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拳教育》引發的討論

人生之中「生、老、病、死」的「老」或「病」，或許有些人可以不必經歷，但我們自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天一天地邁向「死亡」，這不是悲觀，而是我們必然面對的事實。雖然，自古以來，有很多人想盡辦法不用經歷死亡，但從來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到。作者鄧瑞強博士，是學者也是牧者，他於書中引述了四位已故神學家不同的死亡神學，來引發讀者對死亡的反思。鄧牧稱這些理論為「神學圖畫」、「藝術品」，啟發著我們的想像與體會著信仰的深度。

鄧牧認為要「理解死亡，不能離開理論視角」，所以他引述了拉納（Karl Rahner）、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及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四位神學家對死亡的四種不同的思考重點來擴闊讀者對死亡的理解及看法。

關於這四位神學家的看法，個人對拉納最為深刻，他認為：「生活著，就是死亡著（living is dying）」。如我們追問死亡是甚麼，因為生與死是連在一起的，所以是與追問生活是甚麼，根本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鄧牧亦指出「順服天命的任何人，理應像耶穌那樣活。在活著的每個環節中，都活出經過抉擇的小死。每一次的小死，都是走向上帝的一小步。」因此，對拉納來說，死後審判實質就是「生活本身向人揭露其生活的本相」，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選擇一種上帝喜悅、好的活法，也即選擇一種好的死法。

另外三位神學家對死亡的看法，也叫人更深刻重視神與我們的關係、虛己與盼望，很值得我們更深了解。如鄧牧最後所指出的，思考死亡，就是思考生命，值得我們打開心扉，接觸死亡神學，細思有終點的生命，反思其意義。

女法官言惠知（言官，佘詩曼飾）因錯判一宗兒童墮樓案而造成悲劇，決意申請調任為少年法庭裁判官，要在青少年還能受教之時，小心追查每單案件，以便正確教導他們走回正途。

繼《新聞女王^２》後，電視台再度推出改編自中港真實案件的法庭劇《正義女神》，該劇除了幾位主角演技出眾、以及是藝人許紹雄的遺作受矚目外，由女演員反串飾演14歲陰險且具反社會人格的男學生高成彬（劉倬昕飾）更是一大亮點。除了收視成績，筆者認為劇中對「家庭教育」的探討及父母面對孩子犯罪的態度，最值得大眾反思。

根據香港《少年犯條例》（第226章），處理16歲以下青少年犯罪的重點在於教化而非懲罰。少年法庭審訊不對公眾開放，僅限家長旁聽。劇中透過約20宗案件，揭示了錯誤的家教方式：有些父母過度溺愛，甚至偽造證物助孩子「走精面」逃避法網，使其漸成惡霸；有些則施加過高壓力或情緒勒索，導致孩子心理失衡而犯案。這些「愛他變成害他」的例子，讓人看得唏噓。

此外，劇中有不少篇幅，深刻呈現了校園欺凌的殘暴。學生因恐懼淪為目標而選擇沉默，成為「集體幫兇」；校方則為保校譽而掩蓋真相。現實中，香港校園欺凌問題確實嚴峻，有研究顯示本港學童受欺凌率曾位居全球前列。

雖然有人能「出淤泥而不染」，但更多孩子因原生家庭或曾被欺凌而身心受創，需用一生去治癒。劇中「言官」對繼女的態度，以多溝通與信任的方式，在女兒惹上官司後願意放下工作，全心幫她打官司、調查案件，與其他法律界同業對親生孩子犯案時的多疑或縱容態度，形成強烈及鮮明的對比。

最後，筆者發現此劇有一特色，有些角色（如言官、鄭官）常常飲用清水，彬母高淑華（陳煒飾）亦曾遞清水給其子勸誡他，這除了部份是植入式廣告，似乎隱喻著「以水洗清罪惡」，與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印度電影《失竊風雲》（Maharaja）中主角在面對嚴重罪行時亦會飲用大量清水的做法相似，大家在追劇時，不妨留意編劇這番心意。

近月，全紅嬋被網暴的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她在接受中國《人物》雜誌專訪時曾落淚，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而網民的評論亦影響到她的自我形象與日常生活，令她承受了巨大壓力。在社交媒體中，每人都可能成為被談論甚至攻擊的對象，不只是名人，當然名人較容易被看見，相關平台或執法部門也可能會較快介入制止。但此事值得家長詳加了解，因為它揭示了一種網絡暴力，不少青少年也可能正於數碼環境中承受著壓力與欺凌。

從榮耀到被圍攻

全紅嬋作為奧運金牌得主，自出道以來備受矚目。然而，隨著年齡增長與身體發育，她的外貌與體型變化成為部份網民攻擊的焦點。更有報道指有畸形「飯圈文化」形成網絡群組，長期對她進行侮辱與謾罵，甚至制定規則允許針對她進行攻擊（「禁止人身攻擊（除全紅嬋外）」）。這些言論不僅涉及外貌羞辱與中傷，還涉及對其人格尊嚴的踐踏，而且還波及家人朋友。[1]

全紅嬋接受雜誌訪問中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可見她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已幾達極限。事件曝光後，一個名為「水花征服者聯盟」的280多人微信私密群組對話截圖開始在微博等平台瘋傳，網民亦紛紛轉發截圖並強烈譴責。及後，培訓全紅嬋的廣東省二沙體育訓練中心向公安機關報警，當局迅速介入，拘留涉案群主並處罰相關人員，社會輿論亦普遍表達對她的同情與支持。

內地「飯圈」文化：捧殺與棒殺的兩極拉扯

說到內地的「飯圈文化」[2]，原指粉絲圍繞偶像形成的社群，但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其運作邏輯逐漸變得極端。全紅嬋所面對的「飯圈文化」，就是「造神」與「毁神」的兩極拉扯：在剛奪得冠軍時，人人稱她為「天才少女」；但到了因發育而導致技術狀態出現波動時，就惡言相向。

另外，在競爭劇烈的體育領域中，運動員不只是競技者，也會被賦予明星屬性。粉絲之間可能不會單純支持，會透過比較而形成「捧一踩一」的對立現象，以「維護偶像」為名，對其他運動員進行攻擊，將這種行為視為「忠粉」表現。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偏好爭議與衝突，使極端言論更易傳播，容易進一步激化網民情緒，失去理性判斷。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身心影響

從全紅嬋這個案例來看，對家長而言，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網絡生態對發育及成長中青少年的影響。十多歲的青少年，根據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正處於尋找自我認同，探索「我是誰」的關鍵階段，對外界有關自己的評價極為敏感。當他們長期接觸充滿比較、批評甚至羞辱的內容時，容易產生焦慮與自卑，有可能會陷入迷惘與角色混淆，未能確立人生目標和價值觀。

全紅嬋因體型變化而受到攻擊，正反映出社會對外貌的單一標準，這種標準會被青少年內化，有可能會影響其自我價值。當「被看見」與「被認可」掛鈎，青少年可能會逐漸忽視現實生活上的真實需要及自我感受，轉而為了獲得關注及迎合主流審美與評論。當自我價值建立在外界回應上時，遭遇負評便會容易陷入情緒波動。

應對網絡討論文化與年齡限制的思考

幸好，內地主流媒體與社會輿論普遍仍會呼籲抵制畸形的「飯圈文化」，強調理性支持、同理心及尊重，網絡言論應有界線及負責任。因此，網民應藉由培養網絡素養及建立理性的討論文化，意識到其言論會對所評論的人產生影響，在發表意見前，應思考其必要性與後果，亦應知道要負責任。如見到不當言論或網絡欺凌，網民亦可善用平台的舉報機制，以阻止事件惡化。

而對於社交媒體使用設立年齡限制，近期多國已開始實施及探討如何作出限制及保護青少年，這的確是一個值得審慎討論的問題。青少年在心理與認知上尚未成熟，較易受外界影響，適當的年齡門檻或分級制度，將有助於降低風險。

總括而言，培養網民（不單是青少年）的媒體素養教育，讓他們理解網絡信息的運作方式、學習辨識偏見與操控，並培養同理心與自我保護能力是極為重要的。全紅嬋的經歷提醒我們，即使是為國爭光的金牌得主，也難以避免受到網絡暴力的傷害。對香港家長而言，這不單並非遙遠的個案，更是一面鏡子，反映出網絡暴力如何給青少年造成壓力及負面影響。社交媒體應該是被善用來讓大家互相溝通，而不應成為造成心靈傷害的平台。

近月，歐洲Gen Z年輕人(約14-29歲)掀起了一股「離線潮」（Offline Trend），他們主動減少社群媒體使用、擁抱實體活動，開始在數位時代減少與手機連結。早前，英國就有報導指出，有近四份之一人在過去一年裡刪除了社交媒體應用程式；而在Ｚ世代中，這一比例上升到近三份之一；更有媒體指這股浪潮已從個人選擇演變為文化現象。

數位疲勞：在過去一段長時間裡，演算法以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錯失恐懼）令人沉迷於無止境地滑動手機，讓人陷入碎片化注意力、孤獨與焦慮。不少歐洲Gen Z率先反彈，轉向JOMO（Joy of Missing Out／錯過的快樂），選擇拿回注意力主權，為奪回時間與心靈自由而作出積極行動。

從報道可見，阿姆斯特丹的「離線俱樂部」（Offline Club）已吸引了不少追隨者，參與了無手機的實體聚會，透過創意活動、閱讀、寫作或解謎來與「自我」連結；羅馬街頭則出現男性編織團體，透過手工突破性別規範、帶著熱情與人一起投入興趣活動，加強連結及成就感。

在離線狀態下，注意力沒有被手機打擾，讓人能慢慢恢復深度專注。停止使用社交媒體，可以不必因為經營帳戶，希望獲得網友認同，過度檢視自我形象而變得失去了自己；他們可以透過離線而重建內在掌控感與心理韌性。面對面真實的互動，取代網上既虛擬又不實在的社交。

希望香港的青少年也可以追上這「潮流」，從中獲得生活上的平衡，讓他們可以回歸個人對時間、對自我認同的掌控權，透過實體的社交活動提升幸福感，培養出真實社交技能，不必只追求社交媒體裡followers的按讚互動。

參考資料:

〈Z世代發起「離線挑戰」！棄用社交平台　擁抱「舊式生活」︰不上網才有型〉。香港經濟日報　2026年2月11日

〈手機再見! 歐洲吹起「離線社交」風 年輕人決定「登出」找自我〉。Focus 全球新聞. 2026年5月5日

近日，香港網絡掀起了一股「Jayden之亂」。起因是兩位 KOL 在社交平台上載了一系列模仿「現代典型港媽」的短片，傳神地演繹了港媽教導子女時的語氣。片中刻意在句子中加入極不流暢且生硬的英文單字，例如：「Jayden，Mami told you 呀，食唔晒唔好攞咁多，too much 啦，wasted 呀。」隨即引發網民熱烈討論。

事實上，「中英夾雜」一直是廣東話的一大特色。許多英文詞彙早已演變成中文，如「芝士」、「多士」、「士多」、「梳化」等。我們在日常溝通中亦傾向直接使用英文詞彙，例如「claim錢」、「book房」、「出trip」、「傾project」；甚至是將英文「廣東話化」，演變出「hang hang 地」、「con 唔 confirm」、「un 頂 able」等獨特用法。對於絕大多數香港人而言，說「download 個 file」遠比「下載個檔案」來得自然。這些「中英夾雜」的語言已融合在我們的文化中，成為廣東話的一部份，甚至曾出現過如「同朕 check 吓」這類經典的蝦碌對白。

然而，廣東話口語夾雜英文本身並非問題所在，Jayden Mami之所以令人反感，關鍵在於其「中英夾雜」的目的。這類家長往往認為在日常對話中強行加入英文，能提升子女的英語能力，最終導致句子支離破碎。這種做法不僅讓句子顯得不倫不類，更隱約流露出一種「炫耀」英語能力的嫌疑。這段諷刺短片讓不少網民聯想到身邊「怪獸家長」的說話方式，因而產生了極大的共鳴。

廣東話中英夾雜的現象本身是歷史與生活慢慢塑造出來的文化特色，促進溝通的便捷。然而「Jayden之亂」所折射出的，是當語言脫離了日常應用所產生的荒謬與違和感。網民的集體共鳴，不單是對生硬英語的嘲諷，更是對背後那種矯揉造作、過度育兒心態的無聲抗議。說到底，得體且流暢的語言，始終建立在真誠的溝通基礎之上，而非堆砌幾個英語單字便能提升的層次。

在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往往並非出於惡意，而是源於溝通方式本身。當語言中夾雜著批判、比較與隱含的要求，即使出發點良善，也可能在無形中傷害他人，進而拉開彼此的距離。本書正是針對這樣的處境，提出一條轉化關係的可行路徑，並被廣泛視為溝通與衝突轉化領域中具有深遠影響的著作。

作者盧森堡博士結合心理學訓練與長年實務經驗，發展出一套以同理與連結為核心的溝通模式——「非暴力溝通」（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NVC）。他認為，人類在本質上傾向於彼此關懷與連結，只是長期習慣以評價與防衛的語言互動，逐漸遮蔽了這種傾向。NVC因此不僅是一種溝通技巧，更是一種重新理解人性與關係的方式。

書中指出，有些說話和溝通方式會對他人和自己造成傷害，作者將這類溝通方式稱為「悖離生命的溝通」（life-alienating communication）：道德判斷（Moralistic Judgments）、比較（Making Comparisons）、推卸責任（Denial of Responsibility），以及要求別人照著我們的意思做（Demands / Other Forms of Life-alienating Communication）等表達，往往容易引發防衛與對立，阻礙真正的理解與交流。相對地，NVC提供了一套具體可實踐的框架，包含四個核心步驟：「觀察」、「感受」、「需要」及「請求」，即透過如實描述情境而不加評價，覺察並表達自身情緒，辨識情緒背後未被滿足的需要，並以清晰而尊重的方式提出要他人採取行動的請求，人們得以逐步從對抗走向對話，從誤解走向理解。

在此過程中，「同理心」被視為關鍵能力。當一個人的感受與需要被真誠地看見與理解時，其內在的防衛往往隨之鬆動，關係也因此出現修復的可能。盧森堡亦指出，情緒本身並非問題；例如憤怒，往往是某些重要需要未被滿足的訊號。若能以覺察與表達取代指責與壓抑，情緒反而能成為促進連結的契機。

隨著時間推展，非暴力溝通已不僅限於書本理論，而逐漸發展為一套實踐取向的方法，應用於教育、社區對話、衝突調解以及部分社會服務場域。在不同文化與社會情境中，亦有團體與課程持續引介與推廣此一溝通取向，作為促進理解與關係修復的工具。NVC所強調的尊重、傾聽與關懷，也與多種倫理與靈性傳統中的核心價值相互呼應，提醒人們：語言不僅是表達思想的工具，也能成為連結彼此生命的橋樑。

不知對於大家來說「賭博」是甚麼？賭博是指個人以金錢或資源投注於結果不確定的活動，期望透過運氣獲利。而「賭博」不只存在於賭場中，不只是有一個真人莊家站在你面前，贏了就立即給你籌碼或金錢，也可以是面對機器、在網絡中得到玩家想要的物品或積分，換取公仔、玩具……「賭博」本質上涉及風險、機會與心理依賴：贏取的快感刺激大腦釋放多巴胺，讓人不斷追求；輸掉則觸發「追回」衝動，越陷越深。

彈珠機是近日在香港剛興起的新熱潮。報道指玩家要買至少20元彈珠，拉手桿彈出，彈珠跌入亮燈通道就代表中獎，按賠率得到更多彈珠，亦有積分卡記錄累積積分兌換獎品。報道亦指多見青年與兒童逗留逾一小時。有心理學分析，這類遊戲喚醒大腦獎罰系統，玩家感覺「可控」，即使輸局也可再試，強化賭博心態。筆者亦觀察到彈珠店中，有不少孩子是與家長一起參與，有可能有錯覺認為父母也玩，就完全沒有問題。未成年人士對獎賞特別敏感，長期玩樂或扭曲金錢觀，容易引發情緒問題。

而夾公仔店早已「通街都係」，經濟不好，不少商店倒閉就會放入夾公仔機。夾公仔本是親子消閒，現卻常設陷阱。早前，消費者委員會曾接獲多宗投訴，指商戶透過爪夾彈開、保夾機制或隱藏獎品誤導玩家，增加難度。玩家花費數十至數百元仍難成功，卻因隨機兌獎與重複遊玩心理，易誘導「再試一次」，投入的金額可能愈來愈多，潛藏向技術、難度挑戰的成癮風險。消委會強調，業界須公開機台設定、清晰標示規則，否則損害公眾信任。

不少彈珠機舖、夾公仔店是燈光明亮、音樂輕快，製造愉悅的氣氛；遊戲低門檻、易上癮，短時間內就容易花光零錢或兌換回來的彈珠。請家長們持續關注，及早識別學童沉迷跡象，因為兒童及青年一般較缺乏自制力，容易沉迷這類遊戲，影響情緒與理財態度。社會亦需推動法規更新，加強監管。

參考資料：
遍布全城　夾公仔吸「癮」力何在？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213864?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香港01.  2025年3月2日）

東呼即應：彈珠機舖成行成市--東呼警告恐損心智
https://orientaldaily.on.cc/content/%E8%A6%81%E8%81%9E%E6%B8%AF%E8%81%9E/odn-20260331-0331_00176_221/
（東方日報. 2026年3月31日）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繼上集，破了大案後，兔子警官Judy Hopps不再是警察新丁，她懷著一顆正義的心，與那隻口甜舌滑卻又掩蓋傷痕的狐狸Nick Wilde終於在警局裡成為真正的拍檔――一對看似最不可能，卻又最互補的偵探組合。這次在查案期間，他們又因著更了解大家的不同，而不斷掙扎著是否繼續包容接納對方。

在《優獸大都會2》中，Judy和Nick的關係是故事的核心，他們從第一集的「互補搭檔」進化到更深刻的伙伴階段，但這也帶來了更多戲劇衝突。電影利用他們的本質差異――Judy的「理想主義」對應著Nick的「現實主義」來製造張力：Judy總是有著那股不懈的熱情，主動推動調查，面對新挑戰時堅持自己的信念，相信正義能戰勝一切；而Nick則因為第一集揭露過他小時候曾被欺凌的創傷，以及難得獲得Judy這好拍檔，形成了今集強烈的防衛機制與恐懼失去的心理模式，遇到危險時更傾向謹慎、不輕舉妄動，導致他們在查案過程中頻頻出現意見分歧，甚至短暫的分離或誤解。

在一個組合當中，有差異並非不能共存，甚至可以是很好互補，因為一個衝動的，配搭另一個謹慎的，更可能把事情處理得完善，不致於太過魯莽或完全裹足不前。最終兩者能否合作，則需要表露自己的內心，讓對方認識、互相接納及建立信任。

電影故事衝突不單來自外在的案件，如涉及神秘爬行動物和城市歷史的謎團，還有是根植於內在的價值觀碰撞：Judy可能覺得Nick不夠投入，Nick則擔心 Judy的衝動會帶來危險。這讓他們的互動充滿情感與深度，他們亦必須共同面對「伙伴危機」，在面對瀕臨死亡的時刻，透過坦誠對話來修復關係。

電影把這些現實中的合作伙伴所面對的衝突討論，變成幽默及溫馨的橋段，展現出彼此的「差異」並非純粹是伙伴合作中普遍發生的障礙，更是邁向成熟及長期合作關係必會出現的「挑戰」。

而在信仰的視角中，上帝為甚麼要我們在一個充滿差異的世界中生活及成長？在這些差異中，我們如何可以活出愛？或許我們可以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12-27節中找到教導：「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好些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不要輕視不同肢體，而是「彼此相顧」和互補。

家長們，當你看到孩子每天低頭滑手機、沉迷Instagram、抖音、YouTube或小紅書時，心裡是否既擔心又無奈？社交媒體（以下簡稱「社媒」）已成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份，但近年全球研究與真實案例顯示，它正悄然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自我形象與人際關係。在2025至2026年，多國更紛紛立法限制青少年接觸社媒，反映這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公共健康危機。本文整理最新數據與趨勢，幫助大家了解問題嚴重性、國際間的應對方案，以及香港現況與實用建議。

不少家長可能認為，要保護孩子，最好是不讓他們到處亂逛，以免遇上壞人或受傷，因此覺得讓他們待在家中上網會比較安全。然而，若毫無界限地讓孩子在網上瀏覽，極有可能使他們接觸到扭曲的價值觀，甚至在社媒獨自面對網民的評頭品足，承受壓力與欺凌。《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一書的作者Jonathan Haidt曾說，這種做法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1]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無可否認，社媒對青少年的影響不一定只有負面。事實上，它也是獲取支持的渠道，為青少年提供與朋友保持聯繫、分享日常的空間，讓生活聯繫變得更緊密。[2] 此外，對於少數族裔或處於孤立環境的群體來說，社媒是建立社群認同及網絡支持的重要途徑，能顯著減少現實生活中的污名化與孤立感。[3] 青少年亦可以透過主動接觸，尋找心理健康資訊，並以創意方式表達自己，從而得到自我肯定。[4]　

然而，社媒同時也是引發焦慮的「壓力源」。不少研究指出，社媒的使用與抑鬱症、焦慮症和心理壓力增加有顯著關係；每天使用社媒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面臨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會增加一倍。[5] 究其原因，是青少年正值形塑自我形象的關鍵階段，而社媒充斥著經修飾的「完美形象」，極易引發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當孩子誤以為獲得較多「點讚」的形象才是標準時，便會導致自尊心下降。報告指約三分之一的少女表示使用Instagram令她們對自己的身材感覺更糟。[6] 香港本地的研究亦指出，有近八成受訪港青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且使用習慣與焦慮程度呈正相關，反映出青少年使用社媒愈頻繁，焦慮傾向往往愈嚴重。[7]

此外，社媒上的網絡欺凌及性騷擾亦屢見不鮮，其造成的心理傷害並不亞於傳統欺凌。由於網絡欺凌24小時持續且受害者「無處可逃」，容易產生孤立感與自殺意念。[8] 統計顯示，全球約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曾遭遇網絡騷擾，香港救助兒童會2022年調查亦指出，有40%受訪學生曾至少一次在網上接觸到色情內容。[9] 其他隱患如裸聊勒索、性陷阱與詐騙、危害生命的極限挑戰、網絡成癮、睡眠障礙，以及注意力與學業成績下降等，均讓家長們深感憂慮。

澳洲先行：執行全球最嚴禁令

目前全球多國正在討論甚至立法，規管核心已從過去的「13歲同意制」轉向「15至16歲禁止或嚴格限制」，並要求平台承擔年齡驗證及移除成癮設計的責任。

其中，澳洲為全球首個實施全國性強制禁令的國家。自2025年12月10日起，16歲以下人士全面禁止擁有或創建帳戶，受限範圍涵蓋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Snapchat、X等多個大型社交平台（WhatsApp、YouTube Kids除外）。

法例明確規定，家長無法代為同意，且平台必須採取「合理步驟」驗證用戶年齡，否則將面臨高達4,950萬澳元的罰款。這項政策成效顯著，實施僅兩個多月，已刪除數百萬個違規帳號，這雷厲風行的執法表現，已令澳洲成為國際間的立法示範，引發法國、丹麥、巴西及馬來西亞等國紛紛效法（見表）。

全球青少年社交媒體規管趨勢表

（資料截止2026年3月12日，來源︰透過NotebookLM參考全球多國新聞與調查數據綜合整理）

這些變化顯示「保護優先」已成全球共識，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原定的13歲門檻實在太低，平台須負起年齡驗證及內容規管責任。而青少年須取得家長同意才能有限使用社媒，亦意味著家長對孩子上網所看的內容，應該知情及負責任。

香港未有應對策略？

2025年，香港約84.4%的市民為社媒用戶，平均每日使用1小時42分鐘。青少年使用率更高，中學生93%擁有帳戶，平均使用多於一個平台。

針對日益嚴重的網絡影響問題，有報道指香港政府已投入資源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截至去年底，醫療衛生研究基金已資助7個與青少年使用電子屏幕及社媒相關的研究項目，主題涵蓋病態使用網絡、遊戲成癮及干預策略。衛生署亦已成立諮詢小組檢視最新證據，預計於今年內提出更新的兒童及青少年社媒使用健康建議。[10]

中國內地目前已全面啟動「未成年人模式」，其核心內容包括分年齡階段內容推薦、精準時長限制（8歲以下40分鐘、16歲以下1小時、16至18歲2小時）、每天晚上10時至翌日早上6時禁入、禁止誘導性消費及強制內容篩選。香港現時仍以針對病態使用及提供健康建議的手法來面對社媒的問題，尚未針對任何年齡層訂立專門防止社媒操控的政策，可見香港政策對比澳洲及內地而言都相對「緩慢」。

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甚至曾於媒體訪問時以「失控」來形容現時的使用情況，但他亦表示不必急著跟風，可以觀察澳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推行的情況半年或以上，之後再為香港設計合適的政策方案。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卻指出，澳洲以立法嚴懲社媒平台是可行的策略，大家所關注的如何實行，在於開新社媒帳戶時，可以透過實名認證及人臉識別，運用人工智能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做到。如以「智方便」（iAM Smart）本身已可解決一些協作問題。[11]

家長仍可以「做啲嘢」

就算香港在立法上未有進一步行動，家長仍可以從家庭層面先行。例如在社媒使用時間上設定清晰界線（如每日限1至2小時）、透過開放式溝通來了解孩子的感受，以及觀察他們是否正承受網絡欺凌。此外，家長應主動教授孩子辨別假新聞和保護私隱的技巧；同時，家長亦應以身作則，減少自己的社媒使用時間，為孩子樹立榜樣。

社媒帶來便利，也帶來風險。全球立法浪潮提醒我們，保護青少年已是刻不容緩的責任。家長毋須過於恐慌，但可以採取主動：了解影響、關注政策、實踐家庭規則。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讓孩子於安全環境中健康成長，享受科技益處的同時，也學會避開陷阱。

人工智能（AI）發展之快，已堂而皇之地進入孩子的生活與學習領域，既帶來便利，亦伴隨隱憂。明光社與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的「AI時代的孩子學習」講座，由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主講。席間與眾多家長及老師共同探討下一代在AI時代的處境，既關心隱藏的危機，也反思如何正面運用AI工具，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

筆者首先與家長一起正視這強大工具背後潛藏的三大隱憂：

1) 過度依賴：孩子正值腦部發展黃金期，需要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來鍛鍊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若由AI輕易代勞，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寫作的大學生，其神經連結亦會變弱，甚至認不出自己遞交的作品，等同「沒學過」。部份香港學生更坦言「沒有AI就做不到功課」，情況令人擔憂。

2) 衝擊未來擇業：AI正逐步取代文書、翻譯甚至是創意設計的工作。筆者於現場展示由AI生成的歌詞與編曲，大家驚嘆之餘亦反問：若創作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經歷「練習、失敗、再改進」的過程嗎？這可能妨礙孩子建立堅毅、耐性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3) 真假難辨與安全風險︰AI生成的逼真內容易被濫用，引發私隱、詐騙與情感危機。聊天機械人可能導致情感依賴，兒童及青少年亦有機會誤信它生成的錯誤資訊。

黃博士則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她介紹了Khan Academy及均一教育平台，說明AI能分析孩子的答題模式與錯誤類型，推送最適合內容，避免挫敗感與無聊感；她亦現場示範以Kahoot!進行遊戲化測驗，與參與者體驗將溫習化作親子同樂。黃博士表示，AI能降低技術門檻，讓孩子在克服各種學習難點前，便能先展現創意。

她同時強調使用原則：要優先建立家庭關係，親子共同探索並設定界限，把單純消費娛樂轉化為共同創造的機會。黃博士以信仰視角總結：「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箴言3:13）：我們當以「智慧」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利刃用於煮食而非傷人；也以「聰明」使AI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車須待心智成熟方可駕馭。

答問環節中，家長踴躍查詢中文學習工具、STEM與AI編程的適齡建議。黃博士耐心分享，建議從閱讀與興趣入手建立語感，並鼓勵家長以身作則。願神賜下智慧，讓我們在科技洪流中守護孩子的心靈與成長，建立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一般而言，玩遊戲因輸贏或各種狀況引起情緒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卻有不少人容易惱羞成怒，頻頻發表一些人身攻擊的言論，很快整個遊戲就變了一場罵戰。數天前，著名電競遊戲英雄聯盟發出通告指未來遊戲更新版本將會嚴厲打擊這些「嘴炮」行為，由過往的禁言處分，變成以禁賽形式處分，通告中也直言：「不懂得尊重其他人的惡劣玩家，慢走不送。」所謂正面文章反面讀，既然遊戲公司會在此時此刻發出通告，即是指遊戲內的「嘴炮」問題已經變得非常嚴重。

筆者翻查不少討論區之後發現，原來有些地方可以因為對方在網上遊戲中發表惡劣言論而提出控訴，但能夠成功控告的成功率似乎不太高，在討論區中亦有人認為提出控訴的這個行為是玻璃心行為，浪費警力，然後又釀成了一個大型罵戰現場，也有不少人身攻擊言論（可見網絡就是容易構成二元對立且無法好好地理性討論的地方）。

這些事件無疑反映了一個現象：許多人在遊戲的競技壓力下，往往難以自控，甚至將情緒化為言語利刃傷害他人。或許在虛擬世界的博弈中，我們反而更能窺見一個人最赤裸、最真實的品格。這其實是一份非常好的「生活教材」，家長能透過觀察子女在遊戲中的反應，走進他們內心深處；朋友或伴侶亦能藉此細察對方的品性與情緒底線（現時年青人在玩遊戲多數都會有語音溝通，有意無意都有機會觀察到）。雖然情緒隨遊戲起伏是人之常情，但若任由情緒驅使行為、出言不遜，甚至徹底失去自控能力，那便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人格課題。

「你要守護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4:23《環球聖經譯本》）

在科技急速變遷的今天，人工智能（AI）已悄然走進孩子的生活與學習。從生成圖片、撰寫文章，到輔助溫習、製作遊戲，AI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卻也伴隨隱憂。為了與家長一起探討相關議題，明光社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了一個名為「AI時代的親子學習」講座，邀請了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一起，從倫理與教育角度，幫助家長看清AI的雙面性：既是強大的工具，亦可能成為隱藏的危機。

當我們知道AI快捷便利，孩子作為網絡「原住民」，也必然知道和想試用。當他們嚐到用來做功課的「甜頭」，以簡單指令就可生成「產品」的情況下，他們的成長根基就可能慢慢被削弱。所以講座第一部分，筆者先與家長們一起正視AI背後的「隱憂」：

1. 過度依賴，錯過了腦部發展的黃金期

孩子正處於大腦快速發展的階段，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及與人商量溝通等過程，反覆鍛鍊批判思考、分析與表達能力。然而，當AI輕易代勞幫忙找資料、寫作文、整理心智圖，孩子便缺少了親手做、用腦分析等練習機會。麻省理工學院於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LLM）寫作的大學生，其腦部神經連結變得薄弱，甚至認不出自己曾「交託」給AI的作品，等同「沒學過」。我們可以想像，若小學至中學階段已習慣依賴AI，孩子將來面對沒有AI輔助的考試或真實工作，很可能感到力不從心。另外一個今年由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3%香港受訪學生坦言「若沒有AI工具協助就難以完成功課」，這已不只是便利，而是因過度依賴而失去了應要建立的能力了。

2. 動搖堅毅與匠人精神，影響孩子未來擇業方向

AI正快速取代部分職業，例如文書、翻譯、客服甚至作曲與設計。筆者展示用AI工具作詞到完成作品的不同演釋版本，與會者既驚嘆亦感不安。若創作變得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花時間練習、反覆修改、追求更好嗎？當「快」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可能失去嘗試、失敗、改進，並於學習中接納和認識自己的寶貴經歷，從而喪失堅毅、專注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指出未來五年最需要的人材首要「核心技能」給我們提醒：分析能力、韌性與靈活性、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創意、主動與自省能力、同理心與主動聆聽、好奇心與終身學習等技能……這些恰恰是AI無法取代，卻可能因過度依賴AI而被削弱的素質。

3. 難辨真假，潛藏罪行與情感危機

AI以大數據生成的相片、影片已逼真到肉眼難辨，也帶來了私隱被濫用、欺凌、假新聞與詐騙等風險。更令人痛心是情感層面：AI聊天機械人擅長遷就、安慰，給予孩子「永遠不頂撞」的陪伴，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當孩子習慣向AI傾訴，而非與父母、朋友建立真實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將被無形削弱。

另一方面，AI都有其好處，如能好好運用，也能於學習過程中幫助到學生。黃靜雯博士以她多年校長經驗與資訊科技教育背景，於講座第二部分向與會者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與效能。她以信仰視角開題，箴言第三章13節說：「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和合本)我們當「得智慧」去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刀用於煮食而非傷人；「得聰明」令AI真正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習駕駛汽車，需要成熟後方許可一樣。

一、AI改變學習樣貌

首先，黃博士指出AI在教育領域的現況已非科幻，改變了學習的樣式，把「齊步走」的學習方式改為個人化學習。因為每孩子有「不會累的老師」診斷弱點，推送適合內容，避免挫敗與無聊。

二、AI具體幫助學習方式

黃博士繼續以平台如Khan Academy（可汗學院）與台灣均一教育平台為例，指出個人化學習與導航，平台會根據孩子答題的正確率、耗時與錯誤類型，精準分析弱點，然後推送最適合的題目、影片或不同講解方式，避免孩子重複做掌握了的內容，或因太難而受挫敗。她亦指出遊戲化學習能提升興趣，可使枯燥練習轉為互動遊戲，即場和與會者一起玩她以AI工具創作出來的遊戲，啟發大家如何讓溫習變成即時競賽，讓大家能感受在學習與挑戰中維持專注。

對於AI繪圖、音樂工具方面，她認為降低了技術門檻，能讓孩子無需高超技巧就能釋放創意，表達想法，專注於「我想創造甚麼」，而非「我懂不懂軟件」。

三、給家長與老師的具體建議

黃博士建議家長為孩子在時間、使用目的及關係上設定健康的使用界限：

I. 時間管理要有明確規則，如：在完成功課與課外活動後才使用；睡前、全家吃飯時不碰電子產品，家長亦應為孩子創造「無科技」時光，自己也應以身作則。
II. 在目的上由「消費」轉向「創造」，鼓勵孩子用AI製作家族故事卡、學習新單字，而非純粹娛樂。與孩子共同探索，一起試用AI工具，既了解孩子在做甚麼，亦建立親子互動。

III. 關係優先，將AI活動「家庭化」，科技體驗轉化為寶貴的親子對話時間；不能讓AI取代父母的陪伴、傾聽與價值觀的傳遞。

家長不能迴避AI時代，卻可以選擇如何回應。筆者認為保守孩子的心十分重要，與他們一起應用、觀察及預防過度依賴，並正視職業衝擊與真假難辨的隱憂。善用AI的個人化與遊戲化優勢，幫助孩子學習得更有效、更有趣味。

最後，也請家長謹記——科技再容易使用，也不能忽視背後的基礎與倫理；科技再先進，也取代不了人和人的關係；家長須多陪伴、傾聽孩子並以身作則，這是孩子最珍貴的安全網與生命指引。願我們以智慧善用AI，在這世代中與科技的發展一起前行，亦持守永恆的價值，培養出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文章配圖為AI生成圖)

人類可能正處於最放縱的時代：捲軸著無盡的短視頻、24小時不打烊的網購及電玩，亦會在社交媒體中結識網友，並希望獲得點讚所給予的快感。然而，為何在物質與娛樂極度匱乏的過去，人類不曾像現在這般集體感到空虛、焦慮與憂鬱？史丹佛大學成癮醫學專家安娜·蘭布克（Dr. Anna Lembke）在《多巴胺國度》一書中給出了科學性的解答：我們的大腦，正被過剩的多巴胺給「淹沒」了。

快樂與痛苦的「天平」法則

書中最核心的觀念是「爽與痛的平衡」。蘭布克醫師指出，大腦處理快樂與痛苦的區域高度重疊，且運作機制如同搖搖板。當我們滑手機或攝取高糖食物獲得快感時，天平向「爽」（快樂）端傾斜；為了維持生理恆定（Homeostasis），大腦會自動在「痛」的那端加上砝碼，試圖拉回平衡。

這種機制原本是用來保護人類不過度放縱，但在這個「數碼毒品」無所不在的縱慾年代，我們不斷推高快樂端，導致大腦為了代償，在痛苦端掛上愈來越愈重的砝碼。結果就是耐受性上升。我們需要更強的刺激才能感到「正常」，一旦刺激停止，強烈的空虛與焦慮便隨之而來。這解釋了現代人為何「擁有一切，卻不快樂」，患上了「失樂症」（anhedonia），並且失去享樂的能力。

數碼成癮與醫生的真實自白

蘭布克醫生指出手機、社群媒體、煲劇、購物等行為，本質上都是一些「數碼毒品」。書中穿插了不同的案例，甚至作者自己也勇敢坦承自己曾沉迷於電子言情小說。這些真實故事，都在顯示著大腦獎賞系統被過度刺激後的生物性反應，而成癮需要有對自己行為的覺醒，才能有意識地遠離「毒品」。

實踐平衡：DOPAMINE 框架與「健康的痛苦」

面對被多巴胺綁架的生活，書中提出了極具實作價值的 DOPAMINE 框架，以幫助成癮者了解自己、實行脫癮及節制行為。

D (Data) 資料 (如: 成癮的頻密度)
O (Objective) 使用成癮物的目的 (如: 尋開心、融入團體、紓解無聊…)
P (Problems) 使用成癮物所造成的問題 (如: 引起的疾病及影響精神)
A (Abstinence) 禁慾 (停一個月是重設大腦獎勵路徑的最短需時間)
M (Mindfulness) 正念 (多練習正念有助抵抗禁慾早期的痛苦與情緒)
I (Insight) 病識感 (回望之前, 意識到成癮物對自己身體及外在曾產生的影響)
N (Next Steps) 下一步 (之後的打算) 
E (Experiment) 實驗 (測試如何保持新的多巴胺設定點, 即新的爽痛平衡水平狀態，以了解自己如何節制) 

此外，作者提出了一個反直覺的策略：主動擁抱適度的痛苦。例如冷水浴、高強度運動或正念冥想。當我們主動讓天平向痛苦傾斜，大腦反而會在快樂端進行補償，產生更持久、穩定的內在滿足感，這比外在的即時刺激更為可靠。

另外，此書於2025年亦出版了「實踐篇」—　《多巴胺國度實踐篇》，全書以「DOPAMINE 框架」來幫助讀者意識自己的成癮行為，擺脫多巴胺的控制。

	調查：Z世代自評競爭力偏低 逾六成擔心AI衝擊 飯碗不保
	(am730. 2-2-2026)

YMCA青年議會「香港青年生涯競爭力與未來挑戰」調查報告指出，有接近1200位Z世代青年受訪者中，超過四成受訪者表示因AI發展而改變學科或職業選擇，主要原因是害怕原本選擇的職業被AI取代；有近三成受訪青年表示完全不懂AI科技或不會使用，表示熟悉的僅約一成。另外亦有超過六成受訪青年擔心AI科技發展會影響其未來生涯競爭力，這反映Z世代普遍對AI帶來的職業變革感到焦慮與威脅。

但在能力重要性評估上，青年就認為溝通能力（4.37分）和思考能力（4.32分）最為重要；其次為情緒控制、抗逆能力、學習能力（均約4.26–4.27分），而科技知識相對就最不重視（3.98分）。

在面對AI取代職業高度擔憂，導致部分人主動調整人生規劃，他們亦同時在專業、科技知識、抗逆力及情緒管理上自評與實際表現均偏低。所以調查機構就建議要在青年在學習的階段中就要加強「3Q培訓」，即涵蓋情感（EQ）、逆境（AQ）及道德（MQ）。

在AI發展愈來愈快，愈多機構及商業應用的時候，職場的變化相信會愈趨向不穩定，無論是基本服務或是專業工作都有可能會被取代，青年要建立對未來的信心，需積極加強AI素養，以免容易陷入「技術斷層」；另外，社會亦需要給予支援的資源、學習及工作調整的機會及各種情緒保留的空間，讓青年有機會培養「韌性」（Resilience），即在面對壓力及逆境時，吸收衝擊、快速適應、恢復，變得更強的動態能力。

2025年在中國內地有媒體評韌性為十大流行語之首。[1] 筆者大約20多年前開始研究韌性這個理論，當時候我的研究建議書(Research Proposal)的題目也是韌性(Resilience)。但我的指導老師收過建議書後，用了非常直接的方式告知我：「No, don’t do this」。我預備了數星期的建議書就頓時變為廢紙一堆。指導拒批的理由十分簡單，這個主題已經欠缺新穎，導致我的研究創新性受到限制，所以不宜再花心思投資。

想不到20年後，韌性的概念在內地被活化起來。甚麼是韌性？在心理學上，韌性通常被定義為個體面對壓力、逆境或創傷後，仍能維持或恢復良好的心理和社會功能的能力。[2] 本文的寫作目的是鼓勵讀者建立屬於自己的韌性。

人生遇挑戰  帶來轉化成長

城市人一直面對著大大小小不同性質的挑戰，包括工作壓力、失業、身份與地位的轉變、健康問題、親人離世等。[3] 以上的人生挑戰好像是「逃也逃不了」，但危機經常是一體兩面，人生的挑戰也能夠讓成年人帶來獨特的轉化和成長。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強調了未來時間透視 (future time perspective)，提醒了我們如何運用將來的時間。[4]

以上理論指出，成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時間的知覺發生了改變——從關注時間的絕對長度轉變為關注時間的有限性。換言之，他們感知到自己時間所餘不多。這種改變導致年長者改變了他們對社交活動的選擇。年長者會將有限的時間和心力投入到少數但有高品質的關係中，優先選擇與親密人士的互動，重視情感互動的深度，而非互動的數量。按最初的理論，「終點」原本指的是死亡，但在後續的討論中，這個定義被擴展了：當一個人意識到目前的穩定狀態可能即將改變，那個時刻也可以被視為是終點（例如：災難、突然死亡、移民等），這種意識也會改變心理上的時間期限。[5]

換言之，理論的後續討論開始不是單單聚焦在成年晚期階段，更是廣泛地應用在不同的年齡層。當社會上發生一些讓人意識到生命有限的重大事件時（例如疫情、大型火災），即使是年輕人，心態也會轉變：他們會開始將焦點轉移到對情感有意義的目標上，並更傾向選擇與親密的親友互動。[6] 這種選擇式的社交模式，雖然表面上看似縮小了個人的社交圈子，其實是強化了情感支援的品質和深度，進一步提升了個人的心理韌性。[7]  以上的社會情緒選擇理論說明了一個道理，心理的韌性是可以建立的，有深度的團契和關係是產生韌性的重要養份。

身心靈連結  助建生存韌性

除了人際互動的層面，個人層面也有許多方法幫助我們建立生命的韌性。由於篇幅有限，我們暫且只運用身體的角度來探討如何建立生存的韌性。我們較常傾向理解身體出現問題的成因是與起居飲食相關，例如：缺乏運動；至於心靈狀態的考量總是擱置一旁。但筆者深信身心靈是緊密連結的，心靈的狀態會在人不經意的情況下「體化」並外顯。心靈能夠實質地對身體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一項針對美國慢性病患者長達6年的追縱研究結果揭示了一個現象：在控制了多項變數後，每日進行私禱的病患者，其6年後的生存率顯著高於不常祈禱者。[8] 要詳細解釋以上的現象仍需進一步的調查，但祈禱能夠帶給信徒平安與釋放，這是信徒普遍的信仰經驗。研究人員推測，病患者在祈禱中經歷了「希望感」，他們持續提醒自己把難以掌控的健康結果交託給上帝，這種重複的肯定和交託，使他們心靈得到釋放和自由，令身體減少壓力荷爾蒙（例如：皮質醇）的分泌，從而減少對身體的負面影響。以上的研究結果，筆者會認為是生存韌性的一次展現。

韌性能夠被喻為2025年流行語之冠，源於許多人正經歷著不確定的外在環境，內心產生不安，導致影響個人的生活及群體的協作。韌性再次受眾人的關注，反映著普遍的一個期盼：自己能夠 「KEEP CALM and CARRY ON」，不要受制於外部環境，繼續砥礪向前，方法是團契生活及個人禱告。

回看2025

2025年耳聞由地緣政治引發的全球局勢緊張，以及目睹在香港發生的重大事故，加上切身所感受到的經濟不景，更讓明光社的同工知道，面對人心虛怯，時局變幻、充斥著謊言的世代，我們更要堅守立場，一如既往，說應說的話、做該做的事，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為主作燈臺。

回顧2025年，我們的工作充滿不少挑戰，在一直關注的議題中有兩項重大事件需要回應。首先，在2025年初財政預算案公佈時，政府以打擊非法賭博活動為由，邀請賽馬會就規範籃球博彩提交建議，實際上是與馬會聯手推動籃球賭博合法化。有見及此，雖然在現時的社會環境要喚起各界反對政府的政策殊不容易，但本著我們關心香港社會風氣的初衷，明光社仍然積極回應，推動「一人一信反對籃球賭博合法化」，並連繫友好召開記者會及透過網絡上的文宣，反對政府帶頭鼓勵賭博，罔顧對年輕人及家庭的禍害，可惜一如所料，籃球賭博合法化在現時立法會根本無力監察政府的情況下順利通過。

此外，就終審法院要求政府需於2025年10月前，要為同性伴侶提供猶如婚姻福利和權利的替代框架，明光社致函政府反對以民事結合方式處理有關問題，並建議政府考慮以「緊密關係授權」或修訂「持久授權書」協助同性伴侶在私人範疇可以按個人的心意處理相關的事務。同時，我們呼籲公眾提交反對《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的意見書，並促請立法會議員投票反對。在多個關注團體共同發聲下，最終《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被大比數否決。

2025年明光社另一重點的工作是服侍家庭，因穩定的家庭關係對孩子成長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我們從2016年起獲基金資助開展為離婚或再婚家庭提供輔導服務，幫助這些家庭及其子女在面對婚姻家庭轉變時能順利過渡，但2024年計劃完結後沒有再獲資助。雖然面對沉重的經濟壓力，我們仍堅持繼續以相宜的收費提供婚姻、離婚、再婚輔導服務給基層家庭，令他們不會因收費太高而無法接受輔導，過去一年仍然能夠為56個家庭提供輔導服務，幫助他們從失敗及沮喪中重新站立起來，挽救婚姻並修復關係。亦增設了「愛的真諦」專欄，幫助夫婦反思如何持守誓盟。此外，2025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研究題目「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就研討會主題「家多一點——家庭友善在教會」探討教會如何幫助同工及會眾在事奉與家庭責任之間尋求合理平衡，鞏固家庭關係，成為美好的見證。

感恩過去一年在不同的場合感受到有不少的同路人，以及與不同的機構、戰友合作，彼此配搭服侍，讓人振奮。在明光社開放日有約一百位教牧同工、弟兄姊妹出席，為我們打氣；網上祈禱會與友好同心為社會禱告守望；而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5，我們一直都是合辦機構之一，第六屆主題是「迷失在粉紅泡泡之中」，繼續以體驗的方式，讓年青人透過使用虛擬交友Apps了解當中所隱藏的謊言，服侍面對充滿挑戰世代的年青人。我們亦與友好機構合作舉辦暑期褪網2025 - 親子無手機晚餐，推動家庭專注彼此的互動與溝通，共同營造溫馨的家庭氛圍；明光社又第一次參與Oneness Conference 3.0，透過一起商討當日的程序和擺設攤位，與不同的教會、神學院、機構交流，尋求彼此協作的契機。感恩在不同的事工中，都能遇上同路人，讓我們更有理由堅守主所託付的使命，因為在這社關路上我們從不孤單！

展望2026

如何將明光社的異象與使命傳承下去是我們未來三年的重要工作，因為董事會與我已有共識，我將不遲於2028年12月退下來。因此，加強對同工的培訓，讓所有同工在本身負責的範疇可以獨當一面，並與其他範疇的同工及友好機構協作，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過去幾年，我們透過與基督教機構協會不同的成員機構交流合作、在暑假期間派同工往友好機構作兩星期的交流學習，以及更多參與研討會和課程，擴闊了眾同工的視野。未來這仍然是我們努力實踐的方向，期望在不同的社關項目能與不同的機構及個人合作。此外，明光社近年擔任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的秘書處，亦是希望為眾機構和堂會的加強合作盡一分力。

當然，我們的初心不變，會繼續在中小學推動性教育、傳媒教育和生命教育，目標是突破2025年的四百多場，讓更多年青人有機會在這個資訊氾濫成災、真假難辨的世代，可以有機會聽到與主流價值不同的聲音，為他們可以明辨是非、敢於與別不同打下基礎。

此外，為面對離婚再婚挑戰的家庭提供輔導及再思婚姻的意義，以及繼續關心我們在疫情期間開始接觸的基層家庭，仍然是我們的負擔。在香港和世界充滿異常、價值混亂、倫理道德備受衝擊的年代，我們但願能夠努力活出信仰的真諦，按上帝給我們的良知和感動，在時代的洪流之中做個敢於正常說話的正常人，希望大家能繼續與我們同行。

前陣子播畢大結局的電視劇《新聞女王²》，再次掀起劇迷的追劇熱潮。若不與多年前電視作為主要娛樂的黃金時期相比，僅比對2025年播出的劇集收視，此劇便已名列前茅、表現亮麗。此劇之所以能吸引筆者的原因，在於續集不再局限於電視新聞部內鬥，而是進一步聚焦於新舊媒體之間，在「專業精神」、「獨家報道」與「流量爭奪」所展開的激烈對抗，讓劇情更具時代感。劇中情節改編自多宗真實發生的社會事件，亦借資深新聞工作者文慧心（Man姐，佘詩曼飾）之口，道出了當前傳統電視新聞與網媒所面對的掙扎及問題。

劇集觸及的議題十分廣泛，包括：為追逐點擊率及廣告收益而精算新聞內容、探討編採自主是否只是神話、報道如何受媒體立場及視角限制而偏離事實全貌、新聞機構為收視率而刻意呈現煽情及血腥內容，也有觸及自媒體的內容及報道質素參差、AI新聞主播肖像與聲音的版權爭議、記者性命與新聞價值的取捨，以及事實真相如何在演算法下被雜訊淹沒等。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聚焦於劇集與「事實查核」相關的範疇進行探討。

新聞行業本身是沒有「事實查核」這個專屬職位，但查核工作卻是新聞運作的核心。新聞工作者，無論是記者或編輯，為了確保發佈的資訊準確無誤，在內容發表前進行查核，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序，對他們而言，重視真確性等於捍衛專業。正因如此，社會普遍認同專業新聞機構所發放的訊息具備公信力，可以作為大眾行動及抉擇的依據。「依靠收集事實信息，我們建立起對某些議題更深入複雜的認知和信任，並作出理性的選擇。」[1]（曾姿穎等，2024，第104頁）

在劇中，KOL唐芷瑤（陳曉華飾）視Man姐為眼中釘，經常在自媒體網台上直播即時未經查證、甚至是偽造或具誤導成份的短片與資訊，藉此造謠生事。喜歡「吃花生」的網民及Man姐的黑粉（haters）隨即群起響應，不斷湧入Man姐所屬機構「公開平台」（OP）留言攻擊、致電網台辱罵並瘋傳流言。這不單導致OP支持者大幅減少，更加劇公眾對當事人的誤解。此外，劇集結尾亦揭示了另一種資訊操弄，OP記者難以在網上找出富庾基金負責人胡志城（袁富華飾）的真實背景，原因在於相關負面資訊早已被網軍有組織地大量發放正面、清白的資訊所淹沒。

劇集內容雖屬虛構，但所描述的網絡亂象卻真實存在。自媒體為求生存及點擊率，可能發放譁眾取寵、失實內容。作為網民，我們應如何有效進行事實查核（fact check）呢？

網絡上的虛假信息常具備新聞價值要素，如時效性與顯著性（例如與名人有關），並常用客觀語氣，輔以似是而非的數字、相片等「證據」，令人誤以為「有圖有真相」。然而，「有圖有真相」早已不能作為判斷網上訊息真偽的準則。不少為賺取點擊率的「內容農場」會借「權威」包裝內容，即以部份真實內容混入虛假資料誤導讀者；或使用「偷換概念」手法，引述的證據實際上與結論無關，但一般讀者在面對艱深專業名詞或數字時，往往難以察覺其中破綻。

作為讀者，首先應培養好奇心、不盡信、不盲撐的心態，對所見內容抱持求真的精神，並訓練批判思維，建立「冷靜確認查證」的心理機制。面對情緒強烈、立場偏頗的標題，先停下來思考：「這則資訊是誰發佈的？目的為何？是否有第三方證據支持？」

其次，可利用事實查核工具自行驗證：

• 圖片及影片查證：使用Google逆向圖片搜尋或TinEye上傳可疑相片追蹤原始來源。若原始網頁或貼文已被刪除，可透過「網站時光機」（Wayback Machine）找回歷史存檔。
• AI深偽辨識：細看畫面角度是否合理、脈絡是否一致，或使用偵測工具如Hive Moderation上傳相片、聲檔或影片進行查證。

若資訊過於專業或複雜，可求助於專業的事實查核機構。這些機構與傳統新聞媒體不同，更注重資料來源與查核人員的透明度，會公開查核流程供讀者二次驗證，並對內容作出明確判定，且不得與任何政治團體、人物或候選人有關聯，以確保獨立性及公信力。[2]

香港仍運作的事實查核機構：[3]

資料來源︰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解構事實查核》

轉發即表態 分享即責任

看畢《新聞女王²》，深感要成為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實在不易，需具備智慧與傲骨方能生存。作為網民，亦應培養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在點擊分享前先查證，因為轉發代表你認同該訊息，而傳播錯誤的資訊，可能會對個人、團體乃至社會，造成財產損失、心靈受創甚至身體安全的損害。

出身黑道世家的少年立花喜久雄（吉澤亮飾），父親遇害後被歌舞伎名門花井半二郎（渡邊謙飾）收為門徒，與花井家少爺俊介（橫濱流星飾）一同成長為女形演員。喜久雄與俊介情同手足，但後來卻出現才華與血統的競爭。年老的喜久雄最後在舞台上演出華麗悲劇《鷺娘》，終於體會到藝術所追求的美。

日本電影《國寶》由李相日第三度改編吉田修一同名小說，以近三小時，建構出一個悲愴而華麗的歌舞伎藝者的生命故事，同時也在質疑十分重視「血脈」（世襲）傳承的藝術體制。

電影一開始就說明作為黑幫兒子的喜久雄，未必有亡父的膽量或豪邁氣息去承繼黑道事業。反而，他的女形演藝才華被花井半二郎看上，以致不用流離失所，得以在花井家與少爺俊介一起被栽培成才，兩人初登舞台合演《雙人道成寺》便坐無虛席。

但花井家兩少年的命運，卻因為「血脈」問題而折磨了他們大半生。在日本歌舞伎藝術界，成功與青睞往往仰賴「血脈」傳承；無血統者，多努力都只會被人忽略。喜久雄臨危受命並成功演出《曾根崎心中》，獲師父傳位，也導致俊介傷心離家。惟歌舞伎界對演員的品德要求極高，喜久雄因傳出緋聞令地位不保，事業因此沒落。

血脈既是護佑，也是詛咒。俊介失蹤多年後回來，憑藉血統迅速歸位，並襲承家族的聲望，亦獲得獎項肯定。然而，他也遺傳了家族的糖尿病，最終不幸截肢。但這個病卻又令兩兄弟放下心結，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於藝術中互諒互讓，喜久雄甘願飾演男角支持俊介演出《曾根崎心中》，以此來彌補俊介過去的遺憾。

喜久雄曾承認，一直很想擁有俊介的「血統」，為了成功，他不惜「與魔鬼交易」，願意犧牲一切，包括不認自己的私生女、與自己不愛的女人一起。喜久雄追求的完美與聲譽最終如願以償，他是否感到幸福？電影沒說。不過，在最後舞至氣絶之際，他終於看到那讓他心動一生的「景色」。

你有沒有想過，一本童話故事能協助你了解及治癒內心創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是一本心理學的經典作品，它取材自英國童話《柳林中的風聲》，作者羅伯．狄保德（Robert de Board）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專家，他將童話結合了心理學的知識，透過可愛的動物角色，巧妙地融入心理諮詢的過程，讓讀者在娛樂中獲得深刻的啟發。

書中主角是內心脆弱的蛤蟆先生，他因憂鬱和衝動行為陷入困境。他的三位好友——河鼠、鼴鼠和老獾——擔心他會做出傻事，便鼓勵他求問心理諮詢師蒼鷺。蛤蟆先生從來沒接觸過輔導，但透過十節與蒼鷺對話和互動的輔導環節，蛤蟆先生逐漸了解童年成長經歷對自己的影響，認知自己的情緒及如何保護自己等認知，學習如何處理內心衝突。讀者亦在閱讀的過程中與蛤蟆先生一起反思及成長。

書中展示了人們常見的「父母—成人—兒童」自我狀態：當蛤蟆先生感到恐懼或面對同儕壓力時，「兒童自我狀態」會出現，如道歉或愧疚的反應；他也常陷入「父母自我狀態」，將父親嚴厲、批判的聲音內化為自我懲罰，導致長期自責與低自尊。透過輔導，蛤蟆先生學會區分「當下的自己」與「過去的經驗」，擺脫童年陰影，逐步建立「成人自我狀態」——理性、客觀地連結現實，運用知識獨立思考並做出合理決定，實現自我成長與獨立。

最令筆者感動的是，蛤蟆先生與朋友的互動變化：在輔導前，他懼怕分享、總是退縮，總是感到鬱鬱不歡；但在輔導後，他能鼓起勇氣分享看法，並於生活上有力量作出巨大轉變。這書簡單易讀，父母如果想教好孩子情緒管理也可一讀此書，既可了解自己，也可知道如何幫助孩子建立情緒管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