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都市

引言：極化社會中的邏輯謬誤

近年來，美國的政治生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劇烈震盪，自由派與保守派、左翼與右翼之間的對立日益嚴重。然而，當我們抽離激昂的政治修辭，冷靜地審視雙方在不同議題上的核心論述時，便會發現一種根深蒂固的邏輯矛盾與雙重標準。雙方在抨擊對手、指責對方踐踏原則的同時，往往在另一個切合自身利益的議題上犯下完全相同的錯誤，隨後再利用一套精緻的論述自圓其說。一些讀者曾經問我為什麼經常批評保守派和右派，但這一次，我將會深入剖析自由派和左派在「程序公義」以及「高度概括化與刻板印象」這兩個關鍵維度上所展現的邏輯不一致性，進而揭示這種雙重標準如何侵蝕了現代民主法治的基石。

程序公義的自相矛盾：選擇性運用程序公義與大愛包容

程序公義是現代憲政民主運作的核心支柱，其基本內涵在於：為了保障實質結果的公正，所有政治公權力的行使都必須嚴格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與權限劃分。在特朗普執政時期，自由派與民主黨人高舉程序公義的大旗，對行政當局的諸多決策展開了嚴厲的法律與道德批判。例如，當特朗普政府繞過國會的預算審查或立法授權，直接通過行政命令向多個國家大幅徵收關稅，引發貿易爭端時，自由派強烈譴責這是對權力分立原則的踐踏；當大批非法移民被執法人員迅速逮捕，並在未經充分司法答辯下被遞解出境時，自由派抨擊這公然違反了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護；而當特朗普在未經國會正式宣戰或授權的情況下，對伊朗等國採取軍事行動時，左翼更直指這是對憲法賦予國會宣戰權的公然挑釁。在這些論述中，自由派的邏輯是清晰且堅定的：無論其政治或戰略目標聽起來多麼有道理，只要在程序上違法，其結果就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然而，當議題轉移到非法移民的居留與安置問題時，自由派對程序公義的堅持卻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在面對大量採取非法手段入境並長期滯留美國的群體時，自由派積極鼓吹一種基於人道主義的大愛包容態度，不僅反對驅逐，甚至主張為他們提供合法的身份與工作路徑。此時，保守派與合法移民群體提出了完全合理的質疑：世界上有成千上萬的申請者，正遵循著繁複、冗長且成本高昂的正式法律程序，在漫長的排隊中等待著合法入境與定居的機會。自由派對非法移民的網開一面與特赦主張，無疑是對那些死守法律程序者的極大不公。在此處，非法移民不經法定程序獲取居留權的事實，同樣構成了對程序公義的嚴重違反。自由派在面對政府公權力時強調「程序不對，結果就是非法」，但在面對非法移民時卻主張「理想崇高，程序可以讓步」，這種在同一個「程序公義」概念上的雙重標準，暴露出其邏輯的內在分裂。

為了自圓其說，自由派建構了一套關於「權力不對等」與「法律本身不公義」的修正主義邏輯。在他們的政治哲學敘事中，這兩個看似衝突的立場被另一種更高級的道德維度串聯了起來。自由派認為，行政首長或國家機器擁有無可比擬的公權力，因此必須受到最嚴格的程序公義限制，否則社會將迅速滑向威權與獨裁。相反地，非法移民在他們的視角中被定義為弱勢群體，現行的嚴苛移民法律與入境程序被斥為排外主義、冷酷且不人道的。在這種邏輯下，死守不公義的程序只會延伸不公義，因此人道主義的實質公義必須凌駕於條文的程序公義之上。

然而，這種自圓其說的危險性在於，它將程序公義的適用性降格為可以因人而異、因立場而異的政治工具。如果自由派可以因為人道大愛的崇高理由而忽視入境的法律程序，那麼保守派同樣可以基於維護國家安全等他們認為無比崇高的理想，去忽視或架空限制政府權力的行政程序。一旦法治的程序公義可以被各自陣營宣稱的「實質公義」隨意取代，那麼現代社會最根本的法治基石與遊戲規則將蕩然無存。

高度概括化的自相矛盾：選擇性的以偏概全與對抗系統

除了在程序公義上的雙重標準外，自由派在面對社會群體與公共事件時，對於認知謬誤的應用也存在著顯著的邏輯不一致。長期以來，自由派與左翼知識分子站在反對歧視的最前線，他們經常使用「高度概括化」、「以偏概全」（over-generalization ）與「刻板形象」（stereotype ）等邏輯謬誤，去嚴厲批評種族主義、白人國族主義以及排外的反非法移民政策。他們正確地指出，不能因為部分害群之馬，就將整個族群貼上負面的標籤，就對整個群體採取具有偏見性的限制措施。這種強調保護個體差異、拒絕將個體過錯上升為集體罪責的邏輯，是現代自由主義與人權觀念的重要體現。自由派卻以此為武器，佔據了反對偏見與維護多元平等的道德高地。

然而，當社會焦點轉移到執法體制與警察群體時，這種反對「一竹篙打一船人」的邏輯卻在左翼陣營中全面失靈。幾年前，在發生了一系列白人警察採用過度武力傷害少數族裔、特別是引發全球震動的「喬治‧弗洛伊德事件」之後，自由派與進步派的輿論迅速走向了極端。大批左翼激進分子與社會活動家走上街頭，齊聲喊出了「撤資警隊」甚至「廢除警察」的激進口號，更有甚者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將所有警察污名化的言論。

此時，如果採用自由派平時用來反對歧視的同一套邏輯，人們必然會問：為什麼因為一小撮白人警察的錯誤行為，就要去懲罰、削減甚至全盤否定整個由無數兢兢業業、冒著生命危險去維持治安的藍衣戰士所組成的警隊呢？這難道不正是最典型、最標準的高度概括化謬誤嗎？

面對這一顯而易見的邏輯打臉，自由派與左派學者發展出了「系統性壓迫」的社會學論述來為自己辯護。他們辯稱，自己並非在攻擊每一個具體的警察個體，而是將警隊界定為一種「國家機器」與「體制」，這與自然形成的少數族裔群體有著本質的不同。在左派的分析框架中，少數族裔內部成員沒有統一的組織架構、共同的信條或體制性的權力，因此對他們的概括化是純粹的偏見。然而，警隊是一個擁有公權力、合法武裝、受過統一訓練且受到強大工會體制保護的架構。自由派認為，種族主義與過度武力並非個別警察的偶然失誤，而是深植於整個警察系統的訓練文化、考核機制與保護傘制度之中。因此，「撤資警隊」針對的是這個源源不絕產生不公義的系統，而非懲罰個體。

然而，這種自圓其說顯得極其蒼白與虛偽，當「撤資警隊」的口號演變成對所有執法人員的妖魔化與敵視時，它在客觀效果上就是不折不扣的高度概括化。這種做法全面忽視了在犯罪率高企的弱勢社區中，正是無數優秀的基層警察保護著少數族裔免受暴力犯罪的侵害。

結論：立場先行的政治部落主義與民主的危機

綜上所述，透過對程序公義的選擇性失明以及對以偏概全謬誤的雙重標準進行客觀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當前美國政治對立的背後，並非單純是兩種不同價值觀的思辨，而更多是一種「立場先行、雙重標準」的認知失調與政治部落主義。自由派在批評保守派與特朗普政府時，能夠精準地揮舞程序公義與反對偏見的理智之劍；但在面對符合自身意識形態神話的保護非法移民或反警浪潮時，卻能迅速將這些原則拋諸腦後，並用一套「系統性受害者」或「系統性壓迫」的精緻理論來為自己的邏輯矛盾進行巧妙的自圓其說。

如果一個社會的精英與大眾不再相信有一套跨越黨派、跨越階級、跨越族裔、一視同仁的程序與邏輯標準，而是任由意識形態的「崇高理想」隨意綁架和曲解法律與理性，那麼民主制度終將在無休止的內耗中走向崩潰。要走出這種極化的泥淖，關鍵在於公眾與政治人物能否重拾真正的客觀與省思能力，不僅要用高標準去檢視政敵的邏輯缺陷，更要敢於直面並修正自身陣營的自相矛盾。唯有當原則不再因立場而轉移，理性的政治對話才有可能在民主社會中重新復甦。

近月，全紅嬋被網暴的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她在接受中國《人物》雜誌專訪時曾落淚，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而網民的評論亦影響到她的自我形象與日常生活，令她承受了巨大壓力。在社交媒體中，每人都可能成為被談論甚至攻擊的對象，不只是名人，當然名人較容易被看見，相關平台或執法部門也可能會較快介入制止。但此事值得家長詳加了解，因為它揭示了一種網絡暴力，不少青少年也可能正於數碼環境中承受著壓力與欺凌。

從榮耀到被圍攻

全紅嬋作為奧運金牌得主，自出道以來備受矚目。然而，隨著年齡增長與身體發育，她的外貌與體型變化成為部份網民攻擊的焦點。更有報道指有畸形「飯圈文化」形成網絡群組，長期對她進行侮辱與謾罵，甚至制定規則允許針對她進行攻擊（「禁止人身攻擊（除全紅嬋外）」）。這些言論不僅涉及外貌羞辱與中傷，還涉及對其人格尊嚴的踐踏，而且還波及家人朋友。[1]

全紅嬋接受雜誌訪問中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可見她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已幾達極限。事件曝光後，一個名為「水花征服者聯盟」的280多人微信私密群組對話截圖開始在微博等平台瘋傳，網民亦紛紛轉發截圖並強烈譴責。及後，培訓全紅嬋的廣東省二沙體育訓練中心向公安機關報警，當局迅速介入，拘留涉案群主並處罰相關人員，社會輿論亦普遍表達對她的同情與支持。

內地「飯圈」文化：捧殺與棒殺的兩極拉扯

說到內地的「飯圈文化」[2]，原指粉絲圍繞偶像形成的社群，但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其運作邏輯逐漸變得極端。全紅嬋所面對的「飯圈文化」，就是「造神」與「毁神」的兩極拉扯：在剛奪得冠軍時，人人稱她為「天才少女」；但到了因發育而導致技術狀態出現波動時，就惡言相向。

另外，在競爭劇烈的體育領域中，運動員不只是競技者，也會被賦予明星屬性。粉絲之間可能不會單純支持，會透過比較而形成「捧一踩一」的對立現象，以「維護偶像」為名，對其他運動員進行攻擊，將這種行為視為「忠粉」表現。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偏好爭議與衝突，使極端言論更易傳播，容易進一步激化網民情緒，失去理性判斷。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身心影響

從全紅嬋這個案例來看，對家長而言，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網絡生態對發育及成長中青少年的影響。十多歲的青少年，根據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正處於尋找自我認同，探索「我是誰」的關鍵階段，對外界有關自己的評價極為敏感。當他們長期接觸充滿比較、批評甚至羞辱的內容時，容易產生焦慮與自卑，有可能會陷入迷惘與角色混淆，未能確立人生目標和價值觀。

全紅嬋因體型變化而受到攻擊，正反映出社會對外貌的單一標準，這種標準會被青少年內化，有可能會影響其自我價值。當「被看見」與「被認可」掛鈎，青少年可能會逐漸忽視現實生活上的真實需要及自我感受，轉而為了獲得關注及迎合主流審美與評論。當自我價值建立在外界回應上時，遭遇負評便會容易陷入情緒波動。

應對網絡討論文化與年齡限制的思考

幸好，內地主流媒體與社會輿論普遍仍會呼籲抵制畸形的「飯圈文化」，強調理性支持、同理心及尊重，網絡言論應有界線及負責任。因此，網民應藉由培養網絡素養及建立理性的討論文化，意識到其言論會對所評論的人產生影響，在發表意見前，應思考其必要性與後果，亦應知道要負責任。如見到不當言論或網絡欺凌，網民亦可善用平台的舉報機制，以阻止事件惡化。

而對於社交媒體使用設立年齡限制，近期多國已開始實施及探討如何作出限制及保護青少年，這的確是一個值得審慎討論的問題。青少年在心理與認知上尚未成熟，較易受外界影響，適當的年齡門檻或分級制度，將有助於降低風險。

總括而言，培養網民（不單是青少年）的媒體素養教育，讓他們理解網絡信息的運作方式、學習辨識偏見與操控，並培養同理心與自我保護能力是極為重要的。全紅嬋的經歷提醒我們，即使是為國爭光的金牌得主，也難以避免受到網絡暴力的傷害。對香港家長而言，這不單並非遙遠的個案，更是一面鏡子，反映出網絡暴力如何給青少年造成壓力及負面影響。社交媒體應該是被善用來讓大家互相溝通，而不應成為造成心靈傷害的平台。

近月，歐洲Gen Z年輕人(約14-29歲)掀起了一股「離線潮」（Offline Trend），他們主動減少社群媒體使用、擁抱實體活動，開始在數位時代減少與手機連結。早前，英國就有報導指出，有近四份之一人在過去一年裡刪除了社交媒體應用程式；而在Ｚ世代中，這一比例上升到近三份之一；更有媒體指這股浪潮已從個人選擇演變為文化現象。

數位疲勞：在過去一段長時間裡，演算法以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錯失恐懼）令人沉迷於無止境地滑動手機，讓人陷入碎片化注意力、孤獨與焦慮。不少歐洲Gen Z率先反彈，轉向JOMO（Joy of Missing Out／錯過的快樂），選擇拿回注意力主權，為奪回時間與心靈自由而作出積極行動。

從報道可見，阿姆斯特丹的「離線俱樂部」（Offline Club）已吸引了不少追隨者，參與了無手機的實體聚會，透過創意活動、閱讀、寫作或解謎來與「自我」連結；羅馬街頭則出現男性編織團體，透過手工突破性別規範、帶著熱情與人一起投入興趣活動，加強連結及成就感。

在離線狀態下，注意力沒有被手機打擾，讓人能慢慢恢復深度專注。停止使用社交媒體，可以不必因為經營帳戶，希望獲得網友認同，過度檢視自我形象而變得失去了自己；他們可以透過離線而重建內在掌控感與心理韌性。面對面真實的互動，取代網上既虛擬又不實在的社交。

希望香港的青少年也可以追上這「潮流」，從中獲得生活上的平衡，讓他們可以回歸個人對時間、對自我認同的掌控權，透過實體的社交活動提升幸福感，培養出真實社交技能，不必只追求社交媒體裡followers的按讚互動。

參考資料:

〈Z世代發起「離線挑戰」！棄用社交平台　擁抱「舊式生活」︰不上網才有型〉。香港經濟日報　2026年2月11日

〈手機再見! 歐洲吹起「離線社交」風 年輕人決定「登出」找自我〉。Focus 全球新聞. 2026年5月5日

北愛爾蘭，一個我年少時常關注的地方，因為當時常有炸彈襲擊的新聞，原因是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的衝突。這是政治問題多於宗教，但也有我年輕時喜愛的曼聯球星佐治貝斯（George Best)，又有後來敬重的神學家魯益思（C.S. Lewis），以及與鐵達尼號的傳奇有密切關係。

然後，最近一個偶然，巧遇一位專業專題導遊弟兄，來我在St.Neots家探訪，並鼓勵我往參觀鄰近城市（Olney)，說這是聖詩「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作詞人約翰牛頓（John Newton)服侍主的教堂和他的墓地的小市鎮，導遊弟兄帶我參觀，朗朗上口又富感情地介紹牛頓的生平，我是受到感動。

對我來說其中一個亮點，是詩人在我目前常去短宣的北愛爾蘭對開的大海遇上極兇險的風浪，在預計九死一生的處境下，就跪下禱告，蒙主施恩憐憫保存了生命，並經歷重生得救，而他當時是正在參與販賣黑奴的生意。一個十一歲就跟父親過航海生活，習染一切海員的壞習慣行為，又做販賣奴隸的工作，完全忘記了母親對他的宗教教育，在北愛的海上記得母親的榜樣，蒙主憐憫得拯救，然後慢慢成長，成為牧師、300多首聖詩的作者、宣教士及倡議廢除奴隸制度的勇士，終年82歲，感受恩典人生而離世。

我年少時的英雄佐治貝斯，生於北愛雨爾蘭貝爾法斯特，他是曼聯球會的傳奇，曾在一場職業足球聯賽射入六球，為球隊帶來許多貢獻，至今仍未有人打破這個紀錄。但是他的浪子性格，使他沉溺在酒色財氣中，不能自拔，也因嚴重酗酒，於2005年因酒精引發疾病逝世，終年59歲。他在足球界的貢獻只是十多年，叫人覺得遺憾和傷感！

同是浪子，佐治貝斯曾經是擁有財富名譽地位的人，牛頓卻是一個教會的牧師和社會運動人物，雖然都已離世，卻給人有極不同的懷念。牛頓繼續給人積極的鼓勵，對生命充滿感恩和珍惜，叫人對他敬愛有加。四月北愛短宣，遇到的人和事，叫我想起他們的人生對照。緊接著是巴黎和圖盧茲的法國短宣，今日完成巴黎一站，轉往圖城，在乘七個小時的火車內寫下近日的分享。我在教會曆復活期的證道，都是這樣的人生反省和勉勵。求主施恩憐憫使用。

在美國歷史發源地的沉思

最近，內子與我一同造訪了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這座城市被譽為美利堅合眾國歷史的發源地，漫步其間，彷彿能聽見兩百多年前建國先賢們激昂的辯論聲。我們遊覽了那些在教科書中耳熟能詳的名勝古蹟：討論並簽署憲法的獨立廳、經歷過早期政權更迭的總統住所遺跡，以及見證了與英國教會切割的基督教會堂址。然而，在眾多古蹟之中，最令我們駐足良久、陷入深思的，莫過於那口象徵自由的「自由鐘」（Liberty Bell）。這口鐘不僅僅是一件青銅鑄造的文物，更是一個充滿哲理性的象徵。它的身上赫然存在著一道巨大的裂縫，這道裂縫並非設計者的本意，卻陰差陽錯地成為了民主自由最深刻的隱喻：自由從來不是完美的，它從誕生之初就帶有瑕疵，且極其脆弱，需要每一代人的守護與修補。

自由鐘的傷痕：一段不斷開裂的歷史

要理解這道裂縫的象徵意義，必須回溯其曲折的歷史。自由鐘的傳奇始於1751年，當時賓夕法尼亞省議會為了慶祝威廉‧佩恩（William Penn）頒布《權利憲章》五十週年，向倫敦訂購了這口鐘上面刻著：「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是《聖經‧利未記》二十五:10中的一句經文。

然而，命運似乎從一開始就在試煉這份自由。1752年，這座鐘運抵費城，但在第一次試敲時，鐘緣就出現了破裂。當地的鑄造匠帕斯（John Pass）和斯托（John Stow）試圖修復它，他們將原鐘熔化，並在青銅合金中加入了更多的銅，試圖降低其脆弱性。然而，第一次重新鑄造的效果並不理想，聲音嘶啞難聽；於是他們又進行了第二次嘗試，雖然聲音有所改善，但金屬的質量依然不夠穩定。

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這口鐘見證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烽火，直到1835年，傳說在為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舉行葬禮時，鐘體再次出現了明顯的裂紋。到了1846年，為了慶祝華盛頓誕辰，人們試圖再次敲響它，結果裂縫急劇擴大。為了阻止裂縫繼續蔓延，工匠們採取了一種稱為「鑽孔」（drilling）的補救措施，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那道寬闊而深邃的「拉鏈狀」痕跡。遺憾的是，修補並未能根治問題，鐘體內部細小的裂紋依然在擴散，最終導致它在十九世紀中葉徹底失聲，再也無法發出清脆的迴響。

權力的擠壓：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考驗

轉眼望向今日的美國，自由的裂縫似乎正處於自內戰以來最嚴重的時期，自由的價值觀正遭受著來自朝野上下、政治建制與極端民粹的雙重夾擊。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曾是全球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標竿，但在近年來的政治狂飆中，這塊基石正被不斷侵蝕。特朗普總統在任期間及其政治生涯中，曾多次公然指控主流媒體為「國家的敵人」（Enemy of the People），這種辭令不僅僅是政治修辭，更轉化為實質性的打壓行動。他及其團隊多次採取報復性訴訟手段，試圖通過法律成本令不符合其立場的媒體噤聲。例如，他曾針對《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發表的不利報道發起誹謗訴訟，儘管許多案件最終被駁回，但這種「戰略性抵制公眾參與訴訟」（SLAPP）的行為，無疑對媒體的監督功能產生了寒蟬效應。

此外，在追求邊境安全的名義下，基本的法治精神與人權價值有時也被遺忘在權力的暗角，例如在明尼蘇達州先後有兩名示威者被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執法人員槍殺。另一個令人心碎的例子是關於85歲的老婆婆羅斯‧馬赫（Marie-Thérèse Ross-Mahé）的故事。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儘管這位高齡老人嫁給了一位美國退伍軍人，並且正在申請綠卡，但在丈夫去世後，她被ICE拘留了十六天，期間經常被戴上鐐銬，並遭受嚴苛對待。為當局辯護的人指出那老婆婆逾期居留，ICE無非依法辦事，但有必要對一個85歲的老太太上手鐐嗎？當一個政府為了排斥「他者」而踐踏基本的人文關懷時，那口象徵普遍自由的銅鐘，便又多了一道細長而陰冷的裂口。

社會的撕裂：暴力與一言堂的興起

如果說權力的膨脹是來自「上方」的壓力，那麼社會的撕裂則是來自「下方」的動盪。在今天的美國民間，包容與理性的對話空間正被急劇壓縮。左派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以道德制高點自居，動輒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社會性抹黑與封殺；而右派的民粹主義則以反體制為號召，助長了對傳統權威的極度不信任。雙方都試圖建立屬於自己的「一言堂」，將政治對手視為必須消滅的仇敵。

最令人警惕的是，語言的暴力正逐步升級為實質的政治暴力，特朗普總統本人就曾遭遇過三次暗殺企圖，這種極端行為直接挑戰了民主程序的合法性。然而，他並非唯一的受害者，近年來，美國政壇充斥著政治動機的暴力陰影：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的丈夫保羅‧佩洛西在自己家中遭到歹徒持錘襲擊；共和黨黨鞭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棒球場遭到槍擊；保守派政治活動家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校園辯論中被暗殺；甚至在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暴力衝擊。這一片腥風血雨不禁令人勾起了上世紀六零年代的恐怖回憶，在那個時段，約翰甘迺迪總統、馬丁路德金牧師、Malcolm X、羅拔甘迺迪先後被暗殺。當子彈代替了選票，當暴民衝向憲政的殿堂，那本已脆弱的自由鐘，彷彿正在這震耳欲聾的暴力聲中崩潰瓦解。

結語：脆弱的燈塔與永恆的警示

美國曾長期被視為世界自由民主的燈塔，1861 年 2 月 22 日，林肯總統在獨立廳發表講話，他說：「《獨立宣言》的精神……不僅賦予了這個國家的人民自由，而且，我希望也賦予全世界人民自由，直到永遠。」自由鐘曾經啟發和鼓舞了無數自由鬥士，例如1830年代反奴隸制度人士便以自由鐘作為這運動的符號；1915年美國女權分子為了爭取投票權，便仿效自由鐘而鑄造了「公義鐘」。

1963年，馬丁路德金牧師在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中，他曾深情呼喚「讓自由之聲響徹雲霄」（Let freedom ring），這並非指某一口具體的鐘，而是一種深具宗教與文化象徵的修辭傳統。鐘聲在西方文化中象徵宣告與召喚，而自由鐘正是這一象徵的歷史凝聚。因此，金恩並非要敲響費城那口早已沉默的銅鐘，而是將其精神轉化為一種遍及全國的道德呼喚，讓自由從每一座山巔、每一片土地上「迴響」。

1993年7月4日，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與總統克拉克（ F. W. de Klerk ）於費城共同獲頒自由勳章，象徵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在儀式中，兩人參與了象徵性的敲鐘活動，以呼應自由鐘所代表的理念。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自由鐘本身早已因裂縫無法再被敲響，這一動作更像是一種歷史與理想的象徵性延續，而非實際的鐘聲再現。這些民主鬥士的足跡證明了自由鐘在全球範圍內的感召力。

然而，今日我們在費城所見，卻是一個充滿警示的景象。自由鐘經過多番修補，試圖掩蓋那道裂痕，但它從來沒有真正縫合過，也再也無法承受敲擊。這或許就是歷史給予我們最真切的啟示：民主自由並非天然存在的萬古磐石，也不是一旦建立就能永垂不朽的千秋基業。它在本質上是脆弱的、不完美的，是依賴於公民的節制、法律的公正以及對不同意見的包容來維繫的。

看著自由鐘上的那道裂口，我意識到，這道裂縫並不是自由的終結，而是自由的真相。我們必須承認它的脆弱，才能學會如何小心翼翼地呵護它。如果我們放任權力的傲慢與民間的暴戾繼續撕扯這份契約，那麼這口鐘將不僅僅是停止鳴響，它最終可能會在劇烈的衝突中徹底碎裂。費城的鐘聲雖然靜止了，但它留給世界的思考，卻應當在每個追求自由的人心中長鳴不止。

英國進入夏令時間，日照時間之長似乎是在彌補冬季時所缺乏的陽光。童年時在文章裡所讀到的「春回大地」、「乍暖還寒」、「百花盛開」等字詞，此刻卻能親身體會到。一天經歷不同的天氣也是常有的。早上只有攝氏四、五度，但下午可以回升到二十多度。剛才還天朗氣清，但突然卻可以下冰雹，不到半小時，又可以再見陽光。在南部晴朗時，在北部或西部可能是處於狂風暴雨。情況跟在台灣差不多，當台南、台北在放颱風假時，台中卻仍要依舊上班、上課。故此，居住在台灣或英國，天氣不僅是用來「談論」的日常話題，更確實是我們需要留意的生活「資訊」。

至於有效接收「資訊」這一回事，其實並不太在乎「資訊」本身的真確性，而更多的是關乎「資訊」的發放人或發放的方式。異端邪教吸引大量信眾，往往並不是內容，而是靠一名極具魅力的領袖。相反的例子就是，一個「光頭佬」推銷生髮水，生髮水縱然有神奇特效也沒有用，因發放資訊者本身就顯得沒有絲毫的說服力。當一個打壓言論自由的政府，怎樣宣傳自己是聽從民意或鼓勵人民自由表達，也不會有人相信，極其量只會獲得一些「唱好」、「附和」的訊息。

話說回來，任何的氣象數據是客觀的，難以造假。但如何讓這些「硬性」資訊有效地傳遞？一個讓大眾受落的天氣報導員是不可或缺的。

近日，BBC Breakfast天氣報導員Carol Kirkwood的離任，竟成為不少人心生感觸的事情。她在這直播的崗位上已超過二十五年。在四份一世紀內，差不多每天出現在英國民眾眼前。筆者來英數年，每天習慣收看BBC Breakfast。不僅是藉此提昇一下英語的聽力，也可以從中多聽一些趣聞逸事或多了解一下英國人所關心的事情。當中，Carol的天氣報導確實叫人印象深刻。她的笑容、聲線、眼神，在外景直播時與他人的互動，也能給人一份滿有活力的感覺。尤其在陰沉鬱悶的冬天，在她報導天氣時，能予人一點點晴天的感覺。

一月份，在Breakfast的直播中，主持人以訪問對話的形式跟Carol一起宣佈離任的消息。主持人眼泛淚光顯出不捨之情，亦能引發觀眾們的共情。而這公開的道別機會，在筆者眼中，已是電視台給予員工最大的榮譽。怎料到，這只是前菜一碟。

Carol公開宣佈離任後仍繼續主持天氣直播，到四月初才正式告別。三個月的通知期，原來並不是單單給予公司，同樣是給予公眾。四月初，在她離任前的數天，電視台安排她回到一些曾到訪過的地標作直播。而相關的單位、機構在直播末段，送她一些具紀念價值的禮物，交流一下過去相遇的回憶，表達彼此不捨的情懷。其中極具歷史性的花園RHS Garden Wisley[1] 更把其中的氣象站重新命名為：The Carol Kirkwood Weather Site。就是把一個現代的人物，存留在歷史之中。在最後直播的一天，更是一連串的催淚場面。播放一些她的歷年出鏡片段之餘，更附加不少名人、摯友錄像表達對她的謝意。在眾人的真情流露下，竟把首相給她數句祝賀也比了下去。最後，一眾同事出現在直播室，並不是拍拍手，就草草了事，而是有十多分鐘彼此的交流、分享。[2] 一名天氣報導員能得到如此榮譽及認同，除了她把重要的「資訊」帶給眾人，更是她同時把一些暖意透過她的工作傳遞出去。同事們給她的回饋，可見到她在台前幕後，也是予人鼓勵及支持。

無疑工作是佔據我們生活極大的部份。與同事見面的時間，肯定多於我們與家人的相處。若我們未能與同事建立到良好關係，或從工作中有所發揮或獲得滿足。當我們離任時，就只剩下一份失落，沒有甚麼可以帶走。

在講求盈利、收視的電視台，顯示出對員工的重視。或許，有人仍尖酸地說：「這不過是電視台推高收視的伎倆」。但不管怎樣，在整段離職的過程中，但真實地傳遞著「人情味」，叫人感到溫暖，這正正是冷漠世界中，極需要的養份。

「天晴」的日子不一定每時出現，但「人情」帶來的溫暖，卻可以透過你／妳和我，每刻的發放。

Good Friday的Good肯定是對「人」而言，並不是指向將要受苦的主耶穌。今年，參與了雷汀華人基督教會的受苦節默想聚會：「與主同行苦路」。
安靜、默想，遠勝喋喋的大道理。

當天的扎記如下：

第一站：耶穌被判死刑
無罪的竟被判
為何
        為我
有罪的竟被赦
為何
        為愛

第二站：耶穌背十字架
　背起　是重　是累　是苦
走上
        因主
                曾走上

第三站：耶穌第一次跌倒
無力　再多的鼓勵　無助

第四站：耶穌遇見母親
關係　與人　不易
　神看重
　　人輕視
關係

第五站：西門助耶穌背十架
接受？　拒絕？
        示弱的勇氣

第六站：韋蘿妮嘉[1]拭抹耶穌的臉
走近受苦者
        害怕受牽連
        連於受難主

第七站：耶穌第二次跌倒
跌倒　再起
        再起　跌到
站穩　靠主
        靠主　站穩

第八站：耶穌對婦女說安慰的話
哭　為所看到的
        為未尚見到的
        為他者
        為自己
哭　因仍有愛　仍有情

第九站：耶穌第三次跌倒
再三
        堅持                        放棄
                代價                        代價
                        沉重                        更重
                        　　生　        與    　　死

第十站：耶穌被剝去衣服
失去一切
        得到所有
　            死    與    生

第十一站：耶穌被釘在十字架
十架上　能看見　甚麼？
                看見無能的自己
                看見無望的他者
                看見當下
                看見將來

第十二站：耶穌死在十字架
死　在人　終局

第十三站：把耶穌從十字架上取下
……….

最後一站：把耶穌遺體安放在墳墓
黑暗　冷　絕望
　迷茫的當下
　沉默的躺著
　失焦的目光
　面對未知的將來

受難節翌日，坐在電腦前記錄這一段文字，仿如昔日於斗室內，門徒傷痛地思念恩主的種種。不同的是我們已知祂已復活！亦因著已知，反倒叫人不懂珍惜。我們享受著假期的種種，多於記念上主為我們所付的重價。更有不少的人，縱然已知，卻選擇不信。

祂是愛我（們），為我（們）捨己！

引言：當教育失去「摩擦力」

在當今的教育體系中，教師與家長們正集體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普遍學生的學業表現下滑、注意力碎片化，以及對深奧知識的排斥，已成為全球性的現象。與此同時，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強勢介入，讓獲取答案變得前所未有的輕鬆，用戶只需輸入一個指令，複雜的論文、精準的代碼或是數學題的解法便能瞬間生成。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股「回歸古典」或者「向高難度挑戰」的浪潮應運而生。以美國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與聖母大學哲學教授梅根‧蘇利文（Meghan Sullivan）為代表的評論家，主張重新引入拉丁文或微積分等傳統上被認為「艱深且無用」的學科。他們認為，教育之目的在於透過高度心智挑戰來培養學生的「沉思」（Contemplation）能力。然而，這種主張究竟是挽救認知危機的良藥，還是一種建立在統計誤讀上的懷舊情懷呢？

海格塞斯的「古典藥方」：拉丁文與學術優勢

在《美國心靈之戰：剷除一世紀的錯誤教育》（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 Uprooting a Century of Miseducation）一書中，海格塞斯猛烈抨擊現代世俗教育、自由派教育，他推崇的是一種「古典基督教教育」（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而拉丁文則是其課程核心之一。

海格塞斯指出，雖然拉丁文常被戲稱為「死語言」，但它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實證數據：學習拉丁文的學生在SA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中的表現，通常比未學習者高出 100 分以上。很多古典教育支持者主張，拉丁文這種結構嚴密、語法複雜的語言，能有效地「鍛鍊」大腦，提升邏輯推理與詞彙解碼能力。在他們看來，這不單是學習一種語言，更是一種類似於「心智舉重」的過程，能讓學生在面對其他學術挑戰時更具競爭力。

蘇利文的哲學辯護：微積分與沉思的價值

聖母大學哲學教授蘇利文則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這一論點。在今年3月24日加拿大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舉辦的倫理講座中，蘇利文坦承在自己的哲學研究與教學工作裏面，學生時代學過的微積分幾乎毫無用處。然而，她卻堅信這門學科的價值。蘇利文認為，微積分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難，這種難度迫使學生必須付出極高的注意力和長時間的沉思，這正是現代生活最稀缺的品質。

蘇利文憂心忡忡地指出，當今的技術環境（尤其是人工智能）正在有系統地剝奪人類的沉思空間。當工具讓一切變得太過容易，學生便失去了與複雜問題「搏鬥」的機會。她認為，教育的本質應該是引導學生進入一種深刻的思考狀態，而像微積分這樣具有高度心智需求的學科，正是通往沉思聖殿的門徑。

數據背後的真相：虛假相關與選擇偏誤

面對海格塞斯提出的「SAT高分」神話，我們必須以科學的嚴謹性進行拆解。統計學中有一句名言：「相關性並不必然引申出因果關係」（Correl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causation）。學習拉丁文與高學術表現之間的聯繫，極大可能是一種虛假相關（Spurious Correlation）。

這些數據存在着選擇偏誤（Selection Bias）的問題，會去選修拉丁文或進入古典基督教學校的學生，通常來自於更重視教育、經濟實力更雄厚的家庭。這些學生在接觸拉丁文之前，就已經具備了較高的基線認知能力與家庭資源支持。換句話說，並不是拉丁文讓他們變聰明，而是那些本身聰明且資源豐富的學生，更有可能出現在拉丁文的課堂上。此外，社會經濟地位是SAT分數最強大的預測指標。如果我們控制了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等變數，拉丁文帶來的所謂「分數優勢」往往會迅速萎縮，甚至消失。

唯一路徑的謬誤：心智訓練的多樣性

古典和高難度教育擁護者的邏輯，本質上是十八世紀「官能心理學」（Faculty Psychology）的現代復興。這一學派將人類的心智想像成一組由不同「官能」所組成的機器，如記憶、推理、意志、注意力與想像。在這種觀點下，大腦被賦予了一個極其直接的比喻：肌肉。正如舉重能強化二頭肌，官能心理學主張，透過接觸極度艱深的學科，可以整體性地強化心智的「推理肌肉」或「記憶肌肉」。

這種理論直接催生了教育史上的「形式訓練說」（Formal Discipline），其核心教條是：教育的價值不在於學科的「內容」，而是在於「形式」。因此，拉丁文的變格、幾何的證明、或是複雜的微積分，被視為心智的「健身房」。

然而，這種「心智舉重」的理論在二十世紀初便遭到了心理學界嚴厲的科學修正。實驗心理學先驅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透過一系列研究證明，不同領域之間的學習遷移（Transfer of Learning）是有限制的。他提出「相同元素論」（Identical Elements Theory）：一個人在拉丁文課堂上訓練出的邏輯能力，並不會自發性地轉移到商業決策或社會互動中，除非兩者之間存在高度重疊的具體元素。同樣道理，熟悉微積分會令你更有能力解決數學問題或者編碼，但它不會幫助你吟詩作對。這解釋了為什麼社會上有很多「聰明笨伯」，一個在某領域上登峰造極的博士、教授，可能理財完全無方，對政治時局分析一塌糊塗，甚至生活的常識都一竅不通。

訓練「沉思」與「專注」並沒有所謂的「唯一路徑」。如果一個學生對古羅馬歷史、天主教神學、西方古典經典毫無興趣，強迫他背誦拉丁文變格可能只會導致挫敗感與厭學情緒，而非深度的沉思。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些自小被迫學習彈鋼琴的兒童，長大後對音樂敬而遠之。

其實，許多現代學科同樣具備極高的心智需求，例如編寫複雜的 C++ 或 Java 程式、推導量子物理公式，或是進行嚴謹的歷史文本互校。這些學科同樣需要「心智舉重」，且具備更高的現實連結性。

認知的危機：當人工智能帶走了「合意的困難」

雖然我質疑微積分的特殊地位，但古典教育強調的紀律性與長時間專注，確實在某些學習情境中具有價值，而且，蘇利文對「人工智能讓學習變得太容易」的擔憂卻是非常精準的。在教育心理學中，這涉及到兩個互補的核心概念：羅伯特‧比約克（Robert Bjork）提出的「合意的困難」（Desirable Difficulty），以及心理學家維高斯基（Lev Vygotsky）著名的「近側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合意的困難」指出，當大腦在學習過程中遇到適度的阻力與挫折時，神經連結才會更加深刻。而維高斯基則進一步定義了這種「難度」的精確範圍：學習不應發生在學生已熟練的「已知區」，也不應發生在令其絕望的「不可及區」，而應發生在那個「獨自無法完成，但在適度引導下可以達成的「ZPD甜點區」。在這個區域內，學生必須進行深度的尋索和犯錯，這正是沉思力與注意力被喚醒的時刻。

然而，人工智能的介入正在消除這種必要的摩擦力和甜點區。當學生遇到數學難題，大型語言模型會直接給出過程；當需要撰寫報告，它會代為構思。這種「認知外包」（Cognitive Offloading）雖然提升了效率，卻有可能導致了心智的萎縮。如果教育完全去除了摩擦力，學生就像是在光滑冰面上行走的人，雖然速度很快，卻無法留下任何足跡。這種「認知退化」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我們確實需要某種困難來錨定學生的注意力。

重新定義優質教育：有意義的難度

不過，我們不應在「易過借火」與「盲目追求高難度」這兩個極端之間跳躍。好的教育不應是強迫每個學生去鑽研對其毫無意義的「死語言」或「冷僻數學公式」，而是要確保每個學生都能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中，找到那個能讓他們進入「心智激戰」的挑戰，這就是「有意義的難度」（Meaningful Rigor），所謂有意義的難度，是指難度與個體動機、情境與未來目標高度耦合的學習挑戰，舉例說：

• 對於醉心藝術的學生，挑戰應來自於拍攝鯨魚跳出水面轉身的照片，或者在鼻煙壺裏面繪製內畫。
• 對於志在神學或歷史的學生，學習希臘文或希伯來文以解釋聖經和閱讀原典，便是其沉思的磨刀石。
• 對於熱衷數據分析的學生，深奧的高等統計學、數據科學、機械學習則是訓練邏輯精準度的不二法門。

教育者的使命，是為學生找到那塊「值得為之流淚、流汗、流血」的磨刀石。我們必須對抗人工智能帶來的盲目便利，重新在課程中設計「有意義的難度」，但這種困難必須與學生的熱情與未來方向連結。

此圖片由AI生成

引言

在最近的一場研討會上，有一位參加者問我，在當今政治兩極化的情勢下，美國是否可能逐步滑向內戰。我回答說，雖然緊張局勢持續升溫確實是可能的，但美國歷史同時也展現出一種反覆出現的模式：制度韌性、協商解決，以及長線和解。當我提到美國歷史時，讀者或許會預期我將討論圍繞奴隸制度而爆發的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然而，在這篇文章中我想探討另一場較少被提及，卻同樣重要的衝突：19世紀中後期，美國聯邦政府與猶他州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摩門教徒）之間的對峙。

摩門教徒的迫害和西遷

在19世紀，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簡稱摩門教）的成員在美國中西部各州遭受到強烈的迫害。1844年， 教會創辦人約瑟‧斯密（Joseph Smith）在伊利諾州卡西奇（Carthage）監獄中被暴民殺害。他的死亡加劇了信徒的恐懼，他們認為在既有州份中，和平共存已不再可行。

在楊百翰（Brigham Young）的領導下，摩門教社群於1846年開始大規模西遷，穿越大平原前往鹽湖谷。當他們於1847年抵達鹽湖谷時，該地仍屬墨西哥領土；直到美墨戰爭（1848年）後才成為美國的一部份。1850年，楊百翰被總統米勒德‧菲爾莫（Millard Fillmore）正式任命為領地總督，然而，他同時兼任宗教領袖與領地總督的雙重身份，使宗教與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其一身。

為了重申聯邦政府在猶他的主權，1857年總統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派遣聯邦軍隊前往猶他，以安插新任總督。這事件被稱為猶他戰爭（1857–1858），雖然它並未升級為大規模戰鬥，但這反映了華盛頓與摩門教徒之間深刻的不信任。摩門教徒擔心再次遭受迫害；而聯邦官員則擔憂神權政治帶來了地方分離主義。

猶他戰爭與山地草原大屠殺

在這樣的緊張氣氛下，美國發生了西部歷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山地草原大屠殺（Mountain Meadows Massacre）。1857年9月，由約翰‧李（John Lee）領導的摩門民兵，聯同部分南派尤特族（Southern Paiute）盟友，襲擊了一支途經猶他南部、前往加州的貝克–芬徹（Baker-Fancher）移民車隊。在五天圍困後，民兵領袖提出虛假的停戰協議。當對方交出武器後，摩門教民兵殺害了約120名男子、婦女與較年長的兒童，僅有17名幼童倖存。

無論依據十九世紀或現代標準，這場屠殺在道德上都無可辯護。這些移民並未對猶他構成有組織的軍事威脅。以欺騙手段誘使對方投降後再加以殺害，不僅違反當時的戰爭準則，也違反基本的人類倫理。

1859年，聯邦政府派人前往現場調查，證實了元兇是摩門教。然而，由於多重因素，故此起訴極為困難，這些因素包括了地方居民的抵制、聯邦在領地內能力有限、證人受恐嚇，以及當時整體政治局勢的不穩定。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後，聯邦政府的政治與軍事重心轉移，摩門教得到喘息的機會。直到數十年後，約翰‧李於1877年受審並被處決，這是遲來的公義，但公義不會缺席。

南北戰爭期間疏離的「忠誠」

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時，猶他領地並未脫離聯邦，且在形式上保持對聯邦的忠誠。楊百翰宣稱猶他「堅定支持憲法與法律」。然而，這種忠誠是謹慎而複雜的。許多摩門教徒私下將南北戰爭視為上帝對美國的審判。

猶他並未派兵參與蓋茨堡（Gettysburg）或安提坦（Antietam）等東部重大戰役。林肯總統授權楊百翰組建了史密斯騎兵隊（Lot Smith Cavalry），負責保護電報線與陸上郵件路線，以避免這些重要設施受原住民攻擊，這使聯邦軍能將人力集中於其他戰場。

儘管猶他在形式上忠於聯邦政府，但政府仍然不信任摩門教。1862年，派翠克‧康納上校（Patrick Edward Connor）率領加州志願軍進駐鹽湖城，並在城外高地建立道格拉斯堡（Fort Douglas），確保猶他州處於監視之下。

漫長的和解過程

南北戰爭結束後，聯邦政府愈發專注於1856年共和黨政綱中所稱的「野蠻雙重遺物」（Twin Relics of Barbarism）：奴隸制與多妻制。隨著奴隸制度被廢除，聯邦政府的焦點全面轉向猶他領地的多妻婚姻。聯邦政府通過了反重婚法律，並且加強執行，國會將多妻制定為刑事犯罪，剝奪許多摩門教徒的投票權，又解散了教會的法人地位，並沒收教會財產，數百名男子因違反法例而入獄。

到了1880年代末期，摩門教在強大壓力下面臨存續危機。1890年，教會會長威爾福德‧伍德拉夫（Wilford Woodruff）正式勸告信徒停止締結違反聯邦法律的婚姻。儘管多妻婚姻並未立即消失，但這宣言標誌著一項決定性的制度轉向，移除了取得州資格的主要法律障礙。1896年1月4日，猶他正式成為美國第45州。雖然這並未抹去過往的敵對歷史，但象徵猶他正式整合進入聯邦體制。若從1857年猶他戰爭算起，到取得州資格為止，和解過程約歷時三至四十年。這既非立即完成，也非簡單順利，但最終避免了領地與聯邦政府之間的大規模內戰流血。

和解的另一個里程碑發生在21世紀，2007年，亦即是山地草原大屠殺150週年之際，摩門教領袖公開對事件表達深切悔意，表示真相「令我們深感悲痛」，並重申耶穌基督的福音不容許這樣的殺戮，這項承認代表著面對歷史錯誤的真誠努力。

對今日的啟示

儘管人類的歷史染滿鮮血，但最黑暗的雲層後往往仍有一線光明。在許多全球衝突中，勝者全取（The winner takes all），敗者則遭到摧毀。然而，美國在南北戰爭（1861–1865）後的經驗，卻提供了一條不同、儘管並不完美的道路。南北戰爭之後北方聯邦政府並未對南方邦聯領袖進行大規模處決，而是積極地重建南方。儘管南方出現沒收財產、政治剝奪、公民權爭議與暴力動盪，卻沒有發生過針對前邦聯菁英的系統性大規模報復。像羅伯特‧李（Robert Lee）這樣的南方將領，最終得以回歸平民生活。儘管重建時期充滿爭議且並不完美，但它仍然反映出國家選擇和平共存，而非追求徹底毀滅對方。

同樣地，在聯邦與猶他的衝突中，政府傾向於依賴法律與政治壓力，而非持續軍事鎮壓。摩門教社群亦做出重大讓步：放棄曾被視為神聖啟示的多妻婚姻制度。在一個高度兩極化的時代，這場十九世紀的衝突提醒我們：憲政爭議可以升級，但也可以降溫。制度性的自我修復極少一蹴可幾。它需要克制、漸進調整與痛苦妥協。和解並不抹除不義，也不意味道德等同；它反映的是一種面對歷史真相和錯誤的勇氣，一種高瞻遠矚的選擇：共建與共享未來，而非無止境的報復。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一直被限制使用的Google Gemini宣佈全面開放給香港用戶，使用AI工具在香港愈來愈普遍，特別是在學校。學生利用AI學習的情況增加，學習效率預計有重大的提升，然而卻藏著隱憂。雖然，教育局已推出《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智啟學教計劃等來支援學校的人工智能教學，然而以上計劃只聚焦於學術誠信、加強人工智能技術等層面。目前的倫理框架尚未觸及一些教育本質問題，包括如何重塑學生的認知結構等。香港的AI發展速度遠遠超越倫理框架的制定，我們必須在學生廣泛應用前，先建立清晰的倫理框架，才能讓他們安心運用。

AI的介入有機會讓學生的認知結構從「主動探索型」轉變為「被動反饋型」，他們或會逐漸出現學習疏離。學習疏離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產生情感疏離，師生關係弱化或喪失自主學習能力的現象。AI若使用不當，不單引發這種疏離，更會令他們脫離學習主體，失去批判思考能力，甚至淪為數據演算法的被動接收者。再說，學生若最終變成無條件信任AI提供的資訊，一旦AI訓練數據不完整或存在偏見，產生的答案便可能有偏差或錯誤。若程式設計不完善，隱藏偏見，暗中傳播壞的意識形態，更加危害學生。AI無疑是有助學習的教育工具之一，但正因為它的強大，我們更加必須謹慎使用，故此儘快製訂AI倫理框架刻不容緩。

業界應該積極研究不限於操守與技術的倫理框架，引導學生在使用AI的同時，必須提交使用AI的過程，如何演進及自己在作業上的貢獻﹔每天或每星期，學生可以提交AI反省，把該星期用AI的感受記下，以培養學生批判的意識，提升運用AI的道德水平，讓他們知道自己才是 AI的主導。我們要築起這道AI倫理圍牆，才能讓學生安心使用AI工具，讓AI真正成為學生學習的好幫手，而非被AI取代。今天，我們要以負責任的態度迎接這波浪潮，讓下一代在AI輔助下成長得更自主、更具批判力，而非在疏離中迷失。

參考資料：

〈Google Gemini將開放全港用戶 業界稱「龍蝦熱」曝AI港商機〉，《明報》，2026年3月1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317/s00001/1773682947349

這個農曆新年去了北愛爾蘭，協助華人教會的新春聚會、主日崇拜、小組聚會分享，探訪和約談。這裡的天氣是英國的典型，大部分時間綿綿春雨，暗暗天色，冷冷寒風，泥濘地面，但在基督裏的團聚是「高溫」的。教會有三十年歷史，崇拜分普通話堂、粵語堂和英語堂，雖然已有數年沒有牧者，以往就算有，也只是短年期的服侍，教會的各崗位都是弟兄姊妹及長老執事長期負責。而他們大部分的職業都是餐飲行業，工作時間長，體力勞動大，但卻分擔教會許多工作。除了一般事工，較特別的是接待講員的住宿與交通安排、中文學校等。崇拜人數約二百人，而網上祈禱會竟約四十人，各小組團契約有三四十人。他們有近十位部分時間或全時間接受不同方式的神學訓練。其中一位姊妹就是在教會作準傳道人。我實在為這教會在神國度中的努力很受感動，為他們自覺性參與服侍很感恩。

我在北愛這十一天的工作很具挑戰，但也很享受事奉的喜樂。在第二個主日講道前一天，忽然有些胃部不適，還好像有感冒症狀，如感到很疲累、發冷發熱等。默默禱告並吃成藥，翌日睡醒後症狀竟好轉了，像沒有病似的，由早上普通話講道到下午粵語講道，然後和弟兄姊妹一起吃晚餐後，才收拾行李和休息，第二天中午前往機場，真的經歷奇妙的恩典。北愛爾蘭的基督教信仰氣氛，較其他英國城市似乎濃厚些，在巴士車身也有聖經經文。求主復興這地。

這段北愛工作的期間，心裏也掛念在法國南部圖盧茲的華人基督徒小組的聚會安排及探訪事工，因為巴黎及盧森堡的兩位華人女傳道，都先後分別來到圖城作關懷及服侍。因此我也遠距協助籌備和聯繫。感謝主使一切都配合得很好。心裏感謝得激動，因為主沒有撇下圖城華人的需要。仰望主的引領，讓我們經歷主奇妙的作為。求主繼續帶領著當地弟兄姊妹的成長，以及小組的腳步。

家長們，當你看到孩子每天低頭滑手機、沉迷Instagram、抖音、YouTube或小紅書時，心裡是否既擔心又無奈？社交媒體（以下簡稱「社媒」）已成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份，但近年全球研究與真實案例顯示，它正悄然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自我形象與人際關係。在2025至2026年，多國更紛紛立法限制青少年接觸社媒，反映這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公共健康危機。本文整理最新數據與趨勢，幫助大家了解問題嚴重性、國際間的應對方案，以及香港現況與實用建議。

不少家長可能認為，要保護孩子，最好是不讓他們到處亂逛，以免遇上壞人或受傷，因此覺得讓他們待在家中上網會比較安全。然而，若毫無界限地讓孩子在網上瀏覽，極有可能使他們接觸到扭曲的價值觀，甚至在社媒獨自面對網民的評頭品足，承受壓力與欺凌。《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一書的作者Jonathan Haidt曾說，這種做法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1]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無可否認，社媒對青少年的影響不一定只有負面。事實上，它也是獲取支持的渠道，為青少年提供與朋友保持聯繫、分享日常的空間，讓生活聯繫變得更緊密。[2] 此外，對於少數族裔或處於孤立環境的群體來說，社媒是建立社群認同及網絡支持的重要途徑，能顯著減少現實生活中的污名化與孤立感。[3] 青少年亦可以透過主動接觸，尋找心理健康資訊，並以創意方式表達自己，從而得到自我肯定。[4]　

然而，社媒同時也是引發焦慮的「壓力源」。不少研究指出，社媒的使用與抑鬱症、焦慮症和心理壓力增加有顯著關係；每天使用社媒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面臨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會增加一倍。[5] 究其原因，是青少年正值形塑自我形象的關鍵階段，而社媒充斥著經修飾的「完美形象」，極易引發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當孩子誤以為獲得較多「點讚」的形象才是標準時，便會導致自尊心下降。報告指約三分之一的少女表示使用Instagram令她們對自己的身材感覺更糟。[6] 香港本地的研究亦指出，有近八成受訪港青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且使用習慣與焦慮程度呈正相關，反映出青少年使用社媒愈頻繁，焦慮傾向往往愈嚴重。[7]

此外，社媒上的網絡欺凌及性騷擾亦屢見不鮮，其造成的心理傷害並不亞於傳統欺凌。由於網絡欺凌24小時持續且受害者「無處可逃」，容易產生孤立感與自殺意念。[8] 統計顯示，全球約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曾遭遇網絡騷擾，香港救助兒童會2022年調查亦指出，有40%受訪學生曾至少一次在網上接觸到色情內容。[9] 其他隱患如裸聊勒索、性陷阱與詐騙、危害生命的極限挑戰、網絡成癮、睡眠障礙，以及注意力與學業成績下降等，均讓家長們深感憂慮。

澳洲先行：執行全球最嚴禁令

目前全球多國正在討論甚至立法，規管核心已從過去的「13歲同意制」轉向「15至16歲禁止或嚴格限制」，並要求平台承擔年齡驗證及移除成癮設計的責任。

其中，澳洲為全球首個實施全國性強制禁令的國家。自2025年12月10日起，16歲以下人士全面禁止擁有或創建帳戶，受限範圍涵蓋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Snapchat、X等多個大型社交平台（WhatsApp、YouTube Kids除外）。

法例明確規定，家長無法代為同意，且平台必須採取「合理步驟」驗證用戶年齡，否則將面臨高達4,950萬澳元的罰款。這項政策成效顯著，實施僅兩個多月，已刪除數百萬個違規帳號，這雷厲風行的執法表現，已令澳洲成為國際間的立法示範，引發法國、丹麥、巴西及馬來西亞等國紛紛效法（見表）。

全球青少年社交媒體規管趨勢表

（資料截止2026年3月12日，來源︰透過NotebookLM參考全球多國新聞與調查數據綜合整理）

這些變化顯示「保護優先」已成全球共識，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原定的13歲門檻實在太低，平台須負起年齡驗證及內容規管責任。而青少年須取得家長同意才能有限使用社媒，亦意味著家長對孩子上網所看的內容，應該知情及負責任。

香港未有應對策略？

2025年，香港約84.4%的市民為社媒用戶，平均每日使用1小時42分鐘。青少年使用率更高，中學生93%擁有帳戶，平均使用多於一個平台。

針對日益嚴重的網絡影響問題，有報道指香港政府已投入資源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截至去年底，醫療衛生研究基金已資助7個與青少年使用電子屏幕及社媒相關的研究項目，主題涵蓋病態使用網絡、遊戲成癮及干預策略。衛生署亦已成立諮詢小組檢視最新證據，預計於今年內提出更新的兒童及青少年社媒使用健康建議。[10]

中國內地目前已全面啟動「未成年人模式」，其核心內容包括分年齡階段內容推薦、精準時長限制（8歲以下40分鐘、16歲以下1小時、16至18歲2小時）、每天晚上10時至翌日早上6時禁入、禁止誘導性消費及強制內容篩選。香港現時仍以針對病態使用及提供健康建議的手法來面對社媒的問題，尚未針對任何年齡層訂立專門防止社媒操控的政策，可見香港政策對比澳洲及內地而言都相對「緩慢」。

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甚至曾於媒體訪問時以「失控」來形容現時的使用情況，但他亦表示不必急著跟風，可以觀察澳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推行的情況半年或以上，之後再為香港設計合適的政策方案。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卻指出，澳洲以立法嚴懲社媒平台是可行的策略，大家所關注的如何實行，在於開新社媒帳戶時，可以透過實名認證及人臉識別，運用人工智能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做到。如以「智方便」（iAM Smart）本身已可解決一些協作問題。[11]

家長仍可以「做啲嘢」

就算香港在立法上未有進一步行動，家長仍可以從家庭層面先行。例如在社媒使用時間上設定清晰界線（如每日限1至2小時）、透過開放式溝通來了解孩子的感受，以及觀察他們是否正承受網絡欺凌。此外，家長應主動教授孩子辨別假新聞和保護私隱的技巧；同時，家長亦應以身作則，減少自己的社媒使用時間，為孩子樹立榜樣。

社媒帶來便利，也帶來風險。全球立法浪潮提醒我們，保護青少年已是刻不容緩的責任。家長毋須過於恐慌，但可以採取主動：了解影響、關注政策、實踐家庭規則。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讓孩子於安全環境中健康成長，享受科技益處的同時，也學會避開陷阱。

人工智能（AI）發展之快，已堂而皇之地進入孩子的生活與學習領域，既帶來便利，亦伴隨隱憂。明光社與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的「AI時代的孩子學習」講座，由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主講。席間與眾多家長及老師共同探討下一代在AI時代的處境，既關心隱藏的危機，也反思如何正面運用AI工具，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

筆者首先與家長一起正視這強大工具背後潛藏的三大隱憂：

1) 過度依賴：孩子正值腦部發展黃金期，需要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來鍛鍊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若由AI輕易代勞，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寫作的大學生，其神經連結亦會變弱，甚至認不出自己遞交的作品，等同「沒學過」。部份香港學生更坦言「沒有AI就做不到功課」，情況令人擔憂。

2) 衝擊未來擇業：AI正逐步取代文書、翻譯甚至是創意設計的工作。筆者於現場展示由AI生成的歌詞與編曲，大家驚嘆之餘亦反問：若創作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經歷「練習、失敗、再改進」的過程嗎？這可能妨礙孩子建立堅毅、耐性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3) 真假難辨與安全風險︰AI生成的逼真內容易被濫用，引發私隱、詐騙與情感危機。聊天機械人可能導致情感依賴，兒童及青少年亦有機會誤信它生成的錯誤資訊。

黃博士則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她介紹了Khan Academy及均一教育平台，說明AI能分析孩子的答題模式與錯誤類型，推送最適合內容，避免挫敗感與無聊感；她亦現場示範以Kahoot!進行遊戲化測驗，與參與者體驗將溫習化作親子同樂。黃博士表示，AI能降低技術門檻，讓孩子在克服各種學習難點前，便能先展現創意。

她同時強調使用原則：要優先建立家庭關係，親子共同探索並設定界限，把單純消費娛樂轉化為共同創造的機會。黃博士以信仰視角總結：「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箴言3:13）：我們當以「智慧」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利刃用於煮食而非傷人；也以「聰明」使AI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車須待心智成熟方可駕馭。

答問環節中，家長踴躍查詢中文學習工具、STEM與AI編程的適齡建議。黃博士耐心分享，建議從閱讀與興趣入手建立語感，並鼓勵家長以身作則。願神賜下智慧，讓我們在科技洪流中守護孩子的心靈與成長，建立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抑鬱及焦慮水平創下新高，整體抑鬱分數平均達7.27分。18至24歲的「Z世代」情況最為嚴重，高達43.5%受到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他們日均使用電子屏幕長達6.13小時，遠超其他年齡層。研究指出，沉迷觀看短影片/視頻及社交媒體，雖可帶來即時滿足，但長遠會削弱社交能力和專注力。調查亦發現，逾兩成受訪者會向人工智能（AI）求助，但專家警告AI無法取代真人輔導，過度依賴或帶來潛在風險，建議市民尋求專業協助。

在AI滲透日常的時代，其優缺點逐漸浮現，對情緒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焦慮與抑鬱已成為現代社會共同面對的都市病。對Z世代而言，壓力尤其複雜——升學、初入職場、戀愛困擾，各種人生階段的轉變湧現，他們感到前路迷茫，又不知如何說出來。有些人選擇向AI傾訴心事，可能是便利，也許是更深層的孤獨——不想麻煩別人、怕被取笑、怕不被接納；AI卻給予無條件的即時回應，營造出「被理解、被重視」的假象。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對跨世代釋出善意和理解，接納每個世代都有其強項與弱項——我們這一代擅長「頂硬上」、「超級硬淨」，下一代卻展現出彈性、多工並行與全球互動的跳躍思維。與其批評「少少事就放棄」、「一代不如一代」，不如看見他們獨有的成長背景，欣賞並引導他們善用其獨特性。真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上的豐足，更是精神上的交流。當我們能以溫和的態度擁抱下一代，用真實的對話來證明人的溫度與深度，社會才能真正向前走。

參考資料：

〈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 Z世代最危 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 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am730》，2026年3月6日。https://www.am730.com.hk/本地/1016092/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z世代最危-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

生活在香港所需要的防災措施確實不多，極其量只是在颱風季節裡在窗戶上貼貼「膠紙」或在暴雨時遠離沿海、低窪地區。

生活在台灣時，不少家庭在家中要配備「防震包」，當中包括：備用電話、電筒、水、急救用品、乾糧、哨子等，還需要確認社區內，那裡是防震避難處。當然，這是經歷９２１地震後，促成國民在日常中作出準備。

早陣子，英國不少地方遭逢大雪，令過往只是嚮往白色浪漫雪景的港人，有一點措手不及。原來下雪，除了是美景外，亦可以是一種災難。不少地區面對缺水停電，這意味著就是無法啟動家中的任何發熱設備。居住在零度以下而缺乏暖氣的住所，肯定不會是浪漫，除非，你視一家人被逼瑟縮在斗室中，互相倚偎取暖，也是溫馨浪漫的表現。友人家門外的積雪令她沒法開動車子外出，全家人滯留家中，既無法上班上學，亦不可能外出購物。從她口中得知，在大雪來襲前，家中亦是需要預備防災物資，足夠數天用的飲用水，一些不用煮的即食食物，禦寒的毛毯、睡袋……當然，還有剷雪的工具及防滑的行車（行人）配件。要安全地享受雪中浪漫的同時，也要作出一定的防災措施。

生活在不同的處境，就要作出相應的調適。只是，天災能料，人禍難防！活在缺乏監管、問責，但卻充滿監視、管控的都市，市民為求平安，其「防災措施」除了審慎言行外，就只能蒙面變聲地出現在＜東張西望＞，期盼能尋覓到一條既可出氣，又（可）能改善的出路。善意的表達，卻遭到開除的處分；行義的舉動，卻被視為動亂的苗頭。天災威脅著人的生命財產，人禍卻癱瘓著人的心靈良知。但願人在預防「天災」的同時，也能避免「人禍」給我們的影響。

農曆新年，盼望我們仍能持定公義，心存盼望，有智慧分辨馬鹿，認清黑白，既能磊落又能平安地度過每一天。

「你要守護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4:23《環球聖經譯本》）

在科技急速變遷的今天，人工智能（AI）已悄然走進孩子的生活與學習。從生成圖片、撰寫文章，到輔助溫習、製作遊戲，AI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卻也伴隨隱憂。為了與家長一起探討相關議題，明光社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了一個名為「AI時代的親子學習」講座，邀請了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一起，從倫理與教育角度，幫助家長看清AI的雙面性：既是強大的工具，亦可能成為隱藏的危機。

當我們知道AI快捷便利，孩子作為網絡「原住民」，也必然知道和想試用。當他們嚐到用來做功課的「甜頭」，以簡單指令就可生成「產品」的情況下，他們的成長根基就可能慢慢被削弱。所以講座第一部分，筆者先與家長們一起正視AI背後的「隱憂」：

1. 過度依賴，錯過了腦部發展的黃金期

孩子正處於大腦快速發展的階段，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及與人商量溝通等過程，反覆鍛鍊批判思考、分析與表達能力。然而，當AI輕易代勞幫忙找資料、寫作文、整理心智圖，孩子便缺少了親手做、用腦分析等練習機會。麻省理工學院於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LLM）寫作的大學生，其腦部神經連結變得薄弱，甚至認不出自己曾「交託」給AI的作品，等同「沒學過」。我們可以想像，若小學至中學階段已習慣依賴AI，孩子將來面對沒有AI輔助的考試或真實工作，很可能感到力不從心。另外一個今年由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3%香港受訪學生坦言「若沒有AI工具協助就難以完成功課」，這已不只是便利，而是因過度依賴而失去了應要建立的能力了。

2. 動搖堅毅與匠人精神，影響孩子未來擇業方向

AI正快速取代部分職業，例如文書、翻譯、客服甚至作曲與設計。筆者展示用AI工具作詞到完成作品的不同演釋版本，與會者既驚嘆亦感不安。若創作變得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花時間練習、反覆修改、追求更好嗎？當「快」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可能失去嘗試、失敗、改進，並於學習中接納和認識自己的寶貴經歷，從而喪失堅毅、專注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指出未來五年最需要的人材首要「核心技能」給我們提醒：分析能力、韌性與靈活性、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創意、主動與自省能力、同理心與主動聆聽、好奇心與終身學習等技能……這些恰恰是AI無法取代，卻可能因過度依賴AI而被削弱的素質。

3. 難辨真假，潛藏罪行與情感危機

AI以大數據生成的相片、影片已逼真到肉眼難辨，也帶來了私隱被濫用、欺凌、假新聞與詐騙等風險。更令人痛心是情感層面：AI聊天機械人擅長遷就、安慰，給予孩子「永遠不頂撞」的陪伴，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當孩子習慣向AI傾訴，而非與父母、朋友建立真實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將被無形削弱。

另一方面，AI都有其好處，如能好好運用，也能於學習過程中幫助到學生。黃靜雯博士以她多年校長經驗與資訊科技教育背景，於講座第二部分向與會者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與效能。她以信仰視角開題，箴言第三章13節說：「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和合本)我們當「得智慧」去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刀用於煮食而非傷人；「得聰明」令AI真正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習駕駛汽車，需要成熟後方許可一樣。

一、AI改變學習樣貌

首先，黃博士指出AI在教育領域的現況已非科幻，改變了學習的樣式，把「齊步走」的學習方式改為個人化學習。因為每孩子有「不會累的老師」診斷弱點，推送適合內容，避免挫敗與無聊。

二、AI具體幫助學習方式

黃博士繼續以平台如Khan Academy（可汗學院）與台灣均一教育平台為例，指出個人化學習與導航，平台會根據孩子答題的正確率、耗時與錯誤類型，精準分析弱點，然後推送最適合的題目、影片或不同講解方式，避免孩子重複做掌握了的內容，或因太難而受挫敗。她亦指出遊戲化學習能提升興趣，可使枯燥練習轉為互動遊戲，即場和與會者一起玩她以AI工具創作出來的遊戲，啟發大家如何讓溫習變成即時競賽，讓大家能感受在學習與挑戰中維持專注。

對於AI繪圖、音樂工具方面，她認為降低了技術門檻，能讓孩子無需高超技巧就能釋放創意，表達想法，專注於「我想創造甚麼」，而非「我懂不懂軟件」。

三、給家長與老師的具體建議

黃博士建議家長為孩子在時間、使用目的及關係上設定健康的使用界限：

I. 時間管理要有明確規則，如：在完成功課與課外活動後才使用；睡前、全家吃飯時不碰電子產品，家長亦應為孩子創造「無科技」時光，自己也應以身作則。
II. 在目的上由「消費」轉向「創造」，鼓勵孩子用AI製作家族故事卡、學習新單字，而非純粹娛樂。與孩子共同探索，一起試用AI工具，既了解孩子在做甚麼，亦建立親子互動。

III. 關係優先，將AI活動「家庭化」，科技體驗轉化為寶貴的親子對話時間；不能讓AI取代父母的陪伴、傾聽與價值觀的傳遞。

家長不能迴避AI時代，卻可以選擇如何回應。筆者認為保守孩子的心十分重要，與他們一起應用、觀察及預防過度依賴，並正視職業衝擊與真假難辨的隱憂。善用AI的個人化與遊戲化優勢，幫助孩子學習得更有效、更有趣味。

最後，也請家長謹記——科技再容易使用，也不能忽視背後的基礎與倫理；科技再先進，也取代不了人和人的關係；家長須多陪伴、傾聽孩子並以身作則，這是孩子最珍貴的安全網與生命指引。願我們以智慧善用AI，在這世代中與科技的發展一起前行，亦持守永恆的價值，培養出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文章配圖為AI生成圖)

人類可能正處於最放縱的時代：捲軸著無盡的短視頻、24小時不打烊的網購及電玩，亦會在社交媒體中結識網友，並希望獲得點讚所給予的快感。然而，為何在物質與娛樂極度匱乏的過去，人類不曾像現在這般集體感到空虛、焦慮與憂鬱？史丹佛大學成癮醫學專家安娜·蘭布克（Dr. Anna Lembke）在《多巴胺國度》一書中給出了科學性的解答：我們的大腦，正被過剩的多巴胺給「淹沒」了。

快樂與痛苦的「天平」法則

書中最核心的觀念是「爽與痛的平衡」。蘭布克醫師指出，大腦處理快樂與痛苦的區域高度重疊，且運作機制如同搖搖板。當我們滑手機或攝取高糖食物獲得快感時，天平向「爽」（快樂）端傾斜；為了維持生理恆定（Homeostasis），大腦會自動在「痛」的那端加上砝碼，試圖拉回平衡。

這種機制原本是用來保護人類不過度放縱，但在這個「數碼毒品」無所不在的縱慾年代，我們不斷推高快樂端，導致大腦為了代償，在痛苦端掛上愈來越愈重的砝碼。結果就是耐受性上升。我們需要更強的刺激才能感到「正常」，一旦刺激停止，強烈的空虛與焦慮便隨之而來。這解釋了現代人為何「擁有一切，卻不快樂」，患上了「失樂症」（anhedonia），並且失去享樂的能力。

數碼成癮與醫生的真實自白

蘭布克醫生指出手機、社群媒體、煲劇、購物等行為，本質上都是一些「數碼毒品」。書中穿插了不同的案例，甚至作者自己也勇敢坦承自己曾沉迷於電子言情小說。這些真實故事，都在顯示著大腦獎賞系統被過度刺激後的生物性反應，而成癮需要有對自己行為的覺醒，才能有意識地遠離「毒品」。

實踐平衡：DOPAMINE 框架與「健康的痛苦」

面對被多巴胺綁架的生活，書中提出了極具實作價值的 DOPAMINE 框架，以幫助成癮者了解自己、實行脫癮及節制行為。

D (Data) 資料 (如: 成癮的頻密度)
O (Objective) 使用成癮物的目的 (如: 尋開心、融入團體、紓解無聊…)
P (Problems) 使用成癮物所造成的問題 (如: 引起的疾病及影響精神)
A (Abstinence) 禁慾 (停一個月是重設大腦獎勵路徑的最短需時間)
M (Mindfulness) 正念 (多練習正念有助抵抗禁慾早期的痛苦與情緒)
I (Insight) 病識感 (回望之前, 意識到成癮物對自己身體及外在曾產生的影響)
N (Next Steps) 下一步 (之後的打算) 
E (Experiment) 實驗 (測試如何保持新的多巴胺設定點, 即新的爽痛平衡水平狀態，以了解自己如何節制) 

此外，作者提出了一個反直覺的策略：主動擁抱適度的痛苦。例如冷水浴、高強度運動或正念冥想。當我們主動讓天平向痛苦傾斜，大腦反而會在快樂端進行補償，產生更持久、穩定的內在滿足感，這比外在的即時刺激更為可靠。

另外，此書於2025年亦出版了「實踐篇」—　《多巴胺國度實踐篇》，全書以「DOPAMINE 框架」來幫助讀者意識自己的成癮行為，擺脫多巴胺的控制。

在李天命之前的黃展驥

去年底著名香港邏輯學家李天命教授逝世，雖然他沒有撰寫傳統意義的學術著作，但他將邏輯學普及化，這仍然是功不可沒的。不過，在李天命之前，其實還有另一位為大眾解釋邏輯謬誤和推廣思想方法的中文大學教授，他的名字是黃展驥，外號是「謬誤黃」，他的老師是另一位鼎鼎大名的邏輯學家殷海光。我在年少時曾經拜讀黃展驥的作品，例如《謬誤與詭辯》，所以在讀李天命的著作之前，其實筆者已經對很多基本的邏輯謬誤略有所聞，後來我在大學本科和研究院也讀過邏輯學，但都是抽象和艱澀的符號和形式，相對之下，我從黃展驥身上更獲益良多。

令我感到慨嘆的是，不論學歷、不論宗教信仰、不論政治立場、不論人生閱歷，很多基本的邏輯謬誤依然循環不息地在不同場合出現。在這篇短文裏，我想討論一種常見的邏輯陷阱，那就是「稻草人謬誤」（Strawman fallacy）的隱蔽變體：辯論者往往會刻意且隱晦地擴大對方的論點。

總統需要牧師級別的品格嗎？

舉例說，在上一屆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候選人特朗普的品格與誠信受到廣泛質疑，部分強調道德價值的美國福音派領袖便採取了隱晦地擴大論點的辯護策略。例如楊東川牧師在一個由角聲主辦的論壇中提出：現在是選總統，不是選堂會牧師，我們不需要一個品格高尚的聖人。但以我所知，在辯論中對方從來沒有說過總統要具有牧師一樣的道德標準，這只是他所建立出來的「稻草人」，那就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想敵」。

這段論述還隱含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類比」（False analogy），楊牧師將對總統候選人基本品格與公職信用的正當要求，極端化類比為「對宗教領袖或聖人的道德苛求」。事實上，批評者要求的並非牧師般的宗教情操，而是身為大國領袖應具備的基本法治精神與道德底線。他將基本的誠信門檻轉換成了道德頂峰時，原本合理的品格質疑就顯得像是不切實際的政治潔癖，從而成功地繞過了對具體道德缺失的實質討論，讓支持者的立場顯得務實且必要。

大部份自主研發可以為侵權洗白嗎？

這種值得商榷的邏輯，在經濟學家金刻羽教授（Keyu Jin）的訪談及其著作中清晰可見。她在為發展中國家科技企業的侵權與抄襲行為辯護時，常強調那些公司的科技成就主要歸功於應用型創新與龐大市場驅動的自主研發，並主張西方過度放大了早期的「模仿行為」。這種思維的潛台詞是：「你指控我的成功都是靠偷來的，這不能成立，因為我們有很多東西都是自主研發的。」這種辯護是以整體創新去淡化具體侵權爭議，造成對方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2003年思科（Cisco）起訴另一間通訊器材公司的案件是一個好例子，當時筆者正是在思科工作，思科是網路儀器的龍頭，但另一間公司的路由器不僅代碼與思科相似，連操作指令和說明書都幾乎一樣。思科發現自己的程式被抄襲，最確鑿的證據是連思科的原始碼錯誤（Bugs）和拼字錯誤都被一併複製了，當時最具代表性的辯護觀點是：在數百萬行代碼中，被指控抄襲的部分僅佔約 2%，其餘98%皆為自主研發。

然而，這種數據上的比例遊戲誤導了公眾對技術核心的認知，那2%的代碼並非無關緊要的邊緣細節，而是涉及核心功能的路由協議（Routing protocol）與關鍵算法。在知識產權的領域中，侵權的判定不在於字數的佔比，而在於是否竊取了系統的「心臟」。即使原創佔了絕大多數，也無法洗白那關鍵少數代碼對他人勞動成果的實質侵害。其實原告或批評者從未主張對方的成功百分之百源於剽竊，但辯護者仍會試圖將實質性的侵權行為淡化為比例上微不足道的小錯，從而轉移法律與道德上的責任。

大魔頭一定是全然敗壞嗎？

但最令我感到詫異的是，研究邏輯學和倫理學的加拿大哲學家戈維爾（Trudy Govier）也犯上類似的錯誤，她反對將一些千夫所指的罪犯妖魔化，她指出這些人也有人性的一面，她寫道：「他們善待動物和孩子；熱愛葉慈的詩、貝多芬的音樂或康德的道德哲學。一個被起訴的戰犯，例如波斯尼亞塞族領導人卡拉季奇（Karadzic），是一個富有愛心、受過精神醫學教育的人，而且熱愛詩歌；一個集中營指揮官也可以是一位技藝精湛的音樂家。」簡單地說，即使一些窮凶極惡的人也會做一些好事或者具有高級的品味。

這個論證隱藏了一個假設：十惡不赦的大魔頭一定要全然敗壞。其實，一個壞人當然有時候會做好事，但一個人並不需要每時每刻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惡行，這才算是邪惡。舉個例子說，前南韓總統全斗煥在執政期間實施威權統治，並且發動了臭名昭著的「光州事件」，他有沒有做過好事呢？當然有，他曾經大力發展經濟，在他統治期間，南韓 GDP 年均成長率高達8%，儘管他為南韓帶來高速經濟成長，但這仍然無法洗脫其獨裁者的身份。有趣的是，在20世紀八零年代，香港曾經流行過「英雄片」，所謂英雄片，其實是美化黑社會的電影，在片中，狄龍、周潤發飾演的黑幫頭子都是充滿義氣的英雄好漢。黑社會分子有沒有做過好事呢？當然有，但這仍然無法為黑社會洗白。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利用「人性微光」來擴大指控範圍、進而掩蓋核心罪惡的辯護修辭。

總結

以上所舉出的例子都屬於隱藏性的，但有時候對方擴大自己論點和舉起稻草人卻十分明顯，舉例說，我一貫主張大學課程不應只局限於古典統計學，而是應該將課程內容伸展到數據科學、機械學習、人工智能。反對者說：難道我們可以將所有分析都交給機械學習和人工智能，而不需要古典統計學嗎？這種明顯的擴大論點是十分容易反駁的，其實我從來沒有說過要全盤放棄古典統計學，相反，我認為兩者可以兼容，用那一套要視乎研究之目的和手上有什麼數據。不過，隱藏式的擴大論點、稻草人、類比謬誤則需要小心觀察和分析。

綜上所述，不論是對政治領袖的品格洗白、抄襲技術的辯護、抑或是對邪惡的質疑，這種「隱蔽擴大對方論點」的辯護手法，本質上都是在規避對核心特質的嚴肅審視。辯論者透過建立一個「要求高尚道德」、「大部份或全盤剽竊」、「全然敗壞」的極端稻草人，將原本關於誠信門檻、核心產權、人格底線的討論，轉向對「局部優點」大書特書。邏輯學的普及不僅是為了辨別詭辯，更是為了保護我們不被那些看似理性的「比例遊戲」與「人性微光」所迷惑。在追求真理與公義的過程中，我們要敢於直視某些行為是否已經觸及了文明與道德的底線。

若你感到面對世界局勢轉變不定，加上本地社會發生的大埔火災事件、巴士安全帶事件，還有不久之前的垃圾徵收費用事件、醫療費用倍增、再有個人的失意，好友離世或患重病等，可能會感到只有失望不曾叫你失望！你或會問人生該如何走下去？

基督徒可能只簡單地慨嘆一句「這是末日的景象」。但是我們是否需要多問一句：我生於這個末日般的時代是偶然的嗎？我的倖存只是神給我享用的恩典，我就講個感恩見證，然後繼續享受倖存嗎？而當遇到困境時就怨天尤人，懷疑人生？我是否應該向上帝問問「為何我可以倖存？」災難或困境的發生最少應該激發我們反思：如何關懷身邊那些正在受苦的人、如何可以增加人間的溫暖？

近日，我突然感染甲型流感，經受很不舒服的感覺，但很快就得到弟兄姊妹的關心和支援，冒險送藥到我家來，並有許多代禱問候…… 而我在五天後就已經能恢復正常生活。另外，也感謝主給我在英國的醫院經過一年多的處理，弟兄姊妹幫忙查詢，終於申請到可以在英國拿到所需要的慢性肝炎藥物，且還是免費的。感恩是這邊的醫生鍥而不捨地為我申請多次才能成功的。享受恩惠後的回應是要更積極的服侍他人。我感謝主的憐憫之餘，求主加我力量更多關心神的教會的需要。二月上旬至三月初在劍橋和鄰近城市，並於北愛爾蘭都有密集的講道或分享，請禱告記念。

若感到今天的世界是冷如冰天雪地，但是上主仍賜太陽照耀，使這世界不太冷。上主也呼召我們在冰天雪地中和上主一起成為送暖的太陽。最近重遇而再次喜歡的一首歌是「冰天的太陽」，在這裏與大家分享。歌詞中的一段：「從此不怕夜冷路渺茫，就算冰霜披面仍未覺驚慌；縱使風急雨狂，途中總見希望，全賴你看顧著我，輕倚我旁！明天或是像雪地嚴寒、或遇著艱辛景況，或許波浪澎湃升降；冷風吹、冷雨飛，全沒法叫我搖盪，因你用真愛將心熱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