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從「任食」思考無限與有限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4/03/2013

香港人,對「無限」的消費,有很多迷思。近日有茶餐廳為了對抗地產霸權,居然出動「30蚊放題任食」一奇招。當大家聽到「任食」兩字後,茶餐廳即日要派籌予排隊的顧客,業主亦乘機大叫加租。店東說除盡成本後並沒有賺多,還呼籲食客盡量有良心,不要浪費食物,否則會賠本。
 
香港人對「無限」有一種很特別的情意結,似乎也就只有香港這地方甚麼也有「任食」,而且平有平的「任食」,貴有貴的「任食」。在日本,真正的「放題」並不是甚麼都食的,只是「任食」某一種類型的食物。而且日本人是一個很自律的民族,最後不會像某些香港顧客,瘋狂點了一輪不同食物,最後吃不完要丟掉。
 
除了食物,香港人對「無限」在不同方面也有情意結,例如手機上網,講求無限數據。他們彷彿覺得一件事在一個規劃中不設任何限制,就是真正的自由。但所謂無限任食,從來都是有限:從食材到做法都有限;部分食物往往未必包括在所謂的「無限plan」中,要另外付錢再買;手機上網亦如是。結果,無限變成了一種招徠,只要將一件事「無限化」、「任用化」,那怕就是「無限量七折」、「貸款任借,不設上限」……只要最後講清楚條例,之前的「無限」和「任用」其實都是一種「有限」,「無限」其實只是一個宣傳字眼。
 
這種「無限」和「任用」的宣傳操作,捕捉的正是香港人覺得沒有限制就是最好的心態,這是一種自由絕對化的觀念。我們對言論自由的渴求,對民主自由的渴求,也同樣在使用相同的概念,一種近乎「無限」、「任用」的概念。
 
其實說到底,只是「不要讓我感到有限制」的想法。那種悲哀是,就連那種「沒有限制」,也只是一種「感覺」而已。因為香港人心底裏很明白,其實甚麼都有限制。任食,人也知道自己會眼濶肚窄;數據任用,某一個限度之後,數據傳輸速度會變慢。

因此,我們內心知道,世上很多的所謂核心價值,如民主和自由,其實都是沒有「無限」和「任用」的。我們明白世界在操作上的限制,但也請堅持原則,知所進退,不要讓那些「無限」、「任用」的修辭轉移你的視線,動搖你的意志。
 
所以,如果有天有人告訴你,你會有真正的民主及普選時,那麼,請你問自己幾個選擇食放題時會問的問題:「何時有得食?可以食的時間有多長?餐牌有甚麼可以選擇?質素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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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網購攻略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 編輯﹕謝芳
08/02/2021

「蒙 神賜予財富與資產的人, 神都使他能夠享用,並取自己的分,在勞碌中自得其樂,這是 神的恩賜。」《聖經新譯本》〈傳道書5﹕19〉

從香港統計處公布的數字得知,15歲及以上人士於統計前12個月內曾使用網上購物服務的百分比,由2016年的27.8%上升至2018年的35.8%。 網上購物日漸普遍,相信百分比將會不斷增加。

現時網上購物的兩個方式

現時網上購物主要可分為兩個方式,第一是電子商貿平台,香港人常用的有淘寶、京東、Amazon、日本的樂天市場、韓國的Gmarket,當然還有本地的HKTVmall等。這類電子商貿公司架設一個平台讓各商戶銷售自己的貨品,所以我們可以在一個電商平台上,找到各式各樣的貨品,食品、衣物、書籍、美容產品、家居用品、電子產品、傢私電器,色色俱全。而這些平台同時扮演一個中介的角色,介入消費者與商戶之間的糾紛,如貨不對辦的情況。

第二個方式是在個別商戶的網站購物,不少本地及國際的知名商店都紛紛設立自己的網上銷售平台,如香港市民常光顧的超市、服裝店、珠寶店、航空公司、酒店等、連傳統的海味店也加入網上銷售的行列。香港也有不少只經營網上銷售,沒有實體店的網店,規模較大的網店會有自己的網站及完善的信用卡付款系統,規模較小的則在社交平台上張貼自己的貨品,客戶透過社交應用程式與商戶聯絡及落單,並以銀行轉帳、轉數快或其他儲值支付工具付款。

今天在疫情的陰霾下,市民外出購物消費的意欲大減,往日熙來攘往的購物區變得冷冷清清,但這不代表市民不再消費,只要換了模式,不少人改為網上購物,但我們雖然注意以下幾個網上購物的陷阱:

網購騙案

香港去年首十一個月共錄得5937宗網上購物騙案,較19年同期升超過兩倍,損失高達六千萬元。這些商戶通常是在社交平台開設專頁,聘用打手給予好評或留言聲稱購買或已收貨,受害者誤信是信譽良好的商戶,付款後卻遲遲收不到貨品,在社交平台聯絡商戶又得不到回應,甚至被商戶列入黑名單。

大家在社交平台專頁購物時,可留意這些專頁的開設日期,因為那些騙人的專頁通常都只開設了數天或數星期,也沒有實體店。大家也不要輕信其他網民的留言,可以進入那些留言點讚的網民的個人社交戶口,看看是否經營多年的正常活躍用戶,還是新開和只得幾個朋友的假戶口。我們也可搜尋一下那個專頁名稱,看看有沒有甚麼「黑店」、「苦主區」的搜尋結果。為避免遇上購物騙案,大家還是選擇有良好商譽的網店為妙。

信用卡資料外洩

不少人都喜歡網上購物時以信用卡來付款,一來方便,二來又可以儲分,而且如果是在外國的網站購物,也只能以信用卡付款這方法。但網上付款是「認卡不認人」,只要有人得到你的信用卡號碼、主卡姓名、有效日期、以及卡背的安全碼,就能成功付款。當大家向一些陌生的網上商戶提供信用卡資料時,難保對方會盜用我們的信用卡。

市民可以向信用卡發卡銀行登記SMS短訊通知,當有交易簽帳時就會收到短訊通知,同時也要養成主動及定期檢查月結單的習慣,遇上不明交易就立即聯絡相關銀行。另一方面,大家可以善用網上支付工具,如Paypal、支付寶、微信支付等,我們只需在這些網上支付工具登記個人信用卡資料,再藉他們付款給不同商戶,這可大大減低信用卡資料外洩的風險。

衝動購物

社交平台有不少網購分享的專頁,分享網購到的「神器」。例如早前有網民分享在淘寶購入一部洗碗碟機,形容其為「家庭和諧機」,笑指夫妻不會再因洗碗問題再爭吵,之後不少網民都購入洗碗碟機,但我們是否真的需要這些「神器」嗎?網上購買的流程十分簡單,大家只需安坐家中按兩三下就能購得心頭好,因衝動而購物的情況大大增加。

每件貨品都有其作用,但我們並不一定需要,我們要分辨「想買」與「需要」,「想買」的東西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慾望,並不是我們真正的需要,不少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慾望,買了不少用不著的東西回家。筆者有一個習慣,就是在網上遇到心水貨品時會先放入購物車,待一日後才購買。當一天過後再檢視該貨品時,往往不再覺得吸引而放棄購買,年中節省不少金錢。

網上購物真的方便,但必須小心謹慎,才能領略網購的樂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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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談天說道」,8-2-2021

遇上黑色星期五的購物誘惑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6/11/2020

雙十一大型促銷活動剛過去不久,大家的郵箱大概又會收到美國感恩節之後的星期五,即「黑色星期五」的優惠宣傳,吸引大家繼續消費。

據報道,阿里巴巴2020年雙十一的商品成交額錄得4,982億人民幣(約5,870億港元),按年增加26%,疫情沒有使第12年的雙十一消費回落,其中一個因素是公司拉長了優惠時間,使購物日由單日變成由11月1日至11日的購物季,網購平台天貓則設兩波購物時段(11月1至3日為第一波;11月11日為第二波),使消費者可以重複消費及有更多時間撰擇商品。那當然也提供了更長的時間讓商家向消費者作宣傳!「私密」直播間、頂級奢侈品牌的淘寶直播,能使人有更多時間去觀看產品,也有更多時間被「游說」,產生更多的購買慾。

黑色星期五即將到來,筆者試試概略說說商家們用的網上銷售手法,他們不外乎是設定購物限定日期(如推廣日期、節日限期、閃購時段)、給予優惠折扣(如優惠劵或優惠碼)、達到某金額可免費送貨、非常大的折扣(如低至三三折、二八折!)、套裝折扣(買三件相關產品有額外折扣),在螢光幕呈現很多「立即選購」的字眼(提示你要立即行動),還會有購物滿一定金額後的抽獎或折扣回饋等。

商家也會使用比較感性、軟性的手法推銷,如鼓勵消費者在節日裡對自己好一點,也可送份禮物給親友,也會在作出疫情溫馨提示的同時,提示消費者可多買一些抗疫產品以保護家人……

大家使用網絡時留下的數碼足印、大數據等,商家會運用它們,對準每個人的喜好制訂銷售策略,而未來5G的普及,可能驅使更多有關產品銷售的互動工具出現,使人更想購買產品。

面對排山倒海的宣傳攻勢,假如不想被商家牽著鼻子走,我們可以做的,還是要好好想清楚哪些產品是我們想要的,哪些產品是我們真正需要的。在優惠時間有節制地購買需要的東西當然沒問題,最怕的是當面對自己好喜歡、覺得「好抵」的產品,在網頁瀏覽器頻繁地「彈出」,令我們不加思索就衝動購買,直到產品送到才發現原來產品不合用或家裡已有很多同類產品,不單浪費了金錢,而且還浪費了資源,對地球帶來沉重的負擔。

 


參考資料:

〈【雙11】阿里巴巴張勇:今年雙11是新起點 「雙11應該變得更好玩、更有驚喜」〉。《香港經濟日報》。2020年11月17日。網站: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805473/(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6日)。

陳映璇。〈每秒58.3萬筆訂單,天貓雙11交易破兆刷紀錄!頂級珠寶、農產品都搬進直播間〉。數位時代,2020年11月11日。網站: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0038/double-11-tmall-alibaba-2020(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6日)。

〈雙十一在刺激消費還是助長「毒癮」:疫情之下中國式網購節背負的重任和質疑〉。BBC News 中文。2020年11月10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4871785(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6日)。

黃慧雯。〈黑色星期五購物節來襲 電商優惠下殺3折要你瘋狂搶〉。中時新聞網。2020年11月24日。網站: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1124003107-260412?chdtv(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6日)。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26-11-2020

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

雷競業教授 |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第一城浸信會義務牧師。雷教授以培育信徒建立觀察與反省的能力為己任。他的研究主要是環繞信仰與文化;探索昔日和今天的信徒如何借用世界的思潮來表達信仰;信仰又如何批判世界的思潮,從中思考信徒轉化社會文化和個人生命的可行途徑。著有The Beauty of the Triune God和《睇電影,學神學》(合著)。
05/11/2020

引言


世上的事情,叫我們擔憂的數之不盡,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過去一年多可算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段最倒霉的日子:先是半年的反修例運動,然後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續了快一年,甚麼時候才有終結?可是,就算今次的病毒消聲匿跡,誰知何時又會出現SARS 3肺炎?[1] 政治上,林鄭月娥是否連任特首?若換一個特首,又可以改變現實嗎?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其他核心價值會否全面崩潰?警權會否繼續膨脹?從大學到小學,眾老師教書時會否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如果內地人不再來港消費,港人會否「冇啖好食」?北京政府會否唾棄香港,扶植上海或深圳取代香港的位置?無論你在政治上是藍是黃,是專業人員或是販夫走卒,都總有很多「如果」,叫人晚上無法安枕。


 


疫情讓一切改變


我們活在一個富庶、高效率又資訊發達的社會,富庶讓我們以為用足夠的資源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效率讓我們急求今日的結果,資訊讓我們知道很多可以威脅我們生計或生活方式的事情,也有很多或許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知道了資訊又如何?經過《逃犯條例》所引起的各種爭吵,我們發覺原來各人基於不同的資訊,對同一事情可以有相反的詮釋,大家都在傳揚符合自己立場的資訊;愈多的資訊帶來愈多的爭吵。我們也發覺無論科技如何進步,都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效率,因為科技並不能馴服人們心中的敵視和意氣。


新冠肺炎的出現,使香港人一向誇口的事情,忽然成為恐懼的來源。本來政府誇口能背靠祖國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點金術,但祖國的疫病來到香港,兩地的人流忽然接近停頓,而很多香港人對北京政府愈來愈反感。本來香港以一個國際城市的身份自豪,當疫病全球大流行之初,港人頓有四面楚歌之感,眾多中產的家庭趕快把在西方國家讀書的兒女接回港,看似安全的地方原來也不安全;到今天,《國安法》令不少港人感到香港更不安全,又紛紛想辦法移民到西方國家。到底世上有沒有安全之地?前一陣子,熙來攘往的飲食購物區變得冷冷清清,現在限聚令放鬆了,終於可「食番一餐」;但誰知會不會有第四波疫情?「變幻原是永恆」不再只是一句歌詞,而是無法逃避的現實。


 


後現代經濟影響如何衡量生命


早在1848年,馬克斯已預言資本社會的命運:「所有牢固的事情都溶化成空氣,所有神聖的都變成庸俗,而人們終於要被迫以嚴肅的心態去面對生命的真正景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2] 馬克斯指出資本社會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所有的傳統和關係都是一種工具,它們在利益的面前都要俯首稱臣,甚至隨時成為犧牲品。到今天的後現代經濟,[3] 社會結構比馬克斯的時代更複雜,競爭變得更多元化和白熱化。國家並沒有隨地球村的形成而消失,反而經濟競爭成為國家民族主義的一種工具,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國家和個人的競爭力,而不是建立甚麼君子賢人,競爭和比較成為生存的「硬道理」。或自願或無奈地,我們學會以成敗(或是個人、或是社會運動、或是國家聲望)來衡量生命的價值。


此外,簡約在今天已變成一種罪行,我們要不斷工作去累積足夠的收入去不斷消費,而我們不斷消費,就創造機會讓別人可以不斷工作,而別人的消費就創造了我們不斷工作的機會;如果我們有遠大一點的目光,世界上其實有無數的危機(威權政治、環保、貧富懸殊、家庭崩潰等)正呼召我們緊急的回應。可是,「忙」成為了我們的緊箍圈,既不享受,卻無法放下,或是忙著工作、或忙著遊玩。當疫情迫我們暫時停下一切時,我們才忽然發覺我們的生命和社會的所謂繁榮都是建立在這脆弱的根基上。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而非勝負


《聖經》教導:「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賽三十15-16上)「平靜安穩」是學習到能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是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世紀的信徒,常以默想死亡作為操練,原因不是輕看今生的努力,也不是對死亡有浪漫的憧憬,而是提醒自己,甚麼才是生命中真正寶貴和不可放手的事情,能留存到永恆。生命是一場遊戲,我們的責任是在有限的時間中盡力而為,至於我們能有多少時間、個人的成敗等,卻是在乎上主的主權。今天死亡已成為一個陌生的觀念,也許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的陰霾中,正是信徒重新學習平靜安穩的功課。沒有人喜歡逆境,但逆境可能是我們需要的老師。


你心中有甚麼恐懼?威權政治帶來的鎮壓?北京的憤怒?黑衣人破壞社會秩序?疫症接踵而至?試想想如果這些都變成事實,你願意接受上主的安排嗎?你願意在這禍患中繼續信靠上主,繼續以盼望和愛心迎接每一天嗎?「騎馬奔走」的心態,就是想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以賽亞年代的以色列人,先知要他們學習接受亡國之痛是上主的心意,但最終上主還是賜福祂的子民。今天,我們是否也要學習放下絕對的安全感或是無盡的權益鬥爭?


「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當以色列人面對國破家亡時,他們的信仰根基被各種悲劇所搖撼。以賽亞沒有給以色列人立即解難的秘方,反而多次指責以色列人欺壓弱者和敬拜別神;先知告訴神的選民,他們的際遇在上主手裡,急於以人為方法(包括拜別國的神明)去解決國家命運,只會弄巧成拙。他們要做的,是在他們能力範圍內行公義、好憐憫,信靠上主的憐憫,上主會按祂的時間,拯救以色列人。人能夠做的是盡我們的本份,而不是要操控自己的命運。


 


避免陷入後現代文化的誘惑


我們步入了後現代的社會。後現代文化傾向把一切真理的宣告都視為權力鬥爭的藉口,不相信有公平的大台,社會的傳統失去了穩定性,或被視為壓抑自由工具,或被政府騎劫作統戰工具,傾向把世界看成一個零和遊戲。後現代文化的引誘是把自我身份建立在鬥爭之上,彷彿要聲討一切欺壓我(或破壞我夢想)的敵人,才能顯出我的公義,我的價值不再是建造在一個固定的社會崗位上,而是建立在忠於某一理想或一種身份(民主戰士、性小眾、愛國戰士等)。忠於理想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們時刻都為這理想申辯,把反對我們理想的人都看為鬥爭對象,那就容易跌入非人化的陷阱,把對方描繪為權大無情的惡魔,聽不到對方的恐懼和傷痕,看不到對方的渴想和善意。同時也把自己放在焦慮和戰鬥心情中,對世情的變化患得患失,終日不得安寧。


在這價值大混戰的時代,「平靜安穩」是出於我們對上主的信靠和忠誠。就算我們厭惡別人的價值觀,我們相信自己和別人在主面前都是罪人,明白衝動並不能成就主的工作。我們的責任是在言語與行為上,忠於上主,以仁愛的行動去叫罪人羞愧,以真誠的話語去挽回人心。別人曲解我們的言行,原是意料中的事,但要緊記自己的核心身份是上主的兒女,祂明白我們所受的委屈,祂也看見世上一切不公義的事情,到了時候,所有隱藏的事都要被揭發,所有惡行都要面對審判。不要讓一個主意或一個運動佔據了我們全部的心靈,要明白神的國度比任何一個運動的成敗更加廣闊。


面對科技與資訊爆炸性的發展,「黑天鵝」事件(難以了解和應付的重大突發性事件)只會增多,挑戰我們既有的安全感。在現代社會中,人的自我身份常建立在社會崗位上,民族、性別、職業等都成為自我認同的根基,容易把自己的社會角色偶像化,於是我們把自己的價值觀和安全感都建造在這些角色上。如果我們是勤勞工作建立了一生事業,便會覺得別人不努力賺錢就是遊手好閒的廢人,但我們心中的美善是否生命中唯一有價值的事情?也許我們期待的復原,是回到「獅子山精神」或是「馬照跑、舞照跳」的歲月,但那是否上主的心意?也許,我們更需要復「源」,回到的生命源頭,就是上主那裡,等候祂帶領我們走一條未行過的路。


我們選擇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這是好事,但也可以學習讓別人(特別是年青的一代)選擇不同的角色和價值;我們能否相信他們的路也是上主看顧的?能否以信任代替指責?縱然他們路上遇到的困難與喜樂,是我們無法了解和幫忙,我們也不需作審判者,在禱告中把他們的路放在上主的手中吧!香港整個社會,同樣可帶給我們很多焦慮,縱然香港明天要走一條與昨天不同的道路,也許經濟發展沒有以前這麼繁盛,也許言論沒有過去那麼自由,也許中港融合是一個未來30年也解決不了的問題;縱然這樣,我們願意相信上主的祝福仍然沒有離開這土地嗎?我們願意謹守自己崗位,祝福他人嗎?


 


結語


信徒在這個日益分化的社會中,更需要「馴良像鴿子」、「靈巧像蛇」。因著馴良,我們不會以惡報惡,也不會在窘境中隨意指控別人,盡量相信別人有善良的動機。也要靈巧,在心境中和實際行動中經常預備有突發的事情,在充滿衝突和變化的生活中聆聽上主微小的聲音,期盼在堅守真理和締造和平中找出一條共贏的道路。


 



參考資料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duction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1] SARS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英文縮寫,SARS 1可泛指2002至2003年間,在亞洲地區爆發的非典型肺炎疫症;而國際病毒分類學委員會則把今次的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SARS-CoV-2」,有專家稱這疾病的名稱可以是SARS 2;SARS 3,則是未來有可能爆發的類似疫症。參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 his re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From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83.


[3] 參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後現代經濟有時也被稱為晚資本主義,參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與小女兒談自由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1/09/2020

記得當時還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女兒,有一天放學回家告訴我:她今天在閱讀堂時睡覺。我好奇想知道她如何睡覺?她說坐在一旁睡覺,不用閱讀圖書。當時,我已覺得有點奇怪這好像與香港的教育方式不同?老師不會責罰不聽指令的學生嗎?可以容許學生做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份內」事?由於小學的課程和要求都比較簡單和輕鬆,又臨近暑期,我覺得沒有需要特別對她的選擇作出太多的評價,只認為是老師或學校的彈性安排。

之後因為搬屋,小女兒必須轉去另一間學校升讀小學四年級。開學不久,有一天她放學回家時非常雀躍地告訴我:「老師說我們有自由(liberty),可以有自由選擇自己鍾意或不鍾意做的事情。」我好奇地問:「所有事情都可以自由選擇嗎?」她得意地回答:「當然啦!甚麼都可以;鍾意吃甚麼就吃甚麼、鍾意做功課就做、不鍾意做就可以不做……」然後滔滔不絕地發表她的自由論。最後,她還決定不做某功課,因為她深信自己有自由作這個選擇。

於是,我又好奇地追問:「老師有沒有告訴你自由選擇會有後果的呢?比方說,某個學生決定不做功課、不準備考試、不參與課堂等等,雖然老師尊重他的選擇,但他卻會損害了自己的學業。」她想了一想……我們的自由談就擱在這裡。

事後,我也想了一想,我的一個朋友,她常常提及她的女兒對學業態度的選擇也差不多是這樣。她的女兒常常說:「我並不在乎(I don’t care)」;把我的朋友給氣死,因為她女兒自由地做了自己的選擇。起初我以為是個別老師或學校的教學原則;慢慢我發現這可能是自由社會的一個特質。一向也聽聞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家;人們鍾意自由、鍾意「有得揀」。在日常生活中充滿選擇,讓人可以百分百體驗自由的實在。例如你可以在眾多不同的電力公司中選擇你喜歡的供電公司;然後再在其內選擇眾多不同款式的電力計劃。可是,我從沒有想過在學校裡也可以那麼具體地體驗自由。

另一方面,我驚訝學校在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時;卻不同時地告訴他們是需要為自己的自由選擇而負責;甚或分析其深遠後果!那麼,只懂享受「高度」自由而不理後果;而不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學生,他們未來會造成甚麼的社會問題?例如會否增加了社會成本?

再者,一個幾歲大的小學生在自由「無上限」的情況下,能否懂得作出「有限制」的適當選擇?學校應否也讓學生知道要以尊重別人的自由為自己選擇自由的基礎?例如,有學生選擇偷取同學的財物;同時卻使他人的利益受損。這不僅是事敗後要受法律制裁;而是這偷東西的同學是在侵害別人擁有自己財物的自由。即使沒有事敗,這偷東西的同學仍是把自己的自由建基在別人的不自由之上。

倘若學校要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應否也告訴學生在運用其個人自由時,可從不同向度去考慮;而非只教學生自由是憑自己的個人喜好為唯一向度?例如,運用自身自由時,會否與自身利益有衝突、與別人利益有衝突、法律有衝突、與家庭和社會規範(social norm)有衝突、以及與自己的信仰有衝突等等?事實上,從不同的向度去考慮作出自由選擇;當然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畢竟,學校、同輩、傳媒和社會等每天都在灌輸不同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給我們的孩子。所以,作為家長,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願我們能一起參與子女們個人成長根基的建立工程,這遠比單單關心他們的學業成績重要。

玩弄感情的藝術家 PUA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20/05/2019

PUA[1],全稱Pick-up Artist,即搭訕藝術家,也叫泡學、把妹達人、戀愛大師。起源於上世紀70年代的西方社會,當時PUA主要透過幫助不擅社交的男性提升社交技巧來達到追求異性的目的。隨著網絡的快速發展,自2008年起,PUA在中國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起來。但讓人擔憂的是,PUA在今天的中國已嚴重變質,許多立心不良的「大師」把PUA變成騙財騙色、玩弄情感,甚至鼓勵受害者自殺的惡性工具!為賺取高額的學費,這些「大師」正不遺餘力地將PUA課程推向社會。

PUA的手法

據筆者了解,在中國,PUA經過許多「大師」的深入鑽研、瘋狂實踐和不斷改良,已發展成一套結合了心理學和社會學、體系化、層層設套、操作性強的「技藝」。縱觀課程架構,其獵取異性的步驟大致如下:

  1. 展示高尚生活:透過偽裝、攝影技巧、盜用的配圖等,把PUA包裝成有錢、高質人士,再將這些高尚生活照發佈在社交App(手機應用程式)上,達到吸引「獵物」的目的。
  1. 選擇角色:PUA選擇的角色主要分三種——浪子、帝王與詩人,[2] 每種角色皆有鮮明的特質與人格魅力,都是針對不同女性心理而設的。
  1. 物色與窺探「獵物」:除了用App交友、去一些地方物色女性外,PUA還有一套教人從微表情、肢體語言等方面快速摸清「獵物」底蘊的策略。
  1. 引起好奇:在初次接觸中運用PUA的策略、話術(說話技巧),使女性對自己產生好奇繼而關注自己。
  1. 誘入陷阱:透過打擊女性自信同時抬高自己、反撇(先給女性留下一個印象,然後在適當時候顛覆了這個印象)、[3] 先噓寒問暖,再冷淡疏離等技倆,誘使女性更多的關注、投入感情,繼而愛上PUA。
  1. 掌控女性:當「獵物」上鉤後,PUA會不斷誘使她們投入更多情感與精力。之後,再將對方的一些小錯無限放大,指責她破壞了雙方感情。這時,女性會為了挽回感情會變得更加緊張、乞求饒恕。之後,再反覆地與她分手、復合,以達到讓她失去理智,觸發沉沒成本效應。[4]
  1. 實施寵物豢養模式:當「獵物」已失去理智,無法離開時,再透過不斷的洗腦、性關係、言語暴力、情感操控,把女性變為奴隸,對她們進行瘋狂榨取。
  1. 鼓勵自殺:當「獵物」被榨乾榨凈後,PUA還會誘導對方自殺,免除後患。

除了上述步驟外,PUA還有許多「約會技倆」,如:快速獲得女性的信任、「不經意」觸碰對方身體,以窺探對方反應與底線、迅速拉近彼此身體距離、快速發生性關係等。

PUA的影響

在眾多已曝光的個案中,許多受害者皆出現嚴重抑鬱、情感創傷,有的在數年裡不能工作,不停哭泣,無法再相信愛情,有的被惡意傳染愛滋病,還有不少走上自殺之路。除了女性,PUA也使男性痛苦不堪。一位化名林晨的PUA男曾透過媒體講述自己的心路歷程。他原本是一名貧困大學生,因為內心極度自卑及曾被心儀的女同學拒絕,使他潛心鑽研PUA,並按照其策略「狩獵」。出乎他意外的是,「獵物」的反應居然如PUA的教程一樣,一步步陷入圈套,甚至最後企圖自殺。就在女孩企圖自殺的一刻,林晨的良知出手阻止了。但自此,林晨也陷入良知與慾望爭鬥的兩難之中——到底繼續做一個埋沒良知、不斷滿足慾望的惡魔?還是做回一個極度自卑、連半個女孩也追不到的男孩?在男女比例失衡、整個社會向錢看、大量基層男士無妻可娶的時代背景下,林晨的個案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PUA在中國的發展

PUA近年在中國發展迅速,這有賴龐大的單身市場,令PUA培訓機構成行成市。浪跡教育、壞男孩可謂國內具代表性的公司。除了在網上大談把妹技術外,有些經營者的言行舉止也叫人側目。就如浪跡教育的創辦人王環宇就曾在網上大放厥詞,說自己曾騙過600多名女性,而自己創辦公司就是要瘋狂地實戰。他還鼓勵員工在上下班時跟女生睡,並鼓勵他們將「戰績」互相分享。

PUA在港的發展

據筆者了解,PUA在香港可謂暫時未成氣候。除了一些PUA小眾的地下組織和個別PUA培訓機構外,暫未見有媒體對本地PUA作大幅報道。

PUA的手法可謂窮凶極惡、喪盡天良。它可以將女性徹底摧殘後,送上不歸之路,也可以使男性變成泯滅良知、害人害己的惡魔。時移世易,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香港在科技、文化等領域亦愈來愈受大陸的影響。支付寶如是,抖音亦如是,而不良PUA之風會否吹襲香港?我們不得而知,但值得我們警惕、關注!

 

參考資料:

1.     〈PUA(搭訕藝術家)〉。百度百科。網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PUA/5999185

2.     〈渣男撩妹三大必殺技,你中了哪一條?〉。知乎。2018年7月12日。網站:https://zhuanlan.zhihu.com/p/39566320

3.     〈反撇〉。百度百科。網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D%E6%92%87

4.     〈甚麼是反撇呢?泡妞技巧中的核武器!〉。浪跡情感。2017年6月19日。網站: https://www.puamap.com/zixun/lilun/11770.html

5.     宏桑。〈騙炮鑑別手冊-PUA套路解析〉。知乎。2018年7月11日。網站:https://zhuanlan.zhihu.com/p/39514264

6.     眼界。〈中國第一騙炮渣男PUA王環宇的自我介紹,他自稱已經誘騙玩弄了六百多位女性〉。YouTube。2017年12月28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Q3YrlGKzn8

7.     Carlos China。〈PUA騙愛套路,小夥斗膽分享如何禍害女孩子〉。YouTube。2018年12月7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ritzDy6sxI

8.     〈揭秘 PUA 8大套路〉。每日頭條。2018年3月26日。網站:https://kknews.cc/zh-hk/news/qn3434o.html

9.     〈沉沒成本效應〉。百度百科。網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89%E6%B2%A1%E6%88%90%E6%9C%AC%E6%95%88%E5%BA%94

10.   余婉蘭。〈【PUA】秘密兄弟會邪惡戀愛觀:講求攻略 團隊「覓食」〉。《香港01》。2017年5月26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9F%A5%E6%80%A7%E5%A5%B3%E7%94%9F/93732/pua-%E7%A7%98%E5%AF%86%E5%85%84%E5%BC%9F%E6%9C%83%E9%82%AA%E6%83%A1%E6%88%80%E6%84%9B%E8%A7%80-%E8%AC%9B%E6%B1%82%E6%94%BB%E7%95%A5-%E5%9C%98%E9%9A%8A-%E8%A6%93%E9%A3%9F

11.   〈香港把妹達人〉。PUAHK。網站:http://www.puahk.org/

12. 煙波人長安。〈小心,不要被「中國式PUA」給騙了〉。每日頭條。2018年2月6日。網站:https://kknews.cc/psychology/oxnkgmm.html


[1] PUA起初是指一群受過系統化學習、實踐、和不斷自我完善情商的男性。後來泛指很會吸引異性,讓異性著迷的男女們。字面上的解釋,PUA指的是搭訕藝術家,但因為PUA文化的變遷和進步,PUA的定義已從簡單的搭訕擴展到整個兩性交往流程,主要涉及:搭訕(初識)、吸引(互動)、建立聯繫,升級關係、直到發生親密接觸並確定兩性關係。PUA學是社交學說,它是心理學和行為科學所組成的一門新的交叉學科。

[2] 浪子:追求享樂與刺激,自我放縱,身邊有很多女人,不相信愛情,十分懂女人心,最能提供情緒價值的情場高手。帝王:對女人有著十足的霸氣和男子氣概,能夠主導和引領女人;特別有上進心和宏圖大志;有時候也會表現出有錢、有地位;目光遠大,高智商。詩人:才華橫溢,追求自我夢想;我行我素,浪漫多情;無拘無束,不食人間煙火。

[3] 反撇為女性帶來驚喜,亦會因而對PUA留下深刻印象和產生好感。

[4] 沉沒成本效應:某人對某事投資越多,某人就越不容易離開某事。

網絡與文化的關係 以BL為例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5/03/2019

社會上冷門的文化產品,以往只會成為一個小圈子的玩意,當中有次文化的特色,例如有本身的一套術語,規則,禮儀,服裝等等,但網絡文化卻將這些原本神秘的東西都公開出來。這些文化甚至成為主流文化的補充,給予它們新的想像,甚至最後被主流文化挪用,成為其中一員。本文簡單以BL(Boys’ Love,男男之間的愛情故事)為例,簡述二次元漫畫如何進入流行文化的空間,與主流傳媒互動。

BL漫畫,其實早在上個世紀已出現,當時是少女漫畫系列其中一個分支,以純美的角度去描述兩位男子之間的愛情故事。與一般男女之間的愛情故事類似,故事的目標讀者是女生,所以作者所描繪的往往就是男男之間的愛情故事,這種愛情故事由於沒有女主角,所以女生可以自由地將自己投射到不同的男生身上,想像自己愛著一位男生或被一位男生愛著,同時也可以用守護天使的角度,去感受二人的愛情故事。愛看這類漫畫的女生,被稱為「腐女」。

這種BL漫畫,發展了各式各樣的男男配對關係,當中有以年齡,權力關係,性格強弱,甚至性愛的方式等來配對,這些漫畫自成一個系統,部份喜愛這類型作品的人更會為不同的男生加入想像,為他們創作小說、漫畫故事等等。在未有互聯網之前,這些故事的收集並不容易,更別提發佈。

不過,今天喜愛這類型作品的人,可以透過互聯網認識,又因著發佈成本很低,不少人直接就將故事放在網上公諸同好,部份受歡迎的作品更可以賣錢。同時又因互聯網的興起,這些作品吸引了更多路人(原本沒有興趣,但無意中在網上看到的人)去欣賞。漸漸這些小眾玩意走到社會主流文化之中。

原本是邊緣的次文化,當然與主流社會價值有不相容的地方。男男漫畫這個題材本來就已經另類,部份故事更直接加入性愛情節,變成色情漫畫。不過由於在網絡欠缺法例規管,這些漫畫只會得到一個分類標籤(例如加上「含H」字樣,代表含有色情內容),部份網站更索性在入站前就提醒讀者網站有18禁內容,之後就直接跳過規管。所以故事的尺度可以十分大膽,甚至圖片直達禁書的級別。

這類大膽出位的漫畫作品,取得知名度後,也有不少人藉此來做一些炒作。在不少有年輕人參與的社會運動中,我們會看到不少社會領袖被配上「CP值」(不是性價比,是配對值,CP是Coupling的意思)。在一些娛樂綜藝節目中,不少男藝人也會被配上「CP值」。這明顯是一種集體對男男性關係的想像,當它們可以放在枱上討論時,某個程度上也表示,社會多了人接納這種想像。

當然,倒轉來說,傳媒節目也會特意剪輯一些男生之間似是而非的「曖昧」互動,給予大量材料讓喜愛「腐」的朋友有足夠的想像空間。漸漸地,不少男藝人有時也會有些動作,不知道是故意安排還是剪接效果,終歸就出現了一堆「CP值」的新聞,也就成功製造出話題來。[1]


一些BL的關注

偶然,我們會收到一些牧者就本議題提出的疑問,現在簡單回答:

問:看BL的人會變成同性戀者嗎?
答:不會,因為他們都是在看男生們的樣子,以及他們的戀愛。

問:看BL會令他們接受同性戀嗎?
答:不一定會。因為他們只是看男生的樣子,而且不少BL的劇情以男男關係是禁忌為主線,不斷強調要衝破界線的限制,容易令讀者覺得這些界線有需要衝破,好使兩位主角有快樂的結局,但故事結局往往事與願違,更容易令讀者同情他們。不斷重覆讀這類型的故事,表面上會令人很想為同性戀者爭取禁忌的衝破,有時甚至會表達得非常認同,但這個認同的背後,事實上反而會令「男男是禁忌」的想法更加牢不可破。試想想,當兩個男子的愛情假如不再如BL故事般有禁忌,也就變回一個普通的愛情故事,最後就不再如此獨特和吸引他們了。
所以,與其說看BL會令他們接受同性戀,更準確的說法,可能是他願意相對開放地接受一些社會形容為錯或者不容許的東西。如果這種想法變得極端和盲目,甚至變成他們的信念,才更值得留意和關心。

問:要禁止弟兄姊妹看BL嗎?
答:BL本身是一個漫畫的類型,等於描述同性戀題材的漫畫一樣,本來應該受到《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規管,但因為網上內容「無王管」,而且這些漫畫大部份的來源都是盜版,連中文也是網民自行翻譯的,基本上這些書籍就是沒有被評級。若根據香港法例,這類作品大概只適合18歲以上人士閱讀和觀看。如果性愛情節過份露骨(例如展露男性已勃起的性器官)就會直接被列為禁書。我們建議牧者先了解他們看的究竟是甚麼,之後才決定下一步行動。

問:我們已發現有肢體似乎迷上BL,甚至不斷為團契的弟兄做「CP值」配對,怎辦?
答:我們明白有極少部份的「腐女」會不能自拔地為男生進行配對,甚至會到處宣揚,但這應該只限於極少部份的朋友。如果有男生因而感到受冒犯和滋擾,其實這也是一種性騷擾,理應將感受直接告訴對方,並請這些肢體給予尊重,停止有關行為。如果牧者要介入,要讓肢體明白這種做法會對別人構成不安,情況就像在教會處理緋聞,不必過份高調或放大事件。


[1] 〈[語言] 什麼是CP?CP是怎麼來的?- CP,情侶,戀愛,同人 - 為什麼知識網為什麼知識網〉,Zi字媒體,2017年12月13日,網站:https://zi.media/@whyhtd01com/post/TyRiR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6日)。

My Life My Control,所以我不會濫交!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23/01/2019

近年,香港社會對「性」可謂愈來愈開放。為何這樣說?除了一些有關性觀念的調查可以佐證外,[1] 看看地鐵站內有關避孕產品的廣告就會知道。相比10年前較為保守的風氣,今天與性相關的廣告(如避孕套、避孕藥或時鐘酒店等)隨處可見。而近來,筆者無意間在地鐵裡看到一則避孕藥廣告,以一句「My Life My Control」(自己人生,自己話事)作為廣告標語,彷彿都在鼓勵人們去放任、追求性快感。或許這也反映了產品的營銷理念:緊貼時下人的潮流——更隨性、任意、不受束縛去追求性快感的潮流。

「My Life My Control」這句廣告語讓筆者想起去年11月某日,適逢同性戀大遊行(上圖),筆者在街上遇到遊行隊伍中的某團體,其中的遊行人士衣著暴露(有的女生袒胸露背,當中有一位男士只穿了一條黃色的內褲),一邊行一邊高喊:「我的身體我作主,我賣淫關你甚麼事!」(這句話本來夾雜了粗口,故不在此引述。)

在現今的文明社會,自由是每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也是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之一。但在個人自由應該被充分尊重的同時,是否就意味我們可以有自由做任何事?一個人若無視後果與自身的責任而任意妄為,會帶來甚麼結果?同樣一句「我的身體我作主,我______關你甚麼事!」如果我們玩填充遊戲,在空位填上:暴飲暴食、吸毒、賭錢、自殘、自殺等行為,又會釀成怎樣的結果?

作為一個成年人,除了享有個人的自由外,在凡事上我們是否還需考慮自身的責任與他人的福祉?就如:作為人夫,我知道妻子需要我的關愛與忠誠,所以我會學習用心愛她而不會去搞婚外情;作為人父,我知道孩子需要一個愛媽媽、又關愛孩子、能成為好榜樣的父親,所以,我願意犧牲自己個人的時間來陪伴孩子經歷生活的點點滴滴。除了家人,對工作、友人、社會……我都會盡上自己的責任。這樣做,不是為了彰顯自己多了不起,而是我深知——要想獲得美好的結果,必須要懂得在自由與責任之間取得平衡。這或許也是一個成年人與一個任性小孩的分別。因為後者往往只會顧及自己眼前的慾望與享樂,而忘了自身的行為,會對身邊的人帶來的影響。

前英國首相邱吉爾曾講過:「在人生的頭25年,我渴望自由;在接下來的25年,我渴望秩序;在再接下來的25年,我意識到:秩序就是自由!」到底甚麼是真正的自由?放縱情慾、性濫交是否能使人獲得真正的自由、滿足與幸福?如果是的話,為何又會有人經過多年縱情之後仍會發出「愈做愈失落」的感慨?[2] 假如有一天我們的科技能夠完全解決意外懷孕、性病等問題,我們是否就可以隨便濫交?若接受自己濫交,是否同時能接受配偶濫交?這樣的話,我們又和猩猩有甚麼分別呢?


[1] 〈80後即食麵戀愛文化〉,《東方日報》,2011年2月11日,網站: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10211/00176_006.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月17日)。

[2] 古錦榮〈性治療師手記——愈做愈失落,愈失落就愈要做〉,DIVA CHANNEL,2013年4月1日,網站:http://www.etnet.com.hk/www/tc/diva/sexandlove/sextherapists/16547(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月17日)。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3/1/2019

香港還有沒有任何人?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2/11/2018

很多人說香港人迷信精英,看重專業。大家不信?消防處一個cult到盡的「任何仁」教你急救,不少人即時有反應,紛紛說一堆似是而非的道理,認為急救是專業知識,要由持牌人士、醫護人員去做,否則會產生危險。

這種必須讀書、考牌才可以做某些事的制度,是專職分工下的結果,其原初的構想是來自資本主義的分工合作精神,這種想法背後是要減省不必要的生產。片段爆紅的翌日,消防處即時派出醫生澄清,在傷者失去呼吸的情況下,「任何人」即使連脈搏也不懂檢查,也應該即時做簡單的心外壓(CPR),因為停止呼吸的傷者的生命是以分鐘計,即使有機會因為動作不正確而令傷者的肋骨折斷,但在斷骨總比死亡好的原則下,當沒有其他專業人士在場,「任何人」也可以做這種急救。

不過,反對的人也說出另一堆理由,由保險,責任,後果等等。這些說法當然從專業的角度來說,有其道理,正如現在很多家居維修,例如電器,水喉,電線等等,社會也會要求修理的人要有牌照,因為持牌就證明他學過一定程度的水電工程,他們如果有閃失,當然有保險等承擔責任,但事情一專業化,就令人人都忘記其實自己也是「任何人」。最後,我們的下一代,有些不懂得換電燈泡,有些不懂得換花灑頭,更不要說換門鎖,因為我們被教導,這些都不是「任何人」能勝任,是要有專業資格的。

很多人問,為甚麼外國教育下的孩子甚麼都敢嘗試,我們的孩子卻做甚麼也猶疑?可能因為我們太迷信專業、太著重安全、也太不相信自己。說到底,今日的急救課程的設立,最原本的目的,就是讓社會有更多人可以在專業人士未到場前,做一些基本急救。這些知識,和換燈炮,通渠一樣,都應該是「任何人」也能做和應該做的。

所以,謹慎是好的,但救人是毋須領牌的,在有需要的時候敢做,不但救到人,也救到這個城巿。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2/11/2018

老鷹樂團的加州旅館 (Hotel California)

張志儉博士 |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
20/11/2018

圖:翻攝自網路

Bohemian Rhapsody(《波希米亞狂想曲:搖滾傳說》)一片中,觀眾都看到Freddie Mercury對音樂的看法和堅持,其中一個爭拗點,就是和唱片公司高層辯論對“Bohemian Rhapsody”這首歌的看法。

一般來說,流行音樂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就是歌曲不可太長,三分多鐘已是極限。為甚麼呢?原因是歌曲的流行程度與否,決定於電台播放的頻率,而電台的主要收入,當然是靠廣告,所以用了三分鐘播了一首歌後,接著一兩個廣告便是最理想的了。然而歌曲太長的話,電台播廣告的時間便相對減少,收入便會下降,所以“Bohemian Rhapsody”長六分鐘,電台是沒有興趣多播的,所以Queen也只能把這首歌放在獨立電台首播。不過,這歌實在太出色,聽眾紛紛打電話給電台點唱,之後便變成歷史經典了。

其實在70年代樂壇,除了Queen這首“Bohemian Rhapsody”外,還有一首六分多鐘的流行曲——Eagles的“Hotel California”,其流行程度和“Bohemian Rhapsody”不遑多讓。然而這首歌背後的一些傳說,大家又知否呢?

就以Queen的“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來說,有人認為dust是指Angel dust(天使塵),它是毒品的一種;而Beatles的“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被指為在那個迷幻年代內歌頌LSD(迷幻藥)的歌曲。那麼“Hotel California”呢?我們就抽出歌曲內幾句歌詞分析吧!

So I called up the Captain,
'Please bring me my wine'
He said, '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nineteen sixty-nine'

這句歌詞比較難明,為甚麼客人要喝酒的時候,酒保說自1969年起便沒有酒賣呢?初時有人認為可能是越戰關係,所以把酒賣光,但這解釋毫不合理。原來Spirit除了解作酒精外,還可以釋作聖靈,Holy Spirit。但就算這算釋合理,又和1969年扯上甚麼關係呢?

原來在1969年,有一件事發生,就是第一本屬於撒旦教(Church of Satan)的聖經出現。我年前在三藩市和朋友吃晚飯,飯後他載我兜風。來到一個富貴住宅區。他停下來,指著其中一間屋,說此屋大有來歷,是全世界第一間撒旦教會。明白了,這教會佇立在三藩市,而三藩市位於加州,那麼便是Hotel California了。

之後還有這幾句:

And in the master's chambers,
They gathered for the feast
They stab it with their steely knives,
But they just can't kill the beast

在酒店開餐,大吃大喝,本是平凡不過,但這次卻未能成功。有人以為菜刀不夠鋒利,又或者野豬太大,斬不下去。但其實留意Beast這字,看看聖經啟示錄十三章18節,便知道beast的真正解釋。

當然,上述說法有人相信有人否定。筆者在80年代看過一個電視訪問,主持人問Eagles成員Don Henley 如何創作這首歌時,他的答案令人震驚。他說此曲的創作過程不屬自己,乃經過channeling(通靈)的。

信不信由你,但聽歌時多留意其創作背景及歌詞意義,都是重要的。當然,不論是毒品、撒旦教、通靈的經驗,都不是我們該追求,甚至是應該遠離的東西。然而這些東西總是不經意地充斥在流行文化裡,在不知不覺間就向我們傳遞了一些訊息。當我們不斷重複地聽著熱播歌曲、看著賣座電影的時候,也可能不自知地接收了這些世俗的訊息。流行文化的力量、對我們的影響力,實在不容小覷,了解一首歌曲創作背後的故事,也能幫助我們小心選擇、篩選接收甚麼訊息。

數據、謊言與真相

19/11/2018

《數據、謊言與真相:Google資料分析師用大數據揭露人們的真面目》
作者:賽斯˙史蒂芬斯—大衛德維茲(Seth Stephens-Davidowitz)
譯者:陳琇玲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年份:2017年

 

作者賽斯˙史蒂芬斯—大衛德維茲為網路數據專家,每天都要追蹤人們在網路上留下的數位足跡。他試圖從人們點擊或按鍵中,了解他們真正想要的是甚麼,真正會做的又是甚麼,以及他們的真面目。

作者發現人們即使面對朋友、戀人、醫生、問卷調查,甚或自己,都沒有把自己的真正想法表達出來。然而當面對大型的搜尋引擎時,他們往往可以在搜尋欄中吐露真心。例如當年奧巴馬贏得大選,成為美國總統的時候,一般的民意調查,又或是兩位知名教授的分析,都指出美國國民並不在乎奧巴馬是黑人。不過,作者卻發現Google搜尋器所呈現出來的,跟調查相距甚遠,美國仍有不少人懷有種族主義,他們會用仇視黑人的字眼在網上進行搜尋。簡單而言,很多人會在眾人面前說謊,但當面對Google搜尋器時,他們的想法卻無所遁形。因此作者運用了Google搜尋統計,發現了人們不願說出口的秘密,包括深藏內心的種族歧視、仇恨思想、以及未報案的虐童案件等。

大數據洩露人們的秘密,這有助政府、組織或企業挖掘一些連人們自己都不知道的偏好,以為它們帶來好處。同一樣貨品,大數據可能讓企業家了解有哪些顧客願意支付更高的價錢,掌握了這方面的資料,企業家就能在特定的顧客群中,獲取更多的利潤。大數據甚至可以幫助賭場老闆認識不同賭客的「痛點」,甚麼是「痛點」?它是指當賭客輸掉的金錢,超過某個金額時,他們便會在賭場消失一段時間。賭場老闆會千方百計讓賭客輸掉的金額最接近,卻又不會超過「痛點」。當某位賭客的「痛點」臨近,賭場老闆會請他吃免費牛扒,老闆此舉看似大方,事實上,他只是想賭客在「痛點」前收手,令他在明天或短時間內再來光顧。

大數據看似厲害,但身為數據分析師的作者,卻提醒大家不要過度迷戀數據,這樣會令人忽略了更重要的考量。情況就如耶魯大學某位行銷學教授,她本來打算研究計步器如何給人帶來積分,激勵人走更多的路。誰知為了爭取更多的積分,她走路走至身體疲乏,甚至把計步器放在三歲女兒的身上,讓她幫忙賺取分數,只迷戀數字的她,結果當然沒有完成關於計步器的任何研究。

另外,作者也提出「以數據取人」存在著危險。現在美國的僱主考慮工作應徵者時,更常搜尋應徵者的社交媒體。有研究顯示在facebook上對莫扎特按讚的人,往往智商較高,而對哈雷機車按讚的人,往往智商較低。若果僱主相信這種數據分析,真的拒絕了一位聰明但喜歡機車的人,這位應徵者豈不冤枉?因此,作者指出數據革命的危險在於「隨著生活各個層面日漸被量化,這些代理判斷可能會更深奧也更擾人。更準確的預測可能導致更微妙和更惡毒的歧視。」(頁336)

作者以風趣幽默的行文方式及大量例子闡釋大數據的力量,同時,也讓讀者反思在大數據之下,人們既無法掩藏真正的想法,甚至可能被監控或遭到歧視也不自知。

 

大媽舞與報佳音 淺談街頭表演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9/11/2018

街頭表演(Busking)在香港街頭向來佔一席位,由以前的廟街,到政府有系統地設計行人專用區,都反映了它存在於我們的生活裡。不過,今年8月,政府正式取消了旺角行人專用區,街頭表演一下子就成為社會熱話議題,大家踴躍討論到底應否規管這類活動。街頭表演,不論類型,質素和地點都是非常隨意。這本無害,但如果社會對街頭文化和表演有要求,怎樣做才可以既保護街頭文化,又能令街頭文化不會過份侵擾市民的私人空間?

走訪世界不同的地方,也有街頭表演的文化(或說是街頭賣藝,因為表演者也接受觀賞者自願的捐獻),當中不少地方有自己監管的方法。[1] 不同的時間、地點的限制和發牌制度,在在確保街頭藝術的質素,以及盡量避免不影響當地巿民的生活。在香港,近年旺角行人專用區,或者屯門公園的「大媽表演」,成為了香港的城巿地標文化,不少自內地移民來港的中年女士,部份穿著性感衣服就在空地唱著一首又一首老歌,吸引一堆男士圍觀及付鈔支持。

有不少人質疑,大媽用特大的聲浪影響其他同場的表演者,這好比「劣幣驅逐良幣」,加上大媽的表演低俗,唱的老歌與時代脫節,令人質疑她們浪費了表演空間。[2] 不過同時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雅俗共賞,只要互不干涉,互相尊重就可以,不用質疑對方的表演是否專業。[3]

這裡牽涉好幾個問題:1. 街頭表演有雅俗之分嗎?2. 怎樣的表演才算是好?3. 如果有優劣之分,不好的表演就一律不准「上台」嗎?近月不少人提出規管街頭表演,特別要求表演者參與「試鏡」,或者得通過一些測試,才能取得牌照。[4] 要求規管是合理的,因為即使街上有多少個垃圾筒,政府也有限制時,當街頭表演已成為城市景觀的一部份,又哪有不管之理?

不過一涉及發牌,就得小心考慮如何訂立有關準則。[5] 到底甚麼類型的活動算是街頭表演?當局是如何定義?現時街上有不少活動,其實都涉及表演。如有部份行乞者會表演,或唱歌,或彈奏樂器;一些聲稱自己是旅港的背包客,也會表演一下魔術或者富有家鄉特色的音樂,以賺取旅費;甚至連報佳音的人,只要手執一支結他,就能到處邊彈邊唱聖誕歌。戶外唱詩會是街頭表演嗎?需要受發牌制度規管嗎?

另外,也得考慮申請的手續如何,就像每年聖誕節的報佳音活動,存在已久,不少教會都會動員弟兄姊妹參與,在佳節宣揚好消息。(不過近年也有人批評教會的報佳音手法,一些詩班團歌不僅唱得不好,兼且亂喊口號,帶不出佳節應有的氣氛,反而像「圍內」的擾民派對。)而當教會向政府查詢,該如何申請才可以舉辦有關活動時,對方的回覆是:報佳音是一個公眾集會,所以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警方需要知道教會報佳音(傳福音)的路線,以及參加的總人數,作為是否批准的參考。街頭表演者總會吸引一堆圍觀者欣賞,那麼他們也要在每次外出表演前,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嗎?這樣的程序,街頭表演者又是否接受呢?

城巿,有時總是摻雜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見,對於公共空間的使用也有不同的想法。如果我們堅持要某一種特定的聲音、音樂和表演才是香港街頭文化,街頭文化的話語權就會被直接控制了。如此,日後會不會有許多人都在表演,但演的卻是一式一樣的「樣板戲」?這種現象是我們想見的嗎?我們願意見到城巿因為受束縛而變得呆板嗎?不同類型的音樂、表演,都有其支持者,雖然支持者的數目是有分別的,但如果完全扼殺某一類表演,它們的支持者總會感到失望。最理想的是建立一個平台,讓不同類型的活動都有屬於自己的表演空間,同時保障這些表演是在不擾民的情況下進行。這方面有賴政府思量,如何協調不同的表演者都有演出機會,及規管演出的時間和地點等,不過,亦不能管得太嚴、太煩瑣,否則只會出現「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情況。街頭表演如能有秩序進行,讓市民選擇是否駐足欣賞,相信它的爭議性也會隨之降低。


[1] 〈【Busking爭議】各處鄉村各處例 細看街頭表演的「世界規則」〉,《香港01》,2018年10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世界說/244514/busking爭議-各處鄉村各處例-細看街頭表演的-世界規則(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1月2日)。

[2] 〈【告別菜街】劣幣驅逐良幣 Busking自律圍觀VS霸道大媽亂舞〉,《蘋果日報》,2018年8月4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80804/58524436(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1月2日)。

[3] 〈【Busking爭議】英國特拉法加廣場 劣幣驅逐良幣的「街頭」啟示〉,《香港01》,2018年10月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世界說/244484/busking爭議-英國特拉法加廣場-劣幣驅逐良幣的-街頭-啟示(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1月2日)。

[4] 〈【Busking爭議】從美國「鼓圈」小城 反思本港街頭表演前途問題〉,《香港01》,2018年10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世界說/244495/busking爭議-從美國-鼓圈-小城-反思本港街頭表演前途問題(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1月2日)。

[5] 〈街頭表演研「共治」 規管始成事〉,《香港經濟日報》,2018年10月20日,網站: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189632/街頭表演研「共治」%20規管始成事(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1月2日)。

選舉其實並不神聖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11/2018

  過去幾年因為爭取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香港社會陷入了很大的撕裂,在雨傘運動好像無功而還,再出現人大就宣誓釋法和政府DQ了幾位議員,對民主運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令不少人加深了無力感。筆者支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過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向市民問責的制度,不過,筆者並不贊成將是否有普選,視為香港有沒有希望的指標,因為,即使有普選,並不代表一定可以選出一些優秀及無私的行政長官和議員,而沒有普選,並不代表我們便只能任由統治者魚肉。

  沒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因為有人的地方便有問題,以公平民主方式選舉產生的管治者,當然應該比世襲的昏君或以武力奪權的獨裁者來得好,不過,當社會出現危機、經濟情況欠佳的時候,選舉亦容易成為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推動極端政策的機會。希特拉經選舉產生固然不在話下,而以向全世界推銷民主為己任的美國,亦會選出特朗普之流的人物,大家便應明白,民主制度固然重要,但人民的素質同樣重要,社會不會因為有了民主制度就會成為烏托邦,有積極培養人民的素質,社會的發展才有希望。

  經歷過香港多年來的選舉,以及觀看其他國家不同的選舉,大家應可以發現,所謂選舉其實並不神聖,很多時只不過是人力、財力、策略和宣傳的比併而已,加上香港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只要對準幾個百分點的選民,贏取他們支持,基本上毋須理會其餘九成多的選民。於是,究竟議員是反映大眾還是小眾的意見?有時的確耐人尋味。

  走筆至此,未知大家會否對選舉和投票有點意興闌珊?其實,大家最需要改變的也許不是對選舉的參與,而是對選舉的期望。筆者多年來都留意選舉的情況,也積極投票,其中一個重要的信念就是:投票不是要選出最好的議員,而是要阻止最差的當選。因為,既然有選舉,就必定有人會當選,投票除了是對一些理念相近的候選人表達支持,也是要對看不順眼的候選人說不。

  作為基督徒,我們明白人性的軟弱和限制,不會亦不應將對未來的期盼,過份投放於選舉帶來的改變。《聖經》沒有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提供任何模式(可能根本就沒有),《聖經》能為我們提供的只是一些管治者應有的態度(例如應賞善罰惡,使作惡的懼怕;以及既不偏護貧窮人,也不看重有權勢的人,總要公平待鄰舍等),至於這些原則如何在政治現實中體現,不能單靠制度,也要靠當事人的態度。

  有人說選舉令人謙卑,因為無論候選人是何出身,在拉票時總要放下身段,聆聽群眾的意見,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地作出種種的承諾。當然,「失憶」也是不少人當選後的常有表現。不過,一些意見和想法,曾經提出總比完全沒有機會提出過好,而且有白紙黑字、聲音影像為證,當事人就算無心兌現承諾,也總要做點功夫安撫選民,以免下次選舉時被人算賬。因此,有選舉總比沒有選舉好,而要求候選人問責的人數愈多,他就愈要花多些心機做一場好戲。

  在目前香港政治陣營只籠統地分為建制和泛民時,若在全港性選舉,大家仍然有機會在自己支持的陣營內,選擇在不同光譜下的團體或個人,原則上可以盡量選擇與個人理念較接近的候選人。但在個別區域的補選,形成了單議席單票制的情況下,而自己較為支持的候選人卻沒有參選,有時的確令人十分煩惱,有投也不是,不投也不是的矛盾。其實這也是時候去反思,投票究竟所為何事?

  投票最重要不是選擇最好的人,而是要阻止最差或與自己理念不符的人當選。而個人的理念往往不只一個,在候選人眾多的政綱裡面,我們要排好優先次序,按個人的判斷,究竟香港當前最嚴峻或需優先解決的是甚麼問題?是政制、房屋、教育、創新科技、婚姻家庭、還是倫理道德問題?投票從來涉及一籃子的考慮,不要輕易被一些簡化了的議題所蒙蔽,選民是要努力做功課去審視各候選人的。投票不單是期望社會變好,也要阻止社會變壞。

網絡廣告和內容可以怎樣分?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3/01/2018

上網看短片、漫畫、微電影,已成為了大家的生活日常。或許大家會留意到,不少內容是廣告商贊助網紅或所謂KOL而生產出來的,他們會按著自己網站或者內容的主題,度身訂造廣告。部份廣告會在最後「有品地」貼出商品,讓你知道哪個是特別計設出來的廣告帖,哪些是產品測試,或者旅行勝地等等的宣傳,也有可能是賣了廣告你還以為是分享資訊。

 

我們明白,網上賣廣告是難以監管的,因為網上作為輿論平台,本身就沒有任何機構負責做把關的角色,任何網上留言也不能、亦不宜預先有任何的審查。一直以來就依賴內容提供者自律自制。部份有社會良心的公司,在活用社交網絡等不同平台時,也會清楚標明自己在賣廣告,並不是真內容。

 

另外,有些網絡廣告以故事、評論的方式來寫,看起來很真實,亦未必寫明是廣告。這些看起來很真實的廣告,叫人難分真假,有網絡巿場公司會專請「打手」寫這些稿。要分辨往往很費神。

 

更有一些廣告,美其名是介紹景點,實用生活資訊等等,例如皮膚乾裂的原因,或者夏日炎炎消暑方法,之後提供幾個解決方法,表面上所有資訊是免費,但其實那些免費資訊背後,是指向某一個牌子的產品,這種比較迂迴的進路,最後其實也是指向消費。

 

近日,社交網絡平台Instagram就規定所有網紅發放的廣告必須列明是廣告。這種方法就是嘗試杜絕這種缺乏廣告標示的宣傳,甚至網紅有收費的廣告。作為網絡使用者,或網紅的閱讀者,我們應了解網絡要生存,是依靠很多商業支持的,而這些商業支持,又直接影響他們的內容的取向。網紅的內容沒有向網民收費,我們就應有心理準備,他們所說的話、所講的笑話、所展示的產品,是有可能由廣告商贊助的。最後即使我們不懂分辨哪個是廣告,至少我們也可觀察他們的收入來源,以了解這些內容的可信度和廣告的數量。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3/1/2018

廣告植入電視製作 未必是壞事

13/11/2017

有電視台曾在其台慶節目中插入一個嘉賓食炸雞環節,女主持人突然在節目中稱要請一眾藝員「食好嘢」,該台的一眾藝人於是就在盛裝之下表現出十分街坊地享受吃炸雞。這個令人覺得牽強,干擾觀賞趣味的環節,讓通訊局收到多宗投訴,局方經考慮後,認為該台做法嚴重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及《電視廣告守則》,並須罰款15萬元。該電視台不服並以裁決無理及違反《人權法案》提出司法覆核,事件仍在審理中。

 

當那邊廂仍是「懸案」一宗時,這邊廂的通訊局在今年2至6月進行了意見調查。發現有四成多受訪觀眾接受或非常接受免費電視的植入式廣告;五成多觀眾接受免費電視台增加植入式廣告,為數不少。當局正考慮放寬規管間接宣傳和植入式廣告的條文,順應民意與業界需求。

 

我們明白電視台現時經營不易,面對直接與間接的競爭對手,為生存要把握機會。但我們相信其手法可以多用點心思,硬生生把吃炸雞環節放到台慶節目,還是可以將之融入台慶的短劇或每天播放的劇集中,讓人輕輕鬆鬆地去接收呢? 不少韓劇都曾加入一些商業產品的劇情,仍能讓人看得舒服之餘,亦可以幫助電視製作有收入,可以健康的發展下去。

當然,作為觀眾,在觀看精彩的植入式廣告劇情時,要小心勿掉進消費陷阱中! 

 

關注焦點:性文化

師生關係要清晰

香港近年出現多宗男老師對女學生作出不軌行為的事件,如事件是在師生雙方同意下發生,並且女學生已滿十六歲,老師雖在法律上並沒有違法,但卻有違老師的專業操守。而當事件是在學生不情願的情況下發生,又或學生是未滿16歲,老師就明顯是觸犯法例。

關心學生是老師的職份,但師生之間在身體及情感上都要保持恰當的界線,如師生之間性別不同就更要加倍注意,保持適當的身體距離及避免不必要的身體接觸,以及將情感關係清清楚楚保持於師生層面上。人是有感情的動物,老師也需要與其他人建立連繫,分享生活上的各種感受,但一些太私人的事宜,又與學生的個人成長無關的話,就不宜向學生多說,避免無意間與學生產生出情感上的結連,做成難以收拾的局面。

上帝的公義與恩典

吳庭亮博士 | 加拿大信義會新生堂 傳道
13/11/2017

最近看了一個賣思樂冰的故事,很有意思。店主在賣思樂冰的時候,會使用一支木棒,把思樂冰推平,使每一杯思樂冰都是一樣的,但是遇到小朋友的時候,他就會把思樂冰堆得滿滿。其他人看見就覺得很不公平,為什麼小孩子的思樂冰會是堆得滿滿的,大人的思樂冰是平平的。店主說:給你們的思樂冰都是一樣的,十分公平。然而給小朋友的思樂冰,我會堆高,這是我的主權。前者是公義,後者是恩典。

未信主的時候,我認為上帝是不公義的。為甚麼?上帝給人自由去選擇相信祂,然而,相信的人有永生,不相信的人便滅亡,這豈是公義的上帝所為?

信主後,愈來愈經歷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實,是人並沒有自由。不是上帝不給予人自由,而是因為人的罪,被罪捆綁,被魔鬼掌控,人已失去了自由。

上帝給予人生命,本應是仁愛、和平、喜樂的豐盛生命,這也是人所渴求的生命。然而,因為種種原因,不論是慾望、面子、抵不住誘惑等等,我渴望的我不去做、不去說、不去想,我厭惡的倒去做出來、說出來或在心裡思想。

如果上帝只有公義的話,祂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讓我面對罪的後果。罪的後果是死亡,再沒有上帝所賜的生命了。但是,因為上帝的愛,祂藉耶穌基督預定了救贖計劃,叫所有相信的,能得著新生命:一個脫離罪的生命、一個有神同在的生命、一個被聖靈充滿的生命。

信主前,我好像是選擇相信上帝,於是成為基督徒;成為基督徒後,聖靈叫我知道,神顧念我這個該死的罪人,是天父揀選了我,呼召我成為祂的兒女,給我豐盛的生命。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幸好上帝不單是公義的,也是滿有恩典的,我可以用甚麼來回應天父的愛呢?

男人著裙的故事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4/09/2017

有時,我會問,裙是一種甚麼服裝,甚麼情況下應被包容?

話說這兩個月就有兩個故事。中東一名模特兒穿著短身上衣配高腰迷你裙,在沙地阿拉伯古堡拍了一段短片,據了解她如此打扮就犯了穆斯林婦女的衣著規定,當地政府表示非常不滿,並要徹查事件。[1] 另一件事生在英國西南部的中學,當地氣溫超過30度,但校長堅持不准男學生穿短褲,並笑稱「喜歡的話大可著裙返學」,於是超過50名男生決定著裙回校,但又被評「裙太短」、「腳毛多」,於是有人上學前先剃腳毛才回校。[2]

可見,社會對服裝從來都有一定的要求,亦有規範,不同文化當然也會不同,甚至被其他文化視為古怪的規則。要改變這些文化,有人說最快的方法當然是用規定,例如立法,但這樣做的反彈相對較大,因為涉及立法強迫他人改變一些恆常的想法和價值觀。相反,透過每一個人生活,實際的行動,就如上述的例子,漸漸地不同的人也會反思,我們的價值觀,在某些場合,是否牢不可破?法律也不外乎人情,有時太僵化、欠缺彈性,可能會弄巧成拙。

 


[1] 陳慶餘,〈女模穿短裙遊沙烏地古堡挑戰禁忌 當局震怒要查〉,《中時電子報》,http://hottopic.chinatimes.com/20170718003897-260803,2017年7月18日。

[2] 張定明,〈校規禁穿短褲 50男生寧剃腳毛穿短裙返學挑機〉,香港01,2017年6月23日,https://www.hk01.com/熱話/99905/-英國熱浪-校規禁穿短褲-50男生寧剃腳毛穿短裙返學挑機

 

 

做人不要太「花生」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0/07/2017

觀察網絡分享資訊的閱讀發展,不少人表示「識睇一定睇留言」。在社交網絡,留言更多時只是為了「花生」──指旁觀者說三道四,甚是多事。

近月有位曾老師經幾努力成功登上珠穆朗瑪峰峰頂,傳媒大多正面報道,但同時網民卻質疑她在登山過程中見死不救,又有人稱登山靠的是當地雪巴人帶路和提點,所以根本不算是「挑戰」。

網民有一種癮:喜歡將神話破滅,或者將正面的事醜化,又或者將極醜的事看出「美的一面」。美其名是大鳴大放,事實有時卻是顛倒是非。不過,因為網絡力量大,只要某一種說法盛行,大家就以此為定論,輿論的風向隨之被扭轉。

再看中大學生會就六四事件發出聲明說:「盲目繼續舉辦活動,最後只會淪於形式化、消費六四,假若他朝六四屠城對現今香港社會有新啟示,屆時再借而討論亦未嘗不可。」聲明遭網上網下一同圍攻,但有趣的是聲明沒有被撤回,學生會也沒有道歉。整件事只在「本土/愛國」的爭議聲中落幕。

可見,網上討論,已經不是真理愈辯愈明,有時只是「花生」愈食愈肥,大家為了將留言變得更香口,更好吃,唯有說更「爆」的話。

夏日炎炎,小心上火。

 

 

更美的家鄉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5/12/2016

每逢假期,不少香港巿民會選擇外遊,台灣、日本、歐洲與美加都是熱門選擇。同儕間常笑問:「放假係咪返鄉下?」

旅行時,入住民宿,在世界任何一處的民宿中你都發現會有客廳及房間;即使是入住酒店,房間也是乾淨整齊,面積達二百多尺。放下行李後,就外出飲飲食食,逛街到處遊玩,在郊外欣賞風景,或者留在民宿或酒店看看電視,躺在四尺大床上休息,做日常在家會做的事,彷彿就是世上最美好的享受。

不過,以上其實是國際社會間最基本的宜居生活條件。現在香港的地產商卻告訴你,你不配擁有這基本的宜居生活條件。如果你人工不夠高,而手上只有兩三百萬,你就只能住只有百幾二百尺的單位,而且整個單位隨時比車位還要細,不要說有沒有酒店的配套,那甚至連劏房也不如。地產商還要多說一句:大家在大學的宿舍也住得很開心快樂呀云云。這種指鹿為馬的銷售手法,根本就昰在破壞著社會對家的想像。

家,住得像暫時容身的學生宿舍;旅行,卻販賣著回家的感覺。於是整個城巿在倒轉生活。每天上班、下班,之後有時也不願意回到「宿舍」,於是蹓躂在街上,不斷在外面消費及玩樂,過著覺得能減壓及放鬆的生活。每天其實就冰冷地住在「宿舍」中,除了休息,沒有其他事情。然後放假就漏夜上機離開這個煩人的城巿,回「家」休息。

這種扭曲的生活形態令香港人家不成家,因為家只是一個休息點,那裡沒有關係,也沒有歡笑,只是一個停駐站。旅行呢,就被認為是認識新朋友和建立關係的開始點。這同樣也是一種錯置,彷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只有工作關係,其餘的關係,也因為我們住的地方的空間感而被消失與放棄。家,不能成為朋友,親人的落腳點,反而旅途中那些萍水相逢的朋友,卻因為不知道你在香港所做的一切,人彷彿可以得到贖罪重生。於是旅人,成為最浪漫和文青的名詞。

浪漫歸浪漫,旅行落機的一刻,你的內心又會告訴你,要快快的回家,更美的家鄉在等你。如此,我們就親手將自己打碎,心繫那個只有由片面的消費所拼出來的家。讓你有家歸不得,或者家不成家的,難道又只是社會的錯?

無論是放工還是放假,回家吧!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6年12月15日

畸型的認錯與寬恕文化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2/07/2016

早前黎明開演唱會,因為以內地物料所搭建的帳篷不合格,事發後黎明在社交網站即時認錯,成為一時佳話。佘英輝及翁繼文北上參加法律界一帶一路訪京團,被爆出一連三晚「夜蒲」醜聞。二人最初支吾以對及否認,雖然最終承認醜聞,但社會對他們已失去信任。

道歉,與是否願意承認錯誤及承擔責任有關。黎明迅速承認帳篷不合格的過失並願意承擔責任(接受退票),社會予以肯定;佘翁二人在傳媒窮追不捨之後才無奈道歉,令人感到是逼於形勢而非真心認錯,因此仍被批評。

愈來愈多人以為認錯只為令大眾消消氣,開始將認錯淺薄化,彷彿認了錯就完成其「道德責任」,不太願意深入分析事情的對錯及合理性,只要站出來認錯便可以「收工」。另一方面,不少人對別人錯失的容忍度亦不斷下降,一旦有聲音指某人有錯,若對方是自己不喜歡的人,往往未審先判,對當事人窮追猛打。萬一證明是一場誤會,只會不了了之,若當事人最終願意認錯,卻又描述對方為「跪低」,估計對方只為求饒。社會不知何時變得那麼刻薄,究竟大家何時才能做到「求你免去我們的罪債,正如我們免去別人的罪債」呢?(太六12《新漢語譯本》)

將政綱化成一面照妖鏡

張思晉、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1/07/2016

選舉期間,選民於投票前可能都會看候選人的政綱,但出席選舉論壇的人往往很少;候選人當選後,會留意他們的政綱有否落實的人,可能更少。甚至,過了四年,選民早已忘記當年自己所投的那位候選人的參選政綱。

我們認為作為負責任的選民,要在各級選舉中投下關鍵一票。除了要參考該候選人所屬政黨的政治理念、檢視其過去的政績、了解候選人的能力以外,還要細察候選人的政綱是否反映市民所需,而這些政綱又是否能夠真確地落實。我們嘗試以單一議題為例,看看各政黨是否真的名符其實,為你「成功爭取」。

民主議題:講一套 做一套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當年最重要的一個議題,就是2016年(立法會選舉)及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雙普選,落實一人一票選特首。例如當年民主黨因面對之前通過政改後被一些較激進團體狙擊的壓力,必須考慮一些較激進選民的意見,而整個民主派都聲稱堅持要爭取雙普選。當然,建制派亦因應民意而要求循序漸進達至雙普選。四年下來,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角色卻剛好逆轉。當年要求雙普選的候選人,面對政府一人一票選特首的「袋住先」方案,卻因為雨傘運動和學生運動的激化,寧願原地踏步也要全盤否決有關方案。[1]嚴格來說,也是背棄了承諾。

原本建制派在此議題上,理應可以在今屆選舉中「指住」民主派說他們是阻礙民主發展的千古罪人,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們在投票前一刻,居然突然以「等埋發叔」為理由,大部份人離場,[2]於是建制派原本應贊成議案,現在變成沒有投票。嚴格來說,全港政黨就只有自由黨是始終如一地投票。於是,政改問題變成了雙輸的鬧劇,難以在今次選舉發揮作用。

民生議題:真爭取 真成果

2011年法定最低工資正式實施並定為時薪28元,而在2012年各黨派,諸如工聯會及民主黨等,皆把爭取最低工資至33元寫入參選政綱中,其後2012年最低工資委員會作檢討時,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就此向各黨候選人進行調查,並得出以下結果。(見表一)

「聯盟在選舉前詢問各候選人對檢討最低工資的意見,包括是否贊成每年檢討、調高最低工資至35元及檢討時應考慮基本生活水平。選舉過後,在直選35席及超級區議會5席,即合共40席中,有24名議員同意以上三項原則,當中公民黨及民主黨贊成提高至33元。而手握10席的民建聯則含糊其辭,只表示尊重現有機制。其他直選議員則未有回覆。」[3]

從以上可見,在最低工資議題上雖然各黨派對工資水平的要求或有出入,但當各黨派有共同的目標時,確實可迫使政府在一些政策上作出改變。

表一:各大政黨就法定最低工資取態。

黨 團體

直選議席 /

超級區議會

最低工資
一年一檢

新水平

35元

檢討應考慮
基本生活水平
人民力量 3 Y Y Y
工聯會 4 Y Y Y
工黨 3 Y Y Y
公民黨 5 Y 33 Y
民主黨 6 Y 33 Y
民協 1 Y Y Y
社民連 1 Y Y Y
街工 1 Y Y Y
共計 24     Y

 

意識形態議題:口裡說不 身體卻很誠實

不少意識形態之爭的議題,不論是家庭友善、同志友善、本土政策、愛國愛港等,說出來往往很動聽,但議員如何落實卻是另一回事。以家庭友善政策為例,不少支持工運的政黨和組織均口口聲聲支持侍產假,更有不少勞工團體支持七天侍產假,但在投票之際,工聯會突然離席沒有投票,令不少人批評其工運意識形態「得個講字」。

立法會議員范國威,當年曾因反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俗稱:超級區議會)而選擇退出民主黨並成立新民主同盟(新同盟),選前口口聲聲說本土第一,不會參加超級區議會的選舉,但近月居然考慮「轉軚」,[4]令當初支持他們有關立場的選民感到困惑。當然,不少認為功能組別選舉是小圈子、甚至是十惡不赦選舉方式的政黨,都不會輕易在一些他們有把握勝出的界別放棄參選。這究竟算不算是另一種的「袋住先」呢?

雖然選民最重視的可能不是各政黨和當選人是否一成不變地履行政綱,而是能否始終如一地履行他們為香港市民大眾爭取權益,努力建立一個公平、公義社會的承諾。有些政綱未能實現不一定是議員本身的錯,但起碼應該「埋單找數」,向選民有所交代,總不能「講左當做左」、「側側膊、唔多覺」。政綱有時會是一面照妖鏡。

政綱欠保留制度 用完即棄難監察

立法會候選人在選舉時出盡法寶吸引選民注意,政綱內容可謂百花齊放,不過選舉之後,這些文宣只會存留一段日子,之後便丟掉。除了政黨會為自己保留一個版本外,日後若要集齊各政黨的政綱進行比較卻十分困難,除非在選舉年做足功夫。

根據現行的選舉條例,候選人的所有宣傳品都要申報。不少候選人為方便申報,都會另起網站,將自己的宣傳內容和宣傳品放在網上,選舉完結以方便計算選舉經費,同時相關網站亦會於選舉後刪除。即使大政黨也如此,此舉是為免與政黨原本的網站混淆,難以計算選舉經費。不過,可惜的是,各政黨和候選人於選舉完結後,卻沒有將自己的政綱放回在政黨網站內,最後巿民難以了解候選人是否有實行選舉政綱所列舉的建議。

除了政黨,因為需要申報的緣故,各候選人所有的宣傳資料,包括政綱亦應交到選舉事務處,因此選舉事務處應存有「副本」。不過,本社向有關部門查詢有關過往的選舉宣傳資料時,收到的回覆稱,所有的申報的宣傳資料會於一年後刪除,只會留下一頁由選舉事務處發送給選民的郵件資料。部門回覆稱收集候選人的資料只是為了方便核實和申報,所以選舉事務處並沒有「留底」,作為對香港歷史的見證、又或讓選民監察議員選舉承諾的憑據,無擬是一個遺憾。

 


[1] 例如在民協的網頁中可清楚看到馮檢基的政綱: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堅決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爭取落實於2016年第五屆區議會全面取消委任議席;爭取在2017和2020年或之前達至真正普及和平等的雙普選,即包括低門檻和一人一票的行政長官選舉,全面取消功能組別的立法會選舉。(參《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http://www.adpl.org.hk?page_id=637

[2] 張思晉,〈議會「現形記」〉,《燭光網絡109期》,頁4。

[3]〈立法會多個政黨支持調升最低工資 促委員會建最低工資35元〉,《香港職工會聯盟》http://www.hkctu.org.hk/cms/article.jsp?article_id=840&cat_id=8

[4] 〈范國威「轉軚」 擬選超區議席 當年反政改退民主黨 今稱為開拓本土票源〉,《明報》,2016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