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令人不自覺陷入的資訊戰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3/05/2020

大家在網絡上看資訊時,會不會因為有很多網友都認同,很多人都轉送有關資料,所以沒有仔細看清楚或作查證就完全相信?美國記者及傳播學學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有一名句:「當眾人看法都相同時,就是沒人在認真思考。(When all think alike, no one thinks very much.)」 [1] 這句話仿似是警鐘在筆者的耳邊敲起,是一重要提醒。

在大數據之下,社交媒體很容易掌握用戶的喜好,它會先呈現用戶喜歡、關注的東西,而用戶自己也會主動讚好一些自己感興趣的專頁、加入有關群組,與喜好相近的朋友作互動交通,同溫層便這樣慢慢形成,而大家在社交媒體裡,看來看去都是大家認同的意見,在同聲同氣的回音廊中,就會聽不到其他的意見,或會覺得其他的意見只屬少數。而令我們聽不到其他聲音的原因:有一半是因為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將我們喜歡的東西「餵」給我們看,這些資料是名副其實的News Feed(即facebook的動態消息,直譯就是消息餵養);而另外一半就是因為我們未夠主動去看社交媒體以外的資訊、新聞及書籍。

當然,多看不同的說法,聆聽不同的聲音,會幫助我們去了解世界正在發生甚麼事,但我們仍舊要謙卑,知道我們所了解的不一定是事實及事實的全部,或許我們是身陷在資訊戰中,被操控著看特定的資訊而不自知。

網絡成長及轉變

互聯網的「成長」經過很多轉變,當中傳播訊息方式及演化,其實也是源自於傳統的傳播媒介,但新的傳訊方式與過去完全不同。經過印刷、電報、無線電、收音機、電視……由文字傳遞到聲音、影像,到現在光纖、數位化,將以往媒介的訊息由一對少數、變成多數,再變成互動;傳訊時間亦大大縮短,訊息數量也變成海量。簡單而言,單一訊息可以很快送往全球,也可跨過語言障礙,傳送到不同地區。訊息每分每秒的,一則又一則的加入,數以百萬計地傳送,既交集又累積。

當中的變化還包括了話語權,人們可以在互聯網上表達意見,看似變得自由,這也是一些人對網絡上社交媒體曾有過的想法,Twitter共同創辦人伊凡.威廉斯(Evan Williams)曾說:「我原本以為每個人可以毫無顧忌的發言、交換資訊和想法,這個世界自然會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不過我錯了。」[2] 當人和人以為社交平台可以成為輕鬆打交道的地方,卻不知不覺讓它成了政治戰場,或買賣交易的地方,而資訊本身就轉換成武器,影響著我們對事情的看法與立場、如何回應及相應的行為。

網絡成為思想控制

當全球約40億人在網絡上交流著、分享著,它變成一種互動的生態,亦可想像這會是一個收集資訊、追縱敵人、分析行為、游說別人、互相辯論、甚至是侮辱欺凌別人、控制人們行為的一個地方。

將網絡說成一個戰場,大家或會譁然,但這樣的戰爭卻是實在的發生,而且不是用槍、彈。強硬一點的,是由網絡數據流動入手,切斷網絡或設流動的限制,即是分區作出控制,以令一些資訊未能流通,或需要經過審查。更甚的是以評分制度來監控人們的言論及網上行為,甚或日常生活。未知香港於哪天會步入這境地。

而軟的呢?有些工具在戰爭時會使用,現在轉用於網上的,就是製造一些虛假情報,由可信人物或信譽高媒體,透過在社交媒體的人物、或在網絡中的敘事,影響大眾情緒,鼓動大家作出一些行動或決定。也就是以故事,刺激人們的行動反應。網絡使用者很容易不自覺跌入這場資訊戰中。

不自覺的被「洗腦」

我們之前的文章亦曾提及網絡充斥著假新聞,而假新聞的數量與傳播速度是高於事實報道。這代表著真實的資訊是會被淡化及被排擠。網絡上存在著很多訊息製作機器、網軍、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時事評論員……他們有很多讀者或信眾,有很多點擊率,吸引人閱讀及瀏覽。有時,我們或許在相信其內容之先,也要花點時間去觀察這些媒體或人物長期以來所持的立場或立場有否改變,我們是否已被「洗腦」?

我們要知道在網海上,可能會遇上不同背景的人,他們究竟是在說事實還是在捏造事實?尤其當我們只停留於同溫層,除了要小心查證以外,有些報道是在我們能力範圍內沒法知道真假的,我們最好暫時不下判斷或行動,繼續觀察。

最後,還要提醒一下,我們於網絡上的言論及行為習慣,是會被觀察及被分析的:你在臉書如何回應事件?你會否對一些事件有過度的反應?你的生活作息如何?常在哪裡流連?你的居住環境如何?可能你不知道,但極可能有人十分關心及留意你在網上的一舉一動。就算不是針對你的關注,但社交媒體仍是會記下每個用戶的活動數據以作分類和分析,及向用戶餵飼不同的廣告及訊息。如我們避不開仍要使用,也可以留意不要上載太多個人資料。如登入搜尋平台時可以用匿名身份進入,以減少自己搜尋的足跡被記錄下來。

(本文部份內容參考自P.W.辛格〔P. W. Singer〕及艾默生.T.布魯金〔Emerson T. Brooking〕著的《讚爭》〔LikeWar〕一書。)

(本文原載於第132期〔2020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P.W.辛格〔P. W. Singer〕、艾默生.T.布魯金〔E. T. Brooking〕:《讚爭:「按讚」已成為武器,中國、俄羅斯、川普、恐怖組織、帶風向者、內容農場,如何操縱社群媒體,甚至……不知不覺統治了你》(LikeWar: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林淑鈴譯(台北:任性出版有限公司,2019),頁190,轉引自沃爾特.李普曼〔W. Lippmann〕:《外交的賭注》(The Stakes of Diplomacy)。

[2]  P.W.辛格等著:《讚爭》,頁45。

關注範疇: 
傳媒

相關文章

剝花生式閱讀有何後果?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0/07/2021

我們每天看新聞,為的是要知道社會時事,以免自己「離地」生活,這想法當然是很好。但你是怎樣挑選資訊,會不會只挑選合自己口味、好吃、易入口的「花生」(令讀者覺得新聞資訊充滿娛樂性)?還是為了避免出現「偏吃」的情況,而追求更好的養份?

在網上閱讀新聞,可分為被動式或主動式閱讀。被動式閱讀新聞,是指別人將新聞傳給你,或是有些新聞於你的社交媒體平台自動出現,供你瀏覽。在接收朋友傳來的資訊時,我們可在細閱前先看看訊息來源是否可靠,不必甚麼都照單全收,以免浪費時間及被誤導。而如果是經由社交媒體演算法為你挑選的資訊,可能是因為有關新聞是熱門話題、多人追看,又或是它符合了你的某些條件,使演算法認為你會喜歡看這類新聞,而將它推送到你的社交媒體平台,供你閱讀。在閱讀新聞時,我們亦應小心,如果發現接收的訊息有問題或不可信,可以告知將新聞傳給我們看的朋友,或向社交媒體舉報,以免訊息繼續對外傳送和發酵。

而主動式閱讀新聞,就是你留意到一些值得追看的新聞,並且繼續主動在網上搜尋有關新聞的資訊。讀者同時也是消費者,因為有些新聞是要求讀者付費才能收看,而作為消費者去選擇資訊時,有沒有考慮到自己是否「獲取了足夠多的資訊,這些資訊又是否能展現一個真實世界,觀點是否多元,是否聽到了各種觀點」?[1] 於《新聞的堅守》一書中,記錄了一位普立茲獎得獎者、曾任新聞記者、現為美國東北大學新聞系總監Jonathan Kaufman來港出席香港浸會大學的新聞工作坊的分享內容,他在當時對讀者作出以上提醒。他又提到:原本記者是新聞的守門人,但現在這壓力已「轉嫁給消費者自己,轉嫁給那些想要獲取自己想要的資訊的人們身上」。[2]

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如果只是看有趣或送到眼前的新聞,這些新聞所呈現的事件是不完整、零碎的,我們要花點時間去整理,了解更多,並等待更多來自不同渠道的資訊,讓我們看到一個更為立體的事件狀況。很多時,同一物件,從不同角度作描述,雖然說的都是事實,但因為角度不同,描述出來的事實也有所分別。因此,在閱讀新聞時,我們不必立即作出判斷、評論或將手上看似「很爆的」資訊發放出去,這只會為網上加添更多未有定論的零碎資料。我們需要核實、等待更多可信的證據及作觀察。

Kaufman是一位新聞教育者,他認為在這個資訊時代應不斷強調媒介素養(Media Literacy),因為它十分重要。他提到現今出現的假新聞、虛假資訊的問題,是因為人們收到別人發給他們的資訊後,不單沒有核實,反而是急於與其他人分享;而他認為有些人是刻意這樣做,其目的是要製造資訊混亂,這種做法和宣傳相似,他覺得人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另外,他又觀察到有些人是拒絕接受任何與他們觀點不同的資訊,因為他們不喜歡這些新聞。他認為政客會利用人性的這個特點有效地發放訊息。他指出最終還是要由人們決定,是否需要主動地去核實一些資訊,其關鍵就是在於「人們願不願意去做」。[3]

作為新聞工作者,應該將新聞報道、社論和專欄分開,即是應該區分報道與觀點,然而Kaufman認為現在有種趨勢就是把這些都放在一起,這其實會令人感到媒體是有立場的。他認為「記者只是提供事實,讓讀者自己判斷和做決定」。[4]

他指出,現時美國的陣營利用他們自己的媒體,如保守派利用霍士新聞(Fox News)、自由派有微軟–全國廣播公司(MSNBC),連《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也愈來愈有傾向性。筆者認同Kaufman的看法,不贊成用新聞媒體來宣揚自己的理念,把媒體變成武器。而且記者也應該注意,不應讓自己的政治立場影響到新聞報道,令報道不再客觀持平。Kaufman提出要把社會活動家、倡導者和記者區分清楚,他不希望把「媒體倡導」跟其他專業混淆。

其實,我們在網上看資訊時,也應了解一下各媒體平日報道新聞時,有沒有將報道與評論分開?其背後是否有自己的立場?而對於同一事件,我們可否先放下自己的既有觀點,試著去搜尋一下不同背景的媒體對於同一事件的看法為何,以致我們對事件可以有比較立體的看法,這亦能夠幫助我們對現時的處境及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不要只在旁邊剝花生,因為我們亦可能成為下一個被誤導的受害者。

虛假資訊由誰發放

Jonathan Kaufman是資深新聞工作者,更曾奪得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普立茲獎,他提到虛假資訊流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人刻意製造資訊混亂。其實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少虛假訊息流出,有記者嘗試調查疫情期間數以百計的誤導訊息,以了解甚麼人會發放假訊息,結果發現有七類人會製造及散播虛假資訊:他們是愛惡作劇的人、想透過假訊息牟利的騙子、政客、陰謀論者、聲稱自己有可靠資訊的「內部人士」、擔心親友錯過資訊的親戚,以及名人。[5]


[1] 閭丘露薇、李文、黃煜編:《新聞的堅守——香港浸會大學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工作坊全記錄》(香港:商務,2019),頁72。

[2] 同上。

[3] 閭丘露薇等編:《新聞的堅守》,頁75。

[4] 閭丘露薇等編:《新聞的堅守》,頁79。

[5] 〈肺炎疫情中製造傳播假消息的七種人〉,BBC News 中文,2020年5月6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544327(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9日)。

前言

數碼健康檢查站

03/06/2021

日常生活,無論是為工作、學習或娛樂……無論是用手機、平板電腦或桌上電腦,我們每天都會上網,接收各類型資訊。由於我們置身網絡世界——虛擬世界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深受它影響,所以我們必須培養「數碼智商」(Digital Quotient或Digital Intelligence,簡稱DQ),以致我們有能力善用網絡,而不會跌入失控狀態,或錯誤使用網絡工具。

數碼公民具備的能力

參考非牟利國際智庫組織DQ研究中心(DQ Institute)所設定的數碼智商框架,當中包括有關數碼智商的八種數碼公民具備的能力:[1]

  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 Identity):能建立一個健康的線上、線下,具備誠信的身份。
  2. 螢幕時間管理(Screen Time Management):能控制自己的上網時間,在處理多項任務、參與網上遊戲和使用社交媒體時,均有所節制。
  3. 網絡欺凌管理(Cyberbullying Management):能察覺網絡欺凌事件的出現,並能有智慧地處理事件。
  4. 數碼同理心(Digital Empathy):在網上能以同理心對待別人的需要及感受。
  5. 私隱管理(Privacy Management):能獨立地處理網上個人資料,以保障自己與別人的私隱。
  6. 網絡安全管理(Cyber Security Management):能以保安度高的密碼保護自己的資料,並能處理不同的網絡攻擊。
  7. 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能理解數碼足跡的本質及它們對現實生活的影響,並負責任地管理數碼足跡。
  8. 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分辨真假資訊、分辨內容是好還是具傷害性,及可信與可疑的網上接觸。

網絡應用與信仰

此外,作為信徒或牧者,活在網絡世代,我們同時亦要思考網絡與信徒成長和牧養工作的關係。信徒如何主動的在網絡世界尋找有用、真確的資訊,幫助自己讀經研經,如何在網絡世界與其他信徒聯繫、團契、相交;牧者可以怎樣透過網絡進行宣講、教導。這都是很值得新世代信仰群體思考的課題,所以在本小冊子中,除了以上八個數碼公民能力,還有與信仰課題相關的文章,盼望讀者在閱讀時,思考一下個人靈命培育的新方向,以至未來教會要走的路、當中有甚麼發展空間和需要突破的限制。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網絡為現代人帶來許多便利,同時亦有潛在危險,盼望在本小冊子中,透過九個範疇的方向,能幫助大家善用網絡工具,享受來自網絡世界的樂趣,同時亦了解網絡工具的威力,學習有節制地使用,免被操控,以保持身心靈健康。

閱讀《數碼健康檢查站》小冊子

 


[1] DQ Institute, “White Paper, Digital Intelligence (DQ): A Conceptual Framework & Methodology for Teaching and Measuring Digital Citizenship,” DQ Institute, last modified August 2017, https://www.dq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8/DQ-Framework-White-Paper-Ver1-31Aug17.pdf.

大數據下的選擇與被選擇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7/05/2021

大數據有助於做分析,但資料也只限於數據上的分析,看不到數據以外的行為及態度。例如大數據會計算收集得來的資料,並把人分類,然後找出不同的人喜歡觀看甚麼類型的文章或片段內容,並會集中生產及播放這類作品,減少或不再生產少人喜歡類型的作品,這似乎很合理,但其實這會減少了人們的選擇,也讓人少了機會去體會比較少人喜歡的作品,及排除了人有改變口味的可能。

對準用戶的口味

這代表著甚麼?當大數據在計算你喜歡的東西,代表著它會預測及主動配合,及提供它認為你會喜歡的東西,也許它的預測結果是相當準確的,而它也會不斷學習,會進步,亦會愈來愈能對準大家的口味。但同樣,人們可能會變得愈來愈自我,不會去發掘新事物及作新嘗試,因為愈來愈少機會接觸與自己喜好有所不同的東西。

數據以外的資訊

另一方面,大數據反映出來的結果也不一定完全正確無誤,它也可能有偏差,會存在「偏見」,因為它的分析是基於搜集得來的數據,數據以外的東西,它不會知道。那會引發甚麼問題呢?試想想如公司用網上搜集得來的數據(如社交平台、信用評級)來評定面試者是否合適擔任某崗位的工作,數據可以很仔細,但也可以存在很深的偏見,因為資料會缺少了面試者的態度、他/她會否已改變,及形成數據的因由等資訊。而如果招聘的公司在第一輪面見前先用大數據提供的資訊作過濾的話,一些背景資料不好的人,就早被篩去了,他們可以「翻身」的機會,亦會變得更少。

資料被悄悄收集

事實上,不同的企業、團體正漸漸不動聲色地收集我們的大數據,如駕駛習慣、[1] 觀看電視的習慣,[2] 或醫療數據等,[3] 它們何時會用?會用數據來做甚麼?會不會他日被用作呈堂證供來指證我們?又或者將數據賣去保險公司,讓他們用數據來計算保費,甚至提高保費?另外,不少網友也會經常瀏覽社交平台(如facebook、LinkedIn),並分享自己的行蹤、喜好、習慣、近況及工作經驗等,當這些社交平台意外洩漏用戶資料、[4] 或被黑客入侵時,[5] 受影響的用戶的私隱就會被不法份子掌握,我們再也難以保護自己的私隱免被分析及利用。

明智地行使選擇權

所以各位網友,對於分享或發放訊息,其實我們是有選擇權的,我們可以選擇是否分享及分享甚麼。在「開心share」、快樂地分享個人資訊時,也要細思一下我們每次發放訊息,都會留下「網絡足跡」,如有關資料洩露或被利用,有可能會引發嚴重後果。大家在行動前,要細思,好好運用自己的選擇權,避免私隱洩漏,令自己失去選擇。


[1] 葉琪:〈Tesla公開行車數據指車速達118.5公里 維權女車主丈夫:侵犯私隱〉,《香港01》,2021年4月2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中國/615951/tesla公開行車數據指車速達118-5公里-維權女車主丈夫-侵犯私隱(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5月18日)。

[2] 〈智能電視疑未經用戶同意 收集家庭私隱訊息〉,東網,2021年4月27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cnnews/20210427/bkn-20210427110122459-0427_0095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5月18日)。

[3] 關樹楨:〈商識滿天下——智能立庫 洞燭機微 健康在手〉,《頭條日報》,2021年4月23日,網站:https://hd.stheadline.com/news/columns/81/20210423/922619/專欄-商識滿天下-智能立庫-洞燭機微-健康在手(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5月18日)。

[4] 張子傑:〈美媒:Facebook5.33億用戶資料外洩 個人私隱全公開〉,《香港01》,2021年4月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608036/美媒-facebook5-33億用戶資料外洩-個人私隱全公開(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5月18日)。

[5] 〈五億LinkedIn用戶私隱 黑客網站大拍賣〉,《星島日報》,2021年4月10日,網站:https://www.singtao.ca/4873605/2021-04-10/post-五億linkedin用戶私隱-黑客網站大拍賣/?variant=zh-hk(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5月18日)。

《企鵝奇緣》 (Penguin Bloom) ——學習與己與人真誠溝通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7/05/2021

布魯(Bloom)一家到泰國旅行,兒子諾亞(Noah)邀請母親珊(Sam)走上一塔頂拍照,豈料母親挨著的欄杆已霉爛,珊整個人掉了下來,傷及腰椎,自此下半身不能動彈,珊的心情也就一蹶不振,而諾亞也十分內疚,整個布魯家庭也一直處於陰霾中。直至諾亞有天在沙灘中找到一隻與家人失散了的喜鵲,並帶牠回家照顧,整個家庭也因這頭小鳥的出現而改變……

本電影是一部小品電影,根據一同名書Penguin Bloom來拍攝,故事更是改編自真人真事。不能走動的珊,遇上了一隻名叫「企鵝」未學會飛翔的小喜鵲……由照顧牠,到與牠交流,再到觀察牠的成長與勇敢的表現,她慢慢被牠影響著。

踏出一小步

明光社

珊發生意外後,令她的人生不能再像以往一樣:不能自己穿衣、不能自由走動、不能接孩子、不能上班、也不能再攀山涉水做她喜歡的戶外活動……如果未能接受生命中的巨變而只懂得眷戀以往的日子,那就會和珊一樣,久久未能接受轉變,也同樣會令身邊的人一直擔心下去。

因著小「企鵝」的出現,珊鼓勵著牠試飛的同時,企鵝亦引領著她走出屋外,令她享受到微風與陽光。同行者的陪伴是十分重要,互相鼓勵及扶持讓彼此踏出一小步,成功感與改變的動力就會慢慢出現。

真誠溝通的重要

明光社

電影有兩幕戲令筆者感到十分深刻,第一就是珊與划艇老師及家人一起用午餐時,母親坦率的道出自己的擔心,而珊也努力捍衛自己的能力,兩者都直接講出自己的心聲,這是溝通的第一步。另一幕,當珊知道兒子對自己受傷有著很深的內疚感時,她也直接面對面與孩子對話,承認自己受傷後心靈軟弱,但也表示自己沒有對兒子感到憤怒,而走上塔的行動,是大家一起決定的,她叫兒子不必自責。這些對話,是很真誠,也能叫兒子的心得到安慰及紓解。

同行者可以是家人、寵物、朋友、教練……一個人同時可以有很多角色、身份,我們同時也可以是多人的同行者,互相陪伴,一起渡過困難的時刻。這刻,你有沒有想起誰?

摸著石頭過新河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5/2021

世界變得太快,我們不能轉得太慢。許多我們一直以為熟悉了解的事物,剎那間已出現新的常態,我們就像不斷要摸著石頭過河,而且很多都是以前沒有走過的新河,或是河床正在不斷轉變、危機四伏、容易令人掉以輕心,表面舊內裡新的怪河。

上網對大家來說已不是新事,但網絡可能出現的問題卻不斷變化,會不知不覺令人上癮、洩露私隱或改變價值觀的遊戲和影片層出不窮。當然,網絡帶來的並不一定是壞影響,在疫情持續的新常態下,其實如何善用網絡協助教牧和領袖在不能或不宜面對面聚會和團契的時候,更有效地牧養弟兄姊妹是我們必須加倍努力的方向。若果疫情已過了一年多,教會負責人仍停留在只乖乖跟隨政府的防疫措施,決定是現場或網上直播崇拜,而沒有更多的應變方案和替代的活動,根本就是不負責任,而教會出現萎縮只能說是「意料之中」!今期《燭光》嘗試為大家提供不同的教會一些新的模式和經驗,希望能為大家帶來一些啟發和提醒。

當然,另一個教會必須及早準備面對的挑戰,是在逐步和全面收緊的社會政治環境,繼公務員、傳媒、教師和議會的監管被「完善」之後,教會恐怕亦「難逃一管」,要清晰了解歷史、國情和自己的底線,才不會那麼容易在摸著石頭過新河時忽然沒頂,糊里糊塗地壯烈/白白犧牲。

當網絡成為信仰的一扇窗 牧養的範式轉移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5/2021

疫情、抗爭運動、移民、國際關係,排山倒海的事件從四方八面湧現,信徒群體在這個大時代要經歷抗爭疲勞、政治打壓、疫情禁令……教會要麼停止聚會,要麼辦網上活動,一堆本來持之以恆的活動全年取消,新活動隨時可能受到更多政策限制。不少人用「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一詞來形容今日我們這個改變。這真是範式轉移嗎?究竟甚麼東西改變了?

今年剛離世的神學家孔漢思(Hans Küng)在Christianity: Essence, History, and Future一書中,正正就用範式轉移來形容基督宗教在歷史長河中的不同階段,由初期教會開始到現代的普世教會。當中他引述科學史學家Thomas S. Kuhn的說法,指出範式轉移的範式應該是「一整個特定的群體,他們分享整體的信念、價值、技術。」若稱得上範式轉移,就是指整個範式有所改變。

孔漢思的書成於上世紀90年代,他認為當時就正是一個多元、多中心的世界,後殖民、後帝國主義的社會,普世宣教運動亦在蓬勃發展,除了討論不同宗教是否有對話和共融的空間,甚至討論不同信仰和來自不同國家的人能否共同相信一套倫理的想像。

或者他也沒有想到,過了不足30年的今日,網絡的出現令多元而共融的美好想像未有實現,取而代之的卻是在網絡空間下進一步的分眾,不同資訊分發予特定群體和對象。同時因著互聯網發展的各種特點,造就網絡獨特的生態、價值觀和倫理想像。所以不少學者認為今日教會的一些整體理念、價值,甚至使用的方法和技術也與以前非常不同——即是有所謂範式轉移的出現。

網絡有兩個重要的特質,令信徒群體相處改變:

1. 時空壓縮:疫情、移民令我們失去現場跟弟兄姊妹一起聚會的機會,但同時我們仍然可以透過不同網上平台跟弟兄姊妹團契相交,雖然比起面對面相處,暫時仍然有不同的障礙需要克服(例如未能一同唱詩),但隨著技術問題解決,不在地上、沒有固定聚會地點或固定形式的宗教活動,可能成為更多人參加聚會的主流,除了不受地域限制,時間上也可以不受限制,信徒在一週七天,每天24小時都能參與聚會,這樣的聚會和牧養模式更加彈性,但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和難度。

2. 界面延伸:現實空間,你可以用不同的裝飾、佈置去讓人進入一個神聖空間,但在網上舉行崇拜,鏡頭的運用、佈局,甚至音響器材的配合,對於整個網上崇拜的進行都變得十分重要,有關的器材也成為網絡空間的生產工具。同時網絡速度,溝通時所使用的工具,例如是用YouTube、facebook還是Zoom做直播,可以給別人完全不同的感覺,這亦變得十分重要。

以往,教會因著有現場的崇拜和團契,可以一直沿用舊有模式而不做任何改變,但因著近年的轉變,不少信徒群體出現很多有趣的面貌,迫使教會重新思考網絡和在地上的教會,如何做連結,例如:

1. 斬件式信徒生活:有信徒因著各種原因,參加A教會的網上崇拜、網上祈禱會則到訪B教會、小組相交更自己組合、又另外組合一些朋友一起在網上查經,就連查經資料也是自己預備的。在不同的教會參加崇拜、查經、祈禱會、團契,嚴格來說這個信徒沒有離開信仰,他的信徒生命由不同的群體來承托,而有關聚會、活動的事奉工作,亦斬件式地由不同信徒來承擔。

2. 純網絡信徒生活:有人決定不再返現場教會聚會,有相熟的基督徒走在一起食餐飯,就當「返了小組」,聽道就到社交平台隨便找找,祈禱就尋找不同教會提供的默想資料。

3. 信徒寄居在不同教會中:表面上信徒是A教會的會友,實際上會在不同地方參與事奉,加入外面的敬拜隊或查經小組,雖然有所屬教會和會籍,可是整個信仰生活均不在教會中。

4. 有事求問FB大神:信徒雖然是某教會的會友,但遇到生活不同大小問題,只願意到facebook不同的基督教群組分享,但就從來不願意返教會處理,因為擔心教會群體太細,自己的秘密容易被公開,寧願在網上低調以網名開組。

隨著近月疫情緩和,部份教會已恢復現場聚會,不少團體舉辦不同的研討會,討論當回歸現場聚會後,教會參加崇拜人數會否減少?是否需要保留網絡崇拜?但在提問的同時亦會發現,網絡已經成為不少信徒吸取信仰資源的地方。另外,即使很多人口口聲聲講教會有千百樣問題,但仍然有許多人在這個社會氣氛低迷的狀況下,在網上尋求有關教會的資源。教會在網絡的出現,其中的活動,也成為很多慕道者認識主的一扇窗,究竟教會能否把握機會將福音傳給他們,並在網上提供牧養,漸漸成為新的課題。

 

範式轉移概念

範式轉移的概念由科學史學家Thomas S. Kuhn在他的著作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提出,這本書在1962年出版,而有關的概念更被應用在不同學科領域之中,例如社會行為、商業世界的變化,以至宣教學的概念等。孔漢思(Hans Küng)將範式轉移的概念應用到基督教歷史中,他將基督教歷史分成六大典範(paradigms):初期基督教末世啟示典範;教父時期的希臘典範;中古世紀羅馬天主教典範;(宗教改革)更正教典範;現代啟蒙運動典範;隱約浮現中的大公教會典範。他又主張,這六大時期對基督教信仰都各有特殊的理解。[1]


[1] David J. Bosch:《更新變化的宣教: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白陳毓華譯(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頁237–238。

從網絡牧養實例中探索未來

林天然、歐陽家和 | 林天然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 歐陽家和 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17/05/2021

網絡教會,有說是疫情下的產品,也有說是社會運動下的產品。無論如何,不同的原因令人暫時未能親身回到教會中,而教會的活動都要轉到網絡。牧者可以怎樣吸引小羊,讓小羊在網上聽到牧者的聲音,跟隨他們呢?我們看看幾間教會不同的模式。

1. 台灣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

明光社

在台灣的新生命小組教會在1996年成立,由小組模式開始,現在聚會人數已超過3,500人,[1] 早在疫情前已有自己的新媒體事工、教學,也有互聯網平台提供友好店家連結,疫情一來,教會小組即時再拆細,建立兩三人小單位小組模式,努力維持運作。她強調自己是一所充滿年輕人和新世代的非典型教會,[2] 這點從該會繽紛悅目的網頁和年輕化形象可以窺探得到。

該會的崇拜需要小組成員登入才能收看,這有點名的作用。小組則可以自由用不同工具在網絡或面對面相聚,因為小組的人數減少了,可以見面的機會就增加了。又因為大部份肢體都有手機,他們會自行拍攝小組聚會的合照和內容,放在網上與其他小組分享,部份小組也會用網絡廣播Podcast平台分享小組的最新消息,使肢體仍然可了解教會和其他小組的情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生命小組教會多元化的媒體節目,包括:詩歌MV、生命見證、時局新聞、結合彈唱及聊天的靈修分享,以及在不同時節(如:聖誕節、復活節、感恩節、情人節)推出的福音劇。[3] 相關內容除了拍片,也會用圖片、文字等形式放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供肢體隨便收看、收聽和閱讀,是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新生命小組教會跟傳統教會最大的分別,也許不在其規模,乃在其互聯網思維——以大眾容易接受的方式和高質的影音,將福音生活化、多元化地呈現於互聯網,使之觸及更多網民,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在疫情橫掃全球的日子裡,她能夠善用多媒體與網絡,為信徒或未信主的朋友提供豐富的資源,或許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

2. 流堂(flow church

明光社

本港初創教會流堂認為,真正的教會只是10至12人的群體,他們期望可以建立一個又一個真正的教會。流堂每週的崇拜,當中不少音樂為教會原創,也有敬拜讚美。流堂亦十分重視網絡群體,他們認為教會不只是一個實體的地方,而是可以在網絡延伸,以承載網絡上的群體。[4] 教會製作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影片,例如查經、遊戲等,當中透過幾個人在鏡頭面前討論查經,收看者彷彿就已經加入了討論之中,有學習也有得著。當然也有些惡搞短片,例如近日就有惡搞電視綜藝節目主題曲等。

流堂成立初期就是為了讓一班因著各種原因離開教會的肢體,仍然可以繼續參與崇拜、敬拜主,她在當時已經設有現場和網上的崇拜。另外她亦設立小組,在小組裡有不同的團契活動。而流堂的一大特點是她的流動性,由於沒有特定的「事工」,所以也沒有許多的事奉要肢體參加,教會希望肢體透過參與社會上不同類型的活動,去幫助、服侍周遭的人,而不是把精力分散在其他不必要的聚會上。

除了敬拜和詩歌創作,為了回應疫情和教會新的需要,流堂近月開始製作短片,主題包括神學、查經、兒童主日學、點歌節目等等,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短片,希望可以令肢體在網上也能經歷教會生活。

3. 使徒行傳教會(ACTS Church Hong Kong

隨著近年香港的藝術、文化領域中有多人歸主,一班藝術文化界的肢體建立了使徒行傳教會,高皓正、何基佑為主要發起人。由於高、何二人皆經歷過自己的軟弱,又經歷到被神的大愛完全接納而悔改,生命得到轉化,所以他們很想建立一個「放下判斷,先以愛接納人」的福音平台。這樣做並不代表使徒行傳教會偏重宣講愛而輕忽了公義,兩位發起人就以身作則,踐行「任插文化」——為了對方的益處,常常不客氣地互相提醒,以愛心說誠實話。若遇嫌隙便立即溝通澄清,並且他們早已認定要擁抱對方到底。[5] 此外,使徒行傳教會還有一個宏大的願景——期待與香港眾教會合力興起10萬個領袖。

明光社

看看使徒行傳教會在YouTube上的影片,內容主要有:簡短的講道訊息(最短的只有約五分鐘)、音樂、個人故事,及以末世為主題的系列等。以研讀啟示錄為主的末世系列影片十分受歡迎,當中有的影片觀看次數超過40,000次。影片給筆者的觀感是「貼地」、不沉悶、有提醒及令人願意繼續看下去。[6]

望見疫情未散,教會實在可以有很多探索的可能,特別在網絡世界,我們如能保持著人與人之間的結連,實在有助教導、牧養、關顧和培育信徒群體成長。即使未能面對面相聚,弟兄姊妹之間仍然可以有團契,享受一同敬拜和祈禱的生活,只要我們有多一點創意,聚會是不能、不應、亦不用停止的。


[1] 梁敬彥:〈新生命小組教會25週年感恩聚會 顧其芸病癒後首露面:感謝神醫治能繼續贏得下一代〉,基督教論壇報全球華人新聞網,2021年1月1日,網站:https://www.ct.org.tw/1376064(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2] 〈關於教會〉,新生命小組教會,網站:https://www.newlife.org.tw/about-church/(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3] 〈新生命小組教會New Life Church〉,YouTube,網站: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WquKFH5jYw3Oxu5oQ40aA(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9日)。

[4] flow church流堂:〈流堂製作 made in flow church || 正式始動 || 究竟呢班人會做啲咩?〉,YouTube,2021年1月29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ConNmGS6I(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flow church流堂:〈What is flow church? 甚麼是流堂?〉,YouTube,2019年2月15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VJisSa6kE&t=3s(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5] 赤紙:〈職場轉化 使徒行傳教會 轉化香港藝術文化〉,《國度復興報》,2011年11月6日,網站:https://krtnews.tw/supplement/workplace-and-life/article/default/3359.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6] 〈Acts Church Hong Kong〉,YouTube,網站: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kZyFbBNl85XGOaN04bKFA/featured(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17日)。

令人身不由己的網癮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7/05/2021

環顧四周,無論在交通工具上、飯桌前、課堂上……不少人都沉浸在手機中,不是看夠了就不看,而是看了不久又要再拿起來看,明明有事要做,不久又會心癢癢,沒有訊息,亦會伸手去滑滑手機。不知各位讀者有沒有這個問題?

有心理學家曾誤打誤撞於老鼠的腦袋中找到一個「快樂中樞」,經過電流刺激那個部份,腦海會萌生再來一次的想法!下一次的感覺會更好!心理學家先在老鼠的腦袋埋入電極,只要老鼠按一下預設好的小槓桿,大腦便會遭到電擊,於是老鼠就會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地去按那個小槓桿,使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有「爽」的感覺,直至筋疲力竭地死去。根據熟悉心理學、來自內地的何聖君先生的著作——《行為上癮》一書所提及,人們每天滑手機看影片、新聞、遊戲……有如老鼠按一下小槓桿大腦便會遭電擊,滑手機時會一次又一次地刺激著我們的「快樂中樞」。雖然,我們身體不至於如染上毒癮般,吸食時腦袋會分泌物質使人獲得快感,一旦停止便會有頻臨死亡的體驗,但網癮、遊戲癮、賭癮、社交媒體癮、影片上癮、資訊上癮,是種心癮,使大腦覺得「爽」,不捨得停下來。

請先不要責怪網絡成癮者,因為很多問題不是出在他們身上,而是在於手機應用程式的設計上!這些能引起心癮的設計,不單能引起腦部釋放使我們感到快樂的多巴胺,而且因為在螢光幕出現的是一關又一關的新遊戲,一段又一段新片段(這些片段、內容甚至是由人工智能計算,針對著每個人而顯示出不同的內容),使我們不會覺得沉悶,甚至能避開了減敏反應。在減敏反應下,用家因為看了太多同類型的東西而不再感到那麼刺激有趣,但避開了減敏反應。受減敏反應影響,用家會因為看了太多同類型東西而不再感到那麼刺激有趣,一旦避開了減敏反應,就會令用家持續玩手機,無法停下來。

當人人有手機,人人都可以上網,網絡的市場不再是增量市場,而是存量市場,商家競爭的是市場的佔有率,網民一天只有24小時,商家要牢牢地把使用者的注意力和時間消耗在他們設計好的內容中!所以前文所提及的做法,在設計手機應用程式時,已是十分普遍使用。當人們醒覺到沉醉於手機的時間已經過長時,才會發現自己還有一大堆事情未做!這不單是小孩子才會受到誘惑,連大人也會遇到相同的問題。

 

不自覺的流失時間

行為的出現,是由動機、能力與觸發構成的,這三者任何一樣是「零」的話,行為便不會出現。

行為 = 動機 x 能力 x 觸發

以遊戲程式來說,針對不同人士的喜好使你有「動機」進到入遊戲世界中;再把程式設計至簡單易用,開始時每人都有「能力」過關,讓玩家感到興奮而繼續玩;「觸發」是由系統提供更多匹配的內容,如:節日限定優惠、限時購買武器、物品等,以鈎著我們的注意力。此外,即時回饋等功能,例如社交媒體的按讚功能,就盡量利用我們內心想得到回應的心態,使我們投放更多時間,發了帖子就想看看有沒有朋友讚好。

 

試玩試看的誘惑

「低門檻」能使人一開始覺得「入場費」很低(有時甚至是免費)而接受某項服務或開始玩某個遊戲,但養成習慣之後,就再不想離開。而且系統給玩家或用戶的選擇,往往是要他們付出更多時間,或以付出金錢代替時間,玩家因為沒有其他選擇而愈陷愈深,而系統的設定明顯是從商業利益出發,而沒有考慮其他因素,例如對玩家身心的負面影響。

 

欲罷不能地「煲劇」

對於常「煲劇」、愛追看劇集的朋友,有沒有想過透過系統在網上看劇集,有關系統也是經過精心設計呢?每一集的尾段都將劇情推至高潮,之後突然間停止,要你追看下一集,而系統也預設為自動播放下一集,令觀眾對圓滿的追求得到滿足。而劇中的主角們都有很多難關要過,這是一步一步設計好的台階,使觀眾代入其中,將自己的慾望投射在角色中,主角們過關就像自己過關,更使觀眾在觀看過程中有「爽點」,給主角「光環」,處於弱勢時能觸發保命技能或得到他人幫助,必勝過惡人或強者。

 

如何回復「自由身」?

《行為上癮》一書建議大家要忍痛割愛,如發現自己有遊戲癮,被它支配我們,既知道之前所失去的時間已很多,就不宜再繼續玩下去,寧願割愛,把遊戲刪除,遠離它,不再被它左右,讓自己能重新控制作息時間。

另外,我們也可以觀察一下,是甚麼觸發我們這麼沉迷?透過這些上癮行為,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到甚麼刺激能叫我們感到充實。我們可以用甚麼新的(有益的)行為來替代對自己造成不良影響的習慣?一步一步為自己訂立有意義的目標,用微習慣去改善自己的行為,使自己得到成功感,以新的習慣來使自己快樂,不再被舊有的習慣捆綁。

面對十分「了解」我們,對我們「觀察入微」的網絡、大數據、演算法……要記著,它們是在跟我們搶時間的主控權,所以我們必須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省察,以免被牽著鼻子走,失去對時間與金錢的控制權,流失人與人面對面的溝通、交流機會,甚自迷失了原來的自己。

參考書目:

何聖君。《行為上癮:從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行銷學的角度,完全解析智能社會下讓你入坑、欲罷不能、難以自拔的決策陷阱》。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堡壘文化,2020。

 

「安全」都市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01/04/2021

曾經聽過一位留學以色列的港人分享其「驚險」經歷:有一次他獨個兒在學生餐廳用膳,如常地像過往身處香港一般,把背包留在椅子上「霸位」,為自己預留位置,然後花了大約十分鐘點餐、取餐。回到餐桌,他發現背包不見了,而之前坐的桌子更被圍起來。當他走近桌子尋找背包,立時被在場的保安人員押走問話。幾經折騰及警告後,他才驚覺在以色列境內,任何被閒置在公共場所的東西,也會被懷疑是炸彈。「安全」在以色列並不是一種常態。


在台灣,看到類似閒置物品是常見的情況,有別於以色列,民眾對此有著不一樣的反應。他們的反應(或不反應)也曾令筆者感到有點錯愕。咖啡店的客人、圖書館的讀者,他們不僅把背包,還有書本、筆匣、眼鏡,甚至手提電話、電腦留在座位上,他們離座也不是僅僅十多分鐘,有時甚至超過一個多小時。他們可能外出抽根煙,有的喝杯飲料,有的外出吃個便當,更甚是跟朋友吃個午膳再回來,他們似乎並不擔心閒置桌上的物品會被偷走(或拿走)。他們真的不在乎自己的財物?還是對他人有極大的信任?或是台灣確實是一個安全的都市?


全球資料庫網站Numbeo於2020年公佈全球治安排名,台灣的安全指數名列第二位,其犯罪率之低亦是第二位。[1] 故客觀而言,台灣是安全的。筆者身處其中,與當地民眾大概有著相同的疑問:「台灣真的是這麼安全嗎?」


從新聞報道中可見,一些嚴重的罪案,如槍擊案,三天數日就有一宗。不限於幫派互鬥廝殺或是個人的恩怨仇恨,這類型案件已被看作平常(筆者執筆期間〔3月7日〕高雄就發生了一宗槍擊案,行兇者連開十多槍,導致二人死亡。[2] )一些較輕微的案件,如偷竊、搶劫同樣是每天都發生。與香港不同的是新聞報道中的片段、畫面,如同現場直播一般。賊人小偷的一舉一動,或是事前的伺機徘徊,或是事後的逃走路徑,原來已被安置在不同位置的監視器以不同角度拍攝下來。無怪乎有台灣人說:「連路邊尿尿都被拍到」,更把這城市的「安全」歸功於遍佈全台灣的監視器。[3]


然而筆者仍是要問:「這是安全嗎?」


習以為常的受監視,雖然可以被說成是保障市民大眾的安全措施,又是偵查破案的重要工具,但個人的私穩、行蹤又如何得到保障呢?確保人民的「安全」與增加人民的「安全感」是兩碼子的事情。政府及執法機關藉全民監控無疑有助於保障市民「安全」,但要人民能信任政府(或監察者)不會濫用監視所得的資料,這才是建立「安全感」最為重要的基礎。


2019年曾有研究預估,2021年全世界將有超過10億支監視器監控全球各都市,其中超過一半座落於中國。[4] 而監視器排行最多的首15個城市,中國的城市就佔了其中九個。有報告預計,按人口比例的計算,平均每兩個人就有一台監視器。台灣並不在統計之中,但按2018年北市府的統計,推算每千人約有5.48台監視器。[5] 今天在台北市監視器的數目,肯定是有增無減。[6] 除了17,894支由政府架置的監視器,還未計算那些私人在店內、大門外、停車場、騎樓、行車監錄……等多不勝數的「眼睛」從不間斷地盯著你。


「監視」在全世界的發展是如此合理,臉部辨識等生物特徵監控的技術也迅速發展。2017年BBC駐北京記者沙磊(John Sudworth)作了一個採訪實驗。僅僅七分鐘,藉監控系統,他就被逮獲了。[7] 科技日新月異,相信今天監視的技術,已不能同日而語了。


確保人民「安全」被用作為合理「監視」的最佳理由。在另一邊廂,歐洲有不少的民權團體則倡議禁止生物辨識監控,其中反對者瑞赫(Orsolya Reich)在聲明中表示:「這攸關每個人對於自身未來的掌控。從人工智慧如何被用來為我們的事務做決定,我們已見到這件事正在發生。」又說:「大規模的生物辨識監視,只會讓更多人的資料進入這些系統,並且讓這類行為變得更普遍且傷害更大。」[8] 明顯地以「安全」為由並不能說服或抵銷「監視」所帶來的危機及傷害。


筆者在台灣久了,漸漸地也變得「安心」把物品閒置在桌上。惟願這樣的改變,不是仰賴監視器的功能,而是更多信任人內裡的美善。「安全感」或「安心」從來都是由信任開始,並不是靠一個名為「安心」實為「監察」的App所能達成。


 



[1] 〈最新全球治安排名 台灣犯罪率世界第二低、安全指數次高>,LINE TODAY,2020年7月13日,網站: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Qe06Kz


[2] 〈高雄離婚夫妻吵架街頭開10槍,2男遭波及中彈不治〉,TVBS新聞網,2021年3月7日,網站:https://news.tvbs.com.tw/local/1473675


[3] 〈台灣治安排名全球第二!網友歸功監視器:連路邊尿尿都被拍到〉,Buzz Orange報橘,2020年7月14日,網站:https://buzzorange.com/2020/07/14/global-crime-rate-taiwan/


[4] 〈2021 全球監視器攝影機數量將破十億支,老大哥將看著你〉,LINE HUB,2019年12月9日,網站: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Zk1lMe


[5] Nagao Kunaw:〈兩億天眼盯著你! 全球監控密度最高城市在中國〉,新聞實驗室,2019年8月21日,網站:https://newslab.pts.org.tw/news/95


[6] 〈北市監視器將新增至17894支 黃珊珊:舉頭三尺有密集監視器〉,ETtoday新聞雲, ,2020年10月14日,網站: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1014/1831588.htm


[7] 〈中國的人臉識別監控系統有多厲害?〉,BBC NEWS中文,2017年12月11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2307561


[8] 〈30歐洲民權團體發起連署 要求禁止生物辨識監控〉,中央通訊社,2021年2月17日,網站: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102170282.aspx


 

《願者上網》(The Social Dilemma)

——「影響凡人生活的巨大體系必定有害。」(希臘劇作家索福克里斯)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7/03/2021

有關社交媒體(Social Media)的影響力,社會早有討論,但一些於早期參與開發社交媒體平台及有關科技的專家又如何看這類系統的影響力?劇情式紀錄片電影《願者上網》訪問了這些專家。他們不少曾於facebook、Instagram、Twitter、Google及YouTube等平台主管開發、設計、營利等部門,十分了解內裡的運作,電影就他們分析社交媒體發展的趨勢作了一個詳盡的記錄。

當初設計這些社交媒體時,這些專家都沒有想過社交媒體會引發嚴重問題,甚至有人曾覺得工作能造福人群。然而社交媒體高速發展了超過10年,以人工智能及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方式運作系統,不但嚴重影響了青少年的自我形象、形成網癮,縮窄人的視野及造成社會兩極化等問題,而且系統還自我發展到人類不能完全控制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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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提及由於營運的都是商業機構,以營利為先,而法律又追不上科技發展,完全監管不了這些富可敵國的公司。於是這些科技巨人為了商業利益,將系統的運作「交給」人工智能自我學習模式,針對每個用戶的習慣、喜好去推薦合適他們的內容,使他們更沉迷。它們要捕捉用戶的「專注力」再賣給廣告商。雖然電視、報刊都會用類似手法運作,但問題是社交媒體的系統每天都會比前一天聰明一點,針對每個用戶的「魔法」每天也在進步,用戶只心靈軟弱很易影響。亦由於每個用戶被「餵飼」的內容都不同,對於同一件社會事件,所看到的資訊也只會是他/她喜歡看到的,這就不難想像會有「同溫層」、「平衡時空」的出現,引起社會兩極化的情況,因為如果用戶只躲在社交媒體看資訊,他們根本不會聽到另一邊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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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紀錄片亦提供很多美國的數據及世界各地的例子,讓觀眾知道社交媒體已影響青少年心理、交友,也令成年人誤信網上謠言而引發暴力事件。而且不要以為沒使用社交媒體就能擺脫它,其影響力已到了能左右政治及選舉的地步,網上早已出現駭客利用這些平台的討論區及群組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及短片誤導群眾。

對於筆者而言,這紀錄片是極好的作品,可以提醒我們科技的發展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是無遠弗屆,是時候反思自己的使用習慣及擴闊自己的視野。網絡以外,能真正觸摸的世界及生活才是最真實及美好的。

美國大選的啟示——政治立場與錯誤資訊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9/01/2021

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在2021年1月7日,正式確認拜登當選美國下一任總統。此次美國總統大選充斥著風波及爭議,現任總統特朗普曾經持續質疑並試圖推翻選舉結果,並採取法律行動,雖然已被多個州的法院駁回,但仍有不少特朗普的支持者相信總統選舉結果仍有變數。[1]

立場影響看法

美國較早前一個調查發現,美國人對媒體報道和民主進程的看法,因黨派的因素而產生了很深的分歧。奈特基金會與民調機構蓋洛普於2020年12月在網上發佈了一個綜合調查,調查團隊曾於選舉前後進行調查。[2] 在選舉後,團隊訪問了2,752位美國受訪者,發現有59%受訪者認為,新聞媒體對選舉結果的報道是負責任的,有93%的民主黨支持者 (democrats)贊成此講法,然而僅21%共和黨支持者(republicans)贊成此講法。調查亦指出55%受訪者認為民主選舉進程進展非常好(36%)或良好(19%),當中民主黨支持者有92%認為進展非常好和良好,但有89%共和黨支持者卻不同意這一點。

網民持不同的立場,閱讀不同背景、政治立場的媒體報道,再加上為求點擊率而散播不實訊息吸引公眾的內容農場,訊息混亂的情況或會令不少網民感到無所適從。選舉後調查亦顯示,受訪者認為他們暴露於大量(50%)或相當數量(34%)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之中。有64%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在2020年總統選舉年比2016年總統選舉年收到更多錯誤資訊,而認為有此情況的共和黨支持者比率(79%),就比民主黨支持者(52%)或​​獨立人士(66%)高得多。(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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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後調查亦顯示,受訪者中大約有四分之三的共和黨、民主黨支持者和獨立人士(independents)認為,facebook可能是錯誤資訊的來源。但是,不同黨派支持者對其他潛在錯誤資訊來源的看法,有很大差異。受訪的共和黨支持者比民主黨支持者更可能相信,他們在國家網絡電視新聞、有線電視新聞、國家報紙和Google中遇到虛假資訊。這突顯了共和黨支持者對主流新聞來源缺乏信任。相反,更多受訪的民主黨支持者表示他們更可能在Twitter上看到了錯誤資訊(Twitter曾主動標示或刪除包含錯誤訊息的推文,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推文)。只有facebook和Twitter是被大多數民主黨支持者引述為虛假資訊提供者。(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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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訊息動搖選舉結果

另外,選舉後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互聯網網站或搜尋器(83%)、電視電台的清談節目主持或評論員(81%)、國家有線電視新聞(80%)及社交媒體上的個人帖文(76%),都是可以動搖選舉結果的主要錯誤資訊來源。

或許網上的訊息發佈者會有其立場,但就算是一般被視為可信度高的國家有線新聞頻道(如: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霍士新聞頻道〔Fox〕)所發放的訊息,仍有接收者可能因訊息與自己的立場不同而將訊息當成錯誤資訊。

個人所知有限

筆者認為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在接收新聞資訊時,不妨多聽多看。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先放下自己的成見,這才能真正持平地聽進不同的聲音。大家當然可以不同意資訊的內容,但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或許可以先聽聽,如不能確定,就先等一下,再看看有沒有更多資訊陸續出現。很多時候,我們太容易以為自己掌握了真相,不接受自己的「不知道」,在今天這個一切以快為先的互聯網世代,我們也沒有耐性去等待更詳細和經核實的資訊。

或許主動查證是好的,但作為普通人,實在沒有太多方法或時間去查證,不過也有不少網站提供事實查核(fact check)的服務,美國就有FactCheck.org或Fact Checker(The Washington Post)。還有法新社的AFP Fact Check可核查不同地區事件。而香港亦有事實查核實驗室、[3] 求驗傳媒、[4] 傳真社[5] 及於早前投入服務的浸大事實查核中心。[6]

事實查核與聆聽不同聲音有助開闊個人視野,遠離片面的聲音,即使在意見分歧的世代裡,人們仍渴望聽聽不同的意見,在前文提及的美國總統選舉後調查中,即使大部份的受訪者相信國家已經深陷分歧,但是他們還是有興趣去了解跟自己政見不同的人的意見,有25%受訪者對此表示有「很大的興趣」,有51%則表示有「相當大的興趣」。盼望我們也能多點聆聽別人的想法吧。


 

[1] 〈美國國會確認拜登勝選 特朗普承諾有序移交權力〉,商業電台881903.com,2021年1月7日,網站:https://www.881903.com/news/international/2373823/美國國會確認拜登勝選-特朗普承諾有序移交權力(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7日);〈美國大選:選舉人團投票結果確認拜登獲勝,司法部長巴爾即將離任〉,BBC News 中文,2020年12月15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313116(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

[2] Jeff Jones, “In election 2020, how did the media, electoral process fare? Republicans, Democrats disagree,” Knight Foundation, last modified December 7, 2020, https://knightfoundation.org/articles/in-election-2020-how-did-the-media-electoral-process-fare-republicans-democrats-disagree/.

[3] 〈事實查核實報告〉,事實查核實驗室,網站:https://www.factchecklab.org/tag/fact-check/(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Factcheck Lab 事實查核實驗室,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FactcheckLabHK(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

[4] 求驗傳媒,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kauyim(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

[5] 傳真社,網站:https://www.factwire.org/(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

[6] 浸大事實查核中心,網站:https://comd.hkbu.edu.hk/factcheckservice/(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0日)。

《導火新聞線》(The Menu)

—— 新聞從業員的矛盾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9/01/2021

《囧報》從傳統媒體轉向網絡發展,其點擊率一直不高,面臨結業。面對剛創刊的《閃報》及其online版既快亦狠、無視操守的採訪和報道手法,《囧報》記者及其決策人在一宗突發電視台錄影廠爆炸及脅持人質事件裡,陷入了銷量與傳媒道德的拉扯之中。

這部劇情片為HKTV(香港電視)同名電視劇改編。電影一開始,是一位女記者阿咩的獨白:「日日作故仔,日日有人睇」,「有故仔就煲大佢,無故仔就作故仔……」已道出現時不少媒體為求收視、點擊率而無視真相,將新聞娛樂化的生存之道。其實這種營運媒體的手法一直存在,多年前狗仔隊跟蹤、偷拍、看圖作文,求的是多賣幾份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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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也寫實地描繪到網媒之間激烈競爭新聞機構為了把消息趕快上,將查證時間大幅削減。為求點擊率,不少媒體更將標題、內容寫得誇張,吸引分享。當網民不付費去看較高質的新聞花時間查證,大量劣質資訊便在網海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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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以《飢餓的蘇丹》這幅新聞相片引起觀眾思考,記者Kevin Carter在發生饑荒的蘇丹拍下了一名瘦弱、無力前行的女孩,有禿鷹在旁對她虎視眈眈的相片。[1] 電影以它展開討論:究竟作為記者,應先拍照還是先救人?此外,電影中一記者在快倒向女孩的鐵架旁邊,忙於調校相機以拍攝「慘劇」的獨家照片,及後男主角輝爺救了女孩,電影藉輝爺的話批評這是瘋狂行為;電影將相中的禿鷹與女孩比喻為記者和被追訪的對象,記者在旁等候事主死亡;雖然該相片令社會大眾關心蘇丹的情況,Carter更因此得到普立茲新聞特寫攝影獎,但卻被指見死不救,最後令他自殺身亡。事件引起大家對傳媒職責與道德倫理討論:除了記錄真相,記者還有救人的責任嗎?

此外,「飢餓與進食」也是電影所用的意象:傳媒是尋找和報道真相的機構,還是以「生存」為由,常常stay hungry(保持飢餓狀態),找尋可被報道(吞吃)的目標(獵物)?以及有沒有stay foolish(持守虛心),沒有預先設下「聰明」的政治立場,持平地報道真相呢?

最後,受疫情影響,電影小組於2021年暫停,但仍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分享電影。


 

[1] Eamonn McCabe, “From the archive, 30 July 1994: Photojournalist Kevin Carter dies,” The Guardian, last modified July 30,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4/jul/30/kevin-carter-photojournalist-obituary-archive-1994.

網絡逍遙遊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01/2021

我們對網絡和手機的依賴已走上了不歸路,它彷彿已成為了我們的另一半,大家了解這一半嗎?

設想有一天,網絡被政府或網絡公司全面控制;手機被駭客入侵,取得我們儲存在雲端的身份證明、銀行存款、醫療記錄、公司文件、紀念照片……我們會陷入怎樣的危機?這些情境和疫症一樣,有時看似遙遠,忽然又可以近在咫尺。

當然,大家可能認為自己只是「上上網、玩玩game」,不會出甚麼大問題,不過,由於網絡上排山倒海的訊息和遊戲太多、太快、太吸引,加上疫情下大家在家工作和減少外出,手機和網絡更成為我們和外界聯繫最重要及最緊密的工具,我們的警覺性難免有時抗疫疲勞,「中了招」也懵然不知,網絡成癮的又豈只是小朋友和年青人,家長可能才是重災區。

其實不斷為手遊課金、被遊戲的價值觀潛移默化、受一些政客、KOL(關鍵意見領袖)和討論區影響,令我們分不清哪些是事實、哪些是觀點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愈多使用網絡,愈應該花更多時間了解網絡,否則,誤踏地雷是早晚的事。今期《燭光》很想和大家撥開少許雲霧,一起在網絡和手機的世界保持清醒,不要真的將它變成自己的另一半,要在網絡逍遙遊,不要讓它變成自己的迷宮。

另一方面,在疫情和社會政治的衝擊下,香港人變得愈來焦躁、不安,我們亦希望能和各位家長、教會和機構的負責人一起反思,如何常常保持警醒,帶領子女和會眾共渡難關。

《陽光普照》(A Sun) ——愛,不等於了解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4/11/2020

教車師傅阿文與太太琴姐育有兩子,但阿文常說自己只有一個兒子阿豪,下年將升讀醫科……的確,大仔阿豪,才貌出眾、善解人意,從來不用別人擔心;而次子阿和,卻因與友伴菜頭一起砍掉仇家的手而入獄,又令女友懷孕……父親偏心似乎有道理。但阿豪突然跳樓自殺,令全家人的關係起了變化。多年後菜頭出獄,對阿和多番滋擾,令阿文不得不出手保護唯一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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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別多月,10月電影小組終於可以用面對面形式,跟參與者交流。是次我們討論台灣金馬獎得獎電影《陽光普照》,電影勇奪最佳劇情長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等多個獎項。

「陽光普照」在人生中不一定絕對的好,因為當一個人由始至終都被人認為那麼好,那種壓力就像電影中哥哥阿豪所面對的,總是要似陽光般照耀他人卻找不著一處可遮的地方,藏起自己的脆弱而電影中提到司馬光打破大缸而找著自己的故事,是源於一自殺死的台灣小說家袁哲生作品《寂寞的遊戲》。而編劇稱這位在朋友眼中溫柔友善樂觀的作家,就是阿豪角色的原型。[1]

把這電影說成是公路電影並沒錯,雖然它不似傳統的公路電影,角色在一段特定的路上認識、改變心態。導演就把人生比喻走在路上:角色走在路上、到山上、上囚車,寓意開展人生新階段;爸爸是教車師傅、小兒子是在車房為人洗車……這都是一些「符號」,叫觀眾知道在人生路上有時要學習駕駛、有時要休息、前進、洗刷更新、選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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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如何能與子女同行?如爸爸般教導學生背熟口號就可以駕駛人生?或如媽媽般慢慢察看,總不放心,就一直陪伴兒子走下去?電影最後一幕很有意思:媽媽坐上了阿和隨手「借來」的單車,倚在他身後車緩緩前行,看著路上風景她開始明白為何阿和兒時總喜歡在她騎單車時坐在她身後,亦同時感到阿豪所喜歡的「一半陽光、一半遮蔭」。了解,可能就是坐在他的位置去感受吧。

 


[1] 小川林:〈陽光多麼充足溫柔——《陽光普照》的阿豪與小說家袁哲生〉,鳴人堂,2020年2月20日,網站: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3012/4355230(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0月20日)。

新聞,還是付錢看比較好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9/2020

新聞行業今日十分難做。媒體沒有資金做新聞,新聞記者受制於廣告和讀者興趣,只能做些沒有深度的新聞,部份免費網絡媒體更要為了流量而淪為標題黨,用誇張、出位的標題吸引網民點擊,做劣質新聞,部份則被財團收購,淪為財團喉舌。我們到訪不同的網絡平台,以為看了很多資訊,原來這些只為吸引我看廣告,平台不斷送上討我的東西,也不過是希望留在平台。最後我們知道的東西,反而是愈來愈少,愈來愈偏頗。我們可以怎樣打破這個困局呢?

首先我們要理解今日新聞資訊的運作。今日報紙銷量甚低,傳媒只能依靠三個方式賺錢:一、廣告;二、社交平台流量;三、收費。要賺取廣告的收益就務必要有非常吸引人的內容,以及,要在社交平台產生極大流量,以致有人願意落廣告,同樣地,這其實亦要求大量吸引人的內容。所以要做到第一、二點,最直接的方法是令新聞必須吸睛(引人注目)、簡單、易明、牽引情緒,甚至有機會加插植入式廣告。除非傳媒能成功透過收費,而且是獨立收費,即是讀者付款後不會影響編採決策情況下,編採部才能有足夠的自由度獨立、深入和有意義的文章。

不過,能成功進入收費模式的傳媒不多,大部份免費傳媒,為吸引眼球,引起讀者注意,以減低新聞生產成本,甚至為了討好投資運作的金主,往往會生產很多壞新聞,當中包括:一、標題與內文不符的新聞,例如選用誇張的標題,但內容卻不甚了了的新聞;二、快而不準的新聞,因著網絡24小時運作,不少傳媒索性就抄別家24小時新聞台的報道,直接改寫使用,營造緊貼時事的效果,但有時事態發展已有改變,往往又慢了半拍,於是出現快而不準的新聞;三、未經核實的新聞,很多網媒為求方便,用「爆」的標題改寫另一間網媒的新聞,以抓住讀者的好奇心,但在抄的過程往往不求甚解,也沒有辨別網絡上一些真假難分的訊息,常用「疑」、「或」等含糊的字眼取代核實的工作,網民收到訊息繼續將它們傳來傳去,最後假消息便不斷流傳。

這類免費新聞,很多人在社交網絡分享、轉傳,如果立場客觀的,傳一下也無傷大雅,不過有時內容卻真假難分。上屆美國總統大選,就有指整個選舉工程的操作就在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他們先針對地選擇滲透一些社交網絡平台,並在適當時候針對性發放訊息,在改變網民對某些議題的立場,有關的做法成功之處在於網民習慣接收訊息,但求過癮開心而不問真假,最後整個選舉的風向居然就因著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的專頁而改變。

在香港近年也有很多類似的專頁,除了打正旗號做政治議題之外,也有煮食的、攝影的、二手買賣交易的,看起來可以與政治無關,但到重要時份卻又會發放一兩則有立場的新聞。這種免費平台的資訊,即使社交平台本身想作出規管,也難以實行。是故筆者幾可肯定,以後大家在社交媒體的專頁閱讀那些不明來歷的新聞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小心閱讀。

除此之外,為打破偏聽的情況,建議你選擇一至兩份中立持平的報紙,平心靜氣坐下慢慢閱讀。在社交媒體即使你仍然可以免費看到很多報紙的內容,甚至是全份的內容,但畢竟沒有排版和順序,你較難知道事情的優次。因此,可以的話請回到該報章的主頁閱讀新聞,如能力許可,請盡量付費,買印刷版的報章,支持持平的報章。同樣,不少網媒評論和觀點也是有理有節的,可能的話也請加入付費行列,以表達對有關媒體的支持。

時間太少,網絡太雜,要知天下事,有時難免要花一點錢,讓人幫你更有效接收資訊。


參考書目:
黃哲斌。《新聞不死,只是很喘: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台北:天下雜誌,2019。

傑夫.賈維斯〔J. Jarvis〕。《媒體失效的年代》(Geeks Bearing Gifts: Imagining New Futures for News)。陳信宏譯。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


紙本報章雜誌會消失?

傳統報社的收入倚賴報紙銷量,在網世代中工作愈見困難。紙媒的生意難做,紛紛尋求轉型。今年8月,時任《紐約時報》行政總裁Mark Thompson便曾說過,他相信該報會在未來10年繼續印刷紙本報紙,甚至可能是15年,或者再多一點點時間,不過,如果說未來20年會繼續印刷紙本的《紐約時報》,他則對此感到十分詫異。一些傳統紙本報章雜誌,在時代巨輪下成為了歷史的產物。有26年歷史的日本關西時尚雜誌Cazi Cazi在今年7月宣佈停刊。鮑爾媒體集團澳洲公司亦在7月底宣佈旗下多本時尚雜誌,包括ELLE、《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等停刊。在香港,免費報章《都市日報》亦自去年10月暫停派發。

《以私謀權》(The Great Hack)—— 網絡的盡頭是美夢還是噩夢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6/09/2020

2016年,位於美國的數據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在用戶不知情下,對facebook過千萬用戶的個人資料作出心理分析,為特朗普競選向個別用戶發出針對性廣告,企圖改變他們的投票決定。一美國市民David Carroll在英國以法律挑戰劍橋分析(因為該公司的分析和宣傳對英國脫歐公投亦有影響),要求它交出針對他所採集的所有數據。

我們的網絡足跡每年被以兆美元計算的產業開採了,數據的價值亦一早高於石油。我們的網上行為就是商品,留下的每個選擇、回應、對話……全都被記錄和分析,然而我們不知道科技公司如何把我們分類,數據又如何被利用。

 

隱形數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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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紀錄片電影《以私謀權》,劍橋分析聲稱自己擁有美國選民每人近5,000個隱形數據點(data point),但如何把這些隱形數據點變為具體?這是我們不知道的,這也解釋了電影其中一位主角David為何要提控,迫劍橋分析提交對他採集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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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程中,劍橋分析前業務總監Brittany Kaiser是少數願意站出來把前僱主及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和盤托出的人。在她所提供的資料中,近十多年全球發展中國家的選舉中,劍橋分析都有插手對社交平台用戶作出針對性宣傳,手法是引起用戶恐懼或憤怒等,針對其心理,影響其情緒、政治想法及投票行為,她稱之為「武器級的宣傳策略」。

然而,到最後劍橋分析因清盤而避過了進一步被英美的司法部、美國聯邦調查局及特別顧問調查(專責調查俄國干預美國大選的部門)等部門追查,寧願被控告,亦不肯讓David知道他們如何分析他的個人資料。

 

數據權亦是人權

網絡帶來便利,助我們連結豐富的資訊,但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作為網絡用戶,並沒有多少人覺得需要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及數據,因為太「技術性」了,我們不知道會怎樣被人分析及作出針對我們弱點的宣傳。然而,這顯然是不道德、也是不公平的心理戰。電影提醒我們要覺醒過來,開始為保障個人數據擁有權而戰,因為這是人權。否則,我們可能輕易被人以心理分析來間接操控我們的行為及選擇而懵然不知,到驚覺其破壞力卻為時已晚

一夜瘋傳的性愛片段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24/08/2020

早前有人在網上公開多段兩名本港中學生的性愛片段,並在網絡上一夜瘋傳,涉事男女亦被快速起底。因為懷疑片段中的女生未成年,為了避免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討論區負責人及網民都主動將該片段刪除,廣傳的情況才靜止下來,而警方亦表示會介入調查。[1]

按現有法例,如果涉事男女中其中一方在事發時未滿16歲的話,該短片已屬於兒童色情物品,任何人製作、發佈以及管有該影片均已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製作、發佈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刑罰為罰款2,000,000元及監禁八年,管有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刑罰為罰款1,000,000元及監禁五年,所以奉勸各位網民千萬不要分享及下載相關短片,以免觸犯法律,如果曾經下載的也應立即刪除相關檔案。

不過如果該男女已年滿16歲,那就不受《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監管。雖然仍能以《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來作出檢控,但從過去類似事件得知,警方作出拘捕的情況少之又少。而相信該片段是在未得當事人同意之下被公開及廣傳,嚴重侵犯當事人的尊嚴,但可悲的是本港並沒有法律監管此等行為,讓當事人不斷受到傷害。

其實政府現正為窺淫罪進行公眾諮詢,當中亦建議訂立法例懲治在未經同意下發放他人私密影像的行為。如果建議最終成為法律,不論當事人是否未成年,所有發佈該等影像的人,不論是上傳到討論區、還是朋友間私底下的「分享」,都將觸犯法律。這能大大阻止該等影像散播的情況,為受害者提供更大的保障。

其實香港每年都會出現數宗類似的事件,而網絡上亦散佈大量偷拍和意外外洩的裸露影像。政府有責任盡早立法堵塞漏洞,以保障市民的基本尊嚴。不過就算有此法律,也不能確保自己的秘密影像不會外洩,所以拒絕拍攝那些相片及片段才是保障自己的最有效的方法。

 


[1] 〈兩名校男女生性交片流出 警網罪科跟進〉,《東方日報》,2020年8月20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00820/bkn-20200820181031566-0820_0082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8月24日)。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24-8-2020

被害公審 (Audrie & Daisy)

——傷害與支持都來自網絡世界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06/05/2020

 兩名美國高中生Audrie及Daisy分別在朋友聚會中喝醉後被性侵,被拍下相片、影片,影像不但被同學傳閱,受害人及其家人亦因為網上對她們的遭遇毫不清楚的人胡亂批評而被傷害。事件發生後一星期,Audrie自殺身亡,而Daisy在她情緒極度低落時在網絡遇上了有同樣遭遇的Delaney及其他過去曾被強暴並願意說出自己經歷的女孩,在互相扶持下,她重獲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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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網上看了這部美國紀錄片電影,製作團隊追訪了在2011及2012年三宗發生於美國小鎮的少女被性侵案件。一向很懂得保護自己的Audrie因酒後被一些同學作弄及性侵,其照片在全校的網絡中流傳。她於網上追問,亦沒有人告訴她那晚事件的經過,而當她知道自己裸露和被塗鴉的相片已廣為流傳時,她認為污名永遠都洗不掉、人生已完結。這可能是事實的一半:留在網絡中的痕跡是很難抺走的……然而這個經歷卻可以如Daisy所領悟的,是一個「;」(分號),它只是人生的一個分隔點,往後的日子可能會很不同,但仍可以繼續走下去,它並非人生的句號。

Daisy的案件,起初疑似因著政治原因而令疑犯獲撤銷控罪,但事件於網上不但引起瑪麗維爾(Maryville)小鎮的市民分成不同派系及彼此爭論,更引起許多美國人關注及聲援,令案件得以重新審理,可見網絡完全有能力引起更多人關注事件。不過在網絡上,同樣出現了一些負面評論,對受害人的心靈造成傷害。

然而,這些評論顯然是來自不認識當事人的人,他們對事件一知半解就妄下評論。才十來歲的Daisy長期要面對網民的指控、誤解,亦是不容易的事。在製作電影的幾年間,Daisy由以往柔弱的金髮女孩,變成了另一個黑髮、外型「硬淨」的女孩,心態也變得不易流露真我,但起碼會勇於繼續走以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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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Daisy能走過陰霾,是因為Delaney主動於網上接觸她,並引領她走向能說出自己經歷和聆聽相同經歷的路程。若有相同經歷的人與及家人能一起同行,給予支持,受害人便會較為容易走出幽谷。然而電影最終卻指出,青少年的強姦與性侵率是很高的,但願意公開自身故事的仍屬少數。

 

聚焦有時、失焦有時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6/05/2020

過去幾個月大家都聚焦於新冠肺炎的疫情,無論社會、教會、公司、學校、家庭及個人,都需要因應疫情的變化而不斷回應和改變,這是很自然的事,畢竟性命攸關。但人生其實還有很多重要的事,雖然不一定緊急,卻不能置之不理。

疫情未過,香港的政情又開始升溫,而當代政治其實是一場資訊戰,面對資訊戰最重要的是有高度的自覺,不會被別有用心的假消息,以及喜歡煽動別人情緒的政客迷惑。在疫情之下,不少大型活動皆受影響,只有馬會一枝獨秀,在政府默許之下堅持繼續賽馬,一些失業的賭徒更聚焦賭博,結果泥足深陷,甚至賠上性命,大家不能忽視。

面對疫情,若聚焦於困難,的確容易令人喘不過氣,特別是一些基層的家庭,手停口停,再加上子女要在家學習,無論在空間和器材上都令家長百上加斤。不過,有危亦有機,這也是教會和機構可以介入和支援有需要人士的好機會。

生活上值得我們關注的事其實還有許多,趁著疫情令大家有更多時間留在家中,也是親子教育的好機會,小朋友也要學會轉移視線,不要只聚焦眼前的困難,也要放眼其他身邊的事,有時失焦也是一件好事,否則過份聚焦恐怕只會燒焦。

今期《燭光》好像失去焦點,但我們盼望大家能逐步走出疫情陰霾,放眼更多重要的事,一些習以為常的事其實也不是必然的,作為基督徒,今次疫情令大家對崇拜、以至聖餐都有了不同的體會,其實,奉獻課題亦值得我們不時反思,希望今期《燭光》能為大家帶來一些啟發。

疫境中的教與學

郭卓靈 | 文﹕郭卓靈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與行動) || 編輯﹕謝芳
14/04/2020

「我們良心的邪惡既然被灑淨,身體也用清水洗淨了,那麼,我們就應該懷著真誠的心和完備的信,進到 神面前;又應該堅持我們所宣認的盼望,毫不動搖,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我們又應該彼此關心,激發愛心,勉勵行善。我們不可放棄聚會,好像有些人的習慣一樣;卻要互相勸勉。你們既然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應該這樣。」   《聖經新譯本》〈希伯來書10﹕22-25〉

自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學生於農曆年假後就不能回校上課,而很多打工仔轉為在家工作。時至今天,疫情於香港甚至世界各地仍見嚴峻,港府更陸續推出「社交戒嚴令」。在種種因素之下,一向倚靠學校、老師安排功課、活動及知識傳授的學生更是頓然失去方向:勤奮的,想做卻沒事做;懶散的,就更加肆無忌憚。老師又有何對策或發現?學生的學習狀況如何?至於被困於家中的信徒,連參與教會崇拜及團契都不能,牧者的牧養及教導工作,又面對甚麼挑戰?學生、家長的感受又如何?文章訪問了多位老師、牧師、學生及家長,分享了他們的一些困擾感受及想法。

摸索網上教學方式

知道復課無期,學校、老師們都已開始預備材料,轉型為學生作網上授課,而教育局亦鼓勵學生停課不停學…,但一下子要老師轉為網上教學,對不少老師來說極具挑戰。

作為基層小學教師的林老師,在停課後不久就接到學校消息要拍片授課。一向慣於面對面授課的她,除了每科每星期要製作多條教學影片外,還要批改學生作業和細閱同工們拍的其他片段,每天對著電腦螢幕的工時十分長,由選取教課內容、剪輯,到錄製影片,亦令她額外緊張。「學校的技術人員都有支援老師,為老師提供工作坊學習使用程式等。然而,對於老師來說,還有不少壓力來自學生是否有上網學習、交功課及校方的『追數』。」林老師所說的,就是沒有了每天面見學生的時候,學生是否有用心看網上錄影片段,是否明白片段內容,是否跟得上進度…,從學生的功課,未必可以完全知道。當然老師亦會主動致電學生鼓勵他們要盡力做好功課,但始終不是面對面接觸,成效未必理想。

學生未必有自學的動力

情況在另一位任教中學的老師Stella所面對情況也相似。她選擇了以網上會議工具與學生作實時授課,但不規定學生一定要出席,之後會把課堂錄影放上網,讓學生可以再看或作複習時的材料。而學生在上課時要,也不一定要開啟鏡頭,因為她認為不是每位學生都想讓人看到他/她的家,目的為讓學生有自主及自由,及減低上課門檻,尊重學生選擇。誠然,這種放鬆的手法對學生來說,未必人人見效。對於自學能力高的學生,他們會主動溫習、出席率高,並在網上課堂中會主動開聲答問題、寫答案及畫圖,亦從小測中可見他們能跟到進度。但Stella亦觀察到另有一批學生就沒有主動出席網上課堂,普遍是一向在校內也是學習動機低和較為懶散的學生。

林老師與Stella均 認為在教學環境改變後,可以看到不少學生平日沒有自學的動力及在學習上不自立,要老師或家長以「餵飼」的方式把學習材料送上,對學生來說並非好事。

學生家長對網上授課的困擾

 疫情迫使學生長期在家,要對著電腦上課,中四學生明仔的學校短片與即時網上授課的內容都有,他認為網上課室失去了互動,難以集中精神上課,而且上課氣氛不太好,亦有太多功課,叫人幾乎喘不過氣來。「因為老師為了確認學生能否追上進度,給了很多功課!」明仔表示對課堂進度有擔心,希望疫情能盡快完結,早日回校上課。

而因疫情需居家工作的李先生,平時會抽時間觀察其就讀小五的兒子網上學習的情況,他認為老師給予的課堂質與量都很不錯。與明仔一樣,學校提供了短片、e-class功課,及網上即時授課環節。各科的課時與功課量恰當,網上上課可以有機會讓同學感受一起學習的氣氛。然而,兒子仍然較喜歡回校上課,因為與老師及同學可以有更親近的感覺。李先生表示,他沒有為兒子學習的進度擔心,並建議家長們在這情況下,應自我調節對子女學習進度的期望及要求,亦可好好利用現時與孩子多了在家一起的相處時光:「與以前孩子有八、九個小時到校上課的情況不同,全時間在家,家長顯然需要多花心力去安排孩子的時間。」誠言,不可能以功課及上課時間完全塞滿這原本在校的時數吧。

有失亦有得

面對面教授當然有其好處,如眼神接觸、實驗觀察與歸納等學習機會,但任教於大專教育學系的老師Sandy(化名)卻認為,教育界以往一直想推行多年的混合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模式(使用不同的平台及多媒體的學習模式),效果一直未如理想,卻因著這疫情,驅使了老師努力發掘如何活用。

Sandy 坦言老師的態度十分重要,如果自己都失去了樂觀及正面的態度,不願去面對挑戰,學生一定會感受得到。「Learn to be flexible  (學會變得靈活)在這世代十分重要,我們未來會面對很多競爭與改變,具有適應性令我們較能跨越未可知的困境。」所以她亦鼓勵老師要給學生一些時間去習慣網絡學習及討論:「在虛擬空間與不相熟的同學分組討論,學員起初可能會有點不慣;但慢慢地,反而可以培養他們能與不熟悉的人展開討論呢!」

教會面對同樣的境況

 教會崇拜與團契聚會轉為網上進行,牧者們講道與牧養形式都要作出轉變 。於屯門區牧會的甘牧師認為,網絡分享能令他感覺輕省了一些,亦視網絡為新的一種牧養工具:「原來多場的講道變為一次的錄像;與在職青年透過網絡查經、溝通,在牧養上有方便和順暢的地方,彈性也大了些。」然而,對於部分會友或長者來說,網絡未必是方便的工具,「在這段留家的日子,未必每人都方便在狹小的家中分享心事或與家人有關的事情;網絡設備也是另一個顧慮,頻寬未必能顧及多位家人同時上網,時間亦要遷就。」甘牧師的分享亦令我們知道弟兄姊妹們各有難處。

疫境中的反思

 筆者作為兼職學生和會友,也同樣積極去面對學習模式的改變和教會聚會模式的改變。面對疫境,願大家都持開放態度去面對,無論在任何環境下,仍尋求機會利用資源去教、學及溝通。大家也可反思自己面對改變是否過於被動?作為家長的,是否可以幫助加強下一代的自理、主動及自我安排及計劃能力?每人所擔當的角色中,有甚麼可以規劃或調節得更好?期望大家能如各位受訪者般,以活潑積極的態度去迎接所面對的各樣挑戰和困難。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3-4-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