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的母親

不知對於大家來說「賭博」是甚麼？賭博是指個人以金錢或資源投注於結果不確定的活動，期望透過運氣獲利。而「賭博」不只存在於賭場中，不只是有一個真人莊家站在你面前，贏了就立即給你籌碼或金錢，也可以是面對機器、在網絡中得到玩家想要的物品或積分，換取公仔、玩具……「賭博」本質上涉及風險、機會與心理依賴：贏取的快感刺激大腦釋放多巴胺，讓人不斷追求；輸掉則觸發「追回」衝動，越陷越深。

彈珠機是近日在香港剛興起的新熱潮。報道指玩家要買至少20元彈珠，拉手桿彈出，彈珠跌入亮燈通道就代表中獎，按賠率得到更多彈珠，亦有積分卡記錄累積積分兌換獎品。報道亦指多見青年與兒童逗留逾一小時。有心理學分析，這類遊戲喚醒大腦獎罰系統，玩家感覺「可控」，即使輸局也可再試，強化賭博心態。筆者亦觀察到彈珠店中，有不少孩子是與家長一起參與，有可能有錯覺認為父母也玩，就完全沒有問題。未成年人士對獎賞特別敏感，長期玩樂或扭曲金錢觀，容易引發情緒問題。

而夾公仔店早已「通街都係」，經濟不好，不少商店倒閉就會放入夾公仔機。夾公仔本是親子消閒，現卻常設陷阱。早前，消費者委員會曾接獲多宗投訴，指商戶透過爪夾彈開、保夾機制或隱藏獎品誤導玩家，增加難度。玩家花費數十至數百元仍難成功，卻因隨機兌獎與重複遊玩心理，易誘導「再試一次」，投入的金額可能愈來愈多，潛藏向技術、難度挑戰的成癮風險。消委會強調，業界須公開機台設定、清晰標示規則，否則損害公眾信任。

不少彈珠機舖、夾公仔店是燈光明亮、音樂輕快，製造愉悅的氣氛；遊戲低門檻、易上癮，短時間內就容易花光零錢或兌換回來的彈珠。請家長們持續關注，及早識別學童沉迷跡象，因為兒童及青年一般較缺乏自制力，容易沉迷這類遊戲，影響情緒與理財態度。社會亦需推動法規更新，加強監管。

參考資料：
遍布全城　夾公仔吸「癮」力何在？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213864?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香港01.  2025年3月2日）

東呼即應：彈珠機舖成行成市--東呼警告恐損心智
https://orientaldaily.on.cc/content/%E8%A6%81%E8%81%9E%E6%B8%AF%E8%81%9E/odn-20260331-0331_00176_221/
（東方日報. 2026年3月31日）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資料整理︰吳慧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美國

根據《路透社》2月10日的資料，美國政府已移除一面原本在石牆國家紀念碑上空飄揚的大型彩虹驕傲旗。該紀念碑是紐約市發起現代同性戀權利運動的重要地標。負責管理美國國家紀念碑的聯邦機構——國家公園管理局表示，該紀念碑的旗杆由他們管理，此次移除旗幟是為了確保「長期政策」在其所有地點都能一致執行。[1]

美國國務院已指示全球各地的美國使團重新審查所有援助計劃，以確保它們符合嚴格的新規定，這些規定禁止資助從事家庭計劃、多元性(diversity)或特朗普政府所稱的「性別意識形態」(gender ideology)相關工作的團體。該新規定已於2月26日生效，它們將納入任何新的贈款或合作協議中，以及獲得續發資金的現有項目。國務卿Marco Rubio將發出有限的豁免，以確保新規定的實施不會「過度干擾正在進行的救生計劃、災難應對以及其他關鍵優先事項」。

特朗普政府在1月底宣佈擴大所謂的「墨西哥城政策」(Mexico City Policy)，反對者稱之為「全球禁言規則」(global gag rule)。這項政策原是禁止資助推廣墮胎的組織，但現時範疇已進一步擴張，禁止資助從事多元(diversity)、平等(equity)與共融(inclusion)，以及涉及性別認同和跨性別權利工作的團體。受影響的外國援助金額已增至約300億美元，規管對象亦首度包括總部位於美國的組織。[2]

根據司法部說法，當局已向全美參與為兒童提供性別肯定治療(gender-affirming care)的醫生和診所發出了超過20份傳票，該傳票要求取得未成年人的最敏感醫療記錄——包括心理健康治療筆記、處方資訊以及相關個人細節。該傳票是特朗普政府所稱調查的一部份，內容涉及可能違反《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及相關罪行，以調查針對向未成年人推廣或非法配發青春期阻斷劑及荷爾蒙的行為。

六名曾在洛杉磯兒童醫院(Children's Hospital Los Angeles, CHLA)接受上述醫療的兒童父母於2025年11月提起訴訟，試圖撤銷該傳票，他們認為傳票侵犯了患者的憲法私隱權並超出政府法定權限。美國司法部最終在1月23日撤回要求CHLA提供超過3,000名跨性別青少年醫療記錄的傳票，並與患者及其家屬達成和解協議。[3]

美國兒科學會與內分泌學會已對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提起訴訟，以反對該機構針對兩學會支持跨性別青少年接受性別肯定治療一事展開調查。兩團體聲稱，FTC提出的文件調取要求違憲，且此舉是特朗普政府針對兩學會在該議題上的立場而採取的報復行動。[4]

2026年1月13日，美國最高法院就27個州禁止跨性別女孩參加公立學校女子體育賽事的法案展開聽證。多數保守派大法官傾向於支持該禁令；案件聚焦於公平競爭與跨性別者權利的平衡，引發廣泛關注。

儘管社會對此議題爭論激烈，但大法官們在庭上表現審慎，權衡具體的法律適用問題，而非單純進行立場表態。代表特朗普政府的律師Hashim Mooppan提出了一項可能獲得多數支援的「狹義裁決路徑」。他指出，現行聯邦教育法中反性別歧視條款的實施細則，明確允許學校按「生理性別」分隊。因此，法院可以毋須裁定跨性別運動員是否具有生理優勢，即可直接基於該法規解釋作出裁決。

大法官Neil Gorsuch的態度尤為引人關注。他曾撰寫保護LGBTQ僱員權益的里程碑判例「Bostock案」，但後來也支持了限制未成年人性別肯定治療的判決。在此次聽證中，他似乎是保守派中最可能對州禁令提出異議的一位，突顯了案件在法律邏輯上的複雜性。

此案的核心原告之一是男跨女Becky Pepper-Jackson，他為爭取參賽權已歷經多年訴訟。無論結果如何，這項裁決都將對美國跨性別群體的權利界定產生深遠影響。[5]

2026年1月，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以2比1的投票結果，正式撤銷了拜登政府於2024年發佈的職場騷擾指導方針。此次撤銷因跳過30天的公眾意見徵詢期，在程序上引發廣泛質疑。此決定由特朗普任命的主席Andrea Lucas與委員 Brittany Panuccio投下贊成票。

2024年版方針的新增核心內容，是將基於性別認同和性取向的騷擾行為納入界定範圍，並明確禁止故意誤用跨性別者姓名代詞。贊成撤銷的一方認為，生理性別是二元且不可改變的，且最高法院的相關判例僅適用於僱用和解僱環節，不應擴展至其他職場條件。反對者則批評此舉過於激進，全盤否定了方針中的合理內容，且撤銷程序缺乏透明度。

目前，雖然美國聯邦反歧視法律本身並未改變，但企業（尤其是缺乏專業法務支持的小企業）將因失去明確的合規指引而面臨困惑。法律界普遍呼籲EEOC儘快重新發佈涵蓋種族、年齡等無爭議領域的指導方針，並對性別認同相關內容的爭議點予以清晰標注。[6]

2026年2月3日，美國整形外科醫師協會(ASPS)宣佈，將年輕患者的性別轉換手術延遲至患者至少年滿19歲。該協會表示，目前沒有足夠高質素的研究證明手術對青少年的長期益處，而且較新的證據指向「治療併發症和潛在危害」。[7]

ILGA Europe最新報告指出，近四分之一（約25%）的歐盟LGBTQ+公民曾經歷某種形式的「更正治療」(conversion therapy)。報告指出，希臘受訪者接受此類治療的比例最高，達38%；法國、意大利及荷蘭則最低，為18%。2026年1月底，歐洲委員會議會大會通過決議，敦促46個成員國立法明確禁止更正治療，並施以刑事制裁，同時建立「受害者」支援、監測機制及相關研究。目前歐盟一半國家已制定LGBTQ+平等戰略，至少8個成員國（包括比利時、法國、德國、希臘、馬爾他等）已立法禁止更正治療。[8]

2026年米蘭 — 科爾蒂納冬季奧運會已於2月22日閉幕。本屆冬奧將成為最後一屆，採用現行零散且不統一的規則來界定跨性別運動員女子組資格的奧運賽事。國際奧委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預計很快會發佈新的統一指引，以保障女子運動的公平性。[9]

IOC在2月7日宣佈，全球體育領袖已就跨性別運動員參賽資格達成統一新標準，共識政策預計今年上半年正式公佈。這是IOC首次與各國際體育聯合會共同制定適用於奧運會及多項世界賽事的統一規則，結束以往各聯合會各自為政的局面。新政策預計將大幅限制那些在完整經歷男性青春期後才進行醫療轉變的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組別比賽，以保障女子項目的公平性。

在首位女主席Kirsty Coventry領導下，IOC自去年6月起主導改革，並成立「保護女子組別」工作組。發言人Mark Adams表示，政策已進入諮詢階段，體育界已達成廣泛共識，預計很快推出。目前，跨性別運動員參賽仍依各聯合會規定，例如世界水上運動聯合會允許12歲前轉變者參賽，而世界橄欖球則全面禁止。至今只有少數公開身份的跨性別運動員（如紐西蘭舉重選手Laurel Hubbard）曾參加奧運。此外，美國總統特朗普已下令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與美國學校、大學及職業女子賽事，並明確表示不會允許他們參加2028年洛杉磯奧運。[10]

本地

同性伴侶平權議題備受關注，中大性別研究課程委託律師行安理的研究顯示，雖然同性配偶在伴侶死亡及房屋等範疇獲部份承認，但本港法律在21個範疇對非傳統關係者仍有差別對待，涉及財金、利益申報等領域，如新《私隱條例》起底罪中「家人」定義不含同性伴侶。

報告主編葉劍廉指出，法律對非傳統關係的承認零碎且多由訴訟推動，缺乏整體檢討，且同一範疇承認並不一致，如在繼承法中，同性配偶的繼承權與遺產管理順位便存在矛盾。他強調，法律不承認其關係亦會忽視相應義務。中大副教授孫耀東則認為，行政措施難以解決差異，建議政策制定時多考量關係狀況。

對此，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表示，報告列出的差別待遇正反映了該機構當初的憂慮，就是一旦承認同性伴侶享有部份原屬於異性婚姻的權利或福利，就會產生骨牌效應，導致相關團體逐步爭取與異性婚姻在所有不同的範疇都有同等的待遇。他重申，現行香港婚姻制度僅承認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任何其他形式的組合都不是法律上認同的婚姻，不應享有猶如婚姻的權利和福利。

蔡志森強調，若要討論同性伴侶在公共制度和政策上應有甚麼權利和福利，應先討論現行婚姻制度是否不合時宜或不符合社會整體利益而需要作出改變。一日婚姻制度未變，毋須逐項比較同性伴侶與異性婚姻的不同對待，因為兩者本來就是不同，「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硬要將不同的事情一起比較是立論錯誤，由錯誤的前設根本無法得出正確的結論。[11]

（資料截至2026年2月28日）

「生日快樂！」這句祝福每年準時出現，然而對許多家長而言，生日所代表的「快樂」究竟是甚麼？香港一項消費調查揭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家長為子女慶祝生日的預算中位數高達3,000港元，這金額不僅遠超過為自己慶祝的1,000港元，亦是用於父母生日的三倍。[1]

這組數據不僅是消費傾向的展現，更精確地反映出現代家庭照顧者的日常——我們願意將資源、心思與儀式感，優先且大量地配置給「為人父母」的角色，而那個純粹的「自我」則被置於末位。生日這個最具個人色彩的紀念日，有時卻化為另一項待辦任務。例如，媽媽可能會壓下自己對某類餐廳的偏好，依照孩子的喜好來選擇。這或許是出於愛，卻也反映出一種無意識的自我淡化：我們太投入於父母的角色，以至逐漸疏於聆聽自己內心的真實聲音。

暫停「家長」角色：「我是今天的主角」

從社會學的角色理論來看，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承擔著一系列角色——「家長」、「配偶」、「職員」等，每種角色都附帶著一套特定的行為規範與社會期待。這些角色共同維持社會秩序與穩定。[2] 但若長期缺乏調節與緩衝，便可能引致「角色超載」，尤其像「家長」這類要求持續付出、高度情感投入的角色，更易帶來身心疲累。

生日這個遍及全球的文化儀式，正能夠為個人提供一個合理且被祝福的「角色暫停」空間。在這一天，生日主角能暫時從日常其他角色的責任中抽身，成為被關注、被照顧的對象。許多文化中皆有相關習俗，例如德國傳統中，孩子在生日當天可以免做家務；[3] 許多文化也普遍存在著「生日主角最大」的寬容心態。這些習俗共同傳遞一個重要訊息：今天，你的個人意願與需求，可以優先於你的社會責任。因此，家長在生日這天安心享受休息、專注照顧自己，並非逃避責任，而是遵循這個儀式本身包含的社會意義。

從禮物清單看見真實需求
上述香港調查亦指出一個有趣的矛盾：港人最想收到的生日禮物是電子產品，而非最常被送的蛋糕。[4] 這個「願望」與「行為」的落差，可能源於送蛋糕是履行「慶祝者」角色時最安全、最典型的選擇；生日主角也未必有意識地清楚表達或堅持自己的願望。

此時，其他文化的慶生習俗或能帶來啟發。例如在丹麥盛行的禮物願望清單文化，其核心精神在於尊重並確認生日主角作為獨立個體的喜好與需求，一方面鼓勵主角具體地真實表達渴望；另一方面也讓慶祝者以更精準、避免浪費的方式來表達關愛。又如瑞典的生日演講傳統，在親友圍聚下真誠地講出心底話，這給予主角被深度「聆聽」與「看見」的儀式感。

這些習俗能夠感動人心，在於它們回應了人類的基本心理需求：能按自身意願作選擇的自主感、被視為獨特的個體的獨特性，以及與他人真誠地溝通的連結關係。每個人，包括身為家長的你我，內心都渴望被如此看見。對家長而言，練習在生日時說出或為自己實現一個真實的願望──哪怕只是無所事事地躺在床上、獨處半天、看一部恐怖電影，都是以具體行動來照顧自己。

關愛自己 關愛家人

調查顯示家長既願為子女的生日慷慨花費，我們也應該將這份寵愛適度地留給自己，並聆聽內心的聲音。為自己認真地慶祝生日，其意義遠超一日的快樂。它是一種心態的年度重整，是對「我的出生及存在即具有價值」的公開宣示與確認。這天被「允許」甚至「鼓勵」暫停「家長」的角式，好好地享受「生日心靈浴」，讓長期處於付出狀態的照顧者重新充電。請家長刻意地允許自己從不同的社會角色中休息，理直氣壯地做主角：「祝我生日快樂！」

家長們，當你看到孩子每天低頭滑手機、沉迷Instagram、抖音、YouTube或小紅書時，心裡是否既擔心又無奈？社交媒體（以下簡稱「社媒」）已成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份，但近年全球研究與真實案例顯示，它正悄然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自我形象與人際關係。在2025至2026年，多國更紛紛立法限制青少年接觸社媒，反映這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公共健康危機。本文整理最新數據與趨勢，幫助大家了解問題嚴重性、國際間的應對方案，以及香港現況與實用建議。

不少家長可能認為，要保護孩子，最好是不讓他們到處亂逛，以免遇上壞人或受傷，因此覺得讓他們待在家中上網會比較安全。然而，若毫無界限地讓孩子在網上瀏覽，極有可能使他們接觸到扭曲的價值觀，甚至在社媒獨自面對網民的評頭品足，承受壓力與欺凌。《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一書的作者Jonathan Haidt曾說，這種做法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1]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無可否認，社媒對青少年的影響不一定只有負面。事實上，它也是獲取支持的渠道，為青少年提供與朋友保持聯繫、分享日常的空間，讓生活聯繫變得更緊密。[2] 此外，對於少數族裔或處於孤立環境的群體來說，社媒是建立社群認同及網絡支持的重要途徑，能顯著減少現實生活中的污名化與孤立感。[3] 青少年亦可以透過主動接觸，尋找心理健康資訊，並以創意方式表達自己，從而得到自我肯定。[4]　

然而，社媒同時也是引發焦慮的「壓力源」。不少研究指出，社媒的使用與抑鬱症、焦慮症和心理壓力增加有顯著關係；每天使用社媒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面臨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會增加一倍。[5] 究其原因，是青少年正值形塑自我形象的關鍵階段，而社媒充斥著經修飾的「完美形象」，極易引發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當孩子誤以為獲得較多「點讚」的形象才是標準時，便會導致自尊心下降。報告指約三分之一的少女表示使用Instagram令她們對自己的身材感覺更糟。[6] 香港本地的研究亦指出，有近八成受訪港青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且使用習慣與焦慮程度呈正相關，反映出青少年使用社媒愈頻繁，焦慮傾向往往愈嚴重。[7]

此外，社媒上的網絡欺凌及性騷擾亦屢見不鮮，其造成的心理傷害並不亞於傳統欺凌。由於網絡欺凌24小時持續且受害者「無處可逃」，容易產生孤立感與自殺意念。[8] 統計顯示，全球約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曾遭遇網絡騷擾，香港救助兒童會2022年調查亦指出，有40%受訪學生曾至少一次在網上接觸到色情內容。[9] 其他隱患如裸聊勒索、性陷阱與詐騙、危害生命的極限挑戰、網絡成癮、睡眠障礙，以及注意力與學業成績下降等，均讓家長們深感憂慮。

澳洲先行：執行全球最嚴禁令

目前全球多國正在討論甚至立法，規管核心已從過去的「13歲同意制」轉向「15至16歲禁止或嚴格限制」，並要求平台承擔年齡驗證及移除成癮設計的責任。

其中，澳洲為全球首個實施全國性強制禁令的國家。自2025年12月10日起，16歲以下人士全面禁止擁有或創建帳戶，受限範圍涵蓋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Snapchat、X等多個大型社交平台（WhatsApp、YouTube Kids除外）。

法例明確規定，家長無法代為同意，且平台必須採取「合理步驟」驗證用戶年齡，否則將面臨高達4,950萬澳元的罰款。這項政策成效顯著，實施僅兩個多月，已刪除數百萬個違規帳號，這雷厲風行的執法表現，已令澳洲成為國際間的立法示範，引發法國、丹麥、巴西及馬來西亞等國紛紛效法（見表）。

全球青少年社交媒體規管趨勢表

（資料截止2026年3月12日，來源︰透過NotebookLM參考全球多國新聞與調查數據綜合整理）

這些變化顯示「保護優先」已成全球共識，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原定的13歲門檻實在太低，平台須負起年齡驗證及內容規管責任。而青少年須取得家長同意才能有限使用社媒，亦意味著家長對孩子上網所看的內容，應該知情及負責任。

香港未有應對策略？

2025年，香港約84.4%的市民為社媒用戶，平均每日使用1小時42分鐘。青少年使用率更高，中學生93%擁有帳戶，平均使用多於一個平台。

針對日益嚴重的網絡影響問題，有報道指香港政府已投入資源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截至去年底，醫療衛生研究基金已資助7個與青少年使用電子屏幕及社媒相關的研究項目，主題涵蓋病態使用網絡、遊戲成癮及干預策略。衛生署亦已成立諮詢小組檢視最新證據，預計於今年內提出更新的兒童及青少年社媒使用健康建議。[10]

中國內地目前已全面啟動「未成年人模式」，其核心內容包括分年齡階段內容推薦、精準時長限制（8歲以下40分鐘、16歲以下1小時、16至18歲2小時）、每天晚上10時至翌日早上6時禁入、禁止誘導性消費及強制內容篩選。香港現時仍以針對病態使用及提供健康建議的手法來面對社媒的問題，尚未針對任何年齡層訂立專門防止社媒操控的政策，可見香港政策對比澳洲及內地而言都相對「緩慢」。

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甚至曾於媒體訪問時以「失控」來形容現時的使用情況，但他亦表示不必急著跟風，可以觀察澳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推行的情況半年或以上，之後再為香港設計合適的政策方案。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卻指出，澳洲以立法嚴懲社媒平台是可行的策略，大家所關注的如何實行，在於開新社媒帳戶時，可以透過實名認證及人臉識別，運用人工智能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做到。如以「智方便」（iAM Smart）本身已可解決一些協作問題。[11]

家長仍可以「做啲嘢」

就算香港在立法上未有進一步行動，家長仍可以從家庭層面先行。例如在社媒使用時間上設定清晰界線（如每日限1至2小時）、透過開放式溝通來了解孩子的感受，以及觀察他們是否正承受網絡欺凌。此外，家長應主動教授孩子辨別假新聞和保護私隱的技巧；同時，家長亦應以身作則，減少自己的社媒使用時間，為孩子樹立榜樣。

社媒帶來便利，也帶來風險。全球立法浪潮提醒我們，保護青少年已是刻不容緩的責任。家長毋須過於恐慌，但可以採取主動：了解影響、關注政策、實踐家庭規則。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讓孩子於安全環境中健康成長，享受科技益處的同時，也學會避開陷阱。

美國

多元化、公平、包容（DEI）計劃及聯邦撥款

特朗普在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國總統，在就職禮舉行的當日，特朗普簽署一連串行政命令，當中有針對「性別意識形態的極端主義」。指美國只承認兩種生理性別——男性與女性，並結束聯邦政府內部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計劃，並稱之為「激進和浪費」。其後，他亦威脅要削減對教育機構涉及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DEI）計劃及跨性別政策等議題的聯邦撥款。[1]

1月30日，有多個學區的聯盟組織和代表發表聲明，拒絕執行特朗普政府在1月29日發出的行政命令，他們認為有關行政命令將跨性別身份標記為「反美國的意識形態」，甚至威脅要刑事檢控那些支持學生嘗試更改性別標記的教師。有關組織認為該行政命令是歧視跨性別學生，也有學校職員明確表示，不會遵守當中的內容，又稱會繼續致力於保護跨性別學生的權利。[2]

2月5日，特朗普簽署了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別女性及女孩參與女子運動項目，並且指示聯邦政府開始執法，對不遵守規定的學校切斷資助。另外，特朗普又表明會指示國土安全部長，如遇到有男性試圖以女性運動員的身份申請來美國的簽證，一律拒絕其申請。[3]

美國政府先後審查不同學枚的撥款： 3月31日，審查了哈佛大學及其附屬機構與聯邦政府之間價值2.556億美元的合約，以及價值87億美元的多年期撥款承諾。[4] 4月11日，美國政府採取行動，教育部宣佈切斷對緬因州公立學校所有聯邦資助，同日，一名聯邦法官發佈了臨時限制令，禁止農業部切斷對緬因州部份項目的聯邦資助。[5] 9月政府致函紐約市的公立學校，要求在最後期限前修改支持跨性別政策，否則將取消資助。[6] 紐約市學校在10月16日起訴聯邦教育官員，因他們決定停止向這些學校提供 4,700 萬美元的承諾撥款。[7]

美國地區法院法官Jon Tigar的裁決，阻止特朗普總統及其政府在發放聯邦撥款資助時加入條款，以實施反對多元化及反對跨性別者的行政命令。Tigar在6月9日表示，聯邦政府不得強迫受資助者停止推動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計劃，或要求受資助者停止一些肯定跨性別者存在的計劃。他進一步指出，行政部門製定的議程，當中包括了聯邦資助的領域，仍是受憲法約束，並指政府不得將國會撥款武器化，對受保護的群體施加不公平待遇，或壓制政府不認同或視為危險的思想。[8]

荷爾蒙治療及更正治療

1月28日，特朗普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旨在限制19歲以下人士接受與變性相關的醫療服務。該行政命令指，聯邦政府將不會資助、贊助、推廣、協助及支持為兒童提供的性別肯定治療。[9] 他又要求把跨性別女性囚犯移送到男子監獄及停止為跨性別囚犯提供性別肯定治療，三名跨性別囚犯為此入稟法院，認為該政策違憲，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區域法院法官Lamberth在2月4日頒佈了臨時禁止令，禁止政府將三名男跨女囚犯移送到男子監獄，法官又要求懲教部門職員，必須讓三名囚犯繼續接受跨性別治療。[10] 12月3日，美國地區法官Victoria Marie Calvert裁定，永久命令喬治亞州繼續向已接受治療的囚犯提供荷爾蒙藥物，並允許其他經醫學診斷需要荷爾蒙治療的囚犯開始接受治療。[11]

2月4日，有跨性別兒童的家庭入稟聯邦法院，要求阻止限制兒童接受跨性別治療的行政命令實施。他們希望法院可以盡快頒佈臨時限制令，讓醫院可以盡早恢復提供相關的治療。[12]

2019年，科羅拉多州頒佈了《未成年人轉化治療禁令》，禁止精神健康專家使用試圖改變個人性取向或性別認同的「更正治療」（包括談話療法），違例者將面臨最高5,000美元罰款，並可能被暫停執業資格或吊銷執照。2022年，基督徒輔導員Kaley Chiles因希望與年輕患者就性別焦慮和性取向議題進行對話，於是對州政府提起訴訟。她指控該禁令基於觀點立場和談話內容審查其與患者的交流，侵犯了自身的言論自由權利。Chiles請求法院頒佈命令，禁止科羅拉多州對其執行該禁令。

科羅拉多州在法庭文件中回應，該州尚未對Chiles或任何其他持牌治療師採取違反禁令的紀律處分，並聲稱Chiles擬提供的談話療法並不違法——因她已明確表示不會尋求改變患者的性別認同或性取向。聯邦地區法院允許Chiles繼續進行訴訟，但最終判其敗訴，認為科羅拉多州的法例是要規範心理健康專業人士的「專業執業行為」，而非限制言論自由；法院同時裁定，該州有合法理據保護未成年人免受「有害且無效」的治療。Chiles隨後提出上訴，2025年10月，最高法院維持了地區法院的判決，裁定科羅拉多州的法例僅禁止精神健康專業人士實施「更正治療」，其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屬於附帶性質，且該附帶限制並不違反言論自由原則。[13] 

2025年11月12日，美國天主教主教團投票通過決議，正式禁止天主教醫院為跨性別患者提供性別肯定醫療服務。[14]

護照政策

加州網紅男跨女跨性別者Zaya Perysian在1月底收到郵寄給他的新護照，其護照列出了他的生理性別——男性。他偕同其他六名跨性別者和非二元性別者在2月7日提出訴訟，指有關政策違憲。政府辯稱，該政策並不構成非法的性別歧視，也沒有限制跨性別者出國旅行，並提到有關的行政命令重要地指出，性別的不明確定義破壞了「長期以來備受珍視的合法權利和價值觀」。6月17日，美國地區法官Julia Kobick作出裁決，允許需要申請或更新護照的跨性別者及非二元性別者，在性別標註中自主選擇「男性」、「女性」或「X」，而不再受限於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9月19日，特朗普政府向要求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請求允許實施原定的護照性別標註政策。[15] 11月6日，美國最高法院批准特朗普政府的緊急申請，允許執行新護照政策：性別標記僅限「男性」或「女性」，並以出生時的性別為準，推翻拜登時代允許選擇「X」或自選性別的政策。[16].

跨性別軍人

1月27日，特朗普簽署了幾項有關軍隊的行政命令，禁止已入伍的跨性別軍人獲得與性別轉換相關的醫療福利。[17] 美國國防部長Pete Hegseth在2月7日發佈備忘錄，有關文件在2月10日公開，文件指軍隊將不再接納跨性別者的入伍申請，並將會關閉涉及轉變性別的醫療設施。[18]

3月，華盛頓州塔科馬的地區法官Benjamin Settle發佈了一項臨時禁令，暫緩軍方執行特朗普總統之前發出的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別者在軍隊服役。特朗普政府對Settle的裁決提出上訴，並要求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上訴期間擱置Settle的裁決。3 月 31 日，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政府的要求。[19]

逆向歧視

2015年Obergefell案裁定同性婚姻為憲法權利，全美合法化。肯塔基書記員Kim Davis以宗教信仰拒為同性伴侶Ermold與Moore簽發執照，遭判藐視法庭入獄。Davis其後上訴，2023年第六巡迴法院維持判決，她上訴至最高法院求推翻Obergefell案的裁決。2025年11月10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Davis須付逾36萬美元賠償及律師費。[20]

Charlie Kirk遭殺害

9月10日，美國保守派活動組織「轉折點」聯合創始人Charlie Kirk在猶他谷大學活動中遭槍擊身亡。事發時他正在戶外舉行一場名為「請證明我是錯的」辯論會，邀請學生就其政治與文化觀點進行挑戰，現場聚集了大量聽眾。Kirk生前曾多次公開反對跨性別權利，其組織也曾發起反對跨性別相關醫療服務的集會活動。[21]

其他國家或地區

同性婚姻及人工受孕

泰國的同性婚姻平權法在1月23日生效，成為東南亞第一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22]

3月25日，日本大阪高等法院裁定，日本現時不承認同性婚姻是違反了《憲法》第14條第一款中提出，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以及第24條第二款提出，個人尊嚴和兩性本質上平等的條文。此判決是繼札幌、東京、福岡、名古屋等地方的高等法院後，再多一個高等法院作出相同判決。[23]

2018年，兩名波蘭男子在柏林締結同性婚姻，返回波蘭後遭拒絕登記婚姻轉錄，因當地不允許同性婚姻。2025年11月25日，歐盟法院（CJEU）裁定，成員國須承認其他成員國合法締結的同性婚姻，以保障自由遷徙及家庭生活權，但無義務在本國允許同性婚姻。[24]

12月11日，台灣行政院會議通過《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擴大法律適用範圍，把年滿18歲的未婚女性、已完成結婚登記的女同性配偶納入可接受人工生殖技術的對象。目前該修正草案已提交立法院審議。[25

意大利憲法法院在5月22日裁定，女性同性戀伴侶若在海外透過體外受精（IVF）生育子女，二人在意大利均可在法律上獲承認為孩子的母親，即使她們其中一人與孩子並無血緣關係。[26]

LGB國際

9月20日，來自18個國家與地區（包括澳洲、保加利亞、美國和台灣等地）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組織決定脫離傳統的LGBT運動，宣佈成立「LGB國際」（LGB International）——一個專注於捍衛同性戀者權利的新平台。LGB國際組織主席Frederick Schminke表示，曾經代表同性戀者團體的組織如今「完全致力於性別認同意識形態」，導致同性戀者權利日益被邊緣化。國際男女同性戀協會（ILGA）前領導人對LGB國際組織的成立表示歡迎，稱這是回歸基於生理性別權利保障的必要修正。[27]

逆向歧視

來自英國的Jennifer Melle是一名高級護士，早前拒絕使用女性代名詞來稱呼一位已被定罪的兒童性侵犯者，此人外號是「X先生」，是一名男跨女跨性別者，他因在社群媒體上假扮成少女以引誘男孩與他進行性行為而被判入獄。Melle在當值時以先生稱呼X，對方因而憤怒，並以言語羞辱她，令她受到種族歧視和人身威脅。隨後她更收到醫院的書面警告，並將其轉交給護理和助產士委員會（Nursing and Midwifery Council, NMC）。她被指違反了NMC的行為準則，沒有尊重病人的「首選身份」，也沒有維護「尊重」這項價值觀。Melle表示，她後來被轉到另一個病房工作，實際上是被降級，而她的名字亦從內部系統中被刪除，令她無法申請加班。2025年3月，在基督教法律中心（Christian Legal Centre）支持下，她現在以騷擾、歧視和侵犯人權為理據，向Epsom及St Helier大學醫院協會提出法律訴訟。原定12月初在St Helier大學醫院協會接受聽證，但院方通知她聽證會因「不可預見的情況」及一名委員無法出席而無法進行。[28]

運動

2023年，世界田徑總會（World Athletics）投票通過，禁止經歷過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別運動員參與女子組賽事，並宣佈成立工作小組進一步研究跨性別者參賽的議題。2025年2月10日，該會的工作小組公佈研究結果，指出僅以運動員「是否經歷過男性青春期」作為制定規範的依據是錯誤的。報告補充說：「有新的證據顯示，在青春期開始前，運動表現已存在顯著的差距。」報告又指，兒童時期或青春期前的表現差距，在跑步項目為3%至5%，而在投擲和跳躍項目中的差距則更大。[29] 3月25日，該會主席Sebastian Coe在表示，女運動員很快將要接受一次性基因測試，符合資格者才能參加女子組賽事。Coe表示將草擬新的法規，並尋找一家有能力的供應商，以協助進行非侵入性的臉頰拭子或乾血斑分析的測試。總會希望透過測試，以判斷運動員的生理性別，以保護女子田徑運動。[30]

英格蘭曲棍球協會（England Hockey）在1月8日宣佈了一項新政策，下個賽季開始，協會將禁止跨性別女性運動員參加女子組比賽。為了解決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人士參賽的問題，該會設立了兩個競賽組別：女性組和公開組，後者歡迎所有人，包括跨性別者和非二元性別者參與。新政策於9月1日生效。[31]

該會亦在同日宣佈，會更新女性運動項目的參賽規則。相關的性別議題在體壇早已引發不少爭議，外界除了關注跨性別運動員參賽可能引發問題，近年亦開始關注讓性發育障礙（DSD）運動員參賽會否對其他女性運動員引發不公平的情況。田徑運動未來採用的規則，正朝著一個新的方向進發，規則或會要求，出生時為女性但睪酮水平較高的運動員，與出生時為男性其後轉變為女性的跨性別運動員，遵循相同的準則。[32]

英格蘭足球總會（FA）宣佈由6月1日起，跨性別女性（男跨女人士）將不得參與英格蘭女子足球賽事。英國最高法院於4月時裁定，《平等法》中的「女性」是指「生理女性」，「性別」是指「生理性別」。基於此判決，英足總的律師建議總會改變政策，不再允許男跨女跨性別者參加女子足球賽事。[33]

英格蘭和威爾斯板球理事會（The England and Wales Cricket Board, ECB）在5月2日表示，因應英國最高法院在4月作出的裁決，該會已更新了先前的規則，宣佈將徹底禁止男跨女運動員參加在英格蘭和威爾斯舉行，所有級別的女子板球比賽。該會提到：「由即日起，只有生理性別為女性的球員才有資格參加成年女子和女生的板球比賽。跨性別女子和女生可繼續參加公開組和混合組的板球比賽。」[34]

性別二元

2018年，蘇格蘭地方政府計劃在公共委員會中設立女性成員的配額，以提升女性在當中的比例，但政府的法定指引中指出，持有「性別確認證書」（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的跨性別女性也應被視為女性。組織「蘇格蘭婦女」不滿相關指引，認為性別是二元及不可改變，故向蘇格蘭法院提訴。蘇格蘭的法院認同地方政府的說法，指性別不限於生理性別，須涵蓋持有性別確認證書的人士。2024年，組織上訴至英國最高法院。2025年4月16日，最高法院裁定，當地《平等法》中的女性是指生理女性，而跨性別女性則不包括其中。判詞提到，《平等法》列明的性別、女性及男性必須是指生理性別，其他演繹既不連貫也不可行，而持有性別確認證書的跨性別女性不符合有關定義，故蘇格蘭政府發出的指引並不正確。[35]

英國最高法院在4月裁定現行《平等法》中的「性別」僅指生物學上的性別後，英國唯一一位公開了跨性別身份的法官Victoria McCloud於上世紀90年代公開了自己的跨性別身份，並於2006年成為了法官。他向歐洲新聞台（Euronews）表示：「作為一名『擁有』女性生殖器官、數十年前就公開了身份的男跨女人士，現在要求我必須使用男性廁所、男性更衣室，並被當作男性對待，生活對於我這種人來說變得不再可能。」在1998年《人權法案》下，英國是受歐洲人權法院的裁決所約束。McCloud對英國最高法院的裁決提出質疑，已向歐洲人權法院 (ECtHR) 提出申請。[36]

荷爾蒙治療

11月19日，新西蘭宣佈將禁止為跨性別青少年提供青春期阻斷劑的新處方。該禁令已於 12月19日起生效。[37]

「在現代社會，比起有錢人，貧窮人較易肥胖。」這句話驟耳聽來似乎顛覆了不少人的認知，畢竟一直以來，人們總認為既然沒錢「開飯」，自不然會變得「皮黃骨瘦」，哪有「不瘦反胖」的道理？若在數十年前有人說：「貧窮人較易胖」，這番話不一定對，因為當時物資匱乏，人們往往需要勒緊褲帶度日；然而，同樣的話放在今天，卻不一定錯。因為當速食、加工食品，以及垃圾食物這些超加工食品在人類的生活中充斥時，它們也許只是有錢人的「零食」，但卻成了貧窮人的「主食」。

2012年，哈佛大學研究發現，在美國，有三分之一的流浪漢過胖。^[1] 2024年，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發佈了一份有關「學齡兒童健康行為」(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的研究報告，研究員分析了44個國家的數據，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與不健康飲食習慣之間存在著令人擔憂的關聯，那些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不僅無法每天食用新鮮的水果和蔬菜，反而攝入更多含糖飲料、糖果及朱古力。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兒童和青少年健康護理品質團隊負責人兼項目經理Martin Weber博士提到：「低收入家庭往往難以負擔健康食品，也較難獲得充足的食品，導致他們更加依賴加工食品和含糖食品，這對青少年的健康造成了危害。」 ^[2]

無論是高收入或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一旦過度進食加工食品，身體自然會出現不少問題，最明顯的莫過於過重及肥胖。在資源豐富家庭中成長的小孩，固然可能受不住加工食品的誘惑而超重；但研究指出，與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相比，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超重或肥胖（低收入組：27% 對比高收入組：18%）。^[3] 同年，台灣大學一群學者發佈的研究報告，探討了家庭收入對學齡前兒童超重和肥胖風險的影響，該研究指出「低收入家庭與學齡前兒童患超重或肥胖的風險增加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在眾多原因中，研究亦提到「低收入家庭在低營養價值食品上的消費比例較高。」^[4]

「貧窮人較易肥胖」這句話同樣適用於香港。世界宣明會及香港社區營養師協會在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期間，透過電話訪問520個家庭（當中包括589個2至11歲兒童），調查發現受訪家庭基於居住環境受限、工作繁忙或經濟拮据，即食麵及罐頭等可長期存放且方便烹調的食品成為家中的主糧，更有不少家庭把兒童養成「零食當正餐」的習慣，讓孩子進食加工肉類、辣條、素毛肚、手撕素牛排等食物，以致有76.2%兒童無法達到衛生署建議的每日蔬菜攝取量。營養不足自然會影響孩子發育，而經常進食高鹽高糖的加工食品，導致孩子營養不良的同時，更會增加其肥胖和罹患慢性疾病的風險。^[5]

當大家同情這一班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時，先不要急於怪責家長，因為他們也身陷困境。居住環境欠佳、工作忙碌及收入有限，這三大因素足以讓家長難以為孩子烹調出新鮮的食物。此外，有些基層家長本身缺乏營養知識，並不知道僅僅餵飽孩子是不足夠的。^[6]

家長與孩子一樣，同樣食用一些營養欠奉的便宜速食或加工食物，社經階層限制了他們的選擇。因為普遍來說，新鮮及健康的食物更為昂貴，^[7] 更需要花時間及心思去處理。基層人士可能缺乏營養知識，但這並不意味著在選購食物方面，高收入人士便一定穩妥，如果對超加工食物的危害欠缺認知，同樣可能吃出一個肥胖、疾病纏繞的身體。

在人類的飲食文化歷史上，加工食品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席位，例如天然風乾的火腿、發酵麵包、風乾芝士等傳統食品，一直深受世界各地人士的歡迎。然而，隨著在19世紀各式各樣的人工香料和化學添加劑誕生，這些風味食品漸漸演變為超加工食品(ultra-processed food, UPF)。「超加工食品」一詞雖見於20世紀80年代的著作之中，但直到2009年，巴西流行病學家Carlos Monteiro團隊把食品分為四個級別(Nova food classification)後，超加工食品才廣為人知。^[8] 根據Nova的分類，超加工食品屬於第四類，除普遍高鹽、高油、高糖外，更含有人造香精、防腐劑、甜味劑、色素等多種化學添加劑，與第一類的未加工或最低限度加工食物(Unprocessed or minimally processed foods)是截然不同的。^[9] 市面上常見的超加工食品包括：工廠大量生產的麵包、 餅乾、早餐麥片、碳酸飲品、薯片、薯條、朱古力、即食麵、午餐肉、急凍薄餅等。^[10]

已有大量的研究顯示，經常食用超加工食物確實有損健康。2024年Melissa M. Lane等專業人士回顧了45份流行病學綜合分析（涵蓋近1000萬名參與者），發現「令人信服」的證據，便是高度攝入超加工食品的飲食會使心血管疾病死亡風險率增加50%、焦慮風險增加48%。該研究還發現具「高度提示性」的證據，顯示過多攝入這些食品將會導致心臟病相關死亡風險增加66%、肥胖風險增加55%、睡眠障礙風險增加41%、二型糖尿病風險增加40%、全因早逝風險增加21%，以及抑鬱風險增加20%。^[11] 

或許很多人都知道進食超加工食品對身體無益，但在現實中，卻是難以避免接觸到這些食品。以最常吃到的麵包為例，相較於西方麵包，在亞洲麵包店購買到的麵包，大部份都加入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劑，如防腐劑、穩定劑、增味劑、色素、乳化劑、品質改良劑、麥芽糊精等，^[12] 難怪有台灣人笑稱麵包是「狠活」，意指使用大量化學劑來模仿天然食材的劣質食品。^[13] 除了麵包店，人們經常光顧的超市或便利店，貨架上也擺滿了琳琅滿目的超加工食品。根據市場調查公司Technavio的報告，只要在推廣超加工食品時善用人工智能，預計在2025 年至 2029 年間，全球超加工食品市場規模將增長 8,566 億美元，^[14]在可見的未來，只會有更多超加工食品在市場湧現。

人們喜歡超加工食品，因為它非常方便。這類食品大多是即食或方便烹調的食物，省時省電省力，無論家庭經濟狀況如何，對於只求快速解決全家一餐的繁忙人士來說，都極具吸引力。此外，超加工食品之所以流行，在於食物變化多端而且更加「美味」。現今的食材大多失去原來食物的味道，食品製造商為了彌補其缺陷，讓產品在市場更有競爭力，往往對食材進行改造，添加大量的化學物質，以留住顧客。很多人已經忘記了食物原有的味道，轉而追求他們期望嚐到的味道，^[15] 以上提及的麵包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他如BBQ味的薯片、海苔味薄脆餅乾等，不勝枚舉，食品製造商十分樂於研究人造「美味」與口感，甚至鑽研食物在咀嚼時產生的特定音效，致力生產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偽美食」，這些容易使人上癮的食物，實則是肥胖的元凶。^[16]

正常人都不願意進食黑心食物，以及充滿科技和「狠活」的食品，大家都有意識防範這些有害健康的食物，但最讓人防不勝防的，可能是一些聲稱符合食品添加劑法例標準的超加工食品，人們一旦認為它們是合標準的，便會不假思索地將其放入口中，最終是招來肥胖及疾病。其實制定成份及營養標籤的目的，不單是讓人控制卡路里，也是讓人知道自己實際上吃了甚麼，當人們謹慎提防科技和「狠活」食品時，也請對超加工食品保持同樣的態度。

《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2月12日舉行的會議上提出「守護本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無約束力議員議案，他促請政府防範和抵制不良文化影響。議案最終以69票支持、0票反對及10票棄權獲得通過。

何君堯質疑終審法院在岑子杰訴律政司司長一案中，要求政府為同性伴侶關係設替代框架會帶來憲制問題，應「取締有關判決」。[1]

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在7月3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出制定「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機制」。但只限於已在海外結婚或民事結合的同性伴侶，登記後可參與伴侶的醫療決定及辦理身後事。立法會於 9 月恢復二讀《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最終出席的 87 名議員以大比數否決條例草案。行政長官李家超指政府將研究依行政措施保障同性伴侶的權利。[2]

立法會議員管浩鳴建議政府設立「契約伴侶」登記機制，讓任何兩位願意共同生活、互相託付的成年人（不限性別或關係）可登記，享有醫療指示、身後事安排等權利。對於伴侶領養兒童問題，他認為應由收養機構評估申請人是否適合，並表明不相信性取向可被改變。[3]

明光社相信為了保障香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並顧及不同性傾向人士的需要，可透過「緊密關係授權」的方法，保障同性伴侶在私人領域上的權益。此方法讓每個人都可以授權他最信任的人，在他喪失行為能力或昏迷時，代他作出有關醫療或日常生活的財務決定，即使當事人離世，亦可以替他執行有關身後事的各項安排。至於財產物業的安排，則可以透過訂立遺囑去處理。涉及私人的事務和財物，應該盡量尊重當事人的意願來處理，但婚姻制度涉及整體社會的利益，必須廣泛諮詢市民的意見，在經過討論後才決定是否作出更改。[4]

明光社提出的緊密關係授權與契約伴侶是截然不同的事，總的來說，契約往往是雙向的，但授權則是單向的，緊密關係授權是一種單向的授權關係，是每個人獨立授權自己最信任的人，若對方亦有同樣考慮，必須簽定另一份授權書。[5]

《父母與子女條例》

女同志R和B在南非結婚後，在2020年底接受了「互惠體外受精」，由R提供卵子與男性捐贈者的精子結合成胚胎，再植入B的子宮，由B懷孕並在港誕下嬰兒K。二人欲登記成為嬰兒的父母，但在本港法例下，R並非K的法定父母。二人入稟法院，要求宣告R在法律上是K的父母。高等法院於2023年按《父母與子女條例》，裁定R為嬰兒K的「普通法下的父母」，卻不能成為法定父母。二人早前再度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政府准許R在嬰兒K的出生證明書上被列為父母。

高等法院在6月4至5日聆訊。代表政府一方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指出，「伴侶關係」複雜多變，定義模糊，難以明確界定標準，武斷劃下任何界線會造成不公。倘若法庭接納「伴侶」關係為法定父母的條件，亦會「引發一連串麻煩」。若法庭接納申請，日後則有可能出現「三名家長」的局面（three parent situation），他舉例說明，指出如提供卵子的女方，提供精子的男方，以及懷胎產下嬰兒的志願者均可成為嬰兒的法定父母，嬰兒便會有「三名家長」。他指出，R若照顧K時遇到困難，例如替K報讀學校等情況，可向法庭申請成為K的監護人。申請方多次強調如果R只可以成為K的監護人，會令K感到尷尬，黃繼明回應指，在許多情況下，「對方只會在意你是否有該權利，而不是你如何獲得該權利。」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於9月裁定，女同志為伴侶提供卵子產嬰，可獲承認為嬰兒法定父母的身份。政府發言人在11月26日回覆《法庭線》指，政府已就判決提出上訴，[6]

《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
一名身份證登記性別為女性的女跨男K，於2017年確診性別認同障礙，其後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性別認同診所接受治療，並進行「真實生活體驗」（RLE）。為方便治療，醫生向K發出性別認同障礙證明書（簡稱 GID 信），指其正處於 RLE 階段，在社會中應被認定為男性，且使用對應性別的公共設施，是其治療的重要環節。K在進行RLE期間，因尚未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無法使用男性公廁，因此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擴大《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中對「男性」及「女性」的定義範圍。2025年7月23日，法官高浩文裁定K勝訴，裁定規例中食環署公廁男女分隔的條文違憲且無效，但頒令暫緩執行裁決12個月，供政府制訂處理方案。環境及生態局已於 9 月 22 日向上訴庭提出上訴。[7]

上屆立法會否決了政府提出的同性伴侶登記制度，有關在法律上間接承認同性婚姻的憂慮看似暫告一段落，但如何回應同志團體的訴求和社會風氣的發展其實仍有很多問題值得教會群體深思，若果因為終審法院和政府都表示香港沒有憲制責任承認同性婚姻，大家便以為這件事會告一段落的話，便是大錯特錯。我在明光社服侍了二十多年，看著同運在香港的發展，深深感受到同運4C移風易俗的力量（可參閱同運4C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及移風易俗的同性戀運動 | 明光社），只要看看大眾傳媒和年青人（包括年青的基督徒）對同性戀的接納程度，便知道我們其實是節節敗退。當同運的進展稍為慢下來的時候，正是我們把握機會做好教育和倡議工作的時機。

不少香港的教會同工和長執因為要應付教會日常眾多的事工和弟兄姊妹的需要，已經忙得不可開交，對於同運議題往往是當社會上出現相關的司法或立法的爭議時才會花點時間去關心，過往是參與聯署、集會或約見立法會議員，但其後許多爭議改為向法院尋求司法覆核，大家根本無從置喙，在司法體系之內完全沒有角色或機會表達意見。而在現時紅線處處的社會和政治氣氛之下，如何回應更需要重新思量。其實今次立法會否決了同性伴侶的登記制度，只能換來一些時間和空間讓大家去思考應如何恰當地回應同性議題，而不是有關爭論已塵埃落定。

首先大家要知道，就算沒有登記制度，在海外註冊了的同性伴侶已透過司法覆核而獲得了不少本來只屬於異性婚姻才會擁有的權利，包括公務員配偶福利、合併報稅、聯名申請公屋及居屋，以及無遺囑遺產繼承等，不少主要的配偶福利已透過行政措施而毋須立法或登記而獲得了。但同運團體的訴求是不會就此結束的，不同的司法覆核仍然陸續有來，而最令人憂慮的是有關同性領養的問題，因為當社會上愈來愈多人接受同性伴侶是猶如異性婚姻的夫妻的話，那麼他們必然會問為甚麼其他夫婦可以領養，同性伴侶就不可以？這種差別對待日後在終審法院會否被認為構成歧視？因為按終審法院過往的判決，生育和婚姻根本沒有必然關係，而異性婚姻亦沒有其獨特性，若法官認為作父母最重要的是愛而不是性別角色，以及只從成人的角度而忽略將要出生的嬰兒的角度看權利的時候，同性領養就會水到渠成，再加上現時單身人士亦可以申請領養，縱使沒有登記制度，只要社署在行政措施上配合，市民亦無從反對。

因此，了解外國在同性領養下成長一代的遭遇十分重要，近年已陸續有年青人出來表達被剝奪在父親或母親照顧下成長的失落和傷痛，以及在捐精捐卵下出生，對自我身份和價值的迷惘，並且想知道誰是自己父親或母親的患得患失，都清楚讓我們明白，同性領養其實只偏重一些成年人想有小孩的慾望，卻忽視和嚴重侵害了將要出生的嬰兒的權利（可參閱「兒童比成年人優先：為何我們需要全球兒童權利運動」系列研習組 | 明光社）。維護將要出生的嬰兒不會被一些人當作可以自由買賣的寵物，尊重生命的主權，反對只看成人的所謂權利而踐踏兒童權利的行為，是我們未來必須努力守護的方向，因為同性婚姻涉及的是破壞婚姻和家庭制度，但同性領養更進一步涉及不少兒童一生的幸福，他們無法守護自己的權利，必須由政府和關注兒童福祉的個人或團體代他們發聲，重視家庭價值的教會群體對此責無旁貸。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和年青人對同性戀的接納程度愈來愈高，加上年青人身邊願意和毋懼「出櫃」的朋友愈來愈多，年青人為了保持和朋友的關係，以及避免被人視為「落後」，加上教會有時沒有主動講解／或有意迴避有關如何從信仰的角度看同性戀的問題，將來莫說社會人士，恐怕連信徒對同性戀的行為亦會愈來愈接納。若再加上一些信徒和信徒群體單單以較強硬的態度回應同運而忽略對有同性戀掙扎人士的關心和了解，恐怕會令年青人更難理解和接受教會的立場。

當同性戀議題的爭議暫時平靜下來的時候，眾教會應把握時機做更多教育的工作，讓同工、長執、導師和弟兄姊妹（特別是年青人）深入認識有關同性戀問題的不同範疇，明光社已製作了相關的教材，內容包括同性戀的基本認識、同志釋經(一)、同志釋經(二)、如何與同性戀者同行、基督徒如何回應同性解放議題、性傾向歧視及性別認同條例以及同性婚姻 -附民事結合及基督教婚姻觀等，（詳情可參閱愛‧牧‧同行──基督徒如何回應同運 教材 | 明光社），歡迎大家上網閱讀或邀請我們的同工主持講座和課程。

我們深信上帝愛世上所有的人，包括所有罪人（即你、我、同性戀者和性小眾…...），教會的門亦是向所有人打開的，讓所有願意認識信仰的人可以學習追尋生命之道，並悔改轉向神。唯有讓大家明白教會願意關心同性戀者和他們的家人，教會與同性戀者的對話才能更有效地展開，我們只是反對同運一些損害家庭價值的訴求，但教會並不拒絕同性戀者，正如教會不會拒絕本來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參與聚會。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18年，一對波蘭籍男同性伴侶在柏林結婚，他們返回波蘭後，遭拒絕承認他們在德國締結的同性婚姻關係，理由是當地法律不允許同性婚姻，兩人為此提出申訴。2025年11月25日，歐盟法院（The EU Court of Justice, CJEU）作出裁決，要求歐盟成員國必須承認公民在其他成員國合法締結的同性婚姻，並指波蘭以國內法律限制為由，拒絕承認其婚姻效力的做法是錯誤的。法院表示，成員國在承認其他成員國的婚姻關係時，不得歧視同性伴侶，但無義務在本國立法允許同性婚姻。[1]

2025年11月12日，美國天主教主教團投票通過決議，正式禁止天主教醫院為跨性別患者提供性別肯定醫療服務。經過多年的討論，美國天主教會正式將與跨性別相關的醫療規範納入指導原則。據天主教健康協會統計，美國每天有超過七分之一的患者在天主教醫院接受治療。在部份社區，天主教醫院更是當地唯一的醫療服務機構。美國各大醫學團體及衛生組織均明確支持為跨性別患者提供性別肯定醫療服務。此前，天主教醫療機構大多秉持保守立場，未開展性別肯定醫療服務（這類服務可能包含荷爾蒙治療、心理輔導及外科手術等項目）。本次修訂的指導原則將把這一立場正式化為強制性要求，各地主教則可自主決定在其教區範圍內將該原則轉化為具有約束力的規定。[2]

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在Obergefell v. Hodges一案中作出歷史性裁決，認定同性婚姻為憲法權利，實現全美合法化。這一裁決成為美國LGBT權利的重要里程碑，但也引發部份保守派對「宗教自由受衝擊」的爭議。同年，當時為肯塔基州羅萬縣書記員的Kim Davis，以自己作為使徒派基督徒的宗教信仰為由，拒絕為同性伴侶David Ermold和David Moore簽發婚姻執照，聲稱此舉違背「上帝的權柄」。

Ermold和Moore以Davis侵犯其憲法婚姻權為由，提起訴訟。聯邦法官David Bunning駁回Davis的抗辯，並裁定她因藐視法庭被判入獄數天；Kim Davis敗訴後隨即上訴。2023年，美國第六巡迴上訴法院也作出了不利於Davis的判決：作為民選官員履行職責時，Davis不能以自身的宗教權利去侵犯他人的憲法權利。Davis的法律團隊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起上訴，除了請求大法官們複審第六巡迴上訴法院的裁決外，還要求其推翻Obergefell v. Hodges一案的判決。

2025年11月10日，美國最高法院最終決定不重新審議2015年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決，駁回了Davis的上訴。Davis需付出合共超過36萬美元的損害賠償及律師費用。[3]

2025年11月20日，美國伊利諾州國民警衛隊的一名男跨女僱員LeAnne Withrow提起訴訟，要求阻止特朗普總統頒佈的禁止聯邦僱員使用與其性別認同相符的洗手間禁令。Withrow是一名家庭支持專家，在向華盛頓特區聯邦法院提起的擬集體訴訟中表示，自特朗普在1月發佈行政令實施該禁令以來，為了避免使用洗手間，不得不在工作期間限制飲食並少喝水。Withrow指出，根據1964年《民權法案》第七條的規定，該政策構成了非法的職場性別歧視；同時，該政策任意且反覆無常，也違反了《聯邦行政程式法》。白宮與美國司法部並未就此事回應。[4]

數月前，美國空軍曾證實，將拒絕所有服役年限在 15 至 18 年的跨性別軍人提前退休的申請，並會將他們除名且不給予退休福利。2025年11月10日，由17名跨性別美國空軍組成的團體，提起訴訟，控告美國政府非法撤銷他們已獲批准的提前退休養老金及相關福利。[5]

西維珍尼亞州的女跨男Ashton Orr於1月申請標註為男性性別的護照，但2月收到美國國務院通知，其護照只能標註為女性性別。Orr聯同其他六位跨性別人士提起訴訟。麻省聯邦法官作出不利於聯邦政府的裁決，認為民眾應有權自主選擇身份標記，或可選用「X」作為替代選項，並簽發初步禁制令，禁止對相關原告執行該政策。

然而，位於波士頓的美國第一巡迴上訴法院拒絕暫停執行，司法部副部長D. John Sauer在法律檔中表示，這項新的特朗普政策「完全合法」。他辯稱：「憲法並未禁止政府根據個人生理特徵來界定性別。」

2025年11月6日，美國最高法院允許特朗普政府執行一項旨在限制跨性別者權利的政策，該政策將護照上的性別標記僅定為「男性」和「女性」，並以出生時的性別為準。大法官們批准了特朗普政府提交的緊急申請，以試圖推翻拜登政府時期允許民眾在護照上選擇「X」（非二元性別）作為性別標記，或自行選定「男性」或「女性」的政策。[6]

阿拉巴馬州公共圖書館管理委員會在11月20日投票決定，將探討跨性別議題的書籍，從該州所有公共圖書館的青少年及兒童閱覽區移除。[7]

2025年10月22日，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判定，美國力量舉重協會（USA Powerlifting）禁止JayCee Cooper參加女子組賽事的政策，在《明尼蘇達州人權法案》框架下構成 「表面歧視」。該組織則表示，仍有機會推翻此裁決。最高法院將案件的部份爭議點發回下級法院，以裁定美國力量舉重協會拒絕Cooper參賽是否具有「合法商業目的」，Cooper的代理律師表示，他們已贏得核心法律訴求，後續訴訟程序不會改變最終判決結果。[8]

2017 年頒佈的《性少數群體長期護理院居民權利法案》，旨在保護養老院中同性戀者與跨性別者的權利，禁止養老院員工以錯誤的人稱代名詞稱呼院民或同事。早前上訴法院裁定，涉及患者人稱代名詞與姓名使用的條款可能侵犯員工的言論自由。2025年11月6日，加州最高法院駁回了基於憲法第一修正案對該法案的挑戰，裁定違反此法案的行為不受第一修正案保護，因為該法案規管的場景本質上兼具職場與居所的雙重屬性。法院指出：「人稱代名詞相關條款實則是對歧視性行為的規管，其對言論產生的影響屬於附帶效果。」五名大法官簽署了本案的主要判決意見，兩名大法官提出了協同意見，本案無反對意見。[9]

2025年12月22日，美國國家安全局一名男跨女資料科學家Sarah O’Neill，起訴特朗普政府，質疑特朗普總統在就職當天簽署之行政命令的合法性，並試圖阻止該命令及其他政策的執行。該命令要求聯邦政府在所有行政運作和印刷文件中，只承認男性和女性這兩種「不可改變」的性別。該僱員稱，這些命令和其他政策違反了聯邦民權法。[10]

一位聯邦法官已永久下令喬治亞州監獄系統繼續為跨性別囚犯提供荷爾蒙治療，該州計劃上訴。

2025年12月3日，美國地區法官Victoria Marie Calvert裁定，一項新的州法律全面禁止囚犯接受荷爾蒙治療，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中關於禁止殘酷和非常規懲罰的條款。她永久命令喬治亞州繼續向已接受治療的囚犯提供荷爾蒙，並允許其他經醫學診斷需要荷爾蒙治療的囚犯開始接受治療。Calvert在裁決書中寫道：「法院要求，對囚犯的醫療保健決定必須由醫生客觀公正地做出，基於對個人醫療需求的判斷，而非僅僅因為該人是囚犯。」[11]

2025年12月18日，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公佈了一系列擬議監管措施，旨在限制未成年人獲取性別肯定護理。通過兩大核心措施：一是切斷聯邦醫療補助和醫療保險資金，不再撥款給那些為兒童提供性別肯定護理服務的醫院；二是禁止聯邦醫療補助資金用於資助相關治療方式，包括限制跨性別兒童使用青春期阻斷劑、荷爾蒙治療及外科手術。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代理主任Jim O'Neill說「男人就是男人，男人永遠不可能變成女人。女人就是女人，女人永遠不可能變成男人」。他還補充說：「性別界線的模糊化」代表著「對上帝所設計的自然法則的憎恨」。

代表全國 67,000 名兒科醫生的美國兒科學會強烈反駁了這些說法。美國兒科學會主席Susan J. Kressly博士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這些政策和提案曲解了當前的醫學共識，未能反映兒科護理的現實情況以及兒童和家庭的需求。這些規定對任何人都沒有幫助，對解決醫療保健成本問題毫無作用，反而對年輕人群體造成了不公平的污名化。」[12]

2025年11月19日，新西蘭宣佈將禁止為跨性別青少年提供青春期阻斷劑的新處方。衛生部長Simeon Brown表示，對於因性別焦慮或性別不一致尋求治療且尚未開始使用相關藥物的人，醫生將不再能為其提供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類似物的處方。該禁令已於12月19日起生效。[13]

2025年10月27日，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為英國首個LGBTQ+軍人國家紀念碑揭幕。作為英國武裝部隊的禮儀性最高元首，查爾斯國王在斯塔福德郡國家紀念植物園（National Memorial Arboretum）的紀念碑前敬獻鮮花。眾多現役軍人和退伍軍人，包括LGBTQ+軍人，出席了揭幕儀式。[14]

英國公司工程師Maria Kelly因不滿與男跨女同事共用女性洗手間，將僱主軍工業巨頭Leonardo UK告上了法庭。勞動法庭法官Michelle Sutherland在書面判決中表示，由於Kelly仍可使用單人洗手間，因此不構成「權益受損」。Kelly在此性別歧視案敗訴後，已表示將提起上訴。[15]

2025年11月12日，哈薩克議會下院通過一項法律，禁止在網絡或媒體上進行 「性少數群體宣傳」，並規定對違規者處以罰款，屢犯者最高可被判處 10 天監禁。該法案與俄羅斯、格魯吉亞和匈牙利等國通過的相關法律相似。目前該案已獲參議院通過，待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簽署後即可生效。托卡耶夫近幾個月來一再強調，必須捍衛「傳統價值觀」。[16]

2025年12 月11日，台灣行政院會議通過《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擴大法律適用範圍，把年滿18歲的未婚女性、已完成結婚登記的女同性配偶納入可接受人工生殖技術的對象。草案明確規定，透過相關技術所生的子女，將視為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法律權益。目前該修正草案已提交立法院審議，需經三讀後才能正式生效。[17]

本地

立法會議員管浩鳴建議政府設立「契約伴侶」登記機制，讓任何兩位願意共同生活、互相託付的成年人（不限性別或關係）可登記，享有醫療指示、身後事安排等權利。對於伴侶領養兒童問題，他認為應由收養機構評估申請人是否適合，並表明不相信性取向可被改變[18]

關於梁鎮罡訴公務員事務局長及稅務局長一案（CACV 126/2017；2018年6月1日頒布判辭），終審法院前常任及非常任法官烈顯倫（Henry Litton）在2025年12月19日撰文批評終審法院判決(FACV8/2018)。烈顯倫指出，本案核心應是依據香港法律定義「配偶」，但法院卻轉向審查政策是否構成「歧視」，這預設了同性與異性婚姻具備可比性。他認為終院僅因海外婚姻手續相似就認定兩者「無區別」，是以形式代替實質，忽視了生物與社會傳統的根本差異。判決使「丈夫」、「妻子」等詞義變得模糊，在法律宣示與社會實際認知間造成了巨大鴻溝，並以破壞性的方式改寫了法律。[19]

（資料截至2025年12月31日）

同性婚姻

2024年2月15日，希臘議會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使希臘成為第一個容許同性婚姻的東正教國家。[1]

2024年6月18日，泰國參議院以130票贊成、4票反對和18票棄權，大比數通過同性婚姻法案，[2] 在2024年9月，泰王哇集拉隆功簽署了婚姻平權法案，有關法律在2025年1月22日生效。[3]

蘇晟旭、金龍敏這對男同志伴侶於2019年舉行婚禮，但南韓《民法》並不承認同性婚姻。2020年2月，金向國民健康保險公團將蘇登記為他的受養人，讓他獲得保障，但後來健保公團指蘇不符合受養人的條件。蘇在2021年2月提起行政訴訟，稱他與金為婚姻關係，認為以同性為由否定健保配偶資格，有違受養人制度的宗旨。2024年7月18日，南韓最高法院裁定蘇晟旭勝訴，確認同性伴侶和異性伴侶享有同樣的健保福利。這是南韓最高法院首次承認南韓《民法》尚未承認的同性伴侶法律權利。[4]

信仰

Ruth Schmidt在2017年入讀美國Fuller神學院，當時她以學生身份簽署了信仰聲明——禁止承認同性婚姻，有關信仰聲明一般只需簽署一次。然而，對於Fuller神學院聘用的高級員工來說，每年都必須簽署有關的信仰聲明。最近，她受聘於該神學院，擔任Fuller Brehm中心的高級主任，於是學院要求她重簽有關信仰聲明，但幾年時間過去，她的觀點改變了，她拒絕再次簽署信仰聲明，她在2024年1月，被神學院解僱。[5]

聯合衛理公會（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於美國舉行的大會在2024年5月3日下午結束，一連10天的會議決定了不少重要事情，最後幾天的議決是與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的議題相關。5月1日，大會通過取消聯合衛理公會自1984年以來實施的規定，有關規則禁止向「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的人士授予聖職。同日，會議亦通過了修訂，令上級的牧職人員是否舉辦同性婚禮有其自主權，日後不得因教牧人員或教會舉辦同性婚禮而對其作出處罰。5月2日，大會通過刪除了教會的《紀律書》之中一句的條文：「同性戀行為……與基督教教義不相容」；該條文存在於《紀律書》之中有52年之久。大會亦確認了以下新修訂的婚姻定義：「婚姻是神聖的、終生的盟約，將兩個有信仰的人（成年的男女或兩個成年人）結合，並與上帝及宗教社群建立更深厚的關係。」此一定義擴大了婚姻的定義。5月3日，代表們批准了教會法的四項修改，這些修訂同時終止了與同性戀有關的剩餘禁令。[6]

西班牙藝術家Salustiano García Cruz創作的畫作名為「耶穌」，它將成為西班牙南部城市西維爾於受難週期間的官方海報，但Cruz描繪的是一位年輕及肌肉發達的耶穌，身上纏著一塊腰布。這幅畫作與常見受苦及血淋淋的耶穌畫像截然不同，因而引起爭議及被人批評當中的「耶穌」傾向女性化，以及將耶穌性化了。[7]

2024年4月8日，梵蒂岡教義辦公室發佈了一份20頁的「無限尊嚴」公告，表示教會歡迎的是跨性別者，而不是所謂的「性別意識形態」。梵蒂岡堅信神創造了男人和女人，他們在生物學上是不同的、獨立的存在，人們絕不可以對此進行修改或試圖「讓自己成為上帝」，拒絕聲稱一個人的生理性別是可以改變的「性別理論」。文件提到「原則上，任何更改性別的干預都有可能威脅到人們從受孕那一刻起所獲得的獨特尊嚴。」不過，文件亦嘗試區分兩種情況，認為因著拒絕原生性別而做性別確認手術是不可接受的，與「生殖器異常」狀況而需要醫療方面的專業人員協助解決問題的情況不同。[8]

2024年7月26日舉行的奧運會開幕禮中，出現了爭議的一幕，便是一班變裝皇后、一名跨性別模特兒，還有一名歌手打扮成希臘神話中的酒神，演出了恍如耶穌基督與使徒共進最後晚餐的聖經場景。梵蒂岡在8月3日時打破沉默，指這場表演引發全球憤怒，因它缺乏對他人的尊重。梵蒂岡表示：「在一個全球性、各國人士聚集分享共同價值觀的盛會上，不應存在任何暗示以嘲諷許多人的宗教信念。表達自由顯然並未受到質疑，但它是受限於尊重他人的限制上。」[9]

逆向歧視

來自英國的社工Rachel Meade因著於2020年在facebook上分享有關她對性別信念的帖子而被投訴，更被她的僱主西敏市議會停職。她其後向勞資審裁處提出申訴。Meade相信性別是不可改變，亦不能被性別認同所混淆。在2024年1月審裁處的判決中，她獲判勝訴，審裁處指西敏市議會和英格蘭社會工作組織因她的個人信念對她作出歧視，而她的信念是受到《2010年平等法案》保護的，這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Meade最後獲得五萬八千英鎊的賠償。[10]

在美國Woodstock鎮的高中學校運動組織長期擔任單板滑雪教練的David J. Bloch，在2023年曾與兩名學生聊天，討論到有關跨性別運動員，他提到基於男性與女性在骨骼和睪丸素方面的差異，令男性在體能上比女性具有優勢，其後他被解僱，他認為也有教練曾被不公平地解僱，他相信必須代表他們站出來，向校區、佛蒙特州校長協會和佛蒙特州教育局提出訴訟，指校方對他作出不合法解僱。2024年1月25日，雙方庭外和解，Bloch會獲得50,000美元的賠償，而代表他的法律機構則會獲得25,000美元，這75,000美元令雙方達成和解，校區及教育局亦承認Bloch的言論沒有違反州政府強制性騷擾、欺凌和霸凌政策。[11]

於美國加州朱魯帕谷高中工作的體育老師Jessica Tapia一度被指違反學區的政策而遭到解僱，事緣她拒絕用學生喜歡的性別認同代名詞稱呼他們，又令家長知道孩子的性別認同，未有為學生「保密」。一個非牟利的法律團體Advocates for Faith & Freedom，在2023年對朱魯帕谷聯合學區提出聯邦訴訟，指控學區的跨性別政策侵犯了Tapia的基督教宗教信仰，剝奪了她行使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2024年5月，Advocates for Faith & Freedom宣佈，該學區同意了一項和解協議，和解的總金額會達360,000美元，Tapia將得到當中285,000美元，其餘的為她的律師費。[12]

2021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下級法院裁定，Masterpiece Cakeshop及其擁有者Jack Phillips因在2017年拒絕為男跨女人士Autumn Scardina製作一個粉紅色配藍色糖霜蛋糕，慶祝他的生日及跨性別身份，侵犯了他的權利，Phillips需要支付500美元的罰款，Phillips在2023年決定上訴。與此同時，Phillips亦入稟聯邦法院，指控民權委員會及該州的民權部門基於他的宗教信仰作出歧視。本身是律師的Scardina曾試圖介入該案件，但被法院駁回。該案件於2019年和解，兩個機構同意停止跟進Scardina的歧視申訴。2024年10月8日，該州最高法院裁定根據科羅拉多州反歧視法，在2019年經過早期行政程序後，Scardina無權對有關麵包師提出訴訟。[13]

性別肯定治療

從2024年1月開始，俄亥俄州、美國阿拉巴馬州、路易斯安那州、佛羅里達州等地分別推出類似的法案，禁止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來治療18歲或19歲以下的跨性別者。[14]

為了保障美國中小學及大學的跨性別學生的權利，2024年4月美國政府修訂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有關修訂本來會在8月1日生效，但其影響不大，因為有法官暫時阻止了全美25個州份和數百所學校執行有關政策。近年來，隨著跨性別者知名度的提高，跨性別者，尤其是年輕跨性別者的權利，已成為一個主要的政治戰場。大多數共和黨控制的州份都禁止為未成年的跨性別者提供性別確認的醫療服務，也有一些州份採取了措施限制跨性別者依照性別認同使用學校的浴室，並禁止男跨女跨性別者參加女子組的運動比賽。[15]

有媒體在2024年10月報道，有研究人員發現由2019年至2023年，美國共計有13,994名未成年人因性別焦躁症而接受過醫學方面的治療。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孩子中有5,747人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當包括乳房切除手術或生殖器重置手術，有8,579人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或荷爾蒙替代療法，總共有超過60,000份處方被開出。[16]

在英國，團體TransActual和一名根據法院命令而沒有公開姓名的青少年，早前入稟挑戰前衛生大臣Victoria Atkins的決定，有關決定禁止私營處方者向18歲以下人士處方延緩青春期發展的荷爾蒙，即青春期阻斷劑，是錯用緊急立法程序。2024年7月29日，英國高等法院裁定，禁止對青少年性別焦躁症患者銷售或提供青春期阻滯劑的法令是合法的。法官Beverley Lang在裁決中表示，英國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委託進行的評估指出，「青春期阻斷劑的使用會帶來非常重大風險和非常有限的益處」，這提供了「有力的科學證據」來支持政府發出的緊急禁令。[17]

運動

大多數由共和黨控制的州份不但禁止未成年的跨性別者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的性別確認治療，同時亦禁止跨性別女孩參加女子體育比賽。[18]

美國的國家大學體育協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NCAA）屬下的違規委員會是一個志願組織，負責處理成員學校的違規事件及罰則，該委員會的一名成員William Bock因NCAA讓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組賽事的相關政策在2024年2月9日辭職。Bock向傳媒表示，NCAA允許跨性別運動員與女性比賽的政策是不公平的。NCAA 拒絕就Bock辭職一事發表意見。[19]

2024年2月，位於美國長島的拿騷縣（Nassau）政府發出行政命令，禁止容許跨性別運動員參與的女子運動隊伍或組織使用由縣政府管理的公園和運動設施，但這項命令不會影響包含跨性別運動員的男子運動隊。有近20年歷史的業餘運動隊伍Long Island Roller Rebels，為到此命令在3月11日入稟法院，指控縣的領導人禁止女性運動員及跨性別運動員使用運動設施的做法，紐約公民自由聯盟在訴訟中代表該隊伍，事件涉及跨性別運動員的權利已經引發了全國的討論。拿騷縣最高法院在5月10日推翻了有關行政命令，裁定縣政府敗訴。[20]

2024年11月25日，美國的地方法官S. Kato Crews拒絕了一項請求，該請求旨在阻止一名聖荷西州立大學的男跨女跨性別排球員參加美國西部山區聯盟的賽事，有九名現役排球員入稟法院挑戰聯盟的政策，認為容讓男跨女人士參加女子組賽事存在安全風險及對其他女性運動員不公平，有關請求最終遭到法院拒絕。[21]

2024年12月12日，英國歷史最悠久的高爾夫球會——皇家古老高爾夫俱樂部（R & A）推出了一項新的公平競賽政策，表明男跨女跨性別運動員不再可以參加女性專業和精英高爾夫球錦標賽。[22]

2024年12月11日，英國草地網球協會（LTA）更新了規則，禁止男跨女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全國性及協會轄下的女子組賽事，新規則於2025年1月25日生效。[23]

Fenix FC足球隊的所有隊員都是女跨男人士，球隊在2024年9月在西班牙第五級地區聯賽中首度亮相，成為了歐洲首支獲得聯盟地位的全跨性別球隊。[24]

2024年在巴黎舉行的奧運會，兩位參賽的女拳擊運動員——中華台北的林郁婷與阿爾及利亞的哈莉芙（Imane Khelif），因性別爭議備受矚目。2023年，她們均遭國際拳擊總會（IBA）取消其世錦賽資格。而在奧運會賽事中，與哈莉芙對打了僅46秒的意大利選手Angela Carini，因為被對方擊中後感到無比痛楚，宣佈棄賽，還在擂台上落淚，亦未有跟哈莉芙握手。IBA在8月2日突然宣佈會向Carini派發50,000美元獎金，又向意大利國家拳擊總會及Carini的教練，各派發25,000美元獎金。[25]

2024年8月，聯合國就婦女遭遇不同程度的暴力問題推出了一份名為《暴力在育體運動中侵害婦女和女孩》報告，該報告由Reem Alsalem彙編員指，截至2024年3月30日，有超過600名出生時為女性的運動員在29個運動項目中參加了400多場比賽，當中的獎牌數目總計有890多枚，而她們因與跨性別運動員（生理男性）競賽而失去了獎牌。[26]

出生證明及稱呼

早於2019年，有來自美國田納西州的跨性別者入稟位於納什維爾的聯邦法院，表示田納西州政府禁止市民更改出生證明上的性別記項實屬違憲，並不符合政府的合法利益，反而讓跨性別者需出示不符合其性別認同的出生證明，會令他們遭受歧視、騷擾甚至暴力。提訴人被駁回後決家上訴， 2024年7月12日，上訴法院裁定幾位跨性別提訴人敗訴，並指州政府禁止市民更改出生證明上的性別記項政策，並沒有違憲。[27]

至少10個由共和黨執政的州份在早前推出了一些新法例，限制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的學生，使用與原生定性別不符的名字或代名詞。[28]

2024年11月1日，德國正式實施《性別自決法》，容許年滿18歲人士毋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得到法院的許可，便可向政府部門申請更改官方文件上的姓名及性別，每年可更改一次。14至18歲人士申請更改性別，須獲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同意，如未獲有關人士同意，在家事法庭的准許下申請人亦可更改性別。未滿14歲申請人，只能透過法定代理人提交申請。[29]

2024年10月4日，歐洲聯盟最高法院裁定，羅馬尼亞拒絕承認擁有英國及羅馬尼亞國籍的女跨男人士Arian Mirzarafie-Ahi變性後的性別，是侵犯了她的權利，並違反了歐洲法律。[30]

其他法例

2024年4月1日，《仇恨犯罪與公共秩序（蘇格蘭）法案》正式生效，新法將旨在煽動基於對年齡、殘疾、宗教、性傾向、跨性別身份和性特徵變化的仇恨，並作出威脅或冒犯的行為，列為新的罪行。這些新增的條文會加入到早在30多年前已在全英國實施的仇恨罪的法例中。[31]

2024年11月12日，俄羅斯國會下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禁止允許性別重置，即變性的國家收養俄羅斯兒童。法案已於11月20日獲上議院通過，總統普京在11月23日簽署了法案，使之成為法律。[32]

日本法例規定，想要改變官方文件上出生時的性別，有關的跨性別者必須被診斷為患有性別畸形恐懼症（gender dysmorphia），並且必須接受切除性器官的手術。早前一位40餘歲的日本西部居民就有關更改性別的要求提出訴訟， 2024年7月10日，廣島高等法院裁定，原訴人可更改其官方文件上的性別，又指現時目前有關更改文件上性別的要求可能違憲。[33]

身份證上性別記項

2023年2月6日，終審法院就女跨男跨性別者Q及謝浩霖提出的司法覆核案作出判決，裁定入境處規定跨性別人士必須完成完整性別重置手術才能申請更改身份證上性別記項的政策違憲。港府在2024年4月3日公佈，跨性別人士只需完成「指定手術改變性徵」，及符合「各項修訂資格準則及要求」兩大條件，處方會按個別情況考慮讓申請人更改在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有關修訂已於公佈當日生效。

更改身份證性別兩大條件如下：

條件一：已完成改變性徵的手術

1.女跨男：切除乳房（雙側乳房切除術）；

2.男跨女：切除陰莖及睪丸

條件二：獲入境處處長信納符合以下條件，並作出法定聲明確認

1.申請人患有或曾患性別不安；

2.緊接申請日前最少兩年內，已持續以另一性別生活；

3.餘生繼續以另一性別生活；

4.緊接申請日前最少兩年內，已持續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

5.將繼續接受持續的異性荷爾蒙治療，並會按處長就其荷爾蒙水平作抽查的要求，提交相關的血液測試報告。

若然未能或將不能符合條件一提出相關的手術治療要求，或條件二提出，有關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的要求，申請人須提出合理的醫學理由，並提交醫學證明及其他相關的證明文件，以解釋不能符合完成上述相關手術治療或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要求的原因。該等申請會按個案的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作例外考慮。

政府發言人指，修訂只涉及更改身份證上「標示性別」，不代表更改「法律上的性別」；修訂也不會影響任何其他政府政策、香港法律下或相關法律程序上，關於性別的處理方法。大律師陸偉雄認為，因新政策未涉及法律上的性別改動，跨性別男生即使身份證性別為「男性」，亦無法享有丁權、侍產假等權利，在遺產繼承上或有影響。不過日常生活中，如出入洗手間遇到質疑可出示身份證，已可解決不少問題。[1]

謝浩霖在4月29日到灣仔入境事務大樓領取新身份證時表示，更換新的身份證有重大意義，結束因為錯誤的身份證引起生活上的各項不便及尷尬，又稱會立即申請更改銀行文件及特區護照等文件的稱謂，並將會繼續進行第二次司法覆核，以追討政府長期拖延換證的法律責任。[2]

就跨性別人士Q和謝浩霖得值，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在機構的影片欄目中指出，變性手術本來充滿爭議，如果有人不能接納自己的現況並尋求改變，決定接受不能逆轉的手術，相信其他人是會尊重當事人，但他質疑為何社會的政策要配合一些人的個人選擇。他亦提出，依據當事人的感受來衡量是否改變社會重要原則是否適合。[3]

同性婚姻

終審法院在2023年9月就《岑子杰對律政司司長》一案作出判決，裁定政府未有履行積極義務，為同性伴侶確立替代途徑以承認他們的婚姻關係，並在10月27日頒令，要求政府須在當日起兩年內確立同性伴侶關係的替代框架，使同性伴侶關係能獲法律承認。

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在2024年5月2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書面質詢，詢問政府有關工作的進展，當局會否制訂準則，協助其判斷一段同性伴侶關係是否符合替代框架的申請門檻，防止替代框架被濫用，她亦問及政府有否考慮如何界定並區分可納入替代框架的核心權利及附加權利。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的書面回覆指，有關工作正積極進行中，之後會有更具體建議。由於有關議題複雜且涉及層面廣泛，當局正按法庭相關判決及時間表，與律政司及相關政策局就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相關機制、承認門檻、準則、條件、如何有效防止替代框架被濫用等，以及其所衍生的相關權利和責任，包括「核心權利」和「附加權利」等，進行詳細研究和落實部署。[4]

居屋、公屋及《無遺囑者遺產條例》案件

房委會公屋及居屋計劃因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認為有關人士不符合申請資格，有男同志先後入稟法院以推翻房委會決定，高等法院原訟庭先後裁定同志方勝訴。房委會就兩宗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5]

另外，有男同志就本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提出司法覆核並獲判勝訴。律政司就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6]

就上述三宗有關同志權益的案件，終院在11月26日一併頒下裁決，裁定男同志一方勝訴。[7]

終院判詞指，房委會的首要目標是滿足弱勢社群的住屋需求，不應因異性夫婦的生育能力而對同性伴侶施加歧視。現行政策並沒有因為異性夫婦是否已經生育或計劃生育，或是否有生育能力而加以區別對待。判詞又指，異性夫婦申請房屋時不獲保證輪候時間，就算將同性伴侶加入隊伍，只會延長輪候時間，這樣亦不會影響異性夫婦權利。另外，祖孫、兄弟姐妹等家庭組合可以「一般家庭」身份申請公屋，他們和異性夫婦在同一隊伍等候，由此可見異性夫婦權利非獨有。

判詞又指，在海外締結且有效的同性婚姻，是公開作出的承諾，具公眾性和排他性，超越純粹的同居關係，法官認為它與異性婚姻無異。《基本法》第三十七條雖然規定惟有異性伴侶，享有受憲法保障的婚姻權利，並獲得婚姻的法律地位，但同性伴侶向房委會提出申請的權利，並不涵蓋在相關法律地位。

對遺產法例的爭議，終院法官認為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超越純粹同居關係，屬法例規管下公開作出的承諾，與異性婚姻無異，具有同等密切的關係，而《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和《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的立法目的，與生前贍養責任無關，只關乎死者無遺囑下的財產分配。律政司指同性伴侶無法在香港合法結婚，故與異性伴侶有別，法官認為這是循環論證，有關理據正是針對同性伴侶的差別待遇。就上述案件，終院均判政府敗訴。

特區政府表示尊重終審法院的裁決，會仔細研究判詞並徵詢律政司意見，以決定適當跟進行動。房委會亦表示尊重終院判決，會認真研究判決並會按情況徵詢法律意見，以作跟進。[8]

活動

每年的5月17日被定為「國際不再恐同日」，今年有同志組織於當日在銅鑼灣東角道行人專用區擺設街頭展覽，在世界地圖上羅列承認同性婚姻制度的地區。[9]

2024年9月22日，Pink Dot HK一點粉紅活動在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舉行。[10]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25年9月20日，來自18個國家與地區（包括澳洲、保加利亞、美國和台灣等地）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組織決定脫離傳統的LGBT運動，宣佈成立「LGB國際」（LGB International）——一個專注於捍衛同性戀者權利的新平台。該組織在社交平台X上寫道：「這是一份獨立宣言。今天，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者擁有了全新的全球組織。」LGB國際指出，LGBTQ+組織已背離初衷，不再關注64個國家將同性戀定為刑事罪行、同性伴侶缺乏法律認可，以及對男女同性戀者持續存在的歧視等問題，反而優先推進性別意識形態相關行動。

LGB國際組織主席Frederick Schminke表示，曾經代表同性戀者團體的組織如今「完全致力於性別認同意識形態」，導致同性戀者權利日益被邊緣化。加拿大LGB聯盟（LGB Alliance Canada）則批評「加拿大LGBT聯盟」（Egale Canada）等組織，指摘其將政治和財政資源過度集中於性別認同主題的激進主義，而非優先捍衛男女同性戀者的權利。其聯盟代表認為，重新定義「男性」和「女性」的概念不僅會削弱基於生理性別的法律保護，更會引發對堅持維持自身專屬空間的同性戀者的敵意。英國LGB聯盟聯合創始人Bev Jackson表示，現今同性戀青少年面臨被要求認同為「跨性別者」並接受不可逆轉的醫療或手術壓力，而LGB可以為他們提供另一種選擇。

國際男女同性戀協會（ILGA）前領導人對LGB國際組織的成立表示歡迎，稱這是回歸基於生理性別權利保障的必要修正。[1]

2025年9月10日，美國保守派活動組織「轉折點」聯合創始人Charlie Kirk在猶他谷大學活動中遭槍擊身亡。事發時他正在戶外舉行一場名為「請證明我是錯的」辯論會，邀請學生就其政治與文化觀點進行挑戰，現場聚集了大量聽眾。Kirk生前曾多次公開反對跨性別權利，其組織也曾發起反對跨性別相關醫療服務的集會活動。9月12日，執法官員宣佈，槍殺Kirk的22歲疑犯Tyler Robinson已被逮捕。Kirk的遺孀Erika Kirk於同日公開發聲，鄭重承諾「轉折點」組織將繼續在校園舉辦活動。[2]

目前全美已有超過二十多個州頒佈禁令，禁止為跨性別青少年提供性別肯定護理，而美國德克薩斯州則是首個對相關醫生提出起訴的州。2024年，德州總檢查長帕克斯頓辦公室對埃爾帕索的兒科內分泌學家Hector Granados醫生，以及另外兩名醫療提供者提出法律訴訟，Granados更在訴訟書中被稱為「屢犯者」，指控其偽造醫療記錄並違反德州於2023年生效的跨性別醫療禁令。然而在2025年9月，帕克斯頓辦公室卻悄然撤銷了對Granados的起訴，並在聲明中表示，經「審查證據及Granados的完整病歷後，未發現其存在違法行為」，至於另外兩名醫生的訴訟，目前仍在審理中。[3]

早前，美國紐約州拿騷縣頒佈禁令，禁止男跨女參與女子滑輪德比運動隊，滑輪障礙賽聯盟就此起訴當地政府，2025年10月6日，下級法院的R. Bruce Cozzens法官裁定該聯盟敗訴，指出拿騷縣的禁令旨在保護婦女和女童權益，並強調跨性別運動員仍可參與該縣設立的混合性別體育聯盟。Cozzens法官同時駁回了聯盟提出在訴訟審理期間暫緩執行該項禁令的請求。

代表該聯盟提出起訟的紐約公民自由聯盟申請上訴。10月8日，紐約州上訴法院裁定，在相關法律訴訟程完成之前，拿騷縣不得強制執行該項禁止男跨女參與女子滑輪運動隊的規定。[4]

2023年，美國佛蒙特州一間基督教中學拒絕與另一所學校的高中女子籃球隊進行比賽，理由是對手球隊的跨性別運動員「影響比賽公平性和危及球員安全」。其後，負責管理學校體育和活動的佛蒙特州校長協會執行委員會裁定該校違反了委員會關於種族、性別及殘疾意識的政策，因此取消其參加所有州政府資助的體育賽事及其他活動（包括辯論賽和科學展覽）的資格。2025年9月9日，美國聯邦上訴法院之一的美國第二巡回上訴法院允許佛蒙特州這間基督教中學參加該州的體育聯賽，推翻了先前維持禁令的裁決。[5]

美國聯邦教育部在2025年9月致函紐約市的公立學校，要求在最後期限前修改政策，否則將取消目前和未來對19間「專業磁石學校」的資助。相關爭議政策涉及「自認女性的男學生或跨性別學生可不受限制進入女性的私密空間」的規定。10月16日，紐約市向聯邦教育部官員提出訴訟，指聯邦教育部因為紐約市教育部支持跨性別學生的立場，便決定取消已承諾的4700萬美元撥款，是違反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篇》。[6]

早前，數名非二元性別與跨性別人士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護照政策提起訴訟，該政策規定護照性別必須依據出生證明上登記的性別進行標註。2025年6月17日，美國地區法官Julia Kobick作出裁決，允許需要申請或更新護照的跨性別者及非二元性別者，在性別標註中自主選擇「男性」、「女性」或「X」，而不再受限於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2025年9月19日，特朗普政府向要求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請求允許實施原定的護照性別標註政策。[7]

2019年，美國科羅拉多州頒佈了《未成年人轉化治療禁令》，禁止精神健康專家使用試圖改變個人性取向或性別認同的「更正治療」（包括談話療法），具體涵蓋旨在「改變行為或性別表達、消除或減少對同性戀者性吸引或愛慕感受」的各項措施。違例者將面臨最高5000美元罰款，並可能被暫停執業資格或吊銷執照。

2022年，基督徒輔導員的Kaley Chiles，因希望與年輕患者就性別焦慮和性取向議題進行對話，於是對州政府提起訴訟。她指控該禁令基於觀點立場和談話內容審查其與患者的交流，侵犯了自身的言論自由權利。Chiles請求法院頒佈命令，禁止科羅拉多州對其執行該禁令。

科羅拉多州在法庭文件中回應，該州尚未對Chiles或任何其他持牌治療師採取違反禁令的紀律處分，並聲稱Chiles擬提供的談話療法並不違法——因她已明確表示不會尋求改變患者的性別認同或性取向。聯邦地區法院允許Chiles繼續推進訴訟，但最終判其敗訴，認為科羅拉多州的法例是要規範心理健康專業人士的「專業執業行為」，而非限制言論自由；法院同時裁定，該州有合法理據保護未成年人免受「有害且無效」的治療。Chiles隨後提出上訴，2025年10月，最高法院維持了地區法院的判決，裁定科羅拉多州的法例僅禁止精神健康專業人士實施「更正治療」，其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屬於附帶性質，且該附帶限制並不違反言論自由原則。[8]

2025年10月1日，全球首富Elon Musk在其旗下社交平台X發文表示，「為了孩子們的健康，取消Netflix 訂閱吧」，原因是Netflix推行「跨性別覺醒議程」，播映了一部包含跨性別角色的動畫 ——《靈異遊樂園：無路可逃》（Dead End: Paranormal Park）。[9]

加拿大在10月初更新了針對美國的旅行建議，提醒護照上標有「X」性別標記的旅行者可能被拒絕入境。新警告聲明：「雖然包含『X』性別標識的護照由加拿大政府簽發，但無法保證您順利入境，或通過其他國家過境時順利通關。」[10]

本地

一名身份證登記性別為女性的女跨男K，於2017年確診性別認同障礙，其後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性別認同診所接受治療，並進行「真實生活體驗」（RLE）。為方便治療，醫生向K發出性別認同障礙證明書（簡稱 GID 信），指其正處於 RLE 階段，在社會中應被認定為男性，且使用對應性別的公共設施，是其治療及真實生活體驗（RLE）的重要環節。

K在進行RLE期間，因尚未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無法使用男性公廁，因此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擴大《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中對「男性」及「女性」的定義範圍。2025年7月23日，法官高浩文裁定K勝訴，裁定規例中食環署公廁男女分隔的條文違憲且無效，但頒令暫緩執行裁決12個月，供政府制訂處理方案。政府於9月22日向上訴庭提出上訴，據司法機構網頁顯示，案件目前尚未排期聆訊。[11]

參考德國真人秀Deutschlands Superhirn而製作的內地綜藝節目《最強大腦》，主打腦力競賽，參加者都以爭奪「腦王」美譽為目標。自2014年播放至今，能進入12強的參賽選手，已是千挑萬選的聰敏人士，而歷年誕生的「腦王」，更是在不同的範疇，例如心算力、記憶力、推理力、觀察力、空間感……或是綜合能力，皆有十分超卓的表現。我們作為觀眾，有時連遊戲規則都聽不明白，但看見參賽者很多時只靠腦袋去定位及繪圖來完成賽事，也不禁讚嘆人類的大腦竟然可以如此神奇，潛能無限。

人腦確實非常神奇，結構異常複雜。雖然人的大腦平均重量只有一公斤多，當中六成為脂肪，但卻擁有近千億個神經元、與超過100萬億條神經有所連結，[1] 控制著我們的思維、記憶、情感、觸覺、視覺、呼吸、體溫、飢餓感，以及一切調節身體的生理進程。大腦與其延伸而出的脊髓共同構成了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2] 至於人類的小腦，主要是調節運動功能與控制平衡，包括協調步態、維持姿勢、調節肌張力，[3]並控制自主肌肉活動。腦幹則在小腦下方，協助身體的非自主動作。[4]

人類作為哺乳類動物，跑不過獵豹、牙齒不及獅子銳利、沒有如鷹般的銳目、入水雖然能游，卻只是習泳的成果，即使是獲得28枚奧運獎牌的「飛魚」Michael Phelps，若要他與旗魚來一場比賽，相信也無法取勝。不過，人類卻能征服地上的生物，因為人類擁有其他生物所沒有的東西——超強大腦。人類天生的技能敵不過其他生物，但只要腦袋比牠們優勝，便能操縱牠們。一直以來，人們都是地球的王者，運用其智慧發掘及使用地上的資源。然而，人類的腦袋當前正受到挑戰。

工業革命之前，動物是人類最佳的助手，狗能守門、貓能捉鼠、雞能準時啼叫，但後來，人類需要更多助手幫助發展經濟，於是，人類發明了機械，也漸漸遠離大自然，並投入城市建設及工廠生產。不過，聰明的人類又豈會只停留於「只按本子辦事」的機械發明，人類需要更多可以靈活變通的工具協助完成工作，因此，便研究出電腦來，它大大提升了人類的工作量及管理能力。然而，人類還是希望有更聰明、最好有像人類一樣可以思考的工具出現。最終，在大量科研人才嘔心瀝血研發之下，人類迎來了工業革命4.0。在〈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及〈誰搶走我們的天賦？〉這兩篇文章中，筆者先後從不同的面向提到AI及機械人搶去人類的天賦及工作，[5] 筆者想在本文強調的是，協助人類工作的AI工具，尤其是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ChatGPT、Claude、Gemini、Grok、DeepSeek，及Perplexity等，正在慢慢改變下一代人的大腦、學習態度，並衍生出其他問題。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提前發佈了一項新的研究報告，該研究將54名來自波士頓地區的18至39歲受試者分為三組，要求他們分別使用ChatGPT、Google，以及完全不借助任何工具撰寫多篇SAT應試作文。研究人員通過腦電圖儀記錄他們32個腦區的活動情況，發現在三組受試者中，ChatGPT使用者的大腦活躍度最低，且在「神經認知、語言表達和行為表現三個層面持續表現不佳」。在持續數月的實驗期間，ChatGPT使用者隨著寫作次數增加變得愈發懈怠，到研究後期，甚至經常直接複製貼上生成內容，該組受試者的執行控制能力與注意力投入水準普遍較低。另外，使用ChatGPT的小組提交的作文高度雷同，充斥著重複的表達方式和觀點，嚴重缺乏獨立思考，他們的作品被審閱的老師評為「缺乏靈魂」。[6]

研究的主要作者Nataliya Kosmyna指出，使用大型語言模型可能會實際損害學習效果，對年輕用戶的影響尤為顯著，她認為，亟需發佈這些發現以引起社會警惕，就是當人們為追求高效便捷而日益依賴大型語言模型時，可能會付上犧牲大腦長期發展的代價。由於Kosmyna為到研究結果感到憂慮，因此她在這項研究尚未經過同行評審，且樣本規模相對有限的情況之下，仍然選擇提前發佈研究結果。她擔心在等待研究評核的6至8個月期間，有政策制定者突然決定在幼稚園推廣GPT教學，那就絕對危險且有害，她強調「發育中的大腦面臨的風險最為嚴峻。」[7]

事實上，也難怪Kosmyna擔心大型語言模型會阻礙大腦的成長，因為與使用大型語言模型的組別相比，使用Google搜尋的受試者，表現出較高的滿意度和活躍的腦功能；至於僅靠大腦思考的小組，更顯示出最高的神經連接度，特別是與創意構思、記憶負荷及語義處理密切相關的alpha、theta和delta腦波波段。研究人員發現該組受試者專注度更高、求知慾更強，他們對自身作品表現出更強的主控意識與滿意度。[8]

雖然Kosmyna的研究還未通過正式的審核，但精神科醫生Zishan Khan博士從診斷兒童與青少年患者的臨床經驗證明了Kosmyna的研究。他指出，從精神病學角度觀察，過度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心理和認知後果，這對大腦仍處於發育階段的青少年尤為明顯，當孩子過度依賴人工智慧完成課業，那些幫助人獲取資訊和記憶事實，以及保持思維韌性的神經連接都會逐漸弱化。這正正應對了研究所提及：「你愈多使用人工智能，你實際的智力會愈差」。[9] 不單智力下降，亦有研究顯示，人工智能使用增加，認知能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有可能被削弱 。[10]

雖然大型語言模型這一類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確可以提升人們的工作及生產效率，但卻削弱了其內在驅動力。[11] 不單如此，它還會奪去人們的工作成就感。麻省理工學院進行了一項研究，在美國一家大型研發實驗室內引用AI工具，科學家在新產品創造上提升了17%，但卻有82%的使用者表達失去工作成就感，甚至有人感到自己累積了多年的專業知識已經無用。研究亦揭示，AI的「創意自動化」讓科學家花更多時間評估AI所提供的想法，而非去思考原創性的作品。[12]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的葦草」——這一句名言出自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Blaise Pascal，原句的上下文是：「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因而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13] 他的意思顯然易見，如筆者上文提到，人與其他生物的分別，在於人類有一顆會思考的腦袋，如果人們習慣依賴大型語言模型所提供的便利及好處，不想運用自己的腦袋，那麼，如Pascal所言，人類的尊嚴何在？

這裡並非反對使用AI等工具，只是作為人類，尤其是新一代，在使用AI的時候，要留心AI對我們的決斷力、分析力、批判力或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人類若不想被AI操控，便得好好訓練自己的大腦。當人願意用腦，學習新的東西，便能改變神經的連結，並且藉由生成新的神經元來重塑大腦，改善認知能力。[14]

神創造人有神的形象，昔日亞當在地上的生物中找不到配得上自己的幫手；今天人類也不要輕易把決策權交在AI手中，以免它們完成你的工作，代你思考、剝奪了那些原本可以提升你腦袋能力的機會。腦袋用得多，才會愈用愈有腦。

《大腦逆齡指南：頂尖神經科學家教你改變生活習慣，修復再生大腦細胞，長保健康活力、思緒清晰，遠離失智威脅！》

(Biohack Your Brain: How to Boost Cognitive Health, Performance & Power)

作者︰克莉絲汀．威勒米爾(Kristen Willeumier)

譯者︰陳錦慧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年份︰2021年

腦部也需要保養，就如房屋一樣。同樣是30年樓齡的房屋，有保養和沒有保養，質素可以相差很遠，腦部亦如是。很多人都以為，人年老之後，記憶力衰退、認知力下降是常態，畢竟，每天都有腦細胞死去，再優秀的腦袋也難免出現問題，但本身是神經科學家的作者卻為我們帶來好消息。是的，人平均每天會喪失幾千個腦細胞，但原來，腦細胞也可隨著年齡持續增長，即使人到了八十多歲，只要透過運動、飲食、壓力調節、睡眠、營養補充，以及學習新事物，亦可刺激腦細胞新生。

再好的房屋，也不可能入住30年後才開始保養，腦部亦一樣。很多人自恃年輕，沒有看重自己的生活習慣，作者指出，有神經科學者認為，人的腦部是由出生一直發展到三十多歲才成熟，這意味著，期間的飲食、睡眠及運動方式等，都會影響腦部發展。簡言之，三十多歲前固然要通過飲食、睡眠及運動方式等為腦部打好根基，但三十多歲後，也要持之以恆，藉著上述活動保養腦袋。

房屋出現問題可以維修，腦部出現問題，又是否有修復的餘地？作者以她的臨床經驗告訴大家，答案是肯定的。美國有些職業欖球員，在比賽時因為腦震盪而導致腦部受損，作者喜見當中有球員願意配合她的醫療方案，一段時間後腦部有所改善。即使是作者患有柏金遜症的父親，在其悉心治療下，在臨終前，仍可擁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這些經驗，使作者更有信心，有些腦部問題是可以藉著生活習慣得以修復。

如何「保養」或「維修」腦部健康？作者提出有效方案，成本也不高，對大部份人來說，只要願意，都可以做到的。具體來說，可以嘗試走不同的路回家、用非慣性的手寫字、以原型食物代替超加工食品、適當地飲水、學習新的生字，即使是每天一個也可以。作者開出的「藥方」，除關乎腦部需要的營養要素，也與增生神經元相關，她提醒大家，人類的腦袋需要新鮮的刺激才能愈發增生更多神經元。因此，向來拉小提琴的人，若想提升腦部能力，轉學相類近的中提琴，作用或不大，可能需要學習長笛才有效；至於運動，也不是所有運動都對腦部有益的，文中提及的欖球，便是其中一個有損的例子，所以在選擇運動時，要考慮其對腦部會否造成衝擊。

適當的運動，有助腦部維持健康，這是由於運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供應大腦所需；不過，不愛運動或不適合運動的人士也不用擔心，作者提到有研究顯示，年長婦女每星期走路幾次，每次30至50分鐘，三個月內腦部的血流量也能增加15%。如果在大自然走路更好，這會有助減輕腦部的壓力。除了不良的生活習慣，壓力也會損害腦部健康，故為了我們的腦袋，學習減輕壓力是需要的。

很喜歡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雙城記》的開場白：「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充滿智慧的時代，也是最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或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這段說話，實在適用於任何一個大時代，尤其在今年9月之後。

今年9月10日，美國保守派青年領袖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美國猶他谷大學出席校園活動時，被一位不滿其言論的青年人槍殺。筆者不是要大家表態支持或反對柯克的立場。事實上，有人欣賞柯克帶領新一代美國人回歸基督教精神，他在大學校園設置其標誌性的「請證明我是錯的」（Prove Me Wrong）攤位，與同學進行辯論，其辯才出眾，知識淵博，尤其是敢說真話，獲得不少人支持；但反對他的人，則認為柯克帶有鮮明的政治、宗教、倫理立場，更幫助特朗普總統重返白宮，是不可原諒，而且他到左派思想當道的大學辦活動，是「挑機」在先……

筆者在大學教書，每年為一年級生教的第一門「大學入門」課，就是討論「何謂大學」和「為何要有大學」。大學本來就是給不同學問、甚或對立的學者哲人，互相切磋、辯論砥礪、彼此激發、完善知識，甚至創新啟發的地方，這個由雅典學院起始的「相聚」，就是拉丁文大學Universitas一字的意思。[1]

柯克正正就在大學裡，實行求真辯論時被殺，叫人唏噓。道理本來就很簡單：請用真理與辯論說服我，或就由我說服你。若是大家仍有爭議，那就讓真理愈辯愈明。誰知，今日世界竟退步至當人們無法用思想和語言戰勝別人時，就用子彈幹掉他，當中還竟然有人幸災樂禍！不禁要問，為何今日社會，會變成這樣？

以惡小而為之？

為什麼以暴力對待言論，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有人認為，是當今意識形態當道（不論激進左派或右派都是帶有暴力主義的），也有指出，是近代社會踏入後現代主義，加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興起，促使我們的生活、文化、思想產生極大轉變所致。

誠然，今日社會，要說服人、感動人心，要的不是一個大道理，而是說好一個「故事」，敍述和分享成為了最有力和最感染人的溝通方式，亦由於感人的故事只著重個人感受、見解，不需要理性和客觀的討論，最終招致這個世代「真正的客觀」欠奉。法國社會學家福柯（Foucault） 甚至提出了「權力」、「真理」的概念：即你有權力，你就有真理。[2]

另一方面，在互聯網文化下，以往不容於主流思想的人和事，現在都可以在不同的群落或媒體中聚集，造成「團爐取暖」的效果。而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又加劇這種現象的傳播。久而久之，很多原本在主流社會中「見不得人」的鬼主意或惡搞意念，很快就會因其「另類」而火紅起來，人人模仿。與此同時，互聯網又很喜歡將大家的意念「標籤化」，人們的意識和思想，好像要被強加分類歸邊，如是者，大家都在不停標籤人與被標籤之中無限流轉。

與標籤化同樣具威力的，就是把不喜歡的人和事「非人化」（Dehumanization）[3] 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 [4]：將一個人的人性去除，標籤為叫人討厭的物種，然後取花名、污名化，這樣，對之一切的攻擊，甚至惡行就會變得合理化很多。這些標籤、污名、煽情故事，看似隨機，其實很多都是KOL、FB、YT大神和 Influencer的精心傑作，是刻意對正演算法的 貼文。發生槍殺柯克事件的猶他州州長就曾表示，在過去五、六年，社交媒體在每一宗暗殺事件或企圖暗殺事件中都扮演着直接參與的角色。[5]

我們從小就學習「勿以惡小而為之」。邪惡的事，最初可能只是星星之火，大家不參與，就無法助燃，很快會冷卻熄滅。偏偏這個世代喜歡推崇「另類」，更在網上「圍爐」壯膽，鼓吹「做咗先講」，以為「以惡小而為之」，殊不知最終卻演變成「大惡」。

勿以善小而不為

想起了另一位剛離世、被視為靈長類動物行為學先驅的珍古德博士（Dame Jane Goodall），她以長期研究野生黑猩猩的社會與家庭行為而聞名。珍古德原先是一位秘書，沒有大學文憑，但自小已熱愛野生動物，這是由於童年時，父親給她送贈一隻名叫「Jubilee」的玩具黑猩猩，亦有家犬伴隨成長，因而啟發出研究動物的興趣。後來，在因緣際會下，珍古德到了非洲坦桑尼亞研究黑猩猩，且取得驚人突破，繼而讓劍橋大學直接收錄她攻讀博士，並畢生致力保育和研究工作。

珍古德不單透過用心觀察，理解到黑猩猩是一種有社會行為的動物，還近距離接近牠們，以致能辨認出每張臉，並為每隻黑猩猩取名字（以往科研者通常只用編號稱呼）。她的發現，更顛覆了人類對黑猩猩的認知：原來黑猩猩的智力很高，懂得製造工具來獵食；母子間有很親密的溝通；群落中會進行原始戰爭、獵殺同伴等。

這位「黑猩猩」之母，把童年已有的好奇、渴望與熱情，化成一生的目標——勿以善小而不為。正如珍古德數年前在香港大學分享時（其實她每次講座都會提及）所言，她和她的 Mr. H（她的猩猩吉祥物公仔）是「為大自然保育永不言倦的倡導者」（Tireless Advocate for Nature）。[6]

今天你又在堅持甚麼呢？勿以善小而不為，願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興旺！

近年青少年沉迷網絡或手機的問題日益嚴重，本社透過講座及與學校聯繫時，經常都聽到家長及老師訴說，孩子的上網習慣影響到日常生活，甚至對他們的情緒健康及家庭和諧構成損害。

據香港家庭福利會於2024年2月公佈的研究報告指出，於受訪的逾4200位中一至中六學生中，約有11.8%存在網絡遊戲成癮問題，其中男性比例高達14.6%，女性為7.1%；數據亦顯示有36.2%的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而在網絡遊戲成癮學童中，有70.6%表現出抑鬱情緒、有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1]

另外，新成立家長組織「Look Up Hong Kong」於今年10月公佈一份訪問了超過650位香港家長的調查，[2]指現時兒童平均九歲就擁有首部智能手機，超過45%的學童每日使用智能手機超過兩小時。調查也顯示，有逾八成受訪家長指自己曾與孩子在使用智能手機問題上發生衝突。

這些數字反映出，孩子網絡成癮問題，跟個人情緒及家庭關係有互為影響。我們知道在疫情後，青少年都習慣了網上活動，這會令他們更容易遭遇到網絡欺凌，增加心理負擔、焦慮和孤單感。而學童長時間使用電子屏幕產品及沉迷網絡，還可能會招致睡眠失調、注意力不足、情緒變差、易發脾氣，甚至出現抑鬱症狀，進一步惡化身心健康。

不少家長面對孩子終日只顧上網、玩網絡遊戲的情況，既擔心他們忽略學業、胡亂與陌生人聯繫，亦不滿他們與家人減少互動，這種既憂且怒的複雜情感，亦容易令家長在管教子女時情緒失控，使家庭失和，削弱親子信任，還可能加劇孩子在現實世界中的疏離感，於是更加轉向虛擬世界尋求遊戲所帶來的刺激、愉悅，以麻醉真實的不快感受，又或是更熱衷於找網友慰藉心靈。

「推、拉」的成癮因素

青少年沉迷手機或網絡，通常不是單一原因，往往是「推力」（個人成長困惑、學習壓力，或家庭關係不融洽，把孩子推向投放更多時間於網絡）及「拉力」（即網路或遊戲的吸引元素，使孩子沉迷及難以自拔）的結合。以下是一些常見成因：

「推力」因素，可以是一些讓孩子感到焦慮、低落或孤單的事情，這些事情會形成一股力量，把他們「推」向網路世界，以逃避問題。例如是學業壓力，又或是課餘活動沉悶、校園人際疏離，都可能令孩子產生空虛感，驅使他們轉到網絡來尋求調劑及娛樂。此外，若家庭關係欠佳，如父母常爭吵、經常責罵或缺席子女的活動，當孩子沒有機會與家人好好建立關係，而家長又不能理解孩子的心理，甚或只用過於激烈的管教方式，都可能成為「推力」的源頭。

「拉力」因素，網絡裡的遊戲、劇集、短視頻……虛擬誘惑（lure）就像磁石般「拉」住孩子，提供即時滿足和逃避途徑。遊戲的刺激情節、晉級成就感、團體互動，又或於社交媒體（如Instagram、YouTube、抖音）的分享、評論和內容推薦，讓孩子獲得存在感和認同感，比起「現實」，顯然更容易感受到快樂，而且方便又低成本，難怪是他們無聊或遇到壓力時，打發時間及減壓的首選。

總括而言，影響青少年網絡行為，其實有四大因素，[3] 包括：自信心、人際關係、家庭關係及生活樂趣，這些是現實生活。當現實生活一直沒有被回應、孩子「失衡」（Self-imbalance）了，他們就會被「推、拉」因素左右而傾向選擇網絡世界。我們可以想像，假如在現實生活中，孩子的四大成長因素持續無法得到改善、他們無法回復自我平衡，就只會陷入惡性循環，變得愈來愈依賴網絡來獲取生活快感，進一步脫離學校或家庭系統，最終或會出現缺課及隱蔽等網絡沉溺行為。[4]

想減少孩子對網絡的依賴，家長第一步應該與子女重新建立關係。要理解並接納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必然會經歷好與壞的事，思想行為或會受外在環境影響、引誘，但仍要以包容的態度，耐心傾聽和了解他們的需要，給予支持，而非責罵，這樣才可成為他們回到現實世界的「拉力」——在家庭中被理解，找到接納及支持；第二步，家長可與孩子傾談你看到的網癮問題，並表達為此感到憂慮，然後邀請子女一起尋找改善方法（如一起制定恰當的上網時間）。要幫助孩子戒除網癮，唯有透過親子坦誠溝通，有商有量，再攜手尋找出路，這才是上策。

美國

為配合特朗普政府的命令，禁止男跨女運動員按自己認同的性別參加運動會，2025年7月21日，美國奧運和殘奧委員會更新了網頁，通知大家有新的安全政策，並與政府及其他體育比賽的團體的做法一致，禁止男跨女參加女子組別。[1]

2025年7月9日，特朗普政府起訴加州，因為根據加州政策，跨性別學生可以根據自己認同的性別選擇運動隊伍。[2]

美國空軍在2025年8月7日表示，將拒絕所有已經服役 15 至 18 年的變性軍人選擇提前退休，他們將在不提供退休福利的情況下被遣散。此舉意味著跨性別軍人將面臨兩個選擇：接受提供給初級軍人的一次性離職補償金，或是被開除軍籍。[3]

2025年7月17日，全美988自殺與危機生命線終止了為LGBTQ+青少年提供的專業心理健康支援服務。[4]

2025年8月1日，民主黨州檢察長聯手起訴特朗普政府，指控特朗普試圖利用司法部追捕那些為19 歲以下的跨性別青少年提供性別認同護理的醫療專業人員。[5]

美國人權醫生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在五月對美國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及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提出起訴，指控NIH僅針對某些主要與LGBTQ+相關的研究項目削減資金，構成非法歧視。2025年8月1日，由前總統美國拜登任命的地區法官Lydia Griggsby在法庭裁決中表示，她將對NIH終止LGBTQ+健康研究撥款的指令發布初步禁令，並稱此類指令旨在「關注和針對LGBTQ+成員」。[6]

美國共和黨人在今年和明年的選舉中再次使用去年總統競選中的關鍵攻擊口號，他們相信押注反跨性別信息將有助於對抗民主黨。 [7]

波蘭

在波蘭候任總理Donald Tusk舉行就職典禮幾天前的一項民調顯示，48.6%的波蘭受訪者認為Tusk應當辭職。儘管支持Tusk的選民依然穩固，仍有許多人批評其政府未能兌現2023年大選前承諾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墮胎權自由化和LGBTQ+伴侶民事結合等議題。事實上，聯合政府內部各黨派在這些問題上存著分歧。[8]

匈牙利

匈牙利總理Viktor Orbán於 3 月通過了反 LGBTQ+ 法，該法禁止舉辦驕傲遊行活動，並允許當局使用面部識別工具來識別參加慶祝活動的人士。2025年8月1日，匈牙利首都的市長Gergely Karácsony接受警方訊問，被指控協助同志組織舉行今年的 LGBTQ+ 驕傲遊行。[9]

本地：

女跨男K，早前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頒令讓處於性別過渡階段的跨性別者，使用其認同性別的公廁。高院法官高浩文在7月23日裁定，指出規定食環署公廁男女分隔的《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第7及第10條違憲，宣告條文無效，暫緩執行12個月，「以容許政府有時間考慮是否有意採取措施處理該牴觸」。

環境及生態局發言人在7月24日表示，政府正仔細研究判辭和徵詢法律意見，考慮提出上訴。發言人重申，《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設立遵行男女分隔原則的公廁，其目的在於保障市民的私隱和使用公廁時的安全，同時符合社會的規範和期望，提到「此安排一直獲社會廣泛接受」。發言人指出目前約一半的男女分隔公廁附近設有無分性別公廁，包括「暢通易達洗手間」或「通用洗手間」，可供各界人士，以及跨性別人士使用。[10]

2023年，岑子杰就香港法律不承認同性伴侶關係提出終極上訴。香港終審法院法官於2023年9月一致裁定婚姻僅限於異性伴侶，但同時要求政府在「2年內」建立一個承認同性伴侶合法權利的「替代框架」。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7月2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出，政府建議透過立法方式，設立同性伴侶登記機制。該局向香港立法會提交《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7月11日就條例草案刊憲，並於16日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動議二讀時表示，懇請議員支持法案，政府亦會全力配合審議工作，爭取完成立法。不過，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在7月初討論設立相關「替代框架」時，多個黨派均不支持。

立法會各大政黨中，表示支持立法的只有新民黨。身兼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曾表示，賦權同性伴侶參與對方醫療及處理身後事，相當於「最低消費」。周浩鼎提到反對登記機制並非歧視同性伴侶，只是指出登記制度將直接動搖家庭核心價值以及社會制度，他認為可以「透過個別政策措施靈活、彈性處理」。[11]

7月23日，立法會《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透過立法制定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承認。個別政黨表態反對，結果在9月10日的立法會會議被否決，成為近年罕有地不夠票通過的草案。《am730》社論認為「無論為同性伴侶訂立替代框架，或涉及跨性別人士的社會制度，都應先要得到公眾充分的辯論，周全考慮對於香港公共政策的影響，同時要關顧社會上不同價值取向的持份者。涉及倫理道德事務的觀點，絕不適宜交由法庭，用一次的判決取代社會的深度討論。世界各地會就不同問題訂立不同法律框架，背後反映法律只是一個工具，去呈現當時當刻當地的社會狀況，對於道德倫理的接受程度，世上根本不可能定出一套完美的標準。正如美國法理學家德沃金所講，法律的變遷有如小說的角色性格一樣，不應隨時劇變。法律的發展需要得到社會大眾的認許，在同性伴侶登記及跨性別人士的問題上，香港仍然需要更多的討論空間，立法會議員或會有明智投票結果。」[12]

明光社認為任何新法例應先廣泛諮詢，確保大多數市民認同，以免引發爭議，加深社會對立。至於《條例草案》雖然不直接改變婚姻定義，但設立類似婚姻的登記制度，等同間接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享有猶如婚姻的法律地位，令人擔心現行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獨特性受影響。我們應謹慎行事，避免改變社會的基礎價值。另外，與其為同性伴侶設立專門登記制度，不如制定簡單的授權系統（建議設立緊密關係授權書），讓市民（包括同性伴侶）透過法律文件授權可信任的人，享有醫療決定、醫院探視、財產運用及生活安排、遺體及骨灰處理等權利。此方法靈活且公平，毋須海外註冊，成本低，能惠及更多不同關係的市民，避免為特定群體立法。[13]

2025年8月15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最終共接獲10775份意見書，當中有2081份（19.3%）支持草案，包括705份標準格式化而沒進一步提出具體意見的署名電子表格；有8694份（80.7%）表示反對草案，相比早前的統計，反對草案的比率大大增加。[14]

(資料截至2025年9月10日)

2009年5月，研究中心首屆研討會的主題為「家庭友善政策初探」，當年的討論主要集中於社會政策。時隔十多年，研究中心再度探討家庭友善政策，而今次的焦點是教會。2025年6月27日，我們與約100位來自不同教會的教牧同工、執事、機構主管及信徒領袖等進行了美好的交流，共同探索教會及機構中有關家庭友善政策的課題。

首先，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為大家發佈「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報告。是次研究於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期間進行，共收回有效問卷403份。是次研究目的旨在：1. 探討香港教會家庭友善措施現況； 2. 分析其措施在教會推行的可行性；以及3. 探討家庭友善教會的元素。受訪者中，教牧同工佔三成，長執不足一成，近兩成半為導師/組長，其餘為信徒。調查發現，約七成受訪信徒認同所屬堂會是「家庭友善」教會，但未達「非常友善」的程度。整體而言，來自大型教會的受訪者較滿意其家庭友善狀況，對實施相關措施持更開放樂觀的態度（相信是由於資源和人數充足）。教牧與導師組長普遍對家庭責任議題認同更高，一般會友對「實際支援」(如照顧與指引支持)的滿意度，比起長執、教牧同工、導師組長的滿意度高，其中長執給予的評分最低，這可能與前線群體在觀感上存在落差。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報告時提到，勞工處在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上頗有創意，他引用《好僱主約章》中的例子，提到「讓員工在其父母的生日放取敬孝假與家人慶祝，以表孝心」，認為這都值得教會參考，或許教會界也可考慮推行《好教會約章》。他指出，教會容許教牧同工彈性上班、斜槓或半職，可能對教會及同工來說都是好事。最重要的是，教會若能實踐家庭友善，可以成為教牧同工熱心事奉的一大誘因。原因很簡單：當同工發現教會能妥善照顧孩子時，便能更安心、無後顧之憂地為教會擺上。同工的家庭被照顧好，他們也會心存感激，不會斤斤計較補假。說到底，家庭友善措施政策對雙方均有益處。

中國神學研究院訪問教授（實踐科）陳傳華博士，在〈聖經角度看家庭友善：從召命說起〉的主題演講中提到，探討「教會家庭友善政策」具有深遠意義。陳博士首先強調呼召是事奉的基礎，繼而闡釋呼召的本質與深度。他指出呼召不限於聖工，也包括職業或家庭角色，更涵蓋整個生命的召命——它是人生目的與使命。唯有出於使命作出行動，人生才有意義。正因呼召不限於聖工，信徒便需細察神的計劃及旨意，不一定要做牧師才是回應神的呼召；即使為人父母，也是一份艱辛的天職。因此，教牧同工面對持續的疲憊，也需謹記呼召不限於聖工，需要平衡事工和照顧家人的時間，除非特殊情況，學習設下界線，明確規劃出與家人共聚的時間，好好與神與人建立關係。至於教會制定政策，亦要將成就教牧同工的召命視為己任，協助同工委身事工的同時，亦能維持他們健康的生活節奏；教牧同工若有需要，教會應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今年週年研討會破天荒開放論壇時段，由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雷競業教授主持，誠邀與會者發言交流。在〈一人一句論壇：教會家庭友善政策再思〉環節中，大家暢所欲言，坦誠分享，有參加者表示，教會若能解決托兒問題，相信對同工及會友的家庭是好事，甚至有助於鼓勵會友生養下一代；教會或許缺乏資金，但只要有地方，其實可以申請基金解決問題。另有參加者指出，當會友感受到教會原來是歡迎及愛惜特殊孩子，而非僅以律法規管會友不可墮胎時，母親即使懷上特殊孩子，也不會輕易終止懷孕。談到孩子，教會一般會安排婚前輔導，也可以考慮提供產前及產後輔導，幫助父母育養下一代。

除了孩子，工時也是大家所關注的。有參加者反映教牧的工作性質比較特別，一來牧者帶著使命，也不一定要在辦公室上班；教會應多信任教牧同工，避免以商界的規矩框限他們，有需要時容許彈性上班，甚至可以在家工作撰寫講章。另有參加者建議，若牧者有足夠的成熟度及有責任感，自然能贏得信任；但剛入職的傳道同工，或需向教會多加交代，待雙方建立互信後才享有較大的彈性。也有參加者提到，教會常常佔用信徒領袖的公眾假期，雙方可以加強溝通，免得原來雙方都不想在假期推行活動。雷教授指出，家庭友善政策本質涉及價值取向，例如給予母親產假，其意義在於養育下一代是具有價值。雷教授亦提到，當我們談論整全家庭時，亦需顧念世上有不同形式的家庭，我們慶祝整全家庭，同時要擁抱多元的家庭模式。

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主席司徒永富博士，在〈職場家庭友善政策〉的主題演講環節中，展示了一個基督徒管理者如何將基督信仰的信念融入職場友善，實踐信仰中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讓員工在職場中既能發揮獨特的才能，亦能在當中找到幸福感及安全感。司徒博士分享，在眾多的因素中，薪金並非留住人才的最主要因素。僱主不必太在意短期成效，當僱主真心關心員工，看見他們的付出及努力時，員工也會關心公司所重視的。司徒博士強調自己僱用的是有神形象的整個人，而非一件工具。既然基督信仰以人為重，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基督徒主管的責任便是「充分發揮人的長處, 而不是改造人。」看似日常的管理工作，其實可以很神聖，只要企業真心關懷人、尊重及成全員工、配合友善的家庭制度，以及公平薪資與獎金制度，員工感受到公司的用心，結果便是公司「留得住人心，也留住人才」。員工需要愛與尊重，這是任何期望建立友善文化的機構不可忽略的要素。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在〈家庭友善文化實踐之路〉的主題演講環節中，同樣強調以人為本，重視同工個人和其家庭的需要。他指出家庭友善政策的重點不在於成文的規定，而在於信念；只要有堅定信念，即使很困難也能落實。家庭友善政策談的也不一定是金錢，而是看有沒有「心」。蔡總幹事接著談到，雖然聖經教導信徒要愛神勝於一切，上一代的華人牧者亦因而毫不計較地投身事奉，但他提醒不要把優先次序誤認作為只能二選一的是非題。忽略家庭的教牧，或會面臨婚姻問題，又或子女對教會反感等狀況。教牧同工可以好好休息、享受神所賜的美物，因為神創造人的心意便是要人快樂並且有果效地影響世界。至於作為基督教機構的領導人，他認為機構若有能力，應為同工爭取合理的福利和權益。除了薪酬，若同工需要照顧家人，只要不影響事先安排的必要工作，應容許彈性上班，調動工作時間或請假。蔡總幹事總結，家庭友善文化能在機構實踐，主要在於：「作為領袖應主動考慮同工的需要；工人應得工價，領袖應主動為同工爭取；作為同工不需為自己而斤斤計較；同工的犧牲是因為需要而不是制度……。」

最後，特別向各位不辭勞苦，在百忙中抽空預備研討會及撰寫文章的講員致謝。另外，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其同工提供音響等支援；亦感謝當日蒞臨的參加者，以及為研討會致開場辭的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諮議小組成員洪子雲博士。

剛過去的暑假，不知大家有沒有趁著假期出行？是「返鄉下」還是到了甚麼地方？現在大家都要「超前部署」，筆者也嘗試避開一些熱門旅遊國家，到了有「歐洲度假天堂」之稱的巴爾幹半島一遊。原以為一個簡簡單單的小假期旅程，結果遊走每個小城中，都發現一點大道理……

對於巴爾幹半島，我們最熟悉的，或許還是停留在九十年代發生的「南斯拉夫內戰」：曾經的「最完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在政治強人鐵托離世後，慢慢走向分裂，當中的「大阿哥」，塞爾維亞的獨裁者米洛舍維奇，為了維持其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對鄰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北馬其頓，以及現在為有爭議的科索沃地區）發起長達多年的戰爭。[1]

但其實只要翻開中學的歷史課本，就會知道這個被稱為「歐洲火藥庫」的巴爾幹半島，歷史從來不平凡。在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族學生普林西普於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開槍擊斃了當時的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奧匈帝國為了報復，而向塞爾維亞宣戰，繼而引發連鎖反應，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要再追尋上去，就要說到希羅文化了。早於公元前四世紀，希臘文化已經延伸到位於意大利對岸的亞德里亞海沿岸。而後來的羅馬帝國更將這地區加以佔領管治，將東部多瑙河沿岸設立帕諾尼亞行省，沿岸則設立了達爾馬齊亞行省，建立城池和商港，實行羅馬殖民統治。在這裡找到最早具規模的古建設，如道路、廣場、競技場、凱旋門、神殿、劇場等，其中最「超前部署」的，可算是劃時代水道工程傑作：儘管看來未必像鬥獸場，神殿那些建築宏偉，但羅馬人工程師設計出巧妙的水道系統，將水源源不絕的引入城市。[2]  而這只是故事的一半：除了引入水源確保飲用安全和環境衛生，周到的羅馬人還同時建設了下水道，用作疏導城市去水。幾千年前，已想到解決水浸問題，不是亡羊補牢地出動「龍吸水」，而是建立下水道，確保渠道暢通，長遠解決問題。

羅馬帝國皇帝戴克里先為這地帶來發展的高峰：他為實行羅馬帝國四帝共治的制度，將亞德里亞海沿岸城市施普利特作為他退位後定居的地方，建有羅馬宮殿。而沿著達爾馬齊亞行省發展，札達爾、普拉、斯本尼克、到最南端的杜布羅夫尼克等相繼設立，成為了繁盛的海港城邦地方。羅馬帝國之後，經歷了西羅馬帝國、查理曼帝國、拜占庭等帝國統治，也備受東方的蒙古人與鄂圖曼帝國入侵，經歷動盪與繁盛的交錯發展。

時間一轉到了十五世紀，這裡迎來另一位統治者與高峰：崛起於意大利的威尼斯，從匈牙利國王手中得到亞德里亞海沿岸的控制權，建立了空前龐大的貿易帝國，當地出產的木材、橄欖油、松露、海鹽成為威尼斯與世界貿易的龐大資源。另一邊廂，由杜布羅夫尼克為基地發展起來的拉古薩共和國，成為當時亞德里亞海中唯一能與威尼斯匹敵的城邦。雙方的競爭持續多個世紀，直到橫掃歐洲的拿破崙將它們一一佔領（而拿破崙帝國也很快崩潰），結果巴爾幹地區輾轉落入了哈布斯堡王朝手中，直到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才獲得了獨立的機會，之後就是二戰和南斯拉夫的歲月了。

一口氣說了這麼多歷史，其實就是體現在那裡的生活日常。走進那裡的城市海港，隨時在一條街道上，看見由希羅時期的建築、中世紀的城堡，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堂、奧匈帝國時期的新藝術建築，最後就是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影響，類似蘇聯『克魯曉夫樓』風格的簡約公共建築。這樣不同時期的建築看似「共冶一爐」，卻又錯落有致地並存，歷史本來就是錯綜複雜，混成一體，變成了亞德里亞海地區的獨特特色。

而這可不說笑：這裡既有豐富的歷史，經歷了不同時代的霸權統治，同時也經歷了數不清的戰亂、天災人禍（大家最熟悉的南斯拉夫戰爭，是由1990年代開打，斷斷續續到2001年左右才落實停戰），但其實除了幾處刻意留下的戰爭遺蹟之外（如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當年被誤炸的中國大使館），基本上已找不到當年的戰爭痕跡。相反地，在亞德里亞海沿岸，原來的達爾馬齊亞行省所屬的各個城市，自希羅文化以來，歷代的古舊建築，都是好好的保存著——由前述的羅馬皇帝戴克里先皇宮，到古城牆、下水道、競技場、神殿、教堂的，當中不下過千年的歷史建築，到今日仍在使用——皇宮變成了民居，古城依舊，城牆健在，教堂如常有信徒禮拜，競技場不再成為鬥獸場，搖身一變成為演唱會主場。當地人笑說：「你們到羅馬看到的大多是遺跡，我們這裡卻是日常生活；在羅馬你聽到的是『我們曾經…（We were）』，在這裡卻是『我們現在…（We are），其實，我們要比羅馬更羅馬…」

好好地活下來，努力活著，原來就是在亂世之下的超前部署。曾經嘗試去問問當地人對戰爭的看法和影響，得到的答案很有意思：「嗯，大家或許都上了一課，人們愈去高舉的（如當年塞爾維亞高舉的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結果消亡得最快；人們以為會帶來很大影響的（如戰爭的破壞），你看？其實戰爭都已過去三十多年了，大家好好活著，記著自己的歷史故事，知道彼此，和而不同，然後繼續好好生活，其實這就足夠了。」

想起在波斯尼亞首都薩拉熱窩中的一個戰爭遺跡「希望隧道」。在南斯拉夫戰爭期間，塞爾維亞軍隊曾經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首都薩拉熱窩包圍了足足三年七個月。整個城市被塞軍隔絕，狙擊手在山上瞄準城內居民，只要一有活動就被狙殺（是的，當年鄭秀文的首本名曲《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故事正是出自這場戰爭），沒有物資可以供應，也沒有一人可以平安地逃出。後來幾經努力，波斯尼亞人花上四個月時間，在機場地底修建了一條800米長的隧道，將城市與聯合國控制的機場外的波斯尼亞自由領土連接起來，這條「希望隧道」，名副其實成了人民賴以維生和逃生的唯一希望。[3]

而這希望隧道，其實是建基於一所尋常平民家庭的房子裡。這家人秘密地、勇敢地承擔了開通秘密通道，由始至終，包圍塞軍雖然知道薩拉熱窩明明不斷得著支援，但直到他們被打敗撤退的一刻，他們仍找不上這條希望隧道。房子今天已改建成隧道博物館，外牆保留著當日炮火的痕跡。活到最後，不只超前，而是超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