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觸同性戀這個議題二十多年，深深感受不少支持或反對的人士對有關議題都是一知半解、道聽塗說、而且許多言論都是感性多於理性，將一些個別例子無限放大，以偏概全，甚或惡意醜化對方，其實無論將支持或反對同性戀的人士妖魔化都不是誠意和理性討論問題的有效方法。多年以來明光社和不少同路人在討論同性戀問題的時候，都呼籲大家要明白同性戀傾向、同性戀行為、同性戀者和同性戀運動是有區別的，應分開來討論。
首先是同性戀傾向，不少支持同運的人士一直強調同性戀的傾向（即喜歡同性）是天生和不能改變的，其實從來沒有權威的科學研究可以支持這一點，反而有不少輔導個案發現一些同性戀者的性傾向與個人的氣質和成長的經歷有密切的關係，與其說是天生，更準確的說法應是情不自禁，是當事人的自然反應。不過，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由於罪的影響，人不論是天生或者後天形成的傾向或習慣不一定是對的，例如饞嘴、好色、貪財、自私或暴躁等等。有些行為會為人帶來不良的後果，例如暴飲暴食、濫交、高危的性行為（如肛交）、賭博等，雖然並沒有違反法例，但並不表示是值得肯定的行為，更遑論要給予一些珍貴的社會資源去鼓勵這些行為。
剛出爐的施政報告顯示政府的確想有點作為，解決香港一些基層人士的困難，以及改善經濟的情況，不過，有些開源的建議卻不敢恭維，特別是有關大幅降低烈酒稅和推動賽馬旅遊，恐怕只會得不償失，更向青少年傳遞錯誤的價值觀，長遠令香港有邁向賭鬼和酒鬼之都的風險。良好的施政，必須要有清晰的理念，讓市民能夠明白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候的基本立場和原則，並且在不同範疇的政策皆有其連貫性，不會自相矛盾，自圓其說，否則會令市民認為政府的政策只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著眼於眼前利益，做好任內的成績表，罔顧香港的長遠利益。
一直以來，對於一些影響市民（特別是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事物，那怕有部份市民很喜歡、甚至會帶來豐厚的利益，若果即時會產生嚴重和深遠不良影響的，政府都不會見錢開眼，而會採取全面禁止的政策，例如對待毒品和一些淫褻的色情物品，因為現實告訴我們毒品帶來的禍害，甚至足以亡國；而變態色情資訊的氾濫帶來的性罪行增加，以及因性觀念扭曲而帶來不良的社會風氣，對青少年和兒童造成很大的傷害，大家只要看一下一些西方國家近年將大麻合法化對社會和青少年帶來的不良影響，以及性解放思潮導致的婚姻破裂和家庭瓦解，便應該明白何謂飲鴆止渴。
這個世界愈來愈令人啼笑皆非，因為不同的意識形態都在矯枉過正地追求政治正確，很多時令人在說一句簡單的話之前都要戰戰兢兢，若未經深思熟慮隨口說出一些政治不正確的話，便會惹來一身麻煩，嚴重的甚至會斷送了前途，惟有跟大隊是較為安全的。大家不要以為只是在一些較為專權的社會才會出現這種情況，在不少西方自由社會其實也有不少基於政治正確的禁忌，而作為信徒，教會的圈子也不遑多讓。
今時今日的香港，在國安法和煽動罪等等的陰霾底下，批評政府會否令人產生仇恨是十分主觀及抽象的，令市民和傳媒若要批評官員，特別是國家領導人的一些言行或觀點，成為了政治不正確高風險的行為，加上現時的官場和政治氛圍已愈來愈內地化，往往當領導人或上級機構有甚麼重要講話或議決之後，便要搞甚麼學習班和研討會，一些官員和受資助的機構除了要交人頭出席之外，更要發表學習的心得和感想，努力揣摩上意，為了表達忠誠，很容易便成為了爭相討好上級的馬屁大會，令人想起金庸小說《天龍八部》星宿老怪丁春秋的弟子，如何日日夜夜喊著「星宿老仙，威震天下，神通廣大，法力無邊」，若有一天大批教牧同工都像參與查經班或培靈會般出席這些聚會和表態的話，情何以堪！
2024年6月28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舉行了一年一度的研討會，約有120人出席了聚會。當日的聚會得以順利完成，有賴各位講員不辭勞苦，在百忙中抽空預備簡報及為文集撰文，黃偉康博士更是自費從美國遠渡來港，特此致謝。另外，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亦感謝當日蒞臨的參加者。現在讓我們重溫當日的精華片段。
近日不少香港人都十分留意有關選舉的新聞，雖然這些選舉都與我們無關，而是有關英國和法國的國會選舉，以及美國總統選舉前哨戰。西方民主國家的國會和國家領導人的選舉有幾點最值得欣賞，包括，第一，成年的公民人人有份參與，反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個人的出身和背景如何，在選舉制度之內都有同樣份量的一票，毋須篩選、難以操控，人人都有權按自己的意願選擇最能夠代表自己想法的候選人，「有得揀先至係老闆」，若果只有選舉的形式，而很多有意參選的在野或異見人士都會被不合理地篩走的話，這根本就不是公平公開公正的選舉，而是鳥籠式的民主，只供觀賞，並無實效。
加拿大癌症協會最近向LGBT的群體道歉，並且順應他們的要求，將子宮頸改稱為前洞，因為一些女跨男（即是原生性別是女性、沒有做過任何變性手術，但自認為男性的人士），以及一些認為性別並非只有男女二元的人士，對子宮頸這個女性專屬的名詞有抗拒，因此要求改名。有關群體提出的理由本來已有點荒謬，但更荒謬的是一些專業團體竟然為了極少數人的個人感受，而願意在專業上作出妥協。性別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議題，所謂政治正確已取代了常識，凌駕了常理，令一些荒謬的現象變成好像理所當然的真理。
若果大家看到一位身高5呎的男士，他自稱有6呎，大家會認同嗎？一位紅鬚綠眼的白人，硬要說自己是黑人、印第安人或華人可以嗎？一個8歲的小童強調自己是18歲，大家會讓他買煙買酒嗎？一個不學無術的人可以自稱為博士嗎？大家明明見到一名女士，但卻要叫她做先生，否則便是冒犯，這樣合理嗎？是否以後見到任何人都要先請教對方究竟是先生還是小姐，甚至兩者都不是？還有就是有些人堅持性別是流動的，今天對方自認是先生，難保明天不會認為自己是小姐，每早晨當事人的稱謂都可能是新的，大家是否需要將經驗和常識通通放在一邊呢？萬一對方不認同自己是人類，而認為自己是雀仔或金魚，我們又是否應該尊重對方，讓他隨心所欲跳出窗外或跳入大海呢？究竟是主觀的認同和感受重要，還是客觀的常識和標準重要呢？
要評價一個官員或政府的表現，主要是看其誠信和工作成效，而誠信是一個領袖最重要的品格，即是言而有信，正所謂民無信不立，若果為政者不重視自己的承諾，便會失去市民的信任，那麼日後要推動任何有爭議的政策都會困難重重，因為人民根本不知道官員甚麼時候是下定決心、言出必行；甚麼時候是信口開河、敷衍了事。於是政府日後就算公佈了甚麼重大決定，只要社會上有爭議，大家都會抱著觀望態度，先花時間觀察一下政府究竟是準備迎難而上，還是將會知難而退？當然今時今日在香港，除了要觀察政府，還要觀察立法會的議員，為甚麼可以隨時變臉？通過法例時就強調自己是民意代表，推倒法例時又聲稱是順應民情，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千錯萬錯都是官員的錯，尊貴的議員就是不會錯。
1984年因應香港將要回歸中國，一群關心香港的教牧同工發表了《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簡稱《信念書》，轉眼已經40年，最近《時代論壇》邀請不同年代的教牧作出回顧，《信念書》發表的時候，我是一個剛投身教育事業的中學老師，深深感受那個時代香港人既興奮亦不安的情緒，也和許多在當時決定繼續留在香港的弟兄姊妹一樣，希望能夠在一個不平凡的時代，成為歷史的見證人，盡上自己的本份。
40年原來可以過得那麼快，正如詩篇九十篇4節所說，在神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而時代的變化許多時都並非我們能夠準確預測，更莫說要發揮甚麼巨大的影響力，要評價《信念書》，最重要的不是它有沒有改變了以後香港教會、甚至香港社會的發展，而是在它背後的教會和牧者，有沒有盡上了自己在那個時代的本份，因為歷史的發展並不掌握在我們的手中，我們能夠掌握的是自己對時代的回應，教會如是，個別信徒亦如是，個人認為發起《信念書》的一群教牧同工，已經盡了他們的本份，按著他們對信仰的理解，呼籲眾教會和弟兄姊妹起來關心香港教會和社會在九七年前後面對的挑戰。
我們常常都好像活在平衡時空，明明見到同一件事，不同人的觀感卻有極大的落差，當然這個世界睜著眼說瞎話的人一定不少，但更多的情況可能是不少人只將話說了一半，報喜不報憂、或是報憂不報喜，雖然雙方所說的話都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在對方的眼中自己說的話卻好像是生安白造、胡說八道，因為自己的觀點似乎被對方完全抹煞了，當一個人的感受完全被漠視的時候，那種難受、甚至憤怒自然就會很強，無論對方其他的看法是否有道理，也會覺得是橫蠻無理，這也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香港社會一直無法突破僵局的重要原因。
2019年香港社會陷於十分嚴重的撕裂，暴力衝突與1967年的暴動同樣震動所有的香港人，也粉碎了香港多年以來一直引以為傲，即使超過一百萬人上街仍然秩序井然、並無任何破壞活動的美譽，也令不少香港人一直堅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爭取民主人權的時代告一段落。雖然雙方都將造成嚴重社會撕裂的責任推給對方，但大家撫心自問，自己真的沒有任何責任嗎？當法庭陸續判一些曾參與衝擊的市民入獄的同時，究竟有哪一個被指使用過度武力的執法人員要受紀律處分？或者處理失當的高官要問責下台呢？當大家指責對方使用暴力的時候，有為自己的暴力好好反省嗎？
公帑來自全體市民，應該用於服務全港市民，公帑不是某個政黨、政客、甚至官員的個人財產，不是用來建立個人的政績和人脈關係。社會上不同的團體若能為市民提供不同的服務、以及發揮不同的社會功能，就算使用公帑也是合情合理的，這並不是政府的恩賜，更不是用來支持某一屆政府建立政績的工具，市民才是使用公帑團體的真正老闆，是否對市民有益和向市民問責才是一間機構能否使用公帑的最重要指標。若果政府將珍貴的公共資源，分派給一些基本上沒有任何服務理念和專業水平、沒有地區和相關的人脈關係、沒有往績可參考的機構，就是濫用公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