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傳媒必須做好把關人的角色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2/10/2015

近日,我們不斷聽到不同的人,拋出一堆似是而非,內容空泛又沒有清楚澄清和解說的話,例如「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分別設立,相互間存在制約關係,就是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又或者「香港回歸後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國化』」等等。

很多人聽進去,將話讀成「香港不是三權分立」和「香港回歸後沒有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國化」,而且反應非常激動,也會即時回應及要求澄清。此時對方支吾以對,結果各方火上加油,政治事件往往在本質是甚麼也沒有說清楚的情況下,就開始互相批評。

傳媒作為把關人,應該將事實弄明白,將定義搞清楚。可是在今日的傳媒環境,說話的人根本不會給你提問的機會,於是明明知道他說的東西非常含混,但又沒有機會釐清,到寫稿時編輯往往又以冷知識並不有趣為理由,將重要而基本的資訊刪去。

於是,原本不論是約定俗成,或者本身學術上早有清晰定義的字詞,因為有人含糊其辭,到了不求甚解的傳媒手上,字詞便失去本來的意思。當讀者不斷重複讀新聞,腦海中原本很清楚,很明白的東西,反而因著這些政客亂用詞語,以及媒介不求甚解,就真的含糊了。

所以,以前大家本來很明白的一國兩制,變成今日的「一國」大於「兩制」,以前三權分立,現在突然加了個特首超然的地位。有人認為這就是中國政府對香港基本情況的研判改變,所以放話;但若真是如此,何不直接明言?故意將這些日常用的詞語的意思改變,產生大量含糊其詞的空廢語言,無助社會理性溝通,甚至會令社會因為失去共通語言,最後難以討論。

曾經刊載於: 

《成報》 1/10/2015

相關文章

表達意見的界線 談談記者的工作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3/01/2020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官員衝突的事件

日期

記者做法

官員回應

2019年7月2日

記者在半夜記者會問特首林鄭月娥:「你成日話天堂留咗個位畀你,而家你點樣對得住個三個受害者,個三個自殺嘅人嘅家屬呢?同埋你仲覺唔覺得自己喺天堂有個位,會唔會落地獄呢?」

避答

2019年7月22日

記者會中,港台記者追問林鄭721元朗襲擊事件當晚是否「官警黑合演的大龍鳯」,又叫林鄭「講人話」。

避答

2019年9月9日

香港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發起聯合行動,呼籲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的記者穿戴防護裝備,並在記者會開始前,記協代表宣讀聯合聲明。

代表在警方高層面前宣讀聲明,之後記者會繼續。

2019年11月4日

六名記者分別戴上貼有「查」、「警」、「暴」、「止」、「警」、「謊」的頭盔,出席警方例行記者會。

事件擾攘20分鐘,警方最後取消記者會,改為網上直播。

小心媒體「明目張膽」作選舉宣傳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8/11/2019

有不少報道指出,網媒《香港01》在區議會選舉前夕,以評論編輯室名義上載了兩篇文章:〈甚麼人不符合出任區議員應有的品格和德行〉及〈政治素人空降區選 讓他們鍛煉多四年〉,並於文章中表列了19人的「香港01不支持候選人名單」,[1] 及184人的「香港01不支持空降素人名單(1-5)」。[2]

而文章更引起了《香港01》內部一群編採人員發出了實名聯署聲明,[3] 指評論沒列出「不支持」原因,有欠公允,有失專業,不符社會對大眾媒體的期望,文章亦不能反映及代表編採人員的意見。

《香港01》刊出的兩篇文章,可能涉嫌違反選舉管理委員會公佈的《區議會選舉指引》(第十章《競選廣播、傳媒報道及選舉論壇》中所指出的「公平及平等對待的原則」,以確保「各候選人有公平及平等機會獲得報道」及「不會優待或虧待任何候選人」),[4] 以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5] 另外,更有大律師認為文章涉嫌犯規,選舉管理委員會和廉政公署都應該跟進,請媒體提供合理理由,為其「涉嫌發佈關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作免責辯護。[6]

另外,有些紙媒其實也有為黨派或立場努力宣傳,如在報紙A1頁大字標題寫上「踢走保皇黨」、[7] 中間連頁刊出「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A10、A11頁並沒列明是否競選廣告)、〈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網上版);[8] 又或將報紙設計成選舉特刊,將建制派「告急」候選人名單及推薦、給讚等內容列出。[9]

細閱內容,對於報章支持的立場的候選人當然「有讚冇彈」,而對同區其他候選人則只是一句輕輕帶過,各候選人是否「有公平及平等機會獲得報道」,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不少香港的媒體都有自己的立場並在不同程度影響其報道手法,作為讀者了解各媒體的立場和常用手法,有助我們懂得如何判斷其內容的參考價值,不會輕易被別人誤導,而在投票前應多參考幾個不同立場媒體的報道,做多點功課,客觀地看參選人以往的經驗和政績,以及曾為地區做過的服務,從而選出心目中較理想的一位,或認定自己最不值得支持的候選人都是重要的。


 

[1] 評論編輯室:〈甚麼人不符合出任區議員應有的品格和德行〉,《香港01》,2019年11月2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401807/%E4%BB%80%E9%BA%BC%E4%BA%BA%E4%B8%8D%E7%AC%A6%E5%90%88%E5%87%BA%E4%BB%BB%E5%8D%80%E8%AD%B0%E5%93%A1%E6%87%89%E6%9C%89%E7%9A%84%E5%93%81%E6%A0%BC%E5%92%8C%E5%BE%B7%E8%A1%8C(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

[2] 評論編輯室:〈政治素人空降區選 讓他們鍛煉多四年〉,《香港01》,2019年11月23日。

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401780/%E6%94%BF%E6%B2%BB%E7%B4%A0%E4%BA%BA%E7%A9%BA%E9%99%8D%E5%8D%80%E9%81%B8-%E8%AE%93%E4%BB%96%E5%80%91%E9%8D%9B%E7%85%89%E5%A4%9A%E5%9B%9B%E5%B9%B4(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

[3] 〈一群《香港01》編採人員聲明:公司區選前發不支持名單欠公允,或違反選舉條例〉,《立場新聞》,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4%B8%80%E7%BE%A4-%E9%A6%99%E6%B8%AF01-%E7%B7%A8%E6%8E%A1%E4%BA%BA%E5%93%A1%E5%B0%B1%E5%85%AC%E5%8F%B8%E5%85%A9%E7%AF%87%E8%A9%95%E8%AB%96%E4%B9%8B%E8%81%B2%E6%98%8E/(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一群《香港01》編採人員就公司兩篇評論之聲明〉,獨立媒體,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8894(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

[4] 〈第十章:競選廣播、傳媒報道及選舉論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選舉管理委員會,2019年9月6日,網站:https://www.eac.hk/pdf/distco/2019dc/guideline/ch/dc_ch10.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

[6] 〈區選2019:《香港01》發不支持候選人名單涉違選舉例〉,《東網》,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191124/bkn-20191124204827749-1124_0082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

[7] 〈11.24兄弟爬山和你投 年輕選民蓄勢待發 踢走保皇黨〉,《蘋果日報》,2019年11月23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20191123/SVUNABVYNIYDLA5F4ENMGOCKQA/(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刊於印刷版A1。

[8] 〈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蘋果日報》,2019年11月24日,A10、A11;〈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蘋果日報》,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20191124/TROL7CKMEDSIBDY7KVAOSP7PMA/(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刊於印刷版A10。

[9] 〈建制派全線告急 靠你一票救港〉,《文匯報》,2019年11月24日,網站: http://pdf.wenweipo.com/2019/11/24/a01-24-1124.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刊於印刷版A1、A24;〈實幹候選人只差你一票〉,《文匯報》,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pdf.wenweipo.com/2019/11/24/a02-23-1124.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刊於印刷版A2、A23;〈建制派選情極危急 拯救香港靠你一票〉,《大公報》,2019年11月24日,網站:http://paper.takungpao.com/resfile/PDF/20191124/PDF/a5_screen.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1月27日),刊於印刷版A5。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8-11-2019

抗爭新聞系列:拍還是不拍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0/11/2019

早前一群抗爭者被警察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中有傳媒於晚上拍到片段,發現有抗爭者在天橋上游繩,之後由電單車接應載走,據說大約有100位抗爭者成功逃脫,部份則被警察發現後在前面路段放催淚彈追截,最終被捕,這個逃亡路線被傳媒曝光後,抗爭者被迫回到校園再找其他路線突圍。

事後有網民批評,記者不應即時報道所拍攝到的逃生路線,應該在事後才報道,因為不少抗爭者最終因為傳媒太早將位置曝光而未能逃脫。問題是:記者應該因為他們在逃亡,明知報道出來可能有助警察追捕而不拍攝嗎?

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記者見到多架警車從警署中出來,駛往某一個方向,甚至見到有直升機同時向同一方向行駛,其他人可以因為不應該披露警方部署為名,而要求記者不准即時報道所見到的情況嗎?

答案很明顯,記者是負責以客觀、公正、持平的態度,不偏不倚地以第一現場的視點報道新聞,因為公平公正,記者本來就應該拍攝自己在現場所看到的情況。任何要求記者不要拍、不要報的人,某個程度上,都是在干預新聞自由。同樣道理,記者在抗爭期間,一些示威者在禁蒙面法生效之後,自己雖然沒有蒙面,卻強硬要求記者不可以拍攝自己的樣貌,因為怕被點相、篤灰(告密),其實這個要求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除非即時報道會導致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即時危險,例如脅持人質或擄人勒索的案件,否則應否即時轉播是新聞價值的考慮,而不是考慮任何一方個人的利益或意願。

在此必須強調,不要阻礙記者拍攝這要求,不單套用在抗爭者身上,也套用在政權、警方身上。其實,警方對記者的不禮貌和阻礙記者拍攝的情況,比起抗爭者更嚴重。警方亦也不應該要求記者去一個無法清楚看到實際情況的「示威區」或「記者區」拍攝。警方其實有責任協助新聞界採訪他們的執法過程,因為有了記者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拍攝整個執法過程,社會才會相信他們是公正執法,若處處設防阻礙甚至驅逐記者,令記者不能做合法採訪,拍不到應該要拍的,不但令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亦會令警民的衝突和矛盾更加嚴重。

記者,尤其是正式的記者,其天職就是採訪,或者你以為他們總是在監視著你,但實際上他們亦是在保護你,不能夠輸打贏要。當然,市民大眾亦期望所有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專業地做新聞工作,盡力地將他們所見所聞拍下、寫下,各界請盡力配合。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0-11-2019

有需要用血淋淋的大相嗎?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8/10/2019

民陣召集人再被襲擊,《蘋果日報》以頭版上半版無格仔刊登〈岑子杰再遇襲重傷〉,封面大相血淋淋。同一宗新聞,同一張相,《東方日報》和《明報》則放在內版處理,《東方日報》將相片血淋淋之處打格,《明報》則將相片縮得較細,至於《am730》同樣放在頭版,但只放在角落位置,並選用了另一張相對較廣角的圖片刊登。

反送中抗爭至今已超過100日,當中大大小小的衝突,我們見到報章在每次抗爭後都有大量血流如注的圖片。有精神科醫生坦言因為事情本身十分暴力,所以呼籲巿民如果感到不適應該停看有關新聞。

我們也不禁問,如此血腥的大特寫,是否有必要放在A1版?而且是一張相佔了頭版的上半版。需知道如此排版放在報攤和便利店的櫥窗中,就是將暴力活現在貨架上,男女老幼無可避免地要直視暴力後傷者的模樣。

以往新聞從業員,特別是突發記者,容易拍到兇案現場,他們甚至比警察更早到,拍到第一手圖片,但因為圖片特別血腥,往往會打格、或將血液的顏色刷掉,或者將圖片縮小,減少恐怖的感覺。不過今日的傳媒卻可以振振有詞地說,相片本身早就在互聯網傳來傳去了,翌日才出的那種震撼感早就退卻,部份人甚至認為這種令人氣憤的事,就是要用這些圖片才能表達出來。

如果純粹以暴力程度來說,近月的示威者和警察的暴力已不斷升級,傳媒有責任做好守門員的角色把關。我們可以體諒部份網絡直播的片段,在直播當時較難去控制畫面中暴力的呈現方式,但作為之後才報道的電子和文字媒體,理應在轉載這些訊息時,小心考慮畫面。現在不論任何立場的傳媒,也有過份、甚至片面強調另一方暴力行為的情況。傳媒帶有強烈立場的報道,容易令讀者也因此而情緒激動起來。

傳媒是第四權,是用來監察政府,而不是用來賣弄血色腥的,事實上報章有很多方法和角度去描繪事件,應照顧未成年或情緒容易受影響的市民,減少他們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看到有關情境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亦有人質疑這是否遊行和選舉前的恐嚇,傳媒應盡量避免影響選舉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傳媒用冷靜而非煽情的方法去處理這類新聞,才能還我們一個冷靜和理性的社會。

(岑子杰將代表社民連參選沙田瀝源選區的區議會選舉,同區候選人包括公民力量的黃宇翰。)

 

司法機關代替立法機關的趨勢

從梁鎮罡案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迷思

26/09/2019

在《基本法》的精神下,香港實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三者互不從屬,從而達到互相監察和制衡的作用,防止極端政權出現,保護整體市民的權利和利益。可是,這個行之有效的制度近年出現一些轉變,愈來愈多時候出現了司法機關代替立法機關的情況。

香港的同性戀者近年參考美國及台灣的成功做法,嘗試透過法官釋法通過同性婚姻,而不是透過立法機關處理,以本港公務員梁鎮罡(申請人)訴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及稅務局局長一案為例,申請人嘗試繞過市民及立法機關,透過法庭確認外地同性婚姻在本港的合法性,從而獲得本來只屬於男女婚姻的權利和福利。

就梁鎮罡訴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及稅務局局長一案,申請人入稟法院進行司法覆核,指政府拒絕同性配偶福利及合併評稅,違返了《基本法》等。案件歷時約三年多,判決峰迴路轉,原訟法庭於2017年裁定申請人在公務員配偶福利方面勝訴,但合併報稅方面敗訴,申請人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提出上訴,2018年,上訴法庭裁決申請人福利及稅務方面都敗訴,申請人上訴至終院,2019年6月終審法院裁定申請人在福利及稅務方面都勝訴,裁定政府的決定涉及歧視成份,違反《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判梁鎮罡的男性伴侶,以及其他有已婚同性伴侶的公務員均可享有已婚公務員配偶的福利及合併評稅。法庭認為《税務條例》中「婚姻」一詞應被詮釋為:香港法律承認的任何婚姻、在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由兩個有行為能力結婚的人按照當地法律而締結的婚姻,不論該婚姻是否獲香港法律承認,即使是同性人士結婚亦能受《條例》保障,而條文中的「已婚男士」及「已婚女子」的「丈夫」及「妻子」,應被詮釋為「已婚人士及其配偶」,至於「並非與丈夫分開居住的妻子」,應被詮釋為「並非與已婚者分開居住的配偶」。

事實上,今次法庭將《税務條例》中原本「婚姻」一詞的定義去性別化,即去除婚姻制度裡的性別組合限制。按照這個邏輯,即使香港不承認亂倫婚姻,將來法庭也可以刪除婚制中的血緣限制,承認外國的亂倫婚姻,例如美國羅德島州、紐澤西州等州份的法律允許近親婚姻。另一個令人憂慮的地方是《税務條例》中擴展的「婚姻」定義會否與其他條例中的「婚姻」定義不一致,包括已婚宿舍,社會保障,家庭團聚,申請公屋等等,各個政策局及政府部門應如何處理這些不一致?可以預期的是,不論政府如何處理,只要不能完全滿足一些人的要求,他們便會透過司法覆核,以司法取代立法方式獲得他們想要的,最終,原本只屬男女婚姻的婚姻權利和福利將逐步開放給同性伴侶,香港的自然婚姻制度慢慢變色,香港實行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亦將隨之褪色。其實,有關婚姻制度的修改,對社會有長遠和重大的影響,不應單由法院來決定,而是應交由政府和立法會向市民作出全面諮詢,尋求共識,再作決定。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6-9-2019

再思處理自殺新聞的原則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1/06/2018

對於近日發生的屯門三屍慘劇,筆者深感哀痛。對於有部份報道將三名死者的樣貌公開,並使用「女疑兇」一詞去描述懷疑自殺的那位女死者,並將事件定性因為她飽受濕疹困擾才導致慘劇發生,筆者感到這種做法並不恰當。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以往曾於2004年出版過一冊《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1] 由於新媒體的變化,他們於2015重新出版一本名為《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2] 為傳媒工作者處理有關自殺的新聞或訊息時,提供一些指引。

以下是一些在手冊裡曾提及的原則及建議,在今次事件上,是值得媒體再次注意的:

1)保障私隱及顧及高危人士潛在危險:傳媒工作者在報道時應盡力減少造成傷害的可能性,要尊重自殺事主及家人的私隱,避免增添他們的傷痛,避免向自殺死者所屬的群體(包括網上群組)、居住的地方貼標籤,造成污名化,令他們承受重的心理壓力。[3]

2)在選題與編輯方面:除非涉及公眾利益或重大公眾關注的事件,避免將自殺新聞刊於頭版或傳媒網站首頁,盡量避免使用特大字體標題;另外,亦應避免自殺方法或單一自殺原因放在標題上。[4]

3報道內容方面:避免詳述自殺方式、過程,及如何獲取自殺工具之細節;避免將自殺原因簡單化。[5]

4)圖片及影像:因為受眾廣泛,避免刊登自殺者相片,如涉及公共利益而需要使用相片,宜採用「打格仔」方式淡化;避免標籤自殺地點為自殺熱點;避免以設計圖片及動畫去描述自殺方法、過程、場景(與自殺相關的設計動畫亦應避免)。[6]

5)網站方面:避免把自殺新聞列為網站首頁及推薦熱點;避免在自殺新聞之間建立相關鏈接。反之應將自殺新聞鏈接到相關防止自殺團體或精神健康服務網站。[7]

列出有關原則及建議,是因為筆者於網上看到不少報道,都未能符合前文曾提及的部份指引。為了尊重幾位死者及他們的親人、鄰舍,並減少對公眾造成負面影響,避免增加情緒不穩人士的壓力,希望媒體日後在報道有關的新聞時,可以參考報道自殺新聞的指引,並作出恰當的報道。

 

延伸閱讀: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與你同行WeCare」網頁,2018年,https://wecare.csrp.hku.hk/,2018年6月20日讀取。
 


[1] 梁天偉等編:《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香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04)。

[2]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香港: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15),網址:https://csrp.hku.hk/wp-content/uploads/2015/06/RecommendationsSuicideRep...(2018年6月20日讀取)。

[3]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頁5。

[4]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頁7。

[5] 同上。

[6] 葉兆輝等編:《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頁8。

[7] 同上。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1/6/2018

從「限奶令」和看界線的設立與挑戰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0/11/2017

有電視台近日放風稱會自我審查,收緊藝人們的裸露程度,女星出鏡不能太暴露,尤其是胸部,電視劇不能有過份色情的鏡頭,只能用意會的方式表達。新聞一出,公眾嘩然,藝員的反應兩極:有的說自己一向如此,不用「限奶」;有的則稱自己穿著性感是種美,根本不會引人想入非非。

新聞出街不夠兩天,該台台慶全台女星「胸湧而出」,報紙大字標題稱女星衝擊「限奶令」,她們不但性感,而且露的又豈止於胸脯:手、小腿、大腿、腰……能露的、估計不會被送檢及投訴的,都露了。有女藝人笑言,有限奶令之後,程度已經「收斂」了,否則原本準備的那套衫,更靚,更性感。

表面上,傳媒將原來過鬆的界線拉回合理水平,我們應該慶祝,但就事情的發生順序分析,似乎看到越禁越露的景象。因為禁,所以更要打破規則和界線的趨勢。不過我們會問多一句:這個現象是甚麼的情況下出現?是因為反動、抗爭?還是因為想突破界線?甚或宣傳?

「限奶」其實早有先例,2015年香港播放內地宮廷劇《武媚娘傳奇》時,因為內地在播放中途要求收歛,最後內地版自第十六集後,全部女角由半身邊成近鏡,被揶揄為「大頭娃娃」,香港則用電腦技術,將當中的胸部配上一塊小布遮住。

當年我們如此評論《武》劇:「在香港,我們的劇集偶然也會有過份裸露,或暴力、不雅的內容,巿民一般會向通訊事務管理局投訴,該局在收到投訴後調查了解,然後跟進。此制度的好處是由巿民表達意見,因此用的是普羅大眾的尺度;而進行調查的是由政府委託的一般巿民及專家,所得的判決相對持平,能平衡各界意見。」

今日我們不難發現香港社會有個趨勢,就是未收到巿民的想法、意見之先,已被有關當局「自我審查」了。電視台會因為怕被投訴的緣故,自動「限奶」,要演員自己用擦邊球的方式去抗爭。電視台似乎忘記了演員的演繹,應該是以劇本或節目的需要,所播出的時段和對象,硬生生地套入了一些規則,彷彿以長官意志凌駕了客觀的社會要求,容易不必要地限制了創作自由及表達的自由。這就清晰讓人看到,社會實況被政治操控扭曲,社會傳媒的控制力度愈來愈大,而且控制的方式已經不再是以往持之以恆的制度和方法,而是用政治壓力,用內部的程序去達成,如此做法,和人治距離愈來愈近。當然,壓力越大,反彈會越大,這是可以理解的。

電視如是,遊戲亦如是,內地遊戲基本上同樣全無規管的制度,所謂的政策朝令夕改,之前有《王者榮耀》被報章點名批評,但仍然沒有收斂,今日有手機遊戲《荒野行動》為了避過規管,在遊戲場景中加掛「不忘初心」、「維護國家安全」等十九大熱門口橫額,企圖將遊戲的暴力「正名」為符合國策的行動。

這些遊戲商的小動作,傳媒的小審查,其實就代表著無道的規管所帶來的後果,就是社會各界對道德界線愈來愈模糊,大家只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做製作,但看不到媒體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最終無道的傳媒,當然不能教化出有良知的下一代。

但願內地傳媒這些不良的生態,不要傳到香港,香港巿民要守護自己的傳媒,先要給他們合理、有道的空間,亦透過適合的方法表達意見,讓他們能夠健康地發展。這樣自然可以達至不用太多的禁令,但傳媒仍然能有操守地做不同的製作。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0-11-2017

務實處理性別承認機制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4/09/2017

患有性別認同障礙/性別焦躁症人士面對其性別身份的掙扎,會感到備受折磨,社會卻未有適切的制度去為他們提供協助與關懷。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希望能探索一套合適香港現行法例的制度,以照顧有關人士的需要。在今次的《諮詢文件》(下稱文件)花了不少篇幅介紹英國的性別承認制度──即設立《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並成立審裁小組,處理並審核性別焦躁症患者更改性別的申請。

不過,文件同時指出《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成立後,仍然有不少問題未能解決,法令的修改更隱隱然容易被一眾鼓吹所謂性別平權的社會運動人士利用,成為他們政治運動的工具和表演舞台,究竟怎樣的方法才能確保性別焦躁症患者得到合理的照顧而同時不被政治團體利用呢?

我們不難看到,所謂的性別承認制度,主要有兩條路徑:立法或行政指令。本文會先分析兩條路徑的發展,再檢視香港的情況,並評估哪一個方式,或者有沒有其他方式,更適合香港。

方式一:立法

英國的性別承認制度,自2005年4月開始實施,為承認變性人士「後天取得的性別」而進行的制度。整個制度由審裁小組主導,當中包括法律界及醫學界人士,他們會先審視所有要求轉變性別的申請人是否符合資格,若決定發出承認證書,當中審裁小組要信納申請人:[1]

  • 患有或一直患有性別不安(即性別焦躁)
  • 在申請前兩年一直以「後天取得的性別」生活
  • 有意繼續以「後天取得的性別」生活,直到離世

得到「後天取得的性別」的「承認」後,這些人士可以在各方面以新性別示人。不過,有關的條例實施後,仍然有很多問題沒有和未能解決,當中包括:

1. 變性人士在各類「日常」證件上的性別和性別更改過程中,遇上許多困難,當中更包括一些政府文件,例如駕駛執照、護照、醫療記錄等,某些機構會因著各種原因不開方便之門,有解釋稱這些都是因為相關機構沒有可依循的適當指示以處理有關申請。

2. 某部份跨性別人士和跨性別運動的社運團體認為社會不應將他們定性為性別焦躁的病人,反之應該將整件事去病化,所以爭取要在審裁小組中刪除醫生作為成員的規定。

3. 某部份跨性別人士認為自己非男非女,但此法例強迫將某種性別身份(即男或女)加在他們身上,令他們感到非常不當,遂批評這種二元、過分簡化的性別模式對他們產生不公平現象。

4. 部份人認為將變性年齡劃界在18歲,是太遲了,如早一點可以做相關手術,會令他們在成長中受到的傷害更少,遂要求將有關法令中的18歲下降到16甚至更低的年齡。

根據文件的資料,有關的《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曾修改過,但仍然不能滿足這些社運份子的要求。2016年1月,英國議會轄下的婦女和平等委員會(Women and Equalities Committee)就開會,建議將整個審查制度改為「自我聲明模式(self-declaration model),並將性別承認申請開放予16至17歲的青少年,只要他們獲得適當支持便可以作出自我聲明以改變法定性別,又建議在「男」、「女」以外增加一個名為「X」的性別記錄在護照上,方便他們作出選擇。

方式二:行政指令

如要根據英國的方法成立法例,並要設立和維持一個性別承認審裁小組,要有法律和醫學等專家,將非常昂貴。其實香港現時的情況只需理順行政安排,也可以達至類似立法的效果,加上香港人的性別都是以身份證所標註的為基本,只要有合理的規則處理更改身份證性別的程序,政府部門、公私營機構自然可繼續按身份證的性別而辦事。

至於部份特殊的情況,例如丁權、性別指明罪行、財產及繼承事宜,可以按不同的情況用不同方式的處理,此舉更能針對性地為不同的跨性別人士提供合適的幫助,同時又可以平衡不同社會持分者的利益。

當然,用行政指令的缺點和用法例的缺點,同樣是顯而易見的:

1. 在處理行政指令時,因為指令是行政部門所定立,可以因為受到社會壓力而自行更改,基本上市民和立法會只能監察,沒有批准的權。

2. 行政指令未必有統一性。按英國的經驗,即使定立《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最後各政府部門和機構也會因各種原因產生不同誤會,對「後天取得性別」的人產生不同的留難。行政指令如果實行得不好,也容易產生混亂的情況。

3. 行政指令較法律鬆散,容易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戰,就像早前W案的例子,最後可能還是回到起點,即立法才能從根本處理問題。

多軌進路

根據文件提供的資料,行政指令似乎過於簡單,未必能滿足所有法律程序和保障;但立法如果有審裁小組,又會被指過時,將備受跨性別社會運動的人士批評;但如果立法而又不設審裁小組,甚至可以用自我聲明模式去申請更改性別,又定必引起社會大眾擔憂整個制度容易被誤用、甚至濫用,產生「人人可變性」的狀況。

文件遂提出雙軌制的方案,簡單來說就是在不同情況下,給予跨性別人士不同程度的性別承認。當中如果能完成性別重置手術,便取得換身份證的資格;但如果只完成部份性別重置手術,可能就只給予部份的承認,例如發出性別改變的證明,但不在身份證上予以確認等。過程同時希望跨性別人士得到不同的協助後,重新確立自己的性別,如此就不用再更改性別了。

至於審裁小組的設立與否,其實可以完全獨立於使用行政指令和立法的討論中。因為無論是否成立審裁小組,跨性別或變性等不同的情況同樣應該由醫生、精神科醫生、輔導員等不同界別的人去為他們提供適切的照顧、關懷和治療。在討論過程中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協助他們過健康的生活,而非單單如何達至他們想要變性這目的。

應務實處理性別承認機制

社會現時對變性人的幫助和支援的確不足,但如果要用立法的方法處理,相信社會需要非常長的時間討論,加上立法會的審議,似乎未必可以在短時間內處理問題,並且容易產生很多不必要的爭議;如果單使用行政指令,又未必能解決全部問題。

社會各界應先討論協助變性人融入社會生活的具體措施,如果部份措施可以用行政方式處理,可以先用行政方法解決,例如申請暫時更改性別的身份證或證明文件,解決實際生活的需要,減少他們在變性過程中容易引起的誤會和衝突;如當中有個別法例需要簡單修改,就以修法的方法處理,以減少繁複的討論。

若要訂立繁複的性別承認法,除了社會上難以達成共識外,亦容易與其他法例有互相抵觸的情況,最後甚至會成為性別政治的戰場,如此既不能照顧真正有需要的跨性別和變性人士的需要,更會產生很多不必要的社會爭論和矛盾,從務實角度來看,現階段可免則免。

 


[1] 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香港: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2017),頁40。

 

男人著裙的故事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4/09/2017

有時,我會問,裙是一種甚麼服裝,甚麼情況下應被包容?

話說這兩個月就有兩個故事。中東一名模特兒穿著短身上衣配高腰迷你裙,在沙地阿拉伯古堡拍了一段短片,據了解她如此打扮就犯了穆斯林婦女的衣著規定,當地政府表示非常不滿,並要徹查事件。[1] 另一件事生在英國西南部的中學,當地氣溫超過30度,但校長堅持不准男學生穿短褲,並笑稱「喜歡的話大可著裙返學」,於是超過50名男生決定著裙回校,但又被評「裙太短」、「腳毛多」,於是有人上學前先剃腳毛才回校。[2]

可見,社會對服裝從來都有一定的要求,亦有規範,不同文化當然也會不同,甚至被其他文化視為古怪的規則。要改變這些文化,有人說最快的方法當然是用規定,例如立法,但這樣做的反彈相對較大,因為涉及立法強迫他人改變一些恆常的想法和價值觀。相反,透過每一個人生活,實際的行動,就如上述的例子,漸漸地不同的人也會反思,我們的價值觀,在某些場合,是否牢不可破?法律也不外乎人情,有時太僵化、欠缺彈性,可能會弄巧成拙。

 


[1] 陳慶餘,〈女模穿短裙遊沙烏地古堡挑戰禁忌 當局震怒要查〉,《中時電子報》,http://hottopic.chinatimes.com/20170718003897-260803,2017年7月18日。

[2] 張定明,〈校規禁穿短褲 50男生寧剃腳毛穿短裙返學挑機〉,香港01,2017年6月23日,https://www.hk01.com/熱話/99905/-英國熱浪-校規禁穿短褲-50男生寧剃腳毛穿短裙返學挑機

 

 

看圖作文還是新聞報道?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
07/09/2017

9月4日香港發生一宗家庭衝突而引發的命案,案中丈夫涉嫌先用刀刺死妻子,並將她從住所單位高處拋下,再自己跳樓身亡。最終二人雙雙伏屍樓宇的平台上。據警方透露的消息指,妻子生死曾向親友透露懷疑丈夫有外遇,雙方亦曾因感情問題而爭吵,警方會循感情方向調查。

在眾多傳媒的報道中,有一網媒將關注點落在死者二人的薪金上。[1]報道第一段指出男死者為食物環境衛生署高級管工,女死者為政府新聞處新聞主任。記者翻查政府資料找出二人的薪酬來作對比,指出妻子的收入比丈夫高出一倍。

但報道在第二段隨即轉為引述專家的意見,指出香港社會仍然保留男性是家庭經濟支柱,男性要比女性強的期望,如妻子能力比丈夫強,男方長期受壓,或會在外尋求可以駕馭的對象填補心靈空缺,或會對妻子有敵視或仇恨心,甚至出現同歸於盡的念頭。報道又引述專家意見指夫妻出現薪金男低女高時應如何解決等等。

女死者收入比男死者高是事實,那位專家的意見或許也是社會上真實的現象,但兩者在這案件之中的關聯性有多少還是未知之數,媒體卻將兩人之收入與這慘劇連在一起,並起標題為「妻薪金高一倍 他人閒言恐傷感情 專家:婚前應討論」,引導讀者推測案中丈夫涉嫌婚外情及行兇,都是因為妻子收入高過丈夫這一個並未發現任何證據的原因。怎樣看這都是一則看圖作文的文章多於是新聞報道。

另外有一免費報章在報道此新聞時明明內文完全沒有提及死者二人的收入差距,卻不符內文地以「妻月薪多夫一倍 女尊男卑 悲劇伏線」為標題。[2]編輯的創作力豐富,但卻不符合新聞工作者應有的專業操守。

做記者最難學並最需要學的一項功課,就是承認有些事我們不一定會知道真正的原因,如果想知道案件的細節,還是等待更多的證據或警方發表的調查結果吧。

 

[1] 〈【夫婦墮樓】妻薪金高一倍 他人閒言恐傷感情 專家﹕婚前應討論〉,香港01,2017年9月4日。

[2] 〈妻月薪多夫一倍 女尊男卑 悲劇伏線〉,頭條日報,2017年9月6日。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9月7日

比對7月23日翠林男子墮樓新聞及報道自殺新聞的建議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7/07/2017

於2017年7月23日中午,有一名男子在將軍澳翠林邨墮樓,不同的報章對於這事件的報道手法都很不同,而更有報章的報道引起了評論。我們為此在網上媒體中找了有關的報道作為比較。我們於網上找到《星島日報》、《頭條日報》、《東方日報》、《蘋果日報》、《成報》、《文匯報》及《都市日報》對這事件作出報道。

《星島日報》〈情困男危站單位外花槽 飛墮簷篷亡〉所用的照片是打了格仔的男事主屍體及有兩名消防員拉起已打格的染血白布,男事主跌落在鐵線上的手未有打格。

《頭條日報》所用的題目和照片與《星島日報》所用的一樣,並加上一張遠距離看到地上的救生氣墊及一樓簷篷上數位紀律部隊人員及醫護人員在處理屍體的照片,和一張當事人曾攀爬及危坐的空花槽照片。兩則報道未有見當事人的樣貎,報道未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資料。

《東方日報》的報道〈翠林邨情困男危站窗邊 對峙1小時後墮下亡〉,清楚列出多張事主翻身墮樓跌至平台死亡的連環圖、只對跌落在簷篷上的屍體胸口作了打格處理,但其滲出血液的肢體清晰可見。該報道還附有十八秒短片,除了見到當事人在花槽攀爬的片段,也用連環圖相片配上了當事人墮樓趺落簷篷的巨大聲音,其影片最後的鏡頭亦由遠拉近至當事人,雖然影片已打了格,但其倒臥在簷篷、頭胸及膝部淌血、手舉高向上的動作仍可以清楚見到。此報道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網絡上,亦可找到《蘋果日報》兩篇有關事件的報道〈赤膊男翠林邨單位外攀爬 飛墮簷篷不治〉及〈情困男危坐墮樓不治〉。兩則新聞用同一段新聞影片,片段可見事主在花槽、窗外危險上下攀爬及危坐情況。片段亦有記錄跌落在簷篷的屍體,全身作了打格處理。前一則的文字及影片均有提供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後一則只在影片中提供。

《成報》〈31歲漢疑為情墮樓亡〉的簡短報道,未有列出相片;《都市日報》〈疑情困男爬出花槽 失足高處墮下亡〉報道則刊出了翠林邨樓宇的照片,兩則簡短新聞均未有列出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文匯報》〈情困男危坐花槽句鐘跳樓亡〉附有紀律部隊人員在簷篷處理屍體(已蓋上白布)的相片,並列出了防止自殺求助熱線資料。

根據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在〈新媒體催化自殺「傳染效應」?〉一文指出有研究報告顯示自殺報道愈顯著,成群自殺出現的機會愈大。[1]另外,他亦指出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04年發表的《自殺新聞報導建議》中,亦提到美國專業新聞工作者協會(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的工作操守第一條是「尋求真理、如實報導」(Seek truth and report it);第二條是「將傷害減至最低」(Minimize harm)。即是對傳媒專業的要求來說,「尋求真理、如實報導」的同時,恪守「將傷害減至最低」的原則亦同樣重要。

按世界衛生組織在2000年發出一份《自殺預防──供媒體工作者參考》[2]的資料亦列出了傳媒報道自殺新聞的原則及禁忌,如:應該只提供相關數據、指明死者除自殺外尚有出路、提供社會及社團救助機構的信息;亦不應該刊登死者照片、不應詳細描述自殺的方法、切忌為自殺歸結為單一原因等。

另外,香港記者協會網站[3]列出的《記者專業守則》、《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及《記協對處理自殺新聞的指引》可見以下幾個與報道自殺新聞有關的要點:

  1. 記者報道即使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亦不應侵擾他人的悲哀和不幸。
  2. 新聞從業員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尤其是涉及暴力、性罪行、自殺等社會新聞,應避免淫褻、不雅或煽情。
  3. 記者在拍攝意外事件時,應顧及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感受,盡量把對他們的心理影響及傷害減到最低。
  4. 攝影記者在拍攝過程中應該尊重被攝者的私隱。
  5. 新聞攝影工作者(包括攝影記者和圖片編輯)應謹慎處理血腥、暴力、噁心和色情圖片。使用時須考慮

           i) 對說明新聞事件的必要性;ii) 對社會的影響;iii) 對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影響。

從上述列出的一些傳媒報道,讀者可以逐一再按進連結,親自細閱每篇報道的文字、用圖及短片,以了解及細思它們的報道方式,及比對上列三個機構給予傳媒的建議,有哪些部份它們做得好,有哪些它們應該要改善?

對於這宗自殺案件,每篇報道都指出當事人是為情所困而自殺,但可能只有當事人才知道真實原因而自尋短見,媒體將之歸結為一個原因,對當事人及有關的人士都不太恰當。

另外,我們亦可以細思一下,自殺者跳樓的過程、其墮樓所發出的巨大聲響是否真的需要給讀者知道?我們可以想像到對當事人的家屬所造成的影響及傷害可以有多大?所謂的「新聞自由」或「公眾利益/知情權」是否可以作為傳媒的擋箭牌去報道新聞? 

既然知道鉅細無遺的報道自殺方式容易有機會做成「模仿」效應或所謂的自殺「傳染效應」(contagious effect)時,作為專業的新聞工作者,是否應該為免產生「模仿」效應,而作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約制?即使是對點擊率十分渴求,我們亦寄望傳媒工作者不會犠牲對社會的責任及使命,亦尊重自殺事件中事主及其家屬,不應雪上加霜,讓人於網上任意重複瀏覽事主自殺的情況,實在會加添其家屬及親友的傷痛。

 

註:配圖為網上圖片

 


[1]傅景華,〈新媒體催化自殺「傳染效應」?〉,取自《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321-opinion-fukingwah-newmedia/,2016年3月21日。

[2] 世界衛生組織精神健康部,〈自殺預防──供媒體工作者參考〉, 取自世界衞生組織網站: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67604/10/WHO_MNH_MBD_00.2_chi.pdf,2000年。

[3] 香港記者協會,https://www.hkja.org.hk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7月31日

性别政治在香港悄悄蔓延

明光家書 (2017年7月)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1/07/2017

今年是香港回歸中國20年,一切彷彿很美好,但統計處公佈2016年的堅尼系數創45年來新高,達到0.539,較1996年的0.518上升0.021,表示香港的收入分佈愈來愈走向不平均,市民的貧富差距擴大,貧窮問題非常嚴重,新一屆政府必須設法改善貧富懸殊的情況,否則社會將會加劇階級對立,造成政治不穩,而重中之重可算是居住問題,讓市民可以居有定所,不致居無定所。

今年上半年,同工們除了應付恆常的工作,以及新的「永遠的父母」計劃外,亦要抽時間應付一些突發事件,高等法院於4月28日裁定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於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應獲公務員配偶福利。我們認為裁決漠視政府所有政策均應符合香港《婚姻條例》規定,承認申訴人同性配偶地位,將間接承認同性婚姻,所造成影響亦極為深遠,為此發起網上聯署行動,共收集超過34,000個簽名交律政司,政府最後決定上訴。

台灣及德國於今年先後通過同性婚姻,台灣司法院於5月24日透過釋憲認為民法未保障同性婚姻違憲,要求2年內修法。德國國會最終以393票對226票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時通過同婚人士可以領養兒童。面對西方國家及台灣的情況,很多反對同婚的人士包括基督徒也有些動搖,我們於6月29日舉辦20週年講座「社關龍門陣:誰的火棒誰去接之社關三種情」,盼望能鼓勵大家在面對全球以致本地愈來愈嚴峻的同性婚姻挑戰時,仍能堅持信念,年輕一代有願意承擔社關使命的心,以及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及堅持。

隨著愈來愈多同性戀者成為父母,加拿大及澳洲有小學取消慶祝母親節,將本來是好的事,也因為政治正確而被迫取消,此外,近年跨性別的議題甚囂塵上,為了不令跨性別人士感到受冒犯,將來可能所有稱謂都要變成性別中立,香港大學已於去年9月設立性別中立廁所,立法會議員陳志全亦在個人社交專頁表示政府有意在西九文化中心設立性別中立廁所,我們已立即去信康文署表達反對,正等候政府的回覆。

加拿大安大略省通過具爭議的「89法案」(Bill 89),迫使父母接受政府的性別認同教育,若父母不接受或要求孩子改變性別認同,將被視作「虐待」,可強制將兒女帶走。面對性別議題,本港律政司轄下的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已發表關於性別承認的諮詢文件,並就性別承認議題徵求社會各界的意見,工作小組分析公眾諮詢結果後,將進行第二部分研究,探討若在香港設立性別承認制度,將對現行法律和措施可能衍生的影響。諮詢期於今年10月31日結束,希望大家可以積極表達意見,共同守護上帝創造男女兩性的美善心意。

 

您的弟兄

蔡志森

1-7-2017

網絡評論的殺傷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5/04/2017

台灣網絡紅人谷阿莫,自2015年起於網上以「X分鐘看完電影 / 電視劇集」的系列短片出現後一直大受歡迎。因為他將兩、三個小時的電影,甚至幾十小時的劇集濃縮,剪輯成短短幾分鐘的片段,加上他獨特的評論風格,時而風趣、時而尖酸刻薄,娛樂性甚強,並上載於YouTube中讓網民可以免費觀看,在短時間中知道該電影/劇集的內容,省卻不少時間。網絡上有很多人會觀看,並以他的評論作參考,再考慮是否值得觀看或購買影碟。

 

而谷阿莫的短片,一直都存著有關版權的爭議,因為他的評論會把整部電影的片段濃縮,並完全劇透(透露劇情)。這幾天,有報導指他被片商控告,因多部影片經他重新剪輯及評論後,被形容得相當無聊,十分影響票房。更有報道指電影《腦漿炸裂少女》因為他的加工解說,直接取消院線上映計畫,事後連販售DVD版權、播映權等都受到嚴重影響。

 

然而,他被告侵權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從網路非法取得電影,再製作他的評論片段。他解釋他的短片符合「著作權合理使用原則」:在「評論」、「研究」、「解說」、「教學」及「新聞報道」的情況下,便可以在沒有取得著作人授權同意的情況下,優先使用在網絡上找到已公開或任何人都可以免費自由下載的內容,而且他只是使用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內容,絕對不會對原著造成任何利益的傷害。他亦辯稱沒有利用這些短片來賺錢,因此他覺得自己的影片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相信發表有關電影的評論、研究、解說等的文章或片段,理應是可以合法使用相關片段;不過,如果透過非法下載的途徑取得,就另當別論。此外,電影公司作宣傳時往往會賣個關子,不會播放最精彩的片段,以吸引觀眾入場或購買,若評論員私下將最精彩的片斷放上網,的確有可能對電視公司的收入做成影響。而且,他雖然說沒有用短片來賺錢,但估計他兩年多以來透過YouTube播放率所收取的廣告費用,應該都不會少。所以,最終還是要看搜證及法院的最後裁決。

 

對於香港,現行法例下的版權豁免範圍,在適當的情況下包括了以下的目的:

(a) 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

(b) 評論時事

(c) 引用

(d) 聯線服務提供者暫時複製版權作品

(e) 聲音紀錄的媒體轉換

(f) 教學

所以,作為香港的網民,如以電影公司公開的資料,創作類似谷阿莫的短片評論作品,理應不會被控告。

 

筆者曾經亦很喜歡看谷阿莫的電影評論片段,亦頗欣賞他一些的評論及看法。直至有一次,筆者偶然看到他對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導演、改編劇本三項提名和多倫多影展人民選擇獎的電影《抖室》的YouTube 短片:〈五分鐘看完88屆奧斯卡得獎電影《房間》〉,發現他的剪輯只是看劇情的表面,完全沒有說出電影的重點和精粹,對電影的評論亦是很一般,如果網民盡信他所說的內容,必然會認為不值得花時間去欣賞該電影了。(因為已花了五分鐘看完了,亦知道了橋段嘛!)

 

因著網絡的影響力愈來愈大,我們不能再說這是虛擬世界的內容,因為確實真的影響了真實世界,甚至殺錯良民,很多人相信了,決定就會被影響。YouTubers所說的畢竟也只是他們自己的看法,為了搞笑、賺多幾個點擊,他們所說的會不會是偏激了的看法或非事實的全部? 為了創作多一條短片,他們可會只是草草剪輯片段再加上一些搞笑內容就了事? 我們作為接收者,也可以從多方面去了解事件,否則,我們小則錯失了一部好電影,大則可能作出錯誤決定,後悔莫及。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4月26日

悄然降臨的後真相時代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4/03/2017

2016年「後真相」(Post-truth)成為最叱吒風雲的詞語,其以王者之姿令歐美地區的政治翻天覆地,它的影響我們至今仍歷歷在目。然而,當你以為只是彼岸遠方受影響時,其實它亦已在我們身邊悄然降臨,在我們觸手可及的事上,都可瞥見其影響。

後真相年代的興起

如果「真相」就是經過追查後,發掘、揭露事件背後的真正原因、有關人物及始末,而傳媒的職責在於向公眾報道事件的真相,那麼他們更應該有其責任去把真相說出。

雖說有些記者很想把自己所相信的正義說出來,簡單地把黑白分得清楚,這做法卻可能忽略了重要的細節資料,影響了大眾理解事件。不過,我們仍相信不少具有專業操守的記者還會把自己知道的真相說出,而非顛倒是非,將假的說成真。

2016年,後真相這詞用得特別多,亦影響大家很深。在英國脫歐公投及美國總統大選中,有政客的言論誇張、罔顧事實,但仍然得到民眾支持,令「post-truth」的使用頻率較去年多20倍。[1]

由於大眾現時多以社交媒體作為接觸新聞的媒介,不同的網媒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解釋、論述及報道事件。網媒工作者的專業背景與傳統新聞業界可能有所不同,再加上部份大眾亦抗拒由權威人士及機構所提供的所謂「官方答案」及解釋,因而造成了「post-truth」的出現:大家傾向選擇相信自己認為是對的答案。

雄辯勝於事實?

上述提及關於英、美的事件,筆者先說英國脫歐公投一例。英國去年6月舉行全國公投,決定英國應當繼續留在歐洲聯盟內還是退出。國內的脫歐派及留歐派都在公投前用不同的論點去爭取人民的支持,當中就有脫歐組織The Vote Leave重複強調:「英國每週付3.5億英鎊給歐盟」。[2] 雖然英國統計局稱該說法為「潛在的誤導」並作澄清,[3]而且該說法亦未有被部份媒體使用,但The Vote Leave仍舊繼續使用。

當然,這種誤用的情況其後被廣泛報道,支持留歐的組織愈是指責他們誇大言論,其實就只會令這些數據和言論受關注的時間愈久,令坊間可以衍生各種說法,包括質疑制度和挑戰官方言論等。

而美國去年總統大選,候選人特朗普可以雄辯滔滔的指奧巴馬是ISIS的創立人,[4] 並長時間堅持奧巴馬不是在美國出生。[5] 這些聲稱雖然已被事實反駁,仍得到不少人的信任和支持。就算美國雜誌New Republic 早已評論特朗普是一個完全無視真相的胡扯者(Bullshitter),[6] 結果他仍得到比較多的選舉人票成為美國新任總統。

從以上例子可見後真相的影響力無遠弗屆,而且影響深遠,足以左右大局。

「回音廊」及「圍爐文化」

新聞來源於網上變得碎片化及無所不在,有時傳來一則短的消息,某些朋友又加上了另一些資料,無論是謊言、謠言或八卦的訊息,只要「夠爆」,均會在網絡中以高速流傳。謊話易在網上被廣泛分享,而大家閱讀網友間的分享文章,甚至比主流媒體的訊息還多。有多少人會停下來細思和查找當中的是與非,把訊息整理過才再發送出去?有時亦因著發文者或文章作者與自己政見相同,在文章未經查證的情況下就相信及轉傳,或是在社交網站中分享,甚至撰文揶揄一番。萬一有其他網友發出質疑,就可能會引起磨擦或衝突。

相信大家可能在網上都試過,為求和諧而把「應說出的真相」犠牲一次的經歷吧,正所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結果人們慢慢就變成只會聽到自己想聽到的聲音,亦只可容納與自己相同意見的出現,所謂的「回音廊」及「圍爐文化」也就慢慢形成。

感覺「正確」但可能忽略事實

或許你會以為後真相只能在政治範疇發揮影響力,但事實卻是它也早已在大眾的生活中施展渾身解數。在網絡上,各人的意見也就更眾說紛紜。或許當你覺得愈不明白時就愈想在網上找答案,但是不明來歷的資料卻能使大家「愈辯愈不明」。

就如注射疫苗一例,近年在網上流傳注射疫苗會導致自閉症,因而出現一些反疫苗訊息,令美國曾出現反疫苗運動,結果美國麻疹個案於2014年創了新高。因為麻疹病毒傳染力極高,感染後可引致其他併發症,如導致失聰甚至死亡,所以十分需要「群體免疫力」去抵抗,即近100%的疫苗接種率去預防疫症爆發。其實,那則在網上被大力宣傳的「疫苗導致自閉症」流言早已被撤回,但卻無法完全阻止反疫苗者在網絡繼續散播流言及恐慌。

若大家在網上輸入「疫苗」一詞,就會發現很多有關疫苗的陰謀論或為其平反的文章。但實在有多少網民具有足夠的知識去分辨文章內容的真確性?而且若再努力去找,也可以找到更多不同的說法。相信有不少人會依感覺來判斷,多於找專業醫生查詢;就算找醫生查詢,亦有人會挑戰西方醫學的「霸權」。

小心情緒被輕易挑動 

去年在網絡上瘋傳一篇「四人綜援家庭月入2.2萬元」的文章,當中更詳細列出數據,內容看似可信,但實為胡亂引述數字,而且作者亦在當中的訪問文字裡加鹽加醋,令網民看得無名火起!不過,即使其內容有誤導成份,但不少網民亦在未經查證的情況下就繼續轉載,引起「綜援養懶人」的誤解,同時亦對文中的女士造成極大誤會。

其實此文章原來早於2011年已在網絡上出現過,這類文章之所以能夠繼續流傳,是因為轉傳消息者利用中港矛盾的情緒,讓人加深對「新移民來港偷懶搶資源」的不滿,而且新版文章更加插了新移民作為主角,更易激起大家的情緒,從而群起分享轉載。

我們可以謙虛和按下情緒嗎?

網上出現這類文章,旨在挑動我們的情緒,使我們能被遊說、相信它及分享它,也使更多人接觸它,將之繼續傳播。相關媒體為可能是靠點擊率增加廣告收益或對該團體及其論述的支持度。雖然這些假資訊未能取代主流媒體,但也令網上的資訊變得真假難分。

面對這種狀況,在分享及轉發訊息前,我們可以靜下來先細看新聞或文章的來源。在不知道文章內容是否真實的情況下,暫時不要上傳文章,以免對閱讀者或被報道者造成負面影響。我們更可以繼續細心學習,了解該議題,以尋找更近真相的一步。

保持耐心、謙虛、包容、隨時聆聽各方訊息,並不罔下論斷,是洞察世情的適當態度。

 

[1] 「『post-truth』獲牛津字典選為2016年風雲詞彙」,《星島日報》,2016年11月16日,網址:http://www.singtaousa.com/960911/post-%E3%80%8Cpost-truth%E3%80%8D%E7%8D%B2%E7%89%9B%E6%B4%A5%E5%AD%97%E5%85%B8%E9%81%B8%E7%82%BA2016%E5%B9%B4%E9%A2%A8%E9%9B%B2%E8%A9%9E%E5%BD%99/?variant=zh-hk&fs=16

[2] Jon Henley, ‘Why Vote Leave's £350m weekly EU cost claim is wrong’, The Guardian, 10/6/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reality-check/2016/may/23/does-the-eu-really-cost-the-uk-350m-a-week

[3] “UK Statistics Authority statement on the use of official statistics on contributions to the European Union”, UK Statistics Authority, https://www.statisticsauthority.gov.uk/news/uk-statistics-authority-statement-on-the-use-of-official-statistics-on-contributions-to-the-european-union/

[4] Nick Corasaniti, “Donald Trump Calls Obama ‘Founder of ISIS’ and Says It Honors Him,” The New York Times, 10/8/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8/11/us/politics/trump-rally.html?_r=0

[5] Alan Rappepor, “Donald Trump Again Won’t Acknowledge Obama Was Born in U.S.”, The New York Times, 18/9/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9/16/us/politics/donald-trump-birther-obama.html

[6] Clancy Martin, “The Four Liars of the 2016 Election”, The New Republic, 25/4/2016,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32964/four-liars-2016-election

 

突圍而出的KOL現象

鄧諾文 | Bravo Online 執行董事
14/03/2017

KOL (Key Opinion Leader) 這個詞彙今天在香港已傳遍各行各業,在保險業、金融業及美容業等通通都在尋找多人擁戴的KOL。坦白說,公司根本不重視KOL的人品如何,在商業世界,公司只在乎哪個KOL的影響力大,性價比高,能協助它們接觸到目標客戶群。

甚麼是KOL?

早期的KOL或叫Youtuber,最多是從電玩遊戲出身,比較多人認識的如「達哥」,現在從網絡到電視旅遊廣告都見到他的影蹤;後期一點的有「火雞姐」,她用反諷美容KOL的形式走紅,幾天時間便取得百萬點擊率。過去筆者在講座中或電台分享互聯網生態,許多聽眾十分好奇:為何他們會「走紅」? 

話語權下放促成KOL冒起

我們要先明白,今天已進入全民自媒體年代,即是代表全球互聯網科技加上社交媒體土壤下,話語權迅速從大台媒體轉移到每一位網民身上——只要你在某一個關鍵領域(Key Area)上,例如網絡遊戲、烹飪、旅遊及美容等有過人之處,而又願意拋頭露面在網絡目光下被評頭品足,最後又能聚集一群跟隨者(Follower)。事實上,過去從來沒有一個年代,你和我可以令自己迅速成為意見領袖。因為權力從前掌握在媒體身上;然而,步入自媒體年代,互聯網本身已開放了這種權力。

這肯定是一場社會革命,就像當年印刷技術剛普及的現象一樣,會讓社群產生不適應,甚至令許多行業沒落。不過,卻又會同時興起更多新興產業。在國內已新興一種叫「網紅孵化器」的產業,亦即是培育KOL的工廠,將有潛質的人打造成網紅,年收入從十萬到數千萬人民幣不等。

KOL不只是吹水

當社會上出現一窩蜂、人人想當KOL的現象,便會出現汰弱留強,意見領袖需要具備的質素要求也愈來愈高,因為網民會開始辨別哪些是真心話,哪些是虛偽宣傳廣告。與過去傳統明星時代相比,今天網民不相信權威,只認同專業,專業的意見領袖,加上擁有與跟隨者優質的互動能力,才能夠突圍而出。

活在當下,今日的世代對我們的智慧要求更高,有影響力不代表必然正確,讓我們花多一點時間行前多一步,小心查證真偽,就像我們經常收到許多WhatsApp轉發,當中孰真孰假,許多時候我們用常識(Common Sense)便可以判斷。如果真的不是你的專業範疇,不妨問問身邊的專家,互相增進知識。

 

傳媒業界歷經挑戰的一年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3/01/2017

紙媒經營仍然艱難 網媒發展節節上升

一年又過去,傳播媒界變化迅速,紙媒更遇著不少壓力:壹傳媒旗下的《Face》停刊與《壹週刊》重組;東方報業旗下的《太陽報》停刊;星島新聞集團旗下的《東TOUCH》停刊;新傳媒旗下《東方新地》、《新假期》及《新Monday》三雜誌合併;《南華早報》被阿里巴巴集團收購;網媒《香港01》又加入戰團出版週報…… 當中亦有不少傳媒機構因財政壓力而裁員的消息。

數位媒體急速成長,不少廣告轉投數位媒體,而新聞業界亦不約而同在網絡繼續發放新聞,再加上不少低成本運作的網媒於網絡發展,令網絡使用者漸漸養成於網絡和社交平台閱讀免費新聞,持續減少購買報章雜誌。在廣告及銷售收入皆減少的情況下,我們可預計紙媒所面對的壓力將會愈來愈沉重。

免費電視汰舊立新 節目品質仍受關注

而免費電視方面,亞視雖然停播,但卻新加入了港台電視及ViuTV,令香港市民多了選擇。另外,有電視台可能為了增加廣告收益,在綜合節目中植入廣告硬銷產品,令觀眾反感而被通訊局罰款。同時,有電視台勇於創新,加入優質劇集、旅遊節目,不過卻在晚間清談節目中折磨藝人取樂,因而被通訊局裁定違規,局方認為節目品味低劣、不雅及毫無意義,因而發出強烈勸諭,促請電視台嚴格遵守《電視節目守則》。

同樣因著科技發展及新媒體湧現,人們多了電視以外的選擇,亦可能因著電視節目少了新鮮感和話題,以往一家人一同吃飯追電視劇的情況亦減少了。盼望在本年5月有線電視旗下的奇妙電視啟播後,能激發更多良性競爭,增加各電視台的創作力,為家庭帶來值得一同欣賞的高質素節目。

小心辨別網上資訊  並要努力保護私隱

而在多姿多彩的網絡中,筆者認為「辨別資訊真偽」及「保護私隱」這兩個題目特別值得我們留意。面對海量的文章及新聞資訊,我們必需要留意其來源,辨別真偽,亦以免被「標題黨」及內容農場的資訊混亂事實及真相(欲了解更多,可參閱本刊第25頁「網媒影響力不容小覷」一文)。

在保護私隱方面,現在不少應用程式、資料搜尋器、社交平台,甚至手機也在收集我們的個人資料數據,我們要小心盡可能不在社交媒體中主動提交個人資料,以及不胡亂下載來歷不明的應用程式,並選擇以匿名的方式搜尋資料,免得自己的電腦或手機內容被收集為大數據,讓陌生人對使用者的資料作出分析及歸類,或被使用為欺凌或網絡騙案的材料。

我們仍然捍衛大家在各傳播媒介中發聲的自由及空間,但在自由當中,我們認為仍要自律,並保護兒童及青少年免受不良意識資訊影響。

網媒影響力不容小覷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1/01/2017

網絡發展已進入「可讀可寫可執行」的Web3.0時代,新聞業的生態被徹底改變。人們的閱讀習慣已不一樣,對資訊的需求亦愈來愈快,令一批網媒短時間內崛起。它們不但為網民提供了許多新聞資訊,也同時令不少紙媒感到壓力,有些合併出版,甚至停刊。為更了解本地網媒的發展與運作、優點、問題及如何閱讀他們的資訊,明光社舉行了一次傳媒教師課程,並邀請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系主任李月蓮博士到來講解,以下是李博士在課程中的一些要點。

網媒報道手法  新聞業界並不支持

「傳媒學生現在要學的東西很豐富,不只是寫作及攝影,而且亦要懂得把故事整理及上載至社交網絡和寫手機應用程式。」李博士又表示,因著網上成立新聞網站的成本很低,網民人數亦多,所以網媒有很大發展空間。大部份香港網媒規模都不大,當中有不少都會用到策展(Curation)的方式,即收集資訊,然後再整理、改寫及精簡,之後再展現給觀眾,外地網媒Huffington Post就是一個成功例子,香港也有部份網媒仿效它的做法。

不過李博士卻提到,其實新聞界並不喜歡「策展」這種抄襲模式:「將新聞改頭換面來刊登,在法津上是難以處理,因為新聞不能有版權。雖然報道可能會列上資料來源,但人們已看了這新聞,又哪有興趣再到長篇的出處去細閱?」

小心閱讀網媒  時刻分辨資訊

由於大多數香港網媒政治立場清晰,有部份更會容許公民記者、博客及學生投稿,提供平台讓市民發聲,因而在社會事件及政治議題上提高了參與度。但亦因著點擊率主導社交網絡資訊的呈現頻率,點擊率愈高該資訊出現得愈密,所以她認為就算是受歡迎的網媒,也不代表公信力高。[1]

另外,她亦關注各網媒趕著刊登「即時新聞」、「即時評論」時,並沒有查證內容就上載。因著網上文化對資訊的準確性並非十分嚴謹,網媒亦未必有足夠人手去查證資料,甚至會因著既有政治立場,在報道上缺乏客觀性,意見及事實可能會混在一起。

所以,李博士提醒我們,在閱讀網媒時要留意新聞來源,了解新聞機構的背景、立場及資金來源。並且要懂得區分內容是議題性或只是非議題性的趣聞,也要分辨那是作者的意見還是是事實,並留意比較報道所列的事實與資料是否完整。

 

[1] 蘇鑰機,「香港傳媒公信力又見新低」,《明報》,2016年9月8日,網址: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908/s00012/1473270958100

 

傳媒與網絡公審

羅遠婷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0/01/2017

早前乘著假日與朋友聚會,席上一位平日不怎麼留意新聞的朋友忽然提出:「你們怎樣看那三位港女?」朋友說的是去年年尾在台灣海產店偷竊的三位香港女生。接著朋友又問:「假如她是你們的同事,你們又會怎樣想?」這下激起我的好奇心,於是再「口痕」問朋友,為甚麼會這樣問?朋友說是從同事得知,因為網上已有起底組將三人起底。由此可知,網民力量無遠弗屆。然而,停下來時心裡不禁想:「一時貪念又已受懲罰,是否需要這樣對待她們?」

傳媒重複讓事件發酵  網民公審推波助瀾

是次香港女生在台灣偷竊事件成為去年年尾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除了因為沒有其他新聞,另一個原因與該傳媒的報道手法有關,有關傳媒扮演了背後推手的角色。而且再加上網民的推波助瀾,更令事件蔓延下去。

報道首次在2016年12月30日刊登,記者不僅詳細報道事件經過,更從她們的社交網站下載照片刊登在報道中,當中僅以薄弱的「馬賽克」蓋著其眼睛部分,令人很容易可以知道她們的真實身份。

同一時間,網絡上有一些起底群組將報章刊登的照片「解碼」,並擷取她們在社交網站上的資料,包括:任職的公司、私人照片等,放在網絡平台上。而網民對之的討論,已超出評論事件、其行為,以及是非對錯,更演變成對其外貌的嘲諷及評頭品足,甚至是人身攻擊,將她們與性扯上關係,淪為道德審判。

然而,關於她們的新聞其後繼續發酵,因為傳媒在此繼續成為推手。相關傳媒機構的台灣記者在機場守候她們,拍下她們的容貌作為跟進報道。另外,亦有聲稱與她們同機的香港乘客,在香港機場偷拍其中兩位涉事人,並將照片交予同一傳媒刊登。報道中將由台灣記者拍下的照片與讀者提供的照片製成合成照,表示兩者為同一人。這種做法即是讓事件再度出現在公眾眼前,令涉事人再次成為焦點,被人指指點點。

你的笑話 她們的烙印

報道中指三位涉事人已在台灣地檢署法庭承認罪行,並繳付款項與商戶和解,她們已承擔了應有的責任。事件本已告一段落,但接二連三的「追訪」及報道她們,並進行起底,會對她們造成難以磨滅的心理影響。或許在旁人眼中,這只是一件茶餘飯後的話題,連帶與她們有關的消息都是在逗大家高興。旁人可能「笑完就算」,不過大家又可否想過,在你歡笑的背後,其實三位女士正承受著不為人知的壓力?她們要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才能外出?甚至在同事朋友面前可能難以抬頭?

她們當然有錯,但不用公審吧!

 

為造勢而拋棄傳媒操守?

張思晉 | 明光社項目主任(社關行動)
01/12/2016

現今資訊爆炸及網媒盛行,網上新聞資訊快速流動,不少人根本沒有時間去細閱或思考新聞背後的訊息。因著這樣的網絡生態,所謂的內容農場 (Content Farm)在網上應運而生。這類網站的文章一般都沒經嚴謹審核出處及檢察內容的準確性,而且多以誇張標題作招徠,公信力極低。但如果有一天,本地傳統媒體也效法內容農場的做法,無論對讀者或傳媒界都是一場大災難。

在11月23日,香港同志遊行舉行前三天,《蘋果日報》在A5版出了一則新聞報道,題為「半數人撐立法保護性小眾」[1],當中先提及「歐盟與平機會及中大合作,探討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雙性人(LGBTI)在本港的人權及宗教情況」,然後提到有關平機會所作出的調查,並引述部份調查結果及學者的回應,可是卻未有列出有關日期或內容出處。如果未有仔細查考,便容易以為這是一則「新聞」。而傳媒選在與內容直接相關的同志遊行之前再次報道,則不難看出背後的動機,說白了,就是為了造勢。

事實是歐盟並沒有參與有關調查,該調查是平機會委託中大所作的「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而且這份報告亦不是最近才公開,而是早於本年一月初已發佈。由於有關新聞報道並沒有提及這些細節,所以亦不能從文中判斷有關學者是何時作出回應。作為本地其中一份銷售量較多的報紙,如果因為政治目的而以舊聞作新聞來報道,這是完全忽視專業操守以及不道德地誤導讀者,應予以嚴厲正視及批評。

再者,本社及其他團體[2]早已撰文回應是份調查報告,並就其調查方法作出質疑及批評。[3] 以報道引述的結果為例,調查指出有55.7%的受訪者表示支持為性小眾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但需注意的是這非等同要立「性傾向歧視法」作為唯一的保障,兩者其中有莫大的分別:本港就某一事項立法需經廣泛的諮詢而且嚴謹的立法程序;而調查中指的「受到法律保障」是指不論性別或性傾向,任何一個公民皆應該受到法律保障。很多團體只是反對訂立會帶來逆向歧視的性傾向歧視條例,從沒有反對性小眾受到合理的法律保障。因此,平機會所作的報告其實是扭曲結論並強加解釋,附註內的文章已有評論,在此不贅。

現今世代對資訊的要求以快為首,但作為傳媒理應有專業操守,以及嚴謹的態度和道德責任,不應將舊聞作新聞,而且對有關新聞的內容應嚴加審視,不應盲目引用及報道。公信力要靠長期的表現來建立,但只須一篇失實報道便可毀於一旦,作為傳媒應該要有這樣基本的省察。

 

 

[1]「半數人撐立法保護性小眾」,《蘋果日報》,2016年11月23日,網址: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1123/19843091

[2]「偽中立假諮詢 製造社會壁壘──香港性文化學會回應『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可行性研究』報告」,《香港性文化學會》,2016年2月18日,網址: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2016/02/18/偽中立假諮詢 製造社會壁壘──香港性文化學會/

[3] 「平機會「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公眾電話調查部份之分析」,《明光社》,2016年2月2日,網址: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平機會「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公眾電話調查部份之分析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6年12月1日

知名人士「被求籤」的歪風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4/02/2016

香港人十分討厭「被代表」,不少市民和傳媒對近年在本港和國內出現的「被自殺」、「被失蹤」和「被自首」等歪風深惡痛絕,但偏偏卻有愈來愈多傳媒每年都「監人賴厚」,為全港及一些知名人士製造「被求籤」的新聞,並煞有介事地在港聞版以全版報道由自己的記者自編自導的「新聞」。

求籤是民間風俗,是否迷信見仁見智,香港是宗教自由的社會,個別宗教人士希望透過傳媒宣揚其宗教可以理解,除了電子傳媒有較嚴格的限制外,一般來說透過廣告或副刊刊登一些傳教、甚至迷信味濃的內容亦非罕見,由於大家都知道是廣告、個人意見,或者專題介紹,大可以信則有、不信則無的態度來面對。

過往一些官員或鄉議局負責人每逢大年初二往車公廟為香港求籤,都會成為傳媒的重點新聞,由於傳媒只是報道一宗社會要聞,以及由此反映的社會眾生相,是否相信籤文和解籤人的說話,市民可自行判斷。而傳媒間中亦會報道一些宗教活動,引述一些宗教人士的說話、甚至「預言」亦無可厚非,特別是當說話的人是有影響力和地位的宗教領袖、或曾經有一些「預言被證實」的往績。但傳媒主動將一些「怪力亂神」的內容當作新聞便值得商榷。

就以《蘋果日報》在2月1日報道她的記者代香港及一些知名人士求籤為例,首先,誰賦予有關記者可以為全港求籤的重任?當傳媒經常批評特首亦不能代表港人的年代,請問記者何以可以代表全港市民?若不同報館的記者求到不同的籤又怎麼辦?以往就算民政事務局長或鄉議局主席代全港求籤亦非人人認同,不過,此事起碼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有條件成為一宗受人關注的「新聞」,亦非傳媒自己製造出來的。

更荒謬的是傳媒不但為全港求籤,甚至自行代表一批知名人士求籤,然後借籤文討論他們未來的政治發展和運程,這是徹頭徹尾的製造新聞!「被求籤」的人與記者非親非故,當中不少有其他宗教信仰,根本從來不會亦不打算求籤,這簡直是強行扭曲當事人的信仰,違反當事人意願去做一些與公眾利益全無關係的新聞炒作。若果將此等炒作合理化,傳媒倒不用再為明天有沒有新聞頭痛了,除了輪流為知名人士求籤之外,亦可以請相士輪流為他們看相、算命,甚至可以為他們種生基、打小人,看看會不會改變香港的命運。

 
曾經刊載於:

《成報》 4/2/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