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

前陣子播畢大結局的電視劇《新聞女王²》，再次掀起劇迷的追劇熱潮。若不與多年前電視作為主要娛樂的黃金時期相比，僅比對2025年播出的劇集收視，此劇便已名列前茅、表現亮麗。此劇之所以能吸引筆者的原因，在於續集不再局限於電視新聞部內鬥，而是進一步聚焦於新舊媒體之間，在「專業精神」、「獨家報道」與「流量爭奪」所展開的激烈對抗，讓劇情更具時代感。劇中情節改編自多宗真實發生的社會事件，亦借資深新聞工作者文慧心（Man姐，佘詩曼飾）之口，道出了當前傳統電視新聞與網媒所面對的掙扎及問題。

劇集觸及的議題十分廣泛，包括：為追逐點擊率及廣告收益而精算新聞內容、探討編採自主是否只是神話、報道如何受媒體立場及視角限制而偏離事實全貌、新聞機構為收視率而刻意呈現煽情及血腥內容，也有觸及自媒體的內容及報道質素參差、AI新聞主播肖像與聲音的版權爭議、記者性命與新聞價值的取捨，以及事實真相如何在演算法下被雜訊淹沒等。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聚焦於劇集與「事實查核」相關的範疇進行探討。

新聞行業本身是沒有「事實查核」這個專屬職位，但查核工作卻是新聞運作的核心。新聞工作者，無論是記者或編輯，為了確保發佈的資訊準確無誤，在內容發表前進行查核，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序，對他們而言，重視真確性等於捍衛專業。正因如此，社會普遍認同專業新聞機構所發放的訊息具備公信力，可以作為大眾行動及抉擇的依據。「依靠收集事實信息，我們建立起對某些議題更深入複雜的認知和信任，並作出理性的選擇。」[1]（曾姿穎等，2024，第104頁）

在劇中，KOL唐芷瑤（陳曉華飾）視Man姐為眼中釘，經常在自媒體網台上直播即時未經查證、甚至是偽造或具誤導成份的短片與資訊，藉此造謠生事。喜歡「吃花生」的網民及Man姐的黑粉（haters）隨即群起響應，不斷湧入Man姐所屬機構「公開平台」（OP）留言攻擊、致電網台辱罵並瘋傳流言。這不單導致OP支持者大幅減少，更加劇公眾對當事人的誤解。此外，劇集結尾亦揭示了另一種資訊操弄，OP記者難以在網上找出富庾基金負責人胡志城（袁富華飾）的真實背景，原因在於相關負面資訊早已被網軍有組織地大量發放正面、清白的資訊所淹沒。

劇集內容雖屬虛構，但所描述的網絡亂象卻真實存在。自媒體為求生存及點擊率，可能發放譁眾取寵、失實內容。作為網民，我們應如何有效進行事實查核（fact check）呢？

網絡上的虛假信息常具備新聞價值要素，如時效性與顯著性（例如與名人有關），並常用客觀語氣，輔以似是而非的數字、相片等「證據」，令人誤以為「有圖有真相」。然而，「有圖有真相」早已不能作為判斷網上訊息真偽的準則。不少為賺取點擊率的「內容農場」會借「權威」包裝內容，即以部份真實內容混入虛假資料誤導讀者；或使用「偷換概念」手法，引述的證據實際上與結論無關，但一般讀者在面對艱深專業名詞或數字時，往往難以察覺其中破綻。

作為讀者，首先應培養好奇心、不盡信、不盲撐的心態，對所見內容抱持求真的精神，並訓練批判思維，建立「冷靜確認查證」的心理機制。面對情緒強烈、立場偏頗的標題，先停下來思考：「這則資訊是誰發佈的？目的為何？是否有第三方證據支持？」

其次，可利用事實查核工具自行驗證：

• 圖片及影片查證：使用Google逆向圖片搜尋或TinEye上傳可疑相片追蹤原始來源。若原始網頁或貼文已被刪除，可透過「網站時光機」（Wayback Machine）找回歷史存檔。
• AI深偽辨識：細看畫面角度是否合理、脈絡是否一致，或使用偵測工具如Hive Moderation上傳相片、聲檔或影片進行查證。

若資訊過於專業或複雜，可求助於專業的事實查核機構。這些機構與傳統新聞媒體不同，更注重資料來源與查核人員的透明度，會公開查核流程供讀者二次驗證，並對內容作出明確判定，且不得與任何政治團體、人物或候選人有關聯，以確保獨立性及公信力。[2]

香港仍運作的事實查核機構：[3]

資料來源︰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解構事實查核》

轉發即表態 分享即責任

看畢《新聞女王²》，深感要成為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實在不易，需具備智慧與傲骨方能生存。作為網民，亦應培養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在點擊分享前先查證，因為轉發代表你認同該訊息，而傳播錯誤的資訊，可能會對個人、團體乃至社會，造成財產損失、心靈受創甚至身體安全的損害。

出身黑道世家的少年立花喜久雄（吉澤亮飾），父親遇害後被歌舞伎名門花井半二郎（渡邊謙飾）收為門徒，與花井家少爺俊介（橫濱流星飾）一同成長為女形演員。喜久雄與俊介情同手足，但後來卻出現才華與血統的競爭。年老的喜久雄最後在舞台上演出華麗悲劇《鷺娘》，終於體會到藝術所追求的美。

日本電影《國寶》由李相日第三度改編吉田修一同名小說，以近三小時，建構出一個悲愴而華麗的歌舞伎藝者的生命故事，同時也在質疑十分重視「血脈」（世襲）傳承的藝術體制。

電影一開始就說明作為黑幫兒子的喜久雄，未必有亡父的膽量或豪邁氣息去承繼黑道事業。反而，他的女形演藝才華被花井半二郎看上，以致不用流離失所，得以在花井家與少爺俊介一起被栽培成才，兩人初登舞台合演《雙人道成寺》便坐無虛席。

但花井家兩少年的命運，卻因為「血脈」問題而折磨了他們大半生。在日本歌舞伎藝術界，成功與青睞往往仰賴「血脈」傳承；無血統者，多努力都只會被人忽略。喜久雄臨危受命並成功演出《曾根崎心中》，獲師父傳位，也導致俊介傷心離家。惟歌舞伎界對演員的品德要求極高，喜久雄因傳出緋聞令地位不保，事業因此沒落。

血脈既是護佑，也是詛咒。俊介失蹤多年後回來，憑藉血統迅速歸位，並襲承家族的聲望，亦獲得獎項肯定。然而，他也遺傳了家族的糖尿病，最終不幸截肢。但這個病卻又令兩兄弟放下心結，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於藝術中互諒互讓，喜久雄甘願飾演男角支持俊介演出《曾根崎心中》，以此來彌補俊介過去的遺憾。

喜久雄曾承認，一直很想擁有俊介的「血統」，為了成功，他不惜「與魔鬼交易」，願意犧牲一切，包括不認自己的私生女、與自己不愛的女人一起。喜久雄追求的完美與聲譽最終如願以償，他是否感到幸福？電影沒說。不過，在最後舞至氣絶之際，他終於看到那讓他心動一生的「景色」。

在2025年的今天，香港人面對的壓力似乎從未減輕。在不同社會、生活處境中，層層疊加的挑戰，負面情緒如未能自我覺察及疏導，可能會引致焦慮或抑鬱。在網上有不少年輕人亦會於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崩潰邊緣」的日常：失眠、易怒、自我懷疑。如曾被這些「情緒怪物」困擾或關心自己情緒的朋友，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今年再版，並曾獲2021香港出版雙年獎心理勵志類「出版獎」的好書： 《做自己的情緒管理師：20個負面情緒管理法》（增訂版）。讀者不單可以使用這本書作為「自療手冊」，用以覺察、分辨、自測、調整，亦可用作「抗逆『情』書」，幫助大家了解各種「逆」情（負面及消極的情緒和感受），多了解自己的情緒，主動成為自己的 「情緒管理師」，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放負」，排解負面情緒。

輔導心理學部成立於2006年，著重預防主導（Preventive Work）、身心和諧模式（Wellness Model）。而此書為他們出版的頭炮，由多名專業心理學家聯手撰寫，將20種常見負面情緒分為四個「情緒家族」，提供實戰指南：焦慮家族（焦慮、恐懼、強迫、羞怯、緊張、沒有安全感）、抑鬱家族（抑鬱、沮喪、悲傷、孤寂感、麻木）、憤怒家族（憤怒、憎恨、矛盾、內疚），以及困惑家族（沒有希望感、失望、無助、悶/無聊、空虛）。每種情緒都配有「自測表」，讓讀者快速篩查自身狀況，接著更提供應對方法、出現這情緒的原因，與如何預防及注意的建議；並且會於家庭層面、學校層面及職場層面給予不少應用例子。對於支援家庭成員情緒需要和維繫關係、關注在學青年情緒及在職人士面對不同的壓力情境等，都很有幫助。

近年青少年沉迷網絡或手機的問題日益嚴重，本社透過講座及與學校聯繫時，經常都聽到家長及老師訴說，孩子的上網習慣影響到日常生活，甚至對他們的情緒健康及家庭和諧構成損害。

據香港家庭福利會於2024年2月公佈的研究報告指出，於受訪的逾4200位中一至中六學生中，約有11.8%存在網絡遊戲成癮問題，其中男性比例高達14.6%，女性為7.1%；數據亦顯示有36.2%的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而在網絡遊戲成癮學童中，有70.6%表現出抑鬱情緒、有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1]

另外，新成立家長組織「Look Up Hong Kong」於今年10月公佈一份訪問了超過650位香港家長的調查，[2]指現時兒童平均九歲就擁有首部智能手機，超過45%的學童每日使用智能手機超過兩小時。調查也顯示，有逾八成受訪家長指自己曾與孩子在使用智能手機問題上發生衝突。

這些數字反映出，孩子網絡成癮問題，跟個人情緒及家庭關係有互為影響。我們知道在疫情後，青少年都習慣了網上活動，這會令他們更容易遭遇到網絡欺凌，增加心理負擔、焦慮和孤單感。而學童長時間使用電子屏幕產品及沉迷網絡，還可能會招致睡眠失調、注意力不足、情緒變差、易發脾氣，甚至出現抑鬱症狀，進一步惡化身心健康。

不少家長面對孩子終日只顧上網、玩網絡遊戲的情況，既擔心他們忽略學業、胡亂與陌生人聯繫，亦不滿他們與家人減少互動，這種既憂且怒的複雜情感，亦容易令家長在管教子女時情緒失控，使家庭失和，削弱親子信任，還可能加劇孩子在現實世界中的疏離感，於是更加轉向虛擬世界尋求遊戲所帶來的刺激、愉悅，以麻醉真實的不快感受，又或是更熱衷於找網友慰藉心靈。

「推、拉」的成癮因素

青少年沉迷手機或網絡，通常不是單一原因，往往是「推力」（個人成長困惑、學習壓力，或家庭關係不融洽，把孩子推向投放更多時間於網絡）及「拉力」（即網路或遊戲的吸引元素，使孩子沉迷及難以自拔）的結合。以下是一些常見成因：

「推力」因素，可以是一些讓孩子感到焦慮、低落或孤單的事情，這些事情會形成一股力量，把他們「推」向網路世界，以逃避問題。例如是學業壓力，又或是課餘活動沉悶、校園人際疏離，都可能令孩子產生空虛感，驅使他們轉到網絡來尋求調劑及娛樂。此外，若家庭關係欠佳，如父母常爭吵、經常責罵或缺席子女的活動，當孩子沒有機會與家人好好建立關係，而家長又不能理解孩子的心理，甚或只用過於激烈的管教方式，都可能成為「推力」的源頭。

「拉力」因素，網絡裡的遊戲、劇集、短視頻……虛擬誘惑（lure）就像磁石般「拉」住孩子，提供即時滿足和逃避途徑。遊戲的刺激情節、晉級成就感、團體互動，又或於社交媒體（如Instagram、YouTube、抖音）的分享、評論和內容推薦，讓孩子獲得存在感和認同感，比起「現實」，顯然更容易感受到快樂，而且方便又低成本，難怪是他們無聊或遇到壓力時，打發時間及減壓的首選。

總括而言，影響青少年網絡行為，其實有四大因素，[3] 包括：自信心、人際關係、家庭關係及生活樂趣，這些是現實生活。當現實生活一直沒有被回應、孩子「失衡」（Self-imbalance）了，他們就會被「推、拉」因素左右而傾向選擇網絡世界。我們可以想像，假如在現實生活中，孩子的四大成長因素持續無法得到改善、他們無法回復自我平衡，就只會陷入惡性循環，變得愈來愈依賴網絡來獲取生活快感，進一步脫離學校或家庭系統，最終或會出現缺課及隱蔽等網絡沉溺行為。[4]

想減少孩子對網絡的依賴，家長第一步應該與子女重新建立關係。要理解並接納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必然會經歷好與壞的事，思想行為或會受外在環境影響、引誘，但仍要以包容的態度，耐心傾聽和了解他們的需要，給予支持，而非責罵，這樣才可成為他們回到現實世界的「拉力」——在家庭中被理解，找到接納及支持；第二步，家長可與孩子傾談你看到的網癮問題，並表達為此感到憂慮，然後邀請子女一起尋找改善方法（如一起制定恰當的上網時間）。要幫助孩子戒除網癮，唯有透過親子坦誠溝通，有商有量，再攜手尋找出路，這才是上策。

以「迷失在粉紅泡泡之中」為主題的第六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已於10月1日在聖方濟各大學圓滿舉行。一如上屆，今屆峰會繼續以體驗方式進行，與大家一同探索在這個充斥著「粉紅泡泡」的時代，如何拆解那些看似美麗卻一觸即破的泡沫幻象。是次峰會全日參加者接近二百人，超過一半是35歲或以下的職青、年輕情侶，亦吸引不少父母和堂會導師等參加。明光社作為合辦機構之一，製作了「虛擬泡泡　—　在像素洪流中打撈真愛」活動，讓參與者化身成為男性網友，透過結識「網絡女神Jessica」來體驗網上真偽，全日六場體驗有超過一百人參與，反應不俗。

「虛擬泡泡」賽事為見女神一面

「虛擬泡泡」用比賽方式，讓參與者分組飾演五位男子，透過進入網絡系統，模擬登入交友App去結識網絡女神Jessica，以達成各人背後的「目的」。賽事共分三局，分別為網上「文字交流」、「交換相片」，以及「聲音對話」，以淘汰賽進行，勝出隊可以親身見到Jessica。事實上，即使中途被淘汰的隊伍也絕對不會覺得沉悶，單單看著其他隊伍如何出盡法寶、「吹水唔抹嘴」去追求女神，娛樂性、「花生指數」已甚高！

當日明光社共辦六場體驗活動，由於每場的參加者、隊伍組合也不同，因此，彼此間所產生的「化學作用」、體驗亦各有不同。每場最後的分享環節，大家的反思及感受，也反映了網絡「虛擬泡泡」的實況，值得我們關注。

展示美好或偽裝的一面

筆者為當天的主持人之一，觀察到參與者大都願意接受挑戰、投入角色，以及努力執行其結識女神的背後目的（交朋友、找對象、騙財／騙色），而「他們」與女神交流時所營造的人設與對話，都是為了投Jessica所好，很多都不盡不實。

不少參與者分享道，他們為求達到背後目的，在與Jessica交流的訊息中，往往只會展示美好的一面，甚至偽裝成對方喜歡的男士類型，如：有車、有健身、單身、有自己店舖、懂結他、喜歡茶道等文青「假象」來吸引對方。亦有參與者選擇掩蓋自覺「不太好」的背景，如：已婚或離婚的婚姻狀態、住公屋、做保安、有孩子、有女朋友等情況。就算有參與者抽到的目的只是「交朋友」，他們都覺得要先建構吸引對方的人設，不能告訴對方自己是「住公屋」、「做保安」，或是明明有女友，都說自己單身。或許這種網絡上的交友，都不會想得太長遠，覺得若想騙得對方見面，便要先收起自己價值觀上認為「不光彩」、對方可能會介意的事，因此，「真實」與「真我」都不能坦然示人。當然，這與保護自己的私隱、不成為網絡透明人，當中如何平衡，亦值得探討。

交友為尋求關心或開心

另一邊廂，操作Jesssica的幕後團隊則表示，當想被關心及獲得網友回應時，有時會有一種任性，刻意說些自己不開心的事，或誇大自己的需要，以奪得大家的關注和關心，也那管回應者所說的是真是假；而且女神亦想在網上締造「娘娘與兵」的關係，所以同時答應與不同男士會面，以獲得多人的「關愛」。這和其中一位作為教會導師的參與者回應相符，她說現在人們太過孤單寂寞，通過螢光幕發出文字、相片，只要獲得回應，能夠互動，縱使不知對方是誰，都能獲得一種快感。她又謂，雖然頭腦上早已認知有關說法，但透過是次體驗，她能夠親身經歷，有助建立更多同理的感覺。

我們的團隊，很高興能透過這種體驗式的遊戲，讓參與者了解更多青少年於網上交友時的心態，亦讓青少年察覺到在網絡交友時，自己與別人的各樣心理和行為，反思網絡交流的危、機與意義。

性倫理峰會與明光社的參與

基督教性倫理峰會自2015年起，每兩年舉行一次，明光社一直參與其中。最初幾屆，峰會都是以專題講座形式，跟公眾分享當時最受關注的性倫理議題，包括性解放對教育與牧養的挑戰、傳媒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和戀愛觀、理解兩性關係和守護婚姻的重要、以身體神學探討和重塑性別的尊貴等。及至第五屆，峰會改以「體驗」方式，帶領參與者一起走進及探索不同協辦、合辦機構所關注的議題。在去屆，明光社就以「論壇劇場」的互動手法，讓參與者可走上舞台介入劇情，合力緩解影響婚姻關係的壓力及拉扯，亦探討離婚對兒女的影響。

人工智能的威力之所以如此強大，因著背後被灌入龐大數據作為訓練，及不斷作出深度學習及改進，製作出的相片或短片也愈來愈逼真。Open AI 的ChatGPT 一鳴驚人，該公司的Sora 於2024年2月發佈，用家只需要用文字輸入，就可以生成仿真度極高的影片。當筆者於學校講及AI倫理相關的講座裡向學生播放真片及AI生成片時，很多學生都已經無法分辨。

今年10月，最新推出的Sora 2 更加強了短影音媒體功能，能同步與影片生成對話與音效、動作連貫度提升，並有全新社交App用於分享及二次創作，比起上一版本，無論在品質、一致性和多媒體能力上更勝一籌。果然在隨後的幾個星期裡，社交平台的生成式影片爆炸性增長，導致TikTok和Instagram等社交平台充斥著虛假內容，儘管生成式影片原本有浮水印等防護措施，但亦輕易就能被其他軟件移除。

正因為製作虛假內容的便利性提高，沒有標記，平台亦難以偵測，有專家亦因此警告，數位媒體信任會崩潰。生成的虛假影片如能引起網民產生情緒，就可引起社交媒體快速傳播。當人們愈花時間尋找短片破綻，社交平台的演算法亦愈會以為用戶喜歡看這些片，而推送更多這類影片，其長期後果可能是網民會對媒體發放的所有影片，更可能如「狼來了」故事一樣，無論真假都會普遍不相信，不單形成「真假之爭」，更損害媒體的信任度，後患無窮。

參考資料：

〈AI年代：生成式影片潮爆發 真假之爭後患無窮 專家警告假影片氾濫 恐令人不再信真片〉。《明報》。2025年11月10日。

「可惡的他人和可憐的自己」這句說話，早在《被討厭的勇氣二部曲完結篇：人生幸福的行動指南》中出現，書中指出，在諮商（輔導）個案時，很多人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時，總是聚焦在「可惡的他人」以及「可憐的自己」身上，而自己就享受著「受害者」的這個角色，但其實除了這個思考方法，更需要以第三個方向「將來該怎麼做？」去嘗試離開「受害者情結」。

作者蘇絢慧是一位在台灣經驗豐富諮商心理師（Counselling Psychologist），她在2018年出版了《可惡的他人和可憐的自己》，她在書中想要探討的是：什麼樣的心理防衛機制及心理模式，讓生活像無止盡的歹戲，總是重複著「可惡的他人」和「可憐的我」呢？為何又有些人無法停止將自己設定在「善良卻可憐的我啊！」的位置呢？這些的確非常值得探討。

在討論這個課題，作者引述了非常多的個案來說明這個心理現實。其中一個個案講到：一名男子與一名女子表白，而該名女子沒有直接拒絕該男子，然後男子便想東想西，開始認為該女子不尊重自己，故意不表示任何意願，讓他人一直暗戀她、喜歡她，讓人離不開也得不到。作者認為這種不作查核的猜想讓自己陷入內耗狀態，甚至敵視對方，就是典型的視對方為「可惡的他人」，而自己就是「善良卻可憐的我」。

本書非常有趣，如想探索更多個案例子，或對輔導心理學有興趣的人，實在值得一看。

《一念間》於本年6月出版，於剛完結的書展獲得好評，它是一部深入探討自傷與自殺現象的心理學著作，由方婷、黃麒錄、郭倩衡、黃家盈、余鎮洋五位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輔導心理學家共同撰寫。這本書推出不久，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於7月便公佈了有關香港自殺率的最新數據，2024年共有1138宗自殺死亡個案，自殺率為15.10（即每10萬人有15.1人自殺身亡），兩個數字均是自2003年以來最高。

此書以輔導心理學家的視角，通過10個曾徘徊於生死邊緣的真實個案，揭示高自殺率背後人們的心理及精神狀況，探索將人們從絕望邊緣拉回來的「關鍵一念」。書中收錄了10個有關自傷或自殺的個案，當中的內容涵蓋了多重悲痛、被邊緣化的恐懼、校園欺凌創傷、長期的孤獨感、移民抉擇下引發的壓力、照顧者被遺忘的付出、缺乏認同的孤獨感、在破碎家庭中被忽視，還有網絡詐騙及應付升學壓力等情境，除了個案內容，還配上輔導過程、心理學家的筆記等資訊，為不同個案的情況作出了解說及分析，並附以相關理論。

寶貴的是作者們為各種處境提供了「自助五部曲」，讀者們如遇到相似的逆境，也有方法轉念，並作出積極的行動來幫助自己應對挑戰，增強克服逆境的能力。另外，書中亦有對自傷及自殺個案作出心理分析，讓讀者知道自殺行為的成因、機制與發展過程，它又解答了對自殺行為的一些疑問，並提出保護因素，讓讀者可以成為自殺防治的守門人。這本書適合關注心理健康及自殺預防工作的讀者。

	生命熱線調查：近半自殺者家屬創傷超出臨界點　籲同理心陪伴走出傷痛
	(有線新聞．27-5-2025)

有報道指生命熱線於2022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間收集了超過180名自殺者家屬的數據，發現他們普遍面對「深層的心理困難」，包括「強烈的內疚感、反覆探究自殺原因」等，他們平均在「創傷後壓力」上超出臨界點，而報告亦指女性面對壓力反應較男性大。

面對及走過哀傷，相信有不少朋友知道普遍會經過五個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哀傷的時間逾半年至一年時間也屬正常。而致力推動生死教育的黃民牧師所任教的關懷哀傷的課程中，曾分享過自殺者親友所面對的非預期性死亡，是突如其來的，會容易使喪親者產生「不正常哀傷」，因為他們所預期的世界在毫無預警下粉碎，也沒法向逝者道別或完成其心願、衝擊著喪親者的安全感和信心。而外界（醫療或法律）介入事件也容易讓家屬產生複雜性哀悼（慢性化、延遲、誇大、轉向生理症狀或不良行為）及複雜性悲傷反應。

在生命熱線的記者會中有專家指出：「自殺者親友的痛不只是心理上、情緒上，而最大的困擾是思維上的迷宮，永遠在兜圈，找不到答案，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為何親友會離開。另外，他們很容易自責和內疚，就算別人如何安慰，他仍覺得自己有責任，不讓自己過得好。」

生命熱線亦呼籲社會應以同理心陪伴自殺者親友走出這突如其來的傷痛。根據一位於北美知名的死亡教育學者、哀傷輔導員Dr. Alan Wolfelt 所開發的「陪伴式悲傷照護模型」（Companioning Model of Grief Care），他建議以可以「陪伴」（companioning）而非「治療」的方式來支持喪親者。而作為陪伴者，可以為傷心者創造一個「安全的地方」—— 一顆清空、充滿同理的心，去陪伴對方，非引導，但關心、觀察和學習*喪親者的經驗、聆聽，並一起感受失去的事實、擁抱痛苦、回顧往昔及尋找意義。

在聖經中亦曾顯示過陪伴模式：「約伯的三個朋友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聽說有這一切的災禍臨到他身上、各人就從本處約會同來、為他悲傷、安慰他。他們遠遠的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放聲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塵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的頭上。 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約伯記 2:11-13）就是這種靜靜的陪伴，與他同哭，並感受約伯的痛苦。然而，他們後來與約伯的對話，卻變成了強加自己的看法於約伯，想以言語去折服他，不但抬高了自己，愛心、耐性亦就慢慢消失了。所以，如想作為哀傷人的陪伴者，求主賜下我們能有智慧與愛心，懷著善心作陪伴與守護。

*Dr. Wolfelt認為，只有喪親者能成為自己悲傷的專家。陪伴者的角色是向悲傷者學習，見證並正常化他的悲傷旅程。

「25年倏忽而過，慣看浪急風高，冷對冷言冷語，無怨無悔無愁，全因有主帥領，感恩有您同行。」回想2021年尾開始計劃2022年的工作時，總幹事蔡志森及同工們懷著觀望的心情，盼望可在未見底的疫情及無了期的限聚令夾縫中，在2022年能舉行25週年晚宴，為著走過這九千多日獻上感恩，更希望可以與一直支持我們的同路人彼此激勵。可惜當踏入2022年，疫情肆虐，確診數字居高不下，在不明朗的氛圍下，惟有暫且放下。

踏入2022年9月政府公佈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一眾董事及總幹事便決定舉行25週年感恩晚宴，為了盡可能邀請更多的友好及支持者，故此將晚宴的日子訂在年底，一方面令同工有較多時間預備，另一方面期盼政府會進一步放寬限制。在短短的兩個多月籌備過程中，由從15圍，每圍八人的限制中，放寬至可設宴20圍及每圍12人，就在這背景底下，主好像為明光社25週年感恩晚宴掀起了序幕。

每次遇上久違了的好友，總幹事總會熱情地關心、問候，每年機構的新年、聖誕節，都不間斷的邀請前同工、前董事、友好回來歡聚。每次的聯歡活動，他都像家中長輩等著家人回家般雀躍，在籌備晚宴過程中更深深體會到總幹事這份心腸。由於今次晚宴是在限聚令下舉行的活動，故與以往的週年晚宴可邀請的人數大相逕庭，未能像往時般大宴好友，總幹事在籌備時常強調更要珍惜在疫情下難得的見面機會，並且藉著晚宴，要讓大家像「家聚」一樣，感受到親切的氣氛。我們就是懷著辦「家聚」的這份心情，迎接2022年12月16日的晚宴。

當晚本社董事會主席雷競業博士與總幹事蔡志森先生的分享，好像互相呼應，令人動容。在這政治氣氛緊張，言論自由收窄的情況底下，作為倡議機構要本著基督教信仰繼續在關注的議題發聲，也不知何時會觸動紅線，這工作實在殊不容易。雷博士作為機構的非受薪董事，竟有著毋懼牢獄之災的最壞打算（與總幹事平時早會分享時的口徑一致）。而蔡志森先生表明會堅持繼續講要講的說話，做應做的事情，在這紅線處處的大環境底下，兩人的分享不亢不卑，從機構最高領導的胸襟，能讓同工明白為何明光社在惡劣的環境下仍要一直堅守使命。

隨後同工就著到校講座服務、這五年間新開展的離婚再婚家庭輔導服務及基層家庭的服侍作出分享。首先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張勇傑先生在台上訪問陸惠芬老師，她分享時指明光社的到校講座適切地幫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更讚賞本社的講座題目貼地，貼近年青人的需要。

之後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姑娘介紹本社近年為離婚及再婚家庭提供的服務，包括：輔導、講座、研究、資源網及刊物等，並帶出離婚及再婚家庭的困難和需要。當晚我們又播放了一段聲演的錄音，當中講出了一位離婚人士對再婚婚前輔導服務的心聲，透過有關服務幫助他檢視以往的問題，令新一段婚姻不會重蹈覆轍。

在2020年開展的基層事工，除了支援基層人士的生活上需要，包括改善家居，派發防疫物資，提供不同的課程、活動給基層家庭的兒童，最重要是將福音傳開，當晚有三位受助婦女分享她們的感受。雖然在限聚令下我們宴請的賓客數目比以往少，但我們還是邀請了基層家庭成員到場，因為總幹事很想藉著晚宴讓基層家庭兒童有機會參與不同的場合，我們還邀請他們在台上合唱明光社在2021年推出的性教育兒歌《身體是寶貝》。他們清脆、響亮、歡樂的歌聲，好像為我們過去五年的服侍作了一個完美的總結。

晚宴結束前我們向長期服侍的董事和同工頒發獎項，感謝他們一直為機構付出，總幹事常說同工是明光社最寶貴的資源，更是明光社事工最好的見證，但願主繼續使用明光社及眾董事、同工，正如腓立比書二章15至16節所言：「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後記：感恩雖然在疫情底下，當晚仍有很多不同界別的人士及友好應邀出席，包括教會、神學院、教育、社福、傳媒、醫護、法律等合作伙伴，讓我們知道在社關路上，一直有同路人。在結束晚宴後兩星期，12月31日是明光社港島區賣旗日，疫情下仍有約二百位義工參與，實在十分感謝他們的參與。在2022年的最後一天，賣旗活動為明光社25週年的活動，劃上句號。

香港的離婚率與再婚率非常接近，都是三、四成左右，2016年兩者更是幾乎一樣，離婚率是34.3%，再婚率則是34.6%，成年人在感情世界兜兜轉轉，結婚、離婚、再婚、再離婚……尚且會感到身心俱疲，假如每一段婚姻都有一個子女，那麼，這些小朋友的需要實在不容忽視。過去兩年，本社都能獲政府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資助，就有關需要提供輔導服務、教師/家長訓練、學生成長小組、製作短片、舉辦徵文比賽、以及出版4本支援手冊等等。這兩年的經驗，使我們感覺到家長工作的重要性，父母選擇離婚或再婚，孩子很多時都只能被動地接受，因此，我們希望為人父母的，面對網上情緣或其他感情試探引誘時，真要停一停，諗一諗，因為您們每一個決定將影響整個家庭的未來。

有見需要龐大，但香港有關離婚再婚家庭的研究卻是寥寥可數，報章偶爾會提及離婚再婚家庭，但以負面的報導居多，令社會大眾對於離婚再婚家庭容易抱有負面觀感，到底離婚再婚是否必然導致家庭關係出現嚴重問題？父母離婚後再婚，對子女而言是壓力還是補足？為了尋找答案，我們去年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業顧問劉玉琼博士及她的團隊，就著「離婚後再婚家庭的子女——生活經驗和支援服務需要」作出研究，進一步了解影響他/她們適應和成長的因素，希望能有助政府及關注團體發展適切的服務，研究報告於3月25日發佈，如有興趣，可向我們索取。

我們喜見特區政府亦已意識到家庭轉變對孩子的影響，【財政預算案2019】落實中學「一校兩社工」，加強對離異家庭子女的支援，未來亦會逐步於小學內推行一校一社工，相信能及早辨識及介入危機中的兒童，減少悲劇發生。

未來，明光社將繼續為面對離婚再婚的家庭成員提供輔導服務，但由於政府的資助於3月底完結，在未有新的基金資助前，我們只能量入為出，靠奉獻及收費維持較小規模的服務，盼望你可以繼續支持我們支援家庭的工作，同心守護家庭及兒童，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得到幫助。

我們今年在收到的紅封包奉獻中撥出一萬元，給予視障人士福音中心，支援他們服侍視障人士的工作，希望他們可以一如耶穌在約翰福音八章12節所說的：「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願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為主發光！

您的弟兄(志森)

相關網頁：「永遠的家人，兩個家庭雙倍愛」離婚再婚家庭支援計劃

香港近年發生多宗與離婚或再婚家庭有關的暴力及倫常慘劇，更有兒童因此喪生，情況令人心痛。我們感受到不少離婚和再婚家庭皆需要社會的支援，我們一直祈禱希望可以延續2017年開始的支援離婚家庭項目。感謝上帝聽禱告，我們今年再次獲得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資助「永遠的家人：兩個家庭雙倍愛」支援家庭計劃。這個計劃不僅可以延續之前的工作，為離婚人士服務，亦將服務推展至再婚人士及其子女。香港的再婚比例從1991年的11.5%，上升至2014年的34%，即每三對結婚人士當中，其中一對屬再婚。在再婚家庭中，親子關係成為新家庭的極大挑戰。再婚家庭遇上的問題，往往比第一次結婚的家庭更複雜，尤其是有孩子的再婚家庭。夫妻一開始就同時要做父母，當中完全沒有適應期，加上部份子女仍沒法接受父母的離異，當然很難接受一個新爸爸或新媽媽。加上社會對後父或後母的標籤一向不好，童話故事對後母、繼姊妹的描繪多是負面形象，令兒童對新家庭的關係更焦慮。有研究發現，再婚家庭兒童的快樂指數較一般家庭為低，而焦慮及抑鬱指數亦較高。

本計劃的主要內容:

1. 研究調查：以質性研究的方式整合，分析離婚再婚家庭子女的困難及需要。我們會舉行發佈會，推動社會各持分者如何跨界別合作幫助這些兒童。

2. 「離婚再婚」諮詢熱線：提供諮詢服務予離婚、分居或考慮再婚的成年人，以及兒童或青少年，提供初步情緒支援及諮詢。

3. 「做個好『繼』爸媽」家長教育：提供講座，教導離婚、分居或考慮再婚的成年人如何做個好「繼」爸媽，以及相處和管教技巧。

4. 社工及教師訓練：培訓學校德輔組或社工如何辨識及處理離異家庭學生潛在的危機。

5. 徵文比賽：舉辦公開徵文比賽，重構童話故事，如以「如果白雪公主或灰姑娘的後母不惡毒……」為題目，讓中小學生可透過不同向度思考繼父母形象和角色。

6. 製作《仍是愛家人》支援手冊系列（一套兩本），撰寫再婚家長及子女的故事。

7. 個人輔導（包括離婚及再婚）：為離婚再婚人士提供婚前輔導，調校他們對婚後生活的期望管理及對子女的管教。

8. 兒童／青少年個人輔導：為父母離婚或再婚的兒童或青少年人士提供輔導，或會以繪畫治療及遊戲治療等方法處理其情緒問題。

9. 「友伴同行」生命成長小組：與學校及家教會合作，到校訓練及建立友伴同行小組。由於離異家庭學生往往呈現負面情緒、行為等問題，特别是社交退縮的情況，小組可幫助學校處理有關問題。

由於計劃是以配對形式資助，政府資助約86萬元，明光社需自籌30多萬元，假如您認同上述支援離婚或再婚家庭的工作，盼望您能捐款支持。我們又歡迎與學校及機構合辦活動或轉介個案。

新造的人協會

新造的人協會(簡稱NC)於2004年開始投入服務，對象主要是受「同性吸引」困擾或希望離開同性戀生活模式的人士及其親友。除此之外，NC也希望協助有心關顧同性戀者的人士，以及幫助社會大眾更正確及全面了解同性戀。

NC的教育經理及創辦同工之一Tammy憶述她以往也曾對「同性戀」一無所知，就如眾多櫃父母[1]一樣，在1994年，因著一位親友向她出櫃[2]，自那時就開始關心同性戀這課題，也結連了不少同路人，一起關愛同性戀者。十三年前多謝不少有心人，協助開設不同的支援小組，提供個別服務，並在眾多義工和機構、教會合作之下，展開教育工作，正式成立「新造的人協會」。

由於NC服務對象比較隱藏，只能低調地服侍，基於保密原則，即使受助者來自不同教會，也不能在教會中高調地宣傳，只能夠透過受助者或有心的義工主動與教會結連。另外，感恩的是透過其他機構和人脈網絡，讓教會開放講壇、主日學及團契聚會時段等，讓會眾認識NC。十三年後的今天，NC在眾教會和神學院都獲得不少肯定。當我們籌辦聚會，有些大學老師，牧師傳道人或神學院講師及院長等，都紛紛響應支持NC的工作，連續五年也有神學院委派一些神學生在NC實習。去年NC曾舉辦《相約星期二》的內部聚會，當中邀請了神學院院長及多位知名的老師，藉著他們的鼓勵與交流，教學相長，讓受助者感到在這一條路上，他們並不是孤單的。

Tammy笑言，他們的工作其實與宣教士很相似，以生命為本，投放的資源與成果效益不成正比，難與商業世界並論，付出與成果要脫勾，更何況NC服侍的對象是小眾中的小眾，他們在任何公開的場合或致謝時，也會絕口不提NC。讓Tammy感動的是：雖然背負著不少人的誤解，以為NC把人「拗直」為異性戀者，但她還是慶幸遇到不少知音同道，他們接納後同們一生仍有可能懷著「同性傾向」這根剌，茁壯成長，走成聖之道。

在服侍同性戀者和櫃父母的過程中，Tammy反省自己的生命深處，向來訪者學習如何做一個「逆向而行」[3]的門徒。她更向一班因為神的緣故而願意過聖潔生活的同性戀者致敬，縱然他們間或有失腳的時候，但他們仍願意在跌倒後重新起來，繼續追求過聖潔生活，值得他人的尊重。當Tammy愈服侍同性戀者，她愈體會同行的重要。同行表示不要把重點放在分析成因，而在尋找出路；同行表示不要花時間去推算逆轉性傾向的可能性，而是謹守同行的崗位，不要只著眼於知識和理論，而是去聆聽他們的掙扎、與他們建立健康友誼，同尋各人整全的使命。

觸動輔導中心

從青少年愛滋教育協會到觸動輔導中心，又從觸動輔導中心到基躍生命教會，對該中心的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程翠雲(Atty)來說，一切都是出於別人的需要、自己的責任及召命。Atty提到當年在一間教會回應一個宣教的呼召時，腦海中不斷出現「青少年愛滋」這詞彙。於是，Atty在1994年開始服侍有需要的青少年。

而在這期間，又有其他有別於青少年愛滋病人的人士尋求Atty的協助。於是，輔導中心就在2002年成立。過程中，眼見有不少受助者決志信主，Atty就十分努力幫助他們尋找合適的教會。然而，當中仍有信徒未能找到，Atty就用祈禱會的形式來把他們聯繫在一起。

直到同工不斷催迫，基躍生命教會終於在2014年正式成立，讓無法適應其他教會的信徒，都可以在這一間教會成長。Atty坦言他們若然日後返回主流教會，她會替他們高興。

一路走來，Atty都非常關心受助者的生命，她希望他們不要隨著輔導時間結束而停止成長。於是她舉辦帶有治療性質的課程，如《戀愛秘笈》，讓受助者可以更了解自己。除此之外，Atty認為個人輔導很重要，但小組輔導亦同樣重要，透過小組輔導，當事人的復原能力更快，因為他們有更多機會去聆聽別人的故事，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是孤單的。

上述兩個團體衍生了多個義工團隊：觸動舞台（劇團）、Touch Music （Band群）、觸動合唱團、觸動一人一故事劇團、觸動夏威夷小結他樂團。曾被輔導的受助者、LGBT及異性戀者，都可以在以上的義工團體中相遇，Atty認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他們融合在一個群體，可以學習與他人相處，彼此接納，了解大家，並一同去傳福音及服務社區。」

剛開始青少年愛滋病事工，Atty也曾懷疑自己的能力，感到自己既不是醫生，又不是護士，恐怕專業知識不足。但她後來發現，神會呼召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她做不了醫生做的事情，但醫生也做不了她的事情。今天非常沉重的工作都不在她的計劃之內，她只是看到需要，順服於神的帶領，一步一步盡力地走下去。Atty體會到栽培他人生命的事工，是必須分秒必爭。

Atty的工作團隊人數不多，可以開展這麼多事工，全靠龐大的義工團隊。另外，Atty特別感謝在沿途上一直幫助機構或教會成長的敬拜隊、神學院導師和教牧同工，讓神的計劃一個又一個的實現。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憫。」

《聖經新譯本》〈太 5﹕7〉

文﹕郭卓靈 (明光社項目主任)

編輯﹕謝芳

電影，作為繼繪畫、雕塑、建築、音樂、文學、舞蹈及戲劇之後的第八種藝術，大家樂於在影院、家中，甚至下載至平板電腦、手機中觀看，每套的故事情節、音樂、特技、鏡頭、角色塑造…等層面成為大家細心欣賞和分析的必備元素。但真正吸引的是當中豐富我們生命的訊息，仿如讓心靈去了一趟旅行。

兩位對電影有濃厚興趣的牧者、生命導師：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神學科副教授雷競業博士（小雷老師）及宣道出版社社長王礽福傳道（礽福），接受專訪時分享電影的「奧妙之處」。

心靈去了一趟旅行

「很多香港人喜歡去旅行，但對我來說，去旅行要籌備的事情太多…看一套電影，就等於去了一次旅行。」平日忙於寫書、教學的小雷老師，總會偷閒看看電影，投入另一個世界，讓心靈去一趟旅行。他特別喜歡處於一些極端或特殊的環境，觀察人的情緒反應及了解人的生活，所以奇幻、鬼怪或真實描繪某一類人生活的電影，他都喜愛。

他特別提到一些拍得很好的電影，如《血色童話》(Let the Right One In) ，能讓他思想在不死的處境中，身處沒人理解的孤單世界會如何；《凍死骨》(Winter’s Bone) 中帶出了山區居民的掙扎與面對極端環境的生存問題；《血鑽》(Blood Diamond) 描述南非白人的鑽石買賣與兒童士兵的問題等。「很感謝電影創作者所花的心血，帶我們投入到很多世界不同的境況，了解與自己現在的生活有何不同。」

荷里活電影以外還有很多風格

同樣在年少時期已開始喜愛電影的礽福，自從中學暑假與同學以手提攝錄機拍槍戰電影後，大學時期更於台灣導演協會當攻讀生，雖不是正式在課室中學習，但透過與老師、學生的交談，他對電影的認識及熱愛與日俱增。「荷里活三幕劇的電影固然很精彩緊湊，但還有其他節奏、風格的電影，如日本電影《東京物語》、歐洲電影《羅馬假期》…節奏很緩慢，但可以讓觀眾有空間去感受劇中人的情感。看『悶片』都是一種學習呢！」他說道。

礽福有深厚的文學根底，很喜愛王家衛電影的台詞：「電影《東邪西毒》中有些台詞是自己曾經講過，而有些說話，我將來都應該會講。」他認為電影可以帶出預言的作用，令我們代入角色去感受，去思想將來。

安全的近距離接觸

談到電影與信仰的關係，小雷老師認為有些電影會明顯地挑戰大家的信仰想法，例如《遇見你之前》(Me Before You) 講及一名充滿活力的年輕人因為一次意外令他全身癱瘓，愛情令他由憤世嫉俗中改變過來，但最終他還是要選擇安樂死。

「電影會挑戰你去想為何有人會想安樂死？ 他們面對著甚麼困難？他的成長，世界給他甚麼價值觀，以致人會作出這種選擇？電影不單反映這是社會的悲劇，亦會讓大家反省何謂一個有意義的人生，社會可懂得珍惜生命的可貴…」他稱這是一個安全範圍中的挑戰，讓大家進入主角的生命；從而思想，如果將要進行安樂死的主角就站在你面前，作為他的朋友，你會如何回應他的選擇？

把電影連繫到OIA查經？

對於礽福，本來是純娛樂的享受，卻發現原來很多基督徒不懂如何「看電影」，亦受到電影內容的衝擊，而開始思想電影與信仰的關係。「當戲院播放《斷背山》、《達文西密碼》時，信徒很緊張，怕這些電影衝擊信仰。人們知道我常看電影，就邀請我去講；為此，我多看幾次電影，也對字幕去作分析，作充足的準備。」之後，礽福、小雷老師與其他一些有心人開始在教會舉辦電影小組，慢慢以OIA查經法 (O-觀察、I-解釋、A-應用) 及做分場等方法，去分析及討論電影。

「電影，就是以影像說故事。和現實世界一樣，很多事實不是用口說出來，而是觀察出來的。就算說了一句，也要從影像去找呼應。」他認為語言會有瞞騙，而我們應觀察鏡頭所展現的，是否和說的一樣？是否重複了一些訊息？人物的外表、衣著改變又代表著甚麼？「帶電影小組，需要重複去看一套電影。有機會用心去再看它們，才會看到更多的事。當找到了一些新發現，就會很開心！」

在故事中發現人性

礽福多次提到我們要學懂看故事，因為愈會看故事，解讀經文就會愈好。他認為很多人解經解得不好，是因為對生命的理解不夠立體，看不到故事背後很多很深刻的人性及細節。「為何大家能投入金庸世界，會說『人在江湖』，遇到別人有難，又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因為大家覺得當中的世界很真實，我們才會用內裡的世界與角度去看我們身處的世界，並將內裡的道理在真實世界應用。」

而對於大部分是記敍形式的聖經，我們又可否重立聖經世界於我們的內心？建立一個很豐富的意象世界，以至在面對及處理不同的情況時：「是聖經的世界跑出來，而不是金庸的江湖世界跑出來！」他更認為我們很少代入聖經世界去感受，成為認知的一部分，所以沒有在生活中將感受代入及使用。

進入其世界　了解其心聲

因著電影可帶我們去深入了解不同的世界及處境，小雷老師在文化神學科目中會介紹學生去看不同的影片（包括電視及電影），以了解流行文化，並解釋現代文化及後現代文化，他亦會建議學生去看一些流行電影來明白不同的社會文化，並得以了解人們的心靈及價值觀，並思想作為基督徒可以如何回應。「所有的神學、講道，都是和文化對話。講道是投入去與會眾的文化對話，生命才會改變，也幫助他們以另一個角度去了解世界。」「另外，牧者可以去看與服侍對象相關題材的電影，以增加大家的共通語言及文化背景的了解，如青少年事工的傳道人去看青少年很喜歡看的電影，或有關青少年的電影，並多與他們討論，以了解他們的看法。」

最後，對於分辨與面對電影的訊息，礽福稱他會常帶著謹慎而悲觀的態度去看電影，「看電影要清醒地看，細思當中的訊息。」以電影去看世界是好的，但他也提醒了我們，創作者可能會有「作者的善意」或「作者的惡意」，無論是大團圓結局，或對人物的描寫，都和現實有一定的距離，或刻意地隱藏事實，所以我們看電影還是要保持幾分清醒。而小雷老師亦認為電影如其他好的藝術作品一樣，是一種表達生命中的美與善的方式，遇到好的電影就好好的去享受。當然亦要按照個人的信心去做，如果認為該電影會對自己造成不良影響，就不要挑戰自己的屬靈功力。

學習如何欣賞電影

「古往今來的經典電影都要看看。大家可以按電影發展史慢慢去看，由美國史上首部有巨大社會影響力的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到希治閣、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電影、再到史提芬.史匹堡、及基斯杜化.路蘭等。電影不單敘述故事，也與當時的社會連接，我們可以從中追索歷史，了解不同年代的文化、價值觀、甚至鏡頭運用的進步等。」(小雷老師)

「無論甚麼文化的經典、流行電影都可看看。對於大師的作品，未必會看得明白，但可以用一個謙卑的心，給大師留一個空位。因著生命的成長、經歷複雜了，人生的口味都會不同。現在看不明白的電影，他日可能會有所共鳴。」(礽福)

於2017年7月23日中午，有一名男子在將軍澳翠林邨墮樓，不同的報章對於這事件的報道手法都很不同，而更有報章的報道引起了評論。我們為此在網上媒體中找了有關的報道作為比較。我們於網上找到《星島日報》、《頭條日報》、《東方日報》、《蘋果日報》、《成報》、《文匯報》及《都市日報》對這事件作出報道。

《星島日報》〈情困男危站單位外花槽 飛墮簷篷亡〉所用的照片是打了格仔的男事主屍體及有兩名消防員拉起已打格的染血白布，男事主跌落在鐵線上的手未有打格。

而《頭條日報》所用的題目和照片與《星島日報》所用的一樣，並加上一張遠距離看到地上的救生氣墊及一樓簷篷上數位紀律部隊人員及醫護人員在處理屍體的照片，和一張當事人曾攀爬及危坐的空花槽照片。兩則報道未有見當事人的樣貎，報道未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資料。

《東方日報》的報道〈翠林邨情困男危站窗邊　對峙1小時後墮下亡〉，清楚列出多張事主翻身墮樓跌至平台死亡的連環圖、只對跌落在簷篷上的屍體胸口作了打格處理，但其滲出血液的肢體清晰可見。該報道還附有十八秒短片，除了見到當事人在花槽攀爬的片段，也用連環圖相片配上了當事人墮樓趺落簷篷的巨大聲音，其影片最後的鏡頭亦由遠拉近至當事人，雖然影片已打了格，但其倒臥在簷篷、頭胸及膝部淌血、手舉高向上的動作仍可以清楚見到。此報道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網絡上，亦可找到《蘋果日報》兩篇有關事件的報道〈赤膊男翠林邨單位外攀爬 飛墮簷篷不治〉及〈情困男危坐墮樓不治〉。兩則新聞用同一段新聞影片，片段可見事主在花槽、窗外危險上下攀爬及危坐情況。片段亦有記錄跌落在簷篷的屍體，全身作了打格處理。前一則的文字及影片均有提供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後一則只在影片中提供。

《成報》〈31歲漢疑為情墮樓亡〉的簡短報道，未有列出相片；《都市日報》〈疑情困男爬出花槽 失足高處墮下亡〉報道則刊出了翠林邨樓宇的照片，兩則簡短新聞均未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文匯報》〈情困男危坐花槽句鐘跳樓亡〉附有紀律部隊人員在簷篷處理屍體（已蓋上白布）的相片，並列出了防止自殺求助熱線資料。

根據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在〈新媒體催化自殺「傳染效應」？〉一文指出有研究報告顯示自殺報道愈顯著，成群自殺出現的機會愈大。[1]另外，他亦指出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04年發表的《自殺新聞報導建議》中，亦提到美國專業新聞工作者協會（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的工作操守第一條是「尋求真理、如實報導」（Seek truth and report it）；第二條是「將傷害減至最低」（Minimize harm）。即是對傳媒專業的要求來說，「尋求真理、如實報導」的同時，恪守「將傷害減至最低」的原則亦同樣重要。

按世界衛生組織在2000年發出一份《自殺預防──供媒體工作者參考》[2]的資料亦列出了傳媒報道自殺新聞的原則及禁忌，如：應該只提供相關數據、指明死者除自殺外尚有出路、提供社會及社團救助機構的信息；亦不應該刊登死者照片、不應詳細描述自殺的方法、切忌為自殺歸結為單一原因等。

另外，香港記者協會網站[3]列出的《記者專業守則》、《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及《記協對處理自殺新聞的指引》可見以下幾個與報道自殺新聞有關的要點：

1. 記者報道即使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亦不應侵擾他人的悲哀和不幸。
2. 新聞從業員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尤其是涉及暴力、性罪行、自殺等社會新聞，應避免淫褻、不雅或煽情。
3. 記者在拍攝意外事件時，應顧及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感受，盡量把對他們的心理影響及傷害減到最低。
4. 攝影記者在拍攝過程中應該尊重被攝者的私隱。
5. 新聞攝影工作者（包括攝影記者和圖片編輯）應謹慎處理血腥、暴力、噁心和色情圖片。使用時須考慮

           i) 對說明新聞事件的必要性；ii) 對社會的影響；iii) 對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影響。

從上述列出的一些傳媒報道，讀者可以逐一再按進連結，親自細閱每篇報道的文字、用圖及短片，以了解及細思它們的報道方式，及比對上列三個機構給予傳媒的建議，有哪些部份它們做得好，有哪些它們應該要改善？

對於這宗自殺案件，每篇報道都指出當事人是為情所困而自殺，但可能只有當事人才知道真實原因而自尋短見，媒體將之歸結為一個原因，對當事人及有關的人士都不太恰當。

另外，我們亦可以細思一下，自殺者跳樓的過程、其墮樓所發出的巨大聲響是否真的需要給讀者知道？我們可以想像到對當事人的家屬所造成的影響及傷害可以有多大？所謂的「新聞自由」或「公眾利益／知情權」是否可以作為傳媒的擋箭牌去報道新聞？　

既然知道鉅細無遺的報道自殺方式容易有機會做成「模仿」效應或所謂的自殺「傳染效應」（contagious effect）時，作為專業的新聞工作者，是否應該為免產生「模仿」效應，而作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約制？即使是對點擊率十分渴求，我們亦寄望傳媒工作者不會犠牲對社會的責任及使命，亦尊重自殺事件中事主及其家屬，不應雪上加霜，讓人於網上任意重複瀏覽事主自殺的情況，實在會加添其家屬及親友的傷痛。

近來又有傳媒集團因為紙媒寒冬而被迫要壯士斷臂，把自己創立而曾具有江湖地位的「兒子」賣出……見著紙媒一份份、一本本的倒下、賣盤，不禁令人感到可惜。

集八卦消閒、報道時事於一身的流行雜誌，面對網絡的發展及網民的習慣改變，市場的情況也就改變了。不是讀者八卦的心態改變了，而是這些資訊在網絡已經太多，而且很多藝人還會使用社交媒體親自向大家分享、直播。我們拿著手機於無聊時，手指往上掃，碌呀碌呀，無數報道及短片都可以看到，八卦新聞、爆料文章在大家眼中的價值還有多少？ 而時間方面，我們還需等一星期一次才可看到的八卦新聞嗎？經過編採和印刷，再運送到報攤，很多都已過時了吧……

而新聞時事方面，網民已習慣了可以即時知道，以便可以緊貼現況。當拿起每天出版的報章都已經變得有點麻煩，看到的內容都覺得「昨天不是已在網上看過了嗎？」的時候，雜誌的時事報道，或被娛樂化的報道可以給我們甚麼價值？

面對新時代科技及市場的改變，要不就是適應它，另覓轉型新方向，要不就是放手。放手容易轉型難，傳媒要繼續生存，就要細察讀者的偏好與習慣，亦要令自己變得有價值。如要比快，紙媒與網媒比，實在輸蝕（快，不是不好，但傳媒畢竟有其責任要報道有質素的新聞，若為了快而缺少查證，犠牲其準確性，實在連自己的公信力也輸掉！）而且當大家都在報道類似的內容，或是不盡不實的內容，又有何獨特或如何可以顯出其價值？

反觀，如果可將紙媒的缺點變為優點，以時間專心做好人物專訪、對時事作深度的調查、專業的分析等，為讀者提供獨有的資訊，而且在排版設計上花心思，這才會讓人感到付出是值得的。

記者是一種專業，應有其操守、有其底線、有其對社會的責任及影響力，與一般人在網上隨時上載在的隨意分享應是不同的。作為讀者/網民，無論在紙媒或網媒所看到的專業報道，每一篇報道都是記者們花了心力、功夫去採訪與編撰，他們都需要生存和值得尊重。如該媒體的報道手法是你所認同的話，除了在社交媒體中轉載分享外，請付款購買，或給它們經費上的支持，讓它們可以繼續營運下去。若所有良幣皆被劣幣驅逐，損失的將是普羅市民。

新福事工協會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為回應社會上貧窮人士的需要，提供很多不同的服務，包括：匯聚社會資源的社區及資源中心、宿舍服務等，受益者眾。本社同事走訪了不同的服務使用者，希望協助大家「看見」社會上一群有需要人士的境況。

讓兒子健康溫飽最要緊

受助人：阿菊（化名）

阿菊原本居住的地方，租金便宜，但衛生環境非常惡劣，天花的石屎剝落，但業主不肯付錢維修，她既擔心安全，又擔心兒子的濕疹會惡化，從朋友處得知新福事工協會（新福）有一個津貼租金計劃，她就向新福同工講述自己的情況。同工認為她的情況符合計劃的條件，於是決定幫助這家庭改善居住環境，協助他們搬入現時100多呎的居所。地方雖然細小，但五臟俱全：獨立廁所，開放式廚房，「碌架床」，風扇、冷氣機、電視、雪櫃、洗衣機等一應俱全。兩母子總算有一個安全居所。由牆上的掛畫，可見她的兒子的畫畫天份不錯。

阿菊的丈夫失蹤多年，突然以分居超過兩年為由單方面向法院申請離婚，離婚後，前夫不願給贍養費。現時九歲的兒子，因為早產以致智力不健全，需要入讀特殊學校，加上患上睡眠窒息症，每小時平均會停止呼吸四次，她擔心兒子會一睡不起，於是，每隔15分鐘便要拍醒他。這樣的情況，弄得她不能安睡，精神狀況非常差，只有等兒子上學後，她才可以安心睡覺。另外，因為兒子的濕疹，阿菊擔心他的健康，每天都會將家居打理得一塵不染。因為要照顧兒子及打掃房間，她根本無法外出工作，每月只靠兒子的綜援金及傷殘津貼約7,000元生活。由於租金已佔了大半津貼的開支，她只好在食物上節省金錢，有時會去食物銀行取一些乾糧及米，有時陪兒子吃完早餐，為了節省金錢，自己連午餐也不吃，將節省下來的錢買些肉給兒子。

另外，每年暑假她們都會回鄉，一來可以減低生活開支，二來阿菊父母可以協助照顧兒子，她可以到朋友處做一些工作，賺取一些生活費。她回鄉居住時亦會刻意預備炸魚給兒子吃，希望兒子可以有多些營養，能夠身體健康。

訪問當晚問阿菊會煮甚麼晚餐，她就從雪櫃取出一包菜、一碟吃剩的食物及一包麵……就是這樣簡簡單單的一餐，最緊要，吃得飽！

亞杜蘭宿舍──讓軟弱的聚集到這裡來

無言感激　尋找新盼望

受助者：阿傑

阿傑，年約30歲，從事銷售業，於2013年年底認識了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的社工何先生（即阿傑口中的阿圻）。

當年他正面對失業，又已到最後限期仍沒有錢交租，差不多要流落街頭，帶著極度徬徨、無助而且失落的心向朋友求助。短短一週時間，阿傑便獲協會安排面談接受評估、驗身，然後搬到臨時宿舍居住。在宿舍住了兩年，經同鄉介紹，決定嘗試搬到旺角一個約3呎乘6呎的「床位」居住。那邊的居住環境十分侷促，不單沒有任何公共空間，更要八人共用一個洗手間，連想「透氣」的空間都沒有，卻已經要繳付2,500多元租金。對於月賺約萬元的阿傑來說，實在不算得輕省。碰巧阿傑那段時間又經歷工作環境的轉變，加上居住環境惡劣，而與該房子內的「鄉里」關係冷漠，偶然談起鄉下的情況卻令阿傑更加思鄉，因而情緒十分低落。

一次機緣巧合下，協會一位有心人聽到阿傑的住屋分享，二話不說決定要借出一個單位辦新宿舍，亞杜蘭宿舍得以成立。搬離半年後，阿傑厚顏地向阿圻表示希望可以搬進新的宿舍。

曾經住進宿舍，亦試過搬離，最後選擇回到宿舍，對於阿傑來說，最大的轉變是讓自己可以計劃將來。之前因環境的壓迫令他對未來沒有甚麼盼望，但在宿舍最少讓他有空間反思，而且與宿友之間那份情誼和支援，讓他有放鬆與喘息的空間。阿傑甚至以戰友形容同住的宿友，當中那份淡淡的、男人之間的支援教他感動。

提到雖然大家的年齡有差距，並不是無所不談，但大家的背景相近，都會嘗試直接表達、以禮相待、彼此遷就，當中可能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而有不咬弦的時候，但都盡量不禍及他人。而宿舍每月都會有「例會」，讓當中的舍友都能坦誠溝通。宿舍的生活相對安穩，但阿傑對未來仍有計劃，希望將來能轉換新的工作、找到套房租住。阿傑坦言，對於未來，自己都有憂慮，特別面對嚴重的居住問題，即使想搬離都不一定有足夠能力，如搬離後又再重新經歷一次「旺角」床位的經驗，對阿傑會是另一次難以想像的恐懼與折磨。

「宿舍是讓這群人（無家者）看見希望的地方，在緊張的生活讓自己有放鬆的空間。真的好多謝他們，希望協會可以幫到更多我們這類人。」阿傑靦腆地說。透過阿傑的分享，聆聽他對宿舍建立的歸屬感、對宿友關係的珍惜、對同工的感激，深深感受到住屋對他的影響；亦感到他對阿圻和協會那份無言的感激。

暮年飄泊　何處是吾家

受助者：阿斌

年過60歲的阿斌，2015年年底因家庭的問題而流浪街頭，只能睡在通宵營業的快餐店，他以「簡直想死」去形容當時的心情，最後決定走到社署尋找支援，社署把他轉介給協會。協會安排他兩天後搬進臨時宿舍，住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在2016年年底搬到亞杜蘭宿舍。

阿圻除了協助阿斌解決住宿的問題，亦會就他的問題給予建議或其他幫助。從睡在街頭到搬進宿舍，阿斌坦言從很低落的情緒走出來，亦很感激阿圻對他的協助，讓他在迷惘中找到一些方向。對於一向獨立的阿斌來說，要適應不同的居住環境並不困難，豐富的人生閱歷亦讓他較容易與不同的人相處。現在的情況一切看似很不錯，當提及未來的計劃，阿斌的眼中不期然滲出淡淡的哀愁。由於宿舍的住宿期為兩年，對於曾經享用公共房屋服務而不能再申請的阿斌來說，一年多後需要再回到自由市場尋找居所，會有更多的挑戰。

阿斌的情況，正正代表著一群正在步入暮年，身體仍然健壯，卻又面臨即將退休，而又無法輪候公共房屋或安老院舍，但社會福利又不足以支援的一撮人。在可見的將來，這群人似乎看不到出路，到底整個系統可以如何照顧到他們的需要呢？

誠然，要推動政府改善安老或房屋的政策，的確不容易。即便如此，仍盼望社會不同的持分者能向政府施加壓力，令她正視人口不斷老化而需要做出相對的政策制訂。與此同時，教會作為地上的燈塔，當擁有一定的資源、聯繫和能力，能否領受這個異像，服侍這群有需要的人？假如教會已預定部份的資源去賙濟窮人，祝福社區，除了物資或食物銀行等方式，又會否考慮以多元性的方法去關懷貧窮人呢？

在關顧貧窮人的層面中，教會可以把眼光放得更寬更廣，在資源上照顧他們的同時，更讓他們在生命中找到盼望，相信是對他們最好的祝福。

越過生命低谷　成為社區祝福

聆聽兩位男士分享過後，有機會與阿圻傾談。阿圻表示男宿舍與女宿舍最大的分別是協助他們建立支援網絡的情況。男性與女性的性格很不一樣，女性很容易就可以建立關係，但男性很多時都自行解決問題，各自為政；然而宿舍成立的目的，除了讓他們可有暫時的安身之處，亦盼望能讓他們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群體，彼此支援守望，亦希望打開他們的眼光，讓他們看到自己身上的優點和資源，以致他們離開宿舍後，仍能夠善用已建立的資源繼續生活，甚至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被愛感動信主亦決意要助人

受助人：阿婷（化名）

去年7月帶著女兒來港一心投靠丈夫，怎料他把她們趕出了街頭。她們沒地方住，就在體育館旁邊的地方住了數天，幸好遇上有心人帶她們去見區議員，再經社工轉介，輾轉來到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在「恩福之家」住了兩個多月。

阿婷女兒的眼睛及手指有毛病，要分開兩段長的時間做手術，需要有好的環境休息，就被調遷到協會另一所更適合她們，可以較長期居住的「以斯帖之家」。

據一同接受訪問的協會高級宿舍主住施小姐指出，「以斯帖之家」是由一位有心的弟兄以平價租給協會作中長期的宿舍，令人可以安居，並思考之後要走的路。

因為阿婷為新來港人士，她的情況除了需要人關心之外，還需要學習廣東話，並認識香港這個地方。協會藉著讓她很輕鬆的參與Alpha Course信仰小組，學習接觸信仰，亦鼓勵她放膽以廣東話分享，亦關心她、為她禱告。「最感動的一次，是首次有義工為我祈禱，淚就流下來了。心就被打開，很舒服……以前很無助，很煩惱；但現在我覺得很開心，這裡給我感覺得溫暖，似是一家人。」

最後，阿婷亦分享到，經歷了被人無私的幫助後，她決定要做好自己，有機會亦會幫助別人！她還鼓勵女兒，得到大哥哥們悉心教導功課後，長大了還要幫助其他的小朋友呢。

放下壓力心境變得平靜

受助人：阿雲（化名）

阿雲在港住了多年，與丈夫育有一名兩歲多的兒子。但近年丈夫的脾氣變得很差，要她千依百順，否則會亂擲東西和罵人，嚇怕了小孩。很多時更會在半夜或未天光時吵吵鬧鬧，令阿雲兩母子失去了安全感，只可以與兒子抱著哭，亦感到沒人可以幫助。直至有一天，她丈夫把她們趕了出去。

兩母子先入住向晴軒，及後再轉到屯門的百合之家。「百合之家為屯門區一所中轉家舍，是一位有心的弟兄聽了協會的分享，受感動而買了樓高兩層的房子改建成為家舍，給屯門一所教會（青山浸信會）去管理，以服侍有需要的人。協會的角色是支援、提供管理建議及運作經驗，並分享理念及傳遞價值觀。」協會的施小姐補充道。

阿雲覺得在家舍感受到被愛及關心，也放下了可能會居無定所的憂慮。而且其他的舍友都很友善，亦互相關顧，會照顧她的兒子，兒子在被愛的環境下，脾氣都改善了很多。而阿雲亦積極參與協會舉辦的課程，如：化妝班及遊戲治療，讓自己可以學習建立自信心，放鬆、放膽去表達自己，更可以了解自己和定下目標去改善自己。

阿雲認為以往的自己是很封閉的，很少與其他人相處、傾談。反而現在，因為接觸的人多了，人也開朗起來。而且，也開始做義工，幫助在家舍中認識的新手媽媽，煮飯、給她們送飯、替她們洗衣服……「自己都曾經歷過新手媽媽的辛苦階段，能夠幫就幫吧。」

協會的施小組最後亦提到，希望更多人可以參與，提供資源或開始去關心香港貧窮人的居住問題：「因為這是香港現時一個很嚴重、亦很切身的問題，需要大家關注。」她盼望有更多的教會可以開始與弟兄姊妹去關注，並伸出援手。

協會更為女性住宿者成立一個「娘家會」，讓她們可以回來，建立友誼、互相扶持之餘，亦可以站出來再去幫助別人，使這「娘家」可以再有繼續發展的空間。

後記：

每人都會經歷到有困難、需要被幫助的時候。訪問及記下受助者的經歷，讓我們知道伸出援手不但可解燃眉之急，亦可讓他們重得人生方向。社會上仍然有許多單身人士及家庭正面對嚴峻的居住問題，協會不單止走到前線去協助有需要人士，他們亦會分享經驗以鼓勵及協助教會和主內弟兄姊妹去設立家舍，並成為義工，協助青山浸信會設立屯門百合之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盼望神能興起更多教會和弟兄姊妹勇敢地踏出一步，走進這愛心行列。

明光社20週年講座──誰的火棒誰去接之社關三種情，已於6月29日晚上假旺角浸信會舉行。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為講員，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座堂主任范晉豪牧師及青年信徒鍾泰來先生為回應嘉賓，分享了他們在社關路的經驗及看法。當晚氣氛愉快，與會者亦於互動環節踴躍發問，討論熱烈。

志森在明光社服侍18年，坦言信仰本身是窄路，有很多挑戰，社關的路並不易走。對明光社而言，面對小眾的網上媒體、激進的同志運動、逆向歧視加劇、信徒面對朋輩與世俗的壓力、支持與反對的人士強烈對比等多種挑戰，要將炙熱的社關火棒傳承下去，志森認為應交棒給對社會需要有負擔、不怕孤單、願意突破自己及接受挑戰的弟兄姊妹。一代不同一代，志森亦盼望社關之路有不同氣質的人一起參與及同行，寄望接棒人「能堅毅、敢言、宏觀、憐憫及真誠，並且不固執、不衝動、不自大、不濫情及不自義。」

范牧師認為教會非俱樂部，而是上帝恩典的發射站。教會開放給信徒聚會，不單要向有需要的人士給予幫助，同時亦應讓教友有機會實踐及學習，將耶穌留下的大使命，一代接一代傳下去關心這世界。傳承如田徑接力，對范牧師而言，各有特質：負責第一棒的爆發力要如子彈，當仁不讓，應做就做；第二棒則是調節失誤，應是強於溝通及復和；第三棒應強於堅持，可於漫長之路上繼續前行；而最後第四棒，亦應強於信念，往前超越所有難關及障礙。

對文化及社會學有研究的泰來，同樣以田徑接力來比喻傳承，但他認為除了接下一棒的人有責任伸出手來接棒外，交棒者亦應放手，以令交棒過程順利，應細思表達及溝通的方式，以令新一代易於吸收及接納。眼見不少年青信徒在價值觀上「示弱」，泰來稱會為他們痛心，因為他們雖然會參與社關，但卻不關注敏感的政治議題（如性別），將社關「割裂」了。由於牧師、導師、執事都不懂回答，不能回應社會發生的事，唇亡齒寒……這不止是明光社，而是教會接棒的問題。

正如志森末後分享所說：「值得大家關注的議題有很多，大家可參與不同的機構去了解……接棒，同路人很重要，可在身邊互相鼓勵，可令過程輕鬆很多。」盼望討論能喚起更多教會及弟兄姊妹關心社會，同時坐言起行參與社關。

《樹大招風》(Trivisa)

《樹大招風》為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內容改編自三位罪犯張子強、葉繼歡及季炳雄（即片中的卓子強、葉國歡及季正雄）的犯罪故事。

資深影評人黃肇峰先生指出這電影遵循了監製杜琪峯的三個指引：三個黑社會人物、聽到江湖的風聲及1997前後的故事。三位導演以數年時間去搜集資料及編寫故事，各自拍一個罪犯的故事，再剪接成為一套完整的電影。「這電影的英文片名為梵文Trivisa，即是佛教所指的：『貪、嗔、痴』，分別對應著卓子強、葉國歡及季正雄。在他們心中滋長的『三毒』，令他們走進困境，並最終落得入獄或死刑的下場。」

與會者分享熱烈，有說三位主角的處境能代表香港人面對時代變遷的唏噓，尤其是葉國歡一角，像港人放下身段及身份，走進內地發展生意，面對貪得無厭的公安及高官，要不斷用錢去疏通、「擦鞋」都未能獲得生存的空間，回到香港，諷刺得連做賊都做不成。

面對北方大氣候的變遷，無論你願意不願意，香港也只得跟著風向走。如電影的片尾曲《讓一切隨風》：你似北風吹走我夢　就讓一切隨風

最後，肇峰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提議：「基督教又可否製作一套以2003年『沙士』為背景，藉三位無私奉獻的醫生為主線的電影，去說出『信、望、愛』呢？」

《當這地球沒有貓》

電影改編自日本作家川村元氣的小說《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講述一名年青男子得悉自己罹患絶症，遇上魔鬼提出「只要讓世界上的某樣東西消失，就可以延長一天壽命！」的「等價交換」建議。男主角答應後，才發現消失的東西並非由自己挑選！魔鬼先後讓那些分別盛載著愛情、友情及親情的東西逐一消失，卻使他對生命有了新的體會。

宣道會信愛堂的林璐芸傳道分享這電影，除了因為影片充滿日本清新感覺外，還想與大家思想生命裡各種關係的重要性。當每天光陰匆匆流逝，我們可能很少回憶過去，或感覺到要重視關係，直至當我們面對死亡，當刻可能才會思想甚麼才是最重要。

璐芸認為，物品是中性的，沒有絶對的好或不好，只是在乎你如何使用它和它所帶給你的價值和意義。「就以時鐘和手機為例，當時間愈精確，我們就會愈忙碌；當我們以WhatsApp溝通，就會發放很多訊息……對我們造成很大的精神壓力。」在使用手機時，我們可會看到互相溝通的感情？在欣賞電影時，可會看到與好友一起分享感受的點滴？時鐘一分一秒過去，可會體會一向寡言的老父為家庭的付出與深情？

另外，璐芸亦認為人們經常為了延長生命而花盡心機，但如像男主角一樣，為保性命，卻把所有重要的東西逐一換走，活著還有意思嗎？

你要把這些話不斷地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來的時候，都要談論。《聖經新譯本》〈申6﹕７〉

雖然傳播媒體發展日新月異，由以往的報章雜誌、電視和電台廣播，到現代的網媒、YouTube、社交平台等媒體。資料由單向轉至互動，以往傳媒的第四權，漸漸瓦解，各網民的細小聲音卻又可集合成為無形的影響力。這些變化如何影響著青少年的價值觀及理解兩性關係的看法呢？

採訪: 郭卓靈 明光社項目主任

編輯: 謝芳

筆者近月走訪了由愛家共融網絡主辦，多個基督教團體協辦的「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17」，活動凝聚數百位關心「性」議題的信徒及領袖，從多個向度了解成長環境如何影響青少年的性別自信，從而探討如何建立孩子發展健康的性別自信。其中的分享環節邀請了多媒體創作總監，又稱為「狗仔隊之父」的歐建樑先生（春麗）及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歐陽家和先生（家和）暢談有關傳媒及流行文化對影兒童及青少年影響，內容有趣，特意在此與大家分享。

傳媒的吸睛大法

春麗的開場白就是解釋身為男士卻改這個女性名字的來由，藉此向大家講解傳媒「吸睛」（吸引眼球的注意）的技倆。他說，初入行當記者時，上司便教他要改一個特別的名字，好讓藝人們容易記住他，結果喜歡打電子遊戲機的他立即聯想到格鬥遊戲《街頭霸王》中的「春麗」─ 全世界格鬥遊戲中第一個女性人物，她的「兩邊包子頭」和身穿藍色褂子的古裝造型及高速旋轉「鶴腳腿」，最為人熟悉。

結果，這個虛擬世界的女性名字成為歐建樑的代號，與藝人打交道，的確令很多人難以忘懷和眼前一亮，「傳媒就象我選擇這女性名字一樣，時而顛覆男女角色，時而選取『夠爆』的東西來吸引大家注意。」當時的傳媒的價值觀，就是要能吸引人們注意，其動機就是生存。春麗認為很多傳媒不會花時去報道太普通的東西……如何變得吸引？就是把正常的東西，加進一點點「不平凡」的東西進去。

早期至今　藝人都一樣

「早在七、八十年代，部分藝人會刻意打造帶點顛覆男女的形象，如羅文、梅艷芳，男的帶點嫵媚、女的走中性路線，使大家對他們有特別、不平凡之觀感。」春麗認為從「任白」時代至今，不少藝人喜以這類打破傳統框框、標奇立異的形象示人，再加上內在努力及藝術造詣，確是讓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春麗指出，在娛樂圈的生態中，由管理層至化妝師，再到藝人，都會存在一些性取向不同的人，或者他們亦會加點點特別形象去營造特別的自己。那麼在這圈子內，每個人都顯得特別，大家就會覺得見怪不怪了。

但是，無論他們是刻意營造的，或是自然流露出來的這種流行文化，卻又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如何看世界。「一點點的不同，加添了一點點的『曖昧』感，對人來說是有點吸引力。」春麗特別提到早前一個文化活動《曖昧──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性別演繹》，看到由雜誌封面到電影，再到藝人與他們演繹的角色，性別表達的曖昧存在於各種傳媒及藝術之中。他認為看這些曖昧的娛樂訊息，不會令青少年的性取向改變，只會對很多事情的界線變得模糊了。

傳媒販賣性聯想　定性別「標準」

對於傳媒及文化研究亦十分熟悉的家和同樣指出，傳媒製造標奇立異，就是從「加多一點點」、「改變一點點」開始。「雜誌以封面標題來使人有性聯想，內裡的文字、配圖，無論是驚艷的或是難看的，亦使看的人情緒被牽動而深深留下印象。」家和舉出例子﹕一些廣告與天氣報告節目，加入美女、或性聯想的形容詞和影像作為配圖，為的亦是吸引眼球，最終目的仍是為了增加銷售利潤而已。

媒體對男、女性的塑造及描繪影響著大家如何看自己及別人，亦定下了男與女的「標準」應該是怎樣，並對號入座。如果覺得自己「不對」，可能會來個自我改造；若是別人「不對」，就會繼續追尋下一個。

韓劇與BL漫畫　影響戀愛觀

網絡發展，令到大家接觸資訊方便了很多，隨時可以「煲」劇、看漫畫。對於愛情觀，家和認為韓劇中對戀愛的描繪充滿著「又係又唔係」的曖昧感覺。這些含混、曖昧及隱藏的感覺，可能令人覺得很吸引，並沉迷當中。主角們又是俊男美女，使青少年十分追捧，並相信當中的愛情。「但當他們未經歷過黑與白，就直接給他們灰色，他們被引導去相信這些愛情，到長大了還繼續相信及期待這些不真實的愛情。」

對於BL (Boys’Love) 即男性間的戀愛漫畫，家和認為屬「虛構幻想的男同性戀」，不完全等同於現實中的男同性戀。以往印刷版的漫畫有監管，但放在網上就未必能夠再被監管，內容界線難測。而且，看多了「HeHe」的漫畫，人們不會變成同性戀者，卻會變成「腐」，就是看到當中的情節，深深相信而走不出不來，繼續把生活看到的人際關係，想像成BL一般。「情況就如人們看了亦舒、張小嫻的小說一樣，深深相信與期待，再走出不來。」家和笑說道。

從大眾傳媒到互聯網

進到互聯網這互動時代，網民不單吸收網絡中的訊息，亦可以自己發放訊息，對網民造成影響，希望成為具影響力或受注視的人，從中建立自信。但年青人往往只憑外表、追隨人數和點撃率等外在東西來尋找自我認同。就如現在於網絡出現的「娘娘」、「派軍糧」等現象，男生甘願做兵，接受感情上一女多男的曖昧關係，扭曲了戀愛的價值觀，甚至令女性認為付出一點點性感，就可獲得利益而走向ptgf（Part time girl friend，兼職女友，即援交）之路。

家長的行為亦是一種訊息

家和分享與小孩子相處的經驗，認為孩子的世界是故事的世界，與他們一起看完傳媒述說的故事後，亦應再重新與子女回顧看過的故事，好好解答他們心中的疑難；看到不好的內容，要與他們一起重新建立故事，使他們轉念，再思想、經歷一次好的故事。他相信青少年的世界亦是一樣，容讓他們參與創作，鼓勵他們用媒體表達自己，再思想、尋找自己，再把好的元素加進生命當中。

與青少年一同創作的豐富經驗的春麗亦認為，讓青少年說出自己的戀愛觀、價值觀，自己去面對困難與思考，教導者可在旁邊將聖經真理按需要去餵養青少年，不要硬塞道理。他覺得一起拍微電影是很好的方法，讓他們代入角色思考、面對處境。

最後，春麗、家和提醒大家，傳媒、網絡鋪天蓋地的資訊的確會對青少年的價值觀造成影響，活於世界的我們沒可能完全避免，但作為家長，在孩子們面前的言行，亦是一種訊息與生命的見證。靠著每天與子女們的相處，對身邊事物、各種關係的回應，呈現在子女眼前，都是一種榜樣。信徒群體應做好自己，不是沒有界線、或模糊界線地生活，而是要確立好界線，並將界線傳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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