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公民記者不是私刑記者

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青年事工)
10/11/2011
「七折港女」、「巴士男」、「賜座男」……隨着智能手機普及,只要一機在手,人人都可以隨時化身記者和攝影師,不少「路人甲」因而被炒作成街知巷聞的新聞人物、真人騷(The Truman Show)主角。
 
一對中年夫婦在巴士站插隊,有女乘客心有不甘而直斥其非,並在對罵間用手機拍下他們一些惡毒的咒詛,而該婦人亦一度拿出手機要「反拍」。姑勿論結果如何,這種拍來拍去的新聞愈來愈多,經常進佔港聞版。
其實這類新聞的公共性低,雖然公眾有知情權,但又不見得與公眾利益有很大關係。成分較多為抒發情緒,討論「誰是誰非」,而最後往往牽涉「起底」或幾近全民公審和網絡欺凌。
 
事實上,早期的公民新聞與災難關係密切,這是由於災難令交通癱瘓,資訊難以傳遞。在1994年的加州地震,當地災民以受災第一身角度於網絡傳遞消息;2001年仍未有YouTube或Twitter等社交媒體,911事件中的受災者以個人網頁發布圖文;及至2004年,社交網絡發展一日千里,在南亞海嘯事件中,外國遊客、義工、救災人員分別以影片、相片、網誌等途徑發布新聞。這些參與者便成為公民記者,而傳理學者把這類新的傳媒定名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或自主傳媒(We Media)。

 

自主傳媒,意味一機在手,人人都是公民記者;而參與式新聞則讓行動者重拾話語權,在自己立場上就關注的事件發聲。事實上,這種新媒體保障了社會討論的多樣性,一些被主流媒體淹沒或忽略的社會議題可以得到發聲,應該被肯定。

 

不過,當人人都是公民記者,以為「有相有真相」是硬道理,卻又未知記者的專業操守:例如1)查證消息來源,確保信息內容準確;2)讓當事人或第三者回應及評論,以求公允;3)發掘事件隱藏了的真相,以及4)平衡公眾知情權和個人私隱等等。或許,今天我們要停停想想,如何令「巴士男、女」更有意義地運用智能手機,推動與公眾利益攸關的議題,建立公民記者一些應有的基本操守,勿讓公民記者成為私刑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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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症下藥回應假新聞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7/2021

假作真時真亦假,上世紀80年代英國著名電視連續劇Yes Minister 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對政客的語言偽術有深刻嘲諷。較早前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開始著手研究立法管制假新聞,令人憂慮這是繼政府建議立法管制「起底」和已收緊有關查冊的規定之後,另一項會影響及限制傳媒偵查報道的法例。其實要處理有關假新聞的問題,必須對症下藥,立法並非最理想的方式。

首先,要界定何謂假新聞十分困難。有些是蓄意製造的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但更多的可能是有意無意出現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因此,由誰來評定一則新聞是否虛假、部份資料錯誤、或是有意無意誤導便十分重要,但最不適合去評定的團體就是政府,因為政就是新聞界主要的監察對象若果由政部門去裁定一則報道的真假無疑會成為傳媒頭上一把刀產生寒蟬效應。

由於傳媒是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政府對傳媒必須要有包容的氣度,況且政府財雄勢大、資源充足,要公開講話幾乎所有傳媒亦必定報道,政府若不同意某些傳媒對某些事件的詮釋、認為對方渲染、誇大,公開反駁便可以,與官方說法不同的並不一定就是假新聞。要辨別假新聞,其實能夠維持一個多元、開放的傳媒生態十分重要,因為任何新聞大家都可以透過不同立場的傳媒來分析,從不同角度更立體地了解事件,若有明顯的弄虛作假,自然亦難逃其他行家的揭發、甚至追擊。

此外,要減低假新聞、虛假資訊或者錯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學生和公眾人士提供傳媒素養教育十分重要,這有助培養市民大眾在選擇、分析和轉發新聞時應有負責任的態度。傳播假新聞或不實訊息,除了內容農場(content farm)之外,其中一個最快捷及廣泛的途徑就是透過社交媒體,所有市民都可以透過手機及互聯網上載圖片和訊息,許多時雖然沒有明確的來源,但卻好像言之鑿鑿,大家在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下,加上想令其他人覺得自己消息靈通,觸角敏銳,於是一些轟動的假新聞往往傳播得比主流傳媒的新聞更快和更廣。若果市民大眾沒有建立負責任的轉發消息態度,對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只因內容震撼或符合個人的政見和期望,便急不及待轉發的話,根本難以阻止假新聞的迅速傳播。

當然,一些傳媒的報道手法有爭議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譁眾取寵、以偏概全,借題發揮對這些傳媒機構來說是家常便飯,有關手法亦引起不少公眾人士的不滿。但在一個尊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有關傳媒操守的問題,交由獨立、包括業界在內的團體,以專業角度處理,比由政府委任、動輒以公權力介入更為合適。在判定新聞的可信性和手法的時候,既有專業的角度,亦可以避免出現專業的自我保護、甚至偏袒的情況。 而其中一個符合以上要求的團體是香港報業評議會(利申:本人由報評會創會至今都是其中一名執委,不過,本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報評會)。

報評會包括了多份報章的業界代表,亦有更大比例的成員是來自新聞學者、法律界、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和其他新聞業團體的代表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平衡了業界和非業界的意見,而報評會所採用的守則,亦是多個業界團體共同商議和受各界認可的準則,多年來行之有效。不過,報評會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它並非受法律保障的法定團體,萬一非會員報刊不服報評會的裁決,是可以反過來控告報評會誹謗的,由於報評會的經費主要靠會員的會費和外界捐助,只能維持基本運作,根本難以負擔高昂的法律訴訟費用。

多年前,報評會曾提出希望政府立法保障報評會,最重要的是提供像消委會公佈不良店舖的名稱時,可以有免責權,對方不可以控告消委會誹謗,可惜多年來都未能成事。要判斷一宗新聞是否部份失實、譁眾取寵、誤導、甚至完全虛假並不容易,需要有客觀的標準、不同資料的比較和反覆的討論,很難以法律條文來界定,亦不適宜由政府或政府委任的機構處理,否則很難取信於民。若政府真的要正視所謂假新聞的問題,不如給予報評會有限度的免責權,只要是經過指定的程序,容許投訴和被投訴雙方合理的辯解機會,然後作出裁決,報評會不會被控誹謗,而所有傳媒均可以公開轉載有關裁決而毋須負上法律責任,由公眾看完相關裁決自行判斷真假就可以,報評會毋須擁有任何處分的權力,免得業界又會產生另一些憂慮。 

社會人士對立法的回應

今年5月初,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研究制定「假新聞法」,以應對「錯誤訊息,仇恨言論和謊言」,[1] 但立法目前未有確切的時間表。報評會對此表示關注,並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立法利弊和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2] 也有學者撰文指,若要立法規管假新聞,最基本的問題是難以為「假新聞」下一個容易被準確地操作化的定義,最後運作起來,法例會無可避免地影響資訊傳播,帶來寒蟬效應。[3]


[1] 潘曉彤:〈通識導賞:假新聞法 誰定真假?〉,明報OL,2021年5月30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10530/1622312498981/通識導賞-假新聞法-誰定真假(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2] 〈政府研假新聞法 報評會設工作小組收集持份者意見〉,《明報》,2021年5月14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210514/s00001/1620995799444/政府研假新聞法-報評會設工作小組收集持份者意見(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3] 李立峯:〈有關立法管制假新聞的問題〉,《明報》,2021年5月13日,網站:

https://m.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210513/s00022/1620575622024/有關立法管制假新聞的問題(文-李立峯)(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導火新聞線》(The Menu)

—— 新聞從業員的矛盾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9/01/2021

《囧報》從傳統媒體轉向網絡發展,其點擊率一直不高,面臨結業。面對剛創刊的《閃報》及其online版既快亦狠、無視操守的採訪和報道手法,《囧報》記者及其決策人在一宗突發電視台錄影廠爆炸及脅持人質事件裡,陷入了銷量與傳媒道德的拉扯之中。

這部劇情片為HKTV(香港電視)同名電視劇改編。電影一開始,是一位女記者阿咩的獨白:「日日作故仔,日日有人睇」,「有故仔就煲大佢,無故仔就作故仔……」已道出現時不少媒體為求收視、點擊率而無視真相,將新聞娛樂化的生存之道。其實這種營運媒體的手法一直存在,多年前狗仔隊跟蹤、偷拍、看圖作文,求的是多賣幾份報刊。

明光社

電影也寫實地描繪到網媒之間激烈競爭新聞機構為了把消息趕快上,將查證時間大幅削減。為求點擊率,不少媒體更將標題、內容寫得誇張,吸引分享。當網民不付費去看較高質的新聞花時間查證,大量劣質資訊便在網海流傳。

 

明光社

電影以《飢餓的蘇丹》這幅新聞相片引起觀眾思考,記者Kevin Carter在發生饑荒的蘇丹拍下了一名瘦弱、無力前行的女孩,有禿鷹在旁對她虎視眈眈的相片。[1] 電影以它展開討論:究竟作為記者,應先拍照還是先救人?此外,電影中一記者在快倒向女孩的鐵架旁邊,忙於調校相機以拍攝「慘劇」的獨家照片,及後男主角輝爺救了女孩,電影藉輝爺的話批評這是瘋狂行為;電影將相中的禿鷹與女孩比喻為記者和被追訪的對象,記者在旁等候事主死亡;雖然該相片令社會大眾關心蘇丹的情況,Carter更因此得到普立茲新聞特寫攝影獎,但卻被指見死不救,最後令他自殺身亡。事件引起大家對傳媒職責與道德倫理討論:除了記錄真相,記者還有救人的責任嗎?

此外,「飢餓與進食」也是電影所用的意象:傳媒是尋找和報道真相的機構,還是以「生存」為由,常常stay hungry(保持飢餓狀態),找尋可被報道(吞吃)的目標(獵物)?以及有沒有stay foolish(持守虛心),沒有預先設下「聰明」的政治立場,持平地報道真相呢?

最後,受疫情影響,電影小組於2021年暫停,但仍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分享電影。


 

[1] Eamonn McCabe, “From the archive, 30 July 1994: Photojournalist Kevin Carter dies,” The Guardian, last modified July 30,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4/jul/30/kevin-carter-photojournalist-obituary-archive-1994.

網絡逍遙遊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01/2021

我們對網絡和手機的依賴已走上了不歸路,它彷彿已成為了我們的另一半,大家了解這一半嗎?

設想有一天,網絡被政府或網絡公司全面控制;手機被駭客入侵,取得我們儲存在雲端的身份證明、銀行存款、醫療記錄、公司文件、紀念照片……我們會陷入怎樣的危機?這些情境和疫症一樣,有時看似遙遠,忽然又可以近在咫尺。

當然,大家可能認為自己只是「上上網、玩玩game」,不會出甚麼大問題,不過,由於網絡上排山倒海的訊息和遊戲太多、太快、太吸引,加上疫情下大家在家工作和減少外出,手機和網絡更成為我們和外界聯繫最重要及最緊密的工具,我們的警覺性難免有時抗疫疲勞,「中了招」也懵然不知,網絡成癮的又豈只是小朋友和年青人,家長可能才是重災區。

其實不斷為手遊課金、被遊戲的價值觀潛移默化、受一些政客、KOL(關鍵意見領袖)和討論區影響,令我們分不清哪些是事實、哪些是觀點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愈多使用網絡,愈應該花更多時間了解網絡,否則,誤踏地雷是早晚的事。今期《燭光》很想和大家撥開少許雲霧,一起在網絡和手機的世界保持清醒,不要真的將它變成自己的另一半,要在網絡逍遙遊,不要讓它變成自己的迷宮。

另一方面,在疫情和社會政治的衝擊下,香港人變得愈來焦躁、不安,我們亦希望能和各位家長、教會和機構的負責人一起反思,如何常常保持警醒,帶領子女和會眾共渡難關。

表達意見的界線 談談記者的工作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3/01/2020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官員衝突的事件

日期

記者做法

官員回應

2019年7月2日

記者在半夜記者會問特首林鄭月娥:「你成日話天堂留咗個位畀你,而家你點樣對得住個三個受害者,個三個自殺嘅人嘅家屬呢?同埋你仲覺唔覺得自己喺天堂有個位,會唔會落地獄呢?」

避答

2019年7月22日

記者會中,港台記者追問林鄭721元朗襲擊事件當晚是否「官警黑合演的大龍鳯」,又叫林鄭「講人話」。

避答

2019年9月9日

香港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發起聯合行動,呼籲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的記者穿戴防護裝備,並在記者會開始前,記協代表宣讀聯合聲明。

代表在警方高層面前宣讀聲明,之後記者會繼續。

2019年11月4日

六名記者分別戴上貼有「查」、「警」、「暴」、「止」、「警」、「謊」的頭盔,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

事件擾攘20分鐘,警方最後取消記者會,改為網上直播。

小心媒體「明目張膽」作選舉宣傳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8/11/2019

有不少報道指出,網媒《香港01》在區議會選舉前夕,以評論編輯室名義上載了兩篇文章:〈甚麼人不符合出任區議員應有的品格和德行〉及〈政治素人空降區選 讓他們鍛煉多四年〉,並於文章中表列了19人的「香港01不支持候選人名單」,[1] 及184人的「香港01不支持空降素人名單(1-5)」。[2]

而文章更引起了《香港01》內部一群編採人員發出了實名聯署聲明,[3] 指評論沒列出「不支持」原因,有欠公允,有失專業,不符社會對大眾媒體的期望,文章亦不能反映及代表編採人員的意見。

《香港01》刊出的兩篇文章,可能涉嫌違反選舉管理委員會公佈的《區議會選舉指引》(第十章《競選廣播、傳媒報道及選舉論壇》中所指出的「公平及平等對待的原則」,以確保「各候選人有公平及平等機會獲得報道」及「不會優待或虧待任何候選人」),[4] 以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5] 另外,更有大律師認為文章涉嫌犯規,選舉管理委員會和廉政公署都應該跟進,請媒體提供合理理由,為其「涉嫌發佈關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作免責辯護。[6]

另外,有些紙媒其實也有為黨派或立場努力宣傳,如在報紙A1頁大字標題寫上「踢走保皇黨」、[7] 中間連頁刊出「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A10、A11頁並沒列明是否競選廣告)、〈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網上版);[8] 又或將報紙設計成選舉特刊,將建制派「告急」候選人名單及推薦、給讚等內容列出。[9]

細閱內容,對於報章支持的立場的候選人當然「有讚冇彈」,而對同區其他候選人則只是一句輕輕帶過,各候選人是否「有公平及平等機會獲得報道」,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不少香港的媒體都有自己的立場並在不同程度影響其報道手法,作為讀者了解各媒體的立場和常用手法,有助我們懂得如何判斷其內容的參考價值,不會輕易被別人誤導,而在投票前應多參考幾個不同立場媒體的報道,做多點功課,客觀地看參選人以往的經驗和政績,以及曾為地區做過的服務,從而選出心目中較理想的一位,或認定自己最不值得支持的候選人都是重要的。


 

[1] 評論編輯室:〈甚麼人不符合出任區議員應有的品格和德行〉,《香港01》,2019年11月2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401807/%E4%BB%80%E9%BA%BC%E4%BA%BA%E4%B8%8D%E7%AC%A6%E5%90%88%E5%87%BA%E4%BB%BB%E5%8D%80%E8%AD%B0%E5%93%A1%E6%87%89%E6%9C%89%E7%9A%84%E5%93%81%E6%A0%BC%E5%92%8C%E5%BE%B7%E8%A1%8C(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

[2] 評論編輯室:〈政治素人空降區選 讓他們鍛煉多四年〉,《香港01》,2019年11月23日。

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401780/%E6%94%BF%E6%B2%BB%E7%B4%A0%E4%BA%BA%E7%A9%BA%E9%99%8D%E5%8D%80%E9%81%B8-%E8%AE%93%E4%BB%96%E5%80%91%E9%8D%9B%E7%85%89%E5%A4%9A%E5%9B%9B%E5%B9%B4(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

[3] 〈一群《香港01》編採人員聲明:公司區選前發不支持名單欠公允,或違反選舉條例〉,《立場新聞》,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4%B8%80%E7%BE%A4-%E9%A6%99%E6%B8%AF01-%E7%B7%A8%E6%8E%A1%E4%BA%BA%E5%93%A1%E5%B0%B1%E5%85%AC%E5%8F%B8%E5%85%A9%E7%AF%87%E8%A9%95%E8%AB%96%E4%B9%8B%E8%81%B2%E6%98%8E/(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一群《香港01》編採人員就公司兩篇評論之聲明〉,獨立媒體,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8894(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

[4] 〈第十章:競選廣播、傳媒報道及選舉論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選舉管理委員會,2019年9月6日,網站:https://www.eac.hk/pdf/distco/2019dc/guideline/ch/dc_ch10.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

[6] 〈區選2019:《香港01》發不支持候選人名單涉違選舉例〉,《東網》,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191124/bkn-20191124204827749-1124_0082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

[7] 〈11.24兄弟爬山和你投 年輕選民蓄勢待發 踢走保皇黨〉,《蘋果日報》,2019年11月23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20191123/SVUNABVYNIYDLA5F4ENMGOCKQA/(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刊於印刷版A1。

[8] 〈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蘋果日報》,2019年11月24日,A10、A11;〈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蘋果日報》,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20191124/TROL7CKMEDSIBDY7KVAOSP7PMA/(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刊於印刷版A10。

[9] 〈建制派全線告急 靠你一票救港〉,《文匯報》,2019年11月24日,網站: http://pdf.wenweipo.com/2019/11/24/a01-24-1124.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刊於印刷版A1、A24;〈實幹候選人只差你一票〉,《文匯報》,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pdf.wenweipo.com/2019/11/24/a02-23-1124.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刊於印刷版A2、A23;〈建制派選情極危急 拯救香港靠你一票〉,《大公報》,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paper.takungpao.com/resfile/PDF/20191124/PDF/a5_screen.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刊於印刷版A5。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8-11-2019

抗爭新聞系列:拍還是不拍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0/11/2019

早前一群抗爭者被警察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中有傳媒於晚上拍到片段,發現有抗爭者在天橋上游繩,之後由電單車接應載走,據說大約有100位抗爭者成功逃脫,部份則被警察發現後在前面路段放催淚彈追截,最終被捕,這個逃亡路線被傳媒曝光後,抗爭者被迫回到校園再找其他路線突圍。

事後有網民批評,記者不應即時報道所拍攝到的逃生路線,應該在事後才報道,因為不少抗爭者最終因為傳媒太早將位置曝光而未能逃脫。問題是:記者應該因為他們在逃亡,明知報道出來可能有助警察追捕而不拍攝嗎?

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記者見到多架警車從警署中出來,駛往某一個方向,甚至見到有直升機同時向同一方向行駛,其他人可以因為不應該披露警方部署為名,而要求記者不准即時報道所見到的情況嗎?

答案很明顯,記者是負責以客觀、公正、持平的態度,不偏不倚地以第一現場的視點報道新聞,因為公平公正,記者本來就應該拍攝自己在現場所看到的情況。任何要求記者不要拍、不要報的人,某個程度上,都是在干預新聞自由。同樣道理,記者在抗爭期間,一些示威者在禁蒙面法生效之後,自己雖然沒有蒙面,卻強硬要求記者不可以拍攝自己的樣貌,因為怕被點相、篤灰(告密),其實這個要求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除非即時報道會導致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即時危險,例如脅持人質或擄人勒索的案件,否則應否即時轉播是新聞價值的考慮,而不是考慮任何一方個人的利益或意願。

在此必須強調,不要阻礙記者拍攝這要求,不單套用在抗爭者身上,也套用在政權、警方身上。其實,警方對記者的不禮貌和阻礙記者拍攝的情況,比起抗爭者更嚴重。警方亦也不應該要求記者去一個無法清楚看到實際情況的「示威區」或「記者區」拍攝。警方其實有責任協助新聞界採訪他們的執法過程,因為有了記者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拍攝整個執法過程,社會才會相信他們是公正執法,若處處設防阻礙甚至驅逐記者,令記者不能做合法採訪,拍不到應該要拍的,不但令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亦會令警民的衝突和矛盾更加嚴重。

記者,尤其是正式的記者,其天職就是採訪,或者你以為他們總是在監視著你,但實際上他們亦是在保護你,不能夠輸打贏要。當然,市民大眾亦期望所有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專業地做新聞工作,盡力地將他們所見所聞拍下、寫下,各界請盡力配合。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0-11-2019

有需要用血淋淋的大相嗎?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8/10/2019

民陣召集人再被襲擊,《蘋果日報》以頭版上半版無格仔刊登〈岑子杰再遇襲重傷〉,封面大相血淋淋。同一宗新聞,同一張相,《東方日報》和《明報》則放在內版處理,《東方日報》將相片血淋淋之處打格,《明報》則將相片縮得較細,至於《am730》同樣放在頭版,但只放在角落位置,並選用了另一張相對較廣角的圖片刊登。

反送中抗爭至今已超過100日,當中大大小小的衝突,我們見到報章在每次抗爭後都有大量血流如注的圖片。有精神科醫生坦言因為事情本身十分暴力,所以呼籲巿民如果感到不適應該停看有關新聞。

我們也不禁問,如此血腥的大特寫,是否有必要放在A1版?而且是一張相佔了頭版的上半版。需知道如此排版放在報攤和便利店的櫥窗中,就是將暴力活現在貨架上,男女老幼無可避免地要直視暴力後傷者的模樣。

以往新聞從業員,特別是突發記者,容易拍到兇案現場,他們甚至比警察更早到,拍到第一手圖片,但因為圖片特別血腥,往往會打格、或將血液的顏色刷掉,或者將圖片縮小,減少恐怖的感覺。不過今日的傳媒卻可以振振有詞地說,相片本身早就在互聯網傳來傳去了,翌日才出的那種震撼感早就退卻,部份人甚至認為這種令人氣憤的事,就是要用這些圖片才能表達出來。

如果純粹以暴力程度來說,近月的示威者和警察的暴力已不斷升級,傳媒有責任做好守門員的角色把關。我們可以體諒部份網絡直播的片段,在直播當時較難去控制畫面中暴力的呈現方式,但作為之後才報道的電子和文字媒體,理應在轉載這些訊息時,小心考慮畫面。現在不論任何立場的傳媒,也有過份、甚至片面強調另一方暴力行為的情況。傳媒帶有強烈立場的報道,容易令讀者也因此而情緒激動起來。

傳媒是第四權,是用來監察政府,而不是用來賣弄血色腥的,事實上報章有很多方法和角度去描繪事件,應照顧未成年或情緒容易受影響的市民,減少他們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看到有關情境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亦有人質疑這是否遊行和選舉前的恐嚇,傳媒應盡量避免影響選舉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傳媒用冷靜而非煽情的方法去處理這類新聞,才能還我們一個冷靜和理性的社會。

(岑子杰將代表社民連參選沙田瀝源選區的區議會選舉,同區候選人包括公民力量的黃宇翰。)

 

社運新聞分析系列:說了fact check 等於fact checked?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5/07/2019

7月21日元朗「無差別車站傷人事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翌日更產生極大的恐慌,到處都有聲稱「fact checked(已求證)」的訊息,例如「fact checked,今晚三點開始,白衫見到黑衫就打,打到10點」,接著商場店舖一間接一間關門,元朗、屯門突然彷彿進入宵禁死城的狀態,最後事件不了了之,沒有所謂的恐怖襲擊。不少巿民開始問:為何我們一開始會相信這些訊息?

其一,是出於恐懼,因為之前一晚的事件的陰霾籠罩,當中的傷害,現場看到可怕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所以很難避免會有情緒式反應;其二,大量聲稱已fact check的資料出現,部份又傳出疑似黑幫人士,或黑幫相關人士的WhatsApp錄音聲帶,加上不少人不斷繪影繪聲的描述行動細節,給人具體的感覺,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就將全城情緒帶到恐懼中心,傳訊效果比起傳風暴消息更有效和快捷。

現在回心一想,你也可能覺得那些聲稱已fact check的東西其實不真。在傳統傳媒中,做fact check(求證)的準則其實要求很高。在外國傳媒,如果單單從一個消息來源得到的消息,根本不會出街,最少要找到另外一個,甚至兩個消息人士確認,才會考慮出街,如此是避免一些人為了自身利益而單方向放風。不過今時今日的記者,見消息就放出去,也不見得會做這種功夫,更何況巿民。香港人由小到大玩的「以訛傳訛」遊戲,著重的只是整個消息是否傳得準,卻從來不會問消息從何來,是否值得傳,以及應該怎樣傳。

首先,消息分第一手消息和二手消息,第一手消息,就是你眼看到,親耳聽到,親自嗅到,一切五官感受經歷的東西,那是第一手消息。二手消息就是別人告訴你的,你聽別人說的,這全都是二手消息。又例如文件,你看到的是正本,那當然是第一手,但如果你看到的,是別人給你的文件,其實已經不一定全部是一手,因為傳給你的人說不定會在文件動過手腳。

不同的消息來源,應該要清楚註明。舉個例,如果你的黑道錄音是由朋友傳來,而朋友本身又不是黑道中人,只是別人傳給他,他就傳給你的,這個可信性就要大大打個折扣。但如果那個黑道朋友是直接告訴你的,但他只是轉述他所聽到和知道的,其實也是二手資料,你的朋友只充當一個收料的角色而已,也不能算是甚麼一手消息。相反,如果你有黑道朋友,他直接說明自己今晚有行動,叫你走,又有具體內容,這就是一手的消息來源,若他平日言出必行或從沒有欺騙過你,那就較為可信。

較可信的訊息,如果你想傳,對方又願意給你傳,也不等於就要傳,因為你朋友叫你傳的訊息,他帶有自己的動機。情況正如政府開記者會,他就是有話想透過傳媒傳開,於是傳媒有責任去檢查那些說話是否真確,甚至會去找些專家,或者非常熟悉政府政策的人,去分析政府放話的動機和想法,給社會一個較全面的資訊,不被政府設定的議題帶著走。但作為巿民,我們不容易去找很多專家,或者另一個消息來源,去驗證朋友的說話,如果你直接傳這些消息,你就可能成為生產恐慌的幫凶。

行文至此,筆者理解很多人的想法,本意是希望提醒朋友,叫他們留心可能的危險,但同時又知道可能會傳了一些不必要或錯誤的訊息,而在沒有辦法求證的情況下,我鼓勵大家用以下的折衷方法處理:

1. 寫清楚訊息的來源,收到的時間和地點。例如:今日上午10時某某討論區一名聲稱警員說……(之後是你的訊息)

2. 分清楚說話的內容是可驗證的事實,還是只是一個意見或說法,清楚指出你有驗證和沒有驗證的部份。例:聽到元朗大馬路附近有爆炸聲,但不知道是甚麼導致。

3. 如果是片段和聲音,而這些片段和聲音是自己拍下和錄下的,請註明時間和地點。如果是直播的,就在之後補回。這樣可以方便不同的人更有效知道你的片段如何和其他片段整合,嘗試還原事情的時序和較整全的面貌。

4. 如果收到無法證實的短片、圖片、文字和錄音,請必須寫下:未求證/待求證。

當社會假新聞太多,消息滿天飛時,我們應盡量選擇只傳最可靠、最重要和有洞見的消息。愈是模糊或難以辨別真假的,寧願不傳,減少社會不必要的恐慌。大家既然不是記者,報道最快、最新、最具爆炸性的訊息,不是我們的責任。

社運新聞分析系列:為何反向長輩圖會有效?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1/07/2019

網絡上有很多傳播的工具,其中一個深得年長朋友歡心的叫「長輩圖」,通常背景是蓮花或者天空,配以一些短句,當中有簡單的訊息,少則中秋節快樂,多則每日飲水八杯,長保身體健康等等,下款往往有認同請分享,按讚是美德的字句。長輩圖主題不外乎圍繞平安、穩定、健康等,字數由十幾至幾十都有,內容簡單、清楚。很多人揶揄這些圖,說當中的道理和小知識是路人皆知的常識。

不過,在6月16日遊行前,就有人推出一系列宣傳遊行的長輩圖,當中有訴諸恐懼,例如說條例通過後樓巿股巿會大跌;或認清漢奸,不要相信其家人均有英國籍的特首等等,當中有部份更以簡體字表達。有網民坦言平日長輩圖主要都是傳些無聊資訊,今次透過長輩圖希望帶出條例的問題。部份過往不會傳遞這類圖片的網友,認為這類圖片反智,但自以上長輩圖流出後,有些長輩卻又真的走來詢問很多關於條例的問題,遂對此類圖片的想法改觀。[1]

其實,長輩圖的確是有點反智的。做政策研究講求說理和分析,但長輩圖既圖文不符,論據又說不清,有時只說了最誇張和最嚴重的情況去嚇人,其實沒有甚麼道理和分析可言,整件事給人的感覺就是要為讀者洗腦。有人更認為用反智的方法推動一個社會議程,只會令社會更反智。不過,讓我們先了解長輩圖的目標觀眾群,他們平時的生活就是這種只看簡單資訊的群組,太多消息他們反而會覺得太煩太亂不想看,所以才有長輩圖的出現。

如果我們換一個想法,其實長輩圖,只是長者看世界的懶人包而已。為方便長者看清楚,所以字要夠大;他們的精神未必能集中,所以訊息要單一清楚,而且不能有太多角度,以免搞亂他們的思路。長輩圖如此就能將製作者的想法表達。所以,後來有些機構企圖「抄橋」,但他們因著仍然堅持要用事實和數據說話,最後出來的長輩圖卻不太受長輩歡迎。

如此傳訊,會令社會變得反智嗎?首先,長輩圖早就在這個社會的長輩間流傳,如果說是反智,那就只是因為這些圖片的「知識」實在太不用思考,令讀者們很順勢就將訊息接收,但如果我們用類似的方式,將社會運動的重點翻譯成長輩圖的寫法,如此上一輩既能簡單地了解年輕人的觀點,同時亦令長輩圖不容易變得那麼洗腦——因為再過一段時間,他們自然會想想,為何當中有些說話好像有點奇怪。

也許,從此長輩圖不再那麼洗腦。

(認同請分享,讚好保平安)


[1] Hazelxxc:〈【逃犯條例】網上瘋傳「長輩圖」反送中!網民表示:認同請分享〉,「ezone」,2019年6月14日,網站:https://ezone.ulifestyle.com.hk/article/2376758/【逃犯條例】網上瘋傳「長輩圖」反送中!網民表示:認同請分享(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10日)。

再次患上「錯失恐懼症」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6/06/2019

這陣子追著「反送中」的大小新聞、評論,社交媒體的感受分享、對與錯的分析和討論……筆者亦不自覺地陷入一種「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狀態中。

不少朋友、教會弟兄姊妹、同事都緊張局勢發展,大家在網絡、社交媒體中互傳及發放不同的訊息。感受、新聞、傳聞,要逐一細閱已費時;一遇見懷疑造假或偏頗的內容又要進一步在網上翻查相關的資料;之後又想把有用的訊息在群組及社交網頁發放,群組成員隨後回覆及再互相討論……以上一連串活動,再加上因為害怕錯過了重要訊息或遲了回應,整個人就會常處於緊張狀態,只要一想到會不會又有新的資訊,就會「碌」手機或翻閱電腦,有時甚至未能集中精神工作。

想起來,上一次出現類似的情況,應該是雨傘運動的時候。然而,事件持續了一段時間,筆者漸覺心力交瘁,沒有一刻可以靜下來,即使感到十分疲累仍然在翻閱社交媒體的Newsfeed(動態消息),亦未能專心做事,甚至影響到與家人的日常交流,那時筆者才猛然發覺自己可能已患上了FOMO。

如果驚覺自己患上了FOMO,可以如何處理呢?筆者會在工作時刻意把手機調校至飛行模式,如要使用電腦上網,亦會把社交媒體關掉,只容許自己在小休時看看,盡量不回覆。雖然心繫事件發展,工作時仍會想到外邊的時局,但只要沒有動手按進去看相關資訊,就會比較容易把專注力拉回來,工作效率亦隨之提升。

另外,「斷捨離」的做法亦可以應用在接收資訊方面,為了有效看資訊,可以只閱讀較有公信力的媒體的資訊。網上媒體常常會發放簡短的即時新聞,而我們可以稍作等候,待一些對事件有較深入的報道及評論發放了才閱讀,並作思考分析。

除了像筆者這種,為著緊張時局而掉進FOMO的人外,原來也有些人是怕追不上最流行的資訊,而令他和其他朋友「搭唔到咀」。他們怕被朋友指責所看的資訊不夠新,追朋友的近況不夠貼,因而常常追看網絡上和社交媒體的資訊,而陷入FOMO的狀態。

我們要知道在社交媒體並沒有「主流媒體」的運算法,社交媒體早已按用戶的關注和喜好,將他們分散開來,形成了碎片化、迴聲廊的資訊圈。用戶很容易看來看去都是同聲同氣,重重複複的資訊。大家可以主動跳出社交媒體,到不同的媒體選看最新消息。

如果想了解朋友或任何人的近況,可以主動約對方見面,見面時就算不知道他/她的近況也不要緊,乾脆在見面時請對方即時分享就可以。大家更可以專心享受見面的時間,關上手機,傾聽對方的說話,愉快地享受JOMO(「錯失的快樂」,Joy of Missing Out)吧。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6-6-2019

不只是長者才會傳送假新聞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5/03/2019

當接收到有趣的網絡訊息,或看到令人想給10個「嬲嬲」的新聞標題時,你會否立即就在社交平台、即時通訊平台的朋友圈中分享?或是會仔細看一遍訊息的內容、查證清楚才轉發出去?

如果你是前者,別覺得不好意思,因為其實有不少人也會這樣做。美國有大學的研究,觀察了2,700多位受訪者在美國大選期間使用社交網站、分享資料的習慣,並與「假新聞網站」名單比對後,指出平均每12個人,約有一人會分享假新聞。而研究還發現長者是分享假新聞的高危族群,年齡超過65歲的受訪者有11%的人會散播假資訊,比年輕人高出七倍。負責研究的學者指出記憶力退化,可能是長者分享假新聞的原因之一,因為記憶力衰退會破壞人們抵抗「虛幻真相」的能力。[1]

雖則如此,也不可以忽視其他引致假新聞傳播的原因。也許有人會說:「只是分享吧了,真與假自行判斷不就成了?沒多大影響吧!」當然分享一些寵物短片、可愛嬰兒趣事,那些內容就可能無傷大雅;但當收到一些虛構、揑造、具導向性或有隱藏目的假新聞,我們就要小心,因為它們可能會危害別人性命或達到一些人用以攻擊對手的政治目的。[2] 在印度,就曾因為WhatsApp流傳兩名男子綁架及販賣兒童的假新聞,令兩名無辜的男子被一群村民打死。而美國大選前亦有不少假新聞流出,其目的是中傷其他黨派,造成混亂以獲得選票。[3]

 

訊息碎片化

其實不是只有長者才會傳送假新聞,要辨別它們其實需要冷靜和時間。每天24小時,網海會浮現一篇又一篇高速發佈的短篇新聞。缺少完整的背景資料、段段來源不詳的新聞「碎片」,容易斷章取義,加上它們是快速上載發佈,內容亦容易有錯漏。除非大家花大量時間去追蹤事件及查證,否則難辨其真偽。假若我們選擇性地接收或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情,在這類新聞的推波助瀾下,就可能會出現「偏聽/偏看」的情況,我們只接收部份角度的看法,未能全面持平、客觀地理解事件。

 

煽情新聞與思考偏誤

英國廣播公司(BBC)亦於2018年下旬發表了一份有關假新聞如何分化社會的調查報告。報告發現來自印度、尼日利亞及肯尼亞參與調查的人士,普遍對主流傳媒抱不信任態度,所以他們會利用其他途徑散播資訊,但他們沒有對自己分享的訊息作出考證,就認為訊息是真確的。報告更認為,假新聞的內容與國家形象不無關係,假消息旨在刺激人們對民族身份的認同,內容數據不重要,如何煽情才是重點。[4]

明光社

另外,我們在接收資訊時,亦可能沒有求真的習慣,這令我們容易產生「直覺偏誤」,[5] 如「二分化直覺偏誤」、「負面型直覺偏誤」、「失真型直覺偏誤」或「急迫型直覺偏誤」等。有這些偏誤很可能因為我們很多時以本能感覺去相信,而忽視媒體可能只報道了極端或負面的情況、缺乏數據對比。又或是傳媒製造一些叫我們恐懼的訊息,或聲稱情況已「刻不容緩」、「不能回頭」,甚或將問題歸咎於一人或一個組織……當我們很快就相信、激動,而沒有小心查證及思考,就會把訊息的嚴重性或負面性擴大。或許,事情沒有我們想的那麼壞。

面對資訊,我們應詳細閱讀文章,小心查看資訊來源、作者、發佈日期,分析一下當中的論據是否合理,放下偏見,有需要時更可向專家請教(詳參圖一),[6] 做個負責任的讀者及網民。


[1] 成依華:〈美國研究:65歲以上長者更易分享假新聞 數量是年輕人7倍〉,《香港01》,2019年1月10日,網站:https://www.hk01.com/世界說/281304/美國研究-65歲以上長者更易分享假新聞-數量是年輕人7倍(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月29日)。

[2] 〈【2018回望】Fake News以假亂真 假新聞可奪命〉,《明報》,2018年12月31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181231/s00001/1546053189904/【2018回望】fake-news以假亂真-假新聞可奪命(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月29日)。

[3] 〈【回顧2018展望2019】後真相時代:我們該如何面對「假新聞」〉,《香港01》,2018年12月2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分析評論/274098/回顧2018展望2019-後真相時代-我們該如何面對-假新聞(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月29日)。

[4] 張子傑:〈「假新聞」老是常出現 BBC研究:民族主義是助燃劑〉,《香港01》,2018年11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世界說/258097/假新聞-老是常出現-bbc研究-民族主義是助燃劑(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月30日)。

[5] 漢斯.羅斯林〔H. Rosling〕等著:《真確:扭轉十大直覺偏誤,發現事情比你想的美好》(FactfulnessTen Reasons We’re Wrong About the World - and Wh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You Think),林力敏譯(台北: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

[6] “How to Spot Fake News,” IFLA, last modified January 7, 2019, https://www.ifla.org/publications/node/11174.

使用即時通訊工具的小迷思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5/03/2019

即時通訊工具,例如WhatsApp,WeChat,Telegram,Snapchat等等,看起來很方便,短時間裡即時可以與一個,甚至一群人互動,發放訊息,音訊,影像。但我們甚少思考透過這些工具去傳意,究竟有多準確,在此列出一些使用即時通訊工具要注意的地方,供大家參考。

 

1. emoji的獨特意思[1]

明光社

大家平時使用的表情符號(emoji),其實是由一系列的文字編碼組成,就像我們看到的文字一樣,每一個符號都有其獨特意思,以笑容為例,就至少有10多款(表一):

你會發現每個表情符號的笑容用英文讀起來,有其獨特意思。例如Rolling on the Floor Laughing(ROFL)就是廣東話的「笑到轆地」明光社,但如果我們單看圖,未必會知道該圖的意思。又例如「快樂地擁抱」明光社(Happy face with Hugging Hands),如果沒有看過文字描述,大部份人也不會知道這個圖是甚麼意思。

明光社

除了對圖的誤解或會引起誤會,如果我們使用不同款式的手機,可能就會有不同類型的表情符號,因為這些符號雖然都是根據文字描述來設計,但並不統一,就像字型的情況一樣。你看來很明白的東西,到了別人的手機,卻變成另一個樣。我們再以「快樂地擁抱」為例,看看表二,你不難推測誤會很容易因為這些圖而產生。

 

2. sticker要想清楚

明光社

早前WhatsApp推出了貼圖(sticker)的功能,所謂sticker就是容許使用者自由使用自己製作或者別人預備好的貼圖,直接貼到對話中,方便又有趣。這個功能在別的即時通訊工具例如LINE或Telegram等早已出現,不過由於WhatsApp始終是香港最普遍的即時通訊工具,一時之間令製作sticker的所謂「退地」(將相片的背景抹走)工具,攀上了下載榜的第一位。[2] 不少人紛紛使用自己、朋友、兒女、父母的相片製作有趣的sticker,甚至製成一個系列來使用。

這類貼圖不像一般圖片,一般圖片沒有經過「退地」的後期製作,大部份人都只會將它們當成圖片轉傳,但當圖片一經「退地」變成貼圖,傳來傳去,就難以知道其來源。如果貼圖很有趣,大家就會常常轉傳。外國有一張「成功孩子圖」(Success Kid,在香港被形容為加油圖,見左圖)就這樣傳了好幾年,孩子承認每次被人認出時,也會有些尷尬。[3]

外國就有不少機構關注這種經常將孩子生活照上載的行為,[4] 在德國和法國更會嚴懲將孩子照片放上網的家長。家長必須考慮只將相片在熟人圈子裡分享,或者乾脆不要上載孩子的照片到網上,這可避免相片被不法分子盜用,同時也可以減少孩子長大後被網絡欺凌的機會。

 

3. 以為傳來傳去很安全

不少人因著使用即時通訊工具,將自己的朋友「分門別類」(因為可以限制朋友有多少時間看傳送的內容),又使用一些「閱後即焚」的工具,例如Snapchat,通訊上的文字,圖片甚至影片出現一段短時間後便會消失,他們就以為這會令訊息傳遞變得安全。現在WhatsApp甚至設有刪除訊息的功能,令大家以為事情會有補救的空間,但事實是網絡訊息的複製很快,即使是「閱後即焚」的工具,也可以有很多方法將即時傳送過來的東西複製。

社會就不時出現這類事件,例如有家長在家長群組傳送色情內容訊息,[5] 又或者青年男女交換自己敏感部位的自拍照,之後被要脅等等。[6] 根據家計會2016年的調查,中一至中六男生和18至27歲男性,分別有10%和9%有在手機裡發送色情文字訊息、圖片或影片訊息,相比中一至中六女生和18至27歲的女性,分別只有4%和3%有類似情況,[7] 情況值得關注。我們得知道,這些即時通訊往還的記錄不但不會刪去,部份工具更會將之永久保存在雲端。此外,若遺失手機亦有機會令這類照片外洩,傳送有關內容明顯就是不安全。

 

4. 享受褪網的樂趣

即時通訊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但距離太近,短時間內有過多的接觸,令香港人的生活變得更急速,壓力更大。不斷的提示和聲響令人喘不過氣來,甚至令我們感到不適,到了恐懼失去最新資訊(FOMO,fear of missing out)的狀態。[8] 外國有學者指出,要懂得使用即時通訊工具,首先要學會快樂地錯失資訊(JOMO,joy of missing out)。[9] 褪網可以讓人遠離網絡的資訊,並且重新學習面對面與人一起生活,重拾群體,這才是離開那種必須上網,否則會感到孤獨的最佳方法。


[1] Tecky Academy:〈【Emoji】細析Emoji背後原理 點解iOS同Android笑喊樣唔一樣?〉,《香港01》,2019年1月11日,網站:https://www.hk01.com/數碼生活/281056/emoji-細析emoji背後原理-點解ios同android笑喊樣唔一樣(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5日)。

[2] 林勇:〈5秒自動退地!線上AI助手整WhatsApp Sticker更Easy〉,《香港01》,2018年12月20日,網站:https://www.hk01.com/數碼生活/273375/5秒自動退地-線上ai助手整whatsapp-sticker更easy(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5日);Suet:〈免裝 APP!AI 幫你一鍵迅速退地〉,《e-zone》,2018年12月20日,網站:https://ezone.ulifestyle.com.hk/article/2234728/免裝%20APP!AI%20幫你一鍵迅速退地(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5日)。

[3] CBS News, “What ever happened to ‘Success Kid’ of meme fame?,” YouTube, last modified December 13, 20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odcU7xzPQ8.

[4] 沈帥青:〈沈帥青:fb上載子女照片 美好回憶恐留痕〉,《香港經濟日報》,2018年7月4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107222/沈帥青:fb上載子女照片 美好回憶恐留痕(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5日)。

[5] 向樂高:〈【Send錯短訊】爸爸發錯色情內容到家長群 專家、網民教3招拆解〉,《香港01》,2017年5月20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92381/send錯短訊-爸爸發錯色情內容到家長群-專家-網民教3招拆解(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5日)。

[6] 許家希:〈渴望成飛機師男子 以13歲女童私處照要脅口交及濕吻 認罪候判〉,《香港01》,2018年7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10294/渴望成飛機師男子-以13歲女童私處照要脅口交及濕吻-認罪候判(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5日)。

[7]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2016年青少年與性研究〉,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2017年6月12日,網站:http://drive.famplan.org.hk/FPAHK/Research/2016YSS_Chi.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5日)。

[8] 章濤:〈專欄:FOMO年代的受害人 /文:章濤〉,《明報》,2019年2月12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港聞/article/20190212/s00002/1549908600487/專欄-fomo年代的受害人-文-章濤(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5日)。

[9] Svend Brinkmann, “Quit indulging your FOMO, and embrace the joy of missing out,” THINK, last modified February 3, 2019, https://www.nbcnews.com/think/opinion/quit-indulging-your-fomo-embrace-joy-missing-out-ncna966236.

一家大細 露營褪網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5/03/2019

香港基督少年軍、基甸事工和明光社今年主辦的「全城褪網運動」,主題為「褪網運動日 精神又健康」,透過在1月19至20日舉行的褪網露營和遠足活動,讓參加者有機會到郊野親親大自然,過程中可以暫時離開網上生活,感受生活,重連關係。

明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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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日一夜的露營和遠足活動在上水展能運動村展開,由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總監狄志遠博士與基甸事工總監蕭智剛博士主持開營禮。20多個家庭隨即學習紮營和造飯,忙了幾小時處理食住需要之後,晚上大會為他們安排黑夜彩繪(light-painting),生命線探索以及唱歌跳舞營火會活動,還有糖水等宵夜,大家快樂地度過了一個沒有網絡生活的晚上。翌日大伙兒移師大美督主壩,進行親子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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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遠足露營發燒友的眼中,這些活動非常初級,甚至也說不上是露營,畢竟露營營地有熱水供應,遠足的路線基本上都是十分安全的平路。但整件事的難度在於要一家大細嚴守不上網的規則,即使開著手機也只能用來拍照而不是即時打卡傳相。為了響應活動,活動的籌委也盡量褪網,在不便的過程中,我們同時發現網絡如何影響我們的工作模式。

另外,「全城褪網運動」於去年11至12月用簡單隨意調查,訪問了1,300多位中小學生,了解他們的上網和運動生活。[1] 結果發現過半受訪者每天上網至少一小時,當中14%受訪者每天上網超過三小時;46%受訪者在家上網沒有任何時間限制;77.9%受訪者使用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上網。

受訪者的運動量亦不足,只有21.6%受訪者每週做運動多於五次以上,39.8%每週只做一至兩次運動。每次做運動多於60分鐘的受訪者只有32.1%,四成受訪者坦言自己的運動量不足。

今年我們的褪網目標是希望孩子可以和家長或朋友一起做運動一小時,並在此期間褪網。調查問及他們有沒有信心做到時,有八成受訪者稱他們有信心或完全有信心做到。將此數據與他們的運動量、上網習慣和受訪者特徵做交叉分析,發現平時上網時間愈短的,運動量也愈高,而年齡愈小的人,便愈有信心達標。

我們認為,褪網日只是給大家一個起點,去輕鬆經歷上網有時,褪網有時,能自由控制網上生活。我們深信只要大家享受當中的自由,自然每天都會騰出一些時間,離開網絡世界,認真與生命中每一個重要的家人,朋友,面對面,親密的聯繫在一起。(謹在此鳴謝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贊助褪網運動日。)

 

[1] 〈年齡大 運動少 上網時間長 三大主因難褪網 2018-19全城褪網運動 親子大露營暨遠足大行動 鼓勵家長與孩子一起運動 過上網有時褪網有時生活〉,全城褪網運動,2019年1月20日,網站:http://www.campaignunplug.hk/記者會2019/(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11日)。

青少年的網絡欺凌行為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21/01/2019

「學生能在校園內開心學習,互相幫助、支持……」這種充滿愛的場面,我們當然樂於見到。但不少調查卻指出校園、青少年之間的欺凌行為並不罕見,而香港校園的欺凌數字更是世界首位,[1] 十分值得我們關注。

中學生的網上生活

「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於2018年12月16日公佈「交友應用程式對中學生影響調查報告」,[2] 發現受訪的1,900位中學生中,有超過一半(59.9%)的社交生活,是與朋友在網上傾談,亦有近半受訪者(48.9%),會與朋友玩網上遊戲,因此他們在網上與人交流、認識新朋友的機會亦不少。

另外,調查亦顯示,透過網上交流,受訪者會談及生活點滴、學業、偶像娛樂、壓力、愛情等話題,而透過傾談,可以幫他們減壓。不過,亦有人收過冒犯的粗言穢語、人身攻擊的內容,或性感相片、半裸/全裸相片或性邀請等,當中涉及欺凌或性騷擾。然而,受訪者大多不會向家人、老師或社工分享這些經歷,最多只會找朋輩傾訴。面對網上欺凌者,受訪者與朋友的應對之策往往未夠成熟,又或者輕視了事件,令事情惡化。

調查亦顯示了校園內的網上欺凌數字也不少,曾在網絡世界遭遇過欺凌的受訪學生有15.9%,當中有77%受到言語方面的欺凌(如被罵、粗口對待、人身攻擊),有13%遭揭露私隱(如照片、個人私隱被公開或被改圖)。而欺凌受訪者的人,大多是他們的同學,比例上比其他的類別(如朋友、網上認識的人、不認識的人等)高出一倍或以上。

網絡欺凌的定義

法律資訊網站青年社區法網對網絡欺凌的定義是:網絡欺凌是指一個人或一群人,不斷利用資訊及溝通科技,針對另一人或一群人,蓄意及反覆地作出帶有敵意的行為,意圖作出傷害。網絡欺凌可以是騷擾、恐嚇、詆毀、威脅、假冒他人、又或是散播謠言或虛假訊息,意圖損害對方的聲譽或友誼。網絡行為的特點是犯案者透過資訊科技系統,對受害人重複造成肉體或精神滋擾。互聯網的其中一個主要特點,是可以令惡意資訊快速及廣泛傳播,由於惡意訊息在互聯網發放後,便難以甚至不可能完全清除,因此網絡欺凌造成的傷害,可以是永久的。[3]

現時,香港並沒有專門處理或規管網絡欺凌的法例,雖然所有欺凌行為(不管是否在網上發生)只要涉及刑事罪行,就會受相關法例規管。[4] 但由於審訊時,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向法庭證明被告觸犯了有關法例,由於網絡欺凌事件是在網上發生,而欺凌者大多是匿名人士,這都令舉證和檢控工作變得困難。

網絡訊息覆水難收

不過,網絡訊息傳遞之快,以及訊息只要一發出就難以收回,令欺凌事件變得難以收拾。曾有調查發現逾四成受訪學生有較嚴重抑鬱症狀,並指這與上網習慣、網絡欺凌等有正面的相關性。[5] 有學者指出學生常接觸網絡,他們較少與別人相處,一旦被欺凌就會感到求助無門,更會因逃避而演變成抑鬱。[6]

作為家長,可以多關注子女,鼓勵他們參與在網絡以外的課外活動及擴闊生活圈子,以免他們以互聯網作為唯一的溝通渠道。增強孩子的溝通能力亦可減少他們遭遇欺凌事件的機會。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教導他們從不同角度欣賞別人,增強他們的同理心,則有助防範他們做出欺凌弱小的行為。

(本文原載於第124期〔2019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32%中學生稱曾受校園欺凌 港比率冠全球〉,東網,2017年4月21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170421/bkn-20170421132001803-0421_0082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2月27日)。

[2] 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交友應用程式對中學生影響調查報告2018〉,明光社網站,2018年12月16日,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statement/交友應用程式對中學生影響調查(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2月27日)。

[3] 〈甚麼是網絡欺凌?〉,Youth CLIC青年社區法網、香港大學法律及資訊科技研究中心,網站:http://youth.clic.org.hk/tc/topics/Cyber-bullying/#What-is-cyberbullying(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2月27日)。

[4] 〈如何應對網絡欺凌〉,Youth CLIC青年社區法網、香港大學法律及資訊科技研究中心,網站:http://youth.clic.org.hk/tc/topics/Cyber-bullying/#Responding-to-cyberbullying(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2月27日)。

[5] 曾向銓:〈調查指逾10%青少年曾受網絡欺凌 改圖恥笑趨增〉,《香港01》,2017年7月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102430/調查指逾10-青少年曾受網絡欺凌-改圖恥笑趨增(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2月27日)。

[6] 〈青少年網絡欺凌趨增 改圖恥笑最多〉,《晴報》,2017年7月5日,網站: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1850252/青少年網絡欺凌趨增%20改圖恥笑最多(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2月27日)。

再思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1/06/2018

對於近日發生的屯門三屍慘劇,筆者深感哀痛。對於有部份報道將三名死者的樣貌公開,並使用「女疑兇」一詞去描述懷疑自殺的那位女死者,並將事件定性因為她飽受濕疹困擾才導致慘劇發生,筆者感到這種做法並不恰當。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以往曾於2004年出版過一冊《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1] 由於新媒體的變化,他們於2015重新出版一本名為《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2] 為傳媒工作者處理有關自殺的新聞或訊息時,提供一些指引。

以下是一些在手冊裡曾提及的原則及建議,在今次事件上,是值得媒體再次注意的:

1)保障私隱及顧及高危人士潛在危險:傳媒工作者在報道時應盡力減少造成傷害的可能性,要尊重自殺事主及家人的私隱,避免增添他們的傷痛,避免向自殺死者所屬的群體(包括網上群組)、居住的地方貼標籤,造成污名化,令他們承受重的心理壓力。[3]

2)在選題與編輯方面:除非涉及公眾利益或重大公眾關注的事件,避免將自殺新聞刊於頭版或傳媒網站首頁,盡量避免使用特大字體標題;另外,亦應避免自殺方法或單一自殺原因放在標題上。[4]

3報道內容方面:避免詳述自殺方式、過程,及如何獲取自殺工具之細節;避免將自殺原因簡單化。[5]

4)圖片及影像:因為受眾廣泛,避免刊登自殺者相片,如涉及公共利益而需要使用相片,宜採用「打格仔」方式淡化;避免標籤自殺地點為自殺熱點;避免以設計圖片及動畫去描述自殺方法、過程、場景(與自殺相關的設計動畫亦應避免)。[6]

5)網站方面:避免把自殺新聞列為網站首頁及推薦熱點;避免在自殺新聞之間建立相關鏈接。反之應將自殺新聞鏈接到相關防止自殺團體或精神健康服務網站。[7]

列出有關原則及建議,是因為筆者於網上看到不少報道,都未能符合前文曾提及的部份指引。為了尊重幾位死者及他們的親人、鄰舍,並減少對公眾造成負面影響,避免增加情緒不穩人士的壓力,希望媒體日後在報道有關的新聞時,可以參考報道自殺新聞的指引,並作出恰當的報道。

 

延伸閱讀: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與你同行WeCare」網頁,2018年,https://wecare.csrp.hku.hk/,2018年6月20日讀取。
 


[1] 梁天偉等編:《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香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04)。

[2]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香港: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15),網址:https://csrp.hku.hk/wp-content/uploads/2015/06/RecommendationsSuicideRep...(2018年6月20日讀取)。

[3]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頁5。

[4]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頁7。

[5] 同上。

[6]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頁8。

[7] 同上。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1/6/2018

粗口與語言暴力……我有話說

吳慧華 | 受訪者:王礽福(宣道出版社社長) | 撰文:吳慧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26/04/2018

  全世界的語言都包含粗口,不過粗口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時空的差距。例如在美國,「該死」(goddamn it)在上世紀40年代被視為粗口,到了60年代卻變得無傷大雅,反倒是一些新的字眼,例如「F」開頭的字成為了禁忌。有一些字在一個地方不是粗口,但到了別的地方卻成為粗口。粗口用語千變萬化,中國粗口大量運用與性有關的動詞、名詞。有些人為免直接使用粗口字眼,則改用其他諧音字詞。

 

不帶侮辱性 vs 帶侮辱性

  很多人都對粗口沒有好感,聽到時感到被侮辱,宣道出版社社長王礽福卻指出,粗口也有不帶侮辱成份的時候,視乎說粗口者的心態及動機。因此,有時即使使用粗口諧音字詞,也不代表沒有侮辱成份;反之使用粗口字詞,有時也可以不帶侮辱性。有些人說粗口,因為他們的親朋、好友、同事個個都說,於是粗口自然變成他們的日常用語。有時,小朋友也會為了好玩,有樣學樣而說粗口。有些人為了社交需要,希望融入一個說粗口的群體,於是便跟風說粗口。不過,王社長並不認同這種做法,他認為不需要刻意透過說粗口融入某一個群體。有些人說粗口,不想侮辱任何人,純粹因為語言貧乏,找不到適合的詞彙去發洩自己的情緒。家中的小孩子若為了好玩而說了粗口,家長要教導,但不必嚴懲。至於面對那些視粗口為日常語言的人,我們則可以寬心一點,不必將他們的行為視為故意的冒犯。

 

  除了「貪口爽」外,一般人為何會出口傷人說粗口呢?通常是當他們感到被冒犯,又或是被人刻意侮辱、挑釁的時候,這時候說粗口也是自然反應之一,它成為一項還擊的武器,目的是要制止別人繼續傷害自己。而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大家聽了政治人物太多「假、大、空」的言論,很多人都忍不住想說粗口。王社長表示他明白當大家面對不公義的高官道貌岸然、滿口謊言的時候,很多人滿腹「粗口」,甚至「爆」出來也是很正常的反應,特別那些無權無勢的人,除了「爆粗」,似乎沒有其他好的方法去發洩自己不滿的情緒。不過,「爆粗」雖然能發洩情緒,卻無補於事,甚至產生反效果。

 

  粗口具有一種「反語言」的語言功能。語言是用來溝通的,但粗口卻拒絕溝通,甚至製造敵意;吊詭的是,它又能透過製造與他者的敵意來凝聚所屬的群體。面對那些「比粗口更難聽」的話,有人以為用粗口就能團結群體,為被宰制者向霸權反擊,但這只會在彼此間引發緊張,帶來敵意的關係。而社會上的確有不少人既憎惡「假、大、空」,亦不想與說粗口者為伍,畢竟後者同樣缺乏實質內容,又充滿敵意與侮辱。從團結群體的策略上作考量,這並不是聰明的做法,因為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能凝聚群眾,達成共識,塑造遠象的語言。

 

  中國人的粗口多與性有關,並傷及別人母親,在「量刑受罰」的原則之下,縱然對方有錯,以侮辱他人的母親來發洩自己的不滿是否合適?有些人或許不說粗口,卻使用不帶髒字的「語言暴力」來謾罵、嘲笑或侮辱他人。在王社長眼中,這同樣是不堪的行為。他亦認為不能以政治立場的正確,來掩蓋使用粗口或語言暴力對人的侮辱及對社會風氣的敗壞。目的正確並不表示可以使用卑劣的手段。說卑鄙的手段可以達到崇高的目的,是自欺欺人。熱衷骯髒語言手段的人,很難有乾淨的人格與乾淨的目的。

 

語言暴力不可取

  面對強權使用語言暴力,王社長還能諒解,但對弱者使用語言暴力,他卻難以接受。現在流行各類網絡公審,縱然義正辭嚴,也貌似很文明(君子動口不動手、真理愈辯愈明),但根據「量刑受罰」的原則,大家對非公眾人物貼相、提名、廣傳的公審,是否已超過他們應受的懲罰?這種公審也是變相的網絡欺凌、語言暴力,更何況有時我們根本沒有掌握整幅圖畫。這種情況已愈來愈普遍,甚至出現在不少教牧和神學人的社交媒體上,值得我們反躬自省。

 

  其實,神創造語言是有功能的。首先,語言有認知功能:當亞當為各種動物及飛鳥起名時(創二19),語言為萬物分類,賦予意義,既具科學性,又有創造性。批評別人說話「假、大、空」,反映那些說話遠離語言應有的「真、實、準」。

 

  另外,語言是用來溝通的,而語言的昇華就是詩歌,而人類的第一句語言正是詩歌。亞當對著夏娃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創二22-23)。情感的高峰,是詩是歌。而粗口或語言暴力是詩歌的對立面:由音樂變成噪音,由抒發情感變成侮辱詛咒,由嚮往溝通共鳴,變成中止溝通。

 

結語

  王社長並不否認自己也有想說粗話的時候,但他認為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有研究指出我們講話時是用左腦,咒罵時則轉用右腦,所以很多出口成「髒」的人當去到隆重場合,就能「絕口不提」髒話,可見事在人為。

 

  王社長認為粗口與詩歌同源,他引用楊照的說話:「詩是激情的瞬間爆發,也就是瘋狂能量的瞬間釋放。一個不了解詩的魅力,無從發揮詩的作用的社會,無可避免在累積激情與瘋狂,累積到一個程度,我們不再能釋放任何激情與瘋狂,只要一釋放就失控。於是只有更巨大的壓抑,儲存更巨大的崩潰張力。」

 

  如果詩是激情與壓抑的昇華,粗口就是激情與壓抑的反昇華,讓人將憤怒,轉化成對自己、對別人的詛咒。縱然我們不認同說粗口,但近年香港粗口逐步提升至近乎體制外的政治語言,出現的頻密程度正跟它所要抗衡的「比粗口更難聽」的政治語言偽術成了正比。其實,我們不能單單指斥前者,否則所積壓的激情與瘋狂,有一日會失控地爆發。

 

  王社長認為,要反對說粗口,但必須同時反對其他的謊言、空言與語言暴力,因為它們都在透過語言來玩弄人、蒙混人、侮辱人、傷害人。要用「真、實、準」的語言來抗衡「假、大、空」的語言;並且要以詩化的語言來凝聚群體,塑造遠象,帶來行動。就如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不只是一篇演講,也是一首詩,而當中的確引用了詩篇及以賽亞書的詩歌。

 

  「彷彿不著邊際,但我們心中需要有詩。」王社長說。

 

 

延伸閱讀:

楊照。〈三少四壯集——詩是存在森林裡的激情之火〉。《中國時報》,1991年3月20日。(2018年4月24日下載)。

從「限奶令」和看界線的設立與挑戰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0/11/2017

有電視台近日放風稱會自我審查,收緊藝人們的裸露程度,女星出鏡不能太暴露,尤其是胸部,電視劇不能有過份色情的鏡頭,只能用意會的方式表達。新聞一出,公眾嘩然,藝員的反應兩極:有的說自己一向如此,不用「限奶」;有的則稱自己穿著性感是種美,根本不會引人想入非非。

新聞出街不夠兩天,該台台慶全台女星「胸湧而出」,報紙大字標題稱女星衝擊「限奶令」,她們不但性感,而且露的又豈止於胸脯:手、小腿、大腿、腰……能露的、估計不會被送檢及投訴的,都露了。有女藝人笑言,有限奶令之後,程度已經「收斂」了,否則原本準備的那套衫,更靚,更性感。

表面上,傳媒將原來過鬆的界線拉回合理水平,我們應該慶祝,但就事情的發生順序分析,似乎看到越禁越露的景象。因為禁,所以更要打破規則和界線的趨勢。不過我們會問多一句:這個現象是甚麼的情況下出現?是因為反動、抗爭?還是因為想突破界線?甚或宣傳?

「限奶」其實早有先例,2015年香港播放內地宮廷劇《武媚娘傳奇》時,因為內地在播放中途要求收歛,最後內地版自第十六集後,全部女角由半身邊成近鏡,被揶揄為「大頭娃娃」,香港則用電腦技術,將當中的胸部配上一塊小布遮住。

當年我們如此評論《武》劇:「在香港,我們的劇集偶然也會有過份裸露,或暴力、不雅的內容,巿民一般會向通訊事務管理局投訴,該局在收到投訴後調查了解,然後跟進。此制度的好處是由巿民表達意見,因此用的是普羅大眾的尺度;而進行調查的是由政府委託的一般巿民及專家,所得的判決相對持平,能平衡各界意見。」

今日我們不難發現香港社會有個趨勢,就是未收到巿民的想法、意見之先,已被有關當局「自我審查」了。電視台會因為怕被投訴的緣故,自動「限奶」,要演員自己用擦邊球的方式去抗爭。電視台似乎忘記了演員的演繹,應該是以劇本或節目的需要,所播出的時段和對象,硬生生地套入了一些規則,彷彿以長官意志凌駕了客觀的社會要求,容易不必要地限制了創作自由及表達的自由。這就清晰讓人看到,社會實況被政治操控扭曲,社會傳媒的控制力度愈來愈大,而且控制的方式已經不再是以往持之以恆的制度和方法,而是用政治壓力,用內部的程序去達成,如此做法,和人治距離愈來愈近。當然,壓力越大,反彈會越大,這是可以理解的。

電視如是,遊戲亦如是,內地遊戲基本上同樣全無規管的制度,所謂的政策朝令夕改,之前有《王者榮耀》被報章點名批評,但仍然沒有收斂,今日有手機遊戲《荒野行動》為了避過規管,在遊戲場景中加掛「不忘初心」、「維護國家安全」等十九大熱門口橫額,企圖將遊戲的暴力「正名」為符合國策的行動。

這些遊戲商的小動作,傳媒的小審查,其實就代表著無道的規管所帶來的後果,就是社會各界對道德界線愈來愈模糊,大家只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做製作,但看不到媒體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最終無道的傳媒,當然不能教化出有良知的下一代。

但願內地傳媒這些不良的生態,不要傳到香港,香港巿民要守護自己的傳媒,先要給他們合理、有道的空間,亦透過適合的方法表達意見,讓他們能夠健康地發展。這樣自然可以達至不用太多的禁令,但傳媒仍然能有操守地做不同的製作。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0-11-2017

看圖作文還是新聞報道?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
07/09/2017

9月4日香港發生一宗家庭衝突而引發的命案,案中丈夫涉嫌先用刀刺死妻子,並將她從住所單位高處拋下,再自己跳樓身亡。最終二人雙雙伏屍樓宇的平台上。據警方透露的消息指,妻子生死曾向親友透露懷疑丈夫有外遇,雙方亦曾因感情問題而爭吵,警方會循感情方向調查。

在眾多傳媒的報道中,有一網媒將關注點落在死者二人的薪金上。[1]報道第一段指出男死者為食物環境衛生署高級管工,女死者為政府新聞處新聞主任。記者翻查政府資料找出二人的薪酬來作對比,指出妻子的收入比丈夫高出一倍。

但報道在第二段隨即轉為引述專家的意見,指出香港社會仍然保留男性是家庭經濟支柱,男性要比女性強的期望,如妻子能力比丈夫強,男方長期受壓,或會在外尋求可以駕馭的對象填補心靈空缺,或會對妻子有敵視或仇恨心,甚至出現同歸於盡的念頭。報道又引述專家意見指夫妻出現薪金男低女高時應如何解決等等。

女死者收入比男死者高是事實,那位專家的意見或許也是社會上真實的現象,但兩者在這案件之中的關聯性有多少還是未知之數,媒體卻將兩人之收入與這慘劇連在一起,並起標題為「妻薪金高一倍 他人閒言恐傷感情 專家:婚前應討論」,引導讀者推測案中丈夫涉嫌婚外情及行兇,都是因為妻子收入高過丈夫這一個並未發現任何證據的原因。怎樣看這都是一則看圖作文的文章多於是新聞報道。

另外有一免費報章在報道此新聞時明明內文完全沒有提及死者二人的收入差距,卻不符內文地以「妻月薪多夫一倍 女尊男卑 悲劇伏線」為標題。[2]編輯的創作力豐富,但卻不符合新聞工作者應有的專業操守。

做記者最難學並最需要學的一項功課,就是承認有些事我們不一定會知道真正的原因,如果想知道案件的細節,還是等待更多的證據或警方發表的調查結果吧。

 

[1] 〈【夫婦墮樓】妻薪金高一倍 他人閒言恐傷感情 專家﹕婚前應討論〉,香港01,2017年9月4日。

[2] 〈妻月薪多夫一倍 女尊男卑 悲劇伏線〉,頭條日報,2017年9月6日。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9月7日

轉傳訊息的道德責任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31/08/2017

近日,澳門兩位長者於「天鴿」來襲時,轉傳「筷子基某停車場發現五具屍體、當局封鎖消息」的訊息到不同的即時通訊群組和私訊中,當地政府以涉嫌觸犯「侵犯行使公共當局權力之法人」罪之名,拘捕他們。

新聞一出不少人形容為白色恐怖,是政府的禁言令。香港雖然都有曾就不實和令社會恐慌的言論作出過拘捕甚至檢控行動,但大多情況下都只拘捕發言的人,甚少)拘捕轉傳的人士。想像一下實際情況,我們不能對兩位被捕的長者有點同情心嗎?風災過後,眼見災情嚴重,澳門政府卻未有任何的進展報告,甚至連求救熱線都沒有人接聽的情況下,民間要自救唯有靠互報一些未知是否已經核實的消息,難道這樣不能情有可原嗎?撫心問一句,家中長者天天轉發不同的新聞短片,各種的叮囑、吩咐、擔憂和提示,豈不都是這類消息嗎?

有說,謠言止於智者,任何消息的發佈,不論是否轉發,如果當中有嚴重影響社會安寧,不同的國家也的確有相關的條例,去控告這些破壞安寧的人。作為訊息提供者豈不是應該好好管理訊息,未經核實和查證的消息不是不應發佈嗎?是的,筆者不得不認同這點。只是在經歷風災,多處水浸,作為巿民還能去查證嗎?

當記者也未必能進到災場,聽到消息又難道不傳嗎?也不一定,但記者會傳得很小心,例如會將句子改成「消息:筷子基某停車場發現疑似屍體五具 當局未回應」,這樣所謂的「謠言」其實一樣會被傳出去,但受刑責的機會就減少了。

歸根究底,為何要傳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呢?就是因為當時的資訊不夠透明。如果當時官方能開誠布公發放消息,並即時告訴巿民如何求生,以及保護自己的家財,相信謠言根本就傳不下去。可惜政府未竟全功,現在反要以刑事罪名控告巿民轉傳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這究竟是誰之過呢?

 

比對7月23日翠林男子墮樓新聞及報道自殺新聞的建議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7/07/2017

於2017年7月23日中午,有一名男子在將軍澳翠林邨墮樓,不同的報章對於這事件的報道手法都很不同,而更有報章的報道引起了評論。我們為此在網上媒體中找了有關的報道作為比較。我們於網上找到《星島日報》、《頭條日報》、《東方日報》、《蘋果日報》、《成報》、《文匯報》及《都市日報》對這事件作出報道。

《星島日報》〈情困男危站單位外花槽 飛墮簷篷亡〉所用的照片是打了格仔的男事主屍體及有兩名消防員拉起已打格的染血白布,男事主跌落在鐵線上的手未有打格。

《頭條日報》所用的題目和照片與《星島日報》所用的一樣,並加上一張遠距離看到地上的救生氣墊及一樓簷篷上數位紀律部隊人員及醫護人員在處理屍體的照片,和一張當事人曾攀爬及危坐的空花槽照片。兩則報道未有見當事人的樣貎,報道未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資料。

《東方日報》的報道〈翠林邨情困男危站窗邊 對峙1小時後墮下亡〉,清楚列出多張事主翻身墮樓跌至平台死亡的連環圖、只對跌落在簷篷上的屍體胸口作了打格處理,但其滲出血液的肢體清晰可見。該報道還附有十八秒短片,除了見到當事人在花槽攀爬的片段,也用連環圖相片配上了當事人墮樓趺落簷篷的巨大聲音,其影片最後的鏡頭亦由遠拉近至當事人,雖然影片已打了格,但其倒臥在簷篷、頭胸及膝部淌血、手舉高向上的動作仍可以清楚見到。此報道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網絡上,亦可找到《蘋果日報》兩篇有關事件的報道〈赤膊男翠林邨單位外攀爬 飛墮簷篷不治〉及〈情困男危坐墮樓不治〉。兩則新聞用同一段新聞影片,片段可見事主在花槽、窗外危險上下攀爬及危坐情況。片段亦有記錄跌落在簷篷的屍體,全身作了打格處理。前一則的文字及影片均有提供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後一則只在影片中提供。

《成報》〈31歲漢疑為情墮樓亡〉的簡短報道,未有列出相片;《都市日報》〈疑情困男爬出花槽 失足高處墮下亡〉報道則刊出了翠林邨樓宇的照片,兩則簡短新聞均未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文匯報》〈情困男危坐花槽句鐘跳樓亡〉附有紀律部隊人員在簷篷處理屍體(已蓋上白布)的相片,並列出了防止自殺求助熱線資料。

根據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在〈新媒體催化自殺「傳染效應」?〉一文指出有研究報告顯示自殺報道愈顯著,成群自殺出現的機會愈大。[1]另外,他亦指出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04年發表的《自殺新聞報導建議》中,亦提到美國專業新聞工作者協會(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的工作操守第一條是「尋求真理、如實報導」(Seek truth and report it);第二條是「將傷害減至最低」(Minimize harm)。即是對傳媒專業的要求來說,「尋求真理、如實報導」的同時,恪守「將傷害減至最低」的原則亦同樣重要。

按世界衛生組織在2000年發出一份《自殺預防──供媒體工作者參考》[2]的資料亦列出了傳媒報道自殺新聞的原則及禁忌,如:應該只提供相關數據、指明死者除自殺外尚有出路、提供社會及社團救助機構的信息;亦不應該刊登死者照片、不應詳細描述自殺的方法、切忌為自殺歸結為單一原因等。

另外,香港記者協會網站[3]列出的《記者專業守則》、《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及《記協對處理自殺新聞的指引》可見以下幾個與報道自殺新聞有關的要點:

  1. 記者報道即使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亦不應侵擾他人的悲哀和不幸。
  2. 新聞從業員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尤其是涉及暴力、性罪行、自殺等社會新聞,應避免淫褻、不雅或煽情。
  3. 記者在拍攝意外事件時,應顧及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感受,盡量把對他們的心理影響及傷害減到最低。
  4. 攝影記者在拍攝過程中應該尊重被攝者的私隱。
  5. 新聞攝影工作者(包括攝影記者和圖片編輯)應謹慎處理血腥、暴力、噁心和色情圖片。使用時須考慮

           i) 對說明新聞事件的必要性;ii) 對社會的影響;iii) 對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影響。

從上述列出的一些傳媒報道,讀者可以逐一再按進連結,親自細閱每篇報道的文字、用圖及短片,以了解及細思它們的報道方式,及比對上列三個機構給予傳媒的建議,有哪些部份它們做得好,有哪些它們應該要改善?

對於這宗自殺案件,每篇報道都指出當事人是為情所困而自殺,但可能只有當事人才知道真實原因而自尋短見,媒體將之歸結為一個原因,對當事人及有關的人士都不太恰當。

另外,我們亦可以細思一下,自殺者跳樓的過程、其墮樓所發出的巨大聲響是否真的需要給讀者知道?我們可以想像到對當事人的家屬所造成的影響及傷害可以有多大?所謂的「新聞自由」或「公眾利益/知情權」是否可以作為傳媒的擋箭牌去報道新聞? 

既然知道鉅細無遺的報道自殺方式容易有機會做成「模仿」效應或所謂的自殺「傳染效應」(contagious effect)時,作為專業的新聞工作者,是否應該為免產生「模仿」效應,而作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約制?即使是對點擊率十分渴求,我們亦寄望傳媒工作者不會犠牲對社會的責任及使命,亦尊重自殺事件中事主及其家屬,不應雪上加霜,讓人於網上任意重複瀏覽事主自殺的情況,實在會加添其家屬及親友的傷痛。

 

註:配圖為網上圖片

 


[1]傅景華,〈新媒體催化自殺「傳染效應」?〉,取自《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321-opinion-fukingwah-newmedia/,2016年3月21日。

[2] 世界衛生組織精神健康部,〈自殺預防──供媒體工作者參考〉, 取自世界衞生組織網站: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67604/10/WHO_MNH_MBD_00.2_chi.pdf,2000年。

[3] 香港記者協會,https://www.hkja.org.hk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