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私隠，譴責偷拍

前陣子播畢大結局的電視劇《新聞女王²》，再次掀起劇迷的追劇熱潮。若不與多年前電視作為主要娛樂的黃金時期相比，僅比對2025年播出的劇集收視，此劇便已名列前茅、表現亮麗。此劇之所以能吸引筆者的原因，在於續集不再局限於電視新聞部內鬥，而是進一步聚焦於新舊媒體之間，在「專業精神」、「獨家報道」與「流量爭奪」所展開的激烈對抗，讓劇情更具時代感。劇中情節改編自多宗真實發生的社會事件，亦借資深新聞工作者文慧心（Man姐，佘詩曼飾）之口，道出了當前傳統電視新聞與網媒所面對的掙扎及問題。

劇集觸及的議題十分廣泛，包括：為追逐點擊率及廣告收益而精算新聞內容、探討編採自主是否只是神話、報道如何受媒體立場及視角限制而偏離事實全貌、新聞機構為收視率而刻意呈現煽情及血腥內容，也有觸及自媒體的內容及報道質素參差、AI新聞主播肖像與聲音的版權爭議、記者性命與新聞價值的取捨，以及事實真相如何在演算法下被雜訊淹沒等。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聚焦於劇集與「事實查核」相關的範疇進行探討。

新聞行業本身是沒有「事實查核」這個專屬職位，但查核工作卻是新聞運作的核心。新聞工作者，無論是記者或編輯，為了確保發佈的資訊準確無誤，在內容發表前進行查核，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序，對他們而言，重視真確性等於捍衛專業。正因如此，社會普遍認同專業新聞機構所發放的訊息具備公信力，可以作為大眾行動及抉擇的依據。「依靠收集事實信息，我們建立起對某些議題更深入複雜的認知和信任，並作出理性的選擇。」[1]（曾姿穎等，2024，第104頁）

在劇中，KOL唐芷瑤（陳曉華飾）視Man姐為眼中釘，經常在自媒體網台上直播即時未經查證、甚至是偽造或具誤導成份的短片與資訊，藉此造謠生事。喜歡「吃花生」的網民及Man姐的黑粉（haters）隨即群起響應，不斷湧入Man姐所屬機構「公開平台」（OP）留言攻擊、致電網台辱罵並瘋傳流言。這不單導致OP支持者大幅減少，更加劇公眾對當事人的誤解。此外，劇集結尾亦揭示了另一種資訊操弄，OP記者難以在網上找出富庾基金負責人胡志城（袁富華飾）的真實背景，原因在於相關負面資訊早已被網軍有組織地大量發放正面、清白的資訊所淹沒。

劇集內容雖屬虛構，但所描述的網絡亂象卻真實存在。自媒體為求生存及點擊率，可能發放譁眾取寵、失實內容。作為網民，我們應如何有效進行事實查核（fact check）呢？

網絡上的虛假信息常具備新聞價值要素，如時效性與顯著性（例如與名人有關），並常用客觀語氣，輔以似是而非的數字、相片等「證據」，令人誤以為「有圖有真相」。然而，「有圖有真相」早已不能作為判斷網上訊息真偽的準則。不少為賺取點擊率的「內容農場」會借「權威」包裝內容，即以部份真實內容混入虛假資料誤導讀者；或使用「偷換概念」手法，引述的證據實際上與結論無關，但一般讀者在面對艱深專業名詞或數字時，往往難以察覺其中破綻。

作為讀者，首先應培養好奇心、不盡信、不盲撐的心態，對所見內容抱持求真的精神，並訓練批判思維，建立「冷靜確認查證」的心理機制。面對情緒強烈、立場偏頗的標題，先停下來思考：「這則資訊是誰發佈的？目的為何？是否有第三方證據支持？」

其次，可利用事實查核工具自行驗證：

• 圖片及影片查證：使用Google逆向圖片搜尋或TinEye上傳可疑相片追蹤原始來源。若原始網頁或貼文已被刪除，可透過「網站時光機」（Wayback Machine）找回歷史存檔。
• AI深偽辨識：細看畫面角度是否合理、脈絡是否一致，或使用偵測工具如Hive Moderation上傳相片、聲檔或影片進行查證。

若資訊過於專業或複雜，可求助於專業的事實查核機構。這些機構與傳統新聞媒體不同，更注重資料來源與查核人員的透明度，會公開查核流程供讀者二次驗證，並對內容作出明確判定，且不得與任何政治團體、人物或候選人有關聯，以確保獨立性及公信力。[2]

香港仍運作的事實查核機構：[3]

資料來源︰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解構事實查核》

轉發即表態 分享即責任

看畢《新聞女王²》，深感要成為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實在不易，需具備智慧與傲骨方能生存。作為網民，亦應培養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在點擊分享前先查證，因為轉發代表你認同該訊息，而傳播錯誤的資訊，可能會對個人、團體乃至社會，造成財產損失、心靈受創甚至身體安全的損害。

無論是在報章、電視、網絡都會看到很多文章、報道……那麼，甚麼是「新聞」？如何分析和閱讀它們？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在2023年撰寫了《閲讀新聞——專業價值和媒體批判》一書，根據他以往任教了10年的一個碩士課程科目——「新聞理論與分析」，把理論與現實世界具體個案連繫起來，以此來教導學生。這書的結構也源自當年的碩士課程大綱，李立峯向讀者解說大眾所看的新聞有著甚麼變化，也講解了一些影響新聞生產及內容的重要因素，如政治經濟、新聞機構、消息來源、專業主義、文化意義及科技實踐等，使讀者了解香港現時媒體的狀況。

此書有許多例子讓讀者了解到，香港的新聞媒體能夠生存，不少是靠著背後的財團支持來營運，新聞工作者的報道要面對不同的商家或政治的期望，大眾看到的訊息或評論，也可能是跟著新聞機構自己既有的立場，連評論也是媒體「友好」慣常受訪以回應事件，因此其評論角度也是可以預知。上述的一些情況令專業的記者需要花心力為自己爭取專業空間及新聞自由。

不同的媒體都在努力寫「新聞故事」，不論立場如何，其社會意義也是促進人們對社會多元的認知，並能增進同理心。作者指出，如人們能對生活經驗的多樣性有充份理解，以及對他人有基本尊重，可以幫助解決社會矛盾和衝突。另外，此書內容亦有討論網絡、直播、自媒體如何讓人反思新聞的專業、為何新聞總是傾向負面，並探討辨別真與假新聞與傳媒素養的關係。

透過此書，我們可以學習判斷甚麼是好的新聞，並了解到新聞的專業，更懂得如何去支持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及媒體，讓有價值的新聞，更好的新聞能繼續出現、廣傳。

較早前，無線電視翡翠台播放的《通靈之王》節目引起了一些社會人士的關注，因為該節目將通靈交鬼當作比賽，除了主持人之外，還邀請嘉賓以專家的身份評論參賽者通靈能力的真偽，直接向觀眾肯定及宣揚有關通靈能力和行為的真確性及可信性，間接就是向觀眾推介通靈交鬼的神秘力量，本社就此向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投訴，並且要求無線停播相關內容。  

有人問我們：電視節目從來都有涉及靈異和鬼神的內容，今次大家為何「另眼相看」，特別投訴這個節目，是否有雙重標準？站在宗教自由的立場，為何大家要干預其他人的信仰呢？而在今時今日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空間正收窄的時候，投訴及向電視台施壓又會否令傳媒在創作自由上有更多掣肘呢？對於以上的提問，我們十分理解，而在投訴的時候已考慮了如何作出平衡。    

首先，包容不等於縱容，自由社會亦有底線，大家可以討論底線在哪裡，但不能見到明明對年青人和社會風氣有害的事情卻視若無睹，噤若寒蟬，連批評和投訴也不敢提出。  當批評和投訴時，最重要的是提出相關的理據和法例，而不是只表達一些情緒性的言論。今次我們作出投訴主要不是有關節目內容涉及靈異和鬼神，因為這類內容在電影、電視和不同的藝術創作中常有出現，作為信徒我們雖然不認同，但在自由社會，只要有關內容沒有違反法例，我們亦只能教導子女不要仿傚，呼籲市民大眾慎思明辨，或者不要收看，正如很多電視節目對婚姻家庭、性關係、賭博、投機、物慾、暴力和仇恨等等的看法我們都未必認同，但不等如便要投訴、甚至要求禁播。不過，通靈交鬼卻是非常危險，家長們不能掉以輕心，雖然該節目開始時有警告字眼指出有關行為並非精密科學，但不過是例行公事，因為主持和嘉賓不斷以權威的姿態告訴觀眾真有其事，明顯是掛羊頭賣狗肉。 

正如有節目就算在開始前有吸烟危害健康的警告字眼，但在節目內卻不斷分享吸烟的樂趣和心得可以嗎？若所有年齡人士都可以買到的報刊，內容含有嫖妓指南，分享嫖妓心得應該禁止嗎？一方面提醒大家吸食大麻的害處，另一方面又詳細分享如何向海外郵購大麻產品合宜嗎？若果在電視教導觀眾如何玩碟仙、筆仙、神打，然後叫青少年不要模仿是否已經足夠呢？ 今次投訴，我們是根據通訊局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 節目標準》（《電視節目守則》）第3章「一般節目標準」中第11點「迷信」一項，當中提到節目「不得鼓吹對觀眾有不良影響的迷信及超自然事物。以算命、風水、神秘學、占星術、骨相學、掌相學、占卦學、測心術、測字、招靈術等為主或與此有關的節目，不應鼓勵別人把該等活動視為一種普遍被接受用以闡釋生命的方法，也不應使人覺得該等活動為精密科學 。」  此外亦提到「持牌人亦應小心謹慎，以免節目引起觀眾不必要的情緒困擾，例如令觀眾特別是兒童及青少年觀眾過度恐懼及憂慮。」  

一直以來，我們也強調當對傳媒的報道或節目作出批評時，必須提出相關的公共理據，因為傳媒是公器，涉及的不是教會內部的爭議，因此，必須提出公眾人士關心和認同的理據，而不是單從信仰的角度出發，若純粹關於信仰的看法主要應向信徒表達，難以要求政府部門和傳媒機構跟隨。   當作為公共事務去討論的時候，大家應先了解相關的法例、守則和操守指引等等，因為單純批評的話當然可以只講述個人意見，但若要求刪除某些內容、甚至禁播就必須提出公共理據。

對於今次無線推出的節目，我們之所以表達強烈關注，是因為該台是所有年齡人士都可輕易接觸，以及仍有一定影響力的主要免費電視台，所謂能力愈大、責任愈大，在法例的要求會比其他傳媒更嚴格。雖然根據過往的經驗，通訊局的效率很慢，不過，投訴雖然未必能即時阻止節目出街，但投訴的另一個目的，是希望電視台在日後製作同類型節目時知所警惕，畢竟電視台對觀眾意見和公眾輿論亦不能完全視若無睹。在重視消費者權利的年代，我們完全有權以消費者的角度表達意見；而作為家長，大家由於關心青少年及兒童的福祉而積極表達意見，更是義不容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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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電視節目守則》會遭判罰

《電視節目守則》是通訊局根據本港法例第562章《廣播條例》第3條而發出。凡持牌的電視節目服務所包含的材料，都必須遵守有關規定。通訊局有權對違反守則規定的持牌人作出適當的處分。過去，曾有電視台，安排藝人在一個節目中食某連鎖快餐店的食物，期間因明顯地展示了快餐店的品牌標誌而遭投訴。通訊局最後裁定電視台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廣告標準》的相關條文，並判罰款15萬元。[1] 另外，曾有供成人觀看的收費電視頻道播放一節目，內容涉及強姦情節而遭投訴，通訊局最後裁定節目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因當中的暴力行為屬過長及過份詳細，節目也違反了守則中對描繪強姦及極度色情材料的規定，通訊局向有關公司發出嚴重警告。[2]

早前啟德某屋苑有一對男女在露台全裸並進行性交，被人發現及錄下短片，再經網絡傳開。警方將案件暫列為「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並拘捕了一名懷疑與案件有關的女子，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有律師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法律上露台明顯是公眾可見的地方，故意讓人看見性交，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1]

事件在網絡引起一番討論，究竟私人物業的露台是否屬於「公眾地方」？如果影片中的男女在室內窗旁而非露台進行性交，又會否犯法呢？拍攝者又是否犯法，分享影片又如何呢？讓我們了解一下相關的法律條文。

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

香港法例《刑事罪行條例》第148條「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列明——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辯解，在公眾地方或公眾可見的情況下，猥褻暴露其身體任何部份，即屬犯罪。該露台雖然不是公眾地方，卻是公眾可見的地方。所以就算是私人物業，只要身處於公眾可見的地方，不論是露台、天台、地下花園，甚至是室內沒有拉上窗簾的窗口位置附近，猥褻暴露其身體任何部份，都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的罪行，最高可處罰款2,000元及監禁六個月。

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

此外，該段影片中的男女所做出的行為，也有機會構成「有違公德罪」。根據普通法，任何人作出嚴重違反公德的行為，都屬犯罪行為。一般而言，「有違公德罪」適用於所有非常可恥、有違公德、冒犯及令人厭惡、敗壞道德、有傷風化的行為，最高刑罰為監禁七年。而就本案的情況，最終會以哪一項控罪控告涉案人士，則由律政司作出決定。

窺淫

另一個大眾關注的問題是拍攝該段影片的市民有否觸犯去年10月生效的「窺淫罪」呢？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AB條「窺淫罪」列明——任何人為了觀察或拍攝個人的私密部位或私密作為，而觀察某名個人的私密部位，或某名個人進行私密作為；拍攝某名個人的私密部位，或某名個人進行私密作為，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五年。

性行為屬於私密作為，所以偷窺或偷拍他人進行性行為會觸犯「窺淫罪」，但條例列明被觀察或被拍攝的人士需「處身於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情況」，而本案是在露台發生，明顯並不是一個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地方，所以拍攝該短片的人按理並沒有觸法「窺淫罪」。

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話雖如此，但該段影片仍符合「窺淫、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相關發佈影像罪行及處置令」中「秘密影像」的定義——即顯示該名個人的私密部位或進行私密作為的影像。根據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AE條「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任何人在不理會他人是否同意下，發佈他人的私密影像，而他知道該項發佈會致使該名個人受到侮辱、驚嚇或困擾，或罔顧該項發佈是否會致使該名個人受到侮辱、驚嚇或困擾，都屬犯罪行為，一經定罪，可處監禁五年。因此，任何人對外分享該段影片，都有機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發佈淫褻物品

而同時，按淫褻物品審裁處過去的評級標準，該段影片的內容好大機會被評定為淫褻物品，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21條，任何人發佈淫褻物品，不論是否知道該物品是淫褻物品，均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0萬元及監禁三年。所以，發佈該段影片，也都有機會觸犯「發佈淫褻物品罪」。

我們不難在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的群組裡找到上文提及的影片，雖然法例懲處的是發佈行為，市民觀看該影片並沒有觸犯法例，但只要市民轉發該影片，不論是轉發影片的檔案，或只轉發影片的連結，都同樣有機會干犯「發佈淫褻物品罪」或「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而網絡上充斥著大量淫褻物品和來源不明的私密影像，不少人樂於轉發有關資訊，雖然警方看似沒有行動，但其實轉發有關影像仍是違法行為，轉發者有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

最後，就該段影片的情況來說，當事人需為自己的行為負上法律責任，但作為旁觀者，也應該拒絕轉發有關影像，除了是因為避免觸犯法例，更加重要的是顧及當事人的感受，並尊重他人的私隱。即使有人在公眾可見的地方進行私密作為，旁觀者並不了解事件始末，若拍攝或轉發這些影片，無疑會對當事人帶來負面影響或傷害。假若收到這類影片，千萬不要隨意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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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影像性暴力受害者的支援

打擊窺淫、偷拍及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等行為的法例，於2021年10月8日生效。在新法實施的八個多月後，有支援性暴力受害婦女的組織表示，過去三年處理涉及影像性暴力的個案上升，預料未來求助個案會繼續上升。有社交網絡平台公司與上述組織合作，若有受害人向該公司指出其私密影像在未經同意下遭公開，該公司如在旗下的兩個社交平台找到涉事影像，便會移除有關內容，以阻止私密影像在網上流傳。[2]

上週兩單新聞，令記者彷彿成為眾矢之的，一單是now新聞台記者在疫情記者會提問，內地醫護如出現醫療失誤的投訴機制為何，最後被指打擊內地醫護士氣，now新聞台最後出聲明道歉和澄清，[1] 及後更有一段偷錄的聲音檔案，[2] 內容是該台主管陳鐵彪要求記者要緊跟他的立場提問。

另一件事則是《明報》頭版報道，在有打針的死者中，打科興的佔87%，而打復必泰的人則佔12%，報道以「已打針染疫死者 87%打科興」為題，[3] 令社會大為震驚，最後政府出面將更多數據展示，[4] 並強調以沒有打針的死者的百分比為最高，而死者80歲打一針的死亡率，科興為5.83%，復必泰為3.44%。同時政府在新聞稿中，亦以不點名的方式，指出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個案接種疫苗情況「作出誤導性報道」。

兩件事矛頭彷彿均指向新聞界無風起浪，影響抗疫，但細心想想兩件事的本質，其實也只是記者求真。在now新聞台的事件中，記者旨在查問一個簡單程序問題，而該問題本身有其需要性，甚至連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本身也有提問相同的問題，在這情況下為何由記者提問就會影響抗疫情緒呢？

在《明報》分析疫苗效用的新聞之中，歸根究柢問題不是《明報》報道方向，因為該報只能用政府官員本身提供的數據來分析，當日的數據的確可以分析到這個結果時，《明報》的說法嚴格來說沒有錯，當然到政府再提供新數據時，就能更準確地將事實呈現在讀者和巿民面前。可見，問題不是最初的報道不全面，而是政府願意提供多少數據給巿民和社會參考。

同樣道理，在now新聞台事件中，明顯地記者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問題的人，政府要做的當然不是顧左右而言他，相反應是早就作出準備，在記者提問之前，已準備好答案。退一步即使未有準備，要麼應該坦白表達要研究，或者承諾有關情況由政府一力承擔。

理論上，政府面對記者提問，從來不是孤軍作戰，政府也有自己的團隊做傳媒聯絡，整個政府新聞處理應好好準備資料，個別部門本身亦有新聞主任去做這些工作，令人擔心的是社會上不少人對政府面對傳媒的草率不聞不問，反而動員網軍，或者民間意見領袖，透過即時通訊工具或者社交網絡平台，匿名散播以偏概全或不實資訊，最後居然成功將風向帶到變成是記者的錯，實屬社會的不幸。

立法會在本年9月30日通過《2021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草案》，將窺淫、偷拍及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等行為訂為刑事罪行，相關的法例已於10月8日生效。[1] 要了解新法例的內容，先要理解條例中「私密部位」、「私密作為」和「私密影像」的定義。

「私密部位」是指某人的生殖器官、臀部、肛門範圍或胸部（不論是露出或僅有內衣遮蔽），或所穿的、遮蔽著生殖器官、臀部、肛門範圍或胸部的內衣。而在條例中，有關「私密部位」是沒有作性別區分的，因此上面提及的私密部位，可以是屬於男性或女性的。「私密作為」是指某人正在如廁，或進行某種涉及性的作為，而該種作為通常不會公開進行。「私密影像」是指顯示了某人的私密部位或進行私密作為的影像，當中是包括了所謂「移花接木」、經修改的影像。

是次立法新增了四個罪行，以下是法例的簡單說明：

1. 窺淫（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在事主處身於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情況下，暗中觀察、拍攝事主的私密部位或拍攝事主在進行私密行為，即屬違法。

偷窺或偷拍他人如廁、洗澡、更衣或性交等行為都會觸犯此法例，而條例亦列明安裝或操作偷拍鏡頭均屬違法。有些人會暗中拍攝與他人發生性行為時的影像，在新法例下，不論對方是性交易對象、男女朋友或配偶，只要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仍進行拍攝，都一律犯法。

2. 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為了性目的或不誠實地作出偷拍行為，如從衣服下方、外衣的開口或間隙，偷拍他人的私密部位，即屬違法。

偷拍裙底或衣領走光的行為會觸犯此法例，而條例列明為了性目的或不誠實地作出上述行為才會構成犯罪行為。不誠實並非指取得相片的目的，而是指觀察或拍攝的情況或方法。所以，如果市民在拍照時不慎拍下他人走光的影像，將不會觸犯此法例。

3. 發佈源自干犯窺淫罪或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所得的私密影像（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的情況下，發佈源自干犯窺淫罪或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所得的私密影像，即發佈偷拍得來的影像，影像中有人如廁、洗澡、更衣、性交、其裙底或衣領走光等，即屬違法。

網絡世界充斥著大量偷拍影像，不少人肆無忌憚地在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群組「分享」這些偷拍得來的影像，但過去並沒有任何法例保障被拍攝者的權益。在以上條例生效以後，分享偷拍得來的影像便會觸犯法例，而此條例列明不論那些偷拍的影像由誰人拍攝，只要有人罔顧那些影像是否從干犯窺淫罪及非法拍攝私密部位罪而來並加以發佈，都會觸犯此法例。

4. 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或威脅如此行事（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的情況下，發佈或威脅會發佈事主的私密影像，其意圖是致使事主受到侮辱、驚嚇或困擾，即屬違法。

網絡上存在大量在事主同意下進行拍攝，但卻在未經事主同意下便發佈的私密影像，當中不少是在「色情報復」的情況下發佈，即情侶分手後故意令對方的裸照外洩，作為報復或要脅對方的手段。當那些影像流傳到網上時，往往會出現「網絡瘋傳」的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地傳遍不同角落，令事主深深受到傷害。另外亦有人會透過改圖或深偽技術（Deepfake），即以人工智能技術製作像真度極高的圖像，將事主的樣子加在其他人的裸照上，也就是所謂的「移花接木」，這同樣會讓事主受到不同程度的困擾。本港過去一直沒有法例可以懲處以上行為，在新法例下，無論外洩還是轉發，一律可被檢控。

兩個重要修訂

保安局在制訂窺淫罪、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及發佈從上述兩項罪行所得的影像罪時，作出了兩個重要的修訂以提高條例對市民的保障。第一，最初局方提交的草案內容中，「事主沒有給予同意」是構成犯罪行為的必要條件。但在真實的處境中，事主可能不願出庭作證，又或未能追查到事主的身份，那就不能將犯罪者入罪。所以局方在草案上作出修訂，在上述三項新增法例中，剔除「事主沒有給予同意」的罪行元素，只要有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的情況下，進行偷窺、偷拍或發佈有關影像，就足以構成有關罪行。

另一個重要的修訂是賦予法庭權力，可以在法律程序進行期間發出處置令，要求有關人士將涉案的影像移除、刪除或銷毀。如有人沒有遵從處置令，除非有合理辯解，最高可被判處罰款港幣10萬元及監禁一年。這可阻止有關影像繼續在網絡上流通，保障受害人免受進一步傷害。[2]

雖然「窺淫」和「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是新訂立的法例，但過去警方都可透過其他法例提出檢控，市民應該知道這些行為是違法的，但「發佈源自干犯窺淫罪或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所得的私密影像」和「未經同意下發佈或威脅發佈私密影像」是全新的法例，以針對過去沒有法例監管，但卻有不少市民參與的行為。政府需要加強新法例的推廣，幫助市民認識有關條例，以免市民因「無知」而墮入法網。

假作真時真亦假，上世紀80年代英國著名電視連續劇Yes Minister 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對政客的語言偽術有深刻嘲諷。較早前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開始著手研究立法管制假新聞，令人憂慮這是繼政府建議立法管制「起底」和已收緊有關查冊的規定之後，另一項會影響及限制傳媒偵查報道的法例。其實要處理有關假新聞的問題，必須對症下藥，立法並非最理想的方式。

寒蟬效應

首先，要界定何謂假新聞十分困難。有些是蓄意製造的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但更多的可能是有意無意出現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因此，由誰來評定一則新聞是否虛假、部份資料錯誤、或是有意無意誤導便十分重要，但最不適合去評定的團體就是政府，因為政府就是新聞界主要的監察對象，若果由政府部門去裁定一則報道的真假，無疑會成為傳媒頭上一把刀，產生寒蟬效應。

由於傳媒是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政府對傳媒必須要有包容的氣度，況且政府財雄勢大、資源充足，要公開講話幾乎所有傳媒亦必定報道，政府若不同意某些傳媒對某些事件的詮釋、認為對方渲染、誇大，公開反駁便可以，與官方說法不同的並不一定就是假新聞。要辨別假新聞，其實能夠維持一個多元、開放的傳媒生態十分重要，因為任何新聞大家都可以透過不同立場的傳媒來分析，從不同角度更立體地了解事件，若有明顯的弄虛作假，自然亦難逃其他行家的揭發、甚至追擊。

傳媒素養教育

此外，要減低假新聞、虛假資訊或者錯誤資訊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學生和公眾人士提供傳媒素養教育十分重要，這有助培養市民大眾在選擇、分析和轉發新聞時應有負責任的態度。傳播假新聞或不實訊息，除了內容農場（content farm）之外，其中一個最快捷及廣泛的途徑就是透過社交媒體，所有市民都可以透過手機及互聯網上載圖片和訊息，許多時雖然沒有明確的來源，但卻好像言之鑿鑿，大家在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下，加上想令其他人覺得自己消息靈通，觸角敏銳，於是一些轟動的假新聞往往傳播得比主流傳媒的新聞更快和更廣。若果市民大眾沒有建立負責任的轉發消息態度，對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只因內容震撼或符合個人的政見和期望，便急不及待轉發的話，根本難以阻止假新聞的迅速傳播。

香港報業評議會

當然，一些傳媒的報道手法有爭議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譁眾取寵、以偏概全，借題發揮對這些傳媒機構來說是家常便飯，有關手法亦引起不少公眾人士的不滿。但在一個尊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有關傳媒操守的問題，交由獨立、包括業界在內的團體，以專業角度處理，比由政府委任、動輒以公權力介入更為合適。在判定新聞的可信性和手法的時候，既有專業的角度，亦可以避免出現專業的自我保護、甚至偏袒的情況。 而其中一個符合以上要求的團體是香港報業評議會（利申：本人由報評會創會至今都是其中一名執委，不過，本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報評會）。

報評會包括了多份報章的業界代表，亦有更大比例的成員是來自新聞學者、法律界、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和其他新聞業團體的代表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平衡了業界和非業界的意見，而報評會所採用的守則，亦是多個業界團體共同商議和受各界認可的準則，多年來行之有效。不過，報評會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它並非受法律保障的法定團體，萬一非會員報刊不服報評會的裁決，是可以反過來控告報評會誹謗的，由於報評會的經費主要靠會員的會費和外界捐助，只能維持基本運作，根本難以負擔高昂的法律訴訟費用。

多年前，報評會曾提出希望政府立法保障報評會，最重要的是提供像消委會公佈不良店舖的名稱時，可以有免責權，對方不可以控告消委會誹謗，可惜多年來都未能成事。要判斷一宗新聞是否部份失實、譁眾取寵、誤導、甚至完全虛假並不容易，需要有客觀的標準、不同資料的比較和反覆的討論，很難以法律條文來界定，亦不適宜由政府或政府委任的機構處理，否則很難取信於民。若政府真的要正視所謂假新聞的問題，不如給予報評會有限度的免責權，只要是經過指定的程序，容許投訴和被投訴雙方合理的辯解機會，然後作出裁決，報評會不會被控誹謗，而所有傳媒均可以公開轉載有關裁決而毋須負上法律責任，由公眾看完相關裁決自行判斷真假就可以，報評會毋須擁有任何處分的權力，免得業界又會產生另一些憂慮。 

資料庫

社會人士對立法的回應

2021年5月初，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研究制定「假新聞法」，以應對「錯誤訊息，仇恨言論和謊言」，[1] 但立法目前未有確切的時間表。報評會對此表示關注，並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立法利弊和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2] 也有學者撰文指，若要立法規管假新聞，最基本的問題是難以為「假新聞」下一個容易被準確地操作化的定義，最後運作起來，法例會無可避免地影響資訊傳播，帶來寒蟬效應。[3]

（本文原載於第139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保安局在2021年1月向立法會建議訂立窺淫罪、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罪，以及兩項關於發放私密影像的罪行，但未有納入「拍攝衣領」。有立法會議員對此不滿，認為女性胸部也是私密處，保安局官員回應稱立法要考慮性別中立原則，如果只針對女性衣領拍攝胸部的行為，有幾個棘手問題要想清楚，包括男性和女性的接受程度不同等。[1]

保安局提及的「性別中立」原則源於法律改革委員會在過去進行的性罪行檢討中定下的指導原則。因為不少現有涉及性罪行的法例都會因犯事者或受害人的性別而有不同對待的情況。

例如只有男性才會觸犯強姦罪，亦只有女性才能成為強姦案的受害人。若反過來一位女性未經男性同意下強行與他性交，則不屬於「強姦」行為，只能以「猥褻侵犯」來作出檢控。另外，坊間簡稱「衰十一」的「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也是只有男性才會觸犯的性罪行。假如一位女性與未滿16歲的未成年少男發生性行為，同樣只能以「猥褻侵犯」來檢控。如果男女都是未滿16歲的未成年人士，男童仍會被控「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女童雖然可控「猥褻侵犯」，但現實卻絕少會檢控女童。

因此，法律改革委員會在2012年進行性罪行檢討諮詢時，將「無分性別」作為性罪行改革的指導原則之一，並建議訂立新的強姦罪定義，使男性或女性皆可以被控觸犯強姦罪，及後在2016年進行的諮詢進一步建議涉及兒童及少年人的性罪行應「無分性別」，即與未成年的少男或少女發生性行為都要負上相同刑責。以上的建議讓男女兩性作出的行為在法律上得到同等看待，相信爭議的地方不大，但政府仍遲遲未就此等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

在這次窺淫及偷拍等性罪行的立法建議上，保安局官員仍然沿用法改會的「無分性別」原則來處理，不論性別都得到相同涵蓋範圍。但這次「無分性別」原則不是應用在犯事者或受害人的性別上，而是施加在條文中對男女身體的描述，即偷拍行為中的「私密處」定義也需要「無分性別」。

政府原先建議的私密處是指生殖器官、臀部或胸部。筆者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將男女的生殖器官及臀部，以及女性的胸部界定為私密處，但男性的胸部是否應該屬於受保障的私密處呢？若以我們日常的理解來看，男性和女性胸部有著明顯差異，女性胸部在青春期後會發育成乳房，明顯屬於私密處。男性胸部雖然都是男性的性敏感位置，但我們的社會文化普遍接受男性赤裸上身，難以與女性裸露胸部相提並論。但如果依照「無分性別」原則的話，男性和女性的胸部必需一致看待，要麼同時都是私密處，要麼同時不是私密處。所以如果從上而下在衣領拍攝到女性胸部是犯法的話，在衣領拍攝到男性胸部也是犯法。

現時不少法例對男女胸部都是以「有分性別」的原則來處理。《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對兒童色情物品中色情描劃的定義就只包括女性胸部，而排除男性胸部。在《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評級機制中，男性裸露胸部的影像往往只會被評為第一類既非淫褻亦非不雅的物品，但女性裸露胸部卻會被評為第二類不雅物品。

我們支持男女平等，不論男女都應該獲得平等的權利、責任及機會，法律應該一視同仁地對待不同性別人士作出的犯罪行為。不過，我們反對將「無分性別」的原則應用在有顯著分別的男女身體構造層面，將男女兩性的生理差異削平。男性穿泳褲，女性著泳衣，是基於男女身體的差異，這是幼稚園學生都懂的道理，並沒有違反男女平等的原則。假如強行以「無分性別」來看待男女的身體差異，最終是要男生必須穿上泳衣，還是迫女性只穿泳褲呢？

按香港政府勞工及福利局「性別主流化」的網頁顯示，性別主流化是指在所有範疇的法例、政策和計劃的設計、實施、監察和評估過程中，考慮性別觀點及需要，以致力確保兩性可以同等享有並受惠於社會的資源和機會。因此，應該採取性別敏感（gender sensitive）的態度，了解到兩性的特徵、面對的處境而給予適當的對待，以達致真正的公平。[2]

今天保安局以「無分性別」原則一刀切地定義私密處，正正就是盲目地推行「性別中立」，沒有考慮性別觀點，缺乏性別敏感（gender sensitive）的做法，不但未能達致真正的公平，最後受害的往往都是女性。

《囧報》從傳統媒體轉向網絡發展，其點擊率一直不高，面臨結業。面對剛創刊的《閃報》及其online版既快亦狠、無視操守的採訪和報道手法，《囧報》記者及其決策人在一宗突發電視台錄影廠爆炸及脅持人質事件裡，陷入了銷量與傳媒道德的拉扯之中。

這部劇情片為HKTV（香港電視）同名電視劇改編。電影一開始，是一位女記者阿咩的獨白：「日日作故仔，日日有人睇」，「有故仔就煲大佢，無故仔就作故仔……」已道出現時不少媒體為求收視、點擊率而無視真相，將新聞娛樂化的生存之道。其實這種營運媒體的手法一直存在，多年前狗仔隊跟蹤、偷拍、看圖作文，求的是多賣幾份報刊。

電影也寫實地描繪到網媒之間的激烈競爭，新聞機構為了把消息趕快上載，將查證時間大幅削減。為求點擊率，不少媒體更將標題、內容寫得誇張，以吸引人分享。當網民不願付費去看較高質的新聞或花時間查證，大量劣質資訊便在網海流傳。

電影以《飢餓的蘇丹》這幅新聞相片引起觀眾思考，記者Kevin Carter在發生饑荒的蘇丹拍下了一名瘦弱、無力前行的女孩，有禿鷹在旁對她虎視眈眈的相片。[1] 電影以它展開討論：究竟作為記者，應先拍照還是先救人？此外，電影中一記者在快倒向女孩的鐵架旁邊，忙於調校相機以拍攝「慘劇」的獨家照片，及後男主角輝爺救了女孩，電影藉輝爺的話批評這是瘋狂行為；電影將相中的禿鷹與女孩比喻為記者和被追訪的對象，記者在旁等候事主死亡；雖然該相片令社會大眾關心蘇丹的情況，Carter更因此得到普立茲新聞特寫攝影獎，但卻被指見死不救，最後令他自殺身亡。事件引起大家對傳媒職責與道德倫理討論：除了記錄真相，記者還有救人的責任嗎？

此外，「飢餓與進食」也是電影所用的意象：傳媒是尋找和報道真相的機構，還是以「生存」為由，常常stay hungry（保持飢餓狀態），找尋可被報道（吞吃）的目標（獵物）？以及有沒有stay foolish（持守虛心），沒有預先設下「聰明」的政治立場，持平地報道真相呢？

最後，受疫情影響，電影小組於2021年暫停，但仍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分享電影。

當我們說人人都是記者時，傳統記者、網媒記者及公民記者到底有沒有分別？報業的營運愈來愈艱難，它們究竟有何出路？《媒體解碼：時事背後》集結香港五大資深傳媒人蘇鑰機、陳韜文、李立峯、楊志剛及陳智傑的文章，為大家解讀正在發生的媒體事件、現象。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以豐富的插圖為大家介紹《媒體解碼》的第一部份——性質功能。關心香港傳媒的朋友，值得一看這短片。

收看「媒體解碼」短片，按此進入

香港一直沒有針對偷拍的法例，過往警方常以「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來作檢控，但終審法院去年裁定有關條例不應擴展至涵蓋犯罪者使用自己電腦的情況，[1] 故以自己的電子產品犯案不能再控以此罪，讓私人地方的偷拍行為不受監管，出現法律真空的情況。為此，政府在今年7月就引入窺淫、私密窺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及相關罪行展開公眾諮詢。政府建議訂立幾條新刑事罪行，本文將作簡單介紹，詳細條文可參閱諮詢文件。[2]

窺淫和私密窺視

首先，政府建議立例禁止在未經受害人同意下，觀察或記錄受害人的私密行為。私密行為是指在合理期望能提供私隱地方，該人「露出生殖器官、臀部或胸部，或這些部位只以內衣遮蓋」、「正在如廁」或「進行涉及性的行為，而該行為通常不會公開進行」。如犯案目的是為了得到性滿足，就會觸犯「窺淫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而「私密窺視罪」則不論犯案目的，任何人進行未經同意的觀察或記錄私密行為都會觸犯「私密窺視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三年。

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

政府亦建議立例禁止在未經受害人同意下，在受害人的衣服下面操作設備，以觀察或記錄受害人的私密處。私密處是指生殖器官、臀部或胸部，不論這些部位是外露或只以內衣遮蓋。此外，有關部位是沒有指明特定的性別，因此涵蓋女性和男性的私密處。如為了得到性滿足而犯案，就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為了得到性滿足而拍攝私密處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而「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拍攝私密處罪」則不論犯案目的，最高刑罰為監禁三年。

發放私密影像

最後，政府建議訂立「發放偷拍的私密影像罪」，禁止任何人發放明知是從窺淫、私密窺視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的行為所得的影像，簡單來說，即是在受害人不同意下發放偷拍而來的影像，有關罪行的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政府同時亦建議訂立另一條「未經同意下發放私密影像罪」，禁止任何人在未經受害人同意下發放私密行為影像，不論受害人是否在同意下拍攝有關影像，觸犯該法例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我們的關注

明光社過去多次向法律改革委員會要求訂立法例規管窺淫及偷拍裙底行為，[3] 因此我們樂見政府建議訂立窺淫、私密窺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等罪行，名正言順地懲處犯案的人。政府建議在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的法例中，規管在受害人衣服下面操作設備的偷拍行為，以懲處偷拍裙底行為，並排除從上而下偷拍衣領的行為，我們同意有關建議。如法例一併規管從上而下的偷拍行為，恐怕會出現過份立法的情況，因為一般拍攝都有可能從上而下進行，市民如果不慎拍攝到他人衣領走光，也會觸犯「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拍攝私密處罪」，這樣處理並不合宜。因此，我們同意諮詢文件中的建議，將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不涵蓋從上而下拍攝衣領的行為。

另一方面，政府建議訂立有關發放私密影像罪的法例，這是政府首次為有關罪行作公眾諮詢，網絡上一直充斥大量偷拍影像及外洩的個人裸照或親密行為影像，這些照片或影像是在當事人不知情或在違反其意願下，傳至不同人手上。過去香港都曾出現過某些人的裸照一夜間全港瘋傳的事件，嚴重損害當事人的尊嚴，但卻沒有任何法例對此作出規管。所以我們支持政府訂立發放私密影像罪法例，堵塞漏洞，讓市民得到合適的保障。

此外，現有的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容許僱主在聘用僱員從事與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4] 有關工作職位時，能夠知道申請人是否有性罪行定罪紀錄。過去因為沒有針對偷拍行為的法例，作出偷拍行為的人可能只會被判觸犯「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由於該罪行不屬於上述查核機制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有關人士仍有機會受聘從事接觸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工作。因此，我們同意諮詢文件所建議，政府應將今次建議訂立的幾條罪行，一律納入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以保護相關人士。

最後，我們期望有關法例能有效懲處偷拍行為之餘，同時能保障記者在進行一般採訪工作時不會誤墮法網。我們認為政府所建議訂立的法例中，不論犯案目的的「私密窺視罪」及「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拍攝私密處罪」應設有合理的免責辯護，以保障新聞自由。

諮詢文件可於保安局網站（www.sb.gov.hk/chi/special/voyeurism/index.htm）下載，鼓勵各位關心是次諮詢的市民在今年10月7日前向政府表達意見。

團體的建議

政府在今次諮詢文件中提到，就針對訂立「窺淫罪」等相關罪行，社會上有強烈的訴求。過去，有團體曾促請政府為此立法，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在去年5月至今年1月期間，曾就偷拍及未經同意散佈私密影像經驗進行問卷調查，部份受訪者表示曾就有關遭遇報警求助，但因證據不足、無相關法例等理由而遭拒絕落案。協會遂建議政府訂立全面涵蓋影像性暴力的法例。[5]

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XII部列出本港的性罪行及相關的罪行，但當中有些條文已不合時宜，甚至出現不少漏洞。2006年，律政司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要求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檢討香港關乎性罪行及相關罪行的法律，法改會遂於同年成立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就性罪行法例進行研究及提出改革建議，委員會至今一共發表了三份諮詢文件及四份報告書，[1] 而第四份報告書《檢討實質的性罪行》，在去年12月初發表。本文將分析一些現有性罪行的不足與漏洞、法改會的建議，以及明光社的回應。

強姦

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18(3)條規定，任何男子——
(a)    與一名女子非法性交，而性交時該女子對此並不同意；及
(b)   當時他知道該女子並不同意性交，或罔顧該女子是否對此同意，
即屬強姦。

根據現時香港法例，任何男子未經女子同意而與她性交，即屬強姦，而只有男性才會觸犯強姦罪，亦只有女性才能成為強姦案的受害人。法例上性交亦只限於男性將陰莖插入女性陰道的行為，因此女子未經男子同意而與他性交並不構成強姦。而如果以陰莖插入受害人的口腔或肛門，又或以身體其他部份或其他物件插入受害人的陰道，亦不構成強姦，只能以《刑事罪行條例》第122條猥褻侵犯罪，亦即非禮來作出檢控。

法改會指出「強姦」一詞帶有對女性的負面標籤，因此建議棄用「強姦」一詞，並認為該項罪行應命名為「未經同意下以插入方式進行的性侵犯」，而罪行的範圍，除了涵蓋現時的強姦罪，法改會建議應包括其他插入式的性侵犯行為。

本社認同新的法例需涵蓋其他插入方式的性侵犯，但卻認為需保留現有強姦罪的名稱。雖然「強姦」一詞對受害人帶來壓力，但現時法庭已有機制保護受害者的私隱，本社擔心新的名稱將含糊了罪行的嚴重性，減低公眾對有關行為的厭惡感。

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

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24(1)條規定，任何男子與一名年齡在16歲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五年。[2]

香港合法性交年齡是16歲，就算雙方自願，只要女方未滿16歲就是非法性交，而只有男性才會觸犯此法例，16歲以下男童亦不受此法例保護。

與16歲以下兒童性交，可能會導致以下三種情況出現：

1. 16歲或以上男性與16歲以下女童性交，男性觸犯此法例。
2. 16歲或以上女性與16歲以下男童性交，沒有人觸犯此法例，而該女性可被控猥褻侵犯罪。[3]
3. 16歲以下的男童和16歲以下女童性交，就算是女童主動提出性交要求，觸犯此法例的仍然是男童。雖然男童未滿16歲，與他性交會觸犯猥褻侵犯罪，但現實卻絕少會檢控女童。

用今天男女平等的觀點來看，此法例可能會被視為性別歧視。法改會以「無分性別」的原則，建議將上述法例改為「對16歲以下兒童作出插入行為」。[4] 有關年滿13歲但未滿16歲人士之間經同意下進行的所有涉及性的行為，法改會雖建議將有關行為訂為刑事罪行，但控方可行使檢控酌情權以決定是否適宜對個別案件提出控告。

本社認為法改會的建議有助保護16歲以下男童和女童，但在有關建議下，16歲以下兒童之間經同意下發生的性行為，雙方都要負上刑責。在未成年人士發生性行為的事件上，主動報警的往往是當事人或其家長，本社憂慮建議令當事人或其家長為了避免自己或其子女惹官非而拒絕報警，使法例無法發揮其功效。本社認同控方可行使檢控酌情權以決定是否提出控告，但如何行使有關酌情權但仍維持法例的阻嚇性，卻需再三研究。

偷拍

現時香港並沒有專門針對偷拍的法例，過去主要以「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來作檢控，但終審法院在2019年小學試題外洩案中指出，「取用」一詞是指「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使用電腦」，[5] 因此使用自己的電腦或智能手機犯案，並不屬於該條例所涵蓋的範圍，這亦令私人地方的偷拍行為不受法例監管，導致出現法律真空的情況。

法改會建議訂立「窺淫罪」，任何人為了得到性滿足，在未得對方同意下觀察或視像記錄對方的私人行為，就會觸犯窺淫罪。私人行為是指，任何人在下列情況下，即屬於進行私人行為：

身處在可被人合理地期望能提供私隱的地方，而且――
(a)    該人當時暴露其生殖器官、臀部或胸部，或只穿著內衣遮蓋上述部位，
(b)   該人正在使用廁所，或
(c)    該人正在進行性行為，而該種行為通常是不會公開進行的。

因窺淫罪只能應用在可被人合理地期望能提供私隱的地方，所以法改會同時建議訂立「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罪」，任何人為了得到性滿足或使對方感到受侮辱、驚恐或困擾，在未得對方同意下觀察或以影像記錄對方的生殖器官或臀部（不論是暴露或是以內衣遮蓋），或遮蓋對方生殖器官或臀部的內衣，就會觸犯「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罪」。

本社同意法改會建議以上兩條有關偷拍的罪行，以堵塞現有法律真空的情況，不過本社認為無論目的是為了甚麼，在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就應該訂有關行為屬不合法，以杜絕為了得到金錢回報等目的而進行偷拍行為。而對於為了得到性滿足而作出的未經同意的拍攝裙底行為應該列為性罪行，並記錄在《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以保護兒童和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避免他們遭到性侵犯。

除以上的性罪行外，法改會還提出了眾多的修訂建議，但這不代表政府必定會採納相關的建議並訂立有關的法例。法改會自2006年進行性罪行檢討工作至今，政府只接受了法改會提出的兩項建議：設立《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和廢除「未滿14歲男童無能力性交等的推定」的法例。在眾多建議中，「窺淫罪」及「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罪」均有立法的迫切性，故此本社促請政府盡快訂立有關法例，還市民一個安全的生活空間。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與官員衝突的事件

有不少報道指出，網媒《香港01》在區議會選舉前夕，以評論編輯室名義上載了兩篇文章：〈甚麼人不符合出任區議員應有的品格和德行〉及〈政治素人空降區選　讓他們鍛煉多四年〉，並於文章中表列了19人的「香港01不支持候選人名單」，[1] 及184人的「香港01不支持空降素人名單（1-5）」。[2]

而文章更引起了《香港01》內部一群編採人員發出了實名聯署聲明，[3] 指評論沒列出「不支持」原因，有欠公允，有失專業，不符社會對大眾媒體的期望，文章亦不能反映及代表編採人員的意見。

《香港01》刊出的兩篇文章，可能涉嫌違反選舉管理委員會公佈的《區議會選舉指引》（第十章《競選廣播、傳媒報道及選舉論壇》中所指出的「公平及平等對待的原則」，以確保「各候選人有公平及平等機會獲得報道」及「不會優待或虧待任何候選人」），[4] 以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5] 另外，更有大律師認為文章涉嫌犯規，選舉管理委員會和廉政公署都應該跟進，請媒體提供合理理由，為其「涉嫌發佈關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作免責辯護。[6]

另外，有些紙媒其實也有為黨派或立場努力宣傳，如在報紙A1頁大字標題寫上「踢走保皇黨」、[7] 中間連頁刊出「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A10、A11頁並沒列明是否競選廣告）、〈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網上版）；[8] 又或將報紙設計成選舉特刊，將建制派「告急」候選人名單及推薦、給讚等內容列出。[9]

細閱內容，對於報章支持的立場的候選人當然「有讚冇彈」，而對同區其他候選人則只是一句輕輕帶過，各候選人是否「有公平及平等機會獲得報道」，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不少香港的媒體都有自己的立場並在不同程度影響其報道手法，作為讀者了解各媒體的立場和常用手法，有助我們懂得如何判斷其內容的參考價值，不會輕易被別人誤導，而在投票前應多參考幾個不同立場媒體的報道，做多點功課，客觀地看參選人以往的經驗和政績，以及曾為地區做過的服務，從而選出心目中較理想的一位，或認定自己最不值得支持的候選人都是重要的。

早前一群抗爭者被警察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中有傳媒於晚上拍到片段，發現有抗爭者在天橋上游繩，之後由電單車接應載走，據說大約有100位抗爭者成功逃脫，部份則被警察發現後在前面路段放催淚彈追截，最終被捕，這個逃亡路線被傳媒曝光後，抗爭者被迫回到校園再找其他路線突圍。

事後有網民批評，記者不應即時報道所拍攝到的逃生路線，應該在事後才報道，因為不少抗爭者最終因為傳媒太早將位置曝光而未能逃脫。問題是：記者應該因為他們在逃亡，明知報道出來可能有助警察追捕而不拍攝嗎？

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記者見到多架警車從警署中出來，駛往某一個方向，甚至見到有直升機同時向同一方向行駛，其他人可以因為不應該披露警方部署為名，而要求記者不准即時報道所見到的情況嗎？

答案很明顯，記者是負責以客觀、公正、持平的態度，不偏不倚地以第一現場的視點報道新聞，因為公平公正，記者本來就應該拍攝自己在現場所看到的情況。任何要求記者不要拍、不要報的人，某個程度上，都是在干預新聞自由。同樣道理，記者在抗爭期間，一些示威者在禁蒙面法生效之後，自己雖然沒有蒙面，卻強硬要求記者不可以拍攝自己的樣貌，因為怕被點相、篤灰（告密），其實這個要求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除非即時報道會導致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即時危險，例如脅持人質或擄人勒索的案件，否則應否即時轉播是新聞價值的考慮，而不是考慮任何一方個人的利益或意願。

在此必須強調，不要阻礙記者拍攝這要求，不單套用在抗爭者身上，也套用在政權、警方身上。其實，警方對記者的不禮貌和阻礙記者拍攝的情況，比起抗爭者更嚴重。警方亦也不應該要求記者去一個無法清楚看到實際情況的「示威區」或「記者區」拍攝。警方其實有責任協助新聞界採訪他們的執法過程，因為有了記者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拍攝整個執法過程，社會才會相信他們是公正執法，若處處設防阻礙甚至驅逐記者，令記者不能做合法採訪，拍不到應該要拍的，不但令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亦會令警民的衝突和矛盾更加嚴重。

記者，尤其是正式的記者，其天職就是採訪，或者你以為他們總是在監視著你，但實際上他們亦是在保護你，不能夠輸打贏要。當然，市民大眾亦期望所有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專業地做新聞工作，盡力地將他們所見所聞拍下、寫下，各界請盡力配合。

民陣召集人再被襲擊，《蘋果日報》以頭版上半版無格仔刊登〈岑子杰再遇襲重傷〉，封面大相血淋淋。同一宗新聞，同一張相，《東方日報》和《明報》則放在內版處理，《東方日報》將相片血淋淋之處打格，《明報》則將相片縮得較細，至於《am730》同樣放在頭版，但只放在角落位置，並選用了另一張相對較廣角的圖片刊登。

反送中抗爭至今已超過100日，當中大大小小的衝突，我們見到報章在每次抗爭後都有大量血流如注的圖片。有精神科醫生坦言因為事情本身十分暴力，所以呼籲巿民如果感到不適應該停看有關新聞。

我們也不禁問，如此血腥的大特寫，是否有必要放在A1版？而且是一張相佔了頭版的上半版。需知道如此排版放在報攤和便利店的櫥窗中，就是將暴力活現在貨架上，男女老幼無可避免地要直視暴力後傷者的模樣。

以往新聞從業員，特別是突發記者，容易拍到兇案現場，他們甚至比警察更早到，拍到第一手圖片，但因為圖片特別血腥，往往會打格、或將血液的顏色刷掉，或者將圖片縮小，減少恐怖的感覺。不過今日的傳媒卻可以振振有詞地說，相片本身早就在互聯網傳來傳去了，翌日才出的那種震撼感早就退卻，部份人甚至認為這種令人氣憤的事，就是要用這些圖片才能表達出來。

如果純粹以暴力程度來說，近月的示威者和警察的暴力已不斷升級，傳媒有責任做好守門員的角色把關。我們可以體諒部份網絡直播的片段，在直播當時較難去控制畫面中暴力的呈現方式，但作為之後才報道的電子和文字媒體，理應在轉載這些訊息時，小心考慮畫面。現在不論任何立場的傳媒，也有過份、甚至片面強調另一方暴力行為的情況。傳媒帶有強烈立場的報道，容易令讀者也因此而情緒激動起來。

傳媒是第四權，是用來監察政府，而不是用來賣弄血色腥的，事實上報章有很多方法和角度去描繪事件，應照顧未成年或情緒容易受影響的市民，減少他們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看到有關情境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亦有人質疑這是否遊行和選舉前的恐嚇，傳媒應盡量避免影響選舉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傳媒用冷靜而非煽情的方法去處理這類新聞，才能還我們一個冷靜和理性的社會。

（岑子杰將代表社民連參選沙田瀝源選區的區議會選舉，同區候選人包括公民力量的黃宇翰。）

韓國藝人鄭俊英因在聊天群組內分享他和女性發生性關係時偷拍的影片而被警方拘捕，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1] 他很可能會被判入獄。讓我們先了解鄭俊英干犯了當地甚麼法例？

韓國性罪行法例（ACT ON SPECIAL CASES CONCERNING THE PUNISHMENT, ETC. OF SEXUAL CRIMES）的第14條列明，任何人在未得他人同意下拍攝他人的身體，而能引致性刺激或羞恥，即屬違法，最高懲罰為入獄五年或罰款1,000萬韓元（約七萬港元）。[2] 這說明了偷拍他人裸露身體在韓國是違法行為，鄭俊英需面對審訊是預期的事。但如果偷拍事件發生在香港又如何呢？

現時香港並沒有專門針對偷拍行為的法例，如在公眾地方或建築物「共用部份」的偷拍行為，只能以「有違公德罪」、「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或「遊蕩罪」來處理。私人地方的偷拍行為以往還能以「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來提出檢控，但終審法院在4月審理小學試題外洩案時裁定，「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中「取用」一詞，意指「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使用電腦」，條文不應擴展至涵蓋犯罪者使用自己電腦的情況，所以以自己的手機通訊或拍照作案不能再控以此罪。[3] 因此私人地方的偷拍行為現時並沒有法例監管。[4]

法律改革委員會在去年就《雜項性罪行》的相關法例進行公眾諮詢，建議訂立「窺淫罪」來規管偷窺和偷拍行為。按法改會建議，任何人為了得到性滿足，在未得另一人同意下偷窺或偷拍另一人的私人行為（在合理地期望能提供私隱的地方下的裸露、如廁或性行為），就已觸犯「窺淫罪」，但完成公眾諮詢並不代表政府會採納法改會的建議並制訂法例。而其實法改會早於2012年及2016年已分別就性罪行的相關法例進行兩次公眾諮詢，但政府到現在都未曾就有關建議作出回應。

韓國的性罪行法例第14條中列明，即使相片是在他人同意下拍攝，但在未得他人同意下發佈，出售、出租、公開展示有關相片仍屬違法，最高刑罰為入獄三年或罰款500萬韓元（約35,000港元）。而在性罪行法例第13條亦指出，任何人為了滿足自己或他人在性方面的慾望，利用電話、郵件、電腦或其他傳訊方法，向另一人發佈文字、聲音、圖片等，而有關內容會令人產生性羞恥感或厭惡，亦屬違法，最高刑罰為入獄兩年或罰款500萬韓元。因此，在韓國不只偷拍裸照是違法，發送偷拍得來的照片，甚至是傳送一般裸照都有機會觸犯當地法例。

現時香港是以《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來監管網絡上的色情資訊。偷拍性行為的相片或影片應該屬於淫褻物品，根據法律在任何情況下發佈淫褻物品均屬違法行為。而向18歲以下人士發佈不雅物品亦屬違法，但法律禁止的是針對向公眾發佈淫褻及不雅物品的行為，因此朋友之間私下傳閱淫褻物品則沒有觸犯法例，除非當中涉及兒童色情內容，因為製作、發佈或管有相關物品的人士，會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網絡間充斥著大量偷拍得來的相片或洩漏他人的裸照，儘管相中人極不願意個人的私密相片被廣傳，但在香港卻難以阻止有關行為，也沒有任何法例可以保障受害人。

偷拍是一個嚴重侵犯他人私隱的可恥行為，政府應盡快訂立「窺淫罪」，才能名正言順地嚴懲偷拍行為。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正視網絡上分享色情資訊的情況。如果色情資訊是在違反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下被發佈，便是嚴重侵犯當事人的尊嚴及私隱的行為，有需要盡快設立一個機制，來禁止及懲處這等傷害他人的行為。

近日Telegram一個偷拍群組曝光，用戶肆無忌憚地分享偷拍女性私隱部位的相片，但其實香港是沒有一條專門針對偷拍的法例。

現時偷拍行為可引用「有違公德罪」、「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或「遊蕩罪」來提出檢控，但以上條例只能應用在公眾地方或建築物「共用部份」，私人地方如辦公室或住宅的偷拍行為只能以「不誠實取用電腦」來處理。但上月高等法院在審理小學試題外洩案時指出，「不誠實取用電腦」應指「取用」電腦，不是泛指「使用」電腦，因此以手機通訊或拍照作案不能控告此罪。[1] 這一判決讓偷拍者免受「不誠實取用電腦」條例的規管，所以現時私人地方的偷拍行為可能出現無法可依的情況。

法律改革委員會在上月結束的「雜項性罪行」公眾諮詢中，[2] 建議參照英格蘭《2003年性罪行法令》第67條訂立窺淫罪來規管偷窺和偷拍行為。簡單而言，任何人為了得到性滿足，在未得另一人同意下偷窺或偷拍另一人的私人行為，就會觸犯窺淫罪。但窺淫罪的應用範圍有多闊，在乎私人行為的定義。根據法改會建議的英格蘭《2003年性罪行法令》，私人行為是指任何人身處在當時的情況下可被人合理地期望能提供私隱的地方，而且——

(a)    該人當時暴露其生殖器官、臀部或胸部，或只穿著內衣遮蓋上述部位，
(b)   該人正在使用廁所，或
(c)    該人正在進行性行為，而該種行為通常是不會公開進行的。

英格蘭窺淫罪的重點是受害人是否身處在合理期望可有私隱的「地方」，而不是被窺淫的身體部位。一般情況下，偷窺或偷拍他人如廁、淋浴、更衣或私底下的性行為將觸犯窺淫罪，因為廁所、浴室、試身室及家居地方都是人們期望能提供私隱的地方。但如果偷拍者是在公開地方拍攝裙底或領口走光相片，如交通工具、行人路或辦公室等，英格蘭窺淫罪就未必能將偷拍者入罪，因為以上地點能否算是一個可被人合理地期望能提供私隱的地方，已是一個疑問，而受害人並沒有暴露其生殖器官、臀部或胸部，亦非只穿著內衣遮蓋上述部位，亦不符合「私人行為」的定義。所以如果政府參考英格蘭的窺淫罪來立法，將不能規管此等偷拍行為。

另一方面，法改會的諮詢文件亦提到新西蘭的窺淫罪，除禁止偷拍他人如廁、淋浴、更衣或私底下的性行為外，從某人的衣服下面或底部，或不合理地隔著某人的外衣，記錄某人的裸露或以內衣遮蓋的生殖器官、恥骨部位、臀部，或女性胸部，均屬違法。因此偷拍裙底或領口走光相片，甚至大特寫他人身穿衣服時的臀部或胸部，都已觸犯新西蘭的窺淫罪，但法改會並不建議採用新西蘭窺淫罪的條文。

政府應加快窺淫罪的立法過程，名正言順地堵塞現時法律真空的情況，讓偷拍者得到應得的法律制裁。偷拍裙底或領口走光直接侵犯個人的私隱，超出市民大眾的底線，懲處此等偷拍行為是社會人士的共識。政府在製訂法律時應一併考慮規管上述在公眾地方的偷拍行為，還市民一個安心的生活空間。
 

本港近日連二接三出現網絡瘋傳性交相片或影片的事件，片中人甚至在公眾地方性交。不管這是否樓價瘋狂的問題，但在公眾地方裸露身體、進行性行為或與性有關的活動，都有機會觸犯「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罪行，是十分不智及衝動的行徑。但其實不只片中人，拍片及「開心share」的一眾網民亦同樣有機會觸犯法例。

在「有片有真相」的年代，不少人遇到特別情況都會取出手機拍下當時的情況，並放上網與人分享，但拍片者小心因而誤墮「偷拍」的法網。雖然香港現時並沒有偷拍罪，過往一般會以「遊蕩罪」或「不誠實取用電腦」[1]來處理。如果性交是在公園或天台如此開揚的公眾地方進行，相信拍攝者並不會因而觸犯法例。但如果性交是在室內隱密的地方進行，而被拍下過程，拍攝者就有可能觸犯法例。法律改革委員會在最近發佈的《雜項性罪行》諮詢文件中更建議設立窺淫罪，為了得到性滿足而觀察或記錄他人在私隱地方裸露或進行性行為，即可被檢控。

此外，當網民「開心Share」這些影片相片時，他們的發佈行為亦受著《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監管。如果片中可看到女性裸露的上半身，很大機會歸類為「不雅」物品，而在網上公開發佈「不雅」物品，必須列出警告字眼及詢問接收者是否年滿18歲。如果片中看到男或女的下體，甚至二人性器官的接觸，就很大機會歸類為「淫褻」物品，不論接收者的年齡如何，公開發佈「淫褻」物品均屬違法。

如果片中裸露或性交者是未成年的青少年或兒童，那就是兒童色情物品，《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嚴禁任何人製作、發佈、管有兒童色情物品，所以拍片者、分享者、下載者都觸犯了法律，可被判罰款及監禁。

這些偷拍或明拍的影片相片，在網絡上多的是，大家多以「食花生」的心態來分享，但當心，「食花生」也有機會「鯁親」，大家要考慮當中的法律後果。而更重要的是考慮傳播這些資訊的行為本身是否道德。當事人在公眾地方作出如此親密的行為是他們的不智，但淪為笑柄已是他們當得的教訓，大家沒必要多加一腳，加入網絡欺凌的大軍，因為縱然他人有錯，我們亦不可以亂罰。如果當事人是在不清醒（受酒精及藥物影響）的情況下被偷拍，我們更要將心比己，考慮他人的感受，阻止這些侵害他人私隱的資訊在網絡散播，表達出對他人的尊重。

一人之力可能改變不到整個網絡生態，但筆者仍相信擇善而行是正確的做法。

對於近日發生的屯門三屍慘劇，筆者深感哀痛。對於有部份報道將三名死者的樣貌公開，並使用「女疑兇」一詞去描述懷疑自殺的那位女死者，並將事件定性因為她飽受濕疹困擾才導致慘劇發生，筆者感到這種做法並不恰當。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以往曾於2004年出版過一冊《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1] 由於新媒體的變化，他們於2015重新出版一本名為《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2] 為傳媒工作者處理有關自殺的新聞或訊息時，提供一些指引。

以下是一些在手冊裡曾提及的原則及建議，在今次事件上，是值得媒體再次注意的：

1）保障私隱及顧及高危人士潛在危險：傳媒工作者在報道時應盡力減少造成傷害的可能性，要尊重自殺事主及家人的私隱，避免增添他們的傷痛，避免向自殺死者所屬的群體（包括網上群組）、居住的地方貼標籤，造成污名化，令他們承受重的心理壓力。[3]

2）在選題與編輯方面：除非涉及公眾利益或重大公眾關注的事件，避免將自殺新聞刊於頭版或傳媒網站首頁，盡量避免使用特大字體標題；另外，亦應避免自殺方法或單一自殺原因放在標題上。[4]

3）報道內容方面：避免詳述自殺方式、過程，及如何獲取自殺工具之細節；避免將自殺原因簡單化。[5]

4）圖片及影像：因為受眾廣泛，避免刊登自殺者相片，如涉及公共利益而需要使用相片，宜採用「打格仔」方式淡化；避免標籤自殺地點為自殺熱點；避免以設計圖片及動畫去描述自殺方法、過程、場景（與自殺相關的設計動畫亦應避免）。[6]

5）網站方面：避免把自殺新聞列為網站首頁及推薦熱點；避免在自殺新聞之間建立相關鏈接。反之應將自殺新聞鏈接到相關防止自殺團體或精神健康服務網站。[7]

列出有關原則及建議，是因為筆者於網上看到不少報道，都未能符合前文曾提及的部份指引。為了尊重幾位死者及他們的親人、鄰舍，並減少對公眾造成負面影響，避免增加情緒不穩人士的壓力，希望媒體日後在報道有關的新聞時，可以參考報道自殺新聞的指引，並作出恰當的報道。

延伸閱讀：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與你同行WeCare」網頁，2018年，https://wecare.csrp.hku.hk/，2018年6月20日讀取。