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教授的造假醜聞: 需要誠實豆沙包!

生命如季節交替如常，縱使有萬般回憶，也隨著時光或人去而流逝。轉眼間已到立冬，一年將盡，感覺是輕鬆，還是虛空？

自己的感覺，是騙不了自我。這一年穿梭於法國、荷蘭和香港，面對自己及弟兄姊妹經歷生死病康，生活如五味架。而世界也經歷從未有過的紛亂。人類對正邪分辨的困擾和分化，也似乎未有過那麼大的分歧。最悲哀的莫過於分化帶來的創傷及因政治鬥爭仇殺帶來的哀鴻遍野，叫這世界驟變為地獄。

在法國宣教，我學到了與身邊的人互相微笑問安，下車多謝及道別司機，為下一位進門的人推門，隨時給別人幫一下手……在這裡也許少了親情友情，但仍然可以有溫情，上帝在初冬為悲傷的人粉飾了壯麗的世界，也為我和師母帶來她的姐姐妹妹，千里迢迢來到這裡送來暖暖親情，慰藉因弟兄姊妹離世或罹患重病而掛慮的我們，不能親自陪伴他們面對難關，實在令人深深遺憾。主的愛顧使我的重擔未有卸下，心情卻可輕省。

時光匆匆流逝，生命也在靜靜的消耗，冬天提醒了我2023年已到年終，明年初又要確定宣教的路向，完成年多兩年圖盧茲任務後，也是居留簽證期滿時，這裡建立教會的基礎也初步奠定，下一站在哪裡？期待主引領，還請代禱。

一些評論家認為以巴衝突是屬於政治鬥爭，但亦有論者認為宗教問題在雙方角力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筆者傾向後一種說法。

公元2000年7月11至15日，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邀請以色列總理巴拉克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到大衞營進行和平談判，本來當時的氣氛是充滿希望的，但最後談判破裂，三方都不歡而散。到底哪一方要為談判失敗負上最大責任呢？各方都有不同的版本， 這是典型的「羅生門」。根據克林頓的回憶，他三番四次游說阿拉法特讓步，他對阿拉法特說：「達成協議，建立一個國家，然後向前走！」但阿拉法特拒絕了所有方案，堅持要百分之百滿足自己的要求。阿拉法特曾經稱讚克林頓是偉人，克林頓冷然回答說：「 你令我變成了不是偉人！」克林頓的意思是：他原本以為自己可以令以巴和解而名垂千古，但結果功虧一簣。

左派與穆斯林一直認為美國偏袒以色列，克林頓的觀點當然會受到質疑。不過，文獻所顯示的客觀紀錄是可以翻查的，在談判過程中雙方都有爭持的地方，但最關鍵的一點是「聖城」耶路撒冷。 1988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宣告耶路撒冷是將來巴勒斯坦建國的首都。在公元2000年的談判過程中，阿拉法特曾經告誡他的代表團：耶路撒冷的聖殿山對他來說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故此寸步不能退讓。在談判期間，巴勒斯坦代表團要求對東耶路撒冷及聖地上的阿克薩清真寺和圓頂清真寺擁有全部主權。以色列提議巴勒斯坦人對聖殿山可以擁有監護權，但不是主權。2023年6月，新解密的檔案顯示，後來以色列原則上同意放棄對耶路撒冷舊城部份地區的主權，包括聖殿山的部份地區，但阿拉法特並不接受方案。

以色列國曾經建都於耶路撒冷，猶太人的聖殿亦曾經屹立於此；天主教亦曾經視耶路撒冷為聖地，原因十分簡單，這裡就是耶穌活動和創立基督信仰的地方。那麼，伊斯蘭將耶路撒冷歸為自己聖地的理據又是甚麼呢？ 其實，《可蘭經》並未明確提及「耶路撒冷」，根據大英百科全書，在最早的伊斯蘭傳統中，穆罕默德被吉布里勒（Jibrīl）送到天堂；而另一個傳統則說，有一夜穆罕默德從麥加神遊到「最遠的禱告和敬拜之處」，伊斯蘭學者認為這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後來這兩個傳統逐漸合併：穆罕默德神遊到耶路撒冷，並且在這裡升天。

公元7世紀耶路撒冷被伊斯蘭佔領，中世紀時，天主教國家三番四次發起十字軍東征， 目的之一是希望奪回聖城耶路撒冷。在12世紀，十字軍終於攻佔耶路撒冷，宣佈建立拉丁耶路撒冷王國，並以此城為首都。然而，不到100年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將領薩拉丁重新奪回。1517年，耶路撒冷成為了鄂圖曼帝國的一部份，1917年一次大戰結束之後，鄂圖曼帝國土崩瓦解，耶路撒冷與巴勒斯坦交由英國托管。有趣的是，自1517至1917年這長達400年的時間裡面，儘管耶路撒冷由信奉伊斯蘭教的鄂圖曼帝國管治，歐洲國家卻對「聖地」失去興趣，英國是基督教國家，但沒有意思抓住機會，長駐所謂「聖地」， 即使英國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歷史深為人所詬病，但她自中東撤退是做對的。

其實，全能而無處不在的神，會否局限在某個特別的「聖地」呢？我不禁想起約翰福音記載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的對話：「婦人對他 （耶穌）說：『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敬拜神，你們倒說，應當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對她說：『婦人，你要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敬拜父，既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敬拜他。神是靈，所以敬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 這段對話的含意，應該是不言而喻。

諷刺的是，「耶路撒冷」 的字面意思是「和平之城」，這個名字是兩個詞的組合：「居住的地方」（*Yireh）與「平安」（Shalem）。 然而，只要耶路撒冷仍然被視為聖城，這將會繼續是戰爭之城，而不是和平之城。

*編者按：Yireh一詞，一般是指：提供、看見或發現

昨晚徹夜大雨，醒來，竟是晴朗的一天。沒有藉口不外出跑步。還好，並沒有出現「局部積水」的情況，亦見不到的士司機轉身變成船夫，在急流中棄車逃命的場面。只是，雨後清晨的行人路上，竟遇見一幕幕為存活而奮進求生的片段。

英國住宅區的行人路與香港截然不同。在香港，一些較繁忙的街道會設有欄杆作分隔，但更多的行人路就只有升高了數公分的階級作區分。每當擁擠的時候，趕路的行人往往漠視自生的安危，跨過分隔線，走出在馬路上來越過人群，這亦成為繁忙都市的生活常態。在英國，馬路跟行人路之間，往往舖設約兩米寬的草皮，而兩米寬行人路的另一邊，就是一般平房的前花園，甚少出現人群擁擠的情況。這樣寬敞的路面，對行人或跑步者來說，實在是無所挑剔的設置。但對深居於草地下的小蝸牛來說，卻是另一回事。

整夜的大雨，不僅喚醒了沉睡的小蝸牛，更因泥土裡積滿了水，迫使牠們走出其安舒區，來換取一絲絲的空氣免得被溺斃。離開了熟悉的黑暗，告別了習慣的氣味，在草面上爬行、尋找、等候可再鑽下去的乾土。掙扎了整夜，怎料，天一亮，在陽光下，竟置身在混凝土的行人路上。背後是一尺多的草地，往前走，卻是遙遠的未知。鑽不下，惟有奮力的緩緩前行。短短的兩米距離，猶如無垠的曠野、沙漠。自持的硬殼，那能敵得過行人無意的踐踏？柔軟的身軀，那能抵擋朝陽的溫度？回不了頭，就只得繼續往前，冀望能找到安舒之地。窮一生之力，僅能前行十數厘米，確是進步，但卻救活不了自己。

過去數年因著戰亂、政局、時勢，不少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出生地、安舒區，流散異國。有些確實是生死攸關的選擇，但更多是為求一宿安睡或一口自由的空氣。幾經掙扎，到了看似安全穩定的地方，誰知要面對的，不僅是適應的問題，還有自身一直被壓抑的情緒，對故土舊地的思念，更要兼顧與配偶、家人、孩子的關係。環境確是改變了，亦是進步了，但似乎還是未能找到出路及平安。

小蝸牛從不知己身已陷困境，亦未料到當陽光漸露，牠會因水份流失而愈爬愈慢，突然，發覺身體不聽使喚，無法繼續前行。當牠意識到危機時，已是進退維谷，求助無門。

未能察覺到身處困境的，豈只是小蝸牛？

我們自恃過去的學識、技能、工作經驗、社會地位和人脈關係，卻猶如脆弱的蝸牛殼，在他鄉異地，似乎無法應對我們當下的處境及需要。融入新的文化及環境，不可能只靠自己獨力探索或盲目前行。異鄉客不僅需要家人朋友的支持陪伴，亦需要與同為異鄉客的他者同行。同行所指的大概就是彼此攙扶，不介意示弱人前，不計算成敗得失，與哀哭的人同哭，與喜樂的人同樂。甚或是，每當力竭迷失時，需要吶喊求助，並接受別人的幫助、救拯。

行人路上的小蝸牛，有否放聲求援？還是默言地等待死亡來臨？同在行人路上的我，雖聽不見牠們半點聲音，但卻看得到這努力奮進的生命及竭力向前的求生意志。這份不妥協、不言敗的堅持，總會令我放下腳步，把牠們放回草地上。我們的艱難、困境、委屈、傷痛，或許難以讓人明白，亦不容易揭示人前。但在我們未曾求助之先，那創造我們並愛我們的上帝早已看見，祂更願意隨時作出拯救，讓我們安躺在青草地，領我們到可安歇的溪水旁，叫我們再一次甦醒過來，並得享祂的恩惠與慈愛。[1]

今年萬聖節前數天，加拿大本地新聞已放風：據訪問調查，因通脹及經濟放緩，將會更少家庭於今年萬聖節派糖；而且當晩氣溫嚴寒，亦更少家長「放」小朋友外出「攞糖」。

以前我家都有隨俗「應節」，但約十年前阿媽試過派糖時被一群年輕人「搶糖」，之後便每逢萬聖節都全屋熄燈(代表冇糖派)。不過她仍然十分喜歡萬聖節，因為本地超市每到九月中開始便會售賣特為萬聖節而設計的「派糖裝」零食：一大包/一大箱內藏大量小裝型的糖果、朱古力、薯片。我母親最喜歡的便是這些小巧裝的薯片，每年她都會買兩三箱，但卻是派糖給自己 – 每天開一小包享受，或孫兒過來探她時有零食「氹」他們。

萬聖節本來是歐洲塞爾特人帶有超自然元素的傳統節日。二千多年前糧食供應極不穩定，特別在北方，入冬是十分危險 – 耕種停工了，如果秋收不理想，加上嚴寒天氣、醫療落後，整條村死掉大半人並非奇事。當時他們視10月31日為年終，亦是夏季的最後一天(那時塞爾特人沒有秋天的概念)，相信當晚陰間的亡靈會來到陽界滋擾活人，故此當晚搞「營火晚會」來祭祀，並透過變裝來驅邪，萬聖節的習俗便由此而來，說到底是恐懼死亡而演化出來的習俗。

古代人口等同勞動力生產力，村子死了大半人，來年的情況將會更險峻，所以古人用盡方法來趨吉避凶實在無可厚非，但來到20世紀便成了 “Trick or Treat”，北美的中小學甚至會在校內開Halloween舞會。今時今日加拿大，所有大時大節均是商機：情人節賣花、朱古力、燭光晩餐；八月雖然沒有節日，但去到那裡都會看見「開學日大特賣」(Back to School Sales)*；萬聖節賣零食、戲服(costume)、應節裝飾(如放在前院的假棺材)；感恩節賣火雞；聖誕節前後則是瘋狂購物，但在強調多元文化的加拿大，近十多年真正的聖誕節主角已甚少見於商場及百貨公司了。

教會雖不贊同慶祝或參與萬聖節(特別是變裝)，但多倫多不少教會亦會於萬聖節期間舉辦活動，其一主要目的是讓小朋友不用上街「攞糖」都有得玩，亦藉此機會向信徒解釋為甚麼不應慶祝萬聖節。從信仰的角度來看，萬聖節「水靜河飛」並非壞事，但如文首所言，坊間對萬聖節的參與和反應，很大程度反映了民間真正的經濟狀況。撇除天氣或前數年如疫情等因素，10月31日晚上走出屋外看見十室有半黑，街上只小貓(小朋友)數隻攞糖，筆者亦「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擔憂來年的市道。

* 根據小弟的不嚴謹調查，文具最抵賣的地方其實是最少做宣傳的一元店(雖然近年一元店已甚少貨品真的賣一元)。

近來筆者有機會在台灣的南部上課，在課堂上，學院邀請了台南南部兩間大教會的創堂牧者分享「何謂教會？」。聽完之後，筆者發現到：

1. 南部的所謂大型教會，其實根本沒有太深厚的神學根基，很好奇他們對《聖經》的詮釋是如何？如何帶領會眾進入《聖經》的真理當中？
2. 他們教會的確很大，有很多會友，但這些大和多並不是建基於真理，而是建基於「藝術、音樂、關係」，很好奇這些元素是否真的能引領人與基督結連及讓人認知自己裡面的罪，並悔改歸回基督？ 
3. 這些大教會的牧者強調教會的會友組成部份，大比例的以高收入、高學歷的成功人士為主，提倡的不多不少是「成功神學、幸福音、大場面、建築物的高大美」，很好奇這是《聖經》教導的、耶穌基督與人同在和道成肉身的福音嗎？ 

凡以上種種的問題及觀察，筆者好奇的是：南部的所謂大教會，究竟是教會？是聯誼會？還是俱樂部？真心覺得是「高、大、空」。試問如何「讓教會成為教會呢？」如果教會給世人的印象是建築、組織、中產階級、名人聚集、那麼「教會」就不是教會。教會是耶穌基督在世俗社會中的見證，教會是一群人以信仰生活活出基督的樣式，從而展現基督信仰的真諦，這才是基督教會在世的意義。祈克果的名言：「人愈多，愈不見真理」。大，有時是阻礙，而不是幫助。某程度上，筆者認同「教會增長」是一種致命的疾病，細胞失控擴散，破壞身體的健康和平衡。當代教會追求一種「有規模卻沒有靈魂」的教會，其實是一種試探。在「教會增長」vs.「福音遍傳」之間是否存在矛盾？筆者認為：會眾的意義不在於「數量」而是在於「聖徒相通」，例如：教會如果有一定數量的參加人數，然而卻沒有深入的交流和分享，那與進入戲院看電影的觀眾有甚麼分別呢？教會是神的愛臨和實踐聖徒相通之處，沒有相通，如何能實踐愛？牧者與會眾關係的立體性，才是真實的陪伴歷程，牧者在關係的互動中被漸漸陶造，這種關係是無可取代的。教會的建築物可以被取代，唯獨牧者與信徒的生命互動是無可取代。正如一對在主裡成為一體的夫婦，如果沒有任何生命的互動，沒有在關係的磨合成長、體恤和為彼此犧牲，那這樣的關係隨時可以被外來的一些刺激或引誘所取代，變得不堪一擊。

我們要思想的是神的帳幕在人間，我們可以如何在教會的群體中發現神的同在？這就是一種神的帳幕在人間的實踐，因為神的帳幕，讓人心的曠野成為了恩典的出口和恩典的載體。筆者認為教會就是神恩約的子民，是抗衡世俗的文化的載體，而非「高、大、美」，只追求「藝術、音樂、關係」的會所。

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戰事持續升溫，世界民意趨向兩極化，同情巴勒斯坦陣營的認為當今的危機是以色列長期壓迫巴勒斯坦的惡果，例如美國哈佛大學有34個學生團體發表聯合聲明，指出以色列是這場慘劇「唯一的罪魁禍首……今天的事件並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在過去的20年裡，加薩走廊的數百萬巴勒斯坦人被迫生活在露天監獄中。」 此外，超過3000多名英國演藝人員發出聯署信，呼籲各國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指出「我們正在親眼目睹罪行和災難。以色列將加薩大部份地區夷為廢墟，並切斷了230萬巴勒斯坦人的水、電力、食物和藥品供應。」

在這篇短文裡面，我不會提供任何嶄新的見解，其實我所說的只是常識，或者只是哲學中最基本的倫理常識，那就是：目的不能將手段合理化。即使反壓迫、反殖民、反種族隔離是何等漂亮和高貴的道德口號，但哈馬斯殘暴的手法是令人髮指的。其實，這並不是第一次哈馬斯採取野蠻的恐怖攻擊，過去有多名在以色列的中國勞工被哈馬斯的炸彈殺死，一直以來，中國政府的立場都是親巴勒斯坦，當時有記者追問哈馬斯領袖為甚麼要針對中國勞工，他們回答：「 因為他們為以色列人做事。」 但無論如何，這仍然無法改變親巴勒斯坦陣營的想法，只需要戴上了「受害者」的神聖光環，彷彿任何行為都可以接受、甚至被美化！ 

第二個哲學常識就是：即使在最艱難、最絕望的光景中，人仍然可以做出道德的抉擇， 最終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是向別人抵賴，英諺有云：「你總會有選擇。（ You always have a choice.）」又如孟子所說：「貧賤不能移。」以巴衝突是歷史長河無數驚濤駭浪中的一次風波，舉例說，在20世紀初期之前，有大量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居住在土耳其，但兩者都遭遇到民族大清洗，1915至1916年，土耳其發生了亞美尼亞人大屠殺，據估計受難人數在66萬至120萬之間，至今土耳其官方仍然否認這歷史事件。此外，1927年約有12萬希臘人居住在土耳其，1955年，希臘人受到暴徒襲擊，引發了大批希臘人逃亡，最後在土耳其只剩下幾千名希臘人。可以說，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是近東版的巴勒斯坦人，他們曾經世世代代在那片土地居住，結果不是家破人亡，就是被迫離開家園。然而，受壓迫者的身份是否便順理成章地給予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道德牌照」，讓他們可以騎劫飛機、在奧運會殺戮運動員、隨處引爆炸彈、將婦孺斬首、屠殺遊客和外籍勞工、綁架人質、將半裸的女子遊街示眾呢？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當然沒有這樣做，他們是有道德底線的，這可能是基於他們傳統的基督教文化。

現在以色列呼籲加薩民眾向南方撤退，明顯地預備地面進攻，美國認為這大規模撤離是極其艱鉅的，而且巴勒斯坦人無處可逃，美國與埃及協商，埃及與加薩走廊南部的拉法過境站會重啟，提供人道救援，但埃及與約旦兩國均表示不會收容巴勒斯坦難民；聯合國認為110萬人的大遷徙將會構成嚴重的人道災難，故此要求以色列撤回呼籲；哈馬斯則要求居民留在原地。可以想像，當以色列啟動地面部隊進攻的時候，將會有大量平民傷亡，那時候左派人士又可以將自己置身於道德高地。不幸地，平民被擠壓在以色列和哈馬斯刀光劍影的夾縫中。

然而，哈馬斯可以選擇減低平民的傷亡，他們可以穿上軍裝，走出來和以軍一決高下，而不是混雜在平民中間。讀者可能以為我說譏諷的話，其實在歷史中這是發生過的。儘管有些案例記錄了日本士兵在太平洋戰役中偽裝成平民，但這並不是普遍或軍方認可的策略。在沖繩島戰役中，日軍有時會利用沖繩平民作為人盾，但整體而言，日軍強調士兵應該穿著制服，光榮地戰鬥至死，而不是採取欺騙手段，將自己隱藏在民居。

德國軍隊在二次世界大戰時亦曾經零星地使用本國平民作為人盾，例如在1945 年柏林戰役期間，一些納粹德軍強迫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平民留在軍事陣地和設施附近。但以上只屬於孤立事件，歷史學家的共識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規模、有系統地使用平民作為人盾並不是德國的戰略或者戰術。請注意，我並不是說二戰時日軍和德軍沒有濫殺無辜，我是說他們極少利用自己的人民去掩護軍隊。在大部份戰役中，他們都是擺開陣勢，與盟軍正面交鋒。正如莊子說：「盜亦有道。」 即使殘暴如二戰時的日軍和德軍，仍然有 軍人的榮譽和規範。

無奈，如今許多知識分子似乎都喪失了基本的判斷能力和道德底線！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近四年，為了能來法國宣教，我打了兩針疫苗，同時「守身如玉」，盡量謹慎防疫，可是卻在10月1日終於守不住中招了。對於身在外地、又是心臟和肝臟長期病患者、又步入晚年的人來說，總會有多些憂慮，首先想到的是若有「長新冠」，我能否繼續「金齡宣教」，會不會就此為宣教路畫上句號。臥床長達七天之煎熬，很感受到新冠病毒在全身的威力，加上心裡的各種憂慮，是受盡內外夾擊。心中慨嘆今天全球活在疫情的影響下，覆巢之下無完卵！被倒翻的雀巢豈會還有完好的蛋！我豈能逃過此劫？

在這段養病期間，又碰上世界發生駭人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戰，加上打了年多的俄烏之戰，及剛發生在9月的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之戰，牽涉其中的國家之多，其實已經接近是世界大戰的規模！人類像中了邪一樣迷戀戰爭的力量去解決領土權益的問題，受永續權位、千秋功名誘惑，弄得生靈塗炭，哀鴻遍野，這是人類的「文明」嗎？對於暫時平靜偷安倖存的人，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此時此刻的宣教能做些甚麼？馬太福音二十五章35-36、40節中，主說：「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今天面對社會在苦難中，已少了聽說教會增長，多講教會或機構的生存策略、靈修生活、末日啟示及宣教佈道等，也很少信徒會過問「最小」的弟兄在那裡？我們有否多去了監獄、露宿者聚腳的公園、貧民區、醫院、難民營或宣教工場等地方？最小的弟兄在他們的處境中容易找到信徒的臨在嗎？誰是他們的鄰舍？那些得主力量和恩福的人在那裡呢？今年很感恩有短宣隊中秋來訪，帶了賀節月餅燈籠等應節食品，及圖盧茲弟兄姊妹所需的藥品用品來，他們所帶領的應節活動，唱的歌，真誠的關心問候，慰藉了我們這些遠方的華人的思鄉情懷，看到參加者被祝福的表情，我也深感安慰，這一切似乎就像是一杯遠洋來的涼水，竟能如此滋潤人心。感謝主。

筆者到台灣不經不覺已經一年，在這一年生活中，不多不少都會與台灣的家人、朋友、教友外出共餐。有趣的是，台灣有不少「小火鍋」或者叫「臭臭鍋」（其實一點都不臭），通常外出食火鍋時，一群人都會各自各地點自己的一人小火鍋，然後餐桌上也會有一個小爐頭給小火鍋加熱之用。一群人就會在各自各的小火鍋前吃喝聊天。火鍋的餸菜雖然要收費，但餐廳同時會附送無限量供應的免費白飯、汽水和冰淇淋，真的可以説是「抵到爛」（十分便宜的意思）！然而，到最後付賬單那時，通常台灣人都會樂於請客，由最年長或收入較高者付款請其他人吃火鍋，台灣人也樂於在這樣的情況下吃飯聊天，建立共餐的請客文化。

有別於台灣，對中西文化合璧的香港來說，一群朋友吃火鍋通常都不會是一人一鍋，而是共聚一爐，就是用一個大湯鍋共同打邊爐（吃火鍋的意思）。然後你一塊肥牛、我放一隻蝦、他放一扎金菇等等到大鍋中，三五成群地吃同一鍋餸聊天，建立關係，並且所有的飲品、雪糕或粥粉麵飯，大部份是要另外落單或者要收額外費用，不是免費享用。當然也有一些自助餐形式火鍋，一個價錢吃到飽，食物飲品可以任意享用。至於付賬方面，香港通常都是AA制，計得很清楚，目的是不想不公平對待付款的人，令其受虧損。這種AA制的文化，在西方很平常。可是，在台灣人來說就覺得香港人斤斤計較，甚至乎有種不願意「蝕底」（受虧損）的感受。筆者有時會覺得計清楚是一種公平的做法，反而不會濫於「搵對方著數」（用各種方法找到好處、或佔對方便宜）。

這令筆者思想到我們的救恩，可以怎樣算？我們的救恩是白白的得來，是上帝的恩典的臨到。在社會上或很多人都會覺得基督信仰只是一個廉價的福音，不需要付代價，因為因信稱義。也有人會覺得信耶穌、返教會只是心靈的寄託，只是有人想返教會搵著數（台灣教會是每次崇拜完都會有愛宴）。信耶穌有飯吃，又可以有心靈寄託、又可以一帆風順，真好！其實我們的信仰不是免費廉價的福音，而是重價得來的福音。因為我們是主耶穌用重價贖回我們的生命，走天路，追求成聖的過程中，我們是需要付代價持守信仰的，這些代價包括：讀經、祈禱、見證、崇拜和相交等。屬靈生命的成長是需要付代價的，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是重價的恩典，人在回應及實踐過程中，輕視了主耶穌，高舉了個人的權利與私慾，因而將恩典變得廉價化。耶穌沒有與我們計算這些我們不願付代價的數，如果要計，我們是永世都計不清，我們是白白承受主恩的一群人，求主保守我們常存感恩的心在世度日。

引言
請各位讀者想像以下的假設情況：「一所大學校長向所有員工宣佈：追求真理是至高無上的學術使命，從今天開始，所有教授在每學期只需要教一門科目，其餘時間都是用來從事研究，大學會在財政上無限量地支持所有研究項目，你需要多少經費，大學都可以支付。」

一間教會的主任牧師向所有會友宣佈：「基督教的使命是秉承耶穌基督的博愛精神，照顧孤兒寡婦等弱勢社群，從今以後，教會場地會開放給所有露宿者，為他們提供庇護所、膳食及其他一切生活的需要，而預算案沒有上限，若果不夠錢，請各位繼續奉獻。」

唉！理想可以是無限，愛心可以是無限，但資源卻是有限。無論理想是何等高瞻遠矚，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但最後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實際的問題：誰來埋單？ 

接收無證客：慷他人之慨
筆者修讀神學的時候，教授強調《聖經》的原則是接待遠人，當時所有師生一面倒地贊成要接納無證客，我獨排眾議，指出這樣做對合法移民不公平，但更重要的是：即使美國是大國，但仍然沒有可能無止境地吸納源源不絕的非法移民。 

如今，美國的非法移民問題已經陷入失控狀態，在美墨邊境，許多收留偷渡客的酒店已經超出負荷，邊境巡邏隊迫於無奈釋放一部份非法移民，才可以騰出空間。這情況會繼續惡化，因為拜登政府宣佈允許約47萬名沒有在美居留權的委內瑞拉人暫時合法工作，這種變相的「大赦」 將會鼓勵更多人湧入美國。

紐約是非法移民問題的重災區之一，今年紐約市政府已經支付了20億美元去照顧無證客，預計到本財政年度結束時將會耗掉50億元。那麼，誰來埋單呢？ 紐約市長亞當斯已下令全市各部門削減15%的支出，以支付處理移民問題的費用；他作出這個警告：「我們即將徹底失去紐約市，這座我們那麼熟悉的美好城市。」但猶太種族與經濟正義組織反駁：「資本主義的壟斷令到億萬富豪控制窮人，把紐約市變為少數富人的遊樂場。真正摧毀紐約市的是將貧困定罪、剝削社會服務、傳播恐懼和分裂的政治家。」 我不知道猶太種族與經濟正義組織有沒有將自己資產的15%奉獻出來，為照顧無證客盡一分綿力；我也不知道當年那些神學教授和神學生是否也有份埋單。若果只是提出理論而不願意埋單的話，那是慷他人之慨！

美國汽車工人罷工：負負並不能得正
很多年前一位讀法律的朋友向我指出美國社會的不平等、不公義，他認為應該大幅地調整所有人的工資，令所有人都能夠過著有尊嚴的生活。當時日本的經濟如日中天， 日本汽車、電器在市場上勢如破竹，美國三大汽車廠和其他企業已經五窮六絕，原因之一是美國工資太高，我這樣去回應他：「誰來埋單？ 誰去支付高昂的工資？到頭來額外成本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於是乎沒有人願意購買價錢昂貴和品質低劣的美國產品，最後所有人要為這個不切實際的理想去埋單！」 

現在似乎歷史重演，最近美國汽車工人罷工，他們提出的訴求是加薪40%，將工作時間改為每週 32小時。一項在8月進行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75%美國成年受訪者支持聯合工會的罷工行動。我理解汽車工人和一般民眾的不滿情緒，美國汽車公司的總裁獲得天文數字般的薪酬，在2022年，他們的薪酬是一般員工的三百倍。民主黨的政綱是追求平等，拜登總統順理成章地表示支持汽車工會，他對參與罷工的汽車工人聲稱：「這個國家不是華爾街建造的，是中產階級建造的，工會打造出中產階級，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我們加油下去。各位理當取得你們賺取的，你們賺的遠比你們拿到的多得多。」我反對大企業總裁的貪婪，然而，社會問題並不是數學問題，負負並不能得正，總裁和工人 一同獅子開大口，只會令問題雪上加霜。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總裁馬斯克抨擊美國聯合汽車工會的苛索，他說：「 明確地，這是將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克萊斯勒推進破產的快車道」。Brandywine Global投資組合經理人派崔克凱瑟（Patrick Kaser）不約而同地指出：「如果聯合汽車工會如願以償，那將明顯對三大汽車公司的競爭力造成實質損害。」現在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有人批評中國誇大了統計數字，因為許多出口汽車是由外資或合資公司生產的，但即使經過了七除八扣，中國汽車工業大幅成長和在汽車電池上佔主導地位是不爭的事實，若果美國汽車工人的訴求不能夠得合理地解決，最後整體社會都要為這經濟災難埋單。

美國大學砍掉無人問津的學系：學術理想可以是業餘興趣
在年少時，筆者很喜歡研讀文史哲等科目，但今天我在大學教授數據科學，在漫長的人生歷程中，我明白到需要在理想和現實之間作出妥協。許多美國學生亦有類似的想法，由2012年至2020年，修讀文科的美國學生人數下降了29.6%，有些大學的下降幅度更加嚴重，例如在同一期間聖母大學的文科畢業生少了一半。相反，商科、工科、理科的學生人數比例大幅上升，原因十分明顯，這些學科的出路比較好。現實是殘酷的，許多修讀不吃香科目的學生在畢業後找不到高薪的工作，結果無法償還學生貸款，今年8月中，拜登政府批准為340萬借款人減免超過 1,160億美元的學生貸款。換言之，納稅人要為這些當年追求學術理想的人埋單。

可能有人會批評我說話苛刻，但是，學生在選擇主修的時候應該知道就業市場的情況， 而且學生有自由選擇雙專業或雙學位。以筆者為例，我讀過心理學、哲學、視覺藝術，但同時也修讀過統計學、電腦科技，我大可以在業餘活動中滿足自己的理想和興趣。

有鑑於就讀文科的學生人數大幅下降，現在許多美國大學開始在這些科目縮班減員，例如最近西維珍尼亞州大學因為預算累計短缺達7500萬元，所以計劃裁掉32個學系，包括了外語系、英文、數學、音樂系的碩士班和博士班。如你所料，很多師生都極力反對，經過協商之後，外語系保留五名教授中文和西班牙文的教師，文藝創作研究所也逃過一 劫，但英文系教員只有原來的四分之三。

西維珍尼亞大學並不是個別的例子，有些大學亦面臨著同樣的挑戰（我不方便在這裡提及名字 ），在這些大學中，有些學系只剩下幾個學生，但領導階層仍然在「流血不止」的情況下堅持繼續經營下去，他們提出的理由是：「若果只是提供實用的科目，那麼大學只會淪為職業訓練學校，這並不是大學的初衷，我們必須要為求知而求知，為學術而學術！」 我心想：「誰來埋單？誰去補貼嚴重虧蝕的學系？若果不做出相應的改革，最後整所大學崩潰，所有人都會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價。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這些財雄勢大的學府可以去追尋學術理想，但為甚麼我們需要不惜工本地去堅持？」

結語
在上面筆者討論了三個美國的社會事件，表面上他們好像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暗地裡這些問題的本質都具有一個共同的元素：有不少人都只是從意識形態、理論出發，沒有考慮到成本的問題：到頭來，誰去埋單？

最近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因為財政預算案的爭議而鬧得沸沸騰騰，聯邦政府陷於停擺邊緣，在9月底，國會參、眾兩院先後通過了短期開支法案，政府可以繼續運作45日。 過去，民主、共和兩黨都多次因為在財政上持有不同理念而迫使政府停擺，民主黨認為應該保留、開設、擴張尋求社會平等和公義的項目，共和黨則擁抱小政府主義，主張還富於民，鼓勵人自力更生。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節目主持人法瑞德 （Fareed Zakaria） 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的的癥結：美國人民喜歡民主黨的用錢方法，但歡迎共和黨的稅收政策。 一方面，人民希望得到免費午餐，但又不願意交更多稅款，如是者，政府只能夠靠舉債來進行赤字開銷，在執筆之際，美國聯邦政府已經欠下33.3兆億，這數字將會如滾雪球般越變越大。到底有沒有人想過這問題：最後由誰來埋單？

闊別香港差不多四年，幾經波折，終於能夠重回！[1] 再踏出生及成長的地方，所看到及感受到的，可用一句諺語反過來作形容：「人事依舊，景物已非」

匆匆十數天，唯一的「公事」就是申辦身份證。而更大的任務，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相約最多的朋友、家人。雖說是「任務」，但其實亦是我們的心願以及回港最大目的和理由。但「任務」果真是適合配上「不可能的」來形容，要見的人多，逗留的時間少，難免顧此失彼。有的朋友，只得在機場送行時僅見一面，把重聚與道別濃縮結合在一起。Hello, Goodbye[2] 放在一起竟找到了其合理的解釋。好友問候一句：「你回來數天，有甚麼不習慣？」立時回答：「不習慣是站著不動也叫人流汗的天氣、每天要吃三餐（甚或四餐）、太晚吃晚餐……」只是，稍微停頓細想、用心感受一下，不習慣的就何止這些！

茶餐廳早上的奶茶配菠蘿油美味依然，茶樓的點心依舊精緻悅目，只是已聽不到電台的phone-in節目或看不到多元的報章社評，當然，更欠缺了食客對時事的高談闊論，圖書館每天仍然按時運作，但不少書籍已莫名下架，原來「圖書館戰爭」[3] 已不再是虛構的小說或漫畫，竟然已默默地醞釀發動，行人路的欄杆依舊默默地保護市民，但已見不到過去懸掛在上，種種促進改善社會民生的橫額，更看不到不同代議士爭妍鬥麗的風采，中區銀行門外的獅子，飽受風霜，歷盡叫人催淚的歲月，仍然屹立不倒、風釆依然，但其背後的經濟金融體制，卻已不如往昔，銅鑼灣的籃球場，每天仍充滿著球員、觀眾的汗水及喝采，但已容不下每年普羅市民的眼淚與哀鳴，大型基建仍在持續，只是讓人存疑，這能否真的促進經濟發展往前？還是名副其實的「倒錢」落海？在營造的昇平下，民眾是否仍可自由、盡興地歌舞？

助興者勸道：「我們不應該留戀過去，應放眼向前，只要稍微改變一下生活習慣及思想模式，日子總能適應，生活總會好過來。」聽來也頗有其道理，惟有順其潮流盼望著：「明天會更好，光明再復來。」

歲月留痕，改變了外在的環境或面貌，卻動搖不了人心的單純、善良。

這次回香港，竟能重遇幾近失聯的夜校同學，這叫人倍感雀躍。認識他們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時，大女兒剛出生，心想孩子漸長，更需要爸爸陪伴，加上考慮到日後若進修神學，也需要具備學士的學歷，故日間上班，晚上兼讀社工學位課程。當年，同學們下班趕來，大多數也是匆匆忙忙，來不及say hello，已進入一邊吃便當，一邊聽課的狀態，終於熬過數小時的課堂，從半睡半醒中回過神來，來不及say goodbye，就如夢遊般踏上歸途。這一次相聚是非常難得！但見面前，內心仍有點躊躇，如何開展話題？彼此會否感到陌生？甚或能否認得出對方？誰知，踏入食肆，正在尋覓著這些早已認識的陌生人時，竟然在照面的一瞬，對方便衝著說：「你是偉洪，我認得你！」隨即，便有說不完話題：生活的點滴、過去數年的掙扎、對將來的憧憬……或許，是因著彼此曾一起走過青蔥的歲月，一份無形的安全感，能讓人暢所欲言。

與一同成長的好友見面，話少而言深。在輕描淡寫間就能道出生活上、家庭裡難以言說的壓力及困惑。

與舊同事的相聚，成為我們過去每次回港的「指定動作」。數算一下，原來已與他們認識超過二十五年。大家不僅見證著彼此在工作上的投入及貢獻，更是見證著我們所投身的社福界種種改變或妥協；這次，喜見對我有知遇之恩，已故上司的兒子。惟願他能像其母親一般，成為別人的幫助及祝福。

不曾改變的，還有在教會認識的弟兄姊妹，有的是扶持我們成長，有的是陪伴我們成長，有的是我們栽培成長。在主裡，我們不僅能享受當下的團契，更可在永恆中與主同在。

不可或缺的，當然是我們的父母、家人，縱然世情混亂多變、時局動盪不穩，他們仍是默默的守護我們，叫我們知道在世上，不論走到天涯海角，我們總有可停靠的地方。故此，我們亦深願，那怕對面幽谷盡頭，他們仍能在上帝裡找到永恆的歸宿。

或許，天地也會改變，但「情」總是不變。一首舊歌，由新生代演繹，其music video把「情」由男女相愛轉變為父女親情，看到極為普通的鹹蛋蒸肉餅，原來也足以叫人觸動：[4]

「是活在幻變不息的歲月裡　從前曾恆逸永遠不改事情

        也天天在變幻　妳我亦成習慣

        ……

        明日會「點」？[5]

        樣樣事亦難預見

　    新的挑戰裡　實在是有得失進退

        明日會「點」？

但願是仍能互勉

　    人在變　情懷未變　愛願永久長存」

                                                          （《天變地變情不變》，作曲：盧冠廷，詞：唐書琛）

願

愛，永久長存；

情，總不改變！

引言
先此聲明，這是一篇隨想式的散文，而不是結構嚴謹的論文。筆者想帶出來的主題是：我喜歡採用科技，但不是科技主義者，我認為在有些情況之下，傳統的做法比起高科技會更加事半功倍。

QR碼令我放棄優惠
舉例說，上一次筆者返回香港的時候，在機場見到一個推廣旅遊的櫃枱，旅客只要出示外國護照，便可以得到一個購物優待的小包包，我滿心歡喜領過了小包包之後，以為裡面有折扣券，誰知道原來是一個QR碼，我用手機掃描了QR碼之後，跟著出現一個網頁，在登記過程中有一個密碼以短訊形式傳送給我， 輸入密碼而進入網頁之後，跟著要填寫許多資料，然後我得到另一個密碼，我需要用這個密碼到指定地點獲取折扣，但指示十分複雜和含糊。搞了一陣子之後，我終於決定放棄，我心想，為甚麼不乾脆在小包裡面放入折扣券，然後讓顧客到店舖憑券而取得優惠呢？這是典型的簡單複雜化！

汽車電子零部件可能變成殺手
智慧有許多定義，一些心理學家認為，智慧是一種將複雜東西簡單化的能力，實用主義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正是擁抱這觀點。在一些測驗實用智慧（practical intelligence）的題目中，難題看似十分複雜， 但往往答案很簡單，舉例說，很多年前筆者遇過這難題：「不幸地，你駕駛的汽車墮入海中，在墮海的時候，車窗是關掉的，你可以做甚麼去逃出生天呢？提示：若果車子沉入了水中30英呎，每平方吋的壓力（PSI）是13.31英磅，普通人沒有可能打開門或者打碎玻璃。」簡單而有效的做法是：「你可以用手柄來攪下車窗 。」

可能年青的讀者不知道我說甚麼，因為現在大多數汽車都採用電子按鈕去控制車窗的開關，而不是用手柄。問題來了：當電子零部件接觸水的時候，可能會導致短路，在這情況之下，你根本無法開車窗逃生！ 於是乎，科技變成了你的殺手！

很多年前筆者剛剛來到美國的時候，大學的院牧不贊成汽車有太多不必要的電子零部件，他說：「用手柄去調節座位或者開關車窗有甚麼困難？將這些功能電子化之後，反而會導致更多潛在的問題，若果電子開關壞掉的話，車窗便會長期關閉，這樣更加不方便！」

很多年之後，院牧所說的話在筆者身上不幸言中，我的車子失去了開關司機位置車窗的電子功能，但修理費非常高昂，我惟有忍受這種不方便，每當我開車駛過銀行自動櫃員機或者快餐店的服務窗口時，我都必須下車進行交易。我慶幸沒有被警察截停，如果司機超速駕駛或者被懷疑有任何違規，正常的程序應該是：司機坐在車子裡面，警員會走過來示意司機去攪下車窗， 然後司機出示駕駛執照、汽車註冊文件、汽車保險文件。可是，如果我不開車窗，或者開門走下車，那麼神經過敏的警察可能會拔槍！再一次，電子科技會間接地令人無端端喪命！

一舉四得的單車比電動車優勝
提起汽車，我不禁聯想起電動車，除了人工智能之外，現在電動車也是熱門的科技話題。以電動車取代傳統的燃油車，原意是減低污染和逆轉氣候變化。然而，大多數電動汽車採用鋰離子電池提供動力，這些電池依賴於鈷、鋰、稀土等原材料，但開採這些礦物的過程卻會導致嚴重的環境污染。

此外，美國約20%的電力是通過發電廠燃煤生產出來的，40% 電力是來自天然氣，20%是核電，其餘才是可再生能源，這包括了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太陽能等。換言之，在美國60%的電力是出自傳統的污染性能源，採用電動車並沒有徹底解決能源消耗問題和溫室效應，而是將問題轉移或者推遲。

筆者認為，其實這問題可以用非高科技的方法去應對，筆者曾經在一些美國小鎮居住， 這些小鎮的商店和其他日常生活必去的地方集中在方圓幾里的範圍，用單車代步是絕對可行的，如果要到比較遠的地方，那麼當然要採用汽車。然而，即使在小鎮中，單車的使用率卻很低。

最近筆者遷徙到夏威夷檀香山，檀香山的面積只有68平方英里，同樣，很多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地方也是很集中，但這裡單車徑和用於鎖單車的架並不多，而且很少人騎腳踏車。筆者由加州運送了兩輛單車到檀香山，但太太認為騎腳踏車有點危險，因為太多汽車在道路上風馳電掣。我認為，若果有良好的城市規劃，例如增加單車徑或者鎖單車的地方，其環保效果可能比推廣電動車更好。

鼓勵採用單車是一石四鳥之舉：第一，這是絕對零碳排放的交通工具；第二，騎腳踏車會增加人的運動量，能夠防止肥胖、強化心肺功能，最終會降低整個社會的醫療成本；第三，單車的速度遠遠低於汽車，這會大大減低因為交通意外而導致的傷亡； 第四，愈多人採用單車，路面汽車的數量便會下降，這樣便可以減少交通擠塞。

結語
然而，我知道以上所說無非是「講人自講」，營銷人員會繼續採用QR代碼；汽車生產商會繼續將大部份汽車功能電子化；而電動車更是大勢所趨，主張用單車會被視為開倒車。

撫心自問，是否有些人類社會中的問題可以採用低科技去解決呢？美國畫家漢斯‧霍夫曼（Hans Hofmann）說：「簡化的能力意味著消除不必要的東西，以便必要的東西可以說話。」美國散文家和詩人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亦說過類似的話：「我們的生活被細節所浪費，簡化！簡化！」 以上兩人所說是針對藝術創作，但亦可以適用於科技。

複雜簡單化！返璞歸真！

筆者先生在職的公司，近日出現了債務的問題，公司老闆有機會要面臨破產，筆者的先生也要忙著幫助處理公司事務的善後而廢寢忘餐，勞碌奔波。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破產是常有的事情，對於香港人可說是見怪不怪，因為破產後四、五年又是一條好漢。因此，香港律師樓幫助別人搞破產開到成行成市，香港市民早已對此習以為常。

可是，在台灣破產卻是一件十分不光彩和羞辱的事，對於家族或朋友圈子來說，更是難以接受的事實。台灣人愛面子和聲譽過於一切，生活潦倒的破產者，跟以前有天與地的分別。在筆者的上一篇文章說到：從正面來看：台灣人對人有情，可是從負面來看：可以說是「八卦」（即愛講人是非）。如果被隔離鄰舍知道自己破產，應該街頭巷尾，甚至乎整個社區的人都知道，更會以可憐的目光看破產者，破產者面對這些「關心」，有時真的像過街老鼠一樣，見人就想走。

此外，公司清盤破產更會令整個公司的員工受虧損，沒有了薪水、沒有了工作，可以說是一人的決定，卻連累到眾人。真是有一種如唐代文學家羅隱在《自遣》所言：「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的感受。從社會而言，人犯了錯，出了問題，人總會用自己的標準、用自己的邏輯來為自己開脫。最可悲的是有些人仍沉醉於自己安逸的生活，忘記有很多相關無辜的人在受苦。可能某程度上，每一個人都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受害者，自覺被不公平對待，要為自己爭取合理的權益。然而，更多時候人總會把焦點集中於自己的痛苦之中，覺得這世界為何如此不公平？卻沒有思想到為甚麼這世界會變得如此冷漠無情、不公不義呢？自己會否也是製造冷漠無情、不公不義的一份子？

從《聖經》的角度來說，這些事的發生當然是因為亞當犯罪，將全人類都陷在罪裡。因此，罪的起源是由於人反抗神的命令，這是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想擺脫神的主宰，讓自己成為人生的主宰。當人自覺被不公平對待，就會引發反抗的心態。「自我」就成為了一個標準，從此離開神的標準而行事，因為他們覺得「我」是無辜受累的，「我」是受害人，「我」應該得到我相應的報酬，「我」應該得到尊重等等。筆者認為，這種只講「自我」而沒有自我省察罪的意識、沒有自我罪疚感，罔顧別人生死的人是十分可怕的。

《聖經》不斷重申：我們都是罪人，如果我們沒有自我省察罪的意識和沒有罪疚感，那我們就很容易從一個受害者變成加害者。在此，我們要冷靜下來，重新問自己一個問題：誰才是我們人生主權的真正主宰？是我們自己？還是那位創造我們的主呢？

若果一個人單單強調自身的權益，忽略人應有的道德及神的義，就會變得自我中心和自我膨脹。基督徒追求的義是「因信稱義」，意思是我們不能說自己完全正義，而是靠著耶穌基督才能稱為義。基督徒對上帝的信仰，是將上帝的標準視為絕對順服的標準。當我們再次行事為人時，我們應該將「公義」、「權利」和「道德」一起思想，缺一不可。因此，我們不應因為要自保、自我覺得被苦待而失去神的義和自我省察的意識。

求主讓我們從自己犯錯或別人犯錯中有所省察。最後，筆者想引用羅馬書六章20至22節作為彼此的提醒：

「因為你們作罪之奴僕的時候，就不被義約束了。你們現今所看為羞恥的事，當日有甚麼果子呢？那些事的結局就是死。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就有成聖的果子，那結局就是永生。」（羅六20-22）

英國的天氣，對香港人來說，應該是既陌生又新鮮的體驗。夏天日長夜短的情況，更是叫人稱奇。嘗試在網絡搜尋「日長夜短」，竟然發現香港天文台也製作一段動畫短片簡介這現象。[1] 只是，生活在勞累城市的香港人，[2] 不論冬、夏，下班時間大多是在晚上八、九點之後，大概也難以察覺到何時「日長」、哪時「夜短」。

居於地球的另一端，座落在不同的經緯線上，不僅是多了「平時」的時間，「日長」的時間也長得有一點過份。睡夢中醒來，凌晨四點，黑夜稍退，竟然聽到早起的鳥兒已在呼朋喚友，彼此對唱。其歌聲悠揚悅耳如安眠曲般，叫人可再進夢鄉。五點多，天已全光，在床上掙扎著應否學像早起的鳥兒。在輾轉反側半夢半醒之際，鬧鐘已響起，六點半，陽光已能耀眼。

友人看畢上一篇文章，繼續關心地問及：「你平時做D乜？」嘗試整理一下，大概我日常的作息：六點半起床，外出跑跑步做一點運動；回家看《聖經》；一一提名為所認識教牧同工、宣教士、教會的長執、關心我們的朋友、我們所關心的友人、支持我們的同路人、所認識的差會、仍在香港的家人祈禱；[3] 隨後，弄一杯咖啡或奶茶給自己及太太，看看香港的新聞，祈求上帝持續憐憫、看顧、保護這城；十點過後，吃早餐；繼而，寫文章、講章、學外文；午後，關心問候在英國新認識的朋友，或被他們關心一下我們，聯絡一下在台及居港的同行友伴；四、五點左右吃午、晚餐；之後，看看書、瀏覽一下網頁、關心一下世情，為在困苦的、仍在戰亂中的人禱告。「日長夜短」到七點鐘仍白晝依然，還有空間與家人閒聊共處；十點鐘，天色稍為轉黑，與家人讀《聖經》、祈禱後就睡覺，要知道，英國並沒有太多夜生活，不像香港般的不夜天。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是記載在《聖經》福音書中，主耶穌的一句話。若要按上文下理作解釋，這句話的含意是既深且闊，是提醒我們，耶穌不僅是真光，更是能使人得見光明的那一位。但我們在此姑且簡單地按字面理解，其實也頗具意思。在白日，有光的時候，人才可以有效地工作，在黑暗中，我們甚麼也不能作。當電燈仍未發明和普及前，人只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當人類仍是畜牧農耕時，按時播種、按時收割，逐水而流、逐草而徙；積穀防饑、未雨綢繆，不能吃盡，不可殺光。人也是樂於亦甘於聽由天命，人與自然及創造主是有著緊密的聯繫。

在日長夜短的夏季，正是要為日短夜長的冬季作好準備。冬令時間，下午四點已天黑，溫度只是單位數字，甚或是負數。人只得留在家中，非必要也不會走到戶外，更遑論是跑步運動。光吃不動，難免積聚脂肪。若不趁白日，多做運動強化自己的肌肉，多減一些體重，免得冬天時體型「暴漲」，亦可以強壯身體，提升抵抗力，減輕患上感冒的風險。當趁「日長」，多聯繫新知舊友，在英國，生活環境沒有香港般的密集，可以相約友人到公園走走，或坐在咖啡店閒聊，或到他們家探訪，或邀他們到自己家暢談。建立關係，好讓嚴冬黑暗、孤單鬱悶時的互相慰問，來得自然、真誠。

日長要為日短作準備，黑暗時憑信心的等待，它總會過去，光明總有一天復來。

引言
從小到大，筆者從來未曾對左翼思想、自由派產生過愛慕或者興趣，雖然我認同追求社會公義、追求人人平等、反歧視、反壓迫……等價值觀，不過，要實踐這些理想，並不一定需要在左派的框架下進行。筆者對左傾思想有所保留的原因之一是：這種進路將社會現象過度簡化，世界上彷彿只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歧視者和被歧視者、有偏見的人和沒有偏見的人。簡單地說，非黑即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果我不同意或者批評他們的說法、做法，或者事情的結果並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他們便會說持異見者對他們有偏見，甚至歧視他們。弔詭的是，到頭來他們可能會採用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

結果與人口比例不符是歧視嗎？
一直以來，美國自由派人士都抱怨，以人口比例而言，女性和某些少數族裔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領域的代表性嚴重不足。2020年，女性佔所有美國電腦和資訊科學家的20%、工程師的15%、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的13%。在電腦和資訊科學中僅有6%是黑人、在工程方面有4%、在數學和統計學領域則有3%。在以上三個範疇中，西班牙裔分別佔了7%、5%、4%。

自由主義者聲稱這是一個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造成這「不公平」現象的原因包括了偏見與歧視、資源不平等……的確，輕視女性的大男人主義者是存在的，整體來說女性在科學和工程職業中只佔少數，但在某些科學領域，女性卻是佔主導地位，例如在生命科學中女性的比例高踞58%。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少數族裔在STEM的代表性都偏低，亞洲人只是美國總人口的6%，但在STEM勞動力的百分比卻高達13%，在美國，20%電腦和資訊科學家是亞裔、13%工程師和10%數學家、統計學家是亞洲人。2020年在美國授予的物理學博士學位中，亞洲人佔了46%。

坦白說，自由派的批評實在令我納悶，筆者參加過無數次關於電腦、統計學、數據科學的學術會議和工作坊，根據我個人經驗，大部份參加者都是亞裔，這些活動都是公開的，主辦單位從來沒有設下性別和族裔的限制。筆者是前任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部的副會長和現任會長，過去曾經任職大學的研究顧問，通過這些身份，我先後籌辦了許多關於電腦統計學、和數據科學的會議、講座、工作坊，撫心自問，我從來沒有以刻板形象去打壓、限制任何人，相反，我鼓勵所有人參加這些活動，不論其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學術水平……。然而，儘管用盡所有努力，有些人總是提不起興趣，更加令我失望的是，到頭來甚至有人批評我有偏見，說我瞧不起非華裔的學生。

輕率地將問題歸咎於歧視？
筆者一直都採用簡報形式與同事、學生分享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的趨勢，兩年前在某次通訊中我作出如下的報道：「2021年10月，五角大樓前首席軟件官尼古拉斯‧柴蘭（Nicolas Chaillan）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在人工智能的競賽中，中國已經贏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裡面正邁向全球主導地位。」一名少數族裔學生在電子郵件中作出如下回應：「尼古拉斯‧柴蘭的問題源於他缺乏智慧和能力，在非傳統領域（人工智能）中他沒有僱用和留住女性有色人種。」我相信她完全沒有深入調查過尼古拉斯‧柴蘭的背景和整件事情的後果前因，她已經有預設立場，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歧視。

雖然以數量來說，女性在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員中屬於少數，但在質的貢獻上卻並不輸給男性，女性人工智能科學家之表表者包括了史丹福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創始人李飛飛、史丹福大學電腦學教授科勒（Daphne Koller）、機械人公司Jibo前首席科學家布雷澤爾（Cynthia Breazeal）、臉書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主任皮諾（Joelle Pineau）、輝達機器學習研究總監阿南德庫瑪（Anima Anandkumar）、摩根大通人工智能研究主管維羅索（Manuela Veloso）。

為甚麼只是注意STEM的「不公平」？
其實，不同群體在任何範疇中都會有不相同的表現，例如由2017至2019年，在美國社會工作碩士畢業生裡面，近90%是女性，而超過22%的新社會工作者是非裔美國人。換言之，女性與黑人社會工作者遠超其人口比例。此外，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所有心理諮詢師中，66%是女性，而男性僅佔34%。更具體地說，81%的學校輔導員和78%的婚姻家庭治療師是女性。

自由派社會科學家和教育學家支持以種族作為入學標準之一，其實是以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他們所持的一個論據是：少數族裔在提供服務或者諮詢幫助時更加明白自己族群受助者的感受和需要。他們批評女性與少數族裔在STEM的比例與人口不相符，根據同樣邏輯，那麼他們應該指出社會工作、心理治療……等範疇的比例失衡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在這些學科和行業中收生和聘請員工時存在著偏見、歧視，但現在注意力只是集中在STEM。我猜想原因是：STEM令人得到高薪厚職，「不公平」的結果會令人眼紅，至於社會工作、心理輔導……這些並不會令人大富大貴的領域，便任由它們「不公平」。

對有認知障礙的學生提供額外援助
《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ADA）禁止在就業、交通、公共住宿、通訊等多個範疇歧視殘疾人，這法例也要求美國大學確保殘障學生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美國大學設有無障礙服務辦公室（也稱為殘疾支持服務），負責協調殘疾學生的住宿，而且提供很多支援，例如包括延長考試時間、協助學生抄寫筆記、提供無障礙課程材料、手語翻譯、輔助技術……等等。我十分欣賞美國這種重視人權與人人平等的精神，在這種保障下，一個失明的學生可以通過有聲書、文字轉換成聲音的軟件去進修；一個失聰的學生可以通過視頻上的實時字幕而明白講授的內容……。然而，法律所保障的殘疾並不限於身體上的，亦包括心理上和智力上的殘障，例如閱讀障礙、書寫障礙、計算障礙、視覺處理障礙。

問題是：即使對正常人來說，有些學科是非常艱難的，例如電腦程式編寫、統計學、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根據我個人有限而偏頗的經驗，無論給予那些有認知障礙的學生幾多支援，結果他們仍然無法掌握最基本的資訊（其他教授可能有不同的經驗）。遺憾的是，一部份學生不單止不會感激為他們提供的種種額外幫助，反而對教授抱怨優待不夠，有些人甚至投訴受到歧視。例如在某個電腦編碼的課程中，曾經有一個ADA學生要求我指導她做功課，每一次她甚麼也沒有做，只是要求我給她看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的代碼。我耐心地向她解釋了每一行代碼，幾次之後，我要求她嘗試自己做功課，她勃然大怒，說我沒有解釋電腦程式的邏輯，所以她無法做功課，跟著拂袖而去。這是左派人士培養出來的「奉旨態度」（sense of entitlement）。

沒有字幕的免費網上課程被迫下架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所有服務公眾的網頁和網上視頻必須符合ADA準則，例如網上視頻必須配上字幕。現在已經有軟件可以將聲音轉成字幕，但以前這並不普遍。由本世紀初開始，一些美國教育家發起了「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那就是將大學課程免費放在網上，解除了經濟上、時間上、地域上對學習的限制，筆者十分欣賞這良好的用意。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曾經將很多課程免費放在大學的網站，然而，2016年8月美國司法部指出，那些沒有字幕的視頻違反了ADA，2017年10月，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無奈地將超過二萬條網上視頻下架！結果所有人都無法享用這些免費課程，這是剝削了貧苦學生讀書的機會。哈佛大學、麻省理工、網飛（Netflix）亦曾經被捲入這類的法律訴訟。

我感到奇怪，為甚麼不可以保留現存的網上視頻，然後逐漸加上字幕呢？這種做法好像是：如果建築物入口處沒有輪椅坡道，則索性關閉通道，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大樓！到底這是平權還是霸權？

結語
筆者參加過不少次西洋拳賽，很不幸每戰必敗，我認為這是因為制度上的歧視，所以造成不公平的結果。首先，西洋拳賽不容許參賽者用腿攻擊對方，中國武術的十二潭腿、二十四連環腿無法施展；戴上了拳套之後，虎爪功、鷹爪擒拿手、鐵砂掌、一陽指、六脈神劍……等武功完全報廢；比賽規矩又禁止打下盤，地堂鷹爪徹底失去作用。明顯地，西洋拳歧視中國功夫！我要向西洋拳擊總會投訴！

最近在荷蘭為一位年逾七十的傳道按立為牧師，心裡有許多感受。最初知道可能會進行此事時，就禱告主說：願主的旨意成就，因為事情不易成功。在香港不易，在歐洲華人教會更不易，且最怕是因為這個行動帶來爭議，影響信徒間甚至牧者間的關係。很欣賞這位傳道的勇敢，不怕失敗帶來的打擊，一方面不亢不卑地面對各種要求及程序，沉著應付各個大小的困難。在主的帶領中終於完成整個程序順利受按為牧師。這事也給我很深的體會和啟發。

我在問自己餘生何求？想起一句勉勵的話「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面對踏入老年，餘生幾許？求能爭取在有能力做的時候，做該做的事，盡力去做好。餘生所求是很想祝福一些為主努力耕耘的人，因為自己時日和能力都在退減，甚至倒數，故此，總想有更多人按著他們不同的才華能力，去叫更多人得祝福，但自己也爭取更新和學習的機會去成長，使祝福別人的果效更能事半功倍，這是少許青雲之志，不讓衰敗的身軀逞強，蓋過我的心願。也許舊約聖經中迦勒（民十四6-10）的人生，給我一些啟悟。

人世間有太多不能理解的事情，我只想順著上主的帶領，在我遇上的人中學習他們的優點、又祝福他們，若需要扶我一把，我會主動提出，若需要扶他一把的，我願意。我還有生命氣息，有溫暖和力量，就有祝福或成全別人的可能性。餘生何求？就是這少許了。主給宣教中門徒的名句：白白得來，白白捨去。我們求主指引餘生規劃。重要是人生至此，追求甚麼可能更是要緊的事，因為時日無多，如何看待與神、與人、與社會的關係，如何持續發展，如何修正和修和，是最重要的課題。

近一年來，OpenAI，ChatGPT等人工智能（AI）技術突飛猛進，推出市面後亦廣受網民愛戴，大家紛紛下載使用，其進步已經到達了一個令人驚嘆的地步。現在，只要用普通語言文字輸入指令，AI就可以寫論文、作曲、繪圖、製片，撰寫程式，甚至幫忙創作活動流程大綱等。在未來，人類和AI之間的關係將會變得愈來愈密切。人們將會使用AI來完成許多日常任務，例如編寫電子郵件、製作報告、設計產品等等。此外，AI還可以幫助人們解決一些複雜的問題，例如醫學診斷、金融分析等等。然而，隨著AI技術的不斷發展，可能會引發一些倫理問題，例如，如果AI可以自己創造新的知識和技術，那麼它是否有權擁有這些知識和技術呢？如果AI可以自己做決策，那麼它是否有權做出這些決策呢？有見及此，明光社在2023年4月20日舉辦了「人工智能的倫理思考」網上講座，特別邀請了資訊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人士，討論一下人工智能的倫理。

JesusOnline總幹事鄧諾文先生指出，人工智能其實早在1980年代已開始發展。到了2016年時，當時的人工智能大約只達到人類三歲左右的智慧水平，其功能也較單一，他分享自己用過的AI寫作工具，製作出的大綱總是千篇一律。但時至今日，已有評估指出，流行的人工智能工具已提升至人類14歲左右的心智水平，加上更先進的智能程式操作（如提示工程〔Prompt Engineering〕已成為了新學問，讓人學習如何與AI溝通），令AI的進步變得十分驚人。

除了是研究中心的義務同工，筆者也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現在教育界面對著因同學不當使用「人工智能」而衍生出作弊與抄襲問題：人工智能的確更能幫助同學找資料，也能訓練同學「問問題」的技巧和思考模式，但同時也帶來資料準確性的問題（如AI提供錯誤資料，缺乏求證，甚至有穿鑿附會、「老作」答案的情況）；另外當同學不當使用，一心依賴人工智能而變成抄襲、「請槍」的情況亦已出現。這樣不單影響同學學習成果，也對老師批改功課作業造成困難。

綜觀來說，人工智能發展的確是一日千里，那很多人就會提出一個重要問題：人工智能會有自己的思想嗎？甚至會不會有一日取代人類？當前，很多人會覺得人工智能會取代人類很多的工作，使人類失業，繼而失去優勢，但其實現時的人工智能的特點，不只在於資料上的整合，而是其向人類「深度學習」的能力。當大家一路下載ChatGPT使用時，其實就是極速地幫助人工智能向我們學習；加上大數據和演算法的加持，如果有一天到達了不可逆轉的「臨界點」：人工智能有能力創造自己以外的「人工智能」時，這就可能真正威脅到人類了。

當然，人工智能發展何時會達到這樣的情況？我們實在難以預測。活在當下，我們應認知人類與人工智能相互的優缺點，從而好好善用，取長補短，切忌不聞不問，或是貪方便濫用相關科技，這才是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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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説：「台灣最美麗的風景就是人！」以前筆者也會來台灣旅行，旅行時總會與當地人問路、購買東西和交談，當然也感受到台灣人熱情的一面。

到了現在，筆者長時間居住在這地，更發現台灣人的人情味豐富，簡直可以用人情味滿溢來形容。事緣筆者有一天晚上在公車站等候搭公車回家，那時大概晚上9點左右，見有公車來，當然就招手示意，公車也如期地停下來開門給筆者上車，一上到公車，剛剛投了幣，怎知公車司機就突然一句：「你有沒有手機？」筆者望前望後，肯定只有筆者一個人，也肯定司機是問筆者。筆者那一刻即時想到：「難道司機有緊急事要處理需要打119求助？」「難道司機不見了電話，想問筆者借？可是整架公車上也有其他人呀，為甚麼不問他們借？」凡此種種想法自然而然地出現在筆者的腦袋。然而，基於誠實的緣故，筆者回應了：「有。」這時司機就說：「下次記得拿起手機打燈，我才看得見有人招手搭車，否則我看不見。」謎底已解開，原來是因為天黑了巴士站太暗，司機會看不清有沒有人招手。因此，筆者說：「歹勢（台語：對不起的意思！），我下次會打燈的了。」司機又再説：「我不是責備你，而是說我有時候真的看不見。」筆者説：「好，謝謝你！下次我會的了。」司機突然間又再問到：「聽你的口音不像台灣人，你是哪裡人？」基於筆者在香港生活多時，香港的巴士司機哪會這樣跟乘客聊天？這是私隱的問題，而且並非人人都想回答。於是乎筆者就詐作聽不見，誰知那公車司機再次問筆者：「妹妹，你是哪裡人？」眼睛還看向筆者這邊。那筆者只好回應他：「我來自香港，是香港人。」接著司機又再問了一連串的問題，包括：「你來台灣多久？」「你來台灣找朋友嗎？」「你環島遊了沒？」「還有多久離開台灣？」「你到哪裡去？」「台灣好玩嗎？」等等。

在於香港人來説，這些都是個人私隱的問題，為甚麼會這樣問人？是否有甚麼企圖？這些都是習慣生活在香港這大都市的人會思想的問題，因為香港人出了名講效率、時間就是金錢、有時間搭巴士都情願休息睡覺，哪會回應司機的問題！筆者在思想：「為甚麼台灣人那麼無聊和八卦？」

晚上回家後，筆者就問先生：「為甚麼台灣人會這樣子？他們很無聊嗎？」筆者的先生就回答説：「並非台灣人無聊，也並非他們想八卦，而是他們對人有情，想透過問候了解你，建立關係，表達關心！」這是台灣人一貫的文化。因為台灣人覺得「有關係就沒關係，沒有關係就有關係了！」台灣人與人的情感交流是建立在關係裡面，他們透過聊天、找話題來建立關係。因此，無論是公車司機、樓下看更伯伯、街市賣菜的嬸嬸都會透過聊天找話題來表達情感關係。

台灣人的這種情感表達，令筆者反思到：其實我們的神也是一位「有情的神」。我們信主是與主耶穌基督相遇，我們知道神是與我們有關係的神，這位的神主動地與人溝通，進入到我們的生命當中，主動走到人群中，這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住在我們當中。神對人有情，這是愛。因為神接納人、包容人、體恤人的痛苦。無論我們在生命中有許多對神的埋怨、憤怒、質疑和不信等等，神都用溫柔的心忍耐包容我們，等候我們的回轉，這是神對我們有情，也是愛。這位的神不但對我們有情有愛有義，更親自被人釘在十字架上，為我們受苦受死，為要拯救我們脱離罪和死亡的轄制。耶穌基督給我們見到的是：上帝容許自己的兒子被釘在十字架上。在世界裡耶穌是無能和軟弱的，也是惟有這樣，主與我們同在，並且幫助我們。耶穌基督不是以祂的全能幫助人，乃是以祂的軟弱、祂的痛苦幫助人！《聖經》向人顯示的是一個無能與受苦的耶穌，只有受苦的耶穌才能幫助我們。不過正正卻因著軟弱和受苦，我們才能找到盼望和前行的理由，正正因為這樣我們明白到祂是一位為我們的上帝，God for us！這也是馬丁．路德的十架神學，強調上帝不是在大自然的榮耀中啟示自己，而是在十字架的軟弱中啟示自己。感謝主！我們的神是一位「有情的神」，從台灣人的文化中，更讓筆者深深體會到「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因為這裡的人對人有情」。

近月，人工智能（AI）的應用引起了大家關注，生成式的AI建立在大型訊息數據上，根據提示而生成了文本、圖像，音頻等的檔案，而這些程式允許人工智能透過學習而自行決策，生成資料。

圖像造假

本年3月，網絡上瘋傳了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穿著白色長羽絨外套的照片，[1] 看起來十分「潮」，但原來這張看起來十分真實的照片，是由AI生成的假照片。它被瘋傳的原因是因為它既非抹黑教宗，而是將教宗和時尚結合，讓人感到驚奇。而恰巧的是，有報道稱：「教宗方濟各之前也曾提到AI應用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教宗認為，評估的標準應該放在人類的尊嚴，只有AI應用能增進人類生而為人的尊嚴，那麼才在道德上擁有使用的合理性。」[2]

而於本年5月，網上出現了一幅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附近發生爆炸，冒出濃煙的照片，照片在網絡瘋傳後，令美股下跌了近十分鐘，一度下跌約0.29%，亦是「AI生成圖片影響股市的首例」。[3] 而該張假照片的真實程度，足以令OSINTdefender，這個平日分享國際軍事衝突新聞的Twitter賬戶，都分享了它。可以想像連這類專業且擁有數十萬關注者的團體都誤信了該照片並分享出去，其關注者大多會信以為真，導致出現「病毒式瘋傳」及股市下跌的情況，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該賬戶的營運者後來為傳播了錯誤資訊表示歉意，並指出這是一個例子，顯示了「這類圖像是如何可以輕易地被用來操縱資訊空間及這類事件在未來到底有多危險」。[4]

失實資訊

AI常見的一個造假方式，是通過生成對抗網絡（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來進行，原理就是讓兩個神經網絡像是玩遊戲般相互博弈來進行學習。維基百科網頁簡單的解釋道：「生成網絡從潛在空間（latent space）中隨機取樣作為輸入，其輸出結果需要盡量模仿訓練集中的真實樣本。判別網絡的輸入則為真實樣本或生成網絡的輸出，其目的是將生成網絡的輸出從真實樣本中盡可能分辨出來。而生成網絡則要盡可能地欺騙判別網絡。兩個網絡相互對抗、不斷調整參數，最終目的是使判別網絡無法判斷生成網絡的輸出結果是否真實。」

要判辨程式所生成的內容是否失實資訊，虛假圖片與錯誤訊息等，都是令人頭痛的問題。美國曾有一名執業超過三十年的資深律師引用了ChatGPT提供的案例去舉證，但法庭未能找到相關的案例資料，才發現ChatGPT造假。他在援引案例時曾不只一次向ChatGPT詢問它所提供的案例是否真實，而ChatGPT的回應是「這是真實的案例」，並一再強調案例是真實存在，並可以在一些法律研究數據庫中找到。[5]

事實查核與規管

有「ChatGPT之父」之稱的OpenAI行政總裁Sam Altman，曾與350位權威專家簽署了公開信，警告AI對滅絕人類構成的風險，不下於核戰及大流行疫情，應予以重視；而他亦曾警告，指AI技術可能操控訊息，並對來年美國大選造成影響。[6]

了解到上述AI造假的情況，用戶在相信和轉發訊息，或使用AI所提供的資料之前，實在需要花時間去查證。但由於AI生成內容的仿真度愈來愈高，可能用戶在查證時需參考專家的分析。英國廣播公司於本年5月宣佈成立一個由60名專家和記者組成的專責小組「BBC事實核實」（BBC Verify），以核查影片及資訊的真偽，小組又會將分析核查影像真確性的過程向公眾公開，以獲取公眾的信任。由此可見，在AI世代中，要查證的難度愈來愈高。[7]

而規管方面，Altman呼籲應成立一個美國或全球規模的機構，對超過一定規模的AI企業頒發許可證，規管機構擁有撤銷許可證的權限，以確保該技術發展符合安全標準。[8]

中國上海市則在本年5月發佈了文件稱，要充分發揮人工智能創新發展專項等引導作用，支持民營企業廣泛參與數據、算力等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而北京市亦發佈了類似的文件，提出了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達到3,000億元人民幣、持續保持10%以上增長、輻射產業規模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等具體目標。[9]

而在台灣，本年5月有部門對外宣稱，行政機關已召開跨部會會議，邀請國科會、數位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文化部等相關單位，針對ChatGPT等生成式AI立法納管研議推出一部「人工智慧基本法」，立法規範納管。[10]

開放人工智慧喪失了誠信嗎？
現在「開放人工智慧」（OpenAI）的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ChatGPT 已經紅透半邊天，相信我不需要在此向讀者詳細介紹其功能。不過，很少人知道為甚麼該公司名叫OpenAI，其實它原本是一個走開源（Open source）路線的非牟利團體， 該團體在2015年成立，OpenAI 的意思就是要將自己發展出來的人工智慧原始碼公諸於世。然而，2019年OpenAI卻改轅易轍，其電腦程式已不再是公開，而且OpenAI 變成了牟利公司。故此，現在OpenAI的名稱與公司的性質已經不相符。

電腦專家艾力生（Forrest Allison）對開放應用程式介面（Open API）的變質非常不滿，他認為Open API的做法已經令人質疑其誠信，他寫道：「OpenAI 從開源龍頭轉變為閉源、以利潤為導向的公司，這是對人工智能行業的一個警示。儘管該公司在人工智能開發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其日益保密、缺乏透明度、提供有限的選項的行為，已經疏遠了它曾經旨在服務的社群。」

開源運動接近社會主義
開源軟件是任何人都可以都接觸、修改、使用的軟件，費用全免，開源運動的原意是要打破大企業的壟斷和牟取暴利，諷刺的是，到頭來開源運動最大的得益者仍然是科技巨頭！今年初微軟向OpenAI注資100億美元，微軟逐步將OpenAI 的技術融入了自己的產品，這包括了搜索引擎Bing、雲端服務Azure、微軟365……，對微軟來說，這真的是如虎添翼。除了微軟之外，很多大公司都利用Python等開源軟件去增強自己產品的功能，例如亞馬遜的預測模型SageMaker、雲端服務AWS 都採用了Python。

筆者對這發展毫不意外，很多年前我曾經撰文質疑開源運動的可行性，簡單地說， 開源運動的精神過於理想化。在OpenAI成立的時候，臉書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 ） 並不看好，他認為作為非牟利團體，OpenAI 難以吸引到資金和人才，大部份有能耐的人工智慧專家都會跑到谷歌或者臉書，他預測OpenAI 將會失敗。幾年之後，OpenAI 的後半節 （AI）十分成功， 但前半節（Open） 卻正如楊立昆所料，真的徹底失敗了！《紐約時報》科技評論家凱德‧梅茨（Cade Metz） 寫道：「OpenAI是一個理想主義的願景，最終將被證明是完全不切實際的。」

開源運動的理論假設和目標接近社會主義：人們會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最終便可以擺脫資本家的壟斷和操控。上世紀整個地球經歷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最後，歷史教訓我們，陳義過高的烏托邦只會適得其反。在短期內，一腔熱血的理想主義者可能會在很少甚至沒有報酬的情況下編寫電腦程式，然後免費送給全世界。不過，世界上有幾多人會願意持續幾十年做電腦義工呢？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統計分析系統（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簡稱SAS） 是全世界最大的數據分析軟件公司，但近年來其市佔率逐漸被開源軟件蠶食，其中一個原因是開源社群可以很快地推出很多功能強大的軟件，而且分文不收。不過，最近一間顧問公司比較SAS和開源數據分析軟件的功能和速度，結論是前者的運算速度平均來說比後者快三十倍。我對這個測試結果並不感到驚訝，開源社群的研發努力比較鬆散，而且完全是自發性的，但商業公司的研發是協調的，而且可以用高薪去吸納頂尖人才，正如中國俗語有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除了性能和速度，開源軟件與商業軟件還有一個很大的差別：用戶使用者介面，一般來說，前者都比較難用。做生意需要顧客至上，因此，商業軟件會盡量令用戶舒適， 但在沒有利潤推動下，電腦義工會否為用戶設想呢？

無論如何，開源軟件最大的賣點是完全免費，這是令到商業軟件逐漸失去市佔有率的原因之一，短期來說，這對用戶是好事，但長遠來說卻不得而知。讓我套用一個比喻，當古巴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卡斯特羅政府將許多從富人手上沒收的房屋免費地分配給窮人， 那時候許多人歡迎這政策，但自此之後古巴經濟一直停滯不前，那些原本美輪美奐的房屋逐漸變成殘破不堪。

如果大通銀行的數據中心發生故障，銀行可以馬上聯絡商業軟件公司的技術支援服務， 對方的技術人員會日以繼夜進行維修。相反，若果大通銀行採用開源軟件，銀行真的能夠期望開源社群會拍心口，不解決問題便決不罷休嗎？試想像，若果有一天開源軟件完全打垮了科技龍頭，或者商業軟件公司退縮至一個小角落，這會對科技發展和經濟活動帶來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呢？

惡意地利用開放制度
開源軟件公開原始碼，有些人可以通過這透明制度去改善軟件，但別有用心的人也可以利用這開放制度去做壞事，例如俄羅斯、北韓、伊朗毋須派遣間諜，只需要在網上下載原始碼，便可以掌握到某些美國的尖端科技。最近不少人談論人工智能會否毁滅人類文明，若果頂尖的人工智能原始碼完全開放，那麼便有人可以將這些電腦程式發展為武器。起初OpenAI 擁抱開源和非牟利模式的時候，其創始人之一森姆‧奧特曼「（Sam Altman ） 表示並不擔心會有人惡意地使用人工智能，他的反駁論據是：在開源模式下，很多人會制止這些壞人。對筆者來說，這邏輯好像是：開放極音速核子飛彈科技並不是問題，如果有人惡意地發展這科技去危害全世界，其他人也可以參考開放的資料，去發展攔截極音速導彈的技術。

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反對開源，事實上我亦採用開源軟件。然而，開源運動對人性的假設過於樂觀，有時候開源支持者站在道德高地作出批判，好像有點自以為義。在文章開首我提及艾力生對OpenAI的不透明和尋求利潤表達不滿，說OpenAI 的行為令人質疑其誠信。我認為OpenAI 的做法無可厚非，它無非應驗了以下的傳統智慧：「在二十歲之前，若果你不支持社會主義，你是沒有心肝；在四十歲的時候，若果你不歸向保守主義，你就是沒有腦筋。」 起初奧特曼懷著改變世界的抱負，現在奧特曼是OpenAI的執行長，最近他訪問多個國家，去討論怎樣監管 人工智能的發展，他已經意識到完全開放、毫無監管的危險。而且，微軟向OpenAI 投資了100億美元，有誰會嫌錢腥呢？ 我不會！

移居外地，或許不少人也有著筆者類似的經歷。當友人關心問候一句：「你平時做D乜？」頓時，感到語塞，不知如何回答。「平時做D乜」就是日常做甚麼事的意思。這問候會對以辛勞、勤快見稱的香港人帶來一定的困惑。香港人一般會把「做D乜」聯想到與職業工作或其他跟謀生相關的事情。只是，初到英國的異鄉客，大部份也未能這麼快找到工作。若有幸找到工作的，也不一定是過往高薪厚職的專業，故回答友人善意的關心時，難免有一點猶疑或迴避，總不能隨便地回答說：「我平時要為家人料理早午晚三餐」「要掃地、吸塵、洗衫」「要接送孩子上學」「要修剪雜草」「要學車、學英文」……雖說工作無分貴賤，但亦難說：「我正在當速遞送貨員、清潔工人」「我在超市、貨倉、食店、工廠上班」……

當然，一句「你平時做D乜？」的問候，是講者無心，聽者在意，但亦予人一些反省。

無可置疑，身在外國，整個生活節奏變得截然不同。過去，香港人一天完成十件事也覺得自己欠缺效率，現在，十天才能處理一件事，反成為生活的常態。筆者曾有這樣的經歷：與某連鎖傢俱店約定了回收退還的貨品。在預約的當天，由早上7點在家守候到晚上7點（因店家只提供收貨的時段，並沒有準確時間）。而當天店家可在毫無通知下失約。翌日再聯絡，其解釋是「因天氣太差，收貨人員未能到達」。再安排，卻要在一個星期之後。而更令人沮喪的是，在下一個星期的約定日，情況竟再重複一次！在這樣的生活日常，既是累人的等候，亦是學習「忍耐」絕佳良機。「平時做D乜」的「平時」，可能有不少是花在重複處理一些簡單的事情上。「不動怒的忍耐（或等待）」或許是來英港人最先所學習到的「新技能」。

「做D乜」往往意味著所做的是一些「有價值」的事情，而香港人的生活價值總是離不開「工作」。讀書取得好成績就可以選讀較有前途的學科，能覓得較佳的工作；努力在工作上有所表現，或工餘持續進修，為的是爭取升職的機會。如果回答「做D乜」是：看小說、聽音樂、喝著咖啡看天上的白雲或到外邊跑跑步、拍攝路旁的小花、靜觀湖上的野鴨天鵝、沿著河邊踏單車，這似乎容易被介定為「不務正業」或「荒廢時間」。

只是，若有一天，要你挑選幾個人與你住在一個不愁衣食，但沒有互聯網的孤島生活時，你會否選擇企業家、銀行家、大老闆、工程師、醫生、律師、股神……這些有「成就、成功」的人為伴？

而我，大抵會選一個文學家或詩人，一個音樂家或歌者，一個話劇演員或小丑，更重要的是一個能與我喝著咖啡，荒廢時間地呆坐半天細察白雲夕陽、聽聞花香鳥語……不務正業的伴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