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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報．4-11-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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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報 ．3-11-2023） |
無力感是香港社會現時的普遍現象，而無力感的出現，往往是由於無論個人或群體有多努力，但仍然無法改變一些不合理、令人沮喪、甚至憤怒的個人際遇或社會現象，畢竟所謂屢敗屢試、百折不撓都並非一般人所能夠擁有的性格特質和生命韌力。《白日之下》所描述的是2015年的香港，當一些記者很努力去揭發在老人和殘疾人士院舍內的不公義和令人髮指的情況時，卻發現只能引起短暫的迴響，很快又回歸現實，而在有關的制度之下，一些犯了罪的人亦未能繩之於法，法律根本無法有效保護一些被傷害的弱勢，公義無法得到彰顯。很不幸的，過去幾年，新聞界面對的衝擊和挑戰（甚至可說是打壓）比當年更嚴峻，傳媒機構和記者被檢控；在壓力之下被迫自動停業；被辭退、被點名批評、被下架等等的情況不斷出現。當記者已成為高風險的行業之一，揭發政府官員的錯失亦可能被當作危害社會、甚至國家的安定，幽默諷刺的手法也有可能被視為軟對抗的氛圍之下，要伸張公義、追求真相的難度比以前更高。不過，做記者本來就應該有一份的使命感，正如在疫區、災區、甚至戰地都會有記者的蹤跡，當人人想從突發性的災難現場走出去的時候，記者和救援人員就是反方向走進去的一群，這甚至會成為一種本能的反應。追求公義和真相，畢竟是許多人心底裡無法完全壓抑的訴求。
造成當前的無力感，政府責無旁貸，因為政府有許多事給人的感覺就是做得「太絕」，就以今次區議會選舉為例，許多並非對政府唯唯諾諾、被認為是信得過的人，就算沒有違反過任何法例（更遑論國安法），但亦被事前篩選，連基本參選的權利也被任意褫奪，以確保絕對不會出現不聽話的民意代表，這究竟算是哪碼子的民主選舉？許多沒有犯法的作者及他們的書籍被無理下架、當街吹奏當權者不喜歡的樂曲、在郊外拉起敏感字句的橫額，執行者和執法者都可以用不同的理由去干擾、甚至檢控，令我們的社會與文字獄的年代拉近了不少，當然，我們應該慶幸今時今日不會誅九族，最多只是邀約被指犯事者的家屬到警署協助調查，或者凍結他們的戶口，也許我們應該慶幸自己不是生於最壞的年代，起碼可以選擇躺平以避過風險，但從另一角度看，既然不用人頭落地，大家又何必過份驚恐，連一些按理不會犯法、不是要危害國安的說話也不敢說，太快就放棄據理力爭呢？當前的社會氛圍的確容易會令人覺得沮喪、甚至無力無望，不過，相信只要人心不死，改變的機會仍然存在，雖然烏雲蓋頂，但我們堅信雲上總有太陽，就算是死蔭的幽谷，仍然會有上主的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