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任食」思考無限與有限

在美國歷史發源地的沉思

最近，內子與我一同造訪了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這座城市被譽為美利堅合眾國歷史的發源地，漫步其間，彷彿能聽見兩百多年前建國先賢們激昂的辯論聲。我們遊覽了那些在教科書中耳熟能詳的名勝古蹟：討論並簽署憲法的獨立廳、經歷過早期政權更迭的總統住所遺跡，以及見證了與英國教會切割的基督教會堂址。然而，在眾多古蹟之中，最令我們駐足良久、陷入深思的，莫過於那口象徵自由的「自由鐘」（Liberty Bell）。這口鐘不僅僅是一件青銅鑄造的文物，更是一個充滿哲理性的象徵。它的身上赫然存在著一道巨大的裂縫，這道裂縫並非設計者的本意，卻陰差陽錯地成為了民主自由最深刻的隱喻：自由從來不是完美的，它從誕生之初就帶有瑕疵，且極其脆弱，需要每一代人的守護與修補。

自由鐘的傷痕：一段不斷開裂的歷史

要理解這道裂縫的象徵意義，必須回溯其曲折的歷史。自由鐘的傳奇始於1751年，當時賓夕法尼亞省議會為了慶祝威廉‧佩恩（William Penn）頒布《權利憲章》五十週年，向倫敦訂購了這口鐘上面刻著：「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是《聖經‧利未記》二十五:10中的一句經文。

然而，命運似乎從一開始就在試煉這份自由。1752年，這座鐘運抵費城，但在第一次試敲時，鐘緣就出現了破裂。當地的鑄造匠帕斯（John Pass）和斯托（John Stow）試圖修復它，他們將原鐘熔化，並在青銅合金中加入了更多的銅，試圖降低其脆弱性。然而，第一次重新鑄造的效果並不理想，聲音嘶啞難聽；於是他們又進行了第二次嘗試，雖然聲音有所改善，但金屬的質量依然不夠穩定。

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這口鐘見證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烽火，直到1835年，傳說在為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舉行葬禮時，鐘體再次出現了明顯的裂紋。到了1846年，為了慶祝華盛頓誕辰，人們試圖再次敲響它，結果裂縫急劇擴大。為了阻止裂縫繼續蔓延，工匠們採取了一種稱為「鑽孔」（drilling）的補救措施，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那道寬闊而深邃的「拉鏈狀」痕跡。遺憾的是，修補並未能根治問題，鐘體內部細小的裂紋依然在擴散，最終導致它在十九世紀中葉徹底失聲，再也無法發出清脆的迴響。

權力的擠壓：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考驗

轉眼望向今日的美國，自由的裂縫似乎正處於自內戰以來最嚴重的時期，自由的價值觀正遭受著來自朝野上下、政治建制與極端民粹的雙重夾擊。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曾是全球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標竿，但在近年來的政治狂飆中，這塊基石正被不斷侵蝕。特朗普總統在任期間及其政治生涯中，曾多次公然指控主流媒體為「國家的敵人」（Enemy of the People），這種辭令不僅僅是政治修辭，更轉化為實質性的打壓行動。他及其團隊多次採取報復性訴訟手段，試圖通過法律成本令不符合其立場的媒體噤聲。例如，他曾針對《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發表的不利報道發起誹謗訴訟，儘管許多案件最終被駁回，但這種「戰略性抵制公眾參與訴訟」（SLAPP）的行為，無疑對媒體的監督功能產生了寒蟬效應。

此外，在追求邊境安全的名義下，基本的法治精神與人權價值有時也被遺忘在權力的暗角，例如在明尼蘇達州先後有兩名示威者被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執法人員槍殺。另一個令人心碎的例子是關於85歲的老婆婆羅斯‧馬赫（Marie-Thérèse Ross-Mahé）的故事。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儘管這位高齡老人嫁給了一位美國退伍軍人，並且正在申請綠卡，但在丈夫去世後，她被ICE拘留了十六天，期間經常被戴上鐐銬，並遭受嚴苛對待。為當局辯護的人指出那老婆婆逾期居留，ICE無非依法辦事，但有必要對一個85歲的老太太上手鐐嗎？當一個政府為了排斥「他者」而踐踏基本的人文關懷時，那口象徵普遍自由的銅鐘，便又多了一道細長而陰冷的裂口。

社會的撕裂：暴力與一言堂的興起

如果說權力的膨脹是來自「上方」的壓力，那麼社會的撕裂則是來自「下方」的動盪。在今天的美國民間，包容與理性的對話空間正被急劇壓縮。左派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以道德制高點自居，動輒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社會性抹黑與封殺；而右派的民粹主義則以反體制為號召，助長了對傳統權威的極度不信任。雙方都試圖建立屬於自己的「一言堂」，將政治對手視為必須消滅的仇敵。

最令人警惕的是，語言的暴力正逐步升級為實質的政治暴力，特朗普總統本人就曾遭遇過三次暗殺企圖，這種極端行為直接挑戰了民主程序的合法性。然而，他並非唯一的受害者，近年來，美國政壇充斥著政治動機的暴力陰影：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的丈夫保羅‧佩洛西在自己家中遭到歹徒持錘襲擊；共和黨黨鞭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棒球場遭到槍擊；保守派政治活動家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校園辯論中被暗殺；甚至在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暴力衝擊。這一片腥風血雨不禁令人勾起了上世紀六零年代的恐怖回憶，在那個時段，約翰甘迺迪總統、馬丁路德金牧師、Malcolm X、羅拔甘迺迪先後被暗殺。當子彈代替了選票，當暴民衝向憲政的殿堂，那本已脆弱的自由鐘，彷彿正在這震耳欲聾的暴力聲中崩潰瓦解。

結語：脆弱的燈塔與永恆的警示

美國曾長期被視為世界自由民主的燈塔，1861 年 2 月 22 日，林肯總統在獨立廳發表講話，他說：「《獨立宣言》的精神……不僅賦予了這個國家的人民自由，而且，我希望也賦予全世界人民自由，直到永遠。」自由鐘曾經啟發和鼓舞了無數自由鬥士，例如1830年代反奴隸制度人士便以自由鐘作為這運動的符號；1915年美國女權分子為了爭取投票權，便仿效自由鐘而鑄造了「公義鐘」。

1963年，馬丁路德金牧師在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中，他曾深情呼喚「讓自由之聲響徹雲霄」（Let freedom ring），這並非指某一口具體的鐘，而是一種深具宗教與文化象徵的修辭傳統。鐘聲在西方文化中象徵宣告與召喚，而自由鐘正是這一象徵的歷史凝聚。因此，金恩並非要敲響費城那口早已沉默的銅鐘，而是將其精神轉化為一種遍及全國的道德呼喚，讓自由從每一座山巔、每一片土地上「迴響」。

1993年7月4日，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與總統克拉克（ F. W. de Klerk ）於費城共同獲頒自由勳章，象徵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在儀式中，兩人參與了象徵性的敲鐘活動，以呼應自由鐘所代表的理念。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自由鐘本身早已因裂縫無法再被敲響，這一動作更像是一種歷史與理想的象徵性延續，而非實際的鐘聲再現。這些民主鬥士的足跡證明了自由鐘在全球範圍內的感召力。

然而，今日我們在費城所見，卻是一個充滿警示的景象。自由鐘經過多番修補，試圖掩蓋那道裂痕，但它從來沒有真正縫合過，也再也無法承受敲擊。這或許就是歷史給予我們最真切的啟示：民主自由並非天然存在的萬古磐石，也不是一旦建立就能永垂不朽的千秋基業。它在本質上是脆弱的、不完美的，是依賴於公民的節制、法律的公正以及對不同意見的包容來維繫的。

看著自由鐘上的那道裂口，我意識到，這道裂縫並不是自由的終結，而是自由的真相。我們必須承認它的脆弱，才能學會如何小心翼翼地呵護它。如果我們放任權力的傲慢與民間的暴戾繼續撕扯這份契約，那麼這口鐘將不僅僅是停止鳴響，它最終可能會在劇烈的衝突中徹底碎裂。費城的鐘聲雖然靜止了，但它留給世界的思考，卻應當在每個追求自由的人心中長鳴不止。

2025年7月26日，台灣即將舉行由民進黨籍總統所提出的「大罷免投票」，目標直指國民黨、民眾黨等在野黨派的立法委員。這場政治事件本身已經充滿火藥味，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台灣政壇在風災剛過、民生尚未安頓之際，便迅速進入了高度對立、互罵不休的攻防戰。

各黨派在社交平台上不斷釋出政治文宣，指責對方政績無能、貪污腐敗，甚至連自然災害都淪為口水戰的借題發揮。開電視、滑手機，只見各政客在鏡頭前聲嘶力竭，互相指控，彷彿不大叫幾句、罵幾聲，就無法顯示自己的正義與立場。

作為長期觀察台灣政治的筆者，起初對這種「政治互罵秀」感到困惑。畢竟，這些政治人物並非草莽之輩，絕大多數出身於名校、具備法律、政治、國際事務等高等教育背景，為何總愛在大庭廣眾之下，用粗暴的言語與戲劇化的情緒來攻擊對手？那種口水橫飛、摔桌拍案的場景，實在有失學養與斯文。然而，深入了解台灣的政治文化與民主歷程後，這樣的現象似乎也並非無跡可尋。

台灣的民主發展雖然快速，但相較於歐美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制度體系，台灣仍處於政治情緒高度動員的階段。選舉往往不是理念與政策的理性辯論，而是透過牽動情緒、製造對立，來強化本土與外來、藍與綠、我們與他者之間的界線。於是「罵得越凶，立場越鮮明」反而成了政治舞台的得分項。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種政治表現方式竟然廣受民眾接受，許多選民不僅不排斥，甚至習慣及十分期待這類火藥味十足的交鋒。「不罵不痛快、不吵不像選舉」幾乎成了台式民主的標誌。媒體也樂於渲染衝突現場，將「怒罵時刻」作為新聞焦點，收視率也因此水漲船高。

這是否意味著台灣的民主是膚淺的？未必，個人認為正如任何年輕民主體制都需經歷的「青春期」，台灣也正處於從激情走向成熟的過渡階段。政治人物的表演、媒體的渲染、民眾的參與，構成了一種特有的公共劇場，一邊讓人搖頭，一邊也見證著一個社會如何學習自我治理，外來旁觀者若不了解，只會覺得是一場做秀的政治鬧劇。

或許有一天，當選民不再只看誰罵得最狠，而是開始問：「你準備怎麼解決問題？你的政見在哪裡？」，台灣的政治語言也會慢慢的轉變，從喧鬧走向內斂，從對抗走向建設。

但在此之前，台灣的政治舞台恐怕仍要繼續上演這些充滿戲劇張力的罵戰與對立，既荒謬，卻又真實。

《越工作，越自由：最大的探索，最豐盛的人生》
作者：Emily Liu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流出版
出版年份：2023年

一個準大學生開學前去百貨公司當兼職售貨員不算奇，一個大學生一邊讀書，一邊兼職擔任英文導師，同樣不足為奇，但有人在每次攀上事業高峰時，都會毅然放棄高薪厚職另覓新工作，則會讓人好奇，不禁問為何如此做？此人正是《越工作，越自由》的作者，要知道她不是因為工作怠倦才離職，正如她書名所言，她可是愈工作愈快樂。

一般人不愛上班，老是想著毋須上班的日子，又或是只想透過上班賺取生活費，作者可不是如此想，她區分了工作（work）及職業（job），認為職業是單獨存在的，不同職業列出了不同條件，等待人去應徵以滿足各條件，它像一件均碼的制服，因此有人穿得舒服，有人覺得不合身。工作卻不一樣，它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人替它賦予意義，就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作者從不追求職業，只要她覺得一份工作沒有給予她自主性及目的性，縱然坐擁最高位置，她都會退下來，尋找另一份對她生命有意義的工作。

甚麼是生命意義？在作者眼中，如果一份工作，既能證明人的自我價值，又能達成其生命特殊目的及意義，便是一份有生命意義的工作。這裡說的目的並非追趕業績，而是它讓人感到自由，喚起人工作的熱情。生命意義是內在的，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作者在工作的過程中探索自己，而探索和創造是她生命的主調，她的才能是領導者。

作者建議人們可以把工作視為蒐集個人能力拼圖的遊樂場，在每一項新的工作中，可以設定自己為老闆的角色，訓練自己的自主性而不是認為自己是社畜，她亦提議人要保持好奇心，對每樣事情都保持謙卑的態度。作者一路走來，便是如此，而每每到了能力無法再提升時，她便辭職不幹，轉移到完全不熟悉的行業去。大學生時期她成為了英語老師，畢業前已經進身英語學校的管理層，但她發現可以學習的東西差不多了，於是主修日語的她便跑到日本石油探勘公司，文科出身的她每天與理科出身的男性一起打拼，之後她被邀請到一間企業集團工作，新工作很不簡單，因為老闆開宗明義要她成為她的分身，替她下達命令，作者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她對老闆的位置不感興趣，她只想繼續探索與創新，最後她於英國及美國擔任全球流行預測分析師。

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主調都是探索和創造，但「只有你的內在渴求，可以在夜晚呼喚你，在白日帶領你，堅定地往你要去的方向……任何無畏懼的探索，都會構築一條對你獨具意義的道路。」就如作者提到一位服務員，當他隨時留意客人的一舉一動，把服務做到極致，她認為這位服務員已自主地工作，而不是視它為一份job。

上個月，香港人最關注的莫過於財政預算案的公佈，財赤之下，很多社會資源及個人福利都受到削減，例如長者乘車優惠，從之前60歲或以上，每程只需兩元，日後改為有上限的每程兩元或全額車費的二折；中小學或幼稚園的家長，他們的孩子每年不再獲得2500元學生津貼；未來三年，教資會給予資助大學的經常撥款每年削減2%；超過120間中小型社福機構被削減3%資源；50多間獲得超過5000萬元撥款的大型社福機構，在27/28年度需累計削減7%開支。津貼、撥款要削減，一些收費則要增加，各項人才及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已開始收取600元申請費，機場離境稅將由現時每位乘客120元增至200元。

如果每個項目都獨立看待，與其他社會政策沒有關連的話，而預算案的基本目的只是開源與節流，平衡收入及支出，那麼，這份預算案應該不會惹來市民及不同界別這麼大的回響。財政預算案除了處理錢的問題，也應該考慮社會整體的政策，它對香港長遠會帶來甚麼影響。希望政府官員善用稅收，處理香港的問題，幫助香港持續及健康地發展。

在少子化的情況之下，政府鼓勵人多生仔，在2023年推出了為期三年的新生嬰兒獎勵金，雖然未必有很多人會為了這兩萬元而計劃生孩子，但一面鼓勵生孩子，一面又取消中小幼稚園學生每人2500元的津貼，以及削減資助大學每年的撥款，這做法確實令人感到詫異，雖然香港市民不一定為了津貼的削減而決定不生孩子，但在毫無諮詢及預兆的情況下削減學生津貼，對於一些收入僅夠糊口，又未符合申請中、小學生資助計劃資格的家長來說，難免感到百上加斤，無所適從。

另外，行政長官在2023年施政報告中，提到「銀髮經濟」，簡單來說，便是希望能從長者身上銷售更多產品及服務。在2024年7月的立法會會議上，林健鋒議員提問：「鑑於有意見指出，近年本地長者有北上消費的傾向，當局吸引他們留港消費的政策為何？」當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的書面答覆提到：「顧問小組至今召開了兩次會議，檢視有關長者人口比例的趨勢、長者和即將成為長者人士的消費能力、模式和習慣等數據，以及政府一些有利『銀髮經濟』發展的現行政策和措施，包括樂齡科技和產品、金融和數碼服務、交通津貼、消費者教育和保障等。」或許有不少人認為當初將兩元乘車優惠的門檻調低至60歲是不合理的，但無論如何，長者看到財赤之下，原來津貼可以被一刀切削減，不知道他們以後是否還能夠安心地消費？

參考資料：

孫聖然。〈兩會｜李強：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　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01》。2025年3月5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60216602?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香港預算案2025：赤字仍達872億，公務員全體凍薪，削減教育等多種開支〉。BBC News中文。2025年2月26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x2rm947p4go/trad。

〈財政預算案2025｜孫玉菡稱容許社福機構儲備暫存時間延長〉。香港電台網站。2025年3月3日。網站：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794008-20250303.htm。

〈立法會十七題：發展「銀髮經濟」〉。香港特別行政區新聞公報。2024年7月17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407/17/P2024071700284.htm。

1月中，動漫界一套經典大作《進擊的巨人》劇場版在本港戲院上映，不過內容就不是甚麼番外篇（外傳）或全新的內容，只是將整套動漫的最後一個部份剪輯成電影，讓觀眾在大銀幕前一氣呵成收看。不過即使如此，它的吸引程度的確值得人們一看再看，觀眾不會介意付費入場觀看已經看過的內容，反而一氣呵成令劇情更緊湊，看得更享受。相信當中最值得討論的是主角艾倫對於「自由」的想像，因為他總是不斷重複「自由」；但如認真去思考，卻又好像不太清楚他所說的「自由」是甚麼，甚至另一個人物阿爾敏問艾倫為何選擇滅世時，他竟然回答：「我不知道」，到底艾倫口中的自由，是怎樣的一回事？

嚮往自由之翼

在《進擊的巨人》故事中，起初艾倫想要的自由，是衝出身處的四面圍牆，到外面的世界看看。當時人們以為世界只剩下圍牆之內的人類，當中包括小時候的艾倫。因為牆外有巨人，而巨人會對人類進行殺戮，所以牆外的世界充滿危險。至於為何巨人會出現，最初仍是一個謎。從小不甘被困在城牆內的艾倫，和他的好友阿爾敏，非常嚮往牆外的世界，渴望著可以走出牆外，而巨人是阻擋他們獲得自由的唯一阻礙。

故事中有一個軍人小隊名為「調查兵團」，負責調查牆外的巨人之謎，軍人披著繡上「自由之翼」圖案的斗篷，寓意只要透過走出城牆，解開巨人之謎，牆內的人就能獲得探索世界的自由，不管牆外有沒有「火焰的水」，還是「結冰的大地」，只要能夠出外，這才是自由。艾倫嚮往著這樣的自由，所以想要加入調查兵團，並深信自己將有足夠的能力殺光牆外所有巨人，只要消滅巨人，就能獲得自由。

生而為人總會對世界充滿好奇，就如有人問艾倫「為何要走出去呢？」他會說：「因為我出生在這個世界上啊！」彷彿在告訴觀眾，想獲得自由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這是艾倫尋找自由之旅的第一階段。

能把敵人殺光，就能獲得自由？

隨著劇情推進，幾位主角已經解開了大部份謎團，而艾倫也知道了巨人力量的來源，原來城牆之外，除了有巨人、火焰的水、結冰的大地，還有奴役他們民族的敵人，這些人就在大海的另一端。

一開始艾倫想走出城牆外，尋找自己想要的自由，當時他認為唯一的敵人就是巨人。當艾倫走出城牆來到了海邊，他費盡力氣來到這裡，但他發現原來海的另一端還有數不清的敵人，他甚至發現那些只會殺戮的巨人，原來都是由自己的同胞轉化而成，那時他才知道，世界遠比自己所想的複雜。

艾倫在尋找自由的第二階段，在發現有數不清的敵人後，他由想殺光巨人，變成想要殺光對面海的敵人。他仍在追尋著自由，想得到真正的解放，走進沒有戰爭的樂園。

「我是自由的」

劇情一路發展，艾倫受到巨人力量的影響，[1] 許多記憶一下子充滿他的腦袋，令他知道了許多旁人不知道的事情。然後他暗中策劃滅世計劃，預備要殺光所有敵人，即使別人不理解他為何要這樣做，他仍一步步邁向自己想要的自由。

艾倫身邊的好友阿爾敏和米卡莎，試圖勸阻他不要進行滅世計劃，但艾倫對他們說：「我是自由的。不管我做甚麼，選擇甚麼，都是依照我的自由意志做出選擇。而我最討厭的就是不自由的人。」又對著深愛他的米卡莎說：「我最討厭的就是你了」，因為他認為米卡莎是受了她繼承的阿卡曼血統影響，[2] 才會保護和追隨自己，認定她是一個不能自由做出選擇的人，是一個不自由的人。

有觀眾試著解讀此一劇情發展，指艾倫是因著要保護朋友，才決斷地做出傷害朋友的行為，目的是讓他們疏遠自己。筆者也同意這樣的講法，但從心理層面去理解那時艾倫的狀況，他多番強調「我是自由的」，其實一個人一再確認自己是自由，反而突顯出他心底裡認為自己是不自由的，又或者說，對著他人多次自我確認自己的特質，其實也是一種沒有自信的表現。

進入尋找自由之旅的第三階段，艾倫決定用犧牲更多人的方式，來得到自己所嚮往的自由，他要發動「地鳴」，讓一眾巨人踏平這個世界，消滅地上大部份的人，使世界文明水平一致，這樣短期內便不會發生戰爭了。

「我是自由的奴隸啊」

基於艾倫擁有進擊的巨人的力量，他可以「看見」未來發生的事情。他後來向朋友坦白自己試過努力去改變未來，但結局依然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對艾倫來說，命運是早已註定了，滅世似乎是無可奈何的選擇。[3]

來到追尋自由之旅的最後階段，艾倫面對最後的時刻，對著阿爾敏哭訴：「我是自由的奴隸啊。」他覺悟到，自己對自由的追追逐逐，讓自己陷入無比的痛苦中，因此他向朋友坦白了一切。有人認為艾倫是自由的，因為即使事情不是由他決定，但這仍是他想做的事情。[4] 不論艾倫是想做還是不想做，觀眾都難以從他的說話和處境有更深的體會，因為當阿爾敏詢問艾倫為何要滅世時，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此話一出迅即引起了粉絲的熱烈討論，如果故事的作者想用「我不知道」來結束故事，似乎只是來了一個草草收場，沒有解釋艾倫連串行動的目的。

艾倫到底是自由還是不自由？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但至少從艾倫的處境中可以讓觀眾看到，他背負了歷史的重擔，他只能作出別人無法理解的決定，他是孤獨的，也承認自己只是一個無能的人被賦予了強大的力量，他只是為著目標而盲目地行動而已。不過，艾倫的滅世行動並非全無意義，他的行動讓兩個本來對立的民族得以面對共同的「敵人」，最後更化解對彼此的仇恨，某程度上艾倫的行動讓別人得到自由。在故事臨近落幕時，為了阻止艾倫滅世，米卡莎選擇了殺掉艾倫，她做了一個自由的決定，因為愛而反抗自己所愛的人。

真正的自由並不是世界只剩下自己與朋友，而是在平凡的日子裡即使要面對痛苦，但仍能與朋友度過生命中的歡樂時刻。故事中曾經提到，阿爾敏有時會覺得自己是為了與艾倫和米卡莎在草原上奔跑玩耍而誕生的，又或者為了看書等等平凡的事而誕生的。又或許如艾倫的哥哥吉克所說，如果只是為了與他喜歡的那位老師玩傳球遊戲，他願意再次出生在這個世界上。能夠有同伴在身邊，做一些令彼此快樂的事情，的確能令人欣慰。

《愛欲之死》作者韓炳哲，在不少作品中都點出現今世代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建構了一個功績／績效的社會，而在這種社會中，權力與掌控成為了生產模式裡的必要條件，而要確保工作績效的範疇竟然還包括了愛欲。

作者用了電影《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作為例子，劇中的男主角將自己對性關係的要求列明在招聘廣告中，如此反映「性」已被納入在績效與計算的當中，也將其變成工作以及純粹的色情。就如早前無綫電視節目《東張西望》追訪的私密照片被公開的事件，幾位女事主指控一男子偷拍其私密影像，又指他在社交媒體公開招募「性玩具」，事後更為性關係對象評分，並以性關係人數的多寡來炫耀自己的性經驗。這類行為正正就是韓炳哲所述成為績效的「性」，有人將「性」化為一種直白的要求，並展示自己有主宰他人的權力。韓炳哲認為「性」之所以成為績效的原因在於人對自己的過度熱愛，亦即是「自戀」，企圖在「愛欲」中佔有、抓住以及掌控他人，只想「他者」為自己服務。

他在暗中透露了人們從現代社會的愛欲中得到救贖的方法，就是承認自己在他人的個體性面前無能為力，亦即是讓他人成為他人自己本身，不試圖掌控、操縱與佔有對方，才能讓自己對他人保持好奇與想像力，純淨的愛欲才能因此而產生，否則就如韓炳哲在書中所述：「……現今的愛，萎縮成消費與享樂主義算計的對象。對於他者的渴望，被相同者的舒適所取代」。如想「在約砲、休閒式與舒壓式性愛當道的時代」清醒過來，《愛欲之死》或許能幫助我們找到出路。

11月初，一對頻道訂閱人數有100萬的YouTuber夫婦被爆出軌。根據網絡上的資料，先是一名內地女畫家發出了一則社交媒體帖文，標籤了已婚網紅Ryu的Instagram賬號，男方因此被指有出軌行為。當輿論都替Ryu的太太Yuma抱不平時，卻又被爆出原來Yuma在丈夫出軌前，已跟丈夫的好友、同是YouTuber的日本同鄉Tommy出軌，更要丈夫自行去風俗店解決性需要。此時，輿論便來一個180度的轉向，大部份人開始痛罵Yuma。故事進展到現在，涉事人紛紛發表道歉帖文，更變成Yuma想要挽回跟丈夫的關係，但丈夫對畫家的感情已不能自拔。在這件事上，誰對誰錯，作為一個局外人，實在難以判斷，或許也根本沒有對錯可分。

在討論愛情與婚姻關係時，總離不開愛情三角理論。理論指，完整或完全的愛，就是激情（passion）、親密（intimacy）以及承諾（commitment）的結合，少了其中之一個元素，關係便難以持久，也容易出現婚外情一類的問題。其中激情這個元素，在熱戀期時二人的感受尤為強烈，但在數個月至一年後，這種強烈的感受會隨著時間而遞減，而親密以及承諾則會透過更多深入的交流以及會隨著年日而增加，情況就如老夫老妻即使失去了激情，他們仍能維持他們的婚姻。話雖如此，但人是喜歡追求刺激與激情的生物，在情感關係中往往需要自律才能有效維持婚姻。

在上文提及的YouTuber出軌事件中，假如事件真的像報道中所說，先是女方想追求新的激情，所以在出軌後想要與丈夫拉遠距離，讓他自己去風俗店解決性需要，這會令二人之間的親密也消失。在疏遠丈夫後，女方還要指出自己心裡無法控制地渴望著第三者，這讓夫婦間的承諾也頓然被拆毀。在這段名存實亡的婚姻中維持了一段時間後，男方也發展了婚外情。

按事件來說，似乎是先出軌者的責任較大，但無論如何，夫婦二人在心動與忠誠之間都選擇了心動，順應了人類追求激情的本能。這令筆者想起康德談論自由時說過，能夠抑制自己不去做不應該的行為，這才是身為人的尊嚴，《被討厭的勇氣》一書則這樣描述慾望與自由：順著慾望過日子就如一顆從坡道上滾落的石頭一樣，只能自然滾落，但真正的自由是能讓石頭停下或在坡道上往上爬，有對抗慾望的能力。有人因為女方是日本人，就說她繼承了日本人出軌的基因，但事實上，任何人在情感關係上如果不懂得自律，只會順應著自己的慾望，便得面對關係破裂的苦果。出軌，並不是日本人的專利，不要等到失去時才懂得珍惜。

中秋節剛過去，在這「人月兩團圓」的佳節，除了有一天的假期，大家還可以開開心心與家人團聚吃喝快樂，一起品嚐月餅這不可或缺的應節食品。縱然香港的飲食業受到消費者「北上」的衝擊，但論「北上」買月餅的人偶然有之，但還未成為風潮，反而香港一些傳統老牌子的月餅，仍得到本地人，甚至內地人支持。正因如此，有一些不法之徒乘虛而入，打著「香港」月餅的旗號，想在利潤豐厚的月餅市場分一杯羹。

這一款名為「美誠」的月餅，無論從名字到包裝，都仿傚了香港某個大牌子的月餅。三年前這品牌從內地冒起，今年靠人氣直播王「瘋狂小楊哥」和本港藝人曾志偉帶貨，銷量一度衝破5000萬元人民幣。雖然美誠月餅不一定是黑心月餅，起碼直到如今，沒有人進食後投訴身體不適，但它最大的問題，在於掛著自己是香港品牌的名號，卻在香港「絕跡」。為了控制成本，世界上有很多品牌已經交由內地生產其產品，但甚少消費者覺得被這些品牌欺騙，因為它們的確是有關地區的品牌，只是把生產線移至內地。反過來說，明明所標示的地區沒有某種品牌，卻硬將它說成「高端品牌」，便是欺騙之舉；情況有點像若有位香港歌手在本地無人問津，卻在內地吹捧自己是香港的樂壇巨星一樣，即使這位歌手真的在香港出生，事實上沒多少港人認識，便不能裝扮成香港巨星。

美誠月餅的負責人狡辯自己的公司是在香港註冊，又指沒有法律規定在香港註冊的品牌不可以在內地生產。是的，法律沒有規定，但公司既然選擇打擦邊球，妄想含糊過關，欺哄消費者，便不應抱著一旦東窗事發，消費者會乖乖埋單。做生意最重要是有誠信，無誠信則無以為繼。當人為求短暫的利益而失去誠信，敗壞自己的名聲，就像不珍惜自己羽毛的鳥兒一樣，最終不能再翱翔於天地之間。

參考資料：

朱加樟。〈美誠月餅廠家：沒有哪條法律規定香港品牌不能內地生產，對不對？〉。《香港01》。2024年9月16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5%A4%A7%E5%9C%8B%E5%B0%8F%E4%BA%8B/1057732/%E7%BE%8E%E8%AA%A0%E6%9C%88%E9%A4%85%E5%BB%A0%E5%AE%B6-%E6%B2%92%E6%9C%89%E5%93%AA%E6%A2%9D%E6%B3%95%E5%BE%8B%E8%A6%8F%E5%AE%9A%E9%A6%99%E6%B8%AF%E5%93%81%E7%89%8C%E4%B8%8D%E8%83%BD%E5%85%A7%E5%9C%B0%E7%94%9F%E7%94%A2-%E5%B0%8D%E4%B8%8D%E5%B0%8D。

〈【新聞點評】「美誠月餅」突顯香港危與機〉。《信報》、yahoo！財經。2024年9月17日。網站：https://hk.finance.yahoo.com/news/%E6%96%B0%E8%81%9E%E9%BB%9E%E8%A9%95-%E7%BE%8E%E8%AA%A0%E6%9C%88%E9%A4%85-%E7%AA%81%E9%A1%AF%E9%A6%99%E6%B8%AF%E5%8D%B1%E8%88%87%E6%A9%9F-183600680.html。

提起壓力、焦慮、不安，你會聯想起甚麼事情呢？我們可以參考一下「福爾摩斯和拉赫壓力量表 」（Holmes and Rahe Stress Scale），顧名思義，這心理測驗是用於衡量一個人受到壓力的程度，此測量表是由精神科醫師霍姆斯（Thomas Holmes）和雷赫（Richard Rahe ）於1967年研究而成的，他們檢查了五千多名病人，最後歸納出四十三種可能引起生活壓力的事件，例如離婚、家庭成員死亡、財務狀況出現變化……但你可能意想不到，其中一項會導致壓力、焦慮的事件是休假！

對於忙得不可開交的人來說，「休假構成壓力」好像是風涼說話，但事實確是如此。首先，現在通訊科技發達，即使休假期間，人在千里外，你可能仍然參加Zoom會議、回答電郵、處理工作、傳送文件。有些人不願意參加「鴨仔團」， 而是喜歡自由行，但自己安排行程、交通、節目，真的是大費周章，若果出現狀況，便需要自己想辦法解決。筆者正是屬於上述的兩種人，但我還有一個額外的負擔，我喜歡攝影，故此每次出門前都好像要行軍佈陣，我要配備超長鏡頭去拍攝野生動物，要攜帶廣角鏡去拍攝風景，又要用魚眼鏡去拍攝建築物，亦需要微距鏡去捕捉花卉和微小物件的風貌，還要預備林林總總的配套，包括了大小三腳架、濾色鏡、照明系統……

有時候機場安檢人員要求我將所有攝影器材由行李裡面拿出來逐一檢查，你可以想像到這是多麼不方便。不消說，無論我到甚麼地方，滿身都是掛滿大包小包，有朋友曾經取笑我說：「你好像是特種部隊的成員。」自己搞了那麼多「大龍鳳」，只是因為害怕錯過了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機會見到的良辰美景。

「害怕錯過」（Fear of missing out）將本來是令人神經鬆弛的休假變成了壓力的源頭，這概念是由行銷策略師赫爾曼（Dan Herman）於 2000 年提出來的，原本的意思是泛指錯失任何機會，隨後麥金尼斯（Patrick McGinnis）稱這概念為「害怕錯過」，這類似中文的「蘇州過後無艇搭」描述的狀況。社群媒體興起之後，這個詞通常用來描述在社群媒體中人們害怕錯失與人互動的機會。後來這概念延伸到旅行，這是形容旅客經常會因為在行程中遺漏了景點而感到焦慮，有時候旅行焦慮比工作壓力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你可能一生中只會到某地一遊，但在工作崗位中你會有第二次機會補救遺漏或者錯誤。

面對數量龐大的景點而難以取捨，再加上繁複準備的重擔，我當然會感到疲累不堪。有時候，我反而會因為別人為我做了決定而感到高興，也許這就是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所描述的「逃避自由」，他認為，雖然一般人都嚮往自由，但自由也可能成為焦慮的根源， 於是乎，人們有時會試圖逃避選擇所帶來的責任。我經歷過很多次這種心理狀況，以下是幾個例子：

許多年前，我和太太參觀了赫斯特城堡（Hearst Castle），這是一座位於加州中央海岸的歷史建築，這座超級豪宅是出版業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arst）的宅邸。在出發前我構思要採用甚麼器材和角度去取景，隨後知道赫斯特城堡是不准拍照的，我心想：「真好！他為我做了決定！」

兩年前，我和太太到阿拉斯加旅遊，旅程的其中一站原本是去卡特邁（Katmai）國家公園觀賞棕熊捕獵三文魚，但遊客只能夠乘坐小型飛機，才可以到達這偏遠地區。太太與我發生了爭論，她對乘坐小型飛機有點懼怕。幸好後來飛機師通知我們，因為天氣狀況欠佳，飛機不能起飛，我們當然無需要爭論下去，天氣為我們做了決定！

去年我們到夏威夷茂宜島旅行，其中一天我們參加了一個觀賞鯨魚之旅，出發時間是早上六點，在同一天我們原本又參加了一個觀星之旅，出發時間是下午，回程時間是半夜。在觀鯨之旅結束之後，我們互相嘆氣，說這將會是艱苦的一天，明早又要清晨起床，去追趕下一個節目。突然之間，觀星之旅的導賞員向我們發出短訊，說因為山頂大霧，所以必須取消節目。我們不但完全沒有掃興、失望的心情，而且感到如釋重負。再一次，造物主為我們下了決定！

慢條斯理和走馬看花是兩個極端，老生常談的說法當然是要取得平衡為佳，但這談何容易，每個人都會受到自己性格傾向的催逼，若果我不能自制的時候，那麼別人為我做決定也許是好事。有時候，失去了選擇的自由，可能會重獲自由！失去了觀賞良辰美景的機會，也許是上帝給予我休息的機會！

根據香港審計署在4月發表的報告，衞生署牙科街症排隊問題持續，有病人為了取籌排足七小時，報告建議衞生署改善安排。有衞生署屬下的牙科診所在5月9日推出了派籌的新安排，正式派籌時間由上午11時改為下午1時，半小後可以應診，縮短派籌及應診時間差距，不過新安排下病人仍要在凌晨12時拿取臨時籌，即是無論如何，排隊仍是在所難免。為甚麼有市民寧願強忍牙痛，長時間排隊也不去找私家醫生解決？答案無非是經濟考量。為了減輕負擔，有人要排街症，有人選擇北上使用相對便宜的醫療服務。其實到其他地方求醫並非甚麼新鮮事，亦絕非港人獨有的行為。例如在英國，當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不勝負荷，私家醫院的收費又高昂時，不少患者只好飛往其他國家求醫，立陶宛的私家醫院便接待了七成來自英國的病人。除了求醫，不少英國人亦打算前往其他生活成本較低的地方，如選擇在葡萄牙過退休生活，這意味著他們有可能在原居地以外的地方使用自己畢生的儲蓄。

很多港人愛北上買菜，付出時間換取性價比高的必需品。事實上，瑞士邊境的居民早已學會到德國或法國等地購買新鮮菜蔬肉類，以及其他生活所需，至於不想麻煩又想省錢的「瑞士人」，另一選擇是前往德國開設的Aldi或Lidl平價超級市場入貨。為了減輕最大的經濟開支——租金，有些人甚至選擇在法國或德國邊界生活，到瑞士工作，就如現在有些香港人選擇在香港上班，而在深圳生活一樣。其實，內地亦出現了這種情況，有些人在深圳上班，卻在惠州或東莞居住；有些在廣州上班的，卻在佛山及東莞居住。撇除旅遊或體驗生活，全球有不少人被迫「北上」，最大的原因莫過於樓價高租金貴，連帶其他必需品的價格都高起來。一個地方經濟不振固之然讓人憂心，當權者視花盡心思裝扮城市吸引遊客是當務之急，但當一個地方的居住成本高得讓人喘不過氣，低薪工作者更是無力在自己工作的地方生活，又或需要入住環境惡劣的劏房，可能更值得當權者加快行動，推出對應的政策去解決根本的問題。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參考資料：

翁鈺輝、何瑞芬：〈西貢牙科診所改派籌時間　剝牙婦：私家1000蚊，診所唔使錢唯有忍〉。《香港01》。2024年5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18011?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呂穎姍：〈牙科街症派籌減半　多間診所有病人輪籌逾7小時到深夜〉。《香港01》。2024年5月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13286?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藺思含。〈英國求醫難：NHS滿意度40年最低　立陶宛診所七成英國人?〉，《香港01》。2024年3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04758?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John Heilprin. “Swiss shoppers cross borders for big savings.” NBC News. Aug 18, 2011. https://www.nbcnews.com/id/wbna44179025.

“Buying things from France?” Reddit. https://www.reddit.com/r/geneva/comments/18eumfk/buying_things_from_france/

Lusa. “Brits remain interested in living in Portugal.” Idealista News. Mar 26, 2024. https://www.idealista.pt/en/news/lifestyle-in-portugal/2024/03/26/63207-brits-remain-interested-in-living-in-portugal.

多年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自由大學校園裡，樹立了一個紀念碑，
自始每年都有人來放下鮮花，點上燭光，
為的是悼念那一天……

還記得那天後我們無數次的走上街頭呐喊，
無論暴雨天、艷陽天都沒有間斷，
雖說這些聲音已隨著歷史慢慢的消逝……

還記得每年的那天我們相約在銅鑼灣的一片草地上，
高唱「歷史的傷口」，
為何在那片草地上再聽不到那令人動容的歌聲……

還記得我們曾激昂地叫喊我們不會忘記，
但此刻各散東西，流散異鄉，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會記得那天嗎？

那天一眾的同路人來到自由大學的紀念碑前，除去了一些雜草，
放下鮮花，點上燭光，讓那歷史的傷口得以被撫慰，
那刻並沒有激情的口號，
只有安靜地禱告紀念，
讀出上主公義的話語，
唱出那讚美的詩歌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深盼有一天歷史會給你們一個清白，
或許那天是黎明到來的時候……

今年3月，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 發表了一份名為 《追踪關鍵技術》的研究報告，該報告顯示，在未來幾十年推動創新、經濟增長、軍事實力的 44 項技術中，中國在 37 項上贏了美國，這包括了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生物技術、先進製造技術、量子技術，美國僅在七項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和創新地位。該報告又指出：在國防、安全、太空領域的研究方面，中國尤其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出產的高影響力（high impact）研究是美國的五倍多，例如關於先進飛機引擎和高超音速的頂級研究論文裡面，將近一半是出自中國的研究員。

筆者無意輕視中國科技的潛力，但我們應該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衡量中美雙方的科技實力。其實，過去不同機構亦發表過類似的報告，筆者亦曾經撰文回應，在這裡我只是簡單地總結從前的分析。許多學術期刊都以「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來分級，甚至乎用來奠定「江湖地位」，愈多作者引用的文章便會得到愈高的影響力分數，這種評價的方法就好像是投票，然而，很多人引用是否保證那些論文一定是高質素呢？

此外，在論文中提出說起來頭頭是道的宏大理論是一回事，但能否製造出實質的科研成果又是另一回事。以論文數量和引用次數來說，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好像是「擊敗」了美國，不過，百度的文心一言卻明顯落後於ChatGPT、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在關於先進飛機引擎的論文中，中國處於領先地位，然而，今年2月中國自主研發的C919 商用客機卻因為引擎故障而叫停試飛計劃，3月初香港大灣區航空訂購了15架波音737-9客機，而不是C919。此外，雖然在2017年和之前幾年中國的超級電腦運算速度在世界排名中名列榜首，但之後開始被擠下來，在2002年全世界最強勁的超級電腦是美國的Frontier，第二名是日本的Fugaku，第三名是芬蘭的LUMI，第四名是意大利的Leonardo，第五名是美國的Summit，中國不入五甲。至於中國半導體仍然遠遠落後對手，便更加不在話下，現在美國及其盟友限制出口尖端晶片到中國，可以預見將來中國的超級電腦發展會更加受到限制。

在可見將來，若果中國在高科技上要彎道超車，恐怕需要格外努力，美國和其他高科技發達國家都擁有優良的創新傳統，一直以來，美國在這方面的動力完全沒有減慢的跡象。舉例說， 1984年蘋果推出麥金塔電腦的視像使用者介面，令電腦更加容易使用； 1993年全國超級電腦應用中心研發出世界上第一個網頁瀏覽器Mosaic，掀起了互聯網革命；1998年谷歌發明了嶄新的搜索引擎，此後任何資訊都是垂手可得； 1999年Nvidia 推出了第一個用於個人電腦的圖形處理器（GPU），大幅度地提升了電腦的運算能力，現在全部人工智能都倚賴這種科技； 2001年蘋果推出 iPod，完全改變了人們欣賞音樂的方式； 2004年臉書面世，之後社交媒體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2007年蘋果推出智慧型手機iPhone ，一夜之間傳統手機變成古董；2011年國際商業機器（IBM）的電腦華生（Watson） 在知識問答比賽Jeopardy!中打敗了人類；2016年谷歌的人工智能AlphaGo 戰勝了世界棋王，最近的ChatGPT、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又是另一個巔峰。

人工智能專家邁克．貝克特爾 （Mike Bechtel ） 說得對：「新興技術的進步並不是隨機的，它遵循持久的軌跡。」美國和其他高科技發達國家的文化和制度已經鋪下了培養創新的土壤和軌跡，我需要強調，我並不是說在這種土壤上面所有人都擁抱創新，人性是普世性的，絕大部份人都傾向於安於現狀，當新觀念、新事物擾亂了原有的做事方法、生活方式，甚至挑戰了人們的身份認同時，人們即時的自然反應是質疑、排斥，美國人並不例外。

有創意的人是獨排眾議的異見分子，不過，在多元社會中，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舉例說，現在人工智能的神經元網絡是科技界的當紅炸子雞，但曾幾何時卻是無人問津，人工智能源於1950年代， 可惜一直進度緩慢，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被稱為「人工智能冬天」，意思是所有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都陷於凍結狀態， 那段期間若果研究人員在論文上提及人工智能或者神經元網絡，這篇論文多數不會通過審查。1980年代法國人工智能專家Yann LeCun 在美國AT&T貝爾實驗室發明了能夠辨別物件的人工智能軟件，在實驗中成果豐碩，可是，當他投稿予學術期刊的時候，審查人員仍然拒絕刊登他的論文。Yann LeCun 鍥而不捨，其發明逐漸受到重視， 2013年Yann LeCun加入臉書，成為了該公司的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臉書並且採用他的技術於圖像識別和分類。

不過，美國的高科技行業有不少弱點，雖然美國長於發明、創新，但是在執行、改良、量產方面卻遜人一籌。幾十年前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 曾經坦白地指出：即使通用公司最高效率的工廠仍然是比不上日本的。有趣的是，幾十年後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亦說出同樣的話，在最近關於《晶片戰爭》 的新書發佈會中（張忠謀並不是該書的作者），他不客氣地指出：美國生產半導體的成本比其他國家高很多，日本晶圓廠的產能比美國的高出一倍，假若美國晶圓廠的機器在半夜壞掉，美國的技工不會馬上搶修，而是會等到明天。還有，2014年中國汽車零部件公司福耀曾經在俄亥俄州一個已經關閉了的通用汽車工廠設立生產線，但中國的管理人員慨嘆：「美國工人的產能很低，但又不可以管。」

說得好聽一點，這是文化差異，說得難聽一點，這是工作倫理的問題。縱使美國在高科技上保住霸權，但中國和其他國家仍然可以國際貿易中佔一席位，例如通過倣效或者改良美國的科技、減低成本、 提高效率……等方法。從這個角度來看， 沒有人會全勝，亦沒有人會完敗。

在美國和很多西方國家，多元化幾乎是至高無上、毋庸置疑、不可挑戰的價值觀，多元化的反義詞往往是種族主義、沙文主義 （ Chauvinism）、我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 ）。我的觀感是，很多擁抱多元主義的人未免過於浪漫化、理想化，多元化彷彿接納了「文化相對論」，這是由德國裔美籍人類學家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所提出的一種理論，根據文化相對論，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價值系統，故此文化並無優劣高下之分，以自身的價值觀去批評人家的價值觀是不恰當的。 不過，若然如此，那麼人們有甚麼理據去批評阿富汗、伊朗踐踏女權呢？

有線新聞網絡（CNN ）印度裔美籍主播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具體地演繹了文化相對論， 他說：「在美國有些族群可能有些不是很好的工作習慣，但他們仍然應當受到尊重的。」 以上說法十分動聽，但實踐起來卻困難重重。台灣著名漫畫家蔡志忠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坦白地說：「我無法忍受做事沒有效率的人。」 我心想：如果他在美國定居和工作，我恐怕他會感到很難管理自己的企業，在多元化的原則下，即使有些人的工作效率未能達到他的標準，他也必須要聘請不同類型的員工。

其實，不但工作效率高的人會不喜歡手腳慢的人，後者亦會對前者反感，這種現象正是中國俗語所說的「急驚風遇著慢郎中」。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當時歐洲人公開表示不歡迎日本的企業，因為很多日本人都是工作狂，歐洲人已經習慣了平衡生活與工作，他們喜歡享受休閒和假期，但為了應付日本的挑戰和保持自身的競爭力，他們可能需要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

無論是蔡志忠或者是歐洲人的反應，我都會抱持著同情與諒解的態度。人類學家卡勒．沃奧貝格（Kalervo Oberg） 所說的「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 ）和政治學家山姆．亨廷頓所說的「文化衝擊」（clash of civilization） 是實實在在的現象，是人類正常的心理反應。然而，很多人基於意識形態對這些說法口誅筆伐。在現實世界中，有時候縱使盡了最大努力，有些文化隔膜仍然是無法打破的，合併的跨國企業到了最後不歡而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1999年，法國汽車公司雷諾與日本的日產合併，那時候日本經濟已經走下坡，日本的管理神話亦破滅了。巴西裔法籍企業家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成為了這合併企業的執行長，為日本企業文化輸入新血，首先，他打破了日本的終身僱員制度，為了減低成本和遣散效率低的員工，戈恩大刀闊斧地裁員， 在一年之內，他辭退了21,000人， 這是佔了員工總數的14%，他又關閉了一些效率低的工廠和砍掉了不賺錢的子公司，不消說，這種做法導致日本員工士氣大降。在公司外面，戈恩成為了一個新神話，他令日產汽車在短時間內轉虧為盈， 一名日本漫畫家根據他的事蹟而創作了一部漫畫。 

不過，這蜜月期只是暫時的，戈恩將一支外國高層管理團隊引進了日產總部，日本人認為法國人在他們自己公司製造了一個玻璃天花板。不斷的文化衝突令積壓了20年的怨恨情緒終於爆發，戈恩於2018年在日本被捕，他被指控挪用日產資金自肥，並且被解僱。如今，日產正在尋求減少雷諾的股權，並進一步拉遠兩家公司業務的關係。

美國汽車製造商佳士拿和德國汽車公司平治於1998年合併，當時人們認為這是「天造地設的婚姻」（Marriage in Heaven ），但九年後平治出售佳士拿所有股份，人們譏諷這是「地獄式離婚」（Divorce in Hell ）。佳士拿以生產吉普車和小型貨車而馳名，平治的主要產品是豪華汽車，兩者合併看來可以互補長短。然而，這合併並沒有提高兩家汽車生產商的競爭優勢，反而使他們陷入更深的危機。為甚麼呢？相信讀者已經知道答案：「文化衝突」！

佳士拿賦予員工自主權、所有員工一視同仁。相比之下，平治的企業文化是基於中央集權 的模式。美國人喜歡通過反覆試驗去尋找解決方案，這樣看來好像非常混亂和無組織，相反，德國人喜歡制定詳細的計劃，然後精確執行預設的計劃。

該公司前通訊主管史蒂夫．哈里斯（Steve Harris）這樣去形容德國管理文化：「德國人完全按照他們的本子辦事。你去開會的時候， 一定要按指示翻到第7卷，第42節，第 597頁。」 許多美國經理無法忍受這種僵化的文化而辭職。 2000 年，德國首席執行官於爾根．施倫普（Jurgen Schrempp）說：「有人問我，如果我能扭轉局面，我是否真的願意留下某個人？我提出了一個人的名字，但只是出於禮貌。」

也許，有些讀者會指出，上述的失敗是因為法國人、德國人太過霸道，這違背了真正尊重不同文化的精神。然而， 怎樣做才算是「尊重」呢？ 是否對不同管理文化閉口不批評、不干預呢？這是不切實際的，在追求提高效率和競爭力的企業裡面，人們必定會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做法。

以上兩個例子是典型的「合則來，不合則去」，你不能強迫人們去接受多元文化，經歷過以上兩段失敗「婚姻」的法國人、日本人、德國人、美國人可能懷著對某些族群的成見，甚至從此以後會拒絕跟他們合作，但我會同情和理解。

由於現在鬧晶片荒，汽車生產嚴重滯後，故此新車價格大幅上漲。不久之前， 在陰差陽錯的情況之下，筆者買了一部二手的平治（Benz）休旅車（台灣譯名為賓士，大陸譯名為奔馳），去取代原本的一部舊車。平治汽車代表了德國的精準科技和德國人做起事來一絲不苟的精神，平治屬於名貴品牌，從前在街上會引來不少艷羨的目光。如今時移勢易，對很多人來說，包括了平治在內的歐洲汽車被視為華而不實。買車之後，一位朋友對我說：「你遲早會後悔的，當有一天你的座駕需要修理時，這將會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上一手車主在車輛交收時一再叮囑我：「釋放腳制動器的手柄應小心使用，你只需輕輕拉動即可， 不要用力過猛。」雖然我已經很小心，但畢竟這手柄是一塊脆弱的塑膠，前幾天這塊塑膠終於脫下來，起初我以為這沒有甚麼大不了，於是開車到平治汽車代理商詢問修理事宜，平治車廠給我的報價是：零部件價值58美元，人工則需要900美元！我忍不住驚呼說：「甚麼？僅僅換一片塑膠要差不多1,000美元！」我沒有將心中的一句話說出來：「這跟搶劫有甚麼分別？」

其實，從汽車的品質可以一窺美、日、德三地文化的分別，1990年代之前，美國汽車的品質奇差，這和美國倉猝參加二次大戰有關，大戰期間，美國需要在很短時間內製造大量武器， 結果許多產品都沒有經過嚴格的品質監測便送上戰場，舉例說，那時候美國總共生產了88,000輛坦克，但德國只是製造了1,347輛虎型1號坦克和492輛虎型2號。在荷里活電影《坦克大決戰 》和《怒火特攻隊》裡面，美軍坦克對決德軍坦克時簡直不堪一擊，這是事實。大戰結束之後，這種重量不重質的文化在美國製造業中延續下去，這包括了汽車業。英格拉西亞（Paul Ingrassia ）在《撞車：美國汽車工業從輝煌走向災難的道路》一書詳細分析了美國汽車公司反反覆覆、死不悔改的迷思。直到今天，這種追求量產的思維亦見於高等教育，例如美國大學十分重視保留率（retention rate）和畢業率，但很少人關注到這個問題：讓大量水準低落的學生繼續升學和畢業是不是好事呢？

現在回頭說德國，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採用了慢工出細貨的方針去生產坦克，無可置疑，虎型坦克的確是橫掃千軍的人間神器，但最後美軍以蟻多摟死象的戰略取勝。戰後德國人並沒有領受歷史的教訓，仍然保持著這種重質不重量的文化，平治汽車公司的口號是：「必定要最好，否則不要做（The best or nothing）。」這類似於一句中國成語：「寧缺毋濫」。令人納悶的是，日本與德國同樣十分注重精準，力求盡善盡美，但為甚麼日本汽車的品質比德國的更勝一籌呢？

一位曾經在德國公司任職的化學工程師提供了以下的解釋：當日本工程師設計產品時，他們會問：「客戶將會如何使用這件產品？ 如果它被濫用，我如何防止它在濫用的情況下仍然可以不會受到損壞？」德國工程師的想法剛剛相反：「我製造了這台機器之後，用戶必須按照我指定的方式使用。如果客戶濫用並且損壞了產品，那是他的過失，而不是我的錯。」

這正正是現在我面對的情況，我曾經先後擁有和駕駛過很多不同型號的日本汽車，它們的腳制動器或者手制動器從來未發生過故障。但平冶的設計原則並不一樣，德國汽車工程師期望你每一次釋放制動器時都要輕輕手，如果你「粗暴地」損毀了手板塑膠，這是你的問題。

在《為甚麼德國人做得更好》一書中，英國作家坎普夫納（John Kampfner）描繪出許多關於德國人如何遵守規則的生動細節。他舉了幾個例子：某天他在露台欣賞收音機播放的音樂，他的德國女朋友突然關掉了收音機，並且對他說：「現在是安靜時間，你要為鄰居著想。」某天的凌晨四點鐘，他在紅燈時橫過馬路，警察向他發出告票，他對警察說：「現在是三更半夜，路上完全沒有汽車，不依照紅綠燈過馬路又有甚麼相干？」警察反駁：「法律就是法律，任何人都需要遵守法律。」及後一位主人家邀請他和另一位朋友共晉午餐，他們在約定時間的七分鐘前已經抵達主人家的門口，朋友對他說：「放鬆點！我們先在門口聊天吧！我們必須等到約定的時間才可以進去。」

這種堅守規矩的文化與美國的放任自由簡直是天壤之別。在美國，行人亂過馬路和不負責任的司機飆車經常發生；很多美國人喜歡播放震耳欲聾的音樂，完全不理會人家是否需要休息；而遲到、爽約是家常便飯。相比之下，德國人這種守規矩的民族性當然會令到社會運作更加有效率、更加和諧。

但話又說回來， 這個優點亦同時是缺點，上面提過，德國工程師假設顧客跟自己一樣遵照規矩去使用產品，但往往這種期望脫離了現實。此外，這種死板的社會契約未免有點不近人情，例如坎普夫納在凌晨四點因為衝紅燈而被罰款，其實警察大可以警告了事。筆者亦曾經有類似的經歷，幾年前我到荷蘭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中途在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轉機，機場的保安人員指示我將手提行李放入一個托盤裡面，然後將托盤送入X光機器輸送帶。在此之前，我已經花了十多個小時在飛機上，因為精神十分疲累，所以沒有聽清楚她說甚麼，我錯誤地將行李直接放在輸送帶上面， 保安人員提高嗓子對我說：「放入籃子裡面！你有沒有聽清楚？」我馬上說：「對不起。」跟住按照指示去做。隨後她仍然以高八度的聲音對我說：「不要說對不起！照我的說話去做！」當時我有點愕然，在一般情況下，通常對方會說：「不要緊。」我默不作聲，因為我知道若果跟機場保安過不去，我可能無法上機。

事後我知道這是典型的德國規矩文化，他們期望所有人都須要按本子辦事，無論你是德國人還是外國人，無論你是精神奕奕，還是精神恍惚。

如果以後晶荒得以緩和，新車恢復正常供應，我一定會賣掉手上的平治汽車，然後買一部日本車。

如果有留意動畫、漫畫的動向，便會知道近來比較長篇大論的動漫已經逐漸減少。筆者的年代有動漫四巨頭，包括：《龍珠》、《火影忍者》、《海賊王》以及《BLEACH死神》，他們都是在日本漫畫雜誌《週刊少年JUMP》連載的漫畫。而近期逐漸增加的動漫類型都是有關「愛情」、「生活」、「異世界」等等，尤其是「異世界」動漫，作品數目達到氾濫的程度，[1] 當中的內容亦涵蓋了「愛情」、「生活」、「友情」等題材。本文將一探究竟，了解「異世界」動漫的增長原因。

有關「異世界」動漫的名稱，常常會出現：「異世界（生活／人物）」、「轉生成（人物／怪物）」等等字詞，它們大同小異，名稱總離不開這些關鍵字，較流行的「異世界」動漫如《無職轉生：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以及《轉生成蜘蛛又怎樣！》等等。《週刊少年JUMP》的動漫常常具備了「友情、努力、勝利」這三大要素，「異世界」動漫同樣能夠講「友情、努力、勝利」，不過形式就有點不一樣。「異世界」是指異於現實的一個世界，當中可以有完全不一樣的世界觀，例如整個世界可能只有動物或某種性別的人存在等等。

「友情、努力、勝利」的單純想法已經過時了？
事實上，以「友情、努力、勝利」作為動漫的主流價值，是非常好的選擇，因為它帶出來的訊息都非常正面，當讀者和觀眾全神貫注，投放大量時間在這類型的動漫時，理論上是能學習到當中的價值，亦即是：友情的重要性、努力的必要性、人能在競爭中得到勝利（圓滿結局）。如果根據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及的戲劇模仿理論，即是在戲劇中，演員透過模仿一個理想化的人性，展現出人性應有的本質，而人是有「潛能」去學習到如此理想的人性，[2] 那麼觀看具備「友情、努力、勝利」元素的動漫，根據阿里士多德的理論，是有助觀眾成長的。

雖說「友情、努力、勝利」都是正面的價值觀，是理想的人性和倫理典範，而自《週刊少年JUMP》創立以來，當中不少的漫畫作品都一直維持著這個黃金三大法則，至今已經55年，按道理它們已經深入民心，但在現實生活中，很多時人們只能在「友情」和「努力」上得到成果，而所謂的「勝利」就難有收穫。

資本主義向來強調競爭、消費，甚至有人認為，黃金三大法則其實都是資本主義的成功法則。評論家杉田俊介在其著作《JOJO論》中強調：「格鬥漫畫的套路，就是一邊搭載著資本主義的欲望，透過和對手或敵人的競爭，然後看見另類的價值觀（友情或牽絆）。」[3] 雖然筆者不太同意這講法，因為動漫主角所經歷的其實正正就是沒有異化（alienation）的生活，主角都是在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的，不過，杉田俊介所談論「資本主義的欲望」，其說法亦不無道理。

在現實世界裡掙扎的年輕人
另一邊廂，日本社會正面對著非常嚴重的隱青問題。隱蔽青年的日語羅馬字拼音是Hikikomori，Hikikomori這個詞用來形容一個個體切斷了所有社會的參與，並進一步將自己關閉於一個幽禁的地方中。而隱青的主要成因在於：校園欺凌、學習壓力、科技導致個人主義興起、責任心低落等等。其實香港亦有類似的情況，他們名為「三低青年」，即低動力、低技術、低學歷。從統計上的數字來看，比較清晰的只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在2005年發表的一份有關隱蔽青年的研究報告，估計香港當時約有6,000名隱青。[4] 在2017年也有學者提出全港約有14萬名隱青。[5] 但筆者相信，自2020年的新冠疫情開始，隱青的數目不只於此，鑑於失業率增加，找不到工作或失業的年青人，自然會更加隱藏自己。

2021年開始，內地出現了名為「躺平」或「躺平主義」的現象，意思是指年輕人出於對現實環境的失望，作出「與其跟隨社會期望堅持奮鬥，不如選擇『躺平』，無欲無求」的處事態度，具體內容包括「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育、不消費、不追求升職」及「維持最低生存標準」，[6] 而支持「躺平」會被視為「低欲望青年」。躺平能夠引起眾多人的認同是因為大多數人都是資本主義底下的失敗者。

請讀者留意，上文已經提及，在社會上許多人都未能在「勝利」這個範疇上有所收成，與此同時「校園欺凌」、「學習壓力」和「個人主義」已經摧毀了他們的「友情」。再者，格鬥動漫很多時都不是只談「努力」，還有「天賦」這重要元素，就如《火影忍者》中的主角鳴人由出生起，他的父親便在他身上封印了強大的力量，而所謂的「努力」，也只是看他如何運用這力量罷了。但在現實中，擁有天賦的人卻是少之又少，這就難以讓人產生共鳴，欠缺天賦的人可能會想：「沒有天賦，努力還有意義嗎？」

「異世界」成為了欲望的載體
當「友情、努力、勝利」都被摧毀時，就必須要有一個能裝載人們欲望的載體。現實的殘酷，恍如韓劇《魷魚遊戲》所反映的一個既荒誕，又「血淋淋」的真相。而「異世界」對於一眾平時有觀看動漫習慣的人來說，可以是一個抵制資本主義與競爭的出口。

「異世界」題材的氾濫，除了是受潮流所驅使，還因著其獨特之處而令它流行起來。「異世界」動漫之所以有別於熱血格鬥動漫，是因為「異世界」可以讓主角的人生「重新開始」，當中劇情都是由主角死後或因著某種原因去到「異世界」開始，這帶給讀者或觀眾一種盼望：「會否有一天可以被帶進異世界？我死後是否有機會進入異世界？」只要進入了異世界，一切都可以「砍掉重練」[7]，不用被殘酷的現實所捆綁，不用再見到自己不想見到的人，不用再在充滿競爭的世界中苟且偷生。

在「異世界」之中，主角是至高無上的存在，整個世界都是圍著他轉，主角永遠是做重大決定的那一位，這也很符合現今世代「個人主義」的精神。其中《無職轉生：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的故事，就是講述主角在現實世界中走投無路，因一些原因進入了異世界，得到了特異功能，然後認真地生活下去。當然亦有些劇情是講述主角在異世界中為所欲為，它們同時也反映了一些錯誤的性觀念、倫理觀等等。

儘管「異世界」題材可以讓讀者從一個殘破不堪的人生和社會中得到釋放，但同時也有不少負面的價值觀在當中。動漫的負面訊息無疑會對社會、青少年帶來負面影響。[8] 當「異世界」成為欲望的載體，有機會令一些缺乏深度思考和冷靜的觀眾對「異世界」過度嚮往，從而產生自殺的念頭，甚至一些無法抽離的人會將可以在「異世界」為所欲為的想法帶進現實世界裡，並因而性騷擾他人。

儘管如此，「異世界」題材作品也有其正面作用，它能夠讓觀眾從殘酷的現實之中掙脫出來一陣子，甚至可以將自己的欲望投放在動漫當中。事實上，「欲望」一詞在用法上是中性的，並不是一個特別負面的詞語，當然，欲望在我們罪性的扭曲下，被消費主義控制了我們許多的欲望，有人會選擇縱慾，也有人選擇禁慾，拒絕受欲望支配。[9] 上帝把欲望安置在我們心中並不是為了令我們成為資本主義的奴隸，而是希望我們不僅僅為滿足於現狀而生活，更要為榮耀上帝而生活，也要讓自己不斷地追求上帝。

作為牧者、家長，我們不應或無法阻止青少年或自己的子女觀看動漫，但要以適當的正面教導、真實的同行代替責罵，因為他們可能已漸漸地被顛倒是非的價值觀改變和摧毀。網上流傳過一篇新聞是這樣的，日本一位青少年的媽媽在整理兒子的房間時，發現兒子有很多以「女僕」為題材的色情刊物和漫畫，該媽媽以便利貼貼在刊物上溫馨提示兒子：「你還真是喜歡女僕呢！現實中可不會有女孩子無條件地用身體服侍你噢。不過媽媽不會生氣的，但是時候認清事實了。」現實縱然不如意，但總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待著發生。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這樣說道：「我們不安的心惟有在祢裡面才能得安息。」

（原文於2022年8月31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相信過去的兩個星期，柬埔寨、緬甸、泰國等等如出一轍的人口販賣事件的新聞報道都令人非常震撼，觸動了大家心裡的憐憫與惻隱之心，當看見這些悲慘的事件，令人痛心疾首。這種感覺是作為「人」的真情流露，對於「他者」的受苦而由心發出憐憫。但往往有一些人，他們對於一些「他者」並沒有這種情感，看見他人在困苦當中仍然是無動於衷，要受苦的人令他們的快樂，甚至成為他們賺取金錢的工具。筆者在讀歷史的時候，都非常好奇當年執行「大屠殺」的人的心理狀態，他們何以能對「他者」做出如此殘忍的行為？筆者嘗試在此帶出其中的可能性。

「他者」的同一

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Levinas）指出，「他者」是一個陌生的、獨一無二的、每一個人都是具備差異性的存有。[1] 而近幾年間，忽然冒出了一位受到熱烈討論的哲學家——韓炳哲，他在「他者」倫理的研究上帶給我們許多的啟迪，其2019年出版的《他者的消失》便帶出了人們在網絡科技上，「他者」趨向同一，使「他者」的差異性消失。[2]也就是說，當每一個具備差異的個人，被約化為一個總體時，每個人的獨特性便不需要再被考慮，他們只是「一群」人。雖然「他者」的獨特性被消除，但仍然是「人」，但在一系列的暴力事件，甚或乎「屠殺」都將人作為一個「人」的性質抹殺。

納粹時期的哲學家鄂蘭（Arendt）以倖存的最後一位的納粹頭目艾希曼（Eichmann）在納粹的經歷作為文本，用來研究納粹的屠殺行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一書也由此而來。因為艾希曼在審訊的過程中否認犯罪，更指出自己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當人們都認為納粹黨員都是因「極端民族主義」而對猶太人恨之入骨才屠殺他們時，艾希曼表示，自己並沒有憎恨猶太人，也不是個狂熱反猶太主義者，也沒有任何反猶行為。[3] 艾希曼對父母、妻兒的態度都是典範中的典範。如此一來，他一邊指揮屠殺猶太人，一邊否認反猶太，甚至在家中都是一個正常的父親，一切的邪惡行為明顯地被平庸化，試問又如何想像一個丈夫在工作中屠殺活生生的人，回到家中卻一切正常，不帶走一片雲彩？這很明顯地，艾希曼根本沒有視猶太人為「人」。

受苦的面容

筆者之所以會提及《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是因為此時此刻的人口販賣事件，當中的施暴者完完全全地將被害者視為「物件」，甚至在一些情況下，對受害者施暴，諸如毆打、電擊、強暴等等。這是一個組織化的、集團化的暴力，就解放神學來說，這不單是個人的罪，更加是結構性的惡。

「他人的面孔」來自於列維納斯的主要倫理思想，他認為他人的面容能夠展現其活生生的證明，只有面對面的時候，一個人才能介入另一個人的生命。如果一個活生生的人，展現其「受苦的面容」，他人便有一個倫理的責任去回應受苦的人的倫理呼喚。列維納斯甚至極端的認為「自己」是「他者」的人質，無法拒絕為他人服務。[4] 這可以說是一個倫理學上的烏托邦，即便如此，人口販賣中的施暴者並沒有因為無數這麼多受害者的「受苦的面容」而停止惡行，反而「愈痛苦愈好」，因為受害者已經成為一個「受苦」的物件、工具，或許他們也有憐憫人的時候，可能只有那些被他們認可為「人」的人了，例如自己的家人或所愛的人。而我們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們在傳媒和社交平台看到那些「受苦的面容」時，我們的心究竟又在想甚麼呢？為甚麼有些人會對嘲弄「他者」的不幸樂此不疲呢？

作為一個人的「他者」的倫理，時時刻刻都需要回應著「他者」的倫理呼喚，因那受苦的人，而不得不如此作。列維納斯更將倫理學視為「第一哲學」，古有蘇格拉底提出的「愛智慧」，列維納斯則認為愛是先於智慧，所以應該是「用智慧去愛人」。故此，不要因為這些悲慘的事情常常發生，而產生「慣」的想法，因為憐憫、惻隱正正是作為一個人的真情流露和倫理的回應。

近年很多人望見明星偶像，以及他們身邊的支持者，大家就會說他們很瘋狂，標籤支持者是「瘋狂粉絲」，彷彿這些都是今時今日才有的現象，還說甚麼香港很久沒有出現很受歡迎的偶像，而偶像出來，一定要全城哄動才算成功。香港真的沒有出現過偶像嗎？聽見這種話，也只能說句：「少年，你太年輕了。」

早在上世紀60、70年代，就有「影迷公主」之稱的陳寶珠，一句「陳寶珠來啦！」突然就會出現萬人空巷的情景，與今天見到姜濤的情況相比，不遑多讓。香港曾出產的歌影視明星，不少是世界級的，包括李小龍、成龍、譚詠麟、張國榮、張曼玉、90年代的四大天王等。至回歸後，人們常常說沒有出甚麼歌星，其實也有陳奕迅，很多由他主唱的流行曲到今日還不斷被翻唱，成為經典。

討論偶像自然會談及到其「生產」過程。以前的所謂偶像，往往是很偉大的人物死了，我們才封他們為偶像，例如孔子、關公等等。在內地，即使今時今日仍然有人封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等為偶像。很多學校也教導學生學習不同地方的名人，封他們為偶像，學習他們的生平、性格的優點，作為模範。

偶像的人設

不過在今日，偶像的討論大都變成資本主義式的文化產品，偶像公司生產不同的偶像，然後將其包裝成商品出售。偶像賣點各有不同，有的賣技能，有的賣性格，有的賣外貌，有的甚至賣缺點，總之就是將一個人的性格（或所謂「人設」）放大，成為討論的焦點，透過製造不同的話題，吸引社會注意他們的動向，在過程中公司透過表現偶像自己來賣錢。

在這個建立人設的過程中，其實也在做一種巿場操作，某些明星的人設，本來可能就比較小眾，這令他們有更大的空間，做些特別的活動，例如部份明星就走所謂「孬星」路線（即壞孩子路線），於是他可以在節目中「爆粗」，私生活很放蕩，甚至會有一些大膽的表演。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設，不少明星因為人設要「入屋」，坦言要改變自己的一些生活習慣，甚至在節目中有很多不同的考慮，為的就是要保證其節目（產品）如果有小朋友看，不會教壞「細路」。

市場以外的考量

這個分眾的過程，是消費巿場主導，同時也可以想像得到，有政府或者有不同有權力的人士介入。從這個角度來看偶像文化，你不難發現偶像不論是他每日的行程，還是他的產品，其實都會有政治的指涉，不論是刻意政治化，或是刻意去政治化，這也是在各種力量平衡之下走出來的產物。故此，我們也有必要去討論，偶像面對巿場和政治，他們應如何透過作品去自處，安全地表達意見，是至關重要。

最後，流行文化當然會產生一堆次文化，因著偶像本身有自己的性格，很容易就出現一個小社群，也因著明星的特徵，帶起一種文化來，例如明星喜歡電單車，就有一個小電單車隊，或者會引發一些因為追星而產生的新行業出現，例如近年設計應援商品的行業應運而生，以前就有娛樂版記者去信和中心的明星相店舖賣相，這些周邊的行業，同時影響著整個社會對偶像、明星等的看法。

流行文化中的美好事物

研究偶像文化，可以發掘的角度有很多，但重要的是，你不難發現偶像文化如何流動，即使每個年代如何不同也好，但你也會發現那個年代對很多基本價值的看法和取態，透過了解這些看法和取態，其實你不難發現，流行文化仍然要求偶像對自己的工作專業，對人要有基本尊重，面對不同觀眾要學懂包容，過程中學習堅持和妥協。若我們能找到偶像文化中點點的美好，將之帶給下一代，其實追星，未必如想像中必定是瘋狂、失控或者所謂荒廢學業和時間的。

引言：MIRROR不紅，天理不容！

MIRROR出道至今只有約短短四年，已經在港打出名堂，闖出亞洲。有關MIRROR成長故事，成功之道，成名因素，已有不少媒體報道，跨學科研究分析。

心理學及傳播學者認為，一眾媽咪級鏡粉（MIRROR的粉絲）為滿足母性在培育方面（nurturance）的心理渴求，尤其是姜B（姜濤）和教主（盧瀚霆）粉絲多為媽咪輩，兩人樣子討好，正好讓她們發揮母性，好好照顧自己眼中的baby。她們不惜落本買生日廣告，送免費乘電車大禮！

社會學及文化學者認為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在社會運動沉鬱頓挫後，可以從100%香港製造的MIRROR身上，再次找到Hongkonger的身份認同，重拾本土文化那份凝聚力。

音樂界及市場學者認為MIRROR有清楚市場定位，只唱廣東話歌曲，男團形象突圍而出，12子跳出舞台爆紅媒體。加上成員各有獨特歌曲風格，其中有好幾首歌並非情歌，而是以社會狀況，人性掙扎，世界亂象為主題，憑曲寄意，以歌載道，令人共鳴！

本文則嘗試從青少年事工發展的向度，解構MIRROR的成功經驗，讓教會的青少年牧養事工，引以為鏡（mirror）！

1. 青少年事工：需要匯聚加創意，管理哲學是要放手

MIRROR命名，名副其實！

冠名，對一個團隊非常重要，常言道：唔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MIRROR名字，來自一個有趣的故事，魯庭暉是ViuTV前總經理，MIRROR這男團名字與他的成長故事也有關。

MIRROR名字的含義，正如隊長所說：「在鏡頭前，我們每朝早都要照鏡，見到自己真實的一面，同時間，鏡可以反射好多個影像，或者無限個影像，就像我們一樣，我們都是很獨特、很無限，聚在一起就會有無限可能性。」這個是對MIRROR名字的描繪，事實上也確實如此。

跳出框框Think out of the BOX！

有份捧紅MIRROR的魯庭暉曾說，若要令電視台持續進步，必須集合全台上下同事的創意，而非由高層說了算。為了減少干涉員工的創作自由，他本人只是負責篩選和修正節目的內容及方向，而節目的構思、創作及製作，員工可以盡情挑戰既有框架，不會受到管理層的壓力。他甚至表示，假如他開始食古不化「阻住地球轉」，他坦言：「我不離開或會對他們（員工）造成更大損失，如果有一天我發現自己變成這樣，我應該要走。」

今天MIRROR的成績得來不易，皆因有魯生（電視台高層）全力信任支持，放手給花姐（黃慧君）自由發揮，在創意無限制的土壤上一步一腳印，打造今天這塊亮麗的MIRROR品牌。

教會多制度掣肘，維穩安全至上！

教會青少年事工仍然受制於有形或無形框架，進退維谷，令到不少青少年同工感到沒趣，青少年創意沒用武之地，無奈用腳投票，出走教會。

教會有怕犯錯的心態，有些牧師長執的思想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但是這個思想卻是最錯！若教會牧者長執，可以像青少年一樣，敢於在錯誤中學習成長，就不會介意遇上可能犯錯的情況！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任何公司、教會……若不思進取，與時並進，仍然靠食老本，好快就會蝕本，未必可以翻本。就好像教會年青人流失離堂，如今只是苦苦經營死撐，無羊可牧！

2. 青少年追夢：需要舞台平台，成就自我身份

ViuTV的《全民造星》真人show節目，開門見山開宗明義，是為香港年輕人，提供一個追夢、尋夢、圓夢的舞台（stage）及平台（platform）。

MIRROR起初以素人的身份出道，實力未見很好，但這幾年得到ViuTV提供舞台出show，成員擔任各式節目主持，加上自身努力發揮潛力，他們的進步是明顯可見。MIRROR成功爆紅，給了各方帶來希望，確實令港人感動。

MIRROR已是年輕人偶像，太太們寵愛，廣告商寵兒。如何保持健康、正面形象十分重要，不容有失，稍有差池，前功盡廢！所以，經理人花姐十分看重他們每一位成員的私人生活及公開活動，務求他們行得正，企得正，不失腳，不失言，打造勵志、健康、親民、正氣的公眾形象。原來，他們的歌曲，已成為一些在囚人士的精神寄託，為他們注入正能量。

今天，教會有沒有為青少年預備舞台（stage）及平台（platform）？或者只是叫他們乖乖返教會，好好幫手做義工，然而，青少年卻不感到被重視，被牧養。

這個不是教會有沒有資金或資源的問題，而是有沒有視青少年為教會的資產（assets），是否願意長期投放資源在這資產上。

青少年事工的基本四要：
事工發展要持續不斷，而非斷斷續續；
事奉隊工要青出於藍，而非青黃不接；
事奉人員要長期委身，而非短期合約；
事工策略要投放資源，而非投機短炒。

3. 青少年牧養：需要生命師傅，引導生命成長

《全民造星》原來這顆星就是「花姐」，今天全港市民都認識這位「花師奶」，她亦成為媒體KOL爭相訪問的對象，風頭一時無兩。

無論在節目直播中，或在媒體訪問中，她的分享依然直話直說，沒有修飾沒有造作，無論對參加者或是MIRROR成員，說話批評仍然直接，一針見血，令人一時難以接受，這就是愛之深責之切的表現。

難怪近日在教會刊物中，不少評論都認為今天教會也需要多一些花姐型的牧者導師，生命師傅，可以和各成員打成一片，亦師亦友。對成員的表現，敢於挑戰，直接批評，同時又可提出改善建議，讓他們不會自我陶醉，自我感覺良好，更多點自我反省，自強不息，學習謙虛受教。

此外，花姐也邀請另一位導師梁祖堯，透過在《調教你MIRROR》節目的不同環節，讓成員各自整理過去的成長經驗、成敗經歷、突破各成員在群體關係中的張力、勇敢面對將來未知的挑戰，從而希望把他們可以被調教成為「更好」的男團。這個節目吸引之處，就是活靈活現見證著成員的改變，由起初保護自己到自我敞開，由自我抽離到投入群體，由互相懷疑到彼此信任。

今天，教會的青少年牧養，也是渴望看見青少年生命的改變和成長，渴望看見每個人能夠變得「更好」，有成長、真誠、勇氣、承擔。

這個就是我們常說：生命影響生命，要有出色表現，必經嚴格訓練。No Pain No Gain！

4. 青少年成功：需要創意發展空間，在團隊中互助建立

MIRROR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娛樂界奇葩，為青年人帶來積極意義的時代標誌。MIRROR的成功，就是因為可以雙線發展，一方面讓個別成員將過人之處表現，讓他們可以出位單飛，獨挑大樑，發展各自的強項，例如有做主持的、有精於唱作的、有善於演戲的，可以各自各精彩。

同時，各成員可以在團隊中找到成長空間，看見他們在MV唱跳的表現，合作上確實花了不少功夫，練習互相補位走位，恰到好處。而且，在很多訪問中，得知他們都有清楚的分工，不會搶咪，以求突出自己，他們表現出有紀律的團隊精神，令觀眾看到個別成員及整個團隊的成長。

這個也歸功於他們有一個能維持向心力，凝聚力，協作力的團隊，這在自我中心，自己作主的娛樂圈文化中，一點也不容易。

這個就是我們常說：Unity in Diversity的Team Spirit。
真正TEAM Work是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

小結：五分鐘的熱情、五分鐘的衝刺

青少年牧養事工如何向MIRROR的成功借鏡？MIRROR的成就因著以下因素齊備：成就夢想需要的舞台（stage）、平台（platform）；成長需要的生命師傅（mentor）；成功需要的團隊互助建立（team building）。

教會青少年牧養事工，更希望遇上有如魯生那麼開明的堂主任牧師，有創意及肯放手，匯聚創意的領導，持續進步不靠老本，以及遇上有如花姐的青少年牧者同工，善於渾身解數，樂於埋身牧養，忠於委身青少年的成功。

更不能缺少的是有MIRROR熱情（passion）的青少年人，任何事工要成功，需要最初有五分鐘熱情作啟動，更要最後有五分鐘熱情作衝刺！

最後，想起一段保羅給提摩太的勸導：「不要讓人小看你年輕，反而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純潔等各方面，作信徒的榜樣。」（提前四12《新漢語譯本》）也許借用這句經文，與MIRROR各人互勉：

「不要讓人小看你們年輕，反而要在言語、行為、品格、歌唱、舞動等各方面，作青少年的榜樣。」

（承蒙作者許可轉載本文。）

花姐（黃慧君）這經理人在《全民造星》之後銳意栽培和調教這班「12門徒」，清一色男生，不sell靚女，雖然他們不是個個都英俊，但總會有令女生和太太們著迷的小鮮肉！

成員各有不同的性格

MIRROR的12位成員，性格各異，「花師奶」要湊大這12門徒，連同ERROR的四位成員，共16位乳臭未乾的小伙子，真不容易！

作為經理人，接到工作，如何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10隻手指都有長短，必有寵兒，難免偏心！他們當中，有人嶄露頭角、有人仍不得志，彼此間出現爭競、嫉妒、紛爭，如何排解？

耶穌的12門徒，何嘗不是三尖八角？有衝動的彼得、貪財的猶大、多疑的多馬……耶穌被捉拿時，眾門徒膽小如鼠，皆作鳥獸散！之後心灰意冷，雖然曾跟住耶穌，經過了三年的「神學訓練」，竟然重操故業，再去打魚！

在門徒爭論誰是最大之後，雅各約翰兩兄弟對耶穌說：「賜我們在你的榮耀裡，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雅各、約翰。」（可十37、41）

耶穌如何處理門徒的相爭？「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太二十26下-27）

ERROR也是2018年《全民造星》之後的產品。比賽中頭三名和其他優勝者已經埋班，組成了MIRROR；但第四名的肥仔（梁業）不甘被遺棄，花姐也不放棄他，讓他與阿Dee（何啟華）、193（郭嘉駿）及Poki／八両金（吳保錡）組成一個騎呢搞笑的男子四人組「ERROR」，這組合又叫「F4」、「宇宙天團」。

耶穌服侍門徒，不單為他們洗腳，更為他們捨命！「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二十28）

我們弟兄姊妹之間的成長和相處如何？保羅還有末了的話說：

「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林後十三11）

助年青人實現夢想

作為一個監製及經理人，製作了《全民造星》，催生了MIRROR和ERROR，花姐的夢想就是要幫助一些追夢、尋夢的年青人實現他們的夢想！因為人如果沒有夢想，就是一條鹹魚（很貴，但沒有生命的）！你現在的夢想是甚麼？會如何達成？

花姐為了調教MIRROR這12門徒，找來阿祖（梁祖堯）做教練，讓12門徒入營特訓了12日，用了很多基督教訓練營的技巧（只是刪去了信仰元素），包括玩歷奇遊戲、團隊精神訓練、心靈醫治等，並且加以調教在他們相處時顯示的弱點或短處。

在這功利競爭的社會中，要幫助一大班從選秀節目競逐出來的年青人互相合作、一齊和諧地發展和搵食，真不容易！在他們還未成名的這段時間，未有工作收入、每日受訓、練歌排舞、學習演戲創作，誰來供養他們？「黃口無飽期」、「索食聲孜孜！」接到工作，一齊表演，排練時間肯定比個人表演長得多，但收入卻要12個人攤分，多極有限！如果你是他們的經理人，如何養育他們？

MIRROR有成員曾經對花姐不敬，之後流淚悔改說：「沒有花姐，就沒有《全民造星》！也沒有MIRROR！她簡直是我們的母親一樣！」花姐如同母親一樣，要湊大這班未來新星，一點也不容易！

保羅對帖撒羅尼迦的信徒說出自己的心底話：「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帖前二7）

花姐盡心培育MIRROR這12個囝囝，或許比起照顧自己的兩個親生兒子還要細心！她明察秋毫，甚至他們有幾條頭髮豎了起來，她也會叫他們整理好才去出鏡！

花姐直話直說，沒有虛假包裝，帶著心底話去說出真相。說出真相的人需要有勇氣，而花姐說出評語是要委身幫助人成長。當然，聆聽的人也需要有勇氣去接受評語，並加以改進。

合作精神尤為重要

要這組合得以長久，必須先建立他們彼此之間有良好的關係，再有合作精神、可以互相補足，才可以保存「one and all, all in one」的精神，有可持續的發展！MIRROR 12子在銀礦灣12日的營會中，有很多流淚、擁抱、安慰……到底是真情抑或是劇情？有待時間的考驗！

信徒之間的關係，也是一樣。耶穌看到祂的子民（包括你和我），作為「新世紀福音戰士」，也有這需要，所以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七章中，有五次求天父賜下「合而為一」的心！

保羅在以弗所書中勸我們「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四2-3）

如果MIRROR的教練，識得運用這些《聖經》金句，可能更加事半功倍。可惜，就算幾正的金句，若不實行、沒有愛，都是鳴鑼響鈸！

來得不易的收成期

ViuTV的高層（魯生、金生）和花姐一直投資，現在已經進入「收成期」，財來自有方：

除了2021年5月在九展的六場演唱會的大豐收，他們會拍劇集、拍電影、拍廣告、做品牌代言人、影迷大手筆出資為他們做宣傳、讓市民全日免費搭電車……距離中秋節前兩個多月，有品牌的月餅盒上印有某成員的肖像，月餅一開售已經搶購一空了！紅館演唱會更不在話下。

我們要帶一個人信主，一點也不容易，真是「粒粒皆辛苦」！要培育一個初信者成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徒，曉得入了「自動波」去追求學習信仰，自律地讀經、祈禱、傳福音，更難！

試問我們信主多久？有幾多人自覺已經是成熟的基督徒、已經進入收成期，能夠為主收割莊稼？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路十2）你就是這為主收割莊稼的工人嗎？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香港娛樂圈，從來以錢掛帥，哪裡有錢就在那裡「搵食」；香港娛樂圈，同時重視創作自由，有多少自由，就用盡那邊的自由，寫最有創意的東西。所以，以往你不難見到，娛樂圈的人無分政治，哪裡有資源，就盡量去用，哪裡自由多一點，就盡量去表達。這種認錢不認人的態度，近年卻被另一股風氣取代，明星支持者會將明星用政治光譜分開，繼而支持與他們政治光譜類近的人，如此一來明星就被歸邊，支持者同樣被分類。

就以香港男團「MIRROR」為例，其一成員姜濤曾被拍到在社會運動期間，在活動現場出現的短片，於是整團人就被形容為所謂的「黃」，但2021年卻全部成員一齊去拍一間被定性為「藍」的快餐店廣告，最後有些支持者為了支持偶像，就用了「賺藍救黃」為理由去說他們事出有因。之後但凡有政府宣傳，MIRROR所屬的公司也會替他們拍片和錄歌，不過同時被認為是「求其做」，例如早前因著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他們翻唱了《獅子山下》，不過歌曲的YouTube平台頁面卻禁止留言，同時錄像畫面分成12個小格，好像用網絡視頻平台「同唱」歌曲，之後配上「罐頭」片段收工。有人說製作成這樣的目的，不外乎是向政府交差，同時讓支持者感受到他們是無奈執行政治任務。

藝人發展重心的轉移

娛樂圈政治化有跡可尋。早年香港演藝圈市況淡靜，不少藝人北上賺錢，就被評為「反骨」，當中以G.E.M.鄧紫棋事件最人所共知，鄧紫棋於上海出生，在香港長大，歌唱事業在香港發展，後來在內地綜藝節目《我是歌手》第二季中爆紅，她曾拒絕出席香港一家電台搞的頒獎禮，撰文支持梁振英參選，在佔中事件中又不置可否，令人質疑她為了賺錢放棄了香港巿場，於是有本地樂迷發起杯葛行動。

類似事件隨著近年不少藝人回內地「搵食」白熱化。在香港當時沒有人願意投資，藝人賺錢甚少，有傳在香港的一線明星，即使收回所謂香港的正價，所賺的也比內地明星少一截，但論人氣卻與內地明星不遑多讓。不少在香港追星的朋友很自然地問這些明星的根在哪裡，會否回港拍港劇，唱廣東歌，不少影迷、樂迷也認為他們的離開就是放棄香港巿場，最後有些情況也同樣發展成杯葛行動。

這種情況其實是社會當下中港矛盾的延伸，發展到今日，甚至變成你去了某個與內地關係較好的本地電視台（TVB），就會被形容為出賣香港，與內地有關係等等，當然也有人會出來反駁說，香港樂壇本來就百花齊放，也不應說只能去一個電視台，否則只會重複歷史，再搞另一次一台獨大而已。當中曾在ViuTV做第三季《全民造星》導師，之後又到TVB做第二季《聲夢傳奇》導師的林二汶就曾回應：「其實我做了20年音樂，一直很相信音樂應該無分國界，沒分任何邊界，因為音樂本來是用來溝通，不是用來孤立的。我們其實一直追求百花齊放，不是嗎？……如果我分得那麼清，分得清清楚楚，那我教出來的學生，豈不是會墨守成規、故步自封？」2022年香港回歸紀念日，她在社交平台上載了自己的新歌《中華．頌》，她的一位支持者則以7,000字長文回應，愛之心，責之切。

有偶像以政治立場作招徠嗎？似有還無。林二汶在直播時曾講了以下的一番話，似乎是在回應熱情的支持者：「如果你見到我有咩好或欣賞，而你決定支持我，或曾經支持我，其實唔係因為我好，而係你好！我好信因為你心入面有樣嘢好，你見到人哋，你先覺得佢係好，一切都係心境！」

走向國際市場非新鮮事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很小的巿場，演藝界要殺出一條血路，從來都不能只靠香港巿場，以往歌、影、視三棲的香港藝人，到中、港、台、日、韓、東南亞，甚至歐美都去表演，而不會只在香港的。與今日不同的是，以往藝人會清楚說自己是香港歌手、藝人，表達、唱歌會以廣東話優先，之後才創作國語或者其他版本的作品，留在香港的時間亦比較多，相反今日要照顧的巿場多了，做法亦變得不一樣，但萬變不離其宗，我們不難發現，MIRROR原本也計劃在2022年夏天去日本表演，向國際巿場走去，儘管最終未能成行。

借來的時間、空間

明星們向哪個方向發展，因素很多，香港以前之所以能成為東亞地區其中一個重要文化輸出的城巿，與其獨特的政治和地理位置不無關係。當中香港因著1997年那個「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產生獨特的自由，是很多鄰近國家和地區不能享有的，其政治的複雜性，產生出與眾不同的音樂和電影，亦因此以往的歌星、明星可以唱民運歌，同時亦可以走出來宣傳政治政策，甚至唱出血濃於水的愛國情懷的歌曲。支持西方形式的民主自由，熱愛祖國大地和同胞，可以在同一個人身上展現出來，沒有人會覺得有違和感。同時因為要賺錢，歌星亦會唱不同的歌，以配合不同的巿場，即使如此也會被大眾視為合理。可惜政治化社會和社會政策，令社會暫時失去一個海納百川的空間，但願未來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真正有容乃大的社會，流行文化才可以真正再次興旺起來，而不只是一個小陽春。

（本文原載於第145期〔2022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