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

不想回憶、未敢忘懷。雖然人生應該不斷向前看，作為基督徒，更應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不要成為手扶著犂向後看的人。不過，不要讓過去阻礙我們向前，並不代表我們就不理會過去，不努力去完成未實現的夢想；未完成的責任，因為「記住」其實也是一種責任與承擔，人生難免會犯錯、會受傷、會遇上災禍，若忘記深刻的歷史教訓，不斷重蹈覆轍，不單可憐、更是可悲。經歷過八年抗戰，有親友被日本皇軍殺害的上一代，你叫他們如何忘記？正如經歷過文革，曾經被批鬥，有親友被迫害、甚至死亡的，你叫他們如何忘記呢？ 

八九六四是我們那一代香港人無法忘懷的經歷，許多人曾經在八號風球冒著橫風橫雨，全身濕透仍然坐在新華社門外請願；兩次百萬人上街聲援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以及與全球華人一起爭取民主；以至六四之後在跑馬地馬場充滿悲情的黑色靜坐。香港人無法忘記是因為不少人曾經十分積極地關注和參與，而且曾經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可以看到國內和香港的轉變，但最後卻以沉痛的鎮壓和追捕，將本來和平地追求民主的學運定性為動亂告終！以百萬計曾經積極關心事件的香港市民，早已被烙下難以忘懷的烙印。不能忘記不僅是因為悲痛，更重要的是要為死難者和他們的家屬討回公道。 

無論社會、家庭和教會，在經歷去年的社會運動之後，都出現很大的撕裂，而不少的調查都發現愈來愈多香港人感到抑鬱。究竟社會運動對香港基督徒在心理健康和靈命方面有幾大影響呢？若果要重建一些已經撕裂的關係，有甚麼方向是最值得我們留意的呢？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委託了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6至9月進行調查，成功收回的有效問卷 超過1,000份。 

今次調查結果，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很多受訪的基督徒本身的政治立場加上願意行動，會影響他們對其他人的同情關懷，當他們對人愈有同情心，就感到自己與神和身邊的人關係愈好，焦慮愈少，可以說是自我感覺良好，不過，問題是他們往往沒有易地而處了解其他持不同意見的人的想法和處境。同理心十分重要，但單憑同理心去推動我們關心社會是不足夠，甚至有些危險的，因為有些人面對困境，可能是社會制度和政策的問題，亦可能是其他人的罪行，或者他們自己犯錯，我們不能夠不加分辨就完全無條件地站在所謂弱勢的一方，因為從信仰的角度，所有人都是罪人，弱勢和貧窮的人值得同情，但不等於他們提出的訴求，以及他們所做的就一定正確，必須支持。 

中大亞太研究所最新一項電話調查發現，有近四成四受訪市民表示如果有機會將會打算移民，而在打算移民的市民之中，有大約三分一近期已經有為移民做準備。 

過去幾年社會運動引起的社會撕裂和暴力衝突，令到不少市民對香港的現況不滿，而在今年港區國安法頒佈之後，中央和特區政府一連串的行動，亦令不少人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及宗教自由的前景感到憂慮。失望、恐懼、尋求更好的生活、或者有新的發展機會，通常都是一個人、甚至一家人決定移民的理由。九七年前香港已經經歷過一次大量中產、有學歷、有財力的社會中堅份子移民的衝擊，想不到今日我們又要再次面對，而教會亦都首當其衝。 

香港教會一般比較中產、有能力移民的人不少，而且中央對宗教自由的看法、以及近年來拆十字架、加強限制教堂以外的宗教活動、打擊家庭教會、以及拘捕一些敢言的牧者，都令不少的教牧和弟兄姊妹感到憂慮，教牧和信徒有移民打算的人相信不會比一般市民少，問題是教會想不想正視這個敏感的話題。 

最近因為有基督徒高官不斷要求公務員宣誓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令我自己感觸良多，因為我在香港電台做過10年公務員，雖然已經離職多年，但心裡面仍然很懷念作為一個公務員記者的種種經歷，亦很慶幸自己當時遇上的一個能夠放膽履行記者職責，求真相、講事實，對政府施政亦可公開讓不同人士是其是、非其非的年代，我一直相信自己是一個忠於職守的公務員。 

我是主修中文的，我自己熱愛中國文化、歷史和哲學，對中國有一份很深很深的感情，無論過去或是現在，從來無一刻想過要否定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好慶幸我在97年之前加入公務員的行列，當時英國政府沒有強迫我宣誓效忠英女皇或者大不列顛，否則的話，我應該不會做公務員。我認為公務員的效忠是指忠於職守，服務的對象是全體香港市民，要以香港整體利益為重要的考慮，而不是對上司的愚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