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當人人是記者時......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8/01/2011

在社交網站,經常有網友分享不同的新聞、故事、短片、音樂片段等,當中有個人經歷,也有轉載別人的分享,或主流媒體的報道。過程中,我們不斷把資訊加工,如複製、分享、留言、增刪,甚至改圖改字。原來,在網絡世界中,我們早就不是單純的資訊接收者,而是資訊發放者。那麼,我們需要學習「傳媒操守」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美國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有一群非常活躍的「新聞參與者」(News Participant),約佔全美網民的31%。他們不但會寫文章,更會發表政論,把自己的社交網站變成表達自己政見的場所(參附表)。

在社交網絡發表個人意見,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分享,這種資訊傳遞模式,會令媒體原本的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功能被廢,導致社交網絡的資訊和取材變得非常個人化,十分視乎朋友之間的愛好。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李月蓮認為:「以往傳媒內容由傳媒機構製作,所以傳媒道德是『專業概念』,現時大家都可以製作及發佈傳媒內容,所以傳媒道德已變成『公德概念』。」1

欠缺傳媒操守

李月蓮接受我們訪問時又表示,有關的問題自從陳冠希事件開始浮現,當時很多人以「朋友」名義,將事件中女受害人的相片以電郵互相傳閱,而且全部相片都是未有「打格」,這反映大家並未意識自己正在做傳媒的「工作」。及至近日菲律賓人質事件,有網民不斷散播仇菲情緒,在在看到社交網絡的威力。

她說:「以前我們會相信傳媒,信權威,現在反而是相信朋友,因為朋友覺得好,於是我就更有興趣想知道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於是又去閱讀 / 欣賞有關短片,變相是更好的宣傳。」

在社交網站,最吸引人注意的,未必是洋洋灑灑的文字,反而是又快、又簡單、又有官能刺激的東西,因為這樣才吸引人看,而愈能吸引別人看你的facebook,愈能反映你在社交網絡的「地位」。

可是,我們往往忽略過程中消息的真偽、內容的準確度,甚至沒有意識地成為傳遞煽情言論、散播錯誤資訊的「幫兇」。

有關注青少年和網絡保安的公司為讓更多人了解如何安全和健康地使用社交網絡,特別設計一本名為《給家長的facebook的指引》,2當中除了指出facebook各種私隱陷阱外,更就著發放和分享訊息提出一個重要的思考方法:網上聲譽。文章說:「無論你貼任何文章,不論是正面和負面的資訊,都會影響別人與你的關係,他對你的看法,以及他會怎樣向別人表達對你的看法。我們表面上在facebook只看到不同的文字和畫面,但我們要記住我們不是與這些文字與圖像互動,是與貼這些內容,回應這些內容的人互動。

為此,我們要捍衛的,不再只是「傳媒操守」,而是你的「個人操守」。
 

社交網絡的五個反思參與模式

反思式醒覺 (Reflexive Awareness):
網友在消費或製作媒體內容時,要考慮當中的動機及後果。減少盲目、失去自主、「人傳我傳」的心態

辨識能力 (Discriminative Judgment):
學習在接受及表達傳媒訊息時,認清訊息背後的價值觀,分辨事實真假,鑑別品味

社會監察/分享 (Social Monitoring / Sharing):
Web2.0時代人人可以當記者,但過度的社會監察/朋友訊息分享會引致私隱全無,在分享其他人的個人私隱時,最好先獲得他人同意

恰當及具品味的參與 (Decent Participation):
網友參與媒體消費或製作時,要有公德心及具備傳媒道德素養,不侵犯私隱,不破壞別人名譽及傷害別人感受,不做網絡惡搞,不散佈謠言及誤導大眾,避免為公共空間製造噪音及散佈低俗訊息。此外,亦不觀看鼓吹暴力、越軌行為、友儕虐害、賣弄色情,或鼓吹種族、性別及其他歧視的視頻及媒體作品,也不侵犯版權和購買罔顧新聞專業操守的傳媒產品

正面思維(Positive Thinking)
面對不同的新聞事件,尤其是災難事件,宜盡量向正面的方向思考,減少散發敵視、仇恨等負面和受情緒影響的言論
(資料來源:Lee, Alice. “Family media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Web2.0: A reflection from the celebrity photos saga on the Internet.” House of Tomorrow, 16(1), 1-9. 2008.)

附表:
新聞參與者的特點
‧ 會為新聞分類和做標籤(tagging)
‧ 會在網上新聞平台發表自己的短文、評論,相片或短片
‧ 會將新聞或網誌(blog)連結到社交網站
‧ 會將新聞或網誌轉貼到短訊工具(例如twitter)
(資料來源:Olmstead “Understanding the Participatory News Consumer” Pew Research Center. < http://www.pewinternet.org/~/media//Files/Reports/2010/PIP_Understanding_the_Participatory_News_Consumer.pdf>,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0.

社交網站失去公共性
社交網站玩意多多,大家樂「太刻薄」、曾蔭權聖誕歌「超錯」、李氏力牆襲港新一代網友運用無限創意,將社會熱話用諷刺、戲謔(Parody)的方式表達,成功動員群眾,產生改變政府 / 商界政策的小奇蹟。惟這種動員背後是否有豐富理論和理性討論作為基礎,令公民社會整體更趨成熟,還是只是一個按情緒、「感動」、意識流操作的社運呢?

社交網站的出現,令網絡的討論變得小眾。網絡發明人Tim Berners-Lee於2010年11月的一篇文章稱,社交網站開放性不足,很多資訊放在該網站內,失去本來公開的獨立網址,失去互聯網公共性的特質,令人難以自由連結所有東西,資訊受到阻隔,有礙溝通。3

資訊變得支離破碎
這種小眾的討論,由於欠缺公共性,即使容易做到動員效果,但欠缺對政策深入討論的機會。民間傳媒《獨立媒體》編輯阿藹認為,社交網站會漸漸變成相同言論的動員集散地。她說:「社交網把一個朋友圈所關心的事情變成了『小眾新聞』,但若這『小眾』不能與其他『小眾』結盟、對話、交鋒,繼而轉化為公眾的論述,結果只能是自我(滿足地被)邊緣化。」4

此外,社交網站的資料由於是朋友互傳的,討論並不公開,社會不能分享討論成果。《獨立媒體》另一位編輯朱凱迪表示,辛苦組織起來的內容,現在大部份都被分享和散落於社交網站。他不禁問:「作為一個整體的網站不就被切成碎片嗎?」5

不少人也批評,資料流入社交網站後,失去對資訊的管理權,而且難以統整。隨著時間過去,所有建立的東西幾乎變得石沉大海,難以尋覓。但離開社交網絡,自立網站,又變得失去社交聯繫,彷彿沒有了生氣和動員的能力。正如 Tim Berners-Lee 所言,社交網絡彷彿真的為原本無縫的網絡起了一道牆,如何既能將知識和討論累積,又能引發社會動員,似乎是下一個重要的問題。

其他參考資料:
Beales, Ian. “The Editors’ Codebook.” UK: The Press Standards Board of Finance Limited, 2009.
Ess, Charles. “Digital Media Ethics.” UK: Polity Press, 2009.
Lee, Alice. “Family media education for the Net generation,”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3 (2), 54-64. 2010
Lee, Alice. “The paradigm shift of media education in a participatory media environment: The impact of YouTube phenomen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search Summit, National Media Education Conference 2007. St. Louis, USA, June 22-26, 2007.

1 Lee, Alice. “Family media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Web2.0: A reflection from the celebrity photos saga on the Internet.” House of Tomorrow, 16(1), 1-9. 2008.
2 Sophie Anderson. Parents' Guide for Safe YouTube and Internet Streaming for Kids. 2019. < https://www.safetydetectives.com/blog/parents-guide-for-safe-youtube-and-internet-streaming-for-kids>, accessed November 2, 2020.
3 Berners-Lee, Tim. “Long Live the Web: A Call for Continued Open Standards and Neutrality.” Scientific American, November 22, 2010. < 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fm?id=long-live-the-web>,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0.
4 《編輯室周記:當新聞變成小眾經驗》,獨立媒體,2010/12/08。< http://www.inmediahk.net/編輯室周記:當新聞變成小眾經驗> 。
5 朱凱迪,《遲到的編輯室周記:民間記者平台、社會運動起點、還是新聞網站?》. 獨立媒體,2010/10/19。 < http://www.inmediahk.net/遲到的編輯室周記:民間資訊平台、社會運動起點、還是新聞網站?-0> 。

相關文章

網絡上資訊傳遞與溝通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9/01/2021

美國大選除了讓社會大眾再一次了解美國政治以及民主制度之外,不少香港人眼看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美國政客的言論被平台加了一個「註腳」,有部份群組更被封殺,令他們有更多感受。事件引發網民震怒,更觸發一場社交網絡平台移民潮,要到一個沒有人「指手畫腳」的平台,重新營運。有人認為社交網絡平台中如果有假新聞,該平台有編輯責任,應該刪去帖子,但同時亦有人認為在平台上,本來人人平等,資訊應自由流通。

究竟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了甚麼問題?維基百科其中一位創立者Larry Sanger早在2016年一篇名為〈談網絡的目的〉(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的文章裡分析,[1] 網絡主要用途有兩個:溝通和資訊。理論上所有Web 2.0的產物,即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等等,都是著重溝通的產品,相比起Web 1.0時代,只是供人閱讀新聞、訊息,Web 2.0就多了分享和溝通的功能。在發展的過程中,社交網絡平台強調所有帖子排放都是互動效果,即以所謂的評論、讚好和分享(Comment, Like and Share,簡稱CLS)來判定,互動高的帖子放在較重要的位置,欠缺互動的放較低。

這種排放帖子的方法,必然會產生的效果是,譁眾取寵的帖子易受歡迎。同時因為社交網絡平台強調的是溝通和互動,而非講究資訊內容的準確度,所以即使在討論的過程中涉及不準確的消息,也只會變成「討論溝通」的一部份,而並非必然要去查證真偽,就正如幾個人在真實世界聊天,沒有人會一邊聊天一邊研究對方說的話是否理性客觀真確,因為重點是大家分享聊天。同時,基於網絡世界本來就強調人人平等,專家的意見和巿民的意見在網絡中是否受歡迎,其計算方法是一視同仁的,換言之,講得爆」的人即使句句有錯誤資訊,也可以得到流量,講得悶的醫生就算資訊準確,也可能沒有人會接觸到有關訊息。

Sanger認為,原本如果能將資訊傳遞和溝通分開,理應是好事,但在社交網絡平台,這種不需要有任何事實根據,純粹「吹水」聊天的輕鬆討論內容,卻往往被當成一般資訊遭到廣傳,同時很多名人,甚至記者,都會在社交網絡平台設立自己的賬號,會講自己的見聞和政見,甚至新聞媒體也在社交網絡平台設自己的專頁,將新聞變成一個讓網民溝通的話題,於是準確的資訊和溝通平台的界線日漸模糊,不少人更索性在社交網絡平台中搜索資料。「吹水當認真」,資訊當然就愈傳愈錯。

Sanger一度認為要讓更多人加入管理和控制資訊,這樣資訊才會準確,但就認為不應在一個供「溝通」的平台講求資訊準備,他甚至認為所有資訊提供者應盡量離開溝通平台。2019年,他在另一篇名為〈數碼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的文章裡稱,[2] 今日社交網絡平台完全沒有客觀準則就刪除帖子,又按照廣告商的心意推帖子,甚至不公平地控制政治或宗教立場,大肆刪除帖文甚至賬號,這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倡議要離開單一平台,在多個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經歷到在社交網絡平台被消音、刪帖,部份相關群組突然被刪除。一方面有人質疑為何特朗普說謊但沒有人可以制止,有政府有見及此更開始研究擬訂不同法例去監管網絡言論,[3] 但同時亦有人認為這些平台做得未夠好,理應讓第三方做資訊核實的工作,發現真的有錯誤的時候才刪除帖子,而不是人家每發一張帖子,就在旁加一些附加資訊。[4]

傳統上,我們認為傳媒在選舉期間,在提供資訊時應該做到以下幾個任務:一、提供詳盡及全面的候選人和選舉資訊;二、多角度分析選情;三、提供平台予選民交流;四、鼓勵選民參選;五、進行民主教育。[5] 既然是提供資訊為主,我們當然要求傳媒要小心核實資訊真偽,但今次選舉的特別之處是當候選人不相信傳媒,改為社交網絡平台發自己的資訊時,變相用一個溝通工具去發放資訊,最後當然就是資訊照發放,但真相被模糊。

但同時,反過來我們會問,即使社會人士要求社交網絡平台做編輯工作,又是否可以成功令「溝通工具」提供「正確資訊」?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交網絡平台成立的本意就是要令人人都有機會公平地分享自己想分享的東西,所以當中提供的未必一定是正確資訊,如果因為資訊不正確而被刪帖,變相言論自由就會被削弱了,沒有社交網絡平台願意承擔這罪名。事實上,美國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寬容度十分廣,即使仇恨言論也不會受法例制裁。[6] 要社交網絡平台主動做審查的功夫,困難重重。還是我們應該加強教育所有社交網絡平台的使用者,不要隨便相信平台上的資訊,如有任何懷疑,必須努力求證,在未了解是否屬實之前,不會轉發或按讚。

經過今次事件,社會可能突然驚覺原來社交網絡平台也可能會出賣你。我們在擔心言論自由會否一點一滴被剝奪時,作為用家也不妨想想,如果一開始在網絡溝通時也保持基本禮貌和盡量與人理性討論,這自然就能減少有人會借言論激進或失實為由,而要求立法規管的機會了。當然,事件更令人反思,是否是時候要考慮多用幾個不同的工具,以避免被單一平台壟斷市場。


 

[1] Larry Sanger, “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October 3, 2016, https://larrysanger.org/2016/10/on-the-purposes-of-the-internet/.

[2] Larry Sanger, “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 Larry Sanger Blog, last modified June 26, 2019, https://larrysanger.org/2019/06/declaration-of-digital-independence/.

[3] 吳念達:〈《網管法》箝制言論自由? 國民黨列五大爭議〉,華視,2020年12月14日,網站:https://news.cts.com.tw/cts/politics/202012/202012142024072.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4] Billy Tong:〈Fact Check 年代:社交媒體成為真理仲裁者?〉,CUP,2020年11月10日,網站:https://www.cup.com.hk/2020/11/10/arbiters-of-truth/(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5] 蘇鑰機、李月蓮:〈新聞網站、公共空間與民主社會〉,《二十一世紀》,第63期(2001年2月號):28–35,網站: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63-200012039.pdf(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6] 王昶:〈觀點:誰怕新聞自由,誰是人民之敵〉,BBC News 中文,2018年8月27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5318492(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31日)。

網絡心理戰 社交媒體對網民的影響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6/09/2020

加入及使用社交媒體溝通,相信大多用戶的本意是想透過網絡與朋友連繫交流,了解友人的近況,搜尋更多的資訊吧。或許大家會接受在社交媒體中看到一些宣傳產品或服務的廣告,但要是我告訴你,它們會記下你的對話、上載資料、反應等成為數據,並針對你的數據來進行銷售,你又是否接受這樣的做法?社交媒體臉書(facebook)更曾被質疑連結一數據分析公司(劍橋分析)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針對不同取態的人士作出宣傳,結果聘用該公司的黨派候選人更在競選中勝出。[1] 這種手法可稱為網上心理戰或資訊戰,是對準大家的心理弱點而進行,改變大家想法的傳媒策略。[2]

同溫層效應

在社交媒體中,想法相近的朋友可能會加入同一群組,大家談論的內容接近,接收的資訊也會相近,漸漸形成了同溫層。群組成員或讚好同一個專頁的網民有時不會太接納另一種不同的聲音或想法,如果硬要在群組或專頁內討論一些議題,也會容易引起群起針對或欺凌等情況。

而臉書也會以演算法推送帖文給用戶,經演算法計算後,會先把用戶最喜歡的類別、最常關注的專頁及友人的帖文首先呈現,當然友人關注的東西,用戶很可能也會看到。就以上情況來看,在臉書中聽到另類聲音的機會不多,除非你甚麼都給讚或甚麼都不給讚。此外,根據你閱讀不同帖文及廣告的時間長短,它還可以計算到你的喜好。

如果我們對參與的專頁、群組,沒有清醒地去分析帖文的內容是否屬實,我們也有可能被蒙蔽,誤信其內容。有不少假新聞賬號背後是有主腦去散播似是而非的資訊,亦有不少內容農場的堆砌文章在當中流傳。就算普遍人都知地球是圓的,但在臉書上還有些擁抱地平說(Flat Earth Theory)的專頁,給讚予這些專頁的人數目還不少呢!而有趣(或可怕)的是,在臉書是沒有人會阻止用戶開任何專頁散播消息,當人們愈是告訴別人不要相信這些說法時,往往就愈多人去關注或討論,而演算法就因著帖文被炒熱了而傳給更多用戶,引起更多人關注。

meme在社交媒體中發酵

除了臉書專頁和群組,我們也容易收到社交媒體友人傳來的搞笑梗圖,這些易在社交媒體中廣傳的圖,我們可以稱之為meme(迷因),它們是一些有趣的東西,在網上被廣泛轉載。除了圖片外,還可以是gif圖片動畫或影片……既吸引人注意,同時又被傳遞和改造(如加字、模仿、改圖、剪接等),它們被大量傳遞時,又再被模仿、改造、傳遞……meme被廣傳是因為內容具備影射、諷刺、自嘲,讓人發笑、愉快或抒發感受等元素。

我們每天在臉書都會見到不少meme在傳播,它們都有著「生殖」、「變異」、「選擇」三大演化階段。它們讓人有想要轉載的衝動,還具備容易複製的特性。而在傳播中,它們有「變異」的部份,透過模仿、再形成二次創作,讓訊息不失原本的精髓,又變得更加多元。而在衍生的一堆作品中,又會被人「選出」新的meme,再被人傳播。不少時候,meme更可能被演化到連原創者都控制不了的地步。[3]

2019年在反修例風波中被廣泛使用的「佩佩蛙」(Pepe the Frog)是極具代表性的meme。牠在2005年誕生,並因為「感覺真好,朋友(Feels good man)」這句名言而廣受歡迎,並成為了meme ,[4] 更慢慢演化成為不同的蛙,如「悲傷青蛙」、「自鳴得意的青蛙」、「憤怒佩佩」等。在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時,佩佩蛙遭用作白人民族主義及新納粹主義的象徵,[5] 令創作人在2017年賜牠一死。不過這仍無法阻止這meme繼續演化,甚至在2019年香港的社會運動中產生了一定的推動力及諷刺意味,且傳播空間在跨平台進行,佩佩蛙化作WhatsApp貼紙及走到街上,成為遊行示威的象徵及噴畫圖案。

針對性宣傳

大家能想像到社交媒體掌握了用戶的數據並進行分析,加上同溫層、演算法和meme,可以變成一個怎樣的情況?它可以掌握每個人的想法、喜好和取向,再賣給廣告商作針對性的銷售,所以難怪在臉書上會常浮現一些令人心動的服務與產品廣告。那麼,如果有政權或政黨想以廣告或帖文游說你去支持一些政治立場或反對一個候選人,又有沒有可能做到呢?根據「劍橋分析事件」,是有可能做到的,不單是在美國,不少歐亞國家的選舉都曾受影響。 [6] 雖然涉事那間數據分析公司已經關閉,但科技日漸進步,我們實在不知道科技巨頭掌握了我們多少數據,會否已有不同的公司或政權在分析我們的心理與網上行為。

 

你會被操控嗎?

或許社交媒體真的很了解你,而人的思想也真的頗軟弱,但不代表我們必然會被騙或蒙蔽。以現時的媒體狀況,已不可以相信單一的消息來源。收到的重要消息,都請進行事實查核,從不同背景的新聞媒體去看看事件不同的角度,如不肯定事件的真假,請勿轉送出去,可以觀察一下,稍後再作決定。

有些社交媒體或新聞媒體會因背景及政治立場,而為其支持的政黨美言或封鎖一些消息,[7] 所以我們更要趁使用網絡仍頗自由時,開放自己多聽不同的聲音。包容與聆聽不同立場的聲音亦是非常重要,以免自己變得偏激。

網絡的本意是要讓人與人之間可以平等交流,互為溝通,但似乎科技的發展將我們偏離那初衷。私隱及數據權,對網絡用戶來說十分重要,然而我們對它們卻所知不多,若失去了對它們的擁有權,對我們有多大影響?我們將會走向哪個境地?實在值得我們往後繼續探討。

(本文原載於第134期〔2020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劍橋分析」事件是甚麼?一文搞懂免費心理測驗背後的故事〉,數位時代,2019年12月3日,網站: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5756/cambridge-analytica-election-taiwan-facebook(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8月11日)。

[2] Carole Cadwalladr, “‘I made Steve Bannon’s psychological warfare tool’: meet the data war whistleblower, ” The Guardian, March 18,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r/17/data-war-whistleblower-christopher-wylie-faceook-nix-bannon-trump.

 

[3] 〈迷因是甚麼可以吃嗎? 新世代的網路爆紅事物大解析〉,udn Game遊戲角落,2019年4月18日,網站:https://game.udn.com/game/story/10455/3763286(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8月11日)。

[4] Tony Dapena, “Feels Good Man,” Know Your Meme, accessed August 11, 2020, https://knowyourmeme.com/memes/feels-good-man.

[5] 〈【新聞智庫】復活的佩佩蛙〉,now新聞,2019年8月27日,網站:https://news.now.com/home/international/player?newsId=360672(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8月11日)。

[6] 〈「臉書」個人用戶數據被濫用?「劍橋分析」在全球有何影響〉,BBC News 中文,2018年3月21 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3482767(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8月11日)。

[7] 〈新冠疫情:遭中國社交媒體屏蔽的數百個關鍵詞〉,BBC News 中文,2020年3月6 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1765305(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8月11日)。

 

 

《以私謀權》(The Great Hack)—— 網絡的盡頭是美夢還是噩夢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6/09/2020

2016年,位於美國的數據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在用戶不知情下,對facebook過千萬用戶的個人資料作出心理分析,為特朗普競選向個別用戶發出針對性廣告,企圖改變他們的投票決定。一美國市民David Carroll在英國以法律挑戰劍橋分析(因為該公司的分析和宣傳對英國脫歐公投亦有影響),要求它交出針對他所採集的所有數據。

我們的網絡足跡每年被以兆美元計算的產業開採了,數據的價值亦一早高於石油。我們的網上行為就是商品,留下的每個選擇、回應、對話……全都被記錄和分析,然而我們不知道科技公司如何把我們分類,數據又如何被利用。

 

隱形數據點

明光社

根據這紀錄片電影《以私謀權》,劍橋分析聲稱自己擁有美國選民每人近5,000個隱形數據點(data point),但如何把這些隱形數據點變為具體?這是我們不知道的,這也解釋了電影其中一位主角David為何要提控,迫劍橋分析提交對他採集的資料。

明光社

在過程中,劍橋分析前業務總監Brittany Kaiser是少數願意站出來把前僱主及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和盤托出的人。在她所提供的資料中,近十多年全球發展中國家的選舉中,劍橋分析都有插手對社交平台用戶作出針對性宣傳,手法是引起用戶恐懼或憤怒等,針對其心理,影響其情緒、政治想法及投票行為,她稱之為「武器級的宣傳策略」。

然而,到最後劍橋分析因清盤而避過了進一步被英美的司法部、美國聯邦調查局及特別顧問調查(專責調查俄國干預美國大選的部門)等部門追查,寧願被控告,亦不肯讓David知道他們如何分析他的個人資料。

 

數據權亦是人權

網絡帶來便利,助我們連結豐富的資訊,但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作為網絡用戶,並沒有多少人覺得需要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及數據,因為太「技術性」了,我們不知道會怎樣被人分析及作出針對我們弱點的宣傳。然而,這顯然是不道德、也是不公平的心理戰。電影提醒我們要覺醒過來,開始為保障個人數據擁有權而戰,因為這是人權。否則,我們可能輕易被人以心理分析來間接操控我們的行為及選擇而懵然不知,到驚覺其破壞力卻為時已晚

直播與欺凌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06/08/2020

有報道指有女網紅聲稱因為受到一男網民長期性騷擾,於是邀約對方上酒店房向對方「報復」,並在社交媒體上直播,最後該網紅被警方拘捕。[1]

有關該男網民的智力,以及是否有能力拒絕該網紅的要求,我們暫不在這裡討論;但有關行為(女方要求男方脫下衣服及褲子,並有疑似性虐待的行為)被拍攝下來及直播到社交媒體,究竟這樣的行為是否受法例監管?

首先,有關影片是以直播形式發佈,政府部門是不能預先審查,這與公開播放的流動影像(如在劇場中播放的片段或在公共交通工具播放的廣告)或上映的電影不同,後兩者要先交到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審批或送檢分級。而在社交媒體上直播,內容一播出就是公開,縱然未必是許多人會即時看到,但最起碼有關用戶的朋友會最先觀看到。

社交媒體對直播的規管

但這類行為並不是「冇王管」的。社交媒體有自己的直播條例去規管用戶的行為,它們會持續檢討,以減少企業服務被利用及濫用,出現傷害或散佈仇恨的情況,它們最起碼會比政府的行動快一點吧。如在2019年新西蘭基督城恐襲案中,槍手透過facebook直播功能,向大眾即時播放犯案過程。facebook不久就限制及收緊網上直播條例,使用「一次封殺」政策,即任何用戶只要違反直播標準一次,就會立刻被禁止使用直播服務一段時間。另外,該公司在當時又稱將資助三間大學,研究自動刪除違規內容功能。[2] 及後facebook亦有發表內容審核報告,表示曾付出努力,刪除色情、仇恨言論及自殘自殺等內容的帖文。[3]

直播內容即使沒有禁錮、恐嚇或發生性行為的內容,但如果「公眾」對有關行為的「觀感」,認為它「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話,涉事者亦可能被控以「破壞公眾體統」罪(又稱「有違公德」罪)。法律資訊網站青年社區法網在解釋有關罪行時指出:「在考慮公眾對被告行為的觀感時,法庭會採用社會上一般有合理思維的人的標準。一般而言,所有非常可恥的行為、有違公德的行為、令人感到被冒犯及厭惡的行為、或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行為,都是違反了這項罪行。」[4]

互聯網是公眾地方嗎?

然而,在提控過程中,控方必須證明被告是在公眾地方進行相關行為。而互聯網是否「公眾地方」?以往曾有一案件上訴得直,終審法院法官指出「有違公德的罪行須於『實在的公眾地方』作出,互聯網乃虛擬世界,討論區只是傳達訊息的媒介,並非實在的地方,不符控罪元素。」[5] 但香港現時實在未有針對互聯網罪行的法例,管制網頁不雅和色情的資訊,都得靠多年前制定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及《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政府每次在出現轟動的新聞時,只循例表示會檢討一下相關法例,之後便不了了之。

另外,就前文提及女網紅分享的直播內容,在其中可以看到她對該男網民所作的事、男網民處於尷尬的狀況,影片在網上直播後,可以被廣泛傳播,雖然現在有關影片已於網紅的社交媒體中被刪除,[6] 但在網上仍可輕易搜尋到有關影片。這其實可被視為「網絡欺凌」,就是發佈當事人的尷尬影像,對其聲譽及心靈可能造成長遠及永久的傷害。[7]

換位思考

所以,如將欺凌資訊傳開並嘲笑當事人,抱著「吃花生」的心態,對受害人幸災樂禍著實也不應該。或許大家可以在網絡分享資訊之前,先想一想當事人可能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多一份同理心,被欺凌者會少受一點傷害。

 

(原文於2020年8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1] 〈【Kelly Online】玩SM直播被捕 「搣時潘」宣佈永久退出網上工作〉,《頭條日報》,2020年7月28日,網站: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830928/(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2日)。

[2] 〈Facebook收緊直播條例 推「一次封殺」政策〉,《香港經濟日報》,2019年5月16日,網站: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351367/(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2日)。

[3] 〈臉書半年刪除32億假帳戶及上千萬條虐童內容〉,BBC News 中文,2019年11月14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50414926(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2日)。

[4]  〈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Youth CLIC青年社區法網、香港大學法律及資訊科技研究中心,網站:https://youth.clic.org.hk/tc/topics/Sexual-offences/#Acts-outraging-public-decency(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2日)。

[5]〈破壞公眾體統罪 終院曾裁互聯網非「公眾地方」〉,明報加東網,2020年7月28日,網站: http://www.mingpaocanada.com/tor/htm/News/20200728/HK-gga2_r.htm(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2日)。

[6] 〈直播會網友 叫舔鞋脫衣 KOL搣時潘酒店被捕〉,明報加東網,2020年7月28日,網站:http://www.mingpaocanada.com/tor/htm/News/20200728/HK-gga1_r.htm(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2日)。

[7] 〈甚麼是網絡欺凌〉,Youth CLIC青年社區法網、香港大學法律及資訊科技研究中心,網站:https://youth.clic.org.hk/tc/topics/Cyber-bullying/(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3月22日)。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6-8-2020

疫症下新媒體信仰群體的思前想後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3/03/2020

2019年下半年,一場抗爭運動,很多人學懂了追看網台直播,並出現了一批不同立場的KOL。[1] 不過對不少沉默的大多數來說,直播拍片從來不是自己杯茶,覺得在鏡頭前就甚不自然。不過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令大量平時「靠把口搵食」的人,例如老師、牧師等等,全部要offline to online,從線下走到線上,錄播也好、直播也好,總之眼前沒有觀眾,只有鏡頭;從來習慣要見面開會的人,現在得要望著一個劃成九格、16格甚至20格的即時溝通平台開會……

在科技發展尚未成熟時,我們是沒有任何選擇的,只是現今多了一些新的媒體,以及傳播工具,所以我們可以選擇進行不同形式的崇拜、會議、聚會等等。在處理具體現象前,先討論一下抽象的概念。我們要問新媒體有何特點?研究宗教傳播的學者Peter Horsfield早年一本名為From Jesus to the Internet: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Media(由耶穌時代到互聯網時代:基督教與媒體史)就提到,[2] 網絡時代大概有以下四個特點,筆者在其中亦作了一些補充:

1. 不斷流動的資訊

我們活在一個有大量訊息的社會中,我們要習慣訊息從不同地方進來,一部手機同時接收來自不同應用程式(Apps)的訊息,我們同時需學習選擇、評估和分析資訊的真確及重要性。疫症前,早已有不同的教內人士談及「網上的……」(包括網上牧養、教會、宣教、福音、栽培等等)。網上做教會工作最令人擔心的一點是教導或教義有沒有被正確傳播。在現實世界,發放訊息的人有名有姓,有教會為他們背書,但在網上任何人都可以用權威口吻傳達訊息,任何人也可以回應,有效教導難以形成,即使是教會的言論也可以輕易被二次創作,更可以透過剪接和轉傳被修改,難以估計後果。這是令不少教會卻步,至今仍不願意在網上進行牧養等工作的原因。

不過,講壇的教導除了正確性之外,也有時效性。崇拜本來就應該有更新變化的空間,不論是禮儀流程,抑或是訊息方向也會隨著不同年代而變化,與其擔心肢體接收不良訊息,不如先教導肢體如何分辨正道,畢竟今日不少異端邪說,也是用基督耶穌的名來進行宣講,最後當然也是別有用心,如果信徒不懂分辨而走歪路,這可是不幸的事。

2. 互動性

所有資訊將不會以單一形式出現,而是有來有往,科技未來不單涉及視覺、聽覺、觸覺(及至手腳)等等,我們要重新在理性、想像和感受之間評估一切接觸的事物。例如:如果用了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眼鏡,我們能否360度感受VR崇拜?借用Constance M. Cherry在The Worship Architect(中譯本:《建構崇拜》)中的看法,崇拜(或敬拜),重要的主題是讓我們可以在一個神聖空間中,與眾聖徒一起敬拜三一上帝。整個禮序、環境、氣氛等等創設的目的,只是為了令我們能夠敬拜主。

明光社

在這次疫症下的崇拜,不少人質疑網上崇拜是「次一等」的崇拜,是沒有現場崇拜的後備方案,因為這比現場崇拜減少了很多禮儀、神聖互動,信徒互動等等。有牧者笑言看不到會眾,講道時的表達技巧即時失蹤,望著鏡頭感覺緊張。同時又有人質疑崇拜是錄播,不是實時進行,於是網上崇拜就只是一個「節目」(program),一場表演,而不是崇拜。

這樣就牽涉到技術的限制、受眾的反應和替代方案。有關技術的限制,我們的科技的確不能透過VR顯示一個真實的餅和杯來,不過如果餅和杯只是象徵主的身體和主的血,這裡有很多有趣的點子可以想像和討論。有關受眾的反應和替代方案,崇拜整件事的目的,是要讓受眾有空間經歷到上帝的同在,如做不到,就需要改進。今日要問的問題反而是,用甚麼方法最能讓信徒與主(而不是講員)有交流、互動。不少肢體在網上看崇拜很專心,在教會禮堂反而經常打盹。哪個方法與主的互動性較高?怎樣可以將更多人帶到上帝面前?這些問題在疫症後仍然要處理。

3. 時空增速和壓縮

隨著資訊飛快出現和消失,每條連結將不同時空的事件串連起來,時空在互聯網的資訊中不斷快速地自由地流轉。例如近幾年在不能回到教會參加崇拜的日子,不少人隨手就可以翻出以前不同傳道人的一些講道分享,甚至不理時空脈絡剪成新的短片分享,令牧者擔心自己的訊息被斷章取義,又有牧者擔心訊息如果離開了時間脈絡,會誤導受眾,影響他們理解教導。

美好的訊息,歷久常新,例如香港教會的傳統,每年夏季都會踴躍參與的港九培靈研經會,那些美好的訊息,就算是幾十年前的,也是美好的。當中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從那些講章中看到當年的歷史,因為講壇訊息往往就有其時代意義,將《聖經》美好的教導放在今日的時代脈絡中,將正道分解出來。不過,如果我們假設信徒有能力分辨訊息好壞時,擔心訊息會誤導受眾自是過慮,甚至可以說,信徒更懂得聽道,那也是一件美事。

4. 投入與忠誠

明光社

網絡上不同的選擇,同時影響信徒群體的投入和忠誠。很多人可以投入很多不同的社群,讓他們感到快樂,他們不一定只投入教會的生活。於是整個社會組成方式也會隨之改變,支援的社群、服務的社群、居住的社群、社群記憶均可以不大一樣。就正如有牧者坦言會擔心,因為各大教會的崇拜也可以實時播放,信徒會如購物般選擇到底要「收看」哪間教會的網上敬拜、祈禱會等活動。如此大家會問教會作為社會組成的其中一個群體,她的存在有何獨特的價值?如果信徒在不同的群體中學習《聖經》、崇拜、祈禱、團契和事奉,究竟這個信徒還需要不需要在現實生活中回到教會裡?一間真實存在的教會,她的功能,今日還剩下甚麼?

又或者用回投入和忠誠兩個字來討論,信徒如果投入網上信仰生活,他們投入的是甚麼?他們最後要向誰「忠誠」,以往我們會認為是順服上主的帶領,教會同時也是一個代表,但今日如果信徒各種的信仰生活像碎片般散落在網絡上的不同角落,再由自己拼湊自己的信仰生活,屬靈導師或栽培者的工作就變得更重要,因為孩子長大後最終也會離開父母,父母要將一切求生技能在孩子長大前就教曉他,好讓孩子能獨立生存。但現時教會的模式往往卻是假定可以一直餵養,生養死葬一概包辦,似乎這想法在這世代中要想想怎樣轉化,當一切都拆件處理時,教會選擇一條龍服務,還是會有更多「拆件式」服侍出現?而最重要的是無論最後採取何種模式,背後的理念和假設究竟是甚麼?

曾有人想像網絡教會像以往翼鋒教會的概念,[3] 可以容納不同群體,不過細心想想,教會本來不就是應該容得下不同的群體嗎?網絡信徒能否自己牧養自己呢?自行尋找網上教會頻道,收看相同的教會頻道節目,之後偶然網聚,這可以是教會或教會群體的新想像嗎?有人甚至認為今日教會的「練習」會否為未來新網絡家庭教會做預工?信徒透過流動的社交媒體得知聚會內容,然後定時上網「參加聚會」,之後透過群組分組、討論、分享和交流。一場疫症,似乎給予我們契機,以面對未來更多更艱難日子,但願在過渡期中,信仰群體可以靈裡合一,互相配搭,榮耀主名。

 

(本文原載於第131期〔2020年3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KOL是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

[2] Peter Horsfield, From Jesus to the Internet :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Media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5).

[3] 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parachurch),其存在是堂會的延伸,透過不同的服侍,與堂會一起承擔牧養群羊的責任。

直播新聞的限制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3/01/2020

直播新聞的限制

反修例運動由6月初至今已超過半年,運動最初由遊行示威開始,有不同的新聞媒體作即時報道及直播,無論紙媒、網上媒體或電視台也派出記者走到前線作採訪。首先我們感謝每位冒著受傷的風險及在惡劣環境下走到前線的記者,[1] 他們近距離面對不同程度的暴力及對新聞自由的打壓,為我們在現場拍攝珍貴的影片、相片,並作文字記錄。

對於受眾來說,重要的資訊來源,莫過於觀看有聲有影像的現場直播,曾有民意調查顯示「媒體現場直播」對不同人士的重要程度,比「傳統媒體」高出許多。[2] 如沒有走到街上,不少人會於遊行示威期間在家追看直播,他們的視點由記者帶領著。由於不少活動到最後都出現了暴力衝突情況,觀眾會追看直播至夜深,以了解事情的最新發展。

 

沒剪接 沒整理 沒遮掩

我們曾於2017年發表文章討論網絡直播的道德爭議,[3] 用戶自己拍攝的Facebook Live(臉書直播)相比於由新聞媒體作的現場直播,兩者當然有相似也有分別。而無論是電視或網絡新聞,現場實況在未經剪接就直接出街,觀眾直接看到記者拍攝的畫面,這同樣會引發不同的道德問題:被拍攝者會否受到不必要的影響?路人、示威者、甚至警察事後會否被人「起底」(個人資料被公開)或網絡欺凌?如直接將現場的粗言穢語、過份血腥或暴力的畫面播放出來,會不會對觀眾帶來負面影響?

不少電視台直播,部份的控制人員可能會即時拉低聲音,減低直播粗言穢語的機會。對於暴力血腥的衝突場面,電視台會派出多個記者在不同地區拍攝,幕後人員大多會選擇較「吸引」,即有衝突的地區直播,甚至以雙畫面直播,同時間顯示兩個直播畫面……這是為收視或為真相?或兩者皆是?大家可以細思。而網媒方面,由於沒有太多資源,工具大概是手機加一支手柄或穩定桿就是了。[4] 而播放平台就直接使用Facebook Live,記者將所見的東西就直接串流於網上,即時發佈。

 

直播就等於見到全部真相?

傳統媒體採訪敏感事件時,在有需要時會模糊當事人的樣貌,以免受訪者被認出;而對於粗口、暴力血腥場面,會將聲音、片段剪輯過才會播放出來。而事件的始末、因由亦會在調查後、經整理和編排後才報道出來,當中也會加上專家評論、目擊者訪問及不同的回應等內容。內容訊息也許會按其輕重被編排及挑選,變得不太直接,而由於內容經精心安排,觀眾不免要在媒體特定的框架下接收訊息。

在直播,由記者帶我們看到現場情況,讓我們知道部份事情所發生的時序,片段不會被媒體故意剪輯、刪減了重要部份,媒體無法任意刪剪、斷章取義,但直播也有它的限制。直播帶我們進入記者的角度看事件,不是說記者有心誤導,而是記者自己內心可能也有一把尺,就是想觀眾去看、去了解的事情。走近些,拉近鏡去看的,就是記者的視角。可能有些在鏡頭以外的事情發生了,而引起鏡頭內的景象,但我們不在現場,只看著沒有旁述或只有簡單旁述的鏡頭,可能未能理解、甚至誤解了事件的真實情況。所以,現在觀眾看直播時,更要仔細觀察,自行判斷看到的情況,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明光社

為此,有不少人會於網上一次過看多個媒體的同步直播,「一眼關七」,希望可以立體一點去了解事件狀況,其意圖不錯,因為可以從不同的鏡頭、角度去看現場發生的事。但由於每個媒體所處的區域及位置都不同,未必每件事都可以查證得到。我們了解直播有其不足,心中可保留一些空間,對於未有真憑實據的事情,應先停一停,毋須立即作出判斷。

最後,我們也要留意直播畫面對我們情緒的影響,有學者就指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具震撼性的直播影像,可以觸發觀眾即時而強烈的情緒反應。」[5] 我們更可能因為害怕遺漏了資訊而陷入「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狀態,[6] 不停追看直播至夜深,失去了節制。其實無論人和事都有不同的限制,接收資訊要適可而止和留意自己的心靈狀況,需要時就得休息一下。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1] 〈記協料三成前線記者曾受傷〉,《明報》,2019年11月18日,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