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面 再研究 再上路

隨著生殖科技的普及，全球已有數以百萬計的生命是透過捐贈/購買卵子或精子而誕生。根據《哈佛醫學院生物倫理期刊》（Harvard Medical School Bioethics Journal）的調查，[1]84.6%的成人得知自己是透過捐贈受孕後，產生了自我認知（sense of self）的改變，亦有48.5%需要接受心理治療或服用精神科藥物。以上的數據，不禁令人追問：捐贈受孕是對誰有益，又對誰有害？

很多父或母為追求下一代而選擇透過捐贈的卵子或精子受孕，但卻忽視了下一代的心理質素與掙扎。要聽見這些被捐贈受孕者（Donor Conceived People, DCP）的真實心聲並不容易。他們或在成長過程中，礙於種種原因而選擇保持沉默。然而，隨著網路社群的發展，愈來愈多DCP成年後開始分享他們的經歷，本文將結合他們的經歷及一些實證研究，探討「捐贈受孕」背後不容忽視的心理與倫理挑戰。

預先設計的遺棄

在社交平台Reddit上，一位透過捐精受孕的網友megafaunaenthusiast （推斷為女性）分享了她的掙扎。[2] 她坦言，在童年、青少年甚至20歲出頭時，她在感情生活中面臨巨大的困難，難以完全投入一段親密關係。她將「捐精受孕」與「捐贈者匿名」這件事，深深內化為一種「被遺棄的傷害」（abandonment wound）。她寫道：「如果我身上有一半的基因來源，可以毫不留情地拋棄我，甚至拿了錢就走，完全不在乎我人在哪裡、過得好不好；那麼，如果我從別人的生命中消失了，我的存在難道還值得被在乎嗎？」這種強烈的自我價值低落，讓她發展出「迴避型依附」的人格特質並排斥社交。

直到27歲左右，她才意識到這一切的根源。許多父母會對孩子說：「因為一位好心先生捐贈了精子，我們才能擁有你。」但對她而言，這句話唯一的意義卻是「愛就是留下別人，然後轉身離去」。這位網友的分享正道出很多DCP的共同心聲，她的心理創傷並非因為撫養她的父母不愛她，而是因為她的「被製造過程」本身，就隱含了一種「預設性的遺棄」。

愛不能取代一切

另一個個案記載在故事徵集平台AnonymousUs.org，[3] 個案打破了經常聽到的「只要給孩子足夠的愛就沒問題」的迷思。這位分享者在充滿愛的環境下長大，她形容自己是「被寵的孩子」。成年後她卻意識到，她的需要並不止於此，愛無法填補對一半血緣一無所知的事實。

她指出，剝奪孩子與親生父母建立聯繫的權利，是由撫養父母單方面做出的決定，而這決定是故意的。這往往會讓DCP感到內疚、憤怒、羞愧，甚至覺得自己被「物化」。儘管她深愛著母親，但也常常因為覺得母親當初的決定出於自私而感到憤恨。在成長過程中，她曾因被要求在全班面前展示家譜而感到尷尬；直到今日，她的母系親屬亦因為她的「與眾不同」而排斥她，讓她感到自己是個異類。

基因斷層與商品化的影響

學者Elizabeth Marquardt在2010年發表的研究My Daddy’s Name is Donor: A New Study of Young Adults Conceived Through Sperm Donation [4] 中指出，超過一半的DCP表示，當看到與自己長得相似的陌生人時，會忍不住猜想「那是不是我的親戚？」該研究亦顯示，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令他們困擾的是「為了懷上我而進行了金錢交易」，而42%的受訪者認為「為了酬勞而提供精子或卵子給他人育子是錯誤的」。

近一半DCP曾害怕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有血緣關係的人發生性關係。近半的受訪者對捐贈受孕制度本身存有疑慮或嚴重的反對意見，而那些「反對捐贈受孕的做法」者中，近半表示他們覺得無法在整個社會面前表達這些負面觀點，這可能是他們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

上述提到的《哈佛醫學院生物倫理期刊》曾發表一項針對143名捐贈受孕成人的問卷調查，得出以下的數據︰[5]

1. 絕大多數受訪者（85%）表示，在得知自己的受孕方式後，他們的「自我認知」（Shift in their sense of self）發生了轉變。許多受訪者在得知真相後尋求心理支持，包括單獨接受心理治療或服用精神類藥物。
2. 7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能更了解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背景。當被問及他們多久會想到自己是捐精受孕時，74%的受訪者回答「經常」或「非常經常」。
3. 近70%的受訪者表示，社會不應鼓勵人們向有需要的人捐卵或捐精。62.2%的受訪者認為，除了手術費用之外，為捐贈的卵子或精子支付金錢是錯誤的。

捐贈受孕的技術可能對不孕的家庭或單身人士滿足了擁有子女的慾望。然而對於這班因此技術而成孕的DCP來說，他們對一半基因無知的缺憾卻是真實存在且伴隨一生。從以上的案例及數據可見，愛固然偉大，卻無法完全取代血緣知情權。在追求生殖科技便利的同時，我們必須正視此技術對下一代造成的深遠心理影響，探討相關的倫理問題。

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人生有如棋局，有時下錯了一步棋，就算不會立即輸，但亦隨時會令自己身陷困境、損失慘重，因此，小心思量每一步，是人生的重要功課，在教養孩童的時候更當如此，因為三歲定八十，有些事若一早烙印在兒童的心中，恐怕日後要花一倍、甚至好幾倍的功夫才能改變過來，就如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影響著我們對下一代的教養方法。而在當前科技高速發展的環境下，我們的日常生活已離不開電子產品，無論通訊、娛樂、查詢、購物、以至出入屋苑和乘車，沒有手機有時寸步難行，但正因如此，不少父母都以手機作為電子奶嘴，讓幼童消遣以及讓自己有更多休息的空間，但電子奶嘴的遺害卻絕對不能忽視。

不單在家庭，在教會和社會，有時當遇到嚴峻的挑戰時，亦可能會以錯誤的行動回應，例如當堂會奉獻收入減少，一些堂會很自然會首先考慮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或差傳事工的奉獻，誰不知堂會愈退縮卻可能愈萎縮。當政府因為財困便考慮以最方便快捷的方法，增設運動賭博的項目（如籃球）以增加稅收，後果卻是令更多市民（特別是青少年）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賭博對貪慾的刺激，有時和復仇心態差不多，會令人愈陷愈深，最後不能自已。

當然，這樣說不是要否定一切，而是要大家在一些會對自己和其他人有深遠影響的事情上三思而後行，就像下棋一樣，有時有危才有機，正如人工智能（AI）在高速發展，甚至可以作曲、拍片、出報紙，這是危、也是機；一子對，也許會化腐朽為神奇，一子錯，卻教人追悔莫及。

政府統計處在2024年發佈的有關互聯網普及程度的調查，指出曾使用互聯網的10歲及以上人士，由2014年79.9%增至2023年96%，最貼身方便的手機是最主要的上網工具，在10至14歲群組中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為87.6%，而15至24歲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則高達99.8%。[1] 而香港家庭福利會在2024年公佈的研究亦發現，受訪學童中有11.8%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問題，當中有70.6%更出現抑鬱情緒，近30%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遇到困難會容易選擇逃避，另有36.2%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以上玩網絡遊戲，導致他們忽略學業及運動或其他興趣。[2] 類似的調查或許還有更多，都顯示青少年的上網時間過長會引發情緒問題，上網時間與他們的成長有著密切關係。

家長不單需要細心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在實體世界的社交生活，更加要留意他們於網上虛擬世界所接觸的內容，兩方面都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兩個「世界」都不斷地影響及「重塑」孩子的大腦，當孩子的大腦在青少年階段被「塑造」完成後，家長想做任何事情去挽救都已經相當困難，一切都為時已晚。

有關大腦的「重塑」

《失控的焦慮世代》一書指出，孩童充滿可能性的大腦，在成長的時期會忙著建立新的連結並淘汰舊的連結，透過累積經驗和練習不同的技能，他們不常使用的神經元和突觸會逐漸退化消失，經常使用的連結就會變得牢固和加速神經的傳遞速度。[3] 而以下三個強大動機，可以令成長中的孩子學習得更好，它們分別是：一、自由自在地玩；二、調整節奏與他人同步；三、進行社會學習。

可以想像手機的出現，當中的遊戲、社交媒體易令孩子成癮，也將他們帶到虛擬世界，他們不能再在真實的世界去以這三個動機去強化學習、與社會連結、與人同步活動、輪流做動作，甚至連處理衝突和發展身心的機會都失去了。相比之下，社交媒體的活動大多屬表演性質，例如讓用戶上載自己的照片和影片，這些活動也鮮有與人同步，它們會阻礙協調和同步的練習，重度的使用者最多只會渴望建立社交連結，但這類交流也會缺少了面對面的學習，用戶不能觀察其他人的面部表情與肢體動作，因此無法學習這方面的溝通方式。

社會學習重要時期

9至15歲是社會學習的重要時期，它是孩子學習文化的一個關鍵敏感時期，孩子在這段時期獲得的經驗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並會留下深刻的印記。而這個時期也剛好是父母讓孩子擁有智能手機的時期，容許他們上網瀏覽，甚至管理自己的社交平台，他們的社交生活也會由實體世界慢慢轉移到虛擬世界。

有好些家長對孩子在實體世界的管束甚為嚴格，很多事情都不容讓他們去體驗，深怕他們會「受傷」，一點風險也不想他們承受。然而過度保護會令孩子失去探索世界的機會，當他們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由於欠缺解難經驗和修復人際關係的經驗，孩子會顯得欠缺安全感和脆弱。《失控的焦慮世代》的作者Haidt指出，家長不讓孩子有適當的冒險機會，這種安全至上主義是孩子第一種「體驗阻斷器」，妨礙了他們學習和成長。

第二種「體驗阻斷器」是智能手機。手機和一些數碼裝置為孩子提供了很多娛樂和體驗，不少家長會覺得他們乖乖地留在房內看著螢幕、玩著遊戲也不錯，但漸漸孩子對螢幕以外的東西興趣大減，這不單阻礙他們探索真實的世界，也會令他們陷入其他風險。家長放手讓孩子在網絡瀏覽，和陌生人交流，會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網上色情內容，或跌入情騙的陷阱。

睡眠時間與注意力均被剝奪

除了真實的社交活動因為過度使用手機而受限，未能與人建立深厚情誼之外，青少年成長應有的睡眠時間亦會縮短，他們的注意力會變得碎片化，而網絡成癮等情況都會影響著青少年腦部及心理的成長。當注意力長期被手機訊息打斷，會干擾他們執行功能的發展，因著學習常常分心，未能專注做出選擇，青少年可能會陷入「困惑、茫然、思緒散亂的狀態」，[4] 在學習中未能獲得成就感，而因滑手機所產生的多巴胺，就可能仍舊佔據他們的心神，令他們繼續依戀著手機螢幕。

為預防孩子繼續被智能手機、網絡多重剝奪，請各家長們先撤走第一種「體驗阻斷器」，讓孩子在實體世界有多點自由空間去體驗和探索，不要親手把孩子推向網絡世界而不管，任由他們於網海孤身作戰，把他們餵養成孤單、脆弱、失去方向的一代。

人普遍認為自己有選擇權，選擇買甚麼、吃甚麼、喝甚麼和穿甚麼。整個過程就是，看見自己想要／需要的東西，然後選擇購買，這看似是人的自主選擇，但事情果真如此嗎？自網絡的出現，人能夠自主選擇的機會已經逐漸減少，現在，人所作出的選擇，其實很大程度受到人工智能（AI）和演算法的操控和引導。這是否就意味著，人再無法作出選擇？答案是「否定」的，人仍能夠選擇是否遵從人工智能的建議，但人性真的允許人類這樣選擇嗎？筆者嘗試分析網絡大數據如何影響人的選擇，再推進至人如何自主地放棄思考，自願地被人工智能控制。

網絡世界中的自主與抉擇

有關大數據和演算法如何影響用戶使用網絡，可參閱本社過往推出過的文章。[1] 提到大數據，必然令人聯想到Google，以香港的情況，基本上沒多少人能脫離使用Google，無論搜尋甚麼資訊，這個強大的數據庫，總能提供豐富資訊，相信現在使用Yahoo以及Bing來搜尋資訊的人，只屬少數。之不過，強大的數據庫其實也代表著它會從中學習，分析用戶的網絡使用習慣以及常輸入的問題，並且能得出相當精準的推算結果，也就是說，用戶透過手機、電腦或網絡獲得的資料、留下的消費及搜尋記錄、發出的電郵與簡訊，都赤裸裸地揭示了自己。

《連結之戰：網路、經濟、移民如何成為武器》一書中，記錄了不少受大數據影響的例子。作者里歐納德指出，當Google以用戶的搜尋記錄作為線索，它可能比當事人更早知道自己懷孕了，這都是一些非常精準的數據分析，換言之，Google也有能力決定用戶看哪些資訊、聽哪類人說話，或作出一些它能夠預測到的行動。[2] 最生活化的例子就是當用戶在網上搜尋想要買的物品後，就會發現在許多軟件、網站、社交媒體中，都會出現曾經搜尋過物品的廣告，這些資訊不斷出現，一再勾起人的欲望，買下它們只是時間的問題，這就是能夠預測到的行動。若然遇上這種情況，廣告的出現自然不是上帝給人們的印證，而是代表人們在「迴聲室」（echo chamber）遊走罷了。[3]

大約在10年前，Amazon嘗試使用人工智能來篩選應徵者的履歷，它從100份履歷中篩選出最適合的五份履歷，Amazon隨後就會僱用這五位應徵者。但後來有人發現，這個理性的人工智能竟然因為過去獲聘的人以男性居多而自動將女性應徵者的履歷排除在外。由此可以預視到，若由理性的人工智能「統治」世界，為了減少碳排放量，對它來說最有效率的方式，可能就是將人類排除在外。[4]

人是失去了，還是放棄了思考？

從人工智能不斷收集數據開始，人似乎難以躲避「迴聲室」造成的影響，單一的資訊吸收渠道，令人無論對電影、時事或政治的觀點，都失去了容納差異的器量，這是否代表在人工智能的世界，人類無法自主思考已經成為不能逆轉的事實呢？理論上不是，但實際上人往往自願地配合人工智能，因為人很容易聽自己想聽的說話，看自己想看的事物。在這裡筆者嘗試透過現代社會的文化講述當中的道理。

比起變幻不斷，人更喜歡萬事萬物掌握於自己手中，對他者也是如此。近來無論在海外抑或本地都非常流行16型人格測試（MBTI），基本上，不少大學生或青少年在認識朋友時，都會以MBTI作為參考，以掌握對方的性格，MBTI測試的結果亦常見於交友軟件的個人介紹中。曾經有人對此現象作出分析，並將文章在一份期刊發表，當中指出，許多人與朋友交談時，都會聽到朋友提及MBTI，而一些公司在聘請員工的時候，都會要求應徵者做MBTI測試，看看他們是否適合應徵的工作崗位。[5] 除了MBTI，在未信主的群體中，不少人亦沉迷於12星座的性格分析，好像只要知道一個人是甚麼星座，就能夠得知他是甚麼性格，而且更不需要填任何心理分析的問卷，換言之就像是每一個星座對應某些性格特質。

不過，無論是透過MBTI或12星座來認識一個人，其實都是嘗試將對方掌握於自己手中，即將人歸納為16種或12種性格；不過，人的獨特性與無限性不是單單靠心理測驗或星座便可以解釋。例如在MBTI中有16種性格，但似乎要區分及理解16種性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當中的一項指標依照人的性格傾向，將人歸類為「E人」（外向）或「I人」（內向），這樣簡單的分類，正是消除身為一個「人」的無限可能。[6] 人變相不想探索不同人的不同面向，甚至透過MBTI或星座來篩選誰人適合交往。

在觀察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玩電腦或手機遊戲時，也能看到其實人很多時都自動放棄思考。筆者是電子遊戲愛好者，也會加入一些相關的臉書社群與他人交流，或接收遊戲的最新資訊。不少人往往很喜歡將遊戲攻略貼到臉書上，也會為到自己完全跟上攻略的指示以致勝出而感到自豪。但遊戲的本質正正是要玩家自己發掘能夠贏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只為了得到「贏」這個結果。

希望「不勞而獲」或付出一點兒努力就得到想要的結果，這類想法正好反映了人性。若然人們只仰賴已有的分析結果，而不嘗試花時間理解他人，和不嘗試為自己的興趣付出努力的話，其實人們是在放棄思考；當人們自願放棄思考，不選擇「不遵從」一些既有的建議，到最後人類全然地被人工智能取代也可能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人們喜歡高舉理性，所以選擇人工智能，因為它能夠做最理性的決定，但惟有「非理性」才顯得一個人更像人。

（本文原載於第159期〔2024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看電影不單是看故事，尋找娛樂，不少電影都有警世意味，使我們對社會現況有所警惕。是次介紹兩套有關手機、網絡與私隱的驚慄電影，使我們反思通訊科技除了可幫助我們溝通外，如果反過來手機一旦被人開啟了，裡面所記錄的東西就會使我們的私隱資料、習慣、去向都變得無所遁形。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Unlocked）是一部韓國電影，由日本作家志駕晃所寫的同名的推理小說系列所改編。女主角李娜美於巴士掉了手機，被一殺人犯吳俊榮拾到，他從李娜美的手機中找到許多她的資料，於是一步一步接近她、監察和影響她的生活，甚至冒她之名行事，使她被網絡欺凌，落入孤獨的陷阱中。

《人肉搜尋2》（Missing）這部美國電影是《人肉搜尋》（Searching）的續集，內容繼續以親人不見了，主角需要透過網絡上的蛛絲馬跡去尋找家人下落。女主角June的母親與男友外遊後失蹤，June透過社交媒體、雲端服務平台及即時通訊等科技來尋找她，並因而發掘了很多父母的過去及了解到親人有多關心自己。

面對資訊科技和網絡，我們對此愈來愈依賴，透過手機、電腦所發放及記存的資料就愈多，有關資料包括了第三者可以透過網絡收集的數據、用作監測和分析的大數據，作為不是有很多科技知識的普羅大眾，實在很難意會到自己透過應用程式及雲端的科技，記存了甚麼資訊。一旦有人破解了密碼，可以login（進入）到別人的手機，由於飲食喜好、平日喜歡看的影片、政治取向立場、為自己拍下的相片、到過哪些地方，有否做過不見得光的事等，都早已被記錄下來，手機主人做過的所有事及行縱都被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彷彿赤裸地被人看到了！另外，我們亦有否因為沉浸於網絡遊戲或社交媒體中，而忽略了與現實中的家人溝通？又或者因為常對著螢光幕建立被修飾了的形象，而不再願意與人面對面的交流，顯出自己的真誠？

兩部電影帶出使用科技而衍生出來的危機，以及人際間的互信、溝通等議題，當中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地方，值得大家細心欣賞。

（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的介紹暫停一次，下期將繼續。）

哈佛大學巨星隕落

近期哈佛大學爆出了一個驚天動地的醜聞，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卡‧吉諾 （Francesca Gino）的教授被揭發在數據上造假，現在幾個學術期刊已經宣佈撤回她的論文。這事件在大眾傳播媒介和社交媒體都引起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其實，造假或者抄襲等學術不誠實事件經常發生，Retractionwatch.com這網站每星期都有類似的報道，但為甚麼這一次卻受到高度關注呢？

首先，吉諾來頭不小，在行為科學中她享有崇高的地位，在學術界以外亦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她的暢銷書《反叛人才》鼓舞了無數讀者去力排眾議及追求創意。吉諾被Thinkers 50評為全球五十位最具影響力的管理學思想家之一，她得獎無數，包括哈佛商學院頒發的最佳教師獎、學術成就獎。她的研究曾經在《經濟學人》、《紐約時報》、《新聞週刊》、《科學美國人》、《今日心理學》、《華爾街日報》、《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媒體發表或者報道過。可以說，現在是巨星隕落！

以不誠實手段去宣揚誠實

還有，吉諾主要研究題目之一是誠實與倫理，這些研究顯示了怎麼樣的心理和環境因素令人做出欺詐的行為，有甚麼方法可以令人更加誠實和遵守道德倫理規範，例如在2009年她的團隊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在一個充滿不誠實的世界裡面，知道其他人的不道德行為會否增加或者減少一個人的不誠實行為是十分重要的。」這篇文章的結論是：一個爛蘋果可以令整箱蘋果壞掉。在2015年的一篇論文中，她的團隊指出：很多做出不道德行為的人在事前或者事後都會找出許多自圓其說的藉口。吉諾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她的團隊在一篇發表於2012年的論文中指出：當人們在填寫表格的時候，最好將誠實聲明的簽署放在開頭，這樣便可以減低人們說謊的可能性；如果將誠實聲明的簽署放在後面，效果並不會那麼好。一些商業機構和政府機關都採用了這措施，這發現在學術界引起了轟動，很多學者都引用這項研究的發現。

然而，後來外部研究人員發現其中一些數據是捏造的，例如有些人在填寫自己學年的時候，並不是寫上「junior」、「senior」這些等級，而是寫上「Harvard」， 這些學生的分數比不尋常地高，所以值得商榷。在吉諾的其他論文中亦被揭發數據造假，直到目前為止，至少有四篇論文被學術期刊撤回，但相信這只是冰山一角。這事件令人震驚，吉諾彷彿懷抱著使命去重整社會道德，去找出引導人更加誠實的方法，諷刺的是，吉諾以不誠實的手段去宣揚誠實！從前視她為偶像、忠實地追隨她的人，如今信心崩潰！因應這事件，YouTube關鍵意見領袖Peter Judo說：「學術界是破爛的！」Peter Judo以前多次引用吉諾的著作，現在當然停用。統計學家安德魯‧格爾曼（Andrew Gelman） 的回應是：「作弊者對科學界所做的最壞事情是，他們製造了科學垃圾，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問題是：人們怎會知道甚麼是可靠的真理，甚麼是一派胡言呢？若果連哈佛教授都不可以相信，這世界上還有誰你可以相信呢？

冰山一角還是個別事件？

可能有人說：這只是個別、孤立的事件，但有證據顯示出：吉諾的共同作者亦可能於偽造數據上有份，吉諾的合作者之一是杜克大學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教授丹‧艾瑞利（Dan Ariely），兩年前他亦曾經被指控在數據上造假，他無法提供有說服力的解釋，他只是含糊其詞，說法前後矛盾。有趣的是，艾瑞利其中一本暢銷書亦是關於不誠實的行為：《關於不誠實的誠實真相：我們怎樣欺騙所有人？》，筆者亦是受騙者之一，我購買並且閱讀了這本書。

先後有一百五十名作者與吉諾合作過，現在他們走在一起，重新檢視過往論文的數據。吉諾並沒有站出來獨力承擔責任，那些共同作者的反應是不能理解的，與其坐以待斃，被人揭發，不如先發制人。

如果學術界不能嚴肅地處理這事件，進而亡羊補牢的話，我恐怕類似事件將會持續不斷地發生，那麼人們對所謂科學研究的結果都只能半信半疑。很多學者已經提出一些改革方案，例如要求作者在發表論文時公開數據，讓其他人檢查和重新分析。

我們都是雙面人嗎？

在這裡筆者會探討這樁事件的另一個層面：為甚麼揭露不誠實行為、宣揚道德倫理的學者，竟然會是偽君子呢？當他們表裡不一致的時候，這會產生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這種感覺難道不會令他們內心很不舒服嗎？

事實上，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舉例說，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是一位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1985年至1988年他擔任教育部長，後來在大學教授哲學，而且活躍於政界和傳媒，他曾經撰寫過許多宣揚保守派道德價值的書籍，例如《美德之書》、《道德指南》……筆者讀過他的書，亦曾經受過他的影響。可是，在2003年他被揭發是一個病態賭徒，經常到拉斯維加斯搏殺，前前後後輸掉了數百萬美元，最搞笑的是，他曾經高調地反對開設賭場。醜聞曝光之後，他解釋自己的賭博習慣並沒有影響自己的正常財務運作。

特德‧哈格德（Ted Arthur Haggard）是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新生命教會的創始人和前牧師，又擔任過全國福音派協會主席。他曾經宣揚基督徒具有更優越的性道德、更好的性生活，並且高調地反同性戀。正當他的聲名如日中天之際，2006年一名男妓聲稱哈格德跟他在三年裡面發生過不少次性交易，而且哈格德購買和使用冰毒。起初哈格德否認所有指控，但最後還是承認了。

其實，我也是貝內特、哈格德、吉諾、艾瑞利！嚴格地說，幾乎所有人都是雙面人，都是Dr Jekyll and Mr Hyde。心理學家榮格（Carl Jung）洞悉人性的弱點，他認為人類的內心有兩部份，一個是理想的我，一個是陰暗面（Shadow）， 人並沒有自己想像那麼良善，這陰影形成了一個無意識的障礙，我們經常在兩者之間徘徊和掙扎，當陰影很大的時候，為了壓抑自己不理想和不願意承認的一部份，我們會無意識地將自己的陰影和缺點投射到他人身上。這種做法並不會增加認知失調，相反，這會令到自己內心好過一點。當我站在道德高地批評人家不誠實、不道德行為的時候，這會淡化甚至掩飾了自己的不誠實、不道德；難怪往往最專橫的政權，會批判人家才是霸權主義。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言行溫和，不完美，甚至有明顯缺點的人，才是比較真實、比較值得信賴的人。

也許會有讀者認為我是過度解讀，或者吉諾和艾瑞利的心理狀態並沒有那麼複雜，他們無非急功近利，目的是以速成方法躋身於天下高手之列。若果要知道真相，我有一個建議：讓他們吃下周星馳發明的誠實豆沙包！

《科技與惡的距離：AI性愛伴侶、人造肉、人造子宮和自主死亡，它如何改變人性和道德，影響現在和未來的我們》
（Sex Robots & Vegan Meat: Adventures at the Frontier of Birth, Food, Sex & Death）
作者：珍尼．克利曼（Jenny Kleeman）
譯者：詹蕎語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墨刻出版
出版年份：2021年

科技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嗎？

對於不能如過去般掌控女性的男人、因受騙多次而不想再與女性談情說愛的男人，又或是有性暴力傾向的男人，性愛機械人的誕生真的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並且保障女性免受傷害嗎？本書作者反對推出性愛機械人，認為它非但不能阻止真正的女性受害，就如兒童性愛娃娃的出現會帶來不良後果，性愛機械人反而會鼓勵人做出損害及虐待真實女性的行為。她慨嘆比起根治問題，人類慣常選擇創造某樣商品來轉移傷害。人類過度信靠機械人的結果不但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遭破壞，機械人一旦被黑客入侵，它的使用者將面對非常可怕的羞辱及傷害。

離開製造性愛機械人的工場，作者又帶大家進入培植肉的實驗室，為大家介紹這一門以「拯救地球」為噱頭的人造肉生意。或許有些人造肉研究員真的想拯救生物，但有的只是想證明他們可以做到某些技術，並且賺錢，更希望人造肉可以取代天然肉類，但作者認為拯救地球最好的方式是少吃肉，而不是製造人造肉。她提到「植物基的素肉商品是超級加工食品，其中添加的合成物多到令人咋舌」，而她品嚐過的人造雞蛋，更是「添加的成分多到像一個化學實驗的材料清單。」至於實驗室出產的培植肉其實並不環保。作者也點出人造肉會為人類帶來危機：一旦培植肉成為主流，人們只會更依賴特定的科技或公司，來生產那些本來我們可以自給自足的食物，如果殺生令被明令禁止，大家想吃肉品的話，便將轉而依靠科技，進而削弱自己的權力。

動物肉有被取代的一天，那麼母親生兒育女的天職，又會否有被取代的一天？現在有些女性為了工作、身材等各種原因，把妊娠外判，有些男同性戀者選擇與同性伴侶廝守之路，卻又想有下一代，於是亦需要出錢租用女性的子宮，但如果有天人造子宮「生物袋」真的研發成功，可以讓胎兒從受孕到出生都是「體外發育」，那麼，母親的身份將會有何顛覆性轉變？要知道，因著人工受孕的出現，母親的身份已經變得四分五裂。研發生物袋最初是想拯救早產嬰兒，原意是好的，但本書有不少篇幅，都會讓大家不禁深思，善意的科技到了人的手上都會變質，特別是在身體自主意識高漲的年代。

性愛機械人如是、人造肉如是、人造子宮如是，自主死亡也如是，只要人類一日希望控制環境、食物、身體及彼此，以上四個範疇都會有不少科學家投入精力研發，好讓大家尋找出替代方法，然而，這些科技只會讓人類遠離自然、整個世界及彼此。

科技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嗎？作者說得好：「……創新科技，本是用來解決問題的，但這些問題的根源卻是科技本身。」

回顧一下近五年明光社雙月刊《燭光》的內容，網絡與媒體、新媒體的議題突然增加了，由電競、假新聞、直播，到元宇宙、AR（擴增實境）、虛擬偶像，我們好像在網上經歷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加上近年社會政治環境變化，我們多了很多新的日常，不但工作、課程、活動在網上舉行，甚至對社會的意見也是在網上發聲。媒體亦十分重視網上的討論和故事，很容易就將不同的內容推上報章，如轉載網上討論區的內容，商家由以往拍15秒的廣告，改為花時間拍網上短片、甚至長片，介紹概念而非產品。如此種種的改變，我們該怎樣去分析和想像未來的發展呢？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自2021年開始做一個「非科學調查」，找了一批人去想像數碼科技如何改善人的生活，受訪者分享到他們所想像的2035年會是一個怎樣的美好數碼新世界。[1] 數以百計、來自不同行業的受訪者，在調查中回答指定的問題，在合共過百頁的「回應」中，他們表達出對未來世界的想像，有趣的是，他們提出幾個科技發展的方向和願景時，同一種科技，既可帶來便利，也會帶來隱憂。我們先看看他們提出的幾個方向，再討論一下有關的問題，科技能否解決。

1. 建立更好的網絡空間

大部份受訪者認為透過新的工具，可以令大家在更安全的環境下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人工智能可以更有效地將有問題甚至有害的留言刪除。不過我們一聽也知道魔鬼在細節，誰管理留言區的內容，也容易被形容為操控，我們怎樣可以令人在安全的環境下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其實甚難，部份留言如果內容非常尖銳，影響到現實政府的權力運作，該如何處理？我們看到疫情期間，有社交網站主動禁止發佈一些關於疫情的陰謀論，又或者有部份政府會就禁止仇恨言論立法等等，可見不同地方有自己的規矩，我們要討論的除了是介面是否容許有言論自由的空間，還要討論這個社會對言論自由應否有一條全面又有共識的底線。

2. 建立有效率的社群

近年不少人發現社交網絡平台可以結連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可收集、整合資料，甚至互相交換意見，成為有益的群體；不過我們也發現使用同樣的工具，可以集合一些破壞社會的組織和群體。不少受訪的科技專家建議應該使用人工智能去幫助一些能產生正能量的社群，同時提前發現有問題的社群並將之消滅，令社會可以成為更美好的世界。現時社交網站也會刪除某些特定主題的分享，例如分享自殺方法，減少網民因為互相學習自殺方法而帶來悲劇。不過，我們也同樣要問，如果進一步實施類似的措施，社會如何決定甚麼是好的群體，甚麼是壞的群體？

3. 為每一個人充權

不少受訪者認為未來的世界，每個人應該可以在網上有足夠的主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投資，有自己的網上身份、私隱，亦可以透過人工智能，用自己的語言與不同國家的人溝通，甚至可以參與不同的政治決策活動，表達意見。

近年互聯網不同的新發展，例如加密貨幣，區塊鏈等技術，令人產生很多新想法，當中除了可以解決一些舊有技術的問題外，同時亦帶來一些新的可能性，例如人可以有實名和匿名等不同的身份，網上的資料可以安全地存放在不同地方，新科技可以令數據得到更好的保護。[2] 我們或許會問這些科技會否持續發展，而同時我們亦會問：不懂得新技術的人會否被淘汰？

4. 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承接上一點的討論，很多人認為疫情無疑為社會帶出了有關工作和生活的新想像，例如人是否一定要在一個指定的地點工作？工作時間又是否必定是在指定時間？網絡可以怎樣為人的生活提供協助？網課、網上會議，甚至網上崇拜能否取代面對面的活動？當中如何混合（例如同時有面授課堂和網課）才能產生最大的效益？這一切已經成為很多人對未來的新想像。另外，會否有些新的工作模式因此而出現，改變舊有的模式？當然這又同樣涉及很多人在工作上轉型，當在網上有很多事情都變得可能，很多工作，例如銷售，原來可以透過人工智能來完成，那麼人類還可以做甚麼呢？

5. 處理更複雜的問題

有了不同的虛擬視點、人工智能等技術，很多以前只能用人腦做的「沙盤推演」活動，[3] 可以紛紛改為用人工智能模擬出來。我們未來更可以透過科技做出更多改善人類生活的事情，例如有效使用能源，當所有家具都與互聯網接駁，便能在最省電的情況下，使用空調、電燈等電器。人類甚至可以透過人工智能，更有效地研發和生產疫苗。當然不少人也會擔心到時會不會出現一種情況：到底是我們控制機器，還是由機器控制人類生活，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想像到，在新的網絡世界下，我們有更多的可能性，但人與機器如何調和，這將會成為未來世界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總結

回到今日，我們不難發現社會的討論仍然停留在網絡騙案、交友色情陷阱、網絡安全等問題，但我們是否知道今日的孩子其實已經活在一個與以往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不過我們不難發現，雖然社會口口聲聲說重視科技發展，但對於科技的基建，以及社會各界對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的認知仍然不高，導致很多人進入科技世界，卻不知道科技世界的危險，從而衍生出不同的問題，也不懂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明光社在2020年底至2021年推出「有品上網」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倡議良好網絡公民的八大數碼生活技能及良好品格和態度，我們製作了教育單張，[4] 還有多條品格教育動畫短片，[5] 有關資源以小學生及家長作為對象，當中提供了使用互聯網的幾個重要原則。「有品上網」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是由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華永會） - 2020年度慈善捐款「生命教育」計劃贊助。有些互聯網的使用原則，例如在網絡上要有同理心，學習建立良好的數碼公民身份，有批判思維分辨不同資訊等等，其實今日對所有網民也同樣重要。面對互聯網和新媒體，我們認為社會大眾必須先多些學習和理解，之後才可以更有效提出好的政策，或者相關的倫理討論。若沿用以往的思維去想像未來的問題，只能解決表面的問題，未必能處理當中更多複雜的情況。

教育單張

品格教育動畫

（本文原載於第147期〔2022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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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nna Anderson and Lee Rainie, “Visions of the Internet in 2035,” Pew Research Center, last modified February 7,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22/02/07/visions-of-the-internet-in-2035/.

[2] Ryan：〈【硬塞科技字典】什麼是區塊鏈（Blockchain）？〉，INSIDE，2016年7月6日，網站：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6699-what-is-blockchain（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3] 沙盤推演，原指軍事行動前在沙盤上模擬作戰策略，以分析戰略利弊，後來多用於對事情的發展、結果進行的模擬評估，以掌握事情的演變及達成預期目標。參〈沙盤推演〉，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28994&la=0&powerMode=0（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4] 〈有品上網我至叻　做個負責任的網上使用者〉，明光社網站，2021年10月，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myimage/files/misc_activity/20210126_project_wisewebusers/n11842_webwiseusers_leaflet.pdf（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5] 〈品格教育動畫〉，明光社網站，2021年，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project/2021/wisewebusers/section/video（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難為正邪定分界》是40年前的流行曲，但當中包含的矛盾歷久常新，這個世界太複雜，人心狡詐、資訊氾濫、再加上我們自己的情緒和經歷、以及種種似是而非的邏輯，往往很容易令我們墮入迷宮，被其他人、甚至被自己所欺騙，因此，學會分辨、學會分析，才能夠令自己不會那麼容易變成糊塗人，更不會輕易被人愚弄。但無論我們多謹慎，有時亦無可避免會犯錯，不過，錯了一次、兩次尚情有可原，倘若一錯再錯，別人不取笑、甚至不指責我們，恐怕自己亦無地自容。當然，若果你覺得錯是自然不過、甚至「理曲氣壯」、享受「執迷不悟」的話，今期《燭光》對你恐怕並無幫助！

在互聯網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中心，沒有手機出門舉步維艱的年代，要學習分析和分辨，必須先從社交平台開始，特別是網上一些「不能不看」、「又爆又吸睛」，令人按捺不住要盡快昭告天下的訊息和新聞，不改掉「不想執輸」的心態，恐怕以訛傳訛只會是我們的宿命。要令自己學習停一停、想一想，靈修和靜觀會是一個不錯的入門，能夠「靜」就有更大的空間、更多的時間讓自己「觀」。惟有學會觀察自己、觀察別人，我們才不會單單被自己和別人的表面所蒙蔽，正如人與人之間的愛和感情有很多不同的種類和層次，從小學會分辨便能建立更健康的人際關係。而作為信徒，當我們學會觀察世情，我們才有能力去回應繁複的世情，對社會問題表達意見的時候有理有節，而不會令人覺得我們閉門造車、自言自語，有能力在紛亂的世情之中站立得穩，不會那麼容易沒頂。

互聯網發展至今，無可否認在傳播訊息、互動交流方面，它是十分有威力的工具。然而，當發佈者惡意地利用它去發佈虛假的資訊，而接收者又沒有戒心，未對訊息加以查證就相信，並於社交媒體分享時，這會令虛假資訊廣傳，並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具破壞力的言論

聯合國大會在2021年曾表示對「仇恨言論在世界範圍內呈指數級傳播和擴散」（“the exponential spread and proliferation of hate speech” around the world）的擔憂，議決了要打擊「歧視、仇外行為和仇恨言論」，並宣佈2022年6月18日為首個「打擊仇恨言論國際日」，[1] 而在2022年聯合國亦為此召集了一次非正式高級別會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就曾公開呼籲：「仇恨言論煽動暴力，破壞多樣性和社會凝聚力，威脅國際社會渴望加強團結的共同價值觀和原則。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助長仇恨言論，使其跨越國界傳播。在新冠疫情期間，針對少數群體仇恨言論的傳播進一步證明，許多社會極易受到仇恨言論所宣揚的污名化、歧視和陰謀的影響。」[2]

社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WhatsApp等……人們總會自行結集很多不同的群體，網絡就便利了各有不同喜好的網民，各自組成交流意見及觀點的平台，自行創作內容，並且在平台上發佈。因著社交媒體「演算法」的發展，它把社交媒體的用戶喜好計算出來，把他們喜歡看的內容推送給他們，也就慢慢令用戶一味接收單一立場訊息，這亦成為了人們缺乏機會接觸和接納多元意見內容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網民長時間待在社交媒體中，只接收與自己價值觀相近的訊息，形成了「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依據用戶的偏好提供個人化新聞，造成更大的迴聲室效應。[3] 這令社會的意見走向兩極化，「非友即敵」的氣氛也容易形成。

異類容易遭圍攻

這種「同聲同氣」的氛圍，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一起不喜歡，而在「迴聲室」裡會比較容易出現對同一目標群起指責、謾罵或欺凌的情況。網絡上的欺凌者由於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也可能因為本身與被欺凌者沒有真實地接觸過，他們或會因為誤信錯誤的資訊，而肆無忌憚地在網絡上羞辱別人。有別於昔日報刊上的猛烈抨擊文章，網上的一篇仇恨言論文章往往可以長久留存，更可被瘋傳，這對當事人的傷害可以是很大和很長久的。

為甚麼會有「仇恨言論」的出現？其一大可能是人們想抬高自己，再針對與「自己」不同的人給予負面的評價。因此，在種族、性別、性傾向、膚色、信仰、出身等不同的背景下，都有可能出現區分「自己人」與「他人」的情況，人們會透過文字、照片或符號來貶低與自己不同的人。而仇恨言論亦容易因個別的事件被推論到該人士所屬的群體，當事件進一步發酵，該族群就會被抹黑，若有人再加鹽加醋，事件就會在網上流傳，形成網絡上的「仇恨言論」。[4]

如上文所言，社交媒體中的「迴聲室」和「演算法」就是很好的養份去滋養這種「排外」的心態，人們亦樂於逗留其中，並且進一步令自己更少機會去接觸不同的聲音。那麼，我們可以如何對抗「仇恨言論」？其實「仇恨言論」是一種「斷言」，很多時都不是基於事實，只要我們客觀的從多角度去觀察事情，理性地找出理據（如歷史或數據分析等資料），就能反駁這些「斷言」。

別待在新聞孤島

如何能避免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斷言者」？我們要避免身處於「新聞孤島」中，即避免只從社交媒體中獲得極端、片段式的媒體內容，因為這些群體所傳的資訊，很可能早已經過篩選，刪除了一些「自己人」不喜歡的新聞來源和報道，就像剔除政治觀點不同的網友一樣，群體只是「一言堂」，說來說去都只是一些和應自己的言論。

就如聯合國所提及：無論是國家、公司、媒體、信仰領袖、教育工作者、文明社會中的行動者（actors of civil society）、仇恨言論的受害者、青少年或者是任何一個人，我們在道德上都有責任去反對、打擊仇恨言論。然而，我們在行動之先，首先要習慣小心辨別和查證資訊，亦要了解資訊的影響力，並擴闊自己的視野，以免我們在社交媒體及網絡上誤傳訊息。若凡事只認為自己才是對的，以自己的立場為先而不願意看其他的資訊，就容易在網絡上誤信流言，並出言傷害了別人也不自知。

資料庫

新冠疫情引爆仇恨言論

「2019冠狀病毒病不會理會我們是誰，我們住在哪裡、相信甚麼，或者有甚麼區別……然而大流行卻持續地引發仇恨、仇外、找代罪羔羊與散佈恐慌行為的海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0年5月曾公開表示，新冠疫情引發仇恨行為。他指出反外地人的情緒在網上和街上升溫；新移民和難民被歸咎為病毒源頭，甚至被拒絕而無法接受治療；有可恥的網絡迷因提出長者是無關重要、可有可無的；有記者、醫療人員等因他們的工作而成為眾矢之的。他呼籲國際社會抵制仇恨言論。[5]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粗略來說，人們對歷史變遷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歷史循環論，「太陽底下無新事」、「古老當時興」這些說法代表了這種歷史觀。另一種是歷史線性發展論，或者是歷史向前發展論，「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等說話代表了另一種歷史觀。筆者認為兩種觀點都有點道理，往往歷史變遷是進兩步、退一步，亦是新中帶舊、同中有異。

閱讀了以上的引言，也許讀者以為我又再談論世界大事，非也！這一次我只是想談一談一個與我們日常生活比較有密切關係的題目：電腦。

現在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種漸漸盛行的電腦服務，雲端計算是將數據儲存和運算功能交託給提供服務的公司去處理，用戶毋須直接主動去管理電腦資源。數據儲存和運算系統分佈在不同的地方，這樣做不單只分散了風險，而且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其實，這並不是一種完全嶄新的觀念，在很多年前已經有類似的客戶端伺服器模型 （client-server model），在這種模式下，客戶端的電腦只是通過網絡去輸入指令，真正負責運算的電腦是遠端的公司伺服器。而現在雲端計算更加推前一步，很多公司索性不再裝置和管理自己的電腦伺服器，而是將全部東西外判給雲端計算服務中心。

這歷史溯源並不是到此為止，其實，在客戶端伺服器模式出現之前，最初的電腦運作模式是建基於主機（mainframe），最普遍的主機是萬國商業機器（IBM）的產品。這已經是上世紀60至70年代的模式，那時候，一般用戶並不能接觸真正的電腦，他們可以操作的東西名叫啞終端（dumb terminal），啞終端只是一個螢光幕和一個鍵盤，用戶在啞終端輸入指令，資料儲存和運算都是在遠方的主機裡面進行。

上世紀80年代個人電腦興起，資料儲存和運算轉移到自己的電腦，很多人興奮不已，特別是崇尚個體自由的美國人，個人電腦令人感覺良好，因為這股潮流好像是打破了IBM等大型電腦公司的霸權。後來人們意識到個人電腦的限制，在90年代隨著互聯網的發達，客戶端服務器模型成為了電腦界的新寵兒，當然，人們並沒有完全走回頭路，個人電腦已經變成了幾乎是家家戶戶都擁有的必需品。不過，若果細心觀察的話，你會見到雲端計算、客戶端伺服器、IBM主機都是基於同一概念。

另一個有趣的電腦界現象是編寫程式和毋須編寫程式的交替，上了年紀的人都會記得，最初操作電腦是需要編寫程式，或者要打字去輸入指令，1979 年，施樂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開發了第一個圖形用戶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原型，1984年蘋果電腦公司將圖形用戶介面引進了麥金塔（Macintosh），自此之後，用戶可以輕鬆地採用點擊（point and click）、拖動（drag and drop）這些簡單容易的方法去操作電腦，編寫程式不再是必要的技能。

然而，近年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成為重點科技，於是乎學習編寫電腦碼又再成為熱潮， Python 、R是炙手可熱的電腦語言，一位學生曾經對筆者說：「僱主不想聘請只懂得採用圖形用戶介面的數據分析員，他們要求編寫電腦程式的技能。」我有不同的看法，筆者已經走過上述的年代，其實大部份數據分析的工作都可以快捷地通過圖形用戶介面去完成，如非必要，我不會編寫電腦程式。

有趣的是，現在很多公司都指出：聘請電腦程式編寫員的成本太高，他們轉而尋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no code or low code）的應用軟件，例如現在微軟公司、TIBCO等科技龍頭致力於研發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系統，自然語言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語言，例如中文、英文，數據分析員可以對電腦系統發出這樣的指令：「分析美國股票市場十隻藍籌股在過去10年的走勢，並且作出預測。」如此一來，數據分析員便毋須編寫電腦程式。其實，你毋須要等待科技龍頭發展出成熟的自然語言處理系統，現在你可以採用一直行之有效的圖形用戶介面，也可以做到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正如中文俗語所說：「何必深山求靈藥？此地已經有神仙。」

對於電腦界這種逆轉，我毫不感到稀奇，因為人性的傾向都是捨難取易。當然，這並不是返回原地的循環，雖然這種轉向仍然是追求沒有編碼或者很少編碼，但是將來的使用者介面會更加方便，用戶可以乾脆採用自己熟悉的語言。我突發奇想，下一步會是甚麼呢？會不會連說話也不用說出來，電腦就可以直接知道我的想法，然之後我便心想事成呢？很多年前瘋魔全日本的動漫《IQ博士》敘述主角發明了這種讀心的機器，結果造成了一些尷尬的場面，因為IQ博士有些想法是不可告人的。

鑑古可以知今，因為歷史裡面的確有循環的軌跡；但在循環之餘，又是更上一層樓。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本地歌星、歌唱組合等偶像近來又開始紅了起來，人們瘋狂的去追星、炒賣演唱會門票、凌晨到商場「霸個好位」等第二天偶像的出現……這些情況彷彿在香港已很久沒出現了。但為何現在又會再次出現？現在的「星」與以往又有甚麼不同？他們是如何被捧出來的？時代的轉變，我們可以留意兩方面的演化：媒體與文化，它們的改變令造星文化的「主動權」也改變了。

從遠在天際到近在咫尺

以往，在未有互聯網或互聯網的互動發展沒現在那麼強的年代，偶像的塑造過程可以說是由各大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所控制，它們與大眾傳媒機構的關係，影響著藝人們的形象及星途。藝人們的形象、歌曲，經由公司設計，再由大眾傳媒報道出來，這也是觀眾對藝人們所認知的訊息，觀眾對藝人的認識，也只限於收看這些媒體資訊。最多，也只是通過一些偶像同樂會，可以比較近距離與偶像互動，偶像也能透過這些聚會和粉絲交流。但，這些距離還是有點「遠」。

不過，透過互聯網社交網絡的逐漸發展，大家都有了發放訊息和互相交流的平台。偶像的生活，他自己可以每天發放；作為粉絲，可以在社交平台加入偶像的專頁、討論區，又可以在Instagram追蹤偶像。偶像每天可以主動發放訊息（當然不少專頁背後也可能有專業人員計算、設計發放的內容），回應社會及抒發感受。而「偶像」——這些以往是遙不可及的「天王」、「天后」、「巨星」，現可以天天見到他／她的分享：工人姐姐煮早餐仍是煮得很不堪、做gym（健身）做到「爆汗」為了瘦身……我們可以看到歌神吃甚麼早餐，天后自拍大汗淋漓的相片，作為粉絲可以留言鼓勵他們，或者給一些「心心」，來個「讚」……最重要的是，曾是有很遠距離的偶像，像「神」一般，現在卻讓人感到他們是「人」，有情緒、有好惡。

「真誠」的感覺才是最重要

美國女創作歌手Taylor Swift，亦是當今影響力巨大的歌手，在2008年甚至更早的時間，她已經開始用社交媒體直接與歌迷交流，[1] 更曾親自安慰被欺凌的粉絲。[2] 她曾說：「未來，藝人能拿到唱片合約是因為有粉絲——不是有唱片才有粉絲。」她洞悉了一個在網絡世代中的要訣，她的音樂帝國力量是來自於網絡粉絲大軍，她與這些粉絲的關係，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如「朋友」般的交流，她把自己的名氣「結合親密感與坦誠感」。[3] 亦因為這樣，有部份現時的「星」，也是在網絡上以自己的才華，吸引網民追蹤，再引起傳媒關注，這顛覆了以往由唱片公司招攬及宣傳新星的程序。

「主動權」流向觀眾

早年，韓國開始了Produce 101、Super Star K節目，前者似香港的選秀節目《全民造星》，參賽者透過不同類型的歌舞比試，成績優異者可以獲選然後組成組合出道，而後者則似香港的《聲夢傳奇》，透過歌曲比拼以獲得經理人公司的合約。[4] 這種造星節目加入了觀眾可在互聯網評分的元素，觀眾看著自己支持的少男少女本來不太起眼，但透過節目的比拼及地獄式特訓環節，慢慢蛻變走上成功之路，對他們的寵愛自然有增無減！對有關節目來說，觀眾的寵愛是收視率和點擊率的保證，而他們出道後的歌曲、電視劇及廣告都會有一定的支持度。這些情況，我們可以從兩隊男子組合MIRROR及ERROR（成員均來自《全民造星》）出席於屯門市廣場舉行的電視台奧運宣傳活動可見一斑。[5]

造星機制是否公平？

然而，將參賽者能夠升級的重任交給擁有雪亮眼睛的觀眾，「公平」便變得十分重要，正正因為觀眾相信自己追捧的小鮮肉和小女神的星途是在自己手中，所以就會特別投入，為他們付出的，也可能特別多。內地選秀綜藝節目《青春有你》的投票機制與奶製品飲料掛鈎，粉絲需要購買該飲料，掃瓶蓋內的QR Code才可以投票，於是就有支持者斥巨資購入大量飲料，僱人開蓋掃碼，並把喝不完的奶直接倒掉，這剛好觸犯了中國的《反食品浪費法》。這種行為引起了輿論批評聲音：「把牛奶倒溝裡」、「別把青年人帶溝裡」。節目也在一片批評聲音下暫停播放。[6]

而韓國方面，2019年也爆出了Produce 101系列節目曾偽造數據，影響了「練習生」（參賽者）的淘汰名單，製作人更被判有期徒刑。[7] 我們可見這些造星節目背後的利益和商業瓜葛都可謂千絲萬縷，背後投票機制亦可能與商業營銷模式掛鈎，粉絲盲目追捧偶像的情況也可以極之瘋狂。

節目有令人動容的一面

從正面來看，透過互聯網，我們與這些有才華的藝人、造星節目參賽者的距離真的拉近了很多，可以支持對方，甚至可互動溝通，透過這些機會，我們看到平凡的人能有機會透過磨練，一步一步發掘其潛能，當中付出不少汗與淚，衝破了恐懼與困阻，勇敢地踏上進步的階梯，能有機會被關注和發揮所長。那些無論是比賽片段或是真人show的片段被拍攝下來後，使觀眾看到後被感動。這不單使彼此的距離拉近了很多，相信也鼓勵了不少人，知道向著目標努力進發，平凡人也會有發光發亮的機會，令自己向星的距離邁進了一步。

（本文原載於第140期〔2021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一宗幼兒被虐致死的新聞轟動全城，令原本打算今年結婚的詠芝備受壓力。詠芝的男友明輝是離婚人士，四年前跟前妻分開，並獲得當時六歲兒子浩然的撫養權。明輝和詠芝拍拖兩年，打算今年底結婚，本來浩然一直由嫲嫲照顧，但由於老人家無法教孩子做功課及溫習，因此，明輝打算婚後接回浩然同住，並交由詠芝負責照顧和教養。 雖然詠芝很愛明輝，但是，對於婚後要擔任繼母的角色，顯得有些憂慮，加上這宗父親與繼母虐女致死的新聞，令詠芝的家人反對這段婚姻，覺得社會對繼母的負面觀感對她不公平，希望詠芝可以嫁給初婚並沒有子女的男士。

詠芝不知應該怎樣做，一方面她喜歡浩然，大家的關係也不錯，但另一方面，她亦擔心自己沒有照顧小孩的經驗。事實上，詠芝的憂慮是很多初婚女士與再婚男士結婚會面對的挑戰，她們擔心婚後便要擔任母親的角色，恐怕應付不來。但其實，詠芝毋須給自己過大的壓力，只要繼續與浩然保持良好的關係，於管教事情上，事先與明輝有好的協調和溝通，互相分工，相信假以時日，她是可應付得到的。

管教孩子要分工 建立關係勿急進

一般而言，由原生父母負責管束及懲罰孩子比較有效，因為小朋友會覺得，繼母與他非親非故，無權管他，因此，建議詠芝先擔當同行及陪伴者的角色會比較好，先與浩然建立如朋友般的關係，主動關懷，做好照顧者的角色；至於嚴謹的管教工作，則盡量交由爸爸承擔，尤其是當浩然在學校有違規行為時，最好由爸爸處理，詠芝可以多做聆聽及勸導的工夫，減低浩然的抗拒感，這樣才能慢慢建立親子關係。

根據外國的研究顯示，再婚家庭需要三至九年時間過渡，一般而言，繼父／母相對再婚配偶的原生子女關係較疏離，不要期望自己能完全取替原生父母，因此，繼父母的親子關係不宜太過急進，否則容易有反效果，令子女抽離。小朋友很多時是非常單純及直接的，誰人真心待他好，他會感受到的。

浩然最初可能會不接受這個新媽媽，覺得她只是爸爸的愛人，與他無關，加上自己的媽媽仍在世，卻要叫另一人做媽媽，令他非常為難，怕傷了原生媽媽的心。因此，最好婚後仍容許浩然以「阿姨」稱呼，這樣，可減低孩子的抗拒感，加上詠芝持續的關心及照顧，人心肉做，相信他會慢慢地接受這個新媽媽。再婚家庭成員必須用愛心及耐性來共同經歷，不能操之過急，才能創造屬於你們的快樂回憶。

我們對網絡和手機的依賴已走上了不歸路，它彷彿已成為了我們的另一半，大家了解這一半嗎？

設想有一天，網絡被政府或網絡公司全面控制；手機被駭客入侵，取得我們儲存在雲端的身份證明、銀行存款、醫療記錄、公司文件、紀念照片……我們會陷入怎樣的危機？這些情境和疫症一樣，有時看似遙遠，忽然又可以近在咫尺。

當然，大家可能認為自己只是「上上網、玩玩game」，不會出甚麼大問題，不過，由於網絡上排山倒海的訊息和遊戲太多、太快、太吸引，加上疫情下大家在家工作和減少外出，手機和網絡更成為我們和外界聯繫最重要及最緊密的工具，我們的警覺性難免有時抗疫疲勞，「中了招」也懵然不知，網絡成癮的又豈只是小朋友和年青人，家長可能才是重災區。

其實不斷為手遊課金、被遊戲的價值觀潛移默化、受一些政客、KOL（關鍵意見領袖）和討論區影響，令我們分不清哪些是事實、哪些是觀點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愈多使用網絡，愈應該花更多時間了解網絡，否則，誤踏地雷是早晚的事。今期《燭光》很想和大家撥開少許雲霧，一起在網絡和手機的世界保持清醒，不要真的將它變成自己的另一半，要在網絡逍遙遊，不要讓它變成自己的迷宮。

另一方面，在疫情和社會政治的衝擊下，香港人變得愈來焦躁、不安，我們亦希望能和各位家長、教會和機構的負責人一起反思，如何常常保持警醒，帶領子女和會眾共渡難關。

今年中秋，本來是疫情緩和後的一個快樂假期，可惜一宗中三學童自殺事件，再次令社會響起「開學自殺潮」的小警號。一名居住在長沙灣的學童因為沉迷手機遊戲，以致令學業退步，他在復課後被老師發現上課時玩手機，最終他被沒收手機兼記缺點，孩子因此自尋短見，離開人世。

母親對於孩子沉迷手機，想好好幫助他，老師見他上課玩手機，所以沒收，一切情節都在成人世界中看似理所當然，不過在孩子的世界中，遊戲大過天，特別是疫情期間，大家時間又多，連之前不斷說打遊戲機可以成癮的世衛也衝出來說鼓勵巿民留家打機抗疫，孩子們因此沉溺打機，也是順理成章。

疫情當然有緩和的一天，學校總會有回復正常的一日，復課的日期可以決定，但孩子打機卻不是收放自如的。當大家在家工作抗疫疲勞時，打機可能是一種可以令大家留在家中時和平共處的方法，但當一切回復正常，我們就得想想要怎樣斷癮。而不少參與戒癮工作的朋友也提醒我們第一件事，要將任何成癮行為切割之前必須先確保安全。

以往有些戒癮方式，會將人困在一個安全的地方，讓他在幾天裡經歷斷癮的辛苦，之後慢慢回復，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快，但危險性高，因為在癮起的階段人的情緒容易失控。近幾十年發展下來，慢慢出現一些理性的方式，先讓成癮者了解自身情況，再嘗試幫他訂立可行計劃，慢慢將沉溺行為減少，例如原本一天打機八小時，可能改為六小時加一小時運動和一小時看電視，再每週／每月逐漸減少他的打機時間直至正常水平，過程中亦會因應他的情緒變化而改變計劃。

上一代對打機沉溺者的激進戒癮方法：剪電線、掉遊戲機，在今日的社會中，看來並不安全。孩子青春期，特別是初中，身心靈就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之中，每個人的抗逆能力差距可以很大，作為成年人，耐心地陪伴他們進入成人階段的最後一段路，給予他們多些支持，令他們有動力成長，雖然比起簡單的「行政措施」所花的時間較長，也較消耗心力，但為免出現不必要的悲劇，相信這一切也是值得的。

新冠肺炎疫情下，最多人關心的除了防疫裝備外，更多人關注的是通訊工具，由於在家工作情況普遍，網絡會議工具、軟件突然大行其道，開一個會動輒用上半小時，隨著免費工具加長了開會時間，可以用得更久，因此過程中也常鬧出趣事（瘀事），以下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想想應怎樣處理：

1. 如廁時或只穿內衣參與會議

有人參加網絡會議時，竟然一邊開會一邊去洗手間，即使關閉鏡頭，與會者看不到他的樣子，但沒想到沖廁聲會傳到其他人耳中；也有人在參加網上會議時，只穿內衣或如廁時將鏡頭對著自己的臉，以為這樣就很安全，但有時手機鏡頭一轉，所有人都知道他穿甚麼或在洗手間內。對這些事的觀點言人人殊：有些人以為不出影像就可以接受；有人認為去洗手間前向與會者發個訊息就可以，不用帶手機入洗手間內。其實除了從衛生角度出發，更要考慮觀感，應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2. 隨意分享畫面

有些人在使用分享畫面功能時，未有小心收好不該給他人看的內容，如網上購物版面、網上八卦新聞版面、甚至與其他人的對話，分享出來之後才慢慢在所有人面前挑選要分享的內容，其他與會者看到這些內容，不免會感到尷尬、突兀，也令人覺得分享畫面的人事前沒有好好準備、不夠專注和專業。

3. 家人亂入亂說

有時候在家工作，孩子、配偶或者父母穿著睡衣、內衣在鏡頭前面出現，也會帶來一些尷尬，特別是在開工作會議時，可能家人並不知道素來自由自在的家突然變成了會議室，隨便說話、甚或講別人壞話、又或者孩子的出現會引來一陣喧鬧，打亂了整個會議。因此，使用網絡會議工具之前，最好和與會者及家人預先說明一下，讓大家有心理準備，也減少有關情況出現。小朋友相對比較難控制，可能開會時就要預先騰出一個空間來，給他們一些小任務去忙碌一下，以及拜託其他人照顧他們，之後才去開會。

4. 不斷「疊聲」斷線

網上會議，某個程度像電台節目，不能像現實生活中可以即時回應，有時必須照顧不同與會者家中網絡的速度。發言時要留意，減少「疊聲」的情況，別人說話時就得忍耐一下，待對方說完才說。為了令與會者聽得清楚，講話不能太快，要放慢一點語速，又或者將部份講話內容改為用文字、圖片表達，減少因為網絡限制而出現的表達障礙。另外，網上會議因著不同的人在不同空間，有時要接受一些限制，部份人如受限於家中網絡速度，一出鏡聲音就難以順利傳送，為了節省數據流量令聲音傳送更加流暢，應該讓他們可以不出影像。

5. 忽略私隱保障

開會和會議的內容未必與所有在同一空間內的人有關，例如在家中參加公司的網上會議，家人自然無需要知道會議的內容，因此開揚聲器實在不太好。有老師也坦言不太想出鏡，因為孩子的父母可能陪伴著他們一起「上課」，會有無形的壓力，也有與會者坦言不知道對方確實的位置，因為顯示的畫面只看到與會者的樣子，背景則轉換成圖畫。其實，不論是學習或開會，當使用網絡會議工具時，某程度也假設我們清楚知道與會者是誰，而參加會議者不應偷偷讓其他不相干的人加入。同理，與會者和老師拍的短片、發表的言論，理論上是給其他與會者和同學的，也不應截圖和錄影後放在別處。

網絡禮儀，不外乎尊重和包容，雖然不是在現實世界中見面，會令人遺忘了一些與人相處的規則，惟尊重不應分線上線下，也不應該因著對方不在你的眼前而有所改變。

參考文章：

〈網絡禮儀〉。《燭光》，第130期（2020年1月），頁8–9。

（原文於2020年3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即時通訊工具，例如WhatsApp，WeChat，Telegram，Snapchat等等，看起來很方便，短時間裡即時可以與一個，甚至一群人互動，發放訊息，音訊，影像。但我們甚少思考透過這些工具去傳意，究竟有多準確，在此列出一些使用即時通訊工具要注意的地方，供大家參考。

1. emoji的獨特意思[1]

大家平時使用的表情符號（emoji），其實是由一系列的文字編碼組成，就像我們看到的文字一樣，每一個符號都有其獨特意思，以笑容為例，就至少有10多款（表一）：

你會發現每個表情符號的笑容用英文讀起來，有其獨特意思。例如Rolling on the Floor Laughing（ROFL）就是廣東話的「笑到轆地」，但如果我們單看圖，未必會知道該圖的意思。又例如「快樂地擁抱」（Happy face with Hugging Hands），如果沒有看過文字描述，大部份人也不會知道這個圖是甚麼意思。

除了對圖的誤解或會引起誤會，如果我們使用不同款式的手機，可能就會有不同類型的表情符號，因為這些符號雖然都是根據文字描述來設計，但並不統一，就像字型的情況一樣。你看來很明白的東西，到了別人的手機，卻變成另一個樣。我們再以「快樂地擁抱」為例，看看表二，你不難推測誤會很容易因為這些圖而產生。

2. 自製sticker要想清楚

早前WhatsApp推出了貼圖（sticker）的功能，所謂sticker就是容許使用者自由使用自己製作或者別人預備好的貼圖，直接貼到對話中，方便又有趣。這個功能在別的即時通訊工具例如LINE或Telegram等早已出現，不過由於WhatsApp始終是香港最普遍的即時通訊工具，一時之間令製作sticker的所謂「退地」（將相片的背景抹走）工具，攀上了下載榜的第一位。[2] 不少人紛紛使用自己、朋友、兒女、父母的相片製作有趣的sticker，甚至製成一個系列來使用。

這類貼圖不像一般圖片，一般圖片沒有經過「退地」的後期製作，大部份人都只會將它們當成圖片轉傳，但當圖片一經「退地」變成貼圖，傳來傳去，就難以知道其來源。如果貼圖很有趣，大家就會常常轉傳。外國有一張「成功孩子圖」（Success Kid，在香港被形容為加油圖，見左圖）就這樣傳了好幾年，孩子承認每次被人認出時，也會有些尷尬。[3]

外國就有不少機構關注這種經常將孩子生活照上載的行為，[4] 在德國和法國更會嚴懲將孩子照片放上網的家長。家長必須考慮只將相片在熟人圈子裡分享，或者乾脆不要上載孩子的照片到網上，這可避免相片被不法分子盜用，同時也可以減少孩子長大後被網絡欺凌的機會。

3. 以為傳來傳去很安全

不少人因著使用即時通訊工具，將自己的朋友「分門別類」（因為可以限制朋友有多少時間看傳送的內容），又使用一些「閱後即焚」的工具，例如Snapchat，通訊上的文字，圖片甚至影片出現一段短時間後便會消失，他們就以為這會令訊息傳遞變得安全。現在WhatsApp甚至設有刪除訊息的功能，令大家以為事情會有補救的空間，但事實是網絡訊息的複製很快，即使是「閱後即焚」的工具，也可以有很多方法將即時傳送過來的東西複製。

社會就不時出現這類事件，例如有家長在家長群組傳送色情內容訊息，[5] 又或者青年男女交換自己敏感部位的自拍照，之後被要脅等等。[6] 根據家計會2016年的調查，中一至中六男生和18至27歲男性，分別有10%和9%有在手機裡發送色情文字訊息、圖片或影片訊息，相比中一至中六女生和18至27歲的女性，分別只有4%和3%有類似情況，[7] 情況值得關注。我們得知道，這些即時通訊往還的記錄不但不會刪去，部份工具更會將之永久保存在雲端。此外，若遺失手機亦有機會令這類照片外洩，傳送有關內容明顯就是不安全。

4. 享受褪網的樂趣

即時通訊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但距離太近，短時間內有過多的接觸，令香港人的生活變得更急速，壓力更大。不斷的提示和聲響令人喘不過氣來，甚至令我們感到不適，到了恐懼失去最新資訊（FOMO，fear of missing out）的狀態。[8] 外國有學者指出，要懂得使用即時通訊工具，首先要學會快樂地錯失資訊（JOMO，joy of missing out）。[9] 褪網可以讓人遠離網絡的資訊，並且重新學習面對面與人一起生活，重拾群體，這才是離開那種必須上網，否則會感到孤獨的最佳方法。

不要輕易相信眼前見到的事，特別在這「互聯網過敏症」大行其道的世代。正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何況可能是經過美圖秀秀、甚或是移花接木造成的人面。

網上交友不一定有問題，但和與任何陌生人交往一樣，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而有關金錢和性的要求，莫說陌生人，就算提出的是朋友亦不能輕易答應，因為你／妳根本沒有把握了解他／她的真心，路遙才能知馬力，日久才有機會見人心，愈是重要的事愈需要耐性。

網上欺凌和網上情緣一樣，不要太快下判斷是十分重要的，互聯網的極速傳遞訊息和可以匿名是一個很大的引誘，令人以為毋須負責任和可以炫耀自己的觸角敏銳或辭鋒尖銳。但誰是真正的欺凌者、誰是受害人，靠表面的觀察往往會誤將馮京作馬涼。

民意有時原來也是像霧又像花，當某些政黨和團體受傳媒寵愛，讓它們的意見不斷受吹捧，卻原來不一定是真相，台灣去年底有關同性婚姻的公投，讓大家都上了寶貴的一課，大多數人的心聲往往竟無法傳開！

回到教會群體，作為強調愛心，重視公義的一群，我們在實踐信仰的時候究竟有沒有按真理辦事；我們重視的價值究竟有沒有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出來；我們對待我們的同工究竟有沒有盡力做得更好？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的正是在待人接物上如何求真，而求真是要付代價的，真理不是用來對付別人，而是用來改變自己的。

「家庭價值」一詞常在墮胎、亂倫或同性戀等議題中出現，但很少人能清楚說得出它的內涵。有人認為它不過是「傳統」或保守的代名詞，亦有人為這個詞被任意挪用而感到頭痛。本文嘗試從不同層面講解「家庭價值」的幾個核心內容。

甚麼是「家庭」？

在現代社會中，存在著種種家庭組合，例如小丸子[1]式的六人家庭：爺—嫲—父—母—姊—妹；也有多啦A夢[2]式的三人家庭：父—母—子（外加一隻機械貓）；另外還有由養父母和養子女組成的家庭等。但家庭價值所指的「家庭」往往不是現存社會上的家庭，又或某種特定形式的家庭組合；而是將家庭當成一種「社會部門」和一個特殊的「場所」來看。

「家庭」在這裡的用法，就像我們平日說「大學精神」，「大學」固然不是指中大、港大、私立大學或公立大學。它們只是某一特定的大學和某種營運模式。「大學精神」的「大學」，是指這「場所」和「社會部門」應體現何種精神和價值。

甚麼是「價值」？

高舉「家庭價值」的人主張家庭兼具工具價值和內在價值，可從社會學層面和倫理層面來理解。

社會學

就社會學層面而言，家庭價值承襲功能主義者（functionalism）對家庭的主流看法，視家庭為最重要的社會部門之一。他們強調家庭對社會的各種功能，包括社會延續（生育、養育等）、教育、培育公民、勞動力和穩定社會等。而就上述功能而言，家庭價值會進一步強調由男女婚姻所組成的核心家庭，是發揮上述功能最理想的場所。[3]單親、繼親或領養是相對來說不是最理想的狀態，需要額外支援。

顯然，主張家庭價值者對家庭的社會效用十分正面。不過，歷史上亦存在著不少學說對家庭的看法十分負面，例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就描述家庭為私心、貪污和城邦不團結的泉源，主張兒童由城邦公有，廢除家庭。現代社會學的另一主流衝突理論（conflict theory）和女性主義等亦常視家庭為造成壓迫（如強迫女性成為主婦）的負面力量。另一些顯學如自由主義則對家庭著墨較少。我們可從這些對立中看到家庭價值的特徵。

倫理

家庭價值並不只強調家庭的社會功能，更強調家庭在倫理上的特殊性，其核心信念可歸結如下：「親子關係有其內在的善（intrinsic good）。」

家庭價值相信親子關係有內在價值，它不是因為能達到某些目的才有價值，而是其本身就有無可取代的價值。親子關係，尤其是血緣上的，是個人身份和自我的必然組成部份。一個甫出生即失去父母的小孩，即使其後獲一對完美夫婦領養，他依然會對自己的親生父母感好奇，希望了解自己的根源。由是觀之，這種固有的親子關係可以說是人性的一部份。

家庭價值正正重視這種親子關係，繼而延伸到不同的人倫關係，如爺孫、兄弟姊妹等都視為有不同程度的內在價值。

家庭價值和不同的議題

從上面描述的圖畫，我們可初步了解家庭價值在各議題中的定位。

以墮胎為例，家庭價值一般而言均對墮胎的看法十分負面。除了重視生命本身的固有價值外，家庭價值視親子關係和生育本身是好的，故此只能視墮胎為最後手段（last resort）。

從這角度看亂倫，我們亦能有新的洞見。在自由主義的邏輯中，我們往往難以找到反對亂倫的理由；但從家庭價值的觀點看，我們承認親子關係有內在的善，近親性行為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那段親子關係，若因近親性交而有了孩子，則該孩子所有的血親關係也會變得極其混亂，故此亂倫肯定是不好的。

大家是否喜歡自拍呢？在自拍及分享的過程中，你的感覺如何呢？當中的開心和滿足是來自覺得自己將相片拍得很好？還是來自別人按讚或文字回應？這些網絡互動又能否滿足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需要呢？

英語selfie（自拍）一詞早在2002年已在網絡出現，在2012年其「人氣」愈見高企，[1] 在2013年更成為了牛津詞典的年度詞語（Word of the Year 2013）。[2] 因著社交媒體的興起，selfie被媒體、普羅大眾廣泛使用。

就算閣下不是自拍愛好者，相信身邊總有一、兩位常常在不同的環境都喜歡自拍一番的親人、朋友吧。他們總是會偶爾拿出手機，甚至「自拍神棍」進行自拍，之後就會以「P圖」（用修圖程式）為相中人美肌、美顏，再放上社交媒體分享，盼望得到友好的回應及稱讚。

男男女女都有自戀的一面

Selfie一族似乎以女性居多，有調查數據顯示，女性在各種社交媒體上發佈自拍照的平均頻率差不多是男性的兩倍，這是否表示自拍、發佈的頻率愈高就是更加自戀呢？根據美國一份在2015年於學術期刊出版、有關兩性自戀情況的研究顯示，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自戀，[3] 男性的自戀主要體現在壓榨他人和對權力渴求的行為上，而在虛榮心、自我炫耀方面，兩性之間沒有甚麼明顯的差異。[4] 而女性之所以更喜愛拍照分享，是因為它能「強化外貌吸引力」這種對女性重要的特質。

以往，我們的照片，多是由攝影師或別人拍攝，無論是角度還是效果，都不是自己所能控制。但現在，通過手機自拍、高質素的前置鏡頭及修圖應用程式等硬件和軟件，人們可以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認為最美的一面，自由掌控自己的形象，有人稱之為「印象管理」。[5] 如上文提到，男、女為求提升自己的外貌與吸引力，他們可以用美圖工具甚至改圖工具，令自己看起來更美，因為當中的美肌、縮小、放大等功能，令人的皮膚、身形、面貌等都可以虛擬地「改善」了許多，[6] 筆者會稱之為「虛擬整容」。

是印象管理還是喬裝騙局？

當然每個人都有自由於網上分享自己的相片，可以是感性的、性感的、神秘的、美豔的、冷酷的……更重要是透過分享照片，得到別人認同的感覺，希望別人按自己的期望來認識自己、回應自己、也有不少人會在當中建立形象。眼見眾多友人的社交媒體相片都充滿「仙氣」，欲在芸芸眾生中被人關注、讚賞，有些人自覺外表比其他人優勝，所以發放出來的相片必然要有一定水平，起碼也不能比別人的差，更不能將自己醜化，為了「生存」，不少人會P圖修改自己的相片。

這種「理想形象」在面對面見到當事人之前，或許還可以令人充滿幻想及期盼；但當你真的看到了當事人，無論是外表、談吐、性格等等，這一切都呈現在人前時，以往的幻想也可能隨之破滅。所以這種「喬裝」也只限於網絡當中出現。

互動中的寂寞

網上直播也是現今社會流行的現象，除了部份人想以此來建立知名度、賺取金錢，實在亦有不少人是沒有太多計劃，喜歡用直播分享自己即時的心情、所處的地方及場景，以及自己的想法及一舉一動。電影《圓美圈套》（The Circle）中社交媒體公司Circle有句口號是：“Sharing is caring”（分享就是關心）。直播能令觀看者有一種參與其中的感覺，直播者亦可以一邊分享，一邊看到別人的回應，這種虛擬交流亦是一種互動，觀看者的反應，也可能會影響著直播者的行動。

社會學家Robert S. Weiss於“The Fund of Sociability”一文指出：「與他人的關係是不可或缺的，如失去它們會令人感到痛苦。」[7] 當我們於網絡互動中體驗過互相關心、讚賞、分享心事……我們大多都不想失去當中的親密感或信任，雖然我們在理智上知道網絡的關係是虛擬的，並不穩固。而我們想抓緊虛擬關係的背後原因，可能是源於我們在真實生活中感到寂寞：缺乏分享的對象，生活中缺少被關心的感覺。

當一些家長批評子女經常留連在網絡世界中，寧願與陌生人溝通也不願與家人傾談的時候，不知道這些家長有沒有真誠地關心子女，耐心聆聽、接納他們的想法，用愛去擁抱他們呢？

（本文原載於第121期〔2018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