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憲章》起草人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以表揚他長久以來在中國用非暴力方式爭取基本人權，劉曉波只是一介書生，他在《零八憲章》內所提出的只是一些很基本的現代社會對民主、人權和自由的訴求，而他亦是以非常和平理性的方式去爭取，因為發表這些言論而被判監11年，很明顯是文字獄。但難得的是他心裏面很平靜，並沒有被仇恨和怒火影響他對以和平的方式去追求有關信念的堅持。
劉曉波由八九年六四事件開始，二十年來多次因為言論而被判監，但他堅持不離開中國，令人肅然起敬，因為他清楚，很多民運人士流亡海外之後，所能夠發揮的影響力愈來愈小。
突破機構早前發表調查報告。聲稱全港公信力第一的報章，大字標題報道：「調查：四成人接受激進示威」，內文則與近來八十後投身社運前後呼應，企圖製造四成人接受「八十後」青年「激進」示威的假象。筆者與友人拿著調查報告再了解一下。
報告中，示威被形容為「較激進」，其他選擇可真很靜態，如：簽名運動、舉行記者會、報章和網上撰寫文章等。對於青年參與上述社會行動，四成六人單持正面態度，比單持負面態度少十個百分點。但由於正面態度有六項選項，而負面態度只有四項，以概率而言，單靠這樣比較正面和負面態度並不公平。因此，最多只能猜說社會對青年參與上述社會行動的印象好壞參半。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5月份的「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關啟文博士與我們分享「社會抗爭與福柯的權力觀：基督教角度反思」，共有超過40位朋友參加。「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經過天星、皇后碼頭搬遷事件，到最近的反高鐵行動，社會近期熱烈討論「八十後」的社運進路，彷彿一場新社會運動正在展開。這些社運的思想根源相當複雜，關博士在有限的時間裡只想探討對這些社運有一些影響的後現代思想，尤其是法國後現代大師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論」（如陳巧文就承認受福柯啟發）。
當談到福柯時，筆者已預算一定有人指控我對福柯的理解是錯誤的。正如我在以前的論文指出：「傅柯的思想很複雜，不單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重點，而且包含很多看起來互不相容的元素，但我們若了解後現代精神對差異、斷裂、遊戲和創新的喜愛，這也不足為奇」 。[1]
近十年來，本港大多教會失掉「講出真話」(Telling the Truth) 的勇氣，以致我們的「不一致性」成為了外界對教會的批判。筆者84年於神學院畢業，那時就九七問題，教會界有熱切的討論；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教會湧現要追求民主與人權的訴求。97年之後，教會不再熱衷民主與有關的討論，03年因基本法23條立法而湧現關注，接著有關的思考與討論不斷萎縮。
從「五區總辭」到「反高鐵」，在近期的社會行動中，新一代示威者往往成為了事件的主角，有人覺得是社會上年青一代的醒覺，也有人認為他們是「搞事分子」，只有激憤，缺乏理性。這一班年輕的「八十後」，一方面被看成是社會的未來中堅，一方面又被認為是一事無成的「憤青」，究竟這是甚麼樣的社會現象？
「八十後」其實源於中國大陸，意指在「改革開放」與「一孩政策」下的八十年代後出生的一代中國大陸城市公民。由於政經環境的影響，八十後成為了「城市」、「富有」和「獨生子女」的代名詞。從廣義來看，「八十後」更包含著一種文化現象，其實質意義遠遠超過八十後文學等簡單字面含義。
從「五區總辭」到「反高鐵」，在近期的社會行動中，新一代示威者往往成為了事件的主角，有人覺得是社會上年青一代的醒覺，也有人認為他們是「搞事分子」，只有激憤，缺乏理性。這一班年輕的「八十後」，一方面被看成是社會的未來中堅，一方面又被認為是一事無成的「憤青」，究竟這是甚麼樣的社會現象？
「八十後」其實源於中國大陸，意指在「改革開放」與「一孩政策」下的八十年代後出生的一代中國大陸城市公民。由於政經環境的影響，八十後成為了「城市」、「富有」和「獨生子女」的代名詞。從廣義來看，「八十後」更包含著一種文化現象，其實質意義遠遠超過八十後文學等簡單字面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