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否篩選是當前香港社會撕裂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除了選舉，隨著醫學科技的長足發展，在生命和倫理議題上我們其實也要面對不少無法逃避的篩選問題，例如人工受孕、優生學和墮胎。究竟我們有沒有權、或者應不應該篩選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的性別、健康、智慧、身材、樣貌、天賦，以至各種特質，更符合為人父母者的期望？又或者我們究竟可以篩選到甚麼程度？有沒有一些界線是我們不應逾越的？
對於基督徒來說，這更牽涉到教義和神學的問題，究竟生命從何時開始、胚胎有沒有靈魂等？當大家打算進行任何篩選之前應該先停一停、想一想，因為影響愈深遠的決定，應該以愈審慎的態度去處理。隨著科學的進步，人在面對生命時的影響力亦愈來愈大，我們更應該以一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態去面對，因為這些決定往往是對另一個或多個生命有極其深遠影響的。所謂權利往往是相對的，我們總不能只顧自己的權利，而忽略了他人的權利。
一家在海外註冊的證婚公司公然在香港報章以「生男生女，由你決定」作招徠，大賣試管嬰兒「服務」廣告。不只是試管嬰兒，代孕也是另一種常見的「服務」。早前發生的泰國代孕母事件，使我們不得不驚覺在這去道德化的世代裡，原來代孕已在某些國家成為一種「產業」。在自由至上的原則下，一切都如同一種選擇：客戶選擇花錢找人提供服務；勞務者則考慮金額是否能夠接受。一旦雙方都同意合約條款及沒有傷害第三者的情況下，交易便生效。不過，假如這種以自由至上的原則為金科玉律的話，為何商業代孕這種「服務」只是集中由發展中國家提供？
商業化辱人格
生育是不少夫婦的願望，渴望膝下有兒，弄兒為樂，又或延續香火，繼承祖業，但並不是每對夫婦都能成功懷有下一代。據統計，每六對夫婦，便有一對有不育的情況。[1] 隨著年齡增長，女性不育的機會率便相對增加，年過40的婦女尤甚。
在正常的自然受孕過程，男性在女性體內射精，精子沿著輸卵管前進，尋找卵子並與之結合為受精卵，受精卵在子宮壁上著床（Implantation），發展成胎兒。懷胎十月後，新生命就誕生。如果男方的精子活躍度不足、精子數量稀少，或女方的卵巢機能不全、內分泌失調而引致排卵異常等因素，都會導致不育的情況。
現時香港有關人類生殖科技的各項活動受《人類生殖科技條例》監管，包括任何人士如欲進行《條例》下的有關活動(包括提供生殖科技程序、進行胚胎研究或處理、儲存或棄置在或擬在與生殖技術程序或胚胎研究有關連的情況下使用的配子或胚胎)。
威爾斯親王醫院婦產科顧問醫生兼中大婦產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張麗冰醫生認為有關法例較為保守，雖然可防止在沒有醫學原因下選擇嬰兒性別或優生，但對學術研究可能不太有利。優生學一般可分為預防性及演進性，香港主要都是預防性及治療性，演進性在香港暫時不容許，有時醫生會按臨床的專業判斷，為病人選擇健康的胚胎，增加成孕率，減低小產機會。例如太太有慣性小產，年紀較大或有遺傳病等等情況時，醫生會按需要，但絕非優生。因此，這方面的倫理爭議性較低。
一般而言，不健康的胚胎都會自然流產，醫生如預先發現胚胎有一些疾病或極可能不能著床，便不會將該胚胎植入女性體內，做法都是從病人的益處著想，而不會幫助不育夫婦篩選優生。
世代不斷變遷，都巿化、教育制度變革、男女平等及社會發展等因素令香港人整個生育模式改變。上幾代年青人十五六歲就結婚生子，今時今日生育年齡急速延遲，香港女性幾乎成為全球最遲生育的地區。不過，由於生育科技的進步和提升，雖然很多人愈來愈遲婚，仍願意冒險做高齡產婦。
根據統計處的數據，香港首次結婚年齡和女性首次生育年齡均上升，女性首次生育年齡中位數，由1981年的25.1歲，延後至2013年的31.3歲。(見表一) 而這亦與女性教育程度上升有著一定關係。在2013年，15歲或以上女性中有66萬人教育程度達專上教育 (學位課程)程度，遠較1986年的5萬人多。[1] 可見女性的結婚及生育年齡隨著她們的學歷上升，工作機會上升而延遲。
表一：女性首次生育年齡中位數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詩127：3，現代標點和合本)」
對於基督徒來說，能夠自然懷孕生子是上帝的恩典與祝福；然而當夫婦已婚一段日子仍膝下猶虛，當中那份心急可想而知，體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的技術成為了他們在無奈與失望當中的一個選擇。為了能更立體思考人工生育的議題，筆者走訪了婦產科專科醫生董曉方女士，以及香港科技大學客座教授吳庶忠教授，嘗試從醫學及生物科技學的層面進行探討。
人工生殖科技日趨成熟，今時今日往往不再是問能不能做到，而是應不應該做。當中的倫理探討非常豐富，而且是不斷發展下去的，有關討論更會直接影響國家如何制訂法例以平衡爭議。但科技議題的討論層面可以很闊，筆者嘗試不提供單一答案，而是從使用科技者的角度出發，深入淺出地探討人工生殖科技的種種倫理問題。
不少情侶經過戀愛，然後進入婚姻階段，生兒育女及種種與之相關的事情很快會成為他們考慮的問題。當有些夫婦掙扎是否要生小孩時，也有不少夫婦卻因不育而煩惱，甚至希望進行人工受孕。決定或不決定生育，甚或是否進行人工受孕，背後牽涉了種種倫理道德及信仰的關注。因此在面對各種選擇，作為信徒的已婚夫婦除了從自身處境作考慮，更可多行一步從信仰及神學層面出發，思考相關問題，然後才下決定。筆者訪問了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副教授李耀坤博士，他會與我們討論與生育相關的神學問題。
夫婦二人成為一體，二人生命結連在一起，新生命也從這一體而出。一切看似理所當然，但事實並不如此。當準父母懷著興奮心情迎接小生命時，卻發現小生命罹患疾病，甚至胎死腹中；又有夫婦極渴望懷有兒女，久經努力仍然落空，甚至不惜一切試盡所有方法。在面對這些處於生育十字街頭的夫婦，教會及牧者可如何與這些弟兄姊妹同行？
身為新界西院牧事工顧問的陳一華牧師，這些年來見到不少準父母的心情由天堂掉至谷底般，原因在孕婦於懷孕初期發現小嬰兒有不尋常狀況。「媽媽通常在懷孕初期的檢查中便會發現小嬰兒出現問題。比較常見的情況有：發現嬰兒患有唐氏綜合症，或是發現嬰兒沒有動靜，即胎死腹中；甚或較不常見的會發現BB沒有了頭骨，就如我女兒的小嬰兒那樣。」
商討經年的佔領中環行動終於在9月28日零晨打響了抗命時代的第一炮，在警方87枚「催淚彈」和大量近距離胡椒噴霧的鎮壓下，這場民主運動被西方媒體冠上「雨傘革命」的名號。這場持續多日的抗爭行動和過往有著顯著分別，例如沒有明顯及全面的領導者、新媒體的充份配合、新式的文宣攻防戰、游擊戰略運用等等，堪稱揭開香港社會運動新的一頁。
西方媒體將這場抗爭運動命名為「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 ，甚至中國的國家領導人亦稱之為「顏色革命」。不過，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黃洪卻在10月3日連同一批學者聯署指出稱這場運動為「雨傘革命」並不準確，應改為「雨傘運動」，以避免刺激中共神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