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大學教育的出路:闖蕩江湖還是鑽入象牙塔?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4/11/2021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地區:美國

筆者在大學工作,今天我和同事開會,討論怎樣將大數據、人工智慧、機械學習引入學校課程裡面,其中一位支持課程改革的同事提出以下的問題:「到底我們的學生傾向於理論研究,還是喜歡學習實用的東西呢?他們在畢業後會走甚麼路呢?」

我不禁回想起幾年前一次教職員會議中,另一位同事提出的一個難題:「我們的原意是訓練學生數據分析方法,讓他們能夠有充分準備去修讀博士班,但許多學生拿到碩士學位之後卻沒有繼續升學,而是尋找工作,但他們所受的訓練並非為這目的而設,故此他們在求職的時候面對很大困難。」

當時我沒有回應,我心想:「學生所獲取的研究方法可以令他們在博士班做數據分析,但那些技能在工商業卻不受青睞,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這到底發生了甚麼問題?筆者曾經在大企業工作過一段長時間,我觀察到學術界和企業的鴻溝真的寬闊如大峽谷!

現在回頭說今天的會議,我這樣回答那位提出問題的同事:「按照我的經驗,大部份碩士學生都計劃在畢業之後找工作,只有少部份打算繼續在博士班深造。」 這並不意外,首先,職工市場沒有可能吸納太多博士;其次,修讀博士學位是一條極其漫長而艱辛的道路,無怪乎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將青春投資在上面。名義上,一個博士學位課程為期三至五年,但美國研究院理事會(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在2008年從美加29間大學收集的數據顯示,只有56%博士生可以在10年之內畢業,這項研究的樣本可能未必準確地反映全面的實況,但根據作者的觀察,這數字雖不中,亦不遠矣!

長遠來說,修讀博士可能是「蝕本生意」,根據美國學術分析研究中心(Academic Analytics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研究,由獲取博士學位至得到助理教授職位的平均時間為五年,升為副教授的平均時間大約為15至17年,升為正教授平均需要28至30年,這些時間的長短因學科而異。假設一個人在30歲時取得博士學位,那麼他要在60歲時才有可能晉升為正教授,但只有大約30%至50%的人獲得晉升。而每次升職之後,加薪幅度只是象徵式,金額由幾千美元至一萬多美元不等。在企業工作的話,晉升機會和加薪幅度會好很多,難怪大多數學生都會選擇在畢業後闖蕩江湖,而不是鑽入象牙塔內。

然而,許多大學課程設計者卻喜歡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學生,他們只是預備學生繼續深造,可是,當學生打算半途改道、投身社會的時候,便會發現到學非所用。很多年前在另一次教職員會議中我提出過課程改革,另一位同事反對,他的理由是:「現在絕大部份學術期刊都是採用我們教導的東西。」我心想:「到底有幾多畢業生將來會撰寫學術論文? 」

請讀者不要誤會,我絕對沒有意思要將大學轉變為職業訓練學校,其實,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矛盾可能是一個錯誤的二分法(false dichotomy),兩者可以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正面反饋迴路(positive feedback loop)。若果理論與實踐並重的話,我相信學生所獲取的技能,既可以讓他們在博士課程裡面成為出色的研究員,亦可以在企業界大派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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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城九勇士」的啟迪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30/11/2021

11月25日是今年美國的感恩節,每年這個時候是數算上帝恩典的日子。我感謝先賢,由於他們在過去披荊斬棘,故此今天我可以享受好像是理所當然的自由和權利。我所指的先賢並不是革命家或者思想家,而是九名看似弱不禁風的小孩子。

趁著感恩節假期,太太和我出外遠遊,旅程的其中一站是阿肯色州的小石城,1957年9月,這個本來不見經傳的小鎮,竟然出現了聯邦軍隊和地方國民警衛軍對立的局面。在通過民權法案之前,美國南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黑人和白人不可以在巴士、餐廳、廁所和其他公共場合一起,黑人和白人的學童也不可以一起上課。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宣佈廢除種族隔離政策,1957年有10名黑人學童到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中央高中學校註冊讀書,這所學校的全部師生都是白人,於是乎小石鎮群情洶湧。其中一名黑人學童的父親在鐵路局工作,他害怕自己的家庭會受到迫害,並且懼怕會失去工作,遂將孩子轉到一所黑人學校。

其餘九名小孩子繼續勇往直前,史稱為「小石城九勇士」(Little Rock Nine),在開課那一天,過千名白人堵塞在街上抗議示威,阿肯色州長甚至召集國民警衛隊,去阻止黑人學生進入高中。隨後阿肯色州長會見艾森豪總統,佯稱自己「有意去做對的事情」,其實他只是含混其詞,企圖蒙混過關。最後,艾森豪總統調動了1,200名聯邦軍隊,從而保護「小石城九勇士」進入學校讀書。然而,聯邦軍隊並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保護他們,白人學生在軍隊沒有隨行的地方欺凌那些黑人學童,包括語言侮辱、身體攻擊,一名黑人學童甚至被人在臉上潑了酸,而且他們被禁止參加課外活動。有一次一名黑人學童被毆打時大罵對方是「白人垃圾」,結果被校方開除。白人師生興高采烈地相告:「一個走了!還有八個!」

「小石城九勇士 」說有些白人對他們很好,他們將對方的名字記下來,隨後對照記錄,將重複的名字刪去,最後發現總共有35個好人,而整所學校有二千多名師生!我無法想像他們每一天心理和身體承受了幾多痛楚,他們大可以「息事寧人」,選擇退學,然後在全黑人學校過著正常的校園生活,但他們情願留下來,以螳臂擋車的姿態,去挑戰整個不公義的體制!

在小石城中央高中附近有一個全國歷史紀念中心,歷史紀念中心提供導賞,好讓遊人從這段慘痛的歷史中吸取教訓,太太和我參加了導賞團,從導賞員口中我們聽到了一些歷史書沒有記載的細節,以下是其中一個故事: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導賞團可以進入小石城高中學校參觀,有一次一名白人老婦在學校的一個女廁前面停下來,突然之間,她俯伏在地上,跟著歇斯底里地痛哭,過了一陣子她站起來抹乾眼淚,然後走到導賞員面前,她說:「幾十年前,在這個廁所裡面,我親眼看見一大群白人同學對一名黑人學生拳打腳踢,雖然我沒有參與,但我只是呆呆的站在那裡,我甚麼也沒有說,甚麼也沒有做。畢業之後,我再沒有回到小石城中央高中,我很怕再回到這個廁所,我為自己的無動於衷而感到羞愧。」

導賞員說完這個故事之後,他再補充幾句:「黑暗勢力可以張牙舞爪,是因為很多人選擇袖手旁觀,你可以改變世界!」我並不是不同意導賞員的說話,然而,我不會厚責這位老婦人,當時她只是一個十來歲的中學生,我相信這是她第一次見到這種暴力場面,她有可能去保持冷靜而作出道德判斷嗎?

也許,最能夠勾起我反思的地方是人性的敗壞,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站在道德高地去領導反法西斯戰爭,並且設立了紐倫堡軍事罪行法庭,去審判納粹黨的種族主義者;美國南部有10個州被統稱為「聖經地帶」(Bible Belt),「聖經地帶」充滿著濃厚的基督教文化,大多數居民都參加教會,阿肯色州是其中之一。可是,在以上氛圍底下培養出來的小石城孩子,卻可以泯滅人性地霸凌自己的同學。

二次大戰之後,很多人都追問:為甚麼宗教改革發源地的德國,竟然會淪為極端主義的溫床?為甚麼本來善良的人民,會在一夜之間變成劊子手?1963 年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為了解答這些問題而進行了一連串實驗,他證明了平常人可以因為服從權威而做出邪惡的事情。其實,即使沒有米爾格拉姆1963年的實驗,人們也可以在1957年的小石鎮事件中找到答案,本來應該是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在經年累月受到家長、教師、牧師的洗腦之後,也可以做出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

一方面,我為「小石城九勇士 」散發出的人性光輝而感恩,但另一方面,我也為到那二千幾名師生揭示出的人性軟弱而感到顫慄。今年的感恩節,竟是一個百感交集的日子!

聊聊脫單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22/11/2021

11月11日是美國退伍軍人節(Veterans Day),這個日子讓我們特別懷念於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徵召入伍的外祖父,他為了養妻活兒而離鄉別井,一輩子在太平洋的另一邊過著單身的生活。他留給我們一輯參戰前穿起帥氣美軍軍裝的照片,每年在這天我們都總特別的想起他。此外,我們也想起月初時聽過一位加拿大籍台灣網紅(YouTuber)在他的節目中提到1111光棍節,希望大家早日「脫單」。我們第一次聽見這組名詞,隨即引起興趣,上網搜尋一下,原來是關乎單身一族,希望在這節日裡的一連串活動中(包括消費、購物、送禮)認識真命天子,從此正式脫單(脫離光棍單身的日子)。

在10月尾我們參加一個九天的遊輪渡假團,參加人數非常多,把遊輪擠得滿滿。美食和節目一樣的豐富和多元。參加者都忘記了疫情、社交距離和口罩,全情投入地歡度假期。其中遊輪上有兩項節目令我們印象非常深刻。一個是為單身人士而設的聚會(Singles Mixer),大會約定大家於每晚8時在特定酒吧飲酒聊天。於是每晚總有一批單身人士男的女的都來光顧和識朋友;其中觀察到有一位年紀不輕的男士,他與一位女士聊天時也不忘留意身邊出現的其他女士,看來他都非常珍惜這八個晚上的約定,希望早日脫單。

另一個聚會是為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酷兒等人士而設(LGBTQ + Mixer),依大會約定,每晚7時都有LGBTQ+人士來特定酒吧飲酒聊天,而且光顧聚腳的人數比單身人士聚會的多,場地亦是較為開放和集中。酒吧設於樓頂通天有十多層樓高的大堂裡,而且幾乎每個遊客不論年少老幼人人都會經過的大堂位置。即使只是乘坐玻璃電梯亦可從高空下看見在酒吧裡光顧的人。看來,大會對這項活動場地的選址也下過一番功夫。參加的LGBTQ+人士有的穿得平凡、有的穿得奇異。有一對一對的參加,有單獨的參加;他們有的年長,有的年輕。

對於上述兩組活動的參加者來說,不知道他們會否介意讓人知道自己是單身或是LGBTQ+?不知道他們是否特別需要鼓起勇氣出席?不知道是否單單共融和接納就可以使他們鬆脫一切枷鎖?不知道這些特定聚會最終是否可以幫助他們脫單──找到伴侶或除去孤單?

對應另一對不介意自己身份的同性伴侶,在晚上看表演Evening Show時,她們自告奮勇站起來介紹自己是來自加州並剛剛結婚,看來她們是來度蜜月的。由於她們剛好編了在我們同一時段用晚膳和上岸活動,所以我們比較多機會留意她們。在其中一晚優雅夜(Elegant Night)用餐時,年長的那位穿上恤衫打了領帶,年輕的那位穿上一條紅色長裙,看來都很襯。在上岸活動那天,她們都像海水一樣的平靜沒有太多的互動,年長的那位常常滔滔不絕,年輕的那位多數在聆聽和跟隨。她們雖然已是一對,但總沒有讓人感覺到一般新婚夫婦的甜蜜和互動。名義上她們已成功脫單,但實際上是否已脫單?這可不容易說。

對應另一個公眾活動──露天溫泉(Whirlpool),我們也去了泡一下。在炎熱陽光燦爛的下午,有幾個不同的朋友在享受溫泉按摩時,突然來了兩名年老男子,他們坐下來就介紹自己是來自西雅圖,我們就跟他們打招呼握握手。不久,言談間其中一名男子說:「我非常多謝我旁邊這位朋友,願意撇下老婆來陪我參加遊輪團;因為我剛剛退休,難得找到這個伴」。他看似刻意地在澄清他們的關係,免得惹來誤會;也許他介意自己會被別人誤會為某一類人士。同時,這也反映了他對脫單的底線。

為甚麼無論是年青或年老的,人人都想找個伴侶脫單?因為單身等同了孤單?因為單身會被社會標籤?人人會為了脫單而脫單,就要降低要求失去底線?有了伴侶就不會孤單?除了找個伴侶外,還有甚麼方法可以進一步脫單(脫離孤單)?

幾年前與一位年老的女士聊天,她告訴我們她兒女和兒孫的家常事(卻沒有提及她丈夫,我心想他們可能離了婚或丈夫已離世,所以沒有追問);但她卻特別表明自己是單身(甚至在填表格時,她沒有選離婚/鰥寡欄,卻選了單身一欄)。正如買汽車保險時,經紀會問我們是未有受僱還是退休,其實兩者在保費上沒有多大分別;唯一分別是前者會有一天再找到工作。我們那個朋友這樣特別表明其單身身份,是否想減低離婚或喪偶的標籤,還是意味著她會有一天再找到伴侶而脫單?

其實她也提醒了我們,即使我們已婚有了伴侶,但總有一天伴侶會先走而我們會再度單身(絕少數夫婦是同時走或在一段很短時間內先後走的)。因此,我們要重新面對脫單的問題,而且屆時還可能比一直單身的人更難過單身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們曾經認識好幾位主動提出離婚的女士以為離婚後可以解脫在婚姻裡的困難,並能再次踏上紅地氈,但結果不像預期。已婚的人士無論是離婚或喪偶也好,最後也要獨自再過單身的生活;而且要再婚也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容易。既是這樣,我們已婚的有甚麼良方可以維繫婚姻?又有甚麼妙策可以守護對方直到白頭,讓再度單身的日子減少?這是值得已婚人士一輩子努力鑽研的學問。

偶遇田園交響曲

羅遠婷 | 本社前編輯同工,曾在英國展開求學之旅,尋問基督教與藝術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15/11/2021

昨晚去聽貝六(貝多芬第六交響曲「田園」),為英國之旅來一個完美總結,同時也提醒我為何到來。恰巧去年這天剛到埗,這晚這首貝六更有多一份意義。

開場前,指揮Sir Simon Rattle向觀眾講解為何會選擇這曲目。他娓娓道出貝多芬寫這曲子時,聽力已嚴重受損,內心掙扎著該怎樣繼續工作。後來他到了鄉郊,親身經歷了風光明媚的景色,也體會過暴風雨的兇猛,最後他得出一個結論:到最後神總會保護我們。而Rattle認為最後一章更帶出一個訊息:活著多好。

貝六是我最喜歡的樂曲,今天能聽到簡直太夢幻。其實數年前才第一次聽這曲子,一切都是無心插柳,而且當時某程度也呼應貝六的創作背景。那年夏天接連在工作、友誼上受到打擊,也突然看見了年青生命轉眼消失,心情低落到不得了。那陣子慣了邊聽音樂邊工作,打開YouTube,找了第一首樂曲,聽完後就由它自動播下一首歌。就這樣,遇上了貝六。

初聽之下只覺得它旋律甜美輕鬆,所以繼續聽下去。怎料愈聽下去就愈覺得在甜美底下藏著一些暗湧,蠢蠢欲動。突然在第四章,氣氛來個大逆轉,管樂與定音鼓模仿狂風暴雨的情景,教人驚心動魄;不久,雷暴停止了,第五章逐漸回復生命氣息。原來暴雨總會過去,而且更帶來了盼望。然後,我哭了。

一切會好的,風雨總會過去,我們還有盼望。活著多好。

喜歡貝六,也出於體會到藝術真的能撫慰人心,與人共鳴,更重要是不需有任何先決知識。我不是古典音樂專家,當年聽貝六也是出於想為死寂的工作環境添加一點聲音,就在出其不意時被感動了。後來逐漸明白,藝術其實是述說人的存在(existence),人的各種生存狀況,所以會令觀者聽者引起共鳴。

我很喜歡焦元溥的古典樂入門書《樂之本事》,身為一個音樂博士,他固然有專業的學術出版論及艱深的音樂理論,但這本書深入淺出介紹古典樂基本知識,幫助讀者進入古典樂世界。最令我深刻的,是作者經常重複說著,最重要是讀者有興趣去欣賞、去聽,而不是關乎你知道多少知識,也不要因為覺得自己沒有知識而卻步。

不僅音樂如此,所有藝術亦然。

每天在「等」車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11/11/2021
明光社

若你問任何一個新來台灣居住的人:「在這裡,除了語言外,有甚麼是你最不習慣?或最感到奇怪的事?」我相信十居其九也會提到一件每天也會發生的怪事。這就是每天在特定的時間、地點,在大街小巷中竟能聽到《給愛麗絲》或《少女的祈禱》這兩首悠揚的古典音樂。在音樂響起的地點,總會有一群人在「等」車或「追」車。他們所「追」所「等」的,並不是偶像明星所坐的名貴房車,而是一輛黃、一輛白,形似貨車,還夾雜著陣陣異味的垃圾車和資源回收車,它們所到之處總會響起以上的樂曲。

在香港,討論垃圾處理/收費、資源回收已超過15年,[1] 近日稍有眉目,[2] 但能否落實執行或持續,仍有待觀望。反之,台灣在處理垃圾,由昔日有「垃圾島」之稱,卻於2016備受《華爾街日報》盛讚其資源回收率,足以媲美歐洲先進國家,[3] 其成效實在是得來不易。處理垃圾由過去「掩埋為主」到1991年起以「焚化為主、掩埋為輔」;由1997年推動「回收」概念,到2006年實行「垃圾強制分類」,分別為:「資源回收物」、「廚餘」及「一般垃圾」;一方面,設立監察懲罰的機制,同時又推動、鼓勵及補助環保回收行業,[4] 讓社會整體能重視垃圾處理,並朝著正面的方向發展。

在台灣,「追」「等」垃圾車,可算是一種奇觀,也亦是一種「美景」。其美麗之處,就是市民樂意貫徹執行,不論是事前的分類,或定時的等候,也需要花上一定的時間、心力。他們願意樂成此事,其中的元素就是市民相信其所花的努力及時間是有成效的。

筆者在香港曾與一位牧師就資源回收有一段對話。

那天,筆者到訪那位牧師,他正在家中把紙張作分類回收,其仔細程度,就是把文件中的釘書針一一拔出來。筆者隨意說了一句:「為何花那麼多時間作分類/整理,反正收垃圾的人(或公司)最終也會把回收物品與一般垃圾一起丟棄。你這樣做豈不是白費心機?!」牧師只是一句簡單的回應,令筆者這麼多年後仍銘記於心,亦備受教導:「別人如何處理我管不了,我只知做好自己的本份。」

「別人」(政策及執行措施)處理不善,正正就是香港難以推動分類回收的癥結所在,但卻太少香港人能像那牧師一般,願意克盡「本份」,不為「別人」所影響,堅持做「對」的事情。香港人大多數也是實務的,我們會做一些有意義、有價值及有回報的事情。若我們發現自己就垃圾及回收品所作出的分類處理,最終對改善環境是沒有果效時,市民的執行動力及意欲就會自然地減退。筆者曾居於長洲數年,得知有機構推動廚餘回收,所收集的「廚餘」經處理後,轉化為有機肥料,再送贈給居民及有需要的機構。有不少市民響應,原因就是這行動既能減少垃圾量,又能讓他人有所裨益。

能見到「成效」才作出行動?還是藉著持續行動來促成「成效」出現?

在台灣,亦有不少人質疑所回收的物品是否得著妥善處理。但同一時間,有更多市民相信他們的行動是有價值。把可回收的資源分類清楚,最終能否可完全被「重用」或有效地處理,或許仍是未知之數。但肯定的是,若沒有分類處理,就一定沒有「重用」的可能。

懷著「信念」堅守個人的「本份」,或許結果仍未達致完滿,但其行動必定能對周遭的人造成影響。正如筆者身居台灣,也樂意每天拿著數袋已分類的物品,在特定的時間,守候、等待那悠揚的樂曲到來。既能欣賞由群眾所構成的「美景」,同時也樂在成為這「美景」中的一點色彩。


[1] 黃金棋:〈垃圾收費|醞釀15年歷四屆政府今「胎死腹中」 料須重走立法程序〉,《香港01》,2020年6月2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488349/垃圾收費-醞釀15年歷四屆政府今-胎死腹中-料須重走立法程序(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0月11日)。

[2] 黃金棋:〈垃圾徵費|今三讀通過 住戶料每月付逾30元 市民要知的三大影響〉,《香港01》,2021年8月26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666330/垃圾徵費-今三讀通過-住戶料每月付逾30元-市民要知的三大影響(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0月11日)。

[3] 〈台灣垃圾處理有方 華爾街日報盛讚〉,環境資訊中心,2016年5月20日,網站:https://e-info.org.tw/node/11548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0月11日)。

[4] 林嘉淇:〈【海洋垃圾】從分類到回收 台灣廢物政策人人讚好?〉,《香港01》2018年11月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周報/255187/海洋垃圾-從分類到回收-台灣廢物政策人人讚好(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0月11日)。

偶然遇上的驚喜

蘇恒泰 | 2016年開始研究移民的可行性,2018年付諸行動舉家移民新西蘭,2020年完成兩年的移民監。育有三名女兒(其中一名在新西蘭出生),現於奧克蘭華人長老會聚會,並在大學生粵語團契擔任導師。
26/10/2021

話說數月前的一個晚上,我收到一個由舊同事發過來的訊息。她表示當日一位二十多歲的年青人到訪我當年曾工作的中心,並分享了當年在中心的經歷和希望獲得我的聯絡方法。

大學畢業初期(約16、17年前),我有近兩年時間在澳門一間為問題賭徒及其家屬提供支援及輔導服務的基督教機構工作。由於我當年仍是獨身,反正宿舍沒有互聯網,因此放工後我通常會留在中心至晚上10時左右才離開。

諷刺的是中心對出空地有幾間士多,每逢晚上均會變身成為麻雀檔,吸引數十位街坊在內打麻雀。有些更會帶著自己的小朋友,自己入內打麻雀,小朋友則在中心對出的空地玩耍。每晚大約有十多位小朋友在門外流連,年紀最大的也只不過是11、12歲左右。

一個晚上,我在附近的餐廳用膳後返回中心,見到其中一個大約四、五歲的小朋友高聲大哭,於是上前了解一下。原來他玩耍時不慎跌倒受傷,於是我帶他入中心清洗傷口,開了電視給他看。此時,其他小朋友也一同進來看電視。就這樣,我和這班小朋友結了緣。有時和他們玩集體遊戲、有時和他們打乒乓球,有時更會跟他們分享《聖經》故事。慢慢地,小朋友的數目由最初的十多人增長至高峰時的四十多人,而這位二十多歲到訪的年青人正是其中一位。

勿以善小而不為

其實當年並不是每一位同事都支持我開放中心予小朋友,有同事認為他們是一班街童,讓他們入內有機會構成安全和衛生問題。更何況,他們的父母寧願天天在外打麻雀也不花時間陪伴他們,我這樣做又可以影響這班小朋友幾多。慶幸當時的中心總監支持我的做法,可惜我離職後中心沒有同事承接這項工作。

當晚著舊同事將我的聯絡方法交給那位現已二十多歲的年青人後,我們之後透過WhatsApp傾談了一會兒。原來這個當年的「街童」,今日已經是一名剛為人父的老師。他跟我分享當年在中心的經歷對他成長有很大的影響。他表示我離開中心後,他加入了學校的乒乓球隊,然後一直接受訓練。他有了寄託和專注的事情後就沒有在街遊離浪蕩,及後在大學時更決志信主,現已成家立室。最後,他拋下一句:「蘇哥哥,加油!」

或許我當年只是機緣巧合下開放中心予一班流連街頭的小朋友,讓大家互相陪伴渡過孤獨的晚上。那時,沒有目標、沒有方向,沒有計劃,有的只是一股傻勁,不計較、不多想,不望報。結果,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個見證,這句加油,對我這位依然在教會服侍年青人的大叔有著很大的鼓舞呢!

給自己的提醒

年輕時,一身衝勁,認為有需要就要即時行動,從不計較結果。年紀漸大,慚愧地自覺變得愈來愈多顧慮,即使明知有時自己需要做得更多,但礙於不想破壞關係,又或者害怕承擔更多責任和更多風險,因此,失卻了昔日那份傻勁。

筆者的教會座落於奧克蘭市中心,白天是白領上班的集中地,但晚上和假日卻是無家者的棲息處。話說有一個星期日的早上,有一位無家者睡在教會門口,剛巧當日太太負責主領兒童崇拜,因此我們一家最早到達。眼見無家者在寒冷天氣下睡在教會門口,於是我著女兒入內拿出茶點和沖一杯熱飲,而我和太太則坐下跟這位無家者閒談。

結果這一舉動反而引來其他教友不安,表示擔心此舉會吸引更多無家者睡在教會外,引起其他保安和衛生問題。最後教會事工委員會決定教友可按自己感動關心教會外的無家者,但前提是不能帶他們進入教會。

其實,我也是事工委員會的其中一員,每月一次的會議,無家者這個議題總不時放進衛生與保安相關的議程內。坦白講,每次討論有關議程時,我都感到十分疑惑。何解無家者出現就一定會構成保安和衛生風險問題?何解需要顧慮他們的存在會影響其他會友參與聚會的意欲?

作為事工委員會成員,我當然明白何謂潛在風險,如無家者在教會範圍內發生意外,究竟責任誰屬?如他們的家當在教會範圍內違失,那教會又是否需要負責?正因為自己都有所顧慮,亦明白大多數教友心理上未必預備好接納無家者進入教會內,因此每次討論有關議題時,縱使認為教會有道德責任用實際行動回應社區的需要,我都只會簡單表示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低潮,只是我們幸運地熬過來了。當遇到身邊有人經歷低潮時,如情況許可,請為他們遞上一杯涼水,讓其感受人間有愛,助他們走出谷底。如沒有即時風險,最起碼不要在極端天氣時趕走睡在教會門外的無家者。

一直以來,我始終堅信教會理應是開放予所有人的,不是身光頸靚的人才有資格領受福音,街童可以、無家者可以,你和我都可以。寫到這裡,腦海浮現雅各書二章1至5節:

「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若有一個人帶著金戒指,穿著華美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又有一個窮人穿著骯髒衣服也進去;你們就重看那穿華美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好位上』;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那裡』,或『坐在我腳凳下邊。』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斷定人嗎?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麼?」

每一次想起當時開會決定不能帶無家者進入教會這個決議,我總有一些愧疚。當年我只是中心一個初出茅廬的小職員,我反而有勇氣不顧身邊資深同事的反對據理力爭。何解今時今日,我失卻了年輕時那份傻勁,內心有這麼多顧慮?

或許,我恐懼無家者的出現對教會構成一定程度的潛在責任風險;或許,我恐懼無家者的出現會影響其他會友參與教會聚會的意欲;或許,自己在商業社會打滾得太耐,人變得愈來愈世故,明知自己意見與大多數相悖,因而恐懼堅持己見會影響跟其他弟兄姊姊之間的關係,畢竟他們都是有心人。但這麼多恐懼,又會否窒礙我們做應該做的事?或許,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園藝新丁

吳庭亮 | 吳庭亮牧師在加拿大溫哥華的信義會新生堂事奉,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顧問。
20/10/2021

在溫哥華生活,其中令人羨慕的,是地廣人稀,大溫哥華面積2,883平方公里(接近香港的三倍),人口卻只有260萬(只有香港的三分一),氣候溫和,夏天最高平均氣溫攝氏22度,冬天最低3度,陽光和雨水都充沛,適合種植。即使買不起獨立屋,沒有前院後院,在陽台和室內依然可以種植,重要的是有沒有這種閒情逸致。

明光社

教會在過去幾年舉辦了園藝福音班,聘請專業導師教授園藝知識,吸引退休及半退休的朋友參加,成為教會福音外展事工之一。除了學習和交流園藝的經驗和心得,更可彼此分享,從苗到果,享受田園樂趣之餘,一起慶豐收。家中的玫瑰便是從別人種的玫瑰剪下來的。每年夏天可以品嚐弟兄姊妹種植的蔬果,最近收到一筐蕃茄,約有10種,市面上不常買到,味道鮮甜,雖然都是蕃茄,卻各有特色。數年下來,參加這個班,略懂皮毛,在花盆嘗試種植菊花、石竹、薰衣草、鬱金香,放在室內或陽台種植,既滿足又感恩。看著這些植物成長,除了成功(或失敗)帶來滿足感(或挫敗感)外,亦可領略園藝以外的福音。

不同的氣候、土壤、季節,適合種植不同的花卉和盆栽,不但化學肥有千百種,有機肥也是林林總總,不同的植物在各成長階段的需要各有不同。培養這些植物就像培養孩子一樣,需要悉心照料,適時澆水施肥,耐心等候開花結果。不過,正如《聖經》的教導,叫它們生長的是上帝。

傳福音也是如此,上帝放在我們身旁有各種各樣未信主的人,可能是我們的親友、同學、同事、顧客、鄰居,甚至與我們擦身而過的陌生人。他們的性格、思想方式、信仰經歷、人生階段各不相同。沒有一套傳福音的方法,但耶穌基督的福音,就像陽光、水、泥土、養份和空氣,是所有生命賴以成長的基本元素。在適合的時機放在適當的地方,福音的種子撒下,接下來是恆切地灌溉施肥,就是上帝的道和我們的生活見證,最後是耐心祈禱,等待叫人生命成長的上帝在他們心中動工。

生命成長是很奇妙的事。植物的生長緩慢,讓我們可以慢慢觀察,考驗我們的耐性,不能揠苗助長,欲速則不達,從發芽、長葉、開花、結果,我們可在旁搖旗吶喊,適時加水補肥,但植物最終成長不是掌握在我們的手裡(不過我們或可成為終結其生命的兇手)。這更讓我們知道自己的卑微與無知,提醒我們造物主的偉大和奇妙。同理,基督徒或基督群體(即教會)的生命成長也很奇妙,從上帝的呼召,我們認罪悔改,學習生命之道,跟隨基督見證上帝的恩典,不能一蹴而成,更需要聖靈帶領我們耐心禱告,叫上帝賜的新生命能開花結果,將榮耀歸於上帝。

從電腦應用看歷史的循環和進步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5/10/2021

粗略來說,人們對歷史變遷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歷史循環論,「太陽底下無新事」、「古老當時興」這些說法代表了這種歷史觀。另一種是歷史線性發展論,或者是歷史向前發展論,「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等說話代表了另一種歷史觀。筆者認為兩種觀點都有點道理,往往歷史變遷是進兩步、退一步,亦是新中帶舊、同中有異。

閱讀了以上的引言,也許讀者以為我又再談論世界大事,非也!這一次我只是想談一談一個與我們日常生活比較有密切關係的題目:電腦。

現在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種漸漸盛行的電腦服務,雲端計算是將數據儲存和運算功能交託給提供服務的公司去處理,用戶毋須直接主動去管理電腦資源。數據儲存和運算系統分佈在不同的地方,這樣做不單只分散了風險,而且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其實,這並不是一種完全嶄新的觀念,在很多年前已經有類似的客戶端伺服器模型 (client-server model),在這種模式下,客戶端的電腦只是通過網絡去輸入指令,真正負責運算的電腦是遠端的公司伺服器。而現在雲端計算更加推前一步,很多公司索性不再裝置和管理自己的電腦伺服器,而是將全部東西外判給雲端計算服務中心。

這歷史溯源並不是到此為止,其實,在客戶端伺服器模式出現之前,最初的電腦運作模式是建基於主機(mainframe),最普遍的主機是萬國商業機器(IBM)的產品。這已經是上世紀60至70年代的模式,那時候,一般用戶並不能接觸真正的電腦,他們可以操作的東西名叫啞終端(dumb terminal),啞終端只是一個螢光幕和一個鍵盤,用戶在啞終端輸入指令,資料儲存和運算都是在遠方的主機裡面進行。

上世紀80年代個人電腦興起,資料儲存和運算轉移到自己的電腦,很多人興奮不已,特別是崇尚個體自由的美國人,個人電腦令人感覺良好,因為這股潮流好像是打破了IBM等大型電腦公司的霸權。後來人們意識到個人電腦的限制,在90年代隨著互聯網的發達,客戶端服務器模型成為了電腦界的新寵兒,當然,人們並沒有完全走回頭路,個人電腦已經變成了幾乎是家家戶戶都擁有的必需品。不過,若果細心觀察的話,你會見到雲端計算、客戶端伺服器、IBM主機都是基於同一概念。

另一個有趣的電腦界現象是編寫程式和毋須編寫程式的交替,上了年紀的人都會記得,最初操作電腦是需要編寫程式,或者要打字去輸入指令,1979 年,施樂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開發了第一個圖形用戶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原型,1984年蘋果電腦公司將圖形用戶介面引進了麥金塔(Macintosh),自此之後,用戶可以輕鬆地採用點擊(point and click)、拖動(drag and drop)這些簡單容易的方法去操作電腦,編寫程式不再是必要的技能。

然而,近年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成為重點科技,於是乎學習編寫電腦碼又再成為熱潮, Python 、R是炙手可熱的電腦語言,一位學生曾經對筆者說:「僱主不想聘請只懂得採用圖形用戶介面的數據分析員,他們要求編寫電腦程式的技能。」我有不同的看法,筆者已經走過上述的年代,其實大部份數據分析的工作都可以快捷地通過圖形用戶介面去完成,如非必要,我不會編寫電腦程式。

有趣的是,現在很多公司都指出:聘請電腦程式編寫員的成本太高,他們轉而尋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no code or low code)的應用軟件,例如現在微軟公司、TIBCO等科技龍頭致力於研發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系統,自然語言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語言,例如中文、英文,數據分析員可以對電腦系統發出這樣的指令:「分析美國股票市場十隻藍籌股在過去10年的走勢,並且作出預測。」如此一來,數據分析員便毋須編寫電腦程式。其實,你毋須要等待科技龍頭發展出成熟的自然語言處理系統,現在你可以採用一直行之有效的圖形用戶介面,也可以做到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正如中文俗語所說:「何必深山求靈藥?此地已經有神仙。」

對於電腦界這種逆轉,我毫不感到稀奇,因為人性的傾向都是捨難取易。當然,這並不是返回原地的循環,雖然這種轉向仍然是追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但是將來的使用者介面會更加方便,用戶可以乾脆採用自己熟悉的語言。我突發奇想,下一步會是甚麼呢?會不會連說話也不用說出來,電腦就可以直接知道我的想法,然之後我便心想事成呢?很多年前瘋魔全日本的動漫《IQ博士》敘述主角發明了這種讀心的機器,結果造成了一些尷尬的場面,因為IQ博士有些想法是不可告人的。

鑑古可以知今,因為歷史裡面的確有循環的軌跡;但在循環之餘,又是更上一層樓。 

“Have a Good One!” 親切的陌生人

彭順強 | 現居加拿大,彭順強為信義宗神學院神學博士,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Regent College神學碩士及香港理工大學社工碩士、曾任中國宣道學院講師,及該院基督教靈修學碩士課程統籌,《靈深一席談》主編。現任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溫哥華特約教授、《時代論壇》的「香港處境下的屬靈導引」專欄撰稿人、輔導與屬靈導引綜合服務、推動靈修的YouTube Channel:「彭博靈修」創立人,著作包括《二千年基督教靈修神學歷史》,《還我屬靈本色》,《勇闖七重山》,《盧雲的誠與愛》,《潘霍華的順服與判逆》、撰寫靈修學文章超過200篇。
07/10/2021

重回溫哥華

因著在溫哥華的獨居母親已年老多病,故決定了本年重回加拿大居住,好能照顧她。雖然當我住在香港時,基本上每天都會在早上約7時30分致電慰問她(等於溫哥華下午3時30分),但每每當她有病時,她便總會這樣說:「你咁遠,有咩事你都幫唔到我喇!」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便知道已不得不回到她身邊了!有港人會為到年老的父母而暫時不離開香港(我也認識不少),但卻因著同一原因,我卻不得不離開香港!

回到溫哥華,除了如在香港以往一般,寫作,教神學,服侍教會,及繼續推廣靈修的個人YouTube Channel:「彭博靈修 Dr. Pang on Spirituality」(https://youtube.com/user/danielskpang),拍攝短片外,也做一些社區中心的服務工作,及開展網上的「輔導與屬靈導引綜合服務」,可說是多姿多彩的生活。

加版:「隔籬鄰舍,定係隔離咗嘅鄰舍?」

香港人對於在西方住的人,都會有一個想法:外國地大物博,而且「個人主義」很強,所以人與人之間距離很遙遠。但根據我曾住在溫哥華的15年經驗,和現在重返這地方來說,除了首句是尚算客觀外,後面的兩句未必是真實的描繪。

不過,雖然西方地大是真實的,但若以加拿大溫哥華為例,過往一般人都能付得起價錢的獨立屋,現已昂貴到大部份人都已買不起了,於是便只好住在靠近鐵路的多層大廈。雖然如此,但也不致於迫近到你可以與對面大廈的另一戶人握手!

外國的大廈不像香港般會有看更,但卻不乏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香港人起初可能不習慣的,是每每當你乘電梯時,無論你是或出或入,遇上的人都會臉帶笑容地跟你打招呼:Hello或Hi there或Good morning;並且,當你到了你要去的樓層時,對方會說聲:Have a nice day,或Have a good one,或take care。對方也可能跟你傾幾句!另外,因著一般人都會駕車,並且要自行將垃圾拿到垃圾房,故此其實出入遇上別人的次數每天都不少,而人與人之間的往來是不少的。正如早前香港的一個廣告口號:「隔籬鄰舍,定係隔離咗嘅鄰舍?」加拿大人的確比較能夠活出前者!

親切的陌生人

在香港你不會跟陌生人傾談,如果有人主動來跟你說話,我們會說這是「搭訕」,不懷好意。雖然加拿大現在也有向少數族裔行騙的港版街頭「祈福黨」,但一般來說,「搭訕」的人都是懷著好意的。他們並不是要認識你,只想找人表達少少的內心感受和關懷而已。

還記得,當我還未買車的日子,有一天站在巴士站等巴士(這裡等巴士可能要等上20分鐘甚至半小時),巴士站也有一位老人家在等著。當她見到我時,便跟我談天說地,上至政府政策,下至與家人的關係,她都有興致跟我講,並且態度親切。後來要到巴士埋站,我上車以信用卡付車費,這對話才結束。這情況自我於1985年來到加拿大留學時,便經常有這類經歷:陌生人在巴士站跟我談天說地!

無限電話分鐘無人用

有趣的是,溫哥華只要付上便宜的手提電話月費,便可以「無限」傾電話,而在香港手提電話都是有時間限制的(就算付高昂的費用也有時間限制)。但奇怪的是,雖然香港有通話時間限制,但人人都在街上傾電話(可能是用WhatsApp吧);反之,溫哥華沒有通話分鐘限制,但你卻不常看到有人在街上或商場中不斷講電話,他們較喜歡較親切的直接面對面接觸。

「敬業與樂業」下的溫情

這種善意的慰問和關心,也會在商舖中遇到。一般來說,加拿大人都比較「敬業與樂業」的。曾有調查報告指出,香港人的服務態度是全球最差的城市之一。我想,這也許因為香港是一個很有階級觀念的地方,這不單只是在行業上有階級,甚至是在同一公司裡,都有職位上的階級。於是,作為前線的服務人員,就是所謂的「sales」,而在這階級下的文化裡,培養不了「敬業與樂業」的態度,也拿不出愉快友善的服務態度來了。

在溫哥華我喜歡吃經「drive-thru」買「A & W」的各式漢堡包。[1] 對講機會先問你:「How are you doing today?」當店員遞食物給你時,會說:「Have a good one!」而且笑容可嘉。另外,到了香港也有的「Pizza Hut」餐廳,在加拿大,服務員會帶著笑容來到你身邊自我介紹,並會慰問你:「How are you doing today?」在品嚐食物的時候,服務員也會到你桌邊問你:「How do you like the food?」,或「Is everything alright?」感覺十分親切!

有一天我收到WhatsApp的訊息,原來是來自那位剛賣了車給我的汽車售貨員。他訊息的內容並非是有關我剛買的車,也不是要推銷甚麼的產品,而是只想告知我,他與女朋友駕車時,看到我的新車經過,故此想打個招呼而已!

當然這可能是公司的訓練,或是規矩,但從服務員的笑容中,你會感受到他/她自己也享受這種的交流,做到了「敬業與樂業」。這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這裡並沒有強烈的階級觀念,故此,每一個人都在平等的社會中,隨心做自己所喜歡的工作便很滿足了!


 

[1] Drive-thru是指在車上的顧客可毋須下車便可以透過對講機點餐,隨後取餐。而A & W是加拿大的大型連鎖快餐店。

地道「中文」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8/09/2021

同一種文字在不同的地方也有其獨特的意思。最有趣的例子:土豆在大陸是指馬鈴薯(potato),在台灣卻是指花生,香港的用語既不是土豆也不是馬鈴薯,而是「薯仔」,因此,由薯仔變為我們常吃的「薯片」是合理不過的,但在台灣卻是稱為「洋芋片」。土豆、馬鈴薯、薯仔、洋芋不同的稱謂,卻是指同一樣的東西。但在「薯仔」前加一個小字,在香港的用語中,「小薯仔」是直譯英文「small potato」,意思又完全不一樣,跟薯仔本身並無關係,是指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地道的台灣慣用語,真的是看似明白,但卻是完全不懂。

「小蜜蜂在消防局門口等候,接著一路尾隨救護車」這是新聞報道的其中一句。「小蜜蜂」竟不是在花間採蜜,而是在消防局等候,更尾隨救護車!再多看一段:

「殯葬業者會派出小蜜蜂在消防局門口等候,接著一路尾隨救護車,所以才會知道傷患住址。」[1]

原來「小蜜蜂」是聽命於殯葬業者。

大概我們也猜到「小蜜蜂」並不是指我們常見的昆蟲,而是指有如「蜜蜂」般作出飛快又機動的「機車」。而「機車」司機穿著黃色的小背心,所以俗稱為「小蜜蜂」。

提到「機車」,我們大概知道在香港是指的「電單車」。但在電影的對白中,曾聽到:「你不要那麼機車!」「你很機車吧!」真讓人(香港人)聽得一頭霧水。「機車」在此處明顯不是名詞,而是形容詞,「機車」所指的是甚麼呢?「機車」在台灣十分普遍,其程度可說是世界知名,機車出現的小毛病及損耗不僅是普遍,更可說是頻繁。說人「很機車」就是指那人問題多、囉唆、不上道(機車不能上高速公路,有接不上的意思)。[2]

當然,「機車」或「小蜜蜂」等俗語,只是多加一點的聯想就不難明白。只是,近日遇上一詞,更是令筆者摸不著頭腦,怎樣也不能把這字詞與意思聯上關係:

「警消到場先是在透天厝一樓發現林女屍體,隨後上到四樓發現莊男上吊輕生……在林女後腦勺發現有敲擊痕跡,初步不排除加工自殺。」[3] 「大門門鎖反鎖、門窗緊閉且沒有遭破壞跡象,現場排除外力介入,並初步研判不排除有『加工』的可能性。」[4]

「加工自殺」或「加工死亡」是何解呢?在筆者有限的知識,「加工」一詞較多是用在食品上,而「加工」這動作大多數情況是在工廠內進行。當然,在網絡搜查一下,就不難找到「加工自殺」的定意,大概就是教唆或幫助他者(或一起)自殺。[5] 只是筆者才學有限,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原意的「教唆」或「幫助」,究竟是如何可以用上「加工」這一字來取代。

台灣對香港人而言,可說是「近文化」的地方,所用的是我們看得懂的「繁體字」。只是地道的用語,實在需要多花一點時間來認識及了解。所以,當你在市場(街市)聽到有人問:「有沒有大陸妹買?」請不是誤以為在台灣販賣人口竟如此明目張膽。「大陸妹」其實只是萵苣(生菜)的俗稱吧![6]


[1] 〈葬儀社比救護車先到!消防局曝驚悚真相:我們想救活〉,東森新聞,2021年7月16日,網站:https://news.ebc.net.tw/news/article/27026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2] 〈臺灣人說的這個人很「機車」到底是什麼意思餓〉,櫻桃知識,2020年12月4日,網站:https://www.cherryknow.com/society/388657.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3] 邱奕能、張議晨:〈高雄7旬老夫妻陳屍家中 妻後腦有敲擊痕跡〉,聯合新聞網,2021年8月30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7320/5708509(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4] 〈妻死夫上吊!高市密室雙屍案 警方不排除「加工」〉,HiNet 生活誌,2021年8月30日,網站:https://times.hinet.net/news/2347999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5] Soulfeel8:〈加工自殺罪︳幫忙自殺的3種法律責任。〉,智邦法律事務所 法律諮詢網,2020年7月2日,網站:https://zhibang-law.com/2020/07/02/%E5%8A%A0%E5%B7%A5%E8%87%AA%E6%AE%BA%E7%BD%AA%E2%94%82/(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6] 〈為何這種萵苣叫做「大陸妹」?原來和台語發音有關〉,中時新聞網,2017年2月1日,網站:https://www.chinatimes.com/hottopic/20170201002080-260804?chdtv(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9月28日)。

 

當結果不似預期……

蘇恒泰 | 2016年開始研究移民的可行性,2018年付諸行動舉家移民新西蘭,剛剛完成兩年的移民監。育有三名女兒(其中一名在新西蘭出生),現於奧克蘭華人長老會聚會,並在大專生粵語團契擔任導師。
21/09/2021

在今個月之前,新西蘭的新冠肺炎疫情相比起其他國家大致穩定。自去年8月至今年8月中為止,整個國家基本上沒有任何社區感染個案,而國民的生活基本上跟疫症爆發前沒有太大分別。可惜好景不常,政府在8月17日發現奧克蘭市有一宗社區感染個案,及後證實為Delta變種病毒不慎從隔離檢疫設施傳入社區。

新西蘭政府對疫症一直採取零容忍政策,於當晚已即時宣佈全國封城兩星期,期間除提供國民生活必需品的行業外(如診所、藥房、超級市場等),從事其他行業的員工均須留在家中,以確保傳播力極高的Delta變種病毒不會在社區極速擴散。

事實證明Delta傳播速度極高,短短兩星期間,奧克蘭已發現超過500宗社區感染個字。慶幸疫症不至於擴散至其他城市,政府將按情況逐步放寬奧克蘭以外的封城措施,惟我身處的奧克蘭在可見將來都會處於封城狀態。面對最少一個月的封城,我和家人都要面對、接受和適應以下四種新常態:

  • 在家工作:無可否認,在家工作可省卻往返公司的交通時間。不過,學校和托兒所在封城期間不能對外開放。這意味著兩名就讀小學和一名初生的女兒都要同時留在家中,對我們這些雙職家長可算是一大挑戰。
  • 在家學習:兩名就讀小學的女兒大致上可以自主地上網課和完成老師指定的作業。但新西蘭的功課量比起香港有如九牛一毛,所以她們每天都有頗多的空閒時間。
  • 在家照顧:兩名就讀小學的女兒尚且可以提供誘因鼓勵她們在家中參與更多家務,但細女不足一歲,既懂得爬上爬落,又會隨意將地上的物件放入口中,因此需要我們貼身照顧。
  • 在家煮食:新西蘭今次的封城措施較其他國家嚴厲,除提供國民生活必需品的行業外,其他行為一律要停業配合防疫安排。之前,我平日大多在家中煮食,星期六、日或放假日子大多外出用膳,以免煮食成為我的苦差。但封城期間,我們連外賣都沒有,不論上班或放假都要日日煮足三餐,何解朋友的太太可以煮得一手好菜,而我太太就……有時真的十分羨慕!
     

人生總有高低起伏,即使移居外地生活,自己的工作和女兒的功課壓力較少,但不代表生活從此沒有其他問題。當結果不似預期,或許我們會浮現一些自己在香港時曾經擁有但因著移民而失去的東西。就以今次封城為例,我最懷念的是我當年的工人姐姐。如我不斷著眼於我失去的東西,每天抱著「唔想做又唔可以唔做」的心態處理工作和家務,我相信負面情緒積累下終有一天會向家人爆發,繼而影響家人之間的關係。但我當初移民的目的並不是想有多些時間陪伴家人,與家人建立更好的關係嗎?

慢慢地,我領悟出當結果不似預期時,我們首先要選擇「接受」,接受自己當刻的境況,不執著於過去所失,著眼於現時所有,從而讓自己適應當下,享受其中。反之,只會將跌落「逃避現實」、「怒火中燒」、「討價還價」和「極度失落的死胡同,那又何必如此自討苦吃呢?

關鍵六星期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6/09/2021

六星期可以成就些甚麼事?對農夫來說,一粒撒在土裡的節瓜種子可以長成有幾株側枝的壯苗、一個冬瓜由成功受孕到長成和可以收割。對學生來說,可以完成一個計學分的暑期網上課程。對學車人士來說,六星期可以考到私家車車牌。關鍵六星期原來還可以挽救一個無辜的生命?

一些支持墮胎是個人選擇和墮胎服務提供者(Abortion providers & Pro-choice advocacy groups)一起向美國的高等法院負責監督德州緊急情況的塞繆爾.阿利托大法官(Justice Samuel Alito)提出緊急申訴;企圖阻止德州「心跳法」(Texas heartbeat act or Senate Bill No.8 )於9月1日生效。他們認為此新法例違反了1973年最高法院關於「羅訴維迪案」(Roe v. Wade)的判決。於關鍵時刻,高等法院在8月31日深夜以5比4投票結果駁回上述人士的請求,認為德州的「心跳法」與是否能維持「羅訴維迪案」的判決沒有直接關係;意思是婦女仍然是有墮胎權,只是唯有已能檢測到胎兒有心跳的婦女就不能去墮胎,因強暴和亂倫受孕也不例外,除非被醫生認定有緊急醫療情況。故此,德州的「心跳法」可以如期於午夜生效。此外,無論德州市民或其他州的市民若懷疑墮胎服務提供者違反新法例時,也可以對該服務提供者進行私人民事訴訟。

當然「心跳法」生效時,很多支持墮胎者和組織於德州和其他州都紛紛作出聲援和反擊,如:組織Raging Grannies擔心德州的新法會帶頭影響到其他州份。

另一組織MomsRising Campaign的總監抨擊這項法案損害了婦女的健康和自主性,這將對有色人種、低收入者和年輕人造成特別的傷害。波特蘭市市長Ted Wheeler動議將禁止該市從德州採購商品或服務,並禁止城市工人前往德州或讓其居民前往德州旅行。美國司法部長Merrick Garland表示司法部正積極研究如何挑戰「心跳法」。看來這場法律爭拗將會持續一段日子。

德州能夠進一步收緊墮胎法例當然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拯救無數無辜胎兒的性命。有宗教團體的統計顯示自1973年最高法院關於「羅訴維迪案」認同婦女有墮胎權至今已有62,502,904名胎兒被打掉。[1]

雖然有人擔憂六週前或仍未檢測到心跳的胎兒仍然會被打掉;但剛生效的「心跳法」至少可以比以往保存更多無辜的生命。有支持墮胎的團體認為這是史上最嚴苛的墮胎法案,使人工墮胎(induced abortion)幾乎完全不可能,因為當一般婦女發現自己有身孕時大概已懷孕六星期。隨著醫學科技的進步,六星期已可以聽到胎兒心跳。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支持墮胎的組織,美國民權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指出,在德州大約有85%至90%接受人工墮胎的人至少都已懷孕六週,意味這項法例將會阻止接近整個州的人工墮胎行為。根據德州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門(Texas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統計,德州2020年共有53,949人工墮胎,[2] 若依上述組織的方式85%試算,在「心跳法」下,可救回45,856條生命。

或許不同的人會對「人」的定義有不同見解,胚胎發展至甚麼階段才算是「人」?著名亞利桑那大學胚胎學家C. Ward Kischer認為一個新人類個體的生命從受精一刻開始(fertilization/conception)。[3]

支持生命(Pro-Life)哲學家Clinton Wilcox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也舉了很多例子指出很多哲學家和胚胎學家、甚至很多支持墮胎是選擇的哲學家(Pro-Choice Philosophers)也承認人類生命是從受精開始。[4]

這種由精子和卵子結合形成的獨特基因細胞是否應該被稱為是一個「人」一直是最受爭議的課題。支持生命的團體(Pro-Life Advocacy Groups)會認為胚胎也是一個有生命的「人」,需要被尊重和保護。相反,支持墮胎是選擇的團體(Pro-Choice Advocacy Groups)堅持未出生的胎兒並不是人,故此他們提倡甚至24週或以後的晚期墮胎。雖然如此,剛生效的「心跳法」至少可以為胚胎是不是「人」定一條參考線。醫生會搶救一個仍有心跳的病人、救生員會為一個仍有心跳的遇溺者做人工呼吸、法庭會判一個殺死仍有心跳的人為殺人犯。有心跳就有生命,有心跳就是人。

再者,剛生效的「心跳法」至少可以成為其他州份和其他國家的參考。那些正在想對墮胎法進行更嚴謹修定的州,如:阿拉巴馬、喬治亞、密蘇里州等,會否起了鼓舞作用?會否有助密西西比州提倡的15週墮胎修訂法案在未來最高法院再聽證時得到通過?「心跳法」會否為已持續25年有顯著下降和持續下降的墮胎率再創新低嗎(大家可參考一下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 和Guttmacher研究院的數據)?[5]

除此之外,有人擔心在「心跳法」下,很多需要墮胎的特殊個案(hard cases)如因強姦和亂倫受孕、有健康或精神問題的孕婦、出生缺陷而進行墮胎的個案等,會因此而受影響。但研究顯示,這類個案只佔3.5%(由醫學文獻和政府調查所得)或7%(由Guttmacher研究院調查所得。有關研究院是專門替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做研究的,而該機構則是在美國提供墮胎手術最大型的連鎖機構)。這樣不到百分之十的比率,難以成為支持墮胎團體用以說服社會大眾應支持墮胎之理據。其餘九成多墮胎的個案原因則是與社會和經濟因素有關。[6]

另一方面,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是其中一間有份入稟法院阻止「心跳法」生效的團體,它是由政府(納稅人)資助的機構,一向致力提供墮胎服務。最近它卻引起了大眾關注,為何一間自稱旗下的墮胎服務只佔全部服務3%的機構,如此緊張「心跳法」生效與否?據悉Planned Parenthood負責全美40%的墮胎個案,每個案由收費$400至$1,000美元不等。根據美國法律和司法中心(ACLJ)彙編的數據,Planned Parenthood的墮胎服務收入佔其總收入50%以上。[7]

而且Planned Parenthood被指收採及售賣被墮胎兒的組織和器官如:眼、肝、四肢及腦等,它是為近30間著名大學提供被墮胎兒組織的供應商之一。[8]

德州一名律師Melissa Anderson直言墮胎服務其實是一盤生意,例如被墮胎兒的組織可以出售作護膚品和用於食物產品測試等等。[9]

一位支持生命的作家Sarah Terzo,她報道一些經營墮胎生意和負責施行墮胎手術的醫生為了快和效率,他們流水作業式如生產線一樣,進出每一間病房,與未曾見過一面躺在手術枱上的孕婦做手術,沒有甚麼溝通,甚至沒有看見過她們的臉,做完手術便離開,以後亦不會再見面。他們都認同墮胎服務是生財行業。[10] 難怪有人取笑這些支持墮胎的團體不是Pro-Choice(支持選擇),而是Pro-Cash(支持現鈔)。[11]

據悉,被墮胎兒的組織或細胞等常用作醫療用途,如:製造水痘、帶狀皰疹(俗稱生蛇)和COVID-19疫苗等、製造藥物或醫治柏金遜(Parkinson)病人、醫學實驗或研究等等。

我們平日常見的捐贈器官與透過人工墮胎的胎兒組織來使病人恢復健康、延長壽命或增強對傳染病的抵禦力有沒有不同?會否帶來倫理思考和爭議?神學院教授Scott B. Rae,在Christian Research Journal提出了一些值得我們參考的論點,包括被墮胎兒的死亡是故意造成而非偶然或意外所致的。再者,現時醫學已可以做到只需用自發流產(spontaneous abortions )和異位妊娠的胎兒的組織用於移植和培養細胞(cell cultures),而無必要一定要使用人工墮胎(induced abortion)的胎兒組織。作者希望有一天,細胞培養技術將發展到不再需要人工流產的胎兒組織也可獲得同樣的效益。

若人工墮胎數目減少了,對我們在醫學和醫療上的發展會否帶來影響?不用被墮胎兒的組織或細胞還可有另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