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

對一個人而言，沒有什麼比智商更重要，或許唯有品德除外。 ——Lewis Terman

對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家Lewis Terman來說，智商有多重要？為他撰寫傳記的作者Henry Minton提到，Terman的兒孫都要接受智力測試，誰能取得高分，誰就能贏得Terman更多的疼愛。甚至連Terman家中的餐桌座位，都是按照智商的高低來安排：成績高的人坐在Terman的旁邊，成績低的則坐在下座，還要幫忙女傭做事。[1]

如今，一般人不會認為身體有缺憾或血統所謂「不純正」的人沒有生存權利，但現實情況是：高智商者與高學歷者在社會上容易「生存」，這成為人們追求的另類優生觀。因為高智商者往往考試成績更優異，能輕易入讀名校，取得專業資格，日後也自然能憑藉亮眼的學歷投身社會，成為所謂的社會菁英。Microsoft、Google、Amazon等知名企業的領導者，皆青睞高智商的考試高手與天才神童。[2] 相反，那些既無家庭背景，智力又屬普通的人，除非擁有足夠的資金及勇氣自行創業，或是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來證明自己，否則平庸的學歷難以讓人對他們另眼相看。

「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的誕生，本來與優生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受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等早期思想家研究成果的影響，法國實驗心理學家Alfred Binet開始關注人類智力的測量與量化方法，並與同事Théodore Simon研製出一套基於記憶力、專注力與問題解決能力的智力測驗，[3] 於1908年發表完整的「智力量度表」（échelle métrique de l’intelligence），用於識別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4] 這項智力測驗的初衷本是善意，希望為特殊需要兒童尋求更合適的評估及安置方式，避免落入當時精神科醫生Ferdinand Bourneville提出的方案——將「不適合」普通教育的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特殊班。在Binet與時任教育官員Ferdinand Buisson的努力下，1909年新法通過，法國公立小學開始附設兒童特殊班級，取代了把學習遲緩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做法。[5]

Binet-Simon智商測驗原型，成為心理學領域的重要里程碑，影響深遠。其後的改良版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Test）、韋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等經典智商測驗，均受其啟發而誕生。[6] 曾幾何時，智商測驗一度盛行，英美教育體系均普遍採用依照智商分數對學生進行分組教學的模式。儘管如今這種基於測驗結果的教育分流做法已逐漸式微，但智商測驗或其發展出來的SAT測驗，在教育界與職場中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7]

而讓智力測驗在美國蔚然成風的，正是Lewis Terman。他的研究說服了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高智商者無論在學術還是職場上，都能有更傑出的表現。[8]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Terman非常推崇Binet-Simon智力測驗，然而他對智力測驗的看法，卻與Binet截然不同。Terman認為，智力測驗「能描繪出人類遺傳特徵預先決定的原始腦力，進而預測人終生在各種事情上的整體成就。」[9] 他甚至主張，智商較低者道德水平也會偏低，因此提出「智力測驗可用來把少年犯隔絕在社會外，甚至在還沒犯罪前就先隔絕」。[10] 在他看來，智力測驗的意義不只是根據兒童的能力量身打造教學內容，更能用來篩選出「天才兒童」。[11]

昔日Binet研發測驗，是要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12] 而且「並不認為其所研發的測驗能描繪『智力』的全貌，他認為人類的『心理才能』太難捉摸，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他並不覺得低分就表示受測兒童將來的發展機會有限，反而認為分數在人的一生當中還有可能提高。」[13] 儘管Terman的團隊自1920年起，尋找智商超過135分至140分的兒童，並追蹤其日後成就，當中確實不乏事業上表現傑出者，[14] 但Binet的觀點是正確的，在智力測驗中獲得低分數的人，不代表發展有限。以Robert Sternberg為例，他被美國心理學會評為二十世紀第六名傑出的心理學者，卻在小學二年級的智力測驗中取得低分，甚至被判為「愚鈍」，連他本人也一度認同此評論。幸好他遇見一位拒絕以智商分數定義孩子的老師，獲得相信與鼓勵，成績因而突飛猛進，最終擺脫了這種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15]

Sternberg的經歷不僅證明了Binet「測驗低分不代表兒童未來發展受限」的觀點，其後續的研究也支持了Binet對智力的另一看法：「人類的『心理才能』太難捉摸，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16] 類似觀點也出現在Rich Karlgaard《大器可以晚成》的書中。[17] Terman所推崇偏重分析能力的智力測驗，僅能讓擅長分析者在SAT考試中取得高分；但Sternberg發現，除了分析智力，事實上還存在創意智商、實用智商（涵蓋後來所說的情緒智商和社會智商），[18] 這些智力類型同樣影響個人一生的成就。

因此，社會不應僅將高智商、高學歷者定義為社會菁英或優秀人才。英國科學作家David Robson在其著作《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中指出，「無論哪種職業，還是有多數人智商沒那麼高，但表現上卻好過那些智商高的人，也好過於智力高卻未充分利用腦力的人。」[19] 更何況，一個社會可以暢順地運作，既需要成績優異的人，也需要具備創意、積累實務經驗、擅長實際操作的人。倘若世界僅由一群成績優異的高智商專業人士主導，未必會變得更好。

倫敦大學學院認知腦神經學者Itiel Dror作為領域內的專家曾表示：「專家之所以成為專家，之所以能高效率又快速把工作做好的那一堆基石，免不了也會有若干弱點，這是無法周全的」——「愈是專家，在許多方面上，弱點愈大。」Robson也認為，專家的判斷多數時候正確，但正因其身為專家，一旦判斷失誤，往往造成嚴重後果。[20] 芝加哥洛約拉大學心理學教授Victor Ottati則指出，專家常因自視專業而固執己見，不願接納他人意見；他並由此推斷，這正是部份政要一意孤行、拒絕妥協的原因。[21] 更重要的是，Terman的核心觀點存在根本錯誤：相比高智商，品格更為重要，而高智商絕不等於道德高尚。遠至希特拉，近至愛潑斯坦，這些真實例子都證明，極具才智者也可淪為邪惡化身；甚至高智商犯罪者，更懂得包裝自己，愚弄並操縱他人。

這個世界絕對不會因為由大量高智商「優秀人才」組成，就必然變得更好；相反，一旦由高智商卻道德敗壞者掌權，只會帶來更多「史詩級」人禍，造成更多生靈塗炭。倪匡筆下的小說《創造》便對此有所啟示：潘博士改造罪犯王亭，妄想將其大「腦」改造得與自己一樣，卻忘記了自己在不知不覺間成為綁架他人的惡人。他又怎能期望，依照自己的「腦電圖」就能改造出善良的人呢？

社會本就由各有所長的人共同組成。歷史上德國優生學非常黑暗，曾嚴重踐踏人類的尊嚴；時至今日，德國對「人」的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比包括亞洲在內的許多地區更為進步。德國社會並不會過度重白領、輕藍領，藍領工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與白領差距不大，各項待遇亦獲得充分保障。[22] 至於同屬歐盟的芬蘭，對藍領工人的重視程度更甚。[23] 例如在芬蘭人眼中，搬磚工人等職業從業者同樣被視為專業人士。[24] 當一個社會不再僅以學術成績定義人的價值、區分尊卑，那些手藝精湛、充滿創意的人，才敢於施展天賦、發揮優勢、追隨興趣，而非為了「生存」勉強隨眾，走上並不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大器可以晚成：當世界沉迷年少得志，耐心是你成功的本事》

(Late Bloomers: the power of patience in a world obsessed with early achievement)

作者︰里奇․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

譯者︰林力敏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先覺出版

出版年份︰2020年

少年天才總是讓人讚嘆不已，身為他們的父母更是倍感自豪。正因如此，很多父母不願等待孩子在學業上慢慢成長，早早便為孩子報讀一個又一個課程，只希望孩子在年幼時就能「贏得」名牌學校的學位。大家或許以為這種現象只會出現在亞洲地區。然而作者告訴我們，美國其實也深受這種風氣影響，並同樣深受其害。

當社會推崇的價值只著重出色的成績，以及日後耀眼的收入與功成名就，孩子只會過著被揠苗助長的生活，不被鼓勵走上探索的道路。於是，現今的孩子雖然有更多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卻也「更疲憊、更脆弱、更害怕失敗、更害怕打分數」。過去20年間，美國青少年患上憂鬱症與焦慮症的比率增加70%、自殺率更是持續攀升。諷刺的是，這些數字甚至高於經歷饑荒、經濟大蕭條與戰爭時期。只因社會比以往更重視考試與成績，學生的自由玩樂時間大幅減少，放學後不是補習，便是接受訓練和評分。

雖然有些學生十分精通這些學習的「遊戲規則」，遊刃有餘，但對於無法適應單一考試標準的人來說，是否便一定難成大器？作者一方面指出，推崇年少天才帶來社會整體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反對用學術成績來定義一個人的成就。他認為，每個人的學習並非簡單的事，而是「涉及神經、生理和情緒發展的累積過程」。每個人的學習方法不同，意味著每個人的吸收、整合與應用知識的節奏也各不一樣。有人接觸基本原理後便能馬上應用，有人則需要融會貫通，才能實際應用。

大器晚成者，往往需要釐清整體脈絡，才能發揮出他人一開始難以察覺的天賦，因而發揮潛能的時間比預期更晚。也正因如此，單一考試標準對大器晚成者並不友好，因為這類考試方式會持續影響學生的排名和表現，讓他們初期的表現不符合外界的預期。作者坦言自己也是大器晚成者，親自經歷過差一點被教育制度扼殺，也深知在一個標準化的社會中，個人的天賦與潛能如何被遏抑。

大器可以晚成，因為每個人都擁有流質智力和晶體智力。流質智力主要與邏輯推理相關，通常在年輕時會達到顛峰；而晶體智力則是運用實際經驗的知識和技能，這種智力在人到中年後仍會上升。作者認為，社會不必執著於聘用年輕員工，因為就不同的工作內容，有些的確需要年長員工的晶體智力。

作者鼓勵起步較晚的大器晚成者，不要被他人定義自己的價值。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土壤，無法在某間公司開花結果，未必是自己的問題，也可能是公司文化或制度窒礙了個人成長。堅持及忍耐固然是美德，但在適當的時候選擇放手，尋找屬於自己的土壤，才是真正的明智之舉。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英國

4月16日有報導指，威爾斯聖公會（The Church in Wales）的最高管理機構通過一項法案，將同性婚姻祝福儀式正式定為永久制度。此前，2021年推出的臨時措施已允許同性伴侶在教堂儀式中接受婚姻或民事伴侶關係的祝福。該機構143名成員以壓倒性多數投票通過將祝福儀式永久化；個別神職人員仍可選擇不為同性伴侶提供祝福。這意味著，這項於2021年首次引入的祝福措辭將被納入《公禱書》——其中包含了威爾斯聖公會標準形式的公共祈禱與祝福。[1]

負責監管英國女童軍組織的機構表示，跨性別成員必須在9月6日前離開該組織。此前，女童軍組織（Girlguiding）已於2025年12月宣佈，不再允許自認為女孩的生理男性加入。該組織表示，此舉是為了回應2025年英國最高法院的一項裁決，該裁決認定在平等法例中，「性別」一詞是指生理性別。[2]

美國

司法部持續根據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初期頒佈的一項行政令，推行按出生時指定性別對囚犯進行隔離的政策。然而，當政府開始在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區內轉移跨性別囚犯時，隨即於2025年引發法律挑戰。美國地區法官羅伊斯·蘭伯斯（Royce Lamberth）於2025年2月簽發初步禁令，勒令停止任何轉移行動。至2026年4月17日，華盛頓特區聯邦上訴法院推翻了這項下級法院的裁決，判定18名原告囚犯未能證明此類轉移本身構成「殘酷且非常規的懲罰」。[3]

4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拒絕受理麻薩諸塞州部分家長提出的上訴，家長們認為該學區的做法侵犯了其依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正當法律程序條款所保障、指導子女成長的基本權利。此前，最高法院已於2025年12月駁回一起涉及威斯康辛州學區的類似案件。[4]

4月6日，美國教育部宣佈終止與五個學區及一所學院之間旨在保障跨性別學生的協議。這些協議原本要求學校尊重學生偏好的姓名與代名詞，並允許其使用符合性別認同的洗手間。受影響的包括賓州德拉瓦谷學區（該學區已投票撤銷對跨性別學生的保護）、加州沙加緬度聯合學區（仍表示支持LGBTQ+師生），以及其他三個學區與一所學院。

特朗普政府與拜登政府對《第九條》的解釋存在分歧︰後者認為該條款禁止教育中的性別歧視，範疇涵蓋對跨性別及同性戀學生的保護；而前者則持相反立場。教育部官員稱，此舉是為了移除前政府強加的「激進跨性別議程」。倡導組織則批評，撤銷協議是保護弱勢學生方面的倒退。[5]

4月13日，「村落保護組織」與一眾原告達成法院強制執行的和解協議，要求國家公園管理局於石牆國家紀念碑恢復懸掛驕傲旗。該紀念碑為美國首個紀念LGBTQ+權利與歷史的國家遺址，惟聯邦政府今年初拆除旗幟。原告方於事發八天後提起訴訟，指控政府非法針對LGBTQ+群體。根據協議，政府須於七日內重新懸掛驕傲旗並永久維護，聯邦法院亦保留執行管轄權。村落保護組織曾推動將石牆列入國家歷史名錄、紐約市地標及國家紀念碑，長期致力保存LGBTQ+歷史。[6]

3月10日，維珍尼亞州的美國第四巡迴上訴法院——一個由共和黨人組成、且大部份法官由特朗普任命的聯邦上訴法院，一致裁定維持西維珍吉尼亞州禁止醫療補助（Medicaid）為跨性別的成年人支付性別肯定手術費用的禁令。此項裁決推翻了一名法官此前的判決，該法官曾認定這項法令違反了兩項聯邦法律規定的反歧視保護條款，以及美國憲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承諾。主持此次上訴的三名合議庭法官表示，目前這項法律旨在針對「特定醫療程序」，與尋求這些程序的個人身份無關。

判辭中提到：「立法機構拒絕為可能產生相反效果的實驗性療程提供資金，以此鼓勵公民接納自己的生理性別、不輕視自己的生理性別，這並非不合理。」合議庭稱，該法律針對特定醫療程序而非特定人群，不構成對跨性別者的非法歧視。此次裁決使該法院成為首個支持此類禁令的聯邦上訴法院，其依據是美國最高法院去年駁回對田納西州未成年人性別肯定治療禁令的挑戰；最高法院此前還要求該法院重新審理此案及北卡羅來納州相關案件。西維吉尼亞州總檢察長稱，州政府不應補貼「未經證實、非必要」的手術，認為相關資金應用於治療癌症等疾病。

目前美國已有十多個州限制或禁止醫療補助覆蓋此類護理，至少七個州因此面臨訴訟。[7]

3月19日，俄勒岡州一名聯邦法官Mustafa Kasubhai裁定，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Robert F. Kennedy Jr.公開貶低未成年人性別肯定治療並指責提供此類服務的醫療專業人員的行為屬於越權。Kasubhai認為，Kennedy Jr.在2025年12月發佈一份文件的行為違反了既定程序，該文件宣稱未成年人性別肯定治療「既不安全也無效」，且提供此類服務者正威脅「性別焦慮症兒童的健康與安全」。此次裁決源於加州、紐約州等18個州對Kennedy Jr.及特朗普政府提起的訴訟，這些州認為該聲明超出了Kennedy Jr的法定權力，並且不當地威脅了提供性別相關醫療服務機構的聯邦資金。[8]

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決定不再重審華盛頓州一宗跨性別權益相關案件，其核心裁決明確保護跨性別者進入性別隔離場所的權利，但法官Lawrence VanDyke提交的異議意見，成為該裁決的討論焦點。該案件源於華盛頓州一家傳統韓裔裸體水療中心——奧林匹斯水療中心，其網站標注「僅限生理女性」准入，而法院裁決要求其刪除該限制，保障跨性別女性的進入權。VanDyke對此提出強烈異議，他指出強迫一家韓國水療中心從其網站上刪除「入場資格限制為『生理女性』」的表述，是違憲的。

他提到︰「奧林匹亞水療中心是一家傳統的韓國女性專用裸體水療中心，其基督徒東主不希望在他們的水療中心看到『那些東西」（男性生殖器官），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女性員工和女性顧客也不希望水療中心出現『那些東西」。但華盛頓州堅持要求他們接受，如今第九巡迴上訴法院也持同樣要求。」

VanDyke接著抨擊法院的自由派多數，稱他們是「覺醒派法官」，已經「集體喪失了理智」，如今正試圖將「弗蘭肯斯坦式(Frankenstein)的社會實驗……強加給真實的女性與年輕女孩」。（法庭記錄顯示，該水療中心也允許接受過陰道成形術的跨性別女性入內，但禁止未進行該手術、仍保有男性生殖器的跨性別者進入。）[9]

美國愛達荷州立法者正審議一項爭議法案，該法案擬將跨性別者使用與其性別認同相符的衛生間列為犯罪行為，且這一規定同樣適用於私營企業場所。據悉，包括愛達荷州在內，美國至少已有19個州通過立法，禁止跨性別者在學校及部份公共場所使用與自身性別認同一致的衛生間和更衣室。據LGBTQ+倡議組織「Movement Advancement Project」的資料顯示，另外三個州——佛羅里達州、堪薩斯州與猶他州——已規定在特定情況下，違反浴室使用相關法律屬刑事犯罪。

若愛達荷州該法案獲得通過，相關懲罰將極為嚴厲：任何人進入指定為異性使用的衛生間、更衣室等公共設施，初犯將構成輕罪，最高可判處一年監禁；再犯則屬重罪，最高刑罰可達五年監禁。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懲罰力度已超過該州對首次醉酒駕駛定罪、或公共場合展示淫穢物品等違法行為的處罰。[10]

2月26日，堪薩斯州新法正式生效，約1,700名跨性別居民的駕駛執照遭宣告無效。堪薩斯州是全美五個禁止跨性別者更改駕照性別標識的州之一，更是首個法律具追溯力，撤銷已完成變更證件的州。該法同時宣告所有已更新性別標識的出生證明無效。[11]

3月26日，國際奧委會已批准一項關於保護奧林匹克運動中女子（女性）組別的新政策，並為各國際單項體育聯會和體育管理機構提供指導性考量。這項政策由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批准，將從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起適用，不具追溯效力。該政策僅適用於國際奧委會賽事，不影響基層或大眾體育運動。

新政策明確規定只有生理女性可參加女子組比賽，並將通過基因檢測驗證參賽者的生理性別。新政策規定，奧運會及國際奧委會其他各類賽事（含個人與團體項目）的女子項目參賽資格，僅限於生理女性，判定依據為一次性SRY基因篩查。

該政策由專家參與制定、基於證據支撐，核心目的是保障女子組比賽的公平性、安全性與完整性。基因檢測可通過唾液、頰拭子或血液樣本完成，操作便捷且高效。

國際奧委會表示，此項決定是與專家組協商後作出的，旨在為女性運動員提供平等的體育參與機會。聲明指出，單獨設立女子組項目，是確保男女均可平等參與頂級體育賽事的關鍵基礎，同時也契合國際奧委會在平等、提升奧林匹克價值、增強女性運動員可見度及激勵全球女性的現代目標。

3月27日，法國對該政策提出反對，稱其是一種「倒退」。法國體育部長Marina Ferrari表示，該檢測專門針對女性，破壞平等原則，且在法國法律中被禁止。她還指出，國際奧委會曾於1999年因科學界質疑其有效性而廢除類似檢測，並認為政策對女性性別的定義未考慮雙性人群的生理特殊性，處理方式簡化且帶有污名化之嫌。

國際奧委會稱，對未從睾酮中獲益的性發育差異運動員可能有「罕見例外」，主席Kirsty Coventry表示，禁止性別檢測國家的運動員需前往他國接受檢測。田徑運動去年已率先引入此類檢測，法國田徑聯會主席Jean Gracia也透露，已通過安排運動員在境外完成檢測的方式應對該政策。

其他國家則對該政策表示歡迎，紐西蘭奧委會首席執行官Nicki Nicol便明確表達了支持態度。她表示：「我們認識到，為制定這項政策所進行的廣泛磋商和專家意見徵詢，包括聽取運動員的聲音，旨在為奧運會級別女子組的參賽資格帶來更清晰的界定、更高的一致性及更強的公平性。」 Nicol進一步補充：「作為紐西蘭奧委會，我們現在的重點是全面理解這項政策，並與我們的各體育項目、運動員委員會以及高績效運動網路審慎合作，確保在清晰理解、尊重和關懷的前提下推進後續工作。」[12]

塞內加爾

3月11日，位於西非洲的塞內加爾國民議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法案，將同性性行為的最高刑期提高一倍至10年，並將任何宣揚同性戀的行為定為刑事犯罪。該法案以135票贊成、0票反對、3票棄權獲得通過，兌現了2024年總統Bassirou Diomaye Faye和總理Ousmane Sonko領導的政府在競選時所作出的承諾。該法案目前正等待總統簽署。

據報導，有一群將同性戀視為公共衛生威脅的美國遊說者，曾向塞內加爾官員提供建議，指導如何推動上述的反LGBTQ+法例。[13]

（資料截至2026年4月26日）

女法官言惠知（言官，佘詩曼飾）因錯判一宗兒童墮樓案而造成悲劇，決意申請調任為少年法庭裁判官，要在青少年還能受教之時，小心追查每單案件，以便正確教導他們走回正途。

繼《新聞女王^２》後，電視台再度推出改編自中港真實案件的法庭劇《正義女神》，該劇除了幾位主角演技出眾、以及是藝人許紹雄的遺作受矚目外，由女演員反串飾演14歲陰險且具反社會人格的男學生高成彬（劉倬昕飾）更是一大亮點。除了收視成績，筆者認為劇中對「家庭教育」的探討及父母面對孩子犯罪的態度，最值得大眾反思。

根據香港《少年犯條例》（第226章），處理16歲以下青少年犯罪的重點在於教化而非懲罰。少年法庭審訊不對公眾開放，僅限家長旁聽。劇中透過約20宗案件，揭示了錯誤的家教方式：有些父母過度溺愛，甚至偽造證物助孩子「走精面」逃避法網，使其漸成惡霸；有些則施加過高壓力或情緒勒索，導致孩子心理失衡而犯案。這些「愛他變成害他」的例子，讓人看得唏噓。

此外，劇中有不少篇幅，深刻呈現了校園欺凌的殘暴。學生因恐懼淪為目標而選擇沉默，成為「集體幫兇」；校方則為保校譽而掩蓋真相。現實中，香港校園欺凌問題確實嚴峻，有研究顯示本港學童受欺凌率曾位居全球前列。

雖然有人能「出淤泥而不染」，但更多孩子因原生家庭或曾被欺凌而身心受創，需用一生去治癒。劇中「言官」對繼女的態度，以多溝通與信任的方式，在女兒惹上官司後願意放下工作，全心幫她打官司、調查案件，與其他法律界同業對親生孩子犯案時的多疑或縱容態度，形成強烈及鮮明的對比。

最後，筆者發現此劇有一特色，有些角色（如言官、鄭官）常常飲用清水，彬母高淑華（陳煒飾）亦曾遞清水給其子勸誡他，這除了部份是植入式廣告，似乎隱喻著「以水洗清罪惡」，與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印度電影《失竊風雲》（Maharaja）中主角在面對嚴重罪行時亦會飲用大量清水的做法相似，大家在追劇時，不妨留意編劇這番心意。

在公園肆無忌憚地大放音樂，穿著統一制服列隊做「佳操」的暴走團，由內地來到香港。這群被認為是破壞寧靜，打擾他人的暴走團，核心成員由內地的「大媽」組成。大媽一詞原是中國北方方言，用以稱呼大伯的妻子，或對年長已婚女性的尊稱，本意並無任何貶義。2013年，有說法指《貨幣戰爭》的作者宋鴻兵在微博將當時瘋狂搶購黃金的中年婦女稱為「大媽」，其後，媒體與網絡相繼出現「中國大媽」、「搶金大媽」、「廣場舞大媽」等說法。現今，「大媽」早已不再是尊稱，反而變成一個貶詞。當中，尤其是「暴走團大媽」與「廣場舞大媽」，成為了內地，尤其是上班族與學生詬病的群體。有內地網友甚至認為，在反對暴走大媽擾民一事上，內地人的看法與香港人是一致的。

並非年長的女士便一定是「大媽」，要成為「大媽」，通常具備以下特質：1. 缺乏公德心、習慣插隊佔位、在公共場合喧嘩、製造噪音、隨地吐痰、亂丟垃圾；2. 格局狹小、貪小便宜、瘋狂搶購特價品、斤斤計較；3. 過度八卦、愛管閒事、議論別人隱私、愛用長輩的身份說教；4. 說話粗魯、情緒外放、容易吵架、態度橫蠻無理；5. 為人自私、忽略他人感受等。

這樣說來，「大媽」是否一無是處？「大媽」的行為的確惹人討厭，但她們也有良善的一面。大媽普遍性格率直坦誠、集體觀念強、同儕之間彼此扶持，她們亦十分重視家庭與兒孫，願意花大量心力為下一代照顧孫輩與打理家務。

一般人只知青少年有反叛期，卻忽略成年人，尤其是中年女性，也會「反叛」，變得行事任性，甚至罔顧社會規則。為甚麼特別是中年女性？以心理層面來看，正所謂壓抑愈大，反彈愈大，相比男性，在舊式社會中成長的女性，一味被要求要順從丈夫及其家庭、長期被要求做好妻子、母親及照顧者等角色，根本無法跟從自己的意願而行，實現自我。有心理學觀點認為長期承受不對等壓抑的女性，到了中年會迎來心理「醒覺」，當她們步入中年，不必再為生活愁煩，過去數十年被壓抑的獨立、果敢的特質，會在此時爆發，心態轉為只想為自己而活，表現出來便是做事任性、不再妥協配合、甚至顯得自私與無理。

除此之外，現今社會的「大媽」，當她們年輕少艾時，得到正規教育的機會有限，成長於環境物質匱乏的年代，在她們最愛美的年齡，市面服裝款式單調，遠不如現今千變萬化；更年長的「大媽」，在她們的青春年代，更是長年只能穿軍綠、深藍、灰等單調如制服的衣物。如今生活條件變好，自然想彌補年輕時的遺憾，努力地打扮自己，讓自己光彩奪目，被人看見。

或許，當社會大眾指責「大媽」的同時，也可以獻出良計，引導她們回到正軌，就如幫助反叛期的青少年人一樣。讓她們既能彌補年少時失去的美好時光，也能學懂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活出真正的自我。

參考資料:

〈內地「暴走團」殺入將軍澳？公園大播音樂落力揈 網民狠批擾民：極度自戀自私〉。《星島頭條》。2026年4月26日。

《服事可以不流淚》的作者是一位尼日利亞裔牧師，他以黑人牧師的身份，在歐洲建立了全歐洲最大的教會，而且90%是歐洲白人。閱畢全書16章，讀者會認識如何在艱難的事奉中仍要有喜樂、有果效、不帶重擔，因為神不願意服事的人流淚痛苦，而是要事奉者樂在其中。

一個成功的服事者要有正確的動機、支取神的智慧、順從聖靈引導，以及讓神來建造教會，而不是靠人的努力硬撐。 全書章節包括：《服事可以不流淚》、《成功的事奉真的存在》、《服事沒有重擔》、《不要為神擔憂》、《讓神來建造》等。若你的服事正感到疲憊或想尋找事奉的正確心態，這本書可以幫助你去調整服事的態度，從「勉強流淚服事」轉變為「喜樂有果效的事奉」。

作者桑戴．阿得拉加牧師說：「神呼召你去服事，並不是要你憂慮、受苦或流淚；神呼召你，乃是要你懷著感恩的心，靠著神的恩典去完成祂所託付的每一件事。」

~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顯神的作為。(約九3《新譯本》)

昔日，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渡過約旦河來到迦南，攻打一座又一座城池，收服迦南美地，那時他們都聽命於約書亞。可惜，當約書亞和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死後，興起的以色列人「不認識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士二10下)，[1] 於是他們「行了耶和華看為惡的事，去事奉眾巴力」(士二11)。神藉著周遭民族欺壓他們，每當他們呼求耶和華，神便興起一位士師拯救他們。繼俄陀聶之後，以笏拯救以色列人脫離摩押王伊磯倫十八年的轄制。以笏有一個特點，便是他天生是左撇子(士三15)。

今天，不少人認為左撇子比較聰明、較有創意，人們有此印象並非毫無根據。2007年，《印度應用心理學會期刊》發佈的一項研究，在 150 名參與智力測試的受試者中，左撇子的表現明顯比右撇子優秀，完成測試所需的時間也較短。2019年，《大腦》期刊的另一項研究顯示，左撇子與右撇子之間存在基因差異。科學家分析約 40 萬人的資料後發現，左撇子大腦左右半球在語言相關區域的連接更緊密、協調性更強。這意味左撇子的語言能力可能更出色。[2]

即使現今的人們不認為左撇子比右撇子聰明，至少大部分右撇子不會歧視左撇子，但在近東社會卻不同。在百分之九十慣用右手的人組成的社會裡，人們視站在某人右邊為一種特權，右手用於吃飯與禮儀，左撇子則被視為受到神明責罰。古埃及人甚至強烈反對左撇子，經常將敵人描繪成左撇子，而自己則是正義的右撇子。[3] 舊約的以色列人也有類似以右手為尊的世界觀：在祭司的授職典禮中，禮儀所用的部分都是右邊。「摩西宰殺了羊，取了一些羊血，抹在亞倫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以及右腳的大拇趾上。又把亞倫的兒子帶來，摩西也把血抹在他們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以及右腳的大拇趾上；其餘的血則潑在祭壇的四周。」(利八22-33)在禮儀上，耶和華要求祭司塗抹自己的右邊；在拯救上，耶和華也提到自己會用公義的右手扶持以色列人(賽四十一10)。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右手施行拯救，因此在讚頌神的拯救時，也強調了右手：「耶和華的右手高高舉起；耶和華的右手行了大能的事。」(詩一一八16)。 

在重「右」輕「左」的世界裡，以笏只是「一個用左手的人」(士三15)。《聖經》的中文翻譯道出以笏是左撇子這一事實，但按照《聖經》原文直譯，應是他的「右手有限制」。[4] 這種直白的描述，既反映當時以右為尊，以右為聖潔的文化，也突顯了以笏的「缺陷」。耶和華興起一位左撇子來救贖祂的子民，在現代人眼中不會覺得有何特別，但對當時的以色列人，甚至以笏本人來說，都十分出乎意料，畢竟他是右手受限的左撇子。神或許視右邊為尊貴，卻沒有輕看以笏的左手，反而使用他，因為在拯救以色列人的行動中，正正是因為以笏這項「缺陷」，才能讓摩押王伊磯倫防不勝防，死於以笏用左手從右腿上拔出的劍下(士三16、21)。這次刺殺行動影響深遠，讓以色列人足足享受了八十年的太平(士三30)。

以笏成為以色列人的士師，成功拯救了以色列人。這位右手受限的人是便雅憫人(士三15)。除了以笏，便雅憫人中另有七百位「右手有限制」的精兵，他們個個都能用「機弦拋石，毫髮不差」(士二十16)。這是否表示，在便雅憫支派中，其實左撇子很正常，因此以笏本是在人們正常的眼光下長大？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七百左撇子精兵被點算的同時，便雅憫人另有二萬六千人拿刀作戰。與二萬六千人相比，七百人只是極小數目，不足百分之三。況且，「便雅憫」的原意本來是「右手之子」或「有福的兒子」，可見，左撇子在便雅憫中非但不佔多數，更可能不符合成為「右手之子」或「有福的兒子」的基本期待。以笏成為士師，不排除一個可能：這位曾被人「嫌棄」的「左手之子」，決心幫助其他「左手之子」成為出色的戰士。在十二支派中，唯有便雅憫支派有左撇子精兵，或可以說，只有便雅憫願意訓練左撇子成為精兵。

根據昔日的以色列文化，以笏是身體上有缺憾的人；路得則是身份上有缺憾的人。路得是一位喪夫的外邦女子。寡婦的身份不足以讓人輕看她，但她摩押人身份，必定讓以色列人對她「另眼相看」。摩押人的始祖是羅得與其長女所生的後代(創十九37)。以色列與摩押本為世仇，摩押王曾請巴蘭咒罵以色列人(民二十二1-6)；當以色列人罪大惡極時，神也曾興起摩押王伊磯倫轄制他們(士三12)，也就是上文提到被以笏刺殺的那位王。

路得是位地道的摩押女子，隨著婆婆拿俄米回到伯利恆，日後成為大衛王的曾祖母。雖然她嫁入屬於猶大支派的以色列人家多年，她摩押人的身份沒有被人淡忘。路得幾次出場，「摩押人」這三個字都如影隨形跟著她(路一22，二2、6，21，四5、10)。然而，儘管摩押女子路得並非名門之後，又是寡婦，甚至並非正統的「以色列人」，卻讓波阿斯怦然心動(路二5-16)。以色列人非常重視婚姻及後裔，男女一般較早成家立室。與路得相遇之時，波阿斯已經不再年輕(路三10)，無人能確定他當時是鰥夫還是遲遲未婚。但無論如何，這位富有的以色列人樂意接受路得的提議(路三9)，負起「近親救贖」的責任，迎娶路得，日後成為大衛王的曾祖父(路四22)。

現今不少信徒認為，「摩押人」是羅得與其長女淫亂所生，因此將摩押人視為淫亂的民族。事實上，這只是帶著現代人的眼光作出的詮釋。「摩押」的希伯來文是「父親之子」的意思，本身只是事實陳述，並無任何價值判斷。另一位羅得與小女兒所生的兒子——亞捫人的始祖便．亞米，希伯來文直譯分別為「我百姓的兒子」及「部落」的意思，同樣只是事實陳述。事件發生之時，神尚未向以色列人頒佈不可亂倫的規條；換言之，源自吾珥的以色列人祖先，當時並沒有「亂倫」的概念。亞伯拉罕的兄弟拿鶴便娶了另一兄弟的女兒密迦(創十一29)，亞伯拉罕也娶了自己同父異母的妹妹撒拉(創二十12)。

由於摩押是羅得的後代，同樣得到神的賜福。神曾明確對以色列人說：「你不可敵視摩押人，也不可與他們爭戰；他們的地我不賜給你作產業，因為我已經把亞珥賜給了羅得的子孫作產業。」(申二9)。神不讓亞捫人或摩押人永遠不能進入耶和華的會，主要是因為他們沒有拿食物和水迎接出埃及的以免列人，還想雇用巴蘭攻擊及咒詛以色列人(申二十三3-5)。摩押最後滅亡，並非敗於「淫亂」，而是敗於驕傲、「向耶和華妄自尊大」(賽四十八26、42)。

缺陷、不正常……每一代人對此都有不同的定義。不過，縱然是被每一代人都視為缺陷的疾病，神也可以藉著他們祝福身邊的人，讓他們生而無憾。史泰祖醫生坦言，因為他那患有唐氏綜合症的女兒丹丹，他成為了更好的人——不輕易發怒，也更崇尚簡約。他對採訪他的記者說：「當年我在教堂問，為何要給我這份『禮物』，現在再去教堂，我只會說，多謝你給我這份禮物。」。[5] 不只史醫生體會到，天生與眾不同的孩子其實是一份禮物，讓人學會謙卑。另一位養育智力不足孩子的母親也提到：「如果沒有麥麥，我的人生一定會更輕鬆，但是並不一定會更快樂，因為他的「不同」，我學會謙卑、學會耐心對待他人、學會無條件的付出，是他讓我變成一個更好的人，是他讓我明白我原來可以這麼有力量。」。[6] 在〈我沒有生下資優兒……我有話說〉一文中，眼科醫生Janice也分享，在育養其發展遲緩的女兒Isla的過程中，自己變得更有耐性、更為謙卑，更能反省何謂「正常」。因為女兒的特別，她從學習做家長，變成幫助他人做家長，成為他人的祝福。[7]

沒有人願意天生有缺憾，但原來在神的國度中，缺陷也可以無憾，成為他人的祝福。

在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往往並非出於惡意，而是源於溝通方式本身。當語言中夾雜著批判、比較與隱含的要求，即使出發點良善，也可能在無形中傷害他人，進而拉開彼此的距離。本書正是針對這樣的處境，提出一條轉化關係的可行路徑，並被廣泛視為溝通與衝突轉化領域中具有深遠影響的著作。

作者盧森堡博士結合心理學訓練與長年實務經驗，發展出一套以同理與連結為核心的溝通模式——「非暴力溝通」（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NVC）。他認為，人類在本質上傾向於彼此關懷與連結，只是長期習慣以評價與防衛的語言互動，逐漸遮蔽了這種傾向。NVC因此不僅是一種溝通技巧，更是一種重新理解人性與關係的方式。

書中指出，有些說話和溝通方式會對他人和自己造成傷害，作者將這類溝通方式稱為「悖離生命的溝通」（life-alienating communication）：道德判斷（Moralistic Judgments）、比較（Making Comparisons）、推卸責任（Denial of Responsibility），以及要求別人照著我們的意思做（Demands / Other Forms of Life-alienating Communication）等表達，往往容易引發防衛與對立，阻礙真正的理解與交流。相對地，NVC提供了一套具體可實踐的框架，包含四個核心步驟：「觀察」、「感受」、「需要」及「請求」，即透過如實描述情境而不加評價，覺察並表達自身情緒，辨識情緒背後未被滿足的需要，並以清晰而尊重的方式提出要他人採取行動的請求，人們得以逐步從對抗走向對話，從誤解走向理解。

在此過程中，「同理心」被視為關鍵能力。當一個人的感受與需要被真誠地看見與理解時，其內在的防衛往往隨之鬆動，關係也因此出現修復的可能。盧森堡亦指出，情緒本身並非問題；例如憤怒，往往是某些重要需要未被滿足的訊號。若能以覺察與表達取代指責與壓抑，情緒反而能成為促進連結的契機。

隨著時間推展，非暴力溝通已不僅限於書本理論，而逐漸發展為一套實踐取向的方法，應用於教育、社區對話、衝突調解以及部分社會服務場域。在不同文化與社會情境中，亦有團體與課程持續引介與推廣此一溝通取向，作為促進理解與關係修復的工具。NVC所強調的尊重、傾聽與關懷，也與多種倫理與靈性傳統中的核心價值相互呼應，提醒人們：語言不僅是表達思想的工具，也能成為連結彼此生命的橋樑。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相信很多人都有聽過赫赫有名的「棉花糖實驗」。1960至70年代，美國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家Walter Mischel博士及其研究團隊，曾展開一項影響深遠的研究。實驗中，研究員在每個4至5歲的小朋友面前放置一顆棉花糖，並告訴他們：若能忍耐15分鐘不吃，便能再獲得一顆作為獎勵。之後，研究員離開房間，留下小孩子獨自等待，時間一到，研究員再進入房間查看結果。其實，這項研究的重點，是多年後的追蹤調查。結果顯示，當年可以延遲享受，忍住不吃第一顆棉花糖的孩子，長大到20至30多歲時，無論在學術及社交能力、藥物使用、精神健康、或是體重問題等方面，整體表現都優於未能延遲滿足的同齡人。於是當時的研究人員解讀：這些孩子可以延遲享受，表示他們有更高的自制力，所以日後容易有較高的成就。基於這項實驗，「延遲享受」及「自制力」一度被棒為成功人士的關鍵素質。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新的追蹤結果卻帶來不同的結論。當年受不住誘惑，急不及待進食第一顆棉花糖的孩子，到了40多歲時，在財務穩定、教育程度或身體健康方面，表現其實與當年「忍住不食棉花糖」的同齡人相差無幾。往後其他類似研究更顯示，孩子能否「延遲滿足」，其實與家庭的社經地位、成長經驗及同儕的壓力息息相關。來自較富有家庭的孩子、從小承諾多能被兌現的孩子，或是想在同儕面前留下好印象的孩子，通常更願意等待。日本學者Yuko Munakata也曾進行類似實驗。結果十分有趣，孩子對誘惑的忍耐程度，其實與文化有關：能忍住不吃棉花糖的日本小孩，卻難以忍住不拆禮物；可以忍住不拆禮物的美國小孩，卻難以忍住不吃棉花糖。

毫無疑問，自制力一種是珍貴的美德，為了更大的目標或夢想而「延遲享受」，這行為也值得敬佩。但如果自制過度，把享受一直延遲，會不會如《別把你的錢留到死》一書作者所說，這樣的人其實是浪費生命活力，未能將人生的體驗最大化？3月初，日媒emogram報道了日本大提琴家鈴木淳展示了一大疊價值50萬日元的全日空航空的旅遊券，可惜這疊原本盛載著他與妻子的退休夢的旅遊券，早在十年前就已經過期，成了一疊廢紙。沒有留意旅遊券時限固然是失策，但把所有享受或夢想，都一直推延到「以後」、「退休後」、「有空時」才實現，本身是不是另一種遺憾？先不談日元長期貶值，十年前的購買力遠高於現在，即使沒有通貨膨脹等經濟考量，一個人的體力、興趣、心態，甚至想遊歷的地方，都一定與十年前截然不同。同是日本人的72歲退休人士，他擁有8800萬日圓的退休金及積蓄，夫婦二人每月亦有30萬日圓年金，但他卻非常後悔一再拖延旅行與生活樂趣。他本打算退休後去歐洲一趟，可惜體力已不容他圓夢。他惟有慨嘆：「我真希望當初沒工作過……」。

或許日本人的工作文化較為特殊，一投入工作便不敢輕易請長假，錯過了許多該去體驗或見識的機會。幸好，香港的上班一族一般沒有這樣的文化包袱。儲蓄固然重要，但為了應付未來的開支而只顧埋頭苦幹，把所有享受或夢想都留到退休後才實現，會否未能「抓緊」現在的體力和個人條件，錯失實踐夢想的時機？旅遊券會過期，夢想又何嘗不會？簡單如去一趟外地旅遊，在地緣政治動盪、天災連連的今天，誰也無法保證，你想遊歷的地方，下一刻是否依然安全。

參考資料：

聯合新聞網：〈50萬日圓ANA航空旅遊券淪廢紙　日本夫婦計劃多年退休旅行夢碎〉，《香港01》，2026年3月8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27940?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

〈72歲阿北退休存1740萬養老卻後悔 崩潰喊「真希望當初沒工作過」〉，《自由財經》，2026年3月18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5374209

Bella Editor, 〈「棉花糖實驗」被推翻！時隔50年重新實驗，孩童的「延遲滿足」竟與家庭經濟有關？〉，Bella, 2023年8月4日。https://www.bella.tw/articles/novelty/41358

Dee Gill, “New Study Disavows Marshmallow Test’s Predictive Powers,” UCLA Anderson, February, 24, 2021. https://anderson-review.ucla.edu/new-study-disavows-marshmallow-tests-pr...

Yuko Munakata, “How Culture affects the ‘Marshmalow Test’,” SCIAM, July 14,2023.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culture-affects-the-marsh...

你是否覺得生活壓力沉重，或總是悶悶不樂？《讓這本書抱抱你：每一天練習自我照顧，學會愛自己》一書，提供簡單轉換心情的方法，引導我們從壓力中調適自我，涵蓋心理、身體與精神各層面的照顧。

其中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找到感恩的視角」這一觀點。作者認為，學習重新建構思維，能幫助自己以感恩和欣賞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例如：將「凌亂的住所」轉念為「可以稱為家的地方」；「髒亂的碗盤」視作「有好吃的食物可以吃」；「要做的作業」理解為「接受更好的教育」。書中鼓勵讀者跳脫原有立場，以不同的角度看待日常事物。

生活在競爭激烈、壓力龐大的香港，當感到被負面情緒壓垮時，作者建議把這些想法寫下來，並在旁邊以更友善的語氣寫下一句質疑的話。例如，當寫下「我很懶，我永遠不會成功」時，可挑戰這個想法，告訴自己：「我的休息很重要，也是我現在正需要的。穩定的進步將幫助我實現目標。」假若你在尋找讓自己休息的簡單方法，不妨放慢腳步、坐下來閱讀這本書。它像一個溫暖的擁抱，陪伴你在紛擾生活中找回平靜與力量。

書中每一個主題，都有著面對現代科技世界的處世智慧，讓人在煩囂的世界中停止內耗。它看似是一本需要短時間內追看的書，但其實當中的內容卻是每個主題一頁起兩頁止，可以方便一些難以集中看書數小時的人，嚴格來說，每天看一兩個主題也是可以的，因為當中沒有故事和行文脈絡的連貫性。它雖然像心靈雞湯，但實際上又不是純粹安慰自己且令人過目即忘的心靈日誌，而是附帶行動且讓人感到深刻，並有明顯心理學支持的生活智慧（可能作者無意有心理學的推演）。

不少青少年經常以「秒回」作為對方是否真正在意自己，又或自己是否在意對方的準則；又以自己是否得知社交圈子發生的事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令個人開始變得「敏感」。書中指出，我們不需要過於在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而給自己施加壓力，也需要懂得分辨批評是否具建設性，社交媒體的內容是否只是八卦，別人的負面情緒也不必照單全收。如此，省下來的能量能夠去愛真正值得愛的人，例如父母等等。

其中一個主題教導我們去分辨「自己無能為力的事」以及「自己能控制的事」，就如傳道書一早提醒我們，人之所以覺得「虛空」，就是因為經常想要抓緊自己根本無能為力的事，而著名的「尼布爾禱文」（Serenity Prayer）亦有著這種智慧。故此，分辨到後，能否接受有些事情自己是無能為力的，就是一生需要努力的功課了。

最後一個大主題，就是要學懂資訊的斷捨離，簡單來說就是懂得安靜獨處。因為現代人手機不離身，來自社交媒體的刺激源源不絕，「無所事事」便顯得可貴，書中教導我們，找些時間放下手機、不看新聞、不回訊息，其實就是讓大腦休息恢復平靜的保養方式。例如嘗試讓自己「無所事事」，多做「自我覺察」等等，人的確需要安靜讓自己有與神獨處的時間。

雖然這本書是以一些佛學智慧來講述處世之道，但其中的道理和智慧在我們的基督信仰中亦能有著不少的反思，甚至能夠言說一些聖經中的真理。

資料整理︰吳慧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美國

根據《路透社》2月10日的資料，美國政府已移除一面原本在石牆國家紀念碑上空飄揚的大型彩虹驕傲旗。該紀念碑是紐約市發起現代同性戀權利運動的重要地標。負責管理美國國家紀念碑的聯邦機構——國家公園管理局表示，該紀念碑的旗杆由他們管理，此次移除旗幟是為了確保「長期政策」在其所有地點都能一致執行。[1]

美國國務院已指示全球各地的美國使團重新審查所有援助計劃，以確保它們符合嚴格的新規定，這些規定禁止資助從事家庭計劃、多元性(diversity)或特朗普政府所稱的「性別意識形態」(gender ideology)相關工作的團體。該新規定已於2月26日生效，它們將納入任何新的贈款或合作協議中，以及獲得續發資金的現有項目。國務卿Marco Rubio將發出有限的豁免，以確保新規定的實施不會「過度干擾正在進行的救生計劃、災難應對以及其他關鍵優先事項」。

特朗普政府在1月底宣佈擴大所謂的「墨西哥城政策」(Mexico City Policy)，反對者稱之為「全球禁言規則」(global gag rule)。這項政策原是禁止資助推廣墮胎的組織，但現時範疇已進一步擴張，禁止資助從事多元(diversity)、平等(equity)與共融(inclusion)，以及涉及性別認同和跨性別權利工作的團體。受影響的外國援助金額已增至約300億美元，規管對象亦首度包括總部位於美國的組織。[2]

根據司法部說法，當局已向全美參與為兒童提供性別肯定治療(gender-affirming care)的醫生和診所發出了超過20份傳票，該傳票要求取得未成年人的最敏感醫療記錄——包括心理健康治療筆記、處方資訊以及相關個人細節。該傳票是特朗普政府所稱調查的一部份，內容涉及可能違反《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及相關罪行，以調查針對向未成年人推廣或非法配發青春期阻斷劑及荷爾蒙的行為。

六名曾在洛杉磯兒童醫院(Children's Hospital Los Angeles, CHLA)接受上述醫療的兒童父母於2025年11月提起訴訟，試圖撤銷該傳票，他們認為傳票侵犯了患者的憲法私隱權並超出政府法定權限。美國司法部最終在1月23日撤回要求CHLA提供超過3,000名跨性別青少年醫療記錄的傳票，並與患者及其家屬達成和解協議。[3]

美國兒科學會與內分泌學會已對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提起訴訟，以反對該機構針對兩學會支持跨性別青少年接受性別肯定治療一事展開調查。兩團體聲稱，FTC提出的文件調取要求違憲，且此舉是特朗普政府針對兩學會在該議題上的立場而採取的報復行動。[4]

2026年1月13日，美國最高法院就27個州禁止跨性別女孩參加公立學校女子體育賽事的法案展開聽證。多數保守派大法官傾向於支持該禁令；案件聚焦於公平競爭與跨性別者權利的平衡，引發廣泛關注。

儘管社會對此議題爭論激烈，但大法官們在庭上表現審慎，權衡具體的法律適用問題，而非單純進行立場表態。代表特朗普政府的律師Hashim Mooppan提出了一項可能獲得多數支援的「狹義裁決路徑」。他指出，現行聯邦教育法中反性別歧視條款的實施細則，明確允許學校按「生理性別」分隊。因此，法院可以毋須裁定跨性別運動員是否具有生理優勢，即可直接基於該法規解釋作出裁決。

大法官Neil Gorsuch的態度尤為引人關注。他曾撰寫保護LGBTQ僱員權益的里程碑判例「Bostock案」，但後來也支持了限制未成年人性別肯定治療的判決。在此次聽證中，他似乎是保守派中最可能對州禁令提出異議的一位，突顯了案件在法律邏輯上的複雜性。

此案的核心原告之一是男跨女Becky Pepper-Jackson，他為爭取參賽權已歷經多年訴訟。無論結果如何，這項裁決都將對美國跨性別群體的權利界定產生深遠影響。[5]

2026年1月，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以2比1的投票結果，正式撤銷了拜登政府於2024年發佈的職場騷擾指導方針。此次撤銷因跳過30天的公眾意見徵詢期，在程序上引發廣泛質疑。此決定由特朗普任命的主席Andrea Lucas與委員 Brittany Panuccio投下贊成票。

2024年版方針的新增核心內容，是將基於性別認同和性取向的騷擾行為納入界定範圍，並明確禁止故意誤用跨性別者姓名代詞。贊成撤銷的一方認為，生理性別是二元且不可改變的，且最高法院的相關判例僅適用於僱用和解僱環節，不應擴展至其他職場條件。反對者則批評此舉過於激進，全盤否定了方針中的合理內容，且撤銷程序缺乏透明度。

目前，雖然美國聯邦反歧視法律本身並未改變，但企業（尤其是缺乏專業法務支持的小企業）將因失去明確的合規指引而面臨困惑。法律界普遍呼籲EEOC儘快重新發佈涵蓋種族、年齡等無爭議領域的指導方針，並對性別認同相關內容的爭議點予以清晰標注。[6]

2026年2月3日，美國整形外科醫師協會(ASPS)宣佈，將年輕患者的性別轉換手術延遲至患者至少年滿19歲。該協會表示，目前沒有足夠高質素的研究證明手術對青少年的長期益處，而且較新的證據指向「治療併發症和潛在危害」。[7]

ILGA Europe最新報告指出，近四分之一（約25%）的歐盟LGBTQ+公民曾經歷某種形式的「更正治療」(conversion therapy)。報告指出，希臘受訪者接受此類治療的比例最高，達38%；法國、意大利及荷蘭則最低，為18%。2026年1月底，歐洲委員會議會大會通過決議，敦促46個成員國立法明確禁止更正治療，並施以刑事制裁，同時建立「受害者」支援、監測機制及相關研究。目前歐盟一半國家已制定LGBTQ+平等戰略，至少8個成員國（包括比利時、法國、德國、希臘、馬爾他等）已立法禁止更正治療。[8]

2026年米蘭 — 科爾蒂納冬季奧運會已於2月22日閉幕。本屆冬奧將成為最後一屆，採用現行零散且不統一的規則來界定跨性別運動員女子組資格的奧運賽事。國際奧委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預計很快會發佈新的統一指引，以保障女子運動的公平性。[9]

IOC在2月7日宣佈，全球體育領袖已就跨性別運動員參賽資格達成統一新標準，共識政策預計今年上半年正式公佈。這是IOC首次與各國際體育聯合會共同制定適用於奧運會及多項世界賽事的統一規則，結束以往各聯合會各自為政的局面。新政策預計將大幅限制那些在完整經歷男性青春期後才進行醫療轉變的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組別比賽，以保障女子項目的公平性。

在首位女主席Kirsty Coventry領導下，IOC自去年6月起主導改革，並成立「保護女子組別」工作組。發言人Mark Adams表示，政策已進入諮詢階段，體育界已達成廣泛共識，預計很快推出。目前，跨性別運動員參賽仍依各聯合會規定，例如世界水上運動聯合會允許12歲前轉變者參賽，而世界橄欖球則全面禁止。至今只有少數公開身份的跨性別運動員（如紐西蘭舉重選手Laurel Hubbard）曾參加奧運。此外，美國總統特朗普已下令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與美國學校、大學及職業女子賽事，並明確表示不會允許他們參加2028年洛杉磯奧運。[10]

本地

同性伴侶平權議題備受關注，中大性別研究課程委託律師行安理的研究顯示，雖然同性配偶在伴侶死亡及房屋等範疇獲部份承認，但本港法律在21個範疇對非傳統關係者仍有差別對待，涉及財金、利益申報等領域，如新《私隱條例》起底罪中「家人」定義不含同性伴侶。

報告主編葉劍廉指出，法律對非傳統關係的承認零碎且多由訴訟推動，缺乏整體檢討，且同一範疇承認並不一致，如在繼承法中，同性配偶的繼承權與遺產管理順位便存在矛盾。他強調，法律不承認其關係亦會忽視相應義務。中大副教授孫耀東則認為，行政措施難以解決差異，建議政策制定時多考量關係狀況。

對此，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表示，報告列出的差別待遇正反映了該機構當初的憂慮，就是一旦承認同性伴侶享有部份原屬於異性婚姻的權利或福利，就會產生骨牌效應，導致相關團體逐步爭取與異性婚姻在所有不同的範疇都有同等的待遇。他重申，現行香港婚姻制度僅承認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任何其他形式的組合都不是法律上認同的婚姻，不應享有猶如婚姻的權利和福利。

蔡志森強調，若要討論同性伴侶在公共制度和政策上應有甚麼權利和福利，應先討論現行婚姻制度是否不合時宜或不符合社會整體利益而需要作出改變。一日婚姻制度未變，毋須逐項比較同性伴侶與異性婚姻的不同對待，因為兩者本來就是不同，「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硬要將不同的事情一起比較是立論錯誤，由錯誤的前設根本無法得出正確的結論。[11]

（資料截至2026年2月28日）

繼上集，破了大案後，兔子警官Judy Hopps不再是警察新丁，她懷著一顆正義的心，與那隻口甜舌滑卻又掩蓋傷痕的狐狸Nick Wilde終於在警局裡成為真正的拍檔――一對看似最不可能，卻又最互補的偵探組合。這次在查案期間，他們又因著更了解大家的不同，而不斷掙扎著是否繼續包容接納對方。

在《優獸大都會2》中，Judy和Nick的關係是故事的核心，他們從第一集的「互補搭檔」進化到更深刻的伙伴階段，但這也帶來了更多戲劇衝突。電影利用他們的本質差異――Judy的「理想主義」對應著Nick的「現實主義」來製造張力：Judy總是有著那股不懈的熱情，主動推動調查，面對新挑戰時堅持自己的信念，相信正義能戰勝一切；而Nick則因為第一集揭露過他小時候曾被欺凌的創傷，以及難得獲得Judy這好拍檔，形成了今集強烈的防衛機制與恐懼失去的心理模式，遇到危險時更傾向謹慎、不輕舉妄動，導致他們在查案過程中頻頻出現意見分歧，甚至短暫的分離或誤解。

在一個組合當中，有差異並非不能共存，甚至可以是很好互補，因為一個衝動的，配搭另一個謹慎的，更可能把事情處理得完善，不致於太過魯莽或完全裹足不前。最終兩者能否合作，則需要表露自己的內心，讓對方認識、互相接納及建立信任。

電影故事衝突不單來自外在的案件，如涉及神秘爬行動物和城市歷史的謎團，還有是根植於內在的價值觀碰撞：Judy可能覺得Nick不夠投入，Nick則擔心 Judy的衝動會帶來危險。這讓他們的互動充滿情感與深度，他們亦必須共同面對「伙伴危機」，在面對瀕臨死亡的時刻，透過坦誠對話來修復關係。

電影把這些現實中的合作伙伴所面對的衝突討論，變成幽默及溫馨的橋段，展現出彼此的「差異」並非純粹是伙伴合作中普遍發生的障礙，更是邁向成熟及長期合作關係必會出現的「挑戰」。

而在信仰的視角中，上帝為甚麼要我們在一個充滿差異的世界中生活及成長？在這些差異中，我們如何可以活出愛？或許我們可以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12-27節中找到教導：「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好些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不要輕視不同肢體，而是「彼此相顧」和互補。

劉千石是香港工人運動的代表性人物，他少年時偷渡來港，學歷雖然不高，但幹勁十足，頭腦轉得快，加入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可說如魚得水，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造就了劉千石，也是劉千石令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街知巷聞，將教會帶入了社會。由於他在工運上的策略和熱誠，取得了工人的信任，以及在政府和不同的界別建立了關係，令他順理成章成為了立法局/會的勞工界代表，他在政治上的取態和決定雖然有不少爭議，不過本書的重點並不在於他的從政之路，而是他在工運上的經歷，以及他與工運路上不同的戰友的情誼，讓大家可以看到許多在工運上有心人的身影，例如陸漢思牧師、李卓人、陳錦康和葉錫恩等。

本書的後半部份第七章講述了1976年，他仍年青時患上腸癌住院七個月、做了十二次手術，由110磅跌至96磅的經歷，以及在大病之中信仰對他的幫助和他對生命的強烈渴望，深信「神按名呼召我」。第八章筆鋒一轉，講述了劉千石較少為人知的一面，就是他對粵劇的熱愛，以及他與一些粵劇名伶如白雪仙的相遇，並在2003年開始參與成立兒童粵劇團體，落力推廣粵劇的經歷，他說：「真的是神揀你叫你去的，你要做的是什麼呢？就是盡心盡性盡意，如果你肯就擺條命去，如果我唔擺條命去就浪費了。」

本書可以讓教會和信徒擴闊有關宣教的思考，除了直接傳福音之外，我們在其他領域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做到最好，也可以是美好的見證，讓人對福音產生興趣，或者起碼對基督教產生好感，本書一如其名，是透過劉千石的故事細說教會與香港的工運，以及了解神如何呼召一個人為祂開展殊不容易的工作。

不知不覺又到了預備復活節的大齋期，又名預苦期，大齋期從週三的聖灰日（Ash Wednesday）開始，到復活節前夕結束（不包括主日，共40天）。本週介紹《歸心祈禱的操練：與上帝同行40天》一書，正適合在大齋期閱讀。此書原作者是美國的靈修學教授大衛．邁思勤（J. David Muyskens），書中介紹歸心禱告 (Centering Prayer) 以幫助讀者從忙碌的生活中返回內心，並與上帝建立更親密的關係，正配合大齋期的目的，要信徒反省信仰、更新和強化屬靈生命。

書中每天都有讀經指示，以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即運用經文來祈禱的方法，去領受上帝的一個字或一個片語，透過思考它對自己的意義，安歇在上帝的裡面。在默觀中，聖經的字句會深深沉澱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對人的態度、言行產生潛移默化。此書強調歸心祈禱不是用很多言語表達自己，而是進入靜默，專注與上帝的同在，歸心祈禱注重被動的聆聽與交託，讓上帝在靜默中說話。全書的40天操練，不單可在大齋期使用，也可用於平日靈修。書的前部分介紹歸心祈禱的內容、實際做法及操練建議，後部分則帶讀者進入更深刻的屬靈洞見與應用。讓我們一同在大齋期省察生命並默想耶穌受苦與復活的恩典。

2026年1月27日，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會議廳內，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將「末日鐘」（Doomsday Clock）撥快4秒，這意味著距離象徵世界末日的午夜僅剩85秒。甚麼是末日鐘？1947年，參與「曼哈頓計畫」（研發原子彈項目）的科學家們創立了末日鐘，其圖案後來成為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的封面標識。當時美蘇冷戰剛剛拉開序幕，人類正投身於核武研發的軍備競賽，科學家因而以「時鐘」來象徵人類距離自我毀滅（午夜0時）還有多近。末日鐘最初設定的時間是晚上11時53分，距離午夜尚有7分鐘。

末日鐘的指針並非只會向前撥動。1991年冷戰結束，時任美國總統布殊 (George H. W. Bush)與蘇聯簽署《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後，末日鐘曾被回撥至距離午夜17分鐘的位置，這也是其設立以來與世界末日最遙遠的時間。核武器具備極強的毀滅性，因此當核武危機解除時，末日鐘便能回撥至更安全的時間點。

遺憾的是，2026年核武風險繼續升溫。美、中、俄等擁核大國在地緣政治的衝突不斷加劇，各類軍事演習、軍備現代化升級與核武部署行動，無不讓人擔憂，原子科學家不得不把末日鐘撥快。

末日鐘的設計初衷，本是針對威脅全人類生命的核武。不過，到了今天，儘管推動末日鐘分針奔向午夜的關鍵因素，還是取決於手握核武的大國首領身上，但隨著威脅人類的生存風險愈來愈多，每一個住在地球村的人，都不能完全撇除與末日鐘時間變化的關係。

自2007年起，氣候變遷、AI 等破壞性科技、生物威脅與虛假訊息傳播等問題，先後被科學家納入調整末日鐘的考量範疇，即使我們並非科學家，也不懂AI，但我們的生活及消費模式，以及如何處理虛假訊息的態度等，事實上都影響末日鐘的剩餘時間。這情況，就如舊約耶利米先知傳遞神審判的訊息時，先責備君王，然後是領袖官長，最終延伸至平民百姓。一國之君犯罪固然受到神的責罰，而國民也不能不負責任地說：「這是首領的錯，他帶壞了我，與我無關。」

是誰敲響了末日鐘？誠然，是那些到處掠奪世界的霸主最先敲響末日鐘，推動末日鐘時間逼近午夜。但作為普通市民，如果一味貪圖個人享樂，肆無忌憚地浪費地球資源，又何嘗不是在加速末日鐘的倒數時間？

參考資料：

〈「末日鐘」撥快4秒　距世界末日僅85秒　大國侵略升溫、核戰風險、AI威脅等所致〉，《明報》，2026年1月28日。https://news.mingpao.com/ins/%E5%9C%8B%E9%9A%9B/article/20260128/s00005/...

〈末日鐘極速撥快 4 秒！四大原因引致人類滅亡只剩 85 秒〉，《DCFever》，2026年2月1日。https://www.dcfever.com/news/readnews.php?id=40767

〈這是人類最接近毀滅的時刻，「末日鐘」又撥快4秒！科學家警告：核武、AI與強權競逐，讓世界末日更逼近〉，《風傳媒》，2026年1月28日。https://today.line.me/tw/v3/article/60qpmjn

當今社會，性別、婚姻與愛情的議題常常被世俗價值觀扭曲，導致許多人迷失在混亂的關係，教會與社會都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如何理解自己的身體？性別僅僅是社會建構，還是帶有更深層的神聖意義？已逝世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提出的「身體神學」可為我們提供一些指引。

瑪麗．希利（Mary Healy）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一系列有關「身體神學」的講道內容彙集成書，以簡單易明的文字解釋若望保祿二世的「身體神學」，並由陳滿鴻神父翻譯為中文。

這套神學不是抽象的哲學論述，而是從聖經的伊甸園故事出發，回到起初探討人被造為男人和女人的「原初經驗」：孤獨、合一、赤裸，提醒我們在墮落前，人類的身體是純潔的禮物，能夠完全表達愛的語言，而人的身體有其婚姻意義，男與女性別特徵的差異是為了「互補」，藉著「自我交付」的愛，在結合中彼此成為給予對方的禮物，藉此學習到愛與被愛，正如上帝的愛一樣，也反映上帝三位一體的愛。

而人犯罪墮落使人與上帝、人與人、甚至人的心靈與肉身之間出現決裂，讓人出現羞恥、懼怕、衝突、工作與死亡的後果。但耶穌基督的救贖恢復人們原初的純潔，讓婚姻成為基督與教會愛的象徵。

作者指出身體神學不是保守的教條，而是解放的福音，「貞潔」不是壓抑慾望，而是自由地選擇愛的形式，它邀請我們以上帝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他人的身體，從而活出更豐盛的生命。

書中每一篇章後都附有研讀資料，列出相關的聖經經文、教會的訓導、關鍵觀念的解說、反省和討論題目，可供個人和小組研讀使用。

受訪者：Janice (眼科醫生)

「我的孩子要贏在起跑線。」這是很多香港父母的意念。孩子還未出生，父母急於籌劃著孩子的將來；孩子還未入讀幼稚園，父母已經張羅幼兒學前預備班，生怕孩子一旦錯過學習時機，便失去與他人競爭的籌碼。這個社會不斷告訴家長：孩子必須成為菁英，因此，即使孩子不是天生的資優兒，父母也希望可以通過大量的培訓，讓孩子不至於落後太多。於是乎，贏在起跑線的孩子在成長路上須時刻保持領先；輸在起跑線的孩子更要奮起直追，在你追我趕的人生賽道，到底有多少孩子可以快樂地成長？他們的獨特之處，真的能被父母看見嗎？那些特殊孩子，又能否彰顯神奇妙可畏的創造？今期我們邀請了眼科醫生Janice，與大家分享她和女兒的故事。Janice的孩子Isla非但不是資優兒，而是一名染色體缺失(22q13.3缺失綜合症，Phelan-McDermid syndrome)的特殊孩子。基因突變的Isla或許整體發展遲緩、或許到九歲十歲仍然不會說話、或許情緒時而不穩定，或許讓與她外出的父母偶爾感到尷尬，但這一切，都無損她的本質——她是神奇妙可畏的創造。

我要稱謝你，因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                     ~詩一三九14上[1]

故事始於2016年的冬天，Janice與同是醫生的丈夫Calvin，滿懷喜悅等待著第一個孩子降臨。夫婦二人身體健康，對Janice而言，產檢不過是每個產婦的必經流程，並無太多想法。誰知懷孕五個月時，Janice做完超聲波檢查，竟被告知胎兒的一邊腎有囊腫。此後每次產檢，愈發得知胎兒有更多更嚴重的問題：一邊腎失去功能、心瓣倒流等。羊水不足更導致胎兒發育遲緩。這一切，讓原本滿心期待的Janice，心情變得愈發沉重。

在香港，胎兒若出現嚴重問題，妊娠 24 週內終止懷孕是合法的選擇，但 Janice 並沒有隨波逐流，反而堅定地決定將孩子生下來。她不是沒有過擔憂：她擔心自己無力照顧一個特殊孩子；她擔心將來自己和丈夫老去後，孩子該如何自理；她對神的信心，尚未堅強到能完全無懼前路的難關。只是，她有自己的堅持。

醫生輕描淡寫提出終止懷孕的選項，對Janice來說，卻是一個影響一生的重大決定，她實在難以作出終止懷孕的決定。她和先生都是基督徒，相信生命是神所創造的。Janice對「神的創造奇妙可畏」這句話，更有深刻的體會。面對一個健康正常的嬰兒，人們很容易讚嘆造物的奇妙，但Janice卻在這個被判為「有問題」的胎兒身上，深切領悟到何謂「可畏的創造」——生命本身，就是讓人感到可畏的設計及創造。無論一個人是否符合社會定義的「正常」，都值得被尊重，而非被輕視；因為尊重生命，就是尊重神奇妙可畏的創造。Janice亦從而明白，不要過度放大自身的難處，不要只想著「她」會如何影響自己及家庭。胎兒有「問題」，絕不能用終止生命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夫妻二人商量後，非常確定無論如何，都不會放棄這條小生命。既然如此，他們做了一個常人難以理解的決定——放棄抽羊水檢驗。

下了決定不代表沒有情緒，從懷孕20週開始，Janice便懷著忐忑不安及沉重的心情等待大女兒誕生。等待的日子裡，夫婦二人無從得知神的心意，也無法預料孩子出生後會面臨怎樣的困境，甚至連孩子能否存活，都是未知之數。當時經醫生診斷，嬰兒出生後極有可能需要接受大型心臟手術，甚至其他治療。這段等待的時光，既漫長又煎熬。但Janice能夠感受到胎兒的跳動，每天可以與丈夫，以及未出世的「她」，這位家庭新成員一起祈禱唱詩及「相處」，Janice認為這都是「賺來的」恩典。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一切都必加給你們。                     ~  太六33

Janice尊重奇妙可畏的創造；神也以恩典及神蹟，回應Janice的信心，讓她不斷看見神的保守及供應。Janice的孩子早產，手術室裡，除了為她進行剖腹生產的醫療團隊，手術室外還有一組兒科醫生隨時待命，準備在必要時為嬰兒進行緊急心臟手術或其他治療。然而，奇蹟發生了 —— 嬰兒出生後經過詳細檢查，心臟竟沒有出現醫生預計的結構問題，不需要做手術。Isla 不僅順利存活，還能和母親同一天出院，只是整體發展依然較為緩慢。

比起同齡的孩子，Isla的進步或許顯得微不足道，始終在緩慢卻穩定地成長；與此同時，Janice 的信心也在一天天積累，Janice並非「信心達人」，Isla的狀況時時變化，她的信心也只能應付當日的難處。從尋找合適的傭人、為孩子挑選學校、尋找治療師、到搬遷新居，甚至是生活中瑣碎的小事，每一次面對難題，Janice 都會將自己的需要帶到禱告中，交託給神。而神也垂聽了她大大小小的祈禱，成為她最堅強的安慰與鼓勵。

除了丈夫的支持，Janice的導師也教導她接納自己的情緒——接納那份「失去一個『正常』孩子」的失落感。在一個罕見病的群組中，她還受到一位家長的激勵及啟發，發現原來一個有特殊兒童的家庭，也可以像「正常」家庭一樣，歡喜快樂地一起去「飲茶」，特殊孩子的兄弟姊妹，也會甘心情願地幫忙照顧。Janice徹底明白一個家庭最重要的核心，是愛與關係；這些寶貴的東西，從來不會因為家中有一位特殊孩子而消失。

有愛的關係沒有因為特殊的Isla而消失，Janice和丈夫，Isla和二女兒Elise，經常一起出外遊玩。在愛中成長的Elise不僅愛心、性格大方，還格外細膩敏感，她從不嫌棄姐姐，反而疼愛著姐姐。若有人不理解Isla的行為，覺得她「古怪」，年幼的Elise已經懂得維護姐姐，告訴其他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別需要。」

Isla不僅有疼愛她的父母及妹妹，她所需要的人和物，神都會在適當的時間，把它們帶到Janice面前。例如當Janice尋找特殊學校的時候，她家附近剛好新建了一座幼兒特殊中心；因為該區人口較少，Isla很順利就讀了。後來Janice搬家，考慮到孩子行動不便，需要找治療師，剛巧又讓她認識到一位住鄰近的治療師。Janice從中體會到當人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一切所需的，神都必會供應。她也常常和丈夫說：「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試驗我，知道我的意念                     ~詩一三九23下

從懷孕到養育Isla這段旅程，不僅讓Janice對神的信心不斷增長，更讓她生命中最軟弱的部分，經歷了神破碎及陶造。Janice 的人生從小到大可謂一帆風順，讀書、工作、婚姻，從未遭遇過太大的波折。這讓她一度以為，自己能夠掌控一切，能夠規劃好人生的每一步，但 Isla 的到來，徹底打破了她的「掌控感」，讓她深深體會到不確定性帶來的焦慮，她這才驚覺，所謂的「掌控」不過是一種假象——即便 Isla 就在她的腹中，與她如此緊密相連，她依然對孩子的處境束手無策。正是在這樣的無力感中，Janice 看見了自己的渺小；也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她學會了放下自己，放下想要操控一切的執念，學會了謙卑，開始與神一同經歷人生的種種未知，並且相信：神比她更懂得如何照顧她的女兒。

曾經的 Janice，是一個缺乏耐心、同理心不足的人。身邊的朋友跟她說，Isla 的來臨，是因為神看得起她，揀選了她來承擔這份使命。Janice認同朋友這番話，對此，她在神面前深深俯伏——她知道，神正是在她最軟弱的地方動了「手術」，讓她得以被徹底改變。從前的她，凡事講求效率，總是急於解決問題，從未想過要為特殊孩子多花時間；如今，身為母親的她，面對來求診的患者和家屬，變得格外有耐心，也更願意傾聽和關心他們的處境。

Isla不僅讓Janice變得更有耐性、更為謙卑，更讓她反思何謂「正常」。她發現，這個世界習慣給人貼上各式標籤，標籤一個人「正常」或「不正常」，標籤一個人「成功」或「失敗」，甚至認為只有安靜坐好的孩子，才算得上「乖學生」。直到後來，她才猛然醒悟：其實在神的眼中，沒有人是完美無缺的，每個人都有不同性質的軟弱與不足；但與此同時，每一個生命又都是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

當Janice領悟到這一點後，她的教育理念也徹底改變了。且不說她的大女兒Isla無法贏在起跑線，就連二女兒 Elise，Janice 也從未要求她必須爭強好勝、領先他人。她和丈夫從來不會為女兒們規劃好人生的每一條路，而是選擇賦予她們一項更重要的能力 —— 不是學術上的成就，而是經營關係的能力，以及處理自身情緒的能力。

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深深知道的。                     ~詩一三九14下

Janice始終相信，父母若能在孩子年幼時，用正確的方式教養引導，孩子各方面的發展必將終身受益。為了從根源上學習科學的育兒方法，她專程修讀了澳洲墨爾本大學的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 EQ）課程。這是一套專為家長設計的課程，全課共六堂，每一堂聚焦一種情緒，透過情境模擬與角色扮演，引導家長學習用讚美與鼓勵代替責罵與懲罰，並將課堂所學運用於家庭生活中，幫助孩子學會表達情緒、管理情緒。Janice 不僅自己身體力行，更會教授其他家長這套課程。令人驚喜的是，這套課程不僅改善了親子關係，就連手足關係與夫妻關係，也在實踐後變得更加和諧。

從學習做家長，到幫助他人做家長—— 這是 Janice 從未預料過的人生。而她更未曾想過的是，自己這段充滿艱辛與淚水的親身經歷，竟會成為他人的幫助。Janice 願意與那些同樣懷有特殊胎兒的母親傾談，比起那些說著「想當然」的勸解者，Janice 坦然分享自己的處境與心路歷程，理直氣壯地鼓勵她們：請珍惜孩子的生命。生命影響生命，在神的帶領下，與 Janice 深談過的母親，最終都選擇了生下孩子。Janice 相信，神賜予她這段經歷，必有祂美好的旨意。回望走過的路，她深深明白，這是一份很大的祝福。

我未成形的身體，你的眼睛早已看見                     ~詩一三九16上

按社會的標準，Isla的發展的確比同齡人遲緩，是別人口中的「特殊孩子」，但她其實是神創造的「單純的喜樂」。儘管她迄今還未能說話，她卻會以純真的笑臉，用力的擁抱歡迎Janice及Calvin回家——一個深深的擁抱，便足以一洗Janice及Calvin一天忙碌後的疲累或壞心情。

「媽咪。」相信這一聲「媽咪」，不會只在Janice的夢境出現，終有一天，Janice一定能親耳聽見，健康快樂的Isla，清晰地喊出那聲她期盼已久的「媽咪」。

《活在當下，是幸福的開始》 作者: 周倩儀

這是一本帶領我們自我探索、學習如何與內在共處的溫暖之作，誠意推薦給每一位想要更認識自己的讀者。書中的主角「熊熊」尋找「幸福寶石」的旅程，我們彷彿也看見了自己的生命故事——經歷朋友的離開所帶來的傷心、被人取笑和不被理解的痛苦、為過去的經歷感到難受、對將來的自我產生懷疑，這些普遍的生命經驗，讓讀者能自然地檢視自己內心的各種感受。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書中充滿著智慧的「自在大師」，引導熊熊觀察自己的人生，給予自己更多的接納和包容，最終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

《活在當下，是幸福的開始》以ACT（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來建構故事情節，將六個原則以簡單易明的故事顯明——活在當下、認知脫鉤、覺察的自我、接納、價值觀及承諾行動。熊熊的種種經歷和尋找幸福的盼望，深深觸動著現代人的心靈。作者鼓勵讀者在遇到困境或感到痛苦時，學習接納這是生命的一部份。在繁忙的生活裡，盼望我們都抽出時間，學習和自己好好相處，重新審視自己真正珍視的東西，在每一個當下發現自己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