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區處理假新聞之對策

無論是在報章、電視、網絡都會看到很多文章、報道……那麼，甚麼是「新聞」？如何分析和閱讀它們？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在2023年撰寫了《閲讀新聞——專業價值和媒體批判》一書，根據他以往任教了10年的一個碩士課程科目——「新聞理論與分析」，把理論與現實世界具體個案連繫起來，以此來教導學生。這書的結構也源自當年的碩士課程大綱，李立峯向讀者解說大眾所看的新聞有著甚麼變化，也講解了一些影響新聞生產及內容的重要因素，如政治經濟、新聞機構、消息來源、專業主義、文化意義及科技實踐等，使讀者了解香港現時媒體的狀況。

此書有許多例子讓讀者了解到，香港的新聞媒體能夠生存，不少是靠著背後的財團支持來營運，新聞工作者的報道要面對不同的商家或政治的期望，大眾看到的訊息或評論，也可能是跟著新聞機構自己既有的立場，連評論也是媒體「友好」慣常受訪以回應事件，因此其評論角度也是可以預知。上述的一些情況令專業的記者需要花心力為自己爭取專業空間及新聞自由。

不同的媒體都在努力寫「新聞故事」，不論立場如何，其社會意義也是促進人們對社會多元的認知，並能增進同理心。作者指出，如人們能對生活經驗的多樣性有充份理解，以及對他人有基本尊重，可以幫助解決社會矛盾和衝突。另外，此書內容亦有討論網絡、直播、自媒體如何讓人反思新聞的專業、為何新聞總是傾向負面，並探討辨別真與假新聞與傳媒素養的關係。

透過此書，我們可以學習判斷甚麼是好的新聞，並了解到新聞的專業，更懂得如何去支持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及媒體，讓有價值的新聞，更好的新聞能繼續出現、廣傳。

「耶穌直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8:10-11《環球聖經譯本》）

如果有關注網絡生態的話，在整個三月，網絡上出現的「娛樂」新聞可算是把整個華人網絡弄個翻天覆地。面對迂迴曲折，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現實，我們的情緒可以在短時間內被不同的事件所牽引而產生快速的情感變化。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也會估計到我所談論的「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指香港網紅連環出軌事件、震撼台灣的網紅勞資糾紛，以及韓國知名藝人與已故演員的關係引發的爭議。當中牽涉有關權力、網絡欺凌、罪人以及懲罰的議題，我們身為無知的網民，又該用甚麼態度面對？

網絡生態的真相

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受到網絡所影響。網絡將人的時間與空間混合在一起，某一小角落所發生的事，瞬間便可以傳遍每一個人的手機當中。有人會對於國際局勢而感到緊張，也有人會因為某些藝人被揭發失德行為而感到失望或憤怒。然而，這些事都不是我們從身邊周圍的環境直接感受到的事。加上短視頻當道，假設15秒一條片段，而每一條片段都掀起一種情緒的話，我們便會在一分鐘內出現四種不同的情緒變化。

從情緒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自己的情緒的最終極目的就是了解自己，但短視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們看了速度猶如洪流的短視頻，事後根本不會記得自己看過甚麼；連整理自己情緒的空間都沒有，又如何了解自己？去年出現的字詞「腦腐」(Brain rot)，恰好形容這種情況。這個名詞指：「個人心智狀態在過度消費瑣碎或單調的內容（目前尤指線上內容）後，呈現衰退的現象。」一些看似瑣碎的網絡內容，其實會使人「降智」。

網絡與傳播息息相關。「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由一位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所看見或吸收到的訊息，其實已經被媒介所選擇，即媒體如何傳達訊息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訊息。基本上，每一個自稱「新聞媒體」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他們已經有預設的立場。如果我們只留意單一渠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以為自己的立場好像是自己經過思考得出，但其實只是媒體所帶動的方向。就如我們不會在與政府相同意見的媒體中看到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文章；也不會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媒體看見與政府意見相同的文章一樣。所以，當我們喋喋不休，在網絡爭論個你死我活，背後或許只是媒介的控制與塑造。你所選擇的媒介是甚麼，也決定了你的立場和想法是甚麼，網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赤裸生命

網絡，在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政治場景。因為網絡生態正正就有著非常強烈的敵我之分。隨著媒介的迅速發展，大數據、演算法等功能創造了一個一個同溫層環境，而某一個同溫層與另一個同溫層互相謾罵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普通討論某種食物美味與否，已經可以產生一場激烈的罵戰，當中更牽涉不少人身攻擊言辭。明顯地，大眾網絡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討論環境，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擔保能夠理性討論。這個擁有強烈敵我之分的網絡政治環境，讓有些生命被帶進一個批鬥現場，由眾人定他們的罪，以及給予個人認為最「適當的」懲罰。他們的生命被赤裸地呈現在網絡上，他們被懸置，能夠被任何人殺害，但殺害他們的人都不需被法律所制裁，這種形式可被稱為「網絡欺凌」。

在討論網絡欺凌之先，筆者先討論「公審」的正面意義。有人認為，「公審」就是用來懲治那些法律無法制裁到的人，例如一些藝人的婚外情行為，網民便可透過網絡的輿論壓力讓藝人退出公眾舞台。不過，這是在一個基於對事件有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且最好的狀況就是當事人承認過犯的處境下進行；否則，都會容易變成純粹且充滿人身攻擊的網絡欺凌。但，正面意義下的「公審」在諸多限制下的網絡環境，其實難以實現。因為難以確保每個人接受到的資訊是客觀的，並且有「底線」地發表言論。

「罪」與「罰」是一個在網絡生態中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那些罪，真的是罪該萬死嗎？誰人又可以懲罰他人？那些懲罰，真的是合乎中道嗎？往往有不少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因微小的事或誤會便被一些審判者（網民）置他們於死地，這些懲罰與事主所做的事相稱嗎？

意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一些被懸置的赤裸生命命名為「homo sacer」，可被翻譯為「可以被殺死且不能用於獻祭的人」，而直接一些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無論在「人法」和「神法」都得不到保障。用網絡生態的環境來理解，就是主權者（網民，可以由世界各地組成）將某人的生命抽離保護（即犯網民認為須受到公審的「罪行」的人），而決定進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使「罪人」成為赤裸生命，由主權者決斷來定其被殺與存活的合法與非法性。

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

網絡公審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知道的「事實」從而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他人，仿佛他人犯錯後已經不能再有悔改的機會，也有不少的人以為自己只是隨口一句，但每人一句的累積已經足以對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公眾人物被公審到自殺的事件亦不少，而微小至學校當中，也有一些人捏造其他同學的醜聞，從而進行攻擊，使應該充滿希望的校園對被欺凌者而言就是一個如地獄般的存在，甚至因微小的事迫使他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特別在緬甸地震發生後，有些網民抱怨著問：「為何地震不發生在詐騙園當中？為何天災不懲罰他們？」其實大家也清楚，詐騙園也有許多被迫詐騙的受害者，這些人值得被懲罰嗎？

我們身處網絡世界，無法避免使用網絡。但至少在面對事件時，有些問題可以問問自己：

1. 我對事件有多大程度的了解？
2. 我是否只是純粹想宣洩情緒，渴望被認同，才參與評論？
3. 我說的話是否客觀？還是只想作人身攻擊？
4. 我是否有參考過其他資料來源？
5. 我是否有資格評論事件？
6. 當事人真是罪該萬死嗎？

筆者想起耶穌為行淫的婦人解圍的故事，而在網絡上，就是一些自以為清高的人決斷他人的生死大權，看見他人的「罪」，卻看不見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在上一次和這一次美國總統大選期間，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和虛假訊息（disinformation）都成為了引人矚目的焦點。民主和共和兩黨的支持者都曾經發放錯誤訊息和虛假訊息，但這篇文章的主旨並不是要澄清這些資訊，在這裡我想探討的是責任問題。

根據一般的說法，錯誤訊息可能是一個誠實的錯誤，傳播這類訊息的人誤以為自己掌握了正確的資料，他們可能懷著好意去分享這些消息，希望以正視聽。舉例說，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以馬內利醫生（ Dr. Stella Immanuel ）聲稱羥氯喹可以治癒新冠肺炎，儘管其他專家批評這種療法的效用缺乏數據支持，但以馬內利醫生和她的追隨者真誠地相信其療效，看來她並沒有惡意，她無非希望懸壺濟世。

另一方面，散播虛假訊息的人明知道資料是假的，他這樣做是為了操控群眾、打擊敵人的聲譽，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2016年俄羅斯干預美國的總統大選，根據穆勒報告（Mueller report），2016 年，俄羅斯網軍創建了數千個虛假社交媒體帳戶來傳播虛假訊息，尤其是針對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莉，目的是挑起美國左右兩個陣營仇恨對方的情緒，加劇美國社會的兩極化。2018年，美國政府指控12名俄羅斯軍事情報官員涉嫌干預2016年選舉，並且已經發出了通緝令。

驟眼看來，後者當然要對自己造成的破壞負上道德責任，對於前者，或者可以用「不知者不罪」來開脫。然而，想深一層，有時候，錯誤訊息和虛假訊息的界線是有點模糊的，當很多人在未經過初步事實核查的情況下便散播錯誤資訊，從而造成了「資訊瘟疫」（Infodemic），到底這是否全屬無心之失，還是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做出這種行為呢？

筆者曾經向一些人澄清某些似是而非的說法，然而，無論我引出了幾多有力的論據和可靠的資料，不少人會提出牽強的反駁，例如有人認為集體制度比民主制度更加優越，我便引用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提出的論點，指出尊重人民的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嚴重的饑荒，相反，這種災難卻會發生在專政體制中。他馬上反駁說：在祖國從未發生過大饑荒！熟悉歷史的讀者可能會瞠目結舌。

我曾經在其他文章中討論過一個名為「鄧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的心理現象，那就是愈無知的人卻以為自己知得愈多。但「不知者不罪」並不是一個很好的藉口，其實，無知是選擇的結果！在心底裡，無知的人其實是自知的。打過比方說，當考試臨近的時候，一名學生預備不足，最後空槍上陣，在試卷上亂答一通，難道他不知道自己沒有讀書嗎？他膽敢在老師面前堅持自己的答案是對的嗎？正常的學生不會，因為他知道後果。然而，在沒有個人後果的社交媒體中，人們便可以選擇不負責任的無知。

提起民主體制，我不禁聯想起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得主，他們都是以研究體制怎樣影響經濟發展而馳名，其中的阿塞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遜（James Robinson）在2012年出版了一部名為《為甚麼國家會失敗？》的經典，在這本書中他們反駁了「無知假說」，一些學者曾經提出：執政者沒有選擇良好的制度，因而導致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崩潰，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甚麼是優良的政策。阿塞莫格魯和羅賓遜採用了很多資料去反駁無知假說，他們發現：其實決策者心知肚明，但他們往往為了短線利益和鞏固自己的權力，結果選擇了在長遠來說將國家帶向毀滅的道路。

這情況不單只發生在領導人身上，一般人亦會由於種種原因而選擇擁抱不正確的資訊。上面提過，很多人接到了有問題的訊息之後便照單全收，原因是這些訊息符合自己的理念、立場，這就是「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又或者這些訊息牽動了自己的興奮情緒，例如民族主義，這就是「社會身份認同效應」（social identity effect）。筆者認識不少擁抱有問題資訊的人都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士，有些甚至是教授，他們應該有研究的能力和邏輯的思維。但即使不是學者，現在科技發達，幾乎任何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搜查資料。我質疑世界上有沒有絕對的洗腦，正如英文諺語所說：「在任何情況下，你仍然有選擇！」（You always have a choice!）

德國《性別自決法》剛在11月1日正式實施，勢必為德國社會帶來嚴重的衝擊及深遠的影響。根據新法，德國人可以每年一次更改其姓名和性別，而毋須提供醫療證明或法院判決，只需支付約38歐元的手續費便可。最終性別變更的程序大幅簡化，取代了以往須提交至少兩份精神科醫生評估的要求。

此法例由通過到現在其實已經一段日子，一直未見很多反對的聲音，現在終於見到各界起來表示憂慮。聯合國在法例實施的前兩天（10月30日）公開表示此法例可能會削弱婦女及女童的安全、隱私等基本人權，特別是那些曾受男性暴力侵害的女性。此外，新法禁止他人披露跨性別者的原來性別和姓名，聯合國認為這會影響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其實，此法例更會嚴重引致社會、家庭的不和諧、不信任，法例允許14歲以上的青少年自行提交性別變更申請，雖然需要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但若父母不同意，青少年可以向家庭法院申訴，法院可能會基於兒童的利益而批准轉變性別的要求，剝奪了父母的監管權。德國精神分析學家Bernd Ahrbeck教授更質疑，社會既然認為兒童不能抽煙、喝酒、開車，但為何他們從14歲起便可以自己決定性別？他指有精神分析學家提出，許多兒童性別認同的問題會隨著時間而改善，約80%至85%兒童性別焦躁的狀況便隨著時間過去而自然消失。有些政黨亦批評，國家對兒童和青少年的保護功能被忽略，罪犯可能會利用這一法例以新身份逃避法律制裁，法律有機會被濫用。

自新法實施後，這些遲來的憂慮此起彼落，但總比沉默不語，讓婦女、女童遭受嚴重的暴力侵害才後知後覺好。法例已經實施，相信德國將要走上一條艱難的道路。

參考資料：

https://www.dw.com/zh-hant/德國性別自決法正式生效-簡化更改性別程序/a-70659485

https://www.zdf.de/nachrichten/politik/deutschland/selbstbestimmungsgesetz-transgender-transsexuell-100.html

https://www.bpb.de/kurz-knapp/hintergrund-aktuell/555990/1-november-selbstbestimmungsgesetz-tritt-in-kraft/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10/1133046

德國，很多人眼中的神學之地，因著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造就今天德國神學的發展，然而今天的德國教會已大不如前，影響力也極少。暑假時，去了一趟德國，跟數個德國、中國家庭見面，感到驚訝的是，他們大多不大嚮往現在德國的生活，原因有很多：難民潮、稅重、學童成績下降……而最多人擔心的是德國聯邦議院（下議院）在今年4月以374票贊成、251票反對、11票棄權通過的《性別自決法》，此法例將於兩個月後（11月）正式實行，隨著《性別自決法》實行的日子愈來愈近，難怪當地的家庭會感到不安。

目前德國，一直沿用1980年的《變性法》，跨性別者須經兩名精神科醫生評估及得到法院許可才可更改性別。然而，《性別自決法》實施後，任何人都不需要符合上述所提的要求，只要申請者自我感知認為自己是另一性別，每年都可以有一次機會，就可以用簡單的程序更改性別。成年人只需在轉換性別前三個月通知有關部門；年滿14歲的未成年人，須獲得法定代理人同意（通常指父母），然而即使不獲父母同意，德國的家事法庭在不損害孩子福祉的前提下，也可批准轉換性別的申請；未滿14歲的未成年人，則只能透過法定代理人申請。

法例通過後，分別有德國人表達支持及反對的聲音。支持的聲音高呼：「跨性別人士終於獲得尊重與尊嚴。」然而，反對者則認為這是一項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法例，並將對傳統社會造成持續性的衝擊和破壞，原因如下：

首先，破壞家庭和諧。14至18歲的人可在法定代理人（通常指父母）同意下申請變性；未滿14歲的人，則只能透過法定代理人申請；5歲以下兒童可否提出申請完全由法定代理人決定。然而若不獲父母同意，德國的家事法庭在不損害孩子福祉的前提下，如認為孩子的健康受到威脅，父母的監護權便會被撤銷，而由家事法庭去決定。此外，新法例亦禁止任何人揭露跨性別人士的生理性別和舊有性別的名字，該禁令也適用於家庭成員，家人再也不可對外或與跨性別的子女談及此事。

由於新法例不單容許德國人輕易更改性別，也可以更改名字，儘管非跨性別人士，如為了犯案後脫罪，也可利用此法例而每年改名換「性」。此外，由於「改名轉性」不需要再向警察登記，警察對變性、改名的犯罪者有機會無跡可尋。雖然警察搜集證據時是不會受到新法限制，仍可以調查涉案者曾否更改性別，但新法例不容許家人、朋友提起跨性別者原有的「性」及「名」，這會對調查構成一定阻礙，也極有可能被犯罪者濫用，將來德國的犯罪率必定提高。

除此以外，新法例對女性也造成安全感的危機。德國男性可隨意進入女性廁所、女性浴室等場所，只要他自稱是心理女性便可。若有人揭露跨性別人士的原有性別，令他感到難堪，他有權對揭露者作出控訴，揭露者更有可能要面對10,000歐元的最高罰款。故此，女性若在女廁等公共設施感到不安，要揭穿跨性別者其實是一位男士，將面臨法律的控訴。在維也納，一間只為女性開放的桑拿房曾出現跨性別女性的醜聞，當女性走進桑拿房，沒有想過會見到一位男士在裡面出現，並共處一室，她們都感到震驚。那位男士稱：「當救生員向我指出今天是女性桑拿日時，我只是向他展示了我的DGTI卡（跨性別者的身份替代卡），上面寫著我是女性。他仔細看了身份證，便把票賣給我，然後讓我進去。」他又明言，若他們不讓進去，他便會向該店提出起訴。

新法例容許每年更改一次性別，想像一下，一名男士在這一年希望進入女廁，他便申請成為女士。下一年，他可以因為其他原因，而恢復男士的身份。這樣的轉換，任何人都可以申請，只要你說心理上是那種人，便是那種人。這樣，政府將浪費更多社會資源來處理這些申請，一旦條例被人利用，每位德國人都有權及機會去申請「改名轉性」，那麼會令學校、政府部門、社會等造成很大的混亂。事實上，有國家在通過類似的性別法例後，便多了很多士兵宣稱自己是「女性」，以便獲得只有女士兵才有權享受的經濟福利。

現在，世界上已有約15個國家製定了類似《性別自決法》的法例，包括阿根廷、智利、馬爾他、丹麥、盧森堡、比利時、愛爾蘭、葡萄牙、冰島、新西蘭、挪威、烏拉圭、瑞士、西班牙和芬蘭。數目一直在上升之中，混亂的局面將一發不可收拾，若我們也生活在以上的法例下，相信我們都會憂慮，不會平安。

參考資料

“Trans Frau in Wiener Damensauna  – war es ein Satire-Projekt?.” 20 minutes. Last modified May 27, 2023. https://www.20min.ch/story/trans-frau-mit-penis-und-bart-sorgt-in-wiener-damensauna-fuer-aufregung-151615899430.

Chantal Louis. “Ampel beschließt Trans-Gesetz.” EMMA. Last modified April 12, 2024. https://www.emma.de/artikel/trans-gesetz-ein-historischer-skandal-340967.

“Bundesrat billigt Selbstbestimmungsgesetz Selbst über das eigene Geschlecht bestimmen.” Die Bundesregierung. Last modified May 17, 2024.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themen/tipps-fuer-verbraucher/selbstbestimmungsgesetz-2215426.

在美國心理學家Robert J. Sternberg教授所發表的「愛情三角理論」，提到愛情包含了三個元素，分別是「親密」、「激情」及「承諾」。一段關係如能擁有這三個元素，而三個元素能「強而有力地結合在一起」，人們便可擁有穩定而長久的愛情關係，如果當中的比重不平衡，單單某一元素的比重太多或太少，都會影響到關係，這是青少年於初中時期就應該了解的事情。[1] 然而，現在人們因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於網上靠著手機應用程式（apps）便可以結識朋友，甚至挑選戀愛對象，單單透過網絡上的溝通便能發展出戀情；這種交朋結友的模式，能否培養出穩健的戀愛關係？我們試著在本文探討一下。

網絡上的新式戀愛關係

有不少人急於想「脫單」，結束單身生活，就於網上透過交友apps來認識戀愛對象及與人約會。然而，如果透過這種模式來結交對象，許多時只能以外表作為依據。一些交友apps是以手指向左滑、向右滑來操作：喜歡的向右滑，不喜歡的就向左。這種交友模式有三點值得留意：第一，程式的大數據會記著用戶喜歡的類型，往後向他／她推薦的對象就可能會與用戶最初選擇的類型差不多，而其朋友圈子可能會被收窄，因為系統會幫他／她選取「對象」；第二，用戶會習慣了以貌取人，在了解對方之先，就憑對方的外表「定其生死（機會）」；第三，「照騙」事件會更常出現，因為使用交友apps的人都會習慣先美化自己的照片來爭取機會，於是「貨不對辦」的情況便會更常見，一旦約會時才會發現對方的樣子與照片有很大落差，只會讓人失望，更易改變目標。用戶變得聰明，於是會帶著戒心與人相處，更易放手，另選對象。因為交友apps的「森林」很大，用戶會認為還有大把樹可以挑選，何必冒險與可疑的人繼續發展？

在網絡與人交往要「提子」（提防騙子）是對的，只是如果大家於網海帶著戒心與人相處，要達到「愛情三角理論」中的「親密」及「承諾」又談何容易？又或者網戀難以培養出十分穩固的「親密」及「承諾」，側重「激情」的結果便會引申到只是「迷戀」對方，互相未有深入了解、信任，要建立長遠的戀愛關係，似乎比較困難。

近來，網絡上還有一種新興的情愛關係：Dexting，這個詞由dating及texting二字組成，它所展示的正是一種只在網絡上聯絡，但從不實體見面的戀愛方式，是一種透過傳送訊息來營造戀愛感覺，但不會見面的情愛關係。[2] 在這種關係中，我們可以想像，二人毋須見面，也就是沒有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啱傾嘅」就繼續往來，相戀一下，但萬一「唔啱傾」的話，也可以輕易於網上說分手，甚至甚麼也不說，直接block了他／她，不讓對方發訊息給自己，又或者隱藏自己的行蹤，便可以結束這種關係。當然這種ghosting（突然失去聯繫）是讓人感到痛苦的，但網絡就是這樣，關係容易「消失」，容易「被失戀」。或者之後有人會再動動手指，便可以另覓新戀人。

有研究人員指出，選擇用Dexting方式交往，可以讓人感到安全，即使被拒絕，當事人也能告訴自己，被拒絕的只是塑造出來的形象，而非真實的自己，這樣便可以抱著一種「不上心，就不傷心」的自我保護心態，覺得自己只是在玩玩文字遊戲而已。這種不能或不敢更進一步的關係，也很難去建立「愛情三角理論」中所講的穩固關係。

戀愛市場令人變成商品

不同品牌的交友apps用不同的方式為用戶挑選對象，用戶只要輸入一些要求，如身高、學歷、收入、興趣等，交友apps就會按用戶所參與的付費計劃，顯示一些符合其要求的「對象」給用戶挑選……美國行為經濟學研究員Logan Ury就形容，這其實與人們平常買藍牙耳機的做法沒有分別。她又指，有時候兩個天差地遠的人會互相吸引，反而兩個條件匹配的人卻可以毫無火花。另一方面，當一個人於網上試過很多次戀愛後，太多失敗的經驗會影響這個人如何再去面對未來的機會及對象。《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的作者Ashley Fetters與Kaitlyn Tiffany曾撰寫過一篇名為〈「約會市場」正在變得更糟〉（“The ‘Dating Market’ Is Getting Worse”）的文章，她們在當中指出，當網絡與交友apps讓人們以為自己可以有無數的機會去挑選對象，人就會變得很像商品，可以被替代與交易。[3]

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

不是說現實世界不看外表，在生活中人難免會看外表來結交朋友，但透過真實的相處時間，會有更多機會發掘身邊人的優點或值得欣賞之處。這種結識朋友的方法，始於友誼，慢慢可能會發展成戀愛。這種關係也較穩固，不會因為手指輕易滑向左而令關係一下子「消失」。就算在網上找對象，也請約出來見見面，透過真實的相處、一起的感覺，再決定這人是否真的適合與自己發展長遠的關係，建立堅固的「愛情鐵三角」元素，而非停留在網上的虛擬幻象。

（本文原載於第157期〔2024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網媒記者劉立民（張孝全飾）被邀去監獄作訪問而被捲入一宗事件，前體育新星張正義（陳昊森飾）多年前因被控謀殺而入獄，他乘劉立民到監獄時越獄。劉決定繼續追查事件，讓其頻道可以衝到更高的流量，但愈追查就愈發現真相並非他所想像。其他網媒及網民的評論、回應，都不是根據證據而作，而是憑自己感覺來選擇相信甚麼「真相」。

《罪後真相》為2022年台灣犯罪懸疑電影，於Netflix可以看到。劇情引導觀眾跟著劉立民及張正義去追查案件，兩人所愛的人都牽涉其中，但他們都不願相信。當然劇情峰迴路轉，嫌疑人一個接一個，去到最後的「最後」才可以知道案件的真相。電影名字改得不錯，「罪」與「最」在普通話是同音的，配合了電影的特點：是否有「罪」，都只是大家所選擇相信的「後真相」，而在電影的「最後」，我們才看到其「真相」。

電影讓人反思現時的網媒記者、KOL（意見領袖）、網紅等，會否為求訂閱人數一直高企，或繼續增加，而選擇報道有別於真相的內容？他們會否憑良心說話？還是會帶著私心，為給予自己有利的一方去說話，製造輿論或假象？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會否操控「真相」，對公眾說話時先作篩選，並用方法增強說服力？所謂的求真，又是否真的可以求得到？

另一方面，網民面對網絡上很快就可以獲得的碎片式資訊，許多人未必會仔細閱讀所有內容就立即作出評論，人云亦云；又會以為自己在網上搜尋一下，閱讀不同的網站資料，就會得到正確的資料，未有懷疑網上的資料是否來自可信的渠道，資訊背後有否牽涉金錢利益，也不知道媒體訊息被背後的金主操控。

如果好像電影中的故事，牽涉經年累月的案件，涉事的人和事千絲萬縷，更需要保持冷靜觀望事態發展，但人們往往在未掌握足夠的資料前，就會按著自己的感覺或斷章取義地回應，把推斷的說法當作真相去相信，未審先判，甚至化「信念」為行動，對當事人或其親人作出滋擾及欺凌。真相，我們未必可以全部知曉，為免因衝動作出錯誤的行動，跟車太貼而「炒車」，我們可以保持觀望的態度，留意事態的發展，而且未必要立即作出評論及回應。在重要的事情上，可多角度了解，小心查證，真相並不是由速度來決定的 。

相信沒有人喜歡被別人形容為膚淺，但諷刺的是我們很多時卻又只喜歡看表面，特別是在這個喜歡訴諸感性的年代，有時我們只因為聽了一個令人感動的分享，便決定了我們的立場和原則，既不願意再作理性討論，甚至對一些本來十分明顯的事實和理據都會視而不見。我們很多時原來並不如我們自己所想的那麼理性和客觀，特別是在網絡的世界，當我們看不到對方的面容，不明白對方的苦楚，我們便容易變得麻木不仁，有時更會以為自己在網上可以是一個為所欲為的隱形人，忘記了自己所做的到頭來會在其他人的傷口上大力撒鹽，更會令自己身陷囹圄。

當人工智能（AI）的功能愈來愈強大，要辨別真偽的難度愈來愈高，有圖未必有真相，不要單憑眼見就以為自己掌握事實，這是十分重要，正如面對同性戀運動和跨性別運動，在一些令人同情的故事背後，隱藏的很可能是另外更多不為人知的悲劇，當大家高舉兩個成年人的權利的時候，卻對他們透過捐精、捐卵和代孕生產的子女將要面對的困擾視而不見。相反，有時家長將電子遊戲看得較為負面，誰不知只要肯用一些心思，卻可以將遊戲元素放入現實生活的處境，令子女興致勃勃地邊玩邊溫習。至於面對環保、生死教育和精神健康等課題，我們亦同樣容易只流於表面，「看深一點、想多一點」是今期《燭光》希望協助大家認真思考的問題，世事從來不能只看表面。

起初，神創造一切都是甚好的。今天，神再看這個世界，又會如何評價呢？

香港政府原本定於2024年4月1日起，實行垃圾徵費（全名：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在1月時政府宣佈有關計劃延遲至8月1日實施；到了5月底又再次宣佈暫緩實施垃圾徵費。在宣佈暫緩之前，有部份樓宇在4月1日起以「先行先試」的方法處理垃圾，效果如何？可留意傳媒報道。垃圾，如何徵費？現時很多市民仍然不清楚。原本有關法例規定，市民若要棄置垃圾，必須使用在指定的超級市場購買的指定膠袋，收費按容量而定，分為3至100公升，共9種容量的垃圾袋。若有無法放進袋裡的大型垃圾，便要貼上一個劃一價11元的標籤。政府的目的是推動源頭減廢，即是通過用者自付的原則，棄置垃圾愈多，收費愈多，而費用就在購買膠袋之時收取。垃圾愈少，需用的膠袋愈少，費用也會愈少。不過，筆者認為，能有效令香港成為環保之都，鼓勵式教育是十分重要。

梁先生（化名）曾經於「綠在區區」工作，是一名環保份子；育有兩名兒子的他經常教導小孩先把垃圾分類，然後他在有空時送到綠在區區回收。他笑稱：「回收後有些小獎勵，然而這小小的獎勵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推動力。當然，政府若能加大宣傳，加大獎勵，效果當然會更加好啦！」雖然他上班很忙，但回家後仍要埋首處理廢物，又要教育下一代廢物分類及減廢等知識，他從不後悔，也不言累。他說：「我認為教育對下一代是很重要的，家庭的教育比政府立法更加有力量。就如我的孩子，他們在常識書已學懂三種顏色的回收桶的用處。若果沒有足夠配套，我走在街上也找不到這三種顏色回收桶的話，即使孩子學了，也只是紙上談兵，實際上做不到，教育及配套兩者不可或缺。」

筆者很同意梁先生的說法，教育及配套是推行環保的重要元素。筆者曾在德國生活，環保已成為德國人的習慣，就算不懂環保的人走入社區，也能立時變成環保份子。在德國，垃圾膠袋是免費提供，市民可以走進政府市政廳索取。筆者初到德國，由於配套充足，又有鄰居教導，已可自動自覺行動。至於，是誰教導我的鄰居呢？他表示，這是一代傳一代的做法。

膠樽、玻璃樽回收

在德國，各個超市都有回收機器，專門回收膠樽及玻璃樽。市民買塑膠及玻璃樽的飲料時，要先付大概0.25歐元費用，稱為「押金」（Pfand）。當退回空樽後，回收機便自動列印一張條碼票，等同退回空樽的費用，當再次購物時，掃過條碼便可當現金使用。故此，在德國生活的人，儘管是遊客，都會自動自覺退回空樽。由於每間超市都有回收機器，退款又方便，大大起了鼓勵的作用，增強了參加回收的動力。

此外，德國環保工作成功，也跟一條法例有關。根據Mordor Intelligence市場調查公司發表的調查報告指，在2019至2022年期間，由於德國包裝法的嚴格要求，塑膠包裝的設計必須考慮可回收性及使用可回收物料、可再生材料，故此帶動行業的積極性。根據歐盟的指令，到了2025年，歐盟一半的塑膠包裝應該是可被回收的。報告也預計到了2030年，這個比例會上升到55%；德國比其他歐盟國家行得更快，目標是在2025年，有90%家用塑料包裝屬可回收或可重複使用。歐盟亦期望到了2029年，塑膠空瓶的回收率達到90%。[1]

黃藍啡三色桶

德國也有回收三色桶（包括黃、藍、啡），黃色桶代表回收輕型包裝，即所有非玻璃或非紙質包裝（例如塑膠袋、塑膠樽、罐頭等）；藍色桶代表回收紙類（例如紙袋、報紙、紙箱等）；啡色桶則回收可堆肥的廚房和花園垃圾（例如咖啡、茶渣、蛋殼、樹葉等）。政府在每星期固定的日子安排了垃圾車前往各區收取不同顏色桶內的垃圾，住戶只需在指定的日子把不同顏色的桶放在路邊，垃圾車便會主動來收集。這個方法方便市民，由於每次有固定收集時間，也容易幫助市民養成習慣。

二手市場的流行

德國的二手市場十分流行，筆者曾經以50歐元賣出一部已用了10年的LG電視，也曾以10歐元賣出一部老舊數碼相機。以上的貨品，在香港可能乏人問津。筆者收到這些額外零用錢的同時，也驚訝德國的環保文化。德國有很多二手店，如跳蚤市場、慈善商店（如樂施會經營的商店）等。筆者最愛瀏覽「eBay kleinanzeigen」的二手網上市場，因為在家便可瀏覽到「zu verschenken」的免費物品，又或把個人不要的物品賣出或送贈。這種循環再用的流行文化，大大減少了垃圾。

德國環保教育

教育也是推動環保的重要一環。德國由幼稚園開始，便教導學童環保意識，讓小朋友身體力行實行分類；而小學一年級學生有一本環保記事冊，記載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環保心得，讓他們更加認識環保。

現今世界，處理垃圾是令人頭痛的問題，香港也不能獨善其身。神創造的美好世界得靠我們每一個人盡力用環保去挽救，然後一代傳一代傳承下去，形成一種文化。世界是屬於神的，詩篇五十篇10至11節記載：「因為樹林中的百獸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雀鳥我都認識，田野的走獸也都屬我。」（《新譯本》）相信神不希望祂創造的世界受到污染和破壞。聖經沒有明言人們需要環保，因為當時社會的人未有智慧與能力製造破壞大自然的東西，至少當時社會沒有膠袋，不用包裝。在聖經中，土地是十分重要的主題。舊約提到土地的次數多達2,000次，新約則有250次；神給亞伯拉罕46次應許裡，有40次提到土地。可見聖經很著重土地，然而我們在這個時代，不斷地改變土地用途，破壞全球生態，製造更多垃圾，這是神所不願見到的事。[2]

（本文原載於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的《明報》「談天說道」福音專輯〔2024年4月8日〕，其後曾作修訂。）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生命如季節交替如常，縱使有萬般回憶，也隨著時光或人去而流逝。轉眼間已到立冬，一年將盡，感覺是輕鬆，還是虛空？

自己的感覺，是騙不了自我。這一年穿梭於法國、荷蘭和香港，面對自己及弟兄姊妹經歷生死病康，生活如五味架。而世界也經歷從未有過的紛亂。人類對正邪分辨的困擾和分化，也似乎未有過那麼大的分歧。最悲哀的莫過於分化帶來的創傷及因政治鬥爭仇殺帶來的哀鴻遍野，叫這世界驟變為地獄。

在法國宣教，我學到了與身邊的人互相微笑問安，下車多謝及道別司機，為下一位進門的人推門，隨時給別人幫一下手……在這裡也許少了親情友情，但仍然可以有溫情，上帝在初冬為悲傷的人粉飾了壯麗的世界，也為我和師母帶來她的姐姐妹妹，千里迢迢來到這裡送來暖暖親情，慰藉因弟兄姊妹離世或罹患重病而掛慮的我們，不能親自陪伴他們面對難關，實在令人深深遺憾。主的愛顧使我的重擔未有卸下，心情卻可輕省。

時光匆匆流逝，生命也在靜靜的消耗，冬天提醒了我2023年已到年終，明年初又要確定宣教的路向，完成年多兩年圖盧茲任務後，也是居留簽證期滿時，這裡建立教會的基礎也初步奠定，下一站在哪裡？期待主引領，還請代禱。

近來筆者有機會在台灣的南部上課，在課堂上，學院邀請了台南南部兩間大教會的創堂牧者分享「何謂教會？」。聽完之後，筆者發現到：

1. 南部的所謂大型教會，其實根本沒有太深厚的神學根基，很好奇他們對《聖經》的詮釋是如何？如何帶領會眾進入《聖經》的真理當中？
2. 他們教會的確很大，有很多會友，但這些大和多並不是建基於真理，而是建基於「藝術、音樂、關係」，很好奇這些元素是否真的能引領人與基督結連及讓人認知自己裡面的罪，並悔改歸回基督？ 
3. 這些大教會的牧者強調教會的會友組成部份，大比例的以高收入、高學歷的成功人士為主，提倡的不多不少是「成功神學、幸福音、大場面、建築物的高大美」，很好奇這是《聖經》教導的、耶穌基督與人同在和道成肉身的福音嗎？ 

凡以上種種的問題及觀察，筆者好奇的是：南部的所謂大教會，究竟是教會？是聯誼會？還是俱樂部？真心覺得是「高、大、空」。試問如何「讓教會成為教會呢？」如果教會給世人的印象是建築、組織、中產階級、名人聚集、那麼「教會」就不是教會。教會是耶穌基督在世俗社會中的見證，教會是一群人以信仰生活活出基督的樣式，從而展現基督信仰的真諦，這才是基督教會在世的意義。祈克果的名言：「人愈多，愈不見真理」。大，有時是阻礙，而不是幫助。某程度上，筆者認同「教會增長」是一種致命的疾病，細胞失控擴散，破壞身體的健康和平衡。當代教會追求一種「有規模卻沒有靈魂」的教會，其實是一種試探。在「教會增長」vs.「福音遍傳」之間是否存在矛盾？筆者認為：會眾的意義不在於「數量」而是在於「聖徒相通」，例如：教會如果有一定數量的參加人數，然而卻沒有深入的交流和分享，那與進入戲院看電影的觀眾有甚麼分別呢？教會是神的愛臨和實踐聖徒相通之處，沒有相通，如何能實踐愛？牧者與會眾關係的立體性，才是真實的陪伴歷程，牧者在關係的互動中被漸漸陶造，這種關係是無可取代的。教會的建築物可以被取代，唯獨牧者與信徒的生命互動是無可取代。正如一對在主裡成為一體的夫婦，如果沒有任何生命的互動，沒有在關係的磨合成長、體恤和為彼此犧牲，那這樣的關係隨時可以被外來的一些刺激或引誘所取代，變得不堪一擊。

我們要思想的是神的帳幕在人間，我們可以如何在教會的群體中發現神的同在？這就是一種神的帳幕在人間的實踐，因為神的帳幕，讓人心的曠野成為了恩典的出口和恩典的載體。筆者認為教會就是神恩約的子民，是抗衡世俗的文化的載體，而非「高、大、美」，只追求「藝術、音樂、關係」的會所。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電影類型十講這個系列走到第七講「屋裡有怪物」這個主題，我們參考了史奈德的《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的電影分類去分析電影，因為想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電影的結構。結構是一個框架，但每部電影所探討的重點，仍然可以很不一樣，就像這次介紹的電影《人工殺姬》（M3GAN），它屬於恐怖片種，但卻不是家裡有鬼怪，而是關於一玩具設計師Gemma為了不想花時間照顧母親剛去世的外甥女Cady，於是設計了一部能自我學習，但卻沒有界線，且起了惡念的人工智能機械人M3GAN，她更觸發了社區、校園命案。

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指出，這類電影要有三大要素：一、「怪物」：要有超自然力量，而且恐怖、邪惡；二、「屋子」：狹小、封閉的空間，或讓主角孤立無援的地方（家庭、城鎮亦可）；三、「罪惡」：某角色因心術不正而把怪物引進屋子裡，而這個要素亦決定了一部怪物電影是否好看。於這部電影中，Gemma不想負上家長責任而令AI機械人M3GAN進入「屋子」，而M3GAN因有自我學習能力，有自我意識、不想死亡，亦為了想保護小女主人Cady而犯上種種罪行。

礽福指出，電影似乎一開始就點出了人們未能駕馭AI這主題。Cady父母所駕駛的車子似是四驅車，但卻不能在大雪中行駛，最後車停在路中就被大貨車撞倒了，這安排似是帶有寓意，雖然AI能陪伴孩子，亦是未來趨勢，但這種科技玩意卻是大家未能駕馭，它會否對人類造成傷害？大家未能料到，卻已開始使用它。

對於照顧孩子，家長會否假手於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家長會如何取捨、平衡？當家長把照顧孩子、教導孩子，甚至聆聽孩子聲音，與孩子互動的責任都推卻「他人」來處理（可以是網絡、娛樂玩意），孩子就難免會把情感投放到電子產品、網絡遊戲、社交網絡之中，當他們發生重要事情，或許都不再想和父母說了。

對於不死的AI（電影尾聲也有說M3GAN最後將自己備份到她們家中的電腦系統中！），它的發展和自我學習、成長，也是一日千里，或會失控……人類會如何面對和應用它呢？不同的公司、政府也應該及早思考AI發展的倫理和應對的措施，我們亦要積極學習，並抱持適應其急速發展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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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説：「台灣最美麗的風景就是人！」以前筆者也會來台灣旅行，旅行時總會與當地人問路、購買東西和交談，當然也感受到台灣人熱情的一面。

到了現在，筆者長時間居住在這地，更發現台灣人的人情味豐富，簡直可以用人情味滿溢來形容。事緣筆者有一天晚上在公車站等候搭公車回家，那時大概晚上9點左右，見有公車來，當然就招手示意，公車也如期地停下來開門給筆者上車，一上到公車，剛剛投了幣，怎知公車司機就突然一句：「你有沒有手機？」筆者望前望後，肯定只有筆者一個人，也肯定司機是問筆者。筆者那一刻即時想到：「難道司機有緊急事要處理需要打119求助？」「難道司機不見了電話，想問筆者借？可是整架公車上也有其他人呀，為甚麼不問他們借？」凡此種種想法自然而然地出現在筆者的腦袋。然而，基於誠實的緣故，筆者回應了：「有。」這時司機就說：「下次記得拿起手機打燈，我才看得見有人招手搭車，否則我看不見。」謎底已解開，原來是因為天黑了巴士站太暗，司機會看不清有沒有人招手。因此，筆者說：「歹勢（台語：對不起的意思！），我下次會打燈的了。」司機又再説：「我不是責備你，而是說我有時候真的看不見。」筆者説：「好，謝謝你！下次我會的了。」司機突然間又再問到：「聽你的口音不像台灣人，你是哪裡人？」基於筆者在香港生活多時，香港的巴士司機哪會這樣跟乘客聊天？這是私隱的問題，而且並非人人都想回答。於是乎筆者就詐作聽不見，誰知那公車司機再次問筆者：「妹妹，你是哪裡人？」眼睛還看向筆者這邊。那筆者只好回應他：「我來自香港，是香港人。」接著司機又再問了一連串的問題，包括：「你來台灣多久？」「你來台灣找朋友嗎？」「你環島遊了沒？」「還有多久離開台灣？」「你到哪裡去？」「台灣好玩嗎？」等等。

在於香港人來説，這些都是個人私隱的問題，為甚麼會這樣問人？是否有甚麼企圖？這些都是習慣生活在香港這大都市的人會思想的問題，因為香港人出了名講效率、時間就是金錢、有時間搭巴士都情願休息睡覺，哪會回應司機的問題！筆者在思想：「為甚麼台灣人那麼無聊和八卦？」

晚上回家後，筆者就問先生：「為甚麼台灣人會這樣子？他們很無聊嗎？」筆者的先生就回答説：「並非台灣人無聊，也並非他們想八卦，而是他們對人有情，想透過問候了解你，建立關係，表達關心！」這是台灣人一貫的文化。因為台灣人覺得「有關係就沒關係，沒有關係就有關係了！」台灣人與人的情感交流是建立在關係裡面，他們透過聊天、找話題來建立關係。因此，無論是公車司機、樓下看更伯伯、街市賣菜的嬸嬸都會透過聊天找話題來表達情感關係。

台灣人的這種情感表達，令筆者反思到：其實我們的神也是一位「有情的神」。我們信主是與主耶穌基督相遇，我們知道神是與我們有關係的神，這位的神主動地與人溝通，進入到我們的生命當中，主動走到人群中，這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住在我們當中。神對人有情，這是愛。因為神接納人、包容人、體恤人的痛苦。無論我們在生命中有許多對神的埋怨、憤怒、質疑和不信等等，神都用溫柔的心忍耐包容我們，等候我們的回轉，這是神對我們有情，也是愛。這位的神不但對我們有情有愛有義，更親自被人釘在十字架上，為我們受苦受死，為要拯救我們脱離罪和死亡的轄制。耶穌基督給我們見到的是：上帝容許自己的兒子被釘在十字架上。在世界裡耶穌是無能和軟弱的，也是惟有這樣，主與我們同在，並且幫助我們。耶穌基督不是以祂的全能幫助人，乃是以祂的軟弱、祂的痛苦幫助人！《聖經》向人顯示的是一個無能與受苦的耶穌，只有受苦的耶穌才能幫助我們。不過正正卻因著軟弱和受苦，我們才能找到盼望和前行的理由，正正因為這樣我們明白到祂是一位為我們的上帝，God for us！這也是馬丁．路德的十架神學，強調上帝不是在大自然的榮耀中啟示自己，而是在十字架的軟弱中啟示自己。感謝主！我們的神是一位「有情的神」，從台灣人的文化中，更讓筆者深深體會到「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因為這裡的人對人有情」。

香港的言論自由面對愈來愈大的威脅，而要衡量一個地方是否有基本的言論自由，最簡單的方法是要看看市民能否在毋須恐懼和擔憂的情況下，和平地表達個人感受和意見，「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特別是與政府或當時社會氣氛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很不幸，香港已進入了捕風捉影的獵巫年代，只要一首歌曲、一支蠟燭、一組數字、一件衣服、一句口號，隨時都有機會惹來官司訴訟。在公開場合、社交平台、甚至私人聚會提起某個日子、某些人名，就算從來沒有法例和案例指出有甚麼問題，卻只因為某個官員疾言厲色提示大家小心不要觸及國安法，市民大眾便要立即「斬腳趾避沙蟲」！情況和中國封建年代殘酷的文字獄，以及中世紀歐洲大張旗鼓處決所謂女巫如出一轍。

文字獄和獵巫行動最可怕的地方，在於有一大批為了逢迎上意、打擊異己、找機會上位的庸官酷吏，飽讀詩書深明法典的斯文敗類，為求自保先下手為強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喜歡吃人血饅頭、容易受人煽動的無知百姓，在喜歡捕風捉影、抗拒異見聲音、缺乏幽默感、容不下批評諷刺的社會氣氛之下愈來愈神經過敏，起初只是殺雞警猴，或者公報私仇，久而久之習慣了以殺人來向在上位的表示忠誠，最後便大開殺戒。

而更可怕的是這一切都是以崇高的理念，高呼忠君愛國、甚至以神之名而將一些殘害他人、濫殺無辜的事合理化，目標就是要將一切批評和反對聲音消滅於萌芽階段，要所有臣民人人自危，絕對不敢對當權者稍有異心，連稍為不合作的軟對抗也不敢，乖乖的成為奴才，並且互相監控和舉報，成為幫凶。

近來，香港的公共圖書館不斷主動將一些知名的異見人士的著作或涉及敏感話題的書籍下架，就是惡劣的揣摩上意，矯枉過正的行為，許多書籍及其作者根本從未觸犯任何法例，不少書籍在過去幾十年一直可以公開發售，以及放在公共圖書館的架上，現在卻在無任何理據的情況下「被消失」，是將香港倒退至一些民智未開的極權專制國家的水平。政府有責任向市民清楚交代，圖書館職員憑甚麼理據剝奪市民大眾閱讀這些書籍的權利？有關書籍違反了甚麼法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版權條例》？還是莫須有的罪名？究竟他們是高高在上要決定市民可以看甚麼書的「人民准許閱讀名單審查委員會」？還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究竟市民可以看甚麼書是由政府還是人民自己決定？   

一直以來香港崇尚法治精神，在普通法的精神下，只要法律沒有禁止的事，市民大眾都可以放心去講去做，只要不涉及誹謗，批評官員權貴的言行和施政是毋須擔驚受怕的。但過去幾年已出現嚴重的人治傾向，例如官員可以毋須透過法官的裁決，直接DQ一些候選人；一些口號、歌曲、新聞報道，可以透過主控的想像和所謂專家證人，將本來有很多可能性的明喻暗喻、弦外之音的解讀方式歸納為只有一個，疑點利益歸於控方，然後一槌定音，日後所有人都只能以這方式去解讀，以法律之名扼殺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

此外，圖書館的職員可以任意將一些被認為敏感的書籍下架；表演場地可以毋須解釋便取消一些異見人士的訂場申請；執法人員隨意拆除一些店舖的裝飾、截查及扣留打算採訪的記者；更嚴重的是一些酒樓會所戲院亦在有形無形壓力之下，以「有殺錯、無放過」的心態，對待所有可能有爭議的團體、個人、歌曲和電影等等，都反映著社會的變化。最令人心痛的是一些本來不合理的情況，當大家習慣了之後，漸漸卻變成了「正常」的情況，甚至愈來愈多人願意為這些情況塗脂抹粉，大家可能忘記了，當獵巫之風合理化的時候，所有不聽話、不受歡迎的人也有可能被扣上女巫的大帽子，當主要矛盾被清除之後，次要矛盾就會變成主要矛盾。

而更大的影響是當一些機構、堂會或個人因為懼怕觸及看不到的紅線而事事自我設限，自我審查，不但自己不敢表達意見，當看到其他人表達意見時也會感到恐慌，擔心自己會被牽連在內，於是明示暗示大家收聲，甚至將溫和地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也視為激進份子、害群之馬，千方百計要對方識時務、曲意逢迎當權者。其實，要群眾成為不敢表達不同意見的順民，根本毋須統治者立法禁止，只要大家習慣了戰戰兢兢地揣摩及迎合在上位者的心意，自然就會出現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現象。

下架之害，猶如焚書；寒蟬效應，等同自閹。但要維護新聞及言論自由，維護市民大眾的基本權利，伸張正義，不能寄望遇到青天大老爺，更不要妄想聖君的出現，而是要每個人都願意站出來捍衛本身的基本權利，市民可以看甚麼書、說甚麼話、悼念甚麼人，應該自己當家作主，當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時候，不要自己嚇自己，亦不要恐嚇敢於和平理性非暴力地表達意見的人。作為基督徒，我們的卑微願望，只是希望所有教牧和領袖能夠成為榜樣，「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即使我們無法不面對網絡的時代，也被迫要適應在這個時代下所產生出來的現象。網絡時代的模式亦不斷地轉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質，這對孩童或青少年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明光社於2023年5月30日舉辦了「多媒體網絡年代對教養兒童的挑戰」網上講座，我們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為我們講解現今網絡媒體文化的現象，與我們一同思考如何應對，特別是在家長教導孩童方面。

梁博士提到現今多媒體網絡年代的社會特色是個人化和部落化。個人化是指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縱然人與人的距離都非常近，但都只會留意著自己的手機。梁博士指出年輕一代往往會認為長輩級的人是跟不上時代的、不會懂他們在做甚麼，這也是他們的新潮優越感。而部落化則是指我們以往認為錯誤、不應該做的事，但在網絡上提出這些話題卻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即使是明顯地有違道德的事，例如「強姦快閃黨」及組團自殺等等。

多媒體網絡內容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和聲音都會令人感到愈來愈刺激，使到人們更難忍受沉悶的事和人，諸如上班、學習等等，人會更加自我中心，梁博士指，很多時候，一些事情如果不在人有興趣的「雷達」上時，他們便完全不關心，甚至將事件當作沒發生過。

另外，網絡時代所造成的自我中心，更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梁博士以自己的子女為例，他們要求梁博士傾談，總期望即時的回應，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傳訊息給子女，大多時候都得不到或很遲才收到回應，就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一樣。而且，這種自我中心使孩童不會做不喜歡的事，自己想做的事，則會要求父母提供協助，子女亦不太會為家人付出，甚至有些極端的事件曾在報章上出現，例如在內地有15歲少年為上網而弒母等等。即使不是一些極端的情況，上網與否，課金與否，父母也很容易與子女產生磨擦。

網絡對於孩童和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大森林，當中除了無限的知識，亦有許多網絡陷阱，而梁博士都特別提到現在有許多網上情緣騙案和裸聊勒索事件在發生，她亦提及了一宗新聞，一名少年疑因誤墮網絡騙案而選擇跳軌輕生，這些網絡陷阱都是孩子需要提防的。

最後，在家長角色方面，梁博士認為家長需要給予子女更多的關心和刻意的教導，讓子女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擁有的一切其實是來自父母，而且父母也要在適當的年齡才給他們使用智能產品，以免他們沉迷上網或耽誤了自己的親情和友情。

以上只是梁博士分享的部分內容，如想收看足本講座，請點按以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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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在4月份的電影小組網上講座中再次帶來一部好戲——《神探白朗：福比利大宅謀殺案》，他透過電影為大家講解第六種電影類型：犯罪動機。按《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講，這類電影為的不只是揭發內幕和挖掘真相，當中亦會揭示罪犯的犯罪動機，為甚麼他要這樣做？透過劇中的偵探查案過程，帶我們去看人性，也會把「一面鏡子轉向觀眾，並問：『你們也是如此邪惡嗎？』」

此齣電影是很穩打穩扎的，故事講述在一豪門大宅中，老小說家剛度過了他的生日派對，翌日被人發現他在房間「自殺」，電影以舊式的探案方式，來揭示家庭成員的內鬥、謊話及錯綜複雜的案情。

礽福認為電影中的老小說家是自殺還是他殺既有懸念，而透過一名說謊便會嘔吐的女看護來協助偵探查案，找出說謊的兇手，也有反諷的效果。而其英文片名是Knives Out，有各人拔出武器「亮劍」的喻意，這句英文也用來形容人們在爭吵及爭鬥中使用武器的狀態，可以想像到家庭各人為了爭奪老小說家死後的遺產而「利刃出鞘」的情況。

偵探電影總會發放四個元素讓觀眾與偵探一起查案，首先一定會「放水」給觀眾，即是一些明顯的事實，但亦會展露一些「疑點」，而當觀眾即將找到線索時，又會有些「干擾」，也會有很多真真假假的「資訊」，使觀眾感到迷惘。

礽福認為導演兼編劇Rian Johnson，能把故事說好，也把故事的節奏捉得很好，即使在劇情鋪排上有支持新移民意念，但仍強調新移民女看護是因她自己的善良和專業而自救成功，不會令人感到反感。

這電影特別的地方，是作為觀眾起初以為知道兇手是誰，卻仍然會想保護這「善良」、似乎錯手殺了人的女看護。後來劇情慢慢地發展，觀眾既會很爽地發現誰是真兇，並知道女看護成功脫身，能在最後得到老小說家的遺產，是因為她的善良與專業。就如礽福最後所指，成功的大眾電影，既要推陳出新，又要夠俗套，而不是一味顛覆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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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英雄」電影不一定是《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按《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指，「超級英雄」類電影是指：「一個有超能力的人發現自己身處在平凡人的世界；那種感覺有點像是格列佛（Gulliver）發現自己被綁在小人國的沙灘上。」[1] 即是主角有特別的能力，卻因為現有的處境而未能發揮。

是次分享嘉賓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把2020年的真人版《花木蘭》與1998年的動畫版作比對，既介紹了超級英雄電影的要素，亦探討兩者中哪一部比較能說好女性故事，帶出男女平等，兩性各有獨特之處等訊息。

礽福指出，超級英雄類電影中的主角往往因為「非我族類」的原因，而不受尊重、不被理解，故事常強調他們的犧牲與成就。花木蘭代父從軍時，就是要應付她身邊的士兵，不可讓他們知道她女兒家的身份。而主角亦是「凡人英雄」：一、必須有她要完成的「特殊任務」，如成就豐功偉業或做好事；二、有「死對頭」要對付，雖有強大力量，但敵人的強大只是假象；三、主角要克服或接受「詛咒」，為獲得特別能力而要付出代價。

新版電影由動畫變為真人版，不但刪去了音樂劇元素，不少花木蘭與伙伴一起鍛鍊和成長的有趣經歷也被刪去了。原版花木蘭以其智慧、靈活和與伙伴一起合作以致最終能取勝的橋段，在新版本變為以「原力」（氣）取勝，其武功、力氣原來比男性更大，獨力就可以救到皇帝了。礽福認為在「超級英雄」故事中，如此安排不是不可以，但就只是「花木蘭」這個獨特的角色才能做到，不是一般人可以學習得到，劇情安排只證明了她的氣力可以比男性大。故事最後更改變了原本李翔與花木蘭的一段姻緣，說明了女人不一定要結婚，因著皇上欣賞她的能力，她最後來到皇宮裡保護皇上。

最後礽福也質疑，新版電影所強調的「真」，即對自己真誠，這雖然沒有錯，但「真」之後是否就能原力覺醒，擁有超凡的能力？反觀舊版電影除了發揮了女性特質的價值，更有助於男女平等，能鼓勵女性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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