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人類胚胎基因違倫理

「我不斷追求拍出完美的自拍，當我意識到我無法做到這一點時，我想死去。我失去了朋友、教育、健康，甚至差點失去我的生命。」2014年，19歲的Danny Bowman在接受英國《鏡報》訪問時，說出了這一番說話。媒體估計Danny是英國首位自拍成癮患者，他從15歲開始便把自拍照上載於facebook，在接受戒癮療程之前，曾有一段時間，他為了拍攝一張完美的照片，每天都花上10小時自拍。[1] 面對自拍成癮，Danny並不是孤身一人，另一位來自英國的Charlotte Michaels同樣不能自控，每天必須自拍上千張照片才能鬆一口氣。對她來說，自拍比睡眠重要，甚至比愛情更重要，她為了製作一張完美的照片，往往從深夜編輯照片至拂曉。[2] Charlotte感受到「自拍成癮」那一份真實，她坦承，如果她的帖子在15分鐘內沒有獲得足夠的「點讚」，她便會「崩潰」。她表示：「當『點讚』開始湧入時，那種解脫的感覺無法形容。我喜歡別人告訴我，我很漂亮。」[3]

「自拍」的英文為selfie，此詞匯最早是在2002年出現在澳洲一個新聞網頁上，經過10年的時間，人們不再對它感到陌生，牛津英語詞典在2013年把selfie納入網上版詞典內，它更成為了年度詞匯，自此selfie便晉升為日常用語。[4] 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自拍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環，[5] 而對於那些生長在智能手機興起時期的Z世代及千禧世代，更是機不離手，他們更喜歡隨手自拍，並且會把照片上載至社交平台。[6]

網上的社交平台是非常有意思的發明，其中如facebook的官方主要目標，便是幫助用戶與親朋好友聯繫，以及分享更多資訊，讓人們有能力建立社群，並使世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7] 這目標非常美好，人們想與親友透過網絡分享彼此生活點滴，只需簡單註冊便可以擁有一個免費戶口。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所謂的免費其實是假象，facebook前高級管理人員Tim Kendall，以及前工程主管Justin Rosenstein清楚告訴大家，facebook是一間賺取盈利的公司，他們獲利的主要方式便是透過販賣用戶的注意力給廣告商牟利，就如許多科技公司或其他社交平台都是透過類似方法來賺錢。它們都努力設計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功能，藉此留住用戶，只要用戶在平台停留的時間愈長，公司便可以推送更多廣告給用戶。[8]

在眾多功能中，相信「點讚」是其中一個讓人欲罷不能、泥足深陷的功能。社交平台是經過演算法精心打造出來的，它想要用戶點擊那個「點讚」的按鈕，這樣便能確保，把用戶最有可能參與互動的帖子推至用戶社交平台專頁的頂部，鼓勵他們製作點讚和發帖的循環，幫助用戶培養出保持活躍並且不斷滑手機的習慣。點讚按鈕的設計絕對符合人天性的心理需求，人類從童年開始，便渴望及尋求來自父母、老師和同齡人的認可，亦希望可以與他人聯繫，在群體中有歸屬感，社交平台知道人類需要甚麼，並將這種本能數位化，以及巧妙地利用這種需求成為一股巨大的驅動力，推動人們給予點讚，同時也渴求獲得點讚。當人們發佈一張圖片或分享一條帖文時，給予點讚是一場社會交流，獲得點讚可以因著得到他人認可而帶來即時滿足感，而當獲得的點讚愈多，其自我價值亦會愈高。[9]

被他人認同確實會帶給人們莫大的喜悅及滿足，也讓人發帖時愈發興奮及起勁，因為當發放的帖子被人點讚、有正面的評論及大量轉發的數量，這些正面的回饋及收穫，將喚起人們大腦底部的神經元，釋放出多巴胺。[10] 多巴胺是非常神奇的神經傳遞物質，它影響人們的情緒、愉悅感、做事的動機，甚至活動能力。低水平的多巴胺降低人們對事物的興趣和興奮感，讓人感到乏力；過高水平的多巴胺則有可能導致人們出現衝動行為，增加攻擊性或敵對情緒。[11] 很明顯，當人們看見自己的帖子不斷被讚賞及分享，多巴胺水平自然會提高，亦促使人們更勤力及更有動力發放帖子，希望獲得更多讚賞及多巴胺。這解釋了為何Danny及Charlotte會自拍成癮，並且希望拍出完美照片，他們過度沉溺於他人的讚美及評語之中，並且把自己的價值，等同於自己所能獲得的點讚數量。[12]

Danny及Charlotte的自拍成癮是較為極端的例子，但青少年對社交平台成癮，這問題實在不能忽視，值得大家關注。青少年大腦的額葉皮質要到20多歲才發育成熟，而十來歲青少年的特質是自控力較低，對群體或社交活動缺乏安全感，很容易受同儕壓力影響，並會參與社群認可的活動。[13] 2019年，有一項研究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發表，結果顯示，每天使用社交媒體超過三小時的青少年，可能有更高的機會面臨心理健康問題風險，而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亦可能導致社交上的比較、孤獨感以及負面影響自我形象。研究的結論提出「未來的研究應該確定，設定每日社交媒體使用限制、加強媒體素養，而重新設計社交平台是減低有關群體心理健康問題負擔的有效方法。」[14]

所有的癮，想要戒都不是易事，當人們享受過多巴胺，只會為了得到更多多巴胺而願意付出更多心思、精神及時間。[15] 重新設計社交媒體平台是絕對有幫助的，簡單如刪除點讚數量的功能，只讓用戶知道有人點讚，人們成癮的情況便會有所改善，不過，營運社交平台的公司可不會樂意為了青少年健康而減少收入。沒有社交平台的配合，單靠限制青少年每日上社交平台的時間，實在難以阻止他們繼續依戀社交平台。Danny的父親Robert Bowman表示，他和太太都是認可的心理健康護士，他們對於社交網絡和手機技術可能帶來的危險一直感到擔憂，特別是它們對本來已沒有安全感的年輕人的影響，一直沒有獲得正視。[16] Danny本人也指出：「人們並不知道，當他們在facebook或Twitter上發佈自己的照片時，事情已迅速失控，它成為了一種尋求認可的使命，更可以摧毀任何人。」[17]

「失控」非必然，卻不足為奇，有些人以為只要人有足夠的自制力，便可以好好控制及管理自己使用社交平台或滑手機的時間，但試問在現實中，有多少人說好了再滑五分鐘手機便停止，但五分鐘之後又五分鐘，無數的五分鐘過後，該做的事情沒有做，時間便被扼殺了。神經科學家Andrew Huberman在接受網紅Chris Williamson訪問時，表達出對社交平台的看法，他打了一個比喻，當人們看見一隻狗不能停下來，在角落裡挖掘，不斷地尋找骨頭，人們會想，這隻狗病了，牠的行為教人感到悲哀。人類何嘗不是如這隻狗般，社交媒體激發多巴胺的釋放，帶來獎勵、驚喜和興奮感，使用者因而感到愉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愉悅感漸漸變為類似強迫症的行為，使用者可能會不斷地查看社交媒體，陷入一種重複的行為模式。[18]

很多現代人都生病，但誠如設計倫理學家Tristan Harris表示，問題不在於人們缺乏意志力，而在於「螢幕背後有上千人不斷努力瓦解你的自制力」。很多成癮行為主要是環境與處境造成的。很多科技巨人清楚這件事，Steve Jobs知道孩子很容易受到iPhone及iPad誘惑，所以他限制自己的孩子玩iPhone及iPad；Bill Gates的孩子，到了14歲才能擁有手機，並且不能在午餐、晚餐時及睡覺前使用。[19] 如果連這些科技專家都對電子產品保持高度戒備，普通人為了自己及下一代的好處，應否採取一些行動？[20]

不要高估智能手機用家的自制力，亦不要低估社交平台想要賺錢的動力。

《遇見完形的我：用覺察、選擇、責任與自己和好，解鎖人生難題》
作者：曹中瑋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究竟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年

這是一本有關心理治療的書，更具體說，這是一本有關完形諮商學派治療的書。

接受心理治療的人，大都是想療傷，想改變。「完形諮商學派相信，只有透過『親身體驗』的經驗」，才能納入個人的內在系統，引發真正的改變。此學派需要諮商師以高度創意，設計出讓當事人體驗的實驗活動，幫助他們區分「內、外界覺察」，打開看、聽、嗅、嚐、觸這五感，聆聽身體的聲音與面對情緒起落。完形學派認為，惟有人清楚地覺察到自我內在需求及情緒，並了解外在人和物的各樣面貌，才能運用意志自由地作出比較適當的選擇或決定，最後才比較容易及歡喜快樂地承擔選擇後的責任。

覺察、選擇及責任是完形治療學派中的核心精神。覺察是非常重要，它影響著選擇，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如何做到清明覺察，不在於「加上」甚麼，在於「移除」甚麼。人們要移除：一、以頭腦思考為主的「中界覺察」；二、個人主觀經驗造成固有的認知系統；三、形（想處理的心理議題和困境）與景（相關情緒）並不能流暢轉換的狀況；四、逃避覺察的種種形式。

當然，這不是說完全不用思考，只是先要弄清楚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然後先和自己和好，才能走好下一步。很多時人們沒有勇氣作決定，或作出錯誤決定，都與自己特質或遭遇有關。完形諮商學派認為一個人與自己和好後，學習包容及喜歡自己原先討厭的特質，又或明白突然冒出來的情緒從何而來，才能改變自己，誠如完形治療師A. R. Beisser所言：「改變往往發生在個體想要成為他自己的時候，而不是他想要成為另一個人的時候。」

當然，接納自己亦不代表放飛「真我」。身為完形治療師的作者用「我王國」來比喻一個人有不同特質，一個人可以視自己有一個王國，自己是這國的國王，不同的特質就如不同的臣子，有不同的職務，如要打仗，便要派出「國防部部長」， 與其他國家結盟，便要派出「文化或外交部長」，國王要明白，每一位大臣都很重要，都有正負兩面，國王要了解及好好地善用他們，同時亦要平衡不同大臣的勢力，察看自己有沒有過度助大某一方，有的話，便要進行約束，以免國家的整體利益受損。作者分享到她過去曾助長「努力認真」的勢力，這為她帶來成就，卻摧毀了她的健康及影響其人際關係。作者最終發現要約束「努力認真」這美好的特質，她也要尋找被忽視、壓抑過久的臣子，否則，便難以成為一個成熟及整全的人。

那些真心想要改變的人，讀畢此書可能會生出動力，想要找時間安靜下來，邀請王國的臣子來一場對話，建立更強大的「王國」。

早前有報道指，有非本地學生花費不少金錢買假學歷來港報讀大學，以不誠實方式取得香港專上學府的碩士課程的教育機會，去年就有部份大學揭發有學生持假學歷入讀的事件。另外，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數據亦指出，2023/24年度在學歷評估過程中，揭發32宗申請人持假學歷的個案，當中有五宗涉及申請教席，涉事申請人想註冊成為香港教師。

在教育界中，造假的事件一直存在，由找人做功課、寫論文，再到提交假成績單、假學位、假信件證明等，都曾經出現，而由於科技的進步，要接觸、得到造假的資料也愈來愈容易，上網就能找到AI、論文代寫服務，甚至有中介公司代勞。有人可能會深究要花費多少金錢才可以買到假學歷證明，但這類涉及造假的事件，關乎個人的品德和操守，在教育界是極之嚴重的問題。

教育不單是要求學生在學業上有進步，而且還要求學生在品格上要誠實，老師也就是學生的楷模（role model）。教育局在2022年發出的《教師專業操守指引》指出了八項教師應有的專業及個人道德與操守：專業信念、恪守法治、以身作則、廉潔公正、盡忠職守、關愛學生、尊重私隱及維護專業。如以不誠實手段騙得教席成為「失德教師」，「為人師表」會變成「誤人子弟」，不知將有多少學生受害。所以還希望教育局及辦學團體嚴正對待事件及多加防範。

任何世代中，總有人想用以假亂真，不想付出努力但想獲取成就和利益，而現時科技無論在實體生活或虛擬世界都在「滋養」人們成就這種「便利」心態。除了盡力求真，仔細辨別真偽；其實從另一角度去看，只有真正付出努力後得到的經驗及智慧才能滿足人心，這是偽裝者們不能感受到的。

參考資料：

李穎霖。〈假學歷調查｜香港中介大本營曝光　稱買通國際考場　200萬入港大〉。《香港01》。2024年10月15日。

〈假學歷申教席註冊 評審局截5宗 業者驚訝造假蔓延教界 大型辦團：囑校長更嚴把關〉。明報新聞網。2025年2月17日。

〈評審局上年度截32人持假學歷　當中5宗涉申教席註冊〉。東網。2025年2月17日。

根據新聞報道，早前有31人因以女性身份涉嫌詐騙海外男性而被警方拘捕，警方在調查時發現，騙徒在筆記本上定下不同目標，包括買名錶汽車，希望每日找到一名能騙取10,000美元（約80,000港元）以上的受害人。事件反映了有些人因為渴望快速致富而選擇參與違法行為，足見金錢有巨大的誘惑力。

當一個人目標明確，卻是以不正當手段來實踐時，這不僅是對法律的挑戰，更是對自我價值觀的背叛，最終只會將人推向更深的敗壞境地。

縱然涉嫌詐騙者或許享受過金錢所帶來的快樂，其實這些快樂都隱藏著代價。人一旦失去對自我的約束、任憑己意而行，看輕理智、良心和信用等，可能會作出錯誤的決定。若有人因犯罪行為被判刑入獄，失去自由，必定會感到悔恨不已。此外，曾經犯罪的記錄隨時都有可能被人發現，這種恐懼感會讓人終日惶恐不安，無法安然度日。

賺取金錢必須以正當的方式進行，這樣才能讓人感到舒暢。在某件事情上的付出與得益如出現不合理的比例，必須特別謹慎。通過工作和努力獲得的收入，不僅能帶來物質上的滿足，更能帶來心靈上的平靜。只有在正途上行走，才能真正享受生活的美好，切勿因短視而造成長期的損失。

參考資料：

〈AI電騙黨31人落網 揭青年目標日呃8萬〉。星島網。2025年1月6日。網站：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651080/%E6%97%A5%E5%A0%B1-%E6%...。

手術都是必須的嗎？當然這裡提到的並不是美容手術，而是以醫療為主的手術。大家或者想到，既然是醫療手術，那應該是「救命」的吧，又怎會有不必要的手術？事實上，世界上真的存在不必要的手術，否則，美國的醫學史上便不會出現「不必要手術」（unnecessary surgery）這詞匯？所謂的不必要手術，是指對比傳統的保守療法，如透過藥物、物理治療、改變飲食方式等，那些對病人來說不必要、不確定，不是最有利的外科介入醫療方式。[1]

1950年代，美國外科醫學院（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ACS）主任Paul Hawley首次提出不必要手術已經構成威脅，他指出「如果公眾知道有多少不必要的手術已被執行，他們會感到震驚。」很明顯，Hawley的言論沒有得到正視，20多年後，美國醫學會（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呼籲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針對不必要的手術進行調查。學會稱，美國有240萬宗不必要的手術，涉及款項高達39億美元，並且有11,900名病人死於這些不必要的手術中。[2] 美國醫學會的呼籲，同樣未有得到重視，來到2023年仍有報道指，有脊椎和骨科手術在不明確或不適合的病人身上執行，甚至成為非常普遍的問題，特別是腰椎手術，有超過50%被認為是不必要的。[3] 病人或許難窺全貌，大部份醫生卻能告訴你，至少有15%至30%的醫療服務是多餘的。[4]

70多年來，不必要手術活躍至今，醫生們動不動便動刀，究其原因，與醫生所受的訓練相關，他們並未受過如何與病人討論所有治療方案和尋求最佳決策的訓練，他們亦不知道有甚麼更好的方法，所以「他們一直這樣做」。此外，有的醫生也希望藉著執行手術而令自己名利雙收。[5] 後者在美國的醫生圈子並不是甚麼秘密，有一項調查發現，有超過70%的美國受訪醫生相信，其他醫生大有可能從不必要手術中獲得利益。[6] 也有許多骨科醫生擁有人工關節的部份經銷權，可以透過銷售總髖關節或膝關節植入物給醫院而從中獲利。[7]

根據媒體公司《今日美國》對美國政府國家醫療從業者數據庫公共使用檔案的分析，單從2005到2013年，已經有超過1,000名醫生支付了賠償，尋求與申訴人和解，以結束涉及不必要或不當程序的外科醫療事故。[8] 美國有為了利益而執行不必要手術的醫生，不過其實也有不少有良心的醫生，骨科醫生James Rickert發起了一個名為「道德說服」運動，勸說他的同僚停止為了解決財務壓力而進行不必要手術。[9] 〈從非牟利到非常牟利的醫療業〉一文已探討過美國醫療制度如何由服務有需要的病人到以利益考慮為優先，甚至將金錢置於患者的需要之上，這與美國醫院管理人員的數量顯著增加有關，醫生與醫院管理人員的比例，是1比10，而醫院早已建立了一套商業運作模式。有研究結果顯示，典型的美國醫院在照顧需要住院的病人時，例如治療心臟病發作或嚴重感染的患者，醫院難以獲得可觀的利潤，營運醫院的巨大經費必須依賴非緊急（選擇性）的手術，例如透過骨科和脊椎手術方面的利潤，難怪連《美國新聞》雜誌排名榜上的精英醫院，也會做大量不必要的手術。[10]

在美國，較為普遍的不必要手術包括：剖腹生產（C-sections）、脊椎融合（spinal fusion）、關節鏡半月板部份切除膝關節手術（arthroscopic partial meniscectomy knee surgery）、靜脈過濾器（vena cava filters for blood clots）、心臟血管成形術（cardiac angioplasty）、心臟起搏器（heart pacemakers）、子宮切除（hysterectomy）、脊椎體成型術（vertebroplasty for osteoporosis）等。這裡並非說這些手術都是絕對「不必要」，真正的病人當然有必要接受這些手術來維持生命或保持生活質素，但正如上文提到，對某些人來說，他們其實不需要接受這些手術，進行手術對他們來說根本不是最佳或最有效的醫療選擇。[11]

醫生沒有受過訓練如何與病人一同尋求最佳的醫治方案，又或在龐大的醫療利益驅使之下，醫生進行了不必要的手術或治療，結果對當事人不但無益，甚至造成了傷害，除了前述的不必要手術，其實對跨性別人士，特別是小孩子，進行荷爾蒙治療，甚至性別重置手術，都會出現類似的情況。跨性別治療也是一門大生意，撇除龐大的性別重置手術費用，當有關人士一旦決定改變原生性別，便意味著終身離不開醫生及藥物。[12] 醫生當中有人為了利益而隨便開出荷爾蒙藥，而由於涉及跨性別議題，令有關治療變得更為複雜，因為這牽涉了所謂政治正確及意識形態的爭辯，有持份者認為「救助」跨性別者生命的唯一方式，便是給予他們「性別肯定治療」，[13] 若有人敢反對「性別肯定治療」，大概會迎來謾罵之聲，一些被洗腦的醫生，相信開出荷爾蒙藥是唯一正確的做法。

一面倒的說法支持「性別肯定治療」，但這對跨性別人士來說並不是最佳的醫治方式。試問一下，若有人被告知需要進行一個不可逆轉的治療或大手術，向其他醫生尋求專業意見，在考量不同醫生的意見後才作出決定，這做法不是更安全及可取嗎？但在美國，只要兒科醫生一碰到有孩子表示，想要轉換性別，醫生便會轉介他給性別認同診所，這些性別認同診所的治療師，不會質疑孩子的想法，甚至可能只簡單詢問幾條問題，經過一兩次會面，便會把孩子送回診所，當中的醫生這時便會給孩子開出荷爾蒙藥，整個過程可能只需要三天時間。[14] 診斷過程如此簡單，難怪有研究人員發現，從2019年至2023年，全美共計有13,994名未成年人因性別焦躁症接受了醫療方面的治療，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孩子中有5,747人接受了更改性別的手術，包括乳房切除術或生殖器重置手術，另有8,579人接受了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 blockers）和荷爾蒙替代療法，共計有超過60,000份處方被開出。[15]

即使沒有進行「手術」，單純使用藥物如青春期阻斷劑來轉換性別，孩子們還是需要付上沉重的代價，青春期阻斷劑可抑制雌激素和睪酮，這些荷爾蒙有助生殖系統發育，同時也會影響骨骼、大腦和身體其他器官，以骨骼來說，使用過青春期阻斷劑的孩子，比起正常老化的人群，有可能更早出現嚴重骨折的情況。[16] 另外，進一步使用cross-sex hormones（交叉性別荷爾蒙），原則上會導致孩子終身不育。很多接受了荷爾蒙治療的孩子，他們的精神狀況並沒有如性別認同診所所聲稱的變得更好，事實上沒有這一回事。[17]

或許，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人很需要荷爾蒙藥，但變性可不是小事，只是一味「肯定」，沒有針對個人需要作出客觀的評估，草草讓孩子接受更改性別治療，結果讓不少青少年悔不當初。[18] Chloe Cole便是其中一位受害者，她出生時為一位女生，12歲時未能適應青春期帶來的不適，她告訴父母她是男生，她其實只想表達她討厭青春期這種既陌生又辛苦的變化。她的父母帶她去給專業的醫生診斷，醫生立即要她使用青春期阻斷藥物，Cole認為自己成為了所謂性別肯定治療的受害者，倉促的診斷斷定她是跨性別者，並指她需要接受一連串藥物及手術治療，這些都讓她日後無法生育及乳養自己的孩子，她其後為此控告開出青春阻斷劑及荷爾蒙藥的醫生。[19] 專門研究跨性別青少年的心理學家Erica Anderson博士估計，將有更多年輕人會因為在他們的性別旅程中過早接受了手術，而為到醫療失誤提出訴訟。[20]

病人要信任醫生，但不能輕易信任草率及倉卒的判斷，在利益當前的醫藥業及醫療系統中，需要多學習多思想，謹慎選擇對病人生理或心理長遠來說都可以帶來好處的治療方案。

一句「今日天隔一方，難見面！」（南音曲《客途秋恨》的歌詞）、「生人都要破地獄，生人都有好多地獄！」（《破．地獄》的對白），可能讀者對它們都不會感到陌生，《破．地獄》電影成為了2024年香港公認的「現象級」電影，破紀錄的票房至截稿時已超過1.5億元，電影在世界各地上映，成為各地香港人談論與回味的話題。很多人看了覺得感動，更多人為著這電影拍出的人情味，與那小城的哀愁而感慨。

的確，《破．地獄》一戲中，有很多東西實在值得去討論，相信不少讀者也在觀看過後，和朋友分享了觀後感。（如你還未看過這戲的話，文中會有些劇透，讓筆者也學學戲中黃子華講過的一句話：「請迴避！」）本文嘗試將幾個自電影延伸出、關於基督信仰與生命倫理的課題，與大家討論一下。

天堂與地獄，唔知到無知

在世界各地絕大部份的文化中，死亡都被視為一種忌諱。中國傳統儒家教導我們：「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篇》，意思就是：我們連做活人的事情都還沒弄清楚，怎會有時間去研究死人的事情？在這樣的「人本」和「仁禮」的精神下，對死亡與靈界的事情「敬而遠之」就成為了常規法則。然而敬而遠之，逐漸變成了「禁忌無知」，混雜了中國人著重的「意頭」，和各式各樣的迷信念頭之下，殯葬就像被蓋上了一重無知之幕一樣，變成生人們都不敢，也不肯觸碰的話題。

在《破．地獄》中，本來大家以為重頭戲是「破地獄」（結果大家知道，戲中重點原來並非在此），按片頭的解說，它是中國傳統道教的喪禮儀式，更被獲選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1] 然而，若了解「破地獄」的來源，其實它不全是起源於道教，在佛教中有一則「目連救母」故事，它的重點不是叫人「破離地獄」，而是佛祖要教化世人，不過經流傳後它卻變成了一則表揚孝道的故事。[2]

而其實我們可能連人人都識講的「十八層地獄」都攪不清楚，在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的傳統陰司文化中，「地獄」是由十殿閻羅來掌管，當中正正反映了人世間種種的陰暗面，真的是「人間地獄」的反照，而十殿閻羅掌管的「大地獄」有八重，而不是民間時常說的「十八層地獄」。[3]

另一方面，有不少基督徒，對天堂和地獄也是「傻傻也不知」。很多人在決志信耶穌後，確信得永生，可以「上天堂」，卻對人死後會去的「陰間」並不了解。按聖經的意思，「陰間」就是一切死人都會去到的地方，是一個過渡的境界，有人將之形容為「居間狀態」。希伯來文中陰間是「שְׁאוֹל‎」，其意思是指死人之地，它的字根有「查問」的意思；而新約中的陰間，希臘文是Hades，意思是指「看不見的世界」。陰間未必是一般人想像的「地獄」（hell），因為不管是好人壞人、信神的不信神的，都會下到陰間，而不是很多人以為那樣，有些人上天堂，有些人下地獄。參考聖經的描述，陰間可能分兩部份：信神的人會到快樂的部份，到樂園（paradise）中安息，其他人卻在另一處受苦的地方。[4]

聖經說：「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來九27）審判過後，按使徒約翰在啟示錄二十一章1至3節所言，先前的天地被新天新地所代替，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即是天國是會從天降臨，而不是要「上去」的，正如我們每天都背誦的主禱文所說，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究竟人間是地獄？還是天國在人間？留待日後才有分曉。

喃嘸信耶穌，難為了家嫂

對於信徒，戲中也有「喃嘸信耶穌，難為了家嫂」的一幕：身為長子的志斌，被選擇一生在紅磡，需要繼承Hello文衣缽，本來已對工作無心，更遇上一位信徒太太，為了讓兒子考上好的教會學校，半推半就，受洗返教會。當喃嘸的信耶穌，會是怎樣的為難？戲中都已經刻劃得很細緻。但試想想，同一件事情，如果發生在教會洗禮中，「喃嘸佬都信耶穌！」想必會成為激勵全教會的好見證。當然，站在基督信仰立場，志斌這樣為求「加分」，為了讓兒子入好學校而信耶穌，粗俗點講，真是「把鬼（無用）」，但家嫂既要做醜人，立心想「全家得救」，面對家人信主的難處，應該可以怎樣做才不會令自己太「乞人憎」？是不是一句「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指責她一早就不應該與未信的人結婚，就能推掉所有問題？

面對各種喪葬儀式，如何處之泰然

由電影回到人間，除了要更多認識有關死亡、殯葬的事情外，身為信徒，有時也要面對未信主家人離世的情況。畢竟，基督信仰在香港雖然普遍，但始終不是主流信仰。在香港，就算家人離世時「無信仰」，在處理喪葬事宜，一般都會「被安排」以道教儀式來處理，那麼信徒就要面對十分實際的問題：我們可以像戲中一班喃嘸師傅那樣，因不滿主角Hello文想讓女兒主持「破地獄」儀式，覺得這會冒犯祖師爺，而拉隊離場嗎？

其實這種充滿火藥味的場面，未必會在現實生活裡出現，在一般的喪葬儀式中，只要在出席時向主持提點一聲，他們都會「識做」，指示與會者以默禱代替鞠躬，獻花代替焚香燒衣的。同樣地，先人「頭七」要做法事，我們有基督信仰的，也可以做一點既具「儀式感」，又能表達信仰的事情，例如為懷念先人而代禱，甚至誦讀詩篇二十三篇，思想主如何引領人們行過死蔭幽谷，也是可以的。不同信仰的人，可以用不同方式為先人做一點事。畢竟，儀式本身並不能代替信仰：未信者既不能因辦一場安息禮拜就變成信徒；同樣地，已信主的先人，也不會因為家人堅持採用民間信仰的喪葬儀式而上不了天堂。

一代愛情小說著名作家瓊瑤逝世，讓人感到非常惋惜。《還珠格格》、《煙雨濛濛》、《一簾幽夢》……多少早年暢銷的作品，雪泥鴻爪，成為某一代人的集體回憶。瓊瑤生前留下了不少名作，也留下了一封遺書。瓊瑤期盼在遺書首句安慰她親愛的朋友知音，深情寫下「不要哭，不要傷心，不要為我難過。我已經『翩然』的去了！」這可能嗎？既然是她的朋友及知音，又怎能夠對她的離世無動於衷、不傷心不難過？除了喜愛她的讀者，曾與她合作過的影星如林青霞，在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後已表示「心好痛」。瓊瑤認為自己是「翩然」離去，但事實上，她的輕生並非輕輕的走，也不是沒有帶走一片雲彩，死亡並非個人的事，如果是的話，瓊瑤又怎會對亡夫平鑫濤一直念念不忘？日光之下，生與死本來便是界線分明，生者與死者不能再度往來相知，死者已矣，活著的人卻是「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名作家與一般人的分別，在於前者善於用文字打動人心，自自然然便有能力感染及影響其讀者群，不過，縱然作者的觀點經過深思熟慮、文字出於千錘百鍊，也難保其觀點完全沒有問題，只是作者動之以情，便容易得到讀者接受及同情——說故事的人，總有一份魅力。瓊瑤的遺書如她的小說一樣，筆觸細膩，用字優美、極具匠心刻劃出「主角」的情懷。以往，瓊瑤是對愛情侃侃而談，今次，她談的卻是死亡。瓊瑤的遺書太唯美，美得無論是否她的讀者，對於她自殺身亡一事，大都看得較為正面：「遺言寫得好美，希望我老了也能像她一樣瀟灑地離開」、「也算是一種浪漫」、「符合文人氣質」、「她比任何人都更重視、尊重自己的生命的價值。」真的是這樣嗎？瓊瑤真的尊重生命的價值嗎？還是如她在遺書所言，她更重視的其實是「自主、自在、自由」？又或是，對瓊瑤來說，生命的價值必須與生活質素掛勾，否則便是一文不值，可以徹底捨棄？就如遺書所指：「不想聽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只「想為這最後的大事『作主』」。事實上，甚麼是生命的價值？是內在及外在東西賜予生命有價值？還是「生命」本身便是有價值？

瓊瑤力勸年青人要經得起打擊，千萬不要輕易放棄生命，她認為要像她一樣，活到80多歲，才選擇如何面對死亡。2024年10月24日，外號沙白的上海女子，在瑞士通過輔助自殺手段離世，沙白離世時才43歲，即使老父極力挽留，也因敵不過紅斑狼瘡20多年的折磨而選擇輔助自殺。瓊瑤認為自己活得夠久了，已經盡力燃燒過，所以她有資格選擇輕生，瀟灑離場，至於年青人，還是好好活下來，經歷「磨練」，但對年輕的沙白來說，她同樣認為自己已經活出了極好的人生，43歲，足矣。可見，誰有資格選擇死亡其實與年齡無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痛，等不及自然死亡的人，他們都有想要結束生命的原因及理由。如果單單出於同情，是否便要抹去界線，容許他人，甚至幫助他人爭取自決死亡的權利？如果贊成情非得已，卻仍需設下界線，那麼，又由誰去決定一個人的生死、除了法官，是醫生嗎？是護士嗎？是兒童的家長？還是自己？

正常人都有惻隱之心，不樂見他人受苦，甚至受盡折磨而死，但讓安樂死立法，便真的是回應生命中「不想活」的好方法嗎？荷蘭醫生Gerrit Kimsma早在1960年代就開始推動安樂死合法化，30多年後，荷蘭在2002年成為首個允許安樂死的國家。一開始，還是經過專業人士去診斷一個又一個患有「不能忍受」及「病情沒有改善」的申請者，評估他們是否有資格接受安樂死。幾年後，12歲以上的未成年兒童，只需要父母同意，便可以安樂死。近幾年，甚至有一些哲學家及學者開始討論死亡權，認為死亡權利是人權的一部份，即是所有人對死亡有自主權，可以決定自己的死亡。參照外國的例子，安樂死一旦立法，可以安樂死的條件只會愈來愈放寬；合資格的「被安樂死」病患只會愈來愈多。今天，有不少人贊同瓊瑤，認為要到了80多歲才可以自決死亡，沙白雖然是長期病患者，但進行安樂死時還是太年輕，批評她是自我及任性，但相信假以時日，只要社會把「同情心」及「諒解」無限放大，並且當死亡變成人權時，到時可能無論是80多歲、40多歲，甚至更年輕的人想自決死亡便可進行安樂死，大家都不會當成一回事。

力克．胡哲（Nick Vujicic）出生時沒有四肢，他曾經活得很苦，認定自己不能結婚姻生子，試圖自殺，但他最後還是選擇活下來，故事的後續是，他與一位漂亮的女士結婚，有幾個可愛的兒女，他到處演講激勵人心，表示對自己的生活非常滿意。這並非童話，是真實的故事。假若當時力克真的選擇輕生，他又怎能看見生命中，原來還是有如此美好的一面。

死亡只會終結生命，惟有活著，卻能帶出生命。

參考資料：

〈瓊瑤逝世丨驚傳家中輕生！FB留「最後說話」：我已經「翩然」的去了〉，星島頭條。2024年12月4日。https://www.stheadline.com/realtime-entertainment/3407618/%E7%93%8A%E7%91%A4%E9%80%9D%E4%B8%96%E4%B8%A8%E9%A9%9A%E5%82%B3%E5%AE%B6%E4%B8%AD%E8%BC%95%E7%94%9FFB%E7%95%99%E6%9C%80%E5%BE%8C%E8%AA%AA%E8%A9%B1%E6%88%91%E5%B7%B2%E7%B6%93%E7%BF%A9%E7%84%B6%E7%9A%84%E5%8E%BB%E4%BA%86

羅嘉欣。〈瓊瑤離世丨瓊瑤離世早有預告秘書前1天收遺書恐涉遺棄罪　林青霞悲痛發聲：心好痛〉。香港經濟日報-Topick。2024年12月5日。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868710/%E7%93%8A%E7%91%A4%E9%9B%A2%E4%B8%96%E4%B8%A8%E7%93%8A%E7%91%A4%E9%9B%A2%E4%B8%96%E6%97%A9%E6%9C%89%E9%A0%90%E5%91%8A%E7%A7%98%E6%9B%B8%E5%89%8D1%E5%A4%A9%E6%94%B6%E9%81%BA%E6%9B%B8%E6%81%90%E6%B6%89%E9%81%BA%E6%A3%84%E7%BD%AA%E3%80%80%E6%9E%97%E9%9D%92%E9%9C%9E%E6%82%B2%E7%97%9B%E7%99%BC%E8%81%B2%EF%BC%9A%E5%BF%83%E5%A5%BD%E7%97%9B?mtc=10004

陳雅蘭。〈過世方式太特別！非粉看完瓊瑤的遺言覺悟了〉。今日新聞、yahoo!新聞。2024年12月4日。https://hk.news.yahoo.com/%E9%81%8E%E4%B8%96%E6%96%B9%E5%BC%8F%E5%A4%AA%E7%89%B9%E5%88%A5-%E9%9D%9E%E7%B2%89%E7%9C%8B%E5%AE%8C%E7%93%8A%E7%91%A4%E7%9A%84%E9%81%BA%E8%A8%80%E8%A6%BA%E6%82%9F%E4%BA%86-133959091.html

朱加樟。〈滬女赴瑞士安樂死　老父：不接受也要接受　年輕人一定要愛惜生命〉，《香港01》，2024年11月4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1072775?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陳儀芬。〈走在世界安樂死的最前方－荷蘭、比利時〉，大人社團，2016年12月7日。https://club.commonhealth.com.tw/article/460

新興毒品「太空油」依托咪酯在港濫用個案近期急速上升，更被發現蔓延至社區及校園。有青少年受訪者形容吸三口「太空油」已上癮，之後不斷吸食，令自己感到很放鬆。根據警方搗破的製毒工場，毒販還把依托咪酯混入果味甘油，又會在煙彈中加入顏色和氣味，以吸引買家。由於吸食後太空油很快就會「上腦」，藥效約10多分鐘就散去，令它的隱蔽性很高，而它的價格約100至300元一粒，年輕人容易入貨嘗試。

依托咪酯在醫學上是麻醉誘導藥，吸食電子煙與吸食太空油在外觀上無異，旁人只能透過吸食者服用後的反應分辨，吸太空油者會腳步浮浮、手震、眼神飄忽、口齒不清，甚至會失去控制、全身顫抖，之後還會出現嗜睡與頭暈的症狀，亦有個案因精神狀態或行為異常，要轉介精神科評估。如果發現身邊有年輕人有此狀況，師長則要多加留神。

另外，更有人在公眾地方吸食而暈倒在地上或馬路，險象環生，亦有女同學吸食後「斷片」（失去短暫記憶）、失去意識或反抗能力而遭性侵。有精神科專科醫生指太空油「類似酒精或安眠藥」，令人有興奮開心感覺，易致上癮。吸一次的毒性影響會持續約一星期，但長期濫用易令身體產生耐藥性，很難戒癮。而長期使用亦會產生慢性影響，對於未成年人士或兒童的腦部影響嚴重，甚至改變他們的腦部。

而濫用藥物的青少年還可能受到來自同齡人的社交壓力，形成一個濫用毒品的社交圈，從而進一步加深成癮問題；而吸太空油的行為可能會令其他青少年因為好奇而跟風吸食。有社工建議師長可多留意學生，若發現他們吸太空油，不應立即責備，應耐心疏導協助，讓他們知道太空油易令人成癮，開始時，他們會以為吸一口很少，自己可以控制，但之後會愈吸愈多，最終會被它倒過來控制了自己。本來想讓自己減少憂慮，想放鬆，但用錯了方法，輕視其禍害，不單沒減少焦慮，情緒還更易波動，成癮又傷腦，恨錯難返。

參考資料：

戴慧豐、羅敏妍。〈太空油｜17歲仔吸3啖就上癮　指3成同學有吸食　女生斷片被性侵〉。《香港01》。2024年11月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A%81%E7%99%BC/1073867。

〈易上癮「試後追住食」 女性長吸可致下陰變形〉。明報新聞網。2024年11月24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41124/s00001/1732386587107/。

劉英健。〈飛向迷幻的代價｜解碼太空油對青少年的身心影響〉。星島頭條。2024年10月28日。網站：https://www.stheadline.com/columnists/lifestyle/501300181/。

2016年，一位母親在位於美國猶他州的猶他谷醫院剖腹生產，滿心歡喜誕下一名嬰兒，護士把嬰兒拭抹乾淨，放到媽媽的懷抱中，在旁的父親握著無比可愛的小手，醫院人員為他們拍下歷史性的一幕，一切看起來都十分溫馨美好，只是他們沒有想到，原來母親在手術後想要抱抱自己的孩子，竟然要收服務費。父母從醫院寄來的賬單中赫然發現，醫院向他們收取了39.35美元的「手術後肌膚接觸費」。父親把賬單放上網後，惹來不少討論。[1] 有一位內行人卻解釋：「在剖腹生產過程中，很多人會變得顫抖、噁心、不舒服，甚至昏厥……這些都是正常的生理反應。為了肌膚接觸在手術後可以順利進行，需要護理人員的額外協助。」[2] 這名初生兒的父親把賬單放上網，聲稱沒有任何惡意，只想當成笑話一宗與人分享。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樂意接受，這一項名為「肌膚接觸」的收費服務。

類似的故事發生在2022年，一對夫婦在TikTok上載了一條短視頻，視頻中父親一邊抱著女兒，一邊聽著在旁的妻子報讀生產費中的每一細項，當他聽到針對父親而設的「肌膚接觸費」時，表現得非常錯愕，他本來已不太明白薄餅費為何會高達176美元，而令他覺得更匪夷所思的是，抱一抱自己的女兒竟要收取4,000美元，幸好，她的妻子不用付「肌膚接觸費」。[3] 美國有很多人或許如來自猶他州的父親一樣，已經習慣了美國各式各樣醫療雜項的費用，但相信亦有不少人如另一位父親那樣，覺得這樣的收費非常荒謬。例如有來自英國的網友，看過這一條短視頻後表示慶幸自己出生在英國，有些網友則鼓勵美國人到歐洲產子。[4]

美國目前以利潤為主導的醫療體系一直為人詬病，但一開始，情況並非這樣。美國第一間醫院名為賓夕凡尼亞州醫院，它由Thomas Bond醫生及當時的美國國父Benjamin Franklin在1751年建立，[5] 這間醫院本是為了費城的貧窮病患及有精神問題的流浪漢提供醫療服務，它也成為了教育醫生及讓他們獲得威望的場所。到了19世紀，美國的醫院變得多樣化，分別有志願的非牟利醫院、天主教機構設立的醫院、公立醫院、牟利醫院及專科醫院。非牟利醫院通常由私人支持，主要依賴基督新教的團體贊助和慈善捐款，由外行受託人管理，也通過公眾捐款、遺產和慈善捐贈來資助。天主教機構設立的醫院由天主教修女和修士擁有並管理，這些機構通常沒有穩定的捐贈來源，主要依賴籌款和病人支付的費用來維持營運。公立醫院則由稅收支持營運，旨在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給與社會弱勢群體，包括長者、孤兒、病人和體弱的人。牟利醫院由一些醫生建立，這些醫院的收入大部份成為了投資者的財富。專科醫院則是隨著醫學專業化的發展而出現，醫生們開設專科醫院，如眼科和婦產科等，以滿足特定的醫療需求。[6]

在19世紀初期及中期的美國，基本上只有社會邊緣人、貧困者或獨居者會入住醫院，因為在當時，中上階層人士一般只會留在家中接受治療，甚至進行手術。直到19世紀末期，醫療科技技術愈趨成熟及複雜，人們才不得不進入醫院接受治療。進入20世紀初，醫院變得愈來愈像是一間企業，醫院需要增加現代化的醫療器材，亦需要栽培更專業的醫生及護士，儀器加上專才令醫療成本上漲，也為醫院的營運及政府的財政帶來壓力。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政府在醫療系統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為醫院注入了大量資金。1947年的Hill Burton法案為社區醫院的建設和擴張提供了資金。步入50和60年代，國立衛生研究院擴大，促進了牟利和非牟利性研究的發展，1965年，政府設立的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和聯邦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對象主要是老年人和貧困者，但隨著醫療成本暴漲，美國政府後來只好大筆削減聯邦醫療保險及醫療補助計劃的預算，如在1997年，《平衡預算法案》便預算在五年內減少聯邦醫療保險項目的支出，相關的款項總額達到1,150億美元。[7]

政府削減預算之前，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的醫療體系已現惡化的跡象，主要是因為醫院的投資者跟保險公司發現醫療行業存在很多賺錢的空間，當時每七間醫院，便有一間屬於投資性質，[8] 投資者不斷擴大他們的王國，而當中最賺錢的部門是急症室，根據2018年的資料，美國的急診部門，超過40%由牟利公司管理。

至於保險方面，在聯邦醫療保險及醫療補助計劃設立之前，美國主要的健康保險提供者分別是在1937年及1946年成立的非牟利機構Blue Cross及Blue Shield，它們願意接受任何美國人投保。二戰後，僱主開始將健康保險作為員工福利的一部份，健康保險的需求自此急劇上升，在1940至1955年間，有購買醫療保險的美國人，從10%上升至超過60%，這一增長顯示出人們迫切需求健康保障，商人自然也看見當中的商機。[9] 在激烈的競爭之下，當時的非牟利機構Blue Cross及Blue Shield不得不在1978年合併，並在1994年放棄非牟利機構的身份，走向牟利之路，[10] 從此，他們需要努力滿足投資者的要求。[11]

從慈善到牟利，醫療企業就如一塊大餅，想要分這個大餅的持份者分別有醫院、醫生、保險公司、藥廠、投資者，而病人則成為了待價而沽的商品，[12] 醫院為了優化它們的賺錢能力及提升效率，聘請了一些醫療管理公司為它們提供意見，這些公司毫不介意地在網頁的首頁表明自己是「醫院和醫療系統、醫生團體、僱主和工會」的合作伙伴，旨在「提供的收入週期和價值導向護理解決方案，可以優化財務表現、改善業務成果和提升醫療體驗」，[13] 不同的顧問公司提供不同經「優化」的財務意見之後，美國醫院的收費便愈加繁瑣，病人身上的不同部位，彷彿被貼上不同的價錢牌，同是傷口，較大的傷口的價錢比小的傷口貴，不同部位的傷口，價錢也會不同。[14] 病人亦會被貼上不同的代碼（code），新症是99201-05、急症室是99281-85、水上電單車意外為V91.87、滑雪板意外為V00.31，不同的代碼代表不同的價錢。[15] 有醫生表示，為了弄清楚病人的付款金額，他們不得不花時間處理文件，換來的是減少了關心病人的時間。[16] 由於收費的項目實在非常繁瑣，醫療報賬和編碼師（medical billing and coding professional）隨之成為一項專業工作。今天，美國大部份的醫院由最原先本著救助貧困病人的精神來營運，變成唯利是圖的經營者，用投資、尋求回報的手法來經營醫院，加上各大藥廠，以及私人執業的醫療保險公司同樣以賺取最多利潤為目標，有些勤奮的中產或許已經到了有病不敢醫的地步，[17] 即使有能力支付醫療保險的美國人，也開始對這種醫療體系感到不滿。哈里斯民意調查（Harris Poll）在2023年2月至3月進行的調查顯示，有超過70%的美國成年人認為醫療系統至少有某一方面未能滿足他們的需求。[18]

事實上，醫療服務成為了一門生意，不單讓一些美國人諱疾忌醫，也讓很多人，包括青少年陷入一些原本可避免的醫療事件當中，事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下期《生命倫理》繼續與大家討論此課題。

當今香港，每逢週末或是公眾假期，不少人都在談論如何「北上消費」，或是「返鄉下」外遊一下。當香港人將「放假攻略」掛在口邊，鑽研各種方法「告多日假，製造長假」，去旅行要去到盡時，日本卻將每年10月第二個星期一，訂立了一個大家都想像不到的公眾假期：運動之日（スポーツの日）。[1]

說到體育，大家一定想到今年的巴黎奧運會了。而亞洲首個舉辦奧運會的地方，正是日本東京，1964年的東京奧運完結後，日本政府在兩年後將10月10日，也就是之前奧運會開幕日，訂立為「體育之日」公眾假期，讓市民將運動融入生活當中，藉以培養「享受運動，並培養尊重他人的運動家精神」！[2]

在這個日本假期，全日本的體育館和運動場所都會舉行不同體育活動。很多學校跟相關團體，也會選擇在這個季節舉辦運動會。例如在日本首都的東京體育館，就會與地方團體及商店街舉辦合家大小，和身心障礙人士都能輕鬆參加的運動項目。而在日本著名的東京武道館（地位有如香港紅館一樣）等場所，則有為「初心者」（初學者）舉辦柔道特別「稽古」（練習、排演）或是攀岩等體育活動，吸引不少市民參與。此外，自戰後復辦，前身為百年歷史的明治神宮競技大會的「日本國民運動大會」，也在差不多時間進行，不同的都道府縣代表會齊集一起，競逐「天皇杯」、「皇后杯」兩大冠軍獎項。有別於大家熟悉的奧運會項目，運動大會有著很多別開生面的項目，旨在令更多人、甚至任何人都可以參與的比賽，如「口吹射箭」（スポーツウエルネス吹矢），使用彩球（ball）、彩鈴（bell）和彩帶（belter）的3B體操，以及由小學一年級生到90歲長者都能玩的「擲豆袋」（バッゴー），這些項目，不論男女老少，殘障人士，皆能參與其中。[3] 今年的體育大會於九州佐賀舉行，連日本皇室有「最美公主」之稱的佳子公主，也到了當地觀看賽事，出席了運動會的閉幕禮。[4]

其實除了舉辦賽事，日本政府對於設立運動日也頗有心思，在2000年，政府便該將該假期由每年的10月10日改為10月第二個星期一，從而變成了「三連休」長假期（日本假期比香港少，這樣的長假也同時營造了當地旅行消費的風氣）。而這個原本名為「體育之日」的假期，後來被改名為「運動之日」，並在2020年當東京再次主辦奧運時實施。為何要將沿用了50年以上的「體育之日」改名為「運動之日」？可能因為「體育」較為狹義，也較有競賽含意，而「運動」（Sports）則包含輕鬆、休閒活動，不為爭高下，而為自發和與人有更多交流的意思，並且可促進身體的健全發展，培養運動能力和健康生活的態度。[5]

相對於香港，甚或中國，日本的體育發展的確比較全面，不同於只著眼在那些耀眼的「奧運金牌項目」，日本不同職業運動發展成熟，由傳統的相撲大賽，著重鍛煉體能與意志的弓道（きゅうどう）與流鏑馬（やぶさめ，日本的傳統弓馬武術），到由西方社會傳入，現已成為既普及又專業的棒球（有中學生參與的甲子園，也有專業發展的職業棒球〔プロ野球〕），日本市民的運動意識，似乎比不少體育大國有更高的水平。

然而，這只是日本才獨有的文化嗎？其實不論在中西文化中，都有著對體格的鍛煉與健美的追求。以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六藝」為例，當中要求學生掌握的六種基本才能，不論是《周禮》的古六藝，或是孔子提出春秋後的六藝，都是要求學生掌握的六種基本才能：禮、樂、射、御、書、數（即：禮教、音樂／作詩、射箭、駕駛馬車、書法、數學）。當中的「射」，就有著很高的運動元素，射箭技術中，包括了五種射技——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6]

• 白矢：箭穿靶子而箭頭發白，發矢準確而有力，箭速既快又準。
• 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矢矢相屬，若連珠之相銜，連發連中。
• 剡注：矢發之疾，瞄時短促，上箭即發且即中。
• 襄尺：君臣一同射箭，臣不與君並立，向後退一尺，強調君主的尊崇地位。
• 井儀：由遠而近的四處依序射擊四矢，四矢於同一時間到達，皆正中目標。

從以上五種射技已可看出，這不單是純粹的體育活動，更講求體力，意志的鍛煉，除了要精神集中，還要有冷靜計算，以表現君子風範的一種素養。孟子說，當箭無法正中目標，不是別人的問題，要反省是自己的問題。這種「反求諸己」的表現，與孔子所說的「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遙相呼應。[7]

而在西方，則有「五育」（Five Ways of Life）的教育傳統。其實這五種教育價值觀，在港澳台一般稱為「德、智、體、群、美」的五個學習目標。五育的精神，德育方面，在於學生能透過判斷力，去帶領自己過有意義的生活和建立自己的價值觀。擁有智育的學生有能力學習知識，技能和態度，並會以反思和批判的思考來解決及處理難題。擁有體育的人有能力增強自己的健康，包括健康地練習和以積極的生活模式實現理想的健康，以充實人生。學生具備群育，有助溝通及促進人際間的和諧。而美育則可使人的生活更豐富。美國國家運動及體育總會曾為「體育人」作出定義。「體育人」即為經歷過健康及有體育活動的好處的人。他們能掌握到參與多類型體力活動之技能；明瞭體力活動及體適能的好處及啟示；恆常參與體育活動；令自己的身體健康；和評鑑體力活動對健康生活模式的貢獻。[8]

運動的好處和道理，我們都看得明白了。但實際情況是怎樣呢？雖然大家都明白多做運動，對保持身體健康，陶冶性情的益處和重要性，但當香港運動員，可能連生計都成問題時，學生若對運動項目有興趣，但在補習和練習之間，家長會怎樣取捨？這實在心裡有數了。

站在信仰立場，我們理應顧惜身體，因身體就是聖靈的殿（林前六19）。但也有人（其實正是筆者在下）或會想到：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提前四8）。想找藉口不去做運動，不去愛惜自己的身體，實在罪過了。

人普遍認為自己有選擇權，選擇買甚麼、吃甚麼、喝甚麼和穿甚麼。整個過程就是，看見自己想要／需要的東西，然後選擇購買，這看似是人的自主選擇，但事情果真如此嗎？自網絡的出現，人能夠自主選擇的機會已經逐漸減少，現在，人所作出的選擇，其實很大程度受到人工智能（AI）和演算法的操控和引導。這是否就意味著，人再無法作出選擇？答案是「否定」的，人仍能夠選擇是否遵從人工智能的建議，但人性真的允許人類這樣選擇嗎？筆者嘗試分析網絡大數據如何影響人的選擇，再推進至人如何自主地放棄思考，自願地被人工智能所控制。

網絡世界中的自主與抉擇

有關大數據和演算法如何影響用戶使用網絡，可參閱本社過往推出的文章。[1] 提到大數據，必然令人聯想到Google，以香港的情況，基本上沒多少人能脫離使用Google，無論搜尋甚麼資訊，它總是有著強大的數據庫，相信現在使用Yahoo以及Bing來搜尋資訊的人，只屬少數。之不過，強大的數據庫其實也代表著它會從中學習，分析用戶的網絡使用習性以及問題，並且能得出相當精準的推算結果，也就是說，我們透過手機、電腦或網絡獲得的資料、留下的消費及搜尋記錄、發出的電郵與簡訊，都赤裸裸地揭示著自己。

《連結之戰：網路、經濟、移民如何成為武器》一書中，記錄了不少受大數據影響的例子。作者里歐納德指出，當Google以用戶的搜尋記錄作為線索，它可能比當事人更早知道自己懷孕了，這都是一些非常精準的數據分析，換言之，Google也有能力決定我們看到哪些資訊、聽從哪一類人的說話，或作出一些它能夠預測到的行動。[2] 最生活化的例子就是當我們在網上搜尋想要買的物品後，就會發現許多軟件、網站、社交媒體中，都會出現曾經搜尋過物品的廣告，這些資訊不斷出現，一再勾起人的欲望，買下它們只是時間的問題，這就是能夠預測到的行動。若然遇上這種情況，廣告的出現自然不是上帝給我們的印證，而是代表我們在「迴聲室」（echo chamber）遊走罷了。[3]

大約在10年前，Amazon嘗試使用人工智能來篩選應徵者的履歷，它從100份履歷中篩選出最適合的五份履歷，Amazon隨後就會僱用這五位應徵者。但後來有人發現，這個理性的人工智能竟然因為過去獲聘的人以男性居多而自動將女性應徵者的履歷排除在外。由此可以預視到，若由理性的人工智能「統治」世界，為了減少碳排量，對它來說最有效率的方式可能就是排除人類了。[4]

人是失去了，還是放棄了思考？

從人工智能不斷收集數據開始，人似乎難以躲避「迴聲室」造成的影響，單一的資訊吸收渠道，無論對電影、時事或政治的觀點，都失去了容納差異的器量，這是否代表在人工智能的世界，人類無法自主思考已經成為不能逆轉的事實呢？理論上不是，但實際上人往往自願地配合人工智能，因為人很容易聽自己想聽的說話，看自己想看的劇集。在這裡筆者嘗試透過現代社會的文化講述當中的道理。

比起變幻不斷，人更喜歡萬物掌握於自己手中，對他者也是如此。近來無論在海外抑或本地都非常流行16型人格測試（MBTI），基本上，不少大學生或青少年在認識朋友時，都會以MBTI作為參考，以掌握對方的性格，MBTI測試亦常見於交友軟件中。曾經有人對此現象作出分析，並將文章在一份期刊發表，當中指出，許多人在與朋友交談時，都會聽到朋友提及MBTI，而一些公司在聘請員工的時候，都會要求應徵者做MBTI測試，看看他們是否適合應徵的工作崗位。[5] 除了MBTI，在未信主的朋友中，不少人亦沉迷於12星座的性格分析，好像只要知道一個人是甚麼星座，就能夠得知他是甚麼性格，而且更不需要填任何心理分析的問卷，換言之就像是每一個星座對應某些性格特質。

不過，無論是透過MBTI或12星座來認識一個人，其實都是嘗試將對方掌握於自己手中，即將人歸納為16種或12種的性格當中；不過，人的獨特性與無限性不是單單靠心理測驗或星座便可以解釋。例如在MBTI中有16種性格，但 似乎要區分及理解16種性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當中的一項指標依照人的性格傾向，將人歸類為「E人」（外向）或「I人」（內向），這樣簡單的分類，正是消除身為一個「人」的無限可能。[6] 人變相不想探索不同人的不同面向，甚至透過MBTI或星座來篩選誰人適合交往。

在觀察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玩電腦或手機遊戲時，也能看到其實人很多時都自動放棄思考。筆者是電子遊戲愛好者，也會加入一些遊戲臉書社群與他人交流，或接收遊戲的最新資訊。不少人往往很喜歡將遊戲攻略貼到臉書上，也會為到自己完全跟上攻略的指示以致贏了而感到自豪。但遊戲的本質正正是要玩家自己發掘能夠贏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只為了得到「贏」這個結果。

希望「不勞而獲」或付出一點兒努力就得到想要的結果，這種想法正好反映了人性。若然我們只仰賴已有的分析結果，而不嘗試花時間理解他人，和不嘗試為自己的興趣付出努力的話，其實我們是在放棄思考；當人們自願放棄思考，不選擇「不遵從」一些既有的建議，到最後人類全然地被人工智能取代也可能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人們喜歡高舉理性，所以選擇人工智能，因為它能夠做最理性的決定，但惟有「非理性」才顯得一個人更像人。

之前「AI教父」黃仁勳回台，到不同的地方去演講、訪問和參觀很多時台灣的傳媒都日夜貼身追蹤報道，務求讓這「成功的台灣人」彰顯他的光芒和成就。因此，在黃仁勳來台灣的一個多星期，每天的新聞幾乎都是關於他的，不是去夜市、吃晚餐、就是去大學演講、他的電視訪問，比總統還要熱爆。總而言之，無論是街頭巷尾、地鐵公交車，都有他新聞的身影，包括穿甚麼衣服、家裡有甚麼人等。原本對他不太熟識的筆者，在認識台灣人這事上，又認識多了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現代的社會一直受到資本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影響，我們身邊的人事物總是要我們追求成功卓越，追求耀眼的個人光芒，追求無論是事業或人生都是站在不敗之地，講求的是正向主意，這是世界的遊戲規則，我們好像一生都為了追求這些而努力不懈。但我們卻往往忽略了人真實的感受和體驗，包括我們生而為人的軟弱和脆弱的特質，疲累的限制等，這些都是世界拒絕的軟弱。我們的世界總是拒絕我們脆弱，因為當我們脆弱時，我們就會被攻擊，怎麼你會這麼弱？當我們脆弱時，我們就會被藐視，怎麼你會不夠強？當我們脆弱時，我們就會被羞辱，怎麼你會這麼丟臉、這麼沒用？因為這樣的遊戲規則，對立、攻擊、批評、羞辱就會在我們的周圍出現，靠近我們脆弱的心靈。我們的心受傷了，會痛、會敏感、會有情緒的起伏，我們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接納、親近、同理和包容。這樣的社會令我們失去了天父創造人時給予人的愛和神所看為的好。

筆者覺得無疑黃仁勳的確是一名成功人士，媒體的報道往往是一面倒的報道他的豐功偉績，甚至連基督教機構、媒體都會報道他的人生，美化他的成功人生，並且以此來提醒信徒應該有的行為，然而，他卻不是一位基督徒。筆者覺得台灣的教會和基督教的媒體是否需要美化或引用他來作為一個信仰的追求點呢？我們所信的耶穌基督祂本身的教導是怎樣的呢？基督徒應該追求的信仰生命又是怎樣的呢？基督徒的價值觀是否與世界的不一樣呢？

聖經論到我們的主祂並非一名「成功人士」，他是被世人嫌棄、羞辱、出賣、受盡痛苦、被釘十字架的主。我們的主是一位怎樣的神——祂是自甘卑微的上帝，並且透過切實的行動，道成肉身、走到人群中，容讓自己親身經歷受傷痛苦的主。我們的主飽受人與人的疏離、甚至被世人隔絕、孤單無助，在釘十字架時經歷了門徒四散。這樣的救主在世人眼中是失敗的、是脆弱的、是丟臉的、是被藐視的。祂面對的是對立、攻擊、批評、羞辱。其實我們的主反而是用「愛和饒恕的生命見證」來彰顯祂的人生，十字架的核心是神對軟弱、無助的人的愛和饒恕，當我們死在過犯中時，主耶穌的犧牲就是用生命的見證贏了世界，所以，能夠勝過世界和成功人生的，是看見自己生命的軟弱，並與那位帶著愛與饒恕的救贖主相遇。

聖經在哥林多前書一章26至29節這樣寫到：「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上帝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上帝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上帝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神看我們的成功並非世人所看的成功，耶穌向我們表明一件事：沒有人是祂不能用的、沒有人是祂不能救的，沒有人是祂不願意給機會的。祂的唯一條件是，人願意「悔改歸信」。只要願意，耶穌都願意陪伴到底，因為福音的大能不是從萬人中找出優秀人才來使用，而是顛覆改變人的生命，成為合用的器皿。

今年聖誕假期間，我將與家人一同前往距離奧克蘭約五小時車程、人口不到60,000的Napier進行短期宣教工作。我們主要會與當地教會合作，進行一系列活動，如探訪老人院、街頭報佳音、音樂佈道、聖誕攤位聯誼和聚餐等，藉由這些聖誕節的活動，與當地居民分享福音。

因為負責人要求每位參與者都要提交生命見證，這讓我有機會靜下來回顧上帝在我生命中的作為。既然見證需要與不同的人分享，我也希望藉此機會與你分享我的故事，希望我的經歷能激勵你都回顧一下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為。

出生於小康家庭，父親在我幼年時在香港和內地經營工廠，生意遍及東南亞。然而，工作可能給了他很大的滿足感和存在感，因此在我年幼時，他很少回家。又可能工作帶給他成就感和自我肯定，因此他自視甚高，認為自己搵錢養家功勞最大，覺得家人全都是未見過世面的家庭主婦或小朋友，從不會聆聽家人意見和理解我們的感受。而母親可能不太適應獨自照顧一個牙尖嘴利的女兒，一對活躍好動的雙胞胎和一個不解溫柔的丈夫，所以她的脾氣異常暴躁。童年時期，除了受到母親的打罵（最嚴重的一次是用菜刀刀背敲砍我的頭）和看著父親每次回家都被母親歇斯底里地喪罵外，其實我沒有太多的記憶……

也許我和哥哥實在太活躍好動，所以母親實在不想讓我們留在家裡太久。自從升上中學後，母親開始給我零用錢，讓我放學後出去走走，晚上才回家。可惜零用錢實在不夠，我和大哥週末也只能「冒著生命危險」留在家中。感謝主，上帝當時應該不太想這麼快就接我和哥哥「回家」，祂真有方法，竟然先帶我家姐回教會，之後她問母親可否帶我和哥哥參加初中生團契。坦白說，我當時對返教會興趣不大，但母親實在太想我「信耶穌」，所以重金加我零用錢200元，條件是週末跟家姐返教會，結果一返就返了30年。

起初返教會，只抱著玩玩的態度，對信仰沒有認真的追求。加上成長背景，我其實不太會、也不太敢表達自己。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當年團契導師對我的關心，甚至比父母對我更甚。由於「不好意思」，我在「不太好意思」的情況下答應決志信主。自此，我在教會有很多機會事奉，也慢慢在教會建立起自己的圈子。

然而，信主後我其實沒有祈禱、讀經和靈修的習慣。直至中六，在學校和教會有更加多的事奉機會，但自覺信仰基礎不足，一天晚上，我首次在家禱告，內容大致是求主讓我有動力靈修，由於不知從何入手，如上帝應允禱告，就請祂指示我如何做。禱告後，我便隨手打開聖經，看看有何啟示。不夠一分鐘，家姐突然走入我房間，說剛才見到我在禱告，便給了我一本靈修書，還留下一句：「只係祈禱是不夠的，還要多靈修」，之後她就離開了。我當時第一個反應是：「好邪！」但從那時起，我知道信仰不單只是一門學科，更重要的是一份看不到但能感受到的關係。隨後一年，我決定接受洗禮加入教會。

童年經歷其實令我不太懂得跟人建立關係，甚至感情。我明白人的情感與過去的記憶息息相關，特別是看待記憶的方式，決定了我的感受。如果想透過遺忘來免除傷痛，假裝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其實傷痛是不會消失的，反而會在你毫無防備的時候多砍你一刀。

信仰讓我明白惟有面對自己的傷痛，才有機會得到醫治。上帝或許知道我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不會學習到，而理智遠大於情感的我要單單在聖經找出路也不太容易，感恩的是在中學時期在教會遇上我太太，她正好是我的對立面，家庭成長健康，重視感情，懂得體諒他人，有同理心。她讓我嘗試學習和享受愛與被愛（這二十多年辛苦她了！）。

之後三姊弟各自組織家庭，父母由於關係太差，實無法一起居住，所以哥哥結婚後，爸媽選擇分居，之後亦甚少聯絡。及至2018年中，我們三姊弟分別移居海外，剩下父母在港生活。同年11月，媽媽突然身體不適，情急下打電話給爸爸，他當時立即趕去見她。見面後，爸爸發覺媽媽的情況比想像中差，即時送她入院，又向我們報告。我們三姊弟亦分別趕返香港探望媽媽，而爸爸每天都在病床邊照顧她。

當媽媽躺在病床時，昔日在香港牧養我的牧者前來探望，為她祝福和祈禱，亦向她講福音。感謝主，她清晰回應，亦在爸爸見證下接受水禮（當年一手推我入教會的「始作俑者」終於步我後塵）。之後媽媽情況稍為好轉，能跟我們簡單溝通，有講有笑。留港短短20日，之前應該從未想過跟父母一起相處原來可以這樣平靜。

可惜順風從來都不常作伴，三姊弟離開不足一星期後，媽媽病情急轉直下。幸爸爸一直在旁陪伴。沒想過她跟爸爸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多謝你！」相信這三個字足以令他們一生不再有任何遺憾和餘恨。

之後一日，媽媽情況再轉差，醫院打來著家人馬上趕去醫院見最後一面。我們即時通知爸爸和教會牧師。可惜，爸爸趕到前媽媽已經返回天家，但雙眼不能閉上（即老人家最忌諱的死唔眼閉）。當時，爸爸多次嘗試把媽媽雙眼閉上但未能成功。不久，牧師到達醫院，給媽媽祝福祈禱，之後著爸爸在媽媽耳邊多說一句話。爸爸照做，大意是「放心，你三個仔女過得好好，我都會過得好好，你安心離開啦！」說罷，媽媽馬上合上雙眼。

或許場面實在太震撼，爸爸多次嘗試亦未能成功，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爸爸隨即要求牧師給他上學道班，他亦於同年聖誕節領洗加入教會。無想過，一個一直自以為聰明，心腸剛硬的人原來最終都會信主。受洗至今差不多六年，感恩即使獨個兒留在香港，他都有恆常參與教會聚會。

信主多年，人生稱不上順風順水，更時有低潮，但與神建立關係以後，這份關係更讓我重新學習與人建立關係，走出昔日關係所帶來的傷痛，更重要是修復曾經傷痛過的關係。

驀然回首，發現恩典滿滿；感恩在生命中遇見祢！

2024年6月28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舉行了一年一度的研討會，約有120人出席了聚會。當日的聚會得以順利完成，有賴各位講員不辭勞苦，在百忙中抽空預備簡報及為文集撰文，黃偉康博士更是自費從美國遠渡來港，特此致謝。另外，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亦感謝當日蒞臨的參加者。現在讓我們重溫當日的精華片段。

張穎思博士

精神醫學哲學博士及香港註冊心理學家張穎思博士在「男女腦不同——再思同行路」的短講中用具體的生活例子闡明男性與女性的不同之處：女性找路的方式，傾向依賴地標、視覺空間記憶；男性則傾向靠移動的速度、方向及指南針等，推測所在的位置及找路。即使只是嬰兒，也已展現出男女不同，例如女嬰較喜歡看人臉，男嬰較喜歡看物件。專家透過分析男女兩性腦部功能活躍區域，普遍來說，女性的語言能力較好，而男性的邏輯性較佳；女性的閱讀理解和寫作能力高於男性的平均水平，男性則強於分析及處理數據。女性更擅長從長期記憶中提取訊息。另外，由於女性在杏仁核和前額葉皮質之間的連接較強，女性通常更擅長識別和處理個人或別人的情感。

姜雁慈女士

新造的人協會總幹事姜雁慈女士則與參加者分享到同行的意義是甚麼，她指出無論是男性或女性，他們都需要被了解及被聆聽，而身為同行者，需要明白當事人話語背後的真正意義，以及關心他們所關心的事情。例如曾有求助者對她說以後都不返教會，因為信仰讓她覺得自己「不男不女」，但當姜女士問到底，發現這位求助者可能因為覺得女性很弱，所以才想成為「男性」去保護女性，在耐心引導下，求助者亦願意祈禱。她提出了幾個成為同行者的元素，同行者透過檢視自己的角色及限制（check）、與當事人同在及接納（acceptance）他們、反思（reflection）他們的深層問題，以及關注他們各方面的成長指標（effectiveness），這樣便可以「從他的故事連結他的需要」。

在論壇的互動時段，在場參加者可以向兩位講員提問，而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則負責在論壇中擔任主持。有參加者都想了解變性人的腦部與其他人有沒有不同，張博士回應時指出，有一些研究顯示，一些年紀較輕並且想變性的女性，其腦部似女性，而一些較為年長才考慮變性的女性，其腦部則會似男性，這反映成長的過程會令人的腦部結構出現改變。尸而在接受輔導服務時，不同性別的跨性別者會否有不同的表現？姜女士分享到，她所服侍男士組別的組員（即生理男性有更改性別的想法），與一般男士不同，他們勇於表達自己，反而是女性組別的組員（有更改性別想法的生理女性），話語不多，也與一般女性的表現不同，因此，跟進女士組及男士組要有不同的方法。參加者中有一位婦科醫生，她分享到縱然跨性別者有服食荷爾蒙，若沒有進行變性手術，他們若遇到跟生理性別相關的醫療問題，適宜向有關的專科醫生尋求幫助。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有關對變性的看法及接納度研究」報告時指出，是次研究於2023年12月13日至2024年5月31日期間，以網上問卷及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形式進行，共收到有效回應問卷789份，其中男女百分比為43.6%及56.4%，年齡層方面：18-25歲佔16.48%、26-45歲佔20.91%。根據迴歸分析結果，受訪者接受人權的話，相對會更接受已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受訪者相對接受已經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從事個人接觸的工作（包括服務性、教育領域，以及家居服務工作），進入變性後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個性別組別的運動。相對而言，受訪者較不接受未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進入另一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性別、與體能相關的運動。相比進入另一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性別組別的運動，受訪者較為接受未完成變性手術人士以另一性別身份從事教育領域及需要與個人接觸的相關工作。基本上，信仰不大影響受訪者的接受程度。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報告時指出，變性不變性不是最大的問題，無論是信徒和非信徒，主要都是從人身安全及公平原則去考慮事情。然而，這是否表示，由於香港教會並不十分熱衷於現今性文化與不同性傾向的議題討論，以致令信徒未有太多意見？這便不得而知。總而言之教會以至社會，都應該給予會眾及公眾討論的機會，不應該避諱或逃避這個議題。以香港過去多宗關於變性或跨性別人士身份或婚姻案的判決來看，法庭顯然已代社會大眾決定了對「變性」及「跨性別」人士的接納度，這作法也會影響到大眾的接受程度。根據本研究的數據來看，公眾對公開討論似乎已經作好準備，有關跨性別者及變性人議題等相關的決定，實在應先由大眾多作討論，才能作出定論。

黃國維院長

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黃國維教授，在「性別差異的神學意義」的主題演講中，提到神學家巴特曾將創世記一章27節提出的「神形像」和「男和女」作出的類比，他指出，神是三位一體的神，父子靈之間的關係，既然是三一神內裡的關係，也是所有受造物的關係之基礎，這關係先反映在聖子基督——「神本體的真象」——與人之間的關係，繼而呈現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就是「人按照神形像受造」之意思。人作為身體的存有，巴特強調身體上性差異（sexual differentiation）的重要性，男和女的關係是所有人際關係的典範。人要尊重神所創造的獨特身體，性差異就是最核心的差異，亦賦有神學意義及倫理上的意義。

黃偉康博士

美國加州持牌執照臨床心理學家黃偉康博士則以「當『變性』不似預期——跨性別者的掙扎」為題主講，他提出了「ABC」預防方案，A是指到痛苦（Anguish），他指在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群體中，高度敏感的人（Highly Sensitive Person, HSP）佔的比例很高，他們敏銳的感官使他們更容易受到傷害和創傷，所以首先要幫助當事人解決痛苦。B是信念（Belief），在孩子出現改變性別的想法之前，父母要鼓勵孩子學會批判性思維和清晰思考。C是社區（Community），當父母無法為孩子提供安全和庇護之所時，往往會有其他人接手「照顧」孩子，例如來自網絡社群的訊息會逐漸影響孩子。父母需要以關懷的態度接觸這些孩子或成年子女，而非拒絕他們，通常當情感需求能以健康方式獲得滿足時，性別轉移的慾望就會暫停甚至完全停止。

蔡志森先生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以「談的不是性別政治，而是常識」為題主講，他指出跨性別議題是香港及教會面前的一大挑戰，雖然是次研究並非隨機抽樣，但卻是很有誠意的研究，他希望大家可以對問題有初步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藉著今次研討會，幫助大家思想社會及教會的層面該如何面對有關議題。他提醒參加者，必須正視性別議題引發的挑戰，當中包括：一、如何界定性別（變性的要求及更改身份證性別標記的準則）；二、廁所、更衣室和安排（考慮加設性別友善／無障礙的設施）；三、學校宿舍和營地安排；四、運動比賽／選美的分組安排；五、醫療上的分科／病房的安排；六、監獄／中途宿舍／庇護中心的安排；七、法律上／傳媒／日常生活對別人的稱謂；八、保險／年金／制服／假期（產假）；九、丁屋的繼承／傳統權益／族譜上的安排。他希望大家可以從醫學、神學及社會政策等角度去理解及思想問題。

有人工智能（AI）公司把已故歌后鄧麗君化成AI虛擬版本，不單於一場合中再次唱出經典歌曲《我怎能離開你》，還能即時與人交談說笑，就如該公司主持人所說，所有都是實時作出互動，就像她本人仍在世界的另一端，活生生的透過螢光幕與另一邊的人在溝通。

透過輸入大數據，例如許多有關她的歌曲、說話聲線、動作形態，或生活日常的資訊，便可以將資訊轉化為AI故人，令喜歡她的人能隨時見到她的影像，這對歌迷們可能是一大喜訊。這種科技，如果用在一些知名人士或歷史人物身上，當人們進入系統，甚至在沉浸式的AR環境，就可以與AI故人「面對面」地相處、交流。這種透過科技的進步呈現的「真實感」，未來相信只會愈來愈「真」，就如他們沒有離開過一樣。對於學習和了解歷史，相信也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然而，曾有報道指內地有多家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讓客戶已逝世的親人「復活」，這種服務甚至成為了一種生意。客戶可以通過視頻給已故的母親打電話，並見到一個與逝者相似的影像接聽電話，然後客戶就可以與之交談。客戶只要能提供愈多的數據，公司就能製作到十分逼真的「AI 故人」，當然涉及的價格就會愈高。

筆者有點猶疑，這會否令一些人因著隨時可以與如此逼真的「故人」聯繫，並與其互動，而久久不能亦不用接受他／她其實已經真實地離開了人世？AI憑著大數據所生成出來的影像，又是否繼續在改變在世者的記憶？又會否有人利用這些模擬聲音及影像來進行詐騙，帶來更多社會問題？

有說，面對親人突如其來死亡，需要經歷「哀傷四階段」，即麻木階段、否認階段、抑鬱階段及接受階段，其過渡時間長短難料。但現在如依靠AI能重現親人，逝者恍如從沒離開過，這會是一種安慰，還是會變成一種依賴，令人久久不能接受及放下？

死亡對基督徒而言是止息勞苦，進入安息，亦讓信徒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及短暫的。然而，「AI再現故人」這種逼真的互動，可能真的叫人對逝者更留戀及難以釋懷，更難接受死亡這個現實了。

參考資料

〈AI鄧麗君現身 嘉賓點唱《我怎能離開你》〉。《大公報》。2024年7月25日。網站：https://www.takungpao.com.hk/finance/236131/2024/0725/994223.html。

藍骨。〈中國公司用生成式 AI「複製」故人　據稱半年已接 200單生意〉。unwire.hk。2023年9月14日。網站：https://unwire.hk/2023/09/14/ai-simulate-dead-people-china/fun-tech/。

〈利用AI復活死者畫面，去世母親脫離病痛30年後終於笑了...這技術卻意外引發爭議？〉。2024年7月18日。Japhub日本集合、Yahoo！集合。網站：https://hk.news.yahoo.com/%E5%88%A9%E7%94%A8ai%E5%BE%A9%E6%B4%BB%E6%AD%BB%E8%80%85%E7%95%AB%E9%9D%A2-%E5%8E%BB%E4%B8%96%E6%AF%8D%E8%A6%AA%E8%84%AB%E9%9B%A2%E7%97%85%E7%97%9B30%E5%B9%B4%E5%BE%8C%E7%B5%82%E6%96%BC%E7%AC%91%E4%BA%86-%E9%80%99%E6%8A%80%E8%A1%93%E5%8D%BB%E6%84%8F%E5%A4%96%E5%BC%95%E7%99%BC%E7%88%AD%E8%AD%B0-132108936.html。

雞蛋除了可以孵出小雞，還可以為食用者帶來膽固醇，而膽固醇過高會導致心臟病，這些想法是從何而來？這並不是都市傳說，而是來自多年前外國專家的研究。1960年代，人們開始被告知，膽固醇異常可怕，因為膽固醇高的人，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亦高，一時間，雞蛋成為「壞蛋」，因為蛋黃含有大量的膽固醇。後來甚至有謠傳直指雞蛋不但會讓人提高19%患心血管疾病風險，亦會增加五倍患大腸癌風險、68%患糖尿病風險，81%患前列腺癌風險。[1] 雞蛋真的如此可惡嗎？或者說蛋黃中所含的膽固醇真的可惡嗎？而其他含豐富膽固醇的飽和脂肪也是如此可惡嗎？

出生於1904年的美國生物學家及生理學家Ancel Keys在1961年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Keys之所以成為封面人物，全因他當時提出了一套新的觀念：只要抵抗飽和脂肪便可以解決心臟病。[2] 此觀念建基於Keys發表的七個國家研究（Seven Countries Study），當中比對了來自芬蘭、希臘、意大利、日本、荷蘭、美國和南斯拉夫這七個國家，約13,000名中年男性的飲食、生活方式和冠心病發病率，研究發現飲食中包含飽和脂肪含量高食物的國家，例如美國和芬蘭，來自這些國家的人士，其血液膽固醇水平和心臟病死亡率亦會是最高。[3] Keys努力不懈地倡導脂肪導致心臟病的理論，並於1961年說服美國心臟協會（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發佈了美國首個針對飽和脂肪的指導方針，Keys當時極具影響力，對於任何的質疑，他亦會毫不留情地駁斥。[4] 當年美國心臟協會建議所有男性（隨後亦建議女性）減少飽和脂肪的攝取量，盡可能食用多元不飽和植物油，[5] 此舉不但影響美國，也影響了世界其他地方如何看待飽和脂肪與心臟病之間的關係。

由於Keys的講法被同儕廣泛接受，除了美國心臟協會，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領導層也同意Keys的講法，有了官方機構撐腰，於是乎很多對Keys觀點持相反意見的學者都拿不到研究經費，他們在專業領域裡不能更進一步，亦無法在研討會或期刊上發表文章，有40年之久，一些研究人員不打算發表與主流說法不同的研究結果。[6] 一項調查的結果反映了當時的情況。由NIH資助的明尼蘇達州冠狀動脈調查（Minnesota Coronary Survey），可算是有關飲食與心臟假說最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人員在4.5年內對9,057名男性和女性進行了測試，對照他們含有18%飽和脂肪的飲食與含有9%飽和脂肪的飲食，結果發現減少攝取飽和脂肪並沒有令心血管事件、心血管疾病導致死亡或總死亡率減少，但因為調查結果不符合主流的說法，足足等了16年，報告才得以發表。[7] 還有，2013年，在生物學家Christopher Ramsden的努力之下，一項60年代進行的隨機研究才得以「復活」，Ramsden把一項未經發表的悉尼飲食心臟研究（Sydney Diet Heart Study）重新分析，發現自願參與研究者以食用富含亞麻油酸的多元不飽和脂肪，代替大部份飽和脂肪，他們死於冠心病的風險會更高。[8]

雖然現今仍有研究指出減少攝取飽和脂肪可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9] 但從一開始，已有不少學者質疑Keys的七個國家研究，最常聽見的批評莫過於Keys只挑選了符合其研究結果的七個國家，以及歸納出飲食與疾病的關聯時其推論亦過於簡單，忽略了其他可能因素。[10] 踏入21世紀，有更多學者質疑Keys的研究，有人在2014年分析了78項研究，當中共牽涉65萬名參與研究者，結果發現「較低的飽和脂肪攝取量，和較高的多元不飽和脂肪攝取量，都不會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風險。」[11]

飽和脂肪並不可怕，可怕的其實是飽和脂肪中的壞膽固醇？一般人認識的膽固醇，有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及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前者常被稱為好膽固醇，後者則被稱為壞膽固醇。脂蛋白還有極低密度脂蛋白（VLDL）及中密度脂蛋白（IDL），這些被脂蛋白包著的膽固醇會在血液中流動，被運送至身體各處細胞或器官。[12] 人們一聽到膽固醇，尤其是壞膽固醇，便把它等同於危害身體的物質，其實膽固醇對人體來說非常重要。膽固醇能製造和修復新細胞、修復神經、合成類固醇激素（睪丸素、雌激素、皮質醇、DHEA、黃體酮）、製作維他命D、穩定細胞膜、調節體內平衡、改善記憶力、提高血清素（快樂荷爾蒙）、製造可乳化及消化脂肪的膽汁、預防出血性中風、提供抗氧化特性、保護身體的免疫系統。[13] 無論是低密度或高密度脂蛋白，它們本身都是人類的朋友而非敵人。

那麼，從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身上，發現那些依附在血管內壁上厚厚的脂蛋白又是怎麼一回事？介入心臟科醫生Nadir Ali指出，膽固醇來到血管中，其實只想治癒因發炎、高血壓、胰島素抵抗、代謝功能障礙而受損的血管，對他來說，膽固醇非但不是「放火者」，反而是「消防員」，只是大家看見災難現場，便以為問題是膽固醇引發。[14] 這樣說來，真正讓血管出現問題的不是脂蛋白及當中的膽固醇，而是基於其他原因。對此，有些同意膽固醇是「消防員」的研究員指出，與其擔心食物中的膽固醇含量，不如努力減輕身體炎症，例如留意烹調食物的方式。[15]

相信飽和脂肪與心血管疾病有關或無關的爭論，以及如何避免身體發炎有助維持身體健康的理論會持續下去。只要研究員沒有被收買或恐嚇，即使坊間充斥不同的研究結果或理論，都有助我們打破固有的觀念，從不同角度去理解同一事情，這絕對是好事。反而若果一個國家只顧推動重要部門，或專家愛吹捧單一研究結果，把相關研究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理論，令不符合主流的異見被消音，這才是壞事，因為這樣做違反了科學精神。科學精神重在探索和研究，而科學的進展則是一個不斷修正的過程。

2015年，美國聯邦政府的美國人飲食指南（Dietar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 DGA）取消了每日攝取不多於300毫克膳食膽固醇的建議，撤走建議是因為之前的說法欠缺科學上有效數字為證據，2020年至2025的DGA，亦延續了此做法。[16] 在美國心臟協會的網頁上，亦有一篇文章提到：「儘管飲食膽固醇曾被認為是導致心臟病的因素，但2019年的科學顧問稱，研究普遍不支持飲食膽固醇與心血管風險之間的關聯。」不過，文章還是提醒讀者不要因此便肆無忌憚地攝取高脂食物，另外，文章亦提到「最近，不斷累積的數據擴闊了研究人員的想法，令他們思考膳食膽固醇和雞蛋如何融入健康的飲食模式中。」、「2019年的科學諮詢稱，身體健康的人每天最多可以吃一整隻雞蛋或同等量的食物；鑑於營養價值和便利性，膽固醇水平佳的老年人可以選擇吃兩隻雞蛋」。[17] 該會的一個網頁上更有一段宣傳文字以「避免四個有關蛋白質的謬誤」（4 Protein Mistakes to Avoid）為標題，直言「雞蛋可以作為有益心臟健康飲食的一部份。每天享用一至兩顆雞蛋以攝取優質蛋白質。」[18]

如果大家覺得官方的修正還是較為保守的話，可以看看坊間的轉變，Keys在1961年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到了2014年，《時代》雜誌選擇了以牛油作為封面（牛油富含飽和脂肪，它可是Keys曾呼籲人減少攝取的），而在雜誌封面上，伴隨著一圈牛油出場的是一個大標題：「食牛油」，下面有一句句子：「科學家將脂肪視為敵人，為甚麼他們錯了？」[19] 對於破除膽固醇的迷思，亞洲的起步較遲，不過在台灣已有醫生表達了相關意見。[20]

普通人不是專家，看不明專家們的研究是否夠客觀或嚴謹，不過，不一致的研究結果可以教我們認識到，任何一個科學或醫學研究都並非真理，都有被推翻的可能，一方面，我們毋須為自己有別於主流的說法或做法而覺得自己一定是錯，我們仍可不斷學習和驗證有關講法。另一方面，我們亦要保持謙卑，知道自己的想法或會有一天被打破，因此亦不必過於堅持或執著自己的想法。美國已故的名醫William James Mayo曾說：「醫學的榮耀在於不斷前進，總是有許多的新知識需要我們去學習。」做學問如是，學做人，更是如此，作為信徒，更要學會不盲目跟從所謂權威，因為人的智慧其實十分有限，在大自然的奇妙創造面前實在需要十分謙卑。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鑲在銀器上。」

（箴言25：11《環球聖經譯本》）

每逢考試，不少家長都認真陪伴子女溫習，部分家長更認為分數是反映了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因此更緊張。到底家長應該如何對孩子的成績表作合宜的回應呢？本文邀請了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梁家揚博士為大家講解。

表達不同的情緒和感受

不論是家長或孩子，可能會為考得的成績有不同的情緒，包括雀躍、焦慮、擔心等。梁家揚博士認為，人有情緒反應是非常正常。當成績理想時，家長能夠坦率地表達喜悅；當孩子的成績未如理想，家長可以示範給孩子看，應該如何面對焦慮，例如邀請孩子一起深呼吸、靜觀、聽放鬆音樂或慢跑，都有助於降低身體和情緒緊張。

家長與子女建立開放、尊重和支持的溝通至關重要。家長可以問孩子：「今次考到這個分數，你覺得如何啊？有甚麼困難或挑戰嗎？」有時家長覺得分數已不錯，但孩子卻不大滿意，這樣的對話可以幫助家長更具體地理解孩子的處境和感受，建立更強大的親子連結。若家長或孩子感到情緒壓力過大，無法有效調節，或者需要更深入的指導，尋求專業心理諮詢可能是一個好選擇。

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

對於成績優異、名列前茅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幫助孩子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目標，例如課外活動或社會服務，在其他領域繼續發展技能，不但能建立自信心和與人相處的技巧，更能避免孩子因為考試高分、毫無對手而變得驕傲。另一方面，有部分學業成績一直表現優異的孩子，他們的焦慮感可能會很大，反映在考試時身體出現不適，例如頭暈、肚痛。孩子若有其他挑戰目標，就可避免只把成就局限於學業分數，造成過大的壓力。

合理可實現的學業目標

至於成績稍差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和孩子一起設定合理可實現的目標。例如孩子今次考得30分，卻把目標定為90分；這可能是家長的期盼，但對孩子來說，卻是遙不可及，無法成為孩子的目標。若把目標定為40分，雖然仍未合格，這個目標對孩子來說實在也不容易，卻是合理可行。當孩子達成目標後，家長可鼓勵孩子思考「你做了甚麼特別的事令成績提升了10分啊？」例如平日回家有溫習、預習，今次考試有提早溫習等等，引導孩子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溫習方法，也能建立孩子自我反思的能力，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各種成長挑戰。

就算成績非常不理想，家長絕對不可貶低、批評孩子的人格或能力，或使用極端說話來發洩，例如「死蠢」、「你的成績永遠都是這麼差的了」、「你從來都沒有做得好」。這類說話會令孩子感到挫折和無助，失去學習的動力。梁博士邀請家長讓孩子表達想法和感受，例如引導孩子回想考得不錯分數時所用的溫習方法、幫助孩子找出失去溫習動力的原因，例如父母爭執、與同學吵架、學習內容太深等。孩子成績欠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透過親子之間的深入對話，有望能夠找出隱藏的問題。

家長需欣賞孩子的努力

無論孩子考取了甚麼分數，或是成績優秀，或是成績稍遜，甚至自貶「我樣樣都做不好」的孩子，家長都需要稱讚和肯定孩子在學習過程的付出，而不僅僅注意分數或等級。假若孩子每一次收到成績表，也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一無是處、時常犯錯，這很容易擊倒孩子的自尊心。梁博士解釋，試卷上的分數都是孩子準確地答對問題、一分一分爭取得來的，家長的眼光需要轉為欣賞孩子的努力，而非為了「未得到的分數」審問原因。

當家長和孩子一起檢視答題所犯的小錯誤，家長有時可與孩子站在同一陣線，鼓勵孩子「這題我也可能會和你一樣，都答錯啊！」如果孩子因過去的失敗而意志消沉，不論任何階段，家長也可用愛和關心，設立合理可行的目標，以欣賞的眼光看待孩子的努力，幫助孩子慢慢地重建自信。

其實人生階段有不同類型的「成績表」，例如老闆在工作上給予的評價、夫妻對彼此的期望、旁人對家長養兒育女的看法等。我們都希望別人不要只挑剔我們的錯失，也渴望別人能認同和欣賞我們的付出和努力。讓我們以同樣的眼光來欣賞孩子，熱切地期待他們每一個微小而重要的進步。

小學校長對家長的話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黃靜雯校長：成績表是簡單的一覽表，透過每學期或每年的情況比較，反映學生的校園生活及學業情況。除了各科目成積及名次，成績表也包括了出勤記錄、老師評語、操行等級、獎懲記錄及課外活動記錄等。家長平日可多與老師溝通，老師能觀察到其子女在學校的表現，家長可以多問有關孩子上課態度、與人相處、禮貌及溝通能力方面的表現，多角度了解子女的成長需要。黃校長特別強調，家長需要以平常心去解讀老師的意見，也不宜將孩子與他人比較，應從縱向角度分析孩子在學習態度方面是否有進步或退步，因為品格培育才是孩子成長的關鍵。

香港推行生死教育的情況，與台灣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離。為何生死教育如此重要？據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稱，台灣因為有推行各種生死教育的課程，結果自殺率曾經減低了，成效有目共睹。然而，香港自殺的新聞近期卻此起彼落，聞者惋惜。台灣的生死教育有哪些例子可以成為香港的借鏡，如何可以有效教導人們珍惜生命，活出正向人生呢？明光社於2024年3月26日晚上舉辦了網上專題講座「生與死的邊緣」，並邀請了黃民牧師來講解。

重視生死教育

黃牧師認為，香港雖然有推行生死教育的課程，但形式十分片面，並不是整體性的。生死教育在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做得較好，然而這個題目並不是學校的主要科目，推行有限，情況並不理想。參考台灣，無論在小學、中學、大學，都有生命教育、生死教育的課程，學生在成長過程一定會在教科書上獲得相關的知識，他們會接觸過重視生命、情緒支援及靈性關注等內容。由於其關注度、重視度十分高，值得香港學習。現在，香港只有一些志願機構有限度地推行生死教育，內容也十分簡單，此外，大學也偶然會有一些相關的課程，但不普遍；然而在台灣，他們已開辦生死教育的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可見其重視度十分高。

生死教育研討會

台灣中、小學的老師經常會舉辦全台灣的生死教育研討會，分享在學校推動生死教育的個案，黃牧師也曾聽過他們的匯報，驚嘆他們願意在人力、物力、資源等方面付出，也花了很多時間去做，以完成一個有深度的生死教育計劃，事後更有成效及評估，十分認真。這些計劃的目的是要幫助學生處理情緒、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提升人際關係等。在這個情況下，社會的整體氣氛不再一樣，據黃牧師的觀察，感到學生的個人品格提升了，市民也較有禮貌、積極等，這可歸功於他們從小就願意談人生，談死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生死教育課程

他又舉例指，在台灣的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會安排學生睡在不同的棺材上，讓他們體驗死亡，課程計劃有整套設計，如事前講解、看影片、寫遺書，然後親自讀出遺書，開始準備死亡時的心理質素。代入其中後，參加課程的學生開始會想臨終前的掛慮、真情流露說出心底的說話等。儘管同學當中也有富經驗的醫護人員，但當他們睡在棺材的那一刻，都有重生的感覺，因為他們感受到生命的可貴，並懂得珍惜生命，才明白當生命去到最後的一刻，甚麼是最不捨，最掛心的，再重新反省生命。黃牧師體會到，課程完結後，這些課程的影響力不會短時間就減退，而是會栽種在學生的心裡，甚至影響他們的一生。

死亡咖啡館

不只是以研討會、課堂形式去談生死，台灣亦有死亡咖啡館，可以一邊飲咖啡一邊探討人生、生死、自殺、臨終等不同的題目。死亡咖啡館由一位生死教育工作者引進台灣，後來她又籌組了「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期望不用課堂而是用優閒的形式來討論這些話題，令生死教育貼近地面，易於與人分享和與大眾互動。咖啡館在近10年來已在台灣舉辦超過400場與談論生死有關的活動，由台北開始推展到整個台灣，總共有30,000人次參加，年齡由8歲到90歲都有，目的是推動民間談論生死，籌辦得十分成功。

與學童談死亡

黃牧師認為我們應該開放地談死亡，他說：「不是我們多說死亡，我們便會即時死亡。有生就會有死，所以我們兩方面都要關注，不可只談生，不談死。」故此，他認為人要活在當下，為了生活，便要更加珍惜生命，更加關心身邊的人。有一天，當我們離開世界時，若能貢獻一生給社會，那便沒有遺憾，沒有浪費一生。生命是有期限的，故此我們要教學童珍惜生命，並要與他們一起談死。很多家長忌諱與學童談生死，然而黃牧師認為儘管家長不提及，學童總會在不同的途徑，如在新聞上接觸到，這是不能逃避的題目。由於小朋友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死亡的話題，而死亡亦是人生的一部份，總有一天會來，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他鼓勵家長不應太害怕與小朋友談死亡，建議家長可以用一些另類的方法與小朋友談生死，如繪畫、繪本、短片或用家中的寵物作為話題，以建立正確的生命觀，令他們的人生更堅強。

若果面對認識的人自殺，黃牧師稱：「家長可從正面的態度教學童，要珍惜生命。若然自殺死了，就不會再見到家人，而家人亦會很傷心、痛苦、內疚。」他認為這是一個學習死亡的時機，並建議應與學童談自殺的後果。最後，他總結說：「死亡是必經的，我們應處之泰然，內心要培養正確的價值觀、生命觀，並要訓練抗逆力，在我們經歷苦難時也可以變得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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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選擇金色頭髮藍眼睛，擁有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血統的Bernie好，還是選擇棕色頭髮，擁有多明尼加及葡萄牙血統的Norbert好，[1] 等一等，似乎不知道他們的身高體重，不如打開另一網頁看看，嘩，六呎高170磅的Shiloh是金色頭髮藍眼睛的，O型血似乎不錯，但六呎二寸155磅金髮綠眼O型血的Luciano會否好些？[2] 但六呎二吋高，才得155磅，會否太瘦？還是……」大家不要誤會，這裡提到的男士並不是甚麼約會平台上的「相睇對象」，而是分別來自兩家公司Cryos及XYTEX的捐精者資料。

現今在歐美國家，精卵買賣是一門極大的生意，曾幾何時，歐美人士對於精卵買賣或多或少仍需要背負道德包袱，不論銷售或光顧都會覺得羞恥，但從今天精卵買賣公司網頁平台的設計及營銷手法來看，這些道德包袱已經不復存在，精卵買賣已經如其他商品一樣，可以任君選擇，即使這些公司使用「捐贈者」（donor）一詞，現實中沒有所謂的捐贈者，因為捐贈者均會得到「補償」，[3] 公司也毫不掩飾滿滿的商業味道，以XYTEX為例，在網頁當眼處顯示「精選捐贈者類別第二位半價優惠」（Buy one get one 50% off on the featured donor）的促銷宣傳。「捐贈者」的資料相當詳盡，除了介紹他們的種族、外貌特徵、身心健康狀況、學歷、強弱處及興趣等資料，連他們祖父母的身高體重，教育程度及病歷，都能窺探一二。顧客不但知道自己心儀的「貨品」品質如何，就連貨存是否充足，自己身處的國家能否使用，[4] 價錢都一目了然。價格高低視乎捐精者是否願意向將來的18歲「後代」揭露自己的身份，以及公司為精子進行了多少項遺傳性測試，XYTEX還設有溫馨提示通知買家每天的截單時間。[5] 除了購買精子，公司還提供冷藏精子的服務，買家若不打算即時使用精子，便可以選擇冷藏精子以備日後使用，買的瓶數愈多可享的優惠愈多，此外公司還有回購政策，只要符合某些條件，公司會半價回購已售出的精子。[6] 至於卵子，基於男女生理構造不同，供應比精子少，價錢自然比精子貴，有出售卵子的Cryos，同樣以捐卵者是否願意揭露身份來決定價格高低。[7]

專家研發新技術時，大多出於善意，抱著希望解決人類在生理或心理方面問題的壯志，[8] 只是他們很多時預料不到，新技術所帶來的影響及後果，遠遠超過他們的想像，他們可以滿足人類某些需要，卻解決不到新技術衍生出來的一連串倫理問題。有時，新技術似乎沒有違背道德倫理，這純粹是因為大眾普遍接受了新技術，以及相信其對人類只有好處的說法，而不是新技術真的沒有道德倫理問題。商家當然會非常努力美化新技術，這樣新技術才能肆無忌憚地進入市場，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以及其中的捐精捐卵技術，顯然是典型的例子。

捐精捐卵是治療人類不育的其中一項技術，1799年，一位名為John Hunter的英國醫生指導一名病人收集自己的精子，並注射入病人妻子的陰道，根據大多數人的說法，這位求醫者的妻子最後懷孕了。1800年代中期，另一位醫生J. Marion Sims在報告中指他作了55次人工授精測試，其中有一次成功，令一名女性懷孕。[9] 1941年，有報告提到超過9,000名女士成功地透過人工授精而懷孕，當中97%的個案，孕婦都產下活嬰。[10] 可以說，那時輔助生殖技術已經進入了新時代。[11] 1954年，《錫達拉皮茲公報》（The Cedar Rapids Gazette）發表了獨家新聞，報道動物學畢業生Jerome Sherman及泌尿科教授Raymond Bunge研發了一項冷凍和解凍人類精子技術，並在過程中能讓精子存活，自此之後，醫生開始使用捐精者的精子治療不孕症。[12] 隨著冷凍解凍的技術問世，以及人們愈發接受透過捐精者提供精子的人工受孕技術，1970年代開始，精子銀行業務開始流行，尤其在美國漸漸成為一門生意，篇幅所限，捐卵歷史在此不贅。[13]

早在1909年，美國的醫學界和大眾媒體便開始討論捐精的倫理爭議及對社會的影響。一般來說，人們較易接受同源（使用丈夫的精子）人工授精，70年代之前，歐美的醫生大多因為病人的生理和心理功能出現障礙，例如逆行性射精、陰道痙攣、尿道下裂和陽痿，透過人工受孕方法，使用丈夫的精子令其妻子成孕。[14] 其後精子銀行及他人捐精的情況出現，引發更多爭議。天主教就生殖科技的發展，在1987年3月發佈了一份名為「關於尊重人類生命的起源和生殖尊嚴的指令對當今某些問題的答覆」的40頁指引，天主教反對一切形式的人工受孕，稱其助長了自慰的惡習，忽略了夫妻間性交具備的宗教意涵，並且把夫妻成為一體與生育之間的關係切割。[15] 至於基督新教，從來不乏討論輔助生殖科技的聲音，有些基督徒視不育為疾病，如果現今現代的科技可以醫治人們的疾病，為何不可使用輔助生殖技術治療不育？[16] 有的卻認為孩子為神所賜，毋須借用輔助生殖技術，若然神沒有賜予，可考慮領養。[17] 不過，即使有信徒支持夫妻二人使用自己的精卵進行人工受孕，也不代表他們會接受使用第三方捐贈者的精卵。畢竟，使用第三者的精卵無疑破壞婚姻的神性，也剝奪人的尊嚴，無論是對捐贈者，抑或是以此方式生產的嬰兒；另外，此方式亦未能尊重孩子的權利，因為他們無法得知誰是自己的親生父親或母親。[18]

現實中，捐贈精子及卵子所引發的複雜倫理或信仰問題，實在值得大家思考及討論。例如，人們為了金錢賣精賣卵算不算販賣神賦予捐贈者的獨特形象？那些為了賣精而借助書本或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 VR）技術得以射精的男士，算不算犯了奸淫？醫生欺騙顧客，偷偷將自己的精子賣給顧客，除了不誠實，還對受影響的人帶來甚麼負面影響？[19] 當有人不滿商業模式運作的精子銀行收費過高，打著自由工作者的旗號，只收取低廉的旅費和住宿費便提供精子，甚至直接鼓勵「受助者」通過自然性交來懷孕，「捐精」是否已經變相成為有心人滿足私慾的幌子？[20] 有男士為了證明自己非常厲害，到處捐精，[21] 又或是有診所超額銷售某一人的精子，這是否增加了捐贈者下一代亂倫的風險？[22] 或有捐贈者的行動是出於善意，但他們真的詳細了解過成孕孩子的感受，或整個輔助生殖科技帶來的問題嗎？[23]

成人為所欲為，苦的可是孩子。當夫妻關係和諧時，自然較容易接納使用他人的精子或卵子孕育的孩子，一旦婚姻關係破裂，情況便可能不一樣。美國印第安納州的Steven Engelking與前妻離異後，不想支付兩個孩子的生活費，他挑戰法庭的判令，提出根據該州的離婚法，捐贈者的孩子不能被視為「婚生子女」，所以他沒有義務撫養孩子，但最後上訴法庭裁定Engelking有義務照顧孩子，有律師評論訴訟時提到，法庭不關心生物學，如果你將自己塑造成父母，法庭就會把父母的權利強加給你。[24] 這個案可能揭露了Engelking最真實的想法，透過捐精而來的孩子不是他的後代，縱然他當初有份參與找尋捐精者。Engelking的孩子如果得知父親在法庭上拒絕他們，不知會有何感受？他們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價值？相信這並不是單一事件，夫妻二人在爭吵過程中一旦有人不自覺說出「你不是我的孩子」，它看似是一句晦氣話，實際上卻毫不留情地傷了孩子的心。[25]

即使「父母」深深愛著藉著捐精捐卵而來的孩子，有些孩子樂於接受，[26] 但不能否認現實中的確有一些孩子無法接受以此形式來到這個世界，他們認為這種生育孩子的方式是錯的，[27] 有不少人感到整個童年都不太對勁，與其他孩子不同，與世界格格不入，[28] 並且為自己的源頭和身份感到掙扎，不惜一切尋根。[29]

Cryos公司打著「夢想成真」的旗號包裝賣精賣卵的行為，當成年人得著嬰兒，以為美夢成真之時，對某些孩子來說，這可能是惡夢的開始。或許，立法可以彌補一些漏洞，問題是，立法能否醫治孩子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