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己的情緒管理師：20個負面情緒管理法

我每天飲咖啡的生活是50歲後才出現，當時候的工作地點是在一所位於大學的神學院，身邊的同工對咖啡都有一定的要求。我這個新丁就是這樣被影響了。

在初階段，我是用研究的心態作為飲用的起始點。首先，有研究表明，定期適量飲用咖啡可將阿茲海默症的風險顯著降低，^[1] 咖啡亦可以預防帕金森氏症。^[2]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我發現飲用咖啡後的經驗與其他人類行為的研究結果相當吻合，例如：咖啡的香氣能夠對我帶來正向的情緒。一項針對環境心理學的研究指出，環境中咖啡的香氣能提升個體的親社會行為與人際友善度。研究團隊於購物商場進行實地實驗，透過在空間中散佈咖啡與餅乾的環境香味，藉此觀察該變項對大眾行為的可能影響。實證觀察結果顯示，處於此嗅覺環境下的個體，其利他行為有增加的傾向。具體的行為指標包括：個體傾向主動協助撿拾他人掉落的物品（如筆）、櫃檯收銀員在面對顧客提出的請求（如兌換零錢）時，表現出較高的順從性與協助意願。此研究結論證實，愉悅的食物氣味（如咖啡豆香氣）具備調節社會互動、促進個體展現善意行為的心理效用。^[3] 適量飲用咖啡對我們的身體和社交生活帶來益處。

除此之外，咖啡還有其他益處嗎？靈修學家傅士德表示：在早上靈修的時候，他會有一杯溫暖的咖啡相伴，慢慢地喝完咖啡，他認為這就是他與上主對話的時間；他放下杯子後，調整好思緒，就將注意力轉移到當天的工作和任務。[4]

傅士德把咖啡變為連結個人靈修和一天工作的一個介面，但我們不能夠簡單地說：咖啡幫助我們更有活力地工作。請大家細心閱讀傅士德的咖啡禱文：「不知何故，主耶穌！我喜歡手裡拿著一杯咖啡祈禱。我想杯子的溫暖讓我安定下來，訴說著你愛中的溫暖。我把杯子放在臉頰上，靜靜地聽著趕急與寂靜。我向著咖啡吹了一口，喝下去。聖靈啊！請吹過我小小的生命，讓我暢飲祢宏大的生命。」[5] 大家不難看見，除「喝」咖啡這個動作，他沉浸的整個過程中還有其他的動作，最明顯的是「把杯子放在臉頰上」感受溫暖，喝咖啡之前會「吹一口」。這些動作，其實它們可以被視為「儀式」。

甚麼是「儀式」(Ritual)？儀式可以被定義為一系列具有固定、順序、重複的象徵性行為，當中行為和功能不一定帶有直接的關係。簡單來說，儀式與日常行為（如刷牙）可以表面上是一模一樣，但背後的意義可以完全不同。儀式重點不在於「完成某件事的實際效果」（例如口腔清潔），而在於行為背後賦予的象徵意義與心理感受（例如刷牙代表「一天的開始/結束」）。

西班牙網球巨星拿度(Rafael Nadal)表示，在比賽中，他最努力做到的，是讓腦子裡的聲音安靜下來。他在球場上的習慣，在許多球迷眼中是相當有趣的，例如：水壺在椅子前對齊排好、發球前確認頭髮是他要的樣子等等。[6] 拿度在做的是「補償控制」(compensatory control)的過程。[7] 他在實體環境中，特別是在一些小任務或小事上創造秩序，藉此創造他需要的內心秩序。[8]

這種透過整理環境中的小任務來緩解心中的煩惱，不限於個人表現的場域，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套用。日本散文家松浦彌太郎在他心情低落的時候，會在家中執拾物件，其實他就是透過在日常生活環境中創造小秩序，來調節自身的情緒。[9]

拿度和松浦彌太郎都在自己的環境自製小任務，把它們轉化為一種儀式。傅士德的靈修咖啡，從儀式（動作)創造出小秩序，他把每一個動作賦予意義。透過「吹」和「飲」的簡單動作，他相信的聖靈就與他的生命連結起來，這個連結成為他當天工作的起始點。

回到文章題目，飲咖啡別忘記加入的是儀式。

你是否覺得生活壓力沉重，或總是悶悶不樂？《讓這本書抱抱你：每一天練習自我照顧，學會愛自己》一書，提供簡單轉換心情的方法，引導我們從壓力中調適自我，涵蓋心理、身體與精神各層面的照顧。

其中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找到感恩的視角」這一觀點。作者認為，學習重新建構思維，能幫助自己以感恩和欣賞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例如：將「凌亂的住所」轉念為「可以稱為家的地方」；「髒亂的碗盤」視作「有好吃的食物可以吃」；「要做的作業」理解為「接受更好的教育」。書中鼓勵讀者跳脫原有立場，以不同的角度看待日常事物。

生活在競爭激烈、壓力龐大的香港，當感到被負面情緒壓垮時，作者建議把這些想法寫下來，並在旁邊以更友善的語氣寫下一句質疑的話。例如，當寫下「我很懶，我永遠不會成功」時，可挑戰這個想法，告訴自己：「我的休息很重要，也是我現在正需要的。穩定的進步將幫助我實現目標。」假若你在尋找讓自己休息的簡單方法，不妨放慢腳步、坐下來閱讀這本書。它像一個溫暖的擁抱，陪伴你在紛擾生活中找回平靜與力量。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人工智能（AI）發展之快，已堂而皇之地進入孩子的生活與學習領域，既帶來便利，亦伴隨隱憂。明光社與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的「AI時代的孩子學習」講座，由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主講。席間與眾多家長及老師共同探討下一代在AI時代的處境，既關心隱藏的危機，也反思如何正面運用AI工具，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

筆者首先與家長一起正視這強大工具背後潛藏的三大隱憂：

1) 過度依賴：孩子正值腦部發展黃金期，需要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來鍛鍊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若由AI輕易代勞，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寫作的大學生，其神經連結亦會變弱，甚至認不出自己遞交的作品，等同「沒學過」。部份香港學生更坦言「沒有AI就做不到功課」，情況令人擔憂。

2) 衝擊未來擇業：AI正逐步取代文書、翻譯甚至是創意設計的工作。筆者於現場展示由AI生成的歌詞與編曲，大家驚嘆之餘亦反問：若創作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經歷「練習、失敗、再改進」的過程嗎？這可能妨礙孩子建立堅毅、耐性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3) 真假難辨與安全風險︰AI生成的逼真內容易被濫用，引發私隱、詐騙與情感危機。聊天機械人可能導致情感依賴，兒童及青少年亦有機會誤信它生成的錯誤資訊。

黃博士則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她介紹了Khan Academy及均一教育平台，說明AI能分析孩子的答題模式與錯誤類型，推送最適合內容，避免挫敗感與無聊感；她亦現場示範以Kahoot!進行遊戲化測驗，與參與者體驗將溫習化作親子同樂。黃博士表示，AI能降低技術門檻，讓孩子在克服各種學習難點前，便能先展現創意。

她同時強調使用原則：要優先建立家庭關係，親子共同探索並設定界限，把單純消費娛樂轉化為共同創造的機會。黃博士以信仰視角總結：「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箴言3:13）：我們當以「智慧」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利刃用於煮食而非傷人；也以「聰明」使AI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車須待心智成熟方可駕馭。

答問環節中，家長踴躍查詢中文學習工具、STEM與AI編程的適齡建議。黃博士耐心分享，建議從閱讀與興趣入手建立語感，並鼓勵家長以身作則。願神賜下智慧，讓我們在科技洪流中守護孩子的心靈與成長，建立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抑鬱及焦慮水平創下新高，整體抑鬱分數平均達7.27分。18至24歲的「Z世代」情況最為嚴重，高達43.5%受到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他們日均使用電子屏幕長達6.13小時，遠超其他年齡層。研究指出，沉迷觀看短影片/視頻及社交媒體，雖可帶來即時滿足，但長遠會削弱社交能力和專注力。調查亦發現，逾兩成受訪者會向人工智能（AI）求助，但專家警告AI無法取代真人輔導，過度依賴或帶來潛在風險，建議市民尋求專業協助。

在AI滲透日常的時代，其優缺點逐漸浮現，對情緒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焦慮與抑鬱已成為現代社會共同面對的都市病。對Z世代而言，壓力尤其複雜——升學、初入職場、戀愛困擾，各種人生階段的轉變湧現，他們感到前路迷茫，又不知如何說出來。有些人選擇向AI傾訴心事，可能是便利，也許是更深層的孤獨——不想麻煩別人、怕被取笑、怕不被接納；AI卻給予無條件的即時回應，營造出「被理解、被重視」的假象。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對跨世代釋出善意和理解，接納每個世代都有其強項與弱項——我們這一代擅長「頂硬上」、「超級硬淨」，下一代卻展現出彈性、多工並行與全球互動的跳躍思維。與其批評「少少事就放棄」、「一代不如一代」，不如看見他們獨有的成長背景，欣賞並引導他們善用其獨特性。真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上的豐足，更是精神上的交流。當我們能以溫和的態度擁抱下一代，用真實的對話來證明人的溫度與深度，社會才能真正向前走。

參考資料：

〈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 Z世代最危 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 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am730》，2026年3月6日。https://www.am730.com.hk/本地/1016092/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z世代最危-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

家長們，當你看到孩子每天低頭滑手機、沉迷Instagram、抖音、YouTube或小紅書時，心裡是否既擔心又無奈？社交媒體（以下簡稱「社媒」）已成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份，但近年全球研究與真實案例顯示，它正悄然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自我形象與人際關係。在2025至2026年，多國更紛紛立法限制青少年接觸社媒，反映這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公共健康危機。本文整理最新數據與趨勢，幫助大家了解問題嚴重性、國際間的應對方案，以及香港現況與實用建議。

不少家長可能認為，要保護孩子，最好是不讓他們到處亂逛，以免遇上壞人或受傷，因此覺得讓他們待在家中上網會比較安全。然而，若毫無界限地讓孩子在網上瀏覽，極有可能使他們接觸到扭曲的價值觀，甚至在社媒獨自面對網民的評頭品足，承受壓力與欺凌。《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一書的作者Jonathan Haidt曾說，這種做法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1]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無可否認，社媒對青少年的影響不一定只有負面。事實上，它也是獲取支持的渠道，為青少年提供與朋友保持聯繫、分享日常的空間，讓生活聯繫變得更緊密。[2] 此外，對於少數族裔或處於孤立環境的群體來說，社媒是建立社群認同及網絡支持的重要途徑，能顯著減少現實生活中的污名化與孤立感。[3] 青少年亦可以透過主動接觸，尋找心理健康資訊，並以創意方式表達自己，從而得到自我肯定。[4]　

然而，社媒同時也是引發焦慮的「壓力源」。不少研究指出，社媒的使用與抑鬱症、焦慮症和心理壓力增加有顯著關係；每天使用社媒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面臨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會增加一倍。[5] 究其原因，是青少年正值形塑自我形象的關鍵階段，而社媒充斥著經修飾的「完美形象」，極易引發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當孩子誤以為獲得較多「點讚」的形象才是標準時，便會導致自尊心下降。報告指約三分之一的少女表示使用Instagram令她們對自己的身材感覺更糟。[6] 香港本地的研究亦指出，有近八成受訪港青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且使用習慣與焦慮程度呈正相關，反映出青少年使用社媒愈頻繁，焦慮傾向往往愈嚴重。[7]

此外，社媒上的網絡欺凌及性騷擾亦屢見不鮮，其造成的心理傷害並不亞於傳統欺凌。由於網絡欺凌24小時持續且受害者「無處可逃」，容易產生孤立感與自殺意念。[8] 統計顯示，全球約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曾遭遇網絡騷擾，香港救助兒童會2022年調查亦指出，有40%受訪學生曾至少一次在網上接觸到色情內容。[9] 其他隱患如裸聊勒索、性陷阱與詐騙、危害生命的極限挑戰、網絡成癮、睡眠障礙，以及注意力與學業成績下降等，均讓家長們深感憂慮。

澳洲先行：執行全球最嚴禁令

目前全球多國正在討論甚至立法，規管核心已從過去的「13歲同意制」轉向「15至16歲禁止或嚴格限制」，並要求平台承擔年齡驗證及移除成癮設計的責任。

其中，澳洲為全球首個實施全國性強制禁令的國家。自2025年12月10日起，16歲以下人士全面禁止擁有或創建帳戶，受限範圍涵蓋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Snapchat、X等多個大型社交平台（WhatsApp、YouTube Kids除外）。

法例明確規定，家長無法代為同意，且平台必須採取「合理步驟」驗證用戶年齡，否則將面臨高達4,950萬澳元的罰款。這項政策成效顯著，實施僅兩個多月，已刪除數百萬個違規帳號，這雷厲風行的執法表現，已令澳洲成為國際間的立法示範，引發法國、丹麥、巴西及馬來西亞等國紛紛效法（見表）。

全球青少年社交媒體規管趨勢表

（資料截止2026年3月12日，來源︰透過NotebookLM參考全球多國新聞與調查數據綜合整理）

這些變化顯示「保護優先」已成全球共識，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原定的13歲門檻實在太低，平台須負起年齡驗證及內容規管責任。而青少年須取得家長同意才能有限使用社媒，亦意味著家長對孩子上網所看的內容，應該知情及負責任。

香港未有應對策略？

2025年，香港約84.4%的市民為社媒用戶，平均每日使用1小時42分鐘。青少年使用率更高，中學生93%擁有帳戶，平均使用多於一個平台。

針對日益嚴重的網絡影響問題，有報道指香港政府已投入資源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截至去年底，醫療衛生研究基金已資助7個與青少年使用電子屏幕及社媒相關的研究項目，主題涵蓋病態使用網絡、遊戲成癮及干預策略。衛生署亦已成立諮詢小組檢視最新證據，預計於今年內提出更新的兒童及青少年社媒使用健康建議。[10]

中國內地目前已全面啟動「未成年人模式」，其核心內容包括分年齡階段內容推薦、精準時長限制（8歲以下40分鐘、16歲以下1小時、16至18歲2小時）、每天晚上10時至翌日早上6時禁入、禁止誘導性消費及強制內容篩選。香港現時仍以針對病態使用及提供健康建議的手法來面對社媒的問題，尚未針對任何年齡層訂立專門防止社媒操控的政策，可見香港政策對比澳洲及內地而言都相對「緩慢」。

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甚至曾於媒體訪問時以「失控」來形容現時的使用情況，但他亦表示不必急著跟風，可以觀察澳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推行的情況半年或以上，之後再為香港設計合適的政策方案。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卻指出，澳洲以立法嚴懲社媒平台是可行的策略，大家所關注的如何實行，在於開新社媒帳戶時，可以透過實名認證及人臉識別，運用人工智能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做到。如以「智方便」（iAM Smart）本身已可解決一些協作問題。[11]

家長仍可以「做啲嘢」

就算香港在立法上未有進一步行動，家長仍可以從家庭層面先行。例如在社媒使用時間上設定清晰界線（如每日限1至2小時）、透過開放式溝通來了解孩子的感受，以及觀察他們是否正承受網絡欺凌。此外，家長應主動教授孩子辨別假新聞和保護私隱的技巧；同時，家長亦應以身作則，減少自己的社媒使用時間，為孩子樹立榜樣。

社媒帶來便利，也帶來風險。全球立法浪潮提醒我們，保護青少年已是刻不容緩的責任。家長毋須過於恐慌，但可以採取主動：了解影響、關注政策、實踐家庭規則。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讓孩子於安全環境中健康成長，享受科技益處的同時，也學會避開陷阱。

繼上集，破了大案後，兔子警官Judy Hopps不再是警察新丁，她懷著一顆正義的心，與那隻口甜舌滑卻又掩蓋傷痕的狐狸Nick Wilde終於在警局裡成為真正的拍檔――一對看似最不可能，卻又最互補的偵探組合。這次在查案期間，他們又因著更了解大家的不同，而不斷掙扎著是否繼續包容接納對方。

在《優獸大都會2》中，Judy和Nick的關係是故事的核心，他們從第一集的「互補搭檔」進化到更深刻的伙伴階段，但這也帶來了更多戲劇衝突。電影利用他們的本質差異――Judy的「理想主義」對應著Nick的「現實主義」來製造張力：Judy總是有著那股不懈的熱情，主動推動調查，面對新挑戰時堅持自己的信念，相信正義能戰勝一切；而Nick則因為第一集揭露過他小時候曾被欺凌的創傷，以及難得獲得Judy這好拍檔，形成了今集強烈的防衛機制與恐懼失去的心理模式，遇到危險時更傾向謹慎、不輕舉妄動，導致他們在查案過程中頻頻出現意見分歧，甚至短暫的分離或誤解。

在一個組合當中，有差異並非不能共存，甚至可以是很好互補，因為一個衝動的，配搭另一個謹慎的，更可能把事情處理得完善，不致於太過魯莽或完全裹足不前。最終兩者能否合作，則需要表露自己的內心，讓對方認識、互相接納及建立信任。

電影故事衝突不單來自外在的案件，如涉及神秘爬行動物和城市歷史的謎團，還有是根植於內在的價值觀碰撞：Judy可能覺得Nick不夠投入，Nick則擔心 Judy的衝動會帶來危險。這讓他們的互動充滿情感與深度，他們亦必須共同面對「伙伴危機」，在面對瀕臨死亡的時刻，透過坦誠對話來修復關係。

電影把這些現實中的合作伙伴所面對的衝突討論，變成幽默及溫馨的橋段，展現出彼此的「差異」並非純粹是伙伴合作中普遍發生的障礙，更是邁向成熟及長期合作關係必會出現的「挑戰」。

而在信仰的視角中，上帝為甚麼要我們在一個充滿差異的世界中生活及成長？在這些差異中，我們如何可以活出愛？或許我們可以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12-27節中找到教導：「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好些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不要輕視不同肢體，而是「彼此相顧」和互補。

一般而言，玩遊戲因輸贏或各種狀況引起情緒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卻有不少人容易惱羞成怒，頻頻發表一些人身攻擊的言論，很快整個遊戲就變了一場罵戰。數天前，著名電競遊戲英雄聯盟發出通告指未來遊戲更新版本將會嚴厲打擊這些「嘴炮」行為，由過往的禁言處分，變成以禁賽形式處分，通告中也直言：「不懂得尊重其他人的惡劣玩家，慢走不送。」所謂正面文章反面讀，既然遊戲公司會在此時此刻發出通告，即是指遊戲內的「嘴炮」問題已經變得非常嚴重。

筆者翻查不少討論區之後發現，原來有些地方可以因為對方在網上遊戲中發表惡劣言論而提出控訴，但能夠成功控告的成功率似乎不太高，在討論區中亦有人認為提出控訴的這個行為是玻璃心行為，浪費警力，然後又釀成了一個大型罵戰現場，也有不少人身攻擊言論（可見網絡就是容易構成二元對立且無法好好地理性討論的地方）。

這些事件無疑反映了一個現象：許多人在遊戲的競技壓力下，往往難以自控，甚至將情緒化為言語利刃傷害他人。或許在虛擬世界的博弈中，我們反而更能窺見一個人最赤裸、最真實的品格。這其實是一份非常好的「生活教材」，家長能透過觀察子女在遊戲中的反應，走進他們內心深處；朋友或伴侶亦能藉此細察對方的品性與情緒底線（現時年青人在玩遊戲多數都會有語音溝通，有意無意都有機會觀察到）。雖然情緒隨遊戲起伏是人之常情，但若任由情緒驅使行為、出言不遜，甚至徹底失去自控能力，那便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人格課題。

「你要守護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4:23《環球聖經譯本》）

在科技急速變遷的今天，人工智能（AI）已悄然走進孩子的生活與學習。從生成圖片、撰寫文章，到輔助溫習、製作遊戲，AI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卻也伴隨隱憂。為了與家長一起探討相關議題，明光社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了一個名為「AI時代的親子學習」講座，邀請了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一起，從倫理與教育角度，幫助家長看清AI的雙面性：既是強大的工具，亦可能成為隱藏的危機。

當我們知道AI快捷便利，孩子作為網絡「原住民」，也必然知道和想試用。當他們嚐到用來做功課的「甜頭」，以簡單指令就可生成「產品」的情況下，他們的成長根基就可能慢慢被削弱。所以講座第一部分，筆者先與家長們一起正視AI背後的「隱憂」：

1. 過度依賴，錯過了腦部發展的黃金期

孩子正處於大腦快速發展的階段，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及與人商量溝通等過程，反覆鍛鍊批判思考、分析與表達能力。然而，當AI輕易代勞幫忙找資料、寫作文、整理心智圖，孩子便缺少了親手做、用腦分析等練習機會。麻省理工學院於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LLM）寫作的大學生，其腦部神經連結變得薄弱，甚至認不出自己曾「交託」給AI的作品，等同「沒學過」。我們可以想像，若小學至中學階段已習慣依賴AI，孩子將來面對沒有AI輔助的考試或真實工作，很可能感到力不從心。另外一個今年由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3%香港受訪學生坦言「若沒有AI工具協助就難以完成功課」，這已不只是便利，而是因過度依賴而失去了應要建立的能力了。

2. 動搖堅毅與匠人精神，影響孩子未來擇業方向

AI正快速取代部分職業，例如文書、翻譯、客服甚至作曲與設計。筆者展示用AI工具作詞到完成作品的不同演釋版本，與會者既驚嘆亦感不安。若創作變得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花時間練習、反覆修改、追求更好嗎？當「快」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可能失去嘗試、失敗、改進，並於學習中接納和認識自己的寶貴經歷，從而喪失堅毅、專注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指出未來五年最需要的人材首要「核心技能」給我們提醒：分析能力、韌性與靈活性、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創意、主動與自省能力、同理心與主動聆聽、好奇心與終身學習等技能……這些恰恰是AI無法取代，卻可能因過度依賴AI而被削弱的素質。

3. 難辨真假，潛藏罪行與情感危機

AI以大數據生成的相片、影片已逼真到肉眼難辨，也帶來了私隱被濫用、欺凌、假新聞與詐騙等風險。更令人痛心是情感層面：AI聊天機械人擅長遷就、安慰，給予孩子「永遠不頂撞」的陪伴，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當孩子習慣向AI傾訴，而非與父母、朋友建立真實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將被無形削弱。

另一方面，AI都有其好處，如能好好運用，也能於學習過程中幫助到學生。黃靜雯博士以她多年校長經驗與資訊科技教育背景，於講座第二部分向與會者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與效能。她以信仰視角開題，箴言第三章13節說：「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和合本)我們當「得智慧」去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刀用於煮食而非傷人；「得聰明」令AI真正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習駕駛汽車，需要成熟後方許可一樣。

一、AI改變學習樣貌

首先，黃博士指出AI在教育領域的現況已非科幻，改變了學習的樣式，把「齊步走」的學習方式改為個人化學習。因為每孩子有「不會累的老師」診斷弱點，推送適合內容，避免挫敗與無聊。

二、AI具體幫助學習方式

黃博士繼續以平台如Khan Academy（可汗學院）與台灣均一教育平台為例，指出個人化學習與導航，平台會根據孩子答題的正確率、耗時與錯誤類型，精準分析弱點，然後推送最適合的題目、影片或不同講解方式，避免孩子重複做掌握了的內容，或因太難而受挫敗。她亦指出遊戲化學習能提升興趣，可使枯燥練習轉為互動遊戲，即場和與會者一起玩她以AI工具創作出來的遊戲，啟發大家如何讓溫習變成即時競賽，讓大家能感受在學習與挑戰中維持專注。

對於AI繪圖、音樂工具方面，她認為降低了技術門檻，能讓孩子無需高超技巧就能釋放創意，表達想法，專注於「我想創造甚麼」，而非「我懂不懂軟件」。

三、給家長與老師的具體建議

黃博士建議家長為孩子在時間、使用目的及關係上設定健康的使用界限：

I. 時間管理要有明確規則，如：在完成功課與課外活動後才使用；睡前、全家吃飯時不碰電子產品，家長亦應為孩子創造「無科技」時光，自己也應以身作則。
II. 在目的上由「消費」轉向「創造」，鼓勵孩子用AI製作家族故事卡、學習新單字，而非純粹娛樂。與孩子共同探索，一起試用AI工具，既了解孩子在做甚麼，亦建立親子互動。

III. 關係優先，將AI活動「家庭化」，科技體驗轉化為寶貴的親子對話時間；不能讓AI取代父母的陪伴、傾聽與價值觀的傳遞。

家長不能迴避AI時代，卻可以選擇如何回應。筆者認為保守孩子的心十分重要，與他們一起應用、觀察及預防過度依賴，並正視職業衝擊與真假難辨的隱憂。善用AI的個人化與遊戲化優勢，幫助孩子學習得更有效、更有趣味。

最後，也請家長謹記——科技再容易使用，也不能忽視背後的基礎與倫理；科技再先進，也取代不了人和人的關係；家長須多陪伴、傾聽孩子並以身作則，這是孩子最珍貴的安全網與生命指引。願我們以智慧善用AI，在這世代中與科技的發展一起前行，亦持守永恆的價值，培養出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文章配圖為AI生成圖)

人類可能正處於最放縱的時代：捲軸著無盡的短視頻、24小時不打烊的網購及電玩，亦會在社交媒體中結識網友，並希望獲得點讚所給予的快感。然而，為何在物質與娛樂極度匱乏的過去，人類不曾像現在這般集體感到空虛、焦慮與憂鬱？史丹佛大學成癮醫學專家安娜·蘭布克（Dr. Anna Lembke）在《多巴胺國度》一書中給出了科學性的解答：我們的大腦，正被過剩的多巴胺給「淹沒」了。

快樂與痛苦的「天平」法則

書中最核心的觀念是「爽與痛的平衡」。蘭布克醫師指出，大腦處理快樂與痛苦的區域高度重疊，且運作機制如同搖搖板。當我們滑手機或攝取高糖食物獲得快感時，天平向「爽」（快樂）端傾斜；為了維持生理恆定（Homeostasis），大腦會自動在「痛」的那端加上砝碼，試圖拉回平衡。

這種機制原本是用來保護人類不過度放縱，但在這個「數碼毒品」無所不在的縱慾年代，我們不斷推高快樂端，導致大腦為了代償，在痛苦端掛上愈來越愈重的砝碼。結果就是耐受性上升。我們需要更強的刺激才能感到「正常」，一旦刺激停止，強烈的空虛與焦慮便隨之而來。這解釋了現代人為何「擁有一切，卻不快樂」，患上了「失樂症」（anhedonia），並且失去享樂的能力。

數碼成癮與醫生的真實自白

蘭布克醫生指出手機、社群媒體、煲劇、購物等行為，本質上都是一些「數碼毒品」。書中穿插了不同的案例，甚至作者自己也勇敢坦承自己曾沉迷於電子言情小說。這些真實故事，都在顯示著大腦獎賞系統被過度刺激後的生物性反應，而成癮需要有對自己行為的覺醒，才能有意識地遠離「毒品」。

實踐平衡：DOPAMINE 框架與「健康的痛苦」

面對被多巴胺綁架的生活，書中提出了極具實作價值的 DOPAMINE 框架，以幫助成癮者了解自己、實行脫癮及節制行為。

D (Data) 資料 (如: 成癮的頻密度)
O (Objective) 使用成癮物的目的 (如: 尋開心、融入團體、紓解無聊…)
P (Problems) 使用成癮物所造成的問題 (如: 引起的疾病及影響精神)
A (Abstinence) 禁慾 (停一個月是重設大腦獎勵路徑的最短需時間)
M (Mindfulness) 正念 (多練習正念有助抵抗禁慾早期的痛苦與情緒)
I (Insight) 病識感 (回望之前, 意識到成癮物對自己身體及外在曾產生的影響)
N (Next Steps) 下一步 (之後的打算) 
E (Experiment) 實驗 (測試如何保持新的多巴胺設定點, 即新的爽痛平衡水平狀態，以了解自己如何節制) 

此外，作者提出了一個反直覺的策略：主動擁抱適度的痛苦。例如冷水浴、高強度運動或正念冥想。當我們主動讓天平向痛苦傾斜，大腦反而會在快樂端進行補償，產生更持久、穩定的內在滿足感，這比外在的即時刺激更為可靠。

另外，此書於2025年亦出版了「實踐篇」—　《多巴胺國度實踐篇》，全書以「DOPAMINE 框架」來幫助讀者意識自己的成癮行為，擺脫多巴胺的控制。

	調查：Z世代自評競爭力偏低 逾六成擔心AI衝擊 飯碗不保
	(am730. 2-2-2026)

YMCA青年議會「香港青年生涯競爭力與未來挑戰」調查報告指出，有接近1200位Z世代青年受訪者中，超過四成受訪者表示因AI發展而改變學科或職業選擇，主要原因是害怕原本選擇的職業被AI取代；有近三成受訪青年表示完全不懂AI科技或不會使用，表示熟悉的僅約一成。另外亦有超過六成受訪青年擔心AI科技發展會影響其未來生涯競爭力，這反映Z世代普遍對AI帶來的職業變革感到焦慮與威脅。

但在能力重要性評估上，青年就認為溝通能力（4.37分）和思考能力（4.32分）最為重要；其次為情緒控制、抗逆能力、學習能力（均約4.26–4.27分），而科技知識相對就最不重視（3.98分）。

在面對AI取代職業高度擔憂，導致部分人主動調整人生規劃，他們亦同時在專業、科技知識、抗逆力及情緒管理上自評與實際表現均偏低。所以調查機構就建議要在青年在學習的階段中就要加強「3Q培訓」，即涵蓋情感（EQ）、逆境（AQ）及道德（MQ）。

在AI發展愈來愈快，愈多機構及商業應用的時候，職場的變化相信會愈趨向不穩定，無論是基本服務或是專業工作都有可能會被取代，青年要建立對未來的信心，需積極加強AI素養，以免容易陷入「技術斷層」；另外，社會亦需要給予支援的資源、學習及工作調整的機會及各種情緒保留的空間，讓青年有機會培養「韌性」（Resilience），即在面對壓力及逆境時，吸收衝擊、快速適應、恢復，變得更強的動態能力。

《你的大腦決定你是誰：從腦科學、行為經濟學、心理學，了解影響與說服他人的關鍵因素》

(The Influential Mind: What the Brain Reveals About Our Power to Change Others)

作者︰塔莉․沙羅特(Tali Sharot)

譯者︰劉復苓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經濟新潮社

出版年份︰2018年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當時共和黨總統提名參選人之一的特朗普，曾在2015年其中一場辯論大會上，就著「疫苗與兒童自閉症的關係」這課題，舌戰另一位本身是兒童神經外科醫生的共和黨參選人，這位佔盡上風，具備學術研究背景的醫生指出︰「有非常完整的證據顯示自閉症和疫苗毫無關係。」不過，在電視機前的本書作者塔莉․沙羅特，看到台上這位只懂得引用研究結果的醫生，便預料到他必定會錯失說服他人的機會，包括難以說服身為認知神經科學家的她。

反觀特朗普，雖然他是「只靠觀察個案和直覺就妄下定論的商人」，但他述說故事的力量實在強大，即使對手拋出再多的研究報告，也不及特朗普講到他下屬的孩子，接受疫苗後發高燒，最後成為自閉兒的這個畫面震撼。身為母親的作者不得不承認，特朗普成功地抓住了她那「渴望控制、害怕失去控制的人性需求。」因為勾起了害怕的情緒，以致作者更容易接受他的觀點，她發現，與其試圖用一大堆嚴謹的資料來說服父母接受小孩疫苗是安全的，倒不如抓住他們的需求、渴望、動機和情緒，就如特朗普一樣。作者強調，自己不是一個反數據的人，她相信數據有它們的存在價值，只是知識上的認知並不能讓人改變。影響別人的阻力或助力，在於先念（先前的信念）、情緒、動機、授權、好奇心等。

作者認為，其實在很多情況下，恐懼都不能讓人改變習慣並採取新行動，反而提供「胡蘿蔔」（獎勵）或給予希望，才能讓人願意嘗試新的制度或政策。就如全美國的醫護人員，只有38.7%會依照規定洗手，即使張貼標語提醒員工洗手，又或是出動監視攝錄機及監察員，都並不見效；最有效的方法，卻是在每間病房放置一個電子看板，只要員工洗手，看板上的數字便會增加，並且加上即時的稱讚，例如「你表現得很棒」等，洗手人數竟驟升至90%。作者解釋，這是由於大部份人都喜歡「胡蘿蔔」而不喜歡「棒子」（警告），因此，單純告訴醫護人員不洗手會帶來甚麼疾病，又或是監察他們有否洗手，都是「棒子」，無助改善問題。

大部份人除喜歡「胡蘿蔔」，也喜歡自主及有選擇權，正如討厭交稅的人，只要他們有權討論如何運用稅款，也會變得快樂一點。所以，想要改變對方的信念或是行動，最好的方法並非要去控制他，因為當人察覺到自己的權利被奪走，就會產生抗拒。想要改變他人，必須先克制自己的控制本能，考慮對方有被授權的需要，當對方察覺到授權被擴大，才會欣然接受改變，覺得這個經歷是值得的。

讀畢此書，不一定能讓你成為影響他人的高手，但至少可以讓你明白，自己為何堅持己見，又或者，是如何被他人說服的。

2025年在中國內地有媒體評韌性為十大流行語之首。[1] 筆者大約20多年前開始研究韌性這個理論，當時候我的研究建議書(Research Proposal)的題目也是韌性(Resilience)。但我的指導老師收過建議書後，用了非常直接的方式告知我：「No, don’t do this」。我預備了數星期的建議書就頓時變為廢紙一堆。指導拒批的理由十分簡單，這個主題已經欠缺新穎，導致我的研究創新性受到限制，所以不宜再花心思投資。

想不到20年後，韌性的概念在內地被活化起來。甚麼是韌性？在心理學上，韌性通常被定義為個體面對壓力、逆境或創傷後，仍能維持或恢復良好的心理和社會功能的能力。[2] 本文的寫作目的是鼓勵讀者建立屬於自己的韌性。

人生遇挑戰  帶來轉化成長

城市人一直面對著大大小小不同性質的挑戰，包括工作壓力、失業、身份與地位的轉變、健康問題、親人離世等。[3] 以上的人生挑戰好像是「逃也逃不了」，但危機經常是一體兩面，人生的挑戰也能夠讓成年人帶來獨特的轉化和成長。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強調了未來時間透視 (future time perspective)，提醒了我們如何運用將來的時間。[4]

以上理論指出，成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時間的知覺發生了改變——從關注時間的絕對長度轉變為關注時間的有限性。換言之，他們感知到自己時間所餘不多。這種改變導致年長者改變了他們對社交活動的選擇。年長者會將有限的時間和心力投入到少數但有高品質的關係中，優先選擇與親密人士的互動，重視情感互動的深度，而非互動的數量。按最初的理論，「終點」原本指的是死亡，但在後續的討論中，這個定義被擴展了：當一個人意識到目前的穩定狀態可能即將改變，那個時刻也可以被視為是終點（例如：災難、突然死亡、移民等），這種意識也會改變心理上的時間期限。[5]

換言之，理論的後續討論開始不是單單聚焦在成年晚期階段，更是廣泛地應用在不同的年齡層。當社會上發生一些讓人意識到生命有限的重大事件時（例如疫情、大型火災），即使是年輕人，心態也會轉變：他們會開始將焦點轉移到對情感有意義的目標上，並更傾向選擇與親密的親友互動。[6] 這種選擇式的社交模式，雖然表面上看似縮小了個人的社交圈子，其實是強化了情感支援的品質和深度，進一步提升了個人的心理韌性。[7]  以上的社會情緒選擇理論說明了一個道理，心理的韌性是可以建立的，有深度的團契和關係是產生韌性的重要養份。

身心靈連結  助建生存韌性

除了人際互動的層面，個人層面也有許多方法幫助我們建立生命的韌性。由於篇幅有限，我們暫且只運用身體的角度來探討如何建立生存的韌性。我們較常傾向理解身體出現問題的成因是與起居飲食相關，例如：缺乏運動；至於心靈狀態的考量總是擱置一旁。但筆者深信身心靈是緊密連結的，心靈的狀態會在人不經意的情況下「體化」並外顯。心靈能夠實質地對身體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一項針對美國慢性病患者長達6年的追縱研究結果揭示了一個現象：在控制了多項變數後，每日進行私禱的病患者，其6年後的生存率顯著高於不常祈禱者。[8] 要詳細解釋以上的現象仍需進一步的調查，但祈禱能夠帶給信徒平安與釋放，這是信徒普遍的信仰經驗。研究人員推測，病患者在祈禱中經歷了「希望感」，他們持續提醒自己把難以掌控的健康結果交託給上帝，這種重複的肯定和交託，使他們心靈得到釋放和自由，令身體減少壓力荷爾蒙（例如：皮質醇）的分泌，從而減少對身體的負面影響。以上的研究結果，筆者會認為是生存韌性的一次展現。

韌性能夠被喻為2025年流行語之冠，源於許多人正經歷著不確定的外在環境，內心產生不安，導致影響個人的生活及群體的協作。韌性再次受眾人的關注，反映著普遍的一個期盼：自己能夠 「KEEP CALM and CARRY ON」，不要受制於外部環境，繼續砥礪向前，方法是團契生活及個人禱告。

當親人或朋友離世，其遺體不可見或者無法見，喪親者所承受的失落和痛苦，往往會比一般情況更加複雜且深重。這不僅關乎對死亡的接受，還因為無法完成告別儀式而產生了心理創傷，以及對死者無法好好道別的遺憾。最近宏福苑火災，有些遇難者曾經失聯，有些身體被燒成灰燼，對他們的親友來說，都會造成難以化解的精神困境。

沒有遺體的創傷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醫生稱：「上帝為人類設計生、離、死、別，當中的哀傷是總有平復的一天。完整的告別儀式能幫助人們疏導情緒，接受現實。沒有遺體的失落之所以難以接受，是因為它奪取了人們進行完整告別儀式的機會。」然而，喪親者在這種失落之下，有些人會責怪自己或他人。廖醫生舉例稱，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當初曾勸親友搬來自己家住，對方卻不願意，結果在火災中離世，甚至燒成灰燼，這會為喪親者帶來無法解開的愧疚；有些選擇了不看親人遺體，但之後卻因此而內疚自責，這類個案反而更難撫平傷痛。類似的故事可能用上十年時間也原諒不了死者或自己，這就是心理學的持續性悲傷障礙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這種內疚感的破壞力極大，因為有些喪親者視領取完整遺體十分重要，如果剝奪其中的過程，情緒便無法得到疏導，可能影響生活、人際關係和精神健康。沒有遺體的失落更容易導致一系列心理健康問題，如睡眠困擾、無法集中精力進行日常活動、影響工作與學習；在極端情況下，更可能出現自殺念頭和沉溺行為，包括濫用藥物、酒精或毒品。喪親者亦可能會作出自我社交隔離，躲避或藉故不參加集體活動，甚或會有思想偏差，選擇追隨死者而去。

療癒．持續的關心

要療癒這種失落，我們應協助他們尋求心靈的安慰和疏解情緒，廖醫生建議，旁人可嘗試提供心靈上的慰藉讓他們過渡，並慢慢接受事實。在這個過程中，某些個案的復元時間較長，而時間的長短要視乎當事人的性格和情況。他舉例，不少士兵是因為戰死沙場而找不到屍體，這在戰爭時期是十分平常的事；亦有一些人是因為害怕而自己選擇不看親友遺體的，這些個案一般的復元時間會較短。要疏導這種的失落，加速其復元時間，我們要引導死者親人明白，見不見遺體未必是重要的事，我們並需要給予持續的關心。

療癒．及時、主動、專業的幫助

以今次火災為例，求助的個案很多，但真正有需要及高危人士往往都是被動的，要靠有經驗的社工、輔導員和醫療人員主動地尋找及跟進，這些因失去親友而崩潰的家屬可能會躲避或藉故不參加集體活動，甚至可能會自殺，追隨死者而去。故此廖醫生建議應該提前去尋找這班沉默的需要者，這些人更加需要被發現和支持，給予他們時間、空間、陪伴、安慰和鼓勵。這類個案的複雜性未必是一位社工便能應付，廖醫生強調專業人士之間也需要不斷的求助，一個社工若自評不能應付，必須要報告上司，讓更多受訓的心理學家、社工來幫忙；如果一位初級醫生不懂處理，便要找一個更高級的醫生，甚至找一些更專業的人士早點去幫助，不應等到出了事才處理，也不要輕視任何自殺警號。

療癒．三個T：Tear Time Talk

要讓失去親友者紓發情緒，最重要的是鼓勵他們表達，留意並保持聯繫，在療癒的過程中，有三個關鍵的T：

Tear讓他們哭泣：沒有遺體，意味著在告別儀式中存在欠缺，情緒可能因此被壓抑或無處安放，我們接納這些眼淚，讓他們把無形的哀傷化為行動，創造「儀式性」的釋放，以填補當中的失去。

Talk 表達情緒：鼓勵他們用言語或其他方式表達內心感受，通過表達，讓內心的混亂、傷痛，慢慢被修整、梳理，希望盡早釋懷。

Time 給予足夠的空間與時間去接受：不用催促、不用評論，默默地陪伴他們渡過這段時間。沒有遺體，可能讓「接受事實」的過程變得艱難，通過時間讓家人學習可以用其他方法去紀念這位親人。

療癒．先處理生活所需

廖醫生提醒我們，在這些情況下，我們不需要急忙去傳福音，而應該專注於實際的生活需要，如提供食物、教育、工作機會、住房等。就今次火災而言，失去親人者面臨的往往不僅是心理創傷，還包括多重的實質性失落，因為事件可能涉及多方面的損失，如失去親人、失去遺體、失去房屋、失去經濟支柱等。因此，社工或教會對於這些家庭要特別關注，因為他們的復元過程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亦預計會有很多問題。他們當中，或許有人是打算結婚、移民、開公司或升學，這些計劃可能都被打亂了。要讓他們感到實質的幫助，要先處理他們當前的難題，先幫助他們安頓生活的需要。對於沒有遺體的失落，療癒的目標是在不可改變的遺憾中找到一種能共存的方式，以填補這份失落。沒有遺體的失落所帶來的創傷不會在短時間內消退，但透過及時的專業幫助、教會的陪伴、政府的透明、公義的政策，失去親人者終能找到療癒之路。

回看2025

2025年耳聞由地緣政治引發的全球局勢緊張，以及目睹在香港發生的重大事故，加上切身所感受到的經濟不景，更讓明光社的同工知道，面對人心虛怯，時局變幻、充斥著謊言的世代，我們更要堅守立場，一如既往，說應說的話、做該做的事，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為主作燈臺。

回顧2025年，我們的工作充滿不少挑戰，在一直關注的議題中有兩項重大事件需要回應。首先，在2025年初財政預算案公佈時，政府以打擊非法賭博活動為由，邀請賽馬會就規範籃球博彩提交建議，實際上是與馬會聯手推動籃球賭博合法化。有見及此，雖然在現時的社會環境要喚起各界反對政府的政策殊不容易，但本著我們關心香港社會風氣的初衷，明光社仍然積極回應，推動「一人一信反對籃球賭博合法化」，並連繫友好召開記者會及透過網絡上的文宣，反對政府帶頭鼓勵賭博，罔顧對年輕人及家庭的禍害，可惜一如所料，籃球賭博合法化在現時立法會根本無力監察政府的情況下順利通過。

此外，就終審法院要求政府需於2025年10月前，要為同性伴侶提供猶如婚姻福利和權利的替代框架，明光社致函政府反對以民事結合方式處理有關問題，並建議政府考慮以「緊密關係授權」或修訂「持久授權書」協助同性伴侶在私人範疇可以按個人的心意處理相關的事務。同時，我們呼籲公眾提交反對《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的意見書，並促請立法會議員投票反對。在多個關注團體共同發聲下，最終《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被大比數否決。

2025年明光社另一重點的工作是服侍家庭，因穩定的家庭關係對孩子成長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我們從2016年起獲基金資助開展為離婚或再婚家庭提供輔導服務，幫助這些家庭及其子女在面對婚姻家庭轉變時能順利過渡，但2024年計劃完結後沒有再獲資助。雖然面對沉重的經濟壓力，我們仍堅持繼續以相宜的收費提供婚姻、離婚、再婚輔導服務給基層家庭，令他們不會因收費太高而無法接受輔導，過去一年仍然能夠為56個家庭提供輔導服務，幫助他們從失敗及沮喪中重新站立起來，挽救婚姻並修復關係。亦增設了「愛的真諦」專欄，幫助夫婦反思如何持守誓盟。此外，2025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研究題目「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就研討會主題「家多一點——家庭友善在教會」探討教會如何幫助同工及會眾在事奉與家庭責任之間尋求合理平衡，鞏固家庭關係，成為美好的見證。

感恩過去一年在不同的場合感受到有不少的同路人，以及與不同的機構、戰友合作，彼此配搭服侍，讓人振奮。在明光社開放日有約一百位教牧同工、弟兄姊妹出席，為我們打氣；網上祈禱會與友好同心為社會禱告守望；而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5，我們一直都是合辦機構之一，第六屆主題是「迷失在粉紅泡泡之中」，繼續以體驗的方式，讓年青人透過使用虛擬交友Apps了解當中所隱藏的謊言，服侍面對充滿挑戰世代的年青人。我們亦與友好機構合作舉辦暑期褪網2025 - 親子無手機晚餐，推動家庭專注彼此的互動與溝通，共同營造溫馨的家庭氛圍；明光社又第一次參與Oneness Conference 3.0，透過一起商討當日的程序和擺設攤位，與不同的教會、神學院、機構交流，尋求彼此協作的契機。感恩在不同的事工中，都能遇上同路人，讓我們更有理由堅守主所託付的使命，因為在這社關路上我們從不孤單！

展望2026

如何將明光社的異象與使命傳承下去是我們未來三年的重要工作，因為董事會與我已有共識，我將不遲於2028年12月退下來。因此，加強對同工的培訓，讓所有同工在本身負責的範疇可以獨當一面，並與其他範疇的同工及友好機構協作，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過去幾年，我們透過與基督教機構協會不同的成員機構交流合作、在暑假期間派同工往友好機構作兩星期的交流學習，以及更多參與研討會和課程，擴闊了眾同工的視野。未來這仍然是我們努力實踐的方向，期望在不同的社關項目能與不同的機構及個人合作。此外，明光社近年擔任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的秘書處，亦是希望為眾機構和堂會的加強合作盡一分力。

當然，我們的初心不變，會繼續在中小學推動性教育、傳媒教育和生命教育，目標是突破2025年的四百多場，讓更多年青人有機會在這個資訊氾濫成災、真假難辨的世代，可以有機會聽到與主流價值不同的聲音，為他們可以明辨是非、敢於與別不同打下基礎。

此外，為面對離婚再婚挑戰的家庭提供輔導及再思婚姻的意義，以及繼續關心我們在疫情期間開始接觸的基層家庭，仍然是我們的負擔。在香港和世界充滿異常、價值混亂、倫理道德備受衝擊的年代，我們但願能夠努力活出信仰的真諦，按上帝給我們的良知和感動，在時代的洪流之中做個敢於正常說話的正常人，希望大家能繼續與我們同行。

前陣子播畢大結局的電視劇《新聞女王²》，再次掀起劇迷的追劇熱潮。若不與多年前電視作為主要娛樂的黃金時期相比，僅比對2025年播出的劇集收視，此劇便已名列前茅、表現亮麗。此劇之所以能吸引筆者的原因，在於續集不再局限於電視新聞部內鬥，而是進一步聚焦於新舊媒體之間，在「專業精神」、「獨家報道」與「流量爭奪」所展開的激烈對抗，讓劇情更具時代感。劇中情節改編自多宗真實發生的社會事件，亦借資深新聞工作者文慧心（Man姐，佘詩曼飾）之口，道出了當前傳統電視新聞與網媒所面對的掙扎及問題。

劇集觸及的議題十分廣泛，包括：為追逐點擊率及廣告收益而精算新聞內容、探討編採自主是否只是神話、報道如何受媒體立場及視角限制而偏離事實全貌、新聞機構為收視率而刻意呈現煽情及血腥內容，也有觸及自媒體的內容及報道質素參差、AI新聞主播肖像與聲音的版權爭議、記者性命與新聞價值的取捨，以及事實真相如何在演算法下被雜訊淹沒等。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聚焦於劇集與「事實查核」相關的範疇進行探討。

新聞行業本身是沒有「事實查核」這個專屬職位，但查核工作卻是新聞運作的核心。新聞工作者，無論是記者或編輯，為了確保發佈的資訊準確無誤，在內容發表前進行查核，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序，對他們而言，重視真確性等於捍衛專業。正因如此，社會普遍認同專業新聞機構所發放的訊息具備公信力，可以作為大眾行動及抉擇的依據。「依靠收集事實信息，我們建立起對某些議題更深入複雜的認知和信任，並作出理性的選擇。」[1]（曾姿穎等，2024，第104頁）

在劇中，KOL唐芷瑤（陳曉華飾）視Man姐為眼中釘，經常在自媒體網台上直播即時未經查證、甚至是偽造或具誤導成份的短片與資訊，藉此造謠生事。喜歡「吃花生」的網民及Man姐的黑粉（haters）隨即群起響應，不斷湧入Man姐所屬機構「公開平台」（OP）留言攻擊、致電網台辱罵並瘋傳流言。這不單導致OP支持者大幅減少，更加劇公眾對當事人的誤解。此外，劇集結尾亦揭示了另一種資訊操弄，OP記者難以在網上找出富庾基金負責人胡志城（袁富華飾）的真實背景，原因在於相關負面資訊早已被網軍有組織地大量發放正面、清白的資訊所淹沒。

劇集內容雖屬虛構，但所描述的網絡亂象卻真實存在。自媒體為求生存及點擊率，可能發放譁眾取寵、失實內容。作為網民，我們應如何有效進行事實查核（fact check）呢？

網絡上的虛假信息常具備新聞價值要素，如時效性與顯著性（例如與名人有關），並常用客觀語氣，輔以似是而非的數字、相片等「證據」，令人誤以為「有圖有真相」。然而，「有圖有真相」早已不能作為判斷網上訊息真偽的準則。不少為賺取點擊率的「內容農場」會借「權威」包裝內容，即以部份真實內容混入虛假資料誤導讀者；或使用「偷換概念」手法，引述的證據實際上與結論無關，但一般讀者在面對艱深專業名詞或數字時，往往難以察覺其中破綻。

作為讀者，首先應培養好奇心、不盡信、不盲撐的心態，對所見內容抱持求真的精神，並訓練批判思維，建立「冷靜確認查證」的心理機制。面對情緒強烈、立場偏頗的標題，先停下來思考：「這則資訊是誰發佈的？目的為何？是否有第三方證據支持？」

其次，可利用事實查核工具自行驗證：

• 圖片及影片查證：使用Google逆向圖片搜尋或TinEye上傳可疑相片追蹤原始來源。若原始網頁或貼文已被刪除，可透過「網站時光機」（Wayback Machine）找回歷史存檔。
• AI深偽辨識：細看畫面角度是否合理、脈絡是否一致，或使用偵測工具如Hive Moderation上傳相片、聲檔或影片進行查證。

若資訊過於專業或複雜，可求助於專業的事實查核機構。這些機構與傳統新聞媒體不同，更注重資料來源與查核人員的透明度，會公開查核流程供讀者二次驗證，並對內容作出明確判定，且不得與任何政治團體、人物或候選人有關聯，以確保獨立性及公信力。[2]

香港仍運作的事實查核機構：[3]

資料來源︰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解構事實查核》

轉發即表態 分享即責任

看畢《新聞女王²》，深感要成為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實在不易，需具備智慧與傲骨方能生存。作為網民，亦應培養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在點擊分享前先查證，因為轉發代表你認同該訊息，而傳播錯誤的資訊，可能會對個人、團體乃至社會，造成財產損失、心靈受創甚至身體安全的損害。

出身黑道世家的少年立花喜久雄（吉澤亮飾），父親遇害後被歌舞伎名門花井半二郎（渡邊謙飾）收為門徒，與花井家少爺俊介（橫濱流星飾）一同成長為女形演員。喜久雄與俊介情同手足，但後來卻出現才華與血統的競爭。年老的喜久雄最後在舞台上演出華麗悲劇《鷺娘》，終於體會到藝術所追求的美。

日本電影《國寶》由李相日第三度改編吉田修一同名小說，以近三小時，建構出一個悲愴而華麗的歌舞伎藝者的生命故事，同時也在質疑十分重視「血脈」（世襲）傳承的藝術體制。

電影一開始就說明作為黑幫兒子的喜久雄，未必有亡父的膽量或豪邁氣息去承繼黑道事業。反而，他的女形演藝才華被花井半二郎看上，以致不用流離失所，得以在花井家與少爺俊介一起被栽培成才，兩人初登舞台合演《雙人道成寺》便坐無虛席。

但花井家兩少年的命運，卻因為「血脈」問題而折磨了他們大半生。在日本歌舞伎藝術界，成功與青睞往往仰賴「血脈」傳承；無血統者，多努力都只會被人忽略。喜久雄臨危受命並成功演出《曾根崎心中》，獲師父傳位，也導致俊介傷心離家。惟歌舞伎界對演員的品德要求極高，喜久雄因傳出緋聞令地位不保，事業因此沒落。

血脈既是護佑，也是詛咒。俊介失蹤多年後回來，憑藉血統迅速歸位，並襲承家族的聲望，亦獲得獎項肯定。然而，他也遺傳了家族的糖尿病，最終不幸截肢。但這個病卻又令兩兄弟放下心結，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於藝術中互諒互讓，喜久雄甘願飾演男角支持俊介演出《曾根崎心中》，以此來彌補俊介過去的遺憾。

喜久雄曾承認，一直很想擁有俊介的「血統」，為了成功，他不惜「與魔鬼交易」，願意犧牲一切，包括不認自己的私生女、與自己不愛的女人一起。喜久雄追求的完美與聲譽最終如願以償，他是否感到幸福？電影沒說。不過，在最後舞至氣絶之際，他終於看到那讓他心動一生的「景色」。

你有沒有想過，一本童話故事能協助你了解及治癒內心創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是一本心理學的經典作品，它取材自英國童話《柳林中的風聲》，作者羅伯．狄保德（Robert de Board）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專家，他將童話結合了心理學的知識，透過可愛的動物角色，巧妙地融入心理諮詢的過程，讓讀者在娛樂中獲得深刻的啟發。

書中主角是內心脆弱的蛤蟆先生，他因憂鬱和衝動行為陷入困境。他的三位好友——河鼠、鼴鼠和老獾——擔心他會做出傻事，便鼓勵他求問心理諮詢師蒼鷺。蛤蟆先生從來沒接觸過輔導，但透過十節與蒼鷺對話和互動的輔導環節，蛤蟆先生逐漸了解童年成長經歷對自己的影響，認知自己的情緒及如何保護自己等認知，學習如何處理內心衝突。讀者亦在閱讀的過程中與蛤蟆先生一起反思及成長。

書中展示了人們常見的「父母—成人—兒童」自我狀態：當蛤蟆先生感到恐懼或面對同儕壓力時，「兒童自我狀態」會出現，如道歉或愧疚的反應；他也常陷入「父母自我狀態」，將父親嚴厲、批判的聲音內化為自我懲罰，導致長期自責與低自尊。透過輔導，蛤蟆先生學會區分「當下的自己」與「過去的經驗」，擺脫童年陰影，逐步建立「成人自我狀態」——理性、客觀地連結現實，運用知識獨立思考並做出合理決定，實現自我成長與獨立。

最令筆者感動的是，蛤蟆先生與朋友的互動變化：在輔導前，他懼怕分享、總是退縮，總是感到鬱鬱不歡；但在輔導後，他能鼓起勇氣分享看法，並於生活上有力量作出巨大轉變。這書簡單易讀，父母如果想教好孩子情緒管理也可一讀此書，既可了解自己，也可知道如何幫助孩子建立情緒管理的能力。

不同的藝人在幕前會被塑造成不同的「公眾人設」（public persona），這像在幕前面對公眾時戴著面具去演出、回應事件，而工作亦往往與這個人設相關。坊間的男、女神很多時會以完美體態，配上「清純」、「善良」、「專一」、又或是「性感」、「反叛」、「才華」等不同形象。

由於「人設」是可供人們幻想與消費，偶像的演出、歌曲作品很多時都要與人設相符，經理人或電視台可能會為男、女神安放一個「A0牌坊」，即Available（現在沒拍拖，可供追求）及拍拖經驗為「零」，代表極為「純潔」的人設。

近日有位以A0少女、純潔無瑕為「人設」的女星，錯誤地把自己與另一男星的親臉照上載於社交平台。她雖很快便把它移除，但仍被人擷取畫面並廣傳，結果上了娛樂新聞。當事人向媒體表示，相片是因為在派對上玩遊戲輸了才被拍下的，只是一場誤會。後來，一些網絡及社交平台再流出一些此女星在中學時期與男友的親密照，據報道稱是她的中學同學發放出來的，目的是想揭穿這位女藝人的「A0」神話，讓其人設崩塌。

筆者不認識這位女星，真相只有當事人、她的家人及舊同學才知道。然而，站在觀眾的角度，藝人的真實生活與公眾人設不一致，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沒有人是完美的。娛樂圈的本質是提供娛樂，與其關注藝人過去的歷史與私生活，不如實際地欣賞他們的歌唱才華與演技，其他則不必有太多的幻想或強求，亦無需深究。

這次事件提醒我們：對社交平台的使用，請務必小心謹慎。首先不要把親密照上載並公開，讓任何人都能瀏覽下載。試想，今天被人截圖，雖然看似暫時沒事，但不代表多年後當你的身份改變時，相片若被翻出來，到時不會影響你。最後，在AI世代，我們也實在難以分辨公開的照片是否被偽造或生成出來。

網絡世界實在複雜，要自保，最終亦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不拍、不上載。對於習慣在網上分享的網民，大家能做到嗎？

近年青少年沉迷網絡或手機的問題日益嚴重，本社透過講座及與學校聯繫時，經常都聽到家長及老師訴說，孩子的上網習慣影響到日常生活，甚至對他們的情緒健康及家庭和諧構成損害。

據香港家庭福利會於2024年2月公佈的研究報告指出，於受訪的逾4200位中一至中六學生中，約有11.8%存在網絡遊戲成癮問題，其中男性比例高達14.6%，女性為7.1%；數據亦顯示有36.2%的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而在網絡遊戲成癮學童中，有70.6%表現出抑鬱情緒、有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1]

另外，新成立家長組織「Look Up Hong Kong」於今年10月公佈一份訪問了超過650位香港家長的調查，[2]指現時兒童平均九歲就擁有首部智能手機，超過45%的學童每日使用智能手機超過兩小時。調查也顯示，有逾八成受訪家長指自己曾與孩子在使用智能手機問題上發生衝突。

這些數字反映出，孩子網絡成癮問題，跟個人情緒及家庭關係有互為影響。我們知道在疫情後，青少年都習慣了網上活動，這會令他們更容易遭遇到網絡欺凌，增加心理負擔、焦慮和孤單感。而學童長時間使用電子屏幕產品及沉迷網絡，還可能會招致睡眠失調、注意力不足、情緒變差、易發脾氣，甚至出現抑鬱症狀，進一步惡化身心健康。

不少家長面對孩子終日只顧上網、玩網絡遊戲的情況，既擔心他們忽略學業、胡亂與陌生人聯繫，亦不滿他們與家人減少互動，這種既憂且怒的複雜情感，亦容易令家長在管教子女時情緒失控，使家庭失和，削弱親子信任，還可能加劇孩子在現實世界中的疏離感，於是更加轉向虛擬世界尋求遊戲所帶來的刺激、愉悅，以麻醉真實的不快感受，又或是更熱衷於找網友慰藉心靈。

「推、拉」的成癮因素

青少年沉迷手機或網絡，通常不是單一原因，往往是「推力」（個人成長困惑、學習壓力，或家庭關係不融洽，把孩子推向投放更多時間於網絡）及「拉力」（即網路或遊戲的吸引元素，使孩子沉迷及難以自拔）的結合。以下是一些常見成因：

「推力」因素，可以是一些讓孩子感到焦慮、低落或孤單的事情，這些事情會形成一股力量，把他們「推」向網路世界，以逃避問題。例如是學業壓力，又或是課餘活動沉悶、校園人際疏離，都可能令孩子產生空虛感，驅使他們轉到網絡來尋求調劑及娛樂。此外，若家庭關係欠佳，如父母常爭吵、經常責罵或缺席子女的活動，當孩子沒有機會與家人好好建立關係，而家長又不能理解孩子的心理，甚或只用過於激烈的管教方式，都可能成為「推力」的源頭。

「拉力」因素，網絡裡的遊戲、劇集、短視頻……虛擬誘惑（lure）就像磁石般「拉」住孩子，提供即時滿足和逃避途徑。遊戲的刺激情節、晉級成就感、團體互動，又或於社交媒體（如Instagram、YouTube、抖音）的分享、評論和內容推薦，讓孩子獲得存在感和認同感，比起「現實」，顯然更容易感受到快樂，而且方便又低成本，難怪是他們無聊或遇到壓力時，打發時間及減壓的首選。

總括而言，影響青少年網絡行為，其實有四大因素，[3] 包括：自信心、人際關係、家庭關係及生活樂趣，這些是現實生活。當現實生活一直沒有被回應、孩子「失衡」（Self-imbalance）了，他們就會被「推、拉」因素左右而傾向選擇網絡世界。我們可以想像，假如在現實生活中，孩子的四大成長因素持續無法得到改善、他們無法回復自我平衡，就只會陷入惡性循環，變得愈來愈依賴網絡來獲取生活快感，進一步脫離學校或家庭系統，最終或會出現缺課及隱蔽等網絡沉溺行為。[4]

想減少孩子對網絡的依賴，家長第一步應該與子女重新建立關係。要理解並接納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必然會經歷好與壞的事，思想行為或會受外在環境影響、引誘，但仍要以包容的態度，耐心傾聽和了解他們的需要，給予支持，而非責罵，這樣才可成為他們回到現實世界的「拉力」——在家庭中被理解，找到接納及支持；第二步，家長可與孩子傾談你看到的網癮問題，並表達為此感到憂慮，然後邀請子女一起尋找改善方法（如一起制定恰當的上網時間）。要幫助孩子戒除網癮，唯有透過親子坦誠溝通，有商有量，再攜手尋找出路，這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