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有時、不變亦有時

面對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轉變，教會無法置身事外，因為無論選擇變還是不變，本身都已是一種選擇，而有選擇就要面對選擇帶來的後果。應該變的時候不變，很容易便會落後於形勢，甚至因為無法回應現實的需要而被淘汰；但一些本來不應該變的事胡亂改變，則會令自己失去了召命、甚至失去了信仰。由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香港教會便面對不少的挑戰，特別是有關年青人和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信徒的牧養，到了2019的反修例運動，那種因為政見不同、以及對教會應有何種立場的分歧，造成了教會內部更大的撕裂。不幸地，對於很多香港教會的牧者和長執來說，這種政治社會環境的重大變化、以及背後複雜的政治角力，都是十分陌生以及是一條從未走過的路，如何回應實在令人容易陷入困惑、戰戰兢兢。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最近發表了有關《香港教會形態發展趨勢研究》的結果，發現這幾年已有計劃改變的教會比不會計劃改變的稍多一些，而促使一些教會考慮改變，把原來的聚會模式改為彈性、甚至分散進行，以及加強信徒領袖的培育及社會服侍，主要是因為對未來的政治環境及其他可能影響宗教自由的政策有隱憂，因而及早作準備。至於一些本來沒有計劃改變的教會，在疫情之後已經「復常」，似乎是意味著以不變應萬變。

經過社會運動、疫情和政治環境的轉變之後，如果教會完全沒有作出或者計劃作出任何轉變的話，的確是匪夷所思的，因為青少年或對教會不滿的信徒離開堂會，再加上移民潮對不少教會在聚會、事奉和奉獻人數大幅減少帶來衝擊，若果教會的領導層仍然不覺得有需要改變的話，恐怕教會只會愈來愈萎縮，甚至暮氣沉沉、苟延殘喘。雖然對一些教會來說，任何改變，無論是複雜如擴堂或重建，簡單如更改某些聚會的時間或程序都會有不同的聲音，往往因為有些人堅持己見而不了了之，對於一些人來說，傳統就猶如聖經一樣神聖不可侵犯。但有趣的是，對於一些認為任何傳統都不能隨便改變的信徒及教會領袖來說，在疫情期間，只要是由政府制定的法令和防疫措施，就甚麼都可以隨之而改變。

當大家思考在新的社會政治形勢之下有甚麼應該改變，令教會可以與時並進的同時，其實同樣重要的是要思考有甚麼是不能改變的，有甚麼是教會最基本的使命和信徒不惜犧牲也要堅持的事，我們必須在壓迫未來之前好好思考和作準備，否則當挑戰忽然來臨的時候，恐怕我們只會措手不及，作出錯誤的選擇。以社會運動為例，香港的信徒和大部份的香港人一樣，一直以來都是堅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去參與示威遊行、爭取民主自由和公義，但當一些激烈的衝突出現，以及發生了一些十分不合理的事之後，有些市民和信徒開始接受必須採取激烈的手段去抗爭或者打擊對手，而更不幸的是一些本來溫和的人亦被激進的人所影響，而對暴力的接納程度愈來愈高，將不擇手段以爭取崇高目標合理化，或者對這些情況保持沉默，一些信徒將耶穌基督以愛及和平，而不是仇恨和暴力方式改變世界的榜樣拋諸腦後。

另一方面，在疫情期間，一些教會的聽話程度又到了令人擔憂的地步，只要政府一聲令下，一些一直以來連在打仗和沙士期間都堅持不可停止聚會的教會，卻立即停止一切聚會，或者只要能維持崇拜直播便認為是盡了牧養的責任；當政府不准許未有接種疫苗的人士進入宗教場所，一些教會立即提醒未打針的弟兄姊妹不能參與現場聚會，卻沒有任何替代的方案。當然，教會應當遵守防疫措施，亦不應故意違法，但當一些法令和措施令教會和信徒無法堅持最基本信仰生活的時候，教會領袖是有責任盡更大的努力去提供另類的補救措施和選擇，讓弟兄姊妹可以繼續以不同的形式參與聚會和得到適切的牧養和關心，但我們有盡力嗎？

教會不能以遵守法律和政府的要求作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考慮。我們必須清楚有些事是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會亦不能妥協的。能夠在不抵觸任何法律和防疫措施底下繼續教會的活動當然最理想，但在不能兩全其美的時候，我們必須知道自己的優先次序，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並且在有需要的時候願意付上重大的代價，萬一將來要在繼續成為免稅團體、辦學團體、社福機構和傳揚福音、牧養信徒和服侍鄰舍之間作出取捨的話，我們真的能夠義無反顧地選擇跟隨上帝而不是地上的政權和民眾嗎？這是我們必須要常常警醒的事，因為改變有時、不變亦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