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多一點——家庭友善在教會 週年研討會精華

AI發展的速度實在太快了！當大家仍在猶疑是否使用某種AI工具的時候，它可能已經出了幾次新的型號了，比手機的更新更快更多。當教會和機構面對AI的迅速發展時，往往容易有兩極的反應，有些視之為大好的機遇，希望與時並進，善用這工具以更低的成本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有利福音工作的發展。亦有人擔心AI會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令人陷於虛擬的世界而迷失方向，但現實是對一些新事物的神學反思往往需要一些時間，而AI的發展卻從不等人，以至當大家得出某些看法的時候，很容易已變成明日黃花。

 筆者雖然並非使用AI的常客，但十分鼓勵和支持同事學習和更多使用AI，過去幾個月曾參與多次有關AI的培訓和研討會，亦樂意投放資源為同事購買AI工具，經過這一連串聚會，有一些領會想與像我一樣對新媒體和新科技較為生手的教會或機構主管分享，希望大家能夠一起謹慎地與時並進運用AI。

AI只是工具不是朋友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AI只是工具，它不會為成為我們真正的朋友，更加不會成為我們的伴侶或者心靈的導師。其實，AI雖然能夠與我們互動，但它只不過是一個設計成樂意投我們所好的「擦鞋仔」，它有大量資料、知識但不一定有智慧，更沒有敏銳的感情，是不能夠取代我們身邊的家人朋友的。我們的腦筋肯定轉得不夠AI快，但我們要記著自己才是主人，就像一個有錢人可以請比自己學歷和經驗高得多的職員為自己打工，但對方不會倒轉過來成為我們的老闆，防人之心與防AI之心都是同樣不能缺少的。

AI很快所以用時要慢

其次，AI的特點就是快、而且超快，但正因為它超快，我們便不用和它鬥快，反而急事要緩辦，在輸入任何（特別是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之前，都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就好像大家用手機發出任何訊息之前，都要明白這好像射出去的箭、講出口的說話一樣，都是無法收回的，AI已經為我們節省了大量時間了，又何必和它爭朝夕呢！此外，若果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根本不應該隨意輸入任何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例如同工、奉獻者和服務對象的資料、機構的銀行和財務資料等），最理想的當然是放在獨立的電腦系統之內，令AI和非授權的同事根本無法接觸。要使用AI Agent（代理人）時更要加倍小心，不能授予太大的權限，否則隨時會幫倒忙，手尾長，必須千叮萬囑同事要謹慎處理個人和敏感的資料，有些錯誤一旦發生（如資料外洩）是無法挽回的，會嚴重打擊教會或機構的公信力，信心的建立需要很長的時間，但破壞卻只需一秒鐘。由於犯錯很容易、後果卻很嚴重，因此，想同事更多使用AI，必須先投放更多資源讓同事接受培訓，因為讓一個不懂駕駛的人去試新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要善用AI，另一個必須注意的是有關版權和責任的問題，當大家使用AI協助撰寫文章、預備講章、製作簡報（PPT）或者短片的時候，作出適當的備註讓其他人知道是應有之義，而當中使用的圖片和音樂會否涉及版權亦需要多加留意，此外，香港雖然沒有肖像權，但若使用其他人（不論是否公眾人物）的相片或商標來作參考或加工都是要額外小心的，特別是當相關的內容會涉及一些負面的信息或商業利益時，否則只會惹來投訴、索償甚或官非。

善用AI更要善用人氣

當任何機構開始大量使用AI的時候，也難免會涉及一個同工們很關心的問題，究竟AI會否取代一些同工的職位呢？這是一個作為決策階層應該及早思考的問題，究竟AI是協助我們將一些事工做得更快更精彩，還是為了節省人手和成本？當AI協助我們在整理資料、設計海報、製作短片、翻譯文件等等事工上節省了大量的時間之後，我們是將省下來的人力和時間用於發展其他新的事工，還是想精簡人手？我們是滿足於AI的「快靚正」，還是追求在事工內保存更多的人情味和溫度？究竟有甚麼是機構獨有的，AI無法取代的特點？若果一切都可以由AI取代，恐怕我們原來一早已缺乏了人情味和溫度，變得有點冷冰冰了。

無論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記著AI只是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同工，它無法取代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人才是我們最看重的價值，有「人氣」的事奉才是最有深度和溫度的事奉。當科技發展迅速的同時，我們看見很多使用AI的科企急不及待為了節省成本而大幅裁員，便可以想像這些科企未來的產品只會愈來愈「無人性」，而作為教會和機構，我們最能夠吸引人的是愛和關心而不是快捷和創新，唯有明白自己的核心價值才不會迷失在科技正在狂奔的高速公路之上、甚至車毀人亡。

大家有想過分手也是談戀愛的正確結果嗎？中國神學研究院黃國維院長在《戀愛可以很神學》一書中將「談戀愛」定義為「兩個人承諾專一對待對方，一起尋求是否適合結婚」。既然如此，談戀愛最終決定結婚或分手都可以是「好」的選擇，「不好」的是作出錯誤的決定，用「結婚才算成功」這標準去量度談戀愛的成與敗會帶來不良的影響。「今天，不少人分手後不能繼續做朋友，可能是被『分手是失敗』、『必定有人犯錯』等錯誤思想影響而互相指責，或者沒有正確、成熟地分手所致。」因此，作者認為「婚前輔導」更好的做法不要等到訂婚後才開始，改為「戀愛輔導」更合適。

雖然戀愛的結果不一定是結婚，但戀愛仍然需要專一，作者強調「人可以有很多知己摯友，戀愛對象卻只有一個」，「不要與異性分享戀愛對象的事，或向她／他傾訴談戀愛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因為異性朋友的理解與安慰，容易使雙方擦出戀慕之情，令關係變得曖昧。」

創世記二章18節提到「那人獨居不好」(和合本)，這獨居並沒有「獨身」或「單身」的意思，新漢語譯本譯為「獨自一人」，作者解釋這節經文並不是教導我們必須結婚，而是說「獨自一人」或「孤單一人」不好，需要一個「相配的幫手」去解決孤單的問題。「神創造人時已把與別人建立關係的渴望放在人心裡，所以每個人都需要『相配的幫手』……也要成為別人『相配的幫手』，這就是耶穌給我們『彼此相愛』這誡命的其中一個意思」。

總的來說，「這本書就是寫給考慮談戀愛，或正在談戀愛的基督徒和他們的同行者，從聖經和神學角度探討談戀愛和婚姻的意義，幫助他們了解談戀愛的目的和任務。」

在華人教會，弟兄姊妹之間若談戀愛往往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就是必須成功，分手似乎一定是壞事，提出分手的人很容易被指對愛情不專一（花心），令拍拖的弟兄姊妹萬一發覺彼此不合適都要走下去，甚至勉強地結婚，若果分手的話為免尷尬只好轉往其他教會，期望本書可以協助弟兄姊妹重新思考何謂談戀愛，以及何謂「好」的選擇。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終審法院2023年在「岑子杰案」裁定政府應制定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承認，不過，2025年立法會以71票反對，14票贊成，否決了《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到了年底本來反對議案的管浩鳴議員提議政府以「契約伴侶」代替「同性伴侶」字眼訂立登記機制，容許登記者安排醫療指示、身後事等權利，並涵蓋所有具互託關係的伴侶，他指「宗教團體現時『鬆口一點』，不提『婚姻』兩字都可接受，建議設立『契約伴侶』登記制度，涵蓋所有具互託關係的伴侶，舉例『你的伴侶可能是馬姐也行』」。[1]對於管浩鳴的建議，提出司法覆核的岑子杰表示「明光社以前就提議過同樣方案，若他（指管浩鳴）早在草案二讀時有這個建議，便有機會通過，因同志社群只是希望不需要遠赴外國進行婚姻註冊，以及享有伴侶的基本權利，『同志社會聲音從來都冇話一定要用同性字眼。』」[2]

明光社早在2018年已提出用「緊密關係授權」方式處理同志團體提出有關個人權益的訴求，經過多年醞釀，終於愈來愈多社會人士和同志組織表示可以接受我們的建議，這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無論管浩鳴議員或岑子杰都並不完全了解我們的建議，必須加以澄清。首先，對於管浩鳴議員有關宗教團體現時「鬆口一點」，不提「婚姻」兩字都可接受，早前我們和不少教內人士都已經作反駁，其中一個重點必須清楚指出，就是我們反對在法律上給予在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任何特別的身份，無論是配偶、伴侶或伙伴等等，以免成為缺口及先例，導致骨牌效應，令同性伴侶最終成為法律上認可猶如婚姻的關係。

此外，明光社提出的「緊密關係授權」與契約伴侶是截然不同的事，因為這並不是為同性伴侶特別設立的制度，正如我們一直強調的是可以適用於所有市民，我們建議所有成年人都可以授權自己信任的人代為處理自己的財產、醫療指示和身後事安排，例如金蘭姊妹、沙煲兄弟、同居人士、以及契爺授權契仔、會友授權牧師等等。更重要的是這種授權是毋須雙向的，並沒有假設二人之間有一種與別不同的法律地位，因此毋須預設要互相授權。

我們當年提出的重點是「政策制訂者有必要把婚姻地位，從各種形式的緊密關係（同性情侶、異性不婚情侶、誼親、緊密友誼、同鄉、非近親關係）中區分（distinct）出來。按『等則等之，不等則不等之』的公平原則，各種緊密的人際關係皆非婚姻關係。政策制定者不須將各種緊密關係強行納入於男女婚制之中……『緊密關係授權』是一種授權制度的擴充。現時諸多事務上如醫院探視、醫療決定、財產及生活安排、遺體及骨灰處理、後事安排等，均默認其決定者和安排者為已婚配偶或直系親屬。『緊密關係授權』則讓人可在婚姻和血緣以外選擇自己信任或關係親密的人為上述事務的默認處理人，受到政府機關所承認。」[3]

明光社建議的「緊密關係授權」是一種單向的授權關係，是每個人獨立授權自己最信任的人，若對方亦有同樣考慮，必須簽定另一份授權書，這並非一份二人共同簽署的契約，例如契爺授權契仔代為處理自己的財產、醫療和身後事，但契仔的後事可以繼續由自己的太太或家人處理。又例如金蘭姊姊A無親無故所以授權給B代為處理，但B與自己家人感情亦要好，毋須授權A協助自己，同樣，年老會友可以授權給牧師，但牧師若有自己的家人，根本沒有需要另外授權他人。

總的來說，契約往往是雙向的，但授權則是單向的，伴侶是一種客觀的、特殊的身份，但「緊密關係授權」卻是主觀的、個人的決定，若不弄清這些重要的基本分別，討論下去只恐怕會錯意。任何立法的決定，必須要定義清晰，才可以避免日後的爭拗。我們建議的「緊密關係授權」是為了保障所有市民的個人財產及權益，不涉及公共制度，特別是婚姻或猶如婚姻的關係，不會在法律上給予同性伴侶特殊的身份。

有關建議其實類近我們當年建議將《家庭暴力條例》改為《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一樣，一方面我們認為所有人，包括同性伴侶的人身安全都應該受到保障，但不贊成將同性伴侶納入猶如異性婚姻所組成的家庭的定義之中，以免在法律上暗度陳倉，間接承認他們的關係猶如婚姻，因此建議將條例的保障擴闊至同居一室及在生活上互相依賴的人士，包括異性及同性同居者，雙方的關係毋須任何法律或契約的證明，要證明的主要是他們在生活上是否有互相依賴的緊密關係。希望未來所有建議修訂與同性伴侶相關法例的持份者，都能明白我們的基本理念和原則，不要誤會或扭曲了我們的原意。

劉千石是香港工人運動的代表性人物，他少年時偷渡來港，學歷雖然不高，但幹勁十足，頭腦轉得快，加入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可說如魚得水，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造就了劉千石，也是劉千石令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街知巷聞，將教會帶入了社會。由於他在工運上的策略和熱誠，取得了工人的信任，以及在政府和不同的界別建立了關係，令他順理成章成為了立法局/會的勞工界代表，他在政治上的取態和決定雖然有不少爭議，不過本書的重點並不在於他的從政之路，而是他在工運上的經歷，以及他與工運路上不同的戰友的情誼，讓大家可以看到許多在工運上有心人的身影，例如陸漢思牧師、李卓人、陳錦康和葉錫恩等。

本書的後半部份第七章講述了1976年，他仍年青時患上腸癌住院七個月、做了十二次手術，由110磅跌至96磅的經歷，以及在大病之中信仰對他的幫助和他對生命的強烈渴望，深信「神按名呼召我」。第八章筆鋒一轉，講述了劉千石較少為人知的一面，就是他對粵劇的熱愛，以及他與一些粵劇名伶如白雪仙的相遇，並在2003年開始參與成立兒童粵劇團體，落力推廣粵劇的經歷，他說：「真的是神揀你叫你去的，你要做的是什麼呢？就是盡心盡性盡意，如果你肯就擺條命去，如果我唔擺條命去就浪費了。」

本書可以讓教會和信徒擴闊有關宣教的思考，除了直接傳福音之外，我們在其他領域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做到最好，也可以是美好的見證，讓人對福音產生興趣，或者起碼對基督教產生好感，本書一如其名，是透過劉千石的故事細說教會與香港的工運，以及了解神如何呼召一個人為祂開展殊不容易的工作。

《何解要做打工狗?》是一本看似是吐槽職場，實際卻充滿智慧和療癒的好書。書名一聽就很吸睛，甚至帶點自嘲的幽默，讓讀者一開始以為這是本抱怨「打工狗」生活的書。閱讀過後，筆者卻有另一番體會。

書中，作者並沒有抱怨職場的辛苦，反而運用大量生動的故事、歷史、比喻等，帶領讀者重新思考「為什麼要做打工狗」及「如何把打工變得更有意義、更快樂」。書中穿插了聖經故事、歷史典故、名人經歷和經典文學，讀起來一點也不枯燥，反而像在聽作者以風趣幽默的方式講故事，讀者一邊笑著，一邊得到啟發，例如作者借用東漢孔融讓梨的故事，不是單純講孝道，而是引申到職場上「讓」的智慧。又如西楚霸王項羽烏江自刎的悲劇，用來提醒我們職場上不要過度執著。還有莊子逍遙遊裡大鵬展翅的意象，連結到現代管理學的「強項理論」。作者也分享了愛迪生面對上千次失敗仍樂觀以對的心態，教我們如何把失敗轉化為正面能量。此外，作者也在書中坦白地分享曾患上抑鬱症的經歷和如何過渡，以說明提升職場快樂的重要性。他又提及從事銀行轉行賣涼茶的故事，這些個人故事讀來特別有共鳴，讓人感受到作者不是高高在上地說教，而是真正走過低谷、爬起來有血有肉的人。

此外，書中又引用劉備在三國演義中用人唯才的啟示、唐三藏在西遊記裡的領導風格，甚至把經典的龜兔賽跑故事改編以延續不同啟發性的故事，來教導我們職場上的領導技巧與社交策略。閱畢此書，讀者不只學到職場智慧，還認識了很多有趣的知識，感覺像同時讀了好幾本書，收穫良多。

「在現代社會，比起有錢人，貧窮人較易肥胖。」這句話驟耳聽來似乎顛覆了不少人的認知，畢竟一直以來，人們總認為既然沒錢「開飯」，自不然會變得「皮黃骨瘦」，哪有「不瘦反胖」的道理？若在數十年前有人說：「貧窮人較易胖」，這番話不一定對，因為當時物資匱乏，人們往往需要勒緊褲帶度日；然而，同樣的話放在今天，卻不一定錯。因為當速食、加工食品，以及垃圾食物這些超加工食品在人類的生活中充斥時，它們也許只是有錢人的「零食」，但卻成了貧窮人的「主食」。

2012年，哈佛大學研究發現，在美國，有三分之一的流浪漢過胖。^[1] 2024年，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發佈了一份有關「學齡兒童健康行為」(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的研究報告，研究員分析了44個國家的數據，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與不健康飲食習慣之間存在著令人擔憂的關聯，那些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不僅無法每天食用新鮮的水果和蔬菜，反而攝入更多含糖飲料、糖果及朱古力。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兒童和青少年健康護理品質團隊負責人兼項目經理Martin Weber博士提到：「低收入家庭往往難以負擔健康食品，也較難獲得充足的食品，導致他們更加依賴加工食品和含糖食品，這對青少年的健康造成了危害。」 ^[2]

無論是高收入或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一旦過度進食加工食品，身體自然會出現不少問題，最明顯的莫過於過重及肥胖。在資源豐富家庭中成長的小孩，固然可能受不住加工食品的誘惑而超重；但研究指出，與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相比，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超重或肥胖（低收入組：27% 對比高收入組：18%）。^[3] 同年，台灣大學一群學者發佈的研究報告，探討了家庭收入對學齡前兒童超重和肥胖風險的影響，該研究指出「低收入家庭與學齡前兒童患超重或肥胖的風險增加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在眾多原因中，研究亦提到「低收入家庭在低營養價值食品上的消費比例較高。」^[4]

「貧窮人較易肥胖」這句話同樣適用於香港。世界宣明會及香港社區營養師協會在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期間，透過電話訪問520個家庭（當中包括589個2至11歲兒童），調查發現受訪家庭基於居住環境受限、工作繁忙或經濟拮据，即食麵及罐頭等可長期存放且方便烹調的食品成為家中的主糧，更有不少家庭把兒童養成「零食當正餐」的習慣，讓孩子進食加工肉類、辣條、素毛肚、手撕素牛排等食物，以致有76.2%兒童無法達到衛生署建議的每日蔬菜攝取量。營養不足自然會影響孩子發育，而經常進食高鹽高糖的加工食品，導致孩子營養不良的同時，更會增加其肥胖和罹患慢性疾病的風險。^[5]

當大家同情這一班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時，先不要急於怪責家長，因為他們也身陷困境。居住環境欠佳、工作忙碌及收入有限，這三大因素足以讓家長難以為孩子烹調出新鮮的食物。此外，有些基層家長本身缺乏營養知識，並不知道僅僅餵飽孩子是不足夠的。^[6]

家長與孩子一樣，同樣食用一些營養欠奉的便宜速食或加工食物，社經階層限制了他們的選擇。因為普遍來說，新鮮及健康的食物更為昂貴，^[7] 更需要花時間及心思去處理。基層人士可能缺乏營養知識，但這並不意味著在選購食物方面，高收入人士便一定穩妥，如果對超加工食物的危害欠缺認知，同樣可能吃出一個肥胖、疾病纏繞的身體。

在人類的飲食文化歷史上，加工食品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席位，例如天然風乾的火腿、發酵麵包、風乾芝士等傳統食品，一直深受世界各地人士的歡迎。然而，隨著在19世紀各式各樣的人工香料和化學添加劑誕生，這些風味食品漸漸演變為超加工食品(ultra-processed food, UPF)。「超加工食品」一詞雖見於20世紀80年代的著作之中，但直到2009年，巴西流行病學家Carlos Monteiro團隊把食品分為四個級別(Nova food classification)後，超加工食品才廣為人知。^[8] 根據Nova的分類，超加工食品屬於第四類，除普遍高鹽、高油、高糖外，更含有人造香精、防腐劑、甜味劑、色素等多種化學添加劑，與第一類的未加工或最低限度加工食物(Unprocessed or minimally processed foods)是截然不同的。^[9] 市面上常見的超加工食品包括：工廠大量生產的麵包、 餅乾、早餐麥片、碳酸飲品、薯片、薯條、朱古力、即食麵、午餐肉、急凍薄餅等。^[10]

已有大量的研究顯示，經常食用超加工食物確實有損健康。2024年Melissa M. Lane等專業人士回顧了45份流行病學綜合分析（涵蓋近1000萬名參與者），發現「令人信服」的證據，便是高度攝入超加工食品的飲食會使心血管疾病死亡風險率增加50%、焦慮風險增加48%。該研究還發現具「高度提示性」的證據，顯示過多攝入這些食品將會導致心臟病相關死亡風險增加66%、肥胖風險增加55%、睡眠障礙風險增加41%、二型糖尿病風險增加40%、全因早逝風險增加21%，以及抑鬱風險增加20%。^[11] 

或許很多人都知道進食超加工食品對身體無益，但在現實中，卻是難以避免接觸到這些食品。以最常吃到的麵包為例，相較於西方麵包，在亞洲麵包店購買到的麵包，大部份都加入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劑，如防腐劑、穩定劑、增味劑、色素、乳化劑、品質改良劑、麥芽糊精等，^[12] 難怪有台灣人笑稱麵包是「狠活」，意指使用大量化學劑來模仿天然食材的劣質食品。^[13] 除了麵包店，人們經常光顧的超市或便利店，貨架上也擺滿了琳琅滿目的超加工食品。根據市場調查公司Technavio的報告，只要在推廣超加工食品時善用人工智能，預計在2025 年至 2029 年間，全球超加工食品市場規模將增長 8,566 億美元，^[14]在可見的未來，只會有更多超加工食品在市場湧現。

人們喜歡超加工食品，因為它非常方便。這類食品大多是即食或方便烹調的食物，省時省電省力，無論家庭經濟狀況如何，對於只求快速解決全家一餐的繁忙人士來說，都極具吸引力。此外，超加工食品之所以流行，在於食物變化多端而且更加「美味」。現今的食材大多失去原來食物的味道，食品製造商為了彌補其缺陷，讓產品在市場更有競爭力，往往對食材進行改造，添加大量的化學物質，以留住顧客。很多人已經忘記了食物原有的味道，轉而追求他們期望嚐到的味道，^[15] 以上提及的麵包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他如BBQ味的薯片、海苔味薄脆餅乾等，不勝枚舉，食品製造商十分樂於研究人造「美味」與口感，甚至鑽研食物在咀嚼時產生的特定音效，致力生產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偽美食」，這些容易使人上癮的食物，實則是肥胖的元凶。^[16]

正常人都不願意進食黑心食物，以及充滿科技和「狠活」的食品，大家都有意識防範這些有害健康的食物，但最讓人防不勝防的，可能是一些聲稱符合食品添加劑法例標準的超加工食品，人們一旦認為它們是合標準的，便會不假思索地將其放入口中，最終是招來肥胖及疾病。其實制定成份及營養標籤的目的，不單是讓人控制卡路里，也是讓人知道自己實際上吃了甚麼，當人們謹慎提防科技和「狠活」食品時，也請對超加工食品保持同樣的態度。

人生總有很多意外和困境，擺在我們眼前的往往有許多令人傷心、失意和憂慮的事情。惟有看得更深、看得更遠、甚至改變視線，我們才能在令人失落的處境中找到突破。

大埔宏福苑突如其來的驚天火災，不單令當中的居民悲痛，全港市民的情緒亦深深被牽動。雖然理性上大家都明白生活總要繼續下去，不能長期停留在痛苦和失落之中，但有些事是不會自然發生的，需要我們自身和他者的力量。今期《燭光》訪問了大埔區的教牧，分享在當日及未來如何關心災民和區內的需要；此外亦有資深的精神科醫生，分享如何協助那些連親友遺體亦無法確認的災民渡過困境和失落。

除了災民要超越眼前所見之外，所有人在日常生活其實同樣需要，例如我們每日接觸的新聞資訊和社交媒體許多真假難辨，需要我們花點心力去求證，否則很容易成為散播謠言的幫凶。此外，失控的社交媒體亦會為我們帶來很多不自覺的習慣，大家必須看深一點，否則難以抽身。做父母的亦很容易被子女眼前的功課和考試弄得頭昏腦脹，有時看深一點，改變一些方法，便可以為雙方帶來新的動力。

最後，教會群體亦須學會超越眼前。雖然較早前立法會否決了海外註冊同性伴侶在香港登記的制度，不少人對年青一代能否持守信仰價值感到悲觀，卻忽略了西方同運面對的反彈，以及讓會眾更深入認識此議題的逼切性。至於離婚和再婚的問題在不少教會仍未得到重視，作為教會的領袖若不改變視線，恐怕更難維護備受衝擊的婚姻和家庭關係，不能不察。

上屆立法會否決了政府提出的同性伴侶登記制度，有關在法律上間接承認同性婚姻的憂慮看似暫告一段落，但如何回應同志團體的訴求和社會風氣的發展其實仍有很多問題值得教會群體深思，若果因為終審法院和政府都表示香港沒有憲制責任承認同性婚姻，大家便以為這件事會告一段落的話，便是大錯特錯。我在明光社服侍了二十多年，看著同運在香港的發展，深深感受到同運4C移風易俗的力量（可參閱同運4C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及移風易俗的同性戀運動 | 明光社），只要看看大眾傳媒和年青人（包括年青的基督徒）對同性戀的接納程度，便知道我們其實是節節敗退。當同運的進展稍為慢下來的時候，正是我們把握機會做好教育和倡議工作的時機。

不少香港的教會同工和長執因為要應付教會日常眾多的事工和弟兄姊妹的需要，已經忙得不可開交，對於同運議題往往是當社會上出現相關的司法或立法的爭議時才會花點時間去關心，過往是參與聯署、集會或約見立法會議員，但其後許多爭議改為向法院尋求司法覆核，大家根本無從置喙，在司法體系之內完全沒有角色或機會表達意見。而在現時紅線處處的社會和政治氣氛之下，如何回應更需要重新思量。其實今次立法會否決了同性伴侶的登記制度，只能換來一些時間和空間讓大家去思考應如何恰當地回應同性議題，而不是有關爭論已塵埃落定。

首先大家要知道，就算沒有登記制度，在海外註冊了的同性伴侶已透過司法覆核而獲得了不少本來只屬於異性婚姻才會擁有的權利，包括公務員配偶福利、合併報稅、聯名申請公屋及居屋，以及無遺囑遺產繼承等，不少主要的配偶福利已透過行政措施而毋須立法或登記而獲得了。但同運團體的訴求是不會就此結束的，不同的司法覆核仍然陸續有來，而最令人憂慮的是有關同性領養的問題，因為當社會上愈來愈多人接受同性伴侶是猶如異性婚姻的夫妻的話，那麼他們必然會問為甚麼其他夫婦可以領養，同性伴侶就不可以？這種差別對待日後在終審法院會否被認為構成歧視？因為按終審法院過往的判決，生育和婚姻根本沒有必然關係，而異性婚姻亦沒有其獨特性，若法官認為作父母最重要的是愛而不是性別角色，以及只從成人的角度而忽略將要出生的嬰兒的角度看權利的時候，同性領養就會水到渠成，再加上現時單身人士亦可以申請領養，縱使沒有登記制度，只要社署在行政措施上配合，市民亦無從反對。

因此，了解外國在同性領養下成長一代的遭遇十分重要，近年已陸續有年青人出來表達被剝奪在父親或母親照顧下成長的失落和傷痛，以及在捐精捐卵下出生，對自我身份和價值的迷惘，並且想知道誰是自己父親或母親的患得患失，都清楚讓我們明白，同性領養其實只偏重一些成年人想有小孩的慾望，卻忽視和嚴重侵害了將要出生的嬰兒的權利（可參閱「兒童比成年人優先：為何我們需要全球兒童權利運動」系列研習組 | 明光社）。維護將要出生的嬰兒不會被一些人當作可以自由買賣的寵物，尊重生命的主權，反對只看成人的所謂權利而踐踏兒童權利的行為，是我們未來必須努力守護的方向，因為同性婚姻涉及的是破壞婚姻和家庭制度，但同性領養更進一步涉及不少兒童一生的幸福，他們無法守護自己的權利，必須由政府和關注兒童福祉的個人或團體代他們發聲，重視家庭價值的教會群體對此責無旁貸。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和年青人對同性戀的接納程度愈來愈高，加上年青人身邊願意和毋懼「出櫃」的朋友愈來愈多，年青人為了保持和朋友的關係，以及避免被人視為「落後」，加上教會有時沒有主動講解／或有意迴避有關如何從信仰的角度看同性戀的問題，將來莫說社會人士，恐怕連信徒對同性戀的行為亦會愈來愈接納。若再加上一些信徒和信徒群體單單以較強硬的態度回應同運而忽略對有同性戀掙扎人士的關心和了解，恐怕會令年青人更難理解和接受教會的立場。

當同性戀議題的爭議暫時平靜下來的時候，眾教會應把握時機做更多教育的工作，讓同工、長執、導師和弟兄姊妹（特別是年青人）深入認識有關同性戀問題的不同範疇，明光社已製作了相關的教材，內容包括同性戀的基本認識、同志釋經(一)、同志釋經(二)、如何與同性戀者同行、基督徒如何回應同性解放議題、性傾向歧視及性別認同條例以及同性婚姻 -附民事結合及基督教婚姻觀等，（詳情可參閱愛‧牧‧同行──基督徒如何回應同運 教材 | 明光社），歡迎大家上網閱讀或邀請我們的同工主持講座和課程。

我們深信上帝愛世上所有的人，包括所有罪人（即你、我、同性戀者和性小眾…...），教會的門亦是向所有人打開的，讓所有願意認識信仰的人可以學習追尋生命之道，並悔改轉向神。唯有讓大家明白教會願意關心同性戀者和他們的家人，教會與同性戀者的對話才能更有效地展開，我們只是反對同運一些損害家庭價值的訴求，但教會並不拒絕同性戀者，正如教會不會拒絕本來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參與聚會。

回看2025

2025年耳聞由地緣政治引發的全球局勢緊張，以及目睹在香港發生的重大事故，加上切身所感受到的經濟不景，更讓明光社的同工知道，面對人心虛怯，時局變幻、充斥著謊言的世代，我們更要堅守立場，一如既往，說應說的話、做該做的事，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為主作燈臺。

回顧2025年，我們的工作充滿不少挑戰，在一直關注的議題中有兩項重大事件需要回應。首先，在2025年初財政預算案公佈時，政府以打擊非法賭博活動為由，邀請賽馬會就規範籃球博彩提交建議，實際上是與馬會聯手推動籃球賭博合法化。有見及此，雖然在現時的社會環境要喚起各界反對政府的政策殊不容易，但本著我們關心香港社會風氣的初衷，明光社仍然積極回應，推動「一人一信反對籃球賭博合法化」，並連繫友好召開記者會及透過網絡上的文宣，反對政府帶頭鼓勵賭博，罔顧對年輕人及家庭的禍害，可惜一如所料，籃球賭博合法化在現時立法會根本無力監察政府的情況下順利通過。

此外，就終審法院要求政府需於2025年10月前，要為同性伴侶提供猶如婚姻福利和權利的替代框架，明光社致函政府反對以民事結合方式處理有關問題，並建議政府考慮以「緊密關係授權」或修訂「持久授權書」協助同性伴侶在私人範疇可以按個人的心意處理相關的事務。同時，我們呼籲公眾提交反對《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的意見書，並促請立法會議員投票反對。在多個關注團體共同發聲下，最終《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被大比數否決。

2025年明光社另一重點的工作是服侍家庭，因穩定的家庭關係對孩子成長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我們從2016年起獲基金資助開展為離婚或再婚家庭提供輔導服務，幫助這些家庭及其子女在面對婚姻家庭轉變時能順利過渡，但2024年計劃完結後沒有再獲資助。雖然面對沉重的經濟壓力，我們仍堅持繼續以相宜的收費提供婚姻、離婚、再婚輔導服務給基層家庭，令他們不會因收費太高而無法接受輔導，過去一年仍然能夠為56個家庭提供輔導服務，幫助他們從失敗及沮喪中重新站立起來，挽救婚姻並修復關係。亦增設了「愛的真諦」專欄，幫助夫婦反思如何持守誓盟。此外，2025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研究題目「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就研討會主題「家多一點——家庭友善在教會」探討教會如何幫助同工及會眾在事奉與家庭責任之間尋求合理平衡，鞏固家庭關係，成為美好的見證。

感恩過去一年在不同的場合感受到有不少的同路人，以及與不同的機構、戰友合作，彼此配搭服侍，讓人振奮。在明光社開放日有約一百位教牧同工、弟兄姊妹出席，為我們打氣；網上祈禱會與友好同心為社會禱告守望；而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5，我們一直都是合辦機構之一，第六屆主題是「迷失在粉紅泡泡之中」，繼續以體驗的方式，讓年青人透過使用虛擬交友Apps了解當中所隱藏的謊言，服侍面對充滿挑戰世代的年青人。我們亦與友好機構合作舉辦暑期褪網2025 - 親子無手機晚餐，推動家庭專注彼此的互動與溝通，共同營造溫馨的家庭氛圍；明光社又第一次參與Oneness Conference 3.0，透過一起商討當日的程序和擺設攤位，與不同的教會、神學院、機構交流，尋求彼此協作的契機。感恩在不同的事工中，都能遇上同路人，讓我們更有理由堅守主所託付的使命，因為在這社關路上我們從不孤單！

展望2026

如何將明光社的異象與使命傳承下去是我們未來三年的重要工作，因為董事會與我已有共識，我將不遲於2028年12月退下來。因此，加強對同工的培訓，讓所有同工在本身負責的範疇可以獨當一面，並與其他範疇的同工及友好機構協作，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過去幾年，我們透過與基督教機構協會不同的成員機構交流合作、在暑假期間派同工往友好機構作兩星期的交流學習，以及更多參與研討會和課程，擴闊了眾同工的視野。未來這仍然是我們努力實踐的方向，期望在不同的社關項目能與不同的機構及個人合作。此外，明光社近年擔任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的秘書處，亦是希望為眾機構和堂會的加強合作盡一分力。

當然，我們的初心不變，會繼續在中小學推動性教育、傳媒教育和生命教育，目標是突破2025年的四百多場，讓更多年青人有機會在這個資訊氾濫成災、真假難辨的世代，可以有機會聽到與主流價值不同的聲音，為他們可以明辨是非、敢於與別不同打下基礎。

此外，為面對離婚再婚挑戰的家庭提供輔導及再思婚姻的意義，以及繼續關心我們在疫情期間開始接觸的基層家庭，仍然是我們的負擔。在香港和世界充滿異常、價值混亂、倫理道德備受衝擊的年代，我們但願能夠努力活出信仰的真諦，按上帝給我們的良知和感動，在時代的洪流之中做個敢於正常說話的正常人，希望大家能繼續與我們同行。

當社會出現重大的災難，再加上電視不斷出現令人傷痛的畫面，以及社交平台洗版式的回應和街頭巷尾的議論，即使自己沒有親友受災情影響，一些人的情緒亦不易平復。也許這也是適當的機會，讓我們重新了解自己的情緒，以及懂得如何處理情緒。作者葛琳卡博士有豐富的臨床經驗，主領過不少相關的講座，能夠將理論與實踐有效地結合。

首先，我們要明白情緒是與生俱來的，就算聖經亦向我們展示了神的情緒，耶穌的情緒反應也是圍繞著祂與人的關係，以及面對祂拯救世人的重任而起的，因此，情緒是人可以與神或人建立心靈關係的必要元素……情緒是一個統稱，包含了感受、情感和心情……情緒的感應往往比語言的資訊來得更快。

本書第9章論及〈情緒的關懷〉，是對所有想關心受災者的人士一個很好的提醒。作者提醒大家要避免跌入關懷情緒困擾者的陷阱，不要隨便給予一些忠告或勸勉，例如：「算啦，事情已經發生了，不如忘記它吧」，因為情緒是需要表達之後才會化解的，因此，這些勸勉並不會為受困者帶來真正的解脫，反而會令到受困者覺得別人不接納他們某些感受。關懷者因為恐怕困擾者情緒過分激動，所以不敢去認同他們的憤怒或悲哀，只是儘量勸他們不要太過激動，放開一些。當困擾者的情緒不被認同的時，便會更加質疑自己的感受是否過分或不恰當，而嘗試採取對方的忠告 ……這種關懷方式容易成為一個陷阱，使到關懷者及困擾者都覺得很挫敗和沮喪。

作者又提醒大家與情緒困擾者相處之道，包括：

• 要接納自己的負面情緒；
• 接納困擾者的情緒波動；
• 接納困擾者的狀況，以及
• 要有清晰的界線。

作為關懷者最理想的情況，不是提供答案，而是去問一些問題，幫助困擾者自己去找答案……尊重是整個關懷的核心概念……尊重會視困擾者為獨立個體，需要明白和了解他們的感受，接納他們與自己不同，學習去尊重他們的需要和決定，支持他們而不是改變他們。尊重帶來人與之間清晰的界線，不會造成倚賴或控制的關係，要對自己的生命和決定承擔後果，減少被傷害的經歷，建立互助互益的關係。

關心有需要的人是好事、是美事，不過，也需要有適當的方法，避免好心做壞事，當然，這又不表示要大家將關心的工作全部留給專業人士，其實關心不是靠高言大志，而是願意陪伴、聆聽和同行，有時一切盡在不言中。

參考德國真人秀Deutschlands Superhirn而製作的內地綜藝節目《最強大腦》，主打腦力競賽，參加者都以爭奪「腦王」美譽為目標。自2014年播放至今，能進入12強的參賽選手，已是千挑萬選的聰敏人士，而歷年誕生的「腦王」，更是在不同的範疇，例如心算力、記憶力、推理力、觀察力、空間感……或是綜合能力，皆有十分超卓的表現。我們作為觀眾，有時連遊戲規則都聽不明白，但看見參賽者很多時只靠腦袋去定位及繪圖來完成賽事，也不禁讚嘆人類的大腦竟然可以如此神奇，潛能無限。

人腦確實非常神奇，結構異常複雜。雖然人的大腦平均重量只有一公斤多，當中六成為脂肪，但卻擁有近千億個神經元、與超過100萬億條神經有所連結，[1] 控制著我們的思維、記憶、情感、觸覺、視覺、呼吸、體溫、飢餓感，以及一切調節身體的生理進程。大腦與其延伸而出的脊髓共同構成了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2] 至於人類的小腦，主要是調節運動功能與控制平衡，包括協調步態、維持姿勢、調節肌張力，[3]並控制自主肌肉活動。腦幹則在小腦下方，協助身體的非自主動作。[4]

人類作為哺乳類動物，跑不過獵豹、牙齒不及獅子銳利、沒有如鷹般的銳目、入水雖然能游，卻只是習泳的成果，即使是獲得28枚奧運獎牌的「飛魚」Michael Phelps，若要他與旗魚來一場比賽，相信也無法取勝。不過，人類卻能征服地上的生物，因為人類擁有其他生物所沒有的東西——超強大腦。人類天生的技能敵不過其他生物，但只要腦袋比牠們優勝，便能操縱牠們。一直以來，人們都是地球的王者，運用其智慧發掘及使用地上的資源。然而，人類的腦袋當前正受到挑戰。

工業革命之前，動物是人類最佳的助手，狗能守門、貓能捉鼠、雞能準時啼叫，但後來，人類需要更多助手幫助發展經濟，於是，人類發明了機械，也漸漸遠離大自然，並投入城市建設及工廠生產。不過，聰明的人類又豈會只停留於「只按本子辦事」的機械發明，人類需要更多可以靈活變通的工具協助完成工作，因此，便研究出電腦來，它大大提升了人類的工作量及管理能力。然而，人類還是希望有更聰明、最好有像人類一樣可以思考的工具出現。最終，在大量科研人才嘔心瀝血研發之下，人類迎來了工業革命4.0。在〈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及〈誰搶走我們的天賦？〉這兩篇文章中，筆者先後從不同的面向提到AI及機械人搶去人類的天賦及工作，[5] 筆者想在本文強調的是，協助人類工作的AI工具，尤其是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ChatGPT、Claude、Gemini、Grok、DeepSeek，及Perplexity等，正在慢慢改變下一代人的大腦、學習態度，並衍生出其他問題。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提前發佈了一項新的研究報告，該研究將54名來自波士頓地區的18至39歲受試者分為三組，要求他們分別使用ChatGPT、Google，以及完全不借助任何工具撰寫多篇SAT應試作文。研究人員通過腦電圖儀記錄他們32個腦區的活動情況，發現在三組受試者中，ChatGPT使用者的大腦活躍度最低，且在「神經認知、語言表達和行為表現三個層面持續表現不佳」。在持續數月的實驗期間，ChatGPT使用者隨著寫作次數增加變得愈發懈怠，到研究後期，甚至經常直接複製貼上生成內容，該組受試者的執行控制能力與注意力投入水準普遍較低。另外，使用ChatGPT的小組提交的作文高度雷同，充斥著重複的表達方式和觀點，嚴重缺乏獨立思考，他們的作品被審閱的老師評為「缺乏靈魂」。[6]

研究的主要作者Nataliya Kosmyna指出，使用大型語言模型可能會實際損害學習效果，對年輕用戶的影響尤為顯著，她認為，亟需發佈這些發現以引起社會警惕，就是當人們為追求高效便捷而日益依賴大型語言模型時，可能會付上犧牲大腦長期發展的代價。由於Kosmyna為到研究結果感到憂慮，因此她在這項研究尚未經過同行評審，且樣本規模相對有限的情況之下，仍然選擇提前發佈研究結果。她擔心在等待研究評核的6至8個月期間，有政策制定者突然決定在幼稚園推廣GPT教學，那就絕對危險且有害，她強調「發育中的大腦面臨的風險最為嚴峻。」[7]

事實上，也難怪Kosmyna擔心大型語言模型會阻礙大腦的成長，因為與使用大型語言模型的組別相比，使用Google搜尋的受試者，表現出較高的滿意度和活躍的腦功能；至於僅靠大腦思考的小組，更顯示出最高的神經連接度，特別是與創意構思、記憶負荷及語義處理密切相關的alpha、theta和delta腦波波段。研究人員發現該組受試者專注度更高、求知慾更強，他們對自身作品表現出更強的主控意識與滿意度。[8]

雖然Kosmyna的研究還未通過正式的審核，但精神科醫生Zishan Khan博士從診斷兒童與青少年患者的臨床經驗證明了Kosmyna的研究。他指出，從精神病學角度觀察，過度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心理和認知後果，這對大腦仍處於發育階段的青少年尤為明顯，當孩子過度依賴人工智慧完成課業，那些幫助人獲取資訊和記憶事實，以及保持思維韌性的神經連接都會逐漸弱化。這正正應對了研究所提及：「你愈多使用人工智能，你實際的智力會愈差」。[9] 不單智力下降，亦有研究顯示，人工智能使用增加，認知能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有可能被削弱 。[10]

雖然大型語言模型這一類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確可以提升人們的工作及生產效率，但卻削弱了其內在驅動力。[11] 不單如此，它還會奪去人們的工作成就感。麻省理工學院進行了一項研究，在美國一家大型研發實驗室內引用AI工具，科學家在新產品創造上提升了17%，但卻有82%的使用者表達失去工作成就感，甚至有人感到自己累積了多年的專業知識已經無用。研究亦揭示，AI的「創意自動化」讓科學家花更多時間評估AI所提供的想法，而非去思考原創性的作品。[12]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的葦草」——這一句名言出自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Blaise Pascal，原句的上下文是：「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因而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13] 他的意思顯然易見，如筆者上文提到，人與其他生物的分別，在於人類有一顆會思考的腦袋，如果人們習慣依賴大型語言模型所提供的便利及好處，不想運用自己的腦袋，那麼，如Pascal所言，人類的尊嚴何在？

這裡並非反對使用AI等工具，只是作為人類，尤其是新一代，在使用AI的時候，要留心AI對我們的決斷力、分析力、批判力或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人類若不想被AI操控，便得好好訓練自己的大腦。當人願意用腦，學習新的東西，便能改變神經的連結，並且藉由生成新的神經元來重塑大腦，改善認知能力。[14]

神創造人有神的形象，昔日亞當在地上的生物中找不到配得上自己的幫手；今天人類也不要輕易把決策權交在AI手中，以免它們完成你的工作，代你思考、剝奪了那些原本可以提升你腦袋能力的機會。腦袋用得多，才會愈用愈有腦。

《大腦逆齡指南：頂尖神經科學家教你改變生活習慣，修復再生大腦細胞，長保健康活力、思緒清晰，遠離失智威脅！》

(Biohack Your Brain: How to Boost Cognitive Health, Performance & Power)

作者︰克莉絲汀．威勒米爾(Kristen Willeumier)

譯者︰陳錦慧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年份︰2021年

腦部也需要保養，就如房屋一樣。同樣是30年樓齡的房屋，有保養和沒有保養，質素可以相差很遠，腦部亦如是。很多人都以為，人年老之後，記憶力衰退、認知力下降是常態，畢竟，每天都有腦細胞死去，再優秀的腦袋也難免出現問題，但本身是神經科學家的作者卻為我們帶來好消息。是的，人平均每天會喪失幾千個腦細胞，但原來，腦細胞也可隨著年齡持續增長，即使人到了八十多歲，只要透過運動、飲食、壓力調節、睡眠、營養補充，以及學習新事物，亦可刺激腦細胞新生。

再好的房屋，也不可能入住30年後才開始保養，腦部亦一樣。很多人自恃年輕，沒有看重自己的生活習慣，作者指出，有神經科學者認為，人的腦部是由出生一直發展到三十多歲才成熟，這意味著，期間的飲食、睡眠及運動方式等，都會影響腦部發展。簡言之，三十多歲前固然要通過飲食、睡眠及運動方式等為腦部打好根基，但三十多歲後，也要持之以恆，藉著上述活動保養腦袋。

房屋出現問題可以維修，腦部出現問題，又是否有修復的餘地？作者以她的臨床經驗告訴大家，答案是肯定的。美國有些職業欖球員，在比賽時因為腦震盪而導致腦部受損，作者喜見當中有球員願意配合她的醫療方案，一段時間後腦部有所改善。即使是作者患有柏金遜症的父親，在其悉心治療下，在臨終前，仍可擁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這些經驗，使作者更有信心，有些腦部問題是可以藉著生活習慣得以修復。

如何「保養」或「維修」腦部健康？作者提出有效方案，成本也不高，對大部份人來說，只要願意，都可以做到的。具體來說，可以嘗試走不同的路回家、用非慣性的手寫字、以原型食物代替超加工食品、適當地飲水、學習新的生字，即使是每天一個也可以。作者開出的「藥方」，除關乎腦部需要的營養要素，也與增生神經元相關，她提醒大家，人類的腦袋需要新鮮的刺激才能愈發增生更多神經元。因此，向來拉小提琴的人，若想提升腦部能力，轉學相類近的中提琴，作用或不大，可能需要學習長笛才有效；至於運動，也不是所有運動都對腦部有益的，文中提及的欖球，便是其中一個有損的例子，所以在選擇運動時，要考慮其對腦部會否造成衝擊。

適當的運動，有助腦部維持健康，這是由於運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供應大腦所需；不過，不愛運動或不適合運動的人士也不用擔心，作者提到有研究顯示，年長婦女每星期走路幾次，每次30至50分鐘，三個月內腦部的血流量也能增加15%。如果在大自然走路更好，這會有助減輕腦部的壓力。除了不良的生活習慣，壓力也會損害腦部健康，故為了我們的腦袋，學習減輕壓力是需要的。

很喜歡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雙城記》的開場白：「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充滿智慧的時代，也是最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或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這段說話，實在適用於任何一個大時代，尤其在今年9月之後。

今年9月10日，美國保守派青年領袖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美國猶他谷大學出席校園活動時，被一位不滿其言論的青年人槍殺。筆者不是要大家表態支持或反對柯克的立場。事實上，有人欣賞柯克帶領新一代美國人回歸基督教精神，他在大學校園設置其標誌性的「請證明我是錯的」（Prove Me Wrong）攤位，與同學進行辯論，其辯才出眾，知識淵博，尤其是敢說真話，獲得不少人支持；但反對他的人，則認為柯克帶有鮮明的政治、宗教、倫理立場，更幫助特朗普總統重返白宮，是不可原諒，而且他到左派思想當道的大學辦活動，是「挑機」在先……

筆者在大學教書，每年為一年級生教的第一門「大學入門」課，就是討論「何謂大學」和「為何要有大學」。大學本來就是給不同學問、甚或對立的學者哲人，互相切磋、辯論砥礪、彼此激發、完善知識，甚至創新啟發的地方，這個由雅典學院起始的「相聚」，就是拉丁文大學Universitas一字的意思。[1]

柯克正正就在大學裡，實行求真辯論時被殺，叫人唏噓。道理本來就很簡單：請用真理與辯論說服我，或就由我說服你。若是大家仍有爭議，那就讓真理愈辯愈明。誰知，今日世界竟退步至當人們無法用思想和語言戰勝別人時，就用子彈幹掉他，當中還竟然有人幸災樂禍！不禁要問，為何今日社會，會變成這樣？

以惡小而為之？

為什麼以暴力對待言論，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有人認為，是當今意識形態當道（不論激進左派或右派都是帶有暴力主義的），也有指出，是近代社會踏入後現代主義，加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興起，促使我們的生活、文化、思想產生極大轉變所致。

誠然，今日社會，要說服人、感動人心，要的不是一個大道理，而是說好一個「故事」，敍述和分享成為了最有力和最感染人的溝通方式，亦由於感人的故事只著重個人感受、見解，不需要理性和客觀的討論，最終招致這個世代「真正的客觀」欠奉。法國社會學家福柯（Foucault） 甚至提出了「權力」、「真理」的概念：即你有權力，你就有真理。[2]

另一方面，在互聯網文化下，以往不容於主流思想的人和事，現在都可以在不同的群落或媒體中聚集，造成「團爐取暖」的效果。而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又加劇這種現象的傳播。久而久之，很多原本在主流社會中「見不得人」的鬼主意或惡搞意念，很快就會因其「另類」而火紅起來，人人模仿。與此同時，互聯網又很喜歡將大家的意念「標籤化」，人們的意識和思想，好像要被強加分類歸邊，如是者，大家都在不停標籤人與被標籤之中無限流轉。

與標籤化同樣具威力的，就是把不喜歡的人和事「非人化」（Dehumanization）[3] 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 [4]：將一個人的人性去除，標籤為叫人討厭的物種，然後取花名、污名化，這樣，對之一切的攻擊，甚至惡行就會變得合理化很多。這些標籤、污名、煽情故事，看似隨機，其實很多都是KOL、FB、YT大神和 Influencer的精心傑作，是刻意對正演算法的 貼文。發生槍殺柯克事件的猶他州州長就曾表示，在過去五、六年，社交媒體在每一宗暗殺事件或企圖暗殺事件中都扮演着直接參與的角色。[5]

我們從小就學習「勿以惡小而為之」。邪惡的事，最初可能只是星星之火，大家不參與，就無法助燃，很快會冷卻熄滅。偏偏這個世代喜歡推崇「另類」，更在網上「圍爐」壯膽，鼓吹「做咗先講」，以為「以惡小而為之」，殊不知最終卻演變成「大惡」。

勿以善小而不為

想起了另一位剛離世、被視為靈長類動物行為學先驅的珍古德博士（Dame Jane Goodall），她以長期研究野生黑猩猩的社會與家庭行為而聞名。珍古德原先是一位秘書，沒有大學文憑，但自小已熱愛野生動物，這是由於童年時，父親給她送贈一隻名叫「Jubilee」的玩具黑猩猩，亦有家犬伴隨成長，因而啟發出研究動物的興趣。後來，在因緣際會下，珍古德到了非洲坦桑尼亞研究黑猩猩，且取得驚人突破，繼而讓劍橋大學直接收錄她攻讀博士，並畢生致力保育和研究工作。

珍古德不單透過用心觀察，理解到黑猩猩是一種有社會行為的動物，還近距離接近牠們，以致能辨認出每張臉，並為每隻黑猩猩取名字（以往科研者通常只用編號稱呼）。她的發現，更顛覆了人類對黑猩猩的認知：原來黑猩猩的智力很高，懂得製造工具來獵食；母子間有很親密的溝通；群落中會進行原始戰爭、獵殺同伴等。

這位「黑猩猩」之母，把童年已有的好奇、渴望與熱情，化成一生的目標——勿以善小而不為。正如珍古德數年前在香港大學分享時（其實她每次講座都會提及）所言，她和她的 Mr. H（她的猩猩吉祥物公仔）是「為大自然保育永不言倦的倡導者」（Tireless Advocate for Nature）。[6]

今天你又在堅持甚麼呢？勿以善小而不為，願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興旺！

界線有時很奇妙，有會令人不高興，但沒有又會令人忐忑不安。後現代是一個不喜歡有界線的年代，人都喜歡隨從自己的心意而改變一些規則，為了迎合自己的需要而「搬龍門」，從一個角度看是心意更新而變化，靈活地回應時代的變遷，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於是一些本來很清晰，毫不含糊的界線，如婚姻的界線、性別的界線、父母的界線都忽然之間模糊、甚至飄移起來。而在教養問題，一些「開明」的父母更認為不應該將上一代的規範強加於下一代身上，於是從小就給予他們很大的自由去決定自己的事情，卻忽略了成長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句魔法口號，更忘記了自律與自由是相輔相成的。

今期《燭光》想和大家從不同角度和範疇反思界線的問題，有人以為訂立界線等如僵化，限制了人的創意和發展，這是個美麗的誤會，因為界線其實也可以是一種保護，特別對於心智未成熟，人生經驗有限的兒童來說，在一些可能有嚴重後果的事情上，若不定下界線，其實和疏忽照顧沒有分別。至於進入青春期的年青人，不容討論的規矩雖然容易惹來反彈，但不代表毋須為他們訂立界線，問題只是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讓他們在逐步擴大的界線中找尋自己的路，更可在這互動的過程中加深彼此的了解和尊重，而對年青人、甚或成年人來說，其實適當的界線可減少不必要的衝突和誤會。不過，另一方面，有時能夠適當地突破一些界線，也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突破階級和社會地位的界限，讓我們看清楚大家都是上帝所愛的兒女，那管大家有錢無錢、有家無家。

究竟是時代塑造教會，還是教會塑造時代？這是令人十分唏噓的提問，因為理想和現實之間往往有很大的落差，雖然所有教會的領袖都應該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們合一，但分裂和各有山頭似乎才是基督教的基因，教會和競爭激烈的商業機構有時看來沒有太大的分別，以香港一個小小的城市為例，卻竟有1300多間堂會、數以百計的基督教機構和超過20間神學院或培訓機構，資源的浪費、人才的分散、事工的重疊實在令人感慨。面對當前社會的變遷和壓力、經濟環境轉差、人才大量流失，也許是一個適合的時候讓一眾堂會、機構和神學院的領袖反思自己和其他主內群體的關係。

在10月29日重陽節當天，Oneness3.0在觀潮浸信會舉行，由於今年強調的是堂會與基督教和社福機構、神學院、以至商界的協作，作為基督教機構協會的副主席，筆者和明光社的同工都十分樂意參與籌備和出席當天的聚會。當天的內容十分豐富，但由於場地所限，出席的人數只有600左右，堂會和機構加起來亦不過約100間，不過，身在其中仍感受到一眾參加者的興奮和熱誠。

首先，最令人欣慰的是看到多間神學院的院長／候任院長出席，大家對神學教育仍然充滿熱誠，並且十分重視未來傳道人的生命培育，期望堂會仍然能夠將優秀的弟兄姊妹推薦入神學院，而神學院除了激發學生擴展神國度的熱情之外，亦在支援初職牧者和裝備信徒領袖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在當前教牧流失嚴重，神學生入讀人數減少的情況下，其實堂會和神學院之間更應加強溝通，讓神學院的裝備更切合堂會的需要；另一方面，作為機構的總幹事，個人認為面對社會的新常態，神學院可培養更多敢於以新的形式和方法牧養弟兄姊妹、接觸未信群體的城市宣教士，令教會不會被困在四面牆之內。

今次聚會令人感動的是，在午膳時間安排了7個以不同創意牧養年青人的牧者分享，令大家看到教會可以用不同的形態去關心和接觸弟兄姊妹和未信的群體，在愛和接納的關係下得以凝聚；亦看到一些牧者對弟兄姊妹的關心十分埋身，付出的心力十分之多，晨昏顛倒，幾乎隨傳隨到，很明顯牧養對他們來說不是一份職責而是一個召命。現場所見，不少參與者都對他們的事工十分感興趣，也感受到大家都有種不能不變的心態，期望大家求變願變的心不會只停留在感動，而是有所行動。大部份傳統堂會都面對青少年人數大幅下降的嚴峻挑戰，而筆者到不同堂會講道所見，會友老化已是十分普遍的現象，而我們若繼續只從長者的經驗去評估今天年青人的需要和對教會的期望，恐怕只會繼續出現事倍功半的錯配情況，大家雖然費了很大的氣力，卻只像在打空氣。

堂會與基督教機構合作不是甚麼新的事物，問題往往只是堂會及弟兄姊妹很容易內聚，甚至將本身的堂會等同整個教會，只在有餘力或特別感動時才關心某些基督教機構的事工，看不到堂會和機構是重要的伙伴。不同機構關心的事工和群體，因為十分專注和熟習，可以成為堂會的領路者和橋樑，讓堂會的服侍更貼地和精準，事半功倍，而堂會的支持亦能為機構的服侍提供所需的金錢和人力。此外，不少堂會在星期一至五都重門深鎖，在樓價和租金高昂的香港是嚴重的浪費資源，若能與機構共享空間，作為辦公及活動地點，彼此分擔支出，又可以合作發展事工，絕對是利大於害，可惜不少堂會因為怕麻煩、怕出事、怕風險，所以寧可丟空堂會的寶貴地方亦不願意開放堂會，其實和將主交託的金錢埋在地下沒有分別！若果有人用成本效益評估一下全港堂會的資源運用，其浪費程度恐怕可以在眾多不同類型的社會團體中名列前茅！這種不做不錯的心態其實比官僚主義更官僚，好像一些公務員一樣，反正不是自己荷包的錢，蝕了也不會「肉赤」。

至於堂會和社福機構的合作，令人欣慰的是一些社福機構和商界的基督徒都是十分正面和積極的，而且他們已經有不少與地區堂會合作的經驗，由於一些大型的基督教社福機構有很多不同的地區服務中心，他們需要很多義工協助，合作的重點不只是「找人回教會」，而是「教會如何進入社群」，實現「無牆教會」的理念。若能將教會的空間和人力，與機構的專業服務結合，將能大大擴展福音工作的覆蓋範圍。

當合一仍然遙不可及的時候，其實可以由合作開始，只要大家願意踏出一步，或許起初會有不少困難、文化差異需要克服，但只要大家都抱著包容的態度，慢慢便會摸索出更佳的合作模式。退一步說，若大家未有合作的模式和構想，亦可以先由合群開始，好像Oneness這類聚會，其實是一個讓大家可以彼此加深了解和認識的機會，願意參與、擴闊視野是作為領袖應有的態度和胸襟。

多年以來，筆者作為基督教機構協會的董事和積極參與者，就是相信透過機構協會這平台和總幹事團契，可以讓不同機構的負責人走在一起，透過分享和交流，啟發更多的創意和合作機遇。相信Oneness亦在扮演同樣的角色，而且接觸的層面更廣，但願堂會、機構、商界和社福界未來會擦出奇妙的火花，成為照亮香港的燈臺。

明光社關注離婚與再婚這個議題、以及輔導離婚和打算再婚的人士已多年，有些感慨的是一些教會對相關議題的關注仍然不足，或者覺得這是燙手的山芋而不願意積極面對。其實除了有關教義和教會紀律的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有關生命的問題，根據我們多年服侍的經驗，當中涉及不少甜酸苦辣的故事，當事人經歷的掙扎，往往不足為外人道，雖然未至於個個都對人歡笑背人流淚，但有苦自己知卻並不希奇。本書是一本著重理論與實踐同行的書，除了教導離婚人士如何面對另一段婚姻，避免重蹈覆轍。亦提醒計劃再婚的人士既要先做好個人的預備，也要為雙方的適應作好準備，而其中不能忽略的更是雙方子女面對的挑戰。本書輯錄了不少當事人的小故事，讓讀者可以稍為明白他們的處境。

兩個離婚再婚的人相處已經不容易，若再加上雙方的子女便更加不容易，有時就算大家很想努力做好，但由於一些先入為主的看法，或者大家將問題埋在心內而令對方誤會，結果影響了大家的關係，令人惋惜！離婚是令人傷痛的經歷，但更痛的是我們沒有在錯誤中汲取教訓，希望本書一些專家的提醒、過來人的經驗，可以成為面對離婚再婚困擾人士的一個小小幫助。

若果大家願意更多了解如何為再婚人士進行婚前輔導，可以參加有關的一日訓練，詳情如下：
再婚不再分「基督徒再婚婚前輔導」技巧訓練課程 | 明光社

再婚的甜酸苦辣 歡迎瀏覽及下載

受訪者：李樹甘教授 (經濟及金融學系系主任)

金錢是好僕人，卻是壞主人     ~ Francis Bacon

信徒避免高調談錢，因為耶穌教導跟從祂的人不能既服事神，又服事金錢(太六24)，又說「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太六21《新譯本》)。金錢——彷彿是萬惡之物，屬靈人最好把它視為糞土。然而，人在世生活，金錢是必需品，信徒兩袖清風未必是好事，因為有些人在沉重的經濟壓力下，每每為到生計愁煩，難以專心事奉主；有的甚或離開神而轉投金錢的懷抱。其實，金錢並非萬惡的，神也會賜人豐富的資財，讓人樂在其中 (傳五19)。耶穌的教導並非否決金錢本身，而是要調整信徒對金錢的心態，希望將信徒的目光轉向神，對神忠心，而非抓緊金錢不放，反倒忘記供應一切的神。既然金錢如此重要，影響每一個在地生活的人，我們也應當「高調」談論它，好讓我們認識其用途的同時，也能學習調整自己的心態，好好管理神所賜的錢財，成為金錢的主人，而非反被它奴役。今期〈我有話說〉，邀請了經濟及金融學系系主任李樹甘教授，從經濟與信仰角度，與我們談錢說投資。

省一分錢就是賺一分錢     ~ Benjamin Franklin

很多香港人的願望是成為有錢人，李教授指出，金錢不等於財富，它只是一種貨幣；很多人很有「錢」，但沒有持有大量貨幣，而是擁有很多有價值的資產。貨幣的出現對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極為重要。最早期貨幣未出現，人們必須依賴以物易物，但交易是否成功，取決於「雙重需求巧合」(double coincidence of wants)，即A剛好想要B的東西，B也剛好需要A的東西，雙方的需要同時被滿足，才能達成交易。貨幣的出現打破了交易的限制，促進交易發展，從而改善經濟，這對個人及社會整體的利益來說本是好事。

然而，金錢作為交易媒介，不同的付款方式影響個人的消費習慣，若不留心，人們便容易胡亂花費。李教授提到，電子貨幣在付款過程過於方便，容易讓人買了不該買的東西，甚至被騙。這種快捷的付款模式，與手持現金購物截然不同。情況就如小朋友的利是錢一直由父母保管，孩子看到喜歡的東西，父母說會從他們的利是錢中扣除，孩子未必有太大感覺，因為不必從自己的口袋掏錢。但如果孩子親自保管利是錢，親手付款購買想要的東西，他們才會感到「肉痛」，捨不得花。電子貨幣付款的模式，正正減少了消費者「肉痛」的感覺。李教授認為，購物到一定程度有「肉痛」的感覺很重要，這種感覺會教人小心花費。在電子貨幣及信用卡流行的年代，如何才能謹慎消費？李教授提議大家若想購買較為昂貴的物品，不要急於在第一次看到時便買，嘗試冷靜一下，待第二、第三次再見到時，發現自己真心喜歡才買下來。

不要輕看這種謹慎的購物行為，它可是會帶來一連串的影響：胡亂花費便難以儲蓄，沒有儲蓄亦意味著缺乏資金去投資。李教授直言受到傳統經濟學及母親的影響，他視金錢有三個用途：一、交易(維持生活)；二、儲蓄(以備不時之需)；三、投資(增加資產)。他多年來化身家庭的「精算師」，每月將薪金扣除整個家庭必須開支後，把餘下的儲起來及投資。

風險來自於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 Warren Buffett

李教授笑言自己並不是一位精明的投資者，但他有「阿Q精神」，視投資如消費。這樣，即使入市後股票升或跌，都不太影響他的心情。他舉例，若有一筆餘錢，在經濟下行時，車價及股價皆跌，他可以選擇買新車或入市投資；他會選擇入市，若入市後股價再跌，他會想，反正新車也會折舊，便不會有甚麼大不了。只要購買穩健及派發固定股息的股票是長期資產，便不急於一時的「輸贏」；他認為已經損失了金錢，犯不著再「輸掉」好心情。

李教授可以如此豁達，相信這與他對投資持有正確的態度有關。他認為當人投資時，不要只想著回報，也要思考若投資失誤，自己能否承受損失。再次以買車為例，李教授說如果他想買一輛非常昂貴的新車，昂貴到車身稍有花痕便十分心痛，他便會放棄，考慮較為便宜的款式，那一種即使弄花也不介意。他希望愉快駕駛，而非時刻戰戰兢兢，懲罰自己。同樣，投資也應當讓自己開心，帶來滿足感，而非擔驚受怕。

提到擔心及恐懼，李教授勸導退休人士要謹守退休金，投資固然可以成為被動收入，但不要因害怕沒固定收入而輕率投資。他明白退休人士對錢的態度與在職者不同：在職者每月有薪金，即使不高，但知道下個月還有薪金，只要花費有度便不會太緊張：退休人士卻不一樣，即使手持豐厚的退休金，失去每個月的固定收入，便會變得很緊張，退休人士若想追回退休前的「收入」，便可能陷入盲目投資的危險。

李教授承認投資可以成為保障，但他強調投資者必須具備知識，並了解自己的個性，從而選擇出最適合自己的投資項目。有些人天生愛冒險，追求高風險的產業成為了他們的投資動力；但若你不是進取型，可安心選擇回報率低卻能穩健增長的項目，李教授指出，即使那些回報率不高的投資，日積月累也可以稱得上為一筆的財富，以備不時之需，或留給下一代，甚至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花錢要謹慎，投資也要謹慎，但無論是面對金錢或投資，都不可以受其轄制。人一旦被轄制，便難以獲得滿足。信徒非旦不可被轄制，也要明白投資不在乎自己的聰明才智，而要在於神的祝福非常重要。這並非空談，而是李教授的親身經歷：他曾胡塗投資反而有不錯的回報，卻在有計劃的投資中損失不少。

樂善好施的人，必得豐裕     ~ 箴言

李教授提到箴言有一個祈求：「不要使我貧窮，也不要使我富裕」(三十8《新譯本》)。他認為我們可以設定賺錢及投資目標，付諸行動努力工作和賺錢、儲錢及累積財富，但最理想的狀態是既不要過度重視錢，也不輕視它。李教授千叮萬囑，人要理性平衡，工作時期望合理回報，但千萬不要被金錢轄制。人一旦被金錢轄制，除了失去滿足感，還可能因為擔心沒錢而拚命賺錢，結果失去做人原則，而當賺錢成為人生僅有目標的時候，亦可能盲目地放棄很多東西。

從經濟的角度，金錢的作用於花費、儲蓄及投資；但從信仰角度，金錢還有一個用途，便是幫助他人。李教授絕對認同「施比受更為有福」，他提到教會一方面接受奉獻，一方面施行慈惠，是讓信徒互相幫助的環境。他又指出神是公平的；受助者日後可成為施與者，施與者也可能有需要他人幫忙的時候。因此，受助者毋須自卑，要懷著積極的態度——「終極的愛，有終極的盼望；現在的愛有現在的盼望。」受助者心懷感恩，日後若有能力，也可以成為施助者。其實，貧困者的富足在於神，他們也能如保羅所稱讚的馬其頓教會一樣，即使在極度貧乏中，仍能奉獻，供應使徒的需要(林後八1-4)。

至於施與者，願意奉獻的同時，也要學習如何有智慧地施予，並決定幫助誰。李教授指出，世上需要幫助的人太多，施與時要找到平衡，察看是否有從神而來的感動，並持續記掛此事。按照經濟學原則，人的資源有限，幫助到A而幫助不到B是很正常的。當你只能幫助到A時，要相信神會工作，感動其他人幫助B。還有，不要讓受助者覺得自卑，尤其是小朋友。李教授分享小時候也曾住「劏房」，但他感謝父母沒有把「我們很窮」的想法灌輸給他，因此他度過了一個快樂的童年。他曾到內地山區，看見當地人在窮乏的環境中亦不覺得自己很可憐，這讓他反思，開心與否，有時是與金錢無關，實在不必告訴別人「你很慘」。

生活無關金錢，而在於時刻     ~ David Castain

人生中最值得花錢的甚麼？李教授回憶年輕時覺得最不值得花錢的是旅行，因為旅程結束便完了；他認為花多一點購買耐用的實物如音響組合更實際。但現在他卻覺得，一家人去旅行才是快樂無比及令人滿足的事，因為他發現旅行並非完了就完，回憶總是令人難以忘懷及回味無窮。

當然，旅遊的行程難以滿足所有家人的需要，也有意見不合的時候，這讓李教授反思金錢的價值：他天生節儉，不亂花錢固然好，但捨不得花錢又是否沒有毛病？反思後，他相信日後再次與家人一起外遊，會多聽取家人意見，參與他們較為喜歡但超出預算的活動，多享用豐富的特色菜餚。畢竟，與家人一起旅遊，不能只顧滿足自己的需要及用錢標準；若只滿足自己而讓他人不滿足，整體滿足感可能成為負數，若降低自己的滿足感而能提升家人的滿足感，整體滿足感將大大提高。

一個有錢人可以手上沒有貨幣，因擁有很多資產；一個富足的人可以手上沒有太多貨幣或資產，卻有很多快樂回憶——或與最重視的人旅行，或是看見受助者的笑臉、或是在貧困中仍能奉獻……

政府早前提出《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以履行終審法院《岑子杰案》的判決，關心婚姻及兒童福祉運動、香港性文化學會、維護家庭基金、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與明光社於2025年7月31日合辦講座：「同性伴侶替代框架」對香港婚姻制度與家庭的挑戰，從法律、哲學及社會角度剖析《條例草案》，強調其潛在衝擊，並建議替代方案。

丘志強律師分析稱，因香港不承認岑子杰與男伴在美國的婚姻而提出司法覆核，終審法院一致裁定香港憲法並沒有賦予同性婚姻的法律權利，同時也沒有憲制性要求承認外地的同性婚姻，但以3:2裁定香港政府沒有提供替代方法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做法，違反《人權法案》第十四條。因此政府有積極義務以替代法律框架承認同性關係，保障他們的私隱權不被侵犯。

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旨在設立同性伴侶關係登記制度，讓已在香港以外地方註冊同性伴侶關係的同性伴侶，申請登記同性伴侶關係，並可享有登記及撤銷同性伴侶關係的權利、參與同性伴侶醫療相關的事宜，以及處理同性伴侶身後事的權利。丘律師指出《條例草案》實質上等同於承認同性婚姻在香港享有類似合法夫妻的地位與權益，模糊《基本法》中對婚姻「一男一女」的核心條文，從而違背了《基本法》對婚姻制度的原始立場。他亦認為同志團體會再進一步提出同性伴侶領養子女、人工受孕或代孕安排的訴求。

最後丘律師提出了中港跨境法律承認的問題，因《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相互承認及強制執行）條例》於2022年生效，他擔心條例通過會導致跨境法律承認與民事判決執行面臨明顯障礙，亦對司法互助機制與跨境家庭保障構成實質挑戰與制度壓力。

關啟文博士認為現時政府建議立法的「同性伴侶關係登記」雖然與異性婚姻不盡相同，但基本精神大同小異。而《條例草案》是由有公權力的政府推動和由議會通過，某程度是代表著政府推動社會對同性關係的接納，並且認為同性關係值得公眾的認可和肯定。那麼教會能否拒絕舉辦「同性婚禮」？伊斯蘭組織能否拒絕為員工的同性伴侶提供配偶福利？

對於有評價指承認同性伴侶關係不會衝擊現有婚姻制度，而基本法也沒有明文排斥任何人進入婚姻的可能。關博士駁斥以上論點指，婚姻制度不單是指和誰結婚，更包括社會的核心價值和生活模式。若婚姻的性別可以更改，那是否也可更改婚姻的人數、接納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至於基本法沒有明文否定同性婚姻，他認為起草時大家相信兩個男人或女人是不可能結婚的。

有評價指不支持《條例草案》等同否定同性戀者的人權，關博士指出香港同性戀者一直和其他市民一樣享有基本人權。對於同性伴侶面對的生活問題可用個別措施或緊密關係授權來處理。

《條例草案》）是因應終審法院的判決，所以政府負責官員指出必須尊重法治，否則後患無窮，但司法機關和立法機關可各自行使權力，他認為立法會也有責任對嚴重錯誤的法院判決說不，這與是否尊重法治沒有關係。亦有人認為反對同性戀是抗拒進步，終將被歷史洪流淘汰，但關博士不認同支持同運等同進步，他只是守著自己的良心，盡量用理性去作判斷，就算與一些當代潮流背道而馳又有何妨？

蔡志森先生指出多年來同志團體一直爭取法律上對同性關係的承認，也爭取同性伴侶在醫療探視、醫療指示、生活與財務、身後事與遺產等權益。他認為如果涉及如婚姻制度和社會福利的公共事務，就必須交由全體市民公開討論，但在多元社會應尊重不同市民在私人事務的自主權。

因此，明光社自2018年已提出緊密關係授權的建議，以保障有關人士的權益。蔡先生解釋緊密關係授權平等對待一切緊密關係，而不是特別肯定某種性關係型態，市民可選擇自己信任或關係親密的人，可以是同性伴侶、異性同居人士、好友、同鄉、非近親關係的人士，授權處理一籃子包羅醫療探視、醫療指示、生活及財務安排、遺體及骨灰處理等身後事的事務，並受到政府機關所承認。

剛過去的暑假，不知大家有沒有趁著假期出行？是「返鄉下」還是到了甚麼地方？現在大家都要「超前部署」，筆者也嘗試避開一些熱門旅遊國家，到了有「歐洲度假天堂」之稱的巴爾幹半島一遊。原以為一個簡簡單單的小假期旅程，結果遊走每個小城中，都發現一點大道理……

對於巴爾幹半島，我們最熟悉的，或許還是停留在九十年代發生的「南斯拉夫內戰」：曾經的「最完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在政治強人鐵托離世後，慢慢走向分裂，當中的「大阿哥」，塞爾維亞的獨裁者米洛舍維奇，為了維持其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對鄰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北馬其頓，以及現在為有爭議的科索沃地區）發起長達多年的戰爭。[1]

但其實只要翻開中學的歷史課本，就會知道這個被稱為「歐洲火藥庫」的巴爾幹半島，歷史從來不平凡。在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族學生普林西普於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開槍擊斃了當時的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奧匈帝國為了報復，而向塞爾維亞宣戰，繼而引發連鎖反應，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要再追尋上去，就要說到希羅文化了。早於公元前四世紀，希臘文化已經延伸到位於意大利對岸的亞德里亞海沿岸。而後來的羅馬帝國更將這地區加以佔領管治，將東部多瑙河沿岸設立帕諾尼亞行省，沿岸則設立了達爾馬齊亞行省，建立城池和商港，實行羅馬殖民統治。在這裡找到最早具規模的古建設，如道路、廣場、競技場、凱旋門、神殿、劇場等，其中最「超前部署」的，可算是劃時代水道工程傑作：儘管看來未必像鬥獸場，神殿那些建築宏偉，但羅馬人工程師設計出巧妙的水道系統，將水源源不絕的引入城市。[2]  而這只是故事的一半：除了引入水源確保飲用安全和環境衛生，周到的羅馬人還同時建設了下水道，用作疏導城市去水。幾千年前，已想到解決水浸問題，不是亡羊補牢地出動「龍吸水」，而是建立下水道，確保渠道暢通，長遠解決問題。

羅馬帝國皇帝戴克里先為這地帶來發展的高峰：他為實行羅馬帝國四帝共治的制度，將亞德里亞海沿岸城市施普利特作為他退位後定居的地方，建有羅馬宮殿。而沿著達爾馬齊亞行省發展，札達爾、普拉、斯本尼克、到最南端的杜布羅夫尼克等相繼設立，成為了繁盛的海港城邦地方。羅馬帝國之後，經歷了西羅馬帝國、查理曼帝國、拜占庭等帝國統治，也備受東方的蒙古人與鄂圖曼帝國入侵，經歷動盪與繁盛的交錯發展。

時間一轉到了十五世紀，這裡迎來另一位統治者與高峰：崛起於意大利的威尼斯，從匈牙利國王手中得到亞德里亞海沿岸的控制權，建立了空前龐大的貿易帝國，當地出產的木材、橄欖油、松露、海鹽成為威尼斯與世界貿易的龐大資源。另一邊廂，由杜布羅夫尼克為基地發展起來的拉古薩共和國，成為當時亞德里亞海中唯一能與威尼斯匹敵的城邦。雙方的競爭持續多個世紀，直到橫掃歐洲的拿破崙將它們一一佔領（而拿破崙帝國也很快崩潰），結果巴爾幹地區輾轉落入了哈布斯堡王朝手中，直到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才獲得了獨立的機會，之後就是二戰和南斯拉夫的歲月了。

一口氣說了這麼多歷史，其實就是體現在那裡的生活日常。走進那裡的城市海港，隨時在一條街道上，看見由希羅時期的建築、中世紀的城堡，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堂、奧匈帝國時期的新藝術建築，最後就是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影響，類似蘇聯『克魯曉夫樓』風格的簡約公共建築。這樣不同時期的建築看似「共冶一爐」，卻又錯落有致地並存，歷史本來就是錯綜複雜，混成一體，變成了亞德里亞海地區的獨特特色。

而這可不說笑：這裡既有豐富的歷史，經歷了不同時代的霸權統治，同時也經歷了數不清的戰亂、天災人禍（大家最熟悉的南斯拉夫戰爭，是由1990年代開打，斷斷續續到2001年左右才落實停戰），但其實除了幾處刻意留下的戰爭遺蹟之外（如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當年被誤炸的中國大使館），基本上已找不到當年的戰爭痕跡。相反地，在亞德里亞海沿岸，原來的達爾馬齊亞行省所屬的各個城市，自希羅文化以來，歷代的古舊建築，都是好好的保存著——由前述的羅馬皇帝戴克里先皇宮，到古城牆、下水道、競技場、神殿、教堂的，當中不下過千年的歷史建築，到今日仍在使用——皇宮變成了民居，古城依舊，城牆健在，教堂如常有信徒禮拜，競技場不再成為鬥獸場，搖身一變成為演唱會主場。當地人笑說：「你們到羅馬看到的大多是遺跡，我們這裡卻是日常生活；在羅馬你聽到的是『我們曾經…（We were）』，在這裡卻是『我們現在…（We are），其實，我們要比羅馬更羅馬…」

好好地活下來，努力活著，原來就是在亂世之下的超前部署。曾經嘗試去問問當地人對戰爭的看法和影響，得到的答案很有意思：「嗯，大家或許都上了一課，人們愈去高舉的（如當年塞爾維亞高舉的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結果消亡得最快；人們以為會帶來很大影響的（如戰爭的破壞），你看？其實戰爭都已過去三十多年了，大家好好活著，記著自己的歷史故事，知道彼此，和而不同，然後繼續好好生活，其實這就足夠了。」

想起在波斯尼亞首都薩拉熱窩中的一個戰爭遺跡「希望隧道」。在南斯拉夫戰爭期間，塞爾維亞軍隊曾經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首都薩拉熱窩包圍了足足三年七個月。整個城市被塞軍隔絕，狙擊手在山上瞄準城內居民，只要一有活動就被狙殺（是的，當年鄭秀文的首本名曲《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故事正是出自這場戰爭），沒有物資可以供應，也沒有一人可以平安地逃出。後來幾經努力，波斯尼亞人花上四個月時間，在機場地底修建了一條800米長的隧道，將城市與聯合國控制的機場外的波斯尼亞自由領土連接起來，這條「希望隧道」，名副其實成了人民賴以維生和逃生的唯一希望。[3]

而這希望隧道，其實是建基於一所尋常平民家庭的房子裡。這家人秘密地、勇敢地承擔了開通秘密通道，由始至終，包圍塞軍雖然知道薩拉熱窩明明不斷得著支援，但直到他們被打敗撤退的一刻，他們仍找不上這條希望隧道。房子今天已改建成隧道博物館，外牆保留著當日炮火的痕跡。活到最後，不只超前，而是超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