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快、更廣，但更膚淺？

澳洲政府去年實施新法例，禁止16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隨後歐洲多國及亞洲部分地區相繼立法或作出相應措施。芬蘭剛宣佈13歲以下的兒童不宜擁有個人智能手機，也不應使用社交媒體。而法國亦在26日通過一項法案，禁止15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平台及嵌入式社交功能，若獲參議院批准，很大機會在2026年9月開學前生效。

香港兒童及青少年對手機的依賴及對社交媒體的沉迷亦不相伯仲，社交媒體甚至可能成為一些青少年的「數碼鴉片」，香港青年協會於2025年中旬公布的「社交媒體使用習慣與情緒健康」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八成受訪的本港青年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並發現他們使用社交媒體愈多，焦慮傾向愈嚴重，因為青少年在社交媒體與人比較，會引發「社會比較焦慮」，影響了他們的情緒健康。

另外，由家長發起的組織Look Up Hong Kong 於2025年10發佈的調查發現，高達89%家長支持在校園限制使用智能手機，然而香港兒童首次擁有智能手機的平均年齡卻僅9歲，到14歲時已差不多一人一手機，98%擁有智能手機。調查亦指，超過八成家長曾因子女使用電子產品與孩子發生爭執，亦有四分之一的兒童曾在網絡上被陌生人接觸。從以上調查數據可見，青少年過早擁有智能手機及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對他們的影響深遠。林則徐虎門一把火，燒掉鴉片救國人健康； 今天電子產品被一些人喻為「數碼鴉片」，香港該不該對青少年來一場「全面禁令」？

事實上，青少年網絡成癮的家庭往往出現親子溝通問題、家庭不和諧等。若親子相處時間較多，將有效減少成癮風險。家長若不想孩子沉迷，自己應做好榜樣，減少使用電子產品娛樂，多花時間參與家庭活動，強化親子關係。

參考資料：

〈社媒禁令-法國下議院通過法案-擬禁15歲以下使用社交媒體〉。《星島頭條》。2026年1月27日。

前陣子播畢大結局的電視劇《新聞女王²》，再次掀起劇迷的追劇熱潮。若不與多年前電視作為主要娛樂的黃金時期相比，僅比對2025年播出的劇集收視，此劇便已名列前茅、表現亮麗。此劇之所以能吸引筆者的原因，在於續集不再局限於電視新聞部內鬥，而是進一步聚焦於新舊媒體之間，在「專業精神」、「獨家報道」與「流量爭奪」所展開的激烈對抗，讓劇情更具時代感。劇中情節改編自多宗真實發生的社會事件，亦借資深新聞工作者文慧心（Man姐，佘詩曼飾）之口，道出了當前傳統電視新聞與網媒所面對的掙扎及問題。

劇集觸及的議題十分廣泛，包括：為追逐點擊率及廣告收益而精算新聞內容、探討編採自主是否只是神話、報道如何受媒體立場及視角限制而偏離事實全貌、新聞機構為收視率而刻意呈現煽情及血腥內容，也有觸及自媒體的內容及報道質素參差、AI新聞主播肖像與聲音的版權爭議、記者性命與新聞價值的取捨，以及事實真相如何在演算法下被雜訊淹沒等。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聚焦於劇集與「事實查核」相關的範疇進行探討。

新聞行業本身是沒有「事實查核」這個專屬職位，但查核工作卻是新聞運作的核心。新聞工作者，無論是記者或編輯，為了確保發佈的資訊準確無誤，在內容發表前進行查核，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序，對他們而言，重視真確性等於捍衛專業。正因如此，社會普遍認同專業新聞機構所發放的訊息具備公信力，可以作為大眾行動及抉擇的依據。「依靠收集事實信息，我們建立起對某些議題更深入複雜的認知和信任，並作出理性的選擇。」[1]（曾姿穎等，2024，第104頁）

在劇中，KOL唐芷瑤（陳曉華飾）視Man姐為眼中釘，經常在自媒體網台上直播即時未經查證、甚至是偽造或具誤導成份的短片與資訊，藉此造謠生事。喜歡「吃花生」的網民及Man姐的黑粉（haters）隨即群起響應，不斷湧入Man姐所屬機構「公開平台」（OP）留言攻擊、致電網台辱罵並瘋傳流言。這不單導致OP支持者大幅減少，更加劇公眾對當事人的誤解。此外，劇集結尾亦揭示了另一種資訊操弄，OP記者難以在網上找出富庾基金負責人胡志城（袁富華飾）的真實背景，原因在於相關負面資訊早已被網軍有組織地大量發放正面、清白的資訊所淹沒。

劇集內容雖屬虛構，但所描述的網絡亂象卻真實存在。自媒體為求生存及點擊率，可能發放譁眾取寵、失實內容。作為網民，我們應如何有效進行事實查核（fact check）呢？

網絡上的虛假信息常具備新聞價值要素，如時效性與顯著性（例如與名人有關），並常用客觀語氣，輔以似是而非的數字、相片等「證據」，令人誤以為「有圖有真相」。然而，「有圖有真相」早已不能作為判斷網上訊息真偽的準則。不少為賺取點擊率的「內容農場」會借「權威」包裝內容，即以部份真實內容混入虛假資料誤導讀者；或使用「偷換概念」手法，引述的證據實際上與結論無關，但一般讀者在面對艱深專業名詞或數字時，往往難以察覺其中破綻。

作為讀者，首先應培養好奇心、不盡信、不盲撐的心態，對所見內容抱持求真的精神，並訓練批判思維，建立「冷靜確認查證」的心理機制。面對情緒強烈、立場偏頗的標題，先停下來思考：「這則資訊是誰發佈的？目的為何？是否有第三方證據支持？」

其次，可利用事實查核工具自行驗證：

• 圖片及影片查證：使用Google逆向圖片搜尋或TinEye上傳可疑相片追蹤原始來源。若原始網頁或貼文已被刪除，可透過「網站時光機」（Wayback Machine）找回歷史存檔。
• AI深偽辨識：細看畫面角度是否合理、脈絡是否一致，或使用偵測工具如Hive Moderation上傳相片、聲檔或影片進行查證。

若資訊過於專業或複雜，可求助於專業的事實查核機構。這些機構與傳統新聞媒體不同，更注重資料來源與查核人員的透明度，會公開查核流程供讀者二次驗證，並對內容作出明確判定，且不得與任何政治團體、人物或候選人有關聯，以確保獨立性及公信力。[2]

香港仍運作的事實查核機構：[3]

資料來源︰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解構事實查核》

轉發即表態 分享即責任

看畢《新聞女王²》，深感要成為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實在不易，需具備智慧與傲骨方能生存。作為網民，亦應培養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在點擊分享前先查證，因為轉發代表你認同該訊息，而傳播錯誤的資訊，可能會對個人、團體乃至社會，造成財產損失、心靈受創甚至身體安全的損害。

現代人的互動正在悄悄改變，智能手機作為「24小時隨身連結工具」，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相處、與世界連繫的方式。餐廳裡常見到同桌家人一起吃飯卻各自滑手機的畫面，這種「人在心不在」的狀態，反映出親子關係面對的難題——當孩子開口要手機時，家長不僅要決定是否給予工具，更要深思如何協助孩子在虛實世界間取得平衡。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在明光社舉辦的一個聚會中分享了一些實用建議。

科技是一把雙刃劍

手機確實是打開新世界的鑰匙，黃博士指出教育應用程式能將知識變成遊戲、通訊軟體可培養團隊合作、日程管理能訓練時間規劃。然而智能手機若使用失當，可能導致孩子沉迷網絡遊戲、錯失透過現實世界的互動培養同理心的機會。家長擔心孩子走進螢幕世界後，可能因為沉迷網絡遊戲，失去重要人生體驗，而同理心、耐性、說話能力都是需要透過面對面的互動才能建立的，而在科技浪潮中，孩子正逐漸失去這些特質。

親子會因為手機起衝突，而這些衝突常源於兩代在經驗上的差異，父母眼中「埋頭打機」是逃避現實，對孩子而言是社交日常，家長憂慮社交媒體易令人沉迷，青少年卻視它們為建立友誼與紓壓的渠道。黃博士提醒家長，衝突若處理不當可能形成惡性循環：孩子現實受挫就更投入網絡即時回饋，家長焦慮失控就加強對孩子的監控，最終破壞親子關係。她指出破解兩者分歧的關鍵在於培養「數位智慧」，而非完全隔絕科技。

建立手機的使用規範

黃博士提出的「管教五步曲」，包括了解孩子、情感溝通、訂立協議、執行協議和自律，家長與孩子共同制定使用手機的規則時，重點在展現尊重與理解。例如餐桌禁用手機是守護面對面交流的機會，睡前禁用手機是幫助孩子建立生活界線與自我控制能力，這些規範都在平衡科技使用與親子連結，讓孩子體會「離線時刻」的價值。

智能手機帶來「永遠在線」的方便，卻讓用戶失去獨處的能力。其實人際連結與獨處，對成長是同等重要，青少年特別需要空白時間來探索自我、需要思考價值觀、學習同理心、管理並表達自己的感受。[1] 黃博士建議家長可透過定期安排家庭活動與興趣培養的項目，來創造實體互動的滿足感，這有助減少孩子對手機的依賴。

在應用程式管理層面，黃博士重視預防多於監控。家長定期檢視孩子手機內安裝的應用程式，不是要分秒監控他們，而是要培養其自律意識。家長需要評估應用程式內容的適齡性，同時也要教導孩子掌握網絡安全觀念，例如懂得保護個人資料，辨識網絡陷阱，理解某些網站為何要求用戶提供電話與住址，如情況不明便拒絕提供敏感資料。日常教導和練習能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數位安全意識，並逐步發展自我保護能力。

沉溺行為背後的心結

網絡時代人們既追求自由又需要歸屬感，寧可與其他人保持聯絡，但就不願意彼此有深入的交通。[2] 上網打機恰好提供了抽離現實卻保持連結的空間，參與者可在其中紓緩內心的焦慮。黃博士指出，當孩子突然沉迷網絡遊戲，往往反映出孩子正經歷人際困境或學業壓力，例如朋友離別、失戀、被排擠或成績退步等。此時家長應成為守護者和引導者，幫助孩子建立自我價值、疏導情緒。透過細心觀察與情感支持，能幫助孩子建立自我價值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理解到孩子行為背後的動機，家長可以這種方式回應孩子沉迷網絡的情況，而不是立即禁止他們使用電子產品或責備他們。

黃博士指出在決定是否給孩子智能手機時應考慮其年齡、成熟度和需求。家長應評估孩子的責任感和自律能力，並與孩子討論使用手機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家長保持開放的態度，樂意與孩子溝通，逐步引導他們正確使用科技產品，並避免沉迷網絡世界。

以身教展現數位素養

我們不必否定或抗拒科技發展，但應讓它在合適的位置發揮其真正價值。當家長擔心智能手機會削弱孩子的專注力，或減低對建立友誼的興趣時，便更應該透過身教來教導孩子同理心和關注真實事物的重要。家長可以從非常簡單的事情著手，多展現對其他人的重視和尊重，在吃飯時、在遊樂場、車上或與人見面時不要用手機，並且主動在網絡世界保護自己的隱私。這些事情其實是需要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在往來真實與虛擬世界時持守著平衡，[3] 幫助孩子學會使用科技但不至於迷失其中。

「我不斷追求拍出完美的自拍，當我意識到我無法做到這一點時，我想死去。我失去了朋友、教育、健康，甚至差點失去我的生命。」2014年，19歲的Danny Bowman在接受英國《鏡報》訪問時，說出了這一番說話。媒體估計Danny是英國首位自拍成癮患者，他從15歲開始便把自拍照上載於facebook，在接受戒癮療程之前，曾有一段時間，他為了拍攝一張完美的照片，每天都花上10小時自拍。[1] 面對自拍成癮，Danny並不是孤身一人，另一位來自英國的Charlotte Michaels同樣不能自控，每天必須自拍上千張照片才能鬆一口氣。對她來說，自拍比睡眠重要，甚至比愛情更重要，她為了製作一張完美的照片，往往從深夜編輯照片至拂曉。[2] Charlotte感受到「自拍成癮」那一份真實，她坦承，如果她的帖子在15分鐘內沒有獲得足夠的「點讚」，她便會「崩潰」。她表示：「當『點讚』開始湧入時，那種解脫的感覺無法形容。我喜歡別人告訴我，我很漂亮。」[3]

「自拍」的英文為selfie，此詞匯最早是在2002年出現在澳洲一個新聞網頁上，經過10年的時間，人們不再對它感到陌生，牛津英語詞典在2013年把selfie納入網上版詞典內，它更成為了年度詞匯，自此selfie便晉升為日常用語。[4] 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自拍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環，[5] 而對於那些生長在智能手機興起時期的Z世代及千禧世代，更是機不離手，他們更喜歡隨手自拍，並且會把照片上載至社交平台。[6]

網上的社交平台是非常有意思的發明，其中如facebook的官方主要目標，便是幫助用戶與親朋好友聯繫，以及分享更多資訊，讓人們有能力建立社群，並使世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7] 這目標非常美好，人們想與親友透過網絡分享彼此生活點滴，只需簡單註冊便可以擁有一個免費戶口。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所謂的免費其實是假象，facebook前高級管理人員Tim Kendall，以及前工程主管Justin Rosenstein清楚告訴大家，facebook是一間賺取盈利的公司，他們獲利的主要方式便是透過販賣用戶的注意力給廣告商牟利，就如許多科技公司或其他社交平台都是透過類似方法來賺錢。它們都努力設計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功能，藉此留住用戶，只要用戶在平台停留的時間愈長，公司便可以推送更多廣告給用戶。[8]

在眾多功能中，相信「點讚」是其中一個讓人欲罷不能、泥足深陷的功能。社交平台是經過演算法精心打造出來的，它想要用戶點擊那個「點讚」的按鈕，這樣便能確保，把用戶最有可能參與互動的帖子推至用戶社交平台專頁的頂部，鼓勵他們製作點讚和發帖的循環，幫助用戶培養出保持活躍並且不斷滑手機的習慣。點讚按鈕的設計絕對符合人天性的心理需求，人類從童年開始，便渴望及尋求來自父母、老師和同齡人的認可，亦希望可以與他人聯繫，在群體中有歸屬感，社交平台知道人類需要甚麼，並將這種本能數位化，以及巧妙地利用這種需求成為一股巨大的驅動力，推動人們給予點讚，同時也渴求獲得點讚。當人們發佈一張圖片或分享一條帖文時，給予點讚是一場社會交流，獲得點讚可以因著得到他人認可而帶來即時滿足感，而當獲得的點讚愈多，其自我價值亦會愈高。[9]

被他人認同確實會帶給人們莫大的喜悅及滿足，也讓人發帖時愈發興奮及起勁，因為當發放的帖子被人點讚、有正面的評論及大量轉發的數量，這些正面的回饋及收穫，將喚起人們大腦底部的神經元，釋放出多巴胺。[10] 多巴胺是非常神奇的神經傳遞物質，它影響人們的情緒、愉悅感、做事的動機，甚至活動能力。低水平的多巴胺降低人們對事物的興趣和興奮感，讓人感到乏力；過高水平的多巴胺則有可能導致人們出現衝動行為，增加攻擊性或敵對情緒。[11] 很明顯，當人們看見自己的帖子不斷被讚賞及分享，多巴胺水平自然會提高，亦促使人們更勤力及更有動力發放帖子，希望獲得更多讚賞及多巴胺。這解釋了為何Danny及Charlotte會自拍成癮，並且希望拍出完美照片，他們過度沉溺於他人的讚美及評語之中，並且把自己的價值，等同於自己所能獲得的點讚數量。[12]

Danny及Charlotte的自拍成癮是較為極端的例子，但青少年對社交平台成癮，這問題實在不能忽視，值得大家關注。青少年大腦的額葉皮質要到20多歲才發育成熟，而十來歲青少年的特質是自控力較低，對群體或社交活動缺乏安全感，很容易受同儕壓力影響，並會參與社群認可的活動。[13] 2019年，有一項研究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發表，結果顯示，每天使用社交媒體超過三小時的青少年，可能有更高的機會面臨心理健康問題風險，而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亦可能導致社交上的比較、孤獨感以及負面影響自我形象。研究的結論提出「未來的研究應該確定，設定每日社交媒體使用限制、加強媒體素養，而重新設計社交平台是減低有關群體心理健康問題負擔的有效方法。」[14]

所有的癮，想要戒都不是易事，當人們享受過多巴胺，只會為了得到更多多巴胺而願意付出更多心思、精神及時間。[15] 重新設計社交媒體平台是絕對有幫助的，簡單如刪除點讚數量的功能，只讓用戶知道有人點讚，人們成癮的情況便會有所改善，不過，營運社交平台的公司可不會樂意為了青少年健康而減少收入。沒有社交平台的配合，單靠限制青少年每日上社交平台的時間，實在難以阻止他們繼續依戀社交平台。Danny的父親Robert Bowman表示，他和太太都是認可的心理健康護士，他們對於社交網絡和手機技術可能帶來的危險一直感到擔憂，特別是它們對本來已沒有安全感的年輕人的影響，一直沒有獲得正視。[16] Danny本人也指出：「人們並不知道，當他們在facebook或Twitter上發佈自己的照片時，事情已迅速失控，它成為了一種尋求認可的使命，更可以摧毀任何人。」[17]

「失控」非必然，卻不足為奇，有些人以為只要人有足夠的自制力，便可以好好控制及管理自己使用社交平台或滑手機的時間，但試問在現實中，有多少人說好了再滑五分鐘手機便停止，但五分鐘之後又五分鐘，無數的五分鐘過後，該做的事情沒有做，時間便被扼殺了。神經科學家Andrew Huberman在接受網紅Chris Williamson訪問時，表達出對社交平台的看法，他打了一個比喻，當人們看見一隻狗不能停下來，在角落裡挖掘，不斷地尋找骨頭，人們會想，這隻狗病了，牠的行為教人感到悲哀。人類何嘗不是如這隻狗般，社交媒體激發多巴胺的釋放，帶來獎勵、驚喜和興奮感，使用者因而感到愉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愉悅感漸漸變為類似強迫症的行為，使用者可能會不斷地查看社交媒體，陷入一種重複的行為模式。[18]

很多現代人都生病，但誠如設計倫理學家Tristan Harris表示，問題不在於人們缺乏意志力，而在於「螢幕背後有上千人不斷努力瓦解你的自制力」。很多成癮行為主要是環境與處境造成的。很多科技巨人清楚這件事，Steve Jobs知道孩子很容易受到iPhone及iPad誘惑，所以他限制自己的孩子玩iPhone及iPad；Bill Gates的孩子，到了14歲才能擁有手機，並且不能在午餐、晚餐時及睡覺前使用。[19] 如果連這些科技專家都對電子產品保持高度戒備，普通人為了自己及下一代的好處，應否採取一些行動？[20]

不要高估智能手機用家的自制力，亦不要低估社交平台想要賺錢的動力。

有圖不等如有真相，在深偽技術愈來愈高超的年代，我們已明白就算親眼看見、親耳聽到的，也有可能是假的，因此，要建立信任就必須先由了解開始，並且要有批判的思維，無論消息和資料的來源是官方、是媒體，無論觀念是來自主流社會、或是傳統文化，都不能夠無條件照單全收，否則很容易便會墮入以訛傳訛、以偏概全、或者自以為是的盲點。當然，這樣說並不是要大家懷疑一切，對甚麼人和事都毫不信任，而是想強調要尋求真相就要願意花時間、下功夫，不要先入為主。

在當前的社會氣氛，面對一些敏感的議題，無論是新聞的真偽（特別是與政府有關的）、性別議題、性教育、墮胎、喪偶之後應否再娶、甚或何謂正邪、何謂夢境、何謂真實等等，不同立場的人之間可能有極大的差異，而且他們往往很容易受一些有既定立場的社交媒體刺激情緒的手法影響，稍不留神便會被牽著鼻子走，陷入對立的關係。雖然作為一個信徒或有堅定價值觀的市民，都會持守一些重要的信念，不過，很多事都不一定是非黑即白的，中間仍有很多灰色地帶，甚或是彼此之間仍有共同或相似的理念，當我們加深了認識、減少了誤解，說不定可以增加彼此的信任，有了基本的信任，才能為求同存異邁出一步。

一生的座右銘

在年紀很小的時候，筆者讀過孟子在《孟子． 盡心下》的這段話：「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是《尚書》的一篇，這篇文章記載了周武王在牧野之戰中戰勝商紂王的過程及其後的一些事跡。孟子清楚地指出：如果完全相信《尚書》中的記載，那麼倒不如沒有這本書。他說自己只取《武成》其中二三個策略而已，這反映了孟子對資訊採取批判性的態度。從很早開始，「盡信書不如無書」已經成為了自己一生的座右銘。

華盛頓共識與光榮孤立

現在書籍已經再不是主要資訊來源，這句話也可以延伸為「盡信互聯網不如無互聯網」、「盡信社群媒體，則不如無社群媒體」。舉例說，某位在YouTube 每天都出片的網紅，有時候在評論歷史、時事的時候呈現了資訊不正確的「硬傷」。請讀者不要誤會，我絕對沒有意思去通過批評網紅來抬舉自己，所以，在這裡我索性不提名字。其實，我是帶著諒解的態度去說這番話的。當網紅每天都要出片的時候，這情況就好像從前專欄作家每天都要在一份、甚至幾份報章發表文章，在極短時間內預備資料和查證，這當然是非常有挑戰性，況且，演說不同寫文章，出現口誤是在所難免的。但無論如何，有些錯誤的資訊是仍然需要指出來的。

一位網紅先後在兩個節目中指出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提倡「華盛頓共識」，其實，這個名詞是在1989年由經濟學家約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提出來的，這些強調市場經濟的改革主要是為了應對拉丁美洲的經濟動盪和債務危機，這些政策都是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等機構的配合而施行。後來華盛頓共識與私有化和減少政府對國家經濟控制的政策聯繫在一起，特別是針對在1990 年代前共產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型。

這位網紅又提及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前奉行「光榮孤立」，事實上，「光榮孤立」是指19世紀末英國的外交政策，當時英國是海上霸王，再加上英國是島國，海洋成為了天然屏障，故此英國認為自身沒有必要和任何歐陸國家建成永久的軍事同盟，英國亦不願意介入歐陸事務，「光榮孤立」與美國沒有關係。

追求思想穩妥是自然傾向

儘管社群媒體資訊的可靠性並不高，然而，根據Statistia的統計數字，社群媒體現已成為全球最普遍採用的新聞來源之一，其普及程度已經超過了廣播、印刷新聞出版物、部落格和口碑。2020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印度，超過80%的16歲至70歲受訪者將社群網絡作為主要新聞管道，阿根廷和澳洲的比例則接近60%，巴西的比例甚至高達71%。此外，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30歲以下的成年人信任傳統新聞媒體和信任社群媒體資訊的程度幾乎是等量齊觀。

身為教育工作者，這情況是令人擔憂和沮喪的。一般來說，大學教授都要求學生在功課或者論文裡面加入注釋或者參考書目，而且不會容許學生將網站或其他非學術性資料放入參考書目裡面，這種訓練之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分辨出資訊的質素，培養出下判斷時要抱著有根有據的精神。無奈，離開課堂之後，一切都打回原形。

不過，再一次，我是以諒解的態度去說出這番話的，因為這就是人性的自然傾向。現在人們對社交媒體趨之若鶩，甚至以網紅為偶像，但這情況在社交媒體興起之前亦發生過，例如中國大陸曾經出現了一批紅透半邊天的學術明星，包括了于丹、余秋雨、易中天，即使他們的著作充滿錯漏，但很多粉絲對他們的說話仍然深信不疑。

然而，我無意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去審視這現象，在文章開首我提過自己以「盡信書不如無書」為座右銘，但曾幾何時，我亦因著尋求思想上的穩妥、心靈上的安舒而削減了批判性思維。筆者在香港信主，那時候香港有幾位結合學術與信仰的著名講員，其中一位鼓吹中國哲學與基督教信仰的匯通與轉化，另一位則強調科學與信仰不單只沒有衝突，而且現代科學印證了聖經。當我聽見這些話出自基督徒知識份子的口時，這彷彿是獲得了定心丸。不過，後來自己的知識逐漸增加，便知道這只是泡沫。無論是網紅、學術明星、基督教名講員……都能夠扮演著定海神針的角色，但這種追求安心的天然傾向，卻可能是令自己墮入思想峽谷的陷阱。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令人們喜歡和信任社群媒體、網紅，但在這篇短文中我只能夠抓住一個重點去討論，請讀者容讓我掛一漏萬。最後，請你不要盡信我在文章中的每一句話。

編輯﹕謝芳

「你們既是順服的兒女，就不要再效法從前無知的時候放縱私慾的生活。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的，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因為聖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聖經新譯本》〈彼得前書 1：14-16〉

現今世代的年輕人，不是徘徊在動漫世界，就是沉迷於遊戲世界，甚或愈來愈少閱讀，就算偶而閱讀的，許多只會看漫畫。說到漫畫書，或許大家腦海聯想到的，是一本本的漫畫書，但事實上，漫畫書電子版已成潮流，就像其他電子書一樣，就算有紙媒印刷版，大概亦是為收藏所用。漫畫的電子化，加上盜版翻譯漫畫層出不窮，各類的漫畫令青少年更容易觸及，特別在不同的漫畫網站及應用程式內，無論收費或免費都是「海量」般供應。

現實上，大部分坊間的漫畫都暗藏一定程度的不良意識或性意識，例如看過《多啦A夢》的讀者，都會意識到內裡有不少欺凌事件，甚至大雄亦有多次進入靜香正在洗澡的浴室。在《蠟筆小新》的動畫和漫畫中，小新也多次露出臀部，甚至利用股間摩擦物件。故此，在漫畫中，或多或少都會出現一些意識不良的情節。不過，是否因此就禁止青少年閱讀？筆者認為有討論的空間。或許我們不宜亦不可能完全禁止青少年看動漫，但我們卻可以教導他們如何選擇合適的讀物。本文嘗試帶出在不同種類漫畫中的文化是如何影響青少年，並推薦一些較為健康的漫畫給青少年選擇，家長亦可多加留意子女閱讀漫畫的習慣。

漫畫中的正面意識

在坊間，縱然會出現帶有不良意識的漫畫，但當中亦有一些能夠帶給青少年正面信息的作品。觀其一些比較流行的漫畫，諸如《海賊王》、《火影忍者》、《鬼滅之刃》等等，它們都是連載於日本《少年JUMP》漫畫週刊。而《少年JUMP》的漫畫通常都會有一項貫穿整個劇情的黃金法則：「友情、努力、勝利！」這個法則主導著故事的走向，內容不會脫離：擁護友情，甚或友情至上和追求不斷變強的主角，最後邁向皆大歡喜的結局。

我們會認同，如果青少年可以學習到友情和努力是一件正面的事，這也正正符合青少年需要改善的特徵，包括自我中心、個人主義、部分缺乏上進心等等。現時青少年大多為「網絡原住民」，加上疫情的影響，或許已經不懂得如何面對面社交了，而這類型漫畫非常強調友情或友誼，當中的角色可以為朋友而犧牲自己的，許多角色都是為了朋友而努力的，這帶出了一種「為他者」的倫理教導，換句話說，就是擺脫自我中心的教導。

漫畫中性與暴力

但不容忽視的是，無論漫畫內容帶出的信息多麼正面，它們表達的手法就必須細心留意，正如之前所說，不少漫畫當中都暗藏著許多不良意識或性意識。無可否認地，性意識已經融入了不同的媒體和創作，根本就令人防不勝防，何況是入世未深的年輕人。在網絡發展迅速的今天，漫畫也不能夠倖免於色情資訊氾濫，最著名的種類大概就是戀愛後宮漫畫了（即1男多女的感情生活），當然也有所謂的逆後宮漫畫（1女多男的感情生活），只是比例較少而已。顧名思義，即是愛慕主角的角色會不斷地陸續出現，而主角會與不同的異性發生曖昧的關係，甚至出現涉及色情成分的內容，如《約會大作戰》、《五等分的花嫁》等等都是感情混亂的漫畫，可能會讓人憧憬著這些關係，令到一對一的戀愛關係不再被重視。當《出租女友》這種美化援交的漫畫或動畫都受到不少的好評時，不少的錯誤的價值觀或正嚴重影響青少年的成長，特別是未來對愛、婚姻和家庭的價值和期望。

除了主要談及感情、兩性關係的漫畫，也有一些主打暴力、血腥、展露人性陰暗面等等的漫畫（部分含有性暴力），類似《魷魚遊戲》的題材，或者可以說是《魷魚遊戲》的參考資源。舉例而言，《彌留之國的愛麗絲》、《朋友遊戲》、《殺戮都市》、《進擊的巨人》，還有「海量」的恐怖漫畫，如集結恐懼、暴力、死亡、黑暗於一身等等的作品，都將暴力與人性的醜陋推至高峰，雖說當中的主角都會有拼命幫助朋友的特色，但似乎劇情中的暴力和黑暗(人性的黑暗)才是焦點。這類作品的確會影響社會上的暴力行為，葛洛斯曼的《暴力電玩如何影響殺戮行為》內亦有提及媒體及電玩傳播的暴力如何從心理學上對人造成影響，有興趣可以看一看。如套用在青少年，或許心智並未成熟、未懂得批判當中的內容便有可能受到影響。綜觀現時的教育，除了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很少有中學聚焦於性/倫理觀念的教導。

部分漫畫的推薦

既然漫畫作為一個主流文化，又無法避免地會夾雜著不良意識，筆者選擇一種名為Lesser evil的做法：即是從眾多不良意識的漫畫中，選擇一些較少不良意識，同時內容的焦點是主要放在正面訊息身上。以下可推薦：

1. 《火影忍者》：故事內容為一位失去雙親的小朋友如何透過努力，對友情的執著，最後邁向夢想，也是一個頗勵志的故事。
2. 《灌籃高手》、《排球少年》：它們都是以運動項目為主軸，主角和其他角色為邁向目標而努力，內容大致是正面的。
3. 《名偵探柯南》：是一套懸疑偵探並帶有少許恐怖情節的漫畫。主要講述犯人無論犯罪的手法多麼精密，主角作為偵探，都會竭盡全力找到犯人，而犯罪者也要承擔相應的後果。
4. 《我的英雄學院》：故事講述一位少年面對別人的嘲笑仍努力不懈的故事，為典型的「友情、努力、勝利」漫畫。

篇幅所限，欲推薦的漫畫未能盡錄。不過，需要留意的是，縱使一些看上去只是普通題材的漫畫，例如運動、烹飪等等，都有機會充滿不良/色情資訊，如漫畫《食戟之靈》雖然是一套廚藝比拼的漫畫，但內裡的色情訊息卻佔據了大部分。故此，如何選擇合適的漫畫伴隨青少年成長，是一門艱深的學問。

《難為正邪定分界》是40年前的流行曲，但當中包含的矛盾歷久常新，這個世界太複雜，人心狡詐、資訊氾濫、再加上我們自己的情緒和經歷、以及種種似是而非的邏輯，往往很容易令我們墮入迷宮，被其他人、甚至被自己所欺騙，因此，學會分辨、學會分析，才能夠令自己不會那麼容易變成糊塗人，更不會輕易被人愚弄。但無論我們多謹慎，有時亦無可避免會犯錯，不過，錯了一次、兩次尚情有可原，倘若一錯再錯，別人不取笑、甚至不指責我們，恐怕自己亦無地自容。當然，若果你覺得錯是自然不過、甚至「理曲氣壯」、享受「執迷不悟」的話，今期《燭光》對你恐怕並無幫助！

在互聯網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中心，沒有手機出門舉步維艱的年代，要學習分析和分辨，必須先從社交平台開始，特別是網上一些「不能不看」、「又爆又吸睛」，令人按捺不住要盡快昭告天下的訊息和新聞，不改掉「不想執輸」的心態，恐怕以訛傳訛只會是我們的宿命。要令自己學習停一停、想一想，靈修和靜觀會是一個不錯的入門，能夠「靜」就有更大的空間、更多的時間讓自己「觀」。惟有學會觀察自己、觀察別人，我們才不會單單被自己和別人的表面所蒙蔽，正如人與人之間的愛和感情有很多不同的種類和層次，從小學會分辨便能建立更健康的人際關係。而作為信徒，當我們學會觀察世情，我們才有能力去回應繁複的世情，對社會問題表達意見的時候有理有節，而不會令人覺得我們閉門造車、自言自語，有能力在紛亂的世情之中站立得穩，不會那麼容易沒頂。

互聯網發展至今，無可否認在傳播訊息、互動交流方面，它是十分有威力的工具。然而，當發佈者惡意地利用它去發佈虛假的資訊，而接收者又沒有戒心，未對訊息加以查證就相信，並於社交媒體分享時，這會令虛假資訊廣傳，並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具破壞力的言論

聯合國大會在2021年曾表示對「仇恨言論在世界範圍內呈指數級傳播和擴散」（“the exponential spread and proliferation of hate speech” around the world）的擔憂，議決了要打擊「歧視、仇外行為和仇恨言論」，並宣佈2022年6月18日為首個「打擊仇恨言論國際日」，[1] 而在2022年聯合國亦為此召集了一次非正式高級別會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就曾公開呼籲：「仇恨言論煽動暴力，破壞多樣性和社會凝聚力，威脅國際社會渴望加強團結的共同價值觀和原則。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助長仇恨言論，使其跨越國界傳播。在新冠疫情期間，針對少數群體仇恨言論的傳播進一步證明，許多社會極易受到仇恨言論所宣揚的污名化、歧視和陰謀的影響。」[2]

社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WhatsApp等……人們總會自行結集很多不同的群體，網絡就便利了各有不同喜好的網民，各自組成交流意見及觀點的平台，自行創作內容，並且在平台上發佈。因著社交媒體「演算法」的發展，它把社交媒體的用戶喜好計算出來，把他們喜歡看的內容推送給他們，也就慢慢令用戶一味接收單一立場訊息，這亦成為了人們缺乏機會接觸和接納多元意見內容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網民長時間待在社交媒體中，只接收與自己價值觀相近的訊息，形成了「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依據用戶的偏好提供個人化新聞，造成更大的迴聲室效應。[3] 這令社會的意見走向兩極化，「非友即敵」的氣氛也容易形成。

異類容易遭圍攻

這種「同聲同氣」的氛圍，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一起不喜歡，而在「迴聲室」裡會比較容易出現對同一目標群起指責、謾罵或欺凌的情況。網絡上的欺凌者由於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也可能因為本身與被欺凌者沒有真實地接觸過，他們或會因為誤信錯誤的資訊，而肆無忌憚地在網絡上羞辱別人。有別於昔日報刊上的猛烈抨擊文章，網上的一篇仇恨言論文章往往可以長久留存，更可被瘋傳，這對當事人的傷害可以是很大和很長久的。

為甚麼會有「仇恨言論」的出現？其一大可能是人們想抬高自己，再針對與「自己」不同的人給予負面的評價。因此，在種族、性別、性傾向、膚色、信仰、出身等不同的背景下，都有可能出現區分「自己人」與「他人」的情況，人們會透過文字、照片或符號來貶低與自己不同的人。而仇恨言論亦容易因個別的事件被推論到該人士所屬的群體，當事件進一步發酵，該族群就會被抹黑，若有人再加鹽加醋，事件就會在網上流傳，形成網絡上的「仇恨言論」。[4]

如上文所言，社交媒體中的「迴聲室」和「演算法」就是很好的養份去滋養這種「排外」的心態，人們亦樂於逗留其中，並且進一步令自己更少機會去接觸不同的聲音。那麼，我們可以如何對抗「仇恨言論」？其實「仇恨言論」是一種「斷言」，很多時都不是基於事實，只要我們客觀的從多角度去觀察事情，理性地找出理據（如歷史或數據分析等資料），就能反駁這些「斷言」。

別待在新聞孤島

如何能避免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斷言者」？我們要避免身處於「新聞孤島」中，即避免只從社交媒體中獲得極端、片段式的媒體內容，因為這些群體所傳的資訊，很可能早已經過篩選，刪除了一些「自己人」不喜歡的新聞來源和報道，就像剔除政治觀點不同的網友一樣，群體只是「一言堂」，說來說去都只是一些和應自己的言論。

就如聯合國所提及：無論是國家、公司、媒體、信仰領袖、教育工作者、文明社會中的行動者（actors of civil society）、仇恨言論的受害者、青少年或者是任何一個人，我們在道德上都有責任去反對、打擊仇恨言論。然而，我們在行動之先，首先要習慣小心辨別和查證資訊，亦要了解資訊的影響力，並擴闊自己的視野，以免我們在社交媒體及網絡上誤傳訊息。若凡事只認為自己才是對的，以自己的立場為先而不願意看其他的資訊，就容易在網絡上誤信流言，並出言傷害了別人也不自知。

資料庫

新冠疫情引爆仇恨言論

「2019冠狀病毒病不會理會我們是誰，我們住在哪裡、相信甚麼，或者有甚麼區別……然而大流行卻持續地引發仇恨、仇外、找代罪羔羊與散佈恐慌行為的海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0年5月曾公開表示，新冠疫情引發仇恨行為。他指出反外地人的情緒在網上和街上升溫；新移民和難民被歸咎為病毒源頭，甚至被拒絕而無法接受治療；有可恥的網絡迷因提出長者是無關重要、可有可無的；有記者、醫療人員等因他們的工作而成為眾矢之的。他呼籲國際社會抵制仇恨言論。[5]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英國牛油貴？」「林鄭也移英？」網絡討論區，不記名秘密留言區常常有未經證實的故事，以前這些留言討論區的內容，不會隨便被放在報章上，但今時今日大家習慣在網上看新聞，不少新聞網站也會將這些「討論區故事」一字不漏的用寫新聞方式放在網站上，供網民轉發、留言。這些用新聞寫作手法寫的文章表面上「似層層」，但其實不知真偽，這類「新聞」是如何扮出來的？我們可以怎樣用幾招簡單的方法拆解？

新聞材料來自討論區

大家讀中學時，也學過寫實用文，老師會教大家怎樣寫「新聞稿」吧，就是將一件事用「新聞稿」的方式寫出來，這類文章不外乎有幾個特點：

1. 倒金字塔式

先將最爆炸的內容寫出來，例如：英國機場疑似出現前特首林鄭的蹤跡；英國牛油價格創歷史新高；中國經歷60年來最大熱浪等等。

2. 引述各方消息

新聞不是一篇記敘文，作者甚少以第一身寫作，通常會引述不同的消息，例如：「某某網站有人發帖」，又或者「根據某某留言區的討論」等等，然後開始引述對方言論，甚至加插短片。

3. 加入不同意見

新聞有時為求多角度，會加入不同的人對事件的「回應」，寫完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會找相關人士「似層層」地就上面引述的事件作出回應，並提出意見，有時可能因為截稿時間太短，部份文章直接找幾個比較出位的留言放在文中，就扮有各方回應。

如此說來，如果討論區有一個精彩的主題，用這些方法撰寫一篇幾百字的短文，要爆點有爆點，要故事有故事，要回應也有回應，這種稿件寫來毫不費力，而且本小利大，一旦內容爆起來，會帶動大量流量，幾乎無本生利。不少傳統媒體也大量生產類似的網站和社交網絡平台專頁，有時傳統新聞和網絡新聞同時在相同的平台出現，一不留神，就會被這些由網絡討論區的討論改篇成的新聞所影響，以為這些也是有確鑿事實的新聞。

查證工作不可少

討論區的內容可以變成新聞嗎？當然可以。不過，我們會問其內容是否真確，所以記者理論上有責任做大量的查證，包括：

 1. 故事有找回當事人做訪問嗎？

 2. 作者所說的故事是真的嗎？有沒有查證？

 3. 如故事涉及第三方，被指責的人有回應嗎？

 4. 故事提及的事件，還有其他目擊者，或者具名的消息來源證實嗎？

 5. 如果新聞是引述自另一個傳媒，該傳媒原本的報道是怎樣？該傳媒本身具公信力嗎？

如果不時閱讀網絡新聞兼細心的人，應該很容易就能分辨到，某些網媒根本不求甚解，不會做任何查證，有一些網媒是認真做查證的，也有一些網媒，常常寫「本網曾經找有關人士但未果」等等，當中有多少人是真心查證，多少是走過場寫幾句說法增加說服力，大家可以自行判斷。

避免跟車太貼

新聞公信力，往往需要時間建立的，閱讀傳媒的能力也如是。面對真假難分的新聞，網絡有句話叫「切勿跟車太貼」，意思是事情往往還有很多可以發展的方向，不要太快跳到結論。記得之前曾經有本地傳媒轉載外國傳媒的報道稱，英國某個牌子的牛油以一公斤近十英鎊（約九十港元）的價錢發售，以證明當地通脹嚴重。事件曝光後，不論是英國人還是香港人，也問同一個問題：真的嗎？但後來大家卻發現，事情的確是真的，但同樣也有三英鎊一公斤、六英鎊一公斤的牛油在同一間超巿販賣，而且該牌子的牛油價格，很快就回落了。

可見閱讀傳媒的報道，除了留心事情有沒有核實外，最好還要看看該傳媒有沒有跟進報道，如果事情有改變他們還會報道嗎？如果發現他們只是作譁眾取寵的報道，大家看多了，也只是被這些事情的表象吸引，難以對議題有深入的理解。要學習做理性分析，有時學會辨認哪個傳媒的資訊比較可靠、可信和深入，可能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資料庫

新聞來源變得模糊

英國牛油價格上漲的新聞，除了有外國傳媒報道，也有網民在facebook發帖文和應，令事件進一步廣傳。社交網絡平台的出現的確便利了網民彼此之間的聯繫，除了分享生活點滴，不少用戶更會在平台中分享新聞或對時事的看法。在美國，2021年就有調查發現48%的受訪美國成年人，他們是經常或有時透過社交媒體接收新聞。[1] 有學者就指出，社交媒體令資訊來源變得模糊，新聞機構可以在自己的網站、社交網絡平台發佈新聞，但有關報道也可能純粹以一則帖子的形式，經轉發送達到社交網絡平台的用戶面前。用戶如果想弄清楚資訊來源，需要一層一層追蹤、翻查訊息的來源；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用戶在分享訊息前，都很少會核查資訊的來源。[2]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相信市民對「假新聞」（fake news）一詞並不會感到陌生，其實早在1890年代已有人使用fake news這個詞，[1] 在今天，它更成為了一個日常用語。不過，要為假新聞這個詞下一個定義並不容易，學者亦有不同的看法。美國辭典界執牛耳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並未有收錄“fake news”一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是不需多加說明（self-explanatory）的，因為它只是個複合名詞，由兩個顯淺的字“fake”和“news”組成，當使用時大家自然是很容易明白其意思的。[2] 但有學者反駁，假新聞並非不需多加說明的詞語，因為它所涵蓋的大大超出了新聞的範疇，它可以是指向謠言、大話、惡作劇、胡鬧的話、諷刺的話、誤導的內容、偽冒的內容、捏造的內容和操控的內容。[3] 有政治人物將對自己作負面報道或有欠公允的新聞說成是假新聞，[4] 到底甚麼是假新聞？本文會嘗試從學者的見解，探討一下假新聞的定義。

錯誤資訊與虛假資訊

假新聞被指為「假」，可能是指它的內容是模仿、偽造、不可信的。[5] 研究錯誤資訊對社會影響、賓夕凡尼亞大學的講師Claire Wardle認為，假新聞不只涉及新聞，更牽涉到整個資訊生態系統（information ecosystem），而單單以「假」這個形容詞，亦不足以描述錯綜複雜、不同類型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即並非蓄意分享但與事實不符的資訊，及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即蓄意創作、分享的虛假資訊。[6]

Wardle將坐落於資訊生態系統中七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列出，它們分別是諷刺或模仿（satire or parody）、錯誤的聯繫（false connection）、誤導的內容（misleading content）、偽造的處境（false context）、偽冒的內容（imposter content）、操控的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及捏造的內容（fabricated content）。

她指，諷刺或模仿的內容並無意圖帶來傷害，目的可能只是引人發笑，但亦有令受眾受騙的潛在風險。而錯誤聯繫、誤導內容、虛假處境則涉及拙劣的新聞報道手法。錯誤聯繫是指標題與內文不符或圖片說明跟相片無關；誤導內容，則指錯誤引用資料，以陷害某人或對某事件帶來負面影響；而虛假處境則是指將真實的資訊連繫到虛假的處境之中。

她提到偽冒的內容，則是指有人刻意模仿某人作為消息來源，背後的動機可能是純粹想作出滑稽的模仿，但也可能是別有用心，以煽動、從中獲利或作政治宣傳、鼓吹一些思想。[7] 與諷刺或模仿相比，製作偽冒內容的人，其動機更顯複雜。而有關操控的內容，她指是真實的資訊或圖像遭到操控和利用，以圖欺騙接收資訊的人；而捏造的內容，則是指有關內容100%都是虛假的，製造這些資訊的人是故意這麼做，以圖欺騙及帶來傷害。

使用假新聞一詞的六種情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新聞學的學者Edson C. Tandoc Jr.聯同兩位學者，研究了2003至2017年出版的學術文章，探索假新聞一詞如何被定義和使用，他們發現了以下六個種情況假新聞一詞會被使用：諷刺的新聞（news satire）、模仿的新聞（news parody）、捏造的新聞（news fabrication）、相片操控（photo manipulation）、推銷及公共關係（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及政治宣傳（propaganda）。[8]

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跟Wardle提及的錯誤和虛假資訊分類有相似之處，Wardle都有提及諷刺的新聞、模仿的新聞、捏造的新聞、相片操控幾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不過，Tandoc Jr.的團隊在綜合過去的學術文章時，作了較詳盡的補充。幾位學者在文章解釋到，諷刺新聞式節目，以誇張幽默的手法去報道新聞；而模仿新聞的網站，則以滑稽的手法去模仿新聞人物。這兩類媒體都以娛樂觀眾、諷刺時弊為目標，受眾在大部份情況下都知道有關的報道並非真實事件。而捏造的新聞，則是指有心誤導讀者的報道，例如有些網頁會模仿新聞報道的風格來杜撰故事，令故事看起來更可信和合理。這類型的資訊會在網頁、網誌或社交媒體出現。Tandoc Jr.的團隊解釋到，當社會矛盾早已存在、大眾對某些政治或種族議題有重大分歧，受眾就愈難辨別收到的資訊是否捏造新聞。製作有關資訊者除了可能有政治意圖外，也可能在訊息分發的過程中獲得金錢利益。相片操控，則是指透過數碼軟件修改圖片，以合成的圖片或修改過的影片來杜撰事件。文章提到其實正規的通訊社如路透社，都會調整新聞相片，但他們有嚴謹的守則，只會平衡顏色和色調，而絕不會在相片作添加或刪除，而在調整顏色時亦會盡量避免影響到相片中的處境，以免引起讀者誤會。[9]

至於推銷及公共關係類型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它是一些以新聞形式推出的廣告，讀者會在具公信力的新聞網站中看到，其內容或會配以統計、訪問或學術研究，以推廣產品、為某公司賣廣告，或推廣某些思想。推銷形式的假新聞雖然會作出一些聲明（例如指出該欄位是付費欄位或聲明報章的編採人員無參與編輯），好讓讀者知道他們是在賣廣告，但其形式卻很容易惹人誤會，以為是正規的新聞報道。而在社交媒體中也會出現這類型的假新聞，例如有類似新聞的帖子會出現在用戶的頁面上，當用戶以為是新聞並點擊帖子後，才驚覺對方在推銷產品。最後，與政治宣傳相關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政治宣傳是指一些政治團體杜撰的新聞故事，以圖影響大眾的觀感。政治宣傳的假新聞或以新聞評論的形式出現，作者的評論帶有偏見或傾向某一方的政治陣營或觀點，以求說服讀者改變他們的想法。

資訊來源變得模糊

不論是Wardle對錯誤及虛假資訊分類還是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都有助我們對假新聞有進一步的理解。Wardle提出，要理解現時的資訊生態系統，就必須認識三個元素：第一、不同類型的資訊內容都有被創作和分享出去的情況；創作有關資訊者，他們的動機是甚麼；及有關的內容如何被傳播。現今社會資訊的流通量十分高，我們都正值資訊戰之中，她提醒讀者和觀眾，除了要留意無意中發放的錯誤資訊，更要注意有系統地進行的虛假資訊活動。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令政治宣傳的「原子（atoms）」分散出去，資訊被直接傳遞給本身已偏好某一方面資訊的目標用戶，而用戶進一步將訊息繼續分發出去。在此情況下，有關資訊便一下子像火箭般，透過用戶的朋友網絡，高速的發射到不同地方。[10] Tandoc Jr.的團隊亦有提到，社交媒體的出現除了令假新聞更容易被傳送，它同時亦令人對資訊來源的概念變得模糊，用戶看到的帖子，有可能是來自新聞機構的社交媒體，也有可能是朋友轉發的帖子，雖然用戶可以追蹤到帖子的來源，但這倚靠用戶是否自發地做這件事，而在一般情況下，用戶都很少會核查新聞來源。[11]

假新聞所牽涉的範圍甚廣，不同的人對它的定義都有一些分歧，若透過立法規管來遏止假新聞的傳播，恐怕在界定何謂假新聞時也會無可避免地引發爭議。此外，在辨別資訊發放者的動機，要了解他是蓄意發放虛假資訊還是誤傳錯誤資訊，亦有一定的難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交媒體的興起，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要杜絕錯誤、虛假的資訊，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若循公眾教育的途徑，讓社會大眾對假新聞建立清晰的概念、了解發放錯誤資訊的不良後果，以及在分發訊息前先核查一下資訊來源，可能是一個更理想的應對方法。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本地歌星、歌唱組合等偶像近來又開始紅了起來，人們瘋狂的去追星、炒賣演唱會門票、凌晨到商場「霸個好位」等第二天偶像的出現……這些情況彷彿在香港已很久沒出現了。但為何現在又會再次出現？現在的「星」與以往又有甚麼不同？他們是如何被捧出來的？時代的轉變，我們可以留意兩方面的演化：媒體與文化，它們的改變令造星文化的「主動權」也改變了。

從遠在天際到近在咫尺

以往，在未有互聯網或互聯網的互動發展沒現在那麼強的年代，偶像的塑造過程可以說是由各大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所控制，它們與大眾傳媒機構的關係，影響著藝人們的形象及星途。藝人們的形象、歌曲，經由公司設計，再由大眾傳媒報道出來，這也是觀眾對藝人們所認知的訊息，觀眾對藝人的認識，也只限於收看這些媒體資訊。最多，也只是通過一些偶像同樂會，可以比較近距離與偶像互動，偶像也能透過這些聚會和粉絲交流。但，這些距離還是有點「遠」。

不過，透過互聯網社交網絡的逐漸發展，大家都有了發放訊息和互相交流的平台。偶像的生活，他自己可以每天發放；作為粉絲，可以在社交平台加入偶像的專頁、討論區，又可以在Instagram追蹤偶像。偶像每天可以主動發放訊息（當然不少專頁背後也可能有專業人員計算、設計發放的內容），回應社會及抒發感受。而「偶像」——這些以往是遙不可及的「天王」、「天后」、「巨星」，現可以天天見到他／她的分享：工人姐姐煮早餐仍是煮得很不堪、做gym（健身）做到「爆汗」為了瘦身……我們可以看到歌神吃甚麼早餐，天后自拍大汗淋漓的相片，作為粉絲可以留言鼓勵他們，或者給一些「心心」，來個「讚」……最重要的是，曾是有很遠距離的偶像，像「神」一般，現在卻讓人感到他們是「人」，有情緒、有好惡。

「真誠」的感覺才是最重要

美國女創作歌手Taylor Swift，亦是當今影響力巨大的歌手，在2008年甚至更早的時間，她已經開始用社交媒體直接與歌迷交流，[1] 更曾親自安慰被欺凌的粉絲。[2] 她曾說：「未來，藝人能拿到唱片合約是因為有粉絲——不是有唱片才有粉絲。」她洞悉了一個在網絡世代中的要訣，她的音樂帝國力量是來自於網絡粉絲大軍，她與這些粉絲的關係，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如「朋友」般的交流，她把自己的名氣「結合親密感與坦誠感」。[3] 亦因為這樣，有部份現時的「星」，也是在網絡上以自己的才華，吸引網民追蹤，再引起傳媒關注，這顛覆了以往由唱片公司招攬及宣傳新星的程序。

「主動權」流向觀眾

早年，韓國開始了Produce 101、Super Star K節目，前者似香港的選秀節目《全民造星》，參賽者透過不同類型的歌舞比試，成績優異者可以獲選然後組成組合出道，而後者則似香港的《聲夢傳奇》，透過歌曲比拼以獲得經理人公司的合約。[4] 這種造星節目加入了觀眾可在互聯網評分的元素，觀眾看著自己支持的少男少女本來不太起眼，但透過節目的比拼及地獄式特訓環節，慢慢蛻變走上成功之路，對他們的寵愛自然有增無減！對有關節目來說，觀眾的寵愛是收視率和點擊率的保證，而他們出道後的歌曲、電視劇及廣告都會有一定的支持度。這些情況，我們可以從兩隊男子組合MIRROR及ERROR（成員均來自《全民造星》）出席於屯門市廣場舉行的電視台奧運宣傳活動可見一斑。[5]

造星機制是否公平？

然而，將參賽者能夠升級的重任交給擁有雪亮眼睛的觀眾，「公平」便變得十分重要，正正因為觀眾相信自己追捧的小鮮肉和小女神的星途是在自己手中，所以就會特別投入，為他們付出的，也可能特別多。內地選秀綜藝節目《青春有你》的投票機制與奶製品飲料掛鈎，粉絲需要購買該飲料，掃瓶蓋內的QR Code才可以投票，於是就有支持者斥巨資購入大量飲料，僱人開蓋掃碼，並把喝不完的奶直接倒掉，這剛好觸犯了中國的《反食品浪費法》。這種行為引起了輿論批評聲音：「把牛奶倒溝裡」、「別把青年人帶溝裡」。節目也在一片批評聲音下暫停播放。[6]

而韓國方面，2019年也爆出了Produce 101系列節目曾偽造數據，影響了「練習生」（參賽者）的淘汰名單，製作人更被判有期徒刑。[7] 我們可見這些造星節目背後的利益和商業瓜葛都可謂千絲萬縷，背後投票機制亦可能與商業營銷模式掛鈎，粉絲盲目追捧偶像的情況也可以極之瘋狂。

節目有令人動容的一面

從正面來看，透過互聯網，我們與這些有才華的藝人、造星節目參賽者的距離真的拉近了很多，可以支持對方，甚至可互動溝通，透過這些機會，我們看到平凡的人能有機會透過磨練，一步一步發掘其潛能，當中付出不少汗與淚，衝破了恐懼與困阻，勇敢地踏上進步的階梯，能有機會被關注和發揮所長。那些無論是比賽片段或是真人show的片段被拍攝下來後，使觀眾看到後被感動。這不單使彼此的距離拉近了很多，相信也鼓勵了不少人，知道向著目標努力進發，平凡人也會有發光發亮的機會，令自己向星的距離邁進了一步。

（本文原載於第140期〔2021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將要逝去總想挽留……」電視劇《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聽，相信都會引起大家的共鳴。雖然許多事物無論我們多麼努力也是無法挽留，也會逝去，不過，當我們仍然擁有的時候，學會珍惜、努力守護才能夠令自己無愧於心。

當前香港變化很大，許多我們一直擁有的漸漸逝去，令人無限傷感，其中包括一直以來，作為自由社會標記的新聞及言論自由。近期政府一連串的修例、行政措施和方向的改變，例如針對查冊、「起底」和假新聞，令新聞界逐漸踏入了佈滿地雷的區域，隨時非死即傷。面對這些威脅新聞自由的變化，除了新聞界之外，其實所有信徒和市民都應出一分力去共同守護，因為沒有新聞自由，傳媒不能發揮監察權貴的重要功能，受害的最終只會是市民。除了新聞自由之外，值得我們關注和守護的當然是我們的下一代，教導和協助他們保護自己的身體、私隱、對天生性別的認知，避免他們受不良事物的影響而出現沉溺行為，無論是網癮、賭癮，或以不健康的態度接收資訊，也是家長、教師、牧者和青少年工作者的責任。

縱然一些美好的事物如何或何時會逝去，很多時都不是靠著我們個人的意願和意志就可以改變，但今期《燭光》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因為我們的大意或掉以輕心而提早失去我們本來應該和值得擁有的事物。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個召命，就是要我們負責任地守護我們身邊珍貴的事物。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創世記二章15節）

我們每天看新聞，為的是要知道社會時事，以免自己「離地」生活，這想法當然是很好。但你是怎樣挑選資訊，會不會只挑選合自己口味、好吃、易入口的「花生」（令讀者覺得新聞資訊充滿娛樂性）？還是為了避免出現「偏吃」的情況，而追求更好的養份？

被動式閱讀與主動式閱讀

在網上閱讀新聞，可分為被動式或主動式閱讀。被動式閱讀新聞，是指別人將新聞傳給你，或是有些新聞於你的社交媒體平台自動出現，供你瀏覽。在接收朋友傳來的資訊時，我們可在細閱前先看看訊息來源是否可靠，不必甚麼都照單全收，以免浪費時間及被誤導。而如果是經由社交媒體演算法為你挑選的資訊，可能是因為有關新聞是熱門話題、多人追看，又或是它符合了你的某些條件，使演算法認為你會喜歡看這類新聞，而將它推送到你的社交媒體平台，供你閱讀。在閱讀新聞時，我們亦應小心，如果發現接收的訊息有問題或不可信，可以告知將新聞傳給我們看的朋友，或向社交媒體舉報，以免訊息繼續對外傳送和發酵。

而主動式閱讀新聞，就是你留意到一些值得追看的新聞，並且繼續主動在網上搜尋有關新聞的資訊。讀者同時也是消費者，因為有些新聞是要求讀者付費才能收看，而作為消費者去選擇資訊時，有沒有考慮到自己是否「獲取了足夠多的資訊，這些資訊又是否能展現一個真實世界，觀點是否多元，是否聽到了各種觀點」？[1] 於《新聞的堅守》一書中，記錄了一位普立茲獎得獎者、曾任新聞記者、現為美國東北大學新聞系總監Jonathan Kaufman來港出席香港浸會大學的新聞工作坊時的分享內容，他在當時對讀者作出以上提醒。他又提到：原本記者是新聞的守門人，但現在這壓力已「轉嫁給消費者自己，轉嫁給那些想要獲取自己想要的資訊的人們身上」。[2]

不同角度的描述

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如果只是看有趣或送到眼前的新聞，這些新聞所呈現的事件是不完整、零碎的，我們要花點時間去整理，了解更多，並等待更多來自不同渠道的資訊，讓我們看到一個更為立體的事件狀況。很多時，同一物件，從不同角度作描述，雖然說的都是事實，但因為角度不同，描述出來的事實也有所分別。因此，在閱讀新聞時，我們不必立即作出判斷、評論或將手上看似「很爆的」資訊發放出去，這只會為網上加添更多未有定論的零碎資料。我們需要核實、等待更多可信的證據及作觀察。

媒介素養

Kaufman是一位新聞教育者，他認為在這個資訊時代應不斷強調媒介素養（Media Literacy），因為它十分重要。他提到現今出現的假新聞、虛假資訊的問題，是因為人們收到別人發給他們的資訊後，不單沒有核實，反而是急於與其他人分享；而他認為有些人是刻意這樣做，其目的是要製造資訊混亂，這種做法和宣傳相似，他覺得人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另外，他又觀察到有些人是拒絕接受任何與他們觀點不同的資訊，因為他們不喜歡這些新聞。他認為政客會利用人性的這個特點有效地發放訊息。他指出最終還是要由人們決定，是否需要主動地去核實一些資訊，其關鍵就是在於「人們願不願意去做」。[3]

作為新聞工作者，應該將新聞報道、社論和專欄分開，即是應該區分報道與觀點，然而Kaufman認為現在有種趨勢就是把這些都放在一起，這其實會令人感到媒體是有立場的。他認為「記者只是提供事實，讓讀者自己判斷和做決定」。[4]

他指出，現時美國的陣營利用他們自己的媒體，如保守派利用霍士新聞（Fox News）、自由派有微軟–全國廣播公司（MSNBC），連《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也愈來愈有傾向性。筆者認同Kaufman的看法，不贊成用新聞媒體來宣揚自己的理念，把媒體變成武器。而且記者也應該注意，不應讓自己的政治立場影響到新聞報道，令報道不再客觀持平。Kaufman提出要把社會活動家、倡導者和記者區分清楚，他不希望把「媒體倡導」跟其他專業混淆。

將報道與評論分開

其實，我們在網上看資訊時，也應了解一下各媒體平日報道新聞時，有沒有將報道與評論分開？其背後是否有自己的立場？而對於同一事件，我們可否先放下自己的既有觀點，試著去搜尋一下不同背景的媒體對於同一事件的看法為何，以致我們對事件可以有比較立體的看法，這亦能夠幫助我們對現時的處境及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不要只在旁邊剝花生，因為我們亦可能成為下一個被誤導的受害者。

資料庫

虛假資訊由誰發放

Jonathan Kaufman是資深新聞工作者，更曾奪得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普立茲獎，他提到虛假資訊流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人刻意製造資訊混亂。其實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少虛假訊息流出，有記者嘗試調查疫情期間數以百計的誤導訊息，以了解甚麼人會發放假訊息，結果發現有七類人會製造及散播虛假資訊：他們是愛惡作劇的人、想透過假訊息牟利的騙子、政客、陰謀論者、聲稱自己有可靠資訊的「內部人士」、擔心親友錯過資訊的親戚，以及名人。[5]

（本文原載於第139 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當我們說人人都是記者時，傳統記者、網媒記者及公民記者到底有沒有分別？報業的營運愈來愈艱難，它們究竟有何出路？《媒體解碼：時事背後》集結香港五大資深傳媒人蘇鑰機、陳韜文、李立峯、楊志剛及陳智傑的文章，為大家解讀正在發生的媒體事件、現象。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以豐富的插圖為大家介紹《媒體解碼》的第一部份——性質功能。關心香港傳媒的朋友，值得一看這短片。

收看「媒體解碼」短片，按此進入

新聞行業今日十分難做。媒體沒有資金做新聞，新聞記者受制於廣告和讀者興趣，只能做些沒有深度的新聞，部份免費網絡媒體更要為了流量而淪為標題黨，用誇張、出位的標題吸引網民點擊，做劣質新聞，部份則被財團收購，淪為財團喉舌。我們到訪不同的網絡平台，以為看了很多資訊，原來這些都只為吸引我們看廣告，平台不斷送上討我們歡喜的東西，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留在平台。最後我們知道的東西，反而是愈來愈少，愈來愈偏頗。我們可以怎樣打破這個困局呢？

收入與運作

首先我們要理解今日新聞資訊的運作。今日報紙銷量甚低，傳媒只能依靠三個方式賺錢：一、廣告；二、社交平台流量；三、收費。要賺取廣告的收益就務必要有非常吸引人的內容，以及，要在社交平台產生極大流量，以致有人願意落廣告，同樣地，這其實亦要求大量吸引人的內容。所以要做到第一、二點，最直接的方法是令新聞必須吸睛（引人注目）、簡單、易明、牽引情緒，甚至有機會加插植入式廣告。除非傳媒能成功透過收費，而且是獨立收費，即是在讀者付款後不會影響編採部決策的情況下，編採部才能有足夠的自由度寫獨立、深入和有意義的文章。

不過，能成功進入收費模式的傳媒不多，大部份免費傳媒，為吸引眼球，引起讀者注意，以減低新聞生產成本，甚至為了討好投資運作的金主，往往會生產很多壞新聞，當中包括：一、標題與內文不符的新聞，例如選用誇張的標題，但內容卻不甚了了的新聞；二、快而不準的新聞，因著網絡24小時運作，不少傳媒索性就抄別家24小時新聞台的報道，直接改寫以作為自己的報道，營造緊貼時事的效果，但有時事態發展已有改變，往往又慢了半拍，於是出現快而不準的新聞；三、未經核實的新聞，很多網媒為求方便，用「爆」的標題改寫另一間網媒的新聞，以抓住讀者的好奇心，但在抄的過程往往不求甚解，也沒有辨別網絡上一些真假難分的訊息，常用「疑」、「或」等含糊的字眼取代核實的工作，網民收到訊息繼續將它們傳來傳去，最後假消息便不斷流傳。

社交網絡平台與政治

這類免費新聞，很多人在社交網絡分享、轉傳，如果立場客觀的，傳一下也無傷大雅，不過有時內容卻真假難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就有指整個選舉工程的操作就在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他們先針對地選擇滲透一些社交網絡平台，並在適當時候針對性的發放訊息，旨在改變網民對某些議題的立場，有關的做法成功之處在於網民習慣接收訊息，但求過癮開心而不問真假，最後整個選舉的風向居然就因著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的專頁而改變。

在香港近年也有很多類似的專頁，除了打正旗號做政治議題之外，也有煮食的、攝影的、二手買賣交易的專頁，看起來可以與政治無關，但到重要時份卻又會有一兩則有立場的新聞在專頁上出現。這種免費平台的資訊，即使社交平台本身想作出規管，也難以實行。是故筆者幾可肯定，以後大家在社交媒體的專頁閱讀那些不明來歷的新聞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小心閱讀。

閱讀持平的報紙

除此之外，為打破偏聽的情況，建議你選擇一至兩份中立持平的報紙，平心靜氣坐下慢慢閱讀。在社交媒體即使你仍然可以免費看到很多報紙的內容，甚至是全份的內容，但畢竟沒有排版和順序，你較難知道事情的優次。因此，可以的話請回到該報章的主頁閱讀新聞，如能力許可，請盡量付費，買印刷版的報章，支持持平的報章。同樣，不少網媒評論和觀點也是有理有節的，可能的話也請加入付費行列，以表達對有關媒體的支持。

時間太少，網絡太雜，要知天下事，有時難免要花一點錢，讓人幫你更有效接收資訊。

參考書目：
黃哲斌。《新聞不死，只是很喘：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台北：天下雜誌，2019。

傑夫．賈維斯〔J. Jarvis〕。《媒體失效的年代》（Geeks Bearing Gifts: Imagining New Futures for News）。陳信宏譯。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

資料庫

紙本報章雜誌會消失？

傳統報社的收入倚賴報紙銷量，在網世代中工作愈見困難。紙媒的生意難做，紛紛尋求轉型。有媒體在2020年8月報道，當時即將離任的《紐約時報》行政總裁一職的Mark Thompson表示，他相信該報會在未來10年繼續印刷紙本報紙，甚至可能是15年，或者再多一點點時間，不過，如果說未來20年會繼續印刷紙本《紐約時報》，他則對此感到十分詫異。[1] 一些傳統紙本報章雜誌，在時代巨輪下成為了歷史的產物。有26年歷史的日本關西時尚雜誌Cazi Cazi在2020年7月宣佈停刊。[2] 鮑爾媒體集團澳洲公司（Bauer Media Australia）亦在同年7月宣佈旗下多本時尚雜誌，包括澳洲版的ELLE、《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等停刊。[3] 在香港，免費報章《都市日報》亦自2019年年底停止出版印刷版。[4]

（本文原載於第134 期〔2020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根據香港記者協會於今年5月公佈2019年的香港新聞自由指數調查結果，分數創下有紀錄以來的新低；[1] 而國際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發表今年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顯示，香港於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80，亦是歷史的新低。[2] 香港電台亦因為個人意見節目《左右紅藍綠》及諷刺時弊節目《頭條新聞》而被分別發出「嚴重警告」及「警告」，之後政府於港台內成立專責小組，檢討其管治及管理。[3] 我們特意訪問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分析一下傳媒所面對愈來愈惡劣的境況。

梁博士指出，大部份傳媒主要分兩種付費形式：直接付費與間接付費。直接付費是受眾直接購買或訂閱，如報紙或付費的媒體平台，如在Patreon看KOL（關鍵意見領袖）的分享，[4] 訂閱者更可與KOL對話；而間接付費，就是通過廣告來獲取收入，如我們在看YouTube時看了廣告，廣告的費用會間接分發給有關的KOL，他們又會繼續製作節目分享創作或意見。

傳媒的處境

梁博士認為，香港電台隨著時代和市民的轉變，它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由開始時扮演著政府與市民溝通的橋樑，拉近高高在上的政府與不理政事的市民的距離，到現在多了市民關心政事，積極熱切表達自己的意見，也通過參與投標一些外判節目，製作特別主題的節目在電台中播放。現時政府想將香港電台變回做政府的喉舌，站回政府那一邊，維護中央的利益和政策方針，所以給了該台不少壓力。「當中的矛盾點就在於政府的利益與市民的利益不一致，當香港電台想代表市民講出與政府不同的意見時，就被視作不忠於這政權。」

對於香港很多的新聞媒體都已被中資收購，梁博士認為它們亦面對著同樣的壓力，又或在廣告收入上被操控。她說：「在街上買到的報刊，它們所報道的，有很多都會跟著政府的『主線』。如『國安法』，很多媒體的回應都興高采烈或表示支持，連保持沉默、不表態的權利都沒有。」

對於相對自由度較大的KOL，梁博士觀察到近來愈來愈多KOL由YouTube分享平台轉到Patreon，因為如果在YouTube觸及「逃犯條例修訂（反送中）」或「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等「敏感」議題，該影片就會被「黃標」，[5] 指影片不適合多數廣告客戶，也無法賺取流量相應的分紅，即是以減少KOL廣告收入來逼使他們閉嘴，使投入很多資源去製作影片的人士感到困擾。

面對前所未有的局面——「國安法」的設立

對於設立「國安法」，由於香港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一個局面，梁博士稱未知影響會有多嚴重。會否一開始就很嚴厲？危害國家安全所包括的範圍有多大呢？會否嚴厲到批評或指出重要國企或中資企業的負面消息也不容許呢？或是讓大家去協議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空間去發佈言論？她相信「國安法」是一個十分沉重的擔子，如媒體不能如實評價商業活動，相信會影響到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十分深遠的影響。對於教育及學術研究的未來，她也感到憂慮並說：「這可說是一個很大的陰霾或壓力，不同界別的人如何處理有關中國相關或概念上有負面的東西？是否完全避而不談呢？學術自由或言論自由又何在呢？」

抬頭不做鴕鳥

面對媒體不同的聲音，梁博士明白我們很容易選擇性地看自己認為安全或舒服的訊息；遇上與自己一向信念相違的，或不想那事情發生的資訊，就會似鴕鳥般把頭埋在沙裡不看。她建議我們多開放自己去理解社會分裂的狀況，多去了解不同人所講的「真實」究竟是甚麼，因為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接受，事情還是在發生中，對香港任何人都會有影響。

最後，她認為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堡壘，或作為一個體驗普世價值的地方，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是一條最後的防線，如果被人破壞了，就和內地任何一個城市沒有分別。這個經過百多年建立的金融中心，世界性的一個窗口，是大家努力建立出來、值得擁有的，所以她建議我們要捍衛自己重視的、覺得有價值的東西，堅持這城市的核心價值。在不同位置的人，在自己的崗位中做好自己，做得更加專業，以我們的專業來拖慢制度變化的速度。

新冠肺炎疫情下，最多人關心的除了防疫裝備外，更多人關注的是通訊工具，由於在家工作情況普遍，網絡會議工具、軟件突然大行其道，開一個會動輒用上半小時，隨著免費工具加長了開會時間，可以用得更久，因此過程中也常鬧出趣事（瘀事），以下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想想應怎樣處理：

1. 如廁時或只穿內衣參與會議

有人參加網絡會議時，竟然一邊開會一邊去洗手間，即使關閉鏡頭，與會者看不到他的樣子，但沒想到沖廁聲會傳到其他人耳中；也有人在參加網上會議時，只穿內衣或如廁時將鏡頭對著自己的臉，以為這樣就很安全，但有時手機鏡頭一轉，所有人都知道他穿甚麼或在洗手間內。對這些事的觀點言人人殊：有些人以為不出影像就可以接受；有人認為去洗手間前向與會者發個訊息就可以，不用帶手機入洗手間內。其實除了從衛生角度出發，更要考慮觀感，應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2. 隨意分享畫面

有些人在使用分享畫面功能時，未有小心收好不該給他人看的內容，如網上購物版面、網上八卦新聞版面、甚至與其他人的對話，分享出來之後才慢慢在所有人面前挑選要分享的內容，其他與會者看到這些內容，不免會感到尷尬、突兀，也令人覺得分享畫面的人事前沒有好好準備、不夠專注和專業。

3. 家人亂入亂說

有時候在家工作，孩子、配偶或者父母穿著睡衣、內衣在鏡頭前面出現，也會帶來一些尷尬，特別是在開工作會議時，可能家人並不知道素來自由自在的家突然變成了會議室，隨便說話、甚或講別人壞話、又或者孩子的出現會引來一陣喧鬧，打亂了整個會議。因此，使用網絡會議工具之前，最好和與會者及家人預先說明一下，讓大家有心理準備，也減少有關情況出現。小朋友相對比較難控制，可能開會時就要預先騰出一個空間來，給他們一些小任務去忙碌一下，以及拜託其他人照顧他們，之後才去開會。

4. 不斷「疊聲」斷線

網上會議，某個程度像電台節目，不能像現實生活中可以即時回應，有時必須照顧不同與會者家中網絡的速度。發言時要留意，減少「疊聲」的情況，別人說話時就得忍耐一下，待對方說完才說。為了令與會者聽得清楚，講話不能太快，要放慢一點語速，又或者將部份講話內容改為用文字、圖片表達，減少因為網絡限制而出現的表達障礙。另外，網上會議因著不同的人在不同空間，有時要接受一些限制，部份人如受限於家中網絡速度，一出鏡聲音就難以順利傳送，為了節省數據流量令聲音傳送更加流暢，應該讓他們可以不出影像。

5. 忽略私隱保障

開會和會議的內容未必與所有在同一空間內的人有關，例如在家中參加公司的網上會議，家人自然無需要知道會議的內容，因此開揚聲器實在不太好。有老師也坦言不太想出鏡，因為孩子的父母可能陪伴著他們一起「上課」，會有無形的壓力，也有與會者坦言不知道對方確實的位置，因為顯示的畫面只看到與會者的樣子，背景則轉換成圖畫。其實，不論是學習或開會，當使用網絡會議工具時，某程度也假設我們清楚知道與會者是誰，而參加會議者不應偷偷讓其他不相干的人加入。同理，與會者和老師拍的短片、發表的言論，理論上是給其他與會者和同學的，也不應截圖和錄影後放在別處。

網絡禮儀，不外乎尊重和包容，雖然不是在現實世界中見面，會令人遺忘了一些與人相處的規則，惟尊重不應分線上線下，也不應該因著對方不在你的眼前而有所改變。

參考文章：

〈網絡禮儀〉。《燭光》，第130期（2020年1月），頁8–9。

（原文於2020年3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直播新聞的限制

反修例運動由6月初至今已超過半年，運動最初由遊行示威開始，有不同的新聞媒體作即時報道及直播，無論紙媒、網上媒體或電視台也派出記者走到前線作採訪。首先我們感謝每位冒著受傷的風險及在惡劣環境下走到前線的記者，[1] 他們近距離面對不同程度的暴力及對新聞自由的打壓，為我們在現場拍攝珍貴的影片、相片，並作文字記錄。

對於受眾來說，重要的資訊來源，莫過於觀看有聲有影像的現場直播，曾有民意調查顯示「媒體現場直播」對不同人士的重要程度，比「傳統媒體」高出許多。[2] 如沒有走到街上，不少人會於遊行示威期間在家追看直播，他們的視點由記者帶領著。由於不少活動到最後都出現了暴力衝突情況，觀眾會追看直播至夜深，以了解事情的最新發展。

沒剪接　沒整理　沒遮掩

我們曾於2017年發表文章討論網絡直播的道德爭議，[3] 用戶自己拍攝的Facebook Live（臉書直播）相比於由新聞媒體作的現場直播，兩者當然有相似也有分別。而無論是電視或網絡新聞，現場實況在未經剪接就直接出街，觀眾直接看到記者拍攝的畫面，這同樣會引發不同的道德問題：被拍攝者會否受到不必要的影響？路人、示威者、甚至警察事後會否被人「起底」（個人資料被公開）或網絡欺凌？如直接將現場的粗言穢語、過份血腥或暴力的畫面播放出來，會不會對觀眾帶來負面影響？

不少電視台直播，部份的控制人員可能會即時拉低聲音，減低直播粗言穢語的機會。對於暴力血腥的衝突場面，電視台會派出多個記者在不同地區拍攝，幕後人員大多會選擇較「吸引」，即有衝突的地區直播，甚至以雙畫面直播，同時間顯示兩個直播畫面……這是為收視或為真相？或兩者皆是？大家可以細思。而網媒方面，由於沒有太多資源，工具大概是手機加一支手柄或穩定桿就是了。[4] 而播放平台就直接使用Facebook Live，記者將所見的東西就直接串流於網上，即時發佈。

直播就等於見到全部真相？

傳統媒體採訪敏感事件時，在有需要時會模糊當事人的樣貌，以免受訪者被認出；而對於粗口、暴力血腥場面，會將聲音、片段剪輯過才會播放出來。而事件的始末、因由亦會在調查後、經整理和編排後才報道出來，當中也會加上專家評論、目擊者訪問及不同的回應等內容。內容訊息也許會按其輕重被編排及挑選，變得不太直接，而由於內容經精心安排，觀眾不免要在媒體特定的框架下接收訊息。

在直播，由記者帶我們看到現場情況，讓我們知道部份事情所發生的時序，片段不會被媒體故意剪輯、刪減了重要部份，媒體無法任意刪剪、斷章取義，但直播也有它的限制。直播帶我們進入記者的角度看事件，不是說記者有心誤導，而是記者自己內心可能也有一把尺，就是想觀眾去看、去了解的事情。走近些，拉近鏡去看的，就是記者的視角。可能有些在鏡頭以外的事情發生了，而引起鏡頭內的景象，但我們不在現場，只看著沒有旁述或只有簡單旁述的鏡頭，可能未能理解、甚至誤解了事件的真實情況。所以，現在觀眾看直播時，更要仔細觀察，自行判斷看到的情況，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為此，有不少人會於網上一次過看多個媒體的同步直播，「一眼關七」，希望可以立體一點去了解事件狀況，其意圖不錯，因為可以從不同的鏡頭、角度去看現場發生的事。但由於每個媒體所處的區域及位置都不同，未必每件事都可以查證得到。我們了解直播有其不足，心中可保留一些空間，對於未有真憑實據的事情，應先停一停，毋須立即作出判斷。

最後，我們也要留意直播畫面對我們情緒的影響，有學者就指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具震撼性的直播影像，可以觸發觀眾即時而強烈的情緒反應。」[5] 我們更可能因為害怕遺漏了資訊而陷入「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狀態，[6] 不停追看直播至夜深，失去了節制。其實無論人和事都有不同的限制，接收資訊要適可而止和留意自己的心靈狀況，需要時就得休息一下。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來者不善，這是今時今日很多人對傳媒的印象，從某個角度來說是真的，因為不少傳媒的確喜歡報憂而不是報喜，而負面和八卦新聞亦是不少讀者的興趣。正所謂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對於平時很少接觸傳媒的人／機構／學校／教會來說，一旦記者找上門，自然覺得凶多吉少！

1. 答定唔答？唔識答都要答！

當機構真的出了事，涉及負面新聞，大家必須有心理準備，今次無論如何是死定了，逃也逃不了，問題只是大家想「安樂死」，還是「死都唔安樂」！處理得宜，可以將傷害性減低，雖未必能逢凶化吉，說不定卻可以絕處逢生，贏回一些同情和諒解。而在大家決定如何回應傳媒之前，必須先了解幾個事實：

第一，既然事情已經發生，無論是否回應，基本上傳媒都會報道，問題是大家想在報道之中有本身的回應，還是只得投訴者／受害者單方面的指控，再任由傳媒自行演繹或推斷事件？先入為主是人的特性，一旦事情已被定調，將來想更正的難度便更高，因此，若心存僥倖，希望不作回應讓事件淡化，往往只會適得其反。

第二，不回應雖然弊多於利，但胡亂回應卻是愚不可及。很多時當遇上負面的新聞，一般人的反應都傾向否認，不過，你無法知道記者手上擁有甚麼資料和證據，而記者亦往往喜歡用「唧牙膏」的方式披露手頭上的資料，有時甚至會有意無意誤導受訪者，讓對方作出錯誤判斷，跌入記者預先設計好的圈套，令錯誤如雪球般愈滾愈大，亦令新聞的轟動性愈來愈大。因此，不要胡亂回應，因為只要回應的資料有誤，都會成為罪加一等的理由和歷史的記錄，若前言不對後語，甚麼「意圖掩飾」、「砌詞狡辯」、「大話連篇」……恐怕就是未來傳媒對自己的批評。更不幸的是在互聯網尋找資料極其容易，今日的社交媒體更喜歡不斷回顧過去，任何失言、失態、失禮都會在每日、每月、每年不斷被重溫。

第三，現時傳媒競爭激烈，搶先報道已不是電台、電視的專利，而是所有報刊和網媒的共同目標，因此，一旦有事發生，莫說不能留待明日回應，就算遲一兩個小時回應也未必可以。當然，若對方有的是獨家消息，反而可以爭取多幾個小時去準備如何回應。處理危機是爭分奪秒的事，正如某廣告所說，大家「唔使心急、最緊要快」。

第四，有危亦會有機，既然已經出事，若以真誠及負責任的態度回應，記者也是人，受眾也是人，人心肉做，良好的回應態度，起碼不會火上加油，甚至可以挽回一些劣勢。

2. 如何回應？句句都要屬實。

首先，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雖然香港社會充斥著語言藝（偽）術，但公然說謊仍然是令社會大眾十分反感的事，由於旁人無法真正知道你的內心，因此，當你提供的資料不正確時，究竟你是說謊、胡塗、還是有所誤會已經無關重要，因為你已經為本來就不喜歡和不信任你的人，提供了有力的彈藥，可以大造文章，發動攻擊。所以，雖然回應傳媒是難以拖延的事，但亦毋須即問即答，若記者致電到辦公室，最好先由秘書或其他同事記下問題，並承諾盡快轉給負責人。若記者直接致電負責人的手機，而出事的又不是他本人的話，有一個初步回應是合情合理的，就是：「請詳細告知你的問題，我們會翻查手頭上已有的資料，並聯絡相關人士，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盡快給你一個初步的回應。」若自己出事，未想好如何回應之前，暫時關掉手機吧！

接下來的黃金一小時十分重要，最好先找一些可靠及有經驗的人士商量，並盡快對問題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和評估，包括有關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人物，涉及那些相關的資料和文件。立即聯絡涉及事件的相關人士，了解他們的初步回應，所有資料應白紙黑字記低，不要單憑記憶，因為記憶在關鍵時刻往往是不可靠的。當勾畫出事件的基本輪廓，便要評估事件的影響，然後才決定下一步如何回應。若涉及刑事罪行，盡快聯絡律師是最合宜的做法。其實香港很多基督徒律師，每間教會、基督教機構和學校也應該盡快物色適當的義務法律顧問，以便在有需要時可以給予初步的法律意見，避免誤墮法網。

其次，「錯就要認，打就企定」。香港太多不願意承擔責任的高官和有權有勢的上流社會下流人物，市民對一些厚顏無恥、推卸責任的人特別反感。因此，若確定有關負面新聞是真實的，道歉已是必然的選擇。當然，很多人怕公開道歉是怕要負上法律責任、甚至涉及賠償的問題。其實，若事件涉及刑事，首先應聯絡律師，律師自然會教大家如何回應，告訴大家哪些可以說，哪些不可以說。而且根據普通法的精神，疑犯在未被定罪之前都應該假設是無辜的，因此，不應公開代當事人認罪。不過，對於發生了不幸事件應表達遺憾、難過；對受害人表示關心、慰問、願意盡力協助；承諾盡快委派合適的人徹查事件，或協助執法部門調查；若證實有人犯錯不會包庇等等都是應有之義。當出現負面新聞，有關機構是否願意公平公正處理而不是意圖掩飾是最關鍵的，在未弄清事件的細節之前，我們最重要的不是急於下結論，而是願意努力追尋真相。

第三，因時制宜，靈活應變。回應是必須的，但怎樣回應卻可以按本身的情況（包括掌握的資料多寡，應付傳媒的能力和經驗）以及用何種方式回應最有利而靈活考慮。例如：

i. 開記者會硬闖：若已掌握充分的資料，亦已與當事人溝通和有相應的跟進對策，並對回應記者提問有經驗或信心，能公開回應是最好的，問題是大部份教會和機構的負責人皆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和訓練，開記者會硬闖傳媒佈置的地雷陣前宜三思。

ii. 發出書面聲明：好處是知多少就說多少，以及避重就輕，並且有一個本身對事件看法的歷史記錄，亦不會被記者問到啞口無言。但壞處是若聲明太簡單和含糊，整件事仍有太多疑團的話，便會惹來迴避問題、意圖掩飾的批評。這亦會留下很多空間讓記者盡情質疑。因此，在聲明裡，若有負責人或辦公室聯絡人的電話，讓記者可以跟進較為合宜。

iii. 逐間傳媒機構回應：對於缺乏應付傳媒經驗的人來說這是較好的方法。首先，當接到傳媒就某項指控來電要求回應，可由秘書或負責公關的同事先要求對方講述有何問題，最理想的是以書面形式提供問題，（當然應有心理準備記者不會預先告訴你所有問題的內容，總會預備一些問題，希望殺你一個措手不及。）不過，起碼讓你知道大約發生何事，牽涉何人，以便爭取時間翻查有關資料或與相關人士聯絡及了解詳情。之後準備一份載有所有已知資料的「貓紙」，以便在回答問題時隨時翻查。最後，再想一想記者就有關事情可能會提出甚麼質詢，自己又應該怎樣回答。逐間傳媒機構回應的好處是可以令自己不斷改進，就算對第一、二間機構回答得不好，對第三、四間時仍有機會補救。若有需要，可再致電之前那些傳媒作補充。

iv. 盡量電話回應：用電話回應的好處是對方看不到你的表情，你就不會那麼緊張。另一方面，你可以預備很多相關資料、以及有同事在身邊為你隨時翻查資料。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時，甚至可以表示突然有要事（這也不是說謊，因為弄清楚事件才回答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或需要翻查資料，轉頭再覆對方，然後就從容不迫地掛線，爭取時間弄清對方的問題及商量如何回應，這是開記者會和接受現場採訪所沒有的優勢，對缺乏面對傳媒經驗的人和對事件詳情仍然不清不楚的情況特別適合。不過，對一些電子傳媒來說，當然希望有聲有影，要求當面採訪。為了挽回公眾的信任，有時亦難以迴避，可考慮將這些訪問放在較後位置，先累積一些回答其他記者的經驗，找出大家的關注焦點，並想好一些精簡而且重要，能概括事件的重點（sound bite），若察覺對方已有一些預設立場，更要不斷重複自己的重點，而在鏡頭前不要和記者爭拗，因為這不是直播節目，刪剪權在對方手中，爭論只會有害無益，因此，無論對方怎樣詢問，有幾句標準答案是可以不斷重複的，例如「唔肯定，詳細了解之後再覆你」、「涉及有關人士的私隱，不可以隨便公開」、「有些疑問要先諮詢律師的意見才能作答」、「有甚麼進一步行動和回應？要先開會商量，一有決定會立即公佈」。

最後，大家必須明白，連特首、誠哥都沒有辦法控制記者怎樣報道，阻止某些傳媒作人身攻擊，大家在傳媒面前不要自作聰明了，應該老老實實，雖然不是每一句都必須回應，但回應的每一句都必須基於事實，既然不幸的事件已發生，誠懇的態度起碼可挽回公眾一些同情。回應傳媒的策略得宜可以有助止血，但不能令大家「當冇事發生」！惟有知難而進，才有機會在傳媒的地雷陣中僥倖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