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紫荊不是洋紫荊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28/04/2021

疫情之下,原本熱愛出外旅行的香港人,通通被迫留港度日。市民需要「抖抖氣」,外出舒展一下,就轉到郊外、公園等地方閒逛,一時之間,這些地點都變得人山人海,甚為壯觀。當香港人慢慢放下緊張步伐,學習欣賞大自然時,賞花是其中一個最好的活動:香港處於亞熱帶,四季都有不同花卉可供欣賞,而其中在市區最常見、花期也長的,可算是我們的市花——洋紫荊了,而洋紫荊由被發現、培育、到能夠成為香港市花的故事,堪稱傳奇。

邂逅洋紫荊,絕對是「偶然遇上的驚喜」:大概在1880年,在港島區薄扶林的伯大尼修院,住在那裡的法國外方傳道會神父,在附近的鋼線灣行山時,發現了一個新植物品種,花開燦爛,但卻不會結果。神父們後來以插技方式將植物移植至伯大尼修院。[1] 1906年,當時的植物及林務部監督S. T. Dunn將洋紫荊判定為新物種,於年度報告中發表,[2] 其後又正式將洋紫荊的拉丁文學名的種加詞命名為:「Blakeana」,以紀念熱愛研究植物的第12任香港總督卜力爵士(Sir Henry Blake)伉儷。[3] 及至1965年,香港政府決定以洋紫荊作為香港的市花,寓意香港這個港口,有如1880年那次於野外發現的洋紫荊一樣珍貴;1997年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採用洋紫荊作為區徽、區旗及硬幣的設計圖案。而洋紫荊除了代表香港外,在1967年更被引入台灣,後於1984年成為了嘉義市的市花及市樹。[4]

然而,看似人人熟悉的洋紫荊,其實我們對「她」有兩大誤會。第一大誤會是,多年來我們都以為洋紫荊是一個新發現的品種。經過多年的研究後,今日我們知道,洋紫荊並非獨立品種,而只是紅花羊蹄甲和宮粉羊蹄甲兩個品種雜交而成的混種。[5] 混種植物意味著「她」不能自行繁殖,而這背後代表著一個驚人的事實:現時香港所有的洋紫荊,其實都是由那棵於1880年首次於野外發現(亦是唯一一次於野外發現)的洋紫荊的人工繁殖品。如果細心觀看,每一棵路邊種植的洋紫荊樹,都可以看到樹幹上透過「嫁接」或「插枝」等人工方法繁殖的痕跡:樹幹底部是紅花羊蹄甲和宮粉羊蹄甲,嫁接在其上的才是洋紫荊本身。若不是當日因為有心人發現,珍惜栽培,再有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接種(想想在戰時的「她」,究竟是怎樣活下來?),洋紫荊只是大自然的偶然混種,其實「她」很可能一早就被大自然淘汰了。同樣,香港由一默默無聞的小漁港走到今天,其際遇會不會跟洋紫荊有幾分相似?洋紫荊能夠一直繁殖下去,彷彿在提醒我們,香港的現況雖然艱難,只要不絕望,總是有生機的。

對洋紫荊的第二大誤會,是將它稱為紫荊花。洋紫荊是香港市花,然而在《基本法》第十條中,[6] 洋紫荊的「洋」字被略去,而被錯誤稱為「紫荊花」(這樣的誤述,或許是不喜歡這個「洋」字?那麼海洋公園也需要正名嗎?)。紫荊其實是另一種南中國蘇木科紫荊屬植物,學名為Cercis chinensis,而洋紫荊則是香港原生植物,是蘇木科羊蹄甲屬植物,學名為Bauhinia x blakeana;紫荊不是洋紫荊,兩者不能混淆。誤會花的名稱事小,但如果將代表著香港的人和事都混淆了,那就十分不妙了。

明光社

由洋紫荊說起的故事,還有很多:事實上,一個小小的香港,植物物種卻非常豐富,已知的植物品種便達3,100多種,當中香港原生植物約有2,000多種;其中更有14種以香港命名,包括香港蛇菰、香港細辛、香港茶和香港巴豆。除了本文介紹的洋紫荊,另一重要本地植物土沉香,它有芳香樹脂,故被用來製成香品,遠銷各地,當時運貨的埠頭石排灣,即今日的香港仔,後來該港口被稱為「香港」,之後也輾轉成為今日香港的總稱。[7]

下次到公園或行山時,不妨多欣賞身邊大自然的一事一物,你或會有更多的新發現呢。

 

[1] 伯大尼修院於1875年由法國外方傳道會興建,專為罹患熱帶疾病的傳教士提供休養地方,百年間共接待了約6,000名傳教士,是法國天主教會在東亞地區從事傳道工作的重要地點。伯大尼修院在1974年關閉,後來被政府接收,政府曾讓香港大學出版社使用該處,修院現為香港演藝學院的第二校舍。

[2] S. T. Dunn, “Report on the Botanical and Forestry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05,” Administration Report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1906): 439–452.

[3] 植物名稱是人們賴以傳達交流植物資料的基礎。在早年,一些植物品種或會有多個不同名稱。為確保所有植物品種的名稱正確無誤和不會引起混淆,植物學界為植物的學名採用了全球通用的標準,詳見《國際植物命名法規》。植物學家和《國際植物命名法規》均採用「雙命名法」和以拉丁文拼寫的植物學術語為植物訂立學名。植物學名是由它的屬名(generic name)和種加詞(specific epithet)組成,在科學刊物中更會標明命名者。參:漁農自然護理署 自然護理分署:《自然護理作業備考第3號 使用植物名稱指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2008年2月,網站: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tech/files/NCPC_No.03_The_use_of_plant_names_Chi_ver.2008_2_revised.pdf

[4] 詹志勇:《細說洋紫荊》(香港:天地圖書,2006)。

[5] 該研究以洋紫荊的外部、花朵及種子的形態、繁殖能力及基因序列等元素,與紅花羊蹄甲和宮粉羊蹄甲作對比及分析,證實洋紫荊是兩者雜交而成的混種,更提出更正洋紫荊的學名為Bauhinia purpurea x variegata 'Blakeana', cv. nov.,當中cv.(cultivarietas)指栽種變種,nov.(nova)表示這個是新的名稱。參:Carol P. Y. Lau, Lawrence Ramsden and Richard M. K. Saunders, “Hybrid origin of ‘Bauhinia blakeana’ (Leguminosae: Caesalpinioideae), inferred using morphological, reproductive, and molecular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92, no.3 (2005): 525–533, https://doi.org/10.3732/ajb.92.3.525.

[6] 《基本法》第十條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除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國徽外,還可使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和區徽。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是五星花蕊的紫荊花紅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徽,中間是五星花蕊的紫荊花,周圍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英文『香港』。」

[7] 〈香港之名源於本地特色植物〉,「政府新聞網」,2004年11月20日,網站:https://www.news.gov.hk/isd/ebulletin/tc/category/environment/041119/features/html/041119tc04005.htm;〈土沉香樹易危珍貴 受傷「結香」自保反招禍〉,「明報OL」,2020年12月8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01208/1607367291504/土沉香樹易危珍貴-受傷「結香」自保反招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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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商務艙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18/08/2021

7月19日台灣第一批奧運選手連同教練、代表團及相關的官員,乘坐包機前赴日本作賽。說真的,能承包專機直飛抵達,相比於其他大國已是相當難得。只因羽毛球「世界一姐」戴資穎,在她的社交媒體Instagram發文中提了一句:「好懷念長榮航空,可以搭商務艙」,就引發起多方關注、討論。隨即,當天蔡英文總統發文致歉,而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更親自至電戴資穎說「對不起」,[1] 當晚,體育署及教育部召開記者會,負責官員公開鞠躬致歉之餘,[2] 體育署署長更表示已因事件向上級請辭。[3]

「懷念……商務艙」是一句投訴或埋怨嗎?是帶著指責或追究嗎?應該沒有吧!但這一句話卻給人提醒,讓人想起有領導人早年向國家級運動員的承諾,[4] 想起政府對運動員的重視程度,想起誰人正坐在商務艙裡?各運動項目的總教練能坐也算合理,但其他政府官員亦在名單之內,就不禁予人一種為官「自肥」的感覺。

「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關乎公平,出自〈論語〉,論及治國之道:「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所指的是治國者,不應只擔心或著眼於財富多少或人民貧窮狀況,而應重點於公平分配與社會安穩。

明顯地,安排選手坐商務艙只是小事一宗。而事實上,政府亦已隨即安排其他較遲出發的選手,回程時能乘坐商務艙。而事件的嚴重是在於其延伸的「安穩」問題。一個不重視「代表地區」出賽運動員的政府、一個不能兌現「承諾」的領袖、一群以公費「自肥」的官員,是絕對能動搖著國家/社會的穩定。在民主、直選的體制下,更會動搖著當權者的管治地位。

在「安穩」的前提下,領導人、高官、相關的負責官員也要立即認錯及回應,這就是民主社會、政黨交替管治的可愛之處。人民感受不到「安穩」,就能用手上的選票更換一個能讓他們感到「安穩」的政府。

一句看似簡單,卻在「提醒」著別人的說話,筆者相信連發表這話的當事人,也始料未及會造成這樣的影響。就如「香港真係好靚」只是一句平常不過,既沒有投訴及埋怨,更沒有指責及追究的商品標語,但有關的產品可能因為種種原因被視為敏感,以致要「下架」。香港曾經的美,是在於它能接納、包容不同的顔色;它曾經的美,就是容讓不同的聲音及表達;它曾經的美,就是讓人可以自由地「懷念」……而事實上,曾被譽為「東方之珠」的香港,叫人「懷念」的,又豈只是一席商務艙?!


[1] 呂伊萱:〈蘇貞昌致歉!國手坐經濟艙、行政人員商務艙「顯有不周」〉,《自由時報》, 2021年7月19日,網站: https://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608877(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7日)。

[2] 王婕秋:〈東奧選手為何坐經濟艙? 教育部鞠躬致歉:防疫考量〉,華視,2021年7月19日,https://news.cts.com.tw/cts/sports/202107/202107192050033.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7日)。

[3] 曾思儒等:〈體育署長張少熙已遞辭呈 搭經濟艙赴東京〉,《聯合報》,2021年7月22日 ,網站:https://udn.com/tokyo2020/story/122317/5618481(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7日)。

[4] 賴意文:〈曾承諾國手搭商務艙-蔡英文總統道歉, Yahoo!運動〉,2021年7月19日,網站:https://tw.sports.yahoo.com/news/曾承諾國手搭商務艙-蔡英文總統道歉-115636072.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8月17日)。

百年前的另類「抗疫」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4/01/2021

一場疫症,大半年間,將全球人類經濟生活來個大反轉,沒完沒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市民忙於應對之餘,政府機關也不停地頒佈防疫措施,以阻擋疫症蔓延。

 

另類抗疫,實在分隔

明光社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提及,[1] 香港城市發展,其實和疫情有很大的關係:若不是因19世紀不時爆發鼠疫和其他疫症的大流行,當時的香港政府就不會痛定思痛,全盤推行依照建築學來規劃街道及增建公共衛生設施,以改變以往混亂、擁擠的舊城街道。誠然,城市建設當然不只著眼於大街小巷,更要有宏觀的構想,所以只要推行城市規劃,必然而來的就是區域層面的建設與劃分。可是,政府在這些「由疫症出發」的區域規劃中,往往又會加上其他的考慮,結果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歧視當時華人的計劃,也成為了研究香港城市發展中的經典個案。

為應對鼠疫,19世紀的香港殖民地政府,推出了連串的法例,本來是為衛生與防疫而推出,最後卻成為了推行「另類」政策的工具。如1858年推出《中國人的規章——普查條例》(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條例涉及中國人的規章、人口普查及警察的其他目的(Ordinance for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the Population Censu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of Police),規定中國居民要被登記上冊。[2] 今天的人口普查制度,雖然不是源自此法例,但多多少少也有它的影子。

事實上,早於1840年代,英國當時著名的社會改革家Sir Edwin Chadwick致力提倡潔淨運動,倡議大規模建設英國城市排水系統以處理污水,同時建立制度清理垃圾。他的兒子Sir Osbert Chadwick是研究城市設計的工程師,他數度來港並有為到當時香港的衛生情況撰寫報告,改善衛生情況。然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除了衛生考慮外,也另有盤算。事實上,早在鼠疫爆發前,當時的定例局[3] 以公眾衛生為由,推出多項法案,以分區區隔華人居民和歐籍人士(以今天的標準,絕對是種族歧視的做法),如1887年通過的《公共衛生條例》(Public Health Ordinance)[4] 及1888年《歐洲人區域保留條例》(European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等。

1894年2月,疫病開始在廣州大規模爆發,人們從廣州來到香港暫避,結果連香港也爆發疫症。據官方統計,這次鼠疫爆發單在1894年便造成最少約2,500人死亡;然而當時的華人普遍對政府不信任,若計入未被送入醫院的死者,相信實際人數遠高於此。為了徹底消滅瘟疫,香港政府不惜將上環太平山街華人聚居的384棟房屋全部拆掉,以進行大規模滅鼠運動,以當時來說這當然是為著衛生的緣故,但這同時意味著殖民地政府「使橫手」將本來聚居於歐洲人區域附近的華民趕走。[5] 1904年推行的《山頂區保留條例》(Peak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更規定不能售予半山區土地給華人入住,這限制要到1927年才被有「歐亞混血兒」血統的何東爵士,以購地興建何東花園打破。[6]

 

觸不到的紅線?

事實上,這些另類的「界線」,在舊城小里中多有存在,只是大家平日路過,視而不見。就如港島西營盤區域中,原有的華人聚居地,大致範圍在正街起兩邊發展,東、西兩個方向分別有東邊街和西邊街,由山下到半山則由皇后大道西、[7] 第一、二、三街,直到高街為止。由這些街名已可以約略勾勒出當時華人地界的範圍。另一方面,對於主要居於半山區域的歐籍人士而言,由中半山區向西行,到了西營盤柏道,列堤頓道附近,[8] 就有城西公園(West End Park),下面也有西尾道(West End Path)。[9] 剛剛就與華人區域的東邊街交錯出現,聰明的讀者可想而知,這些街道,正正分別提醒著華人和西方人:你們就到自己的界限了,再行下去,就要小心睇路!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生怕兩邊人民真的「勇往直前」,就特意在這些紅線地域上,設立「生人勿近」的設施:如前高街精神病院(現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初時專為收留外籍精神病患而設),西尾道附近則有前華人精神病院(現為美沙酮診所),或設有公園分隔雙方,務求使兩邊居民「識趣」不要越線……

其實,香港舊城中,的確充滿這些「另類」發展,疫情過後,大家如有興致,可以多去考究,真相有待大家發掘……

 


[1] 陳永浩:〈疫情與城市的對話〉,《生命倫理》(2020年9月):6–7,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2] “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 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https://oelawhk.lib.hku.hk/items/show/126.

[3] 定例局是立法局的前身,立法局在香港回歸後改稱為立法會。

[4] “Public Health Ordinance, 1887,” 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 https://oelawhk.lib.hku.hk/items/show/542.

[5] Lawrence W. C. Lai, “Discriminatory Zoning in Colonial Hong Kong: A review of the post-war literature and some further evidence for an economic theory of discrimination,” Property Management 29, no.1 (February 2011): 50–8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9781077_Discriminatory_zoning_in_colonial_Hong_Kong_A_review_of_the_post-war_literature_and_some_further_evidence_for_an_economic_theory_of_discrimination.

[6] 事實上,除了因為何東爵士本身是歐亞混血外,當年批准興建何東花園的前提是,何東家人只以花園建築為聯誼和暫住性質。何東爵士本人的大宅是在西摩道八號「紅屋」,而非山頂的何東花園。參:立法會秘書處:〈《古物及古蹟(暫定古蹟的宣佈)(何東花園)公告》小組委員會背景資料簡介〉,「立法會」,2011年2月21日,網站:https://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sub_leg/sc08/papers/sc080223cb1-1374-c.pdf。另一例子是,20世紀初,當時的香港政府為了在長洲南部的山頂區發展為高尚住宅區(主要也是為歐籍人士而設),於1919年通過《長洲(住宅區)條例》(Cheung Chau (Residence) Ordinance)規定若在長洲南部建屋,必須向政府申請,更為此立下15塊界石作為範圍標記,界石以花崗岩雕琢而成,多已遺失,而其中第14號界石仍位於長洲醫院內,遊人不宜進入影響醫院運作。〈長洲界石〉,「萬興之友」,網站:http://www.somanhing.com/gotowalk/dist/outisland/cheungchau/boundrystone.pdf

[7] Queen’s Road以維多利亞女皇的名字作為街名,應譯為「女皇大道」,因為她是女皇而不是皇后,皇后只是皇帝的妻子,而她可是女皇,今日的中文街名皇后大道,是錯譯了。

[8] 柏道(Park Road)及列堤頓道(Lyttelton Road)都是典型由英文音譯成中文的街名,證明它們是先有英文街名,後來才翻譯成中文。

[9] 城西公園和西尾道的英文名稱都包含了West End兩字,意思是西方盡頭,其意思不言而喻。

過猶不及 人仰馬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3/01/2020

過去半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於沒有前車,進退有時難免失據,不過,無論是政府或抗爭者,若不能從錯誤中學習及反思,被某些似是而非的論述掩蓋了其他需要、甚至信念和原則,恐怕只會因失去平衡而人仰馬翻!

要撥亂反正,其實政府責無旁貸,不幸的是政府的回應往往脫離民情,令香港無法重回正軌。不過,部份前線抗爭者的手法,也許動機良好,但帶來的結果卻值得商榷。例如不斷破壞公共設施如紅綠燈、升降機、以及路面,已對不少老弱或傷健人士,造成巨大障礙。而企圖以所謂「攬炒」(兩敗俱傷)逼政府屈服,恐怕最先「被炒」(受害)的卻是競爭能力較低的基層市民!

在社交媒體等平台,如有不合宜的態度和言行,亦容易為他人帶來煩惱。而一些專業人士,例如警方或記者,若被本身的經歷和情緒牽著鼻子走,偏離了應有的專業態度,亦會削弱市民對他們的信任,甚至會令一些未有充份證據的傳言迅速傳開。此外,一些看似簡單的事,例如為小孩子穿甚麼衣服,才能傳遞正確價值觀及保護自己,對孩童來說亦十分重要的。

至於席捲全球的同性戀運動,過去大半年並未有偷懶,而同性婚姻的訴求透過司法覆核,與我們的距離已愈來愈近,不出兩年便有機會上訴到終審法院,因此,亦不能掉以輕心。世界很大,社會和個人要面對的挑戰亦很多,有些事比較重要,不等如其他事就可以置之不理,無論社會或個人,惟有將所有事看得合乎中道,才能避免掛一漏萬、失去平衡,甚至跌入深淵。

生活,還是生存?論標準工時

藍俊文 | 明光社項目主任(社關行動)
21/05/2015
今日的香港,貧富懸殊,小市民每天營營役役,只求兩餐溫飽,有瓦遮頭。可是活在高度資本主義的香港下,這卑微的願望卻是如此遙不可及。面對通脹無情的颷升、樓價肆意地上揚,普羅市民只能任由經濟發展扭曲他們的生命,在不斷的加班、加班、再加班之下,人們對理想生活的追求或許已成為一種虛妄。
 
今日的香港市民,勞勞碌碌,究竟是為了生活?還是為了生存?
 
求存的小市民
翻開標準工時委員會的研究報告,冷漠的數字這樣告訴我們:四分一打工仔曾經歷超時工作;只有不足一成(7.3%)得到補薪和補假;近兩成(18.4%)從事無償超時工作。[1] 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甚麼原因令近兩成多的打工仔願意在無償的情況下放棄自己寶貴的工餘時間而不斷加班?是擔心失去工作?還是因為在這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加班已成為一種無形的力量及文化,逼使機器裡每一口齒輪都要消耗殆盡才得以歇息?
 
兩年諮詢的「成果」
相對於最低工資,標準工時顯然存在更大的爭議。標準工時委員會(當中包括勞資雙方的代表及政府官員)用了兩年時間就標準工時達到一些「共識」,這些建議的重點包括:立法規管僱傭合約,合約內容列明勞資雙方同意的工時、用膳時間、休息時間、超時工作安排與「超時補水」方式等等。
 
可是這些建議的內容並未能令支持標準工時立法的朋友「袋住先」,特別是當我們談及標準工時的原意是希望「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2] 時,便不難發現委員會的建議明顯和預期有很大的落差。假如按建議所提及只要僱傭雙方同意,新建議下的僱傭合約依舊可以訂下超長工時或是沒有「超時補水」的條文,最終的合約大可與「標準工時」的精神沒有半點兒的關係。
 
標準工時的其中一個原意是希望「減少無償加班」,讓超時工作得到合理補償。可惜,正如委員會勞方「代表」周小松所言,委員會建議的合約模式無助規管工時長短,因為只要是僱傭雙方同意,工時長短以及加班是否有補水等一律「有商有量」。可惜,這種「有商有量」對基層員工來說只是虛妄,勞方和資方本來就處於權力不對等,勞方根本沒有「牙力」與資方討價還價,即使合約訂明沒有「超時補水」,傭員亦大有可能被逼接受這等「不公平條款」。
 
所以,委員會這兩年的工作建議在很大程度是,形同虛設,完全沒法和美國、南韓、新加坡等國家有完善的法例訂明標準工時、「超時補水」、工時上限等比擬。
 
如何處理商界的關注?
有經濟學家則認為標準工時是以公權力扭曲市場制度,增加企業營運成本,更會令本來想減少工時的初衷變成間接延長了工時,好心做壞事。勞工團體則相信標準工時能促使企業調整運作,提高營運效率。不過,這種美好的假設是否真的能實踐呢?假如標準工時無可避免地將增加企業的營運成本,這些成本又會由誰承擔呢?
 
若打算想由資方獨力承擔的話可謂天方夜譚,成本轉嫁消費者將可能是難以避免的,只希望到時不會出現趁火打劫的情況。市民對此有了心理準備嗎?
 
在這個多元的社會裡,要推行一個有著重大爭議性的政策,必須取得各持份者的共識才能通過,而在過程上是難以達致其中一方全勝或全負,必須有所妥協。假如中小企擔心標準工時可能會影響他們營運的靈活性、競爭力和營運成本的話,香港能否學習日本和韓國的經驗,對中小企採取不同措施,例如讓他們按行業分階段實施不同的標準工時政策?
 
不過,即使採取這種較可能讓資方得到適應時間的建議,也無可避免將要面對不同傭員因分階段落實法例而出現「不平等待遇」的指控,屆時要如何化解矛盾,社會將難免再需要進行一場討論。
 
我們都渴求理想生活
無論是資本家,或是小市民,大家同樣地希望得到較理想的生活,僱傭雙方並不一定處於對抗的立場。可惜,有時制度卻逼使我們互相壓逼,追求利潤最大化;文化逼使我們以加班換取更佳的報酬,走進只講求利益實效的渾水中。我們要反思是甚麼力量造就這種體制,而不是讓這種體制牽著我們的鼻子走下去。
 
如果社會認為理想生活是值得我們追求的話,難道我們就不應在金錢與自由、利潤與健康之間取得平衡嗎?唯有當我們都能互相理解、檢視自己在這個體制下的責任,我們才能在諸事上突破體制給我們的框架,面向理想生活。所謂標準其實就是大多數人心目中的期望,我們究竟希望過一種怎樣的生活呢?
 
 

[1] 「標準工時委員會舉行第十一次會議」,標準工時委員會,2015年3月18日,網址:http://www.swhc.org.hk/tc/whatsnew/news/20150318.html
 

 

極端寶島?

陳永浩博士 | 恆生管理學院通識教育系助理教授
23/04/2015

雖說香港只是一個「話大唔大」的彈丸之地,其實也「話細唔細」。起碼,很多香港人連本地的「東南西北」都不清楚……香港極東之處是哪裡?而大西北就是天水圍城這個悲情城市?最南端是香港南區的泳灘,還是蒲台島?那麼,最東的地方又是哪裡?
 
若連香港的東南西北也不容易弄清,那麼,大一點的台灣,她的「四極」又如何?於2002年,一位台灣的製作人,走到台灣本島的四向極端,找到四個小故事,然後製作成一部記錄片:《極端寶島》。
 
故事是四個不能代表這「美麗寶島」,卻又真真實實的小人物:位於極北的基隆港灣,一位從小被賣到紅燈區作公娼(台灣早年是有合法妓女行業的,現已息微)的女士;極南的恆春(相信大家都記得《海角七號》了!)靠拾荒為生的婦女;極西的濁水溪,一面頂著工業污染,一面養「蚵仔」,又面對著初戀失敗的少年;極東的清水斷崖那裡,則是一家隔代教養的原住民故事……

四個極端到不得了的故事,發生在四個極端的地角,整件事本身已經極端得很。然而,在這些極端中,又是出奇的平實卻又充滿詩意。今天我們很多人對台灣的印象是其政治民主、社會人情及生活質素都不錯的地方。但其實台灣同時也曾是世界上實施戒嚴時間最長的地方,數十年的黨禁與報禁,那曾是一個完全沒有安全感的國度。
 
片中提到住在海邊的孩子,不准到海中游泳,其實正是當年台灣的寫照:一個被圍困的海島,生怕人民與大陸私通,因而不准民眾向外展望,只能向內觀看。而外省人來到台灣後就欺負本地人,而本地人則欺負原住民——所以原住民家庭很多都有失業問題,繼而發生家暴和家庭不完整的問題。
 
記錄片並沒有煽情的情節與調子,導演只是很簡單的描述,讓故事主人翁自己說故事。想不到影片本身其實也是一個「極端」,因為台灣傳媒本身也是政治意識的大舞台:三大電視台,其實就是黨、政、軍的資產。它們播放的只有歌舞昇平,娛樂至死的節目,那些觸及民間問題的記錄片,從不能上到主流電視台。
 
就是在早年,連拍攝都困難重重。在七、八十年代,因為無法公開廣播的原因,很多製作人是將記錄片拍下,製成影帶,再偷偷混進地下市場售賣的。就是在今天,這個「紀錄觀點」系列,也只能在非「老三台」的公視頻道中以「國際節目」的名義來播放——這看來,也是一個極端吧。
 
連被稱為寶島的台灣也可會這樣極端,香港,又是怎樣?

 

地產如何霸你權?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義務)
08/09/2014

在香港,能否上車買樓不僅是人生大事,更成為了不少人的人生憾事!當大家不約而同的說「地少人多」、「樓價過高」,繼而就是發出對「地產霸權」的不滿和指責。可是,地產霸權究竟所謂何事呢?誰都知道香港大地產商當道,但香港經濟和城市發展,從何時起以及為何會變成由大地產商主導呢?他們是如何壟斷樓市、街市,甚至超市?政府真的與地產商勾結嗎?當我們今日一面痛罵著地產商,但同一時間卻成為了樓奴,或將上車置業變成了成功目標的時候,我們也有份促成地產霸權嗎?今回對談,我們將談談以上問題。

 

地產霸權的由來

地產霸權是甚麼?其實,地產發展成為香港經濟的重點由來已久,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隨著香港地產市場開始有「分層出售、分期付款」的銷售模式,以至樓宇按揭和樓花買賣等安排逐步成形,結果使有能力置業的人口大增,鼓勵了地產業的發展。而在港督麥理浩年代推動十年建屋計劃和「高地價政策」,再加上回歸前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限制每年土地供應不得多於50公頃,種種原因導致回歸前樓價不斷攀升,而興建私人樓宇的發展商規模也隨之發展得愈來愈大。

 除了買地,發展商也在新界大量收地,以及在市區收購舊樓重建。2002年樓市下滑,特區政府推出「孫九招」,停止賣地,停售居屋,令供應大量減少,因而令樓價大幅急升,也幫助了發展商日益坐大。

另一方面,地產商利用自身優勢造成不公平情況,如售樓時提供建築面積而非實用面積;示範單位資料不準確,使消費者難於了解細節詳情,剝削消費者的知情權;此外,又主力促銷高價的豪宅,使低價的中小形單位的選擇愈來愈少,造成市場「擠出效應」 (Crowding-out Effect) 等。地產商同時也在其他市場中進行跨行業經營,壟斷多個行業經濟。這些大多為人所垢病,也形成了今日大家討論的「地產霸權」問題。

 

我們也可能是地產霸權的推手

不過,同時我們也要反省:當我們也投入於炒樓活動當中,又或是寧願到超市、連鎖店享受一站式的大型商場購物樂趣時,也不願在街市和路邊的士多買東西,我們其實也間接成為了地產霸權的推手。

另外,我們也要多看看政府的角色:究竟現在的房屋政策,是為了使經濟增長、城市發展,還是去照顧市民,使之能夠「安居」?環顧香港鄰近國家的房屋政策,我們看到新加坡的「組屋」政策,它能使大部份國民居有定所。然而諷刺的是,他們整套制度其實是源自香港的公屋、居屋政策的。

 

產業一詞在聖經中的意義

「產業」一詞在聖經中多次出現。產業除了作為營生,其實也帶有安居、樂業的意思,甚或有將家族繼承和存留的意義。無怪乎以色列民到達應許地後詳細記錄「分地」事宜(參民數記與約書亞記)。而貪圖、霸佔別人的產業,是會被耶和華責罰的(彌二2-3)。

 

資本主義源於基督教的人文關懷

或許有人會說,香港是個資本主義城市,我們奉行自由經濟,地產商也只是「做生意」,想賺錢並沒有錯。況且他們所作的,頂多只是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也不是犯法行為云云。是的,香港的確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以商業掛帥無可厚非。不過,很少人知道「資本主義」當初被提出時,其實是帶有不少基督教信仰的元素,如現代社會學鼻祖之一韋伯(Max Weber)就以資本主義與聖經中「工人作工得工價」為理論基礎。不過當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都向「賺到盡」(Profit Maximization)的方向走時,大家卻忘記了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聖經,同時講及「種田收成不要割盡,要將剩下的留給貧苦人」這種不要「賺到盡」,容讓其他人有合理生存空間的商業倫理和社會責任的教導。

賺錢企業,也可有良心,不是嗎?

或許,這就是今日我們對地產霸權的一個忠告。

推土機前真的能種花?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義務)
17/07/2014

一個城市一定須要有所發展的;正如人也要成長一樣。但問題是,甚麼是發展?怎樣的發展才使我們的城市更適宜居住,更能令市民身心健康發展?

香港時常被稱為「石屎森林」,但原來還在不久之前,香港是名符其實的「魚米之鄉」:我們所熟悉的元朗在生產馳名的「老婆餅」之前,更馳名的是絲苗米和烏頭魚;流浮山和下白泥除了日落美麗,更是香港產蠔的基地;在更早的年代,香港更是產鹽、養珠、和種植香樹的地方。

而事實上,現時在新界仍有為數不少的村民以務農維生。由年前因高鐵發展而被徵收的菜園村,這群原來不問世事的無助村民被迫遷,他們的農田被發展,引起各方關注與聲援。時間流逝,他們現在的情況如何?或許,我們也不太有空間去探問,因為在新的發展計劃下,又有另一些村落被推土機推倒,及被納入發展(還是發展商?)的洪流中。

且看看今期《生命倫理》馬寶寶農場的故事,讓我們再反思,甚麼才是「發展」……

推土機前真的能種花?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義務)
17/07/2014

一個城市一定須要有所發展的;正如人也要成長一樣。但問題是,甚麼是發展?怎樣的發展才使我們的城市更適宜居住,更能令市民身心健康發展?

香港時常被稱為「石屎森林」,但原來還在不久之前,香港是名符其實的「魚米之鄉」:我們所熟悉的元朗在生產馳名的「老婆餅」之前,更馳名的是絲苗米和烏頭魚;流浮山和下白泥除了日落美麗,更是香港產蠔的基地;在更早的年代,香港更是產鹽、養珠、和種植香樹的地方。

而事實上,現時在新界仍有為數不少的村民以務農維生。由年前因高鐵發展而被徵收的菜園村,這群原來不問世事的無助村民被迫遷,他們的農田被發展,引起各方關注與聲援。時間流逝,他們現在的情況如何?或許,我們也不太有空間去探問,因為在新的發展計劃下,又有另一些村落被推土機推倒,及被納入發展(還是發展商?)的洪流中。

且看看今期《生命倫理》馬寶寶農場的故事,讓我們再反思,甚麼才是「發展」……

選擇與承擔

藍俊文 | 明光社項目主任(社關行動)
20/03/2014

三月,是多美妙的一個季節。剛剛送走了寒冬,迎來溫暖的春天,櫻花由南部一直往北盛開;冬眠的動物開始甦醒。可惜,萬物都有凋零的一天,櫻花不可能永遠綻放,生命終有走到盡頭的一天。如同逝去的櫻花,三年前那些曾活在日本東北的孩子所展現的笑容正漸漸從記憶中褪色,因核災而作出的反省亦慢慢被選擇性淡忘。
 
生命的消逝究竟帶來甚麼意義?單純是增加死亡數字?是食物安全的威脅?或是核輻射的陰霾?
 
活著的親人,他們不僅要承受喪親之痛,還要盛載著離世者的生命繼續活下去。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人,面對這天災人禍所作的回應又是怎樣的呢?
 
西北面有國家從逝去的生命中找到另一種意義,在其能源政策上大幅減少對核能發電的依賴,分階段取締核電廠,有計劃地採用再生能源,又鼓勵市民節能,過綠色生活。這些多是已高度發展的國家,他們的「已發展」不僅是物質上的,亦是精神上。他們從災難得到啟發,重視人的生命、重視保護環境、重視人和自然的關係,拒絕將人和大自然分割。可是在日本毗鄰的朋友又作出了怎樣的選擇?台灣還周旋於是否繼續興建核四發電廠中,這成為了台灣其中一個重大的民生議題。
 
那香港呢?有些朋友關心的是電費飆升,希望政府能延續電費補貼;亦有些朋友關心採用傳統燃煤發電對環境的影響。現時香港的能源組合中,燃煤發電約佔54%、天然氣約佔23%,而從內地輸入核能約佔23%。2010年政府曾建議大幅減少燃煤發電,考慮引入更多核電。或許正如那些電源專家的分析,核發電確實對環境影響最小,而且價格最廉宜。不過,這僅限於沒有天災人禍時的情況。
 
這看似是一個選擇:選擇承受核風險的意外而使用廉價的核能,或是繼續使用高排放但風險較低的石化燃料?還是選用成本高的再生能源?甚至我們可以選擇像西北面的人民們那樣過綠色節能的生活?
 
當你以為自己可以自由地作出選擇的時候,十分抱歉,其實中央已替你作出選擇。明日包圍香港的,將是一座又一座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的核電站。
 
一萬五千多條逝去的生命、十多萬被迫離開故鄉的朋友,還有被電視熒幕那震撼的畫面驚呆的人們,帶動著世界對生命、自然、能源不同的反思與選擇。不過,作出選擇亦往往意味著要承擔責任,人們必須接受因選擇而帶來的責任和代價。
 
 

曾經刊載於:

成報 20/3/2014

假如援交是一份工作……

吳秀紋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7/03/2011

近年報章新聞多了很多有關少女,甚至少男援交的新聞報道。事實上,香港少女賣淫活動不是新聞,像80年代的魚蛋妹、私鐘妹,到90年代的卡拉OK伴唱,至2000年前後網吧盛行,便出現類似「網吧輔導員」的賣淫活動,而近年少男少女賣淫更被電影情節美化成「援助交際」,簡稱「援交」這個恍似美麗浪漫的代名詞。

對於援交的個案,相信每個人的經歷都包含了多種複雜的原因,畢竟一個人的行為背後都由不同的價值信念組成,好像對身體價值的觀念、對何謂工作的定位、自我實現的追求、對援交的看法等,實質是回應社會道德價值、文化以及行為的產物。如果一個人認為援交是一份工作,透過援交賺取「血汗錢」以面對不斷通脹的經濟環境是理所當然,他們自然會視盡力滿足不同的嫖客為敬業樂業!那麼參與不參與援交只是職業選擇的層面。

相反,如果一個人認為援交不是一份工作,並不認同以肉體為交換物質的本錢,那麼,他/她就自然不會選擇援交為滿足生活的方法之一,即使有經濟困難,未能滿足「有屋住、有飯開」的基本需要,也寧可求助於社署或房署。倘若援交是一份工作,為何勞工署沒有此職位登記?為何職業訓練並沒有援交這類工作的職前培訓?為何「展翅青見計劃」沒有提供援交的求職面試秘技,而在職培訓空缺亦沒有援交之列?此外,從法律角度來看,援交少女可能被控「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罪,而操縱援交少女的淫媒或介紹朋友進行援交而收取回佣都可被控「控制他人賣淫」罪;若援交少女未滿16歲,嫖客已干犯「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罪等等。倘若援交真的是一份工作,為何當援交等同犯法?嫖客為何要負上刑事責任?

還記得自小被灌輸︰「不論男仔或女仔,都不應該在別人面前露出自己的私人部位,因為身體是屬於自己的,要好好保護,不可隨便讓人看或觸摸!同時,亦要尊重他人私隱,不要隨便觸摸他人的私人部位,即使是兄弟姊妹亦如是。」因此,偶然看到一些年紀較小的孩子,特別是女孩子,可能因為父母未能找到洗手間或隱閉處,無可奈何要當眾更換衣服,他們被人看到私人部位,大多會感到尷尬,左閃右避,盡力要保護自己的身體。從現時不同機構的性教育來看,自初小已教導學生認識自己的身體,例如私處的位置,並教他們保護身體,就可以知道社會都取得一個共識——最重要是去保護自己的身體。而保護的定義包括預防被性侵犯和不要性濫交。

接受青少年是一個有價值和可愛的人並不等於盲目地認同他們的行為。整全的性教育應是包括教授保護身體的信念和不同成長階段的性知識。筆者仍深信每位性教育工作者和其同行者仍會從愛心出發,不厭其煩地作出提醒和規勸,「援交就是性交易」、「參與援交行為得不償失。」

社會上已有很多指摘援交少男少女的道德水平下降,換轉角度看,究竟成年人有沒有一套正確的價值觀作言教身教?我們有否停下來聽聽他們有關自信心不足、自我形象低落或交友戀愛的成長困擾,以及面對就業、通脹和住屋等實際的生活困難?或許,這才可以令他們尋回失落了的親密感,覺得自己並不孤單,人生其實可以過得更輕省。

曾經刊載於:

成報 17/03/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