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追星有時,放下有時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3/09/2021

追星是不同年代不同粉絲的集體回憶,不過,對於信徒來說,將某些藝人捧為偶像是十分敏感的事,當情不自禁受其吸引時,心裡或許會有些歉疚。利未記二十六章1節說:「你們不可做甚麼虛無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們的地上安甚麼鏨成的石像,向它跪拜,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主要是想提醒我們不可以讓我們自己創造的神/偶像,取代耶和華神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

其實追星也好、戀愛也好、對性、對金錢的興趣,甚或對子女的鍾愛也好,只要任何事物和人,若常常在我們的腦海揮之不去,成為我們生命中最重視的部份並轄制著我們,便是我們要警惕的事。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一個人有鍾愛的人和事,本身其實亦不是甚麼壞事,反而可以有一些令自己追尋的目標,願意努力的方向,以及與其他人可以有共同的關注和話題,促進彼此的凝聚力。

當政治環境和氣氛令人有點窒息,追追明星歌星、捧捧奧運選手、談談情說說性、多點享受親子的樂趣,轉移一下大家關心的目標,未嘗不是好事。因為政治若常在我們腦海揮之不去,其實政治就是我們的偶像。過猶不及,世上所有事物,最重要的是看得合乎中道,避免偏激,走向極端。時勢愈緊張,我們愈需要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有時盡情為自己所喜歡的人和事高聲歡呼吶喊,也很療癒。只要我們心中最重視的仍是神,沒有揮之不去的偶像,學會追星有時,放下有時,其實生活也可以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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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中文」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8/09/2021

同一種文字在不同的地方也有其獨特的意思。最有趣的例子:土豆在大陸是指馬鈴薯(potato),在台灣卻是指花生,香港的用語既不是土豆也不是馬鈴薯,而是「薯仔」,因此,由薯仔變為我們常吃的「薯片」是合理不過的,但在台灣卻是稱為「洋芋片」。土豆、馬鈴薯、薯仔、洋芋不同的稱謂,卻是指同一樣的東西。但在「薯仔」前加一個小字,在香港的用語中,「小薯仔」是直譯英文「small potato」,意思又完全不一樣,跟薯仔本身並無關係,是指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地道的台灣慣用語,真的是看似明白,但卻是完全不懂。

「小蜜蜂在消防局門口等候,接著一路尾隨救護車」這是新聞報道的其中一句。「小蜜蜂」竟不是在花間採蜜,而是在消防局等候,更尾隨救護車!再多看一段:

「殯葬業者會派出小蜜蜂在消防局門口等候,接著一路尾隨救護車,所以才會知道傷患住址。」[1]

原來「小蜜蜂」是聽命於殯葬業者。

大概我們也猜到「小蜜蜂」並不是指我們常見的昆蟲,而是指有如「蜜蜂」般作出飛快又機動的「機車」。而「機車」司機穿著黃色的小背心,所以俗稱為「小蜜蜂」。

提到「機車」,我們大概知道在香港是指的「電單車」。但在電影的對白中,曾聽到:「你不要那麼機車!」「你很機車吧!」真讓人(香港人)聽得一頭霧水。「機車」在此處明顯不是名詞,而是形容詞,「機車」所指的是甚麼呢?「機車」在台灣十分普遍,其程度可說是世界知名,機車出現的小毛病及損耗不僅是普遍,更可說是頻繁。說人「很機車」就是指那人問題多、囉唆、不上道(機車不能上高速公路,有接不上的意思)。[2]

當然,「機車」或「小蜜蜂」等俗語,只是多加一點的聯想就不難明白。只是,近日遇上一詞,更是令筆者摸不著頭腦,怎樣也不能把這字詞與意思聯上關係:

「警消到場先是在透天厝一樓發現林女屍體,隨後上到四樓發現莊男上吊輕生……在林女後腦勺發現有敲擊痕跡,初步不排除加工自殺。」[3] 「大門門鎖反鎖、門窗緊閉且沒有遭破壞跡象,現場排除外力介入,並初步研判不排除有『加工』的可能性。」[4]

「加工自殺」或「加工死亡」是何解呢?在筆者有限的知識,「加工」一詞較多是用在食品上,而「加工」這動作大多數情況是在工廠內進行。當然,在網絡搜查一下,就不難找到「加工自殺」的定意,大概就是教唆或幫助他者(或一起)自殺。[5] 只是筆者才學有限,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原意的「教唆」或「幫助」,究竟是如何可以用上「加工」這一字來取代。

台灣對香港人而言,可說是「近文化」的地方,所用的是我們看得懂的「繁體字」。只是地道的用語,實在需要多花一點時間來認識及了解。所以,當你在市場(街市)聽到有人問:「有沒有大陸妹買?」請不是誤以為在台灣販賣人口竟如此明目張膽。「大陸妹」其實只是萵苣(生菜)的俗稱吧![6]


[1] 〈葬儀社比救護車先到!消防局曝驚悚真相:我們想救活〉,東森新聞,2021年7月16日,網站:https://news.ebc.net.tw/news/article/27026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2] 〈臺灣人說的這個人很「機車」到底是什麼意思餓〉,櫻桃知識,2020年12月4日,網站:https://www.cherryknow.com/society/388657.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3] 邱奕能、張議晨:〈高雄7旬老夫妻陳屍家中 妻後腦有敲擊痕跡〉,聯合新聞網,2021年8月30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7320/5708509(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4] 〈妻死夫上吊!高市密室雙屍案 警方不排除「加工」〉,HiNet 生活誌,2021年8月30日,網站:https://times.hinet.net/news/2347999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5] Soulfeel8:〈加工自殺罪︳幫忙自殺的3種法律責任。〉,智邦法律事務所 法律諮詢網,2020年7月2日,網站:https://zhibang-law.com/2020/07/02/%E5%8A%A0%E5%B7%A5%E8%87%AA%E6%AE%BA%E7%BD%AA%E2%94%8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6] 〈為何這種萵苣叫做「大陸妹」?原來和台語發音有關〉,中時新聞網,2017年2月1日,網站:https://www.chinatimes.com/hottopic/20170201002080-260804?chdtv(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我們與星的距離——從遙不可及到觸手可及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03/09/2021

本地歌星、歌唱組合等偶像近來又開始紅了起來,人們瘋狂的去追星,炒賣演唱會門票、凌晨到商場「霸個好位」等第二天偶像的出現……這些情況彷彿在香港已很久沒出現了。但為何現在又會再次出現?現在的「星」與以往又有甚麼不同?他們是如何被捧出來的?時代的轉變,我們可以留意兩方面的演化:媒體與文化,它們的改變令造星文化的「主動權」也改變了。

從天際到近在咫尺

以往,在未有互聯網或互聯網的互動發展沒現在那麼強的年代,偶像的塑造過程可以說是由各大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所控制,它們與大眾傳媒機構的關係,影響著藝人們的形象及星途。藝人們的形象、歌曲,經由公司設計,再由大眾傳媒報道出來,這也是觀眾對藝人們所認知的訊息,觀眾對藝人的認識,也只限於收看這些媒體資訊。最多,也只是通過一些偶像同樂會,可以比較近距離與偶像互動,偶像也能透過這些聚會和粉絲交流。但,這些距離還是有點「遠」。

不過,透過互聯網社交網絡的逐漸發展,大家都有了發放訊息和互相交流的平台。偶像的生活,他自己可以每天發放,作為粉絲,可以在社交平台加入偶像的專頁、討論區,又可以在Instagram追蹤偶像。偶像每天可以主動發放訊息(當然不少專頁背後也可能有專業人員計算、設計應該發放的內容),回應社會及抒發感受。而「偶像」——這些以往是遙不可及的「天王」、「天后」、「巨星」,現可以天天見到他/她的分享:工人姐姐煮早餐仍是煮得很不堪、做gym(健身)做到「爆汗」為了瘦身……我們可以看到歌神吃甚麼早餐,天后自拍大汗淋漓的相片,作為粉絲可以留言鼓勵他們,或者給一些「心心」,來個「讚」……最重要的是,曾是有很遠距離的偶像,像「神」一般,現在卻讓人感到他們是「人」,有情緒、有好惡。

「真誠」的感覺才是最重要

明光社

美國女創作歌手Taylor Swift,亦是當今影響力巨大的歌手,在2008年甚至更早的時間,她已經開始用社交媒體直接與歌迷交流,[1] 更曾親自安慰被欺凌的粉絲。[2] 她曾說:「未來,藝人能拿到唱片合約是因為有粉絲——不是有唱片才有粉絲。」她洞悉了一個在網絡世代中的要訣,她的音樂帝國力量是來自於網絡粉絲大軍,她與這些粉絲的關係,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如「朋友」般的交流,她把自己的名氣「結合親密感與坦誠感」。[3] 亦因為這樣,亦有部份現時的「星」,也是在網絡上以自己的才華,吸引網民追蹤,再引起傳媒關注,這顛覆了以往由唱片公司招攬及宣傳新星的程序。

「主動權」流向觀眾

早年,韓國開始了《Produce 101》、《Super Star K》,前者似香港的選秀節目《全民造星》,參賽者透過不同類型的歌舞比試,成績優異者可以獲選組成組合出道,而後者則似香港的《聲夢傳奇》,透過歌曲比併以獲得經理人公司的合約。[4] 這種造星節目加入了觀眾可在互聯網評分的元素,觀眾看著自己支持的少男少女從不太起眼,但透過節目的比併及地獄式特訓環節,慢慢蛻變走上成功之路,對他們的寵愛自然有增無減!對有關節目來說,觀眾的寵愛是收視率和點擊率的保證,而他們出道後的歌曲、電視劇及廣告都會有一定的支持度。這些情況,我們可以從兩隊男子組合Mirror及Error(成員均來自《全民造星》)出席於屯門市廣場舉行的電視台奧運宣傳活動可見一斑。[5]

造星機制是否公平?

明光社

然而,將參賽者能夠升級的重任交給擁有雪亮眼睛的觀眾,「公平」便變得十分重要,正正因為觀眾相信自己追捧的小鮮肉和小女神的星途是在自己手中,所以就會特別投入,為他們付出的,也可能特別多。內地選秀綜藝節目《青春有你》的投票機制與奶製品飲料掛鉤,粉絲需要購買該飲料,掃瓶蓋內的QR Code才可以投票,於是就有支持者斥巨資購入大量飲料,僱人開蓋掃碼,並把喝不完的奶直接倒掉,這剛好觸犯了中國的《反食品浪費法》。這種行為引起了輿論批評聲音:「把牛奶倒溝裡」、「別把青年人帶溝裡」。節目也在一片批評聲音下暫停。[6]

明光社

而韓國方面,2019年也爆出了《Produce 101》系列曾偽造數據,影響了「練習生」(參賽者)的淘汰名單,製作人更被判罰款及有期徒刑。[7] 我們可見這些造星節目背後的利益和商業瓜葛都可謂千絲萬縷,背後投票機制亦可能與商業營銷模式掛鉤,粉絲盲目追捧偶像的情況也可以極之瘋狂。

節目有令人動容的一面

從正面來看,透過互聯網,我們與這些有才華的藝人、造星節目參賽者的距離真的拉近了很多,可以支持對方,甚至可互動溝通,透過這些機會,我們看到平凡的人能有機會透過磨鍊,一步一步發掘其潛能,當中付出不少汗與淚、衝破了恐懼與困阻,勇敢地踏上進步的階梯,能有機會被關注和發揮所長。那些無論是比賽片段或是真人騷的片段被拍攝下來後,使觀眾看到,也令他們被感動。這不單使彼此的距離拉近了很多,相信也鼓勵了不少人,知道向著目標努力進發,平凡人也會有發光發亮的機會,令自己向星的距離邁進了一步。


[1] 〈泰勒絲〉,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2021年8月10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泰勒·斯威夫特(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4日)。

[2] Erin Strecker, “Read Taylor Swift’s Sweet Message to Bullied Fan,” Billboard, last modified January 27, 2015, https://www.billboard.com/articles/news/6451041/taylor-swift-sweet-message-bullied-fan-tumblr.

[3] P.W.辛格〔P. W. Singer〕、艾默生.T.布魯金〔E. T. Brooking〕:《讚爭:「按讚」已成為武器,中國、俄羅斯、川普、恐怖組織、帶風向者、內容農場,如何操縱社群媒體,甚至……不知不覺統治了你》(LikeWar: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林淑鈴譯(台北:任性出版,2019),頁258–259。

[4] 伍麒匡:《韓流是這樣煉成的!》(香港:天窗出版,2020)。

[5] 〈MIRROR+ERROR今現身屯市 粉絲提早霸位被趕 姜濤Ian出席活動 逾千鏡粉迫爆商場〉,《明報》,2021年7月23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娛樂/article/20210723/s00016/1626977980896/mirror-error今現身屯市-粉絲提早霸位被趕-姜濤ian出席活動-逾千鏡粉迫爆商場(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4日)。

[6] 孫聖然:〈青春有你3|粉絲為支持偶像大量牛奶倒溝渠 節目捱轟後責令暫停〉,《香港01》,2021年5月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大國小事/622184/青春有你3-粉絲為支持偶像大量牛奶倒溝渠-節目捱轟後責令暫停(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4日)。

[7] CHI:〈《PD》系列受偽造數據遭淘汰的練習生名單公佈!〉,Kpopn,2020年11月19日,網站:https://www.kpopn.com/2020/11/19/produce-101-series-contestants-who-were-eliminated-due-to-voting-manipulation(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24日)。

時空中的永恆——偶像文化的神學反思

雷競業博士 |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明光社董事會主席
03/09/2021

最近Mirror樂隊的爆紅,使人不禁反問:為何一樂隊可以忽然有這樣的魅力?這現象如何反映了人性的本質?

從基督信仰的角度出發,人們追求偶像可說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傳道書三章11節說:「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恆安放在世人心裡;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透。」(《和修版.上帝版》)人活在時空之中,一切都在不斷改變,但上帝卻將一種對永恆的真善美的盼望放在人的心裡,讓人不能單單滿足於時空中的經歷,而是期待在時光中能體會到片刻的永恆。在教會的傳統中,敬拜正是永恆與時光交接之處。

無論有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自然對永恆有一份盼望。一場音樂會,固然是時空中的事情,但在激情的投入中,時間可以彷彿停頓,兩小時的音樂會,仿若片刻就過去。人們得到了感情的宣洩,也得到了一份「不枉此生」的感覺。當然,這份感覺可能很快就會過去,人們再次回到自己平凡乏味的角色(例: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職員、一個被學業壓得喘不過氣的學生);但與偶像那位超越時空的同在經驗(當然偶像不是真的在時空中與粉絲們同行),給予人們生命中的一種重要性。

流行文化中的偶像通常有一種弔詭的現象:在現實中,這些偶像不斷轉換,但在某一偶像的粉絲的心中,往往保存一個不變的形象。對粉絲來說,偶像的意義不在於那有血有肉的真人,而是偶像所代表的一種理想。我年青時聽過一位女歌手偶像接受訪問,記者問她會如何報答粉絲對她的熱愛,她回應說:「我會盡力保持自己靚靚。」那時我心中想:「這麼弱智!」今天我對人生多了一份了解,才明白這答案並不弱智,她代表了年青活力、靚靚和成功。人們希望能超越現實限制而長久擁有這些美好事情,現實中既然做不到,就讓對偶像的投入讓我們似乎擁有了;如果她不再靚靚,就會辜負了粉絲的期望。

我是快將「登六」的人,留意到近年來不少我成長時期的偶像歌手(例如陳美齡、葉振棠、溫拿樂隊)紛紛開音樂會,在宣傳海報中,往往把這些六、七十歲的老人家裝扮得歲月不留痕,我個人看來有種啼笑皆非的感覺。從另一角度看,他們只是在盡偶像應有的本份:偶像並不能提供真正的永恆,卻能提供某一代人的共同記憶。對我這一代的香港男人來說,那青春可愛的陳美齡或陳慧嫻是我們身份的一部份,那個70歲模樣的婆婆卻不是我們的共同記憶。每一代人有他們獨有的偶像,這些偶像對那一代人是一個永恆的記號,卻同時只是屬於某一時空中的一代。

人們心底內追求的永恆不是一個單調同質的永恆,或是一個失去自我與獨特性的永恆,而是一種能成就自我身份的永恆。每一代人,他們為了建立自己獨特的身份,就需要與上一代製造一個距離,所以文化中的偶像也隨著世代轉換。另一方面,神給予人的一個特性,我們的身份是要在人群中才能健康地建立,而偶像的特色就是他們能夠把同世代的人連結在一起,反映了那世代的人的共同價值。比如我這代人的偶像女歌手,多數有文靜單純的形象,反映了我這一代人對理想女性的價值取向,和今天年青人偶像就迥然不同了。

既然偶像有團結一代人的功用,社會或社群便要處理跨代偶像的問題;假如世代之間的文化偶像沒有價值共通之處,社群就會失去內聚力而變得散漫,這也是為何有時政權也會關心文化偶像的形象。如果教會關心到教會內兩代人的溝通和信仰的傳承,同樣要留意流行文化偶像的轉變,以明白今天世代的價值觀,好讓教會的宣講的訊息不會在建築一些沒有必要的路障

上文提到,敬拜是永恆與時空的交接之處,也提到偶像的追尋反映了人們內心在追尋同時建立自我獨特和群體性、既多元又能貫穿時空的永恆,現實中沒有一個偶像能同時俱備這些特性,所以人們有時會對偶像產生一種又愛又恨的關係。其實,在追求偶像的背後,反映了人對創造主的追尋:上主既是亙古不變,又是常作新事的那位,當我們的心靈與主耶穌結連,我們也與古往今來信徒的心靈結連,但同時上主又在建立我的獨特性。正如法國神學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所言,人的內心有一真空,惟有主耶穌能填滿。其他的偶像只是名不副實的代替品。

不過,這並非說文化偶像是邪惡的事情。人們追求在生活的不同層面(其他例子:觀賞大自然、閱讀文學)經歷片刻的永恆,是健康生活的一部份。比如我這代的電視主題曲,經常強調人生無常、親情可貴,算是對我們這代從貧苦中爬上來的人的一種鼓勵或慰藉;八、九十年代的Beyond樂隊,代表了九七疑雲下一種自強不息的香港精神。教會不應對偶像文化只提出負面的批評,而是應正面培育信徒有一種文化詮釋的能力,以致我們可享受流行文化而不會被流行文化所蒙蔽。

“This desire, and this weakness cry aloud to us that there was once in man a true happiness, of which there now remains to him but the mark and the empty trace, which he vainly tries to fill from all that surrounds him, seeking from things absent the succour he finds not in things present; and these are all inadequate, because this infinite void can only be filled by an infinite and immutable object, that is to say, only by God himself.”[1]

Blaise Pascal


[1] 巴斯卡的話這樣寫道:「這渴望和這軟弱向我們呼喊,這曾經在人身上真正的快樂,它的印記和無痕的足跡對他仍存在,人徒然地試著用身邊的事物去填滿它,尋找不存在的事物,他在現存的事物中找不到支援幫助;所有的事物都不夠好,因為這無限的空洞只能由無限和永恆的對象來填滿,就是說,由神自己來填滿。」英文原句摘自Blaise Pascal, Auguste Molinier and C. Kegan Paul, The Thoughts of Blaise Pascal / Translated from the Text of M. Auguste Molinier by C. Kegan Paul (New York: Thomas Whittaker, 1888), 95–96.

美國精英文化尊重「無用之學」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2/07/2021

美國實用主義精神過於膚淺?

近年來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包括美國朝野在抗疫上表現出不理性的態度、很多人相信形形色色的陰謀論……等等,令不少美國評論家重新探討美國的反智文化。這並不是一個新現象或者新問題,在過去已經有不少人認為美國反智文化的根源是美國人太重視實際效用,沒有好奇心和耐心去追尋好像是虛無縹緲的真知灼見。

19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訪問美國後寫了一本流傳至今的經典巨著,名為《美國的民主》,這本書記錄了他在美國的經歷。儘管他高度讚揚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但他也表示,美國人對抽象思維和哲學不感興趣。他寫道:「在文明世界中,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少關注哲學,美國人沒有自己的哲學流派,他們對歐洲輸入的所有流派幾乎都不在乎。」托克維爾所描述的19世紀美國文化是否屬實,這有待歷史學家去考證。

近代一些哲學家亦批評美國哲學的實用主義太過膚淺,其深度遠遠不如歐陸哲學,粗略來說,實用主義認為,任何想法的意義和真確性都需要通過其實際結果來斷定。筆者認為這種對美國的批評是過份簡化的武斷,事實上,其中一位名叫查爾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的美國實用主義者曾經建構出一套博大精深的知識論,令我折服不已。美國哲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題目,請恕我暫且在此擱下不論。

此外,早在 1963 年,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書中宣稱,美國從未發展出一種嚴謹的知識分子文化,因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對知識的追求只是侷限於於實際目的,例如賺錢。

學生選科考慮其艱深程度

筆者對以上的說法有所保留,簡單地說,美國普羅大眾的和精英圈子對知識的態度大相逕庭。的確,在美國最多學生選讀的主修是前途無限光明的實用性科目,例如商學和健康科學,可能有人說:「但也有很多廣受美國學生歡迎的科目是那些所謂無用的主修,例如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傳播學、新聞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以上所說好像是有點道理,以心理學為例,根據美國心理學會的數據,在2017年心理學是全美第四最流行的主修學科,在筆者任教的大學中,心理學系是全校學生人數最多的部門。雖然心理學可以令你對自己和他人有更深的了解,但正如香港俗語所說,修讀心理學的下場可能是「餓死老婆瘟臭屋」。心理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是5.9%,不充分就業率是51.3%,而早期平均工資只有30,000美元,一些學生在畢業之後只能夠在百貨公司做售貨員,或者在星巴克(Starbucks)煮咖啡。

「新浪網」編輯韓旭陽指出:「美國自身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被浪費了在社會需求量不大,沒有太多未來的專業上,給美國的競爭力帶來巨大傷害……送SpaceX火箭上天​​的畢竟還是要靠大量科技工作者,而不是社會學家。」

這是否意味著很多美國大學生都是嚮往知識的內在價值,而並不介意其實用價值呢?我的觀察是:其實很多學生修讀所謂「無用之學」,並不一定是為了追求真理,而是他們以為某些學科比較容易。筆者比較熟悉心理學,雖然很多年青人對心理學趨之若鶩,但心理學裡面有一些比較困難的科目,例如心理測量和心理學研究方法需要學生在統計學、數學方面下苦功,大多數學生對這些艱深的學科並不熱衷。可以說,無論是「有用之學」還是「無用之學」,很多學生選讀與否的考慮條件是其艱深程度。

美國精英不辭勞苦從事基礎研究

不過,以上所描述的現象只是關於一般大學生,研究機構又怎麼樣呢? 不錯,美國在實用科技和應用研究領先全球,但值得留意的是,在沒有即時實際用途的基礎研究和理論科學上,美國亦獨步天下。基礎研究主要是為了獲取新的理論知識,縱使這些知識沒有任何特定的用途,例如天文學家會窮盡畢生精力,去計算中子星旋轉的速度,但這個發現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更遑論商業價值。相反,應用研究旨在為了實際應用而鑽研新知識,例如英特爾(Intel)公司投入大量資金開發新型微處理器,目的是令電腦的運行速度更快,而最終目的當然是擴大市場佔有率。

美國所有機構在 2018 年的研究和發展支出為 5,800 億美元,其中965 億美元用於基礎研究,1,150 億美元用於應用研究。如果只看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究經費,兩者的差距就更小了,2018年,美國政府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37億美元,在應用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76億美元。換言之,美國精英十分重視純粹發展理論、「不切實際」的研究。

進行基礎研究必須具有一種超然物外、對終極真理的執著。舉例說,激光干涉引力波 (LIGO)是一項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助的大型物理和天文學實驗,傳統上,所有天文學觀測都依賴於光線、無線電波和其他類型的的電磁輻射,或者宇宙射線,LIGO旨在探測嶄新的宇宙引力波,這研究團隊在美國建造了兩個大型天文觀察站,最後成功地探測出宇宙引力波,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對LIGO貢獻良多的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

奪取諾貝爾獎是千千萬萬學者夢寐以求的最高榮譽,有人說:「追求、名譽地位不是很實際嗎?」 其實,由2002 年至 2010 年,LIGO研究團隊收集的相關數據都沒有檢測到引力波,八年並不是一段短時間,比較務實的人可能會將時間和金錢投放在更有希望或者更具經濟效益的項目上。沒有對追求真理的堅持,這種好像是遙遙無期的等待是很難熬下去的。

日本贏了短跑,輸了長跑

美國文化尊重學者個人的抉擇,學者沒有太多有形或無形的包袱,其他文化則不然,例如日本。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日本在科技和經濟上突飛猛進,一些專家指出,這是因為日本人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操,發展科技的目的之一是民族復興。然而,這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功與失敗都是因著相同理由,雖然當時日本在汽車製造業、電子工業和一些高科技領域都超過了美國,但在基礎研究上仍然略遜一籌。

美國物理學家喬治.加莫塔(George Gamota)比較了那個年代美日的研究實力,他指出:真正不受約束的研究在日本是很罕見的,許多基礎研究最終都必須與某些市場需求相關,如果基礎研究有成績,就會立即應用在商業流程或產品。大多數基礎研究都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路線圖,這些路線圖指導基礎研究將來可能的應用範圍,例如高溫超導體材料。美國的研究往往側重於解決比較困難的問題,而日本則專注於解決與產品開發有密切關係的難題。美國力圖實現「大躍進」,而日本則嘗試以漸進的方式解決小問題。

總括來說,所謂美國文化過於重視實用價值而輕視知識是一個都市神話,普及文化和精英文化是兩碼子的事。相反,一些東方文化卻缺乏了基礎研究所需的執著,那就是對無用之學的尊重,上世紀末日本在短線上往往領先,最後卻輸了長跑,這是值得引以為鑑的。

青春有你與姜濤帶出的偶像新文化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0/05/2021

有留意娛樂圈嗎?近日最吸睛的兩件事:1. 《全民造星1》的冠軍姜濤生日,其支持者在銅鑼灣無處不在、無孔不及地賣廣告,香港人從此將銅鑼灣命名為「姜濤灣」。2. 內地綜藝節《青春有你3》因為節目的炒作,製作組透過遊戲鼓勵其偶像的支持者購買廣告客戶的奶類產品,豈料有人將一條疑似將牛奶倒到溝裡的片曝光,被質疑產生過度消費的問題,最後內地相關部門要求該節目停播,原本最後一集的總決賽被迫煞停,支持者消費的產品最後不能令其偶像在最後一場比賽中演出。

不論是《全民造星》還是《青春有你》都是典型的真人秀造星節目,活動往往包括粉絲不同方式的支持,在香港大部份的比賽還停留在一人一票公平選舉的狀態,但在內地,相關的活動早就與商品掛鈎,支持者要節目贊助的商品——有時是奶、有時是啤酒,用當中的QR CODE就可以有額外的投票機會,此舉鼓勵更多人去購買該商品,又有時要支持者付費訂閱指定網絡平台,又會有額外投票機會。換言之,就是想盡辦法要你為自己的偶像可以有下一次的演出而消費。

在內地,雖然沒有一個實際數字去統計究竟因為投票而購買的產品,為這些贊助商帶來多少收入,但根據內地傳媒的數字,單單一間蒙牛於2020年的廣告及宣傳費就佔68.03億人民幣,其競爭對手伊利更用上110.41億元人民幣。這些宣傳費中一部份就是用來做冠名的,可見這的確是收入的來源。

今年在另一個真人秀造星節目《創造營2021》中,有一位選手本來就在節目中表明不想再繼續參加下去,希望可以「下班」,豈料就被支持者看上,要迫他繼續參加比賽,於是逆向地不斷付費打投(即支持)該選手,最後看著他一臉無奈的樣子進入總決賽。以前造星,說是由唱片公司花錢打造,今日誰做明星、誰不做明星,一切在一個綜藝節目中,靠支持者的投票甚至買票來決定。世事難料,但如果有人支持,多爛的東西也可以被反操作一番,這種選秀未必選好的,反而選的是最能娛樂觀眾的,但有時這種快樂會否太建立在這些明星的痛苦身上呢?

還記得早前就有些姜濤的支持者去偷看他和其組合Mirror拍攝綜藝節目的現場,最後令整個拍攝進度大受影響。以前明星是神,呼籲一下其支持者,就會乖乖散去,但今日明星是貨物,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大家享受的,除了是那種操控的快感,還餘下甚麼?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0-5-2021

網絡上資訊傳遞與溝通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9/01/2021

美國大選除了讓社會大眾再一次了解美國政治以及民主制度之外,不少香港人眼看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美國政客的言論被平台加了一個「註腳」,有部份群組更被封殺,令他們有更多感受。事件引發網民震怒,更觸發一場社交網絡平台移民潮,要到一個沒有人「指手畫腳」的平台,重新營運。有人認為社交網絡平台中如果有假新聞,該平台有編輯責任,應該刪去帖子,但同時亦有人認為在平台上,本來人人平等,資訊應自由流通。

究竟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了甚麼問題?維基百科其中一位創立者Larry Sanger早在2016年一篇名為〈談網絡的目的〉(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的文章裡分析,[1] 網絡主要用途有兩個:溝通和資訊。理論上所有Web 2.0的產物,即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等等,都是著重溝通的產品,相比起Web 1.0時代,只是供人閱讀新聞、訊息,Web 2.0就多了分享和溝通的功能。在發展的過程中,社交網絡平台強調所有帖子排放都是互動效果,即以所謂的評論、讚好和分享(Comment, Like and Share,簡稱CLS)來判定,互動高的帖子放在較重要的位置,欠缺互動的放較低。

這種排放帖子的方法,必然會產生的效果是,譁眾取寵的帖子易受歡迎。同時因為社交網絡平台強調的是溝通和互動,而非講究資訊內容的準確度,所以即使在討論的過程中涉及不準確的消息,也只會變成「討論溝通」的一部份,而並非必然要去查證真偽,就正如幾個人在真實世界聊天,沒有人會一邊聊天一邊研究對方說的話是否理性客觀真確,因為重點是大家分享聊天。同時,基於網絡世界本來就強調人人平等,專家的意見和巿民的意見在網絡中是否受歡迎,其計算方法是一視同仁的,換言之,講得爆」的人即使句句有錯誤資訊,也可以得到流量,講得悶的醫生就算資訊準確,也可能沒有人會接觸到有關訊息。

Sanger認為,原本如果能將資訊傳遞和溝通分開,理應是好事,但在社交網絡平台,這種不需要有任何事實根據,純粹「吹水」聊天的輕鬆討論內容,卻往往被當成一般資訊遭到廣傳,同時很多名人,甚至記者,都會在社交網絡平台設立自己的賬號,會講自己的見聞和政見,甚至新聞媒體也在社交網絡平台設自己的專頁,將新聞變成一個讓網民溝通的話題,於是準確的資訊和溝通平台的界線日漸模糊,不少人更索性在社交網絡平台中搜索資料。「吹水當認真」,資訊當然就愈傳愈錯。

Sanger一度認為要讓更多人加入管理和控制資訊,這樣資訊才會準確,但就認為不應在一個供「溝通」的平台講求資訊準確,他甚至認為所有資訊提供者應盡量離開溝通平台。2019年,他在另一篇名為〈數碼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的文章裡稱,[2] 今日社交網絡平台完全沒有客觀準則就刪除帖子,又按照廣告商的心意推帖子,甚至不公平地控制政治或宗教立場,大肆刪除帖文甚至賬號,這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倡議要離開單一平台,在多個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經歷到在社交網絡平台被消音、刪帖,部份相關群組突然被刪除。一方面有人質疑為何特朗普說謊但沒有人可以制止,有政府有見及此更開始研究擬訂不同法例去監管網絡言論,[3] 但同時亦有人認為這些平台做得未夠好,理應讓第三方做資訊核實的工作,發現真的有錯誤的時候才刪除帖子,而不是人家每發一張帖子,就在旁加一些附加資訊。[4]

傳統上,我們認為傳媒在選舉期間,在提供資訊時應該做到以下幾個任務:一、提供詳盡及全面的候選人和選舉資訊;二、多角度分析選情;三、提供平台予選民交流;四、鼓勵選民參選;五、進行民主教育。[5] 既然是提供資訊為主,我們當然要求傳媒要小心核實資訊真偽,但今次選舉的特別之處是當候選人不相信傳媒,改為社交網絡平台發自己的資訊時,變相用一個溝通工具去發放資訊,最後當然就是資訊照發放,但真相被模糊。

但同時,反過來我們會問,即使社會人士要求社交網絡平台做編輯工作,又是否可以成功令「溝通工具」提供「正確資訊」?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交網絡平台成立的本意就是要令人人都有機會公平地分享自己想分享的東西,所以當中提供的未必一定是正確資訊,如果因為資訊不正確而被刪帖,變相言論自由就會被削弱了,沒有社交網絡平台願意承擔這罪名。事實上,美國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寬容度十分廣,即使仇恨言論也不會受法例制裁。[6] 要社交網絡平台主動做審查的功夫,困難重重。還是我們應該加強教育所有社交網絡平台的使用者,不要隨便相信平台上的資訊,如有任何懷疑,必須努力求證,在未了解是否屬實之前,不會轉發或按讚。

經過今次事件,社會可能突然驚覺原來社交網絡平台也可能會出賣你。我們在擔心言論自由會否一點一滴被剝奪時,作為用家也不妨想想,如果一開始在網絡溝通時也保持基本禮貌和盡量與人理性討論,這自然就能減少有人會借言論激進或失實為由,而要求立法規管的機會了。當然,事件更令人反思,是否是時候要考慮多用幾個不同的工具,以避免被單一平台壟斷市場。


 

[1] Larry Sanger, “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October 3, 2016, https://larrysanger.org/2016/10/on-the-purposes-of-the-internet/.

[2] Larry Sanger, “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June 26, 2019, https://larrysanger.org/2019/06/declaration-of-digital-independence/.

[3] 吳念達:〈《網管法》箝制言論自由? 國民黨列五大爭議〉,華視,2020年12月14日,網站:https://news.cts.com.tw/cts/politics/202012/202012142024072.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4] Billy Tong:〈Fact Check 年代:社交媒體成為真理仲裁者?〉,CUP,2020年11月10日,網站:https://www.cup.com.hk/2020/11/10/arbiters-of-truth/(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5] 蘇鑰機、李月蓮:〈新聞網站、公共空間與民主社會〉,《二十一世紀》,第63期(2001年2月號):28–35,網站: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63-200012039.pdf(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6] 王昶:〈觀點:誰怕新聞自由,誰是人民之敵〉,BBC News 中文,2018年8月27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5318492(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2/12/2020

在未進入正題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自己在小學時聽過的故事:從前有兩兄弟在街上路過一株橙樹,弟弟指著橙樹說:「看哪!這株樹掛著很多橙,我們摘幾個來吃吧!」哥哥對弟弟潑冷水說:「這些是酸橙。」弟弟不相信,他摘了一個橙,剝了皮,嚐了一口之後便大叫:「很酸!你說得對!你怎麼會知道呢?」哥哥說:「如果這些橙很好吃,很多路過的人都會摘下來吃,還會輪到我們嗎?」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很多YouTuber(以YouTube平台作為主要活動據點的網絡紅人)都言之鑿鑿地舉出選舉舞弊的證據,但有些傳聞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地步,令我嘆息的是, 那些在YouTube頻道派發這些「酸橙」的人包括了博士和教授。例如有一個傳聞是:美軍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一次突擊行動中獲取了儲存美國總統大選資料的伺服器,當中的資料顯示出選舉有舞弊情況。這傳聞有重重疑點,甚至是違反常識。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方,採取單獨軍事行動是不足為奇的,例如2011年美國海豹敢死隊在巴基斯坦擊殺拉登,事前怕走漏風聲而沒有知會巴基斯坦當局。但美軍在德國這北約國家採取突擊行動則未免是匪夷所思,1986年美國為了懲戒利比亞支持恐怖主義而發動空襲,但法國拒絕讓美國轟炸機飛越法國上空,美國尊重盟友的主權,因此轟炸機在英國的機場起飛。

若果有真憑實據去證明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話,那麼共和黨與特朗普總統的律師團隊應該已經拿來作為反敗為勝的呈堂證供。但事實上,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在多個州都敗訴,2020年11月下旬,賓夕凡尼亞州的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對該州投票結果的指控,說他沒有具體證據。亞利桑那州檢察長Mark Brnovich是共和黨人,在11月初,他批評特朗普提出質疑僅有180張有問題選票的訴訟,他說:「即使這些選票有可能翻轉,我也不認為這將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保守派電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說,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在新聞發佈會上許諾會投下「重磅炸彈」,但之後甚麼也沒發生。林博是共和黨的粉絲,若果有甚麼真材實料,他必會率先報道,還會輪到Youtuber嗎?

2020年7月,Stella Immanuel醫生發佈了一段有關使用羥基氯喹(HCQ)和其他治療新冠肺炎方法的視頻,社交媒體因為其訊息不實而禁止了該視頻,儘管如此,facebook上的一些人仍然堅持HCQ對治療COVID-19有效。2020年10月特朗普總統染上新冠病毒,白宮頂尖兒的醫療團隊採用了八種藥物去治療特朗普,但這些藥物並不包括HCQ。若果HCQ真的有效,特朗普的醫生會不採用嗎?其療效還需要由facebook的用戶去發掘嗎?

一個常見的解釋就是陰謀論,有人指出:深藏於美國的「暗黑勢力」(deep state)或者左膠媒體阻礙選舉舞弊和新冠肺炎等真相呈現。不過,若果有甚麼陰謀,我相信,無論是為了國家為利益或者是為了自己揚名立萬,吹哨人都會樂於發掘陰謀。

在越戰期間,國防部長Robert McNamara讓蘭德公司(RAND)的員工接觸有關越戰的「五角大樓文件」,其中一位蘭德公司的員工名叫Daniel Ellsberg,他認為,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是不義的。 如果公眾知道「五角大樓文件」中的內容,將會激起結束戰爭的群眾壓力。1971年,他將「五角大樓文件」的副本先後交予《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出版。

1972年6月,在美國,一些神秘人非法闖入位於水門綜合大樓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後來,兩位名叫Bob Woodward和 Carl Bernstein的記者對水門事件進行了深入調查,他們發現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有份參與這一陰謀, 這醜聞最終迫使尼克遜辭去總統職務。

比較近期的例子就是前國家安全局合約職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他揭發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反恐監聽侵犯了公民自由和私隱,他首先逃到香港,最後投奔俄羅斯。

好吃的橙一定會有人摘下來,如果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訊息可能是真的話,我相信在今天還有類似Ellsberg、Woodward、Bernstein、Snowden之類的吹哨人,現在美國會再次出現類似「五角大樓文件」、水門事件、國家安全局監聽等重磅炸彈。

在還未出現重磅炸彈之前,我只能夠對社交媒體的訊息保持著姑妄聽之(暫且聽聽,不是一聽便相信)的態度。「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代,雖然樹上百橙開,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1]

 


[1] 參鄧麗君主唱歌曲〈路邊的野花不要採〉。

關心社會不等於要積極參與政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6/09/2020

近年不少年青的和關心香港社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積極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並且對一些不願意積極回應社會問題的教會和教牧口誅筆伐,甚至認為他們背棄了信仰的初衷,失去教會應有的見證。令人憂慮的是政治彷彿成了信仰的核心價值,甚至凌駕了教會的所有使命!雖然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教會對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上一些不公平、不公義、不道德的現象和政策的關注不足,但過猶不及當鐘擺擺向過份熱衷政治的時候是教會的另一個危機。

首先,弟兄姊妹不要有一個幻想,以為政治制度改變了,社會就一定會更公平、公義就一定可以得到彰顯,其實制度和人同樣重要,信仰要改變的不單是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心,包括我們自己的心。當今世界其中兩個重要的強國,美國和中國在制度上截然不同,但從信仰的角度,當中值得批判的地方其實同樣罄竹難書,既是制度的問題,也是人的罪性問題。

中國的人權記錄令人憂慮,過去幾年,維權律師、敢於批判政府的記者、知識份子和教牧的遭遇令人氣憤,而政府對教會和信仰的干預也愈來愈嚴重,拆十字架、嚴厲執行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和在教堂以外傳福音,把境外(包括香港)機構的宗教活動拒諸門外。其實不單宗教政策,連國家制度(如領導人恢復可以終身制)都正在走改革開放之前的回頭路……

但被不少人奉為民主圭臬的美國,其總統的言行亦令人不敢恭維:每日對著公眾都大話連篇;在抗疫問題上推卸責任,為了掩飾自己的過錯和選舉考慮而製造敵人,轉移視線。而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亦可用國家安全為藉口而不需任何證據和審訊程序,便可以強逼一間合法註冊的商業機構以低價賣盤,並明目張膽掠取其收益!至於國際性的協議和組織,只要對美國不利或不聽指令,便可以毋須遵守及履行義務……

當然美國的最大優勢還是民間有足夠的自由和空間去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做得不好的總統可以透過選票令他下台,這是民主社會比專制社會好的地方,因此也是較為理想的制度。只是大家也不要迷信民主制度,以為有了民主就可以解決大部份不公平、不公義的問題,而忘記了改變人心才是更重要的生命工程。

教會的大使命是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並教導信徒遵守主耶穌的一切吩咐,而這些吩咐當然包括要愛鄰舍,關心他們的需要,以及敢於指出權貴的不是,為受屈的人伸冤……其實信徒和教會的使命有很多,關心政治、甚至參與政治活動,努力改善社會制度、改變不公平的現象,是教會和信徒很重要但不是唯一及必須承擔的召命,每個堂會、基督教機構和信徒都會有一些共同的大使命,但亦有不同的召命,需要互相尊重。

不是每間堂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以及每間機構的同工都需要關注和參與同樣的服侍,而是大家互相配合才能建構一幅更美的圖畫。有人關心露宿者;有人關心新移民;有人關心倫理問題;有人關心教育和醫療;亦有人著重傳福音、宣教、出版或拍攝福音見證;近年亦多了人關心社會和政治議題……其實信仰群體是十分多元的,看起來雖然好像各自努力,但拼合起來卻是一幅很美的圖畫,正如在香港,不同的機構和堂會所關心的對象和範疇非常廣泛,幾乎說得出的都有,大家不要只看到這些堂會和機構沒有做的,也要看到她們有做的,才能將問題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輕易定別人的罪。

政治問題影響深遠,教會和弟兄弟妹絕對不應忽略,也無法迴避,不過,亦不應讓政治成為了我們事奉的核心。年青人和不少弟兄姊妹在過去幾年深受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影響,教會要關心他們的處境和需要,但不等於就要完全認同他們的選擇,因而過份積極關心和投入政治議題,反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要將他們的目光轉向人的內心和生命的問題,因為要改善社會,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其實是需要兩條腿走路,外在的環境和人的心靈同樣需要更新變化。近年社會上關注政治改的人愈來愈多,在改變社會制度方面,教會的角並非舉足輕重。但如何改變人的生命的事情反而被忽了,教會在轉化生命的事上卻有無法取代的角色。

羅馬書十二章2節提醒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基督徒關心政治的態度和重點,與未信的人應該有所不同,不要被世界牽著鼻子走,害怕得罪權貴當然不是教會應有的態度,但害怕得罪群眾,以致不敢指出群眾的問題,其實也是教會和教牧的失職。

「政治上的行動參與(political activism),給教會帶來獨一無二的危險,但同時也提供真正的——卻有限度的——國度機會。那危險,就是太貼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而且會使耶穌那叫人作門徒的呼召,遷就某種屬世的權力策略或權力中心。我們不應信靠和效忠於左派或右派政黨。反之,我們應把實際的注意力放在:政府該做甚麼,以及眾教會和私人團體該做甚麼,才能最有效地轉化窮人的生活。」

司道生、顧希:《國度倫理: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頁696

與小女兒談自由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1/09/2020

記得當時還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女兒,有一天放學回家告訴我:她今天在閱讀堂時睡覺。我好奇想知道她如何睡覺?她說坐在一旁睡覺,不用閱讀圖書。當時,我已覺得有點奇怪這好像與香港的教育方式不同?老師不會責罰不聽指令的學生嗎?可以容許學生做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份內」事?由於小學的課程和要求都比較簡單和輕鬆,又臨近暑期,我覺得沒有需要特別對她的選擇作出太多的評價,只認為是老師或學校的彈性安排。

之後因為搬屋,小女兒必須轉去另一間學校升讀小學四年級。開學不久,有一天她放學回家時非常雀躍地告訴我:「老師說我們有自由(liberty),可以有自由選擇自己鍾意或不鍾意做的事情。」我好奇地問:「所有事情都可以自由選擇嗎?」她得意地回答:「當然啦!甚麼都可以;鍾意吃甚麼就吃甚麼、鍾意做功課就做、不鍾意做就可以不做……」然後滔滔不絕地發表她的自由論。最後,她還決定不做某功課,因為她深信自己有自由作這個選擇。

於是,我又好奇地追問:「老師有沒有告訴你自由選擇會有後果的呢?比方說,某個學生決定不做功課、不準備考試、不參與課堂等等,雖然老師尊重他的選擇,但他卻會損害了自己的學業。」她想了一想……我們的自由談就擱在這裡。

事後,我也想了一想,我的一個朋友,她常常提及她的女兒對學業態度的選擇也差不多是這樣。她的女兒常常說:「我並不在乎(I don’t care)」;把我的朋友給氣死,因為她女兒自由地做了自己的選擇。起初我以為是個別老師或學校的教學原則;慢慢我發現這可能是自由社會的一個特質。一向也聽聞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家;人們鍾意自由、鍾意「有得揀」。在日常生活中充滿選擇,讓人可以百分百體驗自由的實在。例如你可以在眾多不同的電力公司中選擇你喜歡的供電公司;然後再在其內選擇眾多不同款式的電力計劃。可是,我從沒有想過在學校裡也可以那麼具體地體驗自由。

另一方面,我驚訝學校在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時;卻不同時地告訴他們是需要為自己的自由選擇而負責;甚或分析其深遠後果!那麼,只懂享受「高度」自由而不理後果;而不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學生,他們未來會造成甚麼的社會問題?例如會否增加了社會成本?

再者,一個幾歲大的小學生在自由「無上限」的情況下,能否懂得作出「有限制」的適當選擇?學校應否也讓學生知道要以尊重別人的自由為自己選擇自由的基礎?例如,有學生選擇偷取同學的財物;同時卻使他人的利益受損。這不僅是事敗後要受法律制裁;而是這偷東西的同學是在侵害別人擁有自己財物的自由。即使沒有事敗,這偷東西的同學仍是把自己的自由建基在別人的不自由之上。

倘若學校要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應否也告訴學生在運用其個人自由時,可從不同向度去考慮;而非只教學生自由是憑自己的個人喜好為唯一向度?例如,運用自身自由時,會否與自身利益有衝突、與別人利益有衝突、法律有衝突、與家庭和社會規範(social norm)有衝突、以及與自己的信仰有衝突等等?事實上,從不同的向度去考慮作出自由選擇;當然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畢竟,學校、同輩、傳媒和社會等每天都在灌輸不同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給我們的孩子。所以,作為家長,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願我們能一起參與子女們個人成長根基的建立工程,這遠比單單關心他們的學業成績重要。

再思政教分離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9/06/2020

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好像鐘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取態,若即若離,但往往過猶不及,很難合乎中道,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很多時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亦未必十分熟悉和了解,加上大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同,於是不少回應亦容易變得比較主觀、情緒化及十分表面。除了89年的六四事件之外,能觸動全港教牧和信徒,大家同心一致地積極上街和登報表態的事,便再沒有出現過。

自從上世紀70年代的洛桑會議之後,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已漸漸得到福音派教會的認同。不過,不少人心目中的社會關懷,其實仍只限於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服務性的範疇,特別是參與一些扶貧救急、關心弱勢社群的事工,但卻很少去觸及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政策,情況有點像在戰亂地區從事醫療及人道關懷的機構,要盡量避免就政治問題表態,以獲取政府及當地不同派別、甚至敵對的種族或軍人信任,爭取繼續參與醫療及救援工作的空間。較為例外的是教會一向比較關注家庭倫理及道德的議題,因此,就著反對色情物品、反對賭博及反對同性戀運動等議題,很多教牧和信徒都比較樂意參與和表態,甚至對政府說不。

雖然有些教會和領袖一直堅持要守住所謂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凡涉及政治(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和選舉等事務)皆避之則吉。不過,如何為政治劃界則沒有甚麼客觀的標準,而對一些人來說,凡是會引起弟兄姊妹之間有爭議,或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某些政治團體有關,甚至會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事,最好都不講為妙,避免衝突、避免捲入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漩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並強調教牧應以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不過,一些堅持政教分離的教牧卻不介意與政府高官和議員等政治人物交往,甚至喜歡標榜與他們的關係,以及邀請一些基督徒的議員高官出席聚會和分享,似乎政教分離只是議題上的分離而不是關係上的分離。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去年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對教牧和信徒有關政教分離的看法帶來強大的衝擊,而當中所謂黃藍之間(反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矛盾更日趨嚴重。不過,這次的矛盾其實已不能簡化為政教分離的爭拗,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分歧是體制內改革還是體制外抗爭的路線分別。一直以來,一些強調所謂政教分離的教會及機構,其實與國內和香港政府的官員和議員都有不少接觸和對國內的需要作出慈善捐獻,以贏取官方的信任及方便在國內進行不同的事工,服侍有需要的群體;而另一派則堅持教會應擔任守望者的角色,與政府保持距離,以便可以更放膽地批評及督責。

從另一角度看,不同教牧和弟兄姊妹的政治立場有點像晚清時期的維新派和革命派,涉及大家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評估,是與當權者在合作中謀求改革,還是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不惜流血抗爭。在政治上是保守還是激進,往往是對現況不同評估後的策略差異,難分對錯,而是個人的選擇和取向。但不幸的是有時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很快便將一些不同的策略上綱上線為真理問題,並且很快/很容易將對方定性為假先知、向巴力屈膝、被人統戰或有外國勢力支持等等,更要逼人表態。當然,我們明白有人會滲透教會(特別在人多的大教會),但對於和自己有不同政見的教牧和領袖,不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暗示對方背後受其他人收買或操控。

政治並非教會的首要使命,而教牧和信徒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應用何種策略亦不是專家,就筆者所接觸的基督徒官員、議員及從政人士,無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之中,也有一些對香港很有愛、很有心的人,彼此政見雖然不同,但不見得就是只追求個人利益的「政棍」。無論採取任何政治立場,最重要的是明白作為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是跟隨我們的信仰,而不是任何的政治黨派或立場,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隨便定別人的罪、以及和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割席,信仰原則應與我的政治立場適當地分離,當我們的政治立場凌駕了我們的信仰、教義和肢體關係,也是我們應提高警覺,深切反省的時候。

洛桑會議

第一屆洛桑會議於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市舉行,有來自150個國家,超過2,300多位不同宗派的人士,包括神學家、宣教學者、宣教士及平信徒領袖等參加,而會議的主題是「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會議讓與會者看見普世宣教的重要。

在家不要談政治

04/05/2020

《在家不要談政治:擁抱不同立場,修補彼此的關係黑洞》
(I Love You, but I Hate Your Politics: How to Protect You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a Poisonous Partisan World)
作者:珍.賽佛(Jeanne Safer)
譯者:劉議方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時報文化出版
出版年份:2019年

因著政治立場不同,不少情侶關係告吹,上一代與下一代、兄弟姊妹、好友等為了擁護自己的政見爭辯不休,結果不歡而散。這對身處美國、《在家不要談政治》的作者賽佛來說並不陌生。

美國昔日也有政見分歧的群體,讓作者擔憂的是今日因政見不同而起的衝突愈演愈烈,她提到「立場不合就『一刀兩斷』是很荒唐的做法,現在卻成了不需經過思考的標準程序動作」、「在網路上若說不過對方,就表現出敵意,這讓人產生一種比對方厲害的錯覺。」有父母更把政治傾向凌駕跨種族或跨宗派之上,擔心子女會與政見不同的人結婚。作者將這些因政見所引起的關係危機,歸咎於有黨派色彩的媒體、電視或電台談話節目劣質的言論及全天候播放的新聞節目,它們影響了人們的交談方式,大家「變得不習慣和立場相異的人理性對話」,甚至「只會盲目地謾罵。」

作者更直言年輕族群是這場文明災難的高風險群體,一方面因為年輕人很少有機會能看到既有禮又胸襟廣闊的政治人物或政論名人成為其典範;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選擇被同溫層厚厚包圍,只接收特定黨派色彩的媒體資訊。

這場文明災難令很多人感到無力,甚至想放棄曾建立的關係。作者想告訴大家,政治分歧不是問題癥結,她說:「不再讓政治對立分化彼此,我們該尋求的關鍵不是政治學,而是心理學。」

作為擁有45年執業經驗的心理治療與親密關係專家,作者指需深度分析政治爭執背後的心理動機。在她訪問過的人中,她發現他們爭論是源於有些人想改變對方;有些一廂情願地認為理想的婚姻或人際關係理應如此,對方應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有些因為以往的情感得不到滿足,想對方成為他們自身想法的投射;有些則受父母偏心影響……

作者希望大家了解當發生衝突時,自己有何情緒表現及其來源,發現自己及他人的個性與限制,認清和面對現實,從而改變自己,體諒他人。她在書中提到不少故事及分析當事人的心理層面,也為大家提供一些討論政治時應有的準則、禮儀,及提醒大家避免踏入「地雷區」。作者的建議有助化解政治分歧引發的衝突,以及面對其他意見不合的話題。

日光之下無新事,作者的「藥方」雖然是針對美國人的情況,但其實也適用於香港人。愛及認定是可以超越一切的,作者指出「在分裂對立的世界,唯一值得一戰的就是守護我們的親密關係。」與她持相反政見的丈夫也說:「當你躺在病床上,做了靜脈注射化療,若有人一路陪在你身旁、面對這一切,你不會在乎他有甚麼政治傾向。」

祝福大家也能重建及修補自己重視的關係。

回應社會議題其實可以很多元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2/07/2019

對於不少教會來說,面對具爭議的社會議題和政治一樣,最好都是避之則吉,特別是在雨傘運動和最近《逃犯條例》修訂期間,弟兄姊妹因為政見不同而爭吵、甚至分裂的問題,在在困擾著不少教會的領導層。不過,現實是這些問題避無可避,鴕鳥的宿命只是任人宰割。要避免教會因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衝擊而陷入分裂危機,或者令更多弟兄姊妹憤而出走,讓關心社會問題成為教會日常生活一部份,比經常漠不關心來得好。

回應社會議題其實可以很多元化,有人行前一些,有人行後一些,毋須強求一致,大家可以做的其實有很多不同層次,例如:

1. 代禱

禱告是教會生活的重要部份,其實每星期教會的祈禱會、公禱時間都是回應社會議題的好機會,除了為教會的人和事,也可以為社會、國家、甚至世界祈禱,至於選取甚麼事件,可以借助不同基督教機構每月或每星期的電子通訊,由基層、傷健、長者、新移民到家庭及倫理的需要和問題,應有盡有,由於只是轉述那些機構的分析及呼籲,並不代表教會的立場,這可減少直接爭議。若真的遇上一些有較大爭議的事件,如《逃犯條例》修訂或佔領行動,代禱的重點可以是對事件發展和影響的關注及憂慮,不一定要選擇支持或反對,因為回應社會議題不等於一定要表態,很多事不是只有支持或反對的選項。

2. 了解

政治和社會政策(如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比大家想像中複雜,很多時若對有關議題缺乏基本認識,卻急於選擇某個方案和立場,只會淪為情緒反應。教牧同工很多亦未必對不同的社會議題有興趣或有認識,要他們迅速表態是強人所難。因此,教會若能由有經驗和長期關心社會問題的同工和會友,組成社關小組去了解事件,便可向會友推介一些有深度的分析文章及相關資料,並鼓勵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先深入了解而不是急於確定立場、甚至表態。教會亦可以舉辦講座或研討會,邀請不同意見的嘉賓或弟兄姊妹分享,讓大家公開討論。其實,教導弟兄姊妹在現時容易爭拗和撕裂的社會氣氛裡,回應問題的態度甚至比表示立場更重要。

3. 表態

涉及社會議題的爭論,往往在於應怎樣表態及回應,其實教會對於所有關心政治和社會事務的弟兄姊妹,第一個基本教導是:信仰通常只能給我們一些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和大方向,至於具體的政治事務和社會政策,往往建基於我們的人生經驗、學識、智慧和判斷,這些都是相對的,不同背景和閱歷的教牧、信徒和神學家,對同一問題亦未必有完全相同的看法,不要將自己的判斷絕對化。耶穌在福音書面對不同人士要求祂就一些事表態時,祂往往是提出反問,或引導大家思想其他可能性,而不是將之當成是非題。要關心政治問題,第一個功課就是學會包容和尊重不同判斷,就算在政治上有不同取態,也不代表對方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要輕易代表上帝審判與你持不同意見的教牧或信徒。而對於一些甚富爭議性的問題,由於不同立場的弟兄姊妹也是教會需要牧養的對象,因此,教會領袖在考慮如何表態會更慎重是可以理解的,最好及早訂立機制,讓大家知道經過甚麼程序才可以代表教會和聯會發表聲明或參與聯署,以減少不必要的紛爭。教會應該是一個可以容讓不同意見的弟兄姊妹安心表達自己看法的家,而不應該成為一個政治立場鮮明的政黨。

4. 行動

近年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歡催促教牧同工和教會機構,就一些具爭議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表態,而表態的方式就是出聲明、參與聯署以及上街。其實回應社會議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層次,而要草擬聲明對有關事件的來龍去脈需要有較豐富的認識才不至搔不著癢處,甚或貽笑大方。另一方面,其實不同團體和界別近年對組織聯署已十分有經驗,加上互聯網的發展,要處理聯署亦十分容易,因此,教會和團體若真的想表達意見,參與其中一個較接近教會立場的聯署亦可,實在沒有必要事事發表聲明或自行發起聯署。至於近年興起,以個別學校、宗派或教會和機構內一群弟兄姊姊的名義發起聯署,對這些行動,只要內文註明是個人意見,不代表教會或機構的立場便可,教會應是一個包容性很大的群體,亦毋須制止弟兄姊妹的自發行為。社會關懷的目的是凝聚更多人一起努力關心社會,而不是製造分化、製造敵人,應盡量求同存異,正如以弗所書四章2至3節的提醒,願各位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不忘「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不要問教會應否回應社會議題,要問教會如何回應社會議題。

實幹社關.應用倫理 2019課程巡禮

陳永浩、馬迅榮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17/07/2019

多少年了,教會時常被批評為「堅離地」,「中產化」,不食人間煙火,不問世事!但同時在這些年間,不少基督徒參與政治、關注環保問題、推動改善住屋環境、關注長者、難民以及貧窮人等,他們付出心力,為社會有需要的人士出謀獻策,貢獻社會。作為香港這城的信徒,其實我們每一個都可以身體力行,踐行信仰。明光社將以往為期一季的課程一分為二,在5至6月,舉辦了共六堂的「社關課程2019 落地實幹論社關」,讓學員可以多了解基督教機構和信徒現時從事的社關工作。

從政非好漢?

明光社

第一堂課探討了基督徒從政的議題,由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先生(阿涂)和觀塘區區議員鄭景陽先生擔任講員。不少人覺得官場黑暗,政客要生存,必須詭詐,偏偏多年從政經驗告訴阿涂,信靠上帝才能成功。他以28歲之齡出任立法會議員,當年面對有經驗的對手仍能勝出,他深信是神的帶領。他一直堅守原則:不詭詐,不騙人;深信只要自己努力,神就會幫助。面對將來不明朗的政治環境,他仍然深信神掌管明天,沒有任何人或事可以限制神的工作。

鄭先生相信香港是一個講道理的地方,社會上有不同的人,應彼此尊重,如果大家具真誠信念,其實是有磨合的空間。除了自己努力工作,他感謝街坊助理和整個團隊的付出。他會祈禱,看看有甚麼是神想他去做的。要面對各種價值觀的衝擊,他坦言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能力堅持這漫長的戰役;他認為要推動社會進步,有時甚至需要付出整個人生去完成。

環保的迷思

明光社

第二堂課探討保育與發展,由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客座教授及前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王福義博士擔任講員。提到保育的這個概念,王博士指大家可能會有不同理念和想法,這涉及彼此不同的價值觀。他認為,基督徒思考相關議題時,需要建立一套正確的土地神學。他慨嘆現在不少地區為了得到土地而填海,因為土地代表財富、力量和控制權,而人在使用土地時,卻不願意遵守規則。但他指出,在舊約時期,在神給以色列人土地前,是先要他們學習遵守一些規則,例如安息年的設立,正正是要讓土地有機會休息。他說,土地是神的恩典,是神創造的一部份,也是我們的兄弟,人需要尊重土地才能獲得食物。他強調對土地有正確的觀念是重要的。

與基層長者同行

明光社

第三堂課探討關顧基層長者,由城市睦福差傳學院院長鄺玉婷博士,及城市睦福團契同工文國輝先生擔任講員。鄺博士提到,有研究顯示本港約有10%的長者出現抑鬱癥狀。她指香港的長者因面對獨居、患病,會感到孤單,甚至抑鬱,這會引發他們自殺。她分享到,機構會協助長者建立人際關係網絡,例如讓弟兄姊妹到長者家裡,跟他們吃團年飯。曾經有位伯伯哭著對探訪的義工說:「老伴走之後,未試過開枱食飯,有你們來,這間屋多了很多人氣。」而除了在身心靈社四方面關顧長者外,他們亦重視讓長者為群體貢獻才幹。

明光社

文先生則提到,長者有「被聆聽」的需要,他曾在教會舉辦一些社區聆聽訓練時,期間有位姊妹分享到,在教會認識一位長者,每週崇拜都會見到他,但當她試著聆聽他的故事後,才發現原來這位長者常常到公園坐,沒有別的活動了。文先生指,透過聆聽,我們才能了解長者的生活和在公共方面的需要。

當住屋愈來愈不公義

明光社

第四堂課探討了基督徒服侍有住屋需要人士的工作,由社區房行動者Edmond Wong和「光房、光屋」,「要有光」創辦人及行政總裁余偉業先生擔任講員。Edmond在2009年開始買入舊樓單位,將它們改建為劏房出租。裝修時,他會將走廊設計得比一般的劏房走廊闊(一般劏房走廊只有28吋,他的卻有36吋),每個單位都有窗戶,令租客生活得舒適點。他會將單位租給有需要的人,如一些婦女,而租金方面,他大致上只會收租客約25%的收入,亦設有綜援住戶價。在服侍的過程中,他試過遇到不少問題,例如有租客將他的地方弄得一團糟,但他仍堅持懷著憐憫的心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余先生本來是國際大機構的總裁,他在2010年成立社企「要有光」,除了想為有需要的人士解決住屋問題,他亦很想幫助租客在租用房屋期間,發掘到自己的潛能。「光房」這個概念是他建立的,所謂「光房」就是有些業主願意在一段時間內將自己的物業拿出來,以促進別人的發展,他管理的「光房」的租客主要是經由社工推薦的單親婦孺。而租客在居住期間,則要訂下個人發展目標。他指有的租客入住「光房」後,由失業變為就業,有的則完成職業培訓。

服侍難民路

明光社

第五堂課探討服侍在港難民的工作,由基督教勵行會總幹事張洪秀美太平紳士和該會同工Jeffrey Andrews(Jeff)擔任講員。張太表示現時香港約有7,000多人已經過審批或在等待審批是否具備難民資格,而獲確認為有難民身份的約有250人。Jeff則指出在港的難民,有的是來自也門、伊朗等地。

張太指在港的難民雖然身處在一個安全的地區,但由於他們沒有生命危險,故很難找到第三個國家收容他們。由於沒有居港權,他們不能在港工作,小朋友唸書也只可唸到中學,這令他們的生活只能倚靠救濟度日,他們不少更患上精神病。該會的工作著重幫助難民改善生活,張太表示透過申請及獲入境事務處批准,有的難民可以在港工作。Jeff欣喜地分享到,有難民在酒店工作,因良好的工作表現而獲得年度傑出員工獎,反映難民也可以貢獻本地社區。

富家客不絕、貧無親友訪?

明光社

第六堂課探討與貧窮人同行這個課題,由新福事工協會總幹事梁友東牧師擔任講員。香港是個繁華璀璨的都市,但2016年的堅尼系數(反映社會貧富差距情況的指數)達0.539,根據聯合國的指引,這個指數已屬高等級。梁牧師指機構會與各區教會合作,服侍有需要的家庭。而機構不只是透過從上而下、慈惠的方式幫助他們,而是希望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尊嚴,讓他們自力更生。他提到很希望教會能做到持續地與人同行,關心人的生命。他分享到一個感人的例子,一位受助人是持雙程證來港的單親媽媽,她患上肝癌,需要10多萬元的手術費,幾間教會的弟兄姊妹一同籌集這筆費用,可是接受治療後,她的病再度復發。這位媽媽沒有埋怨,更對九歲的女兒說,自己有天會離開她,但天父會守護她,而教會的弟兄姊妹也會繼續關心她,結果這位姊妹離世,她的女兒進了兒童院,教會的弟兄姊妹每星期也會到那裡接她,帶她參加教會的活動。

應用倫理課程

除了上述以「實幹社關」為導向的課程,踏入下半年,明光社將會舉辦另一個以「應用倫理」為導向的課程。很多時,我們以為「倫理」都是些與日常生活脫節,只是學者在象牙塔、牛角尖中鑽研的東西,但事實上,不論是生(生命之謎與智慧設計)、死(安樂死與自殺問題)、愛(互聯網、社交媒體與人工智能中的愛)、性(性別認同與變性人)、權(公民抗命與順服掌權)與慾(投資、投機與利慾)等等課題,都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應用倫理」課程會在這六個面向中,邀請不同的專家與學者,與學員一同討論,如何在生、死、愛、性、權、慾中找到準繩,在暴風中展現笑顏。課程將於10月開始,報名詳情,請留意研究中心公佈。

玩弄感情的藝術家 PUA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20/05/2019

PUA[1],全稱Pick-up Artist,即搭訕藝術家,也叫泡學、把妹達人、戀愛大師。起源於上世紀70年代的西方社會,當時PUA主要透過幫助不擅社交的男性提升社交技巧來達到追求異性的目的。隨著網絡的快速發展,自2008年起,PUA在中國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起來。但讓人擔憂的是,PUA在今天的中國已嚴重變質,許多立心不良的「大師」把PUA變成騙財騙色、玩弄情感,甚至鼓勵受害者自殺的惡性工具!為賺取高額的學費,這些「大師」正不遺餘力地將PUA課程推向社會。

PUA的手法

據筆者了解,在中國,PUA經過許多「大師」的深入鑽研、瘋狂實踐和不斷改良,已發展成一套結合了心理學和社會學、體系化、層層設套、操作性強的「技藝」。縱觀課程架構,其獵取異性的步驟大致如下:

  1. 展示高尚生活:透過偽裝、攝影技巧、盜用的配圖等,把PUA包裝成有錢、高質人士,再將這些高尚生活照發佈在社交App(手機應用程式)上,達到吸引「獵物」的目的。
  1. 選擇角色:PUA選擇的角色主要分三種——浪子、帝王與詩人,[2] 每種角色皆有鮮明的特質與人格魅力,都是針對不同女性心理而設的。
  1. 物色與窺探「獵物」:除了用App交友、去一些地方物色女性外,PUA還有一套教人從微表情、肢體語言等方面快速摸清「獵物」底蘊的策略。
  1. 引起好奇:在初次接觸中運用PUA的策略、話術(說話技巧),使女性對自己產生好奇繼而關注自己。
  1. 誘入陷阱:透過打擊女性自信同時抬高自己、反撇(先給女性留下一個印象,然後在適當時候顛覆了這個印象)、[3] 先噓寒問暖,再冷淡疏離等技倆,誘使女性更多的關注、投入感情,繼而愛上PUA。
  1. 掌控女性:當「獵物」上鉤後,PUA會不斷誘使她們投入更多情感與精力。之後,再將對方的一些小錯無限放大,指責她破壞了雙方感情。這時,女性會為了挽回感情會變得更加緊張、乞求饒恕。之後,再反覆地與她分手、復合,以達到讓她失去理智,觸發沉沒成本效應。[4]
  1. 實施寵物豢養模式:當「獵物」已失去理智,無法離開時,再透過不斷的洗腦、性關係、言語暴力、情感操控,把女性變為奴隸,對她們進行瘋狂榨取。
  1. 鼓勵自殺:當「獵物」被榨乾榨凈後,PUA還會誘導對方自殺,免除後患。

除了上述步驟外,PUA還有許多「約會技倆」,如:快速獲得女性的信任、「不經意」觸碰對方身體,以窺探對方反應與底線、迅速拉近彼此身體距離、快速發生性關係等。

PUA的影響

在眾多已曝光的個案中,許多受害者皆出現嚴重抑鬱、情感創傷,有的在數年裡不能工作,不停哭泣,無法再相信愛情,有的被惡意傳染愛滋病,還有不少走上自殺之路。除了女性,PUA也使男性痛苦不堪。一位化名林晨的PUA男曾透過媒體講述自己的心路歷程。他原本是一名貧困大學生,因為內心極度自卑及曾被心儀的女同學拒絕,使他潛心鑽研PUA,並按照其策略「狩獵」。出乎他意外的是,「獵物」的反應居然如PUA的教程一樣,一步步陷入圈套,甚至最後企圖自殺。就在女孩企圖自殺的一刻,林晨的良知出手阻止了。但自此,林晨也陷入良知與慾望爭鬥的兩難之中——到底繼續做一個埋沒良知、不斷滿足慾望的惡魔?還是做回一個極度自卑、連半個女孩也追不到的男孩?在男女比例失衡、整個社會向錢看、大量基層男士無妻可娶的時代背景下,林晨的個案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PUA在中國的發展

PUA近年在中國發展迅速,這有賴龐大的單身市場,令PUA培訓機構成行成市。浪跡教育、壞男孩可謂國內具代表性的公司。除了在網上大談把妹技術外,有些經營者的言行舉止也叫人側目。就如浪跡教育的創辦人王環宇就曾在網上大放厥詞,說自己曾騙過600多名女性,而自己創辦公司就是要瘋狂地實戰。他還鼓勵員工在上下班時跟女生睡,並鼓勵他們將「戰績」互相分享。

PUA在港的發展

據筆者了解,PUA在香港可謂暫時未成氣候。除了一些PUA小眾的地下組織和個別PUA培訓機構外,暫未見有媒體對本地PUA作大幅報道。

PUA的手法可謂窮凶極惡、喪盡天良。它可以將女性徹底摧殘後,送上不歸之路,也可以使男性變成泯滅良知、害人害己的惡魔。時移世易,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香港在科技、文化等領域亦愈來愈受大陸的影響。支付寶如是,抖音亦如是,而不良PUA之風會否吹襲香港?我們不得而知,但值得我們警惕、關注!

 

參考資料:

1.     〈PUA(搭訕藝術家)〉。百度百科。網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PUA/5999185

2.     〈渣男撩妹三大必殺技,你中了哪一條?〉。知乎。2018年7月12日。網站:https://zhuanlan.zhihu.com/p/39566320

3.     〈反撇〉。百度百科。網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D%E6%92%87

4.     〈甚麼是反撇呢?泡妞技巧中的核武器!〉。浪跡情感。2017年6月19日。網站: https://www.puamap.com/zixun/lilun/11770.html

5.     宏桑。〈騙炮鑑別手冊-PUA套路解析〉。知乎。2018年7月11日。網站:https://zhuanlan.zhihu.com/p/39514264

6.     眼界。〈中國第一騙炮渣男PUA王環宇的自我介紹,他自稱已經誘騙玩弄了六百多位女性〉。YouTube。2017年12月28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Q3YrlGKzn8

7.     Carlos China。〈PUA騙愛套路,小夥斗膽分享如何禍害女孩子〉。YouTube。2018年12月7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ritzDy6sxI

8.     〈揭秘 PUA 8大套路〉。每日頭條。2018年3月26日。網站:https://kknews.cc/zh-hk/news/qn3434o.html

9.     〈沉沒成本效應〉。百度百科。網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89%E6%B2%A1%E6%88%90%E6%9C%AC%E6%95%88%E5%BA%94

10.   余婉蘭。〈【PUA】秘密兄弟會邪惡戀愛觀:講求攻略 團隊「覓食」〉。《香港01》。2017年5月26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9F%A5%E6%80%A7%E5%A5%B3%E7%94%9F/93732/pua-%E7%A7%98%E5%AF%86%E5%85%84%E5%BC%9F%E6%9C%83%E9%82%AA%E6%83%A1%E6%88%80%E6%84%9B%E8%A7%80-%E8%AC%9B%E6%B1%82%E6%94%BB%E7%95%A5-%E5%9C%98%E9%9A%8A-%E8%A6%93%E9%A3%9F

11.   〈香港把妹達人〉。PUAHK。網站:http://www.puahk.org/

12. 煙波人長安。〈小心,不要被「中國式PUA」給騙了〉。每日頭條。2018年2月6日。網站:https://kknews.cc/psychology/oxnkgmm.html


[1] PUA起初是指一群受過系統化學習、實踐、和不斷自我完善情商的男性。後來泛指很會吸引異性,讓異性著迷的男女們。字面上的解釋,PUA指的是搭訕藝術家,但因為PUA文化的變遷和進步,PUA的定義已從簡單的搭訕擴展到整個兩性交往流程,主要涉及:搭訕(初識)、吸引(互動)、建立聯繫,升級關係、直到發生親密接觸並確定兩性關係。PUA學是社交學說,它是心理學和行為科學所組成的一門新的交叉學科。

[2] 浪子:追求享樂與刺激,自我放縱,身邊有很多女人,不相信愛情,十分懂女人心,最能提供情緒價值的情場高手。帝王:對女人有著十足的霸氣和男子氣概,能夠主導和引領女人;特別有上進心和宏圖大志;有時候也會表現出有錢、有地位;目光遠大,高智商。詩人:才華橫溢,追求自我夢想;我行我素,浪漫多情;無拘無束,不食人間煙火。

[3] 反撇為女性帶來驚喜,亦會因而對PUA留下深刻印象和產生好感。

[4] 沉沒成本效應:某人對某事投資越多,某人就越不容易離開某事。

網絡與文化的關係 以BL為例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5/03/2019

社會上冷門的文化產品,以往只會成為一個小圈子的玩意,當中有次文化的特色,例如有本身的一套術語,規則,禮儀,服裝等等,但網絡文化卻將這些原本神秘的東西都公開出來。這些文化甚至成為主流文化的補充,給予它們新的想像,甚至最後被主流文化挪用,成為其中一員。本文簡單以BL(Boys’ Love,男男之間的愛情故事)為例,簡述二次元漫畫如何進入流行文化的空間,與主流傳媒互動。

BL漫畫,其實早在上個世紀已出現,當時是少女漫畫系列其中一個分支,以純美的角度去描述兩位男子之間的愛情故事。與一般男女之間的愛情故事類似,故事的目標讀者是女生,所以作者所描繪的往往就是男男之間的愛情故事,這種愛情故事由於沒有女主角,所以女生可以自由地將自己投射到不同的男生身上,想像自己愛著一位男生或被一位男生愛著,同時也可以用守護天使的角度,去感受二人的愛情故事。愛看這類漫畫的女生,被稱為「腐女」。

這種BL漫畫,發展了各式各樣的男男配對關係,當中有以年齡,權力關係,性格強弱,甚至性愛的方式等來配對,這些漫畫自成一個系統,部份喜愛這類型作品的人更會為不同的男生加入想像,為他們創作小說、漫畫故事等等。在未有互聯網之前,這些故事的收集並不容易,更別提發佈。

不過,今天喜愛這類型作品的人,可以透過互聯網認識,又因著發佈成本很低,不少人直接就將故事放在網上公諸同好,部份受歡迎的作品更可以賣錢。同時又因互聯網的興起,這些作品吸引了更多路人(原本沒有興趣,但無意中在網上看到的人)去欣賞。漸漸這些小眾玩意走到社會主流文化之中。

原本是邊緣的次文化,當然與主流社會價值有不相容的地方。男男漫畫這個題材本來就已經另類,部份故事更直接加入性愛情節,變成色情漫畫。不過由於在網絡欠缺法例規管,這些漫畫只會得到一個分類標籤(例如加上「含H」字樣,代表含有色情內容),部份網站更索性在入站前就提醒讀者網站有18禁內容,之後就直接跳過規管。所以故事的尺度可以十分大膽,甚至圖片直達禁書的級別。

這類大膽出位的漫畫作品,取得知名度後,也有不少人藉此來做一些炒作。在不少有年輕人參與的社會運動中,我們會看到不少社會領袖被配上「CP值」(不是性價比,是配對值,CP是Coupling的意思)。在一些娛樂綜藝節目中,不少男藝人也會被配上「CP值」。這明顯是一種集體對男男性關係的想像,當它們可以放在枱上討論時,某個程度上也表示,社會多了人接納這種想像。

當然,倒轉來說,傳媒節目也會特意剪輯一些男生之間似是而非的「曖昧」互動,給予大量材料讓喜愛「腐」的朋友有足夠的想像空間。漸漸地,不少男藝人有時也會有些動作,不知道是故意安排還是剪接效果,終歸就出現了一堆「CP值」的新聞,也就成功製造出話題來。[1]


一些BL的關注

偶然,我們會收到一些牧者就本議題提出的疑問,現在簡單回答:

問:看BL的人會變成同性戀者嗎?
答:不會,因為他們都是在看男生們的樣子,以及他們的戀愛。

問:看BL會令他們接受同性戀嗎?
答:不一定會。因為他們只是看男生的樣子,而且不少BL的劇情以男男關係是禁忌為主線,不斷強調要衝破界線的限制,容易令讀者覺得這些界線有需要衝破,好使兩位主角有快樂的結局,但故事結局往往事與願違,更容易令讀者同情他們。不斷重覆讀這類型的故事,表面上會令人很想為同性戀者爭取禁忌的衝破,有時甚至會表達得非常認同,但這個認同的背後,事實上反而會令「男男是禁忌」的想法更加牢不可破。試想想,當兩個男子的愛情假如不再如BL故事般有禁忌,也就變回一個普通的愛情故事,最後就不再如此獨特和吸引他們了。
所以,與其說看BL會令他們接受同性戀,更準確的說法,可能是他願意相對開放地接受一些社會形容為錯或者不容許的東西。如果這種想法變得極端和盲目,甚至變成他們的信念,才更值得留意和關心。

問:要禁止弟兄姊妹看BL嗎?
答:BL本身是一個漫畫的類型,等於描述同性戀題材的漫畫一樣,本來應該受到《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規管,但因為網上內容「無王管」,而且這些漫畫大部份的來源都是盜版,連中文也是網民自行翻譯的,基本上這些書籍就是沒有被評級。若根據香港法例,這類作品大概只適合18歲以上人士閱讀和觀看。如果性愛情節過份露骨(例如展露男性已勃起的性器官)就會直接被列為禁書。我們建議牧者先了解他們看的究竟是甚麼,之後才決定下一步行動。

問:我們已發現有肢體似乎迷上BL,甚至不斷為團契的弟兄做「CP值」配對,怎辦?
答:我們明白有極少部份的「腐女」會不能自拔地為男生進行配對,甚至會到處宣揚,但這應該只限於極少部份的朋友。如果有男生因而感到受冒犯和滋擾,其實這也是一種性騷擾,理應將感受直接告訴對方,並請這些肢體給予尊重,停止有關行為。如果牧者要介入,要讓肢體明白這種做法會對別人構成不安,情況就像在教會處理緋聞,不必過份高調或放大事件。


[1] 〈[語言] 什麼是CP?CP是怎麼來的?- CP,情侶,戀愛,同人 - 為什麼知識網為什麼知識網〉,Zi字媒體,2017年12月13日,網站:https://zi.media/@whyhtd01com/post/TyRiR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6日)。

My Life My Control,所以我不會濫交!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23/01/2019

近年,香港社會對「性」可謂愈來愈開放。為何這樣說?除了一些有關性觀念的調查可以佐證外,[1] 看看地鐵站內有關避孕產品的廣告就會知道。相比10年前較為保守的風氣,今天與性相關的廣告(如避孕套、避孕藥或時鐘酒店等)隨處可見。而近來,筆者無意間在地鐵裡看到一則避孕藥廣告,以一句「My Life My Control」(自己人生,自己話事)作為廣告標語,彷彿都在鼓勵人們去放任、追求性快感。或許這也反映了產品的營銷理念:緊貼時下人的潮流——更隨性、任意、不受束縛去追求性快感的潮流。

「My Life My Control」這句廣告語讓筆者想起去年11月某日,適逢同性戀大遊行(上圖),筆者在街上遇到遊行隊伍中的某團體,其中的遊行人士衣著暴露(有的女生袒胸露背,當中有一位男士只穿了一條黃色的內褲),一邊行一邊高喊:「我的身體我作主,我賣淫關你甚麼事!」(這句話本來夾雜了粗口,故不在此引述。)

在現今的文明社會,自由是每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也是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之一。但在個人自由應該被充分尊重的同時,是否就意味我們可以有自由做任何事?一個人若無視後果與自身的責任而任意妄為,會帶來甚麼結果?同樣一句「我的身體我作主,我______關你甚麼事!」如果我們玩填充遊戲,在空位填上:暴飲暴食、吸毒、賭錢、自殘、自殺等行為,又會釀成怎樣的結果?

作為一個成年人,除了享有個人的自由外,在凡事上我們是否還需考慮自身的責任與他人的福祉?就如:作為人夫,我知道妻子需要我的關愛與忠誠,所以我會學習用心愛她而不會去搞婚外情;作為人父,我知道孩子需要一個愛媽媽、又關愛孩子、能成為好榜樣的父親,所以,我願意犧牲自己個人的時間來陪伴孩子經歷生活的點點滴滴。除了家人,對工作、友人、社會……我都會盡上自己的責任。這樣做,不是為了彰顯自己多了不起,而是我深知——要想獲得美好的結果,必須要懂得在自由與責任之間取得平衡。這或許也是一個成年人與一個任性小孩的分別。因為後者往往只會顧及自己眼前的慾望與享樂,而忘了自身的行為,會對身邊的人帶來的影響。

前英國首相邱吉爾曾講過:「在人生的頭25年,我渴望自由;在接下來的25年,我渴望秩序;在再接下來的25年,我意識到:秩序就是自由!」到底甚麼是真正的自由?放縱情慾、性濫交是否能使人獲得真正的自由、滿足與幸福?如果是的話,為何又會有人經過多年縱情之後仍會發出「愈做愈失落」的感慨?[2] 假如有一天我們的科技能夠完全解決意外懷孕、性病等問題,我們是否就可以隨便濫交?若接受自己濫交,是否同時能接受配偶濫交?這樣的話,我們又和猩猩有甚麼分別呢?


[1] 〈80後即食麵戀愛文化〉,《東方日報》,2011年2月11日,網站: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10211/00176_006.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月17日)。

[2] 古錦榮〈性治療師手記——愈做愈失落,愈失落就愈要做〉,DIVA CHANNEL,2013年4月1日,網站:http://www.etnet.com.hk/www/tc/diva/sexandlove/sextherapists/16547(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月17日)。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3/1/2019

香港還有沒有任何人?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2/11/2018

很多人說香港人迷信精英,看重專業。大家不信?消防處一個cult到盡的「任何仁」教你急救,不少人即時有反應,紛紛說一堆似是而非的道理,認為急救是專業知識,要由持牌人士、醫護人員去做,否則會產生危險。

這種必須讀書、考牌才可以做某些事的制度,是專職分工下的結果,其原初的構想是來自資本主義的分工合作精神,這種想法背後是要減省不必要的生產。片段爆紅的翌日,消防處即時派出醫生澄清,在傷者失去呼吸的情況下,「任何人」即使連脈搏也不懂檢查,也應該即時做簡單的心外壓(CPR),因為停止呼吸的傷者的生命是以分鐘計,即使有機會因為動作不正確而令傷者的肋骨折斷,但在斷骨總比死亡好的原則下,當沒有其他專業人士在場,「任何人」也可以做這種急救。

不過,反對的人也說出另一堆理由,由保險,責任,後果等等。這些說法當然從專業的角度來說,有其道理,正如現在很多家居維修,例如電器,水喉,電線等等,社會也會要求修理的人要有牌照,因為持牌就證明他學過一定程度的水電工程,他們如果有閃失,當然有保險等承擔責任,但事情一專業化,就令人人都忘記其實自己也是「任何人」。最後,我們的下一代,有些不懂得換電燈泡,有些不懂得換花灑頭,更不要說換門鎖,因為我們被教導,這些都不是「任何人」能勝任,是要有專業資格的。

很多人問,為甚麼外國教育下的孩子甚麼都敢嘗試,我們的孩子卻做甚麼也猶疑?可能因為我們太迷信專業、太著重安全、也太不相信自己。說到底,今日的急救課程的設立,最原本的目的,就是讓社會有更多人可以在專業人士未到場前,做一些基本急救。這些知識,和換燈炮,通渠一樣,都應該是「任何人」也能做和應該做的。

所以,謹慎是好的,但救人是毋須領牌的,在有需要的時候敢做,不但救到人,也救到這個城巿。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2/11/2018

老鷹樂團的加州旅館 (Hotel California)

張志儉博士 |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
20/11/2018

圖:翻攝自網路

Bohemian Rhapsody(《波希米亞狂想曲:搖滾傳說》)一片中,觀眾都看到Freddie Mercury對音樂的看法和堅持,其中一個爭拗點,就是和唱片公司高層辯論對“Bohemian Rhapsody”這首歌的看法。

一般來說,流行音樂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就是歌曲不可太長,三分多鐘已是極限。為甚麼呢?原因是歌曲的流行程度與否,決定於電台播放的頻率,而電台的主要收入,當然是靠廣告,所以用了三分鐘播了一首歌後,接著一兩個廣告便是最理想的了。然而歌曲太長的話,電台播廣告的時間便相對減少,收入便會下降,所以“Bohemian Rhapsody”長六分鐘,電台是沒有興趣多播的,所以Queen也只能把這首歌放在獨立電台首播。不過,這歌實在太出色,聽眾紛紛打電話給電台點唱,之後便變成歷史經典了。

其實在70年代樂壇,除了Queen這首“Bohemian Rhapsody”外,還有一首六分多鐘的流行曲——Eagles的“Hotel California”,其流行程度和“Bohemian Rhapsody”不遑多讓。然而這首歌背後的一些傳說,大家又知否呢?

就以Queen的“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來說,有人認為dust是指Angel dust(天使塵),它是毒品的一種;而Beatles的“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被指為在那個迷幻年代內歌頌LSD(迷幻藥)的歌曲。那麼“Hotel California”呢?我們就抽出歌曲內幾句歌詞分析吧!

So I called up the Captain,
'Please bring me my wine'
He said, '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nineteen sixty-nine'

這句歌詞比較難明,為甚麼客人要喝酒的時候,酒保說自1969年起便沒有酒賣呢?初時有人認為可能是越戰關係,所以把酒賣光,但這解釋毫不合理。原來Spirit除了解作酒精外,還可以釋作聖靈,Holy Spirit。但就算這算釋合理,又和1969年扯上甚麼關係呢?

原來在1969年,有一件事發生,就是第一本屬於撒旦教(Church of Satan)的聖經出現。我年前在三藩市和朋友吃晚飯,飯後他載我兜風。來到一個富貴住宅區。他停下來,指著其中一間屋,說此屋大有來歷,是全世界第一間撒旦教會。明白了,這教會佇立在三藩市,而三藩市位於加州,那麼便是Hotel California了。

之後還有這幾句:

And in the master's chambers,
They gathered for the feast
They stab it with their steely knives,
But they just can't kill the beast

在酒店開餐,大吃大喝,本是平凡不過,但這次卻未能成功。有人以為菜刀不夠鋒利,又或者野豬太大,斬不下去。但其實留意Beast這字,看看聖經啟示錄十三章18節,便知道beast的真正解釋。

當然,上述說法有人相信有人否定。筆者在80年代看過一個電視訪問,主持人問Eagles成員Don Henley 如何創作這首歌時,他的答案令人震驚。他說此曲的創作過程不屬自己,乃經過channeling(通靈)的。

信不信由你,但聽歌時多留意其創作背景及歌詞意義,都是重要的。當然,不論是毒品、撒旦教、通靈的經驗,都不是我們該追求,甚至是應該遠離的東西。然而這些東西總是不經意地充斥在流行文化裡,在不知不覺間就向我們傳遞了一些訊息。當我們不斷重複地聽著熱播歌曲、看著賣座電影的時候,也可能不自知地接收了這些世俗的訊息。流行文化的力量、對我們的影響力,實在不容小覷,了解一首歌曲創作背後的故事,也能幫助我們小心選擇、篩選接收甚麼訊息。

選舉其實並不神聖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11/2018

  過去幾年因為爭取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香港社會陷入了很大的撕裂,在雨傘運動好像無功而還,再出現人大就宣誓釋法和政府DQ了幾位議員,對民主運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令不少人加深了無力感。筆者支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過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向市民問責的制度,不過,筆者並不贊成將是否有普選,視為香港有沒有希望的指標,因為,即使有普選,並不代表一定可以選出一些優秀及無私的行政長官和議員,而沒有普選,並不代表我們便只能任由統治者魚肉。

  沒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因為有人的地方便有問題,以公平民主方式選舉產生的管治者,當然應該比世襲的昏君或以武力奪權的獨裁者來得好,不過,當社會出現危機、經濟情況欠佳的時候,選舉亦容易成為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推動極端政策的機會。希特拉經選舉產生固然不在話下,而以向全世界推銷民主為己任的美國,亦會選出特朗普之流的人物,大家便應明白,民主制度固然重要,但人民的素質同樣重要,社會不會因為有了民主制度就會成為烏托邦,有積極培養人民的素質,社會的發展才有希望。

  經歷過香港多年來的選舉,以及觀看其他國家不同的選舉,大家應可以發現,所謂選舉其實並不神聖,很多時只不過是人力、財力、策略和宣傳的比併而已,加上香港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只要對準幾個百分點的選民,贏取他們支持,基本上毋須理會其餘九成多的選民。於是,究竟議員是反映大眾還是小眾的意見?有時的確耐人尋味。

  走筆至此,未知大家會否對選舉和投票有點意興闌珊?其實,大家最需要改變的也許不是對選舉的參與,而是對選舉的期望。筆者多年來都留意選舉的情況,也積極投票,其中一個重要的信念就是:投票不是要選出最好的議員,而是要阻止最差的當選。因為,既然有選舉,就必定有人會當選,投票除了是對一些理念相近的候選人表達支持,也是要對看不順眼的候選人說不。

  作為基督徒,我們明白人性的軟弱和限制,不會亦不應將對未來的期盼,過份投放於選舉帶來的改變。《聖經》沒有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提供任何模式(可能根本就沒有),《聖經》能為我們提供的只是一些管治者應有的態度(例如應賞善罰惡,使作惡的懼怕;以及既不偏護貧窮人,也不看重有權勢的人,總要公平待鄰舍等),至於這些原則如何在政治現實中體現,不能單靠制度,也要靠當事人的態度。

  有人說選舉令人謙卑,因為無論候選人是何出身,在拉票時總要放下身段,聆聽群眾的意見,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地作出種種的承諾。當然,「失憶」也是不少人當選後的常有表現。不過,一些意見和想法,曾經提出總比完全沒有機會提出過好,而且有白紙黑字、聲音影像為證,當事人就算無心兌現承諾,也總要做點功夫安撫選民,以免下次選舉時被人算賬。因此,有選舉總比沒有選舉好,而要求候選人問責的人數愈多,他就愈要花多些心機做一場好戲。

  在目前香港政治陣營只籠統地分為建制和泛民時,若在全港性選舉,大家仍然有機會在自己支持的陣營內,選擇在不同光譜下的團體或個人,原則上可以盡量選擇與個人理念較接近的候選人。但在個別區域的補選,形成了單議席單票制的情況下,而自己較為支持的候選人卻沒有參選,有時的確令人十分煩惱,有投也不是,不投也不是的矛盾。其實這也是時候去反思,投票究竟所為何事?

  投票最重要不是選擇最好的人,而是要阻止最差或與自己理念不符的人當選。而個人的理念往往不只一個,在候選人眾多的政綱裡面,我們要排好優先次序,按個人的判斷,究竟香港當前最嚴峻或需優先解決的是甚麼問題?是政制、房屋、教育、創新科技、婚姻家庭、還是倫理道德問題?投票從來涉及一籃子的考慮,不要輕易被一些簡化了的議題所蒙蔽,選民是要努力做功課去審視各候選人的。投票不單是期望社會變好,也要阻止社會變壞。

數據、謊言與真相

19/11/2018

《數據、謊言與真相:Google資料分析師用大數據揭露人們的真面目》
作者:賽斯˙史蒂芬斯—大衛德維茲(Seth Stephens-Davidowitz)
譯者:陳琇玲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年份:2017年

 

作者賽斯˙史蒂芬斯—大衛德維茲為網路數據專家,每天都要追蹤人們在網路上留下的數位足跡。他試圖從人們點擊或按鍵中,了解他們真正想要的是甚麼,真正會做的又是甚麼,以及他們的真面目。

作者發現人們即使面對朋友、戀人、醫生、問卷調查,甚或自己,都沒有把自己的真正想法表達出來。然而當面對大型的搜尋引擎時,他們往往可以在搜尋欄中吐露真心。例如當年奧巴馬贏得大選,成為美國總統的時候,一般的民意調查,又或是兩位知名教授的分析,都指出美國國民並不在乎奧巴馬是黑人。不過,作者卻發現Google搜尋器所呈現出來的,跟調查相距甚遠,美國仍有不少人懷有種族主義,他們會用仇視黑人的字眼在網上進行搜尋。簡單而言,很多人會在眾人面前說謊,但當面對Google搜尋器時,他們的想法卻無所遁形。因此作者運用了Google搜尋統計,發現了人們不願說出口的秘密,包括深藏內心的種族歧視、仇恨思想、以及未報案的虐童案件等。

大數據洩露人們的秘密,這有助政府、組織或企業挖掘一些連人們自己都不知道的偏好,以為它們帶來好處。同一樣貨品,大數據可能讓企業家了解有哪些顧客願意支付更高的價錢,掌握了這方面的資料,企業家就能在特定的顧客群中,獲取更多的利潤。大數據甚至可以幫助賭場老闆認識不同賭客的「痛點」,甚麼是「痛點」?它是指當賭客輸掉的金錢,超過某個金額時,他們便會在賭場消失一段時間。賭場老闆會千方百計讓賭客輸掉的金額最接近,卻又不會超過「痛點」。當某位賭客的「痛點」臨近,賭場老闆會請他吃免費牛扒,老闆此舉看似大方,事實上,他只是想賭客在「痛點」前收手,令他在明天或短時間內再來光顧。

大數據看似厲害,但身為數據分析師的作者,卻提醒大家不要過度迷戀數據,這樣會令人忽略了更重要的考量。情況就如耶魯大學某位行銷學教授,她本來打算研究計步器如何給人帶來積分,激勵人走更多的路。誰知為了爭取更多的積分,她走路走至身體疲乏,甚至把計步器放在三歲女兒的身上,讓她幫忙賺取分數,只迷戀數字的她,結果當然沒有完成關於計步器的任何研究。

另外,作者也提出「以數據取人」存在著危險。現在美國的僱主考慮工作應徵者時,更常搜尋應徵者的社交媒體。有研究顯示在facebook上對莫扎特按讚的人,往往智商較高,而對哈雷機車按讚的人,往往智商較低。若果僱主相信這種數據分析,真的拒絕了一位聰明但喜歡機車的人,這位應徵者豈不冤枉?因此,作者指出數據革命的危險在於「隨著生活各個層面日漸被量化,這些代理判斷可能會更深奧也更擾人。更準確的預測可能導致更微妙和更惡毒的歧視。」(頁336)

作者以風趣幽默的行文方式及大量例子闡釋大數據的力量,同時,也讓讀者反思在大數據之下,人們既無法掩藏真正的想法,甚至可能被監控或遭到歧視也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