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請勿將學校淪為洗腦戰場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6/06/2013

教育界經過教改之後,還以為可以回回氣,豈料一科平時完全不起眼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再加上通識教育,令學校突然成為政治風眼,學校教甚麼,老師說甚麼,甚至邀請甚麼名人嘉賓講講座,在這個投訴之都,全都被扣上帽子。政治正確比學習全面理解及分析議題,彷彿更重要。

就本年五月下旬,先有精神科醫生康貴華到聖保羅男女中學講「同性戀是先天還是後天」這個議題,被校友聯署質疑校方對同性戀議題的立場;之後又有協恩中學請佔領中環的發起人及法律學者戴耀廷談法治,被愛港力的人批評校方搞「政治宣傳」。

學校本來就是一個學習的地方,學生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聲音、言論與觀點,從而認識世界。老師作為啟蒙者,如力有所及,邀請社會不同人士去表達看法,開濶學生視野及眼界,實在是老師的責任。同學在老師帶領下接觸不同觀點,學習獨立和批判思考,過程中了解社會上的多元聲音,正是教學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部分。

可是現在,有些政治團體為了自身的立場,質疑老師選擇嘉賓和處理題目的準則,甚至連嘉賓的人選也都過問,彷彿學校請甚麼嘉賓主講講座,學校就必定與該嘉賓的立場一樣似的,學生聽過嘉賓的說法,就會照單全收。他們甚至將反對聲音推上報,務求將事件政治化,將社會二分為「支持」和「反對」某某議題的兩大陣營。現實上,傳媒最愛這種在社會上有兩批人在「打生打死」的場面,好不熱鬧的新聞。

從國民教育一役後,我們就知道今日的老師,即使行政工作多忙,在處理社會議題時,仍然持守政治中立,並會在表明個人道德立場時,有理有節說明所抱持的價值觀的理由,不會單單因為政治中立,放棄解釋自己所持守的立場。我們認為這樣引導孩子,才是真正的身教。如果有一天,老師因為不同人的立場,或者因為某某人的身份,為怕被傳媒指摘及怕煩等等而放棄有理據地解釋自己所持守的立場時,洗腦教育就真正開展。

若是這樣,最後的輸家會是誰?答案就是一群因不同議題而被撕開得支離破碎的香港人,以及我們的下一代。為此,請傳媒高抬貴手,好好保護現時校園的學術自由以及教育自由,不要將學校變成洗腦教育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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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症下藥回應假新聞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7/2021

假作真時真亦假,上世紀80年代英國著名電視連續劇Yes Minister 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對政客的語言偽術有深刻嘲諷。較早前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開始著手研究立法管制假新聞,令人憂慮這是繼政府建議立法管制「起底」和已收緊有關查冊的規定之後,另一項會影響及限制傳媒偵查報道的法例。其實要處理有關假新聞的問題,必須對症下藥,立法並非最理想的方式。

首先,要界定何謂假新聞十分困難。有些是蓄意製造的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但更多的可能是有意無意出現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因此,由誰來評定一則新聞是否虛假、部份資料錯誤、或是有意無意誤導便十分重要,但最不適合去評定的團體就是政府,因為政就是新聞界主要的監察對象若果由政部門去裁定一則報道的真假無疑會成為傳媒頭上一把刀產生寒蟬效應。

由於傳媒是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政府對傳媒必須要有包容的氣度,況且政府財雄勢大、資源充足,要公開講話幾乎所有傳媒亦必定報道,政府若不同意某些傳媒對某些事件的詮釋、認為對方渲染、誇大,公開反駁便可以,與官方說法不同的並不一定就是假新聞。要辨別假新聞,其實能夠維持一個多元、開放的傳媒生態十分重要,因為任何新聞大家都可以透過不同立場的傳媒來分析,從不同角度更立體地了解事件,若有明顯的弄虛作假,自然亦難逃其他行家的揭發、甚至追擊。

此外,要減低假新聞、虛假資訊或者錯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學生和公眾人士提供傳媒素養教育十分重要,這有助培養市民大眾在選擇、分析和轉發新聞時應有負責任的態度。傳播假新聞或不實訊息,除了內容農場(content farm)之外,其中一個最快捷及廣泛的途徑就是透過社交媒體,所有市民都可以透過手機及互聯網上載圖片和訊息,許多時雖然沒有明確的來源,但卻好像言之鑿鑿,大家在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下,加上想令其他人覺得自己消息靈通,觸角敏銳,於是一些轟動的假新聞往往傳播得比主流傳媒的新聞更快和更廣。若果市民大眾沒有建立負責任的轉發消息態度,對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只因內容震撼或符合個人的政見和期望,便急不及待轉發的話,根本難以阻止假新聞的迅速傳播。

當然,一些傳媒的報道手法有爭議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譁眾取寵、以偏概全,借題發揮對這些傳媒機構來說是家常便飯,有關手法亦引起不少公眾人士的不滿。但在一個尊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有關傳媒操守的問題,交由獨立、包括業界在內的團體,以專業角度處理,比由政府委任、動輒以公權力介入更為合適。在判定新聞的可信性和手法的時候,既有專業的角度,亦可以避免出現專業的自我保護、甚至偏袒的情況。 而其中一個符合以上要求的團體是香港報業評議會(利申:本人由報評會創會至今都是其中一名執委,不過,本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報評會)。

報評會包括了多份報章的業界代表,亦有更大比例的成員是來自新聞學者、法律界、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和其他新聞業團體的代表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平衡了業界和非業界的意見,而報評會所採用的守則,亦是多個業界團體共同商議和受各界認可的準則,多年來行之有效。不過,報評會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它並非受法律保障的法定團體,萬一非會員報刊不服報評會的裁決,是可以反過來控告報評會誹謗的,由於報評會的經費主要靠會員的會費和外界捐助,只能維持基本運作,根本難以負擔高昂的法律訴訟費用。

多年前,報評會曾提出希望政府立法保障報評會,最重要的是提供像消委會公佈不良店舖的名稱時,可以有免責權,對方不可以控告消委會誹謗,可惜多年來都未能成事。要判斷一宗新聞是否部份失實、譁眾取寵、誤導、甚至完全虛假並不容易,需要有客觀的標準、不同資料的比較和反覆的討論,很難以法律條文來界定,亦不適宜由政府或政府委任的機構處理,否則很難取信於民。若政府真的要正視所謂假新聞的問題,不如給予報評會有限度的免責權,只要是經過指定的程序,容許投訴和被投訴雙方合理的辯解機會,然後作出裁決,報評會不會被控誹謗,而所有傳媒均可以公開轉載有關裁決而毋須負上法律責任,由公眾看完相關裁決自行判斷真假就可以,報評會毋須擁有任何處分的權力,免得業界又會產生另一些憂慮。 

社會人士對立法的回應

今年5月初,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研究制定「假新聞法」,以應對「錯誤訊息,仇恨言論和謊言」,[1] 但立法目前未有確切的時間表。報評會對此表示關注,並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立法利弊和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2] 也有學者撰文指,若要立法規管假新聞,最基本的問題是難以為「假新聞」下一個容易被準確地操作化的定義,最後運作起來,法例會無可避免地影響資訊傳播,帶來寒蟬效應。[3]


[1] 潘曉彤:〈通識導賞:假新聞法 誰定真假?〉,明報OL,2021年5月30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10530/1622312498981/通識導賞-假新聞法-誰定真假(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2] 〈政府研假新聞法 報評會設工作小組收集持份者意見〉,《明報》,2021年5月14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210514/s00001/1620995799444/政府研假新聞法-報評會設工作小組收集持份者意見(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3] 李立峯:〈有關立法管制假新聞的問題〉,《明報》,2021年5月13日,網站:

https://m.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210513/s00022/1620575622024/有關立法管制假新聞的問題(文-李立峯)(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導火新聞線》(The Menu)

—— 新聞從業員的矛盾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9/01/2021

《囧報》從傳統媒體轉向網絡發展,其點擊率一直不高,面臨結業。面對剛創刊的《閃報》及其online版既快亦狠、無視操守的採訪和報道手法,《囧報》記者及其決策人在一宗突發電視台錄影廠爆炸及脅持人質事件裡,陷入了銷量與傳媒道德的拉扯之中。

這部劇情片為HKTV(香港電視)同名電視劇改編。電影一開始,是一位女記者阿咩的獨白:「日日作故仔,日日有人睇」,「有故仔就煲大佢,無故仔就作故仔……」已道出現時不少媒體為求收視、點擊率而無視真相,將新聞娛樂化的生存之道。其實這種營運媒體的手法一直存在,多年前狗仔隊跟蹤、偷拍、看圖作文,求的是多賣幾份報刊。

明光社

電影也寫實地描繪到網媒之間激烈競爭新聞機構為了把消息趕快上,將查證時間大幅削減。為求點擊率,不少媒體更將標題、內容寫得誇張,吸引分享。當網民不付費去看較高質的新聞花時間查證,大量劣質資訊便在網海流傳。

 

明光社

電影以《飢餓的蘇丹》這幅新聞相片引起觀眾思考,記者Kevin Carter在發生饑荒的蘇丹拍下了一名瘦弱、無力前行的女孩,有禿鷹在旁對她虎視眈眈的相片。[1] 電影以它展開討論:究竟作為記者,應先拍照還是先救人?此外,電影中一記者在快倒向女孩的鐵架旁邊,忙於調校相機以拍攝「慘劇」的獨家照片,及後男主角輝爺救了女孩,電影藉輝爺的話批評這是瘋狂行為;電影將相中的禿鷹與女孩比喻為記者和被追訪的對象,記者在旁等候事主死亡;雖然該相片令社會大眾關心蘇丹的情況,Carter更因此得到普立茲新聞特寫攝影獎,但卻被指見死不救,最後令他自殺身亡。事件引起大家對傳媒職責與道德倫理討論:除了記錄真相,記者還有救人的責任嗎?

此外,「飢餓與進食」也是電影所用的意象:傳媒是尋找和報道真相的機構,還是以「生存」為由,常常stay hungry(保持飢餓狀態),找尋可被報道(吞吃)的目標(獵物)?以及有沒有stay foolish(持守虛心),沒有預先設下「聰明」的政治立場,持平地報道真相呢?

最後,受疫情影響,電影小組於2021年暫停,但仍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分享電影。


 

[1] Eamonn McCabe, “From the archive, 30 July 1994: Photojournalist Kevin Carter dies,” The Guardian, last modified July 30,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4/jul/30/kevin-carter-photojournalist-obituary-archive-1994.

表達意見的界線 談談記者的工作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3/01/2020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官員衝突的事件

日期

記者做法

官員回應

2019年7月2日

記者在半夜記者會問特首林鄭月娥:「你成日話天堂留咗個位畀你,而家你點樣對得住個三個受害者,個三個自殺嘅人嘅家屬呢?同埋你仲覺唔覺得自己喺天堂有個位,會唔會落地獄呢?」

避答

2019年7月22日

記者會中,港台記者追問林鄭721元朗襲擊事件當晚是否「官警黑合演的大龍鳯」,又叫林鄭「講人話」。

避答

2019年9月9日

香港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發起聯合行動,呼籲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的記者穿戴防護裝備,並在記者會開始前,記協代表宣讀聯合聲明。

代表在警方高層面前宣讀聲明,之後記者會繼續。

2019年11月4日

六名記者分別戴上貼有「查」、「警」、「暴」、「止」、「警」、「謊」的頭盔,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

事件擾攘20分鐘,警方最後取消記者會,改為網上直播。

小心媒體「明目張膽」作選舉宣傳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8/11/2019

有不少報道指出,網媒《香港01》在區議會選舉前夕,以評論編輯室名義上載了兩篇文章:〈甚麼人不符合出任區議員應有的品格和德行〉及〈政治素人空降區選 讓他們鍛煉多四年〉,並於文章中表列了19人的「香港01不支持候選人名單」,[1] 及184人的「香港01不支持空降素人名單(1-5)」。[2]

而文章更引起了《香港01》內部一群編採人員發出了實名聯署聲明,[3] 指評論沒列出「不支持」原因,有欠公允,有失專業,不符社會對大眾媒體的期望,文章亦不能反映及代表編採人員的意見。

《香港01》刊出的兩篇文章,可能涉嫌違反選舉管理委員會公佈的《區議會選舉指引》(第十章《競選廣播、傳媒報道及選舉論壇》中所指出的「公平及平等對待的原則」,以確保「各候選人有公平及平等機會獲得報道」及「不會優待或虧待任何候選人」),[4] 以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5] 另外,更有大律師認為文章涉嫌犯規,選舉管理委員會和廉政公署都應該跟進,請媒體提供合理理由,為其「涉嫌發佈關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作免責辯護。[6]

另外,有些紙媒其實也有為黨派或立場努力宣傳,如在報紙A1頁大字標題寫上「踢走保皇黨」、[7] 中間連頁刊出「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A10、A11頁並沒列明是否競選廣告)、〈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網上版);[8] 又或將報紙設計成選舉特刊,將建制派「告急」候選人名單及推薦、給讚等內容列出。[9]

細閱內容,對於報章支持的立場的候選人當然「有讚冇彈」,而對同區其他候選人則只是一句輕輕帶過,各候選人是否「有公平及平等機會獲得報道」,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不少香港的媒體都有自己的立場並在不同程度影響其報道手法,作為讀者了解各媒體的立場和常用手法,有助我們懂得如何判斷其內容的參考價值,不會輕易被別人誤導,而在投票前應多參考幾個不同立場媒體的報道,做多點功課,客觀地看參選人以往的經驗和政績,以及曾為地區做過的服務,從而選出心目中較理想的一位,或認定自己最不值得支持的候選人都是重要的。


 

[1] 評論編輯室:〈甚麼人不符合出任區議員應有的品格和德行〉,《香港01》,2019年11月2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401807/%E4%BB%80%E9%BA%BC%E4%BA%BA%E4%B8%8D%E7%AC%A6%E5%90%88%E5%87%BA%E4%BB%BB%E5%8D%80%E8%AD%B0%E5%93%A1%E6%87%89%E6%9C%89%E7%9A%84%E5%93%81%E6%A0%BC%E5%92%8C%E5%BE%B7%E8%A1%8C(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

[2] 評論編輯室:〈政治素人空降區選 讓他們鍛煉多四年〉,《香港01》,2019年11月23日。

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401780/%E6%94%BF%E6%B2%BB%E7%B4%A0%E4%BA%BA%E7%A9%BA%E9%99%8D%E5%8D%80%E9%81%B8-%E8%AE%93%E4%BB%96%E5%80%91%E9%8D%9B%E7%85%89%E5%A4%9A%E5%9B%9B%E5%B9%B4(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

[3] 〈一群《香港01》編採人員聲明:公司區選前發不支持名單欠公允,或違反選舉條例〉,《立場新聞》,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4%B8%80%E7%BE%A4-%E9%A6%99%E6%B8%AF01-%E7%B7%A8%E6%8E%A1%E4%BA%BA%E5%93%A1%E5%B0%B1%E5%85%AC%E5%8F%B8%E5%85%A9%E7%AF%87%E8%A9%95%E8%AB%96%E4%B9%8B%E8%81%B2%E6%98%8E/(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一群《香港01》編採人員就公司兩篇評論之聲明〉,獨立媒體,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8894(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

[4] 〈第十章:競選廣播、傳媒報道及選舉論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選舉管理委員會,2019年9月6日,網站:https://www.eac.hk/pdf/distco/2019dc/guideline/ch/dc_ch10.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

[6] 〈區選2019:《香港01》發不支持候選人名單涉違選舉例〉,《東網》,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191124/bkn-20191124204827749-1124_0082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

[7] 〈11.24兄弟爬山和你投 年輕選民蓄勢待發 踢走保皇黨〉,《蘋果日報》,2019年11月23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20191123/SVUNABVYNIYDLA5F4ENMGOCKQA/(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刊於印刷版A1。

[8] 〈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蘋果日報》,2019年11月24日,A10、A11;〈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蘋果日報》,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20191124/TROL7CKMEDSIBDY7KVAOSP7PMA/(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刊於印刷版A10。

[9] 〈建制派全線告急 靠你一票救港〉,《文匯報》,2019年11月24日,網站: http://pdf.wenweipo.com/2019/11/24/a01-24-1124.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刊於印刷版A1、A24;〈實幹候選人只差你一票〉,《文匯報》,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pdf.wenweipo.com/2019/11/24/a02-23-1124.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刊於印刷版A2、A23;〈建制派選情極危急 拯救香港靠你一票〉,《大公報》,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paper.takungpao.com/resfile/PDF/20191124/PDF/a5_screen.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刊於印刷版A5。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8-11-2019

抗爭新聞系列:拍還是不拍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0/11/2019

早前一群抗爭者被警察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中有傳媒於晚上拍到片段,發現有抗爭者在天橋上游繩,之後由電單車接應載走,據說大約有100位抗爭者成功逃脫,部份則被警察發現後在前面路段放催淚彈追截,最終被捕,這個逃亡路線被傳媒曝光後,抗爭者被迫回到校園再找其他路線突圍。

事後有網民批評,記者不應即時報道所拍攝到的逃生路線,應該在事後才報道,因為不少抗爭者最終因為傳媒太早將位置曝光而未能逃脫。問題是:記者應該因為他們在逃亡,明知報道出來可能有助警察追捕而不拍攝嗎?

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記者見到多架警車從警署中出來,駛往某一個方向,甚至見到有直升機同時向同一方向行駛,其他人可以因為不應該披露警方部署為名,而要求記者不准即時報道所見到的情況嗎?

答案很明顯,記者是負責以客觀、公正、持平的態度,不偏不倚地以第一現場的視點報道新聞,因為公平公正,記者本來就應該拍攝自己在現場所看到的情況。任何要求記者不要拍、不要報的人,某個程度上,都是在干預新聞自由。同樣道理,記者在抗爭期間,一些示威者在禁蒙面法生效之後,自己雖然沒有蒙面,卻強硬要求記者不可以拍攝自己的樣貌,因為怕被點相、篤灰(告密),其實這個要求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除非即時報道會導致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即時危險,例如脅持人質或擄人勒索的案件,否則應否即時轉播是新聞價值的考慮,而不是考慮任何一方個人的利益或意願。

在此必須強調,不要阻礙記者拍攝這要求,不單套用在抗爭者身上,也套用在政權、警方身上。其實,警方對記者的不禮貌和阻礙記者拍攝的情況,比起抗爭者更嚴重。警方亦也不應該要求記者去一個無法清楚看到實際情況的「示威區」或「記者區」拍攝。警方其實有責任協助新聞界採訪他們的執法過程,因為有了記者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拍攝整個執法過程,社會才會相信他們是公正執法,若處處設防阻礙甚至驅逐記者,令記者不能做合法採訪,拍不到應該要拍的,不但令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亦會令警民的衝突和矛盾更加嚴重。

記者,尤其是正式的記者,其天職就是採訪,或者你以為他們總是在監視著你,但實際上他們亦是在保護你,不能夠輸打贏要。當然,市民大眾亦期望所有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專業地做新聞工作,盡力地將他們所見所聞拍下、寫下,各界請盡力配合。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0-11-2019

有需要用血淋淋的大相嗎?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8/10/2019

民陣召集人再被襲擊,《蘋果日報》以頭版上半版無格仔刊登〈岑子杰再遇襲重傷〉,封面大相血淋淋。同一宗新聞,同一張相,《東方日報》和《明報》則放在內版處理,《東方日報》將相片血淋淋之處打格,《明報》則將相片縮得較細,至於《am730》同樣放在頭版,但只放在角落位置,並選用了另一張相對較廣角的圖片刊登。

反送中抗爭至今已超過100日,當中大大小小的衝突,我們見到報章在每次抗爭後都有大量血流如注的圖片。有精神科醫生坦言因為事情本身十分暴力,所以呼籲巿民如果感到不適應該停看有關新聞。

我們也不禁問,如此血腥的大特寫,是否有必要放在A1版?而且是一張相佔了頭版的上半版。需知道如此排版放在報攤和便利店的櫥窗中,就是將暴力活現在貨架上,男女老幼無可避免地要直視暴力後傷者的模樣。

以往新聞從業員,特別是突發記者,容易拍到兇案現場,他們甚至比警察更早到,拍到第一手圖片,但因為圖片特別血腥,往往會打格、或將血液的顏色刷掉,或者將圖片縮小,減少恐怖的感覺。不過今日的傳媒卻可以振振有詞地說,相片本身早就在互聯網傳來傳去了,翌日才出的那種震撼感早就退卻,部份人甚至認為這種令人氣憤的事,就是要用這些圖片才能表達出來。

如果純粹以暴力程度來說,近月的示威者和警察的暴力已不斷升級,傳媒有責任做好守門員的角色把關。我們可以體諒部份網絡直播的片段,在直播當時較難去控制畫面中暴力的呈現方式,但作為之後才報道的電子和文字媒體,理應在轉載這些訊息時,小心考慮畫面。現在不論任何立場的傳媒,也有過份、甚至片面強調另一方暴力行為的情況。傳媒帶有強烈立場的報道,容易令讀者也因此而情緒激動起來。

傳媒是第四權,是用來監察政府,而不是用來賣弄血色腥的,事實上報章有很多方法和角度去描繪事件,應照顧未成年或情緒容易受影響的市民,減少他們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看到有關情境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亦有人質疑這是否遊行和選舉前的恐嚇,傳媒應盡量避免影響選舉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傳媒用冷靜而非煽情的方法去處理這類新聞,才能還我們一個冷靜和理性的社會。

(岑子杰將代表社民連參選沙田瀝源選區的區議會選舉,同區候選人包括公民力量的黃宇翰。)

 

別以為只有香港教育才有問題......

08/05/2019

《失去靈魂的優秀哈佛如何忘卻其教育宗旨?》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作者:哈瑞.路易士(Harry R. Lewis)
譯者:侯定凱
出版地:台北市
出席: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07年

「兒子到了外國讀書,不用再受『填鴨式教育』影響了,他開心了好多呀!」
「香港的教育無得救!送他們到外國讀書吧!」

每次聽到家長們這樣說,心中總覺得不是味兒。無錯,香港的教育問題真是千瘡百孔,但別以為到了外國月亮便會特別圓,其實環顧今天西方社會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學生讀書的壓力一點都不少。教育變了質,凡事量化,成了業績工具的指標,情況不比香港好。我們或者會問:為何今天的教育會變得不像樣?

《失去靈魂的優秀》的作者路易士,在哈佛任教30多年,期間更有八年時間擔任哈佛學院院長一職(該學院是哈佛大學的本科學院,以收生嚴格見稱)。哈佛大學是美國,以至世界上最頂尖的大學,研究,教學都是執全國大學之牛耳。然而作者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發,以該校的學制,教學,運作,教育目標,甚至人事風波等作例子,描述這所著名大學(以及今天整個教育制度)如何在看似成功,但慢慢放棄了原初所擁抱的教育宗旨而沉淪,失去了靈魂。

不說不知,哈佛大學中,最出色的可算是其「通識教育課程」:同學們除了本科外,亦要完成不同範疇的通識教育課程。近年深受歡迎,由桑德爾教授撰寫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正是該校的通識講課集。可是,該校近年為求有更多學生報讀,通識教育的發展變得市場化。作者更引述前哈佛校長的話,指出在該校推行通識教育的一個明顯的障礙是:那些有成就的教授們寧願講授高等課程,但對教授基礎課程則退避三舍。原初通識教育的理念,是希望把學生培育為有責任感的人和公民,但這個理念卻漸漸失落了(參第二章)。

近年大學教育中,另一個時常被討論的問題就是「分數貶值」了:以往考試把關嚴謹,學生各科成績平均積分點(GPA)不易太高;現在很多大學為求「做出」成績,GPA也像「通脹」一樣升高(參第五章)。書中亦有討論到哈佛的其他問題,如在處理性侵犯案件上的爭論,和任期甚短的前校長桑默斯在任期間的人事問題等。作者分析了哈佛的失敗之處,今日的哈佛(以至整個教育制度)似乎忘卻了它最根本目標——把年輕人培育成對社會負責的成人——而當學校本身(不只學生)都失去了良知,靈魂,你還怎能期望它訓練出來的學生,有像樣的生命表現嗎?

其實,我們也要再一次撫心自問:教育的目的是甚麼?只是追求卓越?好成績?出人頭地?還是應該讓學生學懂「尊嚴和尊重人性」?如果我們的教育辜負這一使命,遭受損失的不只是學生們,還有我們社會的文明進程。

再思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1/06/2018

對於近日發生的屯門三屍慘劇,筆者深感哀痛。對於有部份報道將三名死者的樣貌公開,並使用「女疑兇」一詞去描述懷疑自殺的那位女死者,並將事件定性因為她飽受濕疹困擾才導致慘劇發生,筆者感到這種做法並不恰當。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以往曾於2004年出版過一冊《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1] 由於新媒體的變化,他們於2015重新出版一本名為《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2] 為傳媒工作者處理有關自殺的新聞或訊息時,提供一些指引。

以下是一些在手冊裡曾提及的原則及建議,在今次事件上,是值得媒體再次注意的:

1)保障私隱及顧及高危人士潛在危險:傳媒工作者在報道時應盡力減少造成傷害的可能性,要尊重自殺事主及家人的私隱,避免增添他們的傷痛,避免向自殺死者所屬的群體(包括網上群組)、居住的地方貼標籤,造成污名化,令他們承受重的心理壓力。[3]

2)在選題與編輯方面:除非涉及公眾利益或重大公眾關注的事件,避免將自殺新聞刊於頭版或傳媒網站首頁,盡量避免使用特大字體標題;另外,亦應避免自殺方法或單一自殺原因放在標題上。[4]

3報道內容方面:避免詳述自殺方式、過程,及如何獲取自殺工具之細節;避免將自殺原因簡單化。[5]

4)圖片及影像:因為受眾廣泛,避免刊登自殺者相片,如涉及公共利益而需要使用相片,宜採用「打格仔」方式淡化;避免標籤自殺地點為自殺熱點;避免以設計圖片及動畫去描述自殺方法、過程、場景(與自殺相關的設計動畫亦應避免)。[6]

5)網站方面:避免把自殺新聞列為網站首頁及推薦熱點;避免在自殺新聞之間建立相關鏈接。反之應將自殺新聞鏈接到相關防止自殺團體或精神健康服務網站。[7]

列出有關原則及建議,是因為筆者於網上看到不少報道,都未能符合前文曾提及的部份指引。為了尊重幾位死者及他們的親人、鄰舍,並減少對公眾造成負面影響,避免增加情緒不穩人士的壓力,希望媒體日後在報道有關的新聞時,可以參考報道自殺新聞的指引,並作出恰當的報道。

 

延伸閱讀: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與你同行WeCare」網頁,2018年,https://wecare.csrp.hku.hk/,2018年6月20日讀取。
 


[1] 梁天偉等編:《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香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04)。

[2]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香港: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15),網址:https://csrp.hku.hk/wp-content/uploads/2015/06/RecommendationsSuicideRep...(2018年6月20日讀取)。

[3]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頁5。

[4]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頁7。

[5] 同上。

[6]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頁8。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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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21/6/2018

從「限奶令」和看界線的設立與挑戰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0/11/2017

有電視台近日放風稱會自我審查,收緊藝人們的裸露程度,女星出鏡不能太暴露,尤其是胸部,電視劇不能有過份色情的鏡頭,只能用意會的方式表達。新聞一出,公眾嘩然,藝員的反應兩極:有的說自己一向如此,不用「限奶」;有的則稱自己穿著性感是種美,根本不會引人想入非非。

新聞出街不夠兩天,該台台慶全台女星「胸湧而出」,報紙大字標題稱女星衝擊「限奶令」,她們不但性感,而且露的又豈止於胸脯:手、小腿、大腿、腰……能露的、估計不會被送檢及投訴的,都露了。有女藝人笑言,有限奶令之後,程度已經「收斂」了,否則原本準備的那套衫,更靚,更性感。

表面上,傳媒將原來過鬆的界線拉回合理水平,我們應該慶祝,但就事情的發生順序分析,似乎看到越禁越露的景象。因為禁,所以更要打破規則和界線的趨勢。不過我們會問多一句:這個現象是甚麼的情況下出現?是因為反動、抗爭?還是因為想突破界線?甚或宣傳?

「限奶」其實早有先例,2015年香港播放內地宮廷劇《武媚娘傳奇》時,因為內地在播放中途要求收歛,最後內地版自第十六集後,全部女角由半身邊成近鏡,被揶揄為「大頭娃娃」,香港則用電腦技術,將當中的胸部配上一塊小布遮住。

當年我們如此評論《武》劇:「在香港,我們的劇集偶然也會有過份裸露,或暴力、不雅的內容,巿民一般會向通訊事務管理局投訴,該局在收到投訴後調查了解,然後跟進。此制度的好處是由巿民表達意見,因此用的是普羅大眾的尺度;而進行調查的是由政府委託的一般巿民及專家,所得的判決相對持平,能平衡各界意見。」

今日我們不難發現香港社會有個趨勢,就是未收到巿民的想法、意見之先,已被有關當局「自我審查」了。電視台會因為怕被投訴的緣故,自動「限奶」,要演員自己用擦邊球的方式去抗爭。電視台似乎忘記了演員的演繹,應該是以劇本或節目的需要,所播出的時段和對象,硬生生地套入了一些規則,彷彿以長官意志凌駕了客觀的社會要求,容易不必要地限制了創作自由及表達的自由。這就清晰讓人看到,社會實況被政治操控扭曲,社會傳媒的控制力度愈來愈大,而且控制的方式已經不再是以往持之以恆的制度和方法,而是用政治壓力,用內部的程序去達成,如此做法,和人治距離愈來愈近。當然,壓力越大,反彈會越大,這是可以理解的。

電視如是,遊戲亦如是,內地遊戲基本上同樣全無規管的制度,所謂的政策朝令夕改,之前有《王者榮耀》被報章點名批評,但仍然沒有收斂,今日有手機遊戲《荒野行動》為了避過規管,在遊戲場景中加掛「不忘初心」、「維護國家安全」等十九大熱門口橫額,企圖將遊戲的暴力「正名」為符合國策的行動。

這些遊戲商的小動作,傳媒的小審查,其實就代表著無道的規管所帶來的後果,就是社會各界對道德界線愈來愈模糊,大家只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做製作,但看不到媒體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最終無道的傳媒,當然不能教化出有良知的下一代。

但願內地傳媒這些不良的生態,不要傳到香港,香港巿民要守護自己的傳媒,先要給他們合理、有道的空間,亦透過適合的方法表達意見,讓他們能夠健康地發展。這樣自然可以達至不用太多的禁令,但傳媒仍然能有操守地做不同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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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20-11-2017

看圖作文還是新聞報道?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
07/09/2017

9月4日香港發生一宗家庭衝突而引發的命案,案中丈夫涉嫌先用刀刺死妻子,並將她從住所單位高處拋下,再自己跳樓身亡。最終二人雙雙伏屍樓宇的平台上。據警方透露的消息指,妻子生死曾向親友透露懷疑丈夫有外遇,雙方亦曾因感情問題而爭吵,警方會循感情方向調查。

在眾多傳媒的報道中,有一網媒將關注點落在死者二人的薪金上。[1]報道第一段指出男死者為食物環境衛生署高級管工,女死者為政府新聞處新聞主任。記者翻查政府資料找出二人的薪酬來作對比,指出妻子的收入比丈夫高出一倍。

但報道在第二段隨即轉為引述專家的意見,指出香港社會仍然保留男性是家庭經濟支柱,男性要比女性強的期望,如妻子能力比丈夫強,男方長期受壓,或會在外尋求可以駕馭的對象填補心靈空缺,或會對妻子有敵視或仇恨心,甚至出現同歸於盡的念頭。報道又引述專家意見指夫妻出現薪金男低女高時應如何解決等等。

女死者收入比男死者高是事實,那位專家的意見或許也是社會上真實的現象,但兩者在這案件之中的關聯性有多少還是未知之數,媒體卻將兩人之收入與這慘劇連在一起,並起標題為「妻薪金高一倍 他人閒言恐傷感情 專家:婚前應討論」,引導讀者推測案中丈夫涉嫌婚外情及行兇,都是因為妻子收入高過丈夫這一個並未發現任何證據的原因。怎樣看這都是一則看圖作文的文章多於是新聞報道。

另外有一免費報章在報道此新聞時明明內文完全沒有提及死者二人的收入差距,卻不符內文地以「妻月薪多夫一倍 女尊男卑 悲劇伏線」為標題。[2]編輯的創作力豐富,但卻不符合新聞工作者應有的專業操守。

做記者最難學並最需要學的一項功課,就是承認有些事我們不一定會知道真正的原因,如果想知道案件的細節,還是等待更多的證據或警方發表的調查結果吧。

 

[1] 〈【夫婦墮樓】妻薪金高一倍 他人閒言恐傷感情 專家﹕婚前應討論〉,香港01,2017年9月4日。

[2] 〈妻月薪多夫一倍 女尊男卑 悲劇伏線〉,頭條日報,2017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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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9月7日

比對7月23日翠林男子墮樓新聞及報道自殺新聞的建議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7/07/2017

於2017年7月23日中午,有一名男子在將軍澳翠林邨墮樓,不同的報章對於這事件的報道手法都很不同,而更有報章的報道引起了評論。我們為此在網上媒體中找了有關的報道作為比較。我們於網上找到《星島日報》、《頭條日報》、《東方日報》、《蘋果日報》、《成報》、《文匯報》及《都市日報》對這事件作出報道。

《星島日報》〈情困男危站單位外花槽 飛墮簷篷亡〉所用的照片是打了格仔的男事主屍體及有兩名消防員拉起已打格的染血白布,男事主跌落在鐵線上的手未有打格。

《頭條日報》所用的題目和照片與《星島日報》所用的一樣,並加上一張遠距離看到地上的救生氣墊及一樓簷篷上數位紀律部隊人員及醫護人員在處理屍體的照片,和一張當事人曾攀爬及危坐的空花槽照片。兩則報道未有見當事人的樣貎,報道未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資料。

《東方日報》的報道〈翠林邨情困男危站窗邊 對峙1小時後墮下亡〉,清楚列出多張事主翻身墮樓跌至平台死亡的連環圖、只對跌落在簷篷上的屍體胸口作了打格處理,但其滲出血液的肢體清晰可見。該報道還附有十八秒短片,除了見到當事人在花槽攀爬的片段,也用連環圖相片配上了當事人墮樓趺落簷篷的巨大聲音,其影片最後的鏡頭亦由遠拉近至當事人,雖然影片已打了格,但其倒臥在簷篷、頭胸及膝部淌血、手舉高向上的動作仍可以清楚見到。此報道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網絡上,亦可找到《蘋果日報》兩篇有關事件的報道〈赤膊男翠林邨單位外攀爬 飛墮簷篷不治〉及〈情困男危坐墮樓不治〉。兩則新聞用同一段新聞影片,片段可見事主在花槽、窗外危險上下攀爬及危坐情況。片段亦有記錄跌落在簷篷的屍體,全身作了打格處理。前一則的文字及影片均有提供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後一則只在影片中提供。

《成報》〈31歲漢疑為情墮樓亡〉的簡短報道,未有列出相片;《都市日報》〈疑情困男爬出花槽 失足高處墮下亡〉報道則刊出了翠林邨樓宇的照片,兩則簡短新聞均未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文匯報》〈情困男危坐花槽句鐘跳樓亡〉附有紀律部隊人員在簷篷處理屍體(已蓋上白布)的相片,並列出了防止自殺求助熱線資料。

根據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在〈新媒體催化自殺「傳染效應」?〉一文指出有研究報告顯示自殺報道愈顯著,成群自殺出現的機會愈大。[1]另外,他亦指出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04年發表的《自殺新聞報導建議》中,亦提到美國專業新聞工作者協會(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的工作操守第一條是「尋求真理、如實報導」(Seek truth and report it);第二條是「將傷害減至最低」(Minimize harm)。即是對傳媒專業的要求來說,「尋求真理、如實報導」的同時,恪守「將傷害減至最低」的原則亦同樣重要。

按世界衛生組織在2000年發出一份《自殺預防──供媒體工作者參考》[2]的資料亦列出了傳媒報道自殺新聞的原則及禁忌,如:應該只提供相關數據、指明死者除自殺外尚有出路、提供社會及社團救助機構的信息;亦不應該刊登死者照片、不應詳細描述自殺的方法、切忌為自殺歸結為單一原因等。

另外,香港記者協會網站[3]列出的《記者專業守則》、《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及《記協對處理自殺新聞的指引》可見以下幾個與報道自殺新聞有關的要點:

  1. 記者報道即使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亦不應侵擾他人的悲哀和不幸。
  2. 新聞從業員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尤其是涉及暴力、性罪行、自殺等社會新聞,應避免淫褻、不雅或煽情。
  3. 記者在拍攝意外事件時,應顧及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感受,盡量把對他們的心理影響及傷害減到最低。
  4. 攝影記者在拍攝過程中應該尊重被攝者的私隱。
  5. 新聞攝影工作者(包括攝影記者和圖片編輯)應謹慎處理血腥、暴力、噁心和色情圖片。使用時須考慮

           i) 對說明新聞事件的必要性;ii) 對社會的影響;iii) 對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影響。

從上述列出的一些傳媒報道,讀者可以逐一再按進連結,親自細閱每篇報道的文字、用圖及短片,以了解及細思它們的報道方式,及比對上列三個機構給予傳媒的建議,有哪些部份它們做得好,有哪些它們應該要改善?

對於這宗自殺案件,每篇報道都指出當事人是為情所困而自殺,但可能只有當事人才知道真實原因而自尋短見,媒體將之歸結為一個原因,對當事人及有關的人士都不太恰當。

另外,我們亦可以細思一下,自殺者跳樓的過程、其墮樓所發出的巨大聲響是否真的需要給讀者知道?我們可以想像到對當事人的家屬所造成的影響及傷害可以有多大?所謂的「新聞自由」或「公眾利益/知情權」是否可以作為傳媒的擋箭牌去報道新聞? 

既然知道鉅細無遺的報道自殺方式容易有機會做成「模仿」效應或所謂的自殺「傳染效應」(contagious effect)時,作為專業的新聞工作者,是否應該為免產生「模仿」效應,而作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約制?即使是對點擊率十分渴求,我們亦寄望傳媒工作者不會犠牲對社會的責任及使命,亦尊重自殺事件中事主及其家屬,不應雪上加霜,讓人於網上任意重複瀏覽事主自殺的情況,實在會加添其家屬及親友的傷痛。

 

註:配圖為網上圖片

 


[1]傅景華,〈新媒體催化自殺「傳染效應」?〉,取自《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321-opinion-fukingwah-newmedia/,2016年3月21日。

[2] 世界衛生組織精神健康部,〈自殺預防──供媒體工作者參考〉, 取自世界衞生組織網站: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67604/10/WHO_MNH_MBD_00.2_chi.pdf,2000年。

[3] 香港記者協會,https://www.hkj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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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7月31日

網絡評論的殺傷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5/04/2017

台灣網絡紅人谷阿莫,自2015年起於網上以「X分鐘看完電影 / 電視劇集」的系列短片出現後一直大受歡迎。因為他將兩、三個小時的電影,甚至幾十小時的劇集濃縮,剪輯成短短幾分鐘的片段,加上他獨特的評論風格,時而風趣、時而尖酸刻薄,娛樂性甚強,並上載於YouTube中讓網民可以免費觀看,在短時間中知道該電影/劇集的內容,省卻不少時間。網絡上有很多人會觀看,並以他的評論作參考,再考慮是否值得觀看或購買影碟。

 

而谷阿莫的短片,一直都存著有關版權的爭議,因為他的評論會把整部電影的片段濃縮,並完全劇透(透露劇情)。這幾天,有報導指他被片商控告,因多部影片經他重新剪輯及評論後,被形容得相當無聊,十分影響票房。更有報道指電影《腦漿炸裂少女》因為他的加工解說,直接取消院線上映計畫,事後連販售DVD版權、播映權等都受到嚴重影響。

 

然而,他被告侵權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從網路非法取得電影,再製作他的評論片段。他解釋他的短片符合「著作權合理使用原則」:在「評論」、「研究」、「解說」、「教學」及「新聞報道」的情況下,便可以在沒有取得著作人授權同意的情況下,優先使用在網絡上找到已公開或任何人都可以免費自由下載的內容,而且他只是使用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內容,絕對不會對原著造成任何利益的傷害。他亦辯稱沒有利用這些短片來賺錢,因此他覺得自己的影片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相信發表有關電影的評論、研究、解說等的文章或片段,理應是可以合法使用相關片段;不過,如果透過非法下載的途徑取得,就另當別論。此外,電影公司作宣傳時往往會賣個關子,不會播放最精彩的片段,以吸引觀眾入場或購買,若評論員私下將最精彩的片斷放上網,的確有可能對電視公司的收入做成影響。而且,他雖然說沒有用短片來賺錢,但估計他兩年多以來透過YouTube播放率所收取的廣告費用,應該都不會少。所以,最終還是要看搜證及法院的最後裁決。

 

對於香港,現行法例下的版權豁免範圍,在適當的情況下包括了以下的目的:

(a) 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

(b) 評論時事

(c) 引用

(d) 聯線服務提供者暫時複製版權作品

(e) 聲音紀錄的媒體轉換

(f) 教學

所以,作為香港的網民,如以電影公司公開的資料,創作類似谷阿莫的短片評論作品,理應不會被控告。

 

筆者曾經亦很喜歡看谷阿莫的電影評論片段,亦頗欣賞他一些的評論及看法。直至有一次,筆者偶然看到他對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導演、改編劇本三項提名和多倫多影展人民選擇獎的電影《抖室》的YouTube 短片:〈五分鐘看完88屆奧斯卡得獎電影《房間》〉,發現他的剪輯只是看劇情的表面,完全沒有說出電影的重點和精粹,對電影的評論亦是很一般,如果網民盡信他所說的內容,必然會認為不值得花時間去欣賞該電影了。(因為已花了五分鐘看完了,亦知道了橋段嘛!)

 

因著網絡的影響力愈來愈大,我們不能再說這是虛擬世界的內容,因為確實真的影響了真實世界,甚至殺錯良民,很多人相信了,決定就會被影響。YouTubers所說的畢竟也只是他們自己的看法,為了搞笑、賺多幾個點擊,他們所說的會不會是偏激了的看法或非事實的全部? 為了創作多一條短片,他們可會只是草草剪輯片段再加上一些搞笑內容就了事? 我們作為接收者,也可以從多方面去了解事件,否則,我們小則錯失了一部好電影,大則可能作出錯誤決定,後悔莫及。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4月26日

悄然降臨的後真相時代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4/03/2017

2016年「後真相」(Post-truth)成為最叱吒風雲的詞語,其以王者之姿令歐美地區的政治翻天覆地,它的影響我們至今仍歷歷在目。然而,當你以為只是彼岸遠方受影響時,其實它亦已在我們身邊悄然降臨,在我們觸手可及的事上,都可瞥見其影響。

後真相年代的興起

如果「真相」就是經過追查後,發掘、揭露事件背後的真正原因、有關人物及始末,而傳媒的職責在於向公眾報道事件的真相,那麼他們更應該有其責任去把真相說出。

雖說有些記者很想把自己所相信的正義說出來,簡單地把黑白分得清楚,這做法卻可能忽略了重要的細節資料,影響了大眾理解事件。不過,我們仍相信不少具有專業操守的記者還會把自己知道的真相說出,而非顛倒是非,將假的說成真。

2016年,後真相這詞用得特別多,亦影響大家很深。在英國脫歐公投及美國總統大選中,有政客的言論誇張、罔顧事實,但仍然得到民眾支持,令「post-truth」的使用頻率較去年多20倍。[1]

由於大眾現時多以社交媒體作為接觸新聞的媒介,不同的網媒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解釋、論述及報道事件。網媒工作者的專業背景與傳統新聞業界可能有所不同,再加上部份大眾亦抗拒由權威人士及機構所提供的所謂「官方答案」及解釋,因而造成了「post-truth」的出現:大家傾向選擇相信自己認為是對的答案。

雄辯勝於事實?

上述提及關於英、美的事件,筆者先說英國脫歐公投一例。英國去年6月舉行全國公投,決定英國應當繼續留在歐洲聯盟內還是退出。國內的脫歐派及留歐派都在公投前用不同的論點去爭取人民的支持,當中就有脫歐組織The Vote Leave重複強調:「英國每週付3.5億英鎊給歐盟」。[2] 雖然英國統計局稱該說法為「潛在的誤導」並作澄清,[3]而且該說法亦未有被部份媒體使用,但The Vote Leave仍舊繼續使用。

當然,這種誤用的情況其後被廣泛報道,支持留歐的組織愈是指責他們誇大言論,其實就只會令這些數據和言論受關注的時間愈久,令坊間可以衍生各種說法,包括質疑制度和挑戰官方言論等。

而美國去年總統大選,候選人特朗普可以雄辯滔滔的指奧巴馬是ISIS的創立人,[4] 並長時間堅持奧巴馬不是在美國出生。[5] 這些聲稱雖然已被事實反駁,仍得到不少人的信任和支持。就算美國雜誌New Republic 早已評論特朗普是一個完全無視真相的胡扯者(Bullshitter),[6] 結果他仍得到比較多的選舉人票成為美國新任總統。

從以上例子可見後真相的影響力無遠弗屆,而且影響深遠,足以左右大局。

「回音廊」及「圍爐文化」

新聞來源於網上變得碎片化及無所不在,有時傳來一則短的消息,某些朋友又加上了另一些資料,無論是謊言、謠言或八卦的訊息,只要「夠爆」,均會在網絡中以高速流傳。謊話易在網上被廣泛分享,而大家閱讀網友間的分享文章,甚至比主流媒體的訊息還多。有多少人會停下來細思和查找當中的是與非,把訊息整理過才再發送出去?有時亦因著發文者或文章作者與自己政見相同,在文章未經查證的情況下就相信及轉傳,或是在社交網站中分享,甚至撰文揶揄一番。萬一有其他網友發出質疑,就可能會引起磨擦或衝突。

相信大家可能在網上都試過,為求和諧而把「應說出的真相」犠牲一次的經歷吧,正所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結果人們慢慢就變成只會聽到自己想聽到的聲音,亦只可容納與自己相同意見的出現,所謂的「回音廊」及「圍爐文化」也就慢慢形成。

感覺「正確」但可能忽略事實

或許你會以為後真相只能在政治範疇發揮影響力,但事實卻是它也早已在大眾的生活中施展渾身解數。在網絡上,各人的意見也就更眾說紛紜。或許當你覺得愈不明白時就愈想在網上找答案,但是不明來歷的資料卻能使大家「愈辯愈不明」。

就如注射疫苗一例,近年在網上流傳注射疫苗會導致自閉症,因而出現一些反疫苗訊息,令美國曾出現反疫苗運動,結果美國麻疹個案於2014年創了新高。因為麻疹病毒傳染力極高,感染後可引致其他併發症,如導致失聰甚至死亡,所以十分需要「群體免疫力」去抵抗,即近100%的疫苗接種率去預防疫症爆發。其實,那則在網上被大力宣傳的「疫苗導致自閉症」流言早已被撤回,但卻無法完全阻止反疫苗者在網絡繼續散播流言及恐慌。

若大家在網上輸入「疫苗」一詞,就會發現很多有關疫苗的陰謀論或為其平反的文章。但實在有多少網民具有足夠的知識去分辨文章內容的真確性?而且若再努力去找,也可以找到更多不同的說法。相信有不少人會依感覺來判斷,多於找專業醫生查詢;就算找醫生查詢,亦有人會挑戰西方醫學的「霸權」。

小心情緒被輕易挑動 

去年在網絡上瘋傳一篇「四人綜援家庭月入2.2萬元」的文章,當中更詳細列出數據,內容看似可信,但實為胡亂引述數字,而且作者亦在當中的訪問文字裡加鹽加醋,令網民看得無名火起!不過,即使其內容有誤導成份,但不少網民亦在未經查證的情況下就繼續轉載,引起「綜援養懶人」的誤解,同時亦對文中的女士造成極大誤會。

其實此文章原來早於2011年已在網絡上出現過,這類文章之所以能夠繼續流傳,是因為轉傳消息者利用中港矛盾的情緒,讓人加深對「新移民來港偷懶搶資源」的不滿,而且新版文章更加插了新移民作為主角,更易激起大家的情緒,從而群起分享轉載。

我們可以謙虛和按下情緒嗎?

網上出現這類文章,旨在挑動我們的情緒,使我們能被遊說、相信它及分享它,也使更多人接觸它,將之繼續傳播。相關媒體為可能是靠點擊率增加廣告收益或對該團體及其論述的支持度。雖然這些假資訊未能取代主流媒體,但也令網上的資訊變得真假難分。

面對這種狀況,在分享及轉發訊息前,我們可以靜下來先細看新聞或文章的來源。在不知道文章內容是否真實的情況下,暫時不要上傳文章,以免對閱讀者或被報道者造成負面影響。我們更可以繼續細心學習,了解該議題,以尋找更近真相的一步。

保持耐心、謙虛、包容、隨時聆聽各方訊息,並不罔下論斷,是洞察世情的適當態度。

 

[1] 「『post-truth』獲牛津字典選為2016年風雲詞彙」,《星島日報》,2016年11月16日,網址:http://www.singtaousa.com/960911/post-%E3%80%8Cpost-truth%E3%80%8D%E7%8D%B2%E7%89%9B%E6%B4%A5%E5%AD%97%E5%85%B8%E9%81%B8%E7%82%BA2016%E5%B9%B4%E9%A2%A8%E9%9B%B2%E8%A9%9E%E5%BD%99/?variant=zh-hk&fs=16

[2] Jon Henley, ‘Why Vote Leave's £350m weekly EU cost claim is wrong’, The Guardian, 10/6/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reality-check/2016/may/23/does-the-eu-really-cost-the-uk-350m-a-week

[3] “UK Statistics Authority statement on the use of official statistics on contributions to the European Union”, UK Statistics Authority, https://www.statisticsauthority.gov.uk/news/uk-statistics-authority-statement-on-the-use-of-official-statistics-on-contributions-to-the-european-union/

[4] Nick Corasaniti, “Donald Trump Calls Obama ‘Founder of ISIS’ and Says It Honors Him,” The New York Times, 10/8/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8/11/us/politics/trump-rally.html?_r=0

[5] Alan Rappepor, “Donald Trump Again Won’t Acknowledge Obama Was Born in U.S.”, The New York Times, 18/9/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9/16/us/politics/donald-trump-birther-obama.html

[6] Clancy Martin, “The Four Liars of the 2016 Election”, The New Republic, 25/4/2016,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32964/four-liars-2016-election

 

突圍而出的KOL現象

鄧諾文 | Bravo Online 執行董事
14/03/2017

KOL (Key Opinion Leader) 這個詞彙今天在香港已傳遍各行各業,在保險業、金融業及美容業等通通都在尋找多人擁戴的KOL。坦白說,公司根本不重視KOL的人品如何,在商業世界,公司只在乎哪個KOL的影響力大,性價比高,能協助它們接觸到目標客戶群。

甚麼是KOL?

早期的KOL或叫Youtuber,最多是從電玩遊戲出身,比較多人認識的如「達哥」,現在從網絡到電視旅遊廣告都見到他的影蹤;後期一點的有「火雞姐」,她用反諷美容KOL的形式走紅,幾天時間便取得百萬點擊率。過去筆者在講座中或電台分享互聯網生態,許多聽眾十分好奇:為何他們會「走紅」? 

話語權下放促成KOL冒起

我們要先明白,今天已進入全民自媒體年代,即是代表全球互聯網科技加上社交媒體土壤下,話語權迅速從大台媒體轉移到每一位網民身上——只要你在某一個關鍵領域(Key Area)上,例如網絡遊戲、烹飪、旅遊及美容等有過人之處,而又願意拋頭露面在網絡目光下被評頭品足,最後又能聚集一群跟隨者(Follower)。事實上,過去從來沒有一個年代,你和我可以令自己迅速成為意見領袖。因為權力從前掌握在媒體身上;然而,步入自媒體年代,互聯網本身已開放了這種權力。

這肯定是一場社會革命,就像當年印刷技術剛普及的現象一樣,會讓社群產生不適應,甚至令許多行業沒落。不過,卻又會同時興起更多新興產業。在國內已新興一種叫「網紅孵化器」的產業,亦即是培育KOL的工廠,將有潛質的人打造成網紅,年收入從十萬到數千萬人民幣不等。

KOL不只是吹水

當社會上出現一窩蜂、人人想當KOL的現象,便會出現汰弱留強,意見領袖需要具備的質素要求也愈來愈高,因為網民會開始辨別哪些是真心話,哪些是虛偽宣傳廣告。與過去傳統明星時代相比,今天網民不相信權威,只認同專業,專業的意見領袖,加上擁有與跟隨者優質的互動能力,才能夠突圍而出。

活在當下,今日的世代對我們的智慧要求更高,有影響力不代表必然正確,讓我們花多一點時間行前多一步,小心查證真偽,就像我們經常收到許多WhatsApp轉發,當中孰真孰假,許多時候我們用常識(Common Sense)便可以判斷。如果真的不是你的專業範疇,不妨問問身邊的專家,互相增進知識。

 

傳媒業界歷經挑戰的一年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3/01/2017

紙媒經營仍然艱難 網媒發展節節上升

一年又過去,傳播媒界變化迅速,紙媒更遇著不少壓力:壹傳媒旗下的《Face》停刊與《壹週刊》重組;東方報業旗下的《太陽報》停刊;星島新聞集團旗下的《東TOUCH》停刊;新傳媒旗下《東方新地》、《新假期》及《新Monday》三雜誌合併;《南華早報》被阿里巴巴集團收購;網媒《香港01》又加入戰團出版週報…… 當中亦有不少傳媒機構因財政壓力而裁員的消息。

數位媒體急速成長,不少廣告轉投數位媒體,而新聞業界亦不約而同在網絡繼續發放新聞,再加上不少低成本運作的網媒於網絡發展,令網絡使用者漸漸養成於網絡和社交平台閱讀免費新聞,持續減少購買報章雜誌。在廣告及銷售收入皆減少的情況下,我們可預計紙媒所面對的壓力將會愈來愈沉重。

免費電視汰舊立新 節目品質仍受關注

而免費電視方面,亞視雖然停播,但卻新加入了港台電視及ViuTV,令香港市民多了選擇。另外,有電視台可能為了增加廣告收益,在綜合節目中植入廣告硬銷產品,令觀眾反感而被通訊局罰款。同時,有電視台勇於創新,加入優質劇集、旅遊節目,不過卻在晚間清談節目中折磨藝人取樂,因而被通訊局裁定違規,局方認為節目品味低劣、不雅及毫無意義,因而發出強烈勸諭,促請電視台嚴格遵守《電視節目守則》。

同樣因著科技發展及新媒體湧現,人們多了電視以外的選擇,亦可能因著電視節目少了新鮮感和話題,以往一家人一同吃飯追電視劇的情況亦減少了。盼望在本年5月有線電視旗下的奇妙電視啟播後,能激發更多良性競爭,增加各電視台的創作力,為家庭帶來值得一同欣賞的高質素節目。

小心辨別網上資訊  並要努力保護私隱

而在多姿多彩的網絡中,筆者認為「辨別資訊真偽」及「保護私隱」這兩個題目特別值得我們留意。面對海量的文章及新聞資訊,我們必需要留意其來源,辨別真偽,亦以免被「標題黨」及內容農場的資訊混亂事實及真相(欲了解更多,可參閱本刊第25頁「網媒影響力不容小覷」一文)。

在保護私隱方面,現在不少應用程式、資料搜尋器、社交平台,甚至手機也在收集我們的個人資料數據,我們要小心盡可能不在社交媒體中主動提交個人資料,以及不胡亂下載來歷不明的應用程式,並選擇以匿名的方式搜尋資料,免得自己的電腦或手機內容被收集為大數據,讓陌生人對使用者的資料作出分析及歸類,或被使用為欺凌或網絡騙案的材料。

我們仍然捍衛大家在各傳播媒介中發聲的自由及空間,但在自由當中,我們認為仍要自律,並保護兒童及青少年免受不良意識資訊影響。

網媒影響力不容小覷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1/01/2017

網絡發展已進入「可讀可寫可執行」的Web3.0時代,新聞業的生態被徹底改變。人們的閱讀習慣已不一樣,對資訊的需求亦愈來愈快,令一批網媒短時間內崛起。它們不但為網民提供了許多新聞資訊,也同時令不少紙媒感到壓力,有些合併出版,甚至停刊。為更了解本地網媒的發展與運作、優點、問題及如何閱讀他們的資訊,明光社舉行了一次傳媒教師課程,並邀請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系主任李月蓮博士到來講解,以下是李博士在課程中的一些要點。

網媒報道手法  新聞業界並不支持

「傳媒學生現在要學的東西很豐富,不只是寫作及攝影,而且亦要懂得把故事整理及上載至社交網絡和寫手機應用程式。」李博士又表示,因著網上成立新聞網站的成本很低,網民人數亦多,所以網媒有很大發展空間。大部份香港網媒規模都不大,當中有不少都會用到策展(Curation)的方式,即收集資訊,然後再整理、改寫及精簡,之後再展現給觀眾,外地網媒Huffington Post就是一個成功例子,香港也有部份網媒仿效它的做法。

不過李博士卻提到,其實新聞界並不喜歡「策展」這種抄襲模式:「將新聞改頭換面來刊登,在法津上是難以處理,因為新聞不能有版權。雖然報道可能會列上資料來源,但人們已看了這新聞,又哪有興趣再到長篇的出處去細閱?」

小心閱讀網媒  時刻分辨資訊

由於大多數香港網媒政治立場清晰,有部份更會容許公民記者、博客及學生投稿,提供平台讓市民發聲,因而在社會事件及政治議題上提高了參與度。但亦因著點擊率主導社交網絡資訊的呈現頻率,點擊率愈高該資訊出現得愈密,所以她認為就算是受歡迎的網媒,也不代表公信力高。[1]

另外,她亦關注各網媒趕著刊登「即時新聞」、「即時評論」時,並沒有查證內容就上載。因著網上文化對資訊的準確性並非十分嚴謹,網媒亦未必有足夠人手去查證資料,甚至會因著既有政治立場,在報道上缺乏客觀性,意見及事實可能會混在一起。

所以,李博士提醒我們,在閱讀網媒時要留意新聞來源,了解新聞機構的背景、立場及資金來源。並且要懂得區分內容是議題性或只是非議題性的趣聞,也要分辨那是作者的意見還是是事實,並留意比較報道所列的事實與資料是否完整。

 

[1] 蘇鑰機,「香港傳媒公信力又見新低」,《明報》,2016年9月8日,網址: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908/s00012/1473270958100

 

傳媒與網絡公審

羅遠婷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0/01/2017

早前乘著假日與朋友聚會,席上一位平日不怎麼留意新聞的朋友忽然提出:「你們怎樣看那三位港女?」朋友說的是去年年尾在台灣海產店偷竊的三位香港女生。接著朋友又問:「假如她是你們的同事,你們又會怎樣想?」這下激起我的好奇心,於是再「口痕」問朋友,為甚麼會這樣問?朋友說是從同事得知,因為網上已有起底組將三人起底。由此可知,網民力量無遠弗屆。然而,停下來時心裡不禁想:「一時貪念又已受懲罰,是否需要這樣對待她們?」

傳媒重複讓事件發酵  網民公審推波助瀾

是次香港女生在台灣偷竊事件成為去年年尾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除了因為沒有其他新聞,另一個原因與該傳媒的報道手法有關,有關傳媒扮演了背後推手的角色。而且再加上網民的推波助瀾,更令事件蔓延下去。

報道首次在2016年12月30日刊登,記者不僅詳細報道事件經過,更從她們的社交網站下載照片刊登在報道中,當中僅以薄弱的「馬賽克」蓋著其眼睛部分,令人很容易可以知道她們的真實身份。

同一時間,網絡上有一些起底群組將報章刊登的照片「解碼」,並擷取她們在社交網站上的資料,包括:任職的公司、私人照片等,放在網絡平台上。而網民對之的討論,已超出評論事件、其行為,以及是非對錯,更演變成對其外貌的嘲諷及評頭品足,甚至是人身攻擊,將她們與性扯上關係,淪為道德審判。

然而,關於她們的新聞其後繼續發酵,因為傳媒在此繼續成為推手。相關傳媒機構的台灣記者在機場守候她們,拍下她們的容貌作為跟進報道。另外,亦有聲稱與她們同機的香港乘客,在香港機場偷拍其中兩位涉事人,並將照片交予同一傳媒刊登。報道中將由台灣記者拍下的照片與讀者提供的照片製成合成照,表示兩者為同一人。這種做法即是讓事件再度出現在公眾眼前,令涉事人再次成為焦點,被人指指點點。

你的笑話 她們的烙印

報道中指三位涉事人已在台灣地檢署法庭承認罪行,並繳付款項與商戶和解,她們已承擔了應有的責任。事件本已告一段落,但接二連三的「追訪」及報道她們,並進行起底,會對她們造成難以磨滅的心理影響。或許在旁人眼中,這只是一件茶餘飯後的話題,連帶與她們有關的消息都是在逗大家高興。旁人可能「笑完就算」,不過大家又可否想過,在你歡笑的背後,其實三位女士正承受著不為人知的壓力?她們要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才能外出?甚至在同事朋友面前可能難以抬頭?

她們當然有錯,但不用公審吧!

 

為造勢而拋棄傳媒操守?

張思晉 | 明光社項目主任(社關行動)
01/12/2016

現今資訊爆炸及網媒盛行,網上新聞資訊快速流動,不少人根本沒有時間去細閱或思考新聞背後的訊息。因著這樣的網絡生態,所謂的內容農場 (Content Farm)在網上應運而生。這類網站的文章一般都沒經嚴謹審核出處及檢察內容的準確性,而且多以誇張標題作招徠,公信力極低。但如果有一天,本地傳統媒體也效法內容農場的做法,無論對讀者或傳媒界都是一場大災難。

在11月23日,香港同志遊行舉行前三天,《蘋果日報》在A5版出了一則新聞報道,題為「半數人撐立法保護性小眾」[1],當中先提及「歐盟與平機會及中大合作,探討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雙性人(LGBTI)在本港的人權及宗教情況」,然後提到有關平機會所作出的調查,並引述部份調查結果及學者的回應,可是卻未有列出有關日期或內容出處。如果未有仔細查考,便容易以為這是一則「新聞」。而傳媒選在與內容直接相關的同志遊行之前再次報道,則不難看出背後的動機,說白了,就是為了造勢。

事實是歐盟並沒有參與有關調查,該調查是平機會委託中大所作的「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而且這份報告亦不是最近才公開,而是早於本年一月初已發佈。由於有關新聞報道並沒有提及這些細節,所以亦不能從文中判斷有關學者是何時作出回應。作為本地其中一份銷售量較多的報紙,如果因為政治目的而以舊聞作新聞來報道,這是完全忽視專業操守以及不道德地誤導讀者,應予以嚴厲正視及批評。

再者,本社及其他團體[2]早已撰文回應是份調查報告,並就其調查方法作出質疑及批評。[3] 以報道引述的結果為例,調查指出有55.7%的受訪者表示支持為性小眾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但需注意的是這非等同要立「性傾向歧視法」作為唯一的保障,兩者其中有莫大的分別:本港就某一事項立法需經廣泛的諮詢而且嚴謹的立法程序;而調查中指的「受到法律保障」是指不論性別或性傾向,任何一個公民皆應該受到法律保障。很多團體只是反對訂立會帶來逆向歧視的性傾向歧視條例,從沒有反對性小眾受到合理的法律保障。因此,平機會所作的報告其實是扭曲結論並強加解釋,附註內的文章已有評論,在此不贅。

現今世代對資訊的要求以快為首,但作為傳媒理應有專業操守,以及嚴謹的態度和道德責任,不應將舊聞作新聞,而且對有關新聞的內容應嚴加審視,不應盲目引用及報道。公信力要靠長期的表現來建立,但只須一篇失實報道便可毀於一旦,作為傳媒應該要有這樣基本的省察。

 

 

[1]「半數人撐立法保護性小眾」,《蘋果日報》,2016年11月23日,網址: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1123/19843091

[2]「偽中立假諮詢 製造社會壁壘──香港性文化學會回應『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可行性研究』報告」,《香港性文化學會》,2016年2月18日,網址: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2016/02/18/偽中立假諮詢 製造社會壁壘──香港性文化學會/

[3] 「平機會「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公眾電話調查部份之分析」,《明光社》,2016年2月2日,網址: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平機會「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公眾電話調查部份之分析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6年12月1日

再思基督教選委

戴耀廷 |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06/07/2016

(撰稿日期:27/5/2016)

自有團體提出基督教應在2017年特首選舉委員會(下稱選委會)中放棄十席基督教選委,在香港教會內引起了一些討論。

按現行特首的選舉規則,1,200名選委中有60席是來自宗教界,但宗教界與其他選委會的界別不同,宗教界的委員並不是由選舉產生,而是由指定團體提名的部份人士來出任。《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569章,下稱《條例》)指定了六個團體分別代表六個宗教,而代表基督教的指定團體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每個指定團體可提名十位人士成為負責選出特首的選委會委員。

《條例》並沒有規定指定團體以何種方式產生他們要提名的人選,只是規定了若指定團體提名的人多於被配予的數目,以抽籤方式決定由該團體的哪些獲提名人來填補該指定團體所獲配予的席位。《條例》也沒有規定若指定團體沒有提名任何人的時候的處理方法,只是說若宗教界界別分組的委員席位出現空缺,可安排補充提名。若在補充提名的程序,指定團體仍是不予提名,《條例》亦沒有規定任何處理的方法。

選委十席棄或留

提出基督教應放棄提名選委的意見的人,主要認為教會不應參與去組成一個政府組織,且這組織的組成過程本身並不符合平等的原則,而無論教會如何去改良基督教選委的選舉辦法,也不可能令這不合乎公義的選舉變得更合乎公義。以現行的安排,基督教十席選委最後只會被建制派所取得,對推進香港民主普選沒有任何實質作用。即使選舉方法能有改善,但基督教十席對整體選舉的作用也會是極少,而他們認為透過放棄提名選委,更能向公眾顯明此特首選舉方法的不公義之處。

支持基督教應繼續提名選委的人,則認為為了推進香港的民主普選,應寸土必爭,不應輕言放棄,能有多一名支持民主普選的人加入選委會,就可以發揮多一分的力量,如提名一些支持真普選的人為特首候選人,即使這候選人最後當選的機會是接近零,但仍可對建制派候選人產生一些政治壓力。與其批評現行選舉方法不足之處,他們認為應努力去想方法及投入資源去令基督教選委的選舉變得更公平。

棄、留以外的想像

在棄選與繼續提名教內人士之外,還有沒有第三條路呢?其實已經有人提出建議,就是把基督教的十席選委「普選化」,這是指基督教把十席選委公開讓所有公眾人士參與提名及參選,任何選民毋須是基督徒,只要取得一定數量的選民 (也毋須一定是基督徒)的提名,就可成為候選人,並由全港選民行使平等的投票權去選出這十名選委,而選民也不規定必須是基督徒。代表基督教的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就會提名勝出的十名人士為選委。

《條例》並沒有規定宗教界各指定團體一定只可以提名教內人士為選委,故一旦指定團體提名了一些沒有指定宗教信仰的人為選委,政府沒有甚麼法律標準和程序去拒絕接受這些提名。換句話說,即使這安排並不符合原先的設計,但也不能說是違反了《條例》的規定。「普選化」選委是合法地顛覆一個不公平、不民主的制度。

「普選化」選委的好處

「普選」產生基督教選委有以下的好處:

一、雖然基督教還是會提名選委,但由於基督教把整個選舉程序開放給所有人,不一定是基督徒也可以提名、參選及投票,那麼教會再不是直接參與組成一個政府組織,角色充其量只是獨立及客觀地主持一個程序而已。

二、雖然選委會的絕大部份委員仍是以不公平的方法選出,但把基督教選委「普選化」,至少那十席能真正地符合公平選舉的原則。

三、由於所有人都能參與此選舉,建制派再難主導整個選舉。即使由建制派的候選人贏得一些席位,但他們也是透過公平的選舉而取得席位,完全符合民主及公平的原則。

四、引入普選選委,並不是要令不公平的選委會變得公平一些,反能把其他部份的不公義更加突顯出來。

五、這安排把民主普選引入了不公平的選委會,政府不願做的,由基督教來代行,應可以為民主普選帶來一些積極的作用,證明民間也有能力去實現民主普選,可為公民社會賦予新的政治力量。

六、教會更可以透過這行動做一個好的見證,讓其他人看到,一些本應可由我們擁有的,我們願意主動放棄,更能把它回饋社會。

 

(編按:內文標題為編者所擬。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於6月30日晚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投票決定是否繼續委任選委,及委任的方式。投票結果以46票贊成,6票反對議決保留基督教選委席位;27票支持以抽籤方式選出選委。)

孩子心.性與家庭關係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1/04/2016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的 神是獨一的耶和華;你要全心、全性、全力愛耶和華你的 神。我今日吩咐你的這些話,都要記在你的心上;你要把這些話不斷地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來的時候,都要談論。你也要把這些話繫在手上作記號,戴在額上作頭帶。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柱上和城門上。」(申六4-9《聖經新譯本》)

和諧的家庭,再給予孩子關愛與接納,是讓孩子心性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孩子在不同年齡會處於不同的學習階段,心性發展亦是一樣。父母之間的關係、與孩子如何相處,對孩子了解自己、接納自己及處理人際關係等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為了解更多,我們訪問了具有多年幫助同性戀、性別焦躁人士及其父母處理情緒困擾的資深精神科專科醫生康貴華,與大家分享一些他曾輔導的個案。 

心性發展主要階段

他說﹕兒童及青少年心性發展主要分為三個階段:1) 生理性別身份的賦予;2) 建立心理性別身份/性別認同的階段;3) 性傾向的形成。對於首兩個階段來說,家庭關係對孩子的影響十分重要。零至兩歲是幼兒心理社交成長發展的首個重要階段,他們會建立對照顧者(主要為父母)的信任。嬰兒會因照顧者滿足他的基本需要,而對照顧者產生信任,從而建立依附關係。幼兒在這時會因著成人的教導,慢慢察覺這是男女有別的世界,並探索和理解自己的性別。

情感依附的基礎

「由於性別認同是因各種生理、心理和人際關係的因素互動形成,子女與同性父母建立情感依附的關係,是性別認同的基礎。」康醫生進一步解釋道:「六歲前,是兒童建立性別認同的重要時間,如果父母與孩子的關係良好,能建立到情感依附的關係,孩子就會模仿他們:女孩與母親認同及模仿,男孩則需由母親的情感依附與認同,轉移至與父親的認同及模仿,漸漸成長及獨立。父母需於這階段彼此配合並以身作則。」
 

個案一:八歳小男孩的改變
有關父母需要互相配搭來教養子女,康醫生和我們分享一個八歲男孩的個案。一位母親發現其八歲兒子對裸體男人十分感興趣,而且性格、喜好都比較像女孩子,又曾被男同學嘲笑,會很害怕跟男同學玩,難於和他們「埋堆」,母親擔心其性取向而向康醫生求助。

經過了解後,發現孩子的爸爸一開始不懂照顧兒子,忽略了與孩子一同傾談和活動的時間。為加強父子的關係,爸爸加入參與教導和幫助孩子,星期六開始帶兒子行山,邊走邊分享許多有趣事情,發掘共同興趣,談及槍械、戰爭、科學知識等話題。就算母親一起三人行,母親有時會刻意讓兩父子獨處,讓他們深入傾談。

久而久之,兒子有所改變:他不但能與父親深入討論不同的話題,而且可以改善和同性同學的關係、喜歡男孩子玩意,鞏固了男性的身份。亦因著多了爸爸對自己的關懷,更能有信心去面對學校發生的事情,與父親關係親密了,家庭之間的關係亦更加互動和緊密。

 
在這個案中,康醫生強調父母要同心協力教養孩子,男主外之餘,亦要參與在家庭內,不可將教導子女的責任全推卸給母親,更應擔當領導角色,父親的角色是不能取代的。同時,母親亦應放手,安排多些機會給兒子及父親相處,建立認同感,因為男孩子能與母親分離獨立,對他的心性成長非常重要。

 

個案二:家庭重男輕女的後遺症
年輕女子Cat在家中四姊妹中排行第三,為了得到多點注意,能和爸爸親密點,她會陪爸爸玩車、打球。當她發現爸爸因此很高興,於是就把自己「變」得比較男性化,包括衣著、玩具和興趣等。Cat的爺爺也曾清楚表示自己是重男輕女;媽媽是家庭主婦,在家中沒有話事權,常處於被動的位置。她不想自己跟媽媽一樣弱勢。

在這個狀況下,Cat不認同母親和女性的角色,轉而認同父親和男性的角色,墮入了一種稱為「性別身份和角色不配合」的狀況,繼而影響她日後形成同性戀的傾向。

 
「無論家庭重男輕女或重女輕男,都會損害子女的性別自信。父母必須放下自己的偏好,無條件地接納和欣賞子女的性別。而如果家庭關係中,媽媽的地位很弱,甚至被父親暴力對待的話,會影響女兒不想自己將來會有媽媽的境況,而想做強者、話事的女性,並對抗父親和保護弱勢的母親。」康醫生分享道。

父母角色的重要

每個家庭都有不同的情況,父母的崗位的配搭、參與、身教,都十分重要。男女都不應只是男主外、女主內。康醫生認為家庭中,應該是「男主外、內;女主內、外」。作為爸爸,不可只顧外間的事,回家甚麼都不處理,不參與,和子女沒溝通;媽媽亦是,除了家庭,對外間的事情亦不可完全不懂。無論工作、事務有多累多煩瑣,父母都要付出足夠的時間,培育婚姻的關係、建立父子情、母女情,並對子女作多些正面肯定及稱讚。

身教,就是子女透過看到父母之間如何彼此相愛、尊重和合作,在當中學習成長。丈夫如何尊重妻子、如何處理爭執衝突,孩子都一一看在眼裡,他們會在當中學習和模仿。因為父母是子女最早期所接觸的兩性角色的模範。

當看見媽媽稱讚爸爸,而爸爸又作好的榜樣,全心全意關心家庭及自己,兒子會學到如何作一個會被妻子愛及讚賞的好男人,女兒亦會盼望將來會有一個像爸爸一樣愛自己和家庭的丈夫。同樣,當看到父母互相尊重和幫助,孩子們會領略兩性都是好的、是平等的,雖各有強弱之處,也需要彼此輔助、配搭來維繫家庭。

給單親者的建議

近年單親家庭愈來愈多,子女多由母親獨力去撫養,康醫生建議應尋找男性親友作支援,擔當代父的角色,可以照顧、傾談和關心子女,成為男孩子的榜樣,陪他成長。教會方面,亦可特別安排一個男性導師去關心他、鼓勵他。如果配偶已離世,可多向子女講述已離世配偶的優點、生前的好榜樣,並鼓勵子女學習。

最後,康醫生的結語是﹕「男與女都有其特質,我們都應該細心了解,學習互相扶持、配合,並為下一代作好的榜樣。」
 

 

延伸閱讀

Dear 爸媽 —— 請幫我建立性別自信
主編:吳慧華
出版: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明光社)
一本寫給一眾父母的書,希望父母們促進子女健康的心性發展(包括性別認同與性傾向的建立),亦有助父母明白孩子的性別焦躁狀況,幫助孩子建立性別自信。引導他們欣賞兩性,並明白如何彼此配搭。

 

《打開「心․性」的天空》教育小册子

印製:後同盟 (查詢/索取: 82039601)
資助: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
讓讀者對兒童及青少年心性發展的不同階段有基本的認識,澄清種種引起歧視的誤解。對家長而言,為建立孩子的性別自信,提供具體的建議。

 

曾經刊載於:

《明報》  談天說道  20/4/2016 孩子心.性與家庭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