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權」的爭議

家長們，當你看到孩子每天低頭滑手機、沉迷Instagram、抖音、YouTube或小紅書時，心裡是否既擔心又無奈？社交媒體（以下簡稱「社媒」）已成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份，但近年全球研究與真實案例顯示，它正悄然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自我形象與人際關係。在2025至2026年，多國更紛紛立法限制青少年接觸社媒，反映這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公共健康危機。本文整理最新數據與趨勢，幫助大家了解問題嚴重性、國際間的應對方案，以及香港現況與實用建議。

不少家長可能認為，要保護孩子，最好是不讓他們到處亂逛，以免遇上壞人或受傷，因此覺得讓他們待在家中上網會比較安全。然而，若毫無界限地讓孩子在網上瀏覽，極有可能使他們接觸到扭曲的價值觀，甚至在社媒獨自面對網民的評頭品足，承受壓力與欺凌。《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一書的作者Jonathan Haidt曾說，這種做法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1]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無可否認，社媒對青少年的影響不一定只有負面。事實上，它也是獲取支持的渠道，為青少年提供與朋友保持聯繫、分享日常的空間，讓生活聯繫變得更緊密。[2] 此外，對於少數族裔或處於孤立環境的群體來說，社媒是建立社群認同及網絡支持的重要途徑，能顯著減少現實生活中的污名化與孤立感。[3] 青少年亦可以透過主動接觸，尋找心理健康資訊，並以創意方式表達自己，從而得到自我肯定。[4]　

然而，社媒同時也是引發焦慮的「壓力源」。不少研究指出，社媒的使用與抑鬱症、焦慮症和心理壓力增加有顯著關係；每天使用社媒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面臨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會增加一倍。[5] 究其原因，是青少年正值形塑自我形象的關鍵階段，而社媒充斥著經修飾的「完美形象」，極易引發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當孩子誤以為獲得較多「點讚」的形象才是標準時，便會導致自尊心下降。報告指約三分之一的少女表示使用Instagram令她們對自己的身材感覺更糟。[6] 香港本地的研究亦指出，有近八成受訪港青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且使用習慣與焦慮程度呈正相關，反映出青少年使用社媒愈頻繁，焦慮傾向往往愈嚴重。[7]

此外，社媒上的網絡欺凌及性騷擾亦屢見不鮮，其造成的心理傷害並不亞於傳統欺凌。由於網絡欺凌24小時持續且受害者「無處可逃」，容易產生孤立感與自殺意念。[8] 統計顯示，全球約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曾遭遇網絡騷擾，香港救助兒童會2022年調查亦指出，有40%受訪學生曾至少一次在網上接觸到色情內容。[9] 其他隱患如裸聊勒索、性陷阱與詐騙、危害生命的極限挑戰、網絡成癮、睡眠障礙，以及注意力與學業成績下降等，均讓家長們深感憂慮。

澳洲先行：執行全球最嚴禁令

目前全球多國正在討論甚至立法，規管核心已從過去的「13歲同意制」轉向「15至16歲禁止或嚴格限制」，並要求平台承擔年齡驗證及移除成癮設計的責任。

其中，澳洲為全球首個實施全國性強制禁令的國家。自2025年12月10日起，16歲以下人士全面禁止擁有或創建帳戶，受限範圍涵蓋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Snapchat、X等多個大型社交平台（WhatsApp、YouTube Kids除外）。

法例明確規定，家長無法代為同意，且平台必須採取「合理步驟」驗證用戶年齡，否則將面臨高達4,950萬澳元的罰款。這項政策成效顯著，實施僅兩個多月，已刪除數百萬個違規帳號，這雷厲風行的執法表現，已令澳洲成為國際間的立法示範，引發法國、丹麥、巴西及馬來西亞等國紛紛效法（見表）。

全球青少年社交媒體規管趨勢表

（資料截止2026年3月12日，來源︰透過NotebookLM參考全球多國新聞與調查數據綜合整理）

這些變化顯示「保護優先」已成全球共識，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原定的13歲門檻實在太低，平台須負起年齡驗證及內容規管責任。而青少年須取得家長同意才能有限使用社媒，亦意味著家長對孩子上網所看的內容，應該知情及負責任。

香港未有應對策略？

2025年，香港約84.4%的市民為社媒用戶，平均每日使用1小時42分鐘。青少年使用率更高，中學生93%擁有帳戶，平均使用多於一個平台。

針對日益嚴重的網絡影響問題，有報道指香港政府已投入資源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截至去年底，醫療衛生研究基金已資助7個與青少年使用電子屏幕及社媒相關的研究項目，主題涵蓋病態使用網絡、遊戲成癮及干預策略。衛生署亦已成立諮詢小組檢視最新證據，預計於今年內提出更新的兒童及青少年社媒使用健康建議。[10]

中國內地目前已全面啟動「未成年人模式」，其核心內容包括分年齡階段內容推薦、精準時長限制（8歲以下40分鐘、16歲以下1小時、16至18歲2小時）、每天晚上10時至翌日早上6時禁入、禁止誘導性消費及強制內容篩選。香港現時仍以針對病態使用及提供健康建議的手法來面對社媒的問題，尚未針對任何年齡層訂立專門防止社媒操控的政策，可見香港政策對比澳洲及內地而言都相對「緩慢」。

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甚至曾於媒體訪問時以「失控」來形容現時的使用情況，但他亦表示不必急著跟風，可以觀察澳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推行的情況半年或以上，之後再為香港設計合適的政策方案。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卻指出，澳洲以立法嚴懲社媒平台是可行的策略，大家所關注的如何實行，在於開新社媒帳戶時，可以透過實名認證及人臉識別，運用人工智能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做到。如以「智方便」（iAM Smart）本身已可解決一些協作問題。[11]

家長仍可以「做啲嘢」

就算香港在立法上未有進一步行動，家長仍可以從家庭層面先行。例如在社媒使用時間上設定清晰界線（如每日限1至2小時）、透過開放式溝通來了解孩子的感受，以及觀察他們是否正承受網絡欺凌。此外，家長應主動教授孩子辨別假新聞和保護私隱的技巧；同時，家長亦應以身作則，減少自己的社媒使用時間，為孩子樹立榜樣。

社媒帶來便利，也帶來風險。全球立法浪潮提醒我們，保護青少年已是刻不容緩的責任。家長毋須過於恐慌，但可以採取主動：了解影響、關注政策、實踐家庭規則。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讓孩子於安全環境中健康成長，享受科技益處的同時，也學會避開陷阱。

繼上集，破了大案後，兔子警官Judy Hopps不再是警察新丁，她懷著一顆正義的心，與那隻口甜舌滑卻又掩蓋傷痕的狐狸Nick Wilde終於在警局裡成為真正的拍檔――一對看似最不可能，卻又最互補的偵探組合。這次在查案期間，他們又因著更了解大家的不同，而不斷掙扎著是否繼續包容接納對方。

在《優獸大都會2》中，Judy和Nick的關係是故事的核心，他們從第一集的「互補搭檔」進化到更深刻的伙伴階段，但這也帶來了更多戲劇衝突。電影利用他們的本質差異――Judy的「理想主義」對應著Nick的「現實主義」來製造張力：Judy總是有著那股不懈的熱情，主動推動調查，面對新挑戰時堅持自己的信念，相信正義能戰勝一切；而Nick則因為第一集揭露過他小時候曾被欺凌的創傷，以及難得獲得Judy這好拍檔，形成了今集強烈的防衛機制與恐懼失去的心理模式，遇到危險時更傾向謹慎、不輕舉妄動，導致他們在查案過程中頻頻出現意見分歧，甚至短暫的分離或誤解。

在一個組合當中，有差異並非不能共存，甚至可以是很好互補，因為一個衝動的，配搭另一個謹慎的，更可能把事情處理得完善，不致於太過魯莽或完全裹足不前。最終兩者能否合作，則需要表露自己的內心，讓對方認識、互相接納及建立信任。

電影故事衝突不單來自外在的案件，如涉及神秘爬行動物和城市歷史的謎團，還有是根植於內在的價值觀碰撞：Judy可能覺得Nick不夠投入，Nick則擔心 Judy的衝動會帶來危險。這讓他們的互動充滿情感與深度，他們亦必須共同面對「伙伴危機」，在面對瀕臨死亡的時刻，透過坦誠對話來修復關係。

電影把這些現實中的合作伙伴所面對的衝突討論，變成幽默及溫馨的橋段，展現出彼此的「差異」並非純粹是伙伴合作中普遍發生的障礙，更是邁向成熟及長期合作關係必會出現的「挑戰」。

而在信仰的視角中，上帝為甚麼要我們在一個充滿差異的世界中生活及成長？在這些差異中，我們如何可以活出愛？或許我們可以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12-27節中找到教導：「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好些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不要輕視不同肢體，而是「彼此相顧」和互補。

人工智能（AI）發展之快，已堂而皇之地進入孩子的生活與學習領域，既帶來便利，亦伴隨隱憂。明光社與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的「AI時代的孩子學習」講座，由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主講。席間與眾多家長及老師共同探討下一代在AI時代的處境，既關心隱藏的危機，也反思如何正面運用AI工具，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

筆者首先與家長一起正視這強大工具背後潛藏的三大隱憂：

1) 過度依賴：孩子正值腦部發展黃金期，需要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來鍛鍊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若由AI輕易代勞，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寫作的大學生，其神經連結亦會變弱，甚至認不出自己遞交的作品，等同「沒學過」。部份香港學生更坦言「沒有AI就做不到功課」，情況令人擔憂。

2) 衝擊未來擇業：AI正逐步取代文書、翻譯甚至是創意設計的工作。筆者於現場展示由AI生成的歌詞與編曲，大家驚嘆之餘亦反問：若創作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經歷「練習、失敗、再改進」的過程嗎？這可能妨礙孩子建立堅毅、耐性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3) 真假難辨與安全風險︰AI生成的逼真內容易被濫用，引發私隱、詐騙與情感危機。聊天機械人可能導致情感依賴，兒童及青少年亦有機會誤信它生成的錯誤資訊。

黃博士則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她介紹了Khan Academy及均一教育平台，說明AI能分析孩子的答題模式與錯誤類型，推送最適合內容，避免挫敗感與無聊感；她亦現場示範以Kahoot!進行遊戲化測驗，與參與者體驗將溫習化作親子同樂。黃博士表示，AI能降低技術門檻，讓孩子在克服各種學習難點前，便能先展現創意。

她同時強調使用原則：要優先建立家庭關係，親子共同探索並設定界限，把單純消費娛樂轉化為共同創造的機會。黃博士以信仰視角總結：「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箴言3:13）：我們當以「智慧」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利刃用於煮食而非傷人；也以「聰明」使AI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車須待心智成熟方可駕馭。

答問環節中，家長踴躍查詢中文學習工具、STEM與AI編程的適齡建議。黃博士耐心分享，建議從閱讀與興趣入手建立語感，並鼓勵家長以身作則。願神賜下智慧，讓我們在科技洪流中守護孩子的心靈與成長，建立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你要守護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4:23《環球聖經譯本》）

在科技急速變遷的今天，人工智能（AI）已悄然走進孩子的生活與學習。從生成圖片、撰寫文章，到輔助溫習、製作遊戲，AI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卻也伴隨隱憂。為了與家長一起探討相關議題，明光社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了一個名為「AI時代的親子學習」講座，邀請了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一起，從倫理與教育角度，幫助家長看清AI的雙面性：既是強大的工具，亦可能成為隱藏的危機。

當我們知道AI快捷便利，孩子作為網絡「原住民」，也必然知道和想試用。當他們嚐到用來做功課的「甜頭」，以簡單指令就可生成「產品」的情況下，他們的成長根基就可能慢慢被削弱。所以講座第一部分，筆者先與家長們一起正視AI背後的「隱憂」：

1. 過度依賴，錯過了腦部發展的黃金期

孩子正處於大腦快速發展的階段，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及與人商量溝通等過程，反覆鍛鍊批判思考、分析與表達能力。然而，當AI輕易代勞幫忙找資料、寫作文、整理心智圖，孩子便缺少了親手做、用腦分析等練習機會。麻省理工學院於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LLM）寫作的大學生，其腦部神經連結變得薄弱，甚至認不出自己曾「交託」給AI的作品，等同「沒學過」。我們可以想像，若小學至中學階段已習慣依賴AI，孩子將來面對沒有AI輔助的考試或真實工作，很可能感到力不從心。另外一個今年由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3%香港受訪學生坦言「若沒有AI工具協助就難以完成功課」，這已不只是便利，而是因過度依賴而失去了應要建立的能力了。

2. 動搖堅毅與匠人精神，影響孩子未來擇業方向

AI正快速取代部分職業，例如文書、翻譯、客服甚至作曲與設計。筆者展示用AI工具作詞到完成作品的不同演釋版本，與會者既驚嘆亦感不安。若創作變得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花時間練習、反覆修改、追求更好嗎？當「快」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可能失去嘗試、失敗、改進，並於學習中接納和認識自己的寶貴經歷，從而喪失堅毅、專注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指出未來五年最需要的人材首要「核心技能」給我們提醒：分析能力、韌性與靈活性、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創意、主動與自省能力、同理心與主動聆聽、好奇心與終身學習等技能……這些恰恰是AI無法取代，卻可能因過度依賴AI而被削弱的素質。

3. 難辨真假，潛藏罪行與情感危機

AI以大數據生成的相片、影片已逼真到肉眼難辨，也帶來了私隱被濫用、欺凌、假新聞與詐騙等風險。更令人痛心是情感層面：AI聊天機械人擅長遷就、安慰，給予孩子「永遠不頂撞」的陪伴，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當孩子習慣向AI傾訴，而非與父母、朋友建立真實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將被無形削弱。

另一方面，AI都有其好處，如能好好運用，也能於學習過程中幫助到學生。黃靜雯博士以她多年校長經驗與資訊科技教育背景，於講座第二部分向與會者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與效能。她以信仰視角開題，箴言第三章13節說：「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和合本)我們當「得智慧」去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刀用於煮食而非傷人；「得聰明」令AI真正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習駕駛汽車，需要成熟後方許可一樣。

一、AI改變學習樣貌

首先，黃博士指出AI在教育領域的現況已非科幻，改變了學習的樣式，把「齊步走」的學習方式改為個人化學習。因為每孩子有「不會累的老師」診斷弱點，推送適合內容，避免挫敗與無聊。

二、AI具體幫助學習方式

黃博士繼續以平台如Khan Academy（可汗學院）與台灣均一教育平台為例，指出個人化學習與導航，平台會根據孩子答題的正確率、耗時與錯誤類型，精準分析弱點，然後推送最適合的題目、影片或不同講解方式，避免孩子重複做掌握了的內容，或因太難而受挫敗。她亦指出遊戲化學習能提升興趣，可使枯燥練習轉為互動遊戲，即場和與會者一起玩她以AI工具創作出來的遊戲，啟發大家如何讓溫習變成即時競賽，讓大家能感受在學習與挑戰中維持專注。

對於AI繪圖、音樂工具方面，她認為降低了技術門檻，能讓孩子無需高超技巧就能釋放創意，表達想法，專注於「我想創造甚麼」，而非「我懂不懂軟件」。

三、給家長與老師的具體建議

黃博士建議家長為孩子在時間、使用目的及關係上設定健康的使用界限：

I. 時間管理要有明確規則，如：在完成功課與課外活動後才使用；睡前、全家吃飯時不碰電子產品，家長亦應為孩子創造「無科技」時光，自己也應以身作則。
II. 在目的上由「消費」轉向「創造」，鼓勵孩子用AI製作家族故事卡、學習新單字，而非純粹娛樂。與孩子共同探索，一起試用AI工具，既了解孩子在做甚麼，亦建立親子互動。

III. 關係優先，將AI活動「家庭化」，科技體驗轉化為寶貴的親子對話時間；不能讓AI取代父母的陪伴、傾聽與價值觀的傳遞。

家長不能迴避AI時代，卻可以選擇如何回應。筆者認為保守孩子的心十分重要，與他們一起應用、觀察及預防過度依賴，並正視職業衝擊與真假難辨的隱憂。善用AI的個人化與遊戲化優勢，幫助孩子學習得更有效、更有趣味。

最後，也請家長謹記——科技再容易使用，也不能忽視背後的基礎與倫理；科技再先進，也取代不了人和人的關係；家長須多陪伴、傾聽孩子並以身作則，這是孩子最珍貴的安全網與生命指引。願我們以智慧善用AI，在這世代中與科技的發展一起前行，亦持守永恆的價值，培養出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文章配圖為AI生成圖)

人類可能正處於最放縱的時代：捲軸著無盡的短視頻、24小時不打烊的網購及電玩，亦會在社交媒體中結識網友，並希望獲得點讚所給予的快感。然而，為何在物質與娛樂極度匱乏的過去，人類不曾像現在這般集體感到空虛、焦慮與憂鬱？史丹佛大學成癮醫學專家安娜·蘭布克（Dr. Anna Lembke）在《多巴胺國度》一書中給出了科學性的解答：我們的大腦，正被過剩的多巴胺給「淹沒」了。

快樂與痛苦的「天平」法則

書中最核心的觀念是「爽與痛的平衡」。蘭布克醫師指出，大腦處理快樂與痛苦的區域高度重疊，且運作機制如同搖搖板。當我們滑手機或攝取高糖食物獲得快感時，天平向「爽」（快樂）端傾斜；為了維持生理恆定（Homeostasis），大腦會自動在「痛」的那端加上砝碼，試圖拉回平衡。

這種機制原本是用來保護人類不過度放縱，但在這個「數位毒品」無所不在的縱慾年代，我們不斷推高快樂端，導致大腦為了代償，在痛苦端掛上愈來越愈重的砝碼。結果就是耐受性上升。我們需要更強的刺激才能感到「正常」，一旦刺激停止，強烈的空虛與焦慮便隨之而來。這解釋了現代人為何「擁有一切，卻不快樂」，患上了「失樂症」（anhedonia），並且失去享樂的能力。

數碼成癮與醫生的真實自白

蘭布克醫生指出手機、社群媒體、煲劇、購物等行為，本質上都是一些「數碼毒品」。書中穿插了不同的案例，甚至作者自己也勇敢坦承自己曾沉迷於電子言情小說。這些真實故事，都在顯示著大腦獎賞系統被過度刺激後的生物性反應，而成癮需要有對自己行為的覺醒，才能有意識地遠離「毒品」。

實踐平衡：DOPAMINE 框架與「健康的痛苦」

面對被多巴胺綁架的生活，書中提出了極具實作價值的 DOPAMINE 框架，以幫助成癮者了解自己、實行脫癮及節制行為。

D (Data) 資料 (如: 成癮的頻密度)
O (Objective) 使用成癮物的目的 (如: 尋開心、融入團體、紓解無聊…)
P (Problems) 使用成癮物所造成的問題 (如: 引起的疾病及影響精神)
A (Abstinence) 禁慾 (停一個月是重設大腦獎勵路徑的最短需時間)
M (Mindfulness) 正念 (多練習正念有助抵抗禁慾早期的痛苦與情緒)
I (Insight) 病識感 (回望之前, 意識到成癮物對自己身體及外在曾產生的影響)
N (Next Steps) 下一步 (之後的打算) 
E (Experiment) 實驗 (測試如何保持新的多巴胺設定點, 即新的爽痛平衡水平狀態，以了解自己如何節制) 

此外，作者提出了一個反直覺的策略：主動擁抱適度的痛苦。例如冷水浴、高強度運動或正念冥想。當我們主動讓天平向痛苦傾斜，大腦反而會在快樂端進行補償，產生更持久、穩定的內在滿足感，這比外在的即時刺激更為可靠。

另外，此書於2025年亦出版了「實踐篇」—　《多巴胺國度實踐篇》，全書以「DOPAMINE 框架」來幫助讀者意識自己的成癮行為，擺脫多巴胺的控制。

	調查：Z世代自評競爭力偏低 逾六成擔心AI衝擊 飯碗不保
	(am730. 2-2-2026)

YMCA青年議會「香港青年生涯競爭力與未來挑戰」調查報告指出，有接近1200位Z世代青年受訪者中，超過四成受訪者表示因AI發展而改變學科或職業選擇，主要原因是害怕原本選擇的職業被AI取代；有近三成受訪青年表示完全不懂AI科技或不會使用，表示熟悉的僅約一成。另外亦有超過六成受訪青年擔心AI科技發展會影響其未來生涯競爭力，這反映Z世代普遍對AI帶來的職業變革感到焦慮與威脅。

但在能力重要性評估上，青年就認為溝通能力（4.37分）和思考能力（4.32分）最為重要；其次為情緒控制、抗逆能力、學習能力（均約4.26–4.27分），而科技知識相對就最不重視（3.98分）。

在面對AI取代職業高度擔憂，導致部分人主動調整人生規劃，他們亦同時在專業、科技知識、抗逆力及情緒管理上自評與實際表現均偏低。所以調查機構就建議要在青年在學習的階段中就要加強「3Q培訓」，即涵蓋情感（EQ）、逆境（AQ）及道德（MQ）。

在AI發展愈來愈快，愈多機構及商業應用的時候，職場的變化相信會愈趨向不穩定，無論是基本服務或是專業工作都有可能會被取代，青年要建立對未來的信心，需積極加強AI素養，以免容易陷入「技術斷層」；另外，社會亦需要給予支援的資源、學習及工作調整的機會及各種情緒保留的空間，讓青年有機會培養「韌性」（Resilience），即在面對壓力及逆境時，吸收衝擊、快速適應、恢復，變得更強的動態能力。

前陣子播畢大結局的電視劇《新聞女王²》，再次掀起劇迷的追劇熱潮。若不與多年前電視作為主要娛樂的黃金時期相比，僅比對2025年播出的劇集收視，此劇便已名列前茅、表現亮麗。此劇之所以能吸引筆者的原因，在於續集不再局限於電視新聞部內鬥，而是進一步聚焦於新舊媒體之間，在「專業精神」、「獨家報道」與「流量爭奪」所展開的激烈對抗，讓劇情更具時代感。劇中情節改編自多宗真實發生的社會事件，亦借資深新聞工作者文慧心（Man姐，佘詩曼飾）之口，道出了當前傳統電視新聞與網媒所面對的掙扎及問題。

劇集觸及的議題十分廣泛，包括：為追逐點擊率及廣告收益而精算新聞內容、探討編採自主是否只是神話、報道如何受媒體立場及視角限制而偏離事實全貌、新聞機構為收視率而刻意呈現煽情及血腥內容，也有觸及自媒體的內容及報道質素參差、AI新聞主播肖像與聲音的版權爭議、記者性命與新聞價值的取捨，以及事實真相如何在演算法下被雜訊淹沒等。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聚焦於劇集與「事實查核」相關的範疇進行探討。

新聞行業本身是沒有「事實查核」這個專屬職位，但查核工作卻是新聞運作的核心。新聞工作者，無論是記者或編輯，為了確保發佈的資訊準確無誤，在內容發表前進行查核，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序，對他們而言，重視真確性等於捍衛專業。正因如此，社會普遍認同專業新聞機構所發放的訊息具備公信力，可以作為大眾行動及抉擇的依據。「依靠收集事實信息，我們建立起對某些議題更深入複雜的認知和信任，並作出理性的選擇。」[1]（曾姿穎等，2024，第104頁）

在劇中，KOL唐芷瑤（陳曉華飾）視Man姐為眼中釘，經常在自媒體網台上直播即時未經查證、甚至是偽造或具誤導成份的短片與資訊，藉此造謠生事。喜歡「吃花生」的網民及Man姐的黑粉（haters）隨即群起響應，不斷湧入Man姐所屬機構「公開平台」（OP）留言攻擊、致電網台辱罵並瘋傳流言。這不單導致OP支持者大幅減少，更加劇公眾對當事人的誤解。此外，劇集結尾亦揭示了另一種資訊操弄，OP記者難以在網上找出富庾基金負責人胡志城（袁富華飾）的真實背景，原因在於相關負面資訊早已被網軍有組織地大量發放正面、清白的資訊所淹沒。

劇集內容雖屬虛構，但所描述的網絡亂象卻真實存在。自媒體為求生存及點擊率，可能發放譁眾取寵、失實內容。作為網民，我們應如何有效進行事實查核（fact check）呢？

網絡上的虛假信息常具備新聞價值要素，如時效性與顯著性（例如與名人有關），並常用客觀語氣，輔以似是而非的數字、相片等「證據」，令人誤以為「有圖有真相」。然而，「有圖有真相」早已不能作為判斷網上訊息真偽的準則。不少為賺取點擊率的「內容農場」會借「權威」包裝內容，即以部份真實內容混入虛假資料誤導讀者；或使用「偷換概念」手法，引述的證據實際上與結論無關，但一般讀者在面對艱深專業名詞或數字時，往往難以察覺其中破綻。

作為讀者，首先應培養好奇心、不盡信、不盲撐的心態，對所見內容抱持求真的精神，並訓練批判思維，建立「冷靜確認查證」的心理機制。面對情緒強烈、立場偏頗的標題，先停下來思考：「這則資訊是誰發佈的？目的為何？是否有第三方證據支持？」

其次，可利用事實查核工具自行驗證：

• 圖片及影片查證：使用Google逆向圖片搜尋或TinEye上傳可疑相片追蹤原始來源。若原始網頁或貼文已被刪除，可透過「網站時光機」（Wayback Machine）找回歷史存檔。
• AI深偽辨識：細看畫面角度是否合理、脈絡是否一致，或使用偵測工具如Hive Moderation上傳相片、聲檔或影片進行查證。

若資訊過於專業或複雜，可求助於專業的事實查核機構。這些機構與傳統新聞媒體不同，更注重資料來源與查核人員的透明度，會公開查核流程供讀者二次驗證，並對內容作出明確判定，且不得與任何政治團體、人物或候選人有關聯，以確保獨立性及公信力。[2]

香港仍運作的事實查核機構：[3]

資料來源︰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解構事實查核》

轉發即表態 分享即責任

看畢《新聞女王²》，深感要成為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實在不易，需具備智慧與傲骨方能生存。作為網民，亦應培養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在點擊分享前先查證，因為轉發代表你認同該訊息，而傳播錯誤的資訊，可能會對個人、團體乃至社會，造成財產損失、心靈受創甚至身體安全的損害。

出身黑道世家的少年立花喜久雄（吉澤亮飾），父親遇害後被歌舞伎名門花井半二郎（渡邊謙飾）收為門徒，與花井家少爺俊介（橫濱流星飾）一同成長為女形演員。喜久雄與俊介情同手足，但後來卻出現才華與血統的競爭。年老的喜久雄最後在舞台上演出華麗悲劇《鷺娘》，終於體會到藝術所追求的美。

日本電影《國寶》由李相日第三度改編吉田修一同名小說，以近三小時，建構出一個悲愴而華麗的歌舞伎藝者的生命故事，同時也在質疑十分重視「血脈」（世襲）傳承的藝術體制。

電影一開始就說明作為黑幫兒子的喜久雄，未必有亡父的膽量或豪邁氣息去承繼黑道事業。反而，他的女形演藝才華被花井半二郎看上，以致不用流離失所，得以在花井家與少爺俊介一起被栽培成才，兩人初登舞台合演《雙人道成寺》便坐無虛席。

但花井家兩少年的命運，卻因為「血脈」問題而折磨了他們大半生。在日本歌舞伎藝術界，成功與青睞往往仰賴「血脈」傳承；無血統者，多努力都只會被人忽略。喜久雄臨危受命並成功演出《曾根崎心中》，獲師父傳位，也導致俊介傷心離家。惟歌舞伎界對演員的品德要求極高，喜久雄因傳出緋聞令地位不保，事業因此沒落。

血脈既是護佑，也是詛咒。俊介失蹤多年後回來，憑藉血統迅速歸位，並襲承家族的聲望，亦獲得獎項肯定。然而，他也遺傳了家族的糖尿病，最終不幸截肢。但這個病卻又令兩兄弟放下心結，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於藝術中互諒互讓，喜久雄甘願飾演男角支持俊介演出《曾根崎心中》，以此來彌補俊介過去的遺憾。

喜久雄曾承認，一直很想擁有俊介的「血統」，為了成功，他不惜「與魔鬼交易」，願意犧牲一切，包括不認自己的私生女、與自己不愛的女人一起。喜久雄追求的完美與聲譽最終如願以償，他是否感到幸福？電影沒說。不過，在最後舞至氣絶之際，他終於看到那讓他心動一生的「景色」。

你有沒有想過，一本童話故事能協助你了解及治癒內心創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是一本心理學的經典作品，它取材自英國童話《柳林中的風聲》，作者羅伯．狄保德（Robert de Board）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專家，他將童話結合了心理學的知識，透過可愛的動物角色，巧妙地融入心理諮詢的過程，讓讀者在娛樂中獲得深刻的啟發。

書中主角是內心脆弱的蛤蟆先生，他因憂鬱和衝動行為陷入困境。他的三位好友——河鼠、鼴鼠和老獾——擔心他會做出傻事，便鼓勵他求問心理諮詢師蒼鷺。蛤蟆先生從來沒接觸過輔導，但透過十節與蒼鷺對話和互動的輔導環節，蛤蟆先生逐漸了解童年成長經歷對自己的影響，認知自己的情緒及如何保護自己等認知，學習如何處理內心衝突。讀者亦在閱讀的過程中與蛤蟆先生一起反思及成長。

書中展示了人們常見的「父母—成人—兒童」自我狀態：當蛤蟆先生感到恐懼或面對同儕壓力時，「兒童自我狀態」會出現，如道歉或愧疚的反應；他也常陷入「父母自我狀態」，將父親嚴厲、批判的聲音內化為自我懲罰，導致長期自責與低自尊。透過輔導，蛤蟆先生學會區分「當下的自己」與「過去的經驗」，擺脫童年陰影，逐步建立「成人自我狀態」——理性、客觀地連結現實，運用知識獨立思考並做出合理決定，實現自我成長與獨立。

最令筆者感動的是，蛤蟆先生與朋友的互動變化：在輔導前，他懼怕分享、總是退縮，總是感到鬱鬱不歡；但在輔導後，他能鼓起勇氣分享看法，並於生活上有力量作出巨大轉變。這書簡單易讀，父母如果想教好孩子情緒管理也可一讀此書，既可了解自己，也可知道如何幫助孩子建立情緒管理的能力。

在2025年的今天，香港人面對的壓力似乎從未減輕。在不同社會、生活處境中，層層疊加的挑戰，負面情緒如未能自我覺察及疏導，可能會引致焦慮或抑鬱。在網上有不少年輕人亦會於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崩潰邊緣」的日常：失眠、易怒、自我懷疑。如曾被這些「情緒怪物」困擾或關心自己情緒的朋友，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今年再版，並曾獲2021香港出版雙年獎心理勵志類「出版獎」的好書： 《做自己的情緒管理師：20個負面情緒管理法》（增訂版）。讀者不單可以使用這本書作為「自療手冊」，用以覺察、分辨、自測、調整，亦可用作「抗逆『情』書」，幫助大家了解各種「逆」情（負面及消極的情緒和感受），多了解自己的情緒，主動成為自己的 「情緒管理師」，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放負」，排解負面情緒。

輔導心理學部成立於2006年，著重預防主導（Preventive Work）、身心和諧模式（Wellness Model）。而此書為他們出版的頭炮，由多名專業心理學家聯手撰寫，將20種常見負面情緒分為四個「情緒家族」，提供實戰指南：焦慮家族（焦慮、恐懼、強迫、羞怯、緊張、沒有安全感）、抑鬱家族（抑鬱、沮喪、悲傷、孤寂感、麻木）、憤怒家族（憤怒、憎恨、矛盾、內疚），以及困惑家族（沒有希望感、失望、無助、悶/無聊、空虛）。每種情緒都配有「自測表」，讓讀者快速篩查自身狀況，接著更提供應對方法、出現這情緒的原因，與如何預防及注意的建議；並且會於家庭層面、學校層面及職場層面給予不少應用例子。對於支援家庭成員情緒需要和維繫關係、關注在學青年情緒及在職人士面對不同的壓力情境等，都很有幫助。

以「迷失在粉紅泡泡之中」為主題的第六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已於10月1日在聖方濟各大學圓滿舉行。一如上屆，今屆峰會繼續以體驗方式進行，與大家一同探索在這個充斥著「粉紅泡泡」的時代，如何拆解那些看似美麗卻一觸即破的泡沫幻象。是次峰會全日參加者接近二百人，超過一半是35歲或以下的職青、年輕情侶，亦吸引不少父母和堂會導師等參加。明光社作為合辦機構之一，製作了「虛擬泡泡　—　在像素洪流中打撈真愛」活動，讓參與者化身成為男性網友，透過結識「網絡女神Jessica」來體驗網上真偽，全日六場體驗有超過一百人參與，反應不俗。

「虛擬泡泡」賽事為見女神一面

「虛擬泡泡」用比賽方式，讓參與者分組飾演五位男子，透過進入網絡系統，模擬登入交友App去結識網絡女神Jessica，以達成各人背後的「目的」。賽事共分三局，分別為網上「文字交流」、「交換相片」，以及「聲音對話」，以淘汰賽進行，勝出隊可以親身見到Jessica。事實上，即使中途被淘汰的隊伍也絕對不會覺得沉悶，單單看著其他隊伍如何出盡法寶、「吹水唔抹嘴」去追求女神，娛樂性、「花生指數」已甚高！

當日明光社共辦六場體驗活動，由於每場的參加者、隊伍組合也不同，因此，彼此間所產生的「化學作用」、體驗亦各有不同。每場最後的分享環節，大家的反思及感受，也反映了網絡「虛擬泡泡」的實況，值得我們關注。

展示美好或偽裝的一面

筆者為當天的主持人之一，觀察到參與者大都願意接受挑戰、投入角色，以及努力執行其結識女神的背後目的（交朋友、找對象、騙財／騙色），而「他們」與女神交流時所營造的人設與對話，都是為了投Jessica所好，很多都不盡不實。

不少參與者分享道，他們為求達到背後目的，在與Jessica交流的訊息中，往往只會展示美好的一面，甚至偽裝成對方喜歡的男士類型，如：有車、有健身、單身、有自己店舖、懂結他、喜歡茶道等文青「假象」來吸引對方。亦有參與者選擇掩蓋自覺「不太好」的背景，如：已婚或離婚的婚姻狀態、住公屋、做保安、有孩子、有女朋友等情況。就算有參與者抽到的目的只是「交朋友」，他們都覺得要先建構吸引對方的人設，不能告訴對方自己是「住公屋」、「做保安」，或是明明有女友，都說自己單身。或許這種網絡上的交友，都不會想得太長遠，覺得若想騙得對方見面，便要先收起自己價值觀上認為「不光彩」、對方可能會介意的事，因此，「真實」與「真我」都不能坦然示人。當然，這與保護自己的私隱、不成為網絡透明人，當中如何平衡，亦值得探討。

交友為尋求關心或開心

另一邊廂，操作Jesssica的幕後團隊則表示，當想被關心及獲得網友回應時，有時會有一種任性，刻意說些自己不開心的事，或誇大自己的需要，以奪得大家的關注和關心，也那管回應者所說的是真是假；而且女神亦想在網上締造「娘娘與兵」的關係，所以同時答應與不同男士會面，以獲得多人的「關愛」。這和其中一位作為教會導師的參與者回應相符，她說現在人們太過孤單寂寞，通過螢光幕發出文字、相片，只要獲得回應，能夠互動，縱使不知對方是誰，都能獲得一種快感。她又謂，雖然頭腦上早已認知有關說法，但透過是次體驗，她能夠親身經歷，有助建立更多同理的感覺。

我們的團隊，很高興能透過這種體驗式的遊戲，讓參與者了解更多青少年於網上交友時的心態，亦讓青少年察覺到在網絡交友時，自己與別人的各樣心理和行為，反思網絡交流的危、機與意義。

性倫理峰會與明光社的參與

基督教性倫理峰會自2015年起，每兩年舉行一次，明光社一直參與其中。最初幾屆，峰會都是以專題講座形式，跟公眾分享當時最受關注的性倫理議題，包括性解放對教育與牧養的挑戰、傳媒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和戀愛觀、理解兩性關係和守護婚姻的重要、以身體神學探討和重塑性別的尊貴等。及至第五屆，峰會改以「體驗」方式，帶領參與者一起走進及探索不同協辦、合辦機構所關注的議題。在去屆，明光社就以「論壇劇場」的互動手法，讓參與者可走上舞台介入劇情，合力緩解影響婚姻關係的壓力及拉扯，亦探討離婚對兒女的影響。

近年青少年沉迷網絡或手機的問題日益嚴重，本社透過講座及與學校聯繫時，經常都聽到家長及老師訴說，孩子的上網習慣影響到日常生活，甚至對他們的情緒健康及家庭和諧構成損害。

據香港家庭福利會於2024年2月公佈的研究報告指出，於受訪的逾4200位中一至中六學生中，約有11.8%存在網絡遊戲成癮問題，其中男性比例高達14.6%，女性為7.1%；數據亦顯示有36.2%的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而在網絡遊戲成癮學童中，有70.6%表現出抑鬱情緒、有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1]

另外，新成立家長組織「Look Up Hong Kong」於今年10月公佈一份訪問了超過650位香港家長的調查，[2]指現時兒童平均九歲就擁有首部智能手機，超過45%的學童每日使用智能手機超過兩小時。調查也顯示，有逾八成受訪家長指自己曾與孩子在使用智能手機問題上發生衝突。

這些數字反映出，孩子網絡成癮問題，跟個人情緒及家庭關係有互為影響。我們知道在疫情後，青少年都習慣了網上活動，這會令他們更容易遭遇到網絡欺凌，增加心理負擔、焦慮和孤單感。而學童長時間使用電子屏幕產品及沉迷網絡，還可能會招致睡眠失調、注意力不足、情緒變差、易發脾氣，甚至出現抑鬱症狀，進一步惡化身心健康。

不少家長面對孩子終日只顧上網、玩網絡遊戲的情況，既擔心他們忽略學業、胡亂與陌生人聯繫，亦不滿他們與家人減少互動，這種既憂且怒的複雜情感，亦容易令家長在管教子女時情緒失控，使家庭失和，削弱親子信任，還可能加劇孩子在現實世界中的疏離感，於是更加轉向虛擬世界尋求遊戲所帶來的刺激、愉悅，以麻醉真實的不快感受，又或是更熱衷於找網友慰藉心靈。

「推、拉」的成癮因素

青少年沉迷手機或網絡，通常不是單一原因，往往是「推力」（個人成長困惑、學習壓力，或家庭關係不融洽，把孩子推向投放更多時間於網絡）及「拉力」（即網路或遊戲的吸引元素，使孩子沉迷及難以自拔）的結合。以下是一些常見成因：

「推力」因素，可以是一些讓孩子感到焦慮、低落或孤單的事情，這些事情會形成一股力量，把他們「推」向網路世界，以逃避問題。例如是學業壓力，又或是課餘活動沉悶、校園人際疏離，都可能令孩子產生空虛感，驅使他們轉到網絡來尋求調劑及娛樂。此外，若家庭關係欠佳，如父母常爭吵、經常責罵或缺席子女的活動，當孩子沒有機會與家人好好建立關係，而家長又不能理解孩子的心理，甚或只用過於激烈的管教方式，都可能成為「推力」的源頭。

「拉力」因素，網絡裡的遊戲、劇集、短視頻……虛擬誘惑（lure）就像磁石般「拉」住孩子，提供即時滿足和逃避途徑。遊戲的刺激情節、晉級成就感、團體互動，又或於社交媒體（如Instagram、YouTube、抖音）的分享、評論和內容推薦，讓孩子獲得存在感和認同感，比起「現實」，顯然更容易感受到快樂，而且方便又低成本，難怪是他們無聊或遇到壓力時，打發時間及減壓的首選。

總括而言，影響青少年網絡行為，其實有四大因素，[3] 包括：自信心、人際關係、家庭關係及生活樂趣，這些是現實生活。當現實生活一直沒有被回應、孩子「失衡」（Self-imbalance）了，他們就會被「推、拉」因素左右而傾向選擇網絡世界。我們可以想像，假如在現實生活中，孩子的四大成長因素持續無法得到改善、他們無法回復自我平衡，就只會陷入惡性循環，變得愈來愈依賴網絡來獲取生活快感，進一步脫離學校或家庭系統，最終或會出現缺課及隱蔽等網絡沉溺行為。[4]

想減少孩子對網絡的依賴，家長第一步應該與子女重新建立關係。要理解並接納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必然會經歷好與壞的事，思想行為或會受外在環境影響、引誘，但仍要以包容的態度，耐心傾聽和了解他們的需要，給予支持，而非責罵，這樣才可成為他們回到現實世界的「拉力」——在家庭中被理解，找到接納及支持；第二步，家長可與孩子傾談你看到的網癮問題，並表達為此感到憂慮，然後邀請子女一起尋找改善方法（如一起制定恰當的上網時間）。要幫助孩子戒除網癮，唯有透過親子坦誠溝通，有商有量，再攜手尋找出路，這才是上策。

人工智能的威力之所以如此強大，因著背後被灌入龐大數據作為訓練，及不斷作出深度學習及改進，製作出的相片或短片也愈來愈逼真。Open AI 的ChatGPT 一鳴驚人，該公司的Sora 於2024年2月發佈，用家只需要用文字輸入，就可以生成仿真度極高的影片。當筆者於學校講及AI倫理相關的講座裡向學生播放真片及AI生成片時，很多學生都已經無法分辨。

今年10月，最新推出的Sora 2 更加強了短影音媒體功能，能同步與影片生成對話與音效、動作連貫度提升，並有全新社交App用於分享及二次創作，比起上一版本，無論在品質、一致性和多媒體能力上更勝一籌。果然在隨後的幾個星期裡，社交平台的生成式影片爆炸性增長，導致TikTok和Instagram等社交平台充斥著虛假內容，儘管生成式影片原本有浮水印等防護措施，但亦輕易就能被其他軟件移除。

正因為製作虛假內容的便利性提高，沒有標記，平台亦難以偵測，有專家亦因此警告，數位媒體信任會崩潰。生成的虛假影片如能引起網民產生情緒，就可引起社交媒體快速傳播。當人們愈花時間尋找短片破綻，社交平台的演算法亦愈會以為用戶喜歡看這些片，而推送更多這類影片，其長期後果可能是網民會對媒體發放的所有影片，更可能如「狼來了」故事一樣，無論真假都會普遍不相信，不單形成「真假之爭」，更損害媒體的信任度，後患無窮。

參考資料：

〈AI年代：生成式影片潮爆發 真假之爭後患無窮 專家警告假影片氾濫 恐令人不再信真片〉。《明報》。2025年11月10日。

ViuTV時有出品一些內容貼地、有深度的電視劇集，今年5月中開始在電視播出的15集《哪一天我們會紅》（Where is My Fifteen Minutes）劇集是其中一部。該劇以香港年輕人希望在網絡上成名的故事為主線，聚焦經營YouTube頻道背後的追夢、友情、競爭與網絡世界的挑戰。故事圍繞三位電影系學生Michelle、Gthan和Jacky創辦的YouTube頻道「無景深」，與另一頻道「層層疊」的競爭。通過幽默、諷刺和寫實的敘事手法，該劇深入探討了YouTube生態的改變、觀眾心態與網絡欺凌等議題，反映青年人於數碼時代的夢想追逐與所付的代價，劇集以兩條頻道的對壘，呈現了YouTuber之間的競爭、網絡瞬間轉向的殘酷實況與人性的掙扎。

劇集的英文名稱Where is My Fifteen Minutes源自於藝術家Andy Warhol的名言「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1] 的確有不少青少年很想成為YouTuber，透過影片呈現自己，想被看見、認同及關注。然而，短暫贏到like（讚），與能夠獲得subscribers（訂閱者）及長期維持view數（觀看次數）則是兩回事，如果頻道想要在YouTube裡「生存」甚至獲利（即有廣告收入），有可能就會連最基本的人性、初心都會漸漸被磨掉及遺忘。

金句譜寫實況

該劇第一集的主題：「Follower（追縱者）就係你嘅價值！Subscriber就係你嘅戰鬥力！」，反映了現時網絡常見的情況，而製片的YouTuber堅持的往往不是影片的質素和深度，而是以胸部及臀部作為賣點吸引觀眾（Gthan 的想法）。如他們亦認同劇中金句「YouTuber 精神：view數越大，責任越大，責任就係服侍觀眾！」的話（「無景深」Anna 的理念），製片者會失去了把關的功能，會為了追求觀眾流量，而把質量降低，以討好大多數只想被娛樂的觀眾。

另外，對於一些想追求藝術感、拍攝有質素內容的製片者來說，他們可能要面對的就是低流量，少人關注及沒有話語權的情況。YouTuber想要有腰骨，堅持自己的理念，生存便會變得困難，可能要打工兼職才能支持頻道的運作。

虛假的人設與關係

如果單靠訂閱者及廣告收入來維持營運的話，為了迎合觀眾口味、滿足其好奇心、吸引廣告商落廣告，YouTuber少不免要有一套人設（人物設定）。就如劇中的Yannis 由「無景深」過檔到「層層疊」，老闆況哥為她創作了一個新的人設，待她再離開「層層疊」時，她就需要放棄建立多時、廣為人認識的形象，其收入、公眾支持度都會被影響，要放棄或放下就需要勇氣。相對來說，另一人物Bobby於YouTube 中多年來謊稱自己有多重人格，他以此形象做直播，一直小心翼翼不讓人設「解離」崩壞，以防頻道消失及追縱者數目下滑。但當他向公眾坦承他是專業演員兼沒有精神分裂時，網民及haters（惡意攻擊者）在留言中表達出對他的不信任、質疑及謾罵令他陷入瘋狂，究竟他應繼續做戲挽回支持，或是選擇被人遺忘？既想做回真正的自己，又得面對廣大網民，實在不易。

此劇更講述到情侶相互利用的情況。士多甩與格拉底為了營運頻道表面恩愛，但實在男方因受不了女方的橫蠻無理而出軌，女方就算知道也啞忍。「層層疊」的況哥與Kimchi這對情侶在分手後，於網上直播公開數落對方的不是，有人甚至為了自保形象而抹黑前度患有精神病，哪怕會讓對方聲譽受損，更引發網絡欺凌。

為求生存而忘記初心

此劇還有很多諷刺的小故事，如粉絲死心、虐貓事件、廣告費爭議等，可以讓觀眾了解到YouTube業界中，KOL 與粉絲、與同業或同業老大哥之間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當中往往牽扯到利益。劇集也揭示到在此業界中，爭到流量就可以得到話語權，這裡沒有永遠的支持者，因為網上風向飄忽不定，萬一捉錯風向或得罪網民，頻道就會陷入危機之中。

特別要一提凌老闆的出現，他只在劇中出現過一次，他與況哥對談，指出以往「內容為王」（Content is King）的快餐世代已過時（相比拍劇集、電影，YouTube短片其實已是速食快餐），現在的觀眾不是想吃快餐，而是想要娛樂，追求驅動多巴胺的「垃圾」。凌老闆提出若一條「舔廁板」的10秒直播片能獲得的流量比花100小時製作的高質量短片高，那為甚麼仍要浪費時間創作。況哥則比喻「垃圾」內容如同毒品（實在是指現在不少人正沉迷的短視頻），侵蝕觀眾的思考能力和耐心，影響創作者放棄深度創作。這一觀點不僅諷刺了網民的品味，也揭示了現實中YouTuber在流量壓力下的創作困境。

此劇恍如當前網絡文化的一面鏡子，具娛樂性之餘，也帶領觀眾思考真我與人設之間的價值衝突，在面對網絡謠言時自己是否能持守重要的同理心及人性？隨著現實與虛擬世界的界限愈見模糊，網絡成名的背後往往要付巨大代價。網絡的未來，會否如凌老闆所指，本來已沒甚麼養份的快餐短片，將會進一步變成零養份的即食餐，新一代網民的專注力會否變得短暫，甚至喪失耐性？值得我們反思及警惕。

有報道一名年輕男子在西環某海傍墮海，後來證實該男子為藝人姜濤。當筆者知悉此報道時，腦海出現了兩種想法：

第一種想法：慘了，凡於社交媒體有為此新聞發出此貼文的報章，其留言必定大多充滿冷血與惡毒的言論，又會掀起一波大型網絡欺凌事件了；第二種想法：不會吧！姜濤竟然會自殺？

當晚，果然不出所料，冷血以及惡毒言論遍佈網海。稍為慶幸的是，報道指姜濤所屬公司發出了聲明，墮海事件是因為頭暈不適，姜濤本人亦稱只是發生了小意外， 相信墮海事件並非自殺。不過，要面對排山倒海的惡毒言論，不知道往後的日子要面對的壓力會否真的把他迫至走向絕路？

自姜濤出道以來，要面對不少haters (仇恨者) 與欺凌言論，相信他要承受的心理壓力十分巨大，從較早前他在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的言辭就已開始讓人擔心他的心理狀態。而讓人好奇的是，他到底做了甚麼事讓一些人會如此「憎恨」他？他也許做錯了一些事，或他所作的事未必可以討好所有人，但都不足以令他被人「憎恨」至這個程度，有些人更以人身攻擊的言論來痛罵他。

從言論中可以看見，haters認為姜濤犯了錯，他被人仇恨是應該的。但姜濤所作的既不是殺人放火，又不是甚麼渣男欺騙他人感情(至今仍沒見他有這類新聞出現)… …如果這已是「抵死」的話，那麼haters會否將同樣標準放在自己身上？其實肥胖不是罪，更不必然是不自律的表現（精神科藥物可致肥胖），但只要人們內心對姜濤有仇恨與妒忌，可能連他「呼吸」也會是錯，更何況容易成為攻擊目標的「身形」呢？

仇恨言論是不會消失的，這是一個能夠預想到的悲慘情況。或許這個世代的公眾人物，更需要訓練一個強大的心理質素去面對不同和不友善的言論，讓自己成為自己。

	姜濤墮海｜姜濤指屬小意外聽日照出活動 Makerville：一切安好
	(Yahoo 娛樂圈．24-6-2025)

	姜濤墮海︱Haters繼續轟　練美娟岑珈其睇唔過眼鬧黑心
	(on.cc．25-6-2025)

	生命熱線調查：近半自殺者家屬創傷超出臨界點　籲同理心陪伴走出傷痛
	(有線新聞．27-5-2025)

有報道指生命熱線於2022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間收集了超過180名自殺者家屬的數據，發現他們普遍面對「深層的心理困難」，包括「強烈的內疚感、反覆探究自殺原因」等，他們平均在「創傷後壓力」上超出臨界點，而報告亦指女性面對壓力反應較男性大。

面對及走過哀傷，相信有不少朋友知道普遍會經過五個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哀傷的時間逾半年至一年時間也屬正常。而致力推動生死教育的黃民牧師所任教的關懷哀傷的課程中，曾分享過自殺者親友所面對的非預期性死亡，是突如其來的，會容易使喪親者產生「不正常哀傷」，因為他們所預期的世界在毫無預警下粉碎，也沒法向逝者道別或完成其心願、衝擊著喪親者的安全感和信心。而外界（醫療或法律）介入事件也容易讓家屬產生複雜性哀悼（慢性化、延遲、誇大、轉向生理症狀或不良行為）及複雜性悲傷反應。

在生命熱線的記者會中有專家指出：「自殺者親友的痛不只是心理上、情緒上，而最大的困擾是思維上的迷宮，永遠在兜圈，找不到答案，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為何親友會離開。另外，他們很容易自責和內疚，就算別人如何安慰，他仍覺得自己有責任，不讓自己過得好。」

生命熱線亦呼籲社會應以同理心陪伴自殺者親友走出這突如其來的傷痛。根據一位於北美知名的死亡教育學者、哀傷輔導員Dr. Alan Wolfelt 所開發的「陪伴式悲傷照護模型」（Companioning Model of Grief Care），他建議以可以「陪伴」（companioning）而非「治療」的方式來支持喪親者。而作為陪伴者，可以為傷心者創造一個「安全的地方」—— 一顆清空、充滿同理的心，去陪伴對方，非引導，但關心、觀察和學習*喪親者的經驗、聆聽，並一起感受失去的事實、擁抱痛苦、回顧往昔及尋找意義。

在聖經中亦曾顯示過陪伴模式：「約伯的三個朋友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聽說有這一切的災禍臨到他身上、各人就從本處約會同來、為他悲傷、安慰他。他們遠遠的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放聲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塵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的頭上。 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約伯記 2:11-13）就是這種靜靜的陪伴，與他同哭，並感受約伯的痛苦。然而，他們後來與約伯的對話，卻變成了強加自己的看法於約伯，想以言語去折服他，不但抬高了自己，愛心、耐性亦就慢慢消失了。所以，如想作為哀傷人的陪伴者，求主賜下我們能有智慧與愛心，懷著善心作陪伴與守護。

*Dr. Wolfelt認為，只有喪親者能成為自己悲傷的專家。陪伴者的角色是向悲傷者學習，見證並正常化他的悲傷旅程。

「耶穌直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8:10-11《環球聖經譯本》）

如果有關注網絡生態的話，在整個三月，網絡上出現的「娛樂」新聞可算是把整個華人網絡弄個翻天覆地。面對迂迴曲折，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現實，我們的情緒可以在短時間內被不同的事件所牽引而產生快速的情感變化。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也會估計到我所談論的「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指香港網紅連環出軌事件、震撼台灣的網紅勞資糾紛，以及韓國知名藝人與已故演員的關係引發的爭議。當中牽涉有關權力、網絡欺凌、罪人以及懲罰的議題，我們身為無知的網民，又該用甚麼態度面對？

網絡生態的真相

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受到網絡所影響。網絡將人的時間與空間混合在一起，某一小角落所發生的事，瞬間便可以傳遍每一個人的手機當中。有人會對於國際局勢而感到緊張，也有人會因為某些藝人被揭發失德行為而感到失望或憤怒。然而，這些事都不是我們從身邊周圍的環境直接感受到的事。加上短視頻當道，假設15秒一條片段，而每一條片段都掀起一種情緒的話，我們便會在一分鐘內出現四種不同的情緒變化。

從情緒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自己的情緒的最終極目的就是了解自己，但短視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們看了速度猶如洪流的短視頻，事後根本不會記得自己看過甚麼；連整理自己情緒的空間都沒有，又如何了解自己？去年出現的字詞「腦腐」(Brain rot)，恰好形容這種情況。這個名詞指：「個人心智狀態在過度消費瑣碎或單調的內容（目前尤指線上內容）後，呈現衰退的現象。」一些看似瑣碎的網絡內容，其實會使人「降智」。

網絡與傳播息息相關。「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由一位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所看見或吸收到的訊息，其實已經被媒介所選擇，即媒體如何傳達訊息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訊息。基本上，每一個自稱「新聞媒體」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他們已經有預設的立場。如果我們只留意單一渠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以為自己的立場好像是自己經過思考得出，但其實只是媒體所帶動的方向。就如我們不會在與政府相同意見的媒體中看到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文章；也不會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媒體看見與政府意見相同的文章一樣。所以，當我們喋喋不休，在網絡爭論個你死我活，背後或許只是媒介的控制與塑造。你所選擇的媒介是甚麼，也決定了你的立場和想法是甚麼，網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赤裸生命

網絡，在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政治場景。因為網絡生態正正就有著非常強烈的敵我之分。隨著媒介的迅速發展，大數據、演算法等功能創造了一個一個同溫層環境，而某一個同溫層與另一個同溫層互相謾罵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普通討論某種食物美味與否，已經可以產生一場激烈的罵戰，當中更牽涉不少人身攻擊言辭。明顯地，大眾網絡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討論環境，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擔保能夠理性討論。這個擁有強烈敵我之分的網絡政治環境，讓有些生命被帶進一個批鬥現場，由眾人定他們的罪，以及給予個人認為最「適當的」懲罰。他們的生命被赤裸地呈現在網絡上，他們被懸置，能夠被任何人殺害，但殺害他們的人都不需被法律所制裁，這種形式可被稱為「網絡欺凌」。

在討論網絡欺凌之先，筆者先討論「公審」的正面意義。有人認為，「公審」就是用來懲治那些法律無法制裁到的人，例如一些藝人的婚外情行為，網民便可透過網絡的輿論壓力讓藝人退出公眾舞台。不過，這是在一個基於對事件有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且最好的狀況就是當事人承認過犯的處境下進行；否則，都會容易變成純粹且充滿人身攻擊的網絡欺凌。但，正面意義下的「公審」在諸多限制下的網絡環境，其實難以實現。因為難以確保每個人接受到的資訊是客觀的，並且有「底線」地發表言論。

「罪」與「罰」是一個在網絡生態中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那些罪，真的是罪該萬死嗎？誰人又可以懲罰他人？那些懲罰，真的是合乎中道嗎？往往有不少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因微小的事或誤會便被一些審判者（網民）置他們於死地，這些懲罰與事主所做的事相稱嗎？

意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一些被懸置的赤裸生命命名為「homo sacer」，可被翻譯為「可以被殺死且不能用於獻祭的人」，而直接一些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無論在「人法」和「神法」都得不到保障。用網絡生態的環境來理解，就是主權者（網民，可以由世界各地組成）將某人的生命抽離保護（即犯網民認為須受到公審的「罪行」的人），而決定進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使「罪人」成為赤裸生命，由主權者決斷來定其被殺與存活的合法與非法性。

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

網絡公審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知道的「事實」從而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他人，仿佛他人犯錯後已經不能再有悔改的機會，也有不少的人以為自己只是隨口一句，但每人一句的累積已經足以對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公眾人物被公審到自殺的事件亦不少，而微小至學校當中，也有一些人捏造其他同學的醜聞，從而進行攻擊，使應該充滿希望的校園對被欺凌者而言就是一個如地獄般的存在，甚至因微小的事迫使他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特別在緬甸地震發生後，有些網民抱怨著問：「為何地震不發生在詐騙園當中？為何天災不懲罰他們？」其實大家也清楚，詐騙園也有許多被迫詐騙的受害者，這些人值得被懲罰嗎？

我們身處網絡世界，無法避免使用網絡。但至少在面對事件時，有些問題可以問問自己：

1. 我對事件有多大程度的了解？
2. 我是否只是純粹想宣洩情緒，渴望被認同，才參與評論？
3. 我說的話是否客觀？還是只想作人身攻擊？
4. 我是否有參考過其他資料來源？
5. 我是否有資格評論事件？
6. 當事人真是罪該萬死嗎？

筆者想起耶穌為行淫的婦人解圍的故事，而在網絡上，就是一些自以為清高的人決斷他人的生死大權，看見他人的「罪」，卻看不見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網絡知名人士一犯錯，便會引發批評，知名度愈高，危機愈大，引發公關災難的機會也愈高。公關災難一旦出現，引來的除了有反對聲音，嚴重的更會引發網絡欺凌。過去兩三個星期，香港一些網民的確「花生食盡」，先是一名風格幽默、外號混血肥仔的KOL被爆疑與第三者約會，隨後涉事人分別發出聲明向網民交代事件，不少網民發揮「偵探般精神」，開始尋找事件的來龍去脈，即以往在節目中已經有蛛絲馬跡等等。在這段期間，相信不論男方、女方以及疑似的第三者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精神困擾，除了要應付私人事務，更要面對素未謀面網民的連串質疑。

不過，事件發生大約兩個星期後又爆出另一單傳聞，一名已婚的健身教練被太太發現出軌，而出軌對象便是當紅YouTube頻道「小薯茄」其中一位成員的妹妹。小薯茄為事件發聲明，又在回應傳媒的查詢時表明，涉事者並非其頻道的成員。但因涉事者的姐姐是頻道的成員，令事件造成很大反響，甚至有網民說，這單出軌傳聞救了混血肥仔。該健身教練的行為被其太太於社交媒體公諸於世，後來，該名太太亦被網民起底，翻出當年帖文，指她認識健身教練時，也向當時男友派了綠帽。在數天之中，涉事者及其牽扯到的小薯茄連日遭到謾罵，出軌的當事人更不用說。

未幾，被指責的健身教練被發現在家中燒炭自殺，遭友人發現報警，他被送院搶救後，並沒有生命危險。此事見報後，亦有人不遺餘力開帖文繼續追擊。網絡欺凌的威力在於，有些陌生人一路「食花生」，一路發表人身攻擊的言論，他們對涉事者的感受、生死都漠不關心，而事實上，出軌這種事情被披露上網，相關人士有機會已經被社會性謀殺。有些人選擇繼續追擊，這種他人愈痛苦自己愈快樂的病態心理，造就了可怕的網絡欺凌。我想，相關人士若再次看見攻擊自己的帖文，也許會有像置身地獄的難堪。

昨日，男子組合MIRROR成員姜濤在《2024年度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中奪得「我最喜愛的男歌手」獎項，亦憑著《好得太過份》一曲以4807票奪得「我最喜愛的歌曲大獎」，票數大幅拋離其他入圍歌曲，而姜濤亦是連續五年奪得歌曲大獎，追平張學友和陳奕迅的紀錄。不過，姜濤在講獲獎感言時竟然說：「……又要俾人鬧啦！」在唱完其得獎歌曲後，他又笑著說：「而家打緊字嘅人，如果想鬧我嘅，口下留情。」他的這兩番說話似乎道出了他經常被鬧的現況。

姜濤在過去的時間，先後引起過一些公關災難，由網絡公審事件到與男子音樂組合JFYT成員床哥之間的爭拗，姜濤在過程中成為箭靶，不斷遭受形形式式的人身攻擊。近來「全球百大型男2024」排名出爐，姜濤排名第二位，僅排在「雷神」Chris Hemsworth之後，後來又因而被不少網民冷嘲熱諷，更紛紛貼上捕捉其「醜態」、「胖態」的相片合集，以取笑姜濤。在「叱咤」頒獎禮後，至今網上已出現不少對他人身攻擊的留言，當然相信姜濤自己也有想像過如此畫面，才會在感言中講出以上的說話，其實他在頒獎禮上獻唱期間，也出現了眼神驚慌、不敢直視觀眾等情況。

事實上，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禮從來都是憑藉投票結果去頒獎給歌手和組合，而民眾的投票準則也很難客觀，即不會是完全根據歌手的唱功以及舞蹈技巧來評分，如果要如此相對客觀的評分，便需要由專業人士來評核，得出「唱歌技巧獎」，而不是「我最喜愛獎」了。先不評論姜濤本人是否唱功了得，最具體的事實就是他獲得大部份選票的支持，如果要說這不公平，應由另一歌手奪獎的話，這只是一個輸打贏要的說法，誠如鄭秀文所述的，其實結果「彰顯投票的意義」。另外，有人對姜濤進行多番人身攻擊，這只是低端的網絡欺凌，而「喜愛」一個人，怎會介意其肥胖與否呢？更何況，造成肥胖的原因也不必然是因為他不自律呢！

Meta在今年9月宣佈，旗下的社交媒體平台Instagram（IG）將加入家長監護的功能，18歲以下的用戶，其賬號會被預設成不公開，用戶只能接收他們已追蹤賬號或聯絡人的訊息。如果13歲至15歲用戶想更改以上的設定，就必須要加入一位成年家長或監護人的戶口，由家長替他們更改設定。家長或監護人可使用監護功能，看到青少年發訊息給甚麼人，亦可檢視他們的使用時間。同時，Meta亦針對未滿16歲用戶的情況，在其頁面隱藏敏感內容（如自殘、近乎裸露），減少這些資訊對青少年的影響。[1]

社交媒體平台引發的問題有很多，但問題很少獲認真處理，特別是青少年使用相關平台時所產生的問題，更甚的是，問題有被故意放任的情況，這都對下一代影響深遠。美國在2023年就有30多個州份提出訴訟，指控Meta公司利用演算法引致青少年沉迷使用該公司的社交媒體平台，令青少年的身心都受到不良影響。[2]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分別有59%及60%的13至17歲美國青少年使用Instagram和Snapchat，[3] 在台灣，社交媒體平台Threads（台灣網友稱為「脆」）曾引發非常大的關注，不少用戶最初可能只在Threads開了戶口並沒有常常使用，但只要他們留下非常爆炸的留言，Threads連動了IG和facebook戶口，就會吸引人前往Threads，並匯合成一個很多人看的帖子。[4]

另一宗由美國新墨西哥州提出的訴訟，指控Meta保護兒童不力，案中揭露了在Meta的一些內部文件中，記錄了該公司根本就打算要「攻佔」兒童巿場，希望旗下的即時通訊工具成為最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工具，並且為了保持競爭力而減低對不良訊息的過濾。在另一份2021年的內部報告中亦顯示，估計每天就有10萬名兒童在Meta的通訊平台中收到性騷擾的訊息，當中甚至會有露骨的內容，例如性器官的大特寫照片。[5]

不少青少年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學習不同的東西，但卻做了很多恨錯難返的決定。青少年期的孩子希望得到身份的認同，社交媒體中的網友容易給予他們力量和支持，不過如果誤交損友，學習了以不良方式去獲取身份認同，例如透過減肥達到所謂的美，加入極端組織和認同某種危險的思想，甚至以自殘來獲取別人的支持等等，最後只會令孩子誤入歧途。監察傳媒的機構大多認為青少年在16歲前非必要也不宜接觸社交媒體平台，可惜隨著孩子的成長，或因著家長貪方便，在小學階段就給孩子用手機，並讓他們可以自由下載軟件，即使有設立一些使用規則也不容易要求孩子完全遵守，變相就讓孩子暴露在危險之中。

撇除家長和孩子的問題，社交媒體平台也承認自己控制不了平台上的內容。社交媒體平台本質就是提供平台讓人分享資訊，營運者並非內容的提供者，平台只提供一個地方供不同的用戶以文字、聲音、影像等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惟過程中不少人為了增加點擊率，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演算法的規則，吸引更多的點擊率，這些引人注目的內容，往往利用譁眾取寵的標題，或者是非常極端的言論，吸引人去點擊。又因著不同平台上載內容的限制，例如IG比較側重圖像，Threads則較側重短文字，一張圖或一段短文，可以有很多詮釋的空間，結果只要內容極具煽動性，夠火爆，便會引起爭論，而爭議愈多的帖文，受加乘效應影響，就會令該帖文成功佔領不少用戶頁面的開首位置，也會令它有更多機會讓人去閱讀、點讚及留言。

因為內容具煽動性，容易掀起網絡罵戰，爭論一旦升級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在Threads不少人可以隨意用不同的身份來留言，內容更可以引發網絡欺凌、人身攻擊，而當中涉及的人除了可能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有可能是真實認識的朋友，這樣產生的傷害就更大。[6]

此外，以往常見的網絡騙案，透過IG等社交媒體平台，騙徒可以與青少年進入私人討論區，他們以利誘的方式欺騙受害人，最終騙財騙色的案件仍然時有發生。雖然家長監護功能可以令家長知道孩子和誰在私聊，但卻不能知道他們聊天的內容。事實上當成年人也會跌落這種陷阱時，青少年單獨面對有關情況就會感到更無助，即使家長、社工、老師知道孩子出了事，但因為事件是在網上發生亦難以追究，他們亦只能感到束手無策。[7]

未來我們是不難想像，社交媒體必然成為下一代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家長、老師有責任首先裝備自己，去教育孩子理性分析當中內容，同時要學習負責任地發佈內容和留言，以致社交媒體可以成為一個能幫助孩子正面成長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充滿負能量，或者互相攻擊的地方。同時，社會有責任倡議政策，加強監管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要求他們改善技術，減少平台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