年日一長，反而會融化在器物、文件上面（例如重要的成績表，畢業證書等，破損了千萬不要用普通膠紙貼補），輕則留有殘跡，重則對器物帶來更大的破壞，得不償失。

除了材料，修補破損陶器也不是「求其黐下」就可以的。破爛的邊口要先平整，兩邊切口要對得準，然後準備塗上樹漆金粉等工序，對當中的技藝是甚有需求。事實上，以金繼的方式修補，不論材料到技巧，每每都是大師級的，必須有「由上頭來的」、非原來的修補力量，才能完成。

金繼：不是為了掩飾，是要將醜陋的變得愈發俊美

金繼與一般修補，兩者當中最大的分別是一個「特登俾你見到」，一個「盡量唔俾你見到」。事實上在日本文化中，金繼已不是修補這樣簡單：金繼在原來碎裂的位置作出的修補，愈發呈現器物本來的美，同時，也將器物破爛時的那段回憶和時間，保留於此金漆料黏合修補之處，成為器物坑故事一個新的部份。

此外，以藝術角度而言，金繼後器物所呈現的「線條美」，展示了殘缺優雅之美（真的是「缺陷美」了），這往往反成為器物的觀賞重點；原本被視為「缺點」的部份，被提升到美麗的「優點」，這源自日本佛學與美學理念「侘寂」（わびさび），主張接受世間萬物的不完美、缺陷與無常。其實這也和《聖經》的教導不謀而合：「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林前十二23）而隨著歲月流逝，舊日塗上的金粉樹漆，或會變色，或會再增歲月的裂縫痕跡，這些褪色改變，往往又變成另一種美態，賦予裂縫一個新的生命。而奇妙的是，這種不完美，其實也是另一種完美。

對於今日香港，每當有人盡力假裝一切正常，硬說已經完善一切時，金繼的意思，就更有其特別意義。

我們的選擇：repair or replace

香港是否「金繼」得來？我們要認真思想，在修理（repair）和替換（replace）之間作出抉擇。事實上，在現代社會，經濟和工業發達，物件壞掉了，直接替換遠比拿去維修化算多了。可是想深一層，如一些物件（就如香港），本身甚有獨特紀念價值，無可取替，如果讓你選，你會簡單拿去替換，還是會嘗試金繼，透過悉心的維修去增值呢？

參考資料：

袁源隆。〈【審美生活】歷史悠久的日本修補工藝  金繼：擁抱破碎  化殘缺為美〉。「明周文化」。2021年5月31日。網站：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金繼-素謠-日本美學-181388。

美國實用主義精神過於膚淺？

近年來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包括美國朝野在抗疫上表現出不理性的態度、很多人相信形形色色的陰謀論……等等，令不少美國評論家重新探討美國的反智文化。這並不是一個新現象或者新問題，在過去已經有不少人認為美國反智文化的根源是美國人太重視實際效用，沒有好奇心和耐心去追尋好像是虛無縹緲的真知灼見。

19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訪問美國後寫了一本流傳至今的經典巨著，名為《美國的民主》，這本書記錄了他在美國的經歷。儘管他高度讚揚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但他也表示，美國人對抽象思維和哲學不感興趣。他寫道：「在文明世界中，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少關注哲學，美國人沒有自己的哲學流派，他們對歐洲輸入的所有流派幾乎都不在乎。」托克維爾所描述的19世紀美國文化是否屬實，這有待歷史學家去考證。

近代一些哲學家亦批評美國哲學的實用主義太過膚淺，其深度遠遠不如歐陸哲學，粗略來說，實用主義認為，任何想法的意義和真確性都需要通過其實際結果來斷定。筆者認為這種對美國的批評是過份簡化的武斷，事實上，其中一位名叫查爾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的美國實用主義者曾經建構出一套博大精深的知識論，令我折服不已。美國哲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題目，請恕我暫且在此擱下不論。

此外，早在 1963 年，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書中宣稱，美國從未發展出一種嚴謹的知識分子文化，因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對知識的追求只是侷限於於實際目的，例如賺錢。

學生選科考慮其艱深程度

筆者對以上的說法有所保留，簡單地說，美國普羅大眾的和精英圈子對知識的態度大相逕庭。的確，在美國最多學生選讀的主修是前途無限光明的實用性科目，例如商學和健康科學，可能有人說：「但也有很多廣受美國學生歡迎的科目是那些所謂無用的主修，例如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傳播學、新聞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以上所說好像是有點道理，以心理學為例，根據美國心理學會的數據，在2017年心理學是全美第四最流行的主修學科，在筆者任教的大學中，心理學系是全校學生人數最多的部門。雖然心理學可以令你對自己和他人有更深的了解，但正如香港俗語所說，修讀心理學的下場可能是「餓死老婆瘟臭屋」。心理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是5.9%，不充分就業率是51.3%，而早期平均工資只有30,000美元，一些學生在畢業之後只能夠在百貨公司做售貨員，或者在星巴克（Starbucks）煮咖啡。

「新浪網」編輯韓旭陽指出：「美國自身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被浪費了在社會需求量不大，沒有太多未來的專業上，給美國的競爭力帶來巨大傷害……送SpaceX火箭上天​​的畢竟還是要靠大量科技工作者，而不是社會學家。」

這是否意味著很多美國大學生都是嚮往知識的內在價值，而並不介意其實用價值呢？我的觀察是：其實很多學生修讀所謂「無用之學」，並不一定是為了追求真理，而是他們以為某些學科比較容易。筆者比較熟悉心理學，雖然很多年青人對心理學趨之若鶩，但心理學裡面有一些比較困難的科目，例如心理測量和心理學研究方法需要學生在統計學、數學方面下苦功，大多數學生對這些艱深的學科並不熱衷。可以說，無論是「有用之學」還是「無用之學」，很多學生選讀與否的考慮條件是其艱深程度。

美國精英不辭勞苦從事基礎研究

不過，以上所描述的現象只是關於一般大學生，研究機構又怎麼樣呢？ 不錯，美國在實用科技和應用研究領先全球，但值得留意的是，在沒有即時實際用途的基礎研究和理論科學上，美國亦獨步天下。基礎研究主要是為了獲取新的理論知識，縱使這些知識沒有任何特定的用途，例如天文學家會窮盡畢生精力，去計算中子星旋轉的速度，但這個發現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更遑論商業價值。相反，應用研究旨在為了實際應用而鑽研新知識，例如英特爾（Intel）公司投入大量資金開發新型微處理器，目的是令電腦的運行速度更快，而最終目的當然是擴大市場佔有率。

美國所有機構在 2018 年的研究和發展支出為 5,800 億美元，其中965 億美元用於基礎研究，1,150 億美元用於應用研究。如果只看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究經費，兩者的差距就更小了，2018年，美國政府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37億美元，在應用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76億美元。換言之，美國精英十分重視純粹發展理論、「不切實際」的研究。

進行基礎研究必須具有一種超然物外、對終極真理的執著。舉例說，激光干涉引力波 （LIGO）是一項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助的大型物理和天文學實驗，傳統上，所有天文學觀測都依賴於光線、無線電波和其他類型的的電磁輻射，或者宇宙射線，LIGO旨在探測嶄新的宇宙引力波，這研究團隊在美國建造了兩個大型天文觀察站，最後成功地探測出宇宙引力波，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對LIGO貢獻良多的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

奪取諾貝爾獎是千千萬萬學者夢寐以求的最高榮譽，有人說：「追求、名譽地位不是很實際嗎？」 其實，由2002 年至 2010 年，LIGO研究團隊收集的相關數據都沒有檢測到引力波，八年並不是一段短時間，比較務實的人可能會將時間和金錢投放在更有希望或者更具經濟效益的項目上。沒有對追求真理的堅持，這種好像是遙遙無期的等待是很難熬下去的。

日本贏了短跑，輸了長跑

美國文化尊重學者個人的抉擇，學者沒有太多有形或無形的包袱，其他文化則不然，例如日本。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日本在科技和經濟上突飛猛進，一些專家指出，這是因為日本人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操，發展科技的目的之一是民族復興。然而，這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功與失敗都是因著相同理由，雖然當時日本在汽車製造業、電子工業和一些高科技領域都超過了美國，但在基礎研究上仍然略遜一籌。

美國物理學家喬治．加莫塔（George Gamota）比較了那個年代美日的研究實力，他指出：真正不受約束的研究在日本是很罕見的，許多基礎研究最終都必須與某些市場需求相關，如果基礎研究有成績，就會立即應用在商業流程或產品。大多數基礎研究都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路線圖，這些路線圖指導基礎研究將來可能的應用範圍，例如高溫超導體材料。美國的研究往往側重於解決比較困難的問題，而日本則專注於解決與產品開發有密切關係的難題。美國力圖實現「大躍進」，而日本則嘗試以漸進的方式解決小問題。

總括來說，所謂美國文化過於重視實用價值而輕視知識是一個都市神話，普及文化和精英文化是兩碼子的事。相反，一些東方文化卻缺乏了基礎研究所需的執著，那就是對無用之學的尊重，上世紀末日本在短線上往往領先，最後卻輸了長跑，這是值得引以為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