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無意中的一件小事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3/12/2023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地區:美國

大約四年前吃了一個由超市買來的小小富士蘋果,它很好吃,其體積亦適合帶返公司或學校當零食,最重要還是它是有「核」的。試著將種子栽種,當時沒有帶著甚麼期望,只是順手撒了幾粒種子在土裡,結果很快就長了小幼苗,其中有些落在野兔的肚裡、有些遭暴風雪吹走了、有些則落在害蟲的肚裡,感恩最後有一株幼苗能茁壯成長。由於後園地方不大,眼見幼苗已不知不覺地長到約9尺高,為了給它更好的成長環境,於是輾轉送給一個剛剛由香港移民過來的家庭。早幾天前他們發來蘋果樹正式下土的相片,還特意告訴我們是刻意選擇在來美第一個感恩節那天做這件標誌工程呢!沒想到一粒小種子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有紀念價值的「小事」。

仔細回想,來美日子雖然不算長,但也無意中做過幾件小事。有一回,一位年過80歲的長者走進我們工作的單位裡,她說要坐一會。我們無意中給了她一杯暖水,她喝後便走了。隔天,她帶著一盒餅乾回來送給我們,多謝我們給她一杯水,因為那杯水幾乎救了她的命,她每次來訪時總是不停地訴說那杯水的事。沒想到一小杯水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化解危機的「小事」。

有一回,在一個福音聚會的前夕,我們遇到一位女士,她家裡是拜佛的。我們無意中邀請她參加福音聚會,沒想到她一口答應,她還在那次聚會中接受了耶穌。那位女士後來還返了教會,恆常出席聚會和受了洗,她還樂意錄製見證分享她的信主經歷。沒想到一個小小的邀請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改變生命的「小事」。

又有一回,我們剛剛買了一本靈修小品準備送給一位朋友,但在停車場裡卻看到一位吸煙的女士,不知道她是否在陶醉於脫離現實世界的遐想中,看著她吸著煙,卻木無表情。我們把那本靈修小品遞給她,她看著就接受了。不知道這次無意中的小轉贈又會否可以成為填滿她空洞心靈的一件「小事」。

雖然只是一件無意中做出來的小事,但對別人來說,它們卻可以成為一件「大事」。若然人人都有意無意地為別人做一件小事,累積起來會否成為有爆炸力和感染力的「大事」?有意或無意中行的一件小事又會否可以成為這個烽煙四起、瘟疫橫流、政經不穩、人心不安的亂世裡的一件「大事」?

縱然我們未必有能力或可即時改變想要改變的時局,但藉著「微小行動」或許能為施者受者帶來一絲溫暖、一點鼓勵、一刻愉悅。況且,「微小行動」成本不高,也不用大費周章,只需自然地活出本來已蘊藏在個體身上的良善就可以了。微小的良善做出來的小事,都可以有機會發酵成為對自己和對別人別具意義的大事。惟盼你我內心的良善不會因外在困窘環境而受壓抑,能在這動盪混亂的世代中喚醒彼此沉睡一時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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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髮多少丈

林俊牧師 | 林俊牧師為法國圖盧茲城宣教士,他在堂會事奉崗位退休多年,之後任不同地方堂會短期宣教士及作推動宣教事工牧者。師母在2022年亦提早退休和牧師同行宣教。他們現於法國圖盧茲城Toulouse華人群體、與已工作超過十年的香港播道會宣教士同工配搭事奉。
20/06/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法國

我和師母5月8日返回香港述職,至今已四個多星期,但仍在克服時差的問題。不知道是否因掛念圖盧茲而有時差,或是倒轉。李白以三千丈白髮來說自己的離愁;我也有,但處境和心境有很大區別,因為我們多有功成身退之感,對圖城、巴黎或奧爾良(Orlean),都覺得回應了須做的。

我這次體會到宣教學其中一課,當中講述如何處理別離。這不是純粹指離愁別緒,而更多是講如何作恰當的放下責任、交代工作。從去年9月由港返圖盧茲前,已經和我的差會有默契,會在今年1月份就結束在圖城的事工,因要為未來宣教工場籌備及鋪排,所以返圖城後,就開始先交下部分行政工作,然後步向劃個完美句號的目標,但在實踐中我衡量處境後,改為3月初才結束工作,3至4月去了三次巴黎以支援有需要的教會,也去了一趟泰澤(Tazie)靜修,5月初才返港。

圖城小組雖暫未能註冊成為教會,但是會章初稿、核心成員及行政財政系統算是初步建立了,對成立教會的異象及對教會的期望也有作溝通,又得到法語教會提供聚會場地,但能否切實執行成立教會,就有待各成員一起努力達成。

我這金齡多病的宣教人,自忖餘生短促,拿一兩年出來不是易事,既要有差會肯接受,又要籌得足夠生活費始合乎差會的條件,勞師動眾,兼且要用讀書方式才取得逐年居留簽證去一趟宣教。而在陌生的國度,不懂當地語言文化,舉步維艱,就如在香港只需半小時就能辧妥的網絡服務申請,在當地可以用上三個月仍弄得很糟。夫婦兩人又在此期間染過新冠疫症,頭半年既要做許多申請手續,又要上課和交功課,又要安頓生活,又要事奉,又要設法延續在香港要做的例行醫療檢查,過程並不容易。常感到千頭萬緒,那種缺乏支援的徬徨和焦慮不易面對,及後又經歷寄失必需藥物的驚嚇、被搶刧的驚悚等,只能積極學習隨遇而安。

圖城弟兄姊妹人少,資源不足,但用半年慢慢建立關係後,卻能得到他們窩心的鼓勵和愛護,使我們對這趟宣教,留下難忘的美好回憶和寶貴的情誼。由於我們已經不能繼續用學生簽證申請居留,若要繼續歐陸的宣教,最大可能是用居英權給我們的權利,更按主給我們的機會,也需要巴黎或其他城市華人教會或團契小組發出的邀請,才能繼續宣教。

現在估計要9月才能再出發。目前在港這幾個月要完成差會及堂會的述職分享,各項醫療跟進,處理家人事務和賣掉房子,並希望完成功課可向教授作較好的交代。求主幫助我們用平靜的心靈和力量去解決各種問題,並能憑信靠主恩夠用的信心,去妥善安排在英國落腳的事情。

我的白髮正在交替的加長和脫落,小信的我要信靠主會帶領一切。過去多次的宣教挫折、曾使我想放棄宣教的方向,覺得自己不適合宣教,還是告老還鄉罷了。金齡宣教口號易講,實踐起來不易,擔憂會令情況變得更糟。但這樣的灰心並未熄滅我的心志,沒想到先有差會的鼓勵,崇拜中唱了《主的妙愛》,又有弟兄出其不意向我提起《無名的傳道者》這首歌,令我像不認主的彼得那樣(約二十一15-19),重拾使命的動力,讓我們在端午節中反省愛天國委身事主的情懷。

廟祝文化

劉麗梅 | 作者為香港人,畢業於建道神學院,在香港牧會五年後移居台灣,現於中華福音神學院進修教牧學博士,現為自由傳道,丈夫為台灣人。
13/06/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台灣

筆者在台灣的教會曾經全職及義務事奉過一段日子,現在已辭去全職的事奉。作一個自由人,某程度上是對教會制度的失望,也發現很難融入台灣教會的文化。在台灣,教會的傳道人/牧師類似是廟祝一樣,基本上不需要講甚麼呼召、Mission和Passion,只要你「人在」就可以了,因為在台灣,基督教尚不算普遍,根據2022年台灣教會報告,全台共4,714間堂會,而全台立案廟宇的數目則有12,284間,是基督教會的2.6倍。受到廟宇文化的影響,台灣的人普遍信了主後多多少少仍會帶著民間信仰的模式,每星期到教會對很多人來說是「例行公事」,有事找牧師/傳道禱告祝福,無事安然工作在家帶小孩。信仰無疑是與宗教相似,而在台灣教會,教牧很少為著開拓福音事工而作些事情,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不乏是人口老化;教會的內容了無新意;小孩都是跟家人回教會,連為甚麼受洗都不清楚,反正阿公阿嬤叫我洗就洗;教牧只循固有的體制傳統來運作教會。對於信徒真實生命的難處、信仰能否與生活整合、全人的信仰生命有沒有成長,這幾方面根本毫無突破,這樣的台灣教會真的很難發展和傳承福音。

筆者本身是做青少年事工,然而,眼見台灣教會對於青少年事工的牧養只遵從傳統文化,讀經、祈禱、主日崇拜,然後呢?沒有了。對於青少年人的問題和本身的遭遇困難,只用一句:禱告就是了!沒有真正的了解生命和觸動生命,某程度上是因為傳道牧者不知道如何與他們「同行」,只知道「教導」。對於後現代的青少年來說,他們最不需要的是教導,最憎惡的也是教導,他們需要的是同行者,需要在他們受傷、困難和掙扎中,有人與他們同行。他們所認識的、頭腦上認知的都有很多,所欠缺的卻是信仰的實踐。筆者很欣賞盧雲在《喧囂中的寧靜:來自沙漠教父的心靈智慧》一書中提到:「我們的世界,是個喜歡『大』的世界。但是靈性生命的成長,往往卻從『小』開始,小動作、小細節、小念頭、小關懷,都是培育靈性花朵綻放的契機。」台灣牧師或教會欠缺的就是這些「小」,卻因而失「大」。

這種「因小失大」的台灣教會文化令筆者想起神學家祈克果的話,祈克果認為:「所謂的世俗化就是指『順從』,重視身邊的群眾,忙於世間的各種事務,跟隨世俗的智慧,卻忘了自己的本質,忘記了自己的名字,不相信自己,認為不應該做自己,於是選擇較為容易和安全的途徑:成為像其他人一樣,成為一個同樣的樣版,一個數字,跟從群眾。」台灣教會的順從體制,正正就是世俗化的行徑,這只會讓教會愈來愈萎縮。曾經筆者也是從屬於體制之內,失卻了信仰的獨立性,然而,筆者的丈夫卻在行動和文字中再次提醒筆者:基督的信仰是有其絕對的獨特性,而遠離普遍性。就好像「刺鳥」與「旅鼠」,前者是幻想生物,一生在尋找最尖銳和最長的荊棘,讓它往心臟刺入以唱出一生唯一一次讓神也動容的歌聲。後者是實際生物,因容易繁殖導致數目過剩,牠們會自發的集體遷移,也會因為錯誤的判斷湧入海岸集體死亡。這與祈克果認為信仰的獨特性就是基督教的定規相似。因此,他認為罪也是屬於獨特性的範疇,因為基督教將每一個人都看為一個獨立個體和一個獨立的罪人。

教會的每一個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我們這些微「小」的罪人,不是為了盲從教會的體制,認同教會的制度文化,乃是要在神裡面找到和堅持自己的獨特性,才不會迷失,和做到真正的自己。這也是牧者應該要看到和應該要做到的事情,不是為了作個像廟祝的傳道者,只顧打理教會的日常,而傳道者也需要幫助信徒在生命中找到他們的獨特性,並予以牧養。如果傳道者只會跟從體制,為做而做,只會隨流失去,也會令教會萎縮,失去這一代的年輕人。

家長收到子女的成績表後,如何作合宜回應?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2/06/2024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鑲在銀器上。」

(箴言25:11《環球聖經譯本》)

每逢考試,不少家長都認真陪伴子女溫習,部分家長更認為分數是反映了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因此更緊張。到底家長應該如何對孩子的成績表作合宜的回應呢?本文邀請了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梁家揚博士為大家講解。

表達不同的情緒和感受

不論是家長或孩子,可能會為考得的成績有不同的情緒,包括雀躍、焦慮、擔心等。梁家揚博士認為,人有情緒反應是非常正常。當成績理想時,家長能夠坦率地表達喜悅;當孩子的成績未如理想,家長可以示範給孩子看,應該如何面對焦慮,例如邀請孩子一起深呼吸、靜觀、聽放鬆音樂或慢跑,都有助於降低身體和情緒緊張。

家長與子女建立開放、尊重和支持的溝通至關重要。家長可以問孩子:「今次考到這個分數,你覺得如何啊?有甚麼困難或挑戰嗎?」有時家長覺得分數已不錯,但孩子卻不大滿意,這樣的對話可以幫助家長更具體地理解孩子的處境和感受,建立更強大的親子連結。若家長或孩子感到情緒壓力過大,無法有效調節,或者需要更深入的指導,尋求專業心理諮詢可能是一個好選擇。

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

對於成績優異、名列前茅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幫助孩子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目標,例如課外活動或社會服務,在其他領域繼續發展技能,不但能建立自信心和與人相處的技巧,更能避免孩子因為考試高分、毫無對手而變得驕傲。另一方面,有部分學業成績一直表現優異的孩子,他們的焦慮感可能會很大,反映在考試時身體出現不適,例如頭暈、肚痛。孩子若有其他挑戰目標,就可避免只把成就局限於學業分數,造成過大的壓力。

合理可實現的學業目標

至於成績稍差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和孩子一起設定合理可實現的目標。例如孩子今次考得30分,卻把目標定為90分;這可能是家長的期盼,但對孩子來說,卻是遙不可及,無法成為孩子的目標。若把目標定為40分,雖然仍未合格,這個目標對孩子來說實在也不容易,卻是合理可行。當孩子達成目標後,家長可鼓勵孩子思考「你做了甚麼特別的事令成績提升了10分啊?」例如平日回家有溫習、預習,今次考試有提早溫習等等,引導孩子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溫習方法,也能建立孩子自我反思的能力,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各種成長挑戰。

就算成績非常不理想,家長絕對不可貶低、批評孩子的人格或能力,或使用極端說話來發洩,例如「死蠢」、「你的成績永遠都是這麼差的了」、「你從來都沒有做得好」。這類說話會令孩子感到挫折和無助,失去學習的動力。梁博士邀請家長讓孩子表達想法和感受,例如引導孩子回想考得不錯分數時所用的溫習方法、幫助孩子找出失去溫習動力的原因,例如父母爭執、與同學吵架、學習內容太深等。孩子成績欠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透過親子之間的深入對話,有望能夠找出隱藏的問題。

家長需欣賞孩子的努力

無論孩子考取了甚麼分數,或是成績優秀,或是成績稍遜,甚至自貶「我樣樣都做不好」的孩子,家長都需要稱讚和肯定孩子在學習過程的付出,而不僅僅注意分數或等級。假若孩子每一次收到成績表,也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一無是處、時常犯錯,這很容易擊倒孩子的自尊心。梁博士解釋,試卷上的分數都是孩子準確地答對問題、一分一分爭取得來的,家長的眼光需要轉為欣賞孩子的努力,而非為了「未得到的分數」審問原因。

當家長和孩子一起檢視答題所犯的小錯誤,家長有時可與孩子站在同一陣線,鼓勵孩子「這題我也可能會和你一樣,都答錯啊!」如果孩子因過去的失敗而意志消沉,不論任何階段,家長也可用愛和關心,設立合理可行的目標,以欣賞的眼光看待孩子的努力,幫助孩子慢慢地重建自信。

其實人生階段有不同類型的「成績表」,例如老闆在工作上給予的評價、夫妻對彼此的期望、旁人對家長養兒育女的看法等。我們都希望別人不要只挑剔我們的錯失,也渴望別人能認同和欣賞我們的付出和努力。讓我們以同樣的眼光來欣賞孩子,熱切地期待他們每一個微小而重要的進步。

小學校長對家長的話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黃靜雯校長:成績表是簡單的一覽表,透過每學期或每年的情況比較,反映學生的校園生活及學業情況。除了各科目成積及名次,成績表也包括了出勤記錄、老師評語、操行等級、獎懲記錄及課外活動記錄等。家長平日可多與老師溝通,老師能觀察到其子女在學校的表現,家長可以多問有關孩子上課態度、與人相處、禮貌及溝通能力方面的表現,多角度了解子女的成長需要。黃校長特別強調,家長需要以平常心去解讀老師的意見,也不宜將孩子與他人比較,應從縱向角度分析孩子在學習態度方面是否有進步或退步,因為品格培育才是孩子成長的關鍵。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0-6-2024

對無知的無知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教授與課程主任。
05/06/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在知識上,美國是一個兩極化的社會,一方面,美國人囊括諾貝爾獎的數量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學者,美國在高科技領域亦一直遙遙領先;但另一方面,美國人在科學、數學、地理、時事測驗中的得分卻低於其他國家的公民。2018 年的一項研究顯示,11%美國成年人沒有聽過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22%的千禧世代對此歷史慘劇一無所知。超過 50%受訪者以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出自華盛頓或者奧巴馬,其實這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念;此外,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不知道美國革命發生在哪個世紀,一半受訪者以為南北戰爭、《解放奴隸宣言》、1812年戰爭發生在美國獨立之前。

1979年,美國與台灣斷交,一年之後又廢除了聯防條約。但202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 21%美國人知道現在美國與台灣沒有國防協議。英國於2020年正式脫離歐盟,儘管英國脫歐的新聞在當時是鋪天蓋地,但2022年的調查顯示,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國人(48%)知道英國已經不是歐盟的成員。

你可能會說:「這只是一般人,受過教育的美國人應該不會這樣無知吧!」大約10年前,美國受託人和校友理事會 (ACTA)委託一間研究公​​司調查大學畢業生對美國歷史的了解程度,結果令人非常失望,例如三分之一的大學畢業生不知道羅斯福總統推出了新政,超過三分之一的畢業生無法將美國內戰的年份放在正確時間的20年之內。你或者會說:「美國大學的質素參差不齊,名牌大學畢業生的程度應該比較高吧!」該組織委託另一家研究公司對美國最頂尖五十所大學的高年級學生進行了類似的調查,結果同樣是令人驚訝,例如只有22%的學生知道「民有、民治、民享」是源自林肯總統的一次演講。

可能你會這樣說:「民眾無知並不打緊,若果國家領導人能夠掌握資訊,並且高瞻遠矚,那麼國家仍然可以運作和向前發展。」遺憾的是,有些美國總統的無知已經鬧出了笑話。1976 年總統大選期間,福特總統與對手卡特辯論,福特宣稱:「蘇聯不會控制東歐,在福特政府的領導下永遠不會出現這種情況。」這番說話令人瞠目結舌。事實上,在二次大戰之後蘇聯已經控制了東歐。福特後來澄清說,他的意思是東歐人民的精神和意志並沒有被蘇聯壓垮,他並不是說蘇聯沒有真正控制該地區,我覺得這似乎是馬後炮。

2017年5月,特朗普總統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家報》記者齊托(Salena Zito)採訪時表示,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有能力阻止美國內戰。但事實上,傑克遜在內戰爆發前的16年已經去世。此外,根據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博爾頓(John Bolton)所說,特朗普曾問他的幕僚長凱利(John Kelly)到底芬蘭是否是俄羅斯的一部份,這暴露了他缺乏基本的地理知識。

健康的民主依賴公民及政治人物做出明智的選擇。然而,當兩者皆是知識貧乏時,他們可能會根據不完整或誤導性的信息而做出具有危害性的決定。筆者已經觀察了這個現象與思考這個問題很多年,也許,真正的問題並不是無知,坦白說,我對很多東西也是一知半解,甚至糊里糊塗,當遇上自己不明白的東西和無法勝任的事情時,我會閉口不言和找人幫忙。最大的問題是:很多人並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甚麼,或者這是對無知的無知。

舉例說,當筆者還是研究生的時候,一位美國教授曾經和我爭辯中國歷史,他是統計學教授,而不是歷史學家,但他辯論起來卻振振有詞。他當然錯漏百出,我心想:「為甚麼他覺得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會比我多呢?」因為他是我的教授,所以我不好意思說出口。

很多年前我在某大學擔任研究部門主任,上司要求我要跟幾個資訊科技單位的主管合作,推行一個研究計劃。在開會之前,我以為他們扮演的角色是為研究部門提供技術支援,但在開會的時候,所有人對研究設計指手畫腳,儘管他們從來沒有發表過半篇研究論文,我忍不住說:「我不會指導你怎樣去安裝伺服器、如何去編寫程式,在這裡我們各人都有自己的專長,為甚麼我們不專注於自己的拿手好戲呢?」最後這研究計劃無疾而終。

並不是人人都需要萬事通,其實,我們只需要找尋和信任有知識的人,二千年前太史公司馬遷已經有這種洞見,他在《屈原列傳》中寫道:「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但司馬遷慨嘆這並不經常發生,相反,亡國破家卻屢見不鮮。

每天.愛你.多一些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30/05/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英國

最近,在崇拜中,講員插播了一小段《只有情永在》[1],這首歌既能配合當天的主題,亦能引起會眾一定的共鳴,妙絕!當然,有誰共鳴?應該也是生活在同一個年代,有著相近成長背景的人。這首1986年的流行曲,在38年後的今天,身在異國聽到,更給人平添點點的鄉愁。

隨後,思想著一個人如何保持「只有情永在」?拒絕忘記,或許是一個要素,但這個方法略嫌有點被動。「每天愛你多一些」[2] 似乎是較為積極,能維持「情永在」的方法。

「無求甚麼 無尋甚麼……平凡亦可 平淡亦可……名是甚麼 財是甚麼……當身邊的一切如風,是你讓我找到根蒂……那懼明天風高路斜。」如此浪漫的歌詞,感動著萬千愛侶,牽動著人心深處的渴望:如果有一個能如此愛我的人就好了!但卻未曾想過,自己如何成為一個如此去「愛」的一個人?堅持「每天」、「愛你」、「多一些」。若認真地細想,不一定是浪漫,反而是有點吃力、費勁,需要堅持、警醒才可以稍稍做到。

2018年年底,筆者一家旅居台灣,打算逗留數月半載,就預備出發到宣教工場,豈料「滯留」在台三年零十個月。其時,香港的社會狀況劇變,隨後,又受世紀疫症所打擊。感受置身其中的朋友和家人的艱難、困苦,尤其是教會、牧者、信徒,他們面對著前所未有的衝擊及壓力:開門給人一杯涼水?走近與受壓者同行?遵循上帝的公義?以上帝的憐憫,安撫受傷的心靈?還是,繼續追求內裡的「平靜安穩」,以「超凡脫俗」的眼光,旁觀「民間疾苦」?在神聖的圍牆內,單單享受與上帝的親密,卻充耳不聞困乏者在外的呼喊及呻吟?疫情中,封城、隔離成了生活的常態,基督的跟隨者又如何突破冷漠的世情,藉著基督的愛走近他者,叫人得見上帝的恩手,感受溫暖和接納?想不透,若自己當時身在其中,如何抉擇、取捨委實不容易。

人身在外,未能與親人、朋友並肩同行,故其時,向上帝立志每天提名為所認識的牧者、朋友、家人禱告。由與自己較親近的教會作開始,[3] 為教牧及他們的家人、執事們與事奉人員祈禱;為建道的同學、宣教士禱告;把認識分散在不同國度的牧者、老師、宣教機構,放到上帝面前;祈求伴我成長的教牧同道們,能事奉得力;[4] 希望關心小組的同學一切安好;一直與我們一家同行的朋友們,他們的壓力、困難,深信上主能看見;還有,我和太太的父母、姐弟、子侄……算著算著,也超過一百多人。當然,人多並不會構成禱告上的困難,反之是每天,在有限的資訊、沒有具體的代禱內容下,只能提及各人的名字,不確知他們實質的需要,只願堅持「每天」、「愛你」、「多一些」,但要堅持並不容易。

快五年,經歷過火熱祈求,後漸趨冷淡;徘徊於想起與遺忘之間;想過放棄對上主的承諾,回到個人的日常……到今天,竟成為了習慣。「當愛變成習慣」[5]  是好?是壞?「情永在」就是把對方放在自己的心上,能「愛你」「多一些」大概也離不開「堅持」,把「愛」成為「習慣」:「但長夜  我總想到日後  願長夜  愛終不再溜走。」算是歌曲中給人一絲絲的盼望。


[1] 流行曲《只有情永在》由顧嘉輝作曲,鄧偉雄填詞,張學友及鄺美雲主唱。經典回聲:〈張學友 鄺美雲 只有情永在 早期MV(轉載)〉,YouTube,2024年2月23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SY2r4VAhn0(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5月28日)。

[2] 流行曲《每天愛你多一些》,由K‧HUWATA 作曲,林振強填詞,張學友主唱。World Music:〈張學友 (Jacky Cheung) 每天愛你多一些〉,YouTube,2019年9月24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LLa2FjdwqI(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5月28日)。

[3] 旺角堂、將軍澳堂、長浸、高怡堂

[4] 崇真會觀塘佈道所為筆者成長的教會。當年的主內弟兄姊妹,不少已成為了傳道人、宣教士。

[5] 流行曲《當愛變成習慣》,由劉諾生作曲,陳少琪填詞,張學友主唱。Kaiping82:〈當愛變成習慣〉,YouTube,2016年11月23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H7-DGVgMKw(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5月28日)。

生與死的邊緣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30/05/2024

香港推行生死教育的情況,與台灣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離。為何生死教育如此重要?據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稱,台灣因為有推行各種生死教育的課程,結果自殺率曾經減低了,成效有目共睹。然而,香港自殺的新聞近期卻此起彼落,聞者惋惜。台灣的生死教育有哪些例子可以成為香港的借鏡,如何可以有效教導人們珍惜生命,活出正向人生呢?明光社於2024年3月26日晚上舉辦了網上專題講座「生與死的邊緣」,並邀請了黃民牧師來講解。

重視生死教育

明光社

黃牧師認為,香港雖然有推行生死教育的課程,但形式十分片面,並不是整體性的。生死教育在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做得較好,然而這個題目並不是學校的主要科目,推行有限,情況並不理想。參考台灣,無論在小學、中學、大學,都有生命教育、生死教育的課程,學生在成長過程一定會在教科書上獲得相關的知識,他們會接觸過重視生命、情緒支援及靈性關注等內容。由於其關注度、重視度十分高,值得香港學習。現在,香港只有一些志願機構有限度地推行生死教育,內容也十分簡單,此外,大學也偶然會有一些相關的課程,但不普遍;然而在台灣,他們已開辦生死教育的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可見其重視度十分高。

生死教育研討會

台灣中、小學的老師經常會舉辦全台灣的生死教育研討會,分享在學校推動生死教育的個案,黃牧師也曾聽過他們的匯報,驚嘆他們願意在人力、物力、資源等方面付出,也花了很多時間去做,以完成一個有深度的生死教育計劃,事後更有成效及評估,十分認真。這些計劃的目的是要幫助學生處理情緒、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提升人際關係等。在這個情況下,社會的整體氣氛不再一樣,據黃牧師的觀察,感到學生的個人品格提升了,市民也較有禮貌、積極等,這可歸功於他們從小就願意談人生,談死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生死教育課程

他又舉例指,在台灣的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會安排學生睡在不同的棺材上,讓他們體驗死亡,課程計劃有整套設計,如事前講解、看影片、寫遺書,然後親自讀出遺書,開始準備死亡時的心理質素。代入其中後,參加課程的學生開始會想臨終前的掛慮、真情流露說出心底的說話等。儘管同學當中也有富經驗的醫護人員,但當他們睡在棺材的那一刻,都有重生的感覺,因為他們感受到生命的可貴,並懂得珍惜生命,才明白當生命去到最後的一刻,甚麼是最不捨,最掛心的,再重新反省生命。黃牧師體會到,課程完結後,這些課程的影響力不會短時間就減退,而是會栽種在學生的心裡,甚至影響他們的一生。

死亡咖啡館

不只是以研討會、課堂形式去談生死,台灣亦有死亡咖啡館,可以一邊飲咖啡一邊探討人生、生死、自殺、臨終等不同的題目。死亡咖啡館由一位生死教育工作者引進台灣,後來她又籌組了「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期望不用課堂而是用優閒的形式來討論這些話題,令生死教育貼近地面,易於與人分享和與大眾互動。咖啡館在近10年來已在台灣舉辦超過400場與談論生死有關的活動,由台北開始推展到整個台灣,總共有30,000人次參加,年齡由8歲到90歲都有,目的是推動民間談論生死,籌辦得十分成功。

與學童談死亡

黃牧師認為我們應該開放地談死亡,他說:「不是我們多說死亡,我們便會即時死亡。有生就會有死,所以我們兩方面都要關注,不可只談生,不談死。」故此,他認為人要活在當下,為了生活,便要更加珍惜生命,更加關心身邊的人。有一天,當我們離開世界時,若能貢獻一生給社會,那便沒有遺憾,沒有浪費一生。生命是有期限的,故此我們要教學童珍惜生命,並要與他們一起談死。很多家長忌諱與學童談生死,然而黃牧師認為儘管家長不提及,學童總會在不同的途徑,如在新聞上接觸到,這是不能逃避的題目。由於小朋友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死亡的話題,而死亡亦是人生的一部份,總有一天會來,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他鼓勵家長不應太害怕與小朋友談死亡,建議家長可以用一些另類的方法與小朋友談生死,如繪畫、繪本、短片或用家中的寵物作為話題,以建立正確的生命觀,令他們的人生更堅強。

若果面對認識的人自殺,黃牧師稱:「家長可從正面的態度教學童,要珍惜生命。若然自殺死了,就不會再見到家人,而家人亦會很傷心、痛苦、內疚。」他認為這是一個學習死亡的時機,並建議應與學童談自殺的後果。最後,他總結說:「死亡是必經的,我們應處之泰然,內心要培養正確的價值觀、生命觀,並要訓練抗逆力,在我們經歷苦難時也可以變得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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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的提醒

林俊牧師 | 林俊牧師為法國圖盧茲城宣教士,他在堂會事奉崗位退休多年,之後任不同地方堂會短期宣教士及作推動宣教事工牧者。師母在2022年亦提早退休和牧師同行宣教。他們現於法國圖盧茲城Toulouse華人群體、與已工作超過十年的香港播道會宣教士同工配搭事奉。
16/05/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法國

在離開逗留逾年半圖盧茲Toulouse返港前,會合了五位香港來的弟兄姊妹和牧者去了泰澤(Taizé)一趟。在唱詩禱告中與這首歌偶遇,也被它安慰了。在泰澤詩集155首Gib mich ganz zu eigen dir,英文翻譯的歌詞如下:

“Take everything from me that keeps me from you. Give everything to me that brings me near to you. Living God, take me away from myself and give me completely to you.” [1]

明光社

默想這歌時,我的禱告如歌詞:我的生命並我所擁有的恩賜經驗,雖並不怎麼寶貴,但是仍然給我一些安全感,也會使我疏遠了上主,求主給我一些使我能親近主的事物,求主使我成為完全屬於主的人。生命只有一次,為自己所期待而活,是應該的,但我覺得這不足夠。我是誰?我擁有的都是別人給我的,恩人很多,更有恩主,我知我不配得這麼多,但是既然給了我,我要用得其所,沒有人有權勉強我必須要給他,我卻有權給應給的對象。我有這計算的責任。誰值得我付出整個的我?只有救我佑我的神。生命雖到了風燭殘年,但不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在我看來,歲月愈來愈少,也愈來愈寶貴,要好好計算使用,不要浪費在無謂的事情上。60歲後我看自己是心肝病人蒙恩倖存者,這個心態鞭策我今天的事奉。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都希望你為他完成他想要你完成的,使他得功名,所以一將功成萬骨枯,別人死活他不放在心上,他們只是他得成就的工具。而我認為只有上主才是我該投效的。祂不是利用我,卻是成就我。而我願給主使用去成就主所要成就的人和事。

在泰澤敬拜禱告期間,看到最前排一個修士坐下,我在他後面看不到他的頭,後來他們退席時我才見到他的頭幾乎枕在他所推的助行輪椅上,他這樣步行,每日三次在殿內這樣服侍主。求主給我知所進退以決定未來事奉方向。

求主賜福將要離開的圖盧茲城的弟兄姊妹。感謝主有他們同行同工,給我們刻骨銘心的印象和回憶,謝謝差會及差遣教會及支持教會並無數支持者的關愛。這些都不是我們配得的。


[1] Spezialvideos, “Taize Gib mich ganz zu eigen dir,” YouTube, last modified January 2, 2018, https://youtu.be/Sib7vHU3Qh8?si=qglzIs4S_wIwzK3E.

融入?妥協?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09/05/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英國

「M記」是來自美國的跨國快餐連鎖店,其品牌已與漢堡包劃上等號。任何人一提及漢堡包就必定第一時間想到「M記」。當然「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仍是筆者的迷思。只是我們也不得不欣賞其能「融入」不同地區文化的營商策略,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

筆者曾居於香港的長洲。每年「佛誕」期間,小島太平清醮的習俗之一是「齋戒」三天。市場不能售肉,食肆也不可販賣任何的肉食。若要丁財兩旺,不少小店、食肆就更改其餐單,把一些平平無奇的素菜食材,配上一些「吉祥」的名字,就賣出高兩倍的價錢。在商言商,這是無可厚非的。而島上唯一的國際品牌連鎖食店M記,也竟然同樣作出「妥協」,放下身段,暫時摒棄其引以為傲的牛肉、豬柳、魚柳漢堡,而單單出售「脆香素菇包」。[1] 小島人口大概兩萬,近年更愈來愈多「外來人」遷入,真的持守傳統文化的居民已著實不多。大企業壓根兒不需要作出協調來迎合「小眾」。或許,是基於尊重,要融入獨特的文化,換取當地人的接納,就長遠而言,是利多於弊。

作為大企業,定必有其經濟考量。在英國的麥當勞,竟亦有類似的營商策略。每年在記念主耶穌為世人受苦期間,英國各大超市或麵包店也會推出十字包(hot cross bun)。翻查資料,十字包一方面有它的信仰含意,而有趣的是,它的一些傳說,竟然跟長洲的「平安包」相近。坊間有傳說指十字包可掛在家中,一年也不會發霉,可用作治病之用;航海行船時掛上它,可保整年的平安。[2] 作為大企業,當然不會以「平安」作考量,但在受苦節期間,餐廳卻會推出一種類似蘋果批的甜點,名為hot cross (bun) pie。同樣是對應英國的傳統,作出迎合及協調。

入鄉是否一定要隨俗?或許移居港人不時會自問。堅持以「快」見稱的生活形態,還是學習「慢」活的處事作風;堅持十項全能的「催谷」教育,還是接受「啟發」自由的學習環境;以「事業」導向的求學進修,或是以「興趣」為本的追求知識;繼續以「工作」來肯定個人的價值,還是嘗試體會Work-Life Balance?我們香港人,慣常每事計算精準、綢繆於未雨,是否需要學歐洲人,隨性自在享受於當下?

M記大概不會隨波逐流地,不時更改其餐單來迎合(或討好)客人的口味。只是,在其堅持本身的特色之餘,他們也會作出改變或調整,為要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那麼,香港人的特色是甚麼?我們最需要留下的又是甚麼?流散的,不得不作出妥協或改變,不僅是迎合異地的文化,更是需要走進社區及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留下的,也要面對周遭社會氛圍的改變,在協調、適應中,如何不失對公平、公義、和平與愛的堅持及追求,不單是毅力的挑戰,更是勇氣、膽量的考驗。

吃著素菇包、十字Pie或在不同的天空下嚐著港式奶茶、菠蘿油,在迎合與堅持、融入與妥協之間,思想著甚麼是我們絕不能放棄、忘記的東西?或是某些人、或是某些事、或是對美與善的渴望、還是那一點仍存在內心,微弱、衰殘的燭光……。


[2]  “Hot cross bun,” Wikipedia, last modified April 14, 202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t_cross_bun.

精卵商品化的倫理反思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3/05/2024

「唔,選擇金色頭髮藍眼睛,擁有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血統的Bernie好,還是選擇棕色頭髮,擁有多明尼加及葡萄牙血統的Norbert好,[1] 等一等,似乎不知道他們的身高體重,不如打開另一網頁看看,嘩,六呎高170磅的Shiloh是金色頭髮藍眼睛的,O型血似乎不錯,但六呎二寸155磅金髮綠眼O型血的Luciano會否好些?[2] 但六呎二吋高,才得155磅,會否太瘦?還是……」大家不要誤會,這裡提到的男士並不是甚麼約會平台上的「相睇對象」,而是分別來自兩家公司Cryos及XYTEX的捐精者資料。

明光社

現今在歐美國家,精卵買賣是一門極大的生意,曾幾何時,歐美人士對於精卵買賣或多或少仍需要背負道德包袱,不論銷售或光顧都會覺得羞恥,但從今天精卵買賣公司網頁平台的設計及營銷手法來看,這些道德包袱已經不復存在,精卵買賣已經如其他商品一樣,可以任君選擇,即使這些公司使用「捐贈者」(donor)一詞,現實中沒有所謂的捐贈者,因為捐贈者均會得到「補償」,[3] 公司也毫不掩飾滿滿的商業味道,以XYTEX為例,在網頁當眼處顯示「精選捐贈者類別第二位半價優惠」(Buy one get one 50% off on the featured donor)的促銷宣傳。「捐贈者」的資料相當詳盡,除了介紹他們的種族、外貌特徵、身心健康狀況、學歷、強弱處及興趣等資料,連他們祖父母的身高體重,教育程度及病歷,都能窺探一二。顧客不但知道自己心儀的「貨品」品質如何,就連貨存是否充足,自己身處的國家能否使用,[4] 價錢都一目了然。價格高低視乎捐精者是否願意向將來的18歲「後代」揭露自己的身份,以及公司為精子進行了多少項遺傳性測試,XYTEX還設有溫馨提示通知買家每天的截單時間。[5] 除了購買精子,公司還提供冷藏精子的服務,買家若不打算即時使用精子,便可以選擇冷藏精子以備日後使用,買的瓶數愈多可享的優惠愈多,此外公司還有回購政策,只要符合某些條件,公司會半價回購已售出的精子。[6] 至於卵子,基於男女生理構造不同,供應比精子少,價錢自然比精子貴,有出售卵子的Cryos,同樣以捐卵者是否願意揭露身份來決定價格高低。[7]

專家研發新技術時,大多出於善意,抱著希望解決人類在生理或心理方面問題的壯志,[8] 只是他們很多時預料不到,新技術所帶來的影響及後果,遠遠超過他們的想像,他們可以滿足人類某些需要,卻解決不到新技術衍生出來的一連串倫理問題。有時,新技術似乎沒有違背道德倫理,這純粹是因為大眾普遍接受了新技術,以及相信其對人類只有好處的說法,而不是新技術真的沒有道德倫理問題。商家當然會非常努力美化新技術,這樣新技術才能肆無忌憚地進入市場,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以及其中的捐精捐卵技術,顯然是典型的例子。

捐精捐卵是治療人類不育的其中一項技術,1799年,一位名為John Hunter的英國醫生指導一名病人收集自己的精子,並注射入病人妻子的陰道,根據大多數人的說法,這位求醫者的妻子最後懷孕了。1800年代中期,另一位醫生J. Marion Sims在報告中指他作了55次人工授精測試,其中有一次成功,令一名女性懷孕。[9] 1941年,有報告提到超過9,000名女士成功地透過人工授精而懷孕,當中97%的個案,孕婦都產下活嬰。[10] 可以說,那時輔助生殖技術已經進入了新時代。[11] 1954年,《錫達拉皮茲公報》(The Cedar Rapids Gazette)發表了獨家新聞,報道動物學畢業生Jerome Sherman及泌尿科教授Raymond Bunge研發了一項冷凍和解凍人類精子技術,並在過程中能讓精子存活,自此之後,醫生開始使用捐精者的精子治療不孕症。[12] 隨著冷凍解凍的技術問世,以及人們愈發接受透過捐精者提供精子的人工受孕技術,1970年代開始,精子銀行業務開始流行,尤其在美國漸漸成為一門生意,篇幅所限,捐卵歷史在此不贅。[13]

早在1909年,美國的醫學界和大眾媒體便開始討論捐精的倫理爭議及對社會的影響。一般來說,人們較易接受同源(使用丈夫的精子)人工授精,70年代之前,歐美的醫生大多因為病人的生理和心理功能出現障礙,例如逆行性射精、陰道痙攣、尿道下裂和陽痿,透過人工受孕方法,使用丈夫的精子令其妻子成孕。[14] 其後精子銀行及他人捐精的情況出現,引發更多爭議。天主教就生殖科技的發展,在1987年3月發佈了一份名為「關於尊重人類生命的起源和生殖尊嚴的指令對當今某些問題的答覆」的40頁指引,天主教反對一切形式的人工受孕,稱其助長了自慰的惡習,忽略了夫妻間性交具備的宗教意涵,並且把夫妻成為一體與生育之間的關係切割。[15] 至於基督新教,從來不乏討論輔助生殖科技的聲音,有些基督徒視不育為疾病,如果現今現代的科技可以醫治人們的疾病,為何不可使用輔助生殖技術治療不育?[16] 有的卻認為孩子為神所賜,毋須借用輔助生殖技術,若然神沒有賜予,可考慮領養。[17] 不過,即使有信徒支持夫妻二人使用自己的精卵進行人工受孕,也不代表他們會接受使用第三方捐贈者的精卵。畢竟,使用第三者的精卵無疑破壞婚姻的神性,也剝奪人的尊嚴,無論是對捐贈者,抑或是以此方式生產的嬰兒;另外,此方式亦未能尊重孩子的權利,因為他們無法得知誰是自己的親生父親或母親。[18]

現實中,捐贈精子及卵子所引發的複雜倫理或信仰問題,實在值得大家思考及討論。例如,人們為了金錢賣精賣卵算不算販賣神賦予捐贈者的獨特形象?那些為了賣精而借助書本或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 VR)技術得以射精的男士,算不算犯了奸淫?醫生欺騙顧客,偷偷將自己的精子賣給顧客,除了不誠實,還對受影響的人帶來甚麼負面影響?[19] 當有人不滿商業模式運作的精子銀行收費過高,打著自由工作者的旗號,只收取低廉的旅費和住宿費便提供精子,甚至直接鼓勵「受助者」通過自然性交來懷孕,「捐精」是否已經變相成為有心人滿足私慾的幌子?[20] 有男士為了證明自己非常厲害,到處捐精,[21] 又或是有診所超額銷售某一人的精子,這是否增加了捐贈者下一代亂倫的風險?[22] 或有捐贈者的行動是出於善意,但他們真的詳細了解過成孕孩子的感受,或整個輔助生殖科技帶來的問題嗎?[23]

成人為所欲為,苦的可是孩子。當夫妻關係和諧時,自然較容易接納使用他人的精子或卵子孕育的孩子,一旦婚姻關係破裂,情況便可能不一樣。美國印第安納州的Steven Engelking與前妻離異後,不想支付兩個孩子的生活費,他挑戰法庭的判令,提出根據該州的離婚法,捐贈者的孩子不能被視為「婚生子女」,所以他沒有義務撫養孩子,但最後上訴法庭裁定Engelking有義務照顧孩子,有律師評論訴訟時提到,法庭不關心生物學,如果你將自己塑造成父母,法庭就會把父母的權利強加給你。[24] 這個案可能揭露了Engelking最真實的想法,透過捐精而來的孩子不是他的後代,縱然他當初有份參與找尋捐精者。Engelking的孩子如果得知父親在法庭上拒絕他們,不知會有何感受?他們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價值?相信這並不是單一事件,夫妻二人在爭吵過程中一旦有人不自覺說出「你不是我的孩子」,它看似是一句晦氣話,實際上卻毫不留情地傷了孩子的心。[25]

即使「父母」深深愛著藉著捐精捐卵而來的孩子,有些孩子樂於接受,[26] 但不能否認現實中的確有一些孩子無法接受以此形式來到這個世界,他們認為這種生育孩子的方式是錯的,[27] 有不少人感到整個童年都不太對勁,與其他孩子不同,與世界格格不入,[28] 並且為自己的源頭和身份感到掙扎,不惜一切尋根。[29]

Cryos公司打著「夢想成真」的旗號包裝賣精賣卵的行為,當成年人得著嬰兒,以為美夢成真之時,對某些孩子來說,這可能是惡夢的開始。或許,立法可以彌補一些漏洞,問題是,立法能否醫治孩子的心?


[2] “Sperm Donor Search,” XYTEX Corporation, https://www.xytex.com/search-donors/profiles/.

[4] 基於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法例限制,例如在英國的人類受精及胚胎學管理局(The Human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不允許「捐贈者」匿名。捐贈者必須簽署協議,允許年滿18歲的「後代」知悉捐贈者的身份識別資訊。“UK Clients,” XYTEX Corporation, https://www.xytex.com/patient-information/uk-clients/.

[5] “Pricing,” XYTEX Corporation, January 1, 2024, https://www.xytex.com/patient-information/pricing/.

[6] “Donor Profile: Donor 50070,” XYTEX Corporation, https://www.xytex.com/donor/50070.

[8] 參Kimberly Dishongh, “Jerome Kalman Sherman,” Arkansas Democrat Gazette, February 17, 2013, https://www.arkansasonline.com/news/2013/feb/17/jerome-kalman-sherman-20130217/.

[9] Wendy Kramer, “A Brief History of Donor Conception,” HuffPost, December 6, 2017,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a-brief-history-of-donor-conception_b_9814184; W. Ombelet and J. Van Robays,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history: hurdles and milestones,” Facts Views Vis Obgyn 7, no.2 (2015): 137–14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498171/.

[10] Kramer, “A Brief History of Donor Conception.”

[11] Ombelet and Van Robays,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history.”

[12] Kara W. Swanson, “The Birth of the Sperm Bank,” The Annals of Iowa 71, no.3 (2012), 241, https://repository.library.northeastern.edu/files/neu:rx914919z/fulltext.pdf; Sonia Fader, “Sperm Banking History,” California Cryobank by Cooper Surgical, https://www.cryobank.com/learning-center/sperm-banking-101/sperm-banking-history/; Ombelet and Van Robays,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history.”

[13] Kramer, “A Brief History of Donor Conception,”; Ombelet and Van Robays,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history.”

[14] Ombelet and Van Robays,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history.”

[15] “Instruction on Respect for Human Life in Its Origin and on the Dignity of Procreation Replies to Certain Questions of the Day,” The Holy See, https://www.vatican.va/roman_curia/congregations/cfaith/documents/rc_con_cfaith_doc_19870222_respect-for-human-life_en.html; Martin L. Cook, “Guest Editorial: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 Vatican,” Santa Clara University, https://www.scu.edu/mcae/publications/iie/v1n3.1.html.

[16] 葉菁、葉應霖著:《給我一個Baby:從不育走到人工生育》(香港:宣道出版社,2013),頁211–213,220。

[17] 同上書,頁151。

[18] Emily Valji, “Third-Party Gametes and the Christian,” CedarEthics Online 7, (2010), https://digitalcommons.cedarvill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9&context=cedar_ethics_online.

[19] ABC News, “Woman on quest to find sperm donor father finds shocking truth about her conception,” YouTube, May 4, 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5h1jhMv-2I.

[20] Vice, “36 Kids & Counting: The DIY Sperm Donor,” YouTube, June 23, 20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NO1Omeois.

[21] 60 Minutes Australia, “Sperm donor plans to father 2500 children,” YouTube, February 18, 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hbcTGZmkI.

[22] VICE, “1 Sperm Donor, 17+kids, and a $5m Lawsuit,” YouTube, February 8, 20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w5H7byQ53w.

[23] Real Stories, “Make-A-Viking! Denmark's Booming Donor Sperm Industry,” YouTube, January 6, 20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ZQ6Du_sKq4.

[24] Cait McDonagh, “Divorcee must support donor-conceived children born during marriage,” PET, January 21, 2013, https://www.progress.org.uk/divorcee-must-support-donor-conceived-children-born-during-marriage/.

[25] Katy Faust and Stacy Manning, Them Before Us: Why We Need a Global Children’s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Post Hill Press, 2021), 161.

[26] Building Your Family, “Happy Donor Conceived Child Shares Her Story,” YouTube, August 21, 20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66HDx0nOkM.

[27] Rennie Burke, Yvette Ollada Lavery, Gali Katznelson, Joshua North and J. Wesley Boyd, “How Do Individuals Who Were Conceived Through the Use of Donor Technologies Feel About the Nature of their Conception?,” Centre for Bioethics, April 1, 2021, https://bioethics.hms.harvard.edu/journal/donor-technology; 60 Minutes Australia, “Sperm bank kids call for an end to the program that gave them life,” YouTube, August 4, 20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EjvscIcm0.

[28] Faust and Manning, Them Before Us, 152.

[29] Faust and Manning, Them Before Us, 150; 60 Minutes Australia, “Sperm bank kids call for an end to the program,”; TEDx Talks, “Unknown Identity: The Untold Life of a Donor-Conceived Person | Lizzy Forman,” YouTube, June 7,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7nJMK87i4A.

誰說人是理性的!

03/05/2024

《誰說人是理性的!:聰明消費者與行銷高手必讀的行為經濟學》
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
作者:丹.艾瑞利(Dan Ariely)
譯者:周宜芳、林麗冠、郭貞伶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天下遠見
出版年份:2008年

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亦因此人類與其他動物有所不同。然而,人類並非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理性的,《誰說人是理性的!》一書的作者Dan Ariely便是通過連場有趣的真人小實驗,為讀者講論在行為經濟學上,人類是如何不理性,不過,正如作者提到,人類的不理性表現總是重複出現的,亦因此,人類的不理性是可預測的。

閱讀此書的過程是一種享受,讀者或會讚嘆作者敢於創新,因為他設計出既好玩又新奇的實驗,例如他曾在一間美國酒吧扮侍應,只是想知道人們點啤酒時,會否受到其他人影響?其他人會否影響他們對所點的啤酒的觀感?結果發現,如果下單時公開點酒(即同桌人知道點酒者點甚麼),第一個點酒的人是最快樂的,若果私下點酒(即只有點酒者知道點了甚麼),則大家會一樣快樂。這個實驗首次在美國進行,之後在香港也進行過,只是主角不是酒而是食物,作者推測由於香港人較合群,因此公開點餐時人們會傾向點同桌人點過的食物,也有研究結果證實作者的推測是對的,但也因此,香港人往往容易做錯決定。不過,香港人不必為此覺得不好意思,美國人崇尚獨特,在公開點啤酒時愛與眾不同,會點他人沒有點過的酒,但他們結果與香港人一樣,所點的東西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

若大家聽過「朝三暮四」及「朝四暮三」的故事,可能會認為當中的猴子並不聰明,養猴人只要把早上給猴子三顆橡子、晚上給四顆橡子,改為早上給四顆晚上給三顆,猴子便會以為自己「多」了一顆橡子。作者的實驗也告訴讀者,人類如猴子一樣,容易被瞞騙。

一次實驗中,作者先給小朋友三顆小朱古力,之後告訴他們,可以用一顆朱古力換一條重一安士的朱古力棒,或兩顆換一條兩安士重的朱古力棒,大部份小孩子都樂意用兩顆朱古力換一條大朱古力棒;之後作者修改了指令,同樣先給小朋友三顆小朱古力,他們可以選擇用一顆朱古力換一條大朱古力棒,或者不作交換,只拿走一條小朱古力棒。有七成的小朋友竟然選擇只拿走小朱古力棒。大人不要以為猴子或小朋友才容易受愚弄,為了得到免費的東西,人們往往會犧牲了真正想要或需要的東西,即使這些免費的東西不一定有用,想一想有多少次因為見到買一送一或附贈品的東西,明知自己不喜歡也將貨品買下,便會明白箇中道理。有時,人類的行為真的是理性解釋不到。

此書雖是2008年寫成,但它既是暢銷書又曾增訂再版,當中的實驗結果仍然值得參考,也反映人類的不理性表現是重複出現的。

哥倫比亞大學示威者的訴求是甚麼?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教授與課程主任。
02/05/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最近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哥大)在內的多個美國高等學府都發生了挺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示威活動,這是一個十分敏感和頗具爭議性的題目,筆者已經盡力從不同渠道蒐集資料,在這篇文章中我嘗試如實報道,但或多或少的價值判斷和偏頗總是難以避免的。

雙方各執一詞
自去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突襲之後,以軍狂轟濫炸,導致在加沙地區大量平民傷亡,若果示威者的訴求只是要全面停火、關注加沙的人道災難,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批評者卻認為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他們指控示威者公然支持恐怖主義,威嚇在校園內的猶太裔學生,並且主張消滅以色列國。例如一名親巴勒斯坦示威者將一個帶有箭嘴的牌子指向一名猶太裔學生,上面寫著:「卡薩姆 (Al-Qassam)的下一個目標。」卡薩姆是哈馬斯的一個武裝分支。有些示威者則大喊:「我們是哈馬斯。」今年4月25日,哥大挺巴學運領袖詹姆斯(Khywani James)在一段影片中說:「猶太復國主義者都沒有活著的資格。」

在示威活動中常見的口號是:「由河到大海。」其含義是巴勒斯坦人擁有由約旦河到地中海的所有土地,以色列根本不應該存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 (Bret Stephens)指出,那些校園充滿對猶太人的敵視氣氛,他說:「如果這些言論和行為是針對其他少數族裔,那麼這會被認為是可恥的;但如果是針對猶太人,就會被視為可以理解,甚至值得讚揚。」基於安全考慮,哥大已經將課堂改為線上或者混合模式。

示威者辯護說:一直以來示威活動都是和平地進行的,而警察拘捕示威者,卻是壓制言論自由。紐約警察局在 4月22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雖然有些示威者從學生手中搶走以色列國旗,並發表了一些仇恨言論,但在猶太節日逾越節開始之前,警方沒有接獲任何關於哥大學生受到人身傷害的投訴,也沒有出現任何針對個人或團體的威脅。根據阿拉伯半島電視台的報道,在示威活動期間,有兩名以色列軍人混入示威群眾,從而製造混亂,紐約警方與示威者發生肢體衝突,警察採用化學氣體對付示威者,造成了10人受傷,一名巴勒斯坦裔學生表示自己受到恐嚇。

學術自由還是仇恨言論?
半島電視台批評哥大一直壓制挺巴的言論與行動,有趣的是,與示威者對立的陣營卻認為哥大不斷地縱容校園內的反猶太主義,並且一面倒地鼓吹左派思潮。例如哥大政治和歷史學教授約瑟夫.馬薩德(Joseph Massad)稱哈馬斯去年對以色列的襲擊是一次「驚人的勝利」、「太棒了」。哥大校長沙菲克(Minouche Shafik)是埃及裔美國人,4 月 17 日她在眾議院委員會作證時說,馬薩德教授的系主任和院長曾與他「交談過」,國會議員想知道「交談」是甚麼意思。然而,馬薩德告訴美國有線新聞網,大學當局中沒有人就他的言論跟他做過任何交談,他也沒有受到任何方式的譴責。相反,馬薩德表示系主任和院長都支持他,有線新聞網嘗試聯絡系主任、院長、大學當局,但沒有得到回應。

在聽證會中,國會議員多次質問學生有沒有機會聆聽到平衡的觀點,沙菲克回答哥大提供了至少五十門關於中東的課程,但她沒有提及這些課程是否涵蓋了左、中、右的不同觀點。衡量一位教授學術成就的標準包括了其著作數量、出版社的聲譽、論文被引用的次數,h-index就是一個綜合這些資料的指數,根據 Semantic Scholar,馬薩德的 h-index 是14分。以名牌大學來說,這分數是偏低的。比馬薩德教授更加有份量的中東問題專家大有人在,到底馬薩德得到哥大終身教席是否基於大學的多元化政策呢?這有待考證。終身教席的原意是保障學術自由,教授不會因為發表異見而失去工作,然而,異見並不包括煽動仇恨和支持恐怖主義的言論,擁有終身教席的教授是可以因為發表這類言論而被解僱的。如果我發表文章,稱讚 3K黨、白人至上主義者屠殺黑人,我肯定可以執包袱。

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根據一些目擊和追蹤示威活動的哥大師生所說,那些示威者的訴求已經超越了停戰,他們表達對美國的憎恨,揚言要推翻現存的建制。有些示威者舉起標語,聲稱「資本主義是致命的」,不少發起示威遊行的人士都是來自左派團體,這並不需要通過深入調查,因為那些團體的名稱和網站都印在橫額上,我只需要按圖索驥。其中一個團體的網站清楚地表明,他們的目標是為「一種全新的、解放性的生活方式」進行一場革命,他們要求「一個根本不同的系統」。另一個團體在網站上的口號是:「為了地球的生存,資本主義必須結束。」

有些批評者質問:既然他們那麼憎恨美國,那為甚麼還要留在這個他們討厭的國家呢?我相信答案可以在他們的網站中找到,他們說自己「的存在是為了在美國這個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中心進行鬥爭,與世界各地反抗資本主義剝削和帝國主義統治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站在一起。」這好像是一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他們留在美國,就是為了要推翻整個腐敗的美國制度。弔詭的是,原則上開放社會應該容許言論自由,這包括了反對的聲音,然而,若果反對的聲音是要消滅現有的制度時,那麼保障這類言論自由是不是自掘墳墓呢?

有趣的是,大多數參與這一場挺巴勒斯坦運動的示威者並不是被資本主義壓迫的弱勢社群,哥倫比亞大學每年的學費由70,000美元至90,000美元不等,學生非富則貴,或者獲得獎學金。直到目前為止,紐約警方拘捕了114名示威者,當中大部份都是來自中上家庭。例如被捕者之一蘇厄德 (Isabel Seward )的父親是聯合包裹快遞服務(UPS)的高級管理人員,另一位被捕者朱斯蒂 (Isabella Giusti)在喬治亞州一棟價值300萬美元、面積3,000平方英尺的豪宅中長大,爸爸是退休律師,媽媽則擁有一家店舖。

更加有趣的是,其實左派跟哈馬斯和其他穆斯林組織的意識形態是格格不入的,左派強調平等,尋求保障婦女、工人的權利,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卻不重視女權,更加不會容許工運,似乎這個組合是建基於這個邏輯: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結語
這場挺巴勒斯坦運動令我聯想起1960、70年代聲勢浩大的反越戰運動,當時示威者控訴美國帝國主義屠殺越南人民,在輿論壓力下,1973年美國自越南全面撤軍。1975年北越統一越南後驅逐了200萬人,迫使他們投奔怒海。隨後波爾布特佔領整個柬埔寨,發動了慘絕人寰的赤柬大屠殺,造成160萬至200萬人喪生。但美國境內卻沒有出現任何關注這些人道災難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不論你是否同意我以上的分析,我衷心希望,我們能夠撇開宗教思想、政治意識形態,對世界發出真實的人道主義關懷。

「快啲好」!真的好?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11/04/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英國

「大家都係神嘅兒女,唔戒口得唔得呀?醫生」

「唔打針得唔得呀?醫生」


「戒口快啲好!」

「打支針快啲好嘛!」


來自26年前,深入民心的經典廣告對白。[1] 似乎是說中了香港人及醫生對疾病、用藥的觀念及態度。「快啲好!」是彼此的共同期望。


前文分享過有關「慢」的文化,當中稍稍提及到英國的醫療情況,或許,讓人有一點點的負面感覺,懷疑英國的醫療體制,是否既沒有效率、又吝嗇,不給病人用藥,求醫,似乎有著近似登天的難度。


當然,這裡的醫療程序,是與筆者曾居住的香港及台灣有極大的差異。在英國,居民每當搬到一個新區,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到鄰近的家庭醫生(General Practitioner,簡稱GP)的診所登記。日後,任何求醫、問診或專科轉介,也需要透過GP。而作首次登記亦可能需要輪候一段時間,視乎該區的GP有否餘額。簡單而言,在英國,若沒有已登記的GP,就難以獲得一般的醫療服務。


每當身體感到不適,必須致電所屬GP預約。這肯定跟香港、台灣不一樣。在這兩個地區,一般病患者,只需要直接步入診所或醫院,就能在當天之內,見到醫生獲得治療。但在英國求醫必須預約,而預約期往往會安排在數天至數星期之後。病人也可選擇由醫生致電給他,透過電話作醫療評估。若病人要求與醫生面談,就需要等候更長的時間。問診評估後,醫生才會處方,並安排到指定藥房(pharmacy)取藥。但更多的情況是,問診後,醫生覺得不需要開藥。要知道一般的傷風感冒或發燒咳嗽,服藥七天就能痊癒,不服藥也可能大概一星期就好轉。由預約到問診,一般已超過一個星期,故不少狀況是不藥而癒。


根據最近一份對於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醫療服務的調查報告,顯示出普羅大眾對醫療服務感到頗滿意或很滿意的比率,創40年來的新低。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正正是預約輪候時間太長。[2] 但另一方面,受訪者中,仍有九成以上受訪者對現行醫療制度中,有關有需要的人能獲免費診治的原則,抱以正面的評價及予以肯定。[3]


無疑地,制度縱然有不足之處,但亦也有其可取的地方。為要讓真正有需要或病危緊急的人,獲得較快或適切的治療,就得在其他地方作出配合和協調。在仔細的評估後,才安排服務或較長的預約期,確實可以減少「濫用」的情況。減少用藥,亦能降低病毒的抗藥性,從長遠及整體而言,亦有助個人免疫力的提升。


明顯地,「快啲好」並不是這裡的醫療信念。


「病」本身就是一個訊號,提醒人需要休息;當個人受感染,既因為是身處的環境細菌、病毒驟然增多(這都與細菌活躍季節、周遭的衛生狀況或與病人身處的環境有關),亦同時與個人本身的抵抗力下降有關。過長的工作時間、不良的飲食習慣、缺乏運動及休息時間、過於依賴及使用抗生素,無疑是對個人的抵抗力造成負面影響。[4] 在港、台地區,病人要求馬上處方用藥,或醫生選擇開藥,不外乎是希望把一些令人不適的病徵壓下來,叫人稍稍回復精神,就能繼續上班、上課。生活在大都市,告病假似乎是一種罪大惡極的行徑;臥床休息就像犯下彌天大罪一般。


「快啲好」大概就是以不斷消耗個人長遠的健康狀況(或生命)換來的,但這樣的「好」,真的是好?


在英國,行人路上不時見到跑步者。清晨見到的大多數是年紀較大的,8時左右是較年輕的上班族,10時許至中午前是一些主婦,黃昏時間則以中年人士居多。或許,因為求醫困難,各人就把心力放在如何改善自己健康上。既然不能「快啲好」,惟有盡量叫自己「唔好病」,這亦不失為一個良策!



[1] TPB HK CM 香港電視廣告:〈香港經典廣告(1998)藍十字保險〉,YouTube,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lDPo8qIDsc&ab_channel=TPBHKCM%E9%A6%99%E6%B8%AF%E9%9B%BB%E8%A6%96%E5%BB%A3%E5%91%8A%E5%BA%AB(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4月8日)。


[2] Nick Triggle, “Public satisfaction with NHS at lowest ever level, survey shows , BBC News,” last modified March 27, 2024, https://www.bbc.co.uk/news/health-68669866.


[3] Rebecca Thomas and Jane Kirby, “Public satisfaction with the NHS at record 40-year low,” The Independent, last modified March 27, 2024, https://www.msn.com/en-gb/health/other/public-satisfaction-with-the-nhs-at-record-40-year-low/ar-BB1kB5DV.


[4] 〈衞生署與醫學會呼籲公眾適當使用抗生素以響應「世界抗菌素耐藥性關注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3年11月17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311/17/P2023111700403.htm(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4月8日)。

為甚麼我參加保守派教會?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教授與課程主任。
02/04/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有朋友曾經這樣問我:「你喜歡探索,而且具有批判性思維,但為甚麼你一直留在比較保守的教會呢?」說來話長,我嘗試在這裡長話短說。不過,先此聲明,以下的分享純粹是基於個人狹窄的經驗,我絕無意思將自己所見所聞概括到整體。

的而且確,在信仰歷程中我經過了漫長的探索階段,我曾經參加不同類型的教會,包括了天主教、反宗派的地方教會、普世派、福音派…… 等等。但在過去幾十年,我只是參加大致格局上傾向保守的教會,為甚麼呢?

筆者在香港的期間,基督教界內流行這樣的論述:「福音派信徒自以為擁有絕對真理,但開明派卻是背著問號做人;福音派只關心個人靈魂得救,但開明派卻重視社會關懷。」 許多年青信徒對現狀諸多不滿,這種充滿魅力的進步精神難免會令人悠然嚮往,筆者也不例外,於是乎我參加了這個派別的很多活動,在初期我的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然而,這過程中卻遍佈著揮之不去的頭上烏雲,有一次,這一陣營裡面的一位大學講師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加接近基督教精神,因為前者重視人人平等。 當時筆者還未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我只是隱約地覺得這說法缺乏實質證據,提出烏托邦式的理想是一回事,但實際執行卻是另一回事。在很多次聚會中,他們批判南韓、台灣的獨裁政權,並且指出以色列復國是不義之舉,但對於另一面不單只毫無批判,而是多番美白。那時候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他們主張爭取社會公義的手段是包含了與港英政府鬥爭,不過,在處理其他矛盾的時候,他們卻強調復和、寬恕、包容。有一次在他們的詩集上我赫然發現了瞿秋白的《共產國際歌》:「從來沒有甚麼救世主,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傑,全靠自己救自己!要殺盡那些強盗狗命。」我看不出當中有甚麼復和、寬恕、包容的精神。

我如夢初醒,其實這並不是背著問號做人,這是句號和感嘆號!一切是從政治立場出發,一切已經有了結論。我不知道,到底他們是以政治為目的,然後以基督教神學去合理化自己的意識形態,還是從基督教出發去關懷社會,如果是前者的話,那麼基督教神學便會淪為附庸,甚至當基督教無法適切自己的政治理念之後,便會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例如他們曾經批判「皇室神學」,說大衛王朝利用宗教思想合理化君權神授,從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人民卻沒有發聲的權利。

來到美國之後,筆者累積了更多經驗,而且總算讀過一點書。我繼續留意進步派的議程和論述,首先,在許多議題上筆者和他們是一致的,例如鼓吹環境保育、反種族主義、提倡婦女權利、反對無節制的資本主義…… 等等。不過,在其他議題上我卻有所保留,例如我不能接受改變自然婚姻的定義,亦不贊成在國際政治角力中天真地單方面讓步。從學術角度來分析,其實很多人在邏輯和資料上都欠缺說服力。但要命的是,只要你稍不同意, 那麼惡言謾罵、扣帽子便會接踵而來。所謂和解、包容、寬恕……,只是適用於跟他們立場一致的人。

讀到這裡,我相信有些讀者會這樣挑戰我:「這些問題在右派中不也是一樣發生嗎?」不錯,福音派亦存在著許多問題,但傳統基督教有一個強力的制衡機制:在神眼中,所有人都是罪人,自始祖犯罪以來,全人類都已經墮落,根據加爾文所說,這墮落不單止在道德層面,亦包含了理性層面。在這前提下,任何理論和做法都會有修正的空間。我知道這是一個理想,在執行時難免會有落差,但至少這是建構的基石。

然而,以某些政治意識形態為出發點的宗教思想卻有可能會陷入了死胡同,這種政治思想用二分法將人歸類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執迷不悟者和醒覺者,只需要站在正確的一方,便會永遠正確。

此外,傳統基督教重視個人靈魂得救,每個人都需要對神的救恩作出抉擇(決志), 在最後審判中,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所做的負責。雖然這種取向被重視社會關懷的信徒詬病,但在實踐上卻行之有效。這種精神和中國儒家有點接近,在《論語》中孔子的弟子顏淵向師尊請教「甚麼是仁?」孔子回答說:「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意思是:踐行仁德應該由自己來做,那能夠依靠別人呢?《論語》又記載了孔子曾經這樣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強調承擔個人責任,自己努力學習,不要怨天尤人,人在做,天在看,上天是理解的。在充滿族群矛盾的美國社會中,華裔人士能夠脫穎而出,一部份原因是具有這種個人責任的精神。

然而,以政治意識形態為大前提,卻會將焦點轉移到制度和權力層面。在美國境內,許多社會問題會被簡化為源於白人的壓迫,在國際舞台上,一切罪魁禍首就是美帝。我不否認有許多不公義的事情的確是結構性問題。但種種證據顯示,這種取向到頭來會變成「好心做壞事」,為自己的失敗製造藉口,只看見病徵,永遠不能正視問題真正的根源。

我再次強調,以上所說無非是個人主觀的經驗和見解,我絕對尊重抱持其他想法的人,但我希望大家真的是抱著問號做人。

及早為退休生活作好準備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20/03/2024

面對人生不同階段,精明的人會常作準備;人勞碌一生,總有一天會在職場上退下來,那時在時間分配上會一下子改變,與在職時截然不同。除了預備足夠的退休預算和生活費之外,我們應當如何及早為退休作準備,好讓自己不只是「過日子」,而是能夠好好地迎接退休後的日子?

日常生活融合體能活動
人愈成熟就愈明白健康的身體就是一份珍貴的禮物,壯健的身體恍如火車頭一樣,強而有力的帶動著生活的一切。既然沒有人能逃得過身體自然衰弱的變化,就需要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鍛鍊身體。若已經有喜歡的運動,當然是好事;若未有運動的習慣則愈早建立愈好,大家不妨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體能活動,例如站著聽電話、午飯後外出散步、以行樓梯代替坐電梯。所謂欲速則不達,鍛鍊身體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恆、量力而為。畢竟久經時日的身體和年輕的身體在護理上有所不同,不能操之過急。

除了需要關注身體健康外,也需要關注心靈健康。不少先進地區人口所面對的是長者孤獨的問題,例如香港、台灣和日本都關注長者的孤獨情況,就連世界衛生組織也在2023年宣佈,孤獨已成為一個迫切的全球健康危機。[1] 在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期間,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香港老人權益聯盟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合作,透過調查問卷了解162位基層長者戶的需要,結果顯示受訪長者孤獨量表得分高達9.2分,根據量表準則,得分超過8分即被視為嚴重程度的孤獨感,此外,他們當中有部份長者更有情緒困擾狀況。[2] 如此看來,若想好好地享受晚年的生活,實在需要及早思量如何持續地讓自己與其他人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建立個人興趣
成年人的生活各有各忙,隨著時間過去也令熟悉的關係漸漸流走,包括學生時代的同學、職場上的同事、伙伴;同時成年人也較難認識新朋友,展開新的人際關係,可能因為大家已習慣自己解決問題,隱藏自己的情感,慢慢地變成了非常獨立的大人。這是否意味著年長的人便要鬱悶地過日子?當然不是。成年人對友誼的需求或會隨著年日有所改變,但事實上人都渴望和別人保持一定的互動。享受獨處的人不妨盡早建立個人興趣,例如釣魚、書法、剪紙等,就能有所寄託、享受專屬自己的時光。若能在興趣中找到志同道合者,大家共度一些時間又或合作完成一些任務,例如跳社交舞、下棋、排練戲劇等,也是相當不錯的選擇。這樣我們既能專注於自己的感受,細味著獨處的快樂,也能透過興趣與人交往、分享樂趣,兩者對於保持心靈健康都同樣重要。

建立伙伴群體
成年人不妨作好心理準備,曾以為密不可分的親情、友情,也可能因情誼變淡、生老病死而生變,現有的社交圈子可能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收窄。若要與人保持聯繫,既要學會珍惜當下的朋友,同時也要保持開放的心態,願意接受新的人和新的經歷,簡單如問候數句、甚至一起吃飯,也是與人連結的機會。年齡、背景和興趣的差異不應成為連結的障礙,而應視為豐富和擴展視野的機會。有時成年人的心裡有種莫名的自尊感,視需要他人陪伴為軟弱的表現,可能因此難以主動地邀約其他人。如果願意參與社區活動或義工服務,便能為社會貢獻昔日寶貴的人生經驗;同時,參加者亦能自然地互相交流,一起度過快樂的活動時間。

不少為人父母者或會認為自己已一把年紀,與其把時間和金錢浪費在自己身上,倒不如把資源都留給子女,這是常見但並不全面的想法。若把每個人所擁有的資源看為一個餅,當我們為家庭、為職場等奮力向前時,請預留一份資源給自己,不然人真的會因為感到自己愈老,就愈覺得自己沒有價值,長期處於生理和心理上營養不足的狀態,甚至慢慢孤獨地死掉。每一個人生階段都是寶貴的,值得我們增值、善待自己,盡早為自己積極規劃晚年的生活,真心愛你的人也會為你感到欣慰。

長者面對關係性貧窮的難題

孤獨死已成為備受關注的社會議題。在南韓,保健福祉部在2023年發佈的調查顯示,2017年至2021年期間,共發生了15,000宗孤獨死案例,近五年呈現8.8%的平均增長率。[3] 在日本,國勢調查數字曾顯示日本每年有高達27,000人孤獨死,他們最少死去兩天都沒有人發現,他們沒有人送終,孤獨地死去。[4] 有學者就指出關係性貧困是導致人在死後無法即時被人發現的主因。他指出,將日本社會狀況與其他國家比較,在人際關係模式上,日本長者會將配偶視為心靈支柱的比例最高,也會透過與鄰居互動或在物資交流上保持與人聯繫,但有可諮詢親近朋友的比例則較低。[5] 除了親人,朋友也是支援人心靈的重要群體,交朋結友實在可以讓人健康地活下去。


[1] 葉兆輝、黎翠珊、陳樂儀:〈倡議社會連結 驅走長者孤獨〉,《信報》,2024年1月16日,網站: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3662549/倡議社會連結+驅走長者孤獨(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3月14日)。

[2]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香港老人權益聯盟 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基層長者戶需要研究2023〉,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23年8月20日,網站:https://soco.org.hk/wp-content/uploads/2014/10/基層長者戶需要研究-新聞稿-20230820.pdf(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3月14日)。

[3] 〈南韓研究孤獨死 案例以五旬男性最多〉,東網,2024年1月15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intnews/20240115/bkn-20240115180050879-0115_0099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3月15日)。

[4] 黃惠如:〈日本每小時3人孤獨死……,台灣人準備好了嗎?〉,天下雜誌,2019年6月24日,網站: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5734(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3月15日)。

[5] 陳柏宇:〈日本社會與孤獨死:定義、成因與解決之道〉,台灣新社會智庫,2023年9月25日,網站: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政策報告/社會安全/8928-日本社會與孤獨死:定義、成因與解決之道(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3月15日)。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

08/03/2024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
The Why Axis: Hidden Motives and the Undiscovered Economics of Everyday Life
作者:葛尼奇(Uri Gneezy)、李斯特(John A. List)
譯者:齊若蘭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年份:2015年

家長老是不能準時到幼稚園接走自己的孩子,校方遂決定只要家長每次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交一筆小額罰款,結果奏效嗎?情況只是變得更糟,以前家長會出盡辦法趕到幼稚園,甚至為遲到歉疚,但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往幼兒園,甚至視那筆小額罰款為託兒費,新政策只令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的兩位作者同為經濟學者,他們以現場實驗觀察人在自然環境下的真實行為反應。透過書中大大小小的實驗,讀者可以上一堂經濟行為學課,學習誘因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

遲到的家長為何不再歉疚?因為遲到既然「有價」,金錢便能消除人的「罪惡感」。在遲到與金錢沒有掛鈎之前,家長和幼兒園存在著一種默契,家長準時接孩子,這是「對的事情」。但罰款政策打破了這種「協議」,遲到變成了一項明碼實價的商品,既是商品,價錢又不高,家長何需趕去學校接孩子?

不少人試圖運用誘因,如以獎金或罰款去改變他人,但作者提醒讀者,如果採取的誘因牽涉金錢,最好要關注細節,因為誘因會改變人們對關係的觀感。制定之人如果看不出政策帶有負面誘因,結果可能得不償失。例如用金錢作為誘因,未必可以讓人盡力為慈善機構籌款。作者在實驗中,把將出去籌款的學生分為三組:第一組學生不會獲得金錢回報,只知道善款對慈善團體的重要;第二組除了知道善款重要,也會獲得獎金,它相當於他們籌得款項的1%;第三組同樣有獎金,不過是10%。結果是第一組籌得最多善款,其次是第三組,最後是第二組,證明1%的獎金「不足以成為行善的內在誘因」,反而「排擠掉更高層次的動機」。

作者奉勸若必須使用誘因,可以把誘因想成價格,要不就完全不設獎金或罰款,要不就乾脆把金額提高。他們在一些實驗中運用金錢作為誘因,鼓勵幾乎輟學的學生改善成績,但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也通過真人實驗,教導讀者明白並非任何事都可以用價格來評估,因為錢不見得萬能,拿別人重視的東西作為獎賞,往往比鈔票更能激勵人心。

若有公司的決策人常以金錢作為誘因去獎勵或懲罰員工,可能要思考這些方法能否對症下藥。此外,營造競爭環境又能否成為有效的誘因以提升效能?書中提及的實驗證明這招對母系社會印度卡西族的女性有效,但對以男性主導社會中的女性則不然,因為相對男性,女性一般好勝心不強,不管在以色列的理工學院,還是在坦桑尼亞的馬賽族。

誘因,不一定與金錢有關;誘因,也可以因人而異。

由武當張三丰說到生成人工智能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教授與課程主任。
06/03/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從前筆者曾經修讀過教育心理學,我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誰人呢?可能讀者永遠無法猜出來,那就是在《倚天屠龍記》裡面的武當張三丰,張三丰曾經對張無忌示範太極劍法,示範完畢之後,張三丰問張無忌能夠記得幾多劍招,張無忌說不記得,但張三丰反而讚好。張三丰不愧為一代宗師、世外高人,他要張無忌學習的並不是一板一眼的招式,而是綿綿不絕的劍意,這個更高的境界,並不能通過單純的模仿就可以達到,張無忌必須要拋開細節,用心來感悟在招式以外的劍勢,要神似而不是形似,用現代的術語來說,那就是「追尋模式」(Pattern seeking or pattern recognition)。

第二位我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陶淵明,他曾經在《五柳先生傳》裡面這樣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很多老師都用「讀書不求甚解」這句話去指責成績低劣的學生,意思是他們渾渾噩噩、馬馬虎虎,相反,我用這句話來稱讚學生。如果陶淵明讀書方法真的是這般不濟,他又怎可能成為偉大的田園詩人呢? 所謂「讀書不求甚解」,是指不應該拘泥於字句的表面意思和細節,而是著眼於微言大義,所以陶淵明領會到深層的意思後,便會興奮到不知飢餓為何物。

第三位我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唐朝詩人杜甫,他曾經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清代仇兆鳌在《杜詩詳注》中解釋「破萬卷」的意思,是指「識破萬卷之理」,杜甫的詩作在結構、風格和主題上都有其獨特性,難怪他能夠成為一代「詩聖」。

這是筆者一直沿用的學習進路,我很喜歡參觀博物館、畫廊、工藝展覽,但之後幾乎所有看過東西都變成了過眼雲煙,而我所讀過的書,都好像是水過鴨背,但這並不打緊。古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 其實,有時候記性太好反而是一種學習的障礙,若果你很清楚記得唐詩的句子,那麼你的作品便無法擺脫前人的影子。但是,若果你領悟了詩意,便反而可以開創出嶄新的風格。 

不過,假若你依稀記得一些從前瀏覽過的資料內容,便可能會出現問題,心理學上有一種名叫「隱性遺忘症」(Cryptoamnesia)的現象,這情況是一名藝術家或者一名作者在潛移默化之下吸收了人家的主意,但隨後漫不經意地在作品中展現了太過相似的元素,於是乎被指控抄襲。根據1989年發表的一項心理學研究,3%到9%的人會不自覺地將別人的主意當成是自己的原創。美國音樂家傑克.阿什福德 (Jack Ashford)坦然承認:「如果你仔細檢查我所寫的一百多首歌曲,你會發現在每一首裡面我都受了其他歌曲的影響。」 

然而,怎樣去分辨隱性遺忘症和故意抄襲卻並不容易,海倫.凱勒(Helen Keller)是美國著名作家,她在19個月大的時候染上重病,導致她失去了視覺和聽覺,儘管命運是如此坎坷,通過不懈的努力,她終於成為了文壇巨星,一生之中撰寫了14本書,她的奮鬥故事很勵志,但很少人知道她曾經被控告剽竊他人的作品。1891年,凱勒發表了一篇題為《冰霜之王》(Frost King)的小說,但後來人們發現這個故事與瑪格麗特‧坎比(Margaret Canby)寫的另一本小說《霜仙女》(Frost Fairies)有點相似。凱勒自辯說,在小時候曾經有人將坎比的故事讀給她,她只是聽過一次,但隨後忘記了。凱勒受到調查,但專家小組以四比四的分歧意見陷入僵局。因為這事件發生的年代已經久遠,所以現在已經變成了懸案,但我相信海倫‧凱勒應該是清白的。由於她是傷殘人士,故此她沒有可能翻查《霜仙子》的細節,然後有系統地改頭換面。

有趣的是,現在人工智能系統能夠記錄很多資料的細節,但人工智能生成工具在運作過程中卻拋開了具體內容。相信人工智能工具現在已經成為了許多讀者生活的一部份,對人工智能生成系統最強烈的批判之一,就是所謂人工智慧並不是真正的智慧,它並沒有創造新的知識或者新的作品,而是將現有的東西左拼右湊。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以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這些人工智能藝術生成工具為例,它們並不是好像「熟讀唐詩三百首」般鸚鵡學舌,簡單地複製和拼貼現有藝術家的作品。相反,它們分析並學習大量藝術作品的表現模式、風格、元素。經過訓練之後,生成工具就可以創造新的藝術作品。說得簡單一點,它們並不是學習具體的內容,而是追求「會意」、「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經具有了真正智慧的一些特徵,那就是「湧現屬性」(Emergent property)。在心靈哲學和神經科學中,湧現屬性是指大腦由簡單的腦細胞組成,但當這些簡單的物質整合一起而形成神經網路時,我們就有了意識和思想,而這些湧現出來的心靈是無法預測的。換句話說,整體是大於其各部份的總和(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同樣道理,當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接收到億萬份輸入資料時,它們就可以湧現出無法預測、前所未有的新東西,這類似杜甫所說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可能會有人批評說: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實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它並不似張無忌或者陶淵明,真的忘記或者漠視細節,其實它比人類更加能夠清楚記住所有具體內容,它展現了似乎是「理解」的行為,其作品看上去富有創作性,但它並不能真正地意會到更高的境界、領悟到更深的層次,充其量人工智能只算是海倫.凱勒。這說法是有點道理的,不過,生成式人工智能現在仍處於草創階段,我相信假以時日必會突飛猛進。

最後,我希望讀者不會發現這篇文章和其他作品有相似之處,在此聲明,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或者我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

「慢」的文化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06/02/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英國

英國的處事效率慢,是移居到此香港人的共同經歷,「慢」或許是英國文化的一部份。當然,感覺或體會到「慢」,或許是香港人獨有的,若德國人移居英國,他們大概不會有相同的感覺,反而可能覺得這裡的效率頗高,快與慢、遲延或效率從來也是相對的。


有天與小女兒到英國一間老牌、以價廉見稱的連鎖酒吧餐廳[1] 午膳。不少本地人喜歡光顧,點一杯啤酒就能閒坐半天。當然,香港人亦喜愛其中只需一鎊半,就有無限供應的咖啡、熱茶、朱古力。


中午時間是最繁忙的時段,看見相距四枱桌子的距離,有一老婦及少女站著一段時間,有一名男侍應一直在旁伺候,隨後,見到少女撥電話,心想莫非是投訴食物衛生或不滿招待不周?從遠遠的觀察,他們並沒任何爭論、衝擊,這畫面維持了差不多二十分鐘,過程中,看到另一女侍應,拿一杯飲料給那枱食客,然後拍拍少女的肩膀,似乎是給予她一些安慰(或是平息她的不滿)?在這段時間,不單是那枱食客沒有大聲說話,男侍應一直半步不離站著並且黙不作聲。更出奇的是,坐在鄰桌的客人,也沒有任何異樣,如常談天吃喝,似乎就只有遠遠坐著的我,好奇發生了甚麼事。


那桌子鄰近洗手間,不是我故意「八卦」,而是非去不可,走近,才看到有另一老者以「復原臥式」(Recovery position)躺在地上(食肆地板有鋪蓋地毯,躺著應該也舒適)。老者明顯仍是清醒,能與他人對話,事情可以這樣理解:男侍應站著為要伺候,作隨時幫助;少女剛才是致電召喚救護車;女侍應給予飲料作安撫也是合理不過。鄰桌客人沒有過大的反應,不僅是對當事人的尊重,更是令周遭氣氛顯得平靜如常,這亦是對他者另類的安慰。


不以為意,與女兒繼續午膳。大概又過了十多分鐘,女侍應拿著白色枱布走近。細看下,原來一位穿上制服的醫護人已到場,兩名侍應及家屬,共四人,應該是按醫護的要求,手拿白布圍著病患者,造成一道人造屏障,可能是方便醫護作一些即時處理。


又過了二十多分鐘,四人仍是手持白布圍站著。「為何這麼久仍沒有救護車到達?」是我當時的疑問。但立時就回想自己初到英國的一段求醫片段:有天,突然背椎劇痛不能轉動,觸及到右腳麻痛,導致不能坐、行、站。過往也有類似經驗,只是這次延伸到整條右腿,久病成醫,大概也知道是因為椎間盤突出,壓著神經線,影響到右肢。治療是注射放鬆肌肉的藥,讓人回復基本的行動能力,再服用止痛藥及進行物理治療,一星期左右就可以回復五六成,之後慢慢等待消炎退腫。誰料,當時致電救護,電話中的醫護問了一連串問題,衡量傷患者的危急程度,大概花了二十多分鐘,然後作出評估:「這情況是會自然康復的,我會開止痛藥,請你到指定藥房拿,但記著,不管如何疼痛,也要保持運動」。結果,我足足臥睡在較硬的地板上整整一個月。參照上次的經驗,我可估計餐廳內的醫護,大概也是在問診及評估。


又過了十多分鐘,終於見到另外的醫護人員推著輪椅進來,慢慢安頓老伯伯坐上,然後不疾不徐地把傷者送離現場。


足足花了近一個半小時!「慢」得也有一點「不可思議」,這情況大概不可能在香港出現。午膳的繁忙時間,要撥調兩名侍應來照顧一枱食客、病患,怎可能?病人及其家屬總認為自己的情況是最要緊,手指頭割傷、孩子肚痛、「暈車浪」、「扭親腳」……香港召喚救護車,總期望十分鐘內抵達,要等上一個多小時,怎可能?醫護人員及醫生應立時進行急救或開處方,藥到病除,要花上二十多分鐘問診,最後還是沒有「開藥」,怎可能?周遭的「路人甲、乙」見到意外發生,不是拿出手機拍照記錄,就是繞道而行,避而遠之。但這裡的人,竟然不以為意、不為所動、如常無異,怎可能?


文化差異,不能以「快」或「慢」來區分,而是在乎人如何理解及回應日常的事情。仔細了解病患者的狀況再決定是否送院,減省急症室的負荷,是避免濫用,可以保障真正危急的人;不隨意處方,是相當事人的免疫力及復原能力。


餐廳內的傷患者安然離開,少女仍待在餐廳,或許,這裡不像香港,傷患家人可隨救護車到醫院。曲終應該亦人散,只有女侍應還跟少女多談了數分鐘,最後,給她一個擁抱,就是給予憂傷者最大的安慰。文化差異,大抵就是看重「人」及單顧「事」之分。



[1] “Wetherspoons”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last modified January 22, 202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etherspoons.

彎彎曲曲的生命河道:由文學到社會科學和數學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教授與課程主任。
31/01/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文藝青年
人生並不是一條直線的跑道,你不能在起跑點便望到終點。相反,人生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河道,你根本無法預測在拐彎的時候,下一個地方是甚麼光景。

讀小學、中學的時候,老師都喜歡用「我的志願」作為作文的題目,這當然只是習作而已,而不是認真的生命藍圖。年少時我曾經想過將來做記者、社工、傳道人,年紀漸長的時候,我醉心於文、史、哲,但當時發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有一天成為了數學系的教授。

從小開始我已經很喜歡寫作,讀中學的時候我曾經籌辦了一個文、史、哲小組。中三時我需要在文科和理科之間作出選擇,由於原本的中學沒有文科班,故此我在升讀中四時轉校。後來自己在亞洲某大學修讀副學士課程,我參加了大學的中文學會,還有校外的新詩會,除了在一份報紙定期撰寫專欄文章之外,我還踴躍向不同的出版物投稿,但對於數理科目卻敬而遠之,可以說,當時我是典型的「文青」(文藝青年)。按照這種趨勢,當時自己和許多朋友都以為我將來必定在文壇發展。

由排斥到擁抱電腦和統計學
讀完了副學士課程之後,我向大學的兩位課程主任徵詢選擇主修的意見,我對大學本科的課程主任說:「我希望修讀中文系。」主任嘆著氣說:「唉!年青人,若果你讀中文系的話,將來謀生很難。畢業之後,你頂多在中學教書,坦白說,假如你在本校讀中文系,將來不可能跟台灣、大陸中文系畢業生競爭。你應該從實際角度去考慮。」我從來不會只是聽了一個人的說話便下決定,我同時向副學士課程主任查詢,但他亦向我提出類似的意見。這情況就好像是你興致勃勃地走進福特汽車陳列室,但汽車展銷商的兩個經理都勸你不要買他們品牌的汽車,那麼你還敢一意孤行嗎?

經過一番思想掙扎之後,我毅然來到美國修讀傳播理論系。獲取了學士學位之後,我嘗試申請教學助理、研究助理之類的工作,從而資助自己讀研究院的學費和生活費。當時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國際人際關係碩士課程取錄了我,一位教授聘請我擔任她的研究助理,職責的範圍包括了採用IBM主電腦去做統計分析,當時我既不懂怎樣操作主電腦,對統計學亦一無所知。 但這份工作是我唯一的收入來源,我只有硬著頭皮到電腦中心從頭學起。從前我對數理非常排斥,但在逐漸理解箇中奧妙之後,卻漸漸喜歡這個新領域。

坦白說,那位跨文化人際關係的教授對電腦和統計學並不是很清楚,後來我轉到教育心理系攻讀博士班,教育心理系的指導教授令我大開眼界,在那裡我有機會鑽研統計學、電腦程式編寫、人工智能,不過,這些東西只是工具,我有興趣的領域是教育心理與科技, 這個學院並沒有開設量化心理學 (Quantitative Psychology) 或者心理測量( Psychometrics)。

正當我預備全速前進的時候,河道卻突然來過大拐灣。有一天,指導教授突然對我說:「我將會轉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任教,你可以選擇留在這裡,找一個新的指導教授,或者跟我一起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在那邊完成博士課程。不過,我將會任教於教育心理學系的測量、統計和方法研究課程( Measurement, Statis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tudies),如果你轉校的話,你也需要轉換領域。」根據卡耐基基金會大學評級方法,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屬於第二級研究型大學,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被歸類為第一級,權衡過得失之後,我決定跟隨他向西遷徙。

以19世紀的方法去應對21世紀的問題
獲取博士學位之後,我先後做過電腦中心主任、心理測量師、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等不同的工作。大約10年前我開始在一間基督教大學的心理系任教,當時我觀察到數據科學、大數據分析會愈來愈盛行,2015年心理系計劃開辦一個心理學研究方法和數據分析的碩士課程,我以為時機已到,於是提出將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引進課程裡面,但所有人一致反對,他們所提出的理由卻令我感到困惑,例如:「大部份教科書仍然採用傳統的統計學」、「大部份學術期刊仍然接受傳統的分析標準」、「 大數據無關重要,心理學需要做實驗」……我知道大事不妙,這情況就好像是當數碼相機逐漸流行的時候,你仍然致力於製造菲林,又或者是串流媒體逐漸普及的時候,你仍然在實體店出租光碟。平心而論,這並不是那所大學獨有的問題,就我的經驗和觀察來說,許多大學的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部門都傾向保守,很多人以為可以沿用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發展出來的古典心理學,去解決21世紀的問題。

正當我感到灰心的時候,慈悲的上主為我打了一支強心針。不到一年時間,同校的數學系開設了統計學的碩士課程,數學系聘請了一位新的課程主任,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在他的課程中教授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我起初以為他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但跟著他聯絡了心理系的系主任,商討我在數學系兼任的可能性。從那時候開始,我將心理系取消了的科目 搬遷到數學系,每學期我都在數學系開設一至兩門課,那位課程主任甚至問我有沒有興趣半職在心理系,另一半在數學系授課。我心想, 那麼我的行政負擔會加倍,例如我要參加兩邊的教務會議和退修會, 所以當時沒有應允。但後來我感到後悔,我對自己說:若果再有同樣的機會,我會好好地掌握。

由泥牛入海到照單全收
好景不常,後來那位課程主任離開了大學,領導階層再沒有在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方面更上一層樓。報讀該大學的人數逐年下降,原因之一是大學所提供的課程並不適切於就業市場的需要,我先後向不少課程主任、系主任、院長、教務長建議改革課程,並且向他們定期提供關於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趨勢的最新消息,結果所有忠告都只是泥牛入海。

神總會給予人第二次機會。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我知道另一所大學計劃開展數據科學的碩士課程,因此需要聘請一位課程主任。在應徵的時候,我和不同學科的教授、系主任、 院長面談。面試結束之後,高級副校長兼教務長問我:「你認為哪一個學系是屬於你的家呢?」我坦白對她說:「 雖然一直以來我都是在心理系任教,但是社會科學圈子的保守氣氛十分濃厚,很難去引進創新的觀念。在面談過程中,我覺得數學系的文化會對我比較適合。」最後我在現時的大學擔任了數據科學課程主任,在從前的大學,我怎樣聲嘶力竭地呼喊也沒人理會,但現在幾乎所有我設計的課程都是照單全收。

其實我的數學水平只是馬馬虎虎,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都是跨科際的,人工智能裡面的神經元網絡(neural networks)是建基於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和神經科學(neuroscience ),第一個人工智能系統感知器是由康乃爾大學心理學家弗蘭克‧羅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於 1958 年開發的。反向傳播(backpropagation)是人工神經元網絡的基礎演算法,參與研究這演算法的傑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是認知心理學家和電腦科學家。 故此,自己的跨越學科的背景可以彌補數學上的不足。

永不說永不
英諺中有這句話:「永不說永不」(Never say never),意思是不應該劃地自限, 而是要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要完全排除潛在的機會或者改變。在生命河道拐彎的地方,我可能會作出不明智的抉擇,試想像,若果我從前完全不理會兩位課程主任苦口婆心的勸告,如果我因為對電腦和統計學沒有興趣而拒絕了研究助理的工作,如果我不願意放棄教育科技、冒險進入量化心理學的新領域, 如果我繼續留在社會科學的圈子,而不願意教授數學系的科目,我真的不知道現在自己會漂流到甚麼地方。

工作.意義(二)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25/01/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英國

之前在〈工作.意義〉一文中談及我們初到英國的生活,太太到中國人管理的餐館工作,那是她相隔二十多年後,第一次「有糧出」的工作:短短數天的工作,看見同作異鄉客的華人,礙於言語的限制,寧願接受不公平的待遇,接受低於最低工資的薪金。因著文化、語言的限制,異鄉人不得不受一點委屈,但遺憾的是同宗族的人竟然欺負同鄉人。

今年在聖誕、新年並打著「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的瘋狂大減價,不少零售商,物流和包裝公司均增聘員工,以應付超額的工作。因此,我和太太在11月中至1月初,有機會到一間手錶、首飾倉庫當臨時工。工作程序是這樣:先檢查貨品是否妥當;訂貨單內容跟貨品是否一致;然後按品牌入盒包裝,貼上地址及包裝員的標籤;按郵遞類別放到運送箱,等下一個工序的同事,安排寄出。

重覆的機械動作,熟能生巧,不費心思。但基於保安理由,手提電話不能隨身攜帶,工作時就不能聽聽歌來消磨時間或充塞自己的腦袋。與同事閒談可以嗎?已退休的尼泊爾籍管工(他也是臨時回來協助)會不時提醒:「快啲啦, 快啲啦……」(因他曾於香港居住,懂得幾句廣東話)。或許他認為閒談會影響工作效率。

工作會限制我們的時間和身體,我們的心靈和思想卻不會被束縛的,我們仍然可以自由地思考、默想、禱告。這樣,工作也將變得更有意義。

由於今次所聘的臨時工全是香港人,廠房內一下子變成了同聲同氣的香港人,與一直佔大多數的波蘭婦女平分秋色。波蘭人不多說話,給人一種冷漠、「兇兇」的印象,感覺不易走近。只憑感覺?難定真假!

有一天,太太被安排到包裝珠寶那邊工作,那是資深的波蘭同事主要的工作區域。太太有更多機會與她們相處,發現她們僅有一人,能夠以英文溝通。有次太太坐在一個不諳英語的波蘭婦女旁邊,婦人在這裡工作已五年,兒子17歲,兒子在每星期有兩天不用上課,這些日子就來這裡兼職。也許婦人感受到太太的善良,她願意分享自己的狀況:她表示一家來英國不過數年,丈夫卻在移居一年後過世。語言有限,她極力去表達說丈夫「UP」,太太以為她丈夫在樓上工作。隨後,她拿出項鍊的十字架,再重複「UP」指指天,太太才明白她指丈夫已過身。一個帶著歐洲人臉孔的異鄉客,不懂英語,要融入生活,更不容易!更何況是一個獨力帶著孩子的婦人?

每天午膳時間有半小時,員工各自帶備午餐,在休息室用膳。同鄉「圍爐」坐席是理所當然。我和太太並非標奇立異,只是感到六、七個香港人圍在一張小圓桌,未免過於侷促。隔鄰桌子有較大空間,更闊的視野,可以看看周遭的人。我們聽不懂波蘭語,但能看見:為何母子兩人不吃午餐?另一個女士,為何只站在門外抽煙而不吃飯?「眼到、口到、心到」。太太看見了,就去關心問候,之後每逢少年人上班的日子,她就多預備一份午餐,少年人欣然接受,我們也感到欣喜。人在他鄉,被接納、被關心比一切都更有力量。語言不通卻不能阻礙關係的互動。

若說上帝是偏心的話,大抵祂就是偏向受困、受壓、孤苦、無依的一邊:

「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申二十四20)

「向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詛!」(申二十七19)

「無倚無靠的人把 自己 交託你;你向來是幫助孤兒的。」(詩十14)

「耶和華保護寄居的, 扶持孤兒和寡婦, 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詩一四六9)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27)

藥業自由市場下人命何價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3/01/2024

假如有一款限量版的名牌手袋,價格節節上升,短短的時間,價錢竟然翻了好幾十倍,甚至只有少數有錢人才有能力購買,普羅大眾都高不可攀,或許有不少女士會因而抱怨手袋太貴,但相信社會上應該沒有人會為此譴責製造商有違道德倫理,畢竟,名牌手袋屬於奢侈品,在奉行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天價的產品只留待有消費力的人士購買,這並不是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

但如果短時間內價格暴升的不是名牌手袋,而是拯救生命的藥物呢?我們是否應當把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市場這一套理論,完全套用到醫藥產品上?換一個角度思考,即使藥商用了一些「正當的手法」推高藥物的價錢,卻令到不少患者因為無法購買藥物而病情加重,甚至提前離世,這種事又是否合情合理?

Daraprim,一個用於預防及醫治瘧疾的藥物品牌名稱,其主成份為pyrimethamine,這藥也用於治療弓形蟲感染症,對於在遺傳上免疫力弱的人、HIV感染者、胚胎及新生嬰兒等,感染弓形蟲疾病的情況會較嚴重,[1] 有時,Daraprim亦會與其他藥物搭配,用作長期治療HIV感染者的等孢子蟲病(cystoisosporiasis)。[2] 一粒Daraprim的價格原本是13.5美元,13.5美元是一般人可以承擔得起的價錢,直至2015年,Martin Shkreli收購了Daraprim的專利權,13.5美元的價錢自此一去不復返,Shkreli令原本13.5美元的藥物一夜之間暴升至750美元,升幅為55.6倍之多。身為圖靈製藥(Turing Pharmaceuticals)的創辦人及前首席執行官,Shkreli表示這是資本主義起的作用,而保險可以確保有需要的人會得到Daraprim。[3]

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當Shkreli被問到:「如果你能把時鐘倒回幾個月前,我想知道你的做法會否有所不同?」他卻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可能會把價格抬得更高。」對他而言,醫療保健價格是無彈性的(inelastic),[4] 他可以提高價格,並為他的股東製造更多的利潤,因為這是他首要的任務,他指出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的體系及資本主義的規則中,他的投資者希望他可以賺取百分之一百的最大利潤。Shkreli的「賺錢大計」迎來大批市民抗議,有人更高舉紙牌寫著:「藥丸的價值只是幾分錢,為貪心付出的代價卻是生命」、「低成本藥物拯救生命」等,很快,Shkreil被稱為「全美最討厭的人」。[5]

Shkreli為了賺錢,把無彈性需求的藥物價格抬高,這類事情在醫藥界並不是單一事件。瑞士的製藥公司Novartis及Roche、美國的Pfizer及Johnson & Johnson不斷收購競爭對手,法國的Sanofi亦收購了不少製藥實驗室,目的只是為了在全球市場上分到更大份的餅。[6]

2005年之前,老年黃斑部病變(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是無藥可醫的疾病,很多患者因此而失明。Avastin是一款可以阻止血管為腫瘤供血的藥物,[7] 在2005年美國的眼科醫生更開始使用這種藥物來治療眼疾,Avastin可以延遲視力喪失,因為其主要成份bevacizumab可以阻止眼睛後部異常血管的增生,還可以阻止液體從這些血管滲出,液體滲出會導致濕性老年黃斑病變和糖尿病眼疾,令患者喪失視力。[8]

Avastin效力驚人,價錢亦相當合理,不少病人因此接受Avastin的療程。其後,另一款藥物Lucentis在市場出現,研究顯示Lucentis的效用與Avastin一樣,[9] 只是,以法國為例,Lucentis的價錢比Avastin貴上30倍。Avastin及Lucentis均由製藥實驗室Genentech研製,Roche藥廠在2009年便擁有Genentech 100%的股權,Novartis藥廠則負責在歐洲等地區銷售Lucentis,這三間公司同時都能從Lucentis的銷售中獲利,它們自然希望醫生選擇Lucentis多於Avastin,因為前者的價錢更高,意味著它們可以賺取更多利潤。

在2008年3月至2013年11月期間,Novartis藥廠在醫療保健行業的持份者面前詆毀Avastin,誇大使用Avastin治療AMD的風險,並堅稱Lucentis的安全性和耐受性。Novartis雖然有向醫療持份者提出了兩種藥物之間的客觀差異,但對當時有關藥物的科學研究卻進行了選擇性和帶有偏見的詮釋。另外,由於Avastin在市場推出時,清晰指明藥物是用於治療腫瘤,而非眼疾,Novartis在介紹藥物時亦刻意強調使用Avastin治療AMD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責任問題。在此期間,Novartis、Roche及Genentech三間公司就使用Avastin治療AMD引發的風險向公共和衛生部門發表了誤導性言論,它們推遲了衛生部門要求對Avastin的研究,又詳盡闡述危言聳聽的言論,提到如果官方正式推薦使用Avastin治療AMD,可能引發健康風險。[10]

在美國,藥廠提高藥物的價錢,已經到了一個荒謬的地步,涉事的藥物有胰島素、腎上腺素、類風濕性關節炎等藥物。或許瘋狂加價的背後,與當地的保險制度有關,[11] 又或是藥廠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科研,但事實上,被加價的藥物並不是甚麼新藥,而是現有藥物,包括在1923年走進世界的胰島素,[12] 藥品價格不再反映研究的實際成本,而是反映了少數大公司的財政實力,它們能否在市場上爭奪到不成比例的利潤。[13]

當藥廠以賺錢為首要目的,自然會把藥物當成其他商品,誰出得起錢,誰便可以「享用」。問題是,藥物真的如限量版手袋一樣?當Daraprim變得昂貴,醫院被迫轉換「可能不具有相同療效的替代療法」。[14] 「替代療法」並不是理想的做法,近年台灣遇上最嚴重的缺藥潮,有醫生被問及能否用替代藥物解決欠缺藥物問題,她表示即使成份一樣的藥物,病人對於不同藥廠製造出來的藥物,會有不同的反應,有病人甚至會覺得藥物無效,因此不是找到成份相同的藥物便能解決問題。[15] 藥物與名牌手袋不同,後者僅提高個人的身份地位,前者延長的可是生命。研發胰島素的醫生Frederick Banting深知藥物不是商品,他認為醫生如研發出拯救生命的東西卻只考慮從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他的名言是「胰島素不屬於我,它屬於世界」,因此他拒絕用以個人名義獲取胰島素的專利權,並把它給予與他共同研發胰島素的James Collip和Charles Best,二人亦僅以一美元的價格將胰島素的專利權賣給了多倫多大學,為的是希望每個需要藥物的人都能夠負擔得起。[16]

前人雖有良好的意願,可惜未能如願。2016年,美國的糖尿病患者,平均每月需支付450元美元以接受胰島素注射,住在科羅拉多州的患者比較好,因為州政府干預了藥物的價格。[17] 一個病人每月大概需要兩至三瓶胰島素,到了2021年,一小瓶胰島素的價格已介乎175至300美元之間。[18] 在加拿大,若沒有參加國家和公共管理的藥物保健計劃,病人亦需以高昂的價錢來購買胰島素。[19]

無力支付醫藥費的結果便是病人減少注射胰島素的次數,這情況亦出現在其他關鍵性藥物上,病人因無力負擔而減少用藥,換來的便是病人「死非其時」。[20] 這裡並非主張每間藥廠都必須與Banting等人一樣抱著濟世為懷的心情去製藥,畢竟,製藥真的需要科研及營運經費,工作才能繼續下去,但如果這些大藥廠只用賺錢及服務股東的心態去經營,只求牟取暴利而罔顧他人死活,相信這絕不是人們樂見的事情。

即使自由經濟市場的運作如何植根人們的腦袋,絕大部份人的心裡都接受不到單單用錢去處理「生命攸關」的事情。當人們聽到Shkreli在2018年因兩項證券欺詐罪和一項串謀證券欺詐罪被判監七年,並在地區法官的命令下歸還Daraprim價格上漲帶來的6,460萬美元利潤,以及終身被禁止進入製藥業的消息,[21] 又或是得知法國競爭管理局在2020年9月判處Novartis、Roche及Genentech這三間公司4億歐元罰款,相信都會感到痛快。[22]

神創造了人的生命,也讓人擁有良知,當有一個制度走到極端並且令人受苦,自然會受人質疑。借用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Michael J. Sandel在其著作《錢買不到的東西》所說的話:「人類有尊嚴也值得受尊重,並不是用來獲利的工具,也不是供使用的物品。」「過去三十年來所發生最致命的變化,[23] 並不是貪婪的增加,而是市場及市場價值已擴張到非它們所屬的生活領域中。」[24]

除了救命的藥物,還有甚麼是不能以市場價值來衡量?值得我們思考。


[1] John P. Cunha, “Daraprim,” RxList, January 6, 2022, https://www.rxlist.com/daraprim-drug.htm#description; Charles Patrick Davis, “Definition of Toxoplasmosis (Toxo),” RxList, https://www.rxlist.com/toxoplasmosis_toxo/definition.htm.

[2] “Pyrimethamine (Monograph),” Drug.com, February 23, 2023, https://www.drugs.com/monograph/pyrimethamine.html.

[3] Lauren Boyer, “Drug Company raises price of Daraprim from $13.50 per tablet to $750 overnight,” U.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ember 21, 2015, https://www.usnews.com/news/articles/2015/09/21/drug-goes-from-1350-per-tablet-to-750-overnight; “Martin Shkreli: Man who made huge profits by inflating price of life-saving drug ordered to return £47m,” Sky news, January 14, 2022, https://news.sky.com/story/martin-shkreli-man-who-made-huge-profits-by-inflating-price-of-life-saving-drug-ordered-to-return-47m-12516161.

[4] 「無彈性」是經濟術語,指到在價格變動時商品或服務的靜態數量,當價格上漲時,消費者的購買習慣保持不變,當價格下降時,消費者的購買習慣也保持不變,這便是無彈性的需求,參Ali Hussain, “What is inelastic? Definition, calculation, and examples of goods,” Investopedia, August 23, 2022,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e/inelastic.asp.

[5] DW Documentary, “Big Pharma – How much power do drug companies have?,” YouTube, September 13, 20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_W3yRA9I8.

[6] 同上。

[7] “How is Avastin designed to work?,” Avastin, https://www.avastin.com/patient/mcrc/about/how-avastin-works.html.

[8] David Turbert, “What is Avastin?” 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April 19, 2023, https://www.aao.org/eye-health/drugs/avastin.

[9] 同上。

[10] Bird & Bird, “France: EUR444 million fine imposed on three pharma companies for abuse of a collective dominant position,” Thomson Reuters Practice Law, November 2, 2020,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w-028-1483?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

[11] Julia Belluz, “The absurdly high cost of insulin, explained,” Vox, November 7, 2019, https://www.vox.com/2019/4/3/18293950/why-is-insulin-so-expensive; Laura Entis, “Why does Medicine Cost so much? Here’s How Drug Prices are set,” Time, April 9, 2019, https://time.com/5564547/drug-prices-medicine/.

[13] DW Documentary, “Big Pharma.”

[14] Boyer, “Drug Company Raises Price of Daraprim.”

[15] 華視新聞CH52:〈30年來最嚴重缺藥潮!〉,YouTube,2023年8月13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MXTB-j1O74&t=2160s

[16] Belluz, “The absurdly high cost of insulin,”; Rebecca Redmond and Nikolas Barry Shaw, “How Banting’s hopes of insulin for all became a dark nightmare,” Toronto Star, October 25, 2023, https://www.thestar.com/opinion/contributors/how-banting-s-hopes-of-insulin-for-all-became-a-dark-nightmare/article_e12fc5f3-e206-564c-9f9c-6125195a9fb8.html.

[17] Belluz, “The absurdly high cost of insulin.”

[18] Joshua Cohen, “Insulin’s out-of-pocket cost burden to diabetic patients continues to rise despite reduced net costs to PBMs,” Forbes, January 5, 2021, https://www.forbes.com/sites/joshuacohen/2021/01/05/insulins-out-of-pocket-cost-burden-to-diabetic-patients-continues-to-rise-despite-reduced-net-costs-to-pbms/?sh=e3055ad40b24.

[19] Belluz, “The absurdly high cost of insulin,”; Redmond and Shaw, “How Banting’s hopes of insulin for all became a dark nightmare.”

[20] Redmond and Shaw, “How Banting’s hopes of insulin for all became a dark nightmare,”; Belluz, “The absurdly high cost of insulin,”; “Body Count: The human cost of financial barriers to prescription medications,” Canadian Federation of Nurses Unions, May 1, 2018, https://nursesunions.ca/research/body-count/.

[21] Rina Torchinsky, “‘Pharma Bro’ Martin Shkreli has been released from prison,” npr, May 19, 2022, https://www.npr.org/2022/05/19/1100019063/pharma-bro-martin-shkreli-been-released-from-prison.

[22] Bird & Bird, “France: EUR444 million fine imposed on three pharma companies.”

[23] 這本書出版至今已超過10年,在這段日子裡,市場及市場價值仍然一直在擴張。

[24] 桑德爾〔M. J. Sandel〕著,吳四明等譯:《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台北:先覺,2012),頁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