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

阿富汗再次成為「帝國墳場」，全球軍事力量最強大的美國，經歷20年的軍事介入和培植親美的官員，高峰期曾派出10萬美軍進駐，超過2,400名美軍客死異鄉，並花費以萬億美元計的軍費，但在美軍仍然未全面撤走的時候，阿富汗政府軍已全面崩潰，塔利班輕易奪取了整個阿富汗，一切打回原形，在首都喀布爾，更重演了當年越戰西貢淪陷那種令人觸目驚心的逃亡景象，歷史不斷重演，似在嘲笑著人類的自以為是，不懂從經驗中汲取教訓。  
  
強權和暴力雖然可以取得一時的勝利，甚至可以令對手全無還撃之力，不過，卻永遠無法真正贏得對方的尊重，以及真誠的順服，只能維持表面的安穩和平靜，但背後卻可能有數之不盡的人在臥薪嘗膽，等待反擊的機會。任何政權想長治久安，任何組織想真正贏得市民大眾的支持，強權和暴力不會是真正的解決方案。  
  

面對今時今日的挑戰，當新上任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不斷重申香港是司法獨立的時候，不單法官和律師，其實全港市民也有責任和權利站出來表達我們對法治的支持。雖然我不是律師，不過，我深信法律不是律師和法官的專利，法治不是單靠法律界去守護，而是關乎全體市民的大事。香港人普遍尊重法治，而法治的真義不只是要依法辦事，要求市民守法，同時也是要彰顯公義，約制政府的權力，讓市民得到應有的保障，以及法庭的審訊必須公開公平公正，不受外界的影響。

我和大部份在香港成長的人一樣，自小便在普通法的文化下成長，並且十分熟悉和認同香港過去一直奉行幾個重要法律精神，包括無罪假定、寧縱無枉、疑犯有保持緘默的權利、可以自己選擇律師、不會以言入罪、法律沒有禁止的事便可以做，以及最重要的是疑點利益歸於被告，而令人擔憂這些耳熟能詳的特質正漸漸改變。 
 
對法治的衝擊自然包括政府和市民有沒有遵守法律，我相信香港主流社會仍然是堅持反對暴力的，無論是示威者的暴力破壞和警方過份使用武力都不認同。之前美國有警員開槍射殺有色人種的疑犯，以及最近美國國會被暴力衝擊，正好令香港支持暴力鎮壓或者抗爭的人一個好的機會反思，用暴力去維持或者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公平、公義，結果只會令自己失去原有的支持。

這是個令人容易迷失和迷惘的年代，我們有時會由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徘徊在激情和恐懼的當中。過去一年很多人努力不懈，甚至不惜犧牲個人的時間、金錢和前途去參與社會運動，想改善香港，不過國安法的出現令不少人，特別是曾經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市民感到失落，似乎和大家的願望適得其反！不過，更加值得關注的是我們不單只沒有得到我們覺得重要的、外在的東西，例如更多的民主、人權、自由和公義，反而不斷失去一些本來我們擁有和珍惜的、內在的東西，特別是品格、良善、包容和責任感，也許現在是時候讓我們好好思考一下如何繼續走前面的路。 
 

過去一年對香港人可以說是不堪回首，但未敢忘懷。反修例運動雖然已經過了一年，但是政府與市民之間的矛盾根本未有解決，政府不單拒絕成立很多市民一直要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連曾經承諾的獨立檢討委員會都不了了之；被拘捕的市民接近9,000，兩成已經被檢控；但始於沒有一個官員為造成這嚴重的亂局而問責下台，亦沒有警員因為使用過份武力而被檢控。反而在政治制度和言論自由方面更加不斷收緊，令到移民再次成為不少市民認真思考的問題。 
 
面對這些社會問題，教會和信徒根本亦無法置身事外，同樣深受影響，家人、朋友和弟兄姊妹之間因為政見不同而產生撕裂、離開教會、甚至離開家庭亦不是罕有的事。作為信徒，我們有雙重身份，既是香港的公民，但同時亦是天國的子民，我們必須常常提醒自己我們因著信仰，與其他人是會有不同的價值觀的。特別在關心社會的時候應該要小心，不要被一些充滿爭議的議題、口號和情緒影響了我們的判斷。社會運動有時和球賽差不多，當大家愈來愈投入自己的陣營時，便會容易墮入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陷阱。 
  

最近世界的政局再一次提醒我們，世上並沒有完美的政治制度。無論民主政府或專制政府都有可能犯錯，因為人的本質決定了有人的地方就自然會有問題。 
 
中國過去的人權記錄固然令人憂慮，近年對宗教和言論自由的收緊、大量拘捕維權律師、牧師和異見人士，造成不少香港人的信心危機，過去一年的社會運動，起因亦和對中央缺乏信心有關。而在對抗新冠狀病毒的事上，起初有官員意圖隱瞞和淡化事件，甚至處分提出警告的醫護人員，錯失了盡早阻止病毒蔓延的先機，其後的嚴厲防控措施，甚至不惜封城，只是將功補過。 
 
不過，一直強調民主自由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表現同樣令人非常失望，除了起初輕視疫情，一切以有利競選連任為大前提，沒有及早做好防疫措施，對超過10萬人受感染而死亡難辭其咎，而在疫情失控之後更諉過於人，將矛頭直指中國和世衛，以及再次挑起中美矛盾來轉移視線，但對自己的失誤隻字不提，連半點歉意也沒有。而他日常喜歡信口雌黃、攻擊傳媒的態度亦令人不敢恭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