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

無論社會、家庭和教會，在經歷去年的社會運動之後，都出現很大的撕裂，而不少的調查都發現愈來愈多香港人感到抑鬱。究竟社會運動對香港基督徒在心理健康和靈命方面有幾大影響呢？若果要重建一些已經撕裂的關係，有甚麼方向是最值得我們留意的呢？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委託了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6至9月進行調查，成功收回的有效問卷 超過1,000份。 

今次調查結果，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很多受訪的基督徒本身的政治立場加上願意行動，會影響他們對其他人的同情關懷，當他們對人愈有同情心，就感到自己與神和身邊的人關係愈好，焦慮愈少，可以說是自我感覺良好，不過，問題是他們往往沒有易地而處了解其他持不同意見的人的想法和處境。同理心十分重要，但單憑同理心去推動我們關心社會是不足夠，甚至有些危險的，因為有些人面對困境，可能是社會制度和政策的問題，亦可能是其他人的罪行，或者他們自己犯錯，我們不能夠不加分辨就完全無條件地站在所謂弱勢的一方，因為從信仰的角度，所有人都是罪人，弱勢和貧窮的人值得同情，但不等於他們提出的訴求，以及他們所做的就一定正確，必須支持。 

中大亞太研究所最新一項電話調查發現，有近四成四受訪市民表示如果有機會將會打算移民，而在打算移民的市民之中，有大約三分一近期已經有為移民做準備。 

過去幾年社會運動引起的社會撕裂和暴力衝突，令到不少市民對香港的現況不滿，而在今年港區國安法頒佈之後，中央和特區政府一連串的行動，亦令不少人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及宗教自由的前景感到憂慮。失望、恐懼、尋求更好的生活、或者有新的發展機會，通常都是一個人、甚至一家人決定移民的理由。九七年前香港已經經歷過一次大量中產、有學歷、有財力的社會中堅份子移民的衝擊，想不到今日我們又要再次面對，而教會亦都首當其衝。 

香港教會一般比較中產、有能力移民的人不少，而且中央對宗教自由的看法、以及近年來拆十字架、加強限制教堂以外的宗教活動、打擊家庭教會、以及拘捕一些敢言的牧者，都令不少的教牧和弟兄姊妹感到憂慮，教牧和信徒有移民打算的人相信不會比一般市民少，問題是教會想不想正視這個敏感的話題。 

最近因為有基督徒高官不斷要求公務員宣誓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令我自己感觸良多，因為我在香港電台做過10年公務員，雖然已經離職多年，但心裡面仍然很懷念作為一個公務員記者的種種經歷，亦很慶幸自己當時遇上的一個能夠放膽履行記者職責，求真相、講事實，對政府施政亦可公開讓不同人士是其是、非其非的年代，我一直相信自己是一個忠於職守的公務員。 

我是主修中文的，我自己熱愛中國文化、歷史和哲學，對中國有一份很深很深的感情，無論過去或是現在，從來無一刻想過要否定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好慶幸我在97年之前加入公務員的行列，當時英國政府沒有強迫我宣誓效忠英女皇或者大不列顛，否則的話，我應該不會做公務員。我認為公務員的效忠是指忠於職守，服務的對象是全體香港市民，要以香港整體利益為重要的考慮，而不是對上司的愚忠。 

過去一年，大家有沒有為了一時的不滿、怒火、甚至義憤，講了或做了一些傷害了自己和其他人的事呢？大家在做任何決定、講任何說話之前，有沒有先好好坐下來計算代價呢？還是為了做一分鐘英雄；為了一時的衝動；或者為了出一啖氣，而做了一些會令自己後悔、或者自投羅網、作繭自縛的事呢？ 
 
路加福音十四章28至32節提醒大家「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見的人都笑話他，說：『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嗎？若是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 
 
當然，講了一些話、做了一些事，為自己帶來麻煩，並不等於一定就是做錯了，因為，很多時做應該做的事，講應該講的說話，都不一定會有好的結果，但馬太福音五章37節亦提醒我們，「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 。」我們是否說一些話，做一件事不能單憑後果來決定，而是要跟隨主的心意，不能違背一個信徒應有的原則。 那麼路加福音十四章想提醒我們甚麼呢？我想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要計算代價，權衡輕重，懂得分辨甚麼是不能不做，以及避免無謂犧牲，誤己誤人。
 

政府決定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行政長官和政務司司長強調沒有政治考慮，若果他們沒有講大話，那便暴露了過去幾年為何政府的施政會引起那麼強烈的社會震盪，令香港陷入如此嚴重的官民對立和社會撕裂的原因，因為從政的人若沒有政治考慮、或者不懂得考慮政治後果，恐怕不是好心做壞事，就是有勇無謀。當然，最重要的是先搞清楚大家心目中所謂的政治考慮究竟是甚麼？ 
 
若果政治考慮是指政治人物在採取某些行動或者作出某些決策時，只是為了確保自己、或者所屬的團體的政治利益為優先考慮，例如政治權力、管治威信、議席、甚至個人將來的利益，而不惜損害公眾利益，對某些人造成嚴重的不公平的話，那樣的政治考慮當然不應該、甚至應該譴責。 
 
不過，若果政治考慮是指作出任何決定之前，除了考慮一些客觀的理據，譬如科學和醫學證據、或者經濟和統計的數據等等，但亦都必須仔細考慮社會上不同階層，特別是受影響人士的利益和反應，而作出適當的調整和配套，以及更詳細的解釋，那麼政治考慮是必須的。就好像上個月底政府曾經決定全面禁止食肆堂食，從防疫的角度來說可能是合理的，但從實際運作來說，由於沒有足夠的配套卻是魯莽和失敗的。 
 

這是個令人容易迷失和迷惘的年代，我們有時會由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徘徊在激情和恐懼的當中。過去一年很多人努力不懈，甚至不惜犧牲個人的時間、金錢和前途去參與社會運動，想改善香港，不過國安法的出現令不少人，特別是曾經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市民感到失落，似乎和大家的願望適得其反！不過，更加值得關注的是我們不單只沒有得到我們覺得重要的、外在的東西，例如更多的民主、人權、自由和公義，反而不斷失去一些本來我們擁有和珍惜的、內在的東西，特別是品格、良善、包容和責任感，也許現在是時候讓我們好好思考一下如何繼續走前面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